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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说 | 社会主义哈瓦那剪影
作者：陈钟伟
这里是世界说#开放中的国家#系列，民主化的缅甸，打开门的古巴，核协议以后的伊朗……甚至是，未来的朝鲜？我们的目标是，残忍地打破神秘，专治各种不服。
△ 哈瓦那街头一张颇有象征意义的照片
■ 哈瓦那的公交车旅程
某次从机场回城区的漫漫路上，一路源源不断有人上车进城。原本热带气候特有的闷热难耐，被塞的密不透风，着实是闷罐车，混着体味，让人透不过气来。出于车厢密度超过人道极限，在一个人头攒动的枢纽站，面对挥起手臂成片的人群，司机不愿停车，却迅速被人群围住，面对并不准点的公交系统，大概乘客也没有等待下一趟的耐心，挡在车前吵嚷，虽不通西语，但此起彼伏扯起的嗓音已经让人燥郁。
司机耐不住一群人，最终索性让大家都来体验，车刚开出没多久，一位男乘客又忘记了提前提醒司机下车，司机一个急刹车，尽管车厢里大家动弹不得，并无人摔倒，但彼此重重的贴在一起，如同千层饼。这一出火上浇油瞬间点燃了车厢里乘客的怨气。刚才车外的吵嚷转移到车内，车索性不开了，对司机的群起围攻，司机的申辩，高亢的女声与嘶吼的男声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让人窒息。令人惊异的是并没有人要下车，忍受着非人的煎熬，大概有心下车的早已泅渡海峡移民美国了吧！不知这是否时常会上演，我有幸成为现场目击人。
△ 古巴拥挤的公共交通。
■ 日常用水在哈瓦那
在仅有两层楼的哈瓦那火车站，时时都有候车的古巴人对着没有水龙头的金属自来水管口饮上一气。供水在哈瓦那及古巴主要城市很成问题，尽管这是个多雨的热带国度，哈瓦那并无通向每家每户的自来水管，而是从水厂通过暗渠和地下水管道系统通向家家户户的水窖，如果装自来水管那是居民自家的事。水厂每三天向水窖放水，如果没能储备足够三天的用水，就只能去黑市高价。遇到海拔高的位置，水压便会很弱，哈瓦那住宅区罕有高层，供水也是主要的困扰。
△ 古巴人民用桶储存饮用水。
■ 古巴的出版与阅读
在海明威最爱的“两个世界”旅馆边上，哈瓦那规模较大的书店里，经典类小说无论是西语原著还是西语译作都还不少，而马列著作更是荦荦大端。不过版本老旧，罕能见到近年出的书，似乎有一本画册出版于2009年，是2012年能找到最新的书了。而一本巴蒂斯塔的传记吸引了我——封面中巴蒂斯塔的头像被装在铁窗里。如果2月份来，能赶上哈瓦那书展，到时可以开开眼界，否则看书就去国立图书馆吧！在这个热情洋溢的国度阅读似乎并不发达，音乐与舞蹈可能才是对抗匮乏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形式。
△ 哈瓦那街头的书店，可见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的头像充斥封面。
■ 古巴人如何出国
通常古巴居民出国，除了申请签证，还只能去双方有外交关系且有互派使节的国家，对于古巴，主要是拉美的厄瓜多尔、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为了外交人员与探亲团聚的便利，早在古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哈瓦那一早就开通了与美国的包机，之前要经停巴哈马中转，如同开通直航之前的海峡两岸，对60岁以上的老年公民，还可以申请真正的直飞包机机票，但仅限于探亲团聚，对观光客是不开放的。
△ 通行古巴与美国的航班。
■ 艺术与政治
在哈瓦那国家艺术博物馆，我仔细地篦过一遍所有藏品，1957~1961年间在古巴井喷式涌现的当代艺术作品都不见了，巴蒂斯塔晚期的艺术文化如同发生在沙俄倒台前后白银时代或者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小规模翻版，这期间萨特与波伏娃，玛雅·黛伦与梅索斯兄弟，迪亚哥·利弗拉与弗里达·卡洛，一股脑涌入古巴，古巴忽然成为拉美与欧洲左翼知识与艺术思潮的天堂。如同古巴祖母级诗人Carilda Oliver Labra 1958年出版的诗集“发烧的记忆”，那确实是一段发烧的记忆，言论空前的自由，只要稍微有勇气承担不足道的风险；各种艺术流派纷呈。
击退猪湾入侵，卡斯特罗开始着手文化战线，1961年6月30日,革命后的古巴第一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卡斯特罗提出“在革命里，一切都如常进行，反对革命，一无所有”，“反革命者无权可享，因为革命本身应当拥有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胜利的权利！”
此后多家报馆被关，Carilda Oliver Labra，这位哈瓦那大学法学系高菲德尔四届的师姐在此后也长期无法出版——她早年大量创作的爱情诗被认为淫秽下流，回到家乡做英文老师；这期间，古巴基础教育倒是得到大跃进式的发展。在苏联功能主义的影响下，建筑也日趋保守，充满当代艺术风格与实验精神的“国家艺术学校”成为烂尾楼。
而后在官方的艺术史编纂中，这些出格的作品消失了，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古巴并未像在苏联被整齐划一式的强制执行，但毫无疑问，大量那个时代的先锋作品与艺术家们一起流亡并在这个国度销声匿迹了。
另一边厢在迈阿密的古巴文化与艺术博物馆，关于是否收藏与拍卖那些古巴境内听话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争议，却导致这家维系古巴社群与文化的博物馆关门。1988年，为了筹集善款维持古巴文化与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举行展出与拍卖，然而不少流亡人士以政治标准——艺术家是否公开抗议卡斯特罗政府来看待艺术藏品，尽管拍卖顺利举行，却在争吵中进行，有人甚至500美元买下亲政府艺术家的作品并当街烧掉。此后十多个博物馆董事会成员辞职，两度发生雷管爆炸，导致迈阿密市政的公开干预，以博物馆商业利用文化遗产建筑要求收回。尽管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博物馆起诉并赢了官司，但关于藏品争议依旧不断。最终在1999年，市政府宣布因财源紧张，考虑公开出售这栋隶属于市政当局的土地而收回博物馆的馆址建筑，主要藏品被董事会捐给迈阿密大学Lowe艺术博物馆。
△ 古巴文化和艺术博物馆。
革命将族群撕裂，让政治立场成为敏感话题，并拖上艺术陪葬，在佛罗里达海峡两岸上演着不同版本的故事。
■ 从革命的乌托邦到革命的博物馆
漫步大街小巷，令人惊异的是博物馆遍布老城区，这大大方便了外来游客触摸这个国度的历史。仅1996年到2004年之间，哈瓦那拔地而起70座博物馆，古巴前所未有的开始絮絮叨叨的自我缅怀、自我阐释，正如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Rachel Weiss的观察“博物馆的古巴代替了乌托邦的古巴”，尽管这依然是经过意识形态编辑之后的陈列，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创作力日趋衰竭就如卡斯特罗兄弟的老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直至今日何塞·马蒂、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依旧是古巴的主题，在高大的政府或是纪念性建筑上，时常能看到他们渐趋褪色的孔武面庞。
△ 古巴内政部大楼外的切·格瓦拉头像。
■ 买不起新居，那就换房
随着劳尔· 卡斯特多放宽对私营经济的管制，个体私营经济大量涌现，但私营雇主很不乐意雇佣来自国企的员工，“偷懒、偷东西”是主要的槽点，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记述的东南亚农民日常的反抗形式，在吃大锅饭的集体中一样不少的被复制出来。
直到90年代，古巴人都无法售卖自家的房屋，然而乔迁新居并没有成为神话；在那时古巴人发明了自己的方式交易——换房，只要两家觉得彼此条件差不多，于是就都有了新居，一举两便。
△ 颜色极为艳丽的古巴民居。
■ 等待戈多
私营经济的不彰部分也源于时间意识的淡漠。
在这里刚好赶上中古留学项目第一届医学院留学生毕业，据校方说会有记者来采访，希望毕业生在校等候与迎接，可是一天过去，记者也没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改期，明天会不会来。在哈瓦那国会大厦北侧Obrapia街的邮局总局，一场火灾导致一条街停电，问到隔壁仅凭自备发电设备还不曾黑灯瞎火的国营酒店何时能来电，对方前台满脸茫然。
时间意识淡漠是西语拉丁文化的特点，只不过在古巴表现的尤为突出。赶飞机在古巴是一个要命的事情，慢悠悠的节奏中，没有人会急你所急，出租车、公交都没点儿。
△ 哈瓦那的一条慢行道，生活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进行。
■ 再见吧，网络审查
如今上网已经方便了很多，不少酒店与网吧，网费已经从之前的6~10外汇券降到每小时2~3外汇券，即便如此按照古巴人均收入水平，一个月也只能上10个小时，无怪乎提供免费Wi-Fi的公园，没白没夜的人群蜂拥，人们抱着手机与亲人、朋友聊天，或仅仅是上网。
面对我邮件发出的Skype/WhatsApp/Facebook采访请求，多数古巴人以网络不好婉拒，而接受我访谈的古巴人往往不是在厄瓜多尔就是在阿根廷旅行。
△ 奥巴马宣布，谷歌开始布线古巴的互联网接入。
尽管源于硬件设备，古巴网速依然缓慢，上网依然昂贵，然而与国际互联网接轨的速度早已将我们甩开，从古巴短暂回国逗留的朋友在Facebook上问我用什么VPN，末了他告诉我，下周回古巴，就不再为这事困扰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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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少将军又题词了：「巴拿马文件是个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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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铿锵行：猪国梦：删无赦！[挖鼻] 相关阅读｜《纽约时报｜“巴拿马文件”震动全球，各国政府反应不同》；《纽约时报｜谁公开了巴拿马文件？揭秘调查记者团队》；《德国之声｜德语媒体：巴拿马文件之“薄谷开来篇”》
2016年04月08日
*颜_佩剑：中国好姐夫 相关阅读｜《法广｜习近平“姐夫”成为大陆网络新热词》；《自由亚洲｜中国权贵卷入巴拿马文件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率先正面回应》
2016年04月07日
*苏州郎心铁：姐夫，姐夫！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看敏感词库
已到姐夫》；《【立此存照】微博＋知乎＋微信：那些被消失的“姐夫”》
2016年04月09日
*涉-美266：少将军又题词了
点击这里查看嵌入的视频。
2016年04月05日
*真牛的牛23：网评员工作指南………………
2016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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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 蔡慎坤：谁在吞噬财富谁被榨干血汗？
作者：蔡慎坤，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每经智库专家、著有《股民辞典》《海南十年反思》《谁来拯救中国股市》等书，凤凰网2011、2012十大影响力博主。
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看了一篇《一个“休而不退”者内心深处的愧疚》的文章，文章自诉：他从2008年开始就过着所谓的“散吏”生活，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照样享受一点都不少的福利待遇；至于工资，年薪超过12万元！
相关阅读：信息时报 | 一个“休而不退”者内心深处的愧疚
作者是个少有的良知未泯之人，自诉愧对含辛茹苦的劳动者，称很多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最终只是养活了一群尸位素餐者！如今在中国，有太多这样的人，拿着不低的薪资，或四处架鸟遛狗，或每天看八卦新闻搞笑剧，或热衷于网络游戏，或到处游山玩水……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图。
这样的人中国财政供养了多少？至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不同部门的说法也不同，有说1/18（约7000万），1/26（约5000万），1/28（约4799万）和1/37（约3500万）等多种版本，也有调查显示：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截止到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数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到强力的反弹。
长期以来，官民供养比例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官方宣称中国公务员队伍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财政供养了7000多万人，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以及福利待遇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如此庞大的食利阶层，再多的纳税人也不堪重负！财政部最新的财政预算显示，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8万亿，而收入不足16万亿，安排预算赤字2.18万亿！这是中国历史上预算赤字最高的年份，18万亿的财政支出有多少用在纳税人身上，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我的一个熟人，年前刚刚在广州办完退休手续，她大学毕业就来广州花都打工，连续工作缴社保医保将近32年，只因户口不在广州，现在退休之后，在广州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700多元，1700多元在广州居家过日子，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计和温饱，象她这样在城市领取低廉退休金的人绝不是少数，与那位提前退休的官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养老金最低的每月只有200元，最高的却是上万元，两者相差50多倍，这就是中国养老制造的现状，而在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只能领取几十元的低保。
一位拥有40多年工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级人才，退休后养老金是他在党政机关退休的大学同学的1/4。这一悲催的制度设计，导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自己不用缴纳一分钱养老金，却领着高出掏钱交养老金人员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养老金。
我国从1996年才开始全面推行个人自缴养老保险，迄今为止，不过20年时间，各地就出现巨大的养老金缺口甚至收不抵支，因而政府迫不及待要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延迟退休将影响上亿低收入群体和体力劳动者，他们许多人都是上一波国企改革的受害者，许多人失业之后自掏腰包替自己也替企业缴社保和医保，许多体弱多病者甚至希望提前退休。体力劳动者随着年龄增长，体力每况愈下，打工谋生艰难，退休后可以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对于打工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养老金甚至高过打工收入。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退休金高低仅与退休者在职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多少和年限长短相关，而与其职业身份无关。而中国实行的是按职业身份划分的养老金制度：公务员退休金比同龄事业单位的至少高60%，事业单位比企业和自由职业退休金至少高50%，前二者退休前不用缴养老保险费，后者每月须缴养老保险费且至少缴满15年才能领取基本养老金！
不仅社保，医保也分三六九等，一个所谓的高级干部，一年用掉的医疗费用，很可能是一个地区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医保费用，其享受的医疗保障，是西方国家的亿万富豪也望尘莫及的，而老百姓却处处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许多一线城市医院活跃的票贩子，能够把一个看病的号炒至5000元，可见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己经完全瘫痪，弱势群体只能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有省级、副省级、厅级及离休干部保健床位257张。有网民改成“吉林大学一医院：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帖子，发在国内各大论坛。短时间内，该帖在微博被转发数千次，很多网民跟贴评论。
奢华病房耗资4.8亿元人民币，内部配置全是国际顶级进口设备，只有副厅（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入住，“奢华程度超出想像”。进入大厅，豪华的中央吊顶大灯与镶花地板交相辉映，与正门相对应的是一座假山，周围设有板凳供人休息，而每个楼层设置的医护工作站宽敞整洁，看上去像是五星级酒店的前台。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
官吏多赋税重往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加重，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因而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剧。
冗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冗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老百姓，不仅破坏社会秩序，还会疯狂寻租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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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 | 一个“休而不退”者内心深处的愧疚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了。今天看到一则来自湖南的新闻，让我有了动笔的冲动。据《瞭望》周刊报道，在湖南一些地方，近期有些年龄并不算大的“局办委”或乡镇“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员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务员50岁以上退居二线，可享受比在职时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请“早退”，成为“休而不退”的“散吏”。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散吏”。我来自浙江，从2008年开始“散吏”生涯，现在已经正式退休。我即使想纠错，现在也没机会了，因而只能写写愧疚文章。
一是，愧对分文不少的薪资。八九年的时间里，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照样享受一点不少的福利待遇；而且工资不算低，属于年薪超过12万元的自行申报个税者。虽然并不是我自己不想干，而是政策不让干，但我吃的毕竟是白食，工资拿得实在有点不踏实。
二是，愧对含辛茹苦的劳动者。他们起早贪黑，辛苦劳作，他们辛苦挣来的钱，凭什么要养活我们这样的尸位素餐者？用这样的方式养我们，他们心甘情愿吗？有什么人征求过他们意见吗？如果对他们没有愧疚感，我觉得正是极需愧疚的地方。
三是，愧对朝九晚五的下属们。有资格“早退”的，必然是当过一官半职的人。换句话说，你退了以后，可以空出一个官位，你才有资格“早退”。那些跟我年龄相仿的没资格“早退”的下属们，则只能照常按时签到，一旦紧张起来，还得照样“白加黑”、“五加二”。悠闲地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难免会有些愧意。
谁都知道，在工作岗位上，50岁是最佳年龄，经验最足，精力最强，牵挂最少；而且，能在基层混个一官半职的人，通常会有一定的能耐。让这样的人，拿着不低的薪资，赋闲在家，无疑是极大的浪费。看看我的同僚们，有四处架鸟遛狗的，有每天看电视剧的，有热衷玩网络游戏的……他们不给组织添麻烦，不利用余热牟私利，已经很优秀了，谁在乎他们像蜡烛烧了一半被硬生生掐灭的感觉呢？
全国各地有多少这样赋闲的人？需要用多少财政收入来养活他们？这个账应该算。如果说是为了培养新干部，需要腾出位子给他们，那么试问，培养好了的干部都不用，干嘛又培养那么多新干部？有那么多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不用，何须每年再进那么多新的公务员？如果仅仅为了解决就业，这样的解决办法，性价比是不是太低？有关法规限定工作期满30年才能提前退休，有些地方擅自将30年改作20年，是否涉嫌违法？
以前迟迟没写这篇文章，主要还是怕人说我恋栈，舍不得那一官半职，现在已经彻底退休了，也就不怕别人背后议论了。我有愧埋藏在内心深处多年，不吐不快，万一得罪了谁，也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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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评论 | 每场运动都终将失败，却找不到胜利者
作者：王海涛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老家的一个同学在QQ上告诉我，老家正在搞平坟运动：各家的祖坟，限期推平。
他向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已将他家祖坟推平。作为教师，他如果不带头，就会停工作停工资。在他们村，村支书率先推平了自家的坟。支书平自家祖坟的时候，支书的弟弟跪在坟前说，爷，平你的坟，不怨我，怨大哥，谁让大哥当支书啦……我的这个同学的一个同事，在平自家祖坟的时候，也在坟前下跪了，他说，爹，瓦房给你改成平房了……
也是那年的某一天，我驾车驶过县城最宽阔的那条大街，看到一个跨街的大标语，上面写着：平坟复耕，利国利民。
看到那8个字，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立刻就从那8个字中读出了一个真相——所有运动，都是以剥夺人的权利为目的，却都会打着“这是为你好”的口号施行，这比强奸无耻多了。
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2012年。当年，几十家媒体的记者“流窜”到那个县里，去调查这起“利国利民”、规模庞大、耸人听闻的“强奸案”。 此案自然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尽管所有人都认为这事情很荒唐，但所有人都无力抵抗。运动的发起者，拥有强大的武器和机器，他们甚至还动用了中国“最权威”的报纸。
那年年底，那份报纸的“政治版”刊发《周口殡葬改革见闻》的报道，把平坟定性为“改革”，文中采访了市长、书记，总之，论证了一番这场改革是如何利国利民的。这篇报道署名“本报记者罗盘”，罗盘是当时的那份报纸河南分社社长。
当时，周口市某县为了推动这场改革，还在公务员群体中就这场殡葬改革举行演讲比赛——颂扬这场改革。当这场“改革”彻底失败，你有没有发现，“改革”已经成了万能的词汇，可以将一切不合理的事情，美化成光荣正确和伟大。
有多么伟大，就有多么可笑。这两天媒体报道显示，那场轰轰烈烈平坟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当年的那些被称为“殡葬改革”的举措，如今成了一场劳民伤财的笑话。坟头早已重新隆起，当年力挺这场运动的省委书记也早已经卸任，而当年因为贯彻平坟政策成为当地“政治明星”的某个村支书，已被开除党籍，最近“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至于那个在报纸上为周口殡葬改革唱赞歌的罗盘，已经于2014年8月“被抓”——这让他们当年鼓吹的改革更显“凄凉”。
有个家伙当时响应县里的火葬政策，花了15万院买了一辆殡仪车，专门从事往殡仪馆拉死人的生意。当年“死人百分之百火葬”的政策，让这个家伙看到了发财的机会。随着“改革”的破产，殡仪馆的烟囱不再冒烟了，殡仪馆的员工在火葬场旁边种上了蔬菜。这个投资15万元买车拉死人的家伙说，现在他的那辆车，因为拉过死人，1000块钱也卖不掉了。这家伙，至今也没有搞明白，改革的奇妙和政策的神奇。
当年在县城街头看到“平坟复耕，利国利民”8个大字的时候，我曾经预见到这场“利国利民”的运动注定会失败，也相信权力的任性终将留下笑话，可我至今无法笑得出来，毕竟，即便知道当政者注定失败，但也知道注定找不到胜利的一方——这是每场运动，留下的经验，每场轰轰烈烈运动都终将失败，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为此而欢呼。不信，你却回头看数十年来的每场运动的结局。
即便你不远回望太远，你也应该记得，当年重庆卫视，一夜之间没了商业广告，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如今深圳的街头，突然之间，电动车成了“过街老鼠”。权力的即兴表演，从来不需要与人民商量——没收你的电动车，平你家的祖坟，只需要一个理由“这都是为了你好”。可是，即便重庆卫视恢复了常态，即便那个人去了秦城监狱，即便田野里的坟头又重新隆起，即便借助人民日报说谎的人被抓，有人胜利了么？
时至今日，我相信还会有人会告诉我平坟的好处，可是我只想问一句，一个事情即便对我有好处，就可以不经我同意强制我去做么？——各种美好的改革，大致就是如此。
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上演。不仅是你家存在了100年的祖坟会突然失去存在的资格，不仅昨天你还有的买车买房资格，今天可能突然失去；不仅昨天你的车还可以上路，今年可以突然被宣布限行；不仅昨天你的电动车还可以上街，今天就可以是“非法使用”。总之，即便你知道报纸在扯淡，即便你知道标语在说谎，即便你知道皇帝没有穿衣裳，你知道又如何——你随时可能被宣布是一个“非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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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 | 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
作者：塔娘
“他第一回如此清晰地闻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未经男人污染的女人身上所特有的气味。这气味是纯净的，却又是让人心颤与迷乱的。”
“她给油麻地人的印象是:白、嫩、细、甜。”
“两道白如新雪的乳坡，带着慢慢滚动着的钻石一般晶莹的水珠，在极短的距离内，献祭一般地呈现在杜元潮的眼前。”
这几段文字来自著名作家曹文轩的作品《天瓢》。《天瓢》算不上是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他作品中的这些描述，令人不禁惊讶，这位刚刚荣获“国际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认识两性关系、男女性别差异的方式是如何落后。
儿童文学中当然也可以包容适当程度的性描写，但曹文轩笔下的女性形象鲜有突破。我们很难从中看到一个渴望构建自身主体性的女孩形象。女孩代表着纯洁、温柔、善良，而这种女性形象则服务于男性欲望，说到底是阳具崇拜的文学体现。这样的性别意识不只在是曹文轩的作品中多有流露，它几乎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一大“通病”。
我们的儿童文学，至今没有诞生《凯茜的空间》（Cassie Binegar）《无雨的稻谷》（Rice WithoutRain）这样的作品；更缺少《秘密花园》里的小玛丽那样虽然“温和疗愈”他人却不曾沦为“他者”的女主人公。
今天，距离我们重新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发现性别”已过去了三十年，但在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落后的性别观仍然随处可见。在为终于有国人捧得大奖的此刻，或许也是时候开始思考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尚未被发现的性别了。
“纸月”的群像 —— 从曹文轩儿童小说中的女孩们说起
两日前，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传来讯息，国际安徒生奖在成立60年之后，拥有了首位中国得主。一时间，曹文轩因斩获“小诺贝尔奖”成为儿童文学圈和中国家长们关注的焦点。回想起当年莫言获奖后其作热销的盛况，在越来越重视儿童阅读引导和童书市场火爆的今天，或许一场“曹文轩系列作品阅读热潮”又将到来并绵延许久。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展示他的参展作品。
多年以前，笔者亦是被《草房子》中的温暖与坚韧感动过的，然而在感动之余，总觉得似乎欠缺了什么，总有一些遗憾和失落在心间徘徊不去——为什么书里的女孩子纤薄得就像皂泡，美丽却缥缈？正如《草房子》的小女主人公的名字——纸月，这个名字一“出场”，就在女孩的身边笼罩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的幕帷。如果你也熟悉林庚的“木叶”之说，那么“纸月”二字、尤其是“草房子”边的“纸月”，又能让你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根鸟”“桑桑”“青铜”这样的男孩儿名呢？
不谈东方古典式品读对“炼字”的看重，如果我们去求教拉康和齐泽克们，这些现代语言哲学学者将会很不浪漫地回答——“命名”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协定，“称谓”既是一种禁止，也是一种赋权。文本的创作者通过“命名”对笔下人物进行“立法”，而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称谓将通过文本一次次的重复固化对人物想象。
在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中，女性的名字大多如此，纸月、紫烟、乔纨、艾雯、秋蔓、幼菊……纤弱而缥缈。曹文轩是以“古典式的书写”享誉儿童文学创作界的，这其实早已预示读者人物名字中的意象符号与其形象特点将保持一致而非有意构成二者之间的反讽关系。在《草房子》《红瓦》《青铜葵花》等作品中，桑桑对纸月，林冰对陶卉，青铜对葵花……构成了一组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纸月是“有着苍白的小脸，血色似有似无的嘴唇，眼里时常会浮起一汪泪水”的，陶卉是“声音很轻很细又很纯净”“呼吸是温柔而细长的，几乎是无声的”，即使是作为守护者的成年女性亦不外如是，艾雯是“轻飘如纸”的，温幼菊是“弱不禁风”的，马水清的母亲当年是“娇小腼腆、嫩葱儿一般的”。
女孩是柔弱纤薄的，成年女性则是“贤妻良母”的好范本，艾雯一改婚前的寂寞变得十分“愉快”，主人公于是发出这样的感叹：“男人真神奇，他居然能使一个女人变得健康、快活！”马水清的祖母是战争中被曾祖父带回村庄当作礼物送给儿子的，一生静默，最后瘫痪在黑房子中，面对如斯命运，叙述者“我”却只是忍不住地赞美起来：“来了这么多回，我居然没有听到一丝由祖母发出的声音。但我又分明感到了黑暗中有一颗衰老而宁静的生命。”
马水清的母亲几乎与这位老祖母是一样的命运，做小女孩时被带到村里，一生才见过丈夫两面，第一次“洞房”，第二次“受种”。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活在等待之中，她死了，丈夫许久才回来并带回一个新的妻子。而这样一个女人的死亡却被作者以一句话轻轻带过，她最重要的文本功能就是给儿子也给读者留下一种淡淡的“思及她时心中流过绵绵的温暖”和一点淡淡的惆怅……罢了。
而在另一方面，施乔纨这样丈夫缺乏性能力的女子如若出轨，作者在悲悯的同时也不忘时时通过叙述者表达出轻视的意味，不仅如此，作者还充分利用对文本的编织权力——出轨的女子们总是要中道而亡的，以她们的死换取下一代的生。
如果说我们阅读诸如《草房子》这样的单个文本时，尚愿意为对其性别观的考量保留一寸转圜的余地，那么当我们面对曹文轩儿童文本的女性群像时，对比其作品中被赞美与贬抑的女性人物特征，综合考察叙述视角、语气和情节设置之后，恐怕很难否认曹文轩儿童小说中的男性中心视角——女性有时或许是纯净、美好的，然而她们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而美好。
而曹作中的阳具崇拜情节甚至直接体现在时不时对男性生殖器的着意聚焦上，“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狗牙雨》），“裤裆里的那个小家伙，挨了河上吹来的凉风，紧缩得很结实，样子小巧玲珑，就很像那些在芦苇叶上鸣啭的小雀子”（《根鸟》）。
儿童文学中是完全可以适当包含性征内容的叙述的，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叙述是单向的呢？作者一到描述女孩时，胸脯的起伏便是“风拂的春水”，女孩“没有瘢痕”的身体则是“洁白无瑕的玉”。
将对两性的叙述对比后能发现，加诸前者的是积极的、外向的能指符号，后者则被归入安静、柔和、被动——于是，女孩们不单在情节上被组织进文本的“男性路线”，亦在这些细微的短语结构中被父权的叙述声音编码。
事实上，这样的性别意识不止是曹文轩的作品中多有流露，当代儿童文学写作自八十年代“重新发现”“性别”以来，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便有着对冲破前一时期“统一化”政治话语的强烈渴望，从关注青春期发育题材相关作品（如陈丹燕之作），到强调甚或有时夸大性别差异，直至九十年代时曾有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要建构“少女美学”。不难发现，“女性”一词在这里就如同汤尼·白露所言，是一种修辞式的运用。
曹文轩文本的性别意识倾向应该说与时代文化主潮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即使在当下，主流儿童文学作品中，女孩大多代表着纯洁、温柔、善良，而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消费型儿童文学中女孩形象虽有突破，但到底也是大众话语“安全范围内”的“假小子”“女汉子”罢了，很难从中看到一个自始至终都渴望构建自身主体性的女孩形象。
我们的儿童文学，至今未能诞生诸如《凯茜的空间》（Cassie Binegar）《无雨的稻谷》（Rice WithoutRain）这样的作品；又或者我们只能先盼望出现一个《秘密花园》里的小玛丽那样虽然“温和疗愈”他人却不曾沦为“他者”的女主人公？
“纸月”虽美，可惜纤薄。类似“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的女神颂歌，古往今来我们已听得太多，如果女孩不是作为自为、自在的存在而“美好”，任何赞美都将蒙上道德绑架的暗尘。引用女性主义者莫尼克·维蒂格的话来说，这样的文本修辞实质上是粉色的“诱人的女人神话”——女孩只能作为文本大他者目光中的“风景”而存在吗？
“温柔和纯洁”只要发生在男孩身上就不再是美好的品质了吗？我们是不是忽视、抹平了性别内部的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对个体的影响一定不更甚于性别之间的差异吗？
今天，距离我们重新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发现性别”已过去了三十年，在欣喜终于有国人捧得大奖的此刻，或许亦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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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 维舟：恐慌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听不到真话
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摘要：作为一个食品药品监管的机构，它只须客观公正地在技术上作出质量鉴定并说明事实即可，而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去说明披露相关信息是为了不让公众恐慌，那就过界了。
几天前，上海公安部门破获了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案，使得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再次被刷新。又起波澜的是：在面对外界质疑时，食药监总局承认，它此前之所以公布这些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主要是提醒消费者不要恐慌”。
这番话倒是成功地激起了不少消费者的一片哗然和——恐慌。因为这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既然一个公权力单位可以为了不让公众恐慌的目的披露有利信息，那么它大概也可以出于同样的目的而隐瞒另一些不利信息。这当然会让人质疑它的公信力——我到底还能不能相信它所公布的信息？
当然，从逻辑上说，“假冒”是“伪”，但未必是“劣”，因而假冒产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消费者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时假冒产品甚至比真货还好用，一部组装的山寨手机在功能上可能还强过原品牌机。至于像代工厂里的鞋子，除了贴牌之外，和真货并无差别；而秀水街、七浦路市场上卖的假LV包，在手感、质量等各方面与原件几乎难以分辨，价钱却只是几分之一。在现代生产体系下，“假冒”不一定是“以次充好”的那种质量上的高下，而常常在于有无合法的品牌授权，也就是说，消费者多付的几倍钱，不是为了“更好的质量”，而是花在了“更高的品牌附加值”和“用户体验”上。市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假冒的名牌包包，不是因为某种道德原因，倒不如说是遵循着市场体系本身的逻辑：既然在这个暴利行业中，销售价比生产价高出那么多，那就一定会激起许多生产者以更低的价格和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竞争。
婴幼儿奶粉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前些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消费者对这个行业国产品牌的信心遭受重创，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纷纷转而拥抱洋奶粉，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心，所谓“放心奶”。其结果，中国人在境外大肆购买、囤积、代购奶粉，甚至买空了香港超市里的婴幼儿奶粉，而国内市场上的进口奶粉品牌也奇货可居，价钱往往比在国外高了一半还不止。这当然不可避免地使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和暴利行业。
稍作推算就能明白：一个普通婴儿大致每周喝1罐奶粉，按每罐300元计算，一年就是人民币15,600元；去年全中国出生1655万婴儿，即便其中仅有200万婴儿完全喝奶粉、且不计周岁以上孩子继续喝奶粉，那也是高达300多亿元的巨大市场。正因此，之前就已爆出内幕：奶粉品牌合生元终于承认，它只是在法国注册了公司，奶源、产地其实都在中国，而且仅在中国销售；一罐奶粉报关50多元，在国内却可卖到400元。纯从市场逻辑上说，这和假LV包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婴幼儿奶粉是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因为最易于激起消费者忧虑和恐慌的就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和相关负面报道，毕竟假LV包的质量略差一点人们在心理上能接受，甚至觉得“总归物有所值”，不管怎样，你不会因为拎着一个假LV包而闹出人命。
就此而言，食药监总局的说明在前半段不能算错：涉案的假冒奶粉经检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生产销售假冒婴幼儿奶粉，则属欺诈侵权，一经发现，不论质量是否合格一律销毁。也就是说，“假冒”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质量，二是未经授权——它不一定“质劣”，但未经原品牌授权、且欺诈消费者是确凿无疑的。但问题在于后半段：作为一个食品药品监管的机构，它只须客观公正地在技术上作出质量鉴定并说明事实即可，而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去说明披露相关信息是为了不让公众恐慌，那就过界了。
的确，食品药物安全特别容易引起人群恐慌，当年的苏丹红事件、假药传闻等，都比其他商品的质量问题更易激起人们的不安，那毕竟性命相关。然而，质量是一回事，公众是否恐慌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鉴定上的技术问题，而后者说白了乃是政治考量。一个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机构，原本应当做的是不管可能的社会反应如何，都要说出事实和真相，如果说出某些话或部分事实时是为了其他目的，那无疑有损于其公信力。当年在克林顿的绯闻案上，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看起来也没在意深挖下去是否“动摇国本”或引发公众哗然，他要做的只是追查他本职范围内的事：总统克林顿在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上究竟有没有撒谎？虽然他刨根到底得出的真相或许让人不快，但这也是他的专业，而不是和克林顿有什么私人恩怨，因而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克林顿本人后来也最多只能说，斯塔尔“只不过做了人家要他做的事”。
相比起来，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常带有“整体思维”，会顾忌到后果而做折衷、妥协或掩盖。以清官著称的海瑞，在处理亲族诉讼时的原则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也就是说，在儒家秩序中身份地位较低的那一方，即便在法理上更站得住脚，按他的判决却仍然会失败，因为他不是按照法理上的事实认定来判决，而是考虑到判决结果是维护还是动摇儒家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他是没什么好犹豫的。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为特定的后果而选择说或不说事实，或说出部分事实、或在特定形势下说特定的事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粮歉收，但在1958-59年，全国红薯大丰收，为了劝说人们接受替代粮食，当时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盛赞红薯营养价值高（热量超过大米，蛋白质超过小麦）；但其后的两年，红薯的收成恢复到常年水准，忽然之间报纸上又开始说红薯会有害健康，可能带来胃病或糖尿病。这些或许都是事实，但却都是为了安排好的特定目的而选择说的话，当形势变化时就换了一套说辞，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人们再也不相信上述任何一套说辞了。
说起来，任何一个鉴定、判决或新发现，都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如果顾虑到这些后果，那很多事大概都不能做了。哥白尼本人是个神父，终生都虔诚信奉天主教，要是担心自己的日心说会沉重打击教会的权威，那他也不必发表自己的理论了；当科学家发现吸烟可能致癌时，也不必担心这一消息可能让公众恐慌。在日剧《白色巨塔》中，财前五郎罹患不治之症，他知道同事、亲人和医生会为怕自己担忧而不告诉他病症到底有多严重，于是去找了自己原先的敌人里见医生，因为他知道里见无论如何都会说出事实——这既是专业精神，也是他在道德上的公信力。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每个领域的专家都只需考虑一件事：从本职的要求出发，在技术上把事情做到最好，至于后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常常也无法预见。
当然，这种工具理性过分发达的结果，也有可能真的带来可怕的后果（例如，一门心思只想把原子弹造出来，却没想过它是多么不祥），但作为一个技术鉴定的中立机构而言，它的公信力原本就奠定在“说出事实时无须考虑其他”这一点上，公众是否恐慌，那既不是它能管、也不是它应该管的事。在食品、药物，尤其是婴儿食品这样的特殊类别上，公众真正担心不是可怕的真相，而是自己居然不知道真相、或知道的只是一个被筛选过后的真相。不必用一种家长的心态担忧公众会恐慌，毕竟，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否直面现实，这对公众而言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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