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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方正证券17亿资金被冻结 “方正系”市值蒸发57亿
（令计划；图／路透社）
自2014年11月以来，政泉控股公开举报李友等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以来，双方已经缠斗数月。双方互相揭发对方涉嫌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境内外各种媒体平台均成为双方缠斗的舞台。比如，李友曾被揭发在日本为已经被调查的令计划家人购买巨额房产。但目前这些说法均未有权威部门或公开证据予以证实，相关司法部门亦未确认是否因此立案调查。
新京报讯 （记者李蕾）方正证券1月6日晚间发布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根据公告，公司二股东政泉控股要求方正证券向其支付30亿元人民币作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赔偿，目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已经冻结方正证券自有资金17.73亿元。
此前，方正证券曾公告，收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政泉控股通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向上述法院申请保全方正证券名下价值人民币30亿元财产，法院准许了政泉控股的财产保全请求。
政泉控股认为，在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完成合并，公司成为方正证券二股东后，方正证券拒不履行《资产协议》约定的召开股东大会重新选举董事会等义务，使其无法行使二股东的权利，影响了自己通过持有方正证券所能获得的收益。这给其带来了包括资产收益、利息等在内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初步估算，大约有30亿元人民币。
政泉控股由此提起仲裁请求，包括立即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由方正证券提供自2014年8月11日以来的全部财务账目、股东名册、历次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资料；并向方正证券索赔30亿元人民币等。
方正证券称，财产保全事项已经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存在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方正证券1月4日公告，二股东政泉控股自行提议于1月21日召开方正证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案。政泉控股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方正集团的高管目前正在接受相关部门协助调查，公司暂时没有举报的相关内容和声明了，目前，政泉控股的重心将转向1月21日的临时股东大会。
“方正系”5公司市值蒸发57亿元
新京报讯 （记者李蕾）方正集团包括原董事长魏新在内的三名高管“协助调查”的消息，并未对旗下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太大的影响。1月6日，“方正系”6家上市中，仅有3家股价出现下跌。不过，自政泉控股举报以来，除方正证券因搭上券商股爆发的“顺风车”股价翻倍外，其余5家公司市值共计蒸发57亿元人民币。据悉，方正集团旗下拥有方正证券、北大医药、方正科技、方正控股、北大资源以及中国高科6家上市公司。
1月5日，方正集团公告，1月4日，公司魏新、李友、余丽三位董事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在此之前，魏新为方正集团董事长、李友为方正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兼CEO、余丽为方正集团总裁。
但此消息并未对方正集团旗下6家公司股价产生太大的影响。昨日，方正控股、方正科技和方正证券3家公司股价出现下跌，跌幅最大的为方正控股，下跌4.706%，方正证券下跌3.11%，方正科技微跌0.42%；而北大医药和中国高科昨日上涨，其中北大医药涨幅达到3.67%；北大资源股价与前一个交易日持平。
但从去年11月初冲突爆发伊始到现在，“方正系”市值损失严重。
去年11月2日，政泉控股连发5份公告举报北大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称其通过北大医药以代持的方式内幕交易。此次公开举报的消息在2014年11月3日的交易日中导致北大医药大跌超7%后临时停牌。
此后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攻防战持续至今。在此期间，除方正证券外，其余5家公司均因此出现大幅下跌。对比举报前一个交易日，即2014年10月31日的收盘价来看，至今方正控股跌幅达到32.5%，方正科技跌12.4%，中国高科跌18%，直接相关的北大医药跌23.8%，北大资源跌37.8%。
据记者查阅上述公司的总股本计算，5家公司在政泉控股举报后至昨日收盘，市值合计蒸发57亿元人民币。
不过，方正证券却独善其身，方正证券在此期间搭上券商股大爆发的“顺风车”，对比2014年10月31日6.37元的收盘价，方正证券股价翻了超一倍，于昨日报收13.1元，市值增长超过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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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方正与政泉控股的恩怨情仇
北大方正董事长魏新、CEO李友等数名高管被带走
【事件始末】
政泉控股指控方正证券大股东高管涉内幕交易 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持续，保障广大股民的知情权，是我司义不容辞的义务。”11月3日，北大医药曾经的第三大股东，同时也兼为方正系券商方正证券的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的一份声明函的开头如是写道。
上述来自政泉控股声明函中举报的内容，则成为了当日北大医药大幅下跌并不得不临时停牌的主因所在—政泉控股宣称其之前所持北大医药为替人代持，并指控北大方正集团CEO李友、副总裁郭旭光等人涉嫌内幕交易炒卖北大医药股票。
被举报或因北大方正与政泉控股”结怨”
有业内人士分析，”北京政泉控股有意获得主导权，但北大方正不肯让步，因此结怨”
11月6日晚，北大医药发布了关于对媒体报道及相关质疑事项的公开说明。公司表示，经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涉及媒体报道的政泉控股质疑公司股东的关联方涉嫌股票代持、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
方正内部人士承认代持 内幕交易嫌疑再添新证
11月8日，政泉控股在官网发出第二封举报函，继揭开北大医药代持内幕之后，又进一步讲述了方正集团CEO李友等人交易北大医药获利的经过。并称，有北大高层领导透露，李友等人曾多次涉嫌犯罪，借违法手段逃脱法律制裁；李友将数百亿北大方正资产非法私吞；北大方正已不是属于北大的国资，而成为李友等的私企。
方正集团内部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法务部门核实，该集团相关负责人确实曾经与政泉控股签署过代持北大医药股份的协议。不过，他明确表示，包括北大医药董事长李国军在内的上市公司高管没有参与代持协议的签署，也没有参与代持股票的买卖，因此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政泉叫停方正证券董事会运作 被指违反信披规定
政泉控股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公司自举报方正集团高管涉嫌代持交易、内幕交易、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等事项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政泉控股针对外界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其中重点谈及关于方正证券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合并一事。政泉控股表示，在方正证券董监高依法依规改选之前，在各项整合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不同意盲目推进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包括业务整合、人员整合。
政泉死磕方正背后恩怨纠葛
一场初衷本为互利共赢的券商大合并，造就了持续至今的口水战。截至目前，北大方正旗下6家上市公司已有3家被卷入到与政泉的纠纷之中，而政泉方面称，即使冒着被处罚的风险，也要对此事死磕到底。
【拓展阅读】
揭秘方正CEO朋友圈：郑航系校友团掌管6家上市公司
李友，方正集团董事、执行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律师。曾在国家审计机关任职15年，其间主持或参与过40余家大型国企的审计和推荐上市工作，后曾任中国高科集团董事、总裁。2001年进入方正集团，历任方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方正集团董事兼执行总裁。
李友具有财务、金融、投行的专业知识背景，先后直接或间接参与了香港和内地近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被业内认为是一位成功的并购专家。
方正CEO李友夫妇被举报银行账户有不明存款45亿
此前政泉控股还发出多份举报材料称，李友夫妇名下银行账户共有不明来历存款45亿元，而方正副总裁李国军（李友之弟）名下账户近期刚刚转入87亿元。
北大方正李友等被协助调查 是否牵涉令计划案成谜
自2014年11月以来，政泉控股公开举报李友等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以来，双方已经缠斗数月。双方互相揭发对方涉嫌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境内外各种媒体平台均成为双方缠斗的舞台。比如，李友曾被揭发在日本为已经被调查的令计划家人购买巨额房产。但目前这些说法均未有权威部门或公开证据予以证实，相关司法部门亦未确认是否因此立案调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系迷局：资金流向图浮现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8日，其前身为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由刘宝增与张天晖分别以现金出资1500万元和1000万元而持有其60%、40%股权。后经过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等工商变更，截至2009年年末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贾鑫。
最新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郑州浩云实业有限公司和郑州浩天实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19日分别对政泉控股增资2亿元。增资完成后，两公司各持有政泉控股50%股份，为其控股股东。而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琳和蒋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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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张春贤：我们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路子
（网络图片）
节选；点击原文链接查看全文：
把握好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但法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切实把握好以下重大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保证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使各族群众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当前新疆各族人民同“三股势力”的矛盾上升为突出问题，要切实把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来，统筹谋划部署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依法治疆也不例外，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也需要通过科学立法来引领、严格执法来落实、公正司法来保障、全民守法作基础，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2010年，自治区党委针对“7·5”事件后新疆维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着眼科学治疆，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着力推进维稳常态化，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新形势下，要深刻认识“三股势力”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根源，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是国际公认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严重犯罪；反暴力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治尊严、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各族群众的共同利益。深刻认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石，讲法治就要坚决维护法律权威，违法必究，犯罪必惩。深刻认识秩序是社会和谐、文明的体现，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引导各族群众用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正当诉求，保持社会在有序轨道上运行，不断提高新疆治理水平。
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等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和法治自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信仰何种宗教，都必须严格遵循宪法法律，任何诉求和意愿都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和解决。
坚持依法治疆和以德治疆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坚持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多措并举宣传教育群众、团结争取群众，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疆精神贯彻体现到法治建设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疆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规范各族群众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模式，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坚持思想问题用思想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用文化方式解决，习俗问题用尊重态度对待，宗教问题按宗教规律做好工作，暴恐问题用法治和严打方式解决，最大限度地将各族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张鸣:不要司法独立，那意思是说依旧要党管司法，但党不是抽象的，具体谁来管呢？如果总归要落到一个或者一些具体人手里，那么独立的审判如何保证？
米索不达美亚: 前三十年用和平演变吓唬老百姓，后三十年用颜色革命吓唬老百姓，目的倒也单纯：巩固他们的特权统治地位而已，只有两种人不承认这个秘密：奴才和脑残。
树上的渔网：人民当家作猪
Jason-Au：光緒三十四年《欽定憲法大網》曰「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為準，免涉分歧。」越四年，清亡。
开诚律师魏家林：一个司法不中立，审判不独立的社会，司法必将沦为政治打手。从而是国家和社会失去平衡利益关系机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极其有害，十分危险。
xu-gh：意思是领导说了算？！
谭子铭记：这帮狗日的，还想摸石头过河
信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很想知道在被领导的状态下如何当家做主。
金贝贝的贝壳：说了半天还是没解释明白为什么不能走这路子，呵呵，自己都说不明白，还要愚弄百姓，是有多畸形？
黄天立123：张口就是党粪，蠢馅扑面而来。
一代名会的世界：共党的理论说着说着自己都圆不下去。。。
我是谁3755：对，坚持党的领导，谁敢不讲政治依法办事，整死他。
南海无极五行幻化：他离通奸的日子不远了
晨雨1980：这是继续做死啊，在将被拿下的队列里拼命往前挤
ICE啤酒：这么不放心司法中立，怎么看起来像是司法阵地已经被反动派占领了？
二木合天：只有司法不独立，他们才能继续大肆贪腐，才能继续通奸，一旦独立，他们都的进监狱。
刘天啊：依法治国，依党的想法治国。大跃进、文革，曾经都是党的想法。
XqsMe：真的伟大光荣正确又何惧法律独立裁量？唯一原因只能还是要参入政治嘛，文字狱还是要搞，政治犯还是要抓，有些大夫还是不能上刑，一些王子还是不能与庶民同罪~
我是那谁我到那去：“我自信我自豪！你们谁有我自信？！你们谁也没有我自信!不许你们比我还自信!谁胆敢比我自信我就砍掉谁的脑袋！。。。。。。谁？！谁说的？！谁说我不自信来着？！哪个？哪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你们？，，，锦衣卫拿人！先打死那个照相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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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四：唐朝人为什么老给天朝政府机关惹麻烦
最近这段时间唐朝人老给这国政府机构惹麻烦，先是大胸武则天，后来是她的老公兼公爹李世民。武则天的事儿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了，为了半个胸脯把广电总局折腾半死，李世民的事儿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唐太宗问宰相魏征：“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受蒙蔽，成为一代明君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辞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的主张，您才能不受欺骗，下边的情况您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从此，唐太宗就很注意听取下面在说些什么。
这个故事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出自《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原文很简单，“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偏信则暗，监听则明，’”。于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就购买了一套监听设备，准备广泛监听取一下民意。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官网12月15日发布文章《关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采购临机植入设备的结果公示》，根据公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花费4.9万元，购入“专门针对安卓手机或苹果已越狱手机，可实时监控手机通话，短信和照片等信息”的手机木马，花费10万元购入“针对安卓手机或苹果已越狱手机进行接触式植入木马程序”的打码器。此时此刻，相信这条新闻网上已经很多了，图如下，多方验证，不是P的。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震怒了，这些不懂事的网民让公安机关操碎了心，公安机关为了广泛听取民意、采纳正确主张、做出正确行动，不惜花费十余万听取民情，网民不仅不领情，反而问出诸如“买卖病毒软件合法吗？”、“这不是侵犯公民隐私吗？”、“花纳税人的钱监听纳税人？”一类既令人心寒又十分幼稚的问题。这些对于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问这些问题的人都会被当作问题，作为未越狱的苹果用户，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针对未越狱的苹果用户，监听设备买好了吗？
对于监听这种事，不少人都看过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以1984年的东德为背景，影片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MM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随时抓捕瓦解不利于政府的人员。
下面这段文字网上到处都有，相信很多人都看过：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MM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史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东德政府监听民众，同时也被监听，普京同志就亲自安装窃听器监听过东德领导人。
对于上述案例，以前我们会觉得那是历史，是影视作品，是异国他乡，现在慢慢发现，这是进行时，是现实生活，是身边的事儿。《窃听风暴》的结尾非常人性化，那个负责监听的秘密警察被感动，恢复了人性，背叛了组织……，很多人以此为案例，希望打动感化当下，对此，我只能简单说一句：呵呵。
监控人员这国古来有之，地位很高的监控人员，皇帝赐以“太”字，彰显身份，我们称之为：太监。太监既可以出任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也被皇帝用来监视控制朝臣，还可以成为分割削夺权臣的筹码。此外，太监还用来监视皇帝，皇帝今夜宠幸哪个妃子，宠了多长时间，幸了几次，都要一一作记录，这叫敬事房太监，专司皇帝交媾之事。皇帝与妃子在房间里翻云覆雨，太监要等候在窗外，如果皇帝与妃子时间过久，就必须提醒一下“是时候了!”，第一次提醒往往不行，“是时候了”要三番五次地喊，最后连皇帝也不好意思了。说这些的意思是，现在的刁民人多嘴杂，监听人员很辛苦，政府当按照古法给监听人员身份和地位上的认同，赐以“太”字，监听到谁的言谈反动，就提醒下上级领导：是时候了！
不允许公开的表达，却想知道你私下的想法，没有比这还荒诞的了。“不要温和地走入那良夜，应该燃烧并对着日暮呼喊：怒斥那光明的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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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老大哥想看你手机
据中国日报网消息，据媒体人、记者刘虎披露，浙江温州某公安分局12月15日在其官网上公布购置木马病毒的详细清单。
名单显示，手机打码器一套十万元，系针对安卓手机或苹果已越狱手机进行接触式植入木马程序，手机木马一套4.9万元，专门针对安卓手机或苹果已越狱手机，可实时监控手机通话，短信和照片等。两套设备总价近15万元。
而该名单上显示的供货单位均为同一家公司。（云南信息报）
招标网页：http://www.wetdz.gov.cn/gkzb/15669.htm （目前已删除）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hard-to-port：我们用这个就是窃听合法公民浪费纳税人的钱？
匿子言：预计回复：1、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对社会表示歉意，已对负责人某某进行撤职，经调查系临时工。2、经调查核实后，该信息发布人错误操作导致系统错误显示，请各大网友不要相信谣言。3、本网站被西方邪恶势力黑客攻击。
北京的北面再靠北：终于作死到头条了。
chuhan：公安买木马检控手机（天朝又一次刷新底线），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封闭”的iOS在天朝离非法化不远了。给环球时报准备一个标题以备不时之需：手机操作系统不是法外之地。
thr3er：公安买木马要怎么大面积使用？
凌国华兮：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张迪VV：麻痹…还是得用苹果啊！别越狱。
xieqiwen：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国资委直属的高新技术企业，还专门给公案部门生产木马病毒、种植病毒的打码器，呵呵。
米娜多丶：此公安局做事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公开监督，使得“购买木马”和“棱镜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让美帝国主义羞愧不已，抬头不能！
王文涛tony：呵呵，省了直接找移动公司的事了，你以为不用木马就不能监控你手机了？！很大可能是当地公安觉得跟移动运营商打交道太繁琐，不如自己就干了。
williamlong：公安分局采购木马病毒这事情说明，要想手机安全，苹果iPhone没事不要越狱。
搬砖者一号：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用来对付犯罪分子。 // 好火药：你信不信要抓你给你个罪名分分钟的事，谁不是犯罪分子？抓不抓，抓谁是看人家心情和你的运气，而不是凭法律。
张奀：博主删帖吧？不然曝光你裸照。
brianzhang2417：【以维稳的名义违法，怎么破？】用纳税人的钱来监视纳税人，已经是很不光彩的事了，地方公安是否有这个权限更需要探讨。现在的手机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通信的范畴，对于公民的信息安全，温州公安能保证吗？前政法委书记在微笑！
Knightmaster：早就说了你国跟苹果撕逼的主要原因是苹果不给公安部开后门。
有何良策仁波切二世：有的公安局还自己组织队伍想制作类似木马，结果招聘了二三十人，都是通过关系走后门来的，根本无制作木马能力。最后只能白养几十人，木马依然花钱去外面买。
iamsad：那些以为只监控犯罪分子的人别想太简单了，想想“人民民主专政”六个字你得到了哪个？
H_黄颂虎：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两个人直接说话，不要用到任何设备。记的当年在火车上，那个从牢里出的东北大哥说的，要让公安不找到你，只有全身不带任何有感应的设备，如，银行卡，身份证，手机，电脑等。
处处G点：原来，不止是美国人才有“棱镜计划”。
铁血玄冰：我们活在一个法西斯国家！
爻者何也：虽然隐隐能猜到，但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啊！
广东佛山小龙：这就难怪人家凡是受到网络攻击的都说是你中国的了！自己的臣民都要监控，何妨是人家？
李义文2011：现在我们讨论自由，殊不知我们都已戴上枷锁了(领导除外)。
毕明雄：技术侦查措施犹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控制了，而失控的恶果是什么？让人不寒而栗啊。恶猜公权，善待公民吧。
AndreiNeculaesei：重点是“接触式植入”，谁会脑残到主动把手机交给警察叔叔植入木马？
泰迪熊leodarling：美国政府监控公民通讯已经遭到美国社会的一致谴责，我天朝居然还有人为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洗地，请问，采购这些软件是要干什么？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具体的监控操作有什么程序？
放下与看淡：合法吗？老批斯诺登，其实我们周围更严重。
慕毅飞：善待公民，应该是考量公权力的底线。
18CM小哥哥二世：那些个拿国家安全说事儿的逗逼们，请问国家安全，是该由地市级的公安分局负责么？在你们心里美国FBI和温州公安分局是一个级别的？刑法283条明文规定非法生产、销售窃听设备属于犯罪行为，请问武汉虹信公司的特许经营许可证在哪里？既然合法，为什么公安偷偷删除了招标网页？
卯朔月：开始删评论了哈哈哈哈
家在鸟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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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 神秘30号文件密令围攻封杀「砸锅党」
《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发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封杀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的30号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习发布指示的场合、具体内容还未为外界所知，但有迹可循，内地左派及五毛党自去年11月开始密集围攻「砸锅党」，中国社科院及一些大学、媒体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为了落实习近平的封杀令。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发出9号文件，即外界后来广传的「七不讲」（大学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9号文件洩密，被视为破坏了习近平的开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训，对30号文件采取更严格的保密。
去年10月，中国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发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段广为流传的「砸锅论」，可能就是来自30号文件。
不过，《求是》杂志在去年9月发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党委文章，誓言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去年6月，中纪委官员张英伟炮轰中国社科院意识形态管控存在被境外势力渗透等四大问题。这些舆论应是为了呼应30号文件，因此，习发出封杀令的时间应该早过6月，而不是媒体猜测的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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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 | 中国舆论场上的国进民退潮
本刊特约撰稿| 元淦恭
2014年12月22日，冬至。令计划被调查的“大新闻”如期而至，但微博上出奇地平静。从这年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调查开始，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潮渐入高点，中央接连宣布对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四只“大老虎”进行调查，还宣布对徐、周两人“双开”，但这半年的微博上，关于反腐的讨论并不多见。人们对时政内容的关注，逐渐转向微信。
两个月前，新浪网总编辑陈彤辞职转战小米公司，这被外界视为微博衰落的指标性事件。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风暴眼”，终于彻底从微博转移到微信。这不仅是移动互联网的胜利，也是中国社会舆论体系再建构的标志。
前微博时代
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开始内测。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微博就取代了传统的门户网站和论坛BBS，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中心阵地。
在前微博时代，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是相当去中心化的。早期，人们在互联网的讨论活动，多通过“帖子”的形式，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猫扑等，是当时互联网舆情的主要承载者。高校的BBS也曾一度非常火热。这一类网络舆论场热络了很长一段时间，相较于后来的社交媒体，这些网络舆论场基本上是草根化的，议题也多数是本地化和圈子化的，公共性相对较弱。这与这类贴吧论坛的运营机制有关，它们和传统的门户网站一样，虽然也有首页头条区，但总体上属于标题列表结构，具有明显的金字塔形树状结构特征。
改变从2005年开始出现。彼时，全球性的社交媒体浪潮已经开始。哈佛大学学生扎克伯格创办了脸谱（ Facebook ）网站，该网站于2004年2月4日上线，最初只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使用，后来拓展到波士顿的其他几所高校。2004年年中，Facebook 总部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 Palo Alto 市，那里属于“硅谷”地区，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Facebook 西迁之后很快展开了在全美的扩张计划，到2004年年底，Facebook 已经拥有超过100万的用户。
2005年年底，王兴等几位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的学生，效仿 Facebook ，推出了“校内网”，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对美国社交媒体的第一次重要模仿。校内网不仅在页面和功能上与 Facebook 高度相似，而且发展路径也模仿 Facebook ，最初校内网只在清华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发展用户，而且采用的是“邀请制”，到后来才逐渐全面开放注册。
2006年，Twitter 正式上线，这种规定只能在140字以内表达信息的微博客，很快就流行开来。和校内网的故事如出一辙，2007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中文微博网站——饭否。2009年以前，在饭否刷微博就已经成为中国青年社群中开始流行的生活方式。
在2009年以前，中国内地尚能够自由访问 Facebook 和 Twitter ，一小部分比较“洋化”的用户在那时就成为这两个全球主要社交网站的使用者。校内网和饭否等中国版社交网站，更进一步加速了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普及，这为后来微博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其实，早在新浪微博正式上线之前，校内网等社交网站就已经开始取代原有舆论平台的功能。最突出的变化是，高校的BBS开始越来越冷清，2008年以后入学的本科生大多将主要的网络社交精力放在校内网上，而不是BBS上。这种模仿 Facebook 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媒体，实际上满足了大学生自我展示的需求，打破了单一学校单一城市的空间限制，使得校内网上开始出现跨省的学生社群。
中国的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同它们的美国母体有所区隔。校内网以及后来的开心网等SNS社交网站，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媒体属性，但总体来说比起 Facebook ，媒体属性要小得多。Facebook 现在已成为许多机构重要的信息发布渠道，上面也聚集了全球各界的顶尖人物，而校内网的使用者则一直以学生群体为主，非常草根，鲜见“大V”，由于校内网的好友数量上限要比 Facebook 小得多（校内网最初只允许一名用户添加1000名好友，后会员扩充到2000名，而 Facebook 单一用户可以有5000名好友），它一方面不断强化用户在社交上的黏性，但也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传播功能。
而饭否等微博客网站则相反，从一开始就具有远超过校内网的公共性。2009年7月，饭否第一次被关闭，或许当时没有人想到，饭否的这一次折戟，为新浪微博的“横空出世”营造了一个最好的外部环境。
当然，在中国化的社交媒体兴起的同期，网络上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博客的出现。2005年前后，各大门户网站都开始开设博客，博客成为中国自媒体的发轫。博客时代实质上为后来的微博时代做了最重要的人才储备，许多后来微博上的“大V”，在博客时代就已经是名博了。
但相较于微博，博客的特点仍然是个人化、去中心化，博客的社交功能和媒体“广场”属性相当弱。但社交网站和博客的双重准备，成了后来微博如日中天的前奏。
门户的战争
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正式开始内测。新浪微博上线之初，第一件事就是找“大V”。
新浪微博第一位粉丝数超过100万乃至1000万的名人，是因《武林外传》和《潜伏》成名的女明星姚晨。她在2009年8月28日注册了微博，姚晨在微博上呈现出一个和银幕上不完全相同的多面的自我，不仅敢于在敏感的公共事件中发言，又准确地拿捏着一个公众人物言说的尺度。她最终因此赢得了艺人“公民”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微博女王”。
2009年10月15日，姚晨的新浪微博粉丝达到了10万。那天，她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状态：“已经突破10万人关注了，10万人呐！想想就激动！10万人要是站在广场上，那阵势绝对壮观，集体喊一嗓子都得把我震一大跟头。10万双眼睛关注着俺。妈呀，心里咋有点毛毛的。”
四个月后，2010年2月10日，姚晨粉丝数突破100万。2011年7月27日，温州动车事件之后的第四天，姚晨的粉丝数达到了1000万，她的新浪微博稳稳地坐上了全球三大微博的位置。
姚晨的微博粉丝数增长史，几乎是新浪微博爆炸式“野蛮生长”的最佳注脚，她就像一个刻度，精准地丈量着微博的爆炸式膨胀。在她的微博粉丝数达到10万之后的十几天，新浪微博迎来了第100万个用户，在她的微博粉丝数达到100万之后两个多月，新浪微博的用户达到了1000万，新浪微博的雪球此后越滚越大，在姚晨的粉丝数突破1000万大关之前四个月，新浪微博迎来了它的第1亿名用户。
2010年春天，搜狐、网易和腾讯几乎在同期，上线了自己的微博。门户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微博用户的“战争”。它们虽然相对新浪微博迟到了半年，但都想依托公司强大的财力展开“逆袭”。其中腾讯的微博部门投入尤其大，依靠对原有的QQ用户的导流，腾讯微博甚至获得了比新浪微博更多的注册用户数，以及日活跃用户数。
2010年夏天，门户关于微博扩张的宣传铺天盖地。各种公共场合，乃至公交车车身上，都满是各大微博的广告，这种白热化的宣传战一直持续到2011年。
各大微博为了争夺用户，最核心的撒手锏还是看自己有什么样的“大V”，微博的“粉丝”，很多原本就是线下的“粉丝”。激发“粉丝”的热情非常重要，当时搜狐在公交车身的广告词令人印象深刻，不管印的是哪个明星的头像，都是这一句“到搜狐微博看我”，三大追随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搜狐以体育、娱乐明星见长；腾讯主要从传统社交导流，还和一些合作媒体联合开设微博号，正面挖新浪墙脚；而网易微博则相当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相对另外三家的微博，网易微博用户数一直不高，但言说“尺度”最大，因此在观点倾向自由派的小圈子里，网易微博颇有影响。
然而，这些后来者相对新浪，毕竟败在了时间。
当它们的微博上线的时候，姚晨、赵薇都已在新浪微博拥有了过百万的粉丝。即使是后来宣称用户数和活跃用户数都超过新浪微博的腾讯，实际上的用户黏性也远不如前者。《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6月的一篇报道，用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了新浪微博的传播效果远强于腾讯。李开复2013年6月6日晚上的一条微博在新浪上的转发和评论接近30000次，而在腾讯微博上的全部转播和评论只有7850次，新浪微博的转发评论数是腾讯微博的四倍，但李开复在新浪微博的粉丝其实不到腾讯微博的两倍。两家微博的活跃程度之别，相当明显。
2014年，新浪微博在美国独立上市。而腾讯悄然撤销了微博事业部，网易微博也正式宣布关闭，搜狐的微博虽然还没有关闭，但也已没有实质性的投入和运营。在微博门户战争胜败早已分晓后三年，腾讯、网易和搜狐可以说是认输了。
微博时代
微博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火了，但是标志着微博极盛期到来的，无疑是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
2011年7月23日20点38分，D301次动车上的乘客，网络ID为“袁小芫”的新浪微博网友发出了第一条微博，“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
这一条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转发了上千次，使得全中国的网民在媒体报道近两个小时之前，就知晓了这一场惨痛的事故。随后的几天，微博舆论场和传统媒体的报道交相影响，形成微博时代至今绝无仅有的一场全民舆论狂潮。这一话题的公共性之强，影响力之广，涉入者之多，都令人咋舌。姚晨在这一次事件中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在动车脱轨事件7天后的7月30日，微博上许多媒体人都在哀叹“撤版”，姚晨则在凌晨1点发了一条微博：今晚，向媒体人致敬。这条微博还配上了一张乌云蔽日的照片。
微博和市场化媒体两个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交融，并彼此抱团取暖。中国的新闻议程设置，变得以互联网为中心，微博上人们关注的内容，直接引导着媒体将报道资源投向何方，微博上人们的集体情感，甚至成为传统媒体上发言立论的舆论基点。微博在文字上推动了一个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但在公共议题上，它前所未有地聚集起广场的效应。
媒体对议程的操控能力空前弱化，微博成为舆论场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为媒体的尺度突破提供了新的推力，但也使媒体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之下面临更多纠结。
微博时代的到来，对于加速信息的流动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微博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审查机制，再精准的关键词过滤都不能避免某些“负面消息”从源头产生。2011年到2012年中，许多重大的社会事件都有微博舆论的深度发酵，譬如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天津蓟县的火灾事件和四川什邡事件。微博的即时传播效应，带给它远超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传统媒体的记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来寻找采访对象和采访线索，甚至还有媒体专门开放版面，综合网络上的舆情。
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关系发生了易位。在前微博时代，传统媒体掌控的主流舆论场和以论坛、SNS为代表的网络论坛几乎平行，前者要比后者强大得多。门户网站在没有自主采访权限的情况下，是传统媒体舆论设置议程的互联网化工具，并没有改变由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结构。
而微博时代到来之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完全被微博盖过，媒体从信息的率先发布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信息的被动追随者。在调查报道以外的消息类，尤其是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领域，传统媒体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被微博所取代了。
甚至于连传统媒体的语言方式都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北上广”一词的兴起。根据智谷趋势的研究，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的合称用“北上广”其实是近几年的事，在2008年及以前，媒体大多使用“京沪穗”一词，只有个别的IT类媒体才用“北上广”来指代这三个城市。根据慧科新闻搜索显示的结果，2009年“北上广”一词在传统媒体上出现了788次，一举超过了“京沪穗”的516次，而现在“北上广”一词每年在传统媒体上出现的次数，已经是“京沪穗”的十几倍。
2009年正好是新浪微博上线的这一年，微博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传播生态，原来在小圈子里使用的词汇，通过社交媒体的放大和发酵，迅速进入到大众视野中。很明显，在微博上，“北上广”这一朗朗上口的通俗词汇更受欢迎，而使用“京沪穗”的人非常少。2014年年初到12月中，“北上广”一词在新浪微博上出现了249万余次，而“京沪穗”一词只出现了不到2.8万次，前者出现的次数是后者的89倍。可以说，媒体用“北上广”一词代替“京沪穗”一词，实际上是在社交媒体崛起的背景下，主动适应互联网语态的选择。
谁用微博
自传统媒体时代到微博时代以来，舆论从由少数媒体精英掌控，变得更具有大众性。
但总体来看，微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草根”的舆论平台。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市民阶层”的情绪宣泄口。相较于后来的微信，微博的使用者并不完全是“老少咸宜”，中青年的微博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70后”、“80后”为主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微博最主要的用户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微博特有的舆论基调。
微博的使用者不都是精英，相较于普罗大众，其更接近知识分子的言说。他们对于权利比较敏感，对于公共话题的热衷程度也超过其他的非使用者。另一方面，门户都把微博作为重要的自营媒体阵地，将“大V”视为一种资源。这些“大V”的言论往往和微博使用者的主流心态契合，使微博充分呈现了新型市民阶层的话语诉求。
市民的话语诉求并不一定激进，但明显不属于“保守”的阵营，微博的开放性和即时性，以及微博用户相对清晰的权利意识，给微博带来活跃的同时，也给管理部门出了一道难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层一直对互联网和官方两个舆论场无法“打通”，甚至前者更能主动地设置公共议程，感到头痛。
微博的使用者们，不少都面对着高房价带来的社会压力，他们关注的话题非常现实。譬如2010年，微博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就是“逃离北上广”，微博用户对于这类话题的热衷，使微博充满现实关怀，而它的社交属性也在这种背景下日渐弱化，形成了“强媒体、弱社交”的状态。
微博还吸引着原来在其他平台的用户不断迁入，而这些用户实际上又是全社会对社交媒体接受程度最高的一批人。无论是饭否还是校内网，最终大量的用户都从原来的平台转向了微博。
与海外 Twitter 和 Facebook 并驾齐驱的状况大相径庭，中国类似 Facebook 的人人网（校内网2009年8月更名而来）等SNS平台远不能和新浪微博相比。校内网更名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版 Facebook ，让全民都成为它的用户，而非仅限于商业变现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群体。但这种转型并不成功，预期中的已就业用户并没有大量进入人人网，新浪微博相对人人网，很大程度上正胜在它的强媒体属性，它填补的舆论场功能甚至比它的社交功能更加强大。
2011年人人网所在的人人公司在美国上市，然而这实际上已是人人网由盛转衰的起点。2012年之后，人人网的活跃用户数开始逐渐下降，下降的幅度都明显超过了新浪微博。这些活跃用户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相当部分转向了微博。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用户又给新浪微博注入了一些“源头活水”。
“国家队”进场
面对互联网舆论场日益扩张的现实，决策层并非无动于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自己在世界舆论场的话语权，国有媒体正是其争夺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早在2008年，中国政府就已有相当明确的“大外宣”战略。这一战略出台的基本背景，是西方舆论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中国迫切地需要一整套话语体系，与西方的主流舆论相竞争。而强化决策层这方面政策意志的导火索，无疑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所出现的龃龉。
21世纪初，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到2007年时，GDP总值排名已达到世界第四位。但与强势的经济表现相比，中国政府感到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并未在国际上得到充分的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误解”，需要通过强化对外宣传予以化解。因而“外宣”不是简单地和海外舆论展开短兵相接的“硬碰硬”，而是要用海外受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传递一个没有被歪曲的真实中国。
事后来看，“大外宣”战略作为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布局，与高层希望强化主流舆论在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影响力，几乎是平行的两个重要议程。而前者的出现，是后者的先声。
对于市场化的门户网站掌握主要网络舆论阵地的情况，决策层显然并不完全乐见。因此，高层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针对大型互联网企业主导的社交和搜索引擎两大功能，推出国有背景的竞争性产品。2010年2月，人民微博上线，这个微博平台由依托《人民日报》的人民网运营，它上线的时间甚至比一些门户的微博还要略早。2011年，依托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新华网也推出了“新华微博”，两大中央背景的网媒都有了在微博上的布局。
同期，在搜索引擎领域，人民网和新华社也先后推出了“人民搜索”（2011年更名为“即刻搜索”）和“盘古搜索”，这两个搜索引擎的目标更高，不仅要超过百度，更一度被视为要直接同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叫板。
然而，无论是微博还是搜索，斥巨资打造的“国家队”的表现都未如人意。社交网站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围绕用户的竞争，面对门户微博的先发优势，人民微博和新华微博并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过于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更使得他们的用户范围过分限定在所谓“高端政务”人群中，与微博舆论场上的主体有相当的疏离。至于搜索引擎方面，2014年原即刻搜索和盘古搜索合并，成立了“中国搜索”，这本身已表明原有两个搜索引擎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中国搜索”至今的市场份额也相当小。
决策层通过资本运作的手段，不断强化央媒的功能。2012年，人民网直接在上海证交所主板实现A股IPO，但资源和资金上的优势，并未转化成中央媒体在舆论阵地上的影响力。2013年之后，决策层选择调整旧有的宣传路径，尝试通过扶持央媒、打造以其为中心的舆论平台，而曾经那种和其他企业直接抢夺用户的“阵地战”方式则在淡出。
微信的兴起与“广场”的消失
就在新浪微博如日中天的2011年，南方的广州，产生的一款产品开始了对微博的颠覆。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线了。
和微博不同，微信在一开始就是“重社交、轻媒体”的架构，这是一款完全贴合手机的软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人的实时沟通，微信的运营者腾讯希望它能够复制QQ的成功，并成为人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核心应用，现在看来微信已经做到了。
微信强烈的社交黏性，使其机制和微博明显不同。人们在微博上可能会粉很多自己不认识的人，但微信好友几乎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自从微信在2013年将订阅号折叠之后，用户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大V”的朋友圈，这使微信和微博的传播机制大相径庭。
用户在微信上的活跃度和在线时间都明显超过了微博。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强社交机制下，即使一个只有几十个好友的微信账号，朋友圈的图片和状态都可以赢得点赞和评论，但在微博上，一个没有一定数量粉丝的微博几乎注定是极为落寞的，因为微博的广场效应，使得人们的眼球都聚集到一个中心化的公共事件，或者是那些处于舆论舞台中央的意见领袖。
2012年8月，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在当时没有多少人想到，微信公众号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取代了微博，成为最重要的新媒体平台，人们获取信息的中心也自然而然从微博转移到微信。
促成这个转变的，固然有微信本身的机制特点，2013年决策层对微博谣言的打击行动也在客观上帮了微信。2013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薛蛮子事件到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获刑，决策层对网络“大V”进行了有步骤的清理。在净化互联网环境的同时，也造成新浪微博客观上活跃度降低。
树上有100只鸟，打掉1只，剩下的不是99只。新浪微博长期以来相对严格的审查机制，与2013年快速升温的“运动战”相结合，从而使新浪微博上的“广场”聚集效应大大削弱了。而微信公众号的快速增长，又巧妙地填补了新浪微博相对式微之后的信息空白区。
从“阵地战”到“游击战”
如果说2013年是互联网舆论“大破”之年，那么2014年就是互联网舆论场的“再造”之年。先有破才有立，在互联网舆论场领域，最高层也在悄然营造一种“新常态”。
2014年互联网舆论场的大“立”，首先是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任小组组长，同时这个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这是最高层对互联网舆论引导的“顶层设计”。这一小组打破了过去在互联网舆论场领域的所谓“多龙治水”格局，其政治规格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足见高层对互联网舆情的重视程度。
接下来，则是上海报业集团的新媒体实践。上海报业集团主导的新媒体项目主要是澎湃和界面，而前者由于其“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定位，备受外界关注。这是一种通过地方党报运营的新媒体，以市场化媒体的话语方式来包装决策层的主流舆论，打通决策层和民间话语之间联系的新尝试。
在澎湃的客户端正式上线的两周后，2014年8月7日，网信办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即微信十条），将对传统媒体乃至门户网站的管理机制复制到了微信上，这为宣传系统更好地对微信舆论进行监管和引导，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四步，则是2014年11月中在浙江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随后中央网信办主任、中国互联网大管家鲁炜对美国的访问。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和鲁炜访美，中国清晰地向世界传达了信号，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希望能够建构一个主权至上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四大步骤可谓环环相扣，目标指向微信舆论管控。目前来看，这些措施收效明显。尤其在反腐浪潮之下，决策层对舆论焦点的掌控能力极强，每一次重要的“打虎”行动都可以成为舆论场新的爆点，而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则可以在这时候对舆情加以有效的引导。
2014年，互联网舆论场上，各种官方背景的词汇大多成为热词，“八项规定”等时政词语热度很高，达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一方面，官方正在调整其话语方式，让这些话语更加口语化，更接地气；同时，官方媒体对官方理论政策实践的包装也更加纯熟。《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民日报》体系下的“学习小组”、“人民日报评论”、“侠客岛”等账号文风清新，虽然是绝对官方的政治立场，但在许多重大敏感事件中，这些账号敢于直接发声，譬如在香港围绕普选产生政治争拗时，这些账号就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官微官博也在不断地提升对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详细程度，譬如“学习小组”推出了《跟习大大去出访》系列，将习近平、彭丽媛出访中的各种照片一一“晒”出，以满足大众对于领导人活动的好奇心。2014年12月17日，中新网刊发了一组李克强在出访期间的工作照，并得到中国政府网官方微信的转发，照片中部长们纷纷围拢在李克强身边，对着平板电脑进行讨论。这样的时政报道形态，较以往更符合新媒体的传播规律，自然而然也在“占领”朋友圈。
由于微信是基于实时通讯功能的平台，其媒体功能是社交功能的衍生者，这同微博有明显不同。因此微信的用户相对微博，在整体上更加草根，在年龄结构上也更加“全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微信用户群相对而言面目比较模糊，而不像微博那样带有比较鲜明的市民阶层色彩。同时，由于微信上没有知识分子形态的“大V”，因此微信朋友圈的传播带有浓厚的“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色彩，在微博时代可能被“大V”放大的敏感言论，在强社交的微信里反而会被用户自觉控制，而那些容易满足用户快感的正面言论，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传播。
如果说在微博时代官方想要在舆论场上建立自己的“主场”打“阵地战”，微信时代官方则是打“游击战”。我不用在腾讯微信之外另起炉灶搞“人民微信”、“新华微信”，我只需要用轻的微信号主导舆论场域，足矣。
这种“游击战”的方式，不仅有“国家队”，还有一些国家队的盟友。微信上有相当一部分愿意为高层决策背书的自媒体账号，它们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人民日报》和澎湃，其中的典型之一是“占豪”，这个账号大多数时候头条的点击量都超过100000。“占豪”曾在2014年8月转发过堪称全年最火的微信时政类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事后来看，内地有相当部分人对香港政治问题的了解，都是来源于那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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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那么，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呢？
文/鲍君恩
红旗飘飘，阳光普照，伟大的时代多么美好。
但是，稍有责任感的人，都一定不禁感到焦虑：平凡如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答案众说纷纭。但一些先贤无疑是做到了：他们被树立为楷模，往往被领袖认可，广泛宣传，引发全国范围的学习。
没错，诸多的时代典型，一定都没有辜负他们的伟大时代。
想像他们一样紧跟时代潮流？
你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时代真正的精神，作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一时糊涂，不辜负错了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卖瓜子的年广久，若早生二十年也只能被时代辜负；曾引出掏粪热的时传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很难引领潮流。
【幸福的典型们】
成为楷模，并不凭借具体的称号。1959年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规格极高。然而，总共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267人，今天仍被记住的非常之少。
1959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环卫工时传祥亲切握手
典型，必须是被人们广泛、深入学习的时代精神代表。所以，成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只是具备了典型基础，要被宣传系统纳入，要求全国学习，才是真正成为典型。
1949年评选以后的全国典型、英模劳模，除了雷锋、赖宁等追认者，大多得到了时代的良好馈赠。
最出名的当属“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从成为典型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只花了10年，空前绝后地兼任国家领导人和地、县委书记。
而“全国先进生产者”倪志福则跨越幅度最大，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共前三代领导集体，退休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7年10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演
即便身有残疾而无法正常工作，重大典型也不会被亏待。八七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作战3小时的“钢铁战士”麦贤得，虽因弹片击伤脑部导致智力严重受损，也从普通战士升迁至海军基地某部副司令员。
可见，与时代良好互动，互不辜负是多么幸福。但是，要埋头苦干成为全国模范，还要高调的被全国学习，如何才能兼顾这两者呢？
部分全国先进典型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紧跟形势要求】
首先，要准确判断时代的需求。
这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尤其在选择终身行业时——从事了不被时代重视的工作，想不辜负都很难。
和平年代之前，军事是产生典型的富矿。耳熟能详的邱少云、黄继光们，无不是战争后被树立的楷模。
第一个成功树起的大典型虽然不是军人，但和战争息息相关——延安时期自愿纳粮的吴满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普通农民吴满有表现优异，很快自给自足，关键的是他还更进一步：积极向政府缴纳公粮。这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党的宣传系统很快启动，吴满有成了明星人物，不但有专门为其创作的长诗和版画，宣传部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
延安时期版画《向吴满有看齐》
不过，吴满有的结局有些尴尬，自愿参军的他在1948年被国民党俘虏，随后在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此后荣光不再，只能在黄土高原上放羊。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推出的典型大都是抗美援朝英模和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如“工人旗帜”赵占魁，就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但是，这个趋势没延续多久，大跃进结束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煤矿劳模就跟不上形势了。
雷锋和学雷锋活动、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期待，成为不辜负时代的硬标准。
之后，文革时期军队、警察的典型占据大头；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氛围下，推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典型。
所以，一定要判断准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否则只好等时代回心转意，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80年代的陈景润、蒋筑英等知识分子典型，放在几年之前则是谁都瞧不起的臭老九。
【动心忍性，修炼楷模】
即使看出了时代需要，又具备了典型的基本条件，是不是就能畅快的不辜负这个时代了呢？
当然不是。只能说，有时候时代过于调皮，要求非常刁钻，甚至要先成为敌人。
比如“诉苦运动”的典型王克勤，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
国共内战中，被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服从纪律，作战积极性也很差。对此，中共开展“诉苦运动”，要求“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对自己的盘剥压榨，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迅速转变，荣立战功9次，升为班长，并且发明了“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军得到推广。
爱兵爱民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
另一些典型不需要先成为敌人，而是成为“二流子”。后来的一些典型，如雷锋，无疑品性太好，换到延安时期难免力不从心。
“二流子”一词就是陕甘宁“改造二流子”运动后被广泛知晓的。二流子，本是陕北农村小偷、赌棍、巫神、土娼的统称，为了改造社会风气，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中共以社会教育、大生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记录延安“改造二流子”的漫画
除了这些，成为典型还需要一点运气。
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典型张海迪，由于父亲是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事迹真实感人，当地一直没有宣传。幸亏人民日报记者偶然听到当地人对她的议论，才有了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争相塑造其为典型。
被毛泽东提倡的“斯达汉诺夫”也是足够幸运，其所在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本来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矿区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差点被撤职劳改，为了摆脱困境，彼得罗夫孤注一掷，选择树立斯达汉诺夫为工业典型——由3个人共同完成一班采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归之于斯达汉诺夫一人。很快就轰动了苏联。
苏联劳模斯达汉诺夫在矿中向工友传授技艺
一旦真的成为了典型，并不是过程的结束，这恰恰是不辜负时代的开始。至少，要能动心忍性，始终对被动的安排安之若素。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典型的塑造过程被固化为典型选题设置（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典型身份确认（选谁来当典型）——典型事迹宣传——组织学习典型四个步骤，其中，典型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训练、被安排的状态，并不占据主动权。
最初的宣传之后，典型更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道德上的完美无瑕，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张海迪曾经开玩笑模仿过某国家领导人说话，被媒体披露，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形象危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偶尔落后的人也不要说葡萄酸——他们真的很努力了。
© dapig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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