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兩會復談 效益與焦慮
張譽馨
兩會復談 效益與焦慮
陶儀芬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雖然這次兩會會談的主要議題只有「客運直航」與「開放陸客觀光」兩項，但若如雙方期待的，這次復談是兩岸政府透過兩會來進行制度性協商的重新啟動，那它的意義當然就不只是直航與觀光所帶來的實質經濟效益而已，對兩岸關係長期發展將有更深遠的意義。然而，除了談判代表看到的光明前景之外，也有一些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政經焦慮必須正視。
在政治上，兩會的復談是以雙方接受「九二共識」為前提，北京欣見台灣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中，而國民黨強調的是「九二共識」的「各自表述」部分。但十年來兩岸政經實力此消彼長態勢明顯，在當前的國際社會，台灣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無論如何表述（如「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一個中國是文化中國」、「一個中國是未來中國」等）都無法與北京的表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相抗衡。這樣的對等談判「政治實體」地位如何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主權」，將是國民黨不斷會面對反對黨與台灣人民質疑的問題。
此外，馬英九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其實是一個動態平衡，如果中、美、日列強當下的利益是要台灣維持這樣的「現狀」的話，就應該要更積極地幫助台灣維持一個動態平衡。當兩會復談在對中關係有了實質進展時，台灣應該就有空間要求美、日在台灣的國際參與上給予更大的支持，才不至落入一昧寄望北京善意的被動處境。
在經濟上，除了立即實現的直航與觀光之外，兩會復談意味者今後將有更多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的事物性協商展開，兩岸經濟的更進一步整合似乎是這樣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據近年美僑商會與歐洲商會的建言，以及政黨輪替後外資對台股的青睞，兩岸經濟的整合似乎也是台灣經濟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前提。縱使真如國際資本預期，兩岸經濟整合對台灣整體經濟長期發展有利，並不表示它對所有台灣人都有利，就像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國會產生贏家與輸家一樣，兩岸交流的更進一步開放也會在台灣內部產生受益者與受害者。
過去，台灣其實一直是用保護主義式的貿易政策來保障兩岸經濟交流的受害者，結果是期待自由化的受益者出走，而受害者因保護措施而未能提升國際競爭力，薪資水準相較於鄰近國家不斷下降。今後，如果要以經貿自由化，也就是逐漸取消兩岸之間資金、貨物與人員流動的限制與人為障礙，來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的話，勢必要有更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與產業政策來幫助受害者調適與轉業，提高整體國民的經濟競爭力與薪資水平，讓經濟開放所帶來的成長在社會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以上所述對兩岸復談的政經焦慮理當由身為最大反對黨的民進黨來表達，不過這幾天民進黨的批評多半都集中在對台灣方面談判代表的忠誠度與談判技巧和北京方面的善意的質疑上，缺乏格局。在政治方面，如果民進黨要質疑「九二共識」的「委屈」能否換得確保主權的「求全」，應該在「吳胡會」胡錦濤提出可優先討論台灣加入ＷＨＯ之後，要求馬英九要更進一步提出加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與ＯＥＣＤ等競選承諾，甚至讓台灣參與東協加三的區域經濟整合都是應該努力的目標。
在經濟方面，民進黨在執政時就體認到兩岸三通的必要，只是無奈對方不願意在沒有前提條件下展開談判。
對這次兩會復談即將啟動的經貿自由化進程並沒有整體性的批判看法，批評的重點集中在貨運包機的被排除在外，似乎在批評自由化進程的速度不夠快，與總統大選期間提出有些中間偏左的「幸福經濟」思路不連貫，喪失了為焦慮的弱勢者發生的機會。
總之，這次兩會復談如果是兩岸制度性協商與建立互信基礎的開端，對台灣長期的生存發展來說，確有其值得期待的面向，也有其值得焦慮的面向。唯有透過這些不同面向思考在台灣社會的完整表達與充分辯論，才能確保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以及台灣相對中國的主體性。對於這些不同面向問題的深刻思考與認真批評，現在已經是反對黨的民進黨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