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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 陕西一公安局现”严打新闻媒体”横幅
横山县公安局会议室正中央挂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横山县公安局‘秦风冬季亮剑’严打新闻媒体座谈会”。图片来自网络
甘肃3名记者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批捕事件仍在发酵之余，2月1日，陕西榆林市横山县一媒体座谈会疑闹出“严打媒体”的乌龙标语，让参会的不少记者打了个冷战。2月2日，横山县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出通报，称系工作人员疏忽，并向各级新闻媒体朋友真诚致歉。
2月1日下午，横山县公安局召开一场“冬季亮剑”行动座谈会并邀请众多媒体参加。会议室正中央挂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横山县公安局‘秦风冬季亮剑’严打新闻媒体座谈会”。
一名参会的榆林市地方媒体记者告诉澎湃新闻，当时看到标语后以为是“断句”的问题，也没感觉有何不妥，但开会过程中听到有其他同行在窃窃私语。
标语被拍照保存后，很快流传到全国多个微信记者群以及微博，引发众多媒体人对标语是否系“笔误”还是“有所指”的猜测。
横山县公安局在上述通报中向“各级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致歉称：横山县公安局于2月1日下午在本局四楼会议室召开了“横山县公安局‘秦风、冬季亮剑’严打与新闻媒体座谈会”。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会标上丢掉一个“与”字，在新闻界造成不良影响。在此，向各级新闻媒体朋友表示真诚的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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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 新华社推神曲《四个全面》：给这样的领路人叫好
歌词中唱到，“党是核心领导，领着咱们奔跑。这样式儿的领路人，咱都给他叫好”——近日“习核心”提法的出现正引起舆论和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南早中文网讯）继续《深改组两岁了》之后，内地官媒再推饶舌说唱（rap）形式的政治口号“神曲”《四个全面》。歌词中唱到，“党是核心领导，领着咱们奔跑。这样式儿的领路人，咱都给他叫好”——近日“习核心”提法的出现正引起舆论和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新华社客户端2月2日上午9时许发布“新华社推出’神曲'<四个全面>”，包括3个视频，但没有文字描述。歌曲动画MV全长3分10秒，最后一部分还用了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连唱了四次“有了有了四个全面，中国梦啊就不远”。
在其中两个视频中，还出现了网络流行的“弹幕”，写着“新华社火爆rap全面出击”“一起摇摆”“新华社啊！！”“无限单曲循环中”“wuli新华社也是蛮拼的”等语句。
此前的《深改组两岁了》在12月28日、中央深改组成立两周年前夕，由央视推出，歌曲中融入了习近平的8句讲话录音。在歌曲MV的片头显示，作词人为周爱华，作曲和演唱人为武文多。制作包括史春、马强国、曲柳燕三人。
这次的《四个全面》则由新华社推出，但目前未见制作人的信息。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4年10月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之间陆续提出。
2012年，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
2015年1月13日，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政治规矩”。而在“政治规矩”中，受到外界特别关注和讨论的，当数“妄议中央”。
201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今年首次会议，全天召开，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那之后，1月11日开始，内地多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在传达学习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关于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的《通报》中，提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栗战书，也在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增强核心意识”。
这是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中共党报上再次密集出现“核心”这个提法。
上海政法学院的陈道银曾就“习核心”的提法向本报表示，措辞上微妙的转变可以有很强烈的含义。 “邓小平和江泽民被称为核心，是因为他们都有最终通过或否决权。胡锦涛更多时候是领导层中的协调人。”
《四个全面》歌词：
一个那是点，两个那是线，三个那是面，四个是全面。
唱啥呢？听说过四个全面吗？
嗯……是中国梦啥的？哈哈，还是听我说吧。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小康是目标。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改革是动力。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法治是保障。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党建是关键。
全面建成小康，是每个人的梦想。
吃喝不愁手里有钱，咱心里就不慌。
有了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健康发展，雾霾退散。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随便说说。
升学就业养老看病，全都得有着落。
人人都当创客，城乡一起嗨。
束缚需要打破，体制必须活络。
一个那是点，两个那是线，三个那是面，四个是全面。
小康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党建是关键。
特别重要的话，咱得说四遍。
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全面。
特别重要的话，咱得说四遍。
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全面。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小康是目标。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改革是动力。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法治是保障。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党建是关键。
全面依法治国，不讲规矩不行。
遵法守法用法，有权不能任性。
潜规则没用，犯事儿甭耍赖皮。
法律面前都平等，拼爹你也没戏。
全面从严治党，风清才能气爽。
老虎关进笼里，苍蝇也得落网。
党是核心领导，领着咱们奔跑。
这样式儿的领路人，咱都给他叫好。
一个那是点，两个那是线，三个那是面，四个是全面。
小康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党建是关键。
特别重要的话，咱得说四遍。
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全面。
特别重要的话，咱得说四遍。
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全面。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小康是目标。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改革是动力。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法治是保障。
跟我说四个全面，四个全面，党建是关键。
咦，唱完了怎么进度条儿还有呀？
咳咳，走着。
有了有了四个全面
中国梦啊就不远
……（共反覆四次）
“四海升平，四季如歌，恭祝各位网友猴年事事（四四）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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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吴祚来：2016——中共“习核心”元年？
鳩鵪亞黃：习总最震撼有力的演说
2016年中共第一件大事，是喊出了“习核心”这个政治话语，这意味着，江泽民核心已告结束，或已不被承认。
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看齐，习近平核心团队进一步要求中央与地方以习近平为核心，向习近平看齐。
当习近平真正被“拥戴”为新核心之时，他就成为中共真正的决断者，这是否意味着，习中央的政令可以出中南海了，还是意味着习的讲话可以通行全国，上行即可下效？
而这对于党国、对于中国社会是福是祸，却无从知道。
“习核心”呼之即出
近日，署名“学习大国”的一篇《习近平密集强调“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如何落实》文章出现在腾讯网首页，这篇文章说：最近这段时间，“向党中央看齐”成为时政新闻中的高频词。一个多月来，习近平先后四次讲话，要求“向党中央看齐”。
看齐二字，还被习近平加上了“意识”，看齐意识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不仅口头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要落实在行动上。
学习大国在文章里还找出了看齐意识的来源：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显然，现在许多领域许多人在习近平看来，出了偏差，但出了怎样的偏差？习近平没有具体指出来，只是宏观在用看齐意识来强调，表达自己的不满意。
可惜，人们并没有看到习本人或他的团队具体指出哪些问题属于没看齐，哪些地方政府已经看齐了中央。如果既不能量化，又不能有案例说明，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不知其所指。
具体看不看齐，对各地要员来说似乎不是问题，学习大国在文章里重点开列各级大员、要员纷纷向习中央效忠，并承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学习大国的文章里，“一口气列举了10个省区市，他们都表态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市领导纷纷表示自己要做政治明白人，“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特别要突出思想看齐，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敬终如始。”
这十个省市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安徽、四川、湖北、山东、云南、陕西。
腾讯首页的这篇文章大谈各地要员“向习看齐”，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关键词：“习核心”。我们只有进一步去翻看各省市第一领导人的讲话，才可以见其端倪。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其讲话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
这一段描述，看起来是强调党的核心有不同层次，但实质是在强调党以习中央为核心，习中央以习为核心，向习看齐，就是忠于党。中共的党内规则与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于李书记的讲话中。
“增加核心意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强调了增加核心意识。什么是增加核心意识，就是要强调“习核心”，不允许任何人顾左右而言它，老核心时代已告结束，新核心时代已然来临，要求各一级党政大员认清形势，紧跟习中央走。
栗战书是习的大内总管，最清楚习的焦虑，或者了解整个中央级大员的境况，在此时高规格强调看齐意识与核心意识，显然是习的政治焦虑造成。
反腐造成的重压，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都需要各级要员拿出办法来解决，但整个形势处于无解状态，大员要员更多的观望，习想推行的政策，也无法落实、推进。习团队此时能给予习的安慰，可能就是一顶极品的“核心”桂冠了。
习已贵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与国家军委主席，并身兼多个中央级小组组长，仍然感到政令不畅，感到权力难以成功运行，怎么办？
现在中共内部只有顶端的桂冠，就是“核心”，现在栗战书在新年开局，就是要迫使各地大员效忠，拥戴新核心，以强化习的威权与集权，要在各地掀起学习“习理论”的热潮，要用习的理论，武装头脑，推进具体工作。
政治效忠是一种精神安慰，并无实质意义，只是让部下口服、臣服，也只有极权治下的最高统治者会要求下属效忠。
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每一个政治角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完全不需要下级对上级的效忠，要忠诚的，只有宪法。国家最高权力在总统手中，但受到国会制约，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人权或保障人权，所谓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价值。
“核心”的政治意义
1989年6月16日——“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会见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共新领导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次会议邓小平完成了核心的交接，“钦定”了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说得通俗一点，核心就是谁说了算，邓小平在世时，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授予江泽民以核心地位，他自己就是太上皇。
这种核心极权制度，早在古希腊之时就有过，和平之时，以民主的方式决策，但战争状态中，一切权力均交由军事元首最后决策，因为，如果不能通过集权方式形成快速决定，就会贻误战机。
邓小平在六四之时，看到中共面对学生运动与大规模民主运动时，没有“战斗力”，所以要扶持一个核心政治人物出来，由核心来最终决定对整个党国的生杀予夺。
核心是靠他对党国的贡献，或人格魅力？或党内民主推崇？都不是。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靠枪杆子，江泽民之所以能凌驾于胡锦涛十年总书记之上，还是靠他对军队的成功控制。
现在习团队之所以敢于在“江核心”还在世之时号召各地大员向“习中央”效忠，向习近平看齐，并以核心称之，证明习近平已完全掌控了“枪”，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核心。
与江泽民不同的是，习近平这次核心的确立，是以各地大员拥戴的方式，而不是由江泽民在某一特定场合“钦定”。其中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核心”的历史回顾
我们稍加回顾这种“核心”现象，会发现背后问题严重。也即，无论有无政治核心，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没有被称为核心，但其实他是真正的核心——“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挤压、打垮了民主党派，然后又利用自己在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踢开党委，闹文化大革命，实现了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地位。
他一个人加上中央之外的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造成了国家动乱与罕见的人权灾难，当然他的同志与战友包括习家，也多被迫害与摧残。
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使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党内外任何政敌，邓的个人威望是一方面，而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使枪指挥党成为可能，“邓核心”制造的六四灾难至今无法平反或纠错。当然，“毛伟人”的文革灾难也没有从根子上清理，文革的政治迫害方式仍然在继续作祟。
江泽民的核心时代，右手制造“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使中国进入权贵经济模式，左手严打民间信仰者，制造大规模的信仰迫害。
胡锦涛一直没有被核心化，所以“胡时代”没有大规模的动用国家机器制造人权灾难，但相比于毛、邓、江三个核心时代的大规模焦点式作恶，“胡温时代”是散点式的侵犯人权。
权贵经济一旦形成，必广泛地侵犯百姓人权，每年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上访、维权案件说明，各级政权普遍地侵犯百姓的经济利益，由于司法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任何不义不公，都无法在当地得到纠正，而当人们借助上访制度与方式之时，又使中共高层面临北京稳定的焦虑，这样各级的截访或将访民进行拘捕、劳改、关进精神病院，维稳经费每年数以千亿，高过军费。
胡锦涛没有成为核心，所以他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局面。他的上面有精神领袖“江核心”，下面有无数权贵，边上有听“江核心”指挥的枪杆子，所以，不是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处于被挟持的状态，无所作为。
正是因为无所作为，才有腐败蔓延，才有极端的侵犯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事件海量发生。
“习核心”的三条路
毛泽东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那时是战时状态，邓小平1989年提出政治核心或核心意识，也是基于一种“动乱应急”，它造成的后果，都是军人政治或政治极权。
如果一个政客，前天向“邓核心”表态忠诚，昨天向“江核心”表态忠诚，今天立即向“习核心”表态忠诚，你信吗？这样的忠诚有什么意义？
忠诚只有在局势变局过程中，在自由的选择中才有价值，当习近平已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时，这种表态忠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别人寄附你权势之篱下，只能摧眉折腰，以求平安与利禄。
所以，核心桂冠之于习近平，也许可以为其极权造势，让中共各级大员保持与习的政治一致性，使习的威权达至极权之境。
但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极权，还是多寡头制的分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共政制使然。
当然，极权或确立政治核心，可以让最高统治者更随心所欲，统治者更顺风顺心，但这种顺风顺心是建立在所有官员对核心唯唯喏喏、只有执行不敢反对的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最高核心任何错误，都会被执行、被放大，都可以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与国家人权灾难。
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精神核心之时，习近平或其核心团队应该意识到，谁是“习核心”的监督者与制约者？
摆在“习核心”面前是三条道路：
第一条是还权于民之道（西方模式），让全国人大具有法定的监督中共中央的权利，设立宪法法院，对中共中央违宪具有独立的调查权、监督权与否决权（弹劾权），逐步让中国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
第二条道路，新加坡方式，有限开放媒体与党禁，实行强人强权之治，让中共政权长期控制在自己或自己人手中，保证自己的政策长期执行；
第三种方式，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朝鲜模式），进一步封邦锁国，不允许公民社会有任何自由度，党国一体，打压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者、打击或拘捕维权者与申张正义的律师，一切都在党的管治之下、国家警察的监控之下，实行完全的法西斯之治。
习核心面临艰难的选择。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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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金融时报》一位大陆青年的“台湾记忆”
陈振铎
2016年1月15日，我开始在Facebook、微博和微信三个平台观看台湾大选。自2000年以来，这便是我的保留节目，四年一次，无论处于何地从未间歇，跟元旦期间只要有山就去登山、有电视就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样，成为仪式般的惯常。
这次感受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台湾。Facebook上的台湾“小霸王”们颠覆三观。我称那些“天然独”的小孩为“小霸王”，是因为他们机械地不断爆发独立情绪，像一台台“复独机”。其中一个“小霸王”，措辞和行为都“屌炸天”，在护照上贴了个“台湾国”贴纸出境，被警察拦下却义正言辞，最后顺利出关。无数人为此点赞，各种对大陆的恶言也引来一片赞。点赞的人中，有我认识和尊敬的台湾朋友。这让我沉重。
这种沉重不涉及正义、所谓的民主与黑暗等符号，纯粹是从乡土出发、以各种碎片事件连接起来的台湾感情的跌宕。我虽未去过台湾，在这次选举之前，这种感情却一直相伴相随，从来没有疏离。它从哪里来、向何方去？借着千禧年开始的对于台湾的碎片记忆，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一
2000年之前其实就有些台湾印象了。九十年代初的浙西南边陲山区村落，信息封闭，对台湾的认识始于小学人教版课本《宝岛台湾》一文：台湾是“稻米、甘蔗、水果之乡”。玉山“是我国东部最高的山峰。山顶上冬天积雪，晶莹耀眼，远看如玉，所以叫玉山”（8月的玉山北峰，见文首图）。这些手绘的景色和文字就是我对“宝岛台湾”的第一印象。
广播和卡带里多是港台流行音乐，好听的歌还会手抄传阅，小孩贴上喜爱的明星头像贴纸，看译自台湾的日本动画片，长辈们则看台湾古装和民国题材电视剧。晚辈偶尔也会听家中和村里老人们聊起国民党抓壮丁的往事，知晓这家那家的亲戚现在还在台湾。
比较热闹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家中西湖牌黑白电视里的新闻每天都剑拔弩张，说要打仗。这对于小孩来说倒是兴奋，因为那时流行的游戏就是跟电影里一样，扮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山里玩打战游戏。危机中两岸普通人的感受，看不到，那时也不理解。
1999年，外婆家装了村里第一个小卫星锅，可以看到境外电视。那时除了凤凰卫视，我们还爱看东森台。我第一次看直播就是2000年的大选，当时感到非常新鲜，因为一大群镜头实时对着陈水扁和宋楚瑜，还跟着他们到各自家里拍摄，连厕所都不放过。这可是总统候选人啊！陈水扁胜选后在庆祝晚会激情澎湃。“阿扁！阿扁！”——用第四声带着台湾方言发出的“扁”，和“变”同音。我第一次对台湾的政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学时也照旧关注选举，但2000年的那股热情再也没看到过。与台湾的交汇是生活里的文化。2002年左右网络还不发达，除晚上在寝室里集体听杭州本地的汪峰和“艾米与可乐”等节目，我还爱躲在上铺听“敌台”。每天传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北国际之声”时，心里是毕恭毕敬的，主持人甜美的声调带着台湾腔没有嗲气，新闻全面不花哨，而且有人情味。还有刘若英和范玮琪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几乎跟着CD机和MP3机走遍了杭州的每个角落，现在旧地重游时，脑子偶尔就会自然响起他们的某一首歌。
二
这种从台湾输入、伴随生活的文化，让台湾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距离，它在当时的生活中形成的亲密感，甚至比上海对我们的距离还要近。来法国后，对台湾的印象变得既抽象又具体。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政治经济学课补考，我拿出富士康员工与法国电信员工自杀的例子来对比讨论。那时在大陆的台商企业不断爆出负面新闻，让人觉得这些商人来大陆不是为义而是逐利的，我第一次认识到两岸关系的现实问题。
2009年冬天我初到巴黎，在巴士底广场新巴黎歌剧院排队买票，后面排着华人面孔的游客，随即攀谈了起来。他们仨是从美国来巴黎游玩的台湾华裔，母亲自七十年代赴美国读书后定居加州，一子一女是美国公民。家人怕他们像一般的ABC那样失去对自己文化的认同，送他们回台湾读小学和初中，然后高中返回美国就读。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两代人是有沟壑的，母亲仍认同着中华民国，看到大陆人亲切友好，能聊她在大陆旅游看到的各种现象以及同大陆亲戚的联系，对两岸的隔阂抱有遗憾之心。儿子安静寡言，读法律的女儿爱争论，开口就是：“1996年导弹对准我们，你们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嘛？”细聊下去仍能站在理性立场就事论事，她爱的还是她的中华民国。
2013年秋天，在韩国水原市开会，遇到了S先生和他的夫人。S先生是老国民党，毕业于辅仁大学法语系，后来在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攻读硕博，曾任台湾驻非洲某国大使和驻法国副代办，退休后在台湾政治大学和淡江大学做兼职教授。他们夫妻俩符合我对国民党精英的预期，一口标准国语，形象高大帅气优雅，谈吐之间不矫揉造作，对历史和当下的问题都不回避，持开放立场理性讨论。
S先生的太太说：“台湾现在的视野变得狭隘了，是被‘岛’的地理束缚着。台湾离不开大陆，抛开政治和经济不说，光文化他们怎么可能离得开中国呢？”接着是一口叹气，然后沉默了片刻。当她讲“中国”的时候，能感受到一家人似的语气，没有距离和隔阂，也感受到他们从国民党撤台后最黄金的年代到现在被边缘化的大起大落，那种不甘和无奈竟然有些凄凉感。
很显然，他们不再会是主流。
三
第一次对台湾感到陌生，源于一部文艺作品。“歌真好听！”这是和几位朋友的一致感受，这些都能激发对台湾的热爱，但两种热爱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当《海角七号》电影从范逸臣以“操你妈的台北！”开始绝尘而去回到乡下，最后在海滩上和日本姑娘结为连理时，我怎么也不认识这个台湾了——即使我带着喜爱看过两遍，在课堂上和同学多次观看并讨论这部电影。
很快这种陌生在另一次项目考察时重现。那是接到江山市廿八都的改造意向后的一次考察，虽然该市在家乡隔壁，我却从未去过。廿八都是古时浙闽边关军事重镇，和台湾的关联，远从郑成功说起，近来更鲜活体现在从地方志和那些高官后人或乡亲里蹦出的一个个国民党官员。无论是两岸共知的高官还是一些小公务员，他们和普通的中国人以及现在的公务员无异，靠学习离村离乡进县城、考省城、留南京，靠才识和抱负留在当时的民国政治系统中。富商遵循类似轨迹，由富而绅。
听完这些故事，我在古镇上抛开队友，拿着手机在他们留下的老宅中逛，试图把这些民国高官和台湾联系起来。串起的不是台湾，是民国高官和各种台湾电视剧串起的高官富商的家长里短。在当时作为戴笠情报局临时机关的房子中，空荡荡的老宅展览着当年的档案资料影像。官方想体现意识形态，而档案中的书信给人看到的是那些逃往台湾的高官们当年的人情、理想和抱负。
无论偏远山区的江山系国民党高官的历史让人多么亲切，现实却令人如履薄冰。这种沟壑扩至学术和政治，甚至是私人生活。
高雄一位地方女教授，连续几年都来杭州开会，每次都热情欢迎大家去高雄，还发放带来的小礼物——高雄人权博物馆的小布袋。我也热情友好回应，结果同事事后严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注意你的言论啊，她是‘台独’，要保持距离！” 另一次她借高雄港区整治的案例，讲到当下如何重构日据时代的认同时，引起了在场一些教授的不快。大家对她论述日据治理的暧昧产生了争议。
国民党某高官公子拜访杭州某位退休官员，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城市的经验，官员侃侃而谈。看到那位高官公子似乎听得很认真，官员当时心想他会不会真的拿这套纲领前去竞选。后来台湾竞选时，这些担心一一成为现实。结果众所周知，素人上台。
回巴黎看贾樟柯《天注定》时，同学介绍认识一位台北姑娘。姑娘的父亲是警察，退休前只升到派出所所长，郁郁不得志，对国民党官僚体系厌倦排斥。她自己对中国天然感到生疏，只因做过音乐电台编辑和研究所助理，阅历使她能够温和理性。如此理性的人对“中国”甚至是“中华民国”都变得陌生，这稍稍让人不安。
真正形成“两岸形同陌路”的感受，来自于朋友当时来自高雄的女友。大家每次聚餐偶尔聊起两岸话题时，这位女士总低头不语、简单吃几口，又回到房屋捧着她的IPAD看娱乐节目。用两个字形容她对大陆的观感——“不屑”。
四
“台湾还回得来吗？”
近年和台湾朋友交流这个问题时，“中国”从原来的两岸一家亲变得陌生、讽刺甚至带着一丝莫名的仇恨。以前嘻嘻哈哈调侃着靠马云和蔡崇信在淘宝标注“江浙沪和台湾省包邮”估计就能“解放台湾人民”了。但自己从2000年到这次大选变化的台湾观感直觉来看，情势却不容乐观。
当双方因情绪变得极为敏感，肮脏的势力趁虚而入。不管围绕这次大选的若干事件有无民进党幕后操纵，“中国”议题在台湾民间已变成一厢情愿。即使民进党不挑战底线，时间拖得越长，其实越符合台湾社会自身的期待，这对于坚持现有宪制疆域的人不是好事。
从自身经验受跳出，我在幻想是否存在一种超国家的模式——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互相磨合和成长，找到政治互信后建立联合体。在大陆本身从自身经验形成了自我循环且不同于任何以往从西方移植来的治理模式时，这似乎成为维持现状以外唯一可选的合理项。欧洲内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所进行的欧洲联盟这种政治和社会实验，其实依托于超国家的乌托邦之上。虽然欧盟目前荆棘满路，但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可能吗？
系统回忆意味着切割、封存、告别和再出发，因为台湾于我而言保留了心理的、文化的故土与源泉，那个台湾延续着中华的族统和国统，是未亡的种子和星星之火。现在看到的台湾是陌生的，人民的认同与对未来的愿景渐行渐远，需要做出一个切割，剪得断，理才不乱。
1月20日，法国《解放报》头版排了一幅占了半版的照片，一位男人站在乡间的小路昂首挺胸向前走，路尽头是一颗大树，照片上寥寥数语：“Michel Tournier, mort un lundi”（米歇尔·图尼埃，周一去世）。这位作家的成名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恰好像个时空符号，印证了台湾在我心中的变化，它成了图尼埃的鲁滨逊：“爱和死，是个体解体的两面；爱与死一起冲动，一起投身于大地。他们都饱含着对土地的热爱。 ”
再见，宝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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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国企还是赵企
如果你作为股东，投资一个企业，企业赚了钱，去掉各种成本费用、员工薪酬，除了给政府交税，是不还得给股东交利润，否则你办企业为了啥？中国的国企，不管是中央直管的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的国企，都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就是说每个国民都是股东。可是除了给政府交税，作为股东，你分到过红利吗？
根据统计，中国的各种国企，除了给政府交税，长期不给国民股东（或代管的政府）交利润。近几年开始交利润，但比例相当的低，分为15%、10%、5%和不交四档。2008年前只交税不交利，以后开始逐渐交利，最高的年份，也很低。比如2014年，整个国企的利润是25000亿元，只上交了2000亿元，约占8%。
那么这么多利润，都去哪了？
一是员工、特别是高管工资之外的各种福利、奖金，最有名的例子是前几年爆出来的新闻，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本来就有近千万的年薪，还要再拿七千万元的绩效奖励。
垄断性国企员工的高收入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国民的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不准进入这些行业，由政府赋予他们行政性垄断，进行烟草、电讯、能源和金融等的专营，获得的收益应该补偿、回馈全民，怎么能任由他们私分独占？
二是挥霍浪费。国企员工特别是领导层，在高额的工资、福利、奖金之外，挥霍浪费也是惊人的，反正这种事也不会治罪。以报道的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为例，称“每月交际费一二百万算什么”。中石化大楼里的一个吊灯不管是网民爆料的采购价1200万元，还是企业宣称的156万元，其奢侈都令人咋舌。
一个拥有10万员工的国企矿业集团领导告诉我，“10万员工10万贼”，效益好的时候无所谓，反正有的是钱。效益不好的时候，更是偷拿贪占，能捞就捞，只要留下厂房、套住银行就成。
三是扩张滥用、贪污受贿。前几年煤炭价高的时候，国有煤矿国内外疯狂扩张并购，我问该领导万一产能过剩、能源升级、价格走低，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怎么吧？他说有钱就花，政府扶持、银行贷款，不花会断了很多人的财路，也显示不出政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至于以后，谁管那么多。变换的是领导，不倒的是国企。
国企为什么砸钱扩张，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外，最主要的是各个交易环节的回扣、好处和贿赂。倒台的华润老总宋林被指在并购山西的煤矿时，做高价格，中饱私囊。山西焦煤集团老总白培忠家中被劫几千万元财物，报案却只称几百万。为什么？国企领导钱多不干净，后来果然被查。
经常看别的国家地区企业盈利，给全体国民股东分利润、发红包。比如蒙古的国有能源企业收益，除以二百万人口，每个国民都有份。澳门的博彩业普通人不能经营，特许某些企业专营，获得的利润全体居民每年发红包。中国的国企这么有钱，为什么很少交利润，不给国民发红包呢？
打着国企或全民所有制的名号，实际是赵家办的企业，外姓人只有支持、忍耐的份，分红获利无关。别的不说，最关键的是国企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但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命都有赵家说了算，看看有多少能源、通讯、金融国企的负责人都是红二代、官二代的权贵子弟，而且政商角色任由赵家人转换。
比如倒台的陈同海，原来是宁波市委书记、发改委副主任，摇身一变，成为最赚钱的中石化董事长，其父陈伟达中共元老、中央政法委书记。现任山西省长李小鹏，原来是华能集团的董事长，其父其妹是谁，众所周知。赵老爷打江山、坐江山，如果不能让赵少爷、赵小姐享用获利，福荫子孙，那不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目前中共也在对国企降薪，逐步提高上交利润的比例。但最关键的是，这么有钱的国企，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何时给国民股东发红包、增福利？没有经济权利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政治权力，权力不民选，权非民所授，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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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e租宝曝500亿元庞氏骗局 超95%项目虚假
2015年12月，“e租宝”在杭州的办公地点大门紧锁。
中国一家网络金融公司诈骗投资者资金500多亿人民币（约合76亿美元），把巨额金钱花在赠送他人和支付高工资上，还埋藏证据，正在调查这个当局称之为巨大庞氏骗局的当地警方说。
这些指控让中国的网络金融行业蒙上阴影，尽管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已产生了全球领导者，但当局表示，行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欺诈案和昙花一现的公司。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官员说，昔日的行业主力e租宝，向其近100万的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是假的。报道称，当局已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逮捕了21人，关闭了e租宝融资平台的一些操作，安徽是e租宝总部所在地。
“‘e租宝’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新华社援引公司前总裁张敏的话说。无法联系到公司管理层对此发表评论。
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愿意为客户提供国有银行不提供的东西的中国公司。中国老百姓在广泛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购买日用品、或进行资金转帐，新型的金融公司在向小企业、学生以及其他被国有银行习惯性忽视的群体提供贷款。
e租宝告诉投资者，它是一家从事个人对个人借贷的公司，利用互联网为潜在的借款方与投资者搭桥。中国的个人对个人（简称P2P）借贷的增长势头一直很强劲，据摩根士丹利估计，去年的总借贷额已超过美国，达到33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的P2P借贷市场高度分散，有1500多个从事这类借贷的平台。
但是，据地方政府说，与个人对个人借贷有关的非法集资案件也在过去两年中迅速增长，官员曾在去年12月承诺要加强对这个行业的监管。由于涉及的资金数额以及投资者人数巨大，一家主要的在线融资平台的崩溃，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这类投资产品安全性信赖问题的担忧。
当局着手办理e租宝的案子已经好几周了。新华社说，去年12月，有关部门对公司的非法商业活动展开调查。
新华社周日的报道说，地方当局的调查发现，公司大部分的投资产品都是假的。有些投资产品向投资者提供高达15％的年利率。
与投资相反，这个由安徽钰诚集团在2014年7月建立的平台，被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用来填饱私囊，新华社说。
据新华社报道，钰诚集团董事会执行局主席丁宁被指控花在赠送包括房地产、汽车和奢侈品等礼品上的钱就达十多亿人民币。
报道还说，公司发给丁宁的弟弟丁甸的工资，从每月1.8万元涨到每月100万元，公司去年11月花在工资上的开支高达8亿元。
据新华社报道，在钰诚集团下属的一家公司负责风险控制的一位高管表示，公司在平台上兜售的投资产品中95％以上是假的。
指控称，这些欺诈者们看来在隐瞒自己的诡计上费尽心机，为躲避调查试图埋葬证据，这不仅仅是个比方。
新华社的报道说，受警方怀疑的人将1200多册证据材料装进80多个袋子，并把袋子埋在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郊外某处6米深的地下。
报道说，警方动用了两台挖掘机，花了20多个小时，才把这些袋子挖出来。新华社称，警方对这个案子的描述是“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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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中国人的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
作者：鲍君恩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好送人情？为什么中国人送礼轻仪式重价值？为什么越是社会底层人情负担越重？
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的关切，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笔沉重负担。
据西南财经大学 2012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 22.1%，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他们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人情支出竟占了总收入将近一半。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年终各项奖金远不抵送礼支出。
中国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民族。但同属汉文化圈，儒家传统痕迹甚至更重的韩国，虽也有多达 96%的国民抱怨“红包炸弹”，但 2014 年韩国工薪阶层平均人情支出约 33 万韩元，只占总收入的 1%，与中国人相比，韩国人叫苦不迭的人情压力实在不值一提。
最爱送礼的民族
韩国的送礼压力虽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已是全世界最像中国的国家。
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超值，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在大量中国留德学生的回忆中，往往会出现礼物太贵导致对方拒收。而且，德国人还有当面拆礼并表示感谢的习惯，这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都是粗鲁无礼的举动。
常见于西方的礼物篮子（Gift Basket），一般多由食物组成，更注重礼物本身的实用性。
欧美婚礼也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多数情况下，新郎新娘会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客人照此选择礼物，即便空手而来也不会有人太介意。最大的差异恐怕是鲜花，在中国，这种徒有其表、毫无实用价值的礼物一般只会出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情人节，但西方人送鲜花已有悠久传统，并发展出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花语系统。
欧美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比西方更讲究的是日本，虽然送出的礼物大多也只是啤酒、糕点等快消品或瓷器、纸扇等廉价工艺品，甚至可能是指甲刀、挖耳勺，但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赠答文化”，不同节日、不同场合，包装纸的选择，礼品绳的颜色、数量、系法都不一样，如不慎包装错误，则是非常失礼的事。
一些日本糕点会被当做特定场合的赠物
日本人婚宴、葬礼上也会送出礼金，但红白喜事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如婚宴一般在百人以下，受邀者只是平时关系密切的亲朋友好友，按中国酒席布置不到十桌人。这种规模按中国标准可算寒碜，通常会被认为混得不好，缺少人缘。婚宴动辄五六十桌甚至上百桌才被认为是有头有脸。
从收入水平与礼金数额看，日本人的礼金也远不及中国人出手大方。日本同样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惯，但大都只是象征性的几千日元，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实在是抠门得谈不上人情压力。
不过，日本人送礼金时有很强的仪式感——不同场合礼金袋颜色样式不同，还要套上水引绳完成包装。礼金袋外层封套写法和折法，出席人数、关系还会影响具体写法及顺序；不同场合礼金袋的折叠方法也不一样，婚礼必须用崭新纸钞，丧礼则用旧币。而中国人的红包一般只写封包者的名字和几句吉祥话，仪式感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多少钱。
用于祝贺的日本“红包”袋
即便是同样为红包困扰的韩国，一般送的也多是廉价的日用品或食品，如韩国人搬家后经常会收到手纸、洗衣粉等礼物，中国人恐怕难以理解。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一是礼物价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或干脆送现金，且送礼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几乎逢事必送，在计划生育初期的中国农村，甚至妇女做结扎手术也会有很多人送礼；二是缺乏仪式感，往往是钱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是常见选择。
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当代中国人对送礼的描述通常为“送人情”，这一模糊暧昧的表述更与礼乐制度规范身份等级的本义相去甚远，它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甚至连外表都谈不上有多像。
极具中国特色的婚礼礼金条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观念，注重的是礼节、礼数，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国，中国民间送礼也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礼过程有相当繁琐的仪式和讲究，与今天的日本类似。
其实，与中国人情文化最相似的国家，并不在东亚文化圈。
人情与庇护系统
“人情”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更非国民性的体现，实际上，它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存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叫布拉特（blat），波兰叫“dojscie”，匈牙利叫“protekcio”。
布拉特和人情一样，都是无法用外语准确翻译的概念，它不是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交换，亦不同于类似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也不是简单的行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其目的是为了在计划体制下突破资源配置的限制，靠长期的人情支出维护发展出的庇护关系。
讽刺“人情”的漫画：平日常人难以接近的领导在“生日”那天开门迎客
苏东地区之所以普遍存在“人情”，是因为这些国家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干部手中，大到分房子、看病，小到为子女办准生证，甚至分配柴米油盐等日用品都在计划之内。
计划制定者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把每个国民的需求都纳入国家计划，所以计划的美意往往会成为国民痛苦的来源——从国家角度而言，能准确统计每年人均多少花布、多少双皮鞋、多少块肥皂、多少个避孕套，平均分配下去，它就是好计划，即使只给全体国民提供同一花色的花布、同一款式的皮鞋、同一功能的肥皂，同一规格的避孕套。
所以，计划体制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基层具体组织、单位，无法被纳入统一计划的需求差异，都会成为计划体制的腐蚀剂，使之具有足够的弹性，而决定其弹性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而是具体决定分配权的各级干部——干部也是人，多数干部是有人情的。
“可以赠送，禁止买卖”
在计划体制内，国民除了努力假装为国奉献，还要兼顾个人幸福，而个人幸福很大程度上与额外获得的资源多寡成正比，而额外资源的多寡取决于认识多少能决定资源分配的干部。
所以，在计划体制内，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个人生存的最优策略——根据六度分割理论，要想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般都只需通过 6 个人，因此，一个熟人也许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用，但当你需要获得某种特殊资源时，他也许正好可以找到能帮忙的人。
计划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
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相互之间来往频繁，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因此送礼无需太贵，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尽量避免物化痕迹。传统熟人之间复杂微妙的身份和契约关系，往往也很难用货币精确衡量。
1949 年以前，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或数额极少，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压岁钱，中国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驱邪降福，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是护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明清，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挂在孩子脖子上，象征大于实用。
多种样式的铜钱款“压岁钱”
压岁钱的成倍增加，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宗族文化发达、熟人社会痕迹保留较多的广东大部分地区，虽然经济比内地发达，压岁钱往往只有 5 块、20 块，一般最多不会超过 100 块。
1949 年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但重要性被大幅降低，交往规则也变了。
传统熟人社会，决定关系重要性的主要是血缘、地缘这种天然纽带，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
在计划体制下，能帮你解决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只能靠高频次、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仪式感并不重要。
由于前三十年普遍存在的物资短缺，熟人送礼多以实物为主。1978 年后，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商品经济，货币能购买的物品大幅增加，商品流通也逐渐抹平了地域差别，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买到，所以与其花费心思挑选礼物，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实在。
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实际上，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别人看见——你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到，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为此，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
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事，好在今天商业和物流的发达，深谙国情的京东顺势推出年货专场，高品质、多品类的商品不仅减少了挑选礼品的难度，15 个城市当天送达、73 个城市次日送达的春节不打烊配送，免去了亲自上门送礼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降低过年痛苦指数。
最大的变化在于，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数，体制外的人无需考虑为老板送礼，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被大幅降低。以婚宴为例，他们若在自己生活工作所在地举办婚礼，其人数规模已大幅降低。
朴睿咨询的《2015 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
绝大部分受调查者（30 岁以下）年货是在电商购买，过年期间自我奖励、父母、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应当是体制外的白领。
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
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因为又有了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个人福利、工作变动、分房都已市场化解决，但是，脱离体制后，生孩子会遇到准生证、户口、入托、择校等系列问题，而医疗卫生、司法、企业经营机会等，往往都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行业交道的机会，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显著地发挥效用。所以，中国人的庇护系统，只是从单位、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对多数人而言，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起一个庇护系统。
今天，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它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有限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提升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但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并无根本改善。
在中国，人情似乎已经可以列入学科范畴。
在传统社会，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救济系统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在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独一神教社会，宗教组织承担了更大的救济功能。
今天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能获得救助——农村的空巢老人如果有熟人照顾，也不至于去找“药儿子”和“绳儿子”。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弱化，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和前苏联小得多。
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即使是福利相对较弱的美国，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让失业者、破产者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需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
美国，排队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市民。
因此，礼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韩国等国更符合其原始意义，礼物仅仅是模拟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
西方社会的不讲人情，让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难以适应——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冷漠”，对谁都客客气气，但除非兴趣相投，很难发展出真正亲密的、类似中国人之间的友谊。
除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观念能够清晰划分出群己权界，更注重保护个人的私有空间，也因为彼此之间确实不需要互相帮忙。日本社会与之类似，日本人经常会把那些外表冷漠、对别人漠不关心的青年称为好青年，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实在难以接受。
而中国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关系边界的模糊，凡事喜欢讲感情、讲义气，把亲近的朋友称为“自己人”，朋友有困难也更愿意倾力帮忙。不过，中国人的热情明显亲疏有别，在美国街头常见的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情况，如发生在中国多半会被认为是有所图谋。
陌生人躺在地上痛苦不堪，扶或不扶在中国都是一个终极命题。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表情对比是更有趣的写照——前者在人群中大多表情严肃戒备，因为热情友善的表情暗含向他人尽可能提供帮助或付出的义务，而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脸上则远没有这种压力，因为再轻松的表情也不代表自己有义务做什么。
有比中国人更讲人情的民族吗？
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比中国人更好客、更讲人情，客人来后无论认不认识都会倾其所有地招待吃喝，有的甚至还会让自家女眷陪客。这恐怕并非是因为他们天性豪爽，生存条件的极端恶劣，和人口密度极小导致群己边界完全模糊，每个人都有帮助另一个人的义务，于是才有了草原汉子蓝天般广阔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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