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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春晚里的政治信号

(1996年元宵晚会小品《打工奇遇》;演员: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
央视春晚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砺,已经演变为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大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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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作为整体而言描绘的家国天下观
最近的一个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为一个国家项目。其实,春晚从1983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操办的。只不过那时候有国家的名头但尚无表征国家的形态。现在当然不同了,春晚从里到外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品牌。
众所周知,家国天下观是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家庭、国家与天下虽在不同层面,但本质上却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春晚这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文化传媒现象在这套政治观念中扮演了极 其重要的角色。传统的春节更多的以家庭、村社为单位,大家各自进行各种传统的习俗活动度过春节。也因为如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和国族概念或形象出现在 每个人的头脑中,人们的国家和国族想象是高度分散的。
但春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首先,春晚占据了春节这一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时间段,这决定了它的节目内容所借此想要表达的既会 是传统民俗的,更会充满国家与民族意志。试想,还有什么时间点比在春节讲述这些更为适宜呢?也许在奥运会、在国庆阅兵上也会有这种国家叙事,但这些场合非 常难得。而春节年年都有,这个继承传统至今自然而然形成的时间点便成为凝聚全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想象的绝佳时刻。其次,春晚诞生的1980年代也正逢电视这一大众媒体逐渐普及中国之时。于是一个作为媒介,一个作为讯息,二者合拍,让春晚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全国。
因为电视媒体直播的同步性、共时性和内容呈现的一致性,每个人、每个家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区看到的都是同样的表达、同样的内容。虽然每个人从中 解读出的东西会不同,但这不要紧,因为春晚通过电视传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效用。家家户户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春晚所要 表达的国家叙事结构中,无论接受与否,它都已经作为一个既成事实被释放了出来,大众观看春晚的过程也是不断廓清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认识的过程。
再进一步,春晚上时不时出现的海外华人华侨发贺电和拜年视频,更营造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氛围:虽然春节以东八区北京时间为准,但在春晚的设 计之下,不同时区下不同时间造成的不统一在此消失了。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登上春晚,更给人一种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和谐气氛。于是,全球华人甚至全世界人民在 一个时间共同辞旧迎新,这种“天下”的概念和感受不知不觉中也被塑造出来。
国家事件、国家形象 以及国家”幻象”
春晚既然是描绘中国人家国天下观的,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合适的、印象深刻的政治意象来诠释。这其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国家事件,这在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地在春晚舞台上被表达。90年代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大事无疑是1997年香港回 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1997年的春晚上,在临近零点之前的几十分钟内,连续有五个节目都与香港有关。首先是侯耀文、石富宽相声的《京九演义》,以 1996年京九铁路的建成为背景来展开,接着由香港女歌星彭羚演唱《天使》,然后是现场专题报道《三趟快车奔香江》,把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请来现场,然后又 是一首群星联唱《公元一九九七》,最后以赵忠祥倪萍的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来迎接1997农历新年。这几个节目用同一线索串联起来,以不同形式来展现社 会各界对香港回归的期待。到了1999年,那首《七子之歌·澳门》也被小女孩容韵琳唱到了当年春晚。也是从1997年开始,伴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和媒体传播力的提升,国家大事件越来越多的出现,被报道的幅度越来越大,于是春晚就成为国家大事件扎堆展示的不二平台,例如申奥成功,国足打入世界 杯,青藏铁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神舟飞天,国庆六十周年等等。表现形式遍及歌舞、相声小品、诗朗诵、现场报道、主题活动等等。
细化到当事人,这便是国家事件中的具体形象。这些国家的代表亮相春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规定动作。1997、2001、2005、2009四届春晚都有上一年在奥运会中夺牌的体育健儿献身春晚,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2009年蔡振华率领了60多位奥运健儿在春晚上集体大拜年。而从神舟五号杨利伟开始,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后凯旋的航天员们也无一不在春晚舞台行军礼。当然,每年春晚舞台上还少不了神圣的解放军形象。
除了国家大事和国家形象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构建出一个政治意象来展现中国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政治观念。在春晚舞台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案例。一 次是1995年,在现场活动《看看我们的母亲河》中,当时的黄河“渡过”组委会送来一件装置,99个瓶子按照黄河“几字形”摆放在面板上,每个瓶子盛装黄 河所在流域的水样,于是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式,黄河水的全貌在春晚舞台这个空间中被构建出来,被公众“看见”了。显然,这些水样不等于黄河本身,但因为它 们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同时提取,这种仪式性的过程又让它们实际上代表着黄河。之后,现场又请来了黄河沿岸的9位各族送水人走上舞台,用家乡话来介绍自己,并 让居住在源头和入海口的朋友亲切握手。最后还把台湾几位大学生请上来,送给他们一壶黄河水。在这个现场活动中,地域、民族和政治差异统统被化解掉,华夏儿 女天下一家,中华民族的情感以这条虚拟的黄河为纽带被完整地构建出来。到了1998年春晚,这一形式更进一步,现场的纪实访谈请海峡两岸同胞共谈黄河水、 日月潭水、长江三峡水,最后,这三瓶水共同汇聚到了一个大缸里。
经过了1995年和1998年的经验,在2003年现场活动《国土汇聚》中,这种构建国家意象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与95年春晚一样,现场 汇集了内地31个省市区,以及港澳台采集的34箱泥土,在主持人深情并茂的介绍和诗朗诵中,这些泥土被现场34位礼仪小姐倒入了一个青铜鼎。一个大一统的 中华大地,就这样被捏合与构建出来。无论江河还是泥土,当它们零散各处时只是自然界的存在,但当它们汇聚到同一时空中时,它们便代表了这个国家,具有了至 高无上的神性。
春晚片头:易被忽视的政治表达窗口
除了在春晚舞台上诠释国家与政治,还有一个窗口,就是春晚片头。
许多人认为春晚片头不过是短短几十秒的一段进场动画,没什么可值得关注的。的确,在我们普遍的印象里,春晚的片头就是一段制作精良的3D动画, 用灯笼、年画、鞭炮、剪纸、生肖等传统年俗的形象来呈现,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复兴路上中央电视台大楼的造型,最后打出“某某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字样。
但有几个年份,春晚片头却花费高成本进行实景拍摄和剪辑。因为是实景,所以充满了现实感。在这其中,一种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被短促而密集地构建出来了。
2000年,因为适逢千禧年,春晚片头抓住时机打破过往常规,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实景拍摄和后期剪辑。片中,出现了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面硕大的印有以“2000”字样组成龙形的红旗。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动听的民族乐,这面红旗被飞机带到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区,带到港澳台,所到之处一边用镜头展示着各地的风景名胜、风土人情,一面在这面红旗上盖上各自省份简称字的印章。最后,这面盖满了印章的旗帜被带到春晚现场,就这样,一个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片头与晚会现场又有机结合了起来。
次年2001年,又逢21世纪第一个春节,因此延续了上一年的实景拍摄。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全国性地撒网,不再是象征性的展示,而是有代表性地 展现了具体的中国人在新年来临时的面貌。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人,有赶马车回乡的村民,有大城市里的家庭,有新生的婴儿,有福建土楼里的居民,有驻扎边疆和海 洋的士兵,有在火车上回家的旅客,有坚守在交易所大厅的工作人员,有新婚的夫妻,当然还有各个少数民族。这些具体的人共同组成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人的群 像,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笑容,每个人用手组成一个框,框里映射着发光的“2001”字样,这代表着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与2000年的宏 大叙事不同,2001年用这种片段式剪辑微观地展现了中国各行各业人们的时代精神。不过,虽然表面上是关乎个人与家庭,与国家无关。但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呈 现,背后仍凝聚着短片要暗示四个大字:盛世中国。
盛世下的盛装高歌:宋祖英VS彭丽媛
春晚,歌舞类节目一直占据着大头。2014年春晚因为语言类节目进一步缩水,歌舞类竟然占到了42个里的28个。有人戏称,春晚就是歌舞当中插 播相声小品杂技魔术。因为歌舞节目繁多,所以能连续上春晚独唱的人必定是德高望重之辈,是春晚这个国家级舞台要塑造的主流国家形象。而能在春晚上独唱超过 20届的,唯独二人:宋祖英与彭丽媛。
这两人,都是中国顶 级的民族歌唱家。我们知道,歌曲是表达情感最为浓烈最为直接的表演形式之一。这两位歌唱家在春晚上罕见的独唱经历,将主流话语和思想演绎为颇具美感的艺术 形式。她们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例如都是盛装出席,都拥有政治身份,所唱歌曲基本都是主旋律,当然也都深受大众的喜爱。但不同的是,她们所唱歌曲的内容各有 侧重,她们各自对歌曲的呈现方式略有不同。
先来看看宋祖英。她在1990年春晚以一首《小背篓》一夜走红,此后23年春晚零缺席。这首歌是以宋祖英自己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背 景,是一首地道的表达乡愁的民歌。初登春晚舞台的宋祖英尚未涉足政治气息浓厚的主旋律歌曲,这在之后多年都是如此。例如1995年的《辣妹子》,仍是一首 以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的民歌,广为传唱。
随着春晚经验的积累,宋祖英逐渐开始转型进入主流话语的演唱,标志性的歌曲便是1998年的《好日子》。从歌词来看,这首歌放在春节唱非常应 景,而结尾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升华了这首歌的主题,即每个老百姓处在中国的盛世和平时 代,日子过的有滋有味。而新世纪以来,宋祖英完全成为了国家主流思想的叙事人,与想要达到政治宣讲效果的春晚融为一体,这从曲名就能窥知一二:《越来越 好》《风景这边独好》《美丽的心情》《五福临门》《和谐乐章》等。宋祖英的歌政治意象常常不直接出场,往往是从一个微观或中观的角度切入,但这不妨碍它们 都是主旋律,因为支撑词曲背后的意象均是党和国家。
再来看彭丽媛。从1986年到2007年,除1990和1994年,彭丽媛上了20届春晚。与宋祖英不同的是,1986年彭丽媛初登春晚舞台就 唱了《我的祖国》,之后历届春晚,彭丽媛的大部分歌曲均直接与主流意象对接,例如《我们是黄河泰山》《在中国大地上》《我属于中国》《江山颂》《世纪风 雨》《江山》等等。2004年的歌曲《江山》,是一首明确歌颂党的群众路线的歌曲。“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 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彭丽媛在演唱的同时,背后的大屏幕播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像资料。这首《江山》 在2004年春晚演唱后,又在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群众游行时,作为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和继往开来方阵的出场旋律,赞颂科学发展观。因而,这首歌也被 认为是既《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后,又一首歌颂党中央的代表曲目。
而到了2007年,彭丽媛在演唱又一首歌颂党和国家的歌曲《报答》时,背后大屏幕再次播放中共历届领导人到各地视察的影像,而且这次不但时间更长,还加上了除胡锦涛之外的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这应该是至今春晚现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最多的一次了。
宋祖英和彭丽媛,她们都是民族歌唱家,不过前者唱法偏流行,后者偏美声。前者偏欢快,后者偏庄重。她们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春晚舞台上高歌咏叹、以歌言政的奇观。两人在春晚同台高歌多达16届,而2014年春晚是两人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同时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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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蒋铁钢:妄议习近平的政治偶像
习近平,一个在地方主政期间不声不响,说不上有什么突出政绩的人,自2012年底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内政外交多处出手不凡,让世人大跌眼镜。
在此,我们聚焦一个侧面,从习近平的外在表现,推测一下习近平的政治偶像,或者说习近平内心最亲近、最欣赏的政治人物。这不是出于猎奇,而是出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因为这种内心深层次的基因性的东西,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这样的话题不可能是“实说”,而只能是“妄议”,说错了,还望大家一笑置之。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考察的首站,就选择了广东深圳,在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据此,许多人判断习近平是要效仿邓小平,或者说习近平要成为第二个邓小平。从大政方针方面说,这个判断基本没有问题;但要说政治偶像,这个判断不成立。习近平的政治偶像应该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十八大前后,习近平曾经在公开场合,频繁地引用毛泽东的话。2012年11月29日,他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说,中华民族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2013年1月1日,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还有一次更早的,2011年8月21日,他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参观四川都江堰青城山高级中学时,对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自己感觉到不妥,也许是有旁人提醒,除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这样的特定机会外,很少见他再在公开场合,引用毛泽东的话了。引用是无意识,不引用是有意识,当然是前者更加真实。
如果说这个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就再接着往前观察。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为了分析习近平的知识结构,曾经对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所著的《之江新语》,做了一些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书中引用了“马克思3处,恩格斯1处,列宁1处。毛泽东大体上有12处,邓小平6处,刘少奇1处,周恩来没有。江泽民有1处,胡锦涛有13处。孔孟有12处,老子有2处,还有一些近代学者,比如王国维、费孝通。古人的语录,引得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英模,比如雷锋、孔繁森、郑培民。”从这个引用数量中,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对毛泽东的关注程度,仅次于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关注程度。而对毛泽东的关注,动机非常单纯,应该是反映了习近平的真实心迹。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一个是宏大的政治抱负,一个是顽强的政治意志。毛泽东宏大的政治抱负,在他的诗词中随处可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加马克思,他的秘书李锐认为其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秦始皇是秦王朝的创立者,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毛泽东是君师合一,集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思想创立者于一身,他就是红色中国的秦始皇,要让中国世世代代都处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和照耀之下。
毛泽东顽强的政治意志,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件是在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面对力量远胜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生死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非常激动地谈起了洪秀全,谈起了太平天国。他说太平天国有那么多人最后都死在了南京,我们的选择就是宁可失败,绝不投降。另一件是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梦想,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共产党自己革自己命的“二次革命”,与跟随自己一辈子的那么多老战友割袍断义。这样的选择不下死决心是做不出来的,当然选择的错对另说。
习近平以毛泽东为政治偶像,自然也就会有他独特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意志。习近平独特的政治抱负,可以从他过去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中,比较清晰地看出来。比如,他谈到1982年离开北京,到河北正定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非常的选择背后一定是非常的追求,这是铁律。又如,他谈到“不能希冀立万事之功、不世之功”“不可希望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不能因为难以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就什么都不做”,话都是反着说的,但要正着听;或者说,这些想法都在他心里掂量过、过滤过,平台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平台大的时候就要露出原形了。
习近平独特的政治意志,主要表现在他贯彻治国方略时的坚决态度上。习近平目前展现出来的治国方略,简单点说就是“一梦统领、三位一体”。“一梦”就是他上任不久后提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是面向全国人民说的,但首先是他自己心底的梦,否则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三位一体”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贯彻这个治国方略,不是那么容易的,举例来说,公车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不见成效,现在说改就改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光在事业单位试点就进行了很多年,也是不见成效,现在连试点都不做了,而且是机关事业单位一起改;反腐败的惯例是只要不挑战中央领导人的权威,刑不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现在这个惯例打破了,查处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计划,看得出有派系平衡的因素,左一巴掌右一巴掌,但看不出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他们谁也没有挑战中央领导人的权威。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给我20年,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历史给予习近平的机会没有20年,而是只有10年。在这10年的时间限度内,习近平究竟会有怎样的作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历史评价一个政治家,不会看他曾经处于什么样的高位,也不会看他在高位上呆了多长的时间,而只会看他对国家和人民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作者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内刊编辑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编辑注:内容有删减

鳩鵪亞黃:习总最震撼有力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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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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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2月25日电(温雅琼)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25日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的界限,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的影响。
2月25日上午,最高法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从严管理队伍,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此次会议指出,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从审判权、执行权运行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入手,努力破除影响司法公正、损害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会议强调,要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的界限,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的影响,确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
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人民法院各项改革。按照中央部署,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涉诉信访改革等重大改革任务,着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坚持从严管理法院队伍。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点要求,准确把握人民法院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纪意识,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法院队伍。
会议还指出,要自觉接受监督。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意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广泛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虚心听取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改进法院工作,以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会议还通报了近期法院干警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强调要举一反三,对司法作风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抓、反复抓、一刻不放松地抓,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要求落到实处。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浪子海松:【三角畸恋】周某康曾大谈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界限,最高法曾说坚决划清与周某康界限,但接下来,最高法今又说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的界限。好吧,这么复杂的三角剧情,琼瑶阿姨也写不出来。这么复杂的逻辑关系,金岳霖也搞不懂
羊七狼:道路是曲折的,理论是骗鬼的,制度是耍猴的,但不要气馁,只要我们有三个自信,始终坚持宇宙真理,不久之后我们一定会超越朝鲜的!
大梦都别醒:哪来的自信?
蜡笔小嘉哈哈哈:这一巴掌把说依法治国那位打得稀里哗啦
鱼小女小鱼:哈哈哈哈哈…怎么做到如此正义凛然
木有鱼丸哈:为这份不要脸点赞
冥想罪人:四个字 权力自信……
sibadakesi2008:界线划得越清,与世界的距离越远,总以井蛙身份而自豪。
石河子大学张一兵:至上只能有一个,三个至上谁至上?或者说三个至上合三为一,说的是一回事?
于洋律师:法院这东西本身就是西方“司法独立”理念的最根本体现,因此建议撤销各级法院,恢复行政官员座堂问案之中华古制。
卓小美9932:好搞笑。西方的永远是错的,是资本主义的。本国的永远是对的,是社会主义的。即便是贪官污吏,也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腐化。呵呵呵。
焉老头: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是错误的?你能不能给我们论证一下,但别拿伊拉克,利比亚这种过渡期的特例说事。
1FSunh:最高院门口望两眼拍个照都会有人来阻止,还敢说“人民至上”?
中华民-主堂:这也是赤堂在表态独裁,和法院司法没关系
钉宫喵2:这最高法简直就是耻辱
非常低调的节操君:[鄙视]司法不独立,规则制定者,与规则执行者是同一个部门。这笑话一点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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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阳:乡村必然破败 必将继续破败 谁也救不了
前言:前天,我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新闻民工的回乡手记,转载很多。在那篇写得并不规整的小文中,我断言农村的破败是必然和必将持续的。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乃是出于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比较抵制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
今日重推的小文,此前在公号上发过,原标题为《中国城市病已无药可医》,如果标题的判断成立,那么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将无药可医。这听起来难免让人不快。但正如罗素所说,所谓理性,指的是某人通过可以验证的科学原则判断出自己将很快死去,在死亡来临时,他固然会为告别人世而伤怀,但更因判断得验而欣喜(大意)。
不怕您差评,国事和农村越糜烂,我的这种欣喜就越丰盈。
不用再列举数据,来证明大陆各大城市的沉疴和新疾。堵车、雾霾、高房价、入托难、入学难,甚至找一块墓地都难,在北上广和大多数省会城市,早是众所周知的城市病。为了缓解这些病,政府限购房产、限购汽车,汽车又限行,各种办法用尽,也挡不住路面上滚滚的车流人流。最近,北京市政府又宣称将淘汰“低端人口”,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举措之一就是派人到天通苑等一些低端社区清理群租房。
住在河北燕郊的北京外来人口,暂时不用担心被清理,但很多年轻人的父母清晨五六点就得起床,替儿女在公交站排队。他们的儿女,每天至少要花3个小时往返北京市区和燕郊的住处。前些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坦称,北京不敢往燕郊修地铁,因为害怕北京市区的房价跌下来,而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与房价直接挂钩。
既然大城市对外来谋生者如此不友好,他们为何还非要守着北上广不走?这些涌入北上广的人群,无疑加剧了城市病,并愈演愈烈。在目前的体制下,城市病有无治愈或缓解的可能?做为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4年,最终逃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上述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城市病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医。
无论在冠盖云集的北京,还是遍地流金的上海广州,官二代和富二代固然要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活得更滋润,也更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后者在大城市与在故乡比,活得不见得更滋润,却也更易找到一份工作,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家族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乡,阶层早已固化,科技和工商业的落后,他们要么得重金贿赂当地领导,混入体制内食民之禄,与民夺利,要么苦苦挣扎,做个教师,或干个小生意什么的。
北大博士冯军旗曾考察河南南阳某县的政治生态,在这个人口只有80万,拥有一千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农业县里,竟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除了人事权归省市的少数岗位外,这些大小大族可以说完全把控了体制内入仕晋升的渠道。大陆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工商业也必须附丽服务于权力。没几个硬后台,你在县城开一个大一点的超市,都会被穿制服的敲诈勒索到破产。
媒体人叶一剑曾以“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来描述这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挤进大城市取暖,纾缓拥堵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把火堆分开,让人们不那么挤地获取光明和热量。可是,在大陆权力通杀的体制下,权力首先是用来自利的,官员们最先考虑的,永远是把自己所在的小区修漂亮,把上级领导视察必经的街区搞繁华,尽量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拨款。其他人想蹭点权力的便宜,享受更好的市政和教育资源,除了往大城市里挤,别无他法。
官民生活如此,那些办厂经商的,当然也得逐权力和人流而动或驻。大城市在聚集足够多的经济总量之后,其商业逻辑和对规则的先天需求,会在权力的重压下,挤出一些相对自由公平的空间,提供给那些有进取心而缺乏权力资源的人。在中国,这些空间弥足珍贵。那些即使一天挤三四个小时公交车,也舍不得回老家的年轻人,图的就是这个。
最近,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副中心”的话题很热,是保定、通州还是廊坊,众说纷纭,乌龙迭出。在众声喧闹的背后,权力之手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展现无遗。
权力的自利,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中共在1982年版宪法中,添了一句“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又通过土地法,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之后,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又可以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改造城中村等,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大搞土地财政。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划图走,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城市建设“摊大饼”,甚至“造鬼城”因而无法叫停。
在农村,数千年来一贯的土地私有制,在经过土改和“大跃进”运动后,已面目全非。“改革开放”后,农民没有收回自己的土地,而要从村集体“联产承包”。在法律上,农民的田地和宅基地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听命于党委政府的“村集体”所有。这还不够,政府之手又通过县级国土局和乡镇国土所直接伸入村庄,对集体土地上下其手,农民连建所婚房,就得经政府批准,往往要被敲诈一笔钱。政府如果愿意,可以随便画个圈,禁止圈内的农民自建房。前些天,河南省夏邑县一农民在院子里捅死乡干部,原因即在此。
政府又将土地所有制与用途挂钩,在村集体土地上只能种庄稼搞养殖,要想进行商业开发,必须由政府先低价征收,再以数十数百倍的价格招拍挂卖出,赚一大笔土地出让金。政府标榜这是为了保护耕地,可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是在鼓励政府侵占耕地搞商业开发,政府又有暴力工具,强拆血拆于是遍地开花。
在这样野蛮扭曲的土地制度下,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立恒心,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要想解决城市病,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但自从中共建政以后,农民就一直被剥夺了利用自己的才智力,盘活土地价值的权利。
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在权力主导中国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之后,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病,像无数只残暴肮脏的怪兽,不停吞噬人们的血汗和梦想。
相关阅读:孙旭阳 | 故乡病在哪里:一个新闻民工的返乡手记
近年来,描写当下农村的书和文章都很多。这些文字的最大相同处,就是几乎没有出自农民的手笔,更多由农村的逃离者和观察者们采写。其中,我最认可的就是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在那两本书中,她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
不过,她也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沦陷”原因何在?从乡土之污染(垃圾和饮用水问题),乡校之废弃(梁庄小学成了养猪场),再到乡人之离散(出梁庄到城市边缘讨生活),乡风之沦丧(不孝子和奸杀老妇之少年)等,似乎构筑了一组闭合的答案。
我却连“故乡沦陷”本身都表示怀疑。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本文的阅读期待包括农村教育的沉沦。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讨论的问题。农民放弃子女的教育,看似是因为读书性价比的锐减,真正的原因则是这个政权已经不太需要从农村汲取人才,以自利自固。相反,农村孩子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会对政权稳定造成威胁。
农村环境污染加重也可做如是观。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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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网友们写的回乡偶记 非常真实
@doggyfree:大河北县级市,距北京不足两百公里,产铁矿,今年经济极为惨淡,政府欠一屁股债,穷的一塌糊涂。小学教师绩效只发了一半,前所未有。
@anthea-wuhan :五线小县城,城市建设速度很快,高速、房产、公园、电影院,软件建设没跟上,素质差,县城就是个大垃圾堆,乡下反倒干净点。
@称昵有没:中部较发达县城,车子堵的一塌糊涂。
@三张皮蛮好:我家楼下几家河南收破烂的今年都不回家,问原因,说用惯了城市的抽水马桶,乡下茅坑实在不习惯,又冷。收破烂的都嫌弃农村了。
@吴汇川 :15年前上海火车站里20岁以下的随处可见,7-8年前,抱小孩的也可以数一数,这一次候车室里,这两者目力所及之处前者估计十位,后者看到两名。悲凉感油然而生。
@拖延班班长:老丈人辛苦一年的3万块,被乡镇的邮政银行柜台忽悠成新华保险了……我们强烈建议工作日去退保!!现在这些人的吃相太难看了。
@阳居士:东部沿海省份的内陆山区,回来的车暴多,镇上年前最后一次年货集市完全没地方停车,沿公路一直停了好几里。许多家庭老人愈发孤单,吃穿住条件比起十几年前好很多,但就是没人照顾。
@小珍珠pearl2011:回家过年,三线城市,放鞭炮的少了很多,钱发的少紧着花的节奏吗?国企福利减为0,钱也是越发越少,消费意愿大减。反腐的钱能转移到养老金吗,感觉交的5金1险负担极其沉重。
@刘丫丫溜吧:我们单位昨天开会传达继续八项规定精神,严禁公车私用,据说所有出城高速公路收费站都设有专门监控公车的,一经发现将严厉追责。
@寂寞西部公路:所在的国营单位停止发交通补助了。
@自作多情玻璃心全Hold不住Sam:温州酒店餐饮业形势好过去年——是不是回来的温州人更多了?
@0吴炫0:长春去年有的楼盘卖了不到百分之十五。地级市县级市卖的更差。地产老板还在盖房的原因,是在赌明年市场好转,消化之前的库存。
@幸福的JJL:四川,民间借贷人大规模断裂,跑路和进牢房不少,前几年的风光人物大多垮台。放烟花爆竹少了,进庙烧香也少了。公务员年终奖多了两成。
@钤云野獾:赣西小县城(人口小于十万),县域经济以矿业为主,工业也有,今年回家感觉街上的豪车数量少了挺多。三家大型商业地产在去年集中开盘,还有俩在建的,隐约感觉客源堪忧。
@月色藩篱:滨海化工园区厂子倒闭了几十家,公司隔壁一间厂子停产两年了,化工园附近的房地产基本停滞,荒废了好几栋楼。政府方面环保要求越来越严;剩下的企业管理逐步规范化;当地民间经济紧密的与化工园同呼吸共命运;当地年轻人外迁,老年人留守,外地人来淘金。这就是目前的状态。
@柯利昂:这几天亲戚同学朋友轮番吐槽,手中握几套房,挂了好久无人问津,很多人债务问题严重,我和父亲作为长子只能在哭诉中给他们倒一杯茶润喉。
@WEI_Long_100:山东淄博临淄,污染严重,房价比去年跌了20%,小化工厂大不如前,齐鲁石化换了好几次领导,每任的讲话都跟市委书记似的,国企跟政府一样。
@苗澍_WALKMAN:河南某地级市,借着南水北调工程治理内河,投资很大,竟然要把内河(三条)两岸28米所有房屋拆迁,有很多房子交付不到一年就给扒了。然后中纪委巡查河南此事儿没有蹊跷,把管事儿一把手带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有的工程现在都在拖延。城市灰土连天。
@爱北岛:两起很多人围堵开发商。还有一起乡长作为开发商,农村集体拆迁,乡长建房,房裂了,还不给房产证,村民不干了,不给余款,乡长带领公安,地痞很多人,进村,见人就打,有一个差点打死。真实事情,前两个发生在湖北黄冈,后一个发生在苏北泗洪。
@season_ever:中部某煤炭大省地级市,听闻房地产商和民间所谓投资公司跑路的不少,消费还是不行,星级饭店倒闭或者转型,倒是路上车越来越多了。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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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裴敏欣:北京对西方价值观之战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这些天最令人郁闷的消息是北京对批评者的打压不断升级,但很少有观察家——尤其是经济分析师——似乎明白中国领导层反对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直接损害到它根除官员腐败、倡导创新和创业精神、深化接触外部世界的努力。北京政权的政治逆行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首先,中国政府已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使流行的门户网站,包括谷歌、Facebook和《纽约时报》,无法访问。此外,那些著名的人权律师遭监禁。知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浦志强就是一例,他已经被关押了超过半年,检察官们正在试图构建针对他的案子。
同时,中国的高层官员被强制执行中共党内的政治纪律。去年6月,中共的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官办智库已经“被敌对势力渗透”,并且“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
作为回应,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赵胜轩承诺:社科院进行学术评估时,将“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不久之后,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一篇文章中怒喝:在中国,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中国学术界被北京政权当作更广泛寻找敌人的主要目标,大学教授因为拥护象宪政这些“煽动性”的思想而被解雇。在一个尤其恶劣的例子中,辽宁省一家官方报纸派出记者,伪装成学生去大学教室里抓那些批评现行制度的教授。
最近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威胁说要加大这种伤害的规模。袁贵仁誓言“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尤其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鉴于袁贵仁的官职,这一誓言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官方政策。人们希望,为了中国(的福祉),它不是(官方态度)。
近期反对言论自由和反对西方价值观的“猛攻”反映了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把一个被贪婪和不信任弄得虚弱无力的一党体制转变成一个秩序井然、思想统一的体制,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其自身的长期生存。习近平似乎认为:打击自由主义将会和他的反腐败运动一起朝这个目标迈进。
这一构想存在智力上的缺陷,也不切实际。不论多么努力,在一党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没有法治,几乎不可能根除腐败。而这些恰恰是中共试图要消除的“西方价值观”。
中国将会为这一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袁贵仁对教科书的运动将影响到中国2800万大学本科生,他们读到的是剩下来不合格的教材。当他们的教育受到这种方式的损害,如何能期望这些学生在全球经济中去竞争。
当前的这一趋势也意味着高校教师的条件恶化,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界面临着与西方学术交流更严格的限制。随着有更少的机会到国外参加会议,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花时间到国外去教学和从事研究,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事业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这样一来,政府提出的压制“西方价值观”——更不用提它无情的网络战——有可能刺激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外流。2013年,有41.39万中国人到海外留学,该数字前所未有,预计2014年会更高。这些留学生90%是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
诚然,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生到海外留学。事实上,2013年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入读中国高校学生的6%。
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在领导这种外流潮,他们大多把子女送到常春藤和牛津剑桥。人们不禁要问,中共领导人是否担心他们的后代会被西方价值观洗脑;他们显然已经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中国当地的大学就读。而且,如果按照袁贵仁的方式,中国的高校将越来越像朝鲜的大学,而不是世界级的西方高校。
这将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后果。数千万留在中国的学生将不会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的知识和技能。事实上,鉴于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习近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中反对西方影响力之战是完全不合理的。
除非中国政府的这种打压很快结束,否则,习近平让国家伟大繁荣的“中国梦”将会变成一场加速下滑、加剧倒退的噩梦。不管怎样,对西方价值观的战争是一场中国只会输掉的战争。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于2月10日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对西方价值观之战。)
原文链接:China’s War on Wester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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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案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

根据官方新华社报道,2月2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十五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撤销马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提请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认。1月16日,中纪委宣布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马健外传涉入北大方正与有国安背景的政泉控股之间的恶斗。
本台此前曾报道,在北大方正与政泉口水战期间,有国安人员前往方正的开户行调取银行账户流水资料。
一份郑州市国家安全局查询财产通知书显示,2014年11月13日,郑州市国家安全局派出两名侦查人员,前往广发银行郑东新区支行,查询犯罪嫌疑人“河南元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历史资金往来情况”,要求该行提供这家公司开户至今的全部流水。
政泉控股曾称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方正集团总裁余丽丈夫姚晓峰。该账户则被政泉控股指为北大医药内幕交易获利的资金流向。
财新网也引述另一份杭州市国安局查询财产通知书则显示,2014年12月4日杭州国安局曾派人到当地某银行查询深圳方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2012-2014年往来账电子档案。
安全机关介入两家企业的恶斗的证据颇为明显,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2月6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新华社消息称,宋建国涉嫌受贿金额高达2300余万元,曾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个人违规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
公开资料显示,宋建国曾在通州公安分局任职,后担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2007年调入市交管局任局长。2012年12月初,宋建国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2013年3月,宋建国被免去市交管局局长职务;2014年8月,宋建国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经市纪委研究并报市委批淮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悉,宋建国涉嫌受贿事项均与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期间为谭峰等相关个人和单位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及其他请托事项有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发布的一则案件信息显示:被告人谭峰涉嫌行贿一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5年2月12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新华社消息称,宋建国涉嫌受贿金额高达2300余万元。该报道强调,受相关人员所托,宋建国利用职权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个人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
据传,马建与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过从甚密,而郭文贵还将马健介绍给方正实际控制人李友,马健向李友索取巨额贿赂。
根据消息灵通的“财新网”的说法,有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此案要“各打五十大板”,“方正抓四名主要高管,资产收归国有”,
在魏新、李友被要求协助调查并被解职后,关于郭文贵于1月9日在意大利被有关部门带回国内接受调查的消息愈演愈烈,但目前政泉方面的确切处置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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