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每日电邮 201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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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外交部：以刘晓波命名广场将有“严重后果” 61岁的刘晓波是中国异议人士，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 中国外交部周二（16日）警告说，如果美国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有关议案，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 他说，如果议案得以成为法例，将造成严重后果。 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也敦促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 美国参议院周五（12日）通过由共和党籍议员总统参选人克鲁兹提出的议案，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为首都华盛顿一个广场命名，地点位于中国大使馆门前。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克鲁兹提出的议案是挑衅而且毫无建设性，促请美方立即停止相关行动。 白 宫发言人早前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资深政治顾问将建议否决该项议案，因为这对于要求中国改善其人权状况与释放刘晓波毫无助益。 61岁的刘晓波是中国异议人士，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 一年后，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至今仍在中国监狱服刑。 © 无可奉告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人权中国人权, 刘晓波, 外交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立存此照】战舰少女要求改名 @remonwangxt：手机游戏《战舰少女》中所有的日本军舰名字全部被审查部门勒令改掉。 © 无可奉告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国家法律法规, 审查, 战舰少女, 改名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荐读｜对历史的叫魂 在我27岁的时候，曾经陷入记者生涯的一个难堪的瓶颈期：自觉已经熟练掌握的报道套路，让我对商业世界的观察和写作索然无味。在那年，我读到了至今对我影响 至深的两本书，一本是《叫魂》，一本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它们突然启发了我的思维方式：从历史、社会学和科学研究中借鉴其方法论，由此形成对商业世界的重新审视。 我惊叹于《叫魂》的写作手法——从大量的枯燥的清宫历史档案中形成一个“故事”可讲述，并且详略得当地处理如此多的素材；更惊叹于它向我展示一个系统如何在冲突与控制中运作——许多公司故事难道不都是类似吗？ 《叫魂》对中国社会的部分描述和解析，让人感觉也像是在描述当下。宛若就是对历史的叫魂。 看看这些精彩的片断：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昨天晚上的消息，这位著名的西方汉学家、《叫魂》的作者，孔飞力（PhilipKuhn）逝世，享年83岁。 今天荐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叫魂》的译者之一刘昶写于1999年的一篇文章，再次推荐该书。 如果你已读过，不妨再读一遍。 ——————– （原标题） “盛世危言”——《叫魂》读解 作者：刘昶 来源：《史林》1999年第2期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够精彩，而经过历史学家的阐幽发微，更可以说出一大堆教训来，于是就有了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该书于1990年出版，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叫魂》一书中，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后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们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ｍāｎ＠①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并未处罚过一个官员，并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帐。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在讲完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但是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杆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虽然政治罪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我觉得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关于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消彼长的立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来强调他的专制权力，这已经表明他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他的官僚实行有效控制。孔飞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乾隆时期满清政治的发展已到了这样的阶段，这时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这种转变不正说明，面对官僚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在逐步削弱吗？事实上，到了帝国和王朝的后期，专制君主运用政治罪那样的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以后，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章。除了形势境遇的不同外，难道就没有韦伯的“咒语”在起作用吗？ 与其对传统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觉得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为精彩，虽然书中这部分的篇幅远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巅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下面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注：孔飞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页。） 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有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 Sandra F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孔立飞, 政治体制, 汉学家, 清朝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网络民议】用中国人命名广场很骄傲的事，为什么反对？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主办方把刘晓波的奖章和证书放在空椅子上。 BBC｜中国：以刘晓波命名广场将有“严重后果” 中国外交部周二（16日）警告说，如果美国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造成“严重后果”。 […] 美国参议院周五（12日）通过由共和党籍议员总统参选人克鲁兹提出的议案，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为首都华盛顿一个广场命名，地点位于中国大使馆门前。 白宫发言人早前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资深政治顾问将建议否决该项议案，因为这对于要求中国改善其人权状况与释放刘晓波毫无助益。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岛主李汀：刘小波？ 看着像中国人的名字，这不是很有面子的事么？ @鹰格仕：用中国人命名很骄傲的事，干么反对？纽约把中国春节定为节日，中国到处吹牛逼高兴得很。大奇怪了？ @爱吃腊肉包子：我就不太明白了这不是在张我大华夏的脸吗怎么不同意呢 @皮革鞋盒3：这刘晓波是谁啊？是中国人吗？到底做了什么？人在哪？先说清楚，再来说明有什么严重后果~~嚎 @洗净等末日：环球时报先遣队上 洪磊主力军摧毁其精神 张召忠将军殿后 @西山閒人：不会是又准备了几千只小粉红再次出征吧？这后果确实严重 @xylxq：美国政府还不悬崖勒马，我们将派更多的二代三代过来，颠覆美国政府！ @仙人指路010小号：不仅如此，以后美国人起名字，都要在中国的派出所登记核准。钦此。 @Phen_Huan：连朝鲜发射火箭都阻止不了，还想做什么 @三门提督001：朝鲜在临近天朝边境屡次核爆，没听说要其承担严重后果。这给一个广场起个名字，就要后果了？ @馃子煎饼：人家改自己国家的广场名字，你说三道四有用吗？严重后果是什么东西 @cn阿甘：你不是整天叫嚷“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吗? 人家给自己国家的街道命名关你啥屁事了？ @蝌蚪往人：把安家楼路改成本拉登路！同时恶心美国印度韩国，扬我国威！ @朝代：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我特想知道有啥严重后果 牛逼你把美使馆那条路改名叫金正恩路，一贱双屌！ @夜半蝉鸣声：【天安门广场】改名为【1989坦克广场】 @sevenlong2015：刘晓波是谁哎，我好奇的打开google搜索维基了下。谢谢外交部给我扫盲！ @半隐半世：才警告而已。还有个大招 严重抗议 没放呢 @高楼万丈-平地起：以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名字命名广场，有什么问题?诺贝尔奖对我们可是求之不得、翘首以盼啊 @伊布-拉稀莫为奇：100门嘴炮已部署完毕，等待大大命令随时发射。 @论人民的収视权或装锅权：应该叫“根据相关法律and———政策，该名称不予显示广场”。 @隔壁家的旺财：早年的“反帝路”，還有50年代不知道多少人名字就叫“抗美”，美國佬也沒氣急敗壞嘛，有點胸襟吧 @西漠子：干预他国事务，这届真有毛病！ @qian年奴性：图片评论 @云卧北极：连真相都害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其素如荼：一个人的名字居然令一国政府为之坐立不安，其人生也算是壮丽了。 @锦衣妹：一报还一报：天*门改挂金大大头像。 © Sandra F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刘晓波, 别有用心, 境外势力, 干涉内政, 敏感词, 美帝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女权之声 | 陆希：见什么样的饭才不会分手？ 作者：陆希 “上海女孩因年夜饭逃离江西农村”的话题刷爆了春节期间的朋友圈，虽后来被一些网友质疑为假新闻，但其引出的丰富讨论仍在持续发酵。在争论中，有两种论调出现频率甚高——“用阶级仇恨去宣泄性别压迫的郁闷（穷屌去死）”和“用性别压迫解决阶级问题（上天欠一个好媳妇）”（李思磐语），也因此让许多人感慨谈恋爱结婚一定要“门当户对”。台湾世新大学传播学博士生陆希认为，这些表述都在夸大“门当户对”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加深对阶级的刻板印象。她提醒，女权主义反抗的是一切造成压迫的体制，如果能用更女权主义的关怀来思考社会问题，那么女生也许就不用像逃命一样“逃饭”，男生也不会那么在意房产证上究竟写了几个名字。 前几天一篇“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吃第一顿饭就要分手”（以下简称“逃饭门”事件）的帖子被网友持续关注。作家陈岚针对“逃饭门”事件所发表的评论被点阅超过360万次，微博上转载过万。各路的作家、写手、和一些“有相同经历的人”都出来说长道短。看了各家对于“逃饭门”的观点，我很想问一个问题：见到不锈钢器皿盛着的饭菜会分手，见到什么样的饭不会分手呢？ 原生家庭的“福祸”判断 很多针对“逃饭门”所表述的观点，都在不断地重复恋爱结婚应该讲究“门当户对”。而且大多数的舆论也都倾向这个事件中门不当户不对是造成最后的结局的主要原因。不过我认为这些表述都在夸大“门当户对”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加深我们对于阶级的刻板印象。“逃饭门”事件中的城市女友代表了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之后成长富裕起来的年轻一代，拥有更加先进和开放的观点，同时也非常热衷于追求生活品质。而农村男友则代表了教育机会的相对均等之下，一些出身偏乡，受到了教育却依旧无法改变自己原生家庭的落后习惯、无法改变原生家庭生存状态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今天女孩之所以选择“逃饭”，还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男友的家庭间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家庭政治差异。原生家庭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孩子不能选择自己会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父母。然而现在走出农村去读书，在大城市打拼也不必然意味着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多外出求学的农村孩子，在大城市买房还是要靠农村父母的积蓄来支付首付款，有的甚至连首付都付不起。这些孩子在大城市所结下的浪漫的情缘，注定要被沉重的原生家庭的包袱所拖累。然而在城市相对优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较高的生活品质，不能够承受“中国式农村”文化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休克”，这也情有可原。 而在这其中，应当检视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觉到优越或者自卑。其实不光是原生家庭，恋爱婚姻关系中双方所拥有的很多条件都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所改变，当然有一些优势也会丧失，包括原生家庭状况等在内的一些情况恋爱婚姻中的双方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沟通清楚，再做判断。 “门当户对”不是真理，而是捷径 作家陈岚在《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的评论中，记述了自己一个朋友去农村男友家吃饭的相似经历。很多的网友纷纷留言表示，“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门当户对与否在社可以被称为是“同类婚”或者“异质婚”。其实没有哪一种婚姻必然导致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我们不要因为几个个例就去匹配“同类婚”应当是更加成功的，因为导致婚姻破裂，恋爱关系瓦解的原因可能有成百上千。而大家也无需对“异质婚”谈虎色变，并且我认为应当充分地肯认成功的“异质婚”所可能给婚姻双方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恋爱婚姻都是一场复杂的性别沟通实践，我之所以不说是两性沟通，是因为这里面还有包括同性间的沟通，如婆媳沟通。家庭中每一种的维护都是依赖于有效的性别沟通。“门当户对”不是婚姻的真理，而是一种看起来更加简单的操作方法，因为婚姻双方处于相似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减少一些针对“生活环境不同”所需要的沟通。婚姻中的性别沟通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更不是一件想要避免就可以避免的事情。“门当户对”的“同类婚”也可能有复杂的问题。而且婚姻也是打破城乡壁垒的一个手段，“出身”较好的媳妇引领农村家庭形成更加开放的家庭观念，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甚至是共同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些虽然不是易如反掌，但也并非毫无可能。 根深蒂固“上嫁下娶”与难以翻转的性别角色 针对“逃饭门”事件的很多评论都没有逃脱“上嫁下娶”的迷思。所谓“上嫁下娶”指的是，女性应当嫁给比自己条件优越的男性，而男性应当娶比自己条件差的女性为妻。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传统的、保守的父权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认为女性必须要处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逃饭门”如果是发生在富裕的城市男生和贫苦的农村女生之间，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假设根本不成立，因为富裕的城市男生根本就不会喜欢贫苦的农村女生，他们只愿意和像“网红”一样的女生们交往。而如果我们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女生去见自己的“富二代”男友的家长，她可能会因为一桌子玉盘珍羞有可能会逃跑吗？ 为什么城市的姑娘只能选择从自己农村男友的家中逃跑，而不能大胆地呼喊出：“我需要生育自主，我需要结婚之后和丈夫的独立空间，我需要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这样难以翻转的性别角色设定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一样会出现。 一些评论者给自己贴上了“女权”的标签，也招致了更多对于女权的责骂。然而女权究竟关怀的是什么却不为人所知。女权主义关怀的不仅是女性，而是还包括男性、性少数，反抗的是造成一切压迫的体制。如果能够用更多女权主义的关怀来思考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那么女生也许就不用像逃命一样“逃饭”，男生也不会那么在意房产证上究竟写了几个名字。 © 审查你妹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 女权, 女权主义, 女权之声, 江西, 猴年春节, 男女平等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共识网 | 羽戈：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 作者：羽戈 “孝顺国家”显然更进一步，它不止要求国家先于父母，还要求把国家当作父母。这不仅导致孝道被滥用，且在孝的名义之下，国完成了对家的侵略。 恕我孤陋寡闻，自发蒙至今，只听说孝顺尊长，从未闻孝顺国家。春节期间，看央视新闻，不由大开眼界。新闻主题是孝顺，接受采访的两个人，青年医生道：先孝顺国家，有国才有家，大孝为先;老年市民同样表示要先孝顺国家：孝顺国家也是一个孝顺，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二人的默契，已经不宜用心有灵犀来形容，他们简直拥有同一副头脑和喉咙，否则“先孝顺国家”的颂词何以会如此一致呢? 我所理解的孝与孝顺，指向家庭伦理。按《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父母可以扩大到尊长，不过依然局限于家庭、家族。对国家的感情，该用“忠”字表达。古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一指国，一指家，一为公，一为私，界限何其分明。今人混为一谈，表面上看，孝取代了忠，实质上讲，则是国僭越了家。 　　如你所见，国家之于一些人，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之深挚，与对生身父母的感情之凉薄，恰成对比：他们宁可让父母忍饥受饿，都要把工资捐给国家;他们宁可忘却父母的冤仇，都要对国家高唱颂歌……如果你指责他们不孝，则将迎来振振有词的反驳：我把对父母的感情，全部转移到国家身上!这大抵便是最正当的“孝顺国家”，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些诡辩的意思;“孝顺”这么使用，未免被误解，甚至被玷污。 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放弃对父母的赡养，就是不孝。哪怕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都不能豁免于这一罪名的批判。诚然，孝并非最高阶的价值，有时可用忠来分化、压制，然而，忠就是忠，正如孝就是孝，对国家的深情，只能称之为忠，偷换成“孝顺”，近乎政治戏法，这恐怕不是为了蒙蔽他人，而是为了麻痹自己，用对国家的孝顺，置换对父母的不孝，以示自己并未辜负孝道。可惜这样的偷梁换柱，并不成功，反而可能导致两败俱伤：非但不能遮掩对父母的不孝，还显得对国家的忠诚有些底气不足。 这是一种可能性：当国与家不幸对立，难以兼顾，于是创造了“孝顺国家”之说，以弥补孝道的亏空。与此不同，“先孝顺国家”的提倡者企图两全，国也要，家也要，只是此中有一个先后关系，先孝顺国，后孝顺家。这个说法，势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老问题：对于国家，为什么不是尽忠，而是尽孝呢;一是新问题：对这帮孝子贤孙而言，为什么国要排在家前面? 采访者答：有国才有家。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其实不大经得起推敲。从起源上讲，家在先，国在后，毋庸置疑，不必争论。古往今来，国与家之争，所争论的不是先后，而是重要性，这二者，哪个为大，哪个至上，危急存亡之秋，如何取舍，舍小家而顾大家，还是相反。基于此，采访者若换一种说法，如“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云云，效果也许会好一些。直接说“有国才有家”，来论证“先孝顺国家”的必要性，未免过于粗暴，穷形尽相，一览无遗。 当然这只是小节。既然有意“孝顺国家”，国与家的排序已经清楚了。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为什么对于国家，要用尽孝替代尽忠。这就要谈到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属性。大体而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可分两种：国家视国民为子女，国民视国家为子女。相形之下，我们更熟悉前者。自幼年开始，“祖国母亲”的政治话语和影像便占据了我们封闭的视野，然而就中国国情而言，国家所扮演的却是高高在上、威严、专横的父亲角色。父权主义的阴影，始终横亘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如果国家作为教育者，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不妨化用这个论断：如果国家作为父亲，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必须充当孝子贤孙。 国家与父亲一体化的侧面，则是国的家庭化、家族化，此之谓“家天下”。对权力者来讲，把国当家，国事便成家事，或者说，他们惯于以家事的视角处理国事，以至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家庭伦理大行其道。国家属性如此，权力者眼里的国民，则尽是孝子贤孙，要他们“孝顺国家”，与他们主动“孝顺国家”，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 “孝顺国家”之说，不难令人想起数年前的“感谢国家”之风波。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周洋，获得冬奥会冠军之后接受采访，只感谢父母，未感谢国家，引来一位体育官员的批评：“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不过，官爷虽然提醒运动员不要忘记感谢国家，而且感谢国家要先于感谢父母，其所使用的终归是“感谢”二字，并未要求运动员把国家当作父母来尽孝。 　　“孝顺国家”显然更进一步，它不止要求国家先于父母，还要求把国家当作父母。这不仅导致孝道被滥用，且在孝的名义之下，国完成了对家的侵略。我们以前说“国进民退”，主要指经济领域;现在来看，用这四个字评价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的与时俱进，再也合适不过。 © 审查你妹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共识网, 孝顺国家, 羽戈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政见 | 孔飞力在《叫魂》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1768年，乾隆盛世。安定和谐的社会表象之下暗流汹涌，千疮百孔的中国近代史即将拉开帷幕。在这个特殊拐点上，一种对“叫魂”妖术的恐惧短时间内近乎疯狂地席卷全国，十二个省份受到波及。农夫、官僚及皇帝均被卷入其中，在狂热的闹剧中兢兢业业地出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或许是一个预兆，或许是一种警告；然而事件很快风平浪静，我们生活在18世纪的祖先并未意识到波折隐喻的社会状态。直到两百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挖掘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并以历史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梳理和解读，写成了这本严谨而不失趣味、翔实而不致沉闷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盛世繁荣的表象下，庞大的人口已开始对社会生活形成压力，山区与平原沿海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诱发了民众心底的惶恐不安。经济地图上的倾斜带来了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对底层流浪者的疑惧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最终在“叫魂”事件中爆发。浙江省一个县城修桥请来的石匠被诬将写有人姓名的纸条打入桩中借以害人；云游到萧山的和尚因询问小孩姓名而被恐慌的家长扭送官府屈打成招；恐惧的民众将身上带着几张护符的铁匠活活打死；在安溪县，甚至有人仅仅因为口音生僻而被村民捆绑并殴打至死；在苏州，几个乞丐被怀疑剪人发辫而遭拘捕，其中一人死在条件恶劣的狱中。 对妖术的恐惧很快扩散到长江以北；在汉阳，一个“妖人”被群众私刑处死并遭焚尸。事态愈演愈烈，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将可疑的乞丐、和尚、匠人、异乡客等扭送官府或群殴至死，各级官员疲于应对、屡屡动用大刑逼供，最终连乾隆皇帝也被惊动，接连下达谕旨清剿妖人。各省官员遂闻风而动，一个庞大而有组织的妖党团伙竟被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 事实上，到1768年底，几乎所有“叫魂”案都因没有足够证据不了了之，只见被诬陷冤死的无辜百姓，不见认罪伏法的作乱妖人；屈打成招与遭罗织陷害者纷纷翻供，承认并无其事。最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停止搜查，释放被羁押的疑犯，惩治办案不力的官员。这一风波终于偃旗息鼓。 孔飞力认为，“叫魂”事件在民众、官员与皇帝眼中是截然不同的三个故事： 对普通民众而言，下层阶级越来越多地渗入社区生活，激发了人们对陌生人早已有之的恐惧。他们对赤贫者的道德责任感随着乞讨现象的泛滥而不断削弱和模糊。当妖术谣言传播开来，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向离得最近的乞丐与和尚猛扑过去。同时，对于绝无可能接触权力的底层民众而言，“叫魂”一事忽然慷慨地赋予了他们一种权力的假象，似乎假借这一名义，便可满足心中报复与贪婪的欲望：“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罪名成为一股从天而降的力量，被不同境遇的底层民众视作量身定做的工具，借以获取自己无法通过其他路径实现的利益：“对担心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在普通民众无法真正享有权力的社会中，清剿异己的狂热带来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快感；一旦这种行径被国家默许，便愈发难以抑制地蔓延开来。 对乾隆皇帝而言，他最关心的与其说是妖术，不如说是“割辫”这一行为：在清朝，头发样式是一个政治问题，剪人发辫即可视为谋反。他在关于妖术的第一份谕旨中称“叫魂”之说“其言甚为荒诞……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庭，理应留心查禁……”可见他本人对于妖术并不相信，却深深忌惮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隐患。在他看来，百姓轻信、而且易被煽动蛊惑；妖术的威胁不在于百姓性命，而在于社会秩序和统治稳固。他同时认为，江南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官员腐败顽固，朋党为奸，欺上瞒下，对妖术一事知情不报，因而不值得信任。而山东巡抚为抢占先机，在得知皇帝即将发出上谕的前一天递交奏折，声称叫魂并非简单流言，而真是妖党有规模、有计划地引发恐慌。巡抚提供的佐证是两个乞丐的供词；无论其中提及的剪人发辫、摄人魂魄乃至作乱谋逆之事是罗织编造抑或确有根据，这份供词都成为皇帝大规模镇压妖术的基础和理据。 其实，对大部分官员们而言，他们普遍是因职责所在而谨慎行事，本身对妖术的说法不以为然，却又不得不在皇帝的催促与暴民的狂怒下给出个说法。在官员心目中，无论流浪者是否与妖术有关，都是不稳定因素：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者无法被纳入政府的控制体系，因而令官僚机构头痛。因此，当上层与下层的压力共同作用于他们身上，一部分为求自保的官僚们选择顺应圣意、大力清剿搜查。难得的是，仍有一部分官员采用各种抵制手段消极处理，直到风波平息。然而孔飞力指出，这些官员们设置障碍并不意味着封建官僚制度对皇权存在某种制衡。因为若要限制与平衡君主的专制权力，官员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视为皇帝的奴仆，而要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然而，在帝制早已是强弩之末的时期，具有此等胆识与自信的中国官员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之后，当帝制终于垮台，滋养这种自信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 尽管各怀鬼胎，乾隆年间效率低下的旧中国官僚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挡皇帝与民众的狂热，“叫魂”一事也因此未能造成太大影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平息。然而，当旧制度终于垮台而新制度尚未完善之时，新统治者就可能利用和操纵民众的恐怖力量打击异己，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种疯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叫魂”可算闹剧一场；而真正的悲剧，在近两个世纪之后才在中国上演。 © 审查你妹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6. | Permalink | Post tags: 《叫魂》, 乾隆, 以史为鉴, 历史, 孔飞力, 清朝, 迷信 订靠谱新闻 获穿墙捷径 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至：s...@chinadigitaltimes.net 更多文章   •   干净的DNS, 科学上网   •   GFW 封锁方式以及翻墙手段汇总   •   自由亚洲｜郑义：“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论雾霾   •   GFW 的详细分析及翻墙路由器 (fqrouter) 的原理和实现   •   自由亚洲｜美参议院挺“刘晓波广场”命名 中国或难避“敏感词”   •   蔡霞：改革开放后中共关于道路问题的三次争论   •   中国，别逼我们离开你   •   BBC｜中国每年空气污染死亡人数世界第一   •   通过电子邮件获得赛风（psiphon）科学上网工具   •   魏春亮：上海姑娘所逃离的 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 点击即可退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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