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保衛戰
香港資深媒體人 紀碩鳴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因不滿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普選特首框架，香港學生從和平理性罷課開始，發展到沖擊政府總部。周日“占中三子”深夜匆匆宣佈提前“占中”，從占領政府總部開始，香港演繹了回歸以來最激烈的警民沖突。據報道，當日下午開始，政府總部周圍聚集了三萬多市民。警方多次警告，集會違法，並出動防暴警察，多次射放催淚彈、手舉棍棒驅逐人群。抗爭的示威人士並無退卻的跡象，直至周一清晨。一場延續了17年的香港“一國兩制”保衛戰進入抗爭階段。
“一國兩制”最初就是燙手山芋：彼之臟水，港之糖水
馬克思曾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形容十九世紀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的方式，說費爾巴哈象一個糊塗的老太婆，在給嬰孩洗了澡後，倒洗澡水把嬰孩和臟水一塊潑到門外去了。馬克思沒有倒過來闡述，現實生活中接受嬰孩時把“臟水”一起收了回來的後果會怎樣。
一百多年之後，香港尤如中國的嬰兒重新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尷尬的是，社會主義母親在收回嬰兒的同時，也不得不把資本主義制度的“臟水”抱起。“楚河漢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是兩種水火難容的制度，但在香港主權回歸時無法做到馬克思辨證否定的要求，既拋棄舊事物中陳舊的東西，又保持舊事物中一些合理的東西。社會主義中國無可避免的要像那個老太婆一樣將所謂的“臟水”和乾凈的嬰孩混合，把資本主義和香港一起攬入懷里。
1980年代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實現中國統一之目標所制定的憲法原則，讓中國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雖然這讓傳統政治學尷尬，卻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的創新，以此解決百年香港回歸的最好選擇。
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歷史上亦聞所未聞的“一國兩制”，其核心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權之下實行資本主義，重點是在中央政府領導的社會主義框架下如何發展資本主義。回歸之時，香港是一個有充分自由、法治、人權，卻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香港沒有得到充分的資本主義發展。市民可以在媒體上批評政府，卻無法真正舉手選出可以代表自己的議員和領袖。
接下去香港資本主義的路該如何走，京港兩地該否融合？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寫入基本法，但北京不願意照搬西方民主的套路，又該如何設計自己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能否成功領導資本主義？一連串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一國兩制”提出本身要艱難的多。“一國兩制”一開始註定就是北京的燙手山芋。
回歸17年中，香港發展的爭議不斷，可以說，所有的爭議皆圍繞著如何實現”一國兩制”美夢而起。盡管香港走上政改轉型路時有極少數人打出殖民時期的港英旗，大有寧為奴才不做主人的復闢味道。但至今為止，中央和香港泛民主派都還信守著“一國兩制”的底線，香港人都希望守住羅湖橋保衛“一國兩制”賦予的資本主義“天堂”。社會主義眼中的資本主義“臟水”，卻是香港人祖輩享用的糖水。
17年實踐：北京強調“一國”，香港強調“兩制”
分歧是，香港要一個什麽樣的”一國兩制”？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23條立法受挫；2005年政改受挫原地踏步；國民教育遭批；直至為2017年普選特首社會嚴重撕裂等，所有的爭議，都是各方在為保衛自己的“一國兩制”。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一國兩制”，尤如著名導演李安所說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那樣，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美麗夢，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以如意。北京和香港民主派都講“一國兩制”，但很多時候卻南轅北轍，都有一個夢想，卻無法同床同夢。香港和北京“每個人都有一個夢，那麽我的夢是你的嗎？”
香港大多數人謹記“一國兩制”就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相對香港民主派強調“兩制”，北京則更強調沒有“一國”無從“兩制”，主權回歸中人心回歸才是核心，並不斷修正著，逐步完善對”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的框架。
“一國”主權如不能至上，“一國兩制”實質上不就名存實亡了？沒有香港的資本主義還有“一國兩制”的意義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類似不絕於耳的爭議，一直揮之不去。
“一國兩制”攻防戰：從互不破壞制度到深層政治矛盾沖突
“一國兩制”是什麽？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時提到：“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変，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關系。”1982年1月時鄧小平更進一步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
“一國兩制”由此定音，互不破壞制度是底線。1997年，香港走上回歸路後，“一國兩制”的攻防戰亦由此展開。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1989年12月接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回歸前幾年，中央嚴守著“不犯”的底線，連內地官員外事出訪都避免過境香港，但還是無法避過兩種制度的沖撞。內地出現的腐敗、違反人權等狀況，以至一些敏感日子都成為香港民主派、媒體詬病中國的箭靶。北京擔憂回歸後的香港成為一個反對派的基地。
根據《基本法》23條，北京希望急推“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2002年到2004年期間，香港政府打算提議立法，遭市民強烈反彈，以至2003年的七一游行聚集50萬人。7月9號政府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夕，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香港政府最後只能收回，暫停立法。
一些學者指出，在“23條立法”事宜上，中央政府插手香港事務，不利於“一國兩制”，損害香港以及中國民主制度的實踐。而北京正是希望“23條立法”，以確保中央在香港順利推行“一國兩制”。
前特首曾蔭權在一次赴京述職時，時任總理溫家寶表示：“要著手研究涉及全局和宏觀的重大問題，統籌全局，謀劃未來，更好地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當時認為，深層次矛盾主要是經濟、民生問題。隨著香港政改轉型期到來，“一國兩制”突顯的深層次問題其實還是政治分歧和政治矛盾，甚至水火不容。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年六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並指出在“一國兩制＂中，“兩制”僅能“從屬”於“一國”，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特首與立法會普選制度都要“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中央為“一國兩制”定調，要讓香港人認清“一國兩制”的實質，以確保香港作為商業社會的穩定性。
這個世界上或者本不該有“一國兩制”。將特首選舉上升到“國家安全和利益”，事實上也是在涉及到執政安全的高度時，“兩制”就已經沒有了存在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一國”中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臟水”，是對社會主義執政當局的不安全。站在中央的角度，對這樣的國家安全問題自然必須高度重視，是勢不兩立甚至你死我活；而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這只是民主選擇的方式討論。
全國人大確定了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的框架，中央依基本法按照自己設定的“一國兩制”推進，撞擊了泛民心中的那一個夢想。和平占中發起人戴耀廷指，人大常委的決定嚴重打擊了“一國兩制”，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形容這一日是“一國兩制”最黑暗的一天。可以想像到，對資本主義滿是憧憬，對自由民主滿是期待的香港泛民派，那一刻的失落、憤恨以至無奈。
學聯罷課宣言指責：“當中方單方面撕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意味香港將進入全面抵抗的年代，不合作運動就是為了拒絕坐紂為虐、坐擁香港被謀殺。”
一名參與罷課的中五女生指出，大專生已經罷課四天，中學生是時候在今天站出來，她指“人大”對政改“落閘”，影響到“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令人意識到問題不能再坐視不理。
而此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率領的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訪京團。習近平強調，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符合國家、香港及外來投資者的利益，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沒有變，亦不會變。中央將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推進民主發展。
同一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澳門特首崔世安頒發任命令時亦強調，中央政府將繼續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基本法，不斷開拓“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里程。
17年來“一國兩制”的定義、範疇不斷被修訂，或者說按社會主義要求不斷“完善”，與香港的普選理解產生落差，分歧由此產生，（並由此）直至沖突。人大為普選落了“閘”，香港的“一國兩制”保衛戰也由此開始。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文中小標題為編輯總結。本文責編霍默靜moji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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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最根本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
，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ˆ
�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
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阻滞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众对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问题上的种种困惑、疑虑甚至恐惧。思想的闸门打开后，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以“三个转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
(据2014年9月29日《学习时报》。作者韩钢。原文链接：http://www.studytimes.cn/shtml/xxsb/20140929/6680.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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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民:妈妈，我不是激进，我只是坚定
「见到特首要小心说话，不要得罪他！」
你还记得你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那次是我准备赴特首晚宴前，你对我的叮咛。我们推动和平占中争取普选，明知会冒犯天朝，又怎会担心触怒梁振英？但自从他批评占中是为犯法而犯法后，我见你忧心忡忡，也就让你释怀说我会好好和政府商量。
你经常赞我温文有礼，有超乎常人的耐心，一定很疑惑我怎会走上抗命之路？
我知道你不喜欢长毛冲击警方时披头散发的样子。几年前你在电视上见我主持泛民特首初选论坛时，被人民力量搞到鸡毛鸭血，好是生气。现在你奇怪我好像也成为「激进」力量的一部分。弟弟说你听到街坊对占中的閒言閒语时，很是痛心。你一定觉得我本来好好地当上教授、光宗耀祖的，为什麽突然间别人要当我罪犯般看待？
好几次你想劝阻我参与这场运动，都被我不耐烦地驳回去，说政府就是看扁像你们这些懦弱的香港人，做事愈来愈肆无忌惮！其实过后我十分内疚，因为要你一个老人家理解普选的重要性、公民抗命的理念 ，实在是过分的要求。
我们每天都在对抗满城的冷漠和恐惧，我可能是承受压力太大，回到老家想安静一下，看见你愁眉苦脸，就无名火起，一下子投射在妈妈你身上，希望你原谅。答应报纸邀稿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是希望借此诉说作为儿子的心路历程、寻求你的谅解。
我很同情你们那代人艰苦挣扎的经历，从大陆走难来到香港，只求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我从小就被你们教导不要在外惹事生非、亦毋须太有正义感。你们最大的幸福是看着子女们安全地、健康地成长。你也从来不要求我们有什么成就，最想见到的是我们能战胜地产霸权、安居乐业。如今我们为了民主可能要冒牢狱之灾，和你们的教导期望实在相差太远、太远。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有我的学习方式。我未满十岁已经要为你们到土瓜湾、上环买货帮补生计，又到石硖尾、慈云山交工作给外发工，到处闯荡的我习惯独个儿思考和应对各样刁难。因为你们没读过书，我充当街边的「写信佬」，代你们向大陆的亲戚慰问以至吵架，我还经常埋怨你们的潮州话写不出书面语。记得我们生活非常清苦，有一回晚饭因为饭餸太少，你索性关上窗门免被邻居讥讽，我只有默默地嚥下每一口饭。所以当大陆亲戚写信来投诉我们送过去的音响器材「太过低档」的时候，我便沉不着气写信去回击，因为我家连这样低档的器材都没有！那时候，我才发现爸爸的乡愁，但始终没法理解的，是另一边厢的贫穷和贪婪。到了六七暴动，遍地「菠萝」，戒严期间不用上课，有邻居每天用红歌轰炸我们耳朶、警察在我家楼下射催泪弹
驱散人群、乡下亲戚的地址忽然改为「文革路」，再看爸爸痛駡「左仔」，我才意识到大陆和香港正在一个动盪的时代。
妈妈，你可能不记得了，有一个下午我问你既然中国政府令人民受苦，为什麽我们不去革命。你听后吓了一跳，觉得匪夷所思。我问你孙中山革了腐败满清的命有什么不对？你停一停，然后说革命也有道理。妈妈，你虽然没有读过书，但那一刻我觉得你很开明，就像你处理许多家事一样通情达理。
你可以放心，我们推动和平占中并不是在闹革命。我跑到老远的耶鲁大学跟一位名叫林茨的西班牙裔社会学教授念书，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暴力革命的民主化过程。我希望中国能参考内战后的西班牙，致力寻求一个和平的制度转移。对于香港，我认为毋须要亦不可能走上革命之路。但如果我们不进行抗争，我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的利益集团，怎会给港人民主？
看到这里，你一定觉得有点头晕眼花。我知你最近身体很差，幸有我的兄弟姊妹合力照顾你。在家庭的WhatsApp群组中，我看见兄弟姊妹弄了个孝顺排名榜，而我则敬陪末座。全家都知道你从来最疼我，因为我又温驯又孝顺。但如果我们都把所有精神投放在家庭而不理政治，当暴君苛政找到上门，家家户户就只能任人宰割，不得安宁。
正如你也说梁振英不发牌给我老友王维基是毫无道理，你看见汤显明、许仕仁的作风你就摇头叹息。你们当年冒险走来香港，为的是什么？我想你们最不想看到的，是香港日渐沦落、变成一个大陆城市。你们为了我这一代付出了代价，我们也要为下一代站出来。我希望民主会为他们带来一个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
我明白谈什麽大道理都没用，妈妈最关心的是儿子的人身安全。而作为一个运动的推动者，我最关心的亦是参与者的安全。这个运动的名字有点长，是因为我在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后，再冠上「让爱与和平」几个字。我相信非暴力抗争是对各方最负责任的做法。这两天我正在准备一份和平占中非暴力理念的文件，我节录一部分让你看看﹕
「以暴易暴会激化偏见与恐惧，给政府提供镇压的借口，强化压迫者的力量。公民抗命是以爱战胜恨……唤起压迫者的良心……赢取旁观者的同情。」
「运动最终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宽容和关爱的社会，我们要攻击不公义的制度而非个人。不要摧毁或羞辱执法者，要赢取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不单要避免肢体冲突，更要避免内心的怨恨。」
妈妈，我不是激进，我只是坚定。我自小都说，我读书比你多，你要相信我的判断。这次，我也希望你相信我。不是因为我读书比你多，而是因为我领受了你对我多年的关爱，我会带着这心，以最谨慎的态度，推动一场和平运动，为的是让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义的社会。
民仔 （陈健民）
（ 原载《明报》，〈母亲节专号〉，2014-5-11。作者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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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当第一枚催泪弹掷下来
刚回到家，又饿又倦。 但我怕一觉醒来，记忆会模糊，所以我想将昨天所亲身经历的如实说出来，为历史留点纪录。 我好希望其他香港人以及我们的子孙，能够好好记着，在2014年9月28日这一天，这些和平勇敢的香港人，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自由民主，为我们这片土地的尊严，付出过什么。
我是下午三点多从湾仔地铁站出来，沿着告士打道经演艺学院走去政府总部。沿途很顺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里架起铁马，将我们和留守在政总的人分开。 过不了多久，从湾仔过来的市民已将整条干诺道中站满，甚至行车天桥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见不到尽头。 当时正是黄昏，阳光洒下来，数万人齐喊「释放黄之锋」和「我要真普选」，真是有说不出的悲壮。
我在离警方铁马不远的前几排坐下来。 我看着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愤怒，忍不住大声对他们说，你们也是香港人，我们争民主，将来你们也可以享有一人一票，为什么你们要来镇压我们？ 好几位警察面有难色，将脸别过去。 不过，因为进入公民广场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锁，而那么多人之所以经过前日一天一夜的坚守后再跑出来，正是担心警方清场在即，于是大家都想将铁马推开，让数万人能够回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两天的经验，大家知道一推铁马，一定会吃胡椒喷雾。 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个人都已戴好眼罩口罩，穿好雨衣，打开手中雨伞才开始推。 一推，警察的胡椒喷雾就开始狂射。 市民手无寸铁，唯一方法就只是用伞被动的挡，完全没攻击可言。 挨不了几分钟，所有人便已受伤。 我站在后面，开始加入急救队，帮忙受伤的朋友用纸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时接收从外面递过来的水和伞。 伤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没有什么人大声呻吟，甚至没有人叫骂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过了十分钟，另一批市民开始尝试再推，然后又是另一轮受伤。 如果你站在远处，根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你只见到五颜六色的雨伞在阳光下晃动，却不知道眨眼间有一批人会受伤倒地。 去到第三轮，我觉得这实在不是办法。 力量实在太悬殊，既移动不了铁马，又徒令市民受苦。 我于是跑去和不远处负责主持的李永达说，可不可以叫大家暂时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来。 只要坐下来，人愈聚愈多，警方就不可能清场。 可惜这些说话，在当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对警察武力。 但很奇怪，现场既没有慌张也没有恐惧，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帮忙，有人照顾伤者，有人维持秩序，有人补充物资，有人在为下一轮做准备。 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团结，甚至没想过作出任何反抗。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喷雾后很愤怒，拿起水樽扔向警察。 身边的人马上制止，并将他劝离现场。 香港人就是和平到这样。 我并不认识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们每一位的面容，内心仍然隐隐作痛。 他们受的苦楚，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会得到身边的人的同情�¼
�但他们实在是用他们平凡脆弱的身体去为这个城市受苦，去为我们每个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他们是抗争者，不是暴民。
大约去到六点，李柱铭来到人群中间。 李柱铭正想开口说话，另一轮的推撞又已开始。 我于是拿好水，准备迎接伤者。 谁不知天空中却有一个物体大响了一下，然后冒着烟向我们飞过来。 人们大叫催泪弹，并开始向后撤退，同时还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 不够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从上空滚下来，落在我的脚下不远处。 我的眼开始剧痛，呼吸开始困难，只好拼命边跑边往眼口倒水。 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帮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递过自己手上的。 如果我没估计错，这应该是昨天香
港警察发射的无数催泪弹的第一枚，向着手无寸铁的香港市民。 市民后退数百米后，见警方没有进一步行动，很快又集结起来抗议，大概半小时后在干诺道中又是另一轮催泪弹，形成很大的烟雾，大家在烟雾中狂奔乱跳，痛苦挣扎。
经过这轮折磨，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开始担心。 我不知警方还会使用多少武力清场，我什至恐惧他们会否开枪，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 我决定往中环方向走，因为我在金钟现场完全上不了网。 我一直跑到遮打花园，并在脸书上发了一条讯息：「各位同学朋友，我刚才在最前缐，亲眼看着一批批朋友挨催泪弹。来日方长，我们实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么大的牺牲。我在这里以个人名义，恳请大家，离开吧。带着你的同伴离开。拜求大家。」
发完讯息，我开始往回走，见到一些学生还在往金钟去，我于是劝退了一些看来特别年轻的，叫他们快点从中环离开。 回到人群中间，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没有这样的理由。 于是我只好来回在人群中大叫有没有中大同学。 有些同学应声而出。 我低声和他们说，估计镇压很快会来，恳请他们考虑清楚，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险。 就算留下来，也请千万要小心。我后来见到阿牛（曾健成）有大声公，遂请他让我用大声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说了一遍。 有位妈妈走来和我说，你说得很好，但后面有许多人听不到，你可否去å
��他们说多一次。 我举头望向远处那黑压压的人群，只感到无力到极点。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让在场的人的朋友和他们说，也许才能起到一点作用。 于是，我又一次往中环跑。 未到遮打花园，我见到许多人边跑边叫，「警察放催泪弹了」。 然后，在长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开始布防。 入到遮打花园，前往旧立法会大楼的路亦已被封。 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装的防暴警。 我开始明白，警方全面清场恐怕马上要开始，而且是从中环和湾仔两边同时迫向金钟。 我于是在面书发了一条讯息：「各位，中区已严密布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镇压在即。年青的朋友，再次恳切呼吁大家，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来日�–
�长。如果你未准备好的，请离开。这绝对不是懦弱。」
这个时候，我实在已没力气也没勇气再一次跑回金钟。 我几近虚脱地坐在遮打花园，看着十多个勇敢的年青人，手牵着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间，直面全副武装的警察，决心以血肉之躯阻挡他们前进。 那一刻，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 我是多么不愿意他们受这样的苦，多么想走上去拖他们离开。 但不知为什么，我做不到。 这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当然害怕。 他们自然也知道，催泪弹打过来，身体要承受极大苦楚。 他们心里想也清楚，他们其实无力抵挡。 但他们仍然选择站在那里，高叫å
��号，迎接这预知的一切。 我在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过了今夜，香港将永远不再一样。 我们会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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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凉：择善固执——致敬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香港学生
题记：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选择坚持，是因为坚持下去才看到希望。
当那个单方面的决定公之于众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尘埃落定了，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了。在这个时候，不知多少人放弃了原本的坚持，自我安慰的说“罢了，罢了，总好过没有选举”。香港的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再一次站到风口浪尖上，呼喊着“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9月22日，香港学联以及学民思潮发起全港大罢课，号召香港的学生们去改变这座城市的未来。是日，一万三千多名的香港学子们身着白衣、别着黄丝带，像往日一般平静地聚集在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共同见证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社会运动的序幕。如果不了解背景情况，你看到这样的情景也许只会觉得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座。事实上，活动的组织者早在罢课开始是之前就喊出“罢课不罢学”的口号，百万大道上的活动本身的确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精彩课程。在为期四天的罢课里，会有70位讲者站在不同的讲台上给与会者带来精彩纷呈的讲座，他们中有高校教授、前政府议员、社会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他们的讲座题目也范围庞大，从“论自由”、“大学教育的意义�€
�到“金融化与香港的经济不平等”和“香港的空间想象与地域迷思”，这里列举到的实在是挂一漏万，看到这样丰富的课程恐怕让人难以把这一切和罢课联系起来。
罢课在大多数大陆人的字典里恐怕不会是一个正面的字眼，因为不管是关于二十多年前的惨痛记忆还是对文革时期学生斗争的恐惧，都被鲁莽的放在一个写着“乱”字的大筐里。罢课被主流观念污名化成一种“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煽动的学生盲流”，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要么是“天真幼稚”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然而，百万大道上的那些青年人如你我一样，喜欢读书学习、也有过罢课缺席会影响成绩的顾虑。当我看到他们静静坐在烈日下认真看书的时候，当中文大学的同学邀请我一起讨论“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我永远无法得出“不学无术”这样的评价。
一群明明热爱学习的人却会选择罢课，这实在是极有趣的反差。而这样的反差之所以可爱恐怕无外乎他们的责任感，当以百万计的香港人在面对背信弃义的政策时选择了沉默，有一万多年轻的生命拒绝沉默、拒绝妥协，这让我感动良久。作为公民，他们勇敢地去争取原本就属于一个公民的权利和权力；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坚守公义的原则，不惧压力地站出来向那些“在着火的铁皮屋子中沉睡的同伴”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义的天平从不应只被某些人假惺惺的守护。值得庆幸的是，在许多人逃避公共责任甚至否认公共责任的时候，仍然有那么一批人在倔强地坚持，很多人笑他们“天真幼稚”。然而，谁才是幼稚的人呢？我们不是常常说“成熟就是敢于æ
��担责任”吗？又是谁天真呢？以为民主会从天而降的人或者以为政治与自身生活毫无关系的人，若不疯癫则必短视。有学生分享的时候说“是的，我们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沉默，那永远都不会看到改变。”周保松教授在讲“论自由”的时候，也援引孔子的名言，“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些平静而坚毅的学子们绝不是盲目乐观的“小朋友”，但正因他们在悲观之后仍选择坚持才令人敬重。如果当一个人能明白他的处境并非常了解他所面对的敌人，却不因处境如何艰险、敌人如何强大而放弃，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称其为是成熟且负责任的。
此外，学生与社会之间的善意互动也让我感触良多。自从学联发布罢课时间表之后，香港各大高校的教授陆续出面支持学生参与罢课，表示罢课缺席课程不会影响成绩，其后也会专门为学生补课。从中年人到年长者，许多社会人士也到罢课现场支持学生，告诉外界学生并不孤单。他们把学生平等的看做香港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后辈晚生。当政府总部门前的管理人员反对学生把旗帜插上路灯时，他们反复向学生道歉而不是粗暴的制止。也许很大程度上因为有这样一个敌意微弱的社会结构，才会有香港学生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
与大陆过去数十年的“野猫式”集体行动不同，此次香港罢课是有较好组织策划的。学联对罢课期间的活动安排十分充实，让参与者预先就能对罢课过程有一定的控制，因此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罢课以有序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没有公信力很高的学生组织存在，这样的罢课行动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一方面，与内地高校的学生组织不同，香港的学生组织基本都有很强的社团文化，这使得社团对学生来说不只是社交玩乐的地方，社团是他们大学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社团是很多香港学生读书期间的事业。另一方面，香港学生组织拥有的物理空间和行动空间也自然很大，不会肆意受到校方和有关部门的干涉。这些因素都保证了学生组ç
��可以持久的积攒其群众基础，并在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这些情况自然跟香港的公民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虽然不享有直接选举权，香港公民毕竟有言论自由和游行的权利。因此，学生可以组织策划社会运动，媒体可以扩大宣传的范围、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和学生产生深入的联系与合作。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香港公民在历史上也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些权利，香港的学生会曾经也只是做做文娱演出的学生组织。毫无疑问，所有的权利都是争取来的，数代香港人为了实现民主的梦想而奋斗，他们至今仍没有完全成功。或者说，从来就不会有完全成功的一天。但无论这次香港学生能走多远，因为这样公民社会的存在，因为从来就没有注定，也因为改变从来不是发生在一朝一夕之间，我们就没有理由悲观。
谨以此文向那些“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致敬。
（据2014年9月28日微信公号“ 陆凉不愿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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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子弹，最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据韩国媒体报道，10月16日下午3时10分许，韩国木浦海洋警察署所属“3009”舰在全罗南道新安郡黑山面红岛以西北90公里海上发现30余艘“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在双方的冲突中，一名中国船员被韩国海警发射的橡皮子弹击中身亡。
许多人可能都知道，橡皮子弹属于“非致命武器”，那么为什么还能致命？橡皮子弹导致伤亡又是否和使用者不当有关呢？
身世：软和慢，来防暴
橡皮子弹是“防暴弹”的一种，防暴弹还包括豆袋弹和塑料弹，它们都用火药气体能量发射，但子弹的材质不是金属。不过因为“橡皮子弹”这个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所以“防暴弹”往往都被称为“橡皮子弹”。
无论是哪种防暴弹，其原理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用相对慢的速度，击发材质较软的子弹。这样，子弹打到人体上就会变形，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同时因为变形造成接触面积迅速变大，所以压强比普通金属子弹小，也不容易钻入人体。
 一种霰弹枪用的橡皮子弹
相对较慢的枪口速度，也能大大降低防爆子弹造成的损伤。比如英国的1.5英寸防暴弹的枪口速度是60米/秒，射程100米。它的使用方法是向下发射，打中目标的腿部，让其疼痛不能行动。而12号霰弹枪发射的豆袋弹的枪口速度则是70到90米/秒。
与之对比，常见的警用半自动手枪格洛克17的9x19毫米手枪子弹的枪口速度达到375米/秒；而MP-5A2冲锋枪发射的9x19毫米手枪子弹的枪口速度更达到400米/秒。虽然大口径防暴弹的子弹重量大于普通子弹，但动能中包括重量的一次方和速度的二次方，所以快速的普通子弹的动能还是要远大于防暴弹。
例如，18.5毫米口径的12号霰弹枪发射的豆袋弹的重量是40克，枪口速度是90米/秒，那么它在枪口获得的动能就是162焦耳；而9毫米口径的MP-5A2发射的帕拉贝鲁姆弹的重量是7.45克，枪口速度是400米/秒，那么它在枪口获得的动能就是596焦耳。可见，虽然普通手枪子弹的口径远小于发射豆袋弹的12号霰弹枪，但是前者子弹能够传递给人体的动能却远大于后者。
 豆袋弹
普通子弹以很大的动能打到人体上，利用其坚硬的外表侵入人体，会切断人体组织，造成出血和破坏；而防暴弹以比较小的动能打到人体上，不会侵入人体，所以通常只造成疼痛，不容易造成巨大的，永久性的破坏。
最早的防暴弹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英属香港警察在新加坡的防暴行动中，以截成一段一段的扫帚把儿代替子弹。后来英国人发明了专用的防暴枪和防暴弹，用在对付北爱尔兰人的暴乱中。这种专门的防暴枪有一个很粗的枪管，只能单发，我们经常会在银行运钞车的护卫队手中看到这种枪。
近年来，各种通常发射普通弹的枪也纷纷配上防暴弹，以增加任务弹性。一般使用的是转轮手枪和非自动霰弹枪。这两种枪支都没有弹夹，子弹直接装入弹膛中，容易控制子弹的种类；而且两类武器都采用非自动装置，也就是说不需要用火药气体的能量实现下一发子弹再装填等机械动作，所以装药量也可以减少，以减小子弹的动能。另外，也有用自动步枪的枪榴弹发射的防暴弹。
除了上述枪支外，军工部门也逐步开发半自动武器、自动武器使用的橡皮子弹。半自动手枪、冲锋枪，甚至自动步枪，也能发射橡皮子弹。可以肯定，越专用的防暴枪安全性越高，用AK-47打橡皮子弹，确实不让人放心。
这次韩国海警击中我国渔民是何种子弹尚不得而知。韩国海警有可能使用12号霰弹枪和豆袋弹，但是豆袋弹缺乏弹性，“反弹伤人”的情节让人可疑。也有可能是专用的防暴枪，或者转轮手枪发射的橡皮子弹，在本次事件中，使用半自动、自动武器发射橡皮子弹伤人的可能性不大。
缺点：使用不当，容易致命
虽然防暴弹的动能相对较小，且不易侵入人体，但它仍然会对人体造成冲击，将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透过皮肤传入人体，造成破坏。如果破坏严重，足以造成大出血以致死亡。另外，防暴弹的上述特征还容易造成一个缺点：它很难准确命中，容易误伤。
 橡皮子弹是警方控制暴乱时的一种武器
在2011年发生的伦敦暴乱中，英国首相授权城市警察“以橡皮子弹作为紧急人群控制手段”，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这里，伦敦警方使用的是40毫米防暴弹。对此，《探索》频道的专栏作家克里斯汀•康格（Cristen Conger）曾经在2011年，在一篇名为《橡皮子弹能杀死你吗？》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橡皮子弹的缺点。
从1970年到1975年，英国警方在北爱尔兰发射了55000发150毫米橡皮子弹，杀死了13个人，每18000发弹杀死一个人，而每800发就能重伤一个人。
后来，军事科技人员改进了橡皮子弹的准确性，据称可以减少伤亡人数，但是从1987年到1993年的巴以冲突中，死在以色列的橡皮子弹之下的人数至少有20人。
2000年，《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橡皮子弹的案例，文章一共收集了152个伤亡案例，其中橡皮子弹共造成了201处伤痕。研究显示，橡皮子弹造成的严重伤害主要集中在四肢上（n=73），也会造成头、颈、脸和胸部的受伤。有61%的伤害为钝器伤，39%为穿透伤。其中的3例死亡中的2例因为子弹由眼睛射入脑部造成，而另一例则是在膝盖中枪后的清创术后死亡。
论文的研究显示，橡皮子弹致伤通常在四肢和上半身。
文章认为，橡皮子弹造成的伤亡多是因为武器不当所致：橡皮子弹应当向下瞄准，以击中人体下半身，避免严重的伤害。论文的结论为：“橡皮子弹的不准确性、使用时不适当的瞄准和发射距离会让相当数量的人重伤和死亡。所以这种弹药不应被认为是一种人群控制的安全方式。”
当人类开始暴力冲突时，任何进行物理攻击的武器都可能致命，而作为“非致命武器”中比较致命的一种，橡皮子弹劣迹斑斑，使用者肯定会知道使用它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最终致人死命的后果，很可能是武器使用不当造成的。（来源：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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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律师：民主 ，寸权必争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胡适
律师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四处奔走，有时甚至要站在公检法的对立面上为公民争取权利。虽然律师也属于法律共同体，但是当代表公民私权利的律师遭遇手握公权力的公检法，律师就变成了弱势群体。
2013年4月以来，不断有律师被殴打、拘留、被强制驱逐出法庭的消息传出。单是7月，就至少发生了20起侵犯律师权益的事件，涉及39名律师，其中两人因正常执业遭公务员暴力殴打，三名律师在同一天因不同事由被带走。而程海律师在代理大连“安锅”案期间居然遭遇警察3次殴打。
本期微访谈，将由程海律师跟大家一起探讨律师权益保护问题。
违法普遍存在 关键是违法后如何处理
中国律师商学院：您在代理大连“安锅”案时曾经在法庭被殴打，法庭本应该是讲理的地方，为何法庭也会存在这种暴力行为?
程海：他们对于中国的法律有错误的理解，认为自己有权就可以随便怎么来。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是公民没有对公权力进行持续有效的监督。比如，他违法了，大家都去跟他交涉，他的这种违法行为就很难继续往前走。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公民都认为他们有这个权力，有违法的权力，有践踏法律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没有的，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正是因为公民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反观很多法治国家，也存在各种违法行为，比如，滥用私刑、窃听、贪污、贿选等等，关键是违法之后怎么办。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能够对公权力进行坚持不懈地监督，使得国外的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所以中国的问题在于很多公民认为监督了也没用，久而久之，违法就成为一种习惯。
对公务员要拿出教育小孩子的劲头
中国律师商学院：您认为应该如何保证律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让律师不再成为法律的弱势群体?
程海：这种侵害律师权益的违法情况长期存在，不能靠一个事件就把它扭转过来。必须要依靠受害人律师、媒体和公民舆论的合力，大家持之以恒地，就像老鼠过街一样。现在大家对于老鼠过街已经习以为常了，遍地是老鼠，怎么办呢?见一个打一个，拼命地打!
至于大连“安锅”案被打，我们不能指望中国这个有法不依的状况改变是一天的事情，不管效果怎么样，投诉本身就是一种效果。媒体接受了投诉，大连的公安也是都查了一遍，让他们写材料。对他们也是一种震慑。所以大家要持之以恒地监督他们，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中国律师商学院：也就是说，您认为公民需要对公权力进行持续的监督，律师权益被侵害之后直接走法律程序。对吧?
程海：对，走各种各样的法律渠道。对于公权力的所有者，我们要像教育小孩子那样的耐心和毅力。小孩子很难管，公务员也是很难管的。要拿出教育小孩子的劲头来才行。
因为不是民选所以肆无忌惮
中国律师商学院：您对于选举的权利很重视，从要求律协直选，到在微博谈宪政，都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前提，您认为应该如何保证公民的选举权利，并且防止选举过程走过场?
程海：这不是一个前提，而是一个根本性的内容。为什么很多公务员这么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不是公民选出来的。
实际上很多公民都忘了自己的选举权利，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应该是选民一层层选上去的，但是执政党也都有操纵选举的能力，关键是反操纵的力量，可是中国没有反对党，那就只能靠公民自己。
公民怎么做呢?比如现在有一万个选民，七千个选民放弃了选举，那三千个人很可能就会被操纵成功了。他们就有可能去听组织的话。但是如果剩下的七千个人也去参与选举，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去投反对票。现有的被选举人不能当选还可以推荐其他被选举人。
有些人对于选举权还存在误解，不知道参加选举是需要登记的，不登记瞎等着，等于是你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选举前都是有公告的。没有哪个地方连公告都没有直接进行选举。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自己的权利就被不自觉地放弃了。
宪政的实质是对公权力的限制
中国律师商学院：很多人不知道选举还是需要登记的，所以无意识地放弃了这个权利，这是很让人痛心的。
程海：所以，我才要强调公民意识的觉醒。让我们的公民成长为选民。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去抱怨，就好像钱夹丢了你还不知道怎么丢的，等你用钱了才想到我的钱夹怎么丢了。丢掉了捡回来不就行了嘛。
当大家都去行使选举权利的时候，可能也有组织想要操纵选举，但操纵选举的成本已经增加了。
选举权利到底怎么保障呢?选民自己保障!走过场是我们对权利的放弃，我们放弃权利之后选举才被少数人操纵。
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自己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真正实行这个权利，不要放弃这个权利。当你放弃这个权利的时候，如果选举被操纵，选出个白痴，选出个狗熊，选出个猫，也都是你选的。因为你弃权了。
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却被很多人无意识地放弃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你放弃一点权利，公权力就多一点权力，所以我们要寸土必争，寸权必夺，将公权力关进笼子。
宪政的实质是公权力受到法律限制。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违法违宪必究。只要多数公民负责任地捍卫宪法法律尊严，持之以恒监督纠正违法就0k了。宪政的根本在于公民的监督力!
【程海简介】
北京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知名维权律师，曾被《南方人物周刊》称为“律师界的亡命之徒”。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过程中多次被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侵犯律师权益，尤其是在代理大连“安锅”案中三次被警察当庭殴打。
（据2014年9月29日微信公号“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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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明：内地比香港更需要对方
每隔一段时间，内地舆论总会出现诸如香港不再香、香港不再有魅力、香港没有产业规划、香港经济将衰退等等论调，一再引发内地民众与港人争论，甚至谩骂。真应了“中港精英联手赚钱，两地屌丝隔空对骂”这句话。
其实，香港对内地越来越重要，内地越来越需要香港。可以说，香港继改革开放前的货物转运，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之后，将第三度再担负起推动内地经济、金融发展的掮客角色。
掮客，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又称“居间者”、“经纪者”，有穿针引线之意。但香港还赋予了掮客新的含义，那就是“支持者”和“引路者”。
过去香港曾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中间商。事实上，香港曾两次担任中国的“掮客”角色，既解救了中国内地的困境，又拉动了内地的经济发展。
香港角色并未边缘化
香港担任内地的第一次掮客角色，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中国实施禁运，英属殖民地香港首次充当了中国内地的掮客，不但成为转运大量军用、民用物资和货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还成为中国内地唯一对外的窗口。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又担负起另一个更重要的掮客角色。在内地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建设都缺钱缺人，此时香港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源源不断输入内地，为内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力的保障。加上当时内地运输力量薄弱，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角色，把中国出口的商品带到了世界各国，极大地帮助了内地的经济发展。
今天随着内地进一步开放，不少人觉得香港已经功成身退了，但事实是至今香港向内地提供资金和中转服务的角色依然吃重。
大家或许不大清楚，中国经济目前依然离不开外资的推动，研究发现，中国每增加引进1亿美元的外资，平均可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15亿元、就业人口增加2万。但自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资金纷纷从中国撤离，导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每况愈下。只有香港的资金对中国内地“不离不弃”，甚至还逐年快速增长。
数据会说话，中国商务部公开数据显示，过去30年，来自香港的资金一直占内地吸收外资的一半或以上。去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日本为70亿美元，负增长4.3%，但来自香港的资金则超过其10倍，高达730亿美元，同比还上升了12%。
今年1至5月，香港对内地的FDI为340亿美元，是排在2至10位的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和的3倍。日本只有不到20亿美元，美国是14亿美元，德国和法国更只有可怜的8.1亿和3.2亿美元。
在中国的出口方面，香港中转者的角色也并不像许多人以为那样被边缘化。
中国现今在外贸市场遭遇极大的困境，在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由于经济衰弱，不但减少了对外的需求，更设置贸易壁垒、贸易制裁，重创了中国出口市场；不少新兴国家与中国商品同质化严重，为强占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即使上海、深圳等内地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再大，在贸易壁垒下也无用武之地，国际贸易自由港香港再次协助中国内地解困。
在这里要解释个经济名词：转口贸易，又称中转贸易，指两国的出口货物易是通过第三国的中间商，把货物转手来完成的贸易方式。众多中国内地出口企业为了绕开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开始选择中转贸易方式来实现产品的间接出口，这个中转贸易的地点就在香港。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数据统计，在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后至2012年的5年间，香港的中转贸易每年平均增长15.7%，在2010年更狂涨超过35%。香港转口贸易的活跃，说明了香港依然发挥着过去历史关键时刻为中国商品“引路”的作用。
看到这，诸如“香港不再香”、“香港不再有魅力”的说法，每年都赶往香港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众多中国内地出口商、受惠于港资的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人口会同意吗？
香港发展并非只靠内地
有关香港经济离开内地就不行的观点，并不大正确。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香港的发展并没有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内地这个“篮子”里。
在大家热烈谈论香港缺乏制造业，政府没有推动产业升级，未能跟上内地发展战略，香港经济已经空心化之际，香港经济早已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了第三次转型。越来越多学界研究相信这次转型的核心是外展化，这意味着香港正在重新回到以贸易为本的经济模式，成为新型亚洲贸易中心。
这个贸易不是大家熟知的进出口商品传统贸易，而是“离岸贸易”。离岸贸易概念在内地较人少人提及，指的是由一个母公司在其它国家、地区开办子公司，将异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卖到全世界。
离岸贸易涉及的商品、服务，事实上没有进出香港，因此“离岸贸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提升香港的经济。方式一是子公司获利后，返回给香港母公司的利润回报。方式二是子公司协助香港母公司在管理、金融服务、产品设计、外销网络、物流等等诸方面，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更大的国际市场，获取更广的资讯，更快地学习技术并获得技能，开辟新的投资领域，这不但能推动母企业发展壮大，也能推动出口高速增长。
其中的代表者正是去年的话题人物华人首富李嘉诚，他被指撤资内地，西进欧洲。但事实上李嘉诚正是通过这种“离岸”的方式，投资欧洲，既拉动了公司发展，又推进了香港经济。
根据香港贸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离岸贸易已成为香港商业活动的最重要一环，所占比重由1988年的18.6%增至2012年的65%。香港本地出口相比转口贸易所占的比重悬殊，分别为1.1%和33.9%。可见，即使香港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转口贸易被上海、深圳超过，香港的经济仍可凭借离岸贸易获益。
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香港将在境外通过“离岸”的发展模式，不断扩展和转移外展网络，将投资、贸易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并结合香港本土强大的金融业、服务业，共同促成香港成为新型亚洲贸易中心，甚至发展成为亚洲乃至全球价值链管理枢纽。
对此，随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大家在评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时，应该以相应的新视角去触摸香港未来发展脉搏。同时，大家更该与时俱进地注视香港的转型，为内地城市的深度发展借鉴有益经验。
内地人误解了香港经济实力
内地GDP持续高速增长，这让大家都引以为傲，看着香港2%、3%的增速或许觉得这简直就像乌龟爬行。但别被表象给骗了，其实大家对香港经济的看法有两个普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香港的GDP增速并不是一直很低，只是波动较大。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香港有一半的年份GDP增速都超过6.5%，在2007年环球金融危机之前，香港的增长一度相当可观，2004年甚至达到8.7%。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每次受金融危机冲击都十分严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香港接下来5年的平均增速也下滑到1.9%，在经济下滑的同时，香港也衍生了政治和社会的不少杂音，与当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大家认识香港经济的第二个误区，则是忘了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港元与美元钩挂，因此，香港的GDP等于是以美元计价的。港元过去30年来对美元都稳定在7.8的位置上，“拉低”了香港的经济表现。
近年来，美元对全球不少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显著贬值，这导致不少地区以美元计算的GDP突然“超速”增长。例如被认为“超过香港”的新加坡，事实是新加坡元兑美元汇率过去10年增长了30%，以至于新加坡以美元计算的GDP规模、增长速度，自2012年起超过香港，但若扣除汇率变动，新加坡的实际经济增长并没有超过香港。例如，2013年香港GDP3824亿美元，新加坡4252亿美元，但若撇除货币升值因素，相当于新加坡还不到3000亿美元。
至于中国内地，在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兑美元甚至升值了33%，如果港币不是挂钩美元，而是与人民币同步升值，香港的经济表现会如何，相信读者不难得出答案吧？
香港是内地金融改革导师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股市改革上动作连连，不但启动央企中信集团整体到香港上市的模式，其后还准备在今年9月推出上交所和港交所的股票互联互通。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放在上海或美国完成，而要通过香港？
央企、国企要上市集资不是易事，由于A股当前的上市门坎还是比不少境外交易所高，而且还有超过700家企业轮候上市。加上，A股长期低迷，市场的胃纳略显不足，这让不少准备在A股上市的企业望而却步。
美国实行严苛的“萨班斯法案”，对上市公司管治提出一系列要求，事实上断绝了国企赴美上市之路。而且，过去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有200只左右，但现被摘牌的已有151家中国公司，显示美股市场对中国股票的淘汰率很高。
另外，中央政府也不放心央企、国企整体到欧美国家上市。但香港则能满足改革、集资的双重要求。同时开通的沪港交易所互联互通，则让国际市场确认香港仍是捕捉中国机遇、投资中国的最佳市场，短短几个月已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资金源源不断达到香港市场。未来加上内地投资者通过“沪港通”进入香港的资金，要解决伴随央企、国企改革而来的大量集资问题，就将水到渠成。
与此同时，香港协助央企、国企引进国际资金的同时，港交所还将给上交所引进国际市场上对公司管治、监管水平等的更高要求和准则，以此可倒逼内地的股市改、企业改革、提升透明度与效率，推动内地股市健康发展。
在中央政府眼中，香港既能汇聚国际资金，国际化经验与监管水平又远远领先上海、北京等城市，加上香港回归，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信任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中央政府未来无论是要吸引港资投资、推动资金对外开放、企业走出去，还是要进行股市改革、金融改革，都非常需要借助香港的力量。
简而言之，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充当掮客时间。对中国政府而言，不大可能希望香港国际化优势减弱，变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反而更希望香港能够进一步国际化，与内地城市差异化，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当好“掮客”以帮助内地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两地都应当更多抱持超融合的观念，减少猜测、指责、谩骂和矛盾，才能深入地发挥中港两地的优势，从而促进中港两地升级，共同踏上经济发展新台阶。这就像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那样，世上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恰逢其时的一种思想。
（据2014年9月29日微信公号志仁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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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现代公民精神：非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
提要：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今天，中国终于在经济上站起来，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的标志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
富人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我称之为“暴发户文化”。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尊严、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内在品质，而是由消费定性，看你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住什么等级的房子、还有住在哪儿。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这样一种奢侈之风如今到处弥漫。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兴起了一种白领文化，特别是我居住的城市上海，小资情调特别浓，这些小资不一定钱很多，但他们讲情调、讲品位，要泡酒吧、看话剧、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他们觉得自己是精神贵族。那么，有了情调和品位，是否就有了贵族精神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所谓的贵族精神，我认为是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
教养是被熏陶出来而非教育出来
首先说教养。欧洲贵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如今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许多古堡，这些古堡都是欧洲中世纪贵族权力的象征，一个古堡就意味这个主人是当地的贵族，统治一方，这是他权力的象征。欧洲中世纪的早年，贵族实际上都是一些乡绅，住在古堡里面，统治着乡村。早年的欧洲贵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比较土，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比较粗鲁，喜欢养马、打猎，养了很多猎犬。最初的贵族是世袭的，主要看血统，有一些甚至是从古罗马时期传承过来的。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这些贵族慢慢有了变化，除了血统之外，开始看是否有教养，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贵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当贵族开始讲究教养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这些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一开始搞商业，后来搞工业。这个时候，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开始没落，他们不是最有钱的，甚至袍子都是破的。但是在封建等级制之下，贵族的地位还是比资产阶级高，衣着体面的资产阶级碰到袍子破烂的贵族还得鞠躬行礼。在贵族面前，暴发户们有自卑感。荷包再鼓、金钱再多，但缺少一个最珍贵的社会象征资本，这就是教养。
在中国，端盘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伦敦，在一些餐厅，特别是比较好的餐厅里，那些服务生在我看来个个都是明星，气质非凡，你没有办法看不起他，他收入可能也不会比你低，他有他的尊严。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套礼节。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这是平时所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不像中国的宝马车撞到人，不仅没有对不起，还要打被撞的人。
中国西周的时候还有类似欧洲的封建制，但东周时已经没有了，孔夫子哀叹说礼崩乐坏，这就是封建礼制的崩溃。以后是两千年的士农工商社会，这个四民社会有一个好，各个阶级之间上下流动，通过科举，平民可以一夜之间鲤鱼跳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成为上流。但是也带来了问题，有尊严的都是上层，越是上层越有尊严，越是低层越没有尊严，被人瞧不起，所以人人都挤破头往上走。中国的穷人最要命的不是穷，而是活得没有尊严。
欧洲的贵族有教养，这个教养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培养：家庭、学校与社交。
教养这个东西首先来自于家教，中国人也很讲究家教，但是现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狭窄，周末送孩子去弹钢琴，或者让孩子背《论语》，把家教理解为知识，好像知识越多家教越好。实际上这只对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识，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形中形成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这是一个氛围，是被熏陶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如今有些家庭拼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学各种贵族知识，但在家里父母说话谈吐粗鲁，缺乏基本的教养，使得孩子虽然有知识，却不一定有素质。
英国贵族的孩子最希望进入的是伊顿公学，到现在它还是最著名的贵族学校，贵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伊顿公学报名，否则到六七岁读书时再去报名就晚了。伊顿公学教什么呢？不要认为是打高尔夫球，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今天热门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这些实用知识。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这几年各地的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比较重视人文教养，开始了许多博雅之学的课程，有些大学还把《四书》作为公共必修课。以为人文教养就是通识课教养，上几门人文知识的课程，大学生便有了人文精神。这是大错特错，人文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它像家教一样，不是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要通过熏陶，通过各种道德和社会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确切地说，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要有一个成人礼，首先成为正人君子，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文明相处，这就需要社交。父母带着成年的小孩子进入社交圈。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沙龙、晚宴、打猎，都产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讲的近代公共领域，其前身是贵族的公共领域，贵族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交圈里产生出来的。
养成贵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很难改变，虽然通过模仿要成为体面人，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这是第一代，改不过来怎么办，赶快把第二代送到贵族学校培养。第二代从小接受贵族教育，但是家里还不行，家庭还缺乏贵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礼仪，他们理性上是贵族，但本身的气质和血脉还不行，平时彬彬有礼，但是一到吵架的时候，原来的土话就脱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来，第二代是后天教育出来，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后，贵族的教养真的渗透到血脉里，习惯成自然。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贵族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时皇权比较弱，世家大族比较强大。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杀贵族。贵族要三代养成，但一场大乱，每次像割韭菜一样，贵族传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历史传统传承下来。欧洲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家产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国是儿子均产制，老子的遗产有几个儿子，就在中间均分，均分以后，财产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势力，这让皇权最开心，专制权力就是建立在贵族权力有限的基础上。
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支柱，便是责任。中国现在很多富人自认为是贵族，他们认为贵族就是有权力、有特权，这就是身份的象征，高人一等。中国这个社会越往上层，越有尊严，这个尊严从哪里来呢？就是所谓的特权。权有两种，一个是权利（right），一个是权力（power），两个“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权利是上帝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而权力是指能够控制和主宰别人的一种权势。中国的一般人包括媒体、官员经常用错这两个词。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权利，只有权力，我的权力越大，意味着我的权利也就越多。越是底层的越没有权利，维护不了基本的人权。表面是人人争权利，实际上都在争权力，争能够控制别人、为所欲为的权力。
真正的贵族当然是有权力的，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与权利相联系的是义务，而与权力相联系的就是责任。所谓责任，也意味着担当，有多种层面可以理解。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虽然伊顿公学至今为止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但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去，我相信不到一个星期就想逃出来。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平时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末才能出来。越是贵族的学校，越要培养出有超常责任感和自律心的贵族。
欧洲的分封制度之下由长子继承，长子以下就去打仗，当骑士。贵族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这些非长子的贵族孩子，他们被培养成为年轻的军官，首先就要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储安平先生比较了中国和英国的教育，他讲到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的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但中国的教育是倒过来，思想管制、性格放纵。贵族学校所训练的，除了自律之外，就是团队合作精神。
责任第二个意思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欧洲贵族过去有一个习俗，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要为名誉而决斗。是谁的名誉呢？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一个贵族的家族为什么辉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个贵族成员都珍惜家族的荣誉。个人所有的光荣与耻辱都与这个家族有关。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个人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靠个人道德很难抵御，法律也没有那么细微，这时最大的的制约便来自于家族。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
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间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一旦某一个校友发生丑闻，整个学校都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首先要跟他划清界线。不像中国发生了抄袭首先就护短。有一年我到美国洛杉矶访问，参观一位朋友在那里任教的一所小的学院，这所学院名不见经传，但校友中间却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初学院曾经考虑要为尼克松立一块纪念碑，但校友们一致反对：他是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下台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也要与尼克松划清界线！
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贵族的权力很大，统治一方，但贵族与臣民的关系，不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且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如果贵族不好好保护臣民，这些臣民就会跑到自治的城市里面，当一个自由民。臣民跑光了，大块的土地无人耕种，贵族的权力自然下降。所以，贵族的责任意味着对臣民负责，有非常重大的保护臣民的责任。这与中国过去的绅士是一样的。天高皇帝远，皇帝的权力只到县一级，乡村主要是靠乡绅来管理，乡绅是地方的精英，权力很大，但比权力更大的是社会责任。士绅们要组织各种公共事务，修水利、搞宗教祭祀。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要组织慈善赈灾。
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了现代发生了转变，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我在国外对这一点感受很强烈，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到周末的时候，哈佛的学生都不见了，都去社会服务了。或者在华人社区教刚刚来的移民们英语，或者是到医院做护工，或者是到养老院为老人读书。为公众服务，这是一个好学生的重要指标，你要进哈佛、耶鲁这些名校，EST考满分没有用，还要看你参加了多少社会服务，有没有做过校报的主编，这些都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新出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原来在芝加哥就是从社区服务开始，他的政治魅力、政治经验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高尔夫球打出来的，而是从底层的服务开始，形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形成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魅力。
回头再说英国的贵族。虽然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每年英国国王或女王都要册封贵族，到今天还是如此。每年都会有各种社会精英：商业巨子、科学家、大学者被册封成为贵族。这个传统使得英国的贵族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贵族阶层可以保持某种活力。英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革命，这与贵族一直承担着社会责任、长期保持着精英性有关。而法国不一样，法国之所以发生大革命，乃是与贵族的腐败有关。法国的贵族相比英国的贵族比较封闭，到了路易十四之后便只有特权，而不再尽社会责任。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非常厉害，到了他统治的时代，王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专制权力最可怕的对手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贵族是国王权力最大的威胁者。路易十四想了一个花招，建了一个庞大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之大
，没有去过的真是难以想象，我那年去凡尔赛宫参观，一天走了九个小时，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光顾。皇族成员当然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地方，他让各地的贵族统统住到周围来，整天歌舞升平。那些乡绅们觉得在这里比过去住在城堡开心多了，生活豪华奢侈。
贵族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封地，便无法再为臣民们尽责任，但各种政治经济的特权还是照样享受。整个法国贵族阶级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这就引起了平民阶层的仇恨，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精英阶级，不在于他们有没有特权，而在于他们是否尽到了责任，如果你有特权，但是你同时又尽责尽职，老百姓还能接受，一旦只有特权没有责任，那才是真正的腐败，那就离革命不远了。
社会总是要有精英阶级。当贵族阶级开始腐败，社会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们。于是知识分子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引导者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贵族不一样，贵族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是社会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叛者，也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员者。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三个国家有知识分子，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源来自于法国，更早一点则来自于俄国，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只有这三个国家发生过大革命，所谓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叫社会大革命，一夜之间，不仅政权更替了，连社会结构也发生突变，贵族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大革命的出现，与老的精英阶级贵族的腐败有关，于是便有新的精英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现代的自由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创了信仰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不通过教会的中介，阅读圣经获得启示，直接跟上帝沟通，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传统来自贵族的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二战的时候�œ
�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爱德华国王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国王站在门口，问屋里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够进来吗？”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贵族的自由还体现在政治自由上，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通过国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纳税。国王要打仗加税，需取得贵族们的同意，不能随便加收。最后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内心自由，这些贵族精神的传统，在英国贵族那里通过与国王的抗争，保存了下来。但在法国贵族那里，自由的精神却死了。路易十四之后，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整天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软禁了。他们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只剩下贵族的躯壳，魂没有了，贵族最重要的灵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实际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国贵族阶级之前，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法国大革命陨落之后，经过拿破仑的军人专制，最后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次王朝的复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奥尔良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贵族阶级被铲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平民时代到来。
平等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平等，既可以与自由相结合，也可以与专制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发生在美国，而平等与专制结合，发生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里面，专制制度竟然又重新复辟了。为什么平等的社会之上，能够建立政治威权？政治威权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了两本书：《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发现，新的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平等社会之中原子化的个人。过去贵族时代讲荣誉，到了平民时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荣誉，而是自利，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高速发展，大量的资产阶级产生，人人都在做发财梦，拼命地追求金钱。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个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权时代，这就是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的法国。
那时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杨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要紧的是自己的私利，拼命赚钱，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于是奉行犬儒哲学，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放弃了公共责任和公民行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之中，威胁人们自由的，不仅来自政治的威权，也来自于多数人的暴政。托克威尔说，古代民众是追随贵族，以贵族的标准为标准，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会之后，社会没有精英了，于是就由多数人的意见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是否为是非，而少数人的意见被压抑。社会被一种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所谓民意不可违也。那是平民时代出现的另外一种暴政，这种暴政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为多数人的意见真的是代表了多数，要操控一个人很难，但操控多数人容易多了，只要操控了主流媒体，主导了主流舆论，便能操控多数人。所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被操控的。这是平等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对自由的威胁。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呢？当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方案认为应该回到贵族时代，重新产生一批精英，这就是现代的中产阶级，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带领社会前进。托克维尔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趋向平等的，贵族一旦消灭、平等出现之后，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
（据弘爱人文阅读NGO官方微信。文章来源：2008年12月13日，作者做客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7709 | 新公民运动
笑蜀：香港抗争失败将刺激分离主义
壹
全世界尤其全中国的目光正聚焦香港。今天的香港，一如2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25年前的广场抗争失败了，这惨烈的一幕会在今天的香港重演么？可能是所有关注者最大的问号，也是最大的焦虑。
答案显而易见。以当局拥有的手段和资源，像25年前那样来场大镇压并不难。甚至，都不需要大动干戈，而可以更隐晦，更技巧。问题不在镇压能力，只在镇压成本。
经济上的成本当局肯定早有估计，且在所不计。最大成本是人心成本，而这未必估计够。因为这需要足够的人文视野，人文恰恰是当局最大的短板。
一句话说穿，镇压之于当局其实已无成败之别，只要镇压，就是失败。因为镇压会是对人心的致命一击。武力上再怎么成功，最后控制的也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香港，永失人心香港。“中国”两字在香港人眼里将沦为野蛮的同义词，彻底妖魔化。罗湖海关，将成为所谓“香港人”、“中国人”的心理分界，永难弥合。
贰
其实，无论态度看上去多么决绝，今天还愿站出来抗争的香港民众，很多人并没有切断跟中国的心理脐带。他们可能确实不喜欢当局，不喜欢体制，但至少还有国家认同。这尤其体现于泛民派的一些中坚人物。早在港英时代，他们就是反殖急先锋，渴望和推动香港回归。
如果说回归后香港有什么变化，最大变化可能是本土意识的崛起。但这无可厚非，这不是香港才有，而是全球性的趋势。如果体制合理，包容性强，本土意识不仅不会导致冲突，反而只会强化社会底盘，丰富多元文化。如果万一冲突，则只能归于体制太僵硬，太单一，压迫性太强。这时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体制，让体制更柔软，更人性，更适应多元需求。
遗憾的是，素来最缺人文视野的当局，不可能有这理解力。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一切对自治的呼吁，对本土权利的捍卫，都被视为对大一统的挑战，对权力利维坦的威胁。这实际是文化冲突，是文化意义上的两个世界的对垒。
是的，是两个世界。名义上同在中国天空下，血缘同为中国人，但文化上的分殊太大。权力利维坦并非中国固有，中国历史上是有分治传统的，权力再怎么专横，也还有社会自治、地方自治和文化自治的空间。权力征服一切、占有一切，不给社会任何空间，这样的利维坦只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怪物，具体讲，是党国时代才有的，属于典型的外来物种。既是反普世的即反宪政的，更是反中国的。
习近平主席今年教师节在北师大讲：去中国化很悲哀。这话没错。但统治集团不会承认，权力利维坦对社会的全面占领，才是彻底的去中国化：以国家力量推动的去中国化，制度化的去中国化，衍生其他一切去中国化的源头。
经过权力利维坦的反复摧残，文化上中国已不复为中国，中国人已不复为中国人。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界有过亡国灭种的恐惧，以为会亡于、灭于异族之手即西方列强之手。哪知百年来固然没有亡国，文化上却可以说几乎灭种。只是并非灭于西方列强之手，而是灭于文化意义上的异族即权力利维坦之手。权力利维坦文化殖民之大获成功，即便真正的异族统治者如元清两朝都要自愧弗如。
全面征服，全面占领，文化殖民，这便是权力利维坦统治中国的三部曲。所有本土意识的觉醒，所有对本土权利的申张，所有文化传统的重建，都是对权力利维坦的抵抗，都是文化上的反殖，客观上都是救中国。
这也正是今天香港的意义。所以，香港同胞不只为香港争，更是为中国争，为十三亿中国人争。
叁
跟2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一样，今天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坎，跨过去，就可能冲出唐德刚所称的历史三峡。但如果被镇压，后果又将如何？
不能不承认，因为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香港人心已极度脆弱，不可能再承受那么剧烈的打击。人心浮标之一，是移民潮的起落。回归前香港有过一波移民潮，但因回归后，中央政府一度兑现了一国两制的承诺，给了港人一剂定心丸，移民潮很快退潮，香港重新稳定了下来。但随着两制近年被架空，香港移民潮再掀高潮。BBC报道的最新民调表明，今天已经有五分之一的港人因担心香港政治的未来而准备移民。
这意味着一个最坏的趋势，即两岸三地人民告别中国的趋势。只要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镇压、所有黑暗，都是对这趋势的火上加油。最新的印证是在台湾。因德国之声歪曲报道，称马英九接受大陆当局主张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激起强烈民愤，吓得马政府立即辟谣。但民愤仍难平息，以致马英九近日在一公开场合被袭：大学生颜铭纬用早备好的一本书《被出卖的台湾》怒砸马英九，哪怕被警察按倒在地，他仍挣扎着大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这案例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抗议者颜铭纬属于90后。因为陈水扁时代教育的去中国化，这代人精神上跟中国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无论大陆对台统战投入多么大，笼络方方面面多么成功，对这代人都没用。如果香港抗争失败，25年前惨烈的一幕在今天香港重演，永失人心香港的同时，更将永失台湾90后即永失台湾未来。告别中国的趋势将如飓风一发不可收，从根子上动摇两岸三地的国家认同。
这实际上是给分离主义做铺垫，最终会打开中国分裂的潘多拉盒子。这成本香港付不起，北京付不起，所有中国人都付不起。
（据2014年9月28日风传媒。原文链接：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review/detail/6caf30af-46db-11e4-a612-ef2804cba5a1/?uuid=6caf30af-46db-11e4-a612-ef2804cba5a1）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7703 | 新公民运动
闵良臣：从谁不爱国谈到香港普选
一
不说“图穷匕见”(好为人师地注解一下，这里的“见”念xian，去声)吧，反正是某些人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香港的普选就是要在人大的可控范围内选出爱党的特首。”多么直白!可也多么一针见血!什么爱国爱港，只要爱党，就OK了!爱领导者，就是爱所有的被领导者包括那领地。但凡有人要说这是造谣，我可以告诉他，去读一读环球时报上《爱国和爱党在中国是一致的》，就不会来“纠缠”了。
现在爱不爱国成了“试金石”，“不爱国”即不是好东西。一个市民，哪怕你说我只爱我家、只爱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也不行，一定还要“爱国”。不仅如此，现在“不爱国”还是一顶“帽子”，甚至成了有些人手中“武器”，拿着它想打谁就打谁。在有些人看来，谁批评政府，甚至谁批评在位的政府官员，或者谁与政府官员的意见不一致，谁就等于不爱国。
然而有无数事例证明，在我们这种国家，最不爱国的其实正是那些在大会上要求别人如何爱国的贪官以及政治骗子，当然还包括像芮成钢这样的伪爱国者以及各路明星、富豪们。
其实，一个国家，只有普通国民往往才是最爱国的。你想啊，一个普通国民，除了国家还有什么呢?TA又没有资产转移，TA又不能移居国外，一个普通国民所有的，只能是这个国家的“大好河山”，所以说，动不动指责普通国民不爱国，是很说不通的。不仅如此，在指责普通国民不爱国的同时，正有意无意地放跑了那些事实上的不爱国者。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显然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中国人写的，题目叫《中国退休官员在美国扎堆安享晚年》。也真是的!美国那么不好，特别是用一些中国大陆官员在台上时的话说：有些人为什么还要“追腥逐臭”呢!其实，“不爱国”，也是要有资格的。在本人看来，只有官员、只有富豪，才有资格不爱国。普通百姓没有不爱国的资格。
胡锡进曾引韩寒“韩三篇”中的话说，现在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因此中国这个党与西方政党不同，如果算上这些党员的亲属，那就是中国几乎已经成了“全民党”，或者就叫“党国”，因此，共产党的好坏，就是整体中国人的好坏。既然都已成了党国，如果还要说中国人不爱中共，也就意味着说全体中国人不爱自己。多么巧的“逻辑”，令人叹为“听”止，正如现在所争论的有关香港普选，实则也属此类。
二
有人一边认为香港可以实行普选，只是不爱国不爱港的人不能当选特首;一边却又铁定说他们相信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是“爱国爱港”的。这就有点解释不通或者叫人看不懂了。
香港市民希望并要求普选他们的行政长官，享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这是有理由有依据的，不然也就白背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恶名”。当然，大陆当政者也很慷慨，同意了。为什么会同意呢，这很好解释，首先因为香港基本法规定了不改变香港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香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说来很有意思，被我们一些人至今仇视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最显著特征，那就是一定要实行民主自由，而实行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普选。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普选，就不能说实行了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就不能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更好地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大陆已经搞了大半个世纪，至今还没看到“希望”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中�›
�大陆事实上就是一党执政，只是现在不再输出共产主义，也不再要求外人一定要说“共产党好”了。
本人当然也听到了另外一些声音，比如说什么英国殖民统治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实行普选，彭定康是最后一任香港长官，也仍然是英国派去的，为何香港“回归祖国”后反而争起普选权来了呢?
我们不能恶意地说提这种问题的人大脑就一定有问题。一个人由于种种缘故，思路跑偏在人类是很常见的事。那就容本人来告诉这种人吧：人天生趋利避害，自然也就喜欢幸福快乐，更愿意享受作为人的尊严(奴才除外)。而人类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有在真正实行了民主自由的社会才能实现，否则我们也就不会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称作“高度文明”。高度文明，绝不单指物质文明，一定包括社会制度、精神文明。这是其一。其二，香港在回归大陆时，大陆执政者就已向香港市民承诺：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定会发展得更好，香港市民也一定会获得比在英殖民者统治下更多的民主自由，一句话，香港回归了，就要让香港人民感觉更幸福，更快乐，更有尊严。
这时候很用得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一句古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有人可能又要说了：现在香港人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很有尊严啊。
回答：是啊是啊。那就容本人还接着跟你说：香港人是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很有尊严——特别是跟回归祖国前相比——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有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市民才有发言权，香港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香港人说话。这是前提。不承认这一点，特别是大陆执政者包括人大常委会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香港人也就会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甚至说不定还会赌气地讲：那你就还像对待大陆同胞那样使用强迫，甚至使用暴力好了——这肯定不是大陆同胞包括当政者希望听到的。
可现在我们听到更多的不是香港人如何说，而是大陆一些人包括央视上如何说，而说得最多的就是2017年选出的香港行政长官“一定要爱国爱港”。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陆当政者的目的不就是要选一个“爱国爱港”的香港行政长官吗?按常理讲，这有何难。可是现在看来：不容易。难在哪里呢?难在大陆一些当政者不肯睁开眼睛，不肯承认现实，不肯说真话，或者觉得那真话说不出口，一说就会天下大乱。
大家知道，只要讲道理，只要允许人们对他们自己的事务进行自由讨论，没有什么事情是讲不清的，包括香港普选行政长官这种事，也一样。本人相信，香港市民的文明程度在英殖民统治多年后比大陆要高得多，因此，香港市民一定是讲道理的，至少比大陆民众要更懂道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香港在英殖民统治下虽然还算不上一个民主社会，但香港一直是一个法治社会。要知道，就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法治社会是相对最公平最稳定的社会。所以说，香港一些人现在拼命维护的不是大陆有些人所讲的爱不爱国爱不爱港，也不是要争多少民主自由，而是一个法治社会。香港人特别害怕他们的社会失去法治。正如有位网友在跟帖中所言：“他们不是一定要繁荣，一定要发财，但他们却一定要法治，要一个安定的生活。”
此外，本人还相信，作为已被列为“文明发达国家”的英国政府甚至包括彭定康先生也一定是讲道理的，全世界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也一定是讲道理的。
三
既然大家都讲道理，就好办。下面索性就来模拟讨论一下这个事。
既然大陆有人一遍又一遍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是“爱国爱港”的，那么，按照正常逻辑，就算彻底放开让他们自由海选，香港市民也不会选出一个不爱国不爱港的特首来啊，不然，说“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是“爱国爱港”的不就有点站不住脚了吗?至少要打折扣，或者说那样讲，只是某些大陆人的一厢情愿。这样讲，绝不是说香港市民不爱国不爱港。因为从新华社主办的香港大公报旗下的大公网上就看到一篇文章说：“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的两名研究者陈绮文和陈祖为在《当代中国学刊》上发表论文，通过分析问卷调查数据，指出香港人事实上是爱国的，但他们眼中的爱国主义并非毫无条件，而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作者称其为‘自由爱国主义’”。
那么香港“绝大多数”市民到底是怎样的呢?本人当然说不了。真要我说，就觉得很复杂，肯定是各种认识的人都有。这也好理解：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我相信一条，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一定是“爱港”的，就像普通国民一定是爱国的一样。说香港市民不爱港说不通，除非有事实证明香港社会制度包括香港政府让他们的市民生活得很痛苦。
但爱港不等于爱其他；爱国也是有前提的。要香港市民无条件“爱国爱港”，他们不答应。依本人估计，有些人心里肯定明白，如果只想选出一个“爱国爱港”的特首，也就根本不需要那些条条框框了，主要是还要有别的附加条件，甚至爱这些附加条件在有些人看来，比“爱国爱港”还重要。而也正是这附加条件，才让香港普选成为一个弄得满世界都知道的“事件”，才觉得选出一个包括香港广大市民在内的各方都能接受的香港行政长官很难很难。
可如果我们换种思路，把心胸再放开一点，就让香港市民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谅他们也绝不会选出一个不爱香港的行政长官，因为上面说了，那样不符合常理。而只要选出的是爱香港的特首，香港市民也就一定会心气顺，干劲足，香港也就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而只要香港能继续繁荣昌盛，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不正是大陆有些人想要的吗?有什么能与香港继续繁荣昌盛相比呢?有什么能与香港市民的幸福快乐、民主自由相比呢?我们何必要逼香港市民非得选出一个事实上只是大陆某些人喜欢而香港市民未必喜欢的人来做香港的一把手呢?除非有人还怀有说不出口的“担心”和“忧虑”。那就没办法了。至于是什么担心和忧虑，我不说，大家也都懂。天下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所谓爱国，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爱政府，或è
��叫爱党。
当然还有一种说不上是“更恶毒”还是更可爱的说法，比如有位网友就这样说道：“众说周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爱国爱港，那就是要求资本主义爱社会主义，这岂不是荒谬透顶!反过来，是不是也要求社会主义爱资本主义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现在居然可以互爱了。”
记得中国大陆一任又一任领导人都曾隔海对台湾当局说过这样的话，即只要能实现国家统一，什么都能谈，什么都好说。可问题果真如此吗?现在中国倒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一定相信马英久领导的“台湾当局”肯定希望中华民族实现统一，可他为何就是不肯与大陆执政党商谈呢?说白了，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不相信大陆当政者的话，不相信只要在国家能实现统一的前提下“什么都能谈”。而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哪怕听一听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最近在中共与世界的对话会上是怎么说的，也就再明白不过了——且不说还有我们的习主席一次又一次在重大场合讲话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说中国一百年来什么样的统治形式都试过了，“证明”只有现在这种统治形式是最好的。既然现在这种统治形式是最å
��的，还如何能让人相信你说的“什么都能谈”呢?
可越是这样讲，依像我这样的“小人之心”估计，马英九们也就越是不肯谈了。
（据2014年9月29日深圳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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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办案机关反法治的五宗罪
——评该案办案过程的程序违法
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无疑是近日最受关注的事件。央视制作了时长近十分钟的视频在各频道轮番播放，主要犯罪嫌疑人痛斥己非，悔过不已……
对于这一类的报道，各位想必已不陌生，在媒体舆论审判的名单上早已列有诸如薛蛮子、陈永洲、柯震东、郭美美等名人，此次再添上几人，算不上是什么稀罕事。
但是，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法律人，作为一个期待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会极大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法律人，作为一个希冀中国刑事司法实践越发文明的法律人，在了解到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办案机关从案发至今诸多不合符法律的程序违法行为之后，只能撰文痛斥办案机关至今的五大程序违法，籍以感叹我国如今仍然只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而法治则仅只是一个会出现在央视和中央文件的名词。
第一宗罪：拘留程序违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拘留时必须出示拘留证，如果不存在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情况，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但是无论是9月3日被带走的犯罪嫌疑人或是9月11日被带走的犯罪嫌疑人均没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得到通知，而是在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之后才陆续收到以邮寄的方式送来的拘留通知书。
毫无疑问，办案机关玩的是拖延战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在24小时来到之前交邮在法律上不算过期，但事实上达到了让犯罪嫌疑人得不到任何官方文书的效果！
之所以认为办案机关程序违法，是因为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公通字【2009】52号印发）的规定：“《拘留通知书》能够直接送达的，应当送达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单位，由受送达人在副本上签名(盖章)、捺指印……直接送达确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公安机关理应首先选择直接送达，只有直接送达确有困难时才可以邮寄送达。
但是，本案中事实上不存在任何直接通知、送达上的困难和障碍。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都是通过邮寄到现居住地（非身份证上住所）的方式收到拘留通知书的。换言之，办案机关是在向犯罪嫌疑人问得家庭住址以及电话等联系方式之后直接邮寄，而没有事先电话联系过任何家属。
办案机关刻意拖延家属得知犯罪嫌疑人因何罪名而被拘留、现关押何处的信息，无非是想减少自己办案的阻力，但这种刻意违反程序的做法不应是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行事方式！
拘留程序违法，是为第一宗罪！
第二宗罪：剥夺律师会见权
如果说有意造成事实上的迟延通知只是程序上的小瑕疵，那么接下来办案机关强横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则是白纸上巨大无比的污点。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会见涉案员工并提供法律帮助，在涉案员工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50万元以上）三类犯罪的情况下，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只要持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便可以要求会见涉案员工，看守所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必须安排会见。
根据犯罪嫌疑人家属收到的文书所示，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为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上述罪名均不属于需要侦查机关许可才能会见的罪名，因此依法看守所应在辩护律师提出会见申请之刻起，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是，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案发后多次申请均被拒绝，而理由竟然是看守所电脑坏了或者查无此人。
会见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了解侦查机关办案思路的基本途径，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阻挠律师会见无非是要隔绝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沟通，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心理困境，以便于办案。
在家属陆续得到拘留通知书等文书后，看守所再无理由说查无此人时，就推脱说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而必须经办案部门许可方能会见。但是贪污贿赂案件是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家属从未收到任何来自检察院的通知说犯罪嫌疑人涉嫌贿赂犯罪，仅凭口头上一句“涉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就剥夺了十余名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这竟然发生在法治办案程度全国领先的上海，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剥夺律师会见权，是为第二宗罪。
第三宗罪：剥夺辩护律师了解案情的权利
如果说剥夺辩护律师会见权是要灭了“内人”的希望，那么接下来剥夺律师了解案情的权利则是毁了“外人”的期待。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有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权利。但是十余名辩护律师无一能得到侦查机关的正面回应，无论是拨打电话还是登门拜访，任何人都说自己不负责此案，无权回答任何问题。难不成整个上海市公安局都没有人在办这个大案要案？央视新闻上威风凛凛的办案人员怎么到了律师要了解案情时便噤如寒蝉？
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纷纷反应：都说由专案组办理，但就是找不到这个专案组！面对专案组的刻意回避，我们不得不“恶意地”揣测专案组之所以不正面回应，就是担心正面回应之后被律师不停地追问为何违法办案，剥夺律师的会见权，所以只能坚持错误，企图争取时间突破各犯罪嫌疑人后用所谓“铁的事实”来堵住律师们“法律程序”的口。
剥夺辩护律师了解案情的权利，是为第三宗罪。
第四宗罪：监视居住程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住处执行，如果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情况外必须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
根据目前各家属收到的文书，已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当天便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住监视居住，然而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上却赫然写明此二人涉嫌“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我们不得不质疑：此二人在广州均有住所，为何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何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竟也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常年办理刑事案件的我们不得不“恶意”地猜测，办案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带离看守所必有其目的！
监视居住程序违法，是为第四宗罪。
第五宗罪：违法冻结案外人存款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办案机关于9月10日冻结了21世纪网经营单位广州二十一世纪财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财智公司）名下全部银行存款，总计达5800余万元人民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办案机关从来没有将财智公司列为犯罪嫌疑人，那么办案机关又有何依据冻结财智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呢？
纵使退一万步讲，办案机关可以冻结财智公司的银行存款，但财智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所有收入才40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21世纪网涉案业务的收入不足700万。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第三条规定：“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不得查封、冻结。查封、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为犯罪嫌疑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和物品”，第二十七条规定“冻结涉案账户的款项数额，应当与涉案金额相当。不得超出涉案金额范围冻结款项”以及《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第六条规定：“扣押、冻结单位的涉案款物，应当尽量不影响该单位正常的办公、生产、经营等活动”，办案机关冻结财智公司名下5000余万元存款是严重违法办案！办案机关违法冻结
财智公司名下财产，使财智公司的业务顿于停顿，131名员工因无法得到应有的工资而生活窘困，这不也是一种犯罪吗？
违法冻结案外人存款，是为第五宗罪。
办案机关不足半个月的办案过程中就犯下了五宗罪，加上其配合媒体上演的“舆论审判”便是六宗罪，要凑齐七宗罪估计只是时间问题。但按目前的趋势，办案机关在程序上的违法事项让人触目惊心！
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21世纪网新闻敲诈一案的真相如何，那是因为我们作为局外人，在证据材料呈上法庭之前都无法判断孰是孰非，更何况那只是个人的犯罪。我们更关注和忧心的是，本案办案机关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其肆意妄为、滥用权力而无视法律的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案件办理的客观性，严重地减损了司法的公正，严重地伤害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我们相信，不管21世纪网是否诚如各媒体所言实施了所谓“新闻敲诈”的行为，办案机关作为国家代表对公民实施的犯罪已经远远掩盖了21世纪网本身的恶。我们又一次地见证了，法律在这个国家不过是专制权力用来遮羞的“草纸”，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人治的国家，法治也许只能出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口号之中了。
（据作者金牙大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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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何失去了温度：这些年港人所受的委屈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源自香港社会的裂变。
谁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虽然视频尚不完整，但从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敌意”。
事件是一次内地香港矛盾的升级：从地铁进食风波到蝗虫事件，从导游耍泼风波到冲击驻港部队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现出与内地决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学业、家庭的缘故，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时往返于粤港之间。打过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讲实际、口语中不时蹦出几句英文。对于内地人，虽不算特别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势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改变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好了起来，原来不屑说普通话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竟练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坏了起来，原来笑容满面的阿姐阿叔，突然变得极不友好，甚至怒气冲冲。
香港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背后是割裂的香港社会。
2008年经济危机对香港经济影响很多，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分化。作为香港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需求严重萎缩，依赖出口的香港中小企业，包括在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困难。
虽然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推出经济刺激对策，让香港渡过难关，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香港市民还是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比以往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这里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诚者到内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到内地谋求发展的机会。
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的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为青年北上的群像。与其受困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如远赴内地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2008年开始，“北上”成为港人们找寻机会与财富的时髦路径。某财经媒体一篇文章称：
“内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理人能够最快速度地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我认识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个代表。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一家港资企业做高管，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都生活过，不时冒出两句“京骂”，在港人中算是“内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的都是简体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嫌弃我们内地的穷亲戚？”他大笑说：“怎么可能！内地人是我们的金主，没有内地，我们哪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很实际的，谁让我们发财，谁就对我们有恩。”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格局的洗牌，让香港的精英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路径，唯有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地融入内地社会，才有发展做强的机会。
当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一炮而红的邓紫棋莫属。谁说内地不是梦工厂？邓紫棋在香港娱乐圈据说混得很差，“说话得罪人，大佬不喜欢她”。
但当她鼓起勇气来到内地，并到湖南卫视参加节目，却一下子红遍全国！作为新生代的香港人，邓紫棋就能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货真价实的实力，敢打敢拼的勇气。哪怕国语不怎么标准，不妨碍她成为亿万内地人眼中的“90后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两地矛盾越发尖锐，但作为香港的精英却更加向往内地。这些精英不惧怕走到内地的平台中与各路高材生一决高下。输了，也不会没有面子，赢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难怪有评论说“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
（二）
我认识的B女士，在香港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四十多岁，离异，孩子10岁。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麦兜故事》中的“麦太”，一个人带着幼子艰苦地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间大公司任文员，算是一个“小中产”，但后来，公司倒闭，她从原来的阶层跌落。
B女士只去过一次内地。她在18年前去过一次上海，因为“厕所太脏”“秩序太乱”，而且听不懂国语，就再也没有去了。
她非常重视手头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话来说，“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性”。她不会离开香港，也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我最初认识B女士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对我非常友善，跟我买了过很多零食。她会说，这个饼干内地没有，你试试，很好吃。这话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的“秀优越”。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人还非常简单，希望让内地客尝试最好的食物、游览最好玩的乐园，以及对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现在，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很多像B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人生的输家。他们在香港社会中艰难生活，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的煎熬。
他们一再试图回归中产阶级，但绝望地发现，很多工作岗位已经被内地优才所挤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高材生，除了粤语水平有所欠缺外，无论是综合素质还是工作热情，远胜于这些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而目睹来港消费一掷千金的内地土豪，又会让他们感慨万分：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
有学者总结，这叫结构性失业。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偏食的后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香港作家陈冠中说，“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代部分人，而将继续打击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之所以还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区政府开发“低价值、高就业”的机会，比如快餐店职员、清洁工、收银员等。B女士就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产阶级变得遥不可及。
这个群体的香港人，变成了超级大都市中的贫民。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最排外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之人。他们太过脆弱，没有生存技能，没有竞争优势，甚至脑子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冲垮了他们小富即安的香港梦，他们必须接受挑战，哪怕他们完全不具备应对能力。
他们未必真的会侵略内地客，但他们会成为视频中冷漠围观的路人。当内地客遭到欺负、攻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头，一位讲国语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问路。B女士爱理不理，态度并不友好。听说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轻的内地女子。
（三）
一个城市，总有精英和穷人，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是寻常的事。但第三股势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这就是一群喊着“港独”口号的青年。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的青年，他们冲动、偏激，任务是“捍卫民主”“捍卫本土价值观”，会唱“蝗虫歌”，在网络上发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ID号是“热血公民”的阿K，就是这样一个人。他28岁，开了一间玩具模型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他没有考上大学，中七之后就出来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学录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会上打混10年尚无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学的书友，也没有谁特别优秀，虽然不少人进了500强公司，但也被生活反复折磨，每天加班，累而无所获。
阿K陷入了一种“殖民怀旧”的情绪中，总认为是“97回归”破坏了香港的繁荣。据说，他每晚会听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个梦想》，也会看无线的老剧集，比如《笑看风云》，常泪流满面。
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种社团。社团生活是他们寻求自我坐标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上，“港独”这个词如野火一样蔓延。阿K等人将自身的挫折，视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国民教育”的推广，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机在网站上发表宏论，甚至连玩具的测评，他都要喷喷内地人，将玩具论坛弄得乌烟瘴气，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与内地夫妇发生冲突、拦着婴儿车的两个年轻人，正好与阿K同一岁数——这种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但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既脆弱又蛮横，容不下一泡内地儿童的童子尿，又在错误时机中显示强硬。香港本地的批评者将他们形容为“废青”（废掉的青年），恐怕并不过分。
最近，台湾的反服贸运动上演得轰轰烈烈，在强调捍卫本土价值观的同时，也提出了针对内地的口号。台湾学生“行动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和机会。”
“港独”运动与其在本质上也极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本土觉醒运动”。全球化浪潮将重新引导国际分工，造成各国、各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方式受到冲击。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每年总有弱势群体——农民、工人、边缘人冲入主流视野，提出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甚至要求某一区域进行自治。这只是弱者一次呼号，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国际城市自居，但在东亚，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一极，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内地经济体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为弱势群体，成为了反体制的呼号者。
虽然张牙舞爪、强词夺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离。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还活在《笑看风云》的时代中。当他们试图取笑一个2岁的内地儿童时，他们已经“废”了。
（四）
香港的发展，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有人能在中国的发展中寻到机会，并获得巨大舞台，从而成为新贵；
有人却受制于内地人才的冲击，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为了偏激的爱港者，不愿努力，不求上进，怀念往日的荣光，在网络上与内地人谩骂……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的裂变。
在内地儿童便溺一事上，内地人也需反思。的确，作为长期基础文明不过关的内地人，要补的课还很多，包括过马路、排队、上厕所等等。但在这件事上，港人无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剧的经济形势变化下，优越感荡然无存，自我迷失，逃避现实、怯于接受挑战……
陈冠中曾经在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总结：“香港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不如买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但香港经历了十年的徘徊，“发容易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已经2014年了，香港人应当重新回到原点。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这里的人曾经援助过经历天灾人祸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义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忆而不能自拔。
《麦兜故事之菠萝油王子》有一句经典台词：“爸爸活在过去，妈妈活在将来。只有我，留在现在。”这反映了当代港人的迷惘：过去的不可追，将来的怎能如愿，能把握的就是当下——追寻“现在”吧。
（来源：广州大学团委，原标题为《香港为什么失去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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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五分鐘的香港史
【新世紀】我們不能想像，當年立憲派在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想把權力從皇帝手上下放至一套更加民主也更加有限的框架內時，慈禧太后會這樣子質問他們：「為什麼過去兩千多年來都沒有人要向皇帝爭權立憲，今天你們卻跑過來跟我這個老人立憲呢？」
我之所以想到這個荒謬的情景，是因為最近在網上，又看到有不少人提到了一個每逢香港發生爭執爭論的時候，就一定會被拿出來說的老問題：「為什麼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面，香港人不跟英國政府爭民主，如今回歸了，卻反而才吵著要民主呢？」
一種政治意識的醒覺，一種政治觀念的普及，總有它的背景與時機。抽空掉所有這些背景和時代的因素，單純地質疑今日港人的民主訴求為什麼沒有在過去出現，大概就像我開頭設想的那個情況一樣，實質意義不大。因為要是按照這個邏輯，恐怕全世界的國王都要覺得自己很冤，怪自己生的不是時候，怎麼爺爺當年就沒遇過這種事？再退一步說，就算那些國王和獨夫可以恨自己命苦，但怨嘆歸怨嘆，這種話終歸不是一個拒絕民眾訴求的理由。
許多人反覆提起這個奇怪的問題，除了不熟悉香港的歷史，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心態。他們猜疑港人是否有種甘為英奴的情結，所以過去不向殖民主申訴什麼民主權利；等到回歸，這才回頭向祖國要這要那。換句話說，這是只敢「欺負」自己人的心態。
那麼，香港人是否真的那麼諂媚英國呢？這就得分兩頭來說了。首先，面對殖民者，你最應該要的恐怕不是什麼個人的權利，而是直接反殖。事實上，香港歷史上便曾有過兩次聲勢浩大的反殖運動。
發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或許太過久遠，姑且不論（儘管這場為時16個月的罷工至今仍是世界紀錄），但「香港暴動」就很值得注意了。當時參與者及支持者稱它為「反英抗暴」，於1967年5月6日發動，同年10月結束，是一場由香港的左派響應內地「文革」，展開對抗港英政府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試圖讓中國提前收回香港，或者至少癱瘓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一時間頗成氣候。
其間，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強烈批評左派的行徑，數日後，他與堂弟遭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香港暴動」場面慘烈與言論自由受影響的標誌性事件。「香港暴動」可算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促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可大家知道這場騷動是怎麼平息的嗎？一方面那固然是港英強力鎮壓；另一方面卻是中央下令叫停。為什麼有人起來反殖，想要早點回歸祖國，祖國反而想要冷卻這股愛國熱情呢？原來是為了貫徹中央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
港人「歸家」的渴盼也許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這樣強烈，畢竟構成香港多數的人口，有的是1949年後就南下的，更多的是之後陸續逃港的難民。此所以「九七問題」一擺上政治日程，香港便出現了「信心危機」，以至於出現又一輪移民潮。
表面上看，香港民眾的訴求，只是部分人為了應對回歸的計劃。可是，它同時又是對港英當局的衝擊。要知道，那正好是在韓國及台灣民主化的大環境下，身為「東亞四小龍」的香港，其中產階級也正好在這個時候有了更清醒更強烈的民主意識。這是過去的港英所沒見識過的新情況。時常抱怨「港人過去不向英國爭民主」的論者，恐怕都不曉得，如今香港的骨幹人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曾經利用各種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張，那時他們要的不單是回歸之後的民主普選，還包括英國治下的政治參與空間，使得當時的港府十分頭疼。
最有意義的是，現在被人稱作「民主回歸派」的，一方面要求民主，另一方面則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場，歡迎回歸，期待擺脫殖民統治。他們的態度，大可以一言總結：「香港回歸，不必再受殖民者統治，我們中國人終於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翁了；這時候，民主豈非天經地義，勢所必至？」於是民主權利的實現與民族回歸就是個一而二、二而一的理念了。
現在回頭再看「香港人為什麼當年不向英國爭民主，現在才反過來欺負祖國」這句老生常談，言者可能根本沒意識到它對「民主回歸」這個理念以及對自己的傷害，因為它不知不覺地把中國和英國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自己人當家的祖國難道能和殖民者相提並論？終於不必受外人統治，要做自己的主人翁，難道也是欺負自己人？
（据2014年9月19日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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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公民抗命行动会否不合法治？参与者为何自担罪责？
「佔領中環」行動的終極目標是甚麼？
我必須很清楚說明此建議並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去搞港獨。我亦沒有意願用此行動去促使梁振英下台。這更不可說是革命，因「佔領中環」行動不是要去推翻現有的制度。「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是單一的，沒有其他相連的目標。這目標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決定中作出了讓香港特區的行政 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承諾。「普選」的理解應是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理解，而不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普選」。這包括了所有合資 選民享有相同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參選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佔領中環」行動涉及不合法的行為，那會否不符法治？
公民抗命的行動能產生改變現有不公義法律與制度的作用，主要是要令其他人看到行動背後的公義目標。若要有此效果，由一些不是基於個人直接利益的人，以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去挑戰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然後他們因此而被拘、被檢控甚至被懲處，那才能產生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去改變大多數人的看法，令他們不再對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漠不關心或沉默，而變為認同其公義目標，甚至會主動地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其他的不合作方法去迫使政府改變現行不公義的法律和制度。這違法行為是要為了令法律更加公義，所以不與法治違背，更是要去實現更高階的法治，是符合公義的法治。
「佔領中環」行動涉及非暴力的行為，為何要以非暴力而不採用武力的行動去推動真普選？
由於政府擁有強大的有組織武裝力量，是抗爭者所難以比擬的，採用武力的抗爭行動，其實是以己最弱的一環去與政府最強的一面對衡，勝算是極低的。而且在行動中採用武力，亦會很容易產生一些負面後果，如令一些無辜的人受傷害，就會削弱行動的道德感召力。
公民抗命真正有力的地方不只在於增加行動對政府管治的社會成本，雖然這是重要，而是參與公民抗命的人因公義目的而受懲處所產生的社會震撼和道德感召力。因此，「佔領中環」行動的重點力量不在於癱瘓中環，而在於這行動製造出很大的社會成本，令政府不得不去拘捕、檢控和懲處參與者，從而令所需要的政治感召力產生出來，帶動整個社會反思民主普選對香港未來公平、公義及有效率的管治的重要性。當其他人也被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人的行為所觸動，那行動就會有更大機會成功，爭取得到在香港落實真普選的制度。
為何參與者要自願承擔罪責？
按公民抗命的理念，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整個法律制度，而只是要去改變它令它變為公義，故公民抗命者大體還是尊重這法律制度的，故為了表明這點，他們是願意為觸犯法律而承擔罪責。公民抗命者也透過自願承擔罪責，讓其他人看到這群不是基於自利而是出於公義的人，竟會因此而被法律所懲處，以暴露他們所挑戰的法律是何等的不公義，促使其他人也都會支持把這些不公義的法律改變。
是否所有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人都要簽訂誓約書？為甚麼要有誓約書？誓約書會包括甚麼內容？
所有參與者都是要簽訂誓約書的，這是為了要把各人對爭取真普選的決心，透過誓約書表明清楚，對自己，對其他參與者，對我們的下一代，和對香港社會及北京政府宣告我們的決心。我們所作的誓約雖不具法律效力，卻是我們對己對人的一個確切的交代，因此各人必須在深思熟慮後才簽訂誓約以明志。我相信誓約能把各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團結起來，產生超乎比例甚至超乎想像的政治能量。
有人質疑這樣要求所有人要事先公開自己的身分，會有利於政府掌握所有反對者的資料，便於打壓和分化。但我對香港的法治還是有信心的，在現有法律的保護下，出現這情的機會應不會太大，只要個人資料如身分證號碼妥為保存，就可避免個人資料外泄的危險。
誓約內容不會包括具體的真普選方案，而是同意採用：一、國際標準來確認真普選方案；二、民主商議及公民授權的程序去議決真普選的具體方案；三、進行佔領中環這絕對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去爭取北京政府接受真普選方案。誓約可容許簽訂者選取參與的程度。
為何要有公開的宣誓儀式並由退休法官去監誓？
這是為了加強誓約的莊嚴性，透過簡單但嚴肅的儀式把各人的決心清楚地向所有人宣明。儀式對人心也會產生強化、深化及轉化的作用，令參與此行動的人更堅定地相信及恪守自己的信念。
哪些人可參與「佔領中環」行動？年輕人、中年人和意見領袖的角色是甚麼？
所有港人都可參與，只是若參與者是未成年，他們不應進行公民抗命的堵路行為，因那會涉及罪責，但他們還是可參與成為支援者，而他們的參與對整個行動亦非常重要，不然公民抗命堵路的人將難以持續其行動。不過我更希望四十歲以上的港人參與，那可說是上一代為下一代能在一個更公平和公義的社會制度下生活所作的承擔。我也希望有更多意見領袖參與，以刺激更多港人反思行動背後的理念及最終選擇也參與此行動。
當到了具體進行佔領中環的行動時，未有簽訂誓約的人是否可以臨場參與？
我是希望大部分人都會事前冷靜及理性地先計算清楚代價才決定參與此行動。但若有人要臨場參與，我們也沒有權力及能力阻止，但至少在可能的情下，會對新加入的參與者解說誓約的意義和內容，讓他們可即場宣誓加入。
參與「佔領中環」行動是否一定要進行不合法的堵路行為及之後向警方自首？
參與「佔領中環」行動可採多種方式和程度。
參與者可選擇擔當此行動的支援者，為參與公民抗命堵路的人提供支援如搬運物資，甚至只是在路邊打氣。參與者如選擇參加公民抗命的堵路行為，也可自行決定是否在事後主動向警方自首。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原則，是參與的人要由自己去計算清楚個人願意為香港的民主普選付出多少的代價，並按此決定多大程度參與。
佔領行動是在哪裏進行？
為何是在中環？公民抗命的行動是由公民社會發起，其對手是政府，要達成公義的目標，並不能攻向對手最強之處，而是攻向對手的弱點。公民抗命的行動要能成功，其中一方面就是要令對手若不讓步就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若能找到對手的弱點，並以行動去針對這弱點，那就能令對手所要付出的代價增加，從而增加成功的機會。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是香港的命脈，而中環就是香港這金融中心的中心。選擇發動行動的地點是中環，也就是要攻向香港的最脆弱的地方，令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如不落實真普選的承諾，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外的考慮是中環並非住宅區，故在中環發動，那對一般人的生活的影響減至最小。而行動集中在中環而不是在香港不同地方發動，是希望能集中人力，令政府要驅散的難度增加，除非採用更大的武力。
具體的行動是甚麼？為何是「佔領」？
佔領是指參與者走到中環地區的交通要道阻塞交通。以此為具體的行動同樣是因為要攻向對手的弱點，透過佔領行動去癱瘓香港的金融中心，令其運作受阻。其他的違法行為（如燒區旗）產生的政治壓力可能不夠大，因而產生不出足夠的政治能量。
公民抗命行動得以成功另一原因是行動要讓社會的其他人看到及支持行動背後的公義目標。因此，具體行動應盡量減少對一般人的影響，避免行動的道德感召力被削弱。為了令行動對民生的影響減至最小，佔領行動並不是要完全把當區的車輛交通切斷，而只是令一部分地區不能有車輛進入，而在當區的居民若有急事（如病人要到醫院），仍可繞道離開。在發動前先知會所有人不要駕車前往該區也是要達此目的。
要有多少人參與「佔領中環」行動？是否一定要有一萬人？
說要有一萬人參與「佔領中環」行動，那只是一個約數，是下限而非上限，其實是愈多愈好。要有起碼一萬人是因那才能向社會證明有相當數量的港人是願意為香港的民主付出代價，不惜公民抗命並之後願意向警方自首。
要有起碼一萬人也是要令警方不能那麼容易把參與者趕離現場。警方將難像在過去的示威般，由警員把示威者逐個搬走，因警力將不足這樣做。警方因而可能要採用更大程度的武力才能把參與者驅散，那會增加政府的政治代價及會觸發更多港人同情這行動背後爭取真普選的理念。
為何要把「和平佔中」的計劃在事前就已公開出來？
有人認為「和平佔中」是一項抗爭手段，要產生效力，策略應是使對手難以捉摸運動的每一步以攻其不備，現把計劃的所有內容都公開，會讓對手可從容部署應對方法。「和平佔中」採陽光政策有消極和積極的原因。消極去看，因香港社會內嚴重缺乏互信，即使都是認同「和平佔中」的人，但大家還未有足夠互信。若由一群領軍人秘密策劃全盤計劃，但這種密室商討差不多肯定會被泄漏出來，到時各派必會互相指摘是泄密者，運動在未實行前已被分化分裂。因此，這運動是沒有本錢不把一切置於陽光之下的。再者，因「和平佔中」是一個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若要讓所有參與者都參與運動的重要決策，那也不可能把計劃的內容保密。
積極地看，事先張揚讓運動更易累積起支持的社會力量，更因一切都是置於陽光之下，運動的社會認受性必會提升。事先公開了計劃內容，雖讓對手事先知道一切的部置以策劃反擊，但只要有足夠的參與者有極大的決心去爭取真普選，只要有好的計劃，要回應對手的行動應不會太難。
「和平佔中」為何在進行佔領中環的行動前要先舉行民主商討的程序？
「和平佔中」所要爭取的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選舉辦法，但能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辦法卻可能不止一個，那麼最終會選擇哪一個，就必須有一個機制。既然「和平佔中」是爭取民主普選，理所當然地，決定的機制也應是符合民主精神，不應由一些人或一些組織去決定，而應是由所有「和平佔中」的參與者去共同決定。但要使這民主議決程序有更高的民主元素，「和平佔中」的參與者應有充分資料、了解不同方案的正反觀點，及聆聽其他人（尤其是持不同意見的人）的立場論據後才作出決定。商討的程序就是要達到此目的。
「和平佔中」會有多少次商討程序？各商討程序的功能是甚麼？
按計劃會有三次商討的程序。第一次是由所有在此階段已認同「和平佔中」的人參與。他們可提出推動「和平佔中」所會面對的各種問題，並選出哪些是需要優先處理的。
這是要使整項運動的議程，除了基本信念外，都會由參與者共同制訂，讓「和平佔中」由大家共同擁有。估計會有幾百人參與。第二次商討程序應會在第一次後的一至兩個月後舉行。這是要為第一次商討確認了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商討解決方案。相信參與第二次商討的人可能會有數千人。
有了兩次商討程序的經驗，就能更好地準備要進行那更大規模的第三次商討，以決定具體的方案。在公開收集數個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後，參與者會在第三次的商討程序共同商討各方案的正反意見，並經公平的程序議決最終大家共同選擇的方案。
第三次商討可能會有一萬人或以上參與。
經商討程序決議的方案，為何還要經過進一步的公民授權程序？這會以甚麼形式進行？
參與商討程序的人都還只是社會中的少數，因此必須讓廣大市民也能參與，取得更強的公民授權，這方案才能取得足夠的公信力。這方案會透過電子投票的平台，讓所有公民可投票表示是否支持這方案。
為何「和平佔中」沒有要求普選特首選舉辦法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是繼續有效，而《公約》第二十五條規定選舉應是「普及和平等」，以保證選民的「意志的自由表達」。因此，上述的國際標準其實也是《基本法》的一部分。按一貫解釋《基本法》的方法，國際標準可用以協助理解《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及「民主程序」不明確的條文意思，以確定《基本法》對普選特首的憲制要求是甚麼和設計出具體的方案。
「和平佔中」是否要求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必須在普選特首的選舉中勝出？
這是一種誤解，「和平佔中」只是要求普選特首的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公平程序，最終是由哪一派的候選人當選，並非此運動的關注點。最後在符合國際標準下進行的普選特首選舉，在沒有不合理限制下能成功參選的多位候選人，會是由當中哪人當選，應是由香港選民行使其投票權自行決定。
「和平佔中」雖聲稱是非暴力的運動，但當大量人群聚集在中環要道時，如何才能確保此運動維持非暴力？
要確保「和平佔中」的非暴力精神，就要先搞清可能產生暴力的源頭。暴力源頭可能是來自「和平佔中」的參與者。在「和平佔中」的參與者中，可能包括一 些來自根本不認同「和平佔中」所有信念的組織的人，而他們滲透進來就是要在現場使用暴力來破壞這場運動的純潔性。使用暴力的參與者也有可能是來自一些支持 民主普選的團體，但對非暴力的信念有保留，而當到了現場，因應形勢變化而決定要改用暴力為爭取手段。
針對這種來自內部的暴力，回應的策略是「切割」。「和平佔中」在採取正式進駐中環要道的行動前，會向香港市民不斷重複此運動的性質是絕對非暴力，而 任何人即使他們本身是這運動的參與者，一旦採用暴力，他們的行動已與「和平佔中」無關。在參與者簽訂參與「和平佔中」的誓約中，也會包括一條自動脫離條 款，承諾若他在行動中一旦使用暴力，接受自己已自動脫離了「和平佔中」。當然公眾是否明白或接受是一回事，但起碼我們已作了清晰的表態。
來自參與者本身的暴力，還可能是有些參與者雖並非蓄意要使用暴力，但在到了現場時，或是因現場氣氛，或被其他人挑釁，令他們出現要使用暴力的衝動。 要防止這情出現，一種方法是在正式進駐中環前，會舉行非暴力的工作坊，讓參與者學習如何保持平靜、維持非暴力及有效保護自己的方法。另一方法是希望所有 參與者都對其他參與者維持非暴力負上責任，當見到有參與者有可能使用暴力時，可協助他們平復情緒，維持純潔的非暴力精神。還有一種情是暴力是外來的。若 有外來團體向「和平佔中」參與者施加暴力，參與者秉承非暴力的精神，可採用適當的方法保護自己，但必不會主動去傷害其他人以防止別人將會施加己身的暴力。
「和平佔中」會如何組織參與者？為何不是由公民社會內各團體組成一個大聯盟來帶領這運動？
「和平佔中」是一個由公民直接參與的社會運動。由於參與者要為自己公民抗命的行為承擔責任，沒有組織可以代表他去作出任何承諾，故必須是由公民以個人身分參與。即使參與者屬某團體如政黨的成員，但他也只會是以個人而非團體代表的身分參與「和平佔中」。基於此，這運動也毋須嚴密的組織，也不會採用團體大聯盟的方式來帶領這運動，而是由願意協助工作的參與者以個人身分去幫助統籌及進行「和平佔中」的各項工作。
為何參與者要自願承擔罪責？
按公民抗命的理念，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整個法律制度，而只是要去改變它令它變為公義，故公民抗命者大體還是尊重這法律制度的，故為了表明這點，他們是願意為觸犯法律而承擔罪責。公民抗命者也透過自願承擔罪責，讓其他人看到這群不是基於自利而是出於公義的人，竟會因此而被法律所懲處，以暴露他們所挑戰的法律是何等的不公義，促使其他人也都會支持把這些不公義的法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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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在发生什么？
原编者按：关于香港正在发生的政改运动，港人的诉求是什么？这些诉求是否合理？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是否合法？这些问题在下文都有所回答。
香港问题答客问
作者：梁启智
问题一：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
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问题二：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
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殻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问题三：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
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严重拉阔，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
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问题四：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外国的一套啊。
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例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甚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
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目问题六）。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放前还要差。
问题五：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1200人变成350万，这不是也算是走前一步吗？
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不同政见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的门坎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而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错」。
问题六：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
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
有破坏冇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
问题七：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
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例明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到1993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
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
问题八：但是国家安全问题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
答：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咨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首候选人。除非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一个国际关系基准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借口。
问题九：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
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问题十：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还要诸多要求？
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
问题十一：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力手段吧？
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
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咨询，市民提供了124,700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响应。
问题十二：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
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个广场按照城市规划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但没有改变广场本身作为公共空间的规划用途，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会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
问题十三：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学生！
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和所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
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问题十四：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
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1200人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
问题十五：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内地人的表现吧！
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认同区分开，有时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49年起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故此对中国一方面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移民外国，91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4.7亿元赈灾。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得到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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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六：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
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问题十七：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
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
(据Co-China论坛官方微信。图片来自破折号Dash 的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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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与自杀：变革中的中国劳务市场
［本文原载于 CNN，题目是 Protests, suicide: China's labor unrest leads to reform，作者阮行恩；中文版由中工通翻译］
7月17日自杀那天，深圳哥士比鞋业的女工周建容比平时更早来到工厂。
没有人知道在其他工友来到厂里前，她究竟在想什么，但根据央视之后的报道，在跳楼之前她独自在厂里走了20分钟。
这位49岁的女工被发现于凌晨六点前自杀身亡，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她在深圳哥士比鞋厂12年工作生涯的结束。
在深圳哥士比鞋厂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中，100多名工人因参与罢工而遭解雇。在周建容自杀的前一天，她刚刚收到了厂方的解雇通知。
周建容自杀的悲剧，让中国劳工维权行动蒙上阴影。根据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不完全统计，从2011年6月到2013年底，中国共发生了1000多起罢工，其中40%发生在工厂。
行动中的工会
在中国，工会常被网友调侃为“老板工会”。每个工厂的工会都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一个层级分明的庞大组织。
“全总系统的工会首先要和党保持一致，其次是配合当地政府。它从来不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工人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 Geoffrey Crothall 说。
在深圳哥士比鞋业的劳资纠纷中，厂方工会从一开始就介入到罢工中，促使管理层与工人进行谈判。
出乎意料的是，工人们选举了厂方工会的副主席骆祥训作为代表。因为他的缘故，上级工会在最开始的时候认可了工人们的行动。
“过去工会领导的选举一直由厂方控制，工人们可以投票但不能提名候选人。工人们经常连有选举这回事都不知道。”劳工问题学者王江松说，“在这起案件中情况却不同。”
虽然势头良好，但也伴随着种种不确定。6月24日，当骆祥训在组织工人时，上级工会突然宣布这次选举非法，之后他被行政拘留了7天。在他获释之后，他继续领导工人并要求恢复其职务。
“这种官方工会中的工人代表领导工人维权的行动，是工会正在朝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标志，” Crothall 说，根据他的观察，这种现象虽然不普遍，但也并不特殊。
今年3月，湖南常德沃尔玛工会主席黄兴国也在关店时为工人争取合理赔偿。5月，日资广州胜美达电子厂在一些波折后，也成功选举了工会。
改变中的政策
现阶段这些可能只是孤立的个案，但政策层面也在进行着改变。
2012年，深圳市总工会宣布要推动企业工会直选，并从163家大型企业开始推行。
7月2日，广东省总工会称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所有企业工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劳工问题学着王江松认为，这些举措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全总系统内也有好的官员，改变将首先由他们发起，”王江松说。“但最重要的是，这也是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改变。”
王江松称，大多数工人对官方工会极不信任。当问题出现时，工人们常常不会想到找工会，而是通过老乡或是社交媒体进行组织。
政府也意识到旧有的方法不再奏效，并且下定决心要改变全总的形象，故而开放企业工会的民主选举。
商业利益
周建容自杀后，劳工维权人士将7月17日定为“中国劳工受难日”。然而，她的自杀并没有让其他工人感到丧气，从而放弃维权。
这些改变让商人们开始担心。最近，香港六大商会致信致信特区政府和内地13部门，强烈反对广东省即将出台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该条例将赋予工人与老板就工资待遇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
其中一个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拒绝了采访，但在一份为《中国日报》撰写的评论中，其副主席 Eddy Li 称《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是“灾难性的”。
他指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近年来不断疲软，环保政策增加了生产成本，而对劳工方面的种种要求给雇主造成了沉重负担。
低端制造业的衰败
然而，国家统计局7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8649.8亿元，同比增长11.4%。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成员 David Dollar 解释，工业产值的增长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在服装业、鞋业等低端制造业中鲜有产值增长。许多低端制造业工厂都离开了中国，转而在越南、孟加拉国等地设厂。
根据渣打银行对珠三角工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迁厂到国外相比，更多老板愿意将厂搬往内陆城市。有13%的老板称，为节省开支将会考虑离开中国，其中大部分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厂商。
拉动内需
政府或许不会将之视为一种负面的改变——中国不再希望在世界市场中仅以廉价劳工力著称，总理李克强倡导中国需要建立消费主导的经济。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节点，她需要更多依赖内需。” Dollar 说，他相信对此时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拉动内需。也正因为此，工资必须增长。“我认为这些改变是积极的，中国人的工资在近年显著增长。”
谁需要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劳动力市场的增长放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大学读书，而不是去工厂打工。
十多年前，成百上千的工人会站在工厂外等一份工作，但现在许多工厂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在这种劳务短缺的状况下，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薪酬待遇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中国有2.6亿农民工，这些改变可能需要时间。
“很明显，周女士并不明白她的权利”哥士比鞋业工人的法律顾问何远程说，“如果她清楚自己的选择，并明白即将到来的行动，她不会选择跳楼。”
何远程推测，周建容可能是由于工厂不顾她在这里工作了12年而将她解雇而感到绝望。他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何周建容在跳楼前还在厂里走了20分钟。
对于哥士比工人们接下来的抗争，何远程表示乐观。“即使我们在这次仲裁中败诉，工人们的行动也为体制的改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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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沈颢太太”
9月26日下午4时，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的妻子江华，在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站立逾1小时，呼吁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沈颢得到警方公正对待。
她介绍，沈颢一直认为，他应该对21世纪报系所有员工负责；他希望21世纪报系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整个过程，江华态度平和，尽力用微笑面对人群，安抚21世纪报系员工，并感谢员工对沈颢和她的鼓励。
网易新媒体：沈颢被警方带走前，有跟你交代什么吗？
江华：没有，我一直相信他是清白的，他也相信自己。昨天他出门的时候，还说要让所有人看到，他是振作的，21世纪报系是振作的。
（沈颢被带走）很突然，现在什么也打听不到。我希望南方报社领导更积极地帮助21世纪被带走的员工及其家属。那么多人（注：约20人）被带走，他们是怎么过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希望21世纪报系的员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网易新媒体：现在有什么担心吗？
江华：我没什么担心的。只能说，我相信他，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他的为人。沈颢相信清者自清，这是他一直坚持的。作为21世纪报系领导，这么大一个集团，或许他有管理过失，但是我绝对相信他的人品；也绝对相信他内心一直坚持的新闻理想。
网易新媒体：有人质疑沈颢既然被警方带走，或多或少存在经济问题，你怎么看？
江华：在这个事情（21世纪网涉新闻敲诈案发）后，我非常非常严肃地问沈颢，我们家有没经济问题。沈颢非常清晰地跟我说，我们家所有收入都是合法收入，没有任何的经济问题。
网易新媒体：沈颢前段在内部公开信中称，“相信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力量。”你怎么看？
江华：我相信所有人依然是相信的。但是现在他们做的，让人无语。带走沈颢，我未得到警方任何通知，也未从南方报社得到任何通知。抓人时，警方也没有出示拘捕令。此前21世纪10余名涉案员工，从9月3号到现在，只有一人得到律师会见。
网易新媒体：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江华：先请律师，可能也没什么用。我们希望国内有勇气的律师，能够帮助我们。
网易新媒体：看你微博，说沈颢前段有一晚回家哭了？
江华：这么多年，沈颢从来没有哭过。9月10号、11号左右，他回来也是很晚，半夜。他很安静的跟我说，他哭了。对被抓的同事，他真是非常非常痛心。那些天他不断被公安盘问，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公安坐到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盘问。
网易新媒体：最近沈颢有跟你聊过报社发生的事吗？
江华：沈颢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在外面无论承受多大的压力，回到家里也不会说的。这段时间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因为怕我担心。有时候我也不敢问他，因为他会更担心。这段时间，他每天都是半夜回家，还要安抚被抓员工的家属，他一直在撑着。他觉得应该对21世纪报系所有员工负责任，他希望21世纪报系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据2014年9月26日网易真话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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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民主如何才不是装饰品？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后半句，也许有点绝对，不过，观诸今世，哪怕逆民主潮流而动的权力者，一般都不会公然宣布自己独裁，而惯用民主的化妆品涂脂抹粉，装点门面，以掩藏独断专行的实质。那些独裁者往往声称自己发动的改革是民主改革，推行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甚至认为自家的民主比邻居的民主更加货真价实。譬如卡扎菲说，他设计的人民大会委员会比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更具公平性，并称后者是“简单多数的独裁”。他还津津乐道，“我的人民都爱我，他们都愿意为我而死”，不知这是自欺，还是欺人，到头来，不但没有人民为他而死，而且在他死后，其肉身与精神反而一同迎来了民主的审判。
这帮人所使用的民主化妆术，有一共同特点，即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上地方性的前缀，如利比亚式民主、拉美式民主等，同时指出，民主不是美国之流的专利，“美式民主”云云不是唯一的答案。诚然，每一国的民主，都有其特色，以区别于他国，但是，无论国情何其独一无二，民主就是民主，而非其他。打个比方，不管青椒肉丝，还是鱼香肉丝，抑或京酱肉丝，材料都得是肉丝，你不能拿切成丝的茄子来冒充。然而，如你所见，前利比亚式民主的本质是专制，在一些拉美国家，所谓民主，则是民粹其表，暴政其里，它们所用的材料，皆非民主的肉丝。话说回来，假如真是民主，何必浓妆艳抹呢；反之，再高明的妆容，都无法将专制化成民主，正如无法将南瓜炒出冬瓜的味道。
写到这里，恐怕还得解释一下，何谓民主。我以前说民粹是政治学上最模糊的概念，民主的定义，何尝不是充满争议？古人有古人的定义，今人有今人的定义，乔万尼·萨托利有乔万尼·萨托利的定义，罗伯特·达尔有罗伯特·达尔的定义，孙中山有孙中山的定义，扬州老人有扬州老人的定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扬州老人是什么来头呢？这是一则轶闻，无法考证其真实性，且当段子来听。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一位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传达室不予通报，老人坚持不走，孙中山听闻此事，立即接见，握手相迎，老人却三跪九叩，行起君臣之礼。孙中山赶忙将其扶起，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答：“
总统离职以后，就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孙中山亲自将他送出总统府。事后老人感慨：“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事实上，扬州老人所见到的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民主作风，或者说德行，而非制度、程序。这样的民主，与民主的真义，相距岂止百里；这样的民主观，倘流行起来，民主不是被滥用，就是被盗用，沦为装饰品，正是悲剧的归宿之一种。
罗伯特·达尔总结了民主的五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评判民主之真伪，这五项，缺一不可。相形之下，还有一种更为简化、宽松的定性，即民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所谓政治参与，指公民的选举权，要有数量保障（一个国家的成年人，得有半数或更大比例拥有选举权），要能质量保障（选票不能是一张废纸）；所谓政治竞争，指一个领导席位，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党派参加竞选。如果没有政治参与，无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都不过是宫廷剧；如果没有政治竞争，无论政治参与如何热切，都不过是木偶戏。
以这两个条件为标尺，大抵可以权衡，一国的民主到底是不是装饰品。以吾国的民主为例。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政治竞争有了，政治参与却不足，显然名实不符。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如在1948年春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政治参与有了，政治竞争却不足：只有居正与蒋介石竞选总统，二人同属一党，而且在竞选中途，居正遭到恐吓，被斥不自量力，遂在报纸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竞选，后经挽留而未能如愿，由此恰可见“竞争”的实质。
反而是今日中国的农村选举，在我看来，具备了民主的雏形。虽然贿选风行，破坏了选举的公正，不过从形式上讲，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都有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拥有选举权的村民，至少半数去投票，选举才能生效，这满足了政治参与；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一个职位，一般是二到三人竞选），这满足了政治竞争。尽管农民的民主观，大多如百年以前的扬州老人，但是最起码，他们见到了民主，甚至摸到了民主，还把民主装进了口袋，吃进了嘴巴，对他们而言，民主纵然不能物尽其用，却也不再是一种闲置的摆设。
民主如何才不是装饰品呢？其实答案正隐藏在对民主的定性之中。我们担心民主滞留于华美的纸面，沦为精致的空谈，故而呼吁一种“可操作的民主”，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参与，如有投票的机会，绝不放过，哪怕以反讽的姿态，在“投好庄严一票”的宣传之下，把那一票投给一位叫“好庄严”的公民。我们担心参与只是徒劳，选票进入暗箱，结果提前内定，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竞争，如有参选的机会，必当量力而行，哪怕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至少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强化了民主的力量，完善了民主的程序；或者戳穿了民主的画皮，以此证明，民主的的确确是一种装饰品。
一个国家的民主，到底是挂在墙上的塑料花，还是长在地里的鲜花，正取决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是被限制，还是被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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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香港社運最前沿的少年
黃之峰(Joshua Wong)看上去就是一名尋常的香港大學生。這個年輕人穿著黑色T恤和牛仔褲，在九龍某咖啡館里一邊呷著卡布其諾，一邊為他的三星(Samsung)手機快沒電了而擔憂。
這位17歲的大學新生太需要讓他的手機保持暢通了。隨著活動人士因引發爭議的香港政改方案向北京發起挑戰，他已成為同代人當中大聲疾呼民主改革的主要領袖之一。
2011年，14歲的黃之峰參與召集了名為“學民思潮”(Scholarism)的學生運動團體。自那以來，他出版了一本書《我不是英雄》，他還在主持一個電台節目，撰寫一個專欄，並接受採訪——這些活動占用了他的大量時間，當然也經常耗光他的手機電量。
盡管批評者一致認為，中國政府不會改變立場、轉而讓批評北京的人士參與競選香港特首，但黃之峰說，這塊英國前殖民地的學生們應當繼續為獲得更大權利而抗爭。
“政治改革是一切問題的核心問題，”黃之峰說，“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最終爭取到真正普選的權利……但不管在哪個世紀，學生都應該站在最前沿。”
周一，香港多所學校的學生發起了為期一周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以吸引人們對民主抗爭的更多關註。上個月，中國政府同意在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的選舉中引入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但方案中所載的條件，基本上使親民主的活動人士不可能參選。
黃之峰不指望北京方面會改變主意、允許普通民眾挑選特首候選人。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讓香港公民享有普選權利”。但他呼籲青少年們繼續爭取民主權利。
“我們只管為目標而抗爭，不用去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黃之峰說，“如果……你不得不考慮實現目標的可能性，你就不會參與到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中來。”
對抗中國政府以及親北京的香港政府是一場徒勞無功的抗爭，但黃之峰曾經在一次備受矚目的抗議中獲勝過。那次抗議讓這位年輕人一夜成名。
2012年，他在一場反對香港政府引入“國民教育”的民眾抗議中成為了代表人物。批評人士表示，這些愛國教材是為了在有關中共的問題上對香港民眾進行洗腦。抗議活動迫使香港特首梁振英做出了讓步。
黃之峰信心滿滿地說，“領導公民不服從運動對一名15歲的學生來說並非尋常事。”他接著說道，他剛剛見了一個想加入學民思潮團體的12歲孩子。
“只有在香港……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在美國或英國，沒人會想到12歲的孩子打算加入抗議活動。”
2012年那場運動召集了逾10萬人走上香港街頭舉行示威，並發起了占領政府機構總部的行動，期間還進行了絕食抗議。在對峙達到頂點時，黃之峰與梁振英進行了一場受到廣泛關註的辯論。當時，這位深諳媒體之道的學生拒絕與梁振英握手，以免給人造成自己被拉攏的印象。
黃之峰談起梁振英時說，“他就像一部錄音機，始終重復著相同的話。”他補充道，他對於與習近平會面討論這場政治爭鬥不感興趣。
中國媒體怒聲責罵黃之峰，冠之以“跳梁小醜”之類的稱呼。他說自己的偶像是天安門抗議事件中的學生領袖之一王丹。但黃之峰說，如今包括300名中學生和大學生成員的學民思潮，不希望看到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那種暴力結果。
黃之峰說，“如果軍隊來了，我們就都回家……我們不想看見流血。”
盡管他發誓繼續抗爭下去，但他也為自己這個身份所承受的壓力感到有點後悔。他說自己就是一個玩任天堂游戲機、看電視長大的普通孩子。他一邊打著哈欠，一邊說，他每天在學習和政治活動上要花18個小時。被問及如何度過閑暇時間時，他半開玩笑地說：“睡覺，睡覺。”
他說：“只有學生才能承受這樣的負擔。這確實太累了。”然後，他又拿起已充好電的手機，開始安排當天晚些時候的政治會議。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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