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人独特的爱校风骨(转山水上一文，甚有同感兮～)
不羁的风
先来看一些例子：
最早公开报道zcc老师事件的是《新京报》，其总编辑杨斌是本科硕士都在本校念的武大人；
最早公开报道zyz老师事件的是《中国青年报》，其总编辑李而亮是78级武大人；
最近跟进报道zyz老师事件并曝光其另一事件的是《中国经济时报》，公开宣称“武汉大学面临学术声誉危机”，其总编辑包月阳是78级武大人。
而校内，山水上的武大人对这些事件无不持抨击态度，没有人去为之护短，都主张严肃处理，以维护本校学术声誉。
我们再来看清华大学的爱校例子，去年其在校博士生在浙江涉嫌打人致死一案出来后，水木清华上的清华人纷纷为之辩护，评功摆好，出谋划策，甚至要校方去找清华校友省委书记习近平摆平此事。最近的结果，果然如清华人所愿，该博士生被判无罪释放！
两相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武大人的正直率直，即便对母校的瑕疵也毫不留情。庸俗的人会认为武大人不近情理，书生气十足，但高尚的武大人知道，只有直面问题，处理问题，才能造就百年千年不倒之武汉大学声誉！否则，保存一时的面子，将失去永远的荣誉。
武大人这种风骨来自何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统。
武汉大学自从她1928年重建之初，就是以学术立校的，从学校领导人到老师都是在学问上卓有建树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问家，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懂得科学
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利益、立场为转移的，因此必须尊重规律，遵守学术规范，才能做出大学问来。所以他们把学问当作天大的事情，不敢轻举妄动。老一辈学者曾有不到50岁不著书的传统；哲学家万卓恒学问精深，却一字不著，尽得风流；文学院院长陈源先生饱读西学，苏雪林先生曾说过，认识西莹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满腹学问，但平生也只有《西莹闲话》一本小书流传。对于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就武大人的严谨认真，更造就武大人对于术和真理的顶礼膜拜，代代相传，延续至今，而武大建筑庄严肃穆的神圣感更把大学、学术的荣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疑强化了一代代浸淫其中的武大学子的精神气质。所以，母校出现学术方面的腐败，武大人率先发难是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因为武大人热爱学术，崇尚真理，更热爱教给自己学问与真理的母校。现在连母校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袖手旁观？所以学校有些人也不要去试图使用权力关系“收拾”这些报纸了，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让武大人对母校越来越不像武大的庸俗化行径更失望。
和追求高深学术一样，武大在1928年重组之日就确立了这所大学的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要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推动祖国、民族和社会的繁荣发展，这就是武汉大学人文精神。这一点，我们学校早期校训“明诚弘毅”中的弘毅二字就是其具体体现，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校友总会在评选表彰杰出校友时也确立了“为推动人类进步和国家民族社会繁荣
发展事业做出杰出贡献”这样一个标准。曾听某外校出身的负责人说这个标准太高了，以后要降下来。我感到很诧异，并表示强烈反对。“法乎上，得乎中”的常识难道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普及教育么？事实上，正是这个大学传统，造就了武大人恢弘的理想，造就了武大人超凡脱俗的气质。因为把人类的进步和国家、民族、社会的繁荣发展当作最高追求，所以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能做到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民主，追求自由，从而与科学精神融合起来，武大人才能真正造福人类，而不是以一己之私为害他人，为害社会，为害国家，害人类；才能百折不饶，坚持不懈，才能永垂不朽，而不是到处搞花样文章，应景之作，昙花一现。
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才造就了武大人独特的风骨，不仅体现在爱校，更体现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不唯书，不唯上，唯真理马首是瞻，所以，武大人可能会出“叛徒”，但绝不会出奴才。李锐老学长一辈子吃尽苦头，仍然“死不悔改”，不肯投机取巧，做可耻的风派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武大人都是书生，像邹恒甫先生一样，只适合做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在非民主国家和社会，不适合做官，即便做官也只适合做专业官员，还要碰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领导。或许原武测武水湖医的校友能够在政界方面为武汉大学圆梦吧。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不是所有的武大人都能表现出这个风骨，可能会在环境下选择隐忍和妥协，但只要有条件，武大人的书生气一定会喷薄而出的。我们常常责备朱九思、杨叔子学长为保全和发展华中理工大学，不惜中伤母校，“背叛”武大人的风骨，但他们“誓死”从教育部的要求，何尝不是武大人的风骨体现呢？
如此说来，武大人似乎有些苛刻，近乎六亲不认，这种认识也是不确切的。苛刻的另一面是宽厚，邹恒甫那么尖锐地到处“骂人”，但他的学生和朋友都知道，邹老师学问之外，对学生和朋友真是很好，很宽厚。这其实是武大人独特风骨的另一面。因为追求科学的道路必然会存在失败，甚至充满了失败，因此，必须心存宽容宽厚，尤其是对成长期的青年人。而人类进步的前途首先是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幸福。这已经成为是人类共识，而武大的重建者又是一群中国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和风范自然会代代流传下来。所以武大人对于学术和真理是很苛刻的，但对人又很宽厚很宽容，所谓“对事不对人”，正是武大人思想行为的一贯作风。武大历史上“整人”的那些人，除了文革期间受到“魔鬼蛊惑”的师生以外，有几个是武汉大学毕业生？
其实一些著名校友比如杂文家刘洪波、盛大林等，虽然我相信他们同样痛恨此类行为，但
还是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母校，算是很宽厚的了。我想，如果学校能够为了学校的声誉，公正处理这些事件，所有那些掌管报纸的武大人是会给出版面来正面报道母校勇于改错举措的。如果当事人能够勇于面对错误，勇于改正，武大人很容易就会既往不咎的，甚至给出鼓励。这一点使得武大人常常成为《农夫和蛇》里面可悲的农夫。好在武大人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寄托在别人身上，很自强，很豁达，看得开，忍一忍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这些书生也还有勇气在这里写一堆絮絮叨叨的文字。不像有些非武大人，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两面三刀，为的只是“稻梁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