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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招远血案：失焦的舆论场
血训这个词，只活在字里行间，于当下中国并无现实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付出血的代价，却没有获得本该对应的教训。
从招远血案的公共舆论场来看，明显失焦，甚至与毫不相干的其他事件混在一起了。就像马航事件一样，由于事态在急剧变化，这使得讨论的焦点也在不断飘移，失去准心。
一位学友帮我整理了有关此事的微博评论，略加归类，划为三重主题展开：一是警方作为尤其是案情通报节奏；二是有关邪教事宜话题；三是见义勇为辩论。当然，可供探讨的主题远不止于此。
这中间的观点相对立体，我无意挺谁，所以排序并无先后。于血案本身，我们都是围观者，只不过一类人在现场围观，另一类人包括我在网络围观。明天，似乎不可能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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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血案的新闻通报
@招远宣传部：山东招远宣传部副部长于言伟表示，公安刚开始以为是简单治安案件，后在嫌疑人家里搜出邪教资料，立马向山东省公安厅汇报，省厅向公安部汇报。最终由公安部定性。之所以在案发3天后公布案情，是担心过早公布影响破案。
@展江：招远命案令人痛心疾首，信息及时公开如何保障？光天化日下的命案三天后才通报，这是公众在痛心之余的一大质疑。根据2007年11月生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信息，责任不可推卸。此外，针对民众其他质疑，也要及时回应，否则难免舆情汹涌。
@王福重：如果得过切过，把注意力转移，那些人就白白死了！每次重大灾祸，都是检讨的最佳时机，不要为任何人和事讳，不要放过任何细节，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才会少死人！而中国人最不认真，一旦出事，除了瞒和骗，就是搅混水，不思进取，悲剧怎么会避免呢？因此，招远的事，得认真些。
@袁裕来律师：【山东招远杀人疑犯的姓名该不该公开？】1、无法律禁止公开成年疑犯的姓名；2、若有碍侦查，案情应保密，本案无此情况；3、案情疑问较大或轻罪案，为保护疑犯权益，不宜公开。本案无此情况。4、公安机关和央视大张旗鼓地曝光嫖娼案件，本案疑犯在公共场所杀人，其姓名也保密，难以服众。
@孟非：【关注招远】一个演员嫖娼警方立刻公布了他的名字，而招远警方却能对当街行凶杀人者的身份三天一直保持沉默。这背后可能存在的不公平是民众被激怒的原因之一。
@简直：转发不足以全面表达态度，单发亮明观点：1、此案恶性数百亿倍于@薛蛮子 嫖娼案，@央视新闻 必须给予十倍以上强度曝光。2、暴徒公共场合当众残忍杀人，所有成年凶手均应处以极刑。3、司法系统应通过案例彰显支持中国人的正当防卫权，所有在暴力现场的人士均有以极端手法包括杀死暴徒以制止惨案的权利。
@张馨予：这个世界怎么了？光天化日下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却没有人上前阻止没有人管,太可怕…刀笔诛心，请勿避重就轻，希望还原事实，一起谴责杀人者，并且，应该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色即是空：【别拒绝“全民陪审”】鉴于山东招远麦当劳当众杀人暴行已经引起全球关注，谣言满天飞，有司说法起初避重就轻，现在又定为邪教犯罪，仍然不能服人。希望 @招远市公安局 公开6嫌犯姓名、身份等信息，让网民挖掘真相；同时，应公布审讯录像，请公众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
@琢磨先生：看了最近的几则新闻，你们可能跟我感觉一样，悲愤到无力。三个光背畜生照死里群殴一个少年，一家六个畜生直接打死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一个畜生警察直接开枪准备打死一个村民。我想类似事情不是空前，也不会绝后。让人感觉小心翼翼地老死，都成为一种奢侈。法律若不声张正义，国家便成惊弓之鸟。
@石扉客：招远案真是试金石啊，多少浑然天成的愚蠢自此急不可耐地水落石出。招远事件众声喧哗之时，媒体人这点定力应该有，不应该简单跟着议程设置走，更不应该瞎嚷嚷。这事真相不难，人也没跑。观察走向与深挖背景要重要得多。
@朱学东：安静下来，看了些与招远惨案相关的新闻和信息。我还是无法形成自己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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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邪教事宜问题
@清华孙立平：关于招远事件与邪教的关系。1、如果这是邪教发起的一次恐怖袭击，罪责在邪教。2、如果如传言所说，是教徒为发展成员索要电话引起，与邪教有直接关系。3、如果凶手因加入邪教导致心理神智问题，与邪教有间接关系。4、如果没有上述或类似因素，与邪教无关。就像一个罪犯是党员，不能将罪责归结为党一样。
@长吉歌诗：邪教是一个思想批判语言而不是法律批判语言，思想的邪恶只能以思想的纯粹来批判，法律只能批判、也即惩罚行为的不端而无权置喙于思想，也即共同体无权置疑共同体中个人不同的思想，它只能限制、消灭人对他人人身、财产的物理伤害和侵犯，正如大法官米勒所言：法律不知道异教。
@阿花：招远凶手被定性为邪教组织成员，昨天看了视频后我也认为六人行为脱离正常范畴，但宣称邪教应当非常谨慎，因为这意味着千千万万没有行恶的教徒被连坐。即使是奥姆真理教，日本司法部门对其的定性也经过反复，先剥夺法人资格，后来又推翻了这一判决。这个口子一旦打开，难免不会成为宗教领域的寻衅滋事。
@风之子：法国专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以“危险性”来界定邪教：一个团体，利用科学、宗教或治病为幌子，掩盖其对信徒的权力、精神控制和盘剥，以最终获取其信徒无条件效忠和服从、并使之放弃社会共同价值观（包括伦理、科学、公民、教育等），从而对社会、个人自由、健康、教育和民主体制造成危害，即为邪教。
@王小山：不懂，杀人跟信啥宗教有关系吗？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的都有杀人的，为什么强调宗教背景呢？另 ：啥是全能教？
@段宇宏：前段时间小心翼翼发些评点全能神的微博，要么按发表时跳出窗口告诉我“有违规内容”，要么就是发出来很快被锁帖。这一晚过去，满屏都是全能神，看来形势有变！
@吴钩：为什么全能神在北方的发展远比南方猖獗？说透了原因非常简单：北方的传统社会组织及其机制、功能（包括提供信仰的功能）基本上已经解体了，社会沙漠化，空心化，原子化。于是什么邪教都可以轻易地趁虚而入。
@石景山：人民日报文章说，邪教有六大特征：一、教主崇拜；二、精神控制；三、编造邪说；四、敛取钱财；五、秘密结社；六、危害社会。
@十年砍柴：一中年男性带领全家人（包括未成年儿子）将一位并无冤仇只是不愿给电话号码的女子打死，寻常人很难理解。但获知这一家信邪教的背景，就没什么可奇怪的。被邪教洗脑的人眼中，忤其意者皆是可杀之妖魔。年少时读史惊讶于洪杨“拜上帝教”的动员能力，许多骨干全家族不论老幼入教随军北上，现在想来恐极。
@杨俊峰：满屏都是都是招远麦当劳杀人案，也应景说两句：此案恶性极大、令人愤慨，但在法律上却是极普通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否为邪教不应是法律所考虑的因素，法律只应评价是否属于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即所谓的“法律不认识邪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至今仍是合法组织的原因即在于此。
@兔主席：我理解的cult是围绕一个个人或理念，有封闭性和偏激成分，能系统性促使成员自伤或外伤的社会组织。成熟的宗教或集权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基本都是cult。cult在社会广泛存在，绝大多并不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存在：比如各种小众爱好团体（如动物保护者）。传销。wikipedia的维护者。民企内基于个人崇拜的管理。“邪教”中文对应的应该是基于某种类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基础，有极端化成分（就是超出一般认可的社会行为标准），并且存在系统性煽动、鼓励极端化思想或行为并为成员及或非成员带来心智或身体伤害的implicit或explicit行为准则或教说的组织。
@萧-瀚：“邪教”最多只能是宗教术语，不能是法律术语，一旦成为法律术语，就会像以前的地富反坏右等一切杀人标签一样，将某类与他人有不同信仰者打成贱民。一个人只能因为做什么而犯罪，绝不能因为信什么而犯罪。只要不在行为上触犯良法，信垃圾也好信恶魔也罢，都是基本人权。
@马戎戎：旧有的信仰体系瓦解，新的权威信仰未建立。此时又缺乏正确的引导。必然会出现邪教趁机兴风作浪的现象。相信时间，相信人心中本来蕴藏的向善的力量。一切都会好的。
@陈中小路：弱问，既然全能教这么轰轰烈烈，它有带头大哥吗？有没什么报道或研究论文相对比较全面客观介绍该教在中国起源与势力的？看了一些贴子，说在中原某些乡村，整村整村入教，不知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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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见义勇为辩论
雪忠张：关于招远事件，我们与其空泛指责旁观者不挺身而出，不如认真探讨此种现象的成因。在中国，专政统治者长期剥夺人们的公民权利，压制人们的公共意识，极力禁止人们讨论和参加公共事务，这必然会阻碍人们形成见义勇为的意志和技能：在一个连买火柴都要实名制的国家，人们怎么能有古道热肠？
@夏商：很多人在假设遇到招远惨案会怎么做，还用纠结？当然是报警的同时挺身而出。半年前去松江，一对夫妇让儿子在地铁上拉粑粑，我立刻阻止，年轻父亲骂我，被我一把推倒在座位上，蔫了。月前在静安劳动仲裁院，一男殴打女友，我立刻阻止，他叫嚣打我，手腕被我一折，蔫了。正义的力量比你想象得大很多。
@探花郎：这种思考是事后的旁观思维，而彼时彼刻或许根本没有打算盘的时间。一般说来，面对不曾预设的恐怖现场，人的正常应激反应有三种：呆滞、逃跑、反抗。我想，无论那瞬间做出了何种选择，必定是基于平日的风险考量，潜意识是耳濡目染的导向使然。家国有恙，亟待官民互谅，合力求方。
@倪萍：#快餐厅打死女孩案#这事儿出在咱家乡丢死活人了！何止是疯了，是灭绝人性啊！历史上咱那地方是出了名的好地方啊，夜里睡觉不用关门，熟了的果子不用围墙，人善得都堪称傻子。而今傻子真傻了？我们真不要这个脸了吗？一个当众打死人的地方，谁还敢靠近?我先抽自己两巴掌！最难过的一天！
@韩红：视频我真看不下去了！气的我肺都炸了！女孩儿那么惨烈的哭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勇敢出手阻止！身边多少大摇大摆的男人走过去了，象什么都没发生～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石述思：只有中国津津乐道见义智为，实质是为鸡贼找个华丽外套。见义勇为靠的是人性中善的本能，是不假思索的果敢。想多了就输了。危难之际，面对魔鬼般的歹徒，害怕正常，毕竟无法靠小孩子过家家需要小聪明。见义不为就是不为，别智了。有时知耻比勇敢还稀缺。
@青音：招远事件，看到有人为义正言辞为“围观者”开脱，我只能说:这只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懦弱和冷漠找理由，这只会让恶行更恶……只因那被打的不是你的谁！下图是一位亲历者的自述。不能帮人，也别帮凶， 能理解他人冷漠自私，但不认同冷漠自私，我想，这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底线吧。愿逝者安息。
@一毛不拔大师：招远这事让我联想起两个问题：一是法律对公众场合打人医院打医务人员等，只要后果不严重平常处理很轻微，助长了坏人使用暴力的气焰。二是坏人打你你一还手派出所为了省心多半定成双方打架斗殴，正当防卫定义也很模糊，我认识若干朋友见义勇为后，到派出所结果各打五十大板都再也不想管闲事了。
@赵鹏：社会健全不应靠人性，而应靠制度。中国现行的法律是不鼓励见义勇为的：谁也不是武功高手，收放自如，一旦下手过重，造成暴徒受伤，甚至死亡，就会被以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人/杀人罪起诉，少则判几年，多则无期。只有修改法律，才能弘扬正气！
@顶焦度：麦当劳没有责任，餐厅的人手无寸铁，也是受害者，打架影响人家生意和信誉。1，麦当劳只有提供食品安全之义务，无提供人身安全之责任。2，没见过麦当劳有保安，即使有，他们的任务是管加塞之类，打架最多是劝阻，保安不是警察，没枪，没权抓人。3，公共安全是公共物品，政府才提供，公民纳税就是购买此服务。此乃国家存在的原因之一。麦当劳已经纳税，不须亲自再提供此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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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阎连科：这块土地上的现实
5月27日，作家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阎连科将于10月前往布拉格领奖。卡夫卡奖被视为捷克所颁发具全球重要性的文学奖项，同时也是最负盛名的文学荣誉之一。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和英国著名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获此奖项。
采访：肖海生
漫长的潜行
单读：首先，我们能否先回到您写作的起点。据说您开始写作只是因为想逃离家乡？
阎连科：我出生在河南嵩县，那是洛阳地区非常贫穷的一个县，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稳居”河南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偶尔会到第二、第三，从来没有到第四。这样的地方，温饱是最重要的问题。再加上家里长期有病人，我大姐从12岁开始老是犯腰疼，又找不到原因，现在知道就是股骨头坏死，但当时谁也不知道，为她看病花了好多钱。父亲的身体也不好。
就像我在《我与父辈》中写到的，当时写作就是为了逃离土地，只有逃离土地才能逃离苦难的生活。那时候偶然间看到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写的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最重要的是书后面的一个后记，说张抗抗因为写了这本书被调到哈尔滨了。这给苦闷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
于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家写书。那时候，因为大姐生病，我高中没有毕业就去河南新乡打工。我叔叔是一个水泥厂的工人，在山上爆破石头。那时候干四个月不洗澡不下山，但一有时间，还是坐在那儿写小说。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1978年的一天，接到电报，说要我回去，考大学。回家三天，课本还没找齐，就走进了考场。那时候考场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农村的几间空房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几个老师，就这样进去就考试了。我记得当时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报告老师，作文纸不够用了”。老师一看，写了这么长，字又写得这么认真，老师就说，作文要是能写到我这么长，肯定能考上大学。当时所有考生“哗”地都转头看着我。
考完之后什么事都不干，就在家里等着。老师不是说肯定能考上吗？结果一直都没消息。原来我们县一个都没考上的，后来只能去军队当兵。
单读：那军队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您的开始的？
阎连科：说实话，当兵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当兵，我才第一次坐火车，在部队，第一次看见电视机，第一次听说中国有女排。在新兵连出黑板报，写点顺口溜的诗歌啊、散文诗啊，反正压点韵就叫散文诗了。指导员一看，黑板报出得很好，就安排我去河南信阳参加了一个创作学习班。那时候我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一篇几年前打工时写的东西，写信回去一问，哥哥告诉我，母亲以为那是没用的废纸，全拿去烧火用了。
在那个创作学习班上，我才知道什么叫长篇、中篇、短篇，知道有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真正的开始应该是这里。1979年，我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发了一篇小说，叫《天麻的故事》。故事很荒唐，就是一个战士非常想入党，给指导员送了几斤天麻，指导员把天麻悄悄放在战士床头，又给他放了一封信。
我觉得那个小说能发表，主要是我抄了好多屠格涅夫的《白色草原》的风景描写。编辑一眼就看了出来，他说你这小说写得很好，人物也塑造得活灵活现，但是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太大了。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在连里特别轰动。怎么来了一个新兵，突然之间就在报纸上就发了大半版，大家都吓到了，就把我调过去搞新闻。
我是遇到了一个特殊时期，1978、79年时，部队特别注重新闻宣传，就像注重计划生育一样，一个连队里如果没有一篇东西见报，工作再好也不能评上先进模范。我就轮流着给下面的各个连队写报道，不管写什么，一条小新闻稿、几行诗、思想火花，都行，甚至写读者来信，比如反映厕所里的灯都不亮啊什么的，被刊登上了也算数。
这些现在想起来发笑的文字，当年的确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我第一年立三等功，第二年入党……但提干（转为国家干部编制）还是很难。后来全军在北京文化汇演，我编的独幕话剧《二挂鞭》代表武汉军区得了第一名，当时文化处的就给当时的政治部主任说：你看我们这些战士，演出完就得退伍回家了，太可惜了。领导听了大笔一挥，批了20个名额。
关键是，那时我已经上了火车，退伍证办好了，退伍费110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给家里人各买了些东西，就那么上了回家的火车。我们的团长开着北京吉普冲到火车站台，一连声地喊：阎连科在哪？团长非常好，说既然都上车了，那就回家看看，要是你还想提干那就7天后回部队，否则就算名额作废了。那是1981年还在和越南打仗，父亲身体也不好，家里人也担心，不知道要怎么决定，在县邮电局工作的姐夫赶着30里夜路回来，说还是让连科提干吧，人生的路接着往前走，不要回头。
回到部队，算是真正逃离了土地。然后很自然地，又想着成名成家。人的欲望真的十分可怕，不断膨胀。所以那段时间我疯狂写作，在各种文学杂志期刊上不断地发表作品，稿费源源不断。也十分得意。说得好听，那是创作的“井喷”，说得不好听，就是想靠写作一夜成名。
单读：那时候的创作主要是什么类型？
阎连科：就是路遥的《人生》之类的，和自己的经历相类似，一篇又一篇，但发现内核是一样的，十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一看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是现在很多作家面临的问题，在写作中对自己的极其重复。
单读：一开始您的写作目的和企图心特别强，但是，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转向一个作家的自沉意识上的写作？
阎连科：那应该是在1991年前后。那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身体不太好，回家先休养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起来突然腰就不能动了，腰椎盘突出病变。只能天天吃药，心里十分痛苦，这种痛苦慢慢就有点麻木了，然后某天就抽出了一本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的书开始看。许多经典著作原来都看不进去，但那一天突然就看进去了，觉得他们变得特别好看了。这似乎和人的身体有某种联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一种作品、有一些作家，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病态存在于其中的，比如卡夫卡（Kafka）的《变形记》、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还有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的《百年孤独》，它一定是非常规的，带着整个人类的病态情绪在其中，并与我那时病残的身体发生了呼应和共鸣。
从那时起，写作开始变得自觉起来，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去写，什么才是好的作品，并向那个方向去靠拢。特别是1994年出个人文集时，把自己过去的东西一整理，发现写了一堆重复的乡村小说，那时更加知道，自己的写作需要发生改变。
所以，从1990年代初，写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因为《日光流年》、《年月日》，大家也记得你，觉得这个作家如此有个性。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潜行的过程，现在的阎连科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土地给写作以补养
单读：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的“新小说”时期，那是一个新锐作家和作品的井喷期。而现在，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写作了，而新的作家群族也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阎连科：1980年代其实也不正常。整个社会环境从之前的封闭、贫瘠一下进入1980年代的开放和丰富，一本小说能让全国人掉泪，文学甚至能左右整个社会的看法，这也是十分可怕的。文学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了。而现在，文学的重要性我觉得是在慢慢恢复。在1990年代，经济大潮冲击了一切，无论你是多么样的大作家都未能幸免，作品出版最多印五千册，我们是从那样的低潮期走过来的。当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跨世纪文丛”，把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各自出了一本文集，有上百本，蔚为壮观，那背后其实是一种悲壮的挣扎和挽救。
单读：但“新小说”的出现还是有积极意义？
阎连科：对，1980年代，苏童、余华、格非他们的实验小说、先锋小说特别受欢迎，那是因为之前我们走过的“文学+政治”的误区。实验小说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很多活力，也让我们去了解了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等。
单读：那个时期，您自己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
阎连科：当时我的写作还非常传统，就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就像路遥的《人生》。那样的写作可能会有很多读者，但离艺术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但个人写作也是一种公共写作，像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直到现在，对了解中国的现实还是很有帮助。
这样的写作，和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的现实密不可分。你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一点很重要。比如我就不是从实验小说开始的。另外，再加上个人的生长环境、经历、阅读，所以我就会更加关注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我和今天的现实是种什么关系……我会更多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再有，对我来说，脱离不了现实，是因为脱离不了心里的一块土地。每年，我都会回到我的家乡去，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那就是现实，土地是我写作的起点，写作的营养也是从那里来，你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视而不见，比如说，社会意识对那块土地的压榨、权力对那块土地的压榨，那块土地上极其贫苦的生活、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你必须面对，并且思考这一切。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南方和沿海富了，很多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能因为那一部分变化，就遮蔽更多地方，就对其他的土地视而不见。
我想，最起码的一点，你不能用自己的笔掩盖、绕过自己看到的。从这一点来说，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一直在坚持关注现实，是值得注意的，尽管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至少他在正面描写和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
单读：那您说的一些作家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对眼前土地的视而不见，就您来看是因为什么？
阎连科：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或者说，从1949年之后，几十年来文学都在为社会、为政治服务，文学远离了艺术本身，目的性太强。所谓的红色经典，你可以不断重印、改编成电影电视，但它和真正的文学艺术离得还是很远的，它永远在教育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审美和思考。
我想，写出这些作品的作家，其实在1980年代之后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了。他们也想自我调整，但一个作家观看社会的眼光和能力，是长期养成的，不是他想关注就可以。就像在监狱里关押了十年的犯人，刚出狱时我给他一片阳光，他也不敢去正视。并不是说他不渴望阳光，而是他不敢、不能去正视它。有些军人在海岛上生活久了，回到陆地上，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走到一条马路的对面去，不知道如何下脚。
今天的作家有没有表达现实的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老在强调意识形态的管制，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但是前苏联也规定了很多不能写，为什么他们的作家还是写了？而且，另一个问题是，就像前苏联解体后，如果彻底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了，你还有没有能力去写？我觉得这一点更加重要。
由此我想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只关注他们看到的、体验到的生活，对上一代人更加复杂、更加宠大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关心这个民族从何而来、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地步的。社会要求他们对历史有选择性地遗忘，他们也愿意配合去忘掉，比如1960年代的大饿荒、比如1980年代末的民运事件。包括我的孩子，他也知道89风波，但他完全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历史断开了。可是，我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我们当下的现实，不管他们认为好还是不好，都应该思考一下，这现实是从何而来的？
而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更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我真是怀疑很多作家有没有走进现实的能力。功成名就的作家，生活在相对安逸的都市，很多人都成了领导，他要看的也就是社会表面发生了什么，比如高楼大厦、立交桥，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比如农民进城打工、医疗问题有了一些解决、不用交农业税……但我想，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还有更多和人的灵魂相关的问题。关注现实，但是关注到哪一个层面？我想最重要的是和人的精神、人的灵魂相关的那个层面。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文学远远没有超过1930年代的成就。
单读：我觉得您的小说，像《丁庄梦》，那群集体在学校中苟活的艾滋病人，是触及到了他们的灵魂的，写出了人在面对困境、面对绝望时由内心里生发出的扭曲和疯狂，它不容情地挖掘了人类心理的可能性。
阎连科：《丁庄梦》在大陆一出版就被禁掉了，媒体、评论家也不可能再去讨论它，而且艾滋村在大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家觉得你没必要如此去贴近现实。但我觉得，在直面人的灵魂这一点，它和《日光流年》一样，更深层地走进了人物的内心和灵魂。这是我的一种追求，也是我的一次实践。而更多的小说，他们关注的是社会表层、文学表层、文字技术的东西。
写作对想象的修正
单读：与《我与父辈》相比，之前您自己很喜欢、却又十分富于争议性的小说，似乎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广泛注意。
阎连科：当然，之前可能最受好评的是小说《日光流年》，听到的基本是肯定。接下来的《坚硬的流水》，有人说它是最好的关于“文革”的小说，但也有人不喜欢它，还差点被禁掉。不过，出版责任编辑就是出版社的社长，他要是不把这个公关做下来，那处分的责任编辑就是他自己。因为这样，这本书才免于被禁。接下来就是《受活》，写了一群痴迷财富和权力的人的荒唐梦想和残酷结果，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这部作品。
单读：您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不喜欢是因为什么？
阎连科：《受活》出来后，很多人说这部小说“反动”，但又说不清它到底“反动”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说的“反动”，可能正是我想要的深刻思考的另一种效果。据说有批评家给官员建议：什么作品都可以禁，唯有这本书不能禁，否则会显得你们特别愚蠢。
实际上，我之所以在2004年离开军队，也是因为这部小说被人家一脚踢出来。据说军方一位高级官员看了这本书后说：如果现在全国还有两个右派名额，那一个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再一个就是《受活》的作者。这也许是当作笑话说的，但你能感觉到这话里面的意味。后来，香港的凤凰卫视给我做了一个访问，节目是晚上8点播的，第二天早上8点，领导就打电话过来：阎连科，你不是连续几年想转业吗？现在我们发现部队的确影响你的发展，我们现在就同意你的退伍要求。交了转业报告，半个小时后秘书就打电话来了：阎老师啊，现在工作效率特别高，半个小时，七、八个首长都签完‘同意’了！
我是因为《受活》才离开军队转业的，而当年另一篇抛起轩然大波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写完了，只不过是延迟才发表，一发表就被禁了，而且成为当年的话题。被禁，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就因为写了一个《为人民服务》，那是一个长期的、延续的过程。每个作家写作一定时间后，都会成为某种符号，而我所成为的符号，在奥运会期间甚至让我的名字不能出现的媒体上，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单读：《我与父辈》是您的第一部散文集，除了题材，它的写作对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阎连科：或多或少会对我今后的创作有一些更改、修正。比如说，之前的创作一直非常坚硬、愤怒、激烈、尖刻，实验和探索的成分居多，好像这个家伙就要一头撞到墙上去。而写过《我与父辈》之后，我会反思过去的创作是否离农村现实、离土地远了？它是不是不够平民性？今天我们说《红楼梦》之伟大，它的主题不管多么深刻、探索人性不管多么无底限，但它是世俗的，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是日常的，都是可触摸的。回过头来看，《受活》这样的作品有它不同寻常的意义，但是否离我们的日常远了一点？
其实从《丁庄梦》开始，我已经试着要把我的创作要从想象拉回到地面一些。或者说创作是需要支点的，现在我希望这种支点是落在地面上、日常生活中、更世俗一点，而不单纯来自于思考和想象。小说的艺术可以追求、可以探索，但力量的支点最终必须落实在地面上。《我与父辈》让我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它让我的文学观发生一些修正和改变。
单读：这种变化会在下一部小说中得到体现？
阎连科：一定会。本来我有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但《我与父辈》完成后，可能我的创作观上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这两个题材可能都不适合现在的状态，都还需要再放一放。
单读：在过去的几部小说中，你是怎么体验生活，从而让自己置身于创作的氛围中的？
阎连科：我想这和体验生活没有关系，无论需要多少的想象力、表达什么样的愤怒、塑造什么样的人物，我希望它都不要脱离农村的土地。只要你心里有那么一块土地，你就可以游刃有余。我的小说人物一定是个农民，或者来自于一个农民。比如《风雅颂》，它是讲一个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里的遭遇，但这个知识分子首先是来自于农村，他身上保有很多农民的特征，否则我就无从把握了。
文学史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可以什么都写，但你不可能把什么都写好。你真正能写好的，一定是你的童年、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性格等因素注定了的。
单读：那您现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农村？
阎连科：我刚才也说过，现在所有作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中国正在迅速地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你有没有能力去把握它？这其中的质疑也包括对我自己。我们老在说现在“人心不古”，但人心不古成什么样子？你要怎么去表达？我对农村的了解，可能还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但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我要如何去表现它？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前两年我回家听到这么一些事，别人当笑话说给我听，说村里几个成了家的年轻人，喝着酒觉得特没事干，商量说，没事干，那就各自回家把老婆打一顿吧。这个“笑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这当然不是农村重男轻女、家庭暴力和大男子主义这么简单，今天乡村的年轻人内心里的焦虑、空白、困惑、不安和无聊，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他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对社会、对人生、对家庭、对命运有着无数无法理解的问题，只是他们无法像我们这么理性地去分析、思考，他分不出条理，所以最后只能喝酒，商量着一起回家把老婆打一顿。
2009年初我三叔下世了，正月十五下葬，回家一看，所有坟地的树都被人砍光了。现在城市因为发展的需要，到处都需要木材，每个村头马路边都有胶合板加工厂，他们收购木材，然后大家就去偷树。在坟头上伐树，那是农村里最最忌讳的，相当于挖人祖坟啊，但所有坟头上的树这一两年内全没了。这才真正透视着人心，人心对道德、对传统的违背，为的就是钱，一点蝇头小利。难道就真的穷到靠这几棵坟头的树来维持生活吗？
对我来说，因为对农村太了解了，特别是这近几十年的乡村，所以我还是写不出像《边城》那么美的作品。我个人特别喜欢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但我确实写不出来，因为我对农村太熟悉、太了解了。就像你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缺点，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他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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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下：漫画家邝飙
自画像
邝飚,广州人，1966年出生于北大荒，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十五个春秋，中学及大学是在广州混的。幼喜涂鸦，厌恶课本，从没有取得过让老师满意的成绩，从没有上过重点学校，但对漫画的追求从未放弃，对漫画的研究如痴如 醉。崇尚黑色幽默、注重绘画技法。对直白、肤浅、歪瓜裂枣式的人物造型和宣传画式的、把读者当白痴的漫画 深恶痛绝。 曾供职广州新快报，任漫画编辑、职业漫画撰稿人。主攻肖像漫画和时政漫画。主持“漫画大观”，一直努 力争取把国产最优秀的黑色幽默漫画都种在“漫画大观”这块开放的土地里。 现供职香港成报，任中国新闻中心副总编辑，是位“画不惊人誓不休”的勇者。先后参与《新快报》的多 项敏感话题创作（包括前段时间的中共中央胡总书记漫画像、广东漫画学会前会长江沛扬的漫画像及在《南方都 市报》的《脱吧!到你了!》一幅漫画引发网络顶帖狂潮等），在海内外红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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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台湾的公民运动正兴起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北市最大的建筑工地引来诸多不满。在台北的精华地段上，一个近70米高的半圆形钢筋建筑拔地而起。远雄集团正在紧邻国父纪念馆处兴建台北大巨蛋。根据项目计划，大巨蛋园区未来将可容纳４万人观看棒球赛和演奏会。台北政府及建商称赞此项目为台湾首都发展的一大步，但许多台湾人民并不以为然。多年来人们不停抗议这项计划，因为大面积的绿地被水泥覆盖，上百棵树木遭到砍伐。
虽然环保人士无法力挽狂澜阻止工程，但自数周前他们又开始积极活动。上周远雄建设计划移植台北忠孝东路上的13棵行道树，护树团体与警方和承包商僵持不下。这起抗议事件凸显出太阳花学运留下的影响力。不久前，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的公民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
不只为了几棵树
参与护树行动的活动分子手持标语爬上树木
“这是违法行为，活动没有经过申请！”虽然警察不断以扩音器要求抗议者退开，但数十名年轻人仍紧靠着树木，挡住工程机具，阻挡镇暴警察的去路。活动人士互相传递着律师的电话，以便在被捕时进行联系。无人知晓，配备头盔和盾牌的警察是否会将抗议者抬走或抽出警棍。
活动人士此前在Facebook上号召支持者参与护树行动。一名戴着口罩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男子表示：”我当然很担心。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示威活动。但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而且不能让步。”
远雄集团在市政府的同意下移植公有土地上的13棵枫香行道树。抗议者拿着标语爬上树木，以长棍阻挡挖土机，并在潮湿的工地出口静坐长达数小时。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这群人进行抗议？
焖烧的怒火
特地从南部北上参与护树活动的Linda表示：”政府和远雄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滥用自己身为富人的特权，这令我愤怒。”无论是有关环境保护、核电或土地征收等议题，人们感觉政府主要是依照富人和大企业的利益行事，此一认知串联起台湾的各种抗议活动。虽然经济表现良好，房地产价格呈爆炸性增长，大型工程项目不断，但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最迟自台湾总统马英九2012年再次连任以来，人民的怒气便不断发酵。
今年三月，缺乏透明度的两岸服贸协议快速获得通过并被送往行政院备查，愤怒的学生因此冲入立法院，占领议场近一个月。为了延续这股气势，活动人士们宣布在全国各地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各种事务。
“来自中国和大企业的威胁”
台湾3月爆发太阳花学运，学生攻占立法院
24岁的萧才（音）便是其中一员。在占领立法院时，他曾组织了支援工作。”自此之后，我没有一天能感到平静。”他在台北大巨蛋前以手机与其他活动分子进行联系。”一年前我才发现，社会中有比媒体报道或学校所教导的更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台湾所面对的最大威胁是中国认为拥有台湾主权，而大型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则是社会中存在的最大危险。他相当不认同那些只关注薪资收入的台湾人：”许多台湾人依旧太过听话。”
究竟护树行动或占领议场是少数民众的行为，还是代表多数人的心声，至今仍是未知数。3月30日太阳花学运的凯道游行集结了近50万人参与，虽然这只占台湾人口约2%，但不容忽视的是人民越发高涨的怒气。许多人批评政府，将两年前的选票作为强行执行不受欢迎措施的”令箭”，并且试图以此反驳外界的批评。台湾总统马英九经常称抗议行动”不理性”，并且形容自己的政策是别无选择的方案。台湾的执政者能否严肃对待人民的不满情绪，将决定政府是否能挽回民众的信任及其威信，抑或引来更多如台北大巨蛋前的抗议浪潮。
作者：Klaus Bardenhagen 编译：张筠青
责编：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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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國際特赦组织慰問和支持天安門母親：毋忘六四
二十五年過去，於 1989年出生的國際特赦組織成員向天安門母親發表錄像慰問。（中文版） #89June425 #六四25週年 #天安门 母亲 #tiananmen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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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不要迷恋中国的崛起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发言。
秦晖认为，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 学不去的。
以下是发言部分摘录：
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
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
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领导，就是总理汉斯?莫德罗，他虽然对于统一后的东德抱怨很多，因为统一以后他们下台了，是反对党。但是对于他们能够战胜西德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他说我们原来那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搞民主也不行，搞民主光投票我们就投不过他们，西德有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人，票数就差那么多。我说你设想过第三种可能吗？假定当年昂纳克先生——1989年东德的总理，假如他成功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柏林墙仍然存在，东德人仍然没有自由民主。可是昂纳克到了西方，跑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跑了一趟红磨坊，忽然间对花花世界感兴趣，把理想、乌托邦都抛去，要搞市场经济，而且用专政的手段创造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创造的招商引资的条件。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把东德变成血汗工厂，和西德实现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我们的廉价产品可以过去。
如果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现在东德的经济、政治，包括收入，包括福利制度，都已经和西方接轨了，东德人的生活和统一以前完全是天地之别，但是东德人仍然有很大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统一以后，东德原来的制造业都垮掉了，而新的制造业一直兴不起来。兴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政府不管怎么优惠西德的资本，希望他们过来投资，西德资本就是不愿意过来剥削东德的工人，他愿意剥削中国的工人，愿意跑到很多地方，愿意跑到土耳其、罗马尼亚，但是就是不愿意来东德。为什么呢？因为东德现在和西德一样也是高福利了，也是高工资了，工人、农民都有很强大的维权能力，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里我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政府的福利问责，市场经济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下，市场经济意味着推卸政府的责任，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的无限权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东德就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试想，现在的东德虽然生活很不错，甚至环境都非常优美，是非常宜居的，但是有一点，你看不到烟囱了，制造业一直没有兴起来，这是莫德罗埋怨最多的，说统一把我们制造业搞垮了。后来我跟他说，如果当年昂纳克采取这样的做法，制造业的萧条会发生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肯定是会发生在西德，而不会发生在东德。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主张，东德就会变成一片血汗工厂，西德的资本会一窝蜂地涌进东德，生产出大量的血汗工厂的商品，覆盖整个西德市场，而且把西德原来的产业都替代掉。
如果是这样，在东德会发生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腐败、两极分化等等。但是，假定昂纳克可以在东德实行高强度的维稳，把这一切压下来，那么你想西德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敢保证，现在西德的制度将荡然无存，福利黄了，工会垮了，整个西德的经济无非只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西德重新搞一个自己的柏林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把它的资本圈住，不让到东德来，把东德的商品圈住不让到西德去，由它来破坏德国统一，搞一个经济割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要在道义上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原来统一、一体化都是你提倡的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如果它不这样，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无论是福利还是自由都要降低到东德的水平，否则你没法和东德竞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必须战胜福利国家，东德的工会将不会存在，西德的福利制度也将垮得彻彻底底，因为东德人相当于农民工，西德人必须向农民工看齐，否则你没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不管在政治上怎么样，实际上在经济模式上，在社会上，东德已经把西德给统一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平演变”了。
在以前的制度下，东德是根本不可能和平演变西德的，民主化以后也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如果是这样，在西德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家看看这几年的希腊就会知道，福利一降，在希腊要把农民和工人当作血汗劳工来驭使几乎不可能，你会碰到工会的抵制、农会的抵制，会闹得天翻地覆。希腊的福利低一点就闹成这样，何况你在西德全面建设血汗工厂呢？在西德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混乱，如果一旦西德失序，东德不是没有可能去统一西德的。
但是后来我问莫德罗一句话，我说这样统一的结果你喜欢吗？因为莫德罗至今还是东德的左派党的领导，他整天抱怨的就是资本主义如何不好，整天抱怨的就是工会还不够强大，福利还不够高。如果这样的统一的结果是你想要的统一吗？这样的统一结果肯定不是东德的社会主义统一了西德的资本主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崛起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这里我要讲，大家不要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讲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的垮台，我们现在都为苏联的垮台而感到悲伤。可是老实说，苏联当时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但他在国际政治上，老实说，和上世纪50年代几乎截然相反，就是一面倒地批判西方，而且口口声声地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强硬，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不但这样，而且毛泽东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运动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苏联支持的左派运动我们就不支持，哪怕这个左派运动被右派镇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皮诺切特军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老实说，当时智利右派军政府镇压智利左派的时候，全世界不但共产党抗议，所有共产党国家几乎都跟智利断交，但是中国对智利的内政从来没有说三道四过。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看得很透的。他其实是把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国的民族利益分开来看的，并不认为苏联那一套的成功就一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权利比我们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厂，那我们会怎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技术的优势，如果人家也搞了这一套，我们怎么办？老实说，除了这一方面，自由经济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处，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学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操心。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有另外一幅图景，那就是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今天中国改革取得的无数的成就，除了GDP的增长以外，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得简单一点，无论在自由上还是福利上，纵向的比较，我们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只是在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但是，这个横向的比较大家也不能忽视。目前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向它看齐，它就要向你看齐。老实说，西方的工会以前从来不关注中国的劳工权利，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工会以前是非常排外的，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初美国排华潮是谁搞的呢？不是资本家搞的，就是美国工会搞的。现在美国的工会可以不让中国人过去，但是他挡不住美国的资本跑过来，因此，现在美国的工会开始关注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劳工没有权利，美国的劳工就不可能再有权利。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现实。
（以上内容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未经演讲者审定。刘海生对本文有贡献）
演讲人简介:
秦晖: 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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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异议人士鲍彤据传被警察带离北京
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助手鲍彤先生
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传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警方带离北京的消息。每年六四纪念日来临前后，总会有一些“敏感人士”被要求离开北京，或者“被旅游”的情况。但鲍彤的家人说警方并未告知把鲍彤带向哪里。
曾经担任中共前总书记的鲍彤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前夕遭当局逮捕，后被判刑七年，获释后一直遭软禁。但鲍彤一直关心中国政治，经常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2008年鲍彤联署支持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并抗议当局逮捕刘晓波。
鲍彤被带离北京很可能与六四前夕紧张的政治气氛油关系。一些海外媒体根据鲍彤友人透露，5月30日，北京异议人士鲍彤被带离北京，预计警方”六四”之后将鲍彤带回北京。鲍彤在以前 的“六四”期间曾有过 “被旅游”经历，如在2011年他和夫人蒋宗曹曾被强令至北京郊区。鲍彤夫人蒋宗曹向德国媒体证实了此事，警方未告知家人带鲍彤至何处。
鲍彤从1980年起任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也是1987年赵紫阳十三大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者。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期间，鲍彤于当年5月28 日被捕，1992年7月，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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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新聞｜台學者來港參與六四研討會 被拒入境
獲邀到港出席六四研討會的台灣學者曾建元，昨晚乘機抵港後，在香港機場被拒絕入境。曾建元接受《主場》查詢時指，「香港官員說他們也不知道（被拒入境）原因。是北京的通知。」主辦研討會的支聯會常委盧偉明，接受《主場》查詢指，入境處指曾建元簽證「有問題」，曾建元逗留一晚後，今早被遣返台灣。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下午出席公開活動時指，不評論個別個案，但他指出入境處人員一向是根據法律既定政策辦事及執行職務，任何非本港居民入境，處方人員會有既定的入境檢查，如發覺個別人士不符合相關規定，就會根據規定辦事。黎棟國舉例指，旅客來港如無有效旅遊證件，便不能入境。
黎棟國：按既定政策辦事
曾建元是台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亦是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支聯會常委盧偉明指，曾建元過去多次來港，今次首次受邀出席支聯會活動，便遭拒絕入境。曾建元接受《主場新聞》記者長途電話訪問時指，他今早凌晨一時半抵達香港，入境處職員稱其台胞證有問題，查問他來香港的目的和行程；在凌晨三時半左右，入境處職員向他表示決定不讓他入境。曾建元問職員原因為何，入境處職員說不知道，北京指其台胞證已被註銷，不能入境。
曾建元說，他問入境處職員是否因為六四25週年而被拒進入香港，又問以後他還可不可以來香港，入境處職員稱不知道，又說未必因為六四，因為平常日子北京也有拒絕其他人入境。曾建元說，過去多次來港，去年也有訪港，從未被拒入境，他相信今次與六四25週年有關，但他本身不是民運人士也非民進黨成員，只是平民，對於香港的做法感到不解。曾建元認為，事件對香港的法治，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曾建元說，會請台灣政府向港府確認，拒入境原因為何，「如知不受歡迎，以後就不去（香港）了，歡迎香港的好朋友們以後都來台灣找我。」
支聯會與多個團體，今日起一連三日，在城大舉辦「六四25週年國際研討會」，曾建元原定出席明天的講座，與一班台灣太陽花學運參與者、中大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滕彪、資深傳媒人程翔，以及身在台灣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討論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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