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觀華人社會中,不但人際之間較為緊密,個體更重視關係間的和諧與「以和為貴」的美德,情緒表達與否在華人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將更為微妙,更甚
者,若將關係更聚焦至接觸更頻繁的親密關係中,似乎個體在親密關係中,透過self-expansion來增加self-other overlap
後,個體在如何在彼此互動中,找到一個最佳的情緒表達與調控策略,以及其背後的運作機制為何將非常重要。是故,探討自我在華人依附關係中的最佳情緒表達
乃為一個能回應自身與所處文化有所對話的主題。
此外,研究者亦想探討,焦慮型依附之華人在上述的歷程中之掙扎與出路。亦即,焦慮型依附的人對自我有高度不確定感以及負向的感受,而將自我過於陷入所處
的關係當中,理論上會對這段關係的維持與存亡看得更為重要。因此,我認為焦慮型依附的華人在面對一個情緒表達衝突時,不但心理上面臨較多衝突(李怡真,
2002;甘乃瑩,2004),在衝突之後,甚至會選擇壓抑而非表達。這樣的推論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不同,過去研究多半指出不安全者會有較多的情緒表達
(Lemay & Clark ,2008),但研究者對這樣的情緒表達行為在維護關係上可能會帶來威脅的角度上思考,而提出一個新的方向,或許這些焦
慮型依附的華人在親密關係中,為了維護這段關係,反而會採取「敢怒不敢言」的調控機制。
主題:敢怒不敢言:自我在華人依附關係中的情緒表達衝突與調控策略
有幾個想瞭解問題與假設的部分:
1.依附焦慮者較有負向情緒表達衝突
2.受到華人文化影響,依附焦慮者的情緒表達衝突會受到關係變項的調節。
3.順著上述之邏輯,依附焦慮者會使用什麼情緒調控策略,其策略的使用也受到關係變項的調節。
以下為文獻論述與想法:
在人際關係中,個體時常會有敢怒不敢言的情緒表達衝突,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緒表達衝突,乃牽涉到關係維護與自我情緒表達之間的拉扯與權衡。過去西方曾
探
討類似的議題,例如Emmons & King(1988,1990)提到兩個目標(想要維護關係,卻又想要表達情緒)之間的衝突,也對究竟是表達亦
或
是不表達對個體的適應較佳提出諸多探討。
然而,反觀華人社會中,不但人際之間較為緊密,個體更重視關係間的和諧與「以和為貴」的美德,情緒表達與否在重視關係的華人社會中之角色與功能將更為微
妙,更甚
者,若將關係更聚焦至接觸更頻繁的親密關係中,似乎個體在親密關係中,透過self-expansion來增加self-other
overlap
後,個體在如何在彼此互動中,找到一個最佳的情緒表達與調控策略,以及其背後的運作機制為何將非常重要。是故,探討自我在華人依附關係中的情緒表達衝突
以及其對應之情緒調控策略。
乃為一個能回應自身與所處文化有所對話的主題。
此外,研究者亦想探討,焦慮型依附之華人在上述的歷程中之掙扎與出路。亦即,焦慮型依附的人對自我有高度不確定感以及負向的感受,而將自我過於陷入所
處
的關係當中,理論上會對這段關係的維持與存亡看得更為重要。因此,我認為焦慮型依附的華人在面對一個情緒表達衝突時,不但心理上面臨較多衝突(李怡
真,
2002;甘乃瑩,2004),在衝突之後,甚至會選擇壓抑而非表達。這樣的推論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不同,過去研究多半指出不安全者會有較多的情緒表
達
(Lemay & Clark ,2008),但研究者對這樣的情緒表達行為在維護關係上可能會帶來威脅的角度上思考,而提出一個新的方向,或許這些
焦
慮型依附的華人在親密關係中,為了維護這段關係,反而會採取「敢怒不敢言」的調控機制。
在人際關係中,個體時常會有敢怒不敢言的情緒表達衝突,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緒表達衝突,乃牽涉到關係維護與自我情緒表達之間的拉扯與權衡。
這句話似乎預設了表達生氣的情緒必然會破壞關係,我覺得也許可以多考慮一些因素,在什麼情況下表達生氣的情緒會損害關係的維護,或也許表達生氣的方式其
實有重要的影響。
然後把這個題目拿到華人社會來談,我聯想到的是修養和社會比較,比方說有個人比較容易生氣,當他生氣的時候可能就不太敢表達,因為他不清楚究竟是對方不
對還是自己修養不好,另外也擔心對方會進行社會比較,說其他人都不會生氣為什麼你要生氣。
最後,在華人的情緒表達部分你也可以參考看看張詩音的碩士論文。依附的部分我不太熟,就沒有什麼想法了。
加油啦
逢峻
我也對於華人文化下,以和為貴的價值觀所發展除來的情緒表達、調控很有興趣
我們經常的使用壓抑策略來壓抑自身的情緒。
不過上面的內容我有一點小疑問:
學姐的意思是說,這樣的現象之所以存在,是由於焦慮型依附的個體本身的特性而導致這樣現象嗎?
那這樣,他就不是因為華人文化,"以和為貴"的特質所產生的一個特殊現象囉?
馥瑋
或許有些人昰用壓抑的方式
或許有些人昰用一些somatization 症狀 (eg. 頭痛)來表達
在職場與人際關係中, 尤其官場文化中
更昰用迂迴曲折的說話內容來表達
而比較不傾向西方的直接表達
基於此, 我倒不覺得華人昰[敢怒不敢言]的
而是表達的方式不同, 強度也不同吧
希望這樣的分享對你的idea有幫助
祝福你喔
1. optimal self 的定義
我從華人在關係中的情緒表達會面臨的衝突與拿捏來切入,以定義optimal self,有以下原因與想法:
一個適當的情緒表達與調控策略,乃為華人文化致力修身之主軸,例如:「忍」之美德在華人文化中有一套幫助個體身心安頓且適宜的適應社會之一套策略。有別於西方之消極之「壓抑」,華人這套獨特的情緒調控策略有其積極之意,若以此來定義華人之optimal
self,除了能符合華人文化致力之中心美德,亦能找到一個有別於西方,且獨特於華人本土社會之現象,用之來定義一個真正unique
in華人關係中的最適自我。
因此,本研究之optimal self 的定義
「最適自我乃個體在表達己身負面情緒與維護關係之間的拿捏,能有意識且策略性的自抑之歷程。在此自抑歷程中,個體能進一步認知其行為目的性,自主的抑制其情緒以達成其目的,並以一些情緒調控策略來安頓其負向情緒」。
2. optimal self 的指標
達到這個定義下之最適自我,個體將有以下幾個狀態。
(1) 能以一套積極(有別於消極)的策略來調控己身的負向情緒。例如:認知思考轉變、注意力轉移…。
(2) 個體對於此有意識的自抑行為有主動且正向的評價。
(3) 個體對於此有意識的自抑行為有其積極之目的性。
(4) 個體對於此有意識的自抑行為所帶來之事件結果、自己評價與人際關係都有正向的評價。
3. 如何達成optimal self
其實這與2.optimal self的指標是一體兩面,彼此也是bidirectional,因此我認為個體可以透過達到這些指標,來達到optimal self。
在經驗到負面情緒時,對於該情緒的表達與否以及表達或不表達後的事件結果有自主的選擇權與積極的動機,而且能在此表達與不表達的行為之後或當下,有一些認知或行為的調控策略。因此,若個體能符合上述之條件就能達成optimal
self。
4. 支持的paper:
(1) 華人本土關於「忍」的文獻
李敏龍、楊國樞(1998)。中國人的忍: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0,3-68。
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首先針對忍做有系統之整理與界定「一種策略性的自抑機制或歷程,在此一機制或歷程之中,當事人為了避免對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不利之後果的發生,或為了預期對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有利之後果的出現,不得不做己所不欲的事情或承受己所不欲的身心痛苦」。
根據上述之定義,忍包括目的性、自抑性、策略性、不快性等四項特點。此四個特點分別就忍的動機面、意志面、認知面與情緒層面說明如下:目的性是屬於忍的動機面,意指一種目標導引的心理歷程;自抑性屬於忍的意志面,意指在忍的當下意志並非自由,而是屬於一種不得不的狀態;策略性屬於忍的認知面,意指忍是一種意識層次運作的心理歷程,因此個體需要選擇合適的策略達成忍的目的;不快性則屬於忍的情緒面,意指個體在經歷忍的同時也經驗到慾望與後果間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反映在情緒上則是引發強烈不舒服的感受。
李敏龍與楊國樞並針對忍的概念作理論與實徵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一般人忍的目的都是為了維持人際和諧,也就是說,忍的事件發生在人際關係中居大多數,對此,研究者認為親密關係是人際關係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因為在親密關係中的互動可能比其他人際關係更為頻繁,因此在親密關係中,忍耐的事件應該非常多,所以探究其在親密關係中的忍的情緒轉化亦有其必要。
李怡真、林以正(民95)。愛情關係中的情緒表達衝突之縱貫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1),53-67。
過去研究一致指出,個體在關係中的情緒表達衝突程度與關係品質具有高度負相關,但
這些發現均建基於橫斷性的研究,不但無法說明情緒表達衝突和關係品質在時間進程中彼此不斷交互影響的過程,更無法回答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特以縱貫研究法追蹤情侶的對偶資料以探討上述議題,並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在時間一,以78
對交往中的情侶為受試者進行問卷施測,測其情緒表達衝突程度與三項關係品質指標,分別為關係滿意度以及Sternberg(1986)愛情三元素中的親密感與承諾感。時間二的測量於一年後進行,請同一群受試者進行第二次的施測,共分析65
名與相同對象交往的受試者。本次除了測量情緒表達衝突程度,亦測量與時間一相同之各項關係品質指標,以對照受試者在一年的關係進程中,其情緒表達衝突程度對關係品質之影響,並以對
偶分析(dyadic analysis)的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發現,情緒表達衝突在前後測中呈現穩定的高相關,關係品質亦然,此結果說明情緒表達衝突和關係品質皆具跨時間的穩定性;其次,在兩個橫斷的時間點上,可以穩定的發現個體的情緒表達衝突與自己和伴侶的關係品質具有顯著負相關;再者,時間一的情緒表達衝突不能預測時間二的關係品質,但時間一的關係品質卻能預測時間二的情緒表達衝突,此結果顯示,由關係品質對情緒表達衝突造成的跨時間影響較為穩定。最末,透過迴歸分析與Cross-Lagged
相關係數檢定發現,情緒表達衝突與關係品質間並不具有單一方向的因果關係,更基於情緒表達衝突的改變量與關係品質的改變量存在顯著的相關,本研究結果傾向結論兩者間具有雙向因果影響之關係。
(2) 西方關於情緒表達衝突的文獻
Emmons, R. A., & King, L. A. (I 988). Personal striving conflict:
Immediate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1040-1048,
W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goal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through the personal striving framework. Eighty-eight undergraduates
in two studies listed 15
of their personal strivings and rated them on the amount of conflict
experienced between them and
ambivalence experienced about each. Diary and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asse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nd physical symptomatology.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negative affect, depression, neuroticism, and
psychosomatic complaints. Conflict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health center visits and illnesses over the
past year. A 1-year follow-up
demonstrated that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ratings were stable and
that these ratings predicted psychosomatic
complaints over time. In a third study, undergraduates' thoughts and
activities were
randomly sampled over a 3-week period. Subjects were less likely to
act on conflictful and ambivalent
strivings but to spend more time thinking about these strivings.
King, L. A. & Emmons R. A.(1990). Conflict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864-877.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onstruct of conflict or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mbivalence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mediator in the link between emotional styles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Using the "personal striving" framework, a
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ambivalent
emotional strivings (AEQ) was designed. In Study l, 292 Ss completed
this measure along with
questionnaire measures of expressiveness,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intense ambivalence. Women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en on both the AEQ and
expressiveness. In Study 2, scores on the
AEQ were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reported and
peer-rated expressiveness. In
Study 3, 48 Ss participated in a 21-day study of mood and health.
Expressiven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m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nd with daily negative
affect. Ambival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veral indic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lthough the AEQ correlated
with questionnaire measures of physical symptomatology, neither the
AEQ nor the expressiveness
measures correlated with daily symptom reports. Results support the
contention that conflict over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is a variable worthy of study in its own
right, having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on personality and health.
King, L.A., & Emmons, R.A. (1991).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interpersonal correlates of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conflict, and
control.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 131-150.
Emmons, R. A., & Colby, P. M. (1995).Emotional conflict and
well-being: Relation to perceived availability, daily utilization and
observer reports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5), 947-959.
King, L.A. (1998).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ading emotions
in situations and fa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53-762.
Three studies explored the relation of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E) and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EE) to reading the emotions of others. In Study 1 (N =
340, 110 men), A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E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reported confusion
in reading others' emotions. In
Studies 2 and 3, participants wrote descriptions of the emotions
likely to be felt by a person in an
emotional scenario or in a slide of a universal facial expression.
Descriptions were content analyzed
for emotion words.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AE × EE interactions.
In both studies, inexpressive
ambivalent individuals used emotion words of the opposite valence of
that implied in the scenes or
expression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discussed.
> >
>
--
王雅鈴 Wang, Ya-Ling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系
博士班一年級研究生
D972...@ntu.edu.tw
我覺得將情緒表達以自抑與否來看 會不會可惜了損失一些內涵
因為自抑的意思是不表達
但是情緒的表達除了有沒有表達之外 還有如何表達
所以表達得恰到好處除了量的多寡之外 探討表達的形式為何也許會讓研究更豐富
這部分好像也很有趣
或許等你有空的時候也可以想一想
然後就是情緒經驗與情緒表達這兩者的關係
「表達負面情緒與維護關係之拿捏」就意味著已經產生負面情緒了
你的研究是專注於處理「情緒表達」這一部份嗎
最後我想到的是
如果有一段關係一直帶來很多的負面情緒
那麼除了自抑之外 也許還有別的作法....
祝期末順利啦
逢峻
在你的邏輯思考下,什麼狀態才是你定義的 optimal self-esteem ??
如果把「忍」定義為華人最適自我的重要內涵,又按照李敏龍、楊國樞 (1998) 把忍讓定義為「一種策略性的自抑機制或歷程,在此一機制或歷程之中,
當事人為了避免對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不利之-後果的發生,或為了預期對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有利之後果的出現,不得不做己所不欲的事情或承受己所不欲
的身心痛苦」,那華人最適自我就等於是個人經常在經歷「己所不欲」的狀態。這樣似乎並無法讓人得到你說的安頓、自在或者安適感受吧?
「忍」畢竟是在「己所不欲」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一種調控策略。如果一個人可以從經常面對「己所不欲」的狀態,提升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應該更加接近
於所謂的最適自我。所以要在自抑這樣的範圍裡面談最適自我,似乎是劃定了一個過小的界線?我同意逢峻所說的,可以把情緒表達也納入你的討論之中。一個擁
有最適自我的人不只應該懂得抑制不適當的情緒,也應該知道怎樣表達適當的情緒。
Andrew
本研究之optimal self 的定義
「最適自我乃個體在表達己身負面情緒與維護關係之間的拿捏,能有意識且策略性的自抑之歷程。在此自抑歷程中,個體能進一步認知其行為目的性,自主的抑制其情緒以達成其目的,並以一些情緒調控策略來安頓其負向情緒」。
但是看到逢峻跟安智的回應,
我發現我好像偏重於自抑這部份,其實我是想表達一種「拿捏」,
時忍時不忍,就算忍也是自主有意識的策略,
是一種遊刃於表達與不表達之間的「拿捏之道」,
然後寫著寫著就寫偏到某一條路了。
可能我還要再elaborate一下....。
謝謝你們啊
在 2009/6/1,佳玉 <brave...@gmail.com> 撰寫:
> 我想問雅玲
>
> 在你的邏輯思考下,什麼狀態才是你定義的 optimal self-esteem ??
>
>
> >
>
雅鈴已經將週四會報告的初稿上傳至網站,
標題為Patricia's Final Paper_draft_Advsocial.pdf
麻煩各位口委閱讀並屆時給予意見嚕。
不過,由於這只是初稿,還有些文獻待補,
而且到週四報告以前都可能會有異動,
所以大家稍微抓個脈絡就好,
週四時,我也不一定會詳細報告每個細節,
我應該會找一個能讓大家比較易懂的方式呈現。
也歡迎其他同學上去瀏覽,畢竟這週好像也要給回饋XD?
我晚一點回整理一個較為簡單的版本,
然後按照上週大家給安智的建議,我也會試著分幾篇文章PO,
屆時再請大家給意見,謝謝。
雅鈴
敢怒不敢言:負向情緒表達與否之內在衝突與調控(1)
為何從情緒來切入?
適當的情緒表達或隱忍之調控策略,乃為華人文化致力修身之主軸,在華人文化中,修養自己的情緒,使其情緒安頓不受外界環境影響,亦或是使個體不受情緒所
苦,能跳脫情緒經驗中得到一條超越於情緒之出路,皆為自古華人文化中的重要關注之議題。華人在面臨外在困頓或衝突時,向來是以向內修養而非向外控制,試
圖轉化個體內在認知以幫助華人身心安頓,進而能適應多變之外在環境。是故,探討關係情境中之個體情緒調控與拿捏,乃為必要且值得深入研究之議題,以下,
研究者將從華人面對負向情緒經驗後之內在衝突與調控歷程切入,亟以最佳情緒歷程的觀點來達到最適自我之目的。
達到最適自我的歷程與定義
(本來想把我的圖1貼過來,不過我發現貼不過來,所以我用文字呈現,麻煩有興趣的人去看那個圖會比較清楚喔)
我把最適自我定義在一個歷程下的整合結果。以情緒調節為出發,這個最適自我會經過「經驗負向情緒」-「認知上對於是否要表達該情緒有一個內在的猶豫衝突
(達到最適自我的人面臨的衝突程度會較小)-「行為層面的表達(直接或間接)或不表達(壓抑或忍耐)」-「伴隨著整合或區隔之認知轉化」-「達到最適自
我」。
以下為針對該適應歷程的文獻論述:
情緒表達衝突
情緒表達衝突(Ambivalence over emotion expression,AEE)的概念最早是由King 和 Emmons
(1990)提出,其內涵為個體面臨情緒表達與否之內在衝突。Katz和 Compbell(1994)認為此衝突主要反應在三種可能之狀態:(1)個
體認知上想表達,行為上卻抑制住想表達的慾望。(2)個體行為上已表達,卻不是真的想表達。(3)個體行為上已經表達,卻後悔這麼做。上述之衝突是個體
認知與行為上的衝突,也就是混淆了認知與行為層次的探討,然而,研究者認為應該將此情緒表達衝突界定在認知層次上的心理矛盾狀態,亦即,將認知上的面臨
表達與否的衝突與實際上的表達行為或後續隱忍調控機制加以區分,才能更清楚瞭解這部份的心理歷程,因此,基於此研究立場,在本研究中所謂個體面臨情緒表
達衝突,即是指個體先經驗一段情緒,而後面臨將情緒訴諸表達或不表達的矛盾猶豫之心理衝突。
將此一心理歷程區分為認知層面之衝突(表達與不表達心理猶豫)以及行為層次(最後選擇表達與選擇不表達)後,就可以清楚釐清何以過去研究針對「表達」或
是「不表達」對於身心適應的分歧爭議。
Pennebaker等人(1987)認為不表達對於身心適應上是不健康的,因為個體有表達自身感覺的需求。Baumeister和Tice
(1987)也認為,個體存在一種情緒表達的動機性,因此個體的情緒本來就應該要被討論。在心理臨床上,情緒的表達和有其抒發與宣洩之效果,不論是口語
或是文字書寫的形式上,因此情緒壓抑會導致身心不適應。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表達可能是不健康的。如Gayton(1978)在研究中發現,敏感者(sensitizers)比之於壓抑者
(repressors),有較多的情緒表達,但是生理不適的機率卻較高。
因此研究者認為,行為層次的表達與不表達並不是一個必然導致於身心適應與否的關鍵,重要的是,在此行為層次之外的認知層次,而該認知層次可能是行為決策
前之心理猶豫程度,也有可能是行為決策之後的心理調控機制。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一套負向情緒之認知與行為調控適應模式(見圖1),後續之探討與驗證
皆將從此模式出發。
情緒調控策略
表達(文獻待補)
直接表達(文獻待補)
間接表達(文獻待補)
不表達
壓抑 西方對於情緒調節與控制的看法,認為當個體面對負向情緒時,應該要自我覺察與體認其負向情緒,並且必須直接處理情緒方能進一步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
( McFarland & Buehler, 1997)。這樣的觀點可以從坊間耳熟能詳的情緒智商(EQ)(Golman,1995)書籍或是許多
西方引進之諮商輔導技巧而得到相同的佐證,也就是說,對西方而言,良好的情緒調控策略,則是能覺察體悟自身與他人的情緒,接納並與該情緒共處,如此而能
重新省視觀照並再次出發成長。
在西方文化中,抑制或壓抑都不是一個健康的情緒調控方式。Pennebaker 等人(1987)指出若個體有意的抑制自己向他人吐露創傷事件的慾望,
則會使個體健康遭受威脅的機率升高。 Emmons 與king(1988)也有相同的發現,他們發現個體在不同的目標間產生衝突或矛盾,而這些目標間
的矛盾或衝突與負向情感、憂鬱傾向成現正相關,因此,從西方文獻似乎可以推論壓抑的概念不利於適應。
忍耐 反觀華人文化於人際關係中之情緒調控策略,則相當推崇忍耐的功夫,有道是「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儒家思維中,孔子提到:「小不忍,
則亂大謀」;主張清靜無為的道家亦有忍的哲學於其中,老子主張「守柔」,崔瑗之座右銘中也說:「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也就是說,華人文化中,於外
在環境中遇到不平之事,首要之務還是反求諸己,內聖而後外王。
雖然忍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極為普遍且受到推崇的概念,忍的現象也常見於華人社會中,但是以忍為主體的研究卻十分有限,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首先針
對忍做有系統之整理與界定「一種策略性的自抑機制或歷程,在此一機制或歷程之中,當事人為了避免對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不利之後果的發生,或為了預期對
自己、他人或公眾顯然有利之後果的出現,不得不做己所不欲的事情或承受己所不欲的身心痛苦」。
根據上述之定義,忍包括目的性、自抑性、策略性、不快性等四項特點。此四個特點分別就忍的動機面、意志面、認知面與情緒層面說明如下:目的性是屬於忍的
動機面,意指一種目標導引的心理歷程;自抑性屬於忍的意志面,意指在忍的當下意志並非自由,而是屬於一種不得不的狀態;策略性屬於忍的認知面,意指忍是
一種意識層次運作的心理歷程,因此個體需要選擇合適的策略達成忍的目的;不快性則屬於忍的情緒面,意指個體在經歷忍的同時也經驗到慾望與後果間的衝突,
這樣的衝突反映在情緒上則是引發強烈不舒服的感受(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
本土文獻針對忍的負向適應也做了不少研究。余德慧(1991)指出,由於中國人在面對人際失衡時,時常會以隱忍或退讓的方式因應,因此中國人容易產生
悲、怨等負向情緒。Hwang(1977)也指出,中國人常以忍耐因應衝突,因此多罹患身心症狀。綜上所述,不論是西方或是華人本土的文獻皆指出忍不利
於適應,甚至對健康有不良影響。
研究者認為,既然「忍」為華人社會備受推崇的文化與特質,因此若一味地將忍視為是一種不利適應的情緒調控方式,將不能真正深入瞭解其心理機制,再者,華
人傳統文化在提出忍耐這個概念時,也應該是以適應生活為前提,因此,在隱忍之後如何從中化解,也就是說在華人文化中找尋一個忍耐後可能的情緒轉化途徑,
應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以下,研究者將介紹忍耐的情緒調控策略。
過去華人本土針對忍為主題以及討論其情緒轉化機制的文獻主要有兩篇。茲分別討論如下:
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針對忍的概念作理論與實徵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一般人忍的目的都是為了維持人際和諧,也就是說,忍的事件發生在人際關係中
居大多數,對此,研究者認為親密關係是人際關係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因為在親密關係中的互動可能比其他人際關係更為頻繁,因此在親密關係中,忍耐的事件
應該非常多,所以探究其在親密關係中的忍的情緒轉化亦有其必要。
然而,究竟在忍之後的累積情緒應該如何調控?李敏龍與楊國樞(1998)則分析一般人所採取的策略並歸納為五類,包括注意力、認知思考、情緒、行為以及
自我修養。雖然這五類已經涵蓋了忍的大部分策略,然而這五類之間可能具有歷程上的區別,但該研究卻未加以區辨,導致於類別間出現模糊的現象。
黃囇莉(1998)於「忍的心理機制及其轉化」指出華人忍的意涵遠超過壓抑而來得更豐富,並且將忍的情緒轉化做了更細的區分。他將忍的情緒處理機制分為
「自我壓抑」、「認知轉化」與「順勢迂迴」三個層次。自我壓抑多半是一種不得不的狀況下所採取的方式,有迫於無奈之苦,這種壓抑式的忍,談不上情緒的抒
解與轉化,長期下來將不利於心理健康;第二層次為認知轉化,也就是透過認知上的重新詮釋,進而提昇自己的一種心理健康機制;第三層次為順勢迂迴,也就是
個體瞭解自己的忍耐的目的性是有益的,為了長遠的益處,忍耐將只是一個暫時的過程。
然而順勢迂迴與其他的忍不同,因為這種忍是有一個清楚的目的性,因此其情緒上的壓抑也較低。本研究所關注的忍「逃避性」的忍,是一種處於不得不、為求人
際和諧或避免負向結果所做的忍,因為這種忍較為難耐,因此尋找情緒轉化的迫切性更高。
以上兩篇文獻雖已經為忍的情緒調控策略建立基礎,但不免無法窮盡所有可能的策略,而有未盡之憾,因此本研究希望能以實際的每日記錄,瞭解情侶相處時,各
種策略實際的使用頻率為何。
更詳細的內容介紹請參考上傳之pdf檔。
On 6月9日, 下午8時13分, 王雅鈴 <patricia7...@gmail.com> wrote:
> Dear all
>
> 雅鈴已經將週四會報告的初稿上傳至網站,
> 標題為Patricia's Final Paper_draft_Advsocial.pdf
> 麻煩各位口委閱讀並屆時給予意見嚕。
>
> 不過,由於這只是初稿,還有些文獻待補,
> 而且到週四報告以前都可能會有異動,
> 所以大家稍微抓個脈絡就好,
> 週四時,我也不一定會詳細報告每個細節,
> 我應該會找一個能讓大家比較易懂的方式呈現。
>
> 也歡迎其他同學上去瀏覽,畢竟這週好像也要給回饋XD?
> 我晚一點回整理一個較為簡單的版本,
> 然後按照上週大家給安智的建議,我也會試著分幾篇文章PO,
> 屆時再請大家給意見,謝謝。
>
> 雅鈴
>
> 在 2009/6/3,王雅鈴 <patricia7...@gmail.com> 撰寫:
>
>
>
>
>
> > 回答佳玉的問題,
> > 我原本的optimal self 是這樣定義的
>
> > 本研究之optimal self 的定義
>
> > 「最適自我乃個體在表達己身負面情緒與維護關係之間的拿捏,能有意識且策略性的自抑之歷程。在此自抑歷程中,個體能進一步認知其行為目的性,自主的抑制其情緒以-達成其目的,並以一些情緒調控策略來安頓其負向情緒」。
>
> > 但是看到逢峻跟安智的回應,
> > 我發現我好像偏重於自抑這部份,其實我是想表達一種「拿捏」,
> > 時忍時不忍,就算忍也是自主有意識的策略,
> > 是一種遊刃於表達與不表達之間的「拿捏之道」,
> > 然後寫著寫著就寫偏到某一條路了。
> > 可能我還要再elaborate一下....。
> > 謝謝你們啊
>
> > 在 2009/6/1,佳玉 <bravesel...@gmail.com> 撰寫:
> > > 我想問雅玲
>
> > > 在你的邏輯思考下,什麼狀態才是你定義的 optimal self-esteem ??
>
> > --
> > 王雅鈴 Wang, Ya-Ling
> >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系
> > 博士班一年級研究生
>
> --
> 王雅鈴 Wang, Ya-Ling
>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系
> 博士班一年級研究生
> D97227...@ntu.edu.tw- 隱藏被引用文字 -
>
> - 顯示被引用文字 -
模式之驗證:依附(attachment)
本研究以人際不安全依附來作為整個適應調控模式的區辨效標或調節因子,其原因有二:1.依附理論即為一套完整的西方情緒行為調控理論(intra),在於探討個體與特定重要他人間的情感連結,以及當此一情感連結受到威脅時,個體所衍發出之後續情緒與行為之調控,因此研究者認為以依附理論為本模式之區辨校標或調節因子,將能對應至西方之情緒調控理論。2.依附理論是一套探討「關係」之人際理論
(inter),因此對應到華人社會中重視關係之特質,以及本研究的關注興趣,研究者認為將依附這個概念加諸於本模式驗證中,將有其必要性。以下,研究者將簡單介紹依附理論以及本研究有關之實徵研究。
親子依附與成人依附
Bowlby (1969,1973,1980)提出之依附理論意指人們傾向於與一個特定的對象形成強烈的連結。依附理論中一項基本的原則是依附關係在人們一生中持續且重要地影響著個體,在時間進程中,小孩會將自己與成人的互動經驗內化,這樣的早期依附關係會是個體日後離開家庭,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原型(prototype)(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上述之原型假說(prototype
hypothesis)指出,早期經驗也許會是未來親密關係的原型,因此早期的經驗對個體一生的發展影響深遠。Bowlby(1969,1980)進一步提出個體之運作模式(working
model)或關係表徵(representation of
relationships)來說明早期依附的重要性。運作模式是真實經驗的反映,不只是內在心理分析與建構的產物,而是過去事件互相交互而成的歷程(引自Roisman
et al., 2001)。個體之運作模式會受到早期互動經驗影響,進而形成個體對關係的表徵,並引導個體在未來親密關係中之預期、可觀察的行為(Roisman
et al., 2001; Crowell et al.,
1999)。個體早期經驗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將伴隨著個體的歷史前進(Roisman et al., 2001)。
Ainsworth、Blehar、 Water和 Wall (1978) 做了一個陌生情境(the Strange
Situation)的實驗,這個實驗主要在觀察親子依附行為,也就是當照顧者離開孩子時,孩子所表現出之三種主要的行為模式(安全型、逃避型與焦慮矛盾型)。
Hazan 和Shaver(1987)是最早以上述親子依附的概念來研究成人間的親密關係的學者,他們認為早期經驗不但影響日後的親密關係,而且成人親密關係本身就是一種依附歷程(love
as attachment),他們更是使用自陳量表來測量成人依附的先驅者。Hazan 和Shaver將Ainsworth et
al.(1978)的三種依附類型描述的題目刊登於報紙,再請讀者自評一個符合自己的描述,並以此回函的結果統計之,結果發現三種親子依附類型的人數比例與三種成人依附類型的人數比例相似。他們發現不同依附類型的受試者,會有不同的親密關係與相處方式,也會有不同的依附歷史與及親子關係。
Bartholomew(1990)、Bartholomew與 Horowitz
(1991)則延用以上之依附理論,以「正負向自我概念」與「正負向他人概念」發展出一套四類型的依附模式,以此兩個不同的連續向度來區分四個不同的依附型態,包括安全型(secure)、焦慮型(preoccupied)、逃避型(fearful)與排除型(dismissing)。
依附類型與傾向
當心理學者開始著手研究成人依附這個領域之後,便開始有依附類型與傾向的爭論 (Collins & Read, 1990; Fraley &
Waller, 1998)。除了上述的依附類型取向的學者,有些學者則傾向於將成人依附置於連續向度上來測量與討論 (Simpson,
Rholes, & Phillips, 1996; Fraley & Waller, 1998;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這些學者認為以向度的概念來測量成人依附有其心理計量以及概念上的優勢,他們指出向度比類別更準確,若已經有向度量表,則將受試者分類即是不必要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 Fraley and Waller, 1998)。此外, Fraley 和
Waller (1998) 亦指出,使用向度的模式比使用類別模式更能反映成人依附的豐富內涵與個體間的變異性。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連續分數測量成人依附傾向。
成人依附二個向度
承上所述,許多主張使用依附傾向的研究者則提出不同的模式來測量成人依附傾向,同時對依附亦有不同的詮釋與觀點。Brennan、Clark和
Shaver (1998)針對過去所有成人依附的自陳量表做整理比較,進而發展一份兩直交向度的依附量表。第一個向度是焦慮,是在測量個體擔心被伴侶拋棄或拒絕的程度;另一個向度是逃避,
也就是反映個體與親密伴侶相處時,感覺舒服自在的程度。
此外, Fraley 和 Shaver (2000)則提出另一套解釋模式來看成人依附的兩個向度。Fraley 和 Shaver
將焦慮向度視為是一套評估監督系統,這套系統會偵測親密伴侶的接近與否,以及是否具有回應性;另一方面,他們將逃避向度視為是負責調節個體依附的情緒與行為的系統,高逃避的人會藉由逃避與依附相關的議題來調節自身的負面情緒。
依附與情緒調控
許多研究者皆將情緒調節策略與能力間之優劣差異,視為是不同程度的依附安全感(也就是依附焦慮與依附逃避的程度)的指標(Shaver &
Mikulincer, 2002; Hicks & Diamond, 2008; Diamond & Fagundes,
2008)。換言之,依附安全感是個體能成功調節各種正負向情緒的資源,但是不安全依附會干預這樣的調節作用。
依附焦慮 依附焦慮與強化負向情緒有關,特別是負向情緒。這件事可以反映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探討,首先,高依附焦慮者報告出比較少也比較弱的正向情緒,這個現象不論是在自陳量表中(Freeny,1995,1999)、實驗情境下(Rholes,
Simpson, & Stivens, 1998)以及每日社會互動中(Pietromonaco & Feldman Barrett,
1997 ; Tidwell, Reis, & Shaver,
1996)都得到一致的結果,亦即,高依附焦慮者會報告比較多且程度比較強的負向情緒。在Gentzler & Kerns
(2006)的研究中也發現,請高依附焦慮者回憶最近發生的正向事件較為困難。因此,高依附焦慮者對於所經驗到的情緒有一個傾向,他們在親密關係中會強化負向情緒以及減弱正向情緒。此外在Collins的一系列研究中(Collins,1996;
Collins, Ford, Guichard, Allard,
2006)也發現高依附焦慮者容易將伴侶的中性或模糊情境事件解讀為叫有威脅性。
再者,因為相較於低依附焦慮的人,高依附焦慮的人害怕被伴侶拋棄、極度渴望情感上的親近與支持(Hazan & Shaver, 1987;
Collins & Read,
1990),因此這些擔憂與渴望會驅使高依附焦慮者高度地偵測這段關係中拒絕與接受的線索,以及密切地監督伴侶在肢體與情感給予上的親近或缺乏(Simpson,
Ickes, & Grich, 1999; Cassidy & Berlin,
1994)。甚至,即便關係中沒有出現危機或威脅,這些與依附有關的擔憂與渴望還是一直存在高依附焦慮者的心中,亦即高依附焦慮者就算處於一段良好的關係中,還是經常擔憂失去與渴望親近(Mikulincer,
Birnbaum, woodis, & Nachmias, 2000)。
綜上所述,因為高依附焦慮者時常體驗到較多較強的負向情緒,而且他們又十分在乎關係的失去,可以說在關係中是處於如坐針氈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假設一為高依附焦慮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時,在猶豫到底表達與否的內在衝突較高。再者,由於他們所使用的認知調控策略較差,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為相較於低焦慮者(安全型),高依附焦慮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後,不論表達或不表達,其對最後事情結果、自己看法、人際關係看法都較差。最後,由於不安全依附有較差的情緒調控策略與能力,因此個體處於一段較為親近的關係時,其負向情緒表達衝突程度將由個體的不安全依附程度所調節,此為本研究假設五、六。
依附逃避 依附逃避與減少和壓抑情緒經驗有關(Mikulincer, 2003; Hicks & Diamond, 2008;
Diamond & Fagundes, 2008)。這樣的現象不論是在真實生活的研究中(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Mikulincer et al, 1993)或是實驗室中的生理資料(Diamond, Hick, &
Otter-Henderson, 2006; Maunder et al.,
2006)都證實高依附逃避者對於正負向情緒的經驗與報告都較低。在Gentzler & Kerns
(2006)的研究中也發現,請高依附逃避者回憶最近發生的正向事件較為困難。早在Fraley &
Shaver(1997)也提出這是一種先發制人的防衛歷程(preemptive defensive
processing),如此一來高依附逃避者對於伴侶的離去、關係的失去就會有比較少的情緒反應。
因此,由於高依附逃避者之情緒經驗較少,本研究假設二為相較於低逃避者(安全型),高依附逃避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時,在由於到底表達與否的內在衝突沒有差異。再者,由於高依附焦慮者使用此防衛性的情緒調節策略,本研究假設四為相較於低逃避者(安全型),高依附逃避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後,不論表達或不表達,其對最後事情結果、自己看法、人際關係看法都較差。最後研究者預測依附逃避之調節效果,亦即在一段較為親近的關係中,親近程度對情緒表達衝突的關係會受到依附逃避所調節,亦即在高依附逃避者身上,這段關係的親近與否和情緒表達衝突之間無關。
假設
依附與情緒表達衝突
假設一 相較於低焦慮者(安全型),高依附焦慮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時,在猶豫到底表達與否的內在衝突較高。
假設二 相較於低逃避者(安全型),高依附逃避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時,在由於到底表達與否的內在衝突沒有差異。
依附與情緒調控結果
假設三 相較於低焦慮者(安全型),高依附焦慮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後,不論表達或不表達,其對最後事情結果、自己看法、人際關係看法都較差。
假設四 相較於低逃避者(安全型),高依附逃避者在經驗到負向情緒後,不論表達或不表達,其對最後事情結果、自己看法、人際關係看法都較差。
依附的調節作用
假設五 關係親近程度對個體情緒表達衝突之影響,依附焦慮有其調節作用。在高依附焦慮者身上,關係越親近會讓他們有更高的情緒表達衝突,但在低依附焦慮者(安全者)身上則不明顯。
假設六 關係親近程度對個體情緒表達衝突之影響,依附逃避有其調節作用。在低依附逃避者身上(安全型),關係越親近會讓他們有更高的情緒表達衝突,但在高依附逃避者身上,關係越親近與情緒表達衝突無關。
方法先不PO,有興趣的人請自行參考文章,
謝謝。
妳怎麼能寫這麼多........以下我是從PDF的那個檔案提問題啦。
(1) 假設5、6好像跟論文主題的關係不大,畢竟論文主旨是要驗證那個model,應該不需要再拉進新的變項?
(2) 論文中的model有包含認知衝突與行為調控,但是後面的假設好像沒有行為調控的部分?
逢峻
你好!
我發現我一直沒辦法下載你的PDF檔耶 ><
不知道妳上面所寫的東西是不是就跟PDF檔內容一樣了呢?
欣宜
是一樣的,但是比較精簡。
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下載XD
在 2009/6/10,白欣宜 <frosty...@gmail.com> 撰寫:
> 雅玲學姊:
>
> 你好!
> 我發現我一直沒辦法下載你的PDF檔耶 ><
> 不知道妳上面所寫的東西是不是就跟PDF檔內容一樣了呢?
>
> 欣宜
今天的model提到表達或不表達情緒不是重點,重點是掙扎於表達或不表達中間的衝突,
那麼你是否應該直接以「表達掙扎」作為獨變項,去預測關係滿意或是主觀幸福感等等依變項。
若把依附拉進來看,好像又多隔了一層,直接編量表去驗證你的模型是不是會比較乾淨直接呢?
逢峻
雅鈴學姊的model架構太大又不夠明確,尤其是針對「華人」和「optimal self」這二點。
我讀學姐的文章,覺得主題好像是「optimal emotion expression」...如果真的是這樣再放進華人文化的脈絡中的話,
可以考慮討論華人不同於西方之特別的情緒表達情形:
例如在表達部分:迂迴曲折 (也是之前佳玉學姊的回覆中有提過的)、或是通常不表達正向情緒(例如得意)而傾向表達負向情緒。
→不是有句話說:「失意人面前莫談得意事,得意人面前莫談失意事」,可以顯示華人表達時很注重情境!
另外在不表達的部分主要就是「忍」了,但誠如學姐所說,行為不是妳想談的重點...
所以如何去描述「表達」和「忍」之前或之後的認知歷程或說「考量」,應該會更趨近妳想談的東西。
最後一點,學姊想要用well-being來做為指標...但如果好的認知歷程就會導致好的結果,最後可能產生仍然無法捕捉關鍵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知道哪些人適應很好了,卻依然無法回答「為什麼是他們?他們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如果學姊對optimal self的定義仍然是:
> 「最適自我乃個體在表達己身負面情緒與維護關係之間的拿捏,能有意識且策略性的自抑之歷程。在此自抑歷程中,
個體能進一步認知其行為目的性,自主的抑制其情緒以-達成其目的,並以一些情緒調控策略來安頓其負向情緒」。
的話,(其實這真是很不錯的定義耶) 如何測量那些「情緒調控策略」還是最根本的。
雖然困難,但也會成為這研究無法被取代的貢獻!
就這樣,報告完畢。XD
感謝大家在課堂上給我的建議,我覺得大家的建議都很受用給我很多啟發,
下課時,小花還說大家砲火猛烈我怎麼還能老神在在都能侃侃而談,
其實我要申明的是,報告的時候我是很緊張的!被問問題時也是很戒慎恐懼!
不過呢,砲火猛烈這部份我是覺得還好啊,因為越看越多類似的場合,
越覺得這只是part of research,不管是從錯誤中學習或是從被challenge學習,
都是part of research,往後的生活也是這樣的。
open to criticism才會成長啊,
況且這跟我還沒上台前預想的畫面差不多嚕。
(我真的是台大心理系化了....越來越不走support這條路..)
同學跟老師的問題都非常珍貴,都不是我一個人苦思可以完全設想到的,
所以我還蠻珍惜這次大家給我上台報告的機會,
更高興的是,透過大家的建議能看到自己的盲點,
我還蠻開心下課後,對我的計畫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不只是更茫然,
或是停滯不前。
感謝大家不吝指教嚕
以下針對大家的回應,整體做個回覆。
依附在研究中的角色?華人本土的概念?
其實,在要把依附套入這個研究中時,我也幾經掙扎XD
還是決定想放是因為,我實在是對依附的興趣高於華人,
也比較希望我一系列的研究彼此都有關連。
再說這筆資料我也是做跟依附有關的分析。
不過困難就在於老師給的大topic是華人的optimal self
所以貪心的我就想把這兩個完全不搭嘎的主題硬是湊在一起,
想說這樣經濟嘛....既可以修課幫助研究,又可以研究幫助修課XDD
anyway,我現在初步的構想是,
既然華人的optimal self和依附這個部分的connection並不好交代,
過去的依附也比較多在探討負向人際依附,
再者attachment security vs. optimal self這個部分的connection也很複雜,
所以我可能還是研究歸研究,修課歸修課吧XDD
所以我之後會修正簡化為華人的負向情緒適應
以符合華人optimal self的期末報告。
然後attachment的研究我還是會繼續elaborate...
大概是這樣啦。
回逢峻:
如果按照我上一篇的說法,如果在這次的期末作業我把依附的部分拿掉,
或許可以試著看看你說的用情緒表達衝突來預測well-being,
甚至可以來看看整個路徑是否成立,
如果不加入attachment的話,事情的確簡單很多。
回呂婕:
你提到華人的optimal self這點不夠明確的問題,
原因也是在上一篇有說到,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承認,
因為我加入了依附的部分,整個華人的色彩也沒有多加著墨,
兩者的連結也很困難。
我接下來會想要把依附拿掉(之前我太貪心)
你的建議很好,著重在凸顯華人的情緒表達和不表達的特色,
以及精緻化情緒調控、認知轉化這個部分,
不過這裡要怎麼下一步處理,
我還要在好好想一想。
謝謝你們啦
星期四,上課我所提到的是這一篇:
黃囇莉、鄭琬蓉、黃光國(2008)。〈邁向發聲之路:上下關係中「忍」的歷程與自我之轉化〉。《本土心理研究》。台灣:29期,頁3~76。
他提到了有關於忍與不忍之間的自主決的問題。感覺有點類似你想說的表達不表達之間的抉擇的概念。
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可以給你參考看看。
我同意你的說法,尤其在華人社會重視關係的文化中,
人跟人的互動更頻繁且緊密,
我後來把關係又加進去看了,本來我model裡面沒有關係。
然後,看來大家給我的意見都蠻一致的,就是要把認知那個部分在交代清楚些,
而不要以最後的結果來涵蓋,
我想認知是一個指標,結果也是一個指標,
可能兩者都放近來看也不錯,不要單單以某一個取代另一個。
非常謝謝你啊
回馥瑋
謝謝你啊,我會找來看看的,
雖然我已經「交卷」了...XD
但是這篇看起來還重要的哩,
真高興這學期的主題跟你類似,謝謝你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