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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本文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发表的关于普通人记忆的历史，亦为“思享者”活动选出的十佳作品。）
我们健忘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我在这里要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记忆与忘却，这个话题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常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对过去无论是经验教训还是荣耀，无论是成功的，还是苦难的东西，把它们都忘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悲催”的，也很可耻。
我们不说那么远，我们说五十年的历史，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都不清楚了，都发生扭曲了，或者被遗忘了。再说得近一点，四十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今天的人们怎样看待“文革”？怎么样评价它？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真正地进行彻底了解、彻底反思，以至于很多人说要回到“文革”那个时候，而且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迹象，回到“文革”那个时候的迹象，或者是对“文革”的一些美化。
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
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老婆还埋怨他，说你花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他找到了四个，当时央视报道的时候他找到了三个，报道了以后又有很多人关注，通过连锁的帮忙，后来找到了第四个，把这四位烈士的证书都送给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拿到烈士证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生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烈属的话会有很多政策的照顾，会有优待，可有些人没有享受到，所以家里人拿到这个烈士证书的时候真是痛哭号啕，把李红旗视作上苍派来的使者，让他们的亲人终于魂归故里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不只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都很远，散布在全国各地，到一个地方需要当地部门的配合帮助，比如他到民政部门去，或者到哪些部门去了，这些部门的官员说这些东西早失效了。他非常不容易地为其中二十六位烈士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会引起很多的联想。首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送达？这些通知书，这些烈士证为什么没有送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无法送达，找不到，难找。它们送达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部门，在什么档案馆里面存档？没有。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流入了废品收购站？他们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是千千万万死去的人中的一个，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些人，包括我们大家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民，还要追问普通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难道就像这些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会感觉到我们的命运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人应该是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天天都在说今天的好生活是前人牺牲、奉献换来的，但是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连他们做过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们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忘恩负义。更为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是，记忆是什么？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记忆的话，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就会中断，当然也谈不上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这一点大家不难理解。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个体与社会。我们的话题是一个关于社会记忆的话题，或者叫集体记忆。我们说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关于自己的，或者关于其家庭的、其先人的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跟一个更大的历史，跟一个宏观的历史发生关联？这就涉及个体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莫里斯·哈布瓦赫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实际上他是在谈个体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会涉及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一种思路。
布迪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不限于社会学家，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他作过很多的研究。布迪厄说：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很具体的东西来理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赖特·米尔斯，他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开篇其实就在谈普通人，谈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当中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烦恼，是怎么跟一个公共议题上的更大的、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发生联系的。他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把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烦恼和公共议题当中的社会结构打通、贯穿–这样的一种能力，将其概括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具体来说，比如说在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衰败，或者说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转型的时候–大家今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大的转折、剧变，那么失业这件事就不是个人能够去化解的问题。我们身边的例子，比如说企业转制，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转型、企业转制的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失业下岗的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地区，比如说东北，大家都失业下岗了，买断工龄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能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吗？说一个人下岗了，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因为他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是，是因为整个产业都转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当战争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于全球化体系当中的一个内在属性、一个内在的基本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引起的困扰，个人面对它时是无能为力的。
制度如何影响了个人生活和记忆
所以我们说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其实也不难，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来源于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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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阁：那些野草的声音
转眼间，709律师劫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十多名维权律师、多名草根人权捍卫者如望云和尚（释性慧，俗名林斌）等人，依旧没能见到律师，国安体制的狰狞面目越发显示出来。后续的事态仍在发展，如李和平律师的弟弟李春富律师也被抓捕，余文生律师遭遇传唤，广东律师刘正清、湖北律师黄思敏、北京律师陈建刚、李国蓓被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多名声援上述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人士，也被抓捕，如武汉尹旭安、王芳等人，最新的，则是广州的刘亚杰（刘金莲）、孤家寡哥（卫小兵）、南方老头（黄永祥）……等一干人，因印制声援女律师王宇的文化衫，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拘，与上述四位有关的广东人权捍卫者花满楼（赖日福），随后也被抓捕。
与知名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不同，这些草根人权捍卫者并不为人所知，其存在仅仅被极小的积极分子圈子所感知，当他们进去后，除了在早期获得一些报道之外，很难得到持续的关注，更没有人将他们的遭遇与宏大的进程联系起来，看成是什么”分水岭”或试金石——这样的比喻，倒是常常被用在一些更加知名的异议人士或人权律师身上，甚至，人们都不知道这些草根人权捍卫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投身到这样的危险之中，对于人们来说，他们是仿佛异次元般的存在，即使是在同样以自由、民主、人权为追求的圈子或群体里，他们也鲜为人知，更鲜被提及，在微博上，几乎看不到有所谓的公知、大V提及或转发他们的活动、受难和牺牲。
经历了1949以后近30年的全面极权专政的清洗和压制，大陆民间的异议抗争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对应的社会基础，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各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观念，却可以先于社会进程而切入到少数自觉者的身上，这也就注定了从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大陆民间的异议抗争的两个特点，一是观念先导，即少数自觉者远远超出于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认知，孤独地进入到了观念的自觉，展开寂寞的异议抗争；一是依赖于少数先行者的出现，而在当时，这些先行者大多来自既有的社会中上层，这既包括政治出身的中上层，如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王军涛、吕嘉明等人，又如19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戴晴、陈小雅、梁晓燕等人，都具有干部子弟身份，又包括文化传承上的中上层，如刘晓波、陈子明等，不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身也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
1989运动因其规模和结局，带来了更多自觉的异议反对者，但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89学运的参与者具有相当的单一性，主要局限于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因此，尽管1989以来，大陆的异议抗争不绝如缕，但从可辨识的成员构成来看，主要还是当年的参与者为主，整个1990年代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无论是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组建尝试，还是1998年的浙江、北京、四川、湖南、陕西……等地的申请组党人士，其参与者不是民主墙时期的老将，就是1989运动带来的新血。
与此同时，大陆中国迟来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出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这当中，比较引入注目的是以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之类的新兴社会阶层的中上层，也就是俗称的中产阶级，也包括加入WTO之后，以外向经济为带动，而迅速出现并壮大的以流动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阶层，和以白领职员、商业销售、企业管理、中小企业主为主体的新兴市场化中层群体。以市场化生存为基本的纽带，上述群体都具有一定的自由化倾向，不仅在观念上更多地亲市场、亲法治、亲自由，随着自身的发展，也对于自由和权利有越来越多的憧憬，对于体制则有着天然的警惕。也因此，新的社会条件出现了，先行自觉者的观念先导，在最近十年，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回应，异议抗争的群体，也开始有了知识分子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加入。
不过，在新兴社会阶层这一泛群体内部，仍有不同，相对而言，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的中上阶层，既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不断获得各种收益，同时又感受到了来自体制的某种剥夺和排斥，因此，既希望有所改变，又畏惧突如其来的变革，更倾向于在底线内推动，在既有秩序下渐进，而相对居于中下层的新兴社会阶层，其个人处境，以及与体制的关系更有张力，也更能体会到体制对于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直接剥夺，暂住证、城管、工商、税务，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体制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作为体制对立面的存在，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改善自身以及后代们的境遇，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更新的体制，而不是缓不济急的所谓底线推进。
近年来，在推特、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逐步涌现来的一批草根抗争者，主要就来自于新型社会阶层的中下层，来自于他们对于自身和体制的重新认知，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推动力，以最新被抓的刘亚杰、南方老头和孤家寡哥为例，他们都有着自己尚算不错的职业或业务，即使是看上去较为窘迫的积极行动者如王默、谢文飞等人，也并非是毫无发展机会，自身也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只是，正如三十年前观念上的先行者一样，他们更为敏感，也因此更为自觉地意识到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也因此愿意投身到更为直接的抗争行动中来。这些野草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既受到了专政者的直接打压，同时，在所谓的去政治、去对抗的路线影响下，也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但是，在新极权体制强固扩张的时代，所谓的渐进路线已经沦为了笑话，最近的天津大爆炸事件中，中产阶级的脆弱和无助，也越来越让人明白到，没有抗争就不会有改变，而没有体制的全面更新，所谓的渐进无非是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野草的声音，尽管微弱，却预示着自由化观念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结合，预示着一种通过抗争走向变革的可能，即使在这样的冰河时代，这些勇敢的声音也在表明，没有什么廉价改变的可能，通往权利和自由的道路，正由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而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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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任志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9月21日，团中央微博撰文号召“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旗帜”，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微博话题。任志强转发并评论：“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引来五毛围攻：
任志强随后写长微博回应，称：“当我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微博上评论这个口号骗了我十几年时，引来了无数的漫骂。那就写个长篇大论，讨论一下这个口号的荒唐。你可以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但你绝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下辈子也不是。”
9月23日，团中央宣传部长景临发长微博《与任志强先生榷》，指任志强“公开鲜明、郑重其事地反对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自拍视频，称：“共产主义没有辜负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只谈共产主义理想而漠视当前的尖锐问题，也不能因为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个腐败的坏领导，就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扯淡’。”
9月23日晚，任志强再发长微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提出五条改革建议，并称：“千万别让团中央用愚昧再去欺骗年轻的一代。千万别让改革开放退回到改革之前。我不在乎别人骂我，但团中央不能用无知欺骗社会！”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柔玫瑰575：从我还没学会说话时就听到这种声音，六十年后还是这个老调，可现实呢？看到的是; 贪官遍地，强拆滥捕，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心涣散，道德下降。某些人却还在那里枉谈什么共产主义！！！
吴大头大头吴：看了您与任先生的文章，您的文章全篇在谈理想，而任则关注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您的观点是：只要理想正确，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都能解决。而任的出发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理想都是虚的，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从小到大听惯了口号理想，但现实中的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这一轮较量，任胜了
抗压王1：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其实就一句话:接班指的是继续奋斗，而不是坐享其成，这点我深深赞同，您跟任志强对接班人的理解不一样，这样吵并没有什么用。我关心的是，如果这样的文章就是公务员考试申论的范文，那跟八股文有什么区别？
北极地瓜：共产主义，首先从环球时报不删评论做起。
一品菜刀侍卫xs5：既然你们的主义这么伟大又手握宇宙真理，怎么还有那么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前仆后继的通奸腐败，别说西方也有腐败哈，他们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腐败才是怪事
月球G：活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中，还要伪装的道貌岸然去教育别人，那要怎么样的厚颜无耻才行？！
拿望远镜眺望未来：任总的理论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和团中央的枪手都不在一个等量级！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还用文革的思维和理论，这样的人长期占据国家理论思想阵地，真是贻笑大方了！
挺讨厌这种文革余孽的思想。即不搞经济建设提高大家生活水平，又特喜欢窝里斗，你给我戴帽子我给你戴帽子。幼稚的可笑。都过去30年了，怎么还能死剩下一些。
新辩证唯物主义：任志强同志果然有理论基础，这个党员不是混的!
超级令狐聪：呵呵优秀党员任志强 年薪七百多万并且由党委一致通过
初心怡然-坚守：把房子平均分分把，我们不要别墅，90一下就行。
大漠孤烟xj：您退党了吗@任志强
郭少林：前段时间还听这个老共产党员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社会”，这就开始打自己脸了，要挣钱也别昨是今非，晚节不保。通过你在微博上的言论发现以前大家觉得是你是最黑心的地产商，一点都不冤枉你啊。
贫僧法号祥林嫂：老是有人在老任微博下谩骂，何必呢。有人说他是靠着父母的荫蔽发达的，中国比他爹妈官大的多了去了，还不是有那么多败家子弟。至于说他吃了D饭又骂D，正因为是D员内部人才更了解，更有批评的资格。鲁迅拿着国民政府的高薪骂国民党，马克思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社会主义开拓者。怎么就被捧为圣人了呢？
追寻梦想Kris：谁人不知道/那个是谎言/只是都不去揭穿/演员（官员）和观众（普通百姓）都很明白，拿钱养着共青团的一大票人，所以你们就为主子背书，说谎话——典型的一帮有奶就是娘，根本不用良知去分辨对错！
© 喜闻乐见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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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中国顽固贪腐势力何以充满必胜信心？
日前，我因偶然机会在一次朋友的宴请上碰到了一名经商的旧识。该经商者已列身于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商家，进而经常成为官员的座上客。记得当日在酒桌上脸红耳热之时，该商人对大家热议的反腐一事大泼冷水，让我闻之心惊。
那商人说，反腐是一场必败的战争！原因在于：
其一、资源上，中国绝大部分资源已经牢牢掌握于这些被称为腐败者手上，天皇老子来也无法将这些换掉，或改变，甚至可以说这些反腐者也必须依靠这些掌握资源的贪腐者，否则寸步难行；
其二、队伍上，中国现在官僚体制内，经过这几十年的市场化，身上乾净的能找出几个？就算有几个，靠这几个人能改变中国？所以干部队伍不管挖出来谁，也很难脱得开过往那些权力与金钱的千丝万缕联系。这么个队伍，这么批人，就不要担心会出现与过去彻底割断。相信这世界没有真能将自己脑袋割下而重新换个的；
其三、理念上，这个社会依然信奉打江山坐江山，无论是官二代还是红二代，不管有多少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国家是权力集团的国家，贪腐与否是权力集团内部事务，与天下百姓无关，而权力绝对不能与天下百姓分享；
其四、社会风气上，权贵虽让百姓仇视，但也让民众羡慕。社会普遍还是以权贵为能人，以成为权贵为追求。所以，延续权贵统治依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这些原因下，中国今日反腐根本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深入，更不可能改变这个体制。
所以，中国反腐只能是治标，不可能走向治本。因此，不管今天反腐多猛烈，那都是暂时的，一阵风似的，过后一切照旧。
该商人之所以能发出如此宏论，皆因他经常混迹于北京与省府的一些官员中，经常听他们私下谈论时局。如此一来，该商人事实是表达出了他身后一大批官僚与官商的共同立场与见解。
反腐走到今天，从种种迹象可见，官僚队伍已经由起初的惊惶失措，进入了淡定面对。现在官员谈论谁被查了时，再无早前那种忧虑之情。这就说明，反腐对官员的震慑力已经过去，大家对这种反腐风暴已经麻木或者习惯了。由此证明，中国反腐的风暴显然已经在这种体制性强力的消化磨损下，变得日益衰竭、乏力。
所以现在恐惧的不是贪腐集团，而恰恰是反腐集团。腐败势力在强大的同一色的体制性团体力量下，有绝对的把握确保任何涉及根本性改革的政策不可能出得来。其一决不启动任何真正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其二决不吸收体制外那些没有污泥的人士入体制内，或将那些人打入冷宫，彻底压死；其三坚决阻止权力集团中个别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式“妄动”，保证国家不出现大的突发性变动，使政策与法律反映统治团体意志。
这样一来，那些权力与资本通吃的势力依然是中国的主导，就算每过二十年来一次反腐风暴，那也只是为挽民心、救权力而采取的应景之术，而中国代表权贵集团统治的政体与国体则将千秋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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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吴祚来：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等于公民（通过选票） 的选择。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
中共的历史合法性，是被毛泽东一步步破坏的，邓小平只是在生活与生产领域有一定的修复，人民一日没有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公民一日没有真正的选票，当政党就没有一日的合法性。
王岐山让中共合法性问题脱敏
为期3天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9月9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多达60位中国国（境）外的前政要及知名学者面前，王岐山提到了一个对中共而言堪称敏感的话题——中共执政合法性。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尽管官方背景的“学习大国”对王岐山讲话作了独家解读，譬如，解读之时不忘提醒读者，王岐山所言的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政治层面，与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是不同的。政治层面上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指当政者的正当性，中共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共打下了江山，因此有了正当性，也就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讲话，除了让“中共合法性”这一话题脱敏，主体内容并无新意，仍然停留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里，这样的逻辑在党内或其控制的官场也许可以自圆其说，却与当代政治常识与社会逻辑相悖反。
王岐山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其一，这次会议名之为“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方背景的微博“学习大国”的解释是，这样的对话意味着中共的开放性。
在我看来，如果中共与世界有代表性的其它国家的当政党公开对话，并公开会议发言或对话内容，我相信这会是中共开放性的第一步，但中共纪委书记与有关中共部门物色的一些国际友人，假装成中共与世界对话，这样的会议是对话不如说是在演戏。
中共领导人或王岐山书记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开会，什么叫对话，什么叫做报告。记得上次王岐山书记在清华与福山等知名学者对话，实则是王岐山先生在做报告或讲演，其它人象征性的针对他的讲演发表一点看法，因为王岐山先生还有一份当年的学者情怀，所以愿意与学者进行所谓的“对话”，但由于王岐山位居中常委之位，所以参会者实则是听了王岐山书记的一场报告；这次所谓的对话还是一样，王岐山书记继续演绎一遍中共自说自话的党国逻辑，完全见不到其它人与之对话的内容，参会人员只是扮演了代表“全世界”的对话嘉宾，集体合作表演了一次中共与世界的对话的行为艺术。
其二：中共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权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天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与此“天命论”相对应的还有天谴论，以及皇帝的罪已诏。无形的天，被赋予人格神的力量，不仅主管着人间生老病死，而会操持朝代更替。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再相信天意或老天爷对朝代更替的主宰，于是创造了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按照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一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历史与人民的主体性如何体现？按照中共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与人民选择了大秦，还选择了唐宋元明清，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黄炎培就谈到过，毛泽东当时的说法是，要摆脱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中共在延安还有过用黄豆当选票，选举地方政府官员的民主实践），而对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认同与倡导，延安时代就有车载斗量的文章发表，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里，可以较完整地看到（有趣的是，中共中宣部却封杀了这本自己当年的声音，历史的承诺因此可以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方式，让公众忘却）。
人民的民主，通过选票或普选方式，产生领导人，这是普世民主，后来，中共通过所谓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党领导一切，通过中组部选拔领导干部，将民主转变为党主，党领导民主，本质是党主导一切。党管干部，党管经济，党管文化教育，党管社会，中共承诺的民主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模式被一步步转换成一党极权政制，中共通过枪杆子，使历史与人民不可能进行现实的政治选择，党领导一切，连历史与人民都改由中共来主导。
其三：毛泽东有计划地破坏了中共应有或可以有的合法性，即便在传统皇权时代，皇帝打下天下之后，就由天道合法性，转入人道合法性，天道合法性，就是丛林法则，靠实力打出自己的天下，而人道的合法性，就是顺从民意，让民休养生息，尊重民意以顺应天意。
而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则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之后，实现宪政，还权于民。 1945年4月22日延安中共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说得非常清楚，中共不搞一党专政：
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关于军队的国家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有具体论述：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
而关于人民的统一，毛泽东并没有强调当政党的领导，而是强调“自由”、“政治民主”对统一人民的价值基础：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中共在延安时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追求如出一辙。有人说，这是毛氏骗局，用欺骗的方式，谋取当时知识分子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视其为政治欺骗，整个中国知识界或中国人民只能自认上当，并承受相应的灾难。
但我们如果将其看成历史的承诺呢？王岐山说，执政党的历史承诺是其政治使命，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当时人心向背，是根据中共的政治价值追求，就像中国有权要求日本侵略者道歉一样，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中共兑现历史的承诺。这历史的承诺，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里写得清楚明白。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背弃了自己庄严承诺，先是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然后就是打击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没收或国有化各种商业资本，将农民土地公社化集体化，变相成为国有土地，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之后，又将党的天下，变成毛的天下，全国人民与军队，只热爱与效忠毛泽东。毛泽东一步步破坏了中共的历史合法性。
如果毛泽东按自己的延安承诺，建政后实现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化，言论结社信仰自由化，以及联合政府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宪政化），中国在当时就已然进入准宪政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秦以降的中国史，没有很好重建合法性的，一是秦朝，得天下之后，没有还民以休养生息，其治不过二世；其次就是元朝，将汉人、南人贬为三四等国民，打天下统治天下者一直将自己视同征服者，国族和解与文化精神统一性，一直没有完成；与秦相对应的是汉朝，尽管汉初统治集团内也是刀光剑影血色宫廷，但黄老之治、与民休息，使其统治具备历史的合法性，与元对应的是清，大清尽管也有八旗制度，但对汉传统文化的尊崇，追求道义之治，包括族群和解，仍然有其可称道之处。
中共政权在毛泽东治下，继承的是秦、元之治，打天下之后坐天下，坐天下，乱天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无休止的迫害与专政镇压，天道的合法性，没有在和平时代转化到人道的合法性，毛泽东之乱，直到邓小平时代才重建了生活与生产、市场领域的秩序，但邓小平一直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直没有重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王岐山等中共精英们应该清楚，当代政治的合法性与传统统治的合法性不可同日而语，中共政权建政至今，甚至连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标准都没有达到。传统王朝打天下符合天道，治天下，却转型到人道，当官为民做主，即为民主持正义，统治者与百姓共同遵守共同的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信，当天下出现大的灾难（主要是自然灾难或异像），最高统治者会下罪已诏，反省自己的罪责。
中共从毛泽东当政以来，一直超越于法律与道德之上，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毛泽东走下了神坛，但中共没有走下神坛，一个没有走下神坛的当政党，怎么可能会有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人民与历史的选择，代替不了现实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一个宏大概念，人民只有手持选票，成为国家公民，选举自己的人大代表或议员，通过真正的民意代表，选举各级领导人，将历史的选择，转化为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现实的选择，中共才有可能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台湾国民党现在拥有执政党地位，不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结果，而是公民与现实选择的结果，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是重建合法性的结果。
在谈到中共合法性之时，王岐山点到了历史与政治承诺这样的话题，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政治舞台上，都要面对自己的历史承诺，兑现或追求实现自己的曾经的政治承诺，也体现其政治合法性。中共一时无法兑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完全可以兑现延安承诺，追求延安价值。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必须要做到，天道的合法性，转型到人道的合法性，历史的选择，要转型为现实的选择（每四年或五年有一次大选），人民的选择，转型到公民的选择，专政之治，要转型到宪政之治，即党主社会要转型到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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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习近平：中国反腐不是“纸牌屋”
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晚宴上强调：没有什么纸牌屋
周二开始访美之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再次呼吁美国对中国的海外反腐行动提供支持。同时他强调中国也是黑客袭击的受害者，并许诺进一步开放和改革中国经济。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路透社报道，周二，刚刚开始其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强调，中国打击贪污腐败的行动不是像美剧《纸牌屋》那样的权力争斗。
习近平此前警告，腐败可能会威胁到执政党共产党的生存。在他发起反腐运动的这三年里，大批党内、政府、军队和国企的高层官员落马。
对于这一局面，不管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不断有人猜测，这场反腐运动更像是习近平清除异己的手段，而非真正的对党内干部队伍进行清洗。
“打老虎”不是上演《纸牌屋》
周二抵达美国西海岸大都市西雅图之后，习近平在出席当地举办的欢迎晚宴时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及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此语一出，现场宾客报以笑声。
美国人改编翻拍自英国原作的政治题材电视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在中国颇受欢迎，不少人通过非法下载和盗版DVD观看。
“如果我们不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人民既不会信任我们，也不会支持我们”，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治党；对党的治理也要严格。”
中国当局曾经多次要求美国对其”猎狐”行动提供支持，包括将逃亡美国的中国贪污分子遣返回国，中方也多次抱怨其反腐行动因为西方国家拒绝与华签署引渡条约而受到阻碍。
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对于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来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潜逃的最受欢迎目的地。
习近平于周二开始其为期近一周的美国访问之旅。他此次出访的第一站是西岸的西雅图，并在那里出席一系列商界活动；周四，这位中国领导人才前往华盛顿，并于周五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他准备的国宴。之后他还将在周六前往纽约，并于下周一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发表讲话。
据分析人士猜测，习近平与奥巴马之间的会谈可能会提及要求美国协助中国反腐”猎狐”行动。周二，他在西雅图表示：”中国人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协调，让贪污腐败分子在海外也没有藏身之地。”
中国不能保证从美国引渡的嫌疑人的安全一直都是引起双方不快的问题。美国方面强调，并不反对与中国在这个领域合作，但是中国常常不能提供足够的犯罪证据，以满足美国法律所要求的引渡标准。
人权等敏感话题
另据报道，周二早些时候，大约有100人聚集在西雅图市中心，抗议中国对人权的侵害。这应该是习近平访美期间可能会举行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中的第一个。
美联社周三分析称，尽管美国方面已经警告，北京当局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采取的严厉打压行动可能会给习近平此次高调的访美之行蒙上阴影，但是在周五的白宫”奥习”会谈中，人权议题可能不会成为两位国家元首讨论的主要议题。
在这场高调的美中高峰对话开始之前，10名美国参议员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极度暴力侵犯”表示担忧。
面对另一个引起两国摩擦的话题–黑客袭击，习近平周二在西雅图强调，中国也是数字攻击的受害者。”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去参与经济间谍行为，或者去鼓励或支持任何人的这种企图。”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北京将致力于推进金融改革，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他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表示，在开放经济的进程中，中国不会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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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没有纸牌屋 只有甄嬛传
习近平：中国反腐没有权力斗争 没有“纸牌屋”
核心提示：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欢迎晚宴。他指出：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要顺应人民要求。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
中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我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说的打铁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党内也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支持和配合，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
全文内容
相关阅读：德国之声 | 习近平：中国反腐不是“纸牌屋”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letscorp：习近平访美首站西雅图，刚刚参加欢迎晚宴时演讲称，中国的反腐不是政治斗争，没有“纸牌屋”。 #纸牌屋和你国政斗大戏比起来只能算是家庭伦理剧。
9527_小马哥：中国没有纸牌屋，只有甄嬛传。
肖锋：中国没有纸牌屋，只有四世同堂。
郑维：美国人一贯着眼于外交的实质成果，中国人则注重象征意义多于一切，把外交高峰会作为提升在国内合法性和领导人在国内的个人形象的机会。所以，问题来了：老板在美国讲反腐没有纸牌屋，要求美国配合反腐追逃的时候，求台下陪坐的衮衮诸公内心的阴影面积。
fallensin：习说没有纸牌屋，我是同意的，因为咱的剧情精彩多了。酱油瓶，法拉利，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谁比得上？
catsinrain：习近平：中国的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 // 谁说刁大犬不懂幽默的？高阶多层次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荒诞黑色幽默信手拈来呀
madao_chris：“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及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说到这里，现场对习近平抱以笑声和掌声。——所以，大大是怎么看的美剧？
Y先生的眼：真的没有“纸牌屋”？成天被硬拉作各种背书，又不能大吼一声震破屋子，这到底算什么屋？
小津DAIJIN ：木有纸牌屋，只有麻将馆。
11号地铁南：政治有纸牌屋也很正常，只要有利于清除腐败恢复社会秩序，有利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就要坚决的斗争。
mmjiushimm：还纸牌屋，真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
杭州老丁丁：就鸡毛国这样的体制，有资格有纸牌屋吗？烤！
阿瑞摄影：纸牌屋 ：House of cards是一个固定习语，字面意思是“用纸牌砌成的房子”，含脆弱，一击即破之意。也有人指出，美国众议院叫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而House ofcards(纸牌屋)里的House即是指国会，指代整个美国政坛；其次，Cards本义牌技，政客们的手腕正如“列王纷争、权力游戏”。
燕归空：这盛世，如你所愿。
AMIN-A：Are you sure？自己都笑了吧
不告诉你：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文山娃：中國沒有權力爭鬥的紙牌屋，但有送你駕鶴西去的醬油壺。
rocketsdavid：还去国外普及太平盛世？
Robert见贤思齐：说完以后笑了。
汉娜之眼：习大大的演讲稿里提到我们没有什么纸牌屋，可是我们有生活大爆炸啊！
事袅拂衣去：纸牌屋没有，恐怕是黄金屋！
太阳炒土豆丝：习特勒家有多少财产啊，公布一下呗。
黄金峰：我觉得中国这些事儿拍个纸牌屋比美国的精彩一万倍。
Shinoowriter：还有政治规矩的帮规呢。
ByhpJerry：中共的权斗岂是纸牌屋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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