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文理兼修的“科学史之父”

[吴天准]

萨顿：文理兼修的“科学史之父”
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发布时间： 2007-09-29 18:17　新京报

　　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

　　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这是美国女诗人梅·萨顿写给自己父亲的诗。而诗章的主人公，就是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这位被誉为当代科学史学
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终身在做的就是一件事——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昨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文版在京
首发，让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这位“科学史之父”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路径。

1 弃文从理，文理结合

　　萨顿（George Sarton）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比利时家庭里，周围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使他最初接受的教育围绕人文学科展开。因此少年时代的萨
顿对文学、艺术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以后，萨顿进入比利时根特大学学习哲学。

　　拐点也正是出现在此时。在大学修习了一段时间哲学后，很快萨顿就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并离开了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
大学，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理科。

　　这个弃文从理的大学生在理科上的天赋并不逊于他的人文修养。萨顿先后学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
章。

　　即使如此，萨顿也没有放弃在人文领域中的学习与思考。文理兼修使其掌握了异常丰富的学识，以至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世
界上最渊博的学者。也许是兼具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学识背景，此时的萨顿表现出对科学史的浓厚兴趣。191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几乎可以肯
定，我要将我一生大部分献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
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

　　“萨顿学了文科，又学理科，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有人文兴趣，希望发掘出科学最强大的力量。”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袁江洋指出，年轻时候的萨顿在对人
文学科接触很久后，心中产生了疑惑：在诸人文学科中，哲学有历史，政治有历史，宗教有历史，然而科学却没有自己的历史。

　　正是心中的这种疑惑，年轻的萨顿决定从事科学史的工作。在萨顿看来“科学对人类的功能决不只是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
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

2 建立一个新学科

　在萨顿之前，科学史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发展过程，但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化的学科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在怀抱着要做科学史家的理想后，萨顿一
生都在寻求科学史的职业化。

　　1911年5月份，博士毕业的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埃尔维斯结了婚。次年5月，他们生下一个女儿。肩负一家人开销的重任，又怀抱着做科学史的梦
想，萨顿拍卖了父亲的一个酒窖，并用拍卖所得在根特买了一所房子。在这里，他开始具体着手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

　　1912年，萨顿迈出了他心目中“科学史”学科建设大胆的一步：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这就是此后闻名的《爱西斯》。爱西斯是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
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不过，在长达40年之久的主编生涯里，萨顿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补贴杂志的亏损。然而他依然坚持着《爱
西斯》。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
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有自己的期刊是必不可少的。”袁江洋指出，在萨顿心中一直有个科学史学科建立的规划蓝图。刊物是其中的一步，此外还有建立学
会，建立机构。

　　事实上，在对科学史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一步步都显示出了这样的方向。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学会。两年
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

3 科学史进入哈佛

　　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很少数的人在做科学史的工作，并仅仅将此视为一种业余活动。此时，要在大学中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是不可想象的。

　　在哈佛大学教员亨德森的帮助下，萨顿拥有一份教职：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而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
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这段在哈佛的日子，在袁江洋看来也是萨顿为科学史学科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在教授科学史课程的基础上，提出博士生培养
计划，最终使科学史独立成系，这些都是确立科学史学科必不可少的元素。此外，萨顿还创建了国际科学史学会。

　　现在，萨顿被誉为“科学史之父”。袁江洋指出，萨顿令科学史职业化最成功之处，就是坚持科学家的联盟，借助科学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做科学史的，都在
寻求与历史学家的联盟。

　　借助科学的力量在科学史职业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现在科学史的走向已经呈现出别样的生态：科学家的认同不认同都已无关，“因为科学史已经学科化
了，科学史曾经借助科学的保护伞成长起来了，现在就可以有人文倾向的科学史。”

4 点燃新人文主义的理想

　　萨顿一生都致力扮演科学史学科宣传家的角色。在科学史方面他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由此在勤奋的工作中，萨顿除了每天1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作为调节
外，几乎没有给个人的生活留下任何时间。而他也以自己的行动为科学史这门学科提供了工具、技术、方法论及理论的方向。

　　萨顿曾说：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
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事实上，萨顿就是一位被伟大工作找到了的可敬的人。在萨顿的科学
史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

　　对此，萨顿自己也表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体现便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彼此轻蔑乃至敌视的态度上。科学家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
处的梦想家。那些傲慢的文人们，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称他们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
则是演进的瞬息万变的事物。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
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

　　在萨顿看来，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仅是核心而已。新人
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将最大程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少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

5 “光明来自东方”

　　在萨顿所有的学术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最具代表性。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对从上古到公元1400年的
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内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萨顿的理想是要做综合科学史，做世界科学史，从古代做到现代，不分种族，不分民族。”袁江洋指出萨顿以实证科学观作为纲领，认为科学是实证的，在
哪发生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由此就需要面对全世界了。为此，萨顿掌握了很多语言。

　　一些研究者认为，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14种语言。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萨顿本人可能
也从来没计算过自己究竟懂得多少种语言。

　　而在研究世界科学史的进程中，萨顿有个重要的思想：光明来自东方。袁江洋解释，在对历史熟知后，萨顿在心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也好，文明的进
程也好，都需要东西方交流，也可以说东西方碰撞。这种情况类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迹，只有东征埃及，才能建立庞大的帝国。由此，东方的重要性在萨顿的科学
史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

　　可惜的是，萨顿一直没有来得及做中国的科学史部分。而这个工作只好由李约瑟等人来完成。

　　而萨顿与中国的再次“相遇”要到1948年。那时，中国科学史家开始注意到萨顿。1948年开始，老一代科学史家钱宝琮发表了一篇题为 “科学史与
新人文主义”的文章。此文是钱宝琮在读萨顿的名著《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之后的感想和议论。此后，萨顿这个科学史家，又进入了中国科学史家的视野。也许
直到现在，他的新人文主义科学理想还在激励着科学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