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平讲内奸莱特事件真相
Chan CT
听陈平讲内奸莱特事件真相
来源：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记得1951年8月被迫离开学校，转入地下后，辗转多处匿藏，于1952年中又转移到新加坡郊区离军港不远的三巴旺励德学校当地下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此时的我，除了教课，主要是做些组织文件的抄写和油印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获得了进一步接触党的重要文件的机会。《莱特事件真相》的机密文件，就是其中之一。
坦白说，当时读了印象并不很深刻，只懂得了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名叫莱特的大叛徒和大内奸。至于这个大叛徒和大内奸是何许人？如何混入党内？干过多少坏事?对党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他是怎么被发现的？他最后的下场怎样？……这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记。随后入了党,参加革命了数十年,也没把这当一回事,直至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出版后,阅读了相关的章节,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之后，才对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以笔者的认识，在众多有关莱特事件的论著和文件中，陈平总书记在其回忆录对莱特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下场的论述，最有权威性，也最为具体生动，环环相扣，因为陈平同志自年仅十六七岁的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和莱特有了接触，到了战后的和平斗争时期，这种接触就更为直接，更为全面，最后也是陈平同志和杨果同志最先起来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里同莱特展开斗争，同时对莱特充当英帝和日寇的间谍和特务的真面目及其罪行进行调查和揭露的，而当莱特潜逃时，又是陈平同志奉中央之命亲自出国，一路追踪，最终不负使命，为党清除了这一最大隐患和威胁，从而使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为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独立、民主、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莱特事件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共产党内出现内奸和叛徒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但是像莱特这样一个三面国际间谍窃据了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年之久的事例，在国际共运史上确实是不多见。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以马来亚共产党的无数优秀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然不失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笔者根据陈平总书记回忆录英文版有关莱特事件的章节集中起来重新校译出来的版本，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和专家、学者匡正。
最后谨向XQ和LW老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是他们在百忙之中为译文作了认真和仔细的校正。没有他们的帮助，这篇译文要拿出来示人，是不可想象的。
前 言
[导读]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过完25岁生日后好几个月，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有23岁。那年是1947年，我刚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党中央把任命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决定，当作是必须严守的秘密达数月之久。这样做完全必要，因为由我取代他的职位的莱特神秘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党的几乎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黄金，总值超过一百万元叻币（殖民地时期使用的马币）。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踪莱特的下落。我们知道，这个叛逃者已经逃离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跟踪他，我需要一本护照，而要想得到护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纸。过去，我从来不把这样一张纸放在眼里。我通过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张副本。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写着：王文华，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的1922年10月。
这张出生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我的年轻相貌在我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我求学时代如此；入党初期如此；日本占领时期跟英国人打交道时还是如此。当我成为马共总书记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也许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这种对我有所保留的意见，是难于避免的。当时，看了我的出生纸副本，我觉得不把有关我的年纪降到更为年轻的年龄段这件事说出来，对有关各方都好。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和党内亲密战友说了。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无坚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为它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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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我对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促成的这次会面，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是我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而且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来也很友好，可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我在他这次访问期间，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转。我入党已经四年了，我们的领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谁。大家只知道他党内使用的化名叫莱特。以莱特名义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须立即认真对待，绝对服从，严格执行。他作为一个越南族人，领导着一个基本上是华族人参加的运动，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莱特在布兰丹时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张红”的化名介绍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间小木屋的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张红”的右侧。
会谈开始时，戴维斯先出示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接着，逐个确认他自己、布隆姆和陈翻译,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获授全权”同马来亚的所有抗日组织合作。
轮到张红发言时，他声明，他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人民抗日军、党的军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组织——抗日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谈的。对于自己是马共中委的身份却只字不提。不过，他清楚表明，他来参加会谈是获得授权，负责执行会议期间讨论通过的任何决定。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场面。里面，端坐着一位在战前马来亚表面上看来是头号通缉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正在那里与那些若无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强加于我们、监禁甚至驱逐我们的那些人制订合作条款和条件。
谈判一开始，戴维斯就提出一个总体规划，要求我们同意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行动。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将提供训练、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游击队。此外，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还愿意给我们提供持续的财政资金。而且，据戴维斯说，他已就此事提出请求了。张红要求他们每月提供5万至7万元叻币的财政资金。这个估计，看来一点也没有令英方小组感到为难。
当第一次会议在进行时，我就清楚意识到，这次会谈对我党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时候，我们处以极其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
结果，戴维斯在协商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个会议只谈军事方面的事务。他、布鲁姆和陈不代表英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他说，他们在这里仅仅是蒙巴登海军上将统率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代表。张红对这样的身份并不反对，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马共发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张红与英方就应该用re-occupying还是re-occupation（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实际上都是重新占领或占有）给英国终将重返马来亚定位是有分歧的。经过一来一往、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达成妥协：在协议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复）这个词。问题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领”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义；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张红看来，最多不过是表示一种原本就不该拿回的暂时狀况。
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历时两句钟，最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协议，同时决定当晚要起草好这次会议的记录，以便提交给第二天早上的会议研究后正式签署。
翌日，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病中的布鲁姆在昨天傍晚草拟的《关于合作条款》和《关于建议和决定的详细说明》时，我非常仔细聆听。我注意到，协议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谈判者——英方四位和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全都给写上了。戴维斯念完这份文件，便把它递给桌子对面的共产党代表。张红以飞快的速度在上面签名后，立即交还对方。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熟练地签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鲁姆随后。陈翻译成为签署这个协议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为不属于以锡兰为基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小组的一员，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字。
大家互相握手庆贺，暂时缓解了伴随谈判而来的焦虑和紧张气氛。当一切圆满结束时，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份文件必将成为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想，这样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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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会议时，对其结果，内心窃窃自喜。一份正式的协议，终于在原则上把我们对合作的理解给写上了。我们有机会得到武器、弹药、医药、制服和财政援助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一切来装备我们的游击队。
在看到我们这次谈判的全部积极一面时，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这次交易也存在阴险的一面。英国人看透我们，我们也看透他们，谁都不信谁。
三个出席会谈的亚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种共同的情绪的表现。陈春林，实际上就是林谋盛,他是隶属于马来亚组的中国特工的头目，而且，就我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曾负责从国民党情报机关重庆总部召收合适的特工，然后派他们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活动。很明显，这就是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我从参加马共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活动。我无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给英国人。
查普曼不愧为一位高手。他极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张红真实身份的事实掩盖起来。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笼区一个昏暗的二楼办事处举行的会议。会谈的对手就是在“布兰丹化名张红”的莱特。当时，莱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莱特到场的两个政治部特务，早前就已把有关这个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惊人秘密，向查普曼简单介绍。他们说，莱特于1930年代初入党时起，就已经是英国特务。他是一名卧底。(资料显示，战前马共党内的最高职务称为中央书记，英文为secretary general，从1947年陈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起，中文改称为总书记——译者)
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怀疑。说真的，莱特在布兰丹亮相时，他的欺骗伎俩进一步发展到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其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宪兵部收买了，并且积极地为日军情报机关效劳。
然而，尽管莱特已经从双重特务摇身一变为三重特务，他在党内依然大肆吹嘘自己同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圈子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来，他所进行的这种欺骗，使他在党内备受景仰。同志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同志们也保护他不受日本人伤害。布兰丹之后的四年，他依旧独善其身，没受到同志们的批判。在这整个时期，他继续毫不手软地利用党谋取个人私利。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
从 地 下 活 动 分 子 到 抗 日 游 击 战 士
【导读】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
当我于1940年的第一个月加入成为候补党员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不到10周岁。党的正式组织可以追溯至1930年4月最后的那几天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市镇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是位名叫阮爱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越南人，随后他就是以越盟领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次大会是根据早些时候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召开的。
数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越南时，我有机会曾和胡主席本人谈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起曾尝试确定马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胡已经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过回忆起他从大会出来时，看到街上红旗随风招展。很明显，这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旗帜在马来亚上空飘扬。在当时，当局把展示五一旗帜看作是非法行动。工人们不顾法律，在庆祝活动期间，照常这样做，悬挂横幅和红旗。节日一过，马上就把它们收起来。我们马共内部根据胡主席这段回忆推算，后来把马共建党的日期定为1930年4月30日。
马共初期的活动，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新加坡，因为岛上的工会组织比起马来亚半岛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组织都更为集中。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对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应，而且明显地根据非常准确的情报资料，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对马共采取了经常性而又是毁灭性的打击行动。警察部队各部门面对共产党的挑战，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组，重新设定自己的目标。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法律行动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当我于1940年在怡保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时，莱特当党的领袖刚刚两年。他在党内的正式头衔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历史学者都曾写到这个神秘人物，此人令党内我们这些同志感到费解，就像令战前的英国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那样感到费解。他诡谲地选用“Wright”作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这个“r”字音开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读法，不久就误为Lai Te。后来，不同人写或说英文时，又把它称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这一来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还有其它化名：如“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
莱特并不是像某些著名历史学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人。他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他来到新加坡的确切时间尚未查明，不过，根据1947年我所领导的一个马共特别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是于1932年底。有人说，他年轻时到过俄国学习，之后又回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上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然后又和胡志明一起于19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贡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猜想。
莱特来新加坡前，是西贡的一名中级共产党干部。虽说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能说带有浓重的越南口音的广东话和国语。在调查期间，越南共产党人告诉我们，莱特曾被法国人逮捕过，之后就不见了。我相信法国情报机关一定认为他已不再有用处，就和英国人勾结起来，把莱特派来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当码头工人，并卷入了工会的事务。之后，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马共新加坡市委会的五名成员在一次警察扫荡行动中全都被捕了。这次突袭方便莱特获得在党组织内快速晋升的途径。他抓紧这个机会。不久他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在尚存的领导机构中伺机往上爬。
其时在马共组织内起作用的市委会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市委会，另一个为槟城市委会。全马其它各州的党组织，都是在各州‘地委会’领导下活动的。地理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拥有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就彭亨来说，分东彭和西彭；柔佛则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1931至1935年间，单单在新加坡，警察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的突袭搜捕行动，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大部分人，随后都被遣返至中国。不过，这一切镇压行动，都没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所遭到的打击，那么引人注目或那么具破坏性。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物坐牢或被驱逐，让这位从越南来的移民迅速就升上取而代之的新市委会的一名成员。随后，在几个月时间内，他又被委任加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1938年，他终于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我在抗敌后援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我努力的主要地点是在怡保—和丰地区。
我按照这种方式活动不到四五个月，在新加坡的中央委员会就突如其来地停止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指示解释说，由于“形势改变”，后援会的活动需要结束。
然而，并非全都前功尽弃。我的工作表现引起党的高级负责人对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霹雳地委领导下的马共怡保区委会的四名委员之一。我仍旧负责学运工作，不过，我负责的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扩大到包括较为次要的工会方面，诸如那些店员、理发匠、泥水匠等工会。店员工会包括餐厅服务员、厨师和帮厨。我转入地下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约此时我们举行定期秘密会议的一个点，就设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有个海南籍厨师，擅长于烹饪西餐。这位厨师是党的同情者，每当我们在他的厨房聚会时，就在那里享用名副其实的盛宴。
那些极重要的工会，如锡矿工人、种植园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会，都是由年纪比我大、远比我有经验的区委会成员负责。应该说，1941年初，我的同志们和我虽然在影响怡保华人社会的公众舆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当时该市区马共党员的实际数量全部不超过60人，而且，这个数目，事实上全都是华人。就霹雳地区来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个近打河谷的锡矿场工人身上。在全州，我们的党员数量约有500人，在全国，坚定骨干分子的数量则刚过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展开“巴巴罗莎军事行动”，进攻俄国。诚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预测，全世界都屏息静候事态的发展。俄国人完全猝不及防，苏联空军在基地上损失了约1500架的战斗机。就马共来说，对英国的态度必须作出立即重大的改变。当时，莱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员，对快吞没整个欧洲的战火，在政治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8个月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冲突，他们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表明与自己没有关系，如今终于认识到它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英国不仅符合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轴心国伙伴之一的日本，对太平洋周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阴森地逼近。
莱特在“巴巴罗沙军事行动”展开后没有几天，曾联系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控制人，提出让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应被动员到马来亚司令部的特别防御单位，并且在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的直接指挥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申顿总督的这一决定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我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报《自由报》和当地公开出版的日报《海峡时报》。这是一个令总督很快就会深感懊悔的决定。约莫6个月后，令申顿总督难堪的是，他得找机会彻底改变自己当初对马共的冷落了。
我恰好处于颇为独特的位置来追踪这些事件的发展。6月初，我被调到怡保—和丰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我当时的部分任务是负责我们在当地的地下报《人道报》的出版工作。它经常报道和评论本国的发展变化，以及欧洲、当然还有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由于警察方面把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出版物当作其有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得不断地在预期要发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转移工作地点。
后来，我们觉得把工作地点设在离怡保西南3英里以盛产万里望花生的半乡村地区最为安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搬再搬，先是从锡克人的牛奶场的牛棚，搬到一个废弃了的锡矿场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又再搬到位于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间偏僻的亚答屋。这第三个地点，隐蔽在一个华人菜园和一个马来甘榜之间长满高高的茅草丛里。从安全角度看，拿乞无疑是三个地点中最理想的一个。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警察，都会以为我们的屋子是马来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马来居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跟那家华人菜园是有关系的。
结果，这个最后地点危害健康的情况，成为主要因素。这个地区蚊虫滋生，我终于得了严重的疟疾病。几乎一个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因为我的身体由于激烈的颤抖和高烧引起的痉孪不断交替发作。身边的同志通过组织系统报告说，我病得很重。于是，有位州委来探望我，并命令立即把我送去医院。
我被抬到自行车的行李架上，两个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经过那间华人菜园，走了约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我们在这里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医院。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日本第25集团军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马来亚半岛沿岸东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鲁登陆了，并且开始挥兵南下进攻新加坡。
在之后的24个小时里，印度籍医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鸡纳霜，然后命令我出院，因为每张病床都要腾出来容纳来自在北部防线作战的英军伤员。接下来有好几天，我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同志的店里养病。当病情好转，我又和党恢复了联系，并奉命转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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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朱毛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次遇见一位随后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华，槟城人。她父亲是海南人，母亲则是广东人，所以，她的海南话和广东话都说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她只是一个少女时，她就已经积极参加活动。槟城女子学校当局发现她们的这位年仅13岁的学生的政治倾向后，她们确定她的这些社会活动，不但会扰乱其他学生，而且会威胁到她们的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要求坤华退学。
为女儿失学忧心忡忡的双亲，分秒必争，赶紧安排她报读槟城女修道院。他们确信，已经表现出有语言天赋的女儿在爱尔兰修女们严肃认真的辅导下，将会很快就学好英语的。大约在两年时间内，坤华的学习进步很快。之后，她就被逮捕了。此时，德国刚入侵俄国。她的一个搬迁到新加坡的组织内朋友，参加了一个马共主办的亲俄反德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曾邮寄一份给她。警察根据这个线索追踪到坤华的家，并以拥有违禁读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个家庭聘用的律师相当准确地提出抗辩理由说，这本导致一名芳龄十五的学生被拘留的公认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绝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相当强调反希特勒的。法官听后表示同情，当场以必须守行为一年作保，释放了这个少女。但是，修女们从她们的角度看，对坤华涉及和法律发生冲突的事件相当不满意，因此很快就放弃了对她的拯救。她第二次发现自己又被槟城的一所教育机构逐出校门。
此时的她，正处于教育启蒙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至是彻底绝望的时刻，她决定前往吉打跟在当地教书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仅住了14天，日寇就打进来了。姐妹俩想赶回槟城的家，可槟城之战打响了，往来岛上的渡轮服务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师同事前来救了她俩一把，并且护送她俩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这位同事是一名党员，出身于一个在朱毛市郊经营锡矿场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俩临时安排在矿场的一个办事处栖身。
当地组织获悉她俩的窘境后，就安排她们到一家农户家庭居住。其时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在马共领导下。此时为1942年1月。由于受到令人虚弱的疟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医院赶出来，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复中。而当我放松自己投入到新的宣传工作任务时，我得悉姐妹俩刚从吉打来到这里后的情况。当我们终于不期而遇时，坤华和我都能毫无困难地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一位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刚被英国人驱逐回中国了。她后来听说，他父亲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军攻击时，他试图跳海逃生游回马来亚时溺死了。我们俩当时都专心致志于马共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才开始谈到有关恋爱的事。
男女党员堕入情网谈恋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只要他（她）们选择的对象不属于是一般定义的“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之列，都没有问题。政治上中立的也没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事业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们是坚定的党员。然而，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这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了，必须把事情向党组织报告。这种关系在还没得到党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许进一步加以发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后，这种关系就可以毫无任何阻碍地发展下去。不过，也发生过许多没按照必要的手续向组织报告他（她）们谈恋爱的事例。这种情况经常会引起许多麻烦。例如，如果你被发现在和没得到同意的对象谈恋爱的话，你至少会成为和你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们公开批评的目标。讨论这类事情的会，没少开过。
坤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是霹雳州代理书记。我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主动与莱特联系，并向他作了报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可以获得红授带奖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良记录的共产党人：两次因积极活动被学校开除、一个被驱逐出境的父亲、目前身份是党员。但是，我们要等多两年半的时间才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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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朱毛活动还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打进来了。它们刚刚在日得拉附近的北部战场打了几场胜仗。它们对槟榔屿岛的攻占，在霹雳河畔发动的迂回战术军事攻势，令英军被迫从怡保以北的江沙往后撤。在圣诞节前夕，英军第6/15印度步兵旅同西村中将率领的精锐的日本帝国卫队，在朱毛地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激战之所以造成双方损失惨重，是因为守军拼命死守防线，阻止日军前进和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让其他英军部队在近打河谷尽头的金保一带修筑防御工事。
如今,形势瞬息万变。至12月中旬，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被迫改变其原先拒绝马共通过莱特提出的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志愿人员协助英军的态度。总督之所以改变看法，实际上是在听了白思华将军关于远在北部的马来亚英军防线已土崩瓦解的汇报后作出的。前线的英印军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山下奉文大将也已经把其总部往下移到吉打州首府阿罗士打，并在此和他的部下在刚刚被放弃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里庆祝胜利。
在新加坡，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来抢救马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擅长讲广东话的政治部高级官员因奈斯-特兰姆勒，也正是内奸莱特的操控者，安排了马共中央书记同当时还是上尉军衔的特别行动执行组成员菲德烈-史宾塞-查普曼于12月19日在芽笼的会面。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面的还有政治部警监王振玉。会面是在党用作藏匿地点的卖木炭店铺楼上的一间房里举行的。
在“东方使命小组”名义掩护下在新加坡进行活动的特别行动执行组，表示愿意为其在岛上的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尽量多的共产党新兵，只要学校还能容纳。当时，学校的指挥官就是查普曼。随后英国人又同意，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如果愿意当义勇军的话，就可立即释放出狱。第一期训练班将于12月22日在该校丹戎巴莱总部开课。这所总部位于裕廊河口一个小悬崖峭壁上的征用大楼。
莱特答应把第一批为数15名的志愿人员按照预定时间到一个十字路口等候，以便运送到丹戎巴莱。根据计划，将训练和武装这批志愿人员以游击队方式作战。可能的话，要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就把他们部署到森林的隐藏处。查普曼亲自在开课仪式上给首批共产党人新兵讲了课，事后，他向特别行动执行组总部报告说，这批马共游击队新兵“年轻、壮健、士气高昂，是我们学校从未有过的好材料”。查普曼在同一报告中说了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他说，由于警察方面和莱特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同共产党人的沟通总是非常融洽。
查普曼和莱特举行会谈之后，马共中央就在新加坡召开会议，并发出一项指示，号召党在全马和新加坡的州委会和市委会着手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这项命令是党在新加坡的总部明确地发出的，而为此中央书记本人还亲临远在霹雳的金保以北的双溪古月。此时日军正推进至霹雳州北部地区。莱特和霹雳州委高级负责人就在双溪古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再次非常明确地命令整个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把游击战争作为立足点。尤其是命令出席会议的同志派学员参加非常规战的特别训练班。莱特透露，特别训练班很快就会在吉隆坡开课。
特别行动执行组的军官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们接触了党在吉隆坡地下组织的一位高级人物。不待说，这位负责人非常愿意提供协助，以实现训练马共15支独立游击队的计划。这些游击队员将渗透到霹雳州各个地区，而他们的使命包括截断日军交通线、搜集军事情报和救助从自己的部队失散或被截断退路的英军人员。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学被选作主要训练场地。马共立即从党的队伍里抽调1百多名热血青年学员参加训练。
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期。一个多月前，怡保的警察曾经逮捕一些华人青年，并以他们是马共党员的理由加以扣留起来。可现在，却接到命令要把他们释放出狱，并提供特别交通工具给他们，送他们到吉隆坡去。同样的，早些时被押来吉隆坡接受进一步审问和最终将被监禁的马共党员，如今获释和入学受训了，并且被送回他们犯过失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全副武装起来，并练就了杀人的本领。后来的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良师益友，他就是杜龙山。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 第四章)
二
一 连 串 的 叛 变
【导读】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日寇在新加坡强制实施军法统治的短短数周内，就针对马共领导层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其间，一批党的主要领导人，抓的抓，关的关。黄诚，一位公认为马共顶尖知识分子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被出卖了，最后就被处决了。他的思想深刻，讨人喜欢，他被广泛地看做最有希望的全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我认为黄诚的遇害，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四年前，他在南华中学集会上滔滔不绝的精彩演讲，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一生该如何过。莱特，凭借令人吃惊的好运，——当时看起来是那样，一直未被察觉。显然，党的领导层如今急需重组。
接近4月下旬，我被提拔为霹雳州委委员。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朱毛附近森林深处举行的州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在霹雳建立一支马共军事队伍的建议。当时在我们州界内的营地里，约有300名志愿者。我们打算把它扩充至500人。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武器和弹药。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规战队员则在培训我们。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指挥系统的军事组织，而最重要的是，党中央对我们地位的承认。
凑巧得很，一位名叫小忠的中央委员也在场参加朱毛的会议。他公开承认，霹雳游击队是马共活跃于全马来亚的最强大和最卓有成效的其中一支武装力量。他同意下次见到中央书记莱特时，将支持我们的全部建议。
小忠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星期前莱特在柔北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我们的领袖向来自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各地的代表讲了话，要求他们必须通过对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的更大关注，以巩固党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言未来联军的入侵，对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将提供理想的条件。他说，马共将欢迎联军大反攻，但反对重新建立英国的殖民统治。
这位中央委员代表接着传达了莱特提出的建议。就是把一些游击队加以解散将是有利的。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可以把武器藏起来和回家当产业工人。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听后激烈地反驳说，在霹雳只有很少的工业生产，因此这个指示是不切实际的。最后，小忠表示同意说，霹雳的马共组织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制定自己的军事路线。
此时，整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有越来越多人支持马共在军事上抗日的立场，而各州领导也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只有森美兰一个州执行莱特的指示，解散了一支游击小队。于是，特高科这个如同德国盖世太保那么残暴的日本宪兵队，就杀害了许多服从命令将武器收藏起来并恢复平民生活的队员。结果，导致该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很快地就恢复了其原来的军事纲领。
在朱毛举行的同一会议上，小忠也提交一份八个叛徒的名单，据称由于他们的出卖，导致新加坡的马共组织遭到镇压。同时下达的命令是，这些被点名的叛徒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饶恕。命令还进一步要求各州州委会都应该积极追缉黑名单上的人并确保他们立即被处决。
小忠还告诉我们，中央书记正计划于今年底之前召开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们听了当时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届时有意披露其反对日本占领的全盘军事行动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党的领导班子在新加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后，将会加以重组。
朱毛森林会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央作出决定把霹雳人民抗日军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从此，我们这支游击队伍必须置于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这一改组，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它引进了一种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控制制度，而且很快就证明是一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管理安排。为了解决这问题，最后我们另辟蹊径，在州内建立与之平行的秘密游击队分组。我们把这些接受霹雳州委会单独指挥的秘密游击队分组称之为“机动队”。
中央在攫取了我们游击队的控制权的同一指示中，还进一步把霹雳州委会分为二个部门。其中两名州委成员奉命负责军事，另外三名则管政治事务。我被派分管政治这方面，并取得霹雳南部地区作为我的活动范围。它从安顺和金宝一直延伸至丹绒马林。事实上，之后我就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第三号政治领导人。
我一身兼三件工作：首先，是必须扩大党员骨干分子的队伍；其次，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其时，它也叫做抗日同盟会，后来在紧急状态时期称之为民运；最后，是我必需以男女青年为工作对象，并激发起他（她）们参加到党的后备队来的思想。后备队是一种学生军训队。在需要时，我们可从这里吸收人力到我们的主力部队。它也还有附带作用，就是可以成为一支治安队，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提供多一重的安全保障。
我都是骑自行车去我负责的地区活动。如果工作需要，还经常改变住所。我最初是住在金宝，之后是在安顺。我记得很清楚，骑自行车往来这些段路的距离：金宝至安顺30英里；怡保至务边12英里；务边至金宝12英里。
我有时住在出租屋，有时睡在锡矿场的办事处，有时跟教师在一起。为了安全起见，我使用过好几个化名。我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例如，在金宝我显著地扩充了抗日同盟会的力量。在美罗和安顺，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阻止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日寇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华人组织，名为华侨维持会。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所有主要居民中心，以致我们可以迅速得知有谁和敌人勾结。我们对那些跟令人恐惧的特高科狼狈为奸的通敌分子，特别反感。
为了便于活动，霹雳州委会决定把其总部迁移至我们觉得较为安全的地点——金宝。由于我在这里的关系比较强，我奉命负责这一次的搬迁。
* * * * *
随着时间一个个星期地过去，中央和莱特自己发来的指示本身对加强党领导的重要性问题却只字都不提，反而进一步号召在工业战线进行广泛的改组。对我们这些在前线活动的马共成员来说，这些号召毫无意义。大家知道，不论在马来亚还是新加坡，并没有多少工业活动。战争导致这种局面：采锡机、矿山和橡胶厂房都静止了，劳工们都失业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把这些劳工组织起来呢？
到了7月底，我们获悉莱特正计划于9月某日召开全马最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至于地点和准确时间并没有立即透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奉命派出两名最高级军事干部作为代表。每个州委会则被要求派一个代表参加。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代表都应是州委高级负责人或州委书记。
莱特本人最后终于下达开会的命令，地点：雪兰莪黑风洞地区一个森林边沿处，离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叫双溪都亚的村子不远的地方。时间：1942年9月1日。党的40名最高级负责人奉命出席。
全体出席者都武装起来了。雪兰莪游击队为这次会议派出10名警卫。4名来自雪兰莪的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临时搭建的亚答屋供全体出席者住宿。
预期莱特将准时出席安排在9月1日上午中段时间举行的主要会议。其他同志奉命于8月31日下午和晚上先研究解决初步的议题。
9月1日午夜刚过不久，一队日军摸黑潜入，把会议地点层层包围起来。当我们的同志试图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负责警卫的游击队员打到剩下最后一人。那些在临时营地里的半数同志当场战死。日寇也遭到惨重损失，包括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大佐，全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些军官的军阶表明，日寇对这次向黑风洞发动的攻击非常重视。
这是日寇在其占领期间，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力量采取的第一次最重大的军事行动。它给党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啊！中央却把这次的出卖行径归罪于一名森美兰代表，理由是他在出席会议途中曾被日寇逮捕。
黑风洞惨案后约数星期，霹雳州委会又接到命令，着手筹备另一次重要会议。莱特再次定了要出席。因此，我们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幸存的中委以及我们的中央书记莱特，是多么急于重新召开一次因受到日寇在黑风洞严重破坏了的会议。尽管这个会议是由霹雳州委会奉命来安排和筹备，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认为我最熟悉这一地区。充分意识到上次会议在安全警卫方面遭到的破坏力极大的失败，这次我决心为所有出席者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卫。
我选的开会地点，是在美罗郊外的一个橡胶种植园里的深处。超过20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司令员奉命作为各州代表出席会议。我所采取的非比寻常的安全保卫措施，使各代表的集合安排非常错综复杂。
我决定把与会的最高级党负责人的抵达时间分开处理。这特别是关系以下四位：中央书记莱特，党的高级负责人蔡克明，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及其副手。不论蔡和阿南都是黑风洞的幸存者。这四位都将在金宝会合，并由我们在适当时间分别护送至会场。其他所有代表将经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足以防止安全上出现任何漏洞和足以保护我们的高级负责人，万一日寇采取行动对付我们的话。
蔡年约三十，是党的中央委员和党内最受尊重的思想家。我们安排他坐火车来金宝，并在金宝一个安全住所，跟霹雳两位高级负责人会面。一旦蔡的安全没问题了，我们就计划于第二天把莱特接来。
我已不遗余力地来保障一切都能按定下的时间表运行。就在蔡预定即将到达那间安全住所前不久，日本宪兵猝然而至，把霹雳两位党的高级负责人抓走了。蔡真好运气，他的火车晚点了。而当他抵达后，发现金宝街头巷尾布满宪兵、士兵和警察，便去找当地的一位同情者联系，这位同情者把两位负责人被捕的事通知他。蔡听后立刻离开金宝，前往我们在黑风洞地区的其中一个堡垒——间津华人乡村深藏起来。在此前9月举行的黑风洞会议上，蔡曾拼死冲出日寇包围圈自己安然无恙。现在他又一次险些落入虎口，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将在金宝被处决。
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计划取消了。莱特从来没有亲历过危险，而代表们则想尽办法安全地分散离开。日寇再一次成功挫败了我们要召开重大政策讨论会的努力。有越来越多的疑团未能回答。更糟糕的是，那两位被捕的霹雳党负责人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州委书记阿南跟着被处决了，他的副手叛变后为日寇效劳。
蔡克明，这位党的思想家，在原定召开的美罗会议之前或其间，也明显是日寇要消灭的目标。而跟他一起的，大概会是另一批党的领导人。
当人们就日寇占领初期发生的特高科对马共施加的一连串的突袭、逮捕、严刑拷打直至处决等等事件加以分析后，看似极其诡异的是，怀疑重点竟没能像最后那样更早地锁定在莱特身上。我们当时的反应，顺理成章地把怀疑目光落到其他可能的叛徒身上。
当然，所有事情，都是事后孔明容易得多。
* * * * *
特高科于日寇占领初期对林江石（又名黄诚）这位仅次于莱特的第二号人物的逮捕和处决，使我们的组织受到动摇。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的死标志着特高科对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进行有步骤的破坏的炮声已经响起。两个月后，日寇针对岛上我们的组织进行的更多灾难性的破坏行动波及全党。随后，发生了黑风洞惨剧。而党内那些幸存者中间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中央书记没出事。他对我们说，是他的车子在途中坏了。
我们很愿意服从党坚持实行的全面的集中制，尽管听起来是多么令人诧异。一切事情，中央说了算；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我们大家把它当作是一种安全上的根本要求加以接受了。同样地，我们也毫不犹疑地支持严密细则和党内严格分工的制度。这一切规定，原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党，结果全都成了保护莱特的“盾牌”。
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因为我们来不及弄清真相而惨死。这个真相就是：
1942年3月26日这一天，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十一天，特高科在新加坡逮捕了一个他们假定是华人的可疑分子。经初步查证，此人叫黄绍东。逮捕此人的日本军官，是随着英国人投降后担任新加坡的特高科专门对付岛上的华人男性抗日分子的检证机关的头目——小西少佐。年已41岁的小西，是一个有18年经验的宪兵油子，在参加马来亚战役之前，曾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服役。
严加审问之下，黄先是向小西泄露自己是马共中央委员。接着又说自己的真名叫黄金玉。经过进一步的审问，黄便和盘托出他就是马共中央书记，因此而控制着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的大权，同时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来为日本人效劳。结果，这个日本宪兵油子和化名‘莱特’的黄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小西立即下令把莱特关了一个多月，不过命令里附上要善待这位犯人的特别指示。在4月底一释放，莱特就迫不及待地要想兑现这笔交易的承诺。他向特高科提供马共新加坡市委委员的黑名单。根据规定，莱特必需每周直接向小西本人汇报两次。在随后好长的日子，他经常把马共在柔佛、森美兰、马六甲以及雪兰莪活动的情报交给特高科。当黑风洞会议召开的日子临近时，莱特向小西交出一份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代表姓名的详细资料。特高科的特务们由于得到这份情报，立即乔装打扮成休假中的普通士兵，潜入到黑风洞一带。他们公开上在那里同吉隆坡来的夜总会小姐狂欢作乐，实际上，分分秒秒都在盯着进出开会地点的动静。8月31日晚上，日军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发动进攻。
战后被英国战争罪行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小西少佐，对他的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特务曾这样说过：“莱特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即便是牺牲自己同志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他和我合作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很明显，他所出卖的那些人，都是有能力挑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他有很多情报对我留有一手，没有向我透露。”
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在日寇侵占后的头几个月混乱时期，由于我们的交通线被其切断，党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支部跟新加坡的联系几乎都中断了，而莱特正在那里大干其叛变勾当。事实上，他和特高科狼狈为奸，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被有步骤地打垮了，以致变成就剩莱特一个人在演独脚戏的空架子。
经过7年岁月的蹉跎，我们才识破他披着的给我们党造成毁灭性破坏的那层神秘面纱及其捏造的故事。然而，他必将得到其应得的最终惩罚。我确信会见到那一天的。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五章）
图片说明：
1） 此人就是莱特。当上马来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后，成为英国安插在东南亚最引人注目的间谍。他是一位神秘的机会主义者。日寇占领时期，他又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定期向特高科的高级情报官小西少佐汇报。
2） 小西少佐——莱特的日本间谍上司，挂上6号牌子，正于1947年3月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庭的有关中国人大屠杀案中接受审判。他在面对跟英国有关的战争罪行审问时，透露了他和莱特之间互相勾结的详细资料。小西后来被判犯下战争罪行，并被处以终身监禁的徒刑。他在新加坡服刑五年后，被遣返日本，后来被释放。
三
与 莱 特 面 对 面
【导读】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位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特高科在金宝的突袭以及州委书记及其副手被除掉，使年方十九岁的我，自动成为马共霹雳州代理书记。由于担心指挥系统方面的严重脱节，我别无选择，只好尝试同在我看来实际上还在起作用的中央重新建立联系。为此，我派出一位交通员南下到吉隆坡，同还在间津村藏匿的蔡克明联系。随后不久，我也南下见蔡，途中我平生第一次访问了吉隆坡。
我在间津一家自行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接着，来了两个警卫员，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护送我到蔡的藏身处。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支手枪的枪管已经对准着我，并且被愤怒地喝令把自己的双手高举过头颅。当其中一个警卫员慢慢地把武器指着我的脑门儿时，另一个就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解除了武装。搜查过后，他们两个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你还活着！听他这一问，我不用花多长时间就知道他们怀疑我是金宝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觉得，如今，我不是已被警察处决了，至少也该被警察逮捕了。当然，我并没有罪，因为根本就不是我出卖金宝会议给特高科的。我对自己的无辜表示抗议，同时用有力证据说服他们。最后，他们要求我继续呆在自行车店里不动。随后，他们便离开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把我护送到蔡在等候见我的村屋，这里要步行二十分钟路程。当我一进屋，蔡微笑着迎上前来，并伸出欢迎之手。他就两位警卫员给我的别开生面的欢迎表示歉意。他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是考虑到警察日益加强针对马共为目标的行动。随即，他就把话题转移到党的事务来。
据他揭露，数星期前的1943年3月底的最后几天，莱特曾经由新加坡前来间津。中央书记一抵达这里，就一时兴起地下令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莱特、蔡和小平，一位被认为和我们的领袖非常接近的马共高级负责人。除了阿冲这位军事指挥员因为有事离不开关丹外，其他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负责人不是在黑风洞惨案中被杀，就是随后被处决或被关押在大牢里。而小忠，这位曾于之前的5月份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则已在黑风洞惨案中遇害了。
这次会议不顾许多负责人未能参加，正式通过了一个九点宣言，为全党必须服从的抗日纲领制定了具体计划。蔡给了我一份。宣言号召：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组织、信仰的绝对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刑犯及抗日俘虏。
4、 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寇没收的人民和各友邦人民的财产。
8、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和友邦友好条约和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蔡答应为重建中央和霹雳之间的联系而努力。于是，我带上给我的那份宣言回到金宝。之后不久，莱特就把蔡召回新加坡。当他一回到新加坡，便神秘失踪了。蔡作为党的最高理论家，是黄诚被处决后最有可能代替他成为竞争马共领袖职位的一个。过了许多年后，我终于弄清蔡究竟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如期前往新加坡爱同小学赴约时，被莱特出卖给特高科了。接着，就被日寇处决了。
事实上，此时的中央只由两个还在职的成员组成，即莱特和彭亨老战士（元老）阿忠。而阿忠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在政治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如今，党就如此轻易地落入莱特单独一个人手中控制。
我回到金宝仅两个星期，小平就由雪兰莪来到这里，同时宣称自己是奉莱特之命来接管霹雳州委会的领导权的。我在抗日后援会的年代就认识他。他曾一度在怡保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如今他刚30岁出头。小平还曾要求我帮忙他解决住宿问题。我很快就办到了。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不久就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所房子安顿下来。他们住在这里并不久。两个星期还不到，小平就相当突然地通知我，他奉召去新加坡跟莱特开会。后来他在从吉隆坡——新加坡列车的旅途中，路经雪兰莪某处时，被登上列车的特高科抓走了。
我们后来的调查结果揭露，莱特曾把小平的详细行踪出卖给日寇。但是，逮捕他的军官认不出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刚上任的霹雳马共的领导人，他们便利用先前被捕并受尽折磨的一位党的交通员出来指认他。指认结果最后秘密地落入特高科手上，此时，列车正由吉隆坡南下。
小平被逮捕之后，日寇便把他们的这个囚犯带回吉隆坡的特高科总部，而且把他双手反绑身后，径直押到一位日寇司令官面前。小平不等审问开始，便直接望着司令官问道：“你要我和你们合作，是吗？”这位高级军官听了立即给这个共产党人松绑，并邀请他坐下来喝茶。我们知道这些详细情节，是通过当时的我们一个和日寇合作的两面间谍了解到的。
小平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供出马共雪兰莪州委会总部所在地。当时，它实际上就在吉隆坡近郊的一个乡村地区。在小平被捕后的第二天，日寇宪兵队就准时来到上述地点进行突击搜捕。这是一间亚答屋，位于一个木薯种植园边沿。三位雪兰莪共产党负责人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开会。日寇本来想穿过木薯园，冷不防地发起突如其来的袭击。但是，他们发出太多的声响了，惊动了那三位负责人。于是，他们三人即刻钻入屋子对面的茅草丛里逃走了。他们都知道小平已经被捕，但一刻也没想到他会出卖他们。小平原本是一个身心都很健壮的人。黑风洞事件发生时，是他带领大家成功突破日寇军队的重重包围圈的。他活下来了，并且成功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安全转移了。他是唯一一个安然无恙的幸存者。
小平给特高科放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党的队伍。此事发生在被认为是背叛了我们的事业的臭名昭著的变节党员都被列入黑名单之内的年代。所有这些叛徒全都应当消灭。可是，小平的名字从来就榜上无名。真的，在他的事情上，没有人下令采取断然措施。这件事折射出我们战时军事行动上最有趣的一个方面。当时，党完全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每个人在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时，都会面对自己的痛閾。考虑到这点，对那些受刑时屈服，后来又回到党内交代自己被捕细节的同志，基本上可给予宽恕。严格地说，他们回到党内是有条件的。首先，他们得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方面的有价值情报。其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捕并消灭一个最可恶的叛徒。尽管获得宽恕，这些重新归队的人不准恢复正式党员的身份。相反，他们从此只能被承认为支持者。如此一来，他们将永远不能再允许接触组织内部的秘密。
小平的事例是不寻常的一个。他自愿（与日寇）合作的态度，使他巧妙地避开了必定要受到的酷刑。不过，这里面有着可以情有可原的情况。他回来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为找不到机会把一个最坏的叛徒干掉表示歉意，尽管他已努力去做。此外，他还带回日寇给他的一支手枪，而日寇原本是要利用他充当两面间谍的。在党的追问下，他愿意地承认是他提供有关雪兰莪党总部所在地的情报给日寇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供出总部所在地时，他的回答给我们上了苦涩的一课。长期以来党内就有一个公认的紧急应变的规定，就是当有党员被捕，而且有叛变的危险时，就近的党的总部就应该立即转移。小平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你们全都和我一样清楚，我已被捕，而且党也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有关机关应立即搬迁。我只不过是以为你们已按照党公认的规定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你们为什么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呢？”
小平这一逆耳之言，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有关紧急应变的规定。它使我们有可能在沦陷时期的马来亚找到最能保证党的总部的安全的办法。幸运的是，马共在雪兰莪的势力很大，尤其是在双溪毛糯县的边远地区。我已想不起究竟是谁把我们的活动带到双溪毛糯麻疯病患者的“领地”，不过，这件事是在小平出事后不久才发生的，可列为同志们为掩护自己而作出的也许是最狡猾的决定。他们成功打入这块“领地”的医护人员中间，这使我们有可能占用她们住的两间小洋房，并把它变成我们的州委会办事处，而且当有需要时，我们一些同志甚至就在那里居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的剩余日子里，雪兰莪州委会就一直完全不受干扰地在这块只有几百名麻疯病人居住的“领地”里活动。日寇官兵上下怕得要命，不敢走近它。他们的警察和军人也都乐意对这个地区敬而远之。
* * * * *
小平于1943年6月被捕后不久，莱特决定单独和我见面。我先启程前往间津村，在那里按事前的安排和一位女交通员联系，之后她将陪同我去见党的最高领导人。她和我步行了一小时，终于来到一位菜农的亚答屋。我奉命在那里住一晚，因为我和莱特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从这所木屋望出去，可看到一大片平坦的菜地。更远处，有一座山顶，向下望，可看到南北大道，一座结实的两层楼洋房就坐落在上面。这座山周围地区就是今天著名的邓普勒国家公园。
翌日，女交通员回来带我到建在这座山顶上的同一房子。我比莱特先到一步，他则驾着车准10点抵达。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和一位富有的华族商人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住宿，这里是他来首都时通常落脚的地方。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我不准见到他驾来的那部车子，甚至车子停泊在何处。我和一位男秘书只能呆在屋子里，女交通员则到屋子外面恭侯这位党的领袖的光临。她把莱特迎进一间大客厅，我就在那里等候他。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和三把椅子。女交通员做了正式介绍后便离开了。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一起开会，大家都使用普通话交谈。
我注意到中央书记说话时带有很重的越南口音。很明显，莱特不是中国人，其貌不像中国人，其腔也不像中国人，在我看来，他活像个欧亚混血儿。他肤色黝黑，身材相当矮小，不超过1.65米。他满脸病容。我脑子忽然联想起差不多三年前为了帮助他养病筹得50元叻币的那场援助莱特运动。
我们的会议一开始，先由我报告党在整个霹雳的活动情况。我尽量把自己的谈话限制在小平那次倒霉的南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收到有关小平被特高科逮捕的不完全消息，所以，只能就所知道的一点说出来。讨论进行了两天以上。每天开两次，中间隔着一段午膳时间，下午五点，会议就得结束，因为莱特要在日本人实施宵禁前赶回吉隆坡。在我作了简单汇报之后，莱特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的简单历史。他的谈话很有说服力，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的渊博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离开时觉得，党有他掌舵实在是庆幸得人。不过，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实在骇人听闻了。
这次会议后约四、五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委会书记。委任信是通过一位秘密交通员送达。从此，莱特和我之间建立起双向的书信联系，我们之间都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写信。他的来信有些部分很难读懂。只有在很久之后，当我有机会访问越南并略懂越南话时，我才发现莱特在早年与我通信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越南语，一种全盘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
从我当年的角度来看，同中央书记的第一次会谈进行的非常好。他对党在霹雳的发展方面表示满意，而且，对我作为代理州的负责人在极其困难时期为解决各种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评价很好。那次的谈话使我相信，如今我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来做工作了。不用说，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不过，莱特留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作为一个前线负责人，他期望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尤有进者，它看来未必是太过不切实际的希望，就是我和我们领袖的谈话也已理清某些政治上的僵局。我们也许很快就会开始收到中央的坚定指示，为实现我们的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最终目标而奋斗。
我又重新投入到州委会的日常事务中，如今它正受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逮捕事件的困扰。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为我们霹雳工作筹集资金。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搞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从暹罗南部走私大米的企业。我们派了一位从实兆远来的代表到暹罗南部一个叫董里的市镇。在那里，我们的代表很快就同地方上的暹罗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起真诚的关系，不久后，他又能和暹罗共产党全权总书记李启新见了面。对这位总书记，大家平时都爱叫他的化名：老黑。
有了这重关系后，老黑便给他的马共方面对等人物写信，寻求莱特为两个邻近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谋求国际主义事业全面利益上建立密切工作联系提供协助。我们的代表亲手将这封重要的信件带回实兆远，并交给了区地委会，最后，这封信落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把信件原封不动保留起来，打算在下一次和莱特见面时亲自交给这位收件人。我们的第二次会面地点就在离美罗8英里的一个村子。
莱特拆开封条，毫无表情地扫了信一眼，然后把信放回信封后便推给我，并说：“你自己读一读吧！”说时，带着一种在我看来异乎寻常的夸张手势。平时，他对许多事一向都是守口如瓶的，尤其是在跟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
老黑曾经是本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里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民来新加坡，并在那里参加了马共。到了1932年，他被委任为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书记的私人助理和青年团领袖。同一年，他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接着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后，他曾和当地共产党联系。不消数月，他又奉命到曼谷工作，并最后成为暹罗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负责人。
老黑在给莱特的信中提到，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前，在党的圈子里实际上从未听说过有莱特这个人。可是，老黑后来曾听人介绍说，我们的这位领袖对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从他在香港碰见的一位由新加坡被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委那里听来的。
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位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如果懂的话，他肯定会明白老黑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自己从来就没有关系的人收的。不过，这只是片言只语，我决定把它隐藏在心里。我反而继续告诉他关于我们走私大米项目的进展情况。我预计，大米走私将是一株真正的摇钱树，它必将给党的财政带来重要的影响。
同样，莱特对老黑那封信的反应，也必将给党带来直接的冲击。……..只是很久之后。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六章）
四
与136部 队 合 作 开 始 建 立 我 们的 机 动 队
【导读】老实说，“张红”同意了全部条件。英国人则乐不可支。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莱特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看法深受缅甸战局发展以及觉得英国正策划由盟军反攻马来亚的印象所影响。他于1944年10月在离吉隆坡北部不远一个名叫双文丹的雪兰莪市镇附近的森林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在场，我的亲密战友、霹雳人民抗日军司令廖伟崇——英国人和马共游击队战士一般都比较喜欢称他为ITU，也在场。我们俩被迫从霹雳徒步前去出席会议，全程共走了两个星期。基于安全上的原因，这一次我们决定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普通交通工具，即便是自行车。
莱特在会上向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的干部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预言，盟军海上反攻即将到来。他说，党应该为此作好准备。中央书记还通知会议，他已和英国人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写明，党已同意和即将到来的盟军合作。这点显然是参照1943年12月布兰丹协议的规定。不过，莱特只是笼统地说说而已。他告诉这些高级干部，他已经同意和英国人合作，作为回报，英国人将帮助我们。他说，英国人的援助，不论是武器弹药或资金，将会到来。接着，他为了使我们游击队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应未来行动的发展，又给我们概述了一个全新的途径：从今而后，我们必需把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开队”。它将和英国人合作，实际上其职能是一支英国军队。另一部分是包括党在内的“秘密队”。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支秘密部队就应独立自主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莱特的谈话给我们清晰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秘密部队日后将要去打英国人。
一旦预期的反攻到来，我们就要把抗日人民军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军，把抗日同盟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同盟。在盟军部队蹚着海水登上岸时，我们的游击队就应该准备去接管尽可能多的领土。莱特提出必需尽力抢占小城镇，越多越好。大家都非常赏识他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指望去占领像怡保、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那样的中心城市。他展望了我们的游击队接收小城市的银行、邮局、火车站的必要性。他没有提到警察局，不过在我们心里都清楚，警察局也是我们必须占领的目标之一。我们也考虑在已接管了的城镇建立我们自己的行政机关。莱特的谈话，无异是吹响了令人振奋的革命号角。我们为之动容，情绪高涨。
虽然我们一直等到三年后才知道,党关于把产业工人工作置于军事行动之上的组织政策，原来是按照日寇的旨意做出的。但是，为什么这位马共领袖之后又突然改变政策呢？整个太平洋和欧洲战场战局的发展如今表明，日寇必败。莱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重投英国人怀抱，为此，需要给党重新定位。那么，为什么要规定建立一支秘密军队？莱特是在玩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把戏。通过双文丹会议，莱特已经认识到，党的队伍，当然还有人民抗日军内部，要求加强军事行动的情绪压倒一切。此时此刻，他的权力基础已经式微，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选择出来迁就我们成员中的普遍意见了。
在双文丹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我们大家都以为东京将负隅顽抗。自然，我们当时也没有估计到原子弹这类武器的威力，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莱特的建议得到党的一致支持。我们的讨论接着转到预测日本战败后，英国人会回来找我们，而且会要求我们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而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还是很正确的。不过，我们将不会理会英国人的要求，并且决心从今而后，把殖民主义者当作斗争对象。在这件事上，莱特决定对日本人隐瞒党的秘密。
就这样，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各州的代表，陆续回去各自的总部，开始为筹建马共军队的秘密分支——它很快就为人熟知的秘密队而忙碌。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掩盖这些活动，不让戴维斯一伙知道。我肯定他们怀疑我们在背后搞鬼，但我不认为他们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1945年2月1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一天：和锡兰的电台联系接通了， 令戴维斯可以开始向东南亚司令部发出自1943年以来他所储藏的各种重要情报了。形势逼人，此时当务之急是和马共进行正式讨论，以便1943年12月协议可以开始实施。戴维斯要求我尽快把“张红”请来这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安排这次会晤。与此同时，两边电台互通后，使英国皇家空军解放者号可以断断续续地开始用降落伞空投供应品的行动了。
戴维斯邀请我于1945年2月到打芭至美罗公路附近的一个锡矿场地区观看霹雳的第一次空投。当两名136部队的白种人军官、两名电台收发报员和两吨的物资从天而降，准确地降落在空投区时候，全场雀跃万分。最初的多次空投行动，都“盲目”投到不知去向。于是，戴维斯通过他的电台协调这个行动。我则通知他我们控制下的特定地区，尤其是吉打和霹雳的有关情况。这一情报最后就由电波传送回锡兰，并根据它行动。
与“张红”之间有关实施协议的重要会议，于4月16日举行。地点在为此次会议而建的一个临时游击队营地，位于原来的布兰丹营地不远的次生林和山脚中间。事情就那么巧，我那时刚从严重的虐疾病袭击中恢复过来。莱特和布隆姆的情形就更糟。布隆姆受到各种热带疾病的折磨，依然一副弱不禁风的身子。他得用一根藤当拐杖，还要戴维斯和查普曼搀扶着行走。“张红”则寸步难行，为了他，我不得已找了一个离公路较近的开会地点。结果，我们处于被日寇巡逻队发觉的极大危险之中。
尽管会议参加者个个病容满面，会场上却是充满和解、乐观、欢快，近乎欣喜若狂的气氛。英方这边，这一次的代表有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以及一名136部队军官詹姆斯-汉纳中校和一名电台收发报员汉普勒曼下士（无线电发射机就是他带来的）。我在7个星期前霹雳第一次跳伞行动中曾目睹汉纳和汉普勒曼从空而降。马共方面的代表有“张红”、ITU司令员和我。英国人如今在开始准备他们的卷土重来，而ITU这类搞武装的人需要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作出评价。在会议期间，对“陈春林”的失踪完全只字不提。
戴维斯要求我们扩军。东南亚司令部军官们就一个州一个州审查扩军的可能性。例如，在霹雳，他们要我们把部队扩充至800人。而我们霹雳游击队当时的实力总共约500人。英国人的目标是要沿着半岛以西跟南北大道平行的铁路线建立一个游击队网络。整个计划是这样：当盟军反攻时，我们的游击部队将用于袭击日寇的新加坡后勤基地两个主要补给线必经的公路和铁路目标。戴维斯还建议空投武器来武装我们的扩充部队，并就现有的武器类型和弹药需要量作了详细的讨论。他补充说，空投物资里将会有金条和假日本军币，以便我们的部队可以用来购买粮食。他们每个月将给我们军队总额高达3000英鎊的财政资助。此外，还会空投各种额外的食物。
英方强加于我们的主要条件是，马共必须接受东南亚司令部打算空降在马来亚的所有 联络官。而每个联络官都有一个排的辜卡兵随同。我们还必须接受另一原则，即所有连级以上的游击队，都必须设一个总联络官的制度。总联络官将会在武器弹药之前先到达。他们因此能够监督武器弹药和其它各种军用物资在游击队里的分配工作。
在会议休息期间，而且是在英国人听不到的情况下，ITU问“张红”：一排排的辜卡兵的到来会不会对我们在双文丹会议上披露的计划带来严重的威胁。“张红”一听马上回应说：这是杞人忧天。他解释说，英国人只能在每个驻地有一个排的辜卡兵，而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都超过一个连。
老实说，“张红”同意了全部条件。英国人则乐不可支。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七章）
五
打还是不打 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导读】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在充满期待和激情的热烈气氛中，我于金宝附近小市镇阿逸古宁召开了霹雳党州委会8月会议。当我的秘书冲进会议室宣布日本已经投降时，我正主持有关党的一般事务的讨论。他是在收听电波特强、马来亚都可收听到的全印度电台广播时，收到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这一天是8月16日中午刚过。在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之后，我随即把议题转为检讨一下如何更好地贯彻莱特之前的十月指示。此时，为了反映我们的运动是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在策划着为我们的游击队和政治机构重新命名。此外，我们也在如何有效地调配我们的秘密队，以及如何加速扩充我们的森林武器弹药库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如今的问题是处理好一些尚未解决的零星问题，以及为我们自己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较量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在会议的第二天，我们霹雳派驻吉隆坡的一位中年华族女交通员捎来莱特一封信。信里，他命令我即刻赶往首都见他一面。全体与会同志都意识到它的紧迫性，并且一致同意我回来后应立即继续开会。我赶上第一班火车，抵达吉隆坡火车站时，跟一位来接我的同志碰了面，并由他护送我前往党在雪兰莪的新总部。这个新总部是刚从双溪乌鲁麻疯病院搬过来，就在附近一位英国人种植园经理的别墅。这一天是8月19日。
我来迟了几个小时，错过了见莱特的机会。他们告诉我，莱特有急事赶往新加坡了，不过临行前留下了特别指示，由与我职务相当的雪兰莪负责人交代给我。他就是杨果。
我原来就与杨果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积极分子，在抗敌后援会活动。有一次，在槟城举行了有霹雳、吉打和槟城本身代表出席的干部会议。杨果也参加了这个由后援会北马局当时主要负责人黄望青主持的会议。杨果还是他的助手。（黄望青1973—1980年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杨果很早就当上马共的职业干部。他聪明伶俐，热情肯干，忠于事业，很快就被提拔为槟城市委会成员。党后来调他去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期间，他也是市委会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人逮捕了他。随后新加坡殖民当局把他驱逐出境，并把他和一批被流放的党员、支持者一起用船运回中国。可是，当这艘船在开往香港的航程已经过半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入侵英国这块直辖殖民地。于是，这艘船立即掉转船头开回原来启程的港口。杨果在新加坡一上岸，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日寇攻占这座孤岛之前，他就已经转入地下。
我们于1945年在雪兰莪的会面，是杨果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第一次机遇。他交给我两份文件。一个是有关党在日本投降后将立即提出的八大主张，另一个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一个演讲纲要。此外，杨果还给了我他自己对这两个文件所写的心得笔记。
这位雪兰莪州委书记告诉我，莱特在前一天就急急忙忙以中央名义于雪兰莪党的办事处召开了一次3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莱特本人、杨果和雪兰莪一位高级负责人。除了向与会那两个人发表演讲，莱特还提出八大纲领，并获得大家同意在党内传达。马共将于8月25日正式发表这个文件。
我一面阅读即将发表的文件草稿，心一面往下沉。它要求党：
1． 支持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新国际安全组织；
2． 建立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马来亚民主政府；
3． 铲除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的政治制度；
4． 实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确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合法地位；
5． 改革国家教育和社会状况；
6． 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工商业，帮助贫苦大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
7． 稳定物价，惩办卖国贼、贪污分子、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分子；
8． 优待人民抗日军，抚恤为盟军事业而牺牲的烈属。
我意识到这个纲领平淡无奇，完全是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采取绥靖的政策。它措词空洞一般，根本没有提及马共关于实现民族自决的基本目标。它对所有那些在整个沦陷岁月站在第一线为党的事业而浴血奋斗的人，无异是一个沉重打击。杨果的笔记和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他描述了莱特在会议上的指示跟十个月前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无疑是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央书记如今坚决地反对党采取激进立场。他说，目前是改变政治立场的适当时机。他号召在和英国人合作的同时，应集中力量于组织劳工和打入工会的活动。这完全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们公开解散我们的公开部队和暗中解散我们的秘密部队。唯一保留给我们的一丝渺茫的希望是，他指示把我们的秘密部队拥有的全部武器保存起来，并储存在森林里的储藏库。我们要从事和平斗争。
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匆匆忙忙地成立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使我更加大惑不解。打从我和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开始交往起，这三个英国人就已重复要求同党的最高司令部代表接触。除了在英国人向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极其短暂时期，实际上在整个沦陷时期并不存在什么马共最高司令部。我只好一再敷衍，推说什么囿于交通联络问题，要同我们最高司令部的负责人联系非常困难。为了党的荣誉，我总是觉得绝不该向他们透露我们其实缺乏军事上的协调。如今战争结束了，我突然间才发现，我已被委任为“三粒星军”的第二号人物。莱特自任总司令，我是他的副手，接下来是我们雪兰莪第一独立队司令员刘尧。我以这个新头衔，奉莱特之命去双文丹见戴维斯处理紧急事务。又一次，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中央书记的睿智提出质疑。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他身上始终笼罩着这个光环，尽管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早已于1943年解散了。
当我抵达双文丹时，我是以游击队第二号军事司令员身份去见戴维斯。我自然可以理解，他搞不清楚我在马共组织里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我和他于1943年9月在实牙力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他乘潜艇刚登岸后不久，我是以霹雳州委会党代表的身份和他接触。在1943年12月戴维斯和“张红”之间举行的达成我军和东南亚司令部合作的重要会议上，我是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参加的，随后我就成为戴维斯直接和党最高领导层联系的联络人。如今，随着日本投降，我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事情的真相是，我完全没有决定任何一项军事政策的实权。戴维斯知不知道这个实情，我无从查清。
戴维斯自己正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他完全不知道马来亚日军对自己天皇的投降令会采取什么态度。他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得到情报说，有一些日军部队因为不齿于当战俘，正考虑违抗裕仁命令，负隅顽抗。更有甚者，戴维斯对马共最终意图深感怀疑。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马来亚沦陷岁月处于地下活动的日子以及跟我们打交道的时间都很久了，足于让他清楚了解我们全党同志非常渴望争取马来亚的独立。
戴维斯从电台通讯获悉，原来准备反攻的英军部队——如今变成卷土重来的殖民占领军，至少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在马来亚的滩头阵地登岸。谁将会在这段过渡时期控制这块土地呢？戴维斯知道，在英军到来之前，马来亚和新加坡这种无政府状态充满危险。英国军队及其英联邦友军，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刚庆祝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后，非常有机会立即卷入马来亚的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中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主张，可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指示，把这一希望粉碎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快地赶回霹雳。如今，我得面对一项并不值得令人羡慕的任务，就是去向我们霹雳和吉打的部队传达要他们至少暂时解散的命令。
当然，我和戴维斯于8月22日在双文丹会面时，我不会向他流露自己遭受挫折的情绪。他则通知我，他很快就要动身去吉隆坡，到了那里，他将设法和日本驻雪兰莪总督SHOURA KAKAMA中将联系。他希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能够建立某种临时指挥机构来维持秩序，直至英军登陆为止。戴维斯要我立刻陪他到首都。他答应由东南亚司令部负责我的所有住宿，同时表明他将依靠我帮助他处理把政权从日本人手上顺利移交给英国人控制的事宜。这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看得出他的用意是想利用我来阻止马共游击队可能起来反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的利益。我以我在霹雳有急事要办为借口，婉拒了他要我立即陪同他去吉隆坡的邀请。分手前，我答应他，等我完成北上任务之后，就会即刻来行政首都和他会合。
现在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我们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部队，这七天来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不过，斗争对象如今变成了卷土重来的殖民地政权。
日皇裕仁8月16日东京广播发表后数小时，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司令部就开始向马共作出试探，表示想与我们谈判。他们清楚表明，他们很愿意不顾投降命令，盼望与马共和我们的游击队结成某种联盟。
日本人像我们一样，非常渴望和即将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军队作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的话，他们宁可参加我们的斗争，也不愿当战俘。我们分别接到森美兰、霹雳和吉打日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在柔佛，我们也收到由较低级的军官发出的类似建议。柔佛州委会成员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可以说，当时游击队伍中间渴望把斗争矛头转向殖民主义者并接受日军建议的呼声，占了绝对上风。在我不在现场的那个狂热纷乱的星期里，一整营又一整营的日军已经作出表示，他们愿意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参加到我们这边来。
例如，我们吉打州的军事负责人阿和就曾经同该州最高级的日本军官进行特别会谈，其目的是要在该区建立一支由马共和日本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在霹雳，日方一位少将军衔的高级司令员和我们州委会副书记爱克之间的谈判，就于太平的日军总部举行。而爱克是我不在霹雳期间代表我出席。日军总部原先是设在新加坡，几个月前，当他们的情报机关判断英国方面的反攻将从马来亚北部开始，便迁移到太平。因此，实际上我的代表是在和控制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整个日本军事实力的司令部进行直接谈判。
这位日本少将告诉爱克的话和日本军官告诉我们吉打司令员的完全一致：“你们如果选择打下去，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我的代表毫不迟疑地立即答应，原则上马共将会继续打下去的。他还对这位日本高级军官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研究具体细节。
因此，当我回去后告诉爱克一切情况都变了时，他极为震惊和难过。日本的突然投降，本来给我们提供千载难逢的时机促进我们的利益，而我们却不去抓住它，宁可放弃它。和战败的日本人结成广泛联盟的机会，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流失了。虽然如此，这并不能妨碍约400名日本官兵个人静悄悄地加入到我们队伍来。他们一致觉得，接受向即将到来的英国人投降的命令，简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同他们接受过的武士道精神训练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于本身带有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对于要臣服于白种人之下的未来深感恐惧。他们中有些人觉得，与其忍辱偷生，不如采用他们传统的剖腹自尽的方式了断自己。那些想加入我们队伍的日本人，显然要为自己这种做法寻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觉得，参加我们游击队，决不是和敌人为伍，而是组建一个可接受的亚洲人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入侵者的大联盟。这种事态的发展，相继在每个州的地方上发生，而且避开英国人的耳目，但它最终将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
* * * * *
在此关键时刻，我担负起责任来确保马共各单位执行急转弯的命令，一个跟无疑是大多数人倾向于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愿望相违背的命令。其时，我对莱特这个指示背后的动机以及它是否明智，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相信它是来自有效运作的党中央的意见。
即便是在让战败的日军加入我们的部队来反对英国人这一具体问题上，我最后也将莱特提出的理由合理化。他坚持认为，党在马来亚只是在华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在马来人中间则很弱。他指出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问题。他说，我们如果继续打下去，就只能依靠华人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在乡村马来人中间赢得相当有力的支持。我们在霹雳就曾开始吸收和训练马来人，但日本投降打断了这个计划。
向霹雳和吉打各级党委传达莱特最新指示的任务又落到我的身上。吉打的同志们至今仍未收到1944年10月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所以，并没有作出成立秘密队的安排。这件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的游击队的编制全部都是英国人所知悉，并且和各自的英国人联络官紧密合作。在我向吉打党领导人说明这一新指示精神后，他们才采取紧急措施。结果，只有一半的公开部队应要求而公开解散。
约有300至400名游击战士突然失踪了。最后，吉打州委会得想办法为这支突然不见的部队收藏好武器，并把他们解散。只有霹雳和吉打的少数几个地方的游击队，把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招牌的名字换了。同时也改换了我们的旗帜。到了9月初头几天，我完成了把党从积极准备打仗的方向改变过来的任务。我必须使同志们冷静下来，平息他们的情绪，制止过激的行为，甚至逮捕违抗命令者。我的精神和情绪差不多消耗殆尽。我用以下坚定不移的想法安慰自己，即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即刻开展抗英武装斗争，不过毫无疑问，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 * * * *
我在竹脚医院附近的实利基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住了一晚。此时派驻我们新加坡总部的部队，是从柔佛调来协助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维持法律秩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几个排。9月10日，这几个排的战士受邀参加在武吉班让举行的群众大会。会场上，我们一批华族女游击战士，身着三粒星军装，头戴三粒星军帽，成为全场众目睽睽的焦点。大会群众极其赞赏我们的战士。
原来，莱特计划成立一个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提出的重组议程，在会上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除他外，还有阿仲——失去联系好久的在东彭亨的幸存老资格中央委员，杨果——雪兰莪州委书记，陈勇——柔南书记和我本人。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八章）
1） 杨果，一位年轻的中学生，毕业于槟城某中学。这张就是从他的毕业证书上复印下来的照片。和我一样，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革命运动。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抗敌后援会于槟城举行的一次干部会议上。
六
怨气像一锅烧开的热水在沸腾
【导读】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由于公众对英国军管政府的表现的不满与时俱增，我又一次自马来亚被莱特召见。这一次我紧急应召来新加坡，是为了参加莱特早先指定的五人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会议。这应该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直到一个符合当时形势的永久性领导机构得以建立起来为止。我的老朋友ITU司令员，也应召前来出席。
* * * * *
那晚，新加坡的街道是那么静谧。英军已入城，我们柔佛州的游击队也已开了进来。我们晚上就在我们的实利基办事处歇息。办事处是棟大楼，战前原是基督教青年会分会会所。日本人后来曾用来作警署。第二天，我们准备好前往牙笼某一秘密地点见莱特。
在经历了前两天豪情满怀的南下行程之后，这次会议让我们觉得有点虎头蛇尾。莱特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个仍然以他为领袖的临时机构上面。会上，连一个新的或具革新精神的政策也没有提出来研究。中央书记看来对自己在双溪乌鲁会议上提出的八大纲领被接受为党的指导方针，颇为满意。
作为一个刚被委任为中央委员的我，是该把州委书记的职位腾出来，并专注于总部事务的时候了。事实上，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看来一天比一天热闹。当地和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气氛。我把我在霹雳的职务顺利移交给爱克之后，又返回吉隆坡的洋楼工作。
原本希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会改组为一支国防军的广大党员深感失望，因为我们部队发现自己要于12月1日解散了。这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半岛到处的军事检阅式上，可见到穿制服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列队在复员仪式上向公众致意。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的“公开”部队，是按规定解散并须把武器交给有关当局。在所有这些场合，英国军管政府高级官员都会即席慷慨陈词，赞扬我们战时的功绩。而在幕后，我们的“秘密”部队静悄悄地解散，融入平民生活。这些游击队也把自己的武器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是交给党。大约4000件经正式途径交给英国人，其它5000多件的武器都流入我们在森林的秘密武器库里了。
* * * * *
在吉隆坡，我如今要同时兼管三个办事处的事务。一个是党的办事处，另一个是我们称之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的办事处，第三个是抗日联合会的办事处。退伍军人协会是莱特搞出来的。我认为他搞这个组织的用意，是想在我们游击队奉命解散和交出武器之后，利用它来安抚和宽慰党的队伍。我们虽然没有了一支军队，至少还有一个俱乐部。这是莱特的，显然也是英国人的观点。马共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则截然不同。我们把退伍军人协会看作是对我们的事业可以发挥巨大潜力的组织。她可以作为一个现成的平台，用来保持和前游击战士持续的必要联系，同时又能继续维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退伍军人协会雪州分会的总部坐落在福建会馆馆址对面的吉粦街一座三层楼建筑物。我下决心要让我们的退伍军人协会枝繁叶茂。
整个1945年最后的几个月，贫穷和缺粮相互影响的问题日益加剧，给党的许多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不过，恐怕没有什么会比哪些刚被我们吸收过来的日本志愿兵的命运更为悲惨的了。他们宁愿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决不向英国人投降。当他们看清马共将不再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此不知去向。他们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猜想他们多数也许希望北上穿越边境，希望经陆路通过暹罗、老挝和中国南部回自己的故土。零星的一、二个，肯定已经被英国人抓获和关押起来了。有一批也可能命丧林海。但有一些中坚骨干分子留下来跟我们共存亡。
这些日本人在军事方面的专业水平和工作热情，对我们的事业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在经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带来相当严重的复杂问题。当决定接受这些日本人时，我们首先要想办法给他们隐藏起来。我们让他们分散居住在木屋区我们的群众中间。我们希望这样一来，当他们碰到一般检查时，不会引起注意，因为英国人总觉得华人和日本人一般上长得很像。不过，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时机成熟时，这些日本人将到森林中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大多数地区，安顿这些日本人的特别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说到底，他们的人数也不多，安排他们到我们华族环境和解决他们三餐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瓜拉江沙地区的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有相当一大批为数约100人的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这件事使霹雳州委会大为头疼。后来，当他们中大半数人得知我们不再继续打下去的时候，便离开了。不过，我们还得为留在瓜拉江沙附近的约20至30名日本人，提供社会环境的保护，因为他们中没一个会讲中文、马来文或英文。
很显然，我们不能把这批日本人交给英国人，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涉及一项背信弃义的行动。不过，我们也不能长期继续支持外国人在我们当中生活。我们那些在木屋区居住的农民，家里原本三餐温饱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还要拿出多余的粮食给这些不速之客。另外，为了让这些日本人能继续与世隔绝，又会涉及各种令人尴尬的社会手段。
最后，霹雳州委书记爱克不得已直接向莱特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当地的共产党员现在冒着窝藏日本人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莱特答应尽快就如何摆脱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给以答复。大约一星期后，他的命令来了：干掉瓜拉江沙的日本人。当然，这是一道非常恐怖的命令。这批日本人曾誓言效忠于我们。而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提出要帮助我们的建议，而且想方设法为他们在我们中的存在严加保密。而这批日本人在和我们的群众一起生活时，个个表现非常良好。
爱克接着便下令我们一些武装小队，把这批日本人分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木屋居民区，每次不超过2或3个，以免引起怀疑。命令清楚指示，以进行训练为借口，把这批日本人带到偏僻的森林地点去执行处决。
应该记注，此时的莱特完全可以肯定早已重投英国情报机关的怀抱，像战前一样充当他们的特务，进行活动。我们这些准备吸收入伍的日本人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于1945年最后几天或1946年最初几天。此时，英国军管政府作为权力统治机构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莱特在如此敏感和如此动荡的时刻，如果事前没有和他的间谍上司全面商讨过这件事的话，是决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的。他如果擅自这样做，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依旧相信，莱特处理这批日本逃兵的手法，曾经得到英国军管政府某官员的正式首肯。说到底，当时政局纷乱，各类问题的压力十分巨大，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法不失是一个既快捷又不会引起骚动的办法。尤其令人难于置信的是，英国情报机关竟然推说没有收到在和丰——江沙地区发生集体枪决的报告。依我想，有关当局完全不曾尝试去调查这件事，正是英国人在这件事上与莱特串通一气的又一明证。
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ry第九章）
七
勋章….道歉信….政治对抗在加速
【导读】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1946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作为三粒星军队8人代表团之一，从吉隆坡出发前往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海军上将主持的一个特别授勋仪式。按照预定程序，我们每个代表都会获颁两枚勋章——缅甸星勋章和1939/1945星勋章，以表彰我们在二战中的贡献。
英国军管政府为我们订了豪华的住处——著名的莱佛士酒店。1月6日，我们在摩托车警卫队开路护送下，经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被载到离酒店不远的市政局大厦，现为市政厅大厦。抵达时，英国皇家海军军乐队已经在那里操演。我们身穿自己的军装，被迎至靠近市政局大厦台阶前的大草场的一个位置。一面英国国旗就披在讲台上。讲台置于通向大厦大门一段台阶半道的中央，讲台左侧放了一张小桌，桌面铺了布垫，上面摆放着要颁发给我们的勋章。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日本投降已经快5个月了，英国人还那么破费，那么费时费事，那么大张旗鼓地褒奖我们？别忘了，我们16名游击战士于1945年9月12日就曾经参加过官方在这同一个地点举行的胜利庆典，并且被安排站立在显眼的位置。此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个特别代表团被邀参加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胜利大游行，其安排已经敲定。难道这次1月6日的展示又是一次宣传花招？其目的是不是想以如此大肆吹捧使我们得意忘形，进而希望达到破坏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心呢？如果真是这样，蒙巴登海军上将和他的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未免打错了算盘吧。
那天上午，和我们一起站在市政局大厦外面出席庆典的，还有两位国民党华人、三位马来人和单独一位星华义勇军的华人代表组成的不同团队。他们也是前来领取跟我们一样的奖章的。英国人是不是想通过这种误导性的姿态来展示它愿意对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一视同仁呢？或是让事情看起来没有种族倾向？解密文件如今揭露，戴维斯在停战后不久，就已立即要求应该对马共的战士颁发奖章的。但是他的这一建议的好处，经过漫长和繁复的程序才得到当局认同。他的建议最初提出来时，并不受欢迎。如果整个马来亚的内乱不再升级的话，有关方面原本很可能把它束之高阁的。某些方面大概以为，只要我们多加安抚吹捧，事情就能改观。
蒙巴登在讲话里提到我们在盟军对日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他一讲完那热情洋溢的演说，便离开讲坛，步下台阶，走到我们队列面前，停了下来，同每位马共游击战士握手寒喧，亲自对他们的无私和勇气表示谢意。然后，最高统帅走回台上摆放奖章的小桌旁，我们一个个被叫到桌子面前，便于他把奖章亲自别在我们胸前。我们一个个握紧拳头，举到帽檐向他敬礼，而这位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统帅则以正规的皇家海军礼回敬我们。
当天傍晚，我们还得穿上整齐的军服，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即现在的国家宫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蒙巴登也蒞临酒会。我们都注意到他身上佩带各式幑章里，有一枚蒋介石总司令授予他的特别星勋章。他又一次来到我们跟前，同每位马共代表团的成员握手，用为了这个场合特别学会的几句华语，向我们每个人表示感谢。我还能和众多英国陆、海军将领打交道，并且同前第14军司令迈尔斯-登布希中将作了短暂的交谈。迈尔斯原本准备率领英军反攻马来亚，但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原定计划只好作罢。不过，这位将军还是指挥他的反攻部队登陆，我亲眼目睹了在摩立海滩登陆的部分场面。他如今是东南亚盟军陆军部队总司令。
从鸡尾酒会回到莱佛士酒店的时候，我们又获悉英国军管政府给我们第二天安排了一个紧张的参观军事项目的行程。根据计划，马共代表团，还有国民党和马来人的代表团，将同我们一起参观岛上的英国军事基地。显然，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参加的煞费周章的访问行程又是一个宣传花招。在我们马共看来，英国军管政府的用意在于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敢于向战后重返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的权利挑战的话，我们必将面对的真正是什么。具体行程是按以下顺序参观：设于三巴旺海军基地的皇家海军远东总部；皇家空军实里达空军基地；设于阿历山大兵营的陆军总部。到达每个点时，有关基地的司令都将以英国接待贵宾的正规礼仪亲自出来接待我们。
马共代表团开会长谈至深夜，最后得出结论，即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表达党对英国军管政府在处理宋光同志的方式的不满。因此，当戴维斯和我们的官方人员第二天一早来到的时候，我们断然拒绝离开酒店的房间。我对戴维斯解释我们抵制参观的原因。我们的态度看来使他非常生气。他极力想劝服我们改变态度。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在控制心中的气恼，就像过去有好几次在我们霹雳营地遇到问题时我见到的那样。不过，我们坚决不让步，并且只是临时才通知莱特我们的坚定立场，使他来不及改变我们的主意。最后，我们坚持立场不去，国民党华人和马来人代表团则按原定计划出去参观。
戴维斯对此决不愿善罢甘休。他一回到吉隆坡，就立即主动要求同莱特、刘尧和我在我们总部开会。对戴维斯来说，同他在一个房间里开会的，是前马共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决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以温和的口气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便提出由于我们游击队代表团在新加坡对三位英军现役司令有所不敬，我们理应写封信道歉。接着，他又强调这封信最好只是直接写给蒙巴登上将本人。
我给这非同寻常的要求吓了一大跳。使我更加惊异的是，戴维斯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封直接致最高统帅的用打字机整齐地打的道歉信，内容涵盖了英国人要我们说的话。在这张单页纸的下端，留有适当的空白位置，等待我们在上面签字。我的感情由惊异变成愤怒。刘尧和我都望向莱特，看他会不会启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这位马共最高负责人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我心想，英国人密谋通过这种对待调皮小学生的办法来展示他们的实力。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我又一次盯住莱特。可他还是没有反应。刘尧和我没其它选择，只好签了字。我们这样做是很不情愿的。通过原先的抵制行动，我们是有意向英国人宣泄我们对他们在马来亚推行的选择性公正及其相关威胁的强烈不满。英国殖民统治者对抵制策略实在恼羞成怒。他们认为非让我们当场受辱不可。于是，就设计出要我们卑躬屈膝的道歉信。据我所知，英国人把这封信当作一封绝密文件，之后从来没有公开暗示过，更不用说拿来发表了。在一连串促使我们下决心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事件中，这是又一起关键性事件。
确保我们在那张事前准备好的道歉信上签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和我们打交道。此后不久，他特意前来向我们辞行。他要返回伦敦去了。他说，回国是为了从军队退役，不过，他同时表示，有意重回马来亚出任文职人员。
正好是在令人气恼的道歉信这个插曲发生后两个星期，莱特召开了他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在吉隆坡举行。他邀请各州派代表出席。每个州都派出好几位高级干部来参加。最后选出一个12人中央委员会，接着又由它选出原已存在4个月的临时旧机构的那5个成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政治核心。这5人组合，随后被称为中央政治局。此后不久，马共把其活动区域，从策略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由柔南党的高级干部陈勇担任负责人的南马局（包括新加坡、柔南和柔北）；我们的中马局（包括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和雪兰莪）则落到杨果肩上；我本人负责北马局（包括霹雳、槟城和吉打）。
就在同一个1月会议上，莱特还推出他为党制定的新政策。他称之为建立“马来亚民主联合战线”。其意图是要同其他党派结成广泛联盟。此外，它的目的还在于扩大我们公开战线的活动范围。这个政策密切配合在数星期前成立的得到党支持的两个政治组织：马来民族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莱特企图以此来安抚党内那些依然相信对英国人采取调和和合作政策，将使我们一事无成的同志。
他建议我们应该以两种前途来考虑我们的斗争。我们可以追随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即印尼——译者）的方式，此时他们的民族主义组织正开展武装斗争，以反对各自卷土重来的法国和荷兰殖民统治当局。他说，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必须付出即时的大量的流血牺牲的代价。或者我们可以等待。莱特承认，英国军管政府正加紧采取镇压行动。他辩说，与其和它正面对着干，我们倒不如通过他的联合战线途径，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势，以促进他所谓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莱特清楚意识到，党内普遍存在因示威游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和英国军管政府采取其它许多镇压措施引起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也只好承认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把它当作是没有特定时间范围的长远目标。
我对莱特不再抱幻想，是从去年8月他突然改变政策方向开始，接着他又同意那封致蒙巴登的道歉信，使这种醒悟继续提高，到了吉隆坡会议上，这种醒悟真的令我深感忧虑。在和一位代表私底下交谈时，我获悉有两名党员刚由莱特提名被接受为中央委员，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马共正式党员。他们中一个曾一度担任森美兰州委书记，他的别名叫罗须磨，另一个是他的助手阿山。
罗和阿山都曾被日本人逮捕，经不起严刑拷打，出卖了党的秘密。他们是在接受充当日本人特务的条件后才获释的。特高科还发给他们每个人一支手枪防身。根据党对经不起日本人严刑折磨的党员的有关政策，罗和阿山最后被接受回党的怀抱，不过他们的身份只能是同情者而已。
莱特之所以能够操纵这两个中央委员的任命，完全是因为他利用当时党的严密组织的方式。根据为安全需要制订的严密措施规定，每个党员都不得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各个州的州委也是根据这个规定工作的，也从来不去干涉其它州委组织内部的事务。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曾经和日本人合作过；这两个与敌人狼狈为奸本应终身被禁止入党的人却被选入马共最高秘密决策机关。实际上，对他们的各自任命，都是对组织安全的严重破坏。莱特作为中央书记，肯定比任何同志都清楚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形，怎么能对党的规定如此肆意破坏呢？罗和阿山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他们因此而欠下莱特人情债的明显事实，引起我的密切关注。
就在八中全会举行其间，我们于1月29日发动了全马24小时总罢工。这是对宋光案件以及对强加于其他霹雳工会负责人的罪名和刑罚的抗议。在蒙巴登如今履任的新加坡，我们估计有约20万人响应我们实行罢市抗议的号召。这一声势浩大的支持浪潮，使英国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受到挑衅，我们完全有力量使全岛陷入瘫痪状态。在一份有关此次事件的报告中，蒙巴登不能不承认马共组织能力之高及其在岛上的广泛影响力。在马来亚，情形也不遑多让。然而，马来亚凶狠的警察和军队巡逻队，却强迫一些居民区的店铺继续开门营业。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发动总罢工5天之后,英国军管政府突然把被判4年监禁刑期而还剩3年9个月刑期的宋光提前释放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我们1月29日行动取得的直接成果。当然，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致蒙巴登的道歉信这回事。我一直怀疑莱特和英国人在搞秘密交易。假如他能成功促使签署这封道歉信，那宋光就会尽快于最适当的时候获得释放。宋光获得自由的时间非常短促。紧急状态时期，他又因为是共产党人而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回中国。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幸在中国逝世。
就在工潮日益扩大的时候，有位不速之客来造访我。他就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共产党人物——暹罗共产党总书记李启新。他在日本占领时期就和我们有接触。他就是两年前曾通过我的办事处以“老黑”的名义写信给莱特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中央书记自称非常熟稔的哪个人。李这次在吉隆坡短暂逗留期间，还有另一位本地区共产党人物阿里明陪同。而阿里明原为印尼共产党排在前三名的著名领导人之一。阿里明曾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机关工作，之后转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任职。
李和阿里明从曼谷经陆路联袂来马来亚，准备同马共最高领导层进行商谈。他们期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暹罗三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负责带他们一起去见当时也在吉隆坡的莱特。会面的地点就选在刘尧的豪宅。当轮到我给他们作正式介绍的时候，很明显，李完全不曾见过莱特。我不禁想起两年前莱特在美罗说的令人困惑的讲话……他是怎么老早就认识“老黑”的……他所认识的这个人又是怎样有本事的。
接着,我介绍阿里明这位曾获选为隶属于莫斯科和上海远东办事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委员给莱特。事情现在变得更加明显，阿里明在这之前也从来就不曾遇见过莱特。此时此刻，我的好奇心受到刺激。莱特一离开，我按捺不住问两位客人，他们过去有没有见过我们的这位领袖。他俩向我保证，这是他们第一次有幸见到莱特。我们的领袖为什么要骗人呢？
就像我在美罗时所做的那样，我决心不要再去多想这个令人分心的矛盾。兴许会有个说法，兴许没有。我又再一次把自己的观察收藏在内心深处，并把自己的精力专注于党的紧急要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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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爆发了一连串的工潮。当然，所有这些工潮都是由党组织的，但不是由中央而是由各个州委会。中央本身无法应付如此频繁蓬勃的行动。同英国军管政府的断言截然相反，我们完全没有到处去煽动这些动乱。我们在每个罢工行动中，都聚焦于工人队伍挣扎求存的实际状况以及他们的真正要求。正是工人们自己的状况迫使他们积极起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经济状况，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正是这种绝境求生的欲望，形成了各州委会组织的罢工获得激动人心的反应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些自发性的公众集会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正当工潮日益高涨的时候，英国军管政府开始密谋对策。一些高级殖民地专家提出的预测显示，除非采取某种措施镇压罢工及伴之以暴力行动，否则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将迅速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他们当然考虑到，马共可能会从这些混乱中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英国军管政府对财富的公平分配丝毫不感兴趣。贪污受贿日益猖獗。直到最近才有历史学者揭露，贿赂、剥削、诈骗和各种渎职行为，充斥此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各个部门。法院贪污，文官贪污，军队贪污，警察也不甘落后。可军队和他们的司令却动辄开枪杀人。
当种植园的暴力事件蔓延到整个马来亚，并且逐渐发展到新加坡工业部门的时候，我注意到莱特一直非常低调。他依然极力保持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作风,以及从中获得的保护。但是如今，他的英国间谍秘密身份，无疑使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了。日寇占领时期，当同志们要求他把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他却坚持要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劳工运动方面。如今，劳工运动有了发展，而且，闹得不可开交了。莱特的长远政策被证明是一个离奇准确的预言。他应该非常满意了吧。可惜，他分明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操控他的英国官员，必定对他拼命施加压力，要他压制工人的罢工行动。
莱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只有一两次提及有关罢工的问题。他宁可不与我们正面对抗，因为他知道，首先自己是这个颇具争议的政策的始作俑者，如今又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他怎能推翻它呢！他也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激起对他的领导的反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口头上表示支持继续罢工行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反对的意见。
察觉到自己在党内威望日益衰退，我们的中央书记决心打这张证明对提高他过去在党内威信很有用的国际牌了。他在党内的闪闪发光的声誉，说到底是基于他自称和世界共产主义圈子内的高级人物有密切关系，而且，当然，还基于他自封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为了要出国，他需要各种证件。在1946年年中我们于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要我给他弄一本中国护照，为此，他给了我一张他在吉隆坡影楼拍摄的近照。
吉隆坡苏丹街有座酒店，是跟财经界和政治界都有良好关系的李孝式家族所拥有。李孝式其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后首届政府里出任财政部长。李的祖父是靠输入契约劳工——我们称之为奴隶劳工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做苦工起家的。之后，这个家族又经营锡矿场。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到了1946年，入住这家苏丹街酒店的客人，许多是穿梭于马来亚和中国之间的商人。这家酒店同当地国民党领事馆有着特别的交情。说来凑巧，我们有位同志和酒店的一名理事有点关系。通过这个关系，我们把一张莱特的照片连同一些钱，交给酒店。随后不久，我们就拿到一本名叫张展红的中国护照给莱特。护照虽非完全合法，但很管用。
此时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莱特排第一，陈勇被认为排第二，我被认为是老三。这个排名顺序，是莱特本人在去年9月新加坡的中央全会期间宣布的。他这次出国旅行计划是由新加坡先去香港，最后去上海，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莱特还宣布陈勇将会和他一起同行。在他俩不在期间，莱特指定我担任“代理中央书记”。
我现在相信，莱特此时已经开始对他和英国情报机关保持的定期会晤感到担心。当然，这种会晤到了香港，兴许到了上海也必定会继续下去。问题是要怎么做才不至于引起他的同行者的怀疑呢？所以，他决定把两人的行程分开。他本人乘客轮直接去香港。而陈勇则乘另一艘客轮，经曼谷去香港这块英国人的殖民地。莱特坚持说，行程分开来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
结果，陈勇乘的船滞留在曼谷。由于无法和莱特取得联系，他只好坐火车回新加坡。那时，我们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怀疑，然而这显然是莱特制造的整个骗局的一个部分。
中央书记的确按计划去了香港，随后又去了上海。可是，他回来后，对此次在国外所进行过的讨论，绝口不提。即便是对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他连中国党有什么忠告（如果有的话），也只字不提。我们得到一种印象，他在上海好像见了周恩来。但他对此不置可否。我后来证实，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与他交谈的是周的一个代表董必武老先生。
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们开始根据这个路线在我们出版的简讯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但立即遭到老一辈党员的反对。那些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中国流亡到马来亚的中共党员，全都表示不满。他们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命运跟马来亚联在一起，从而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他们也写文章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把精力集中起来帮助中国。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华侨身份。
莱特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们的党务带来另一个重要改变。他告诉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职能需要大大加强。以此为借口，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分为两个平行的机构来运作。5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今后不再处理组织方面的事务。相反，她作为中央政治局，应该直接专注于政治方面的决策工作。我们被授予负责宣传方面的任务。今后，我们要负责监督新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以及这个政策通过公开战线的活动取得的进展。
中央委员会的非政治局成员被委任为党的组织局成员。不论是政治局或是组织局都由莱特直接控制。他认为政治局和各州州委之间的联系，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的话，至少也应该加以限制。只有组织局可以和州委一级的党组织打交道。所有这些新安排，对削弱政治局的权力和威信带来即时的效应，并且切断了政治局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摆明是分而治之的一种模式。
然而，莱特的这些伎俩都无法阻挡随后于1946年至1947年爆发的罢工浪潮的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不论是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的商人、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对原马共游击队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当过共产党的森林游击战士的人，必定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我想，他们有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中央接到的报告说明，我们的党员队伍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他们纷纷要求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要求中央加紧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于是，莱特再一次独断独行，他选择雪兰莪州委会领导进行特别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尽管党内焦虑不安的情绪事实上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各个角落，莱特却仅仅选择雪兰莪州委会，尤其是其书记杨果。大家知道，杨果是中央政治局5人成员之一。在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莱特毫不留情面地指责杨果办事无能，让雪兰莪州党组织陷入混乱状态。
杨果听了怒火中烧。他知道，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但他不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同事面前为自己辩护。莱特得寸进尺，指责杨果必须对他称之为“组织危机”的党内麻烦负责。杨果应该因此而受到处分。莱特提议，杨果必须从州委书记的职位上降下来，并且撤销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就党内而言，受到如此严厉处分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莱特接着要求每个中央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中委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其余的则保持沉默。我忍不住站起来为杨果辩护，虽然我承认当时我是用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发言。我的发言首先指出一点，即在我看来，我们讨论中的党的危机，存在于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不只存在于雪兰莪而已。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包括我个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负上责任。我这样说不言而喻的含意是，如果情形确实如此，莱特自己也该受处分。
大家都等待着我们的领袖听了会大发雷霆。不过他没这样做。不知是我的言语，还是大家普遍感觉到他有点迟疑不决，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发泄完他的不满后，这位党的领袖决定把对杨果的不光彩降职处分收回，而代之以严厉警告处分。杨果一点也不愿接受。他当场提出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职务，并要求把自己降到州一级工作。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在场的委员们一个个站起身劝说杨果打消辞去中央委员的念头。就算莱特自己也缓和了他对杨果的批评。结果，决定挽留杨果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职务，不过同意按照他的愿望，允许他搬回他的老家槟城居住。很明显，莱特意识到，杨果背后有一股强有力的舆论力量的支持。与其同这股力量对着干，莱特最终选择了给雪兰莪州委书记象征性地斥责几句就算了。
随后不久，杨果离开雪兰莪搬回他的老家乔治市。事实上，他这次返回槟城，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让争议“冷却”的机会。但也因此触发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以致最终清除了党内愿意同英国殖民主义调和的任何思想。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章）
八
密 谋 推 翻 叛 徒
【导读】杨果全然不顾我的迟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一位国际间谍。”
“我们必须揭露这个人！”我鼓起极大的勇气，向我的同志说出这句听起来令他心动的话。此时，早晨的太阳已升上晴朗无云的天穹。…………
就在党遭到英国军管政府加紧施加压力的时刻，莱特却选择这极不恰当的时候来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他自己对杨果的情况掌握的不够多，但为了转移大家对组织内混乱状态的注意力，他需要寻找一只代罪羔羊。不过，把杨果当着靶子，是一次严重的判断错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莱特对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党龄的同志如此暴怒呢？正当我一面试图去分析总书记的动机，一面在执行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受限制的一点责任时，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正经过吉隆坡前往槟城，问我愿不愿陪他一起北上。那是1946年10月中旬，正值雨季前后，天空布满了热带雨云。能到这个岛上消磨几天时间，的确是顶诱人的想法。况且，坤华和我们刚出世的女儿最近搬去槟城，到她妈妈处小住些时日。父亲要我驾车送他去哪儿。当时，党提供一部从日本人手里没收过来的奥斯汀8型小轿车给我代步。
我就住在岳母家。我们到达后不久，杨果便打电话给我，我们约定两天后碰面,共进早餐。后来我们如约乘坐巴士去位于岛的东北角的丹戎武雅。那天刚好不是周末，那地方几乎空无一人。色彩斑斓、船头翘得高高的渔船，一排排地摆放在沙滩上，该是渔民们早前在退潮时停放在那里的。我们来到一间食摊的桌旁坐了下来，各自要了一碟炒面和一杯冻咖啡。
最初，我们尽是聊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接着，杨果突然直视着我问道：“你觉得阿列这个人怎样？”他用莱特在党内使用的为人熟悉的化名称呼莱特，而“列”则是列宁的简称。
我对自己该怎么回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说：“我跟平时一样，把他看作是我们的领袖。”
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对莱特还很气。我不清楚他接下来到底想谈些什么。以党的准则来说，这类谈话看来的确是很危险的。
杨果全然不顾我的迟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一位国际间谍。”
我注视着我那杯子，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冻饮，寻思着该怎么回应。我感觉得到杨果的紧张。我问他：“你有什么证据？”
“我敢肯定他是一个间谍。”他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回答。接着，他又说：“战前，他为英国人服务。沦陷时期，他又充当日本人的特务。我清楚这点。现在，他又重投英国人的怀抱。”
当杨果继续历数莱特战前时期在好几次警察突袭行动中，都是恰好因为缺席会议而能轻易地逃过被捕的厄运时，我意识到这个话的分量。类似的事情不断重复发生，就绝非偶然的了。有一次当警察突击搜查时，莱特实际上也在场，警察对他没多问几句，就神密地把他放了，更不用说对他进行审讯了。那时候，对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审讯，是殖民地警察惯用的标准程序。
我承认，我过去有听过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过，由于我的职务局限于霹雳，从其它州传到我这里来的消息，往往不是过时，就是含糊不清了。我回想起当时大家都认为莱特每次遇到可能被捕的情况都能“化险为夷”的这种本事，应归功于他异乎寻常的机警。这正是他的神秘色彩又一诡秘之处。
杨果懊恼地摇了摇头。接着说：“看看日本人统治时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吧。中委们接二连三被逮捕。接着又发生了黑风洞惨案。莱特本来也要到场的，可他又一次神秘地被耽搁了。日军袭击和杀害了我们那么多高级干部。难道这又是偶然的吗？”这一句问话，我的朋友是带着嘲笑的口吻说的。
我仔细听完他的话，脑子里掂量着该怎么说之后，我决定把我对莱特自称和共产国际高层人士有来往感到怀疑的想法，跟他说了。这个来往看来是虚构出来的。我说起和中央书记在美罗会面时的情景，以及他看到老黑那封信时的反应。接着，我又详细地说了今年早些时候老黑和阿里明到访吉隆坡时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他们过去从来就没见过莱特。事情不合乎逻辑。难道他绘声绘色地说的有关他和国际共产党人士的关系的故事，是为了用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杨果和我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我打破沉默。“我们必须揭露这个人！”我鼓起极大的勇气，向我的同志说出这句听起来令他心动的话。此时，早晨的太阳已升上晴朗无云的天穹。海面上泛起一点的涟漪。空气纹丝不动，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早先还在那里闲荡的渔民，这时也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去了。偌大的沙滩空荡荡的，只留下我俩的身影。
向海那面的大陆望去，可看到吉打峰明显的深蓝色山峦起伏的側影。处身于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中，远方看起来是那么的诱人，那么的凉快。我注目进一步朝东来回眺望，我知道那里是中央山脉北端的地方。它从暹罗南部边境一直向南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山脊。在那山峦重叠，瘴气腾腾的原始热带密林中，我们的游击战士不顾疟疾肆虐，为保卫营地而牺牲。沿着这同一条山脉的许多岩洞和地下贮藏室里，深藏着我们战时历尽千辛万苦抢救回来的武器。莱特到底把这些事向英国人透露到什么程度？
杨果和我清楚知道，我们正在谋划的这件事将会给我们个人带来的危险。我们采取的任何动作都必须出其不意和迅速果断，否则，我们根本就不能活着看到其最后结果。这就是党对密谋推翻党的最高领导的人所给予的惩罚。
我们俩同意，必须密切注意中央书记的一举一动，并且等待适当的时机，给他重重的一击。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照常履行自己在党内的职务。
离开丹戎武雅之前，我们就每个中央委员的详细情况，作了分析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由莱特违反党的章程硬硬塞进中央的两个叛徒外，所有其他中委都是好人。我们相信，为了维护组织至高无上的利益，一旦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一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时机到来。
时机的到来比我们预期的快得多。杨果和我在海滨商量后只有两个月，莱特就在吉隆坡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他的做法非常古怪。
会议地点在已故百万富翁锡矿主陆佑原先建的安邦路豪宅后面一座用木制双层洋房的地下饭厅里举行。中央委员们就坐在一张长饭桌前。会议开始没多久，莱特就宣布自己有其它急事，请求退席。他指示我们继续进行初步讨论，并且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定下主要议程。这样做非同寻常。过去他总是坚持会议议程必须由他来准备。
由于我们的领袖突然离开会场，我们急忙选出一名代主席来主持会议。有人建议柔佛的陈勇。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南方局负责人，也是公认为党最高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成，于是会议继续进行。我们的初步讨论，在莱特不在场的情况下延续了两天，而他却不见踪迹，不知为何花那么长时间不归？
第一天午膳休憩期间，杨果和我一起走回我在安邦路不用十分钟就到的住家。那时候，我们夫妇就住在一个拥有六间房屋的大院里。我们的近邻碰巧是一位和马来女子结婚的橡胶研究所中级官员。他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牢。
当我们漫步回家时，我感觉得到杨果非常兴奋。就在我刚把大门关上后，杨果突然脱口而出：“党的领导人全都集中在这里开会了，莱特又不在，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
午膳期间，我们讨论了要如何行动的问题。自丹戎武雅会面后，我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观察莱特是怎样处理党的事务的。我们不约而同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莱特在财政问题上最易受到批评。日本人投降后，莱特从未提交过一份有关党的财务状况的报告。我还发现，甚至在沦陷时期，他也从未这样做过。这意味着，他掌握着党的财政大权超过了四年，却从来没有交代过帐目。
我俩同意，下午会议一开始，我就立即把党的财政问题提出来。我将向大家说明，为了准确核算账目，每个州都必需准备一份关于战后本州财务状况的详细报告。当然，这个核算报告应包括上缴给党总部的资金的细目。任何人都没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个请求表示不满，因为各州州委会必需定期向党中央捐献活动费,这是为大家所同意的。的确，莫大的荣誉属于汇款最多的州委会。
一旦我们的基本工作就绪,财务问题的议程得到坚定支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将处于一个有力的地位向莱特挑战。根据我的粗略计算，自日本人投降以来，各州马共支部上缴给莱特的现金约达100万元至200万元叻币。
在关于党的财政状况进行正当调查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计划由杨果把有关领导作风的敏感议题提到会上。不过，他得小心从事。我俩一致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可能让莱特获得支持他的同情分。中央委员们在等待着有关财务问题的结论时，恐怕不愿探讨领导作风的问题。领导作风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让我们可借机就过去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展开讨论。
密商完毕，杨果和我回到会场出席原定下午召开的会议，并且准备把我们的计划付诸行动。我们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晚上。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陈勇需要做总结，同时确定议程。
会议同意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莱特在马共一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政治分析，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负责人就同样问题所作的分析,有那么大的差异。这说明莱特远远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而这点,又反过来对他所谓的国际身份提出一个大问号。
议程的第二项议题，涉及到领导作风问题。在初步讨论时，有人指出党内盛行封建权威的作风。另外，还有几项附加议题。最后一项是关于按照我建议的办法由各州编撰提交党的帐目。
莱特第三天如期回来主持召开主要会议。他要求看会议议程。他阅后没有什么明显反应。他试图为自己所作的政治分析辩护，直至他意识到说下去也不能赢得听众的支持时，才只好作罢。接着，他突然改变口风，暗示主持制定议程的同志在搞阴谋活动。陈勇只是受我们利用，把我俩的秘密谋划放到议事日程上。陈勇强烈否认对他所作的指责。最后，他忍无可忍，大发脾气，并要求辞职。
陈勇的暴怒，使莱特大吃一惊，于是他又一次突然改变手法。他宣布说：“我越来越老了，而且，你们都知道，我长期来就有病。我想征得你们的同意，告个假。也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改进我的华语。”这句话，正中要害。它使我再一次回想起同他在美罗的会面，以及他在阅读老黑那封信时的情景。我们都知道莱特身体不好。我们也知道他需要改进自己的华语。但是，我们也着实被他提出的告假建议吓了一跳。
我们的中央书记就坐在长方形会议桌上端的位置。我则坐在桌子另一头正对着他的尾端位置上。此时的陈勇，因受到莱特的指责和侮辱，还很难受。他正好就坐在我的右边。
莱特接着挑我出来，声称他认为我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同志。他还评论说，近十年来，我为党勤奋工作，表现出色。“陈平同志将会成为党未来的一位优秀领袖，因此，我很有信心，在我告假期间，可以把党的重任托付到他的手上。”
他继续不停地吹捧我。当然，他这样说完全是有意贬低陈勇这个大家所默认的他的副手。作为一个不会动辄发怒的人，我耐心地坐在那里听他对我的虚伪吹捧，一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刻。现在，轮到我发脾气了。当莱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时，我突然拍案而起，大声叫道：“够了，别再吹捧我了！我配不上你说的那些话。”
陈勇是我的一位亲密朋友。有一个时期，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在马共霹雳州委宣传部工作的。当时，他已经是一名州委委员。虽然我名义上是我们出版的新闻简讯的“编辑”，实际上，我的工作却是为油印机刻写蜡纸。回想起来，我俩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还来不及发完脾气，莱特突然哭起来，使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坐在桌子的首座默默地哭泣。他双手托着自己的脑袋，一面抽泣，一面不停地喃喃自语：“你们冤枉我了…….你们冤枉我了。”如果他算计着他的这个表演，可以博得同情分的话，那么,它的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认同我的攻击的抱怨声，从桌子的四面八方响起。小章，这位黑风洞惨案的幸存者、著名的西彭亨游击队领袖，为还在哭泣的莱特进行大力辩护。他间接指责我在党的团结对实现党的目标从未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竟然肆意在马共队伍内制造分裂。小章咆哮如雷地说：“我们的领袖有病。他应该去度假，养好身体。我们应该给他支持。”
一个反领导的阴谋暴露出来了。多么愚蠢的一个错误啊！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要道歉。我保持沉默。杨果和陈勇也跟我一样，一言不发。会议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不欢而散。尽管如此，会议依然作出一项决定：明天早上八点正复会。
那天傍晚，杨果来到我的洋楼，痛斥我的愚蠢。他痛惜地说：“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要暴露自己吗？看看，你现在做了些什么。”接着，又说：“我俩现已成为被暗杀的明确目标，你最好采取防范措施。我已经开始做好我的了。”
第二天早上,会议如期准时复会。杨果有在场，我身旁的座位空着。显然，陈勇饱受惊吓了，他宁可躲开。派了一位信使到他在附近的家，结果信使带回一封他亲自签名的辞职信。这封信在会场上被高声宣读，然后，绕着会议桌轮流传阅。我们的第二把手说，他已经灰心失望，而且觉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也没什么意思了。看样子，他似乎在等待着不可避免的事的发生。
莱特把这件事撇在一边，引导大家讨论一些跟原定议程毫无关系的其它事项。在这一天会议快结束时，他宣布还有紧急的事情等着他去办，这次是要到新加坡。就像往常那样，没有谁想穷根究底，会议於是休会，并商定下一次会议将于三个月后在同一地点举行。
那是1947年1月底，马共最高级干部再次蜂拥来到吉隆坡。由于上次会议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安邦路旁同一座洋楼的同一张长桌四周列队入座时，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对会议结果忐忑不安的气氛。然而，没有谁能预料得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竟然会给东南亚地区以及大不列颠帝国及其英联邦国家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陈勇又一次没到会。我本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然而,令我以及所有其他与会者感到意外的是，桌子上端应由莱特坐的座位上，竟然空着。党在吉隆坡给他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居所，方便他来访时居住。这是一所用砖块和水泥砌成的单层小平房，位于文良港鹅麦公路旁。中央书记是个以非常守时闻名的人。他赴约时很仔细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不迟也不早。我想他这一套是从列宁那里偷师回来的。莱特主持的会议，向来是早上八点正开始，中午十二点午膳休憩，午后二点复会，五点散会。每一次开会，他总是提前十分钟准时离开家。
这次一月会议，他却令我们苦等，十五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也过去了，依然不见他现身。九点了，终于有人提议到莱特在鹅麦路的居所找他，并且沿着原路往返时，看看他是不是出了意外事故。柔佛州委委员阿电受大家委托前去了解情况，可是，他不会驾车。我建议由我驾奥斯汀8型小轿车载他去。
在陈勇不在期间，由阿电代理当时的柔佛州委书记的职务。他虽然是陈勇最信任的左右手，但他也依然非常忠于莱特。我们沿着往莱特居所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公路慢驶，四只眼睛朝公路和路旁扫来扫去，看看有无发生过交通事故的任何痕迹。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继续前进时，阿电婉言劝我，这一次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和我们的领袖对着干了。
我们终于到达莱特的住家。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他的正怀着孕的华人妻子江雪蓉。她本人也是马共的一名党员。她就是四年半前护送我到一座山顶洋楼与莱特第一次会面的女交通员。我问她，她的丈夫在哪里。她听了真的像是吃了一惊。她坚持说，莱特已准时驾车离家前往我们在安邦路的地点开会。此刻，阿电和我变得非常担心，并且劝她跟我们一起前去会场，向与会的所有同志说明情况。
回到会上，她把她丈夫何时用早餐、何时驾车离开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就离开了。接下来，中央委员们忧心忡忡地进行了讨论。莱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位委员说，他兴许被英国人绑架了。我想，这不太可能，不过，我决定一言不发，当然，更加不会去解释我持反对看法的理由了。
杨果和我都相信，肯定是发生了某种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天下午很迟才散会。散会前，会议同意指派一个调查小组，摸清这一神秘事件的底蕴。会议选出三个人。由于陈勇硬硬要求自己靠边站了，小组负责人的责任就落在我的头上。调查小组其他两位名成员是阿电和杨果。
那晚，杨果又兜回我的住处，我们就莱特失踪的整个严重后果进行了讨论。我们对调查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实在不知所措。我们在政治部里没有关系。而我们绝不可以到当地的警察局，向其报告令人惧畏的马共秘密领袖“已经失踪，估计已被政治部绑架了。”
杨果和我深感忧虑不安。我们肯定，莱特及其政治部主子将会密谋针对我们发动一次反击行动。我们可能已经被列入要被消灭的名单里。我们被干掉后，莱特就会重新出来，恢复其无对手的马共领袖的地位。我俩决定，我们也必需消失一阵子，直到尘埃落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确定，是否有人在追寻我们。离家前，我把情况透露给我妻子，并劝说她最好回槟城母亲家暂住。不过，她决定留在吉隆坡。
那晚夜深人静时，杨果和我敲打吉隆坡甘榜峇鲁地区一所房子的大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位我俩都认识的党员朋友,他们都在马共出版的双月刊《战友报》编辑部工作。这份刊物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会员中发行。我们要求住下来，并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有好几天，我们晚间就躲在屋里，白天就溜出来逛首都的书店或到戏院看电影，不时向家里查询有没有人来联系过或跟踪我们。结果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认识到，我们躲起来的做法于事无补。如果真有事的话，那样做只能使自己更容易成为打击对象。所以，我们决定出来,不再躲了，并且重新回到自己在党的日常工作岗位上。
到了此时，其他中委们正在为要采取什么行动和这件事如何会发生，闹得不可开交。混乱和紧张情绪以及潜伏着怒火的气氛四溢。大家心里最为担心的是，莱特神秘失踪的谜团如果不能赶快解开，中央委员会将会陷入瘫痪状态。
我受命负责双重任务。首先，我得解开莱特神秘失踪之谜。其次，我要收集有关他失踪的所有证据，然后提交给中央，由中央最后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觉得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必需打破差不多十五年来存在于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莱特长期来有意识地培养对他个人的崇拜，以维护他的统治地位。这种对他的个人崇拜成了他的最有力武器。历史因素造就了他，也给予他机会成为受大众欢迎的事业的倡导者。他最初参加马共的时候，党正处于混乱涣散的状态。他想方设法整顿秩序。之后，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又开展支持祖国救亡工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百物腾贵，生活艰难，他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活动。在当时条件下，较易组织工人起来罢工。通过这一系列高姿态工作所取得的效应，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很快，莱特因而赢得基层群众的普遍赞赏。
这位神秘失踪的中央书记给党最高领导层以一种印象，即他曾在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里活动过。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据说，他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会工作之后，被派回去法国，中途在新加坡稍事停留。在新加坡期间，他了解到新加坡马共组织处于严重混乱状态。于是，根据他的故事，他改变原来的计划，留下来以共产国际“当地代表”的身份，给当地革命运动带来方向和秩序。他展示了自己在从事地下活动方面的相当不错的本领。他的资历看来是完美无暇。他拥有的越南人背景，他所受的法语教育，无异给他加添一身光环。全党同志诚心诚意接受他，把他看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如今，杨果和我心里完全明白，莱特的故事是个大骗局。可是，该怎样才能彻底粉碎同志们对他的幻想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能不能找回什么证据，提供给已经一筹莫展的中央委员会审查呢？
真是无巧不成书，数星期后，我们竟然从越南人关系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话说，有一批越南共产党人从他们在曼谷的基地出发，经陆路抵达吉隆坡做事先安排的访问。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他们来是为寻求我们对他们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的帮助。自从印支革命紧接着日本人投降后爆发，马共非常乐意对越南同志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同时保持和越盟组织的紧密联系。每一次一批越南的同志秘密来访问我们的时候，都会和他们的老乡莱特相聚。
不久以前，莱特还成为动员新加坡约600名志愿人员前往印支战场支援越盟斗争的背后动力。只是因为英国当局在最后关头加以阻挠，这支志愿人员才没去成。
在这次访问期间，越南同志有意提出接收莱特先前答应给越盟的武器。马共早已给他们拨出约400件武器。这些武器储存在柔佛丰盛港至哥打丁宜之间的东海岸边三处秘密地点。我们也准备了一艘tongkang船和船员运送这批武器，打算驶过南中国海直达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
越南同志也已一切安排就绪。他们将在丰盛港上船。可是，正当他们在吉隆坡等候期间，突然接到来自曼谷总部传来的消息：这批武器原定的登陆地点，现正遭到法国军队的猛烈进攻。运送武器的任务被迫取消。跟以前每次访问一样，这次越南同志也要求见莱特。起初，我对他们说，我们的领袖出差去了。他们听了，二话没说，决定南下新加坡逗留数日。他们由新加坡回来后，再一次请求我安排他们和莱特举行一次会面。经过几天的时间打交道熟络后，我才坦白承认我们的中央书记已经突然消失，这件事令我们非常尴尬。我补充说，大家普遍相信，他已被英国人绑架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这批来访的朋友谈起他们在新加坡期间了解到的有关莱特活动的几件事情。他们很肯定，莱特并不在英国人手上。他们离开前，给了我一位越南男人的姓名和新加坡地址。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关系将极大地有助于我获得有关莱特的消息。
我立即赶赴新加坡去见那个越南男人。他年近四十，是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战争期间，他在全印度电台对外广播中心工作，负责把英语新闻翻译成越南文。他也曾当过播音员。战后，他的广播单位关闭了，他迁来新加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打算回越南打法国人。由于这个背景，以曼谷为基地的越共分子认为他值得信赖。
我的新关系证实了我所听说的关于莱特沦陷时期与日本人勾结的故事。他说，新加坡的越南人社会长期来就怀疑莱特一直在为日本人和英国人做事。此时，岛上越南人商业社会约有300人左右。在几个星期里，我就收集到有关我们这位失踪领袖各方面活动细节的大量证据。有一次，莱特甚至于向当地越南人吹嘘英国人原本要授予他一枚特别战功勋章，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也了解到有关莱特私人生活方面种种令人不安的奇闻。过去，对他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完全被他蒙在鼓里。江雪容小姐这位槟城的客家妹，就是那天早上莱特在吉隆坡失踪时向中央委员会说话的那位妇女，原来是中央书记的第四个姨太太。在新加坡，我才知道他的第一个老婆是位越南人。她父亲是位政府承包商，在加东海边买了套别墅给家人住。另外，莱特还有一位漂亮的越南情妇。她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她住在新加坡市区禧街莱特买下的一所公寓。此外，我们的中央书记还出资给这位情妇在同一地区经营酒吧和餐厅。他的第三个女人是位广东人，也是住在莱特负责维持的住所。日本人投降不久，他才迎娶我们的同志江小姐。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用越南文写下来给我的，我后来想办法叫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正当翻译工作完成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有力的书面证据，证明莱特盗窃了党的超过100万元叻币的资金潜逃了。拥有我备好的档案，我要求于1947年3月6日召开一次马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提交一份我的调查报告。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一章）
图片说明：
摄影机从不同角度拍出来的照片经常令人弄不清真相。上面的照片里的风景，就是我记忆中的丹绒武雅的样子。1946年10月，杨果和我就坐在海边的茶餐室里喝咖啡，讨论如何揭穿莱特的背叛行径以及如何把他赶出马共的领导中心。下面的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同一题材，沙滩的景色依旧，背后的景象却已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九
消灭了英国特务．．．．来了个大英帝国最高勋章!
【导读】坦白地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手法感到失望。当时我正是在曼谷的现场，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处死之前，亲自跟他对质。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诉我。
就在我们定于1947年3月6日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开始收到有关莱特下令党的负责收藏武器的单位向他提交我们秘密武器库的详细资料的令人吃惊的报告。他的这个要求是通过新近成立的组织局暗地里提出来的。我在6个月前中央书记精简中央委员会职能之后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而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却全不知情。
我发现，各州州委都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提供一份有关库存的武器数量和弹药的详细清单，最令人吃惊的是，有关我们森林中各个武器库的地点。另外，莱特还要求知道负责控制每个武器库的高级干部的身份。
这种种要求当然是直接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保密规定。我如今才完全清楚了解到莱特把中央委员会一分为二背后的动机。按照这样的安排，有关这类受质疑的命令，就可以只让组织局知悉，而我们这些政治局的委员则完全受蒙蔽，一无所知。这是操控党最理想的一个手法。与此同时，它又可以确保那些具有足够权力和信心去质疑这一类指令的同志，与日常的组织运作隔绝开来。
我们主要武器库埋藏的地点就在柔佛、霹雳和雪兰莪。幸运的是，这几个州的党分部全都对提供这样一份清单拖延推诿。他们没有照办不是因为对莱特充当英国特务已有所怀疑，而是因为同志们认为执行这种令人难于置信的不妥当命令，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州和各地区的习惯做法，确保了这类性质的秘密情报决不能宣之于纸上，尤其是关于武器弹药储存量的详情，只能是靠记忆。
我当时相信，而且现在依然相信，莱特企图一举获得大量关系到党的生存的我们武器状况的重要情报的指令，完全是在其英国特务主子的极端压力下作出的。按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妄图把我们的武装斗争掐死在萌芽状态中的阴谋。但是，英国人失算了。他们把莱特逼得太厉害了。莱特为了执行英国人的指示，被迫采取了这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措施。如果英国人能够用较为巧妙的手段来刺探我们秘密武器库的情报的话，或许真的会获得这些情报，而不消数月，马共就可能分崩离析。即便马共还存在，也肯定不会有一场游击战争发生。因为没有武器，想打也打不了。
我把已搜集到的大量证据，再加上有关莱特不寻常地企图打探我们秘密武器库详情的最新报告，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于3月6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除陈勇外，其他所有中央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尽管大家都意识到马共面对着其从未有过的最深刻危机，但我的其他委员同志并不了解莱特对组织的背叛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我根据搜集到的所有材料向会议作了长篇发言后，就坐了下来，会场陷入可怕的沉默。很明显，出席会议的同志难于理解我们这位正在潜逃的领袖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他的罪行中哪些是最具破坏性？它对革命组织的战斗力造成多大损害？要采取什么最为适当的措施才能减少损害？过了一阵子，沉默终于打破，我们开始就上述问题，互相交换着看法。这次会议对莱特作出三项决定：一、确定他是日本人的特务；二、同意开除他出党；三、他应得到最高的惩罚——死刑。
在会议最后，正式推选我为马共领袖。接着，我发言指出，我们必需加强努力巩固党，使她得到重整，焕发斗志。为此作出决定：必须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
这之后，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莱特的马来亚华人妻子，也是我们的同志江小姐，有关她丈夫的罪行以及我们对她丈夫所作出的决定。我们一向非常尊重江小姐。莱特在吉隆坡突然失踪不久，她就搬到槟城父母家住，在那里诞下一位女儿。杨果和我一起考虑要怎样把事情透露给她知道。
江小姐和杨果从学生时代起就互相认识，由杨果单独出面找她谈话比较合适。我对这样的处理真的松了一口气。我用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来收集有关她丈夫的罪证，而且与这件事关系太密切，因此实在不知该怎么来帮助一个肯定为此事悲痛欲绝的同志。江小姐父亲在乔治市槟城路附近开了间裁缝店。杨果就在这间店里和她见面，并且向她说明我们揭开的真相。杨果一五一十地把她丈夫从战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占领年代，直到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岁月的种种背叛罪行诉说给她听。杨果还告诉她：越共同志是如何协助我们揭发莱特的欺骗行径的，以及有关莱特的罪行是证据确凿的。
杨果原以为江小姐听了会痛哭流涕和懇求宽大处理的，可是没想到，她却默默地接受所听到的一切，而且对所听到的一切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疑问。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突然低声问道：“那么，我想你们非杀他不可了。”
杨果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非杀不可。”接着说道：“我们现正在找他。”一年后，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江小姐，之后又把她遣送回中国。1970年代，因肾衰竭在那里逝世。
在和莱特的华人妻子交代清楚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追捕叛徒莱特了。我们清楚知道他岳父在加东海边洋楼的准确位置，我们派人在房子周围密切监视，期望着他会回去那里。
新加坡市委领导人马丁负责这次的追捕行动。他曾接受101军事训练学校的训练。在日本占领时期，查普曼对他相当熟悉。马丁奉命成立一支特别锄奸队，一有机会就立即把莱特干掉。每个锄奸队员都有一张他的照片。我们对加东洋楼的盯梢超过两个星期。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出大院的许多车辆。可是，毫无收获。最后，马丁报告说，在新加坡所有查找莱特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猜测此人非常可能已经逃离本地了。
正当我们考虑下一步追捕莱特的行动和采取措施减少损害的时候，我们从各个州开始收到关于莱特盗用党的资金的更加准确报告。通过这些最新的材料，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莱特掌权时期每个州上缴给党的新加坡总部的捐献数量。另外，我们也查明马共在同一时期赞助暹罗和印度支那等国兄弟党的资金总额。我们也能准确地计算出新加坡党的办事处的实际开销数字。只需用简单的减法算一算，我们就知道莱特所盗用的党的资金，至少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数目远远高出许多。最新的数字显示，一共达到近200万元叻币，而进一步的调查也揭露，莱特不仅挪用党的金钱为自己进行个人投资，而且还给予他的各个女人做投资。以当时金融标准来衡量，他假公济私所挪用的款项，庞大得惊人。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我们当初是如何积累这一大笔财富的。事情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的游击队复员之前，一个自发性的没收橡胶库存的个别行动，引发整个半岛各州马共支部纷纷仿效。他们这样做肯定不是党领导下的命令，不过，无一不获得党领导的欢迎。我们的同志觉得，没收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上抢夺过来的这些橡胶库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些橡胶本身属于战利品。
在日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堆积如山的橡胶被逃离的英国人遗弃了，而日本人却为如何把它们安全运回自己老家大伤脑筋。那时候，商船航运寥寥可数，而货船又经常遭到盟军潜水艇和战机的袭击。日本人试图在槟城建造大型的木船，然后用这些木船运载橡胶经靠近中国沿岸的航线回日本。建造木船的整个劳作过程费时耗力，运送回日本的航线又是那么迂回曲折，事实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其结果就象上面说的，大批堆积如山的橡胶就这样滞留在被占领下的马来亚，一直到日本人投降。
在跟随日本投降而来的狂乱日子里，有些华人资本家企图垄断这些橡胶库存市场，于是他们和日本人进行秘密交易。我们不搞秘密交易。我们就搞没收。我们没收日本人的。我们没收这些资本家的。然后，我们把没收来的橡胶存放在我们控制的仓库里。我们有人手做这一切。我们有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利益。资本家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卷土重来的英国军管政府的官员们为恢复其殖民统治正忙得不可开交，也无暇顾及我们的游击队也同样在为拉走国内遍地橡胶忙不过来。有了大批的橡胶掌握在手，我们现在等待着战后市场的演变。后来，我们把这些橡胶卖了,超过200万元叻币巨款就如此这般快地筹集到手。
我们估计上缴给莱特的钱财，仅橡胶收入一项就有100万元叻币之巨，这点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橡胶收入的其它款项大部分消耗在各州组织手上。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想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乱状态中再狠赚一笔。不过，他们大部分人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比一般的游击战士优秀。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商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时间应对莱特事件引起的危机之后，我决定把3月6日中央全会建议召开的全会扩大会议定在6月举行。此时此刻，我已经非常关注有3位中央委员对党的安全所带来的威胁。第一位是理想破灭的陈勇，接着是两个叛徒：阿山和罗须磨。
看来，陈勇已经下决心离开马共。不过，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他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一走了事。他作为中央委员懂得大量党的秘密。另外，他还有一件事需要作出交代：就是他借了我们约5万元叻币欠款。这笔钱是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就从柔佛州党分部的资金里提走的。据说他把这笔钱投资于自己的生意，如今这些生意都面临失败了。他的生意有两个：一个是种植番石榴树的果园，另一个是在太平的印务公司。他最后只还了很少的一点“欠款”。
陈勇的问题使我们面临非常关键的决断。就我们来说，他拿走的这笔钱，理应归还。党坚持这一点。万一我们真的进行武装斗争的话，把他这种执迷不悟的人带进森林可能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然而，允许他离开党，变成一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意人，同样会成为一种持续的威胁。我们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他可以继续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但没有什么行政级别。我们希望这样一来可以继续就近观察他。我们也要求他承诺，他欠党的那笔款项一定要归还。然而，我们的宽大处理，在随之而来的岁月里，给我们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至于阿山和罗须磨，我们觉得很难确定他们真正的忠诚对象。他们都出席了3月6日举行的有关审查莱特罪证的中央会议。如果他们依然忠于莱特，同时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给我们的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我们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我们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足于证明他们有什么不忠行为甚至于些微的越轨行动。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紧密的监控，并且把他们隔绝在党的核心活动之外。
面对这些安全上的问题，我们决定为6月举行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采取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会议分在两个不同地点同时举行。我主持在怡保举行的会议。有约半数全会的与会代表参加。杨果主持在吉隆坡召开的另一个会议。我们这样做以便一个团队出了事，其余半数中央委员可以保存下来。阿山和罗须磨出席了怡保的会议。他俩对吉隆坡会议全不知情。
分两个地点举行的全会，其主要目的是向领导干部解说党领导层危机，并通知他们为此而已经采取的纠正步骤。杨果和我都是根据同一议程主持会议，也是以完全一样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通过。这些决议跟先前中央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基本一致。它们确认莱特从事间谍活动，批准把他开除出党，并重申他应得的惩罚是死刑。
其中一个决议决定提拔两位同志成为新中央委员，以代替被开除的莱特和已经辞去中央委员职位的陈勇。全会还决定成立由我、杨果、阿仲、阿电和小章组成的新中央政治局。
新政治局接着继续开会，会议授权我出国与本地区各兄弟党接触。我不在期间，杨果担任代理总书记。我这次出国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是同暹罗、印度支那以及中国的共产党取得正式的联系。我将向这些党通报我们党的危机和解释我们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并要求他们在追踪发现我们的前领袖方面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我还请求他们协助把莱特干掉。
我尽快地通过一年前给莱特办理旅游证件的同一渠道，申请了一本护照。我去到李孝式家族拥有的位于吉隆坡苏丹街酒店附近的一家摄影室去拍护照相。我去取照片之后一两天，我觉得这些照片真的不能用来做我的护照相。那时候，我刚从疟疾病的严重袭击中复原过来，照片中的我形容憔悴，无精打采，完全不像我这次出国期间要打扮成的一个年轻华人商人的相貌。于是，我决定等多两个星期，吃好睡足之后，再去拍过。第二次拍出来的效果的确好很多。
我提起这小小的插曲，是因为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件事曾带来一些奇妙的转折。很明显，我第一次去摄影室拍照的时候已经被跟踪。看来有位政治部特务曾去找摄影师，要他把我照片的底片复印一份给他。这个特务达到目的后，便满意地把它交给有关当局，也不去管我是否还有拍其它的照片。就这样，被我拒绝用来做我的护照的这张体弱多病的疟疾病患者形象的照片，便成为紧急状态时期通缉我的各式各样海报、传单和报章新闻故事上的唯一一张照片。这些捉拿我的宣传品里头写明：不论生或死都重重有赏。事实上，我始终觉得这张跟我容貌相去甚远的照片，反倒是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忙。
有着较健康容颜的王文华的照片，跟旅行证件持有者的职业和身份吻合。有了这本护照，我开始了我第一次的出国之旅，先是乘搭北上的火车前往北海，到了那里又转搭另一列火车去曼谷。我是于7月初到达暹罗首都，住进市里一家廉价旅馆。一切安顿停当后，我就开始着手和在市里活动的越南和暹罗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分别向他们详细讲述了莱特事件的经过，还告诉他们我们在莱特问题上所作的决定。
越南人方面通过今年早些时候前来吉隆坡接收我们援助的武器的越共代表团的同志已经事先得知事件。我正式请求越南和暹罗共产党协助追捕我们这位前领袖。我计划在曼谷逗留两个星期，而且我急于预订在这之后飞往香港的班机机票，结果暹罗同志热心帮我买机票。在我接近离开的日子，一位暹罗共产党高级干部陪伴我乘坐一辆三轮车从他们位于四丕耶路的一座木屋的总部，前往当时设于苏里旺路的国泰航空公司办事处。
三轮车从航空公司办事处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沿着一条主要大街靠左行进，而三轮车夫悠闲自得地慢踩着车子。我因为买到机票可以松口气了，有了心情观赏着路边的景色。我的双眼注视着马路对面，隔着迎面驶来车辆的人行道。突然，我的视线被一个熟悉身影的轮廓所吸引。难道真的会是莱特！当我第一眼见到此人的时候，他站着背向我们，好像正在那里和一位烟贩买烟。此人的身体语言简直和莱特像极了。我们的车子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视线还是死盯住此人不放。车子后来走到一个位置，我可以回头直接望见此人的脸。没错，此人正是莱特！他口中正喷出从刚点燃的香烟吸入的第一口烟雾。他抬起头来，好像朝我的方向望过来。我立即躲进车蓬里，同时发狂似的高声对泰国同伴叫道：“停车，停车，立即停车！叫车夫即刻转回头。我刚刚见到那个叛徒。”当泰国同伴重述我的要求，并且等待三轮车在来往车辆之间兜回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莱特已登上一辆机动三轮车，在一团黑蓝色的烟雾中扬长而去。脚踩的车，其速度自不能同机动车相比，所以，我的“猎物”不多时就消失在正午交通高峰期的车辆当中。
暹罗同志在其办事处下车后，我急忙去位于素坤逸路的越共总部，这里离占地广阔的英国大使馆约一英里左右。我通知和我联系的越南同志，我见到了莱特。他回说不用担心，他们的办事处有办法知道躲藏在曼谷的每个越南人的确切地址。他保证说，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知道越共当时在暹罗首都市区出动了大规模的准军事地下队伍在活动。他们会派员到所有的酒店，从中等价钱直到最廉价的，都搜查一遍。我在未来48小时之内，就要离开曼谷。越南同志答应我，他们会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当我倒回来时，他们或许已经完成使命了。
我乘国泰航空四螺旋浆空中霸王客机飞往香港，这种飞机在当时可说是最好的客机之一。到了香港，我最初入住铜锣湾新建的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这家酒店跟越南末代皇帝保大下榻的酒店为邻。保大被认为是同日本人合作，自1946年3月法国殖民主义者恢复其对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时起，他就在香港当寓公。我住的酒店实在是太贵了。后来，我搬到九龙彌敦道一间便宜酒店住。此时，我已经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又一次向他们作了关于莱特事件的全面报告，并通过他们把这一报告转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总部。然后，我就安下心来等待答复。由于回复需时，我在香港呆了五个星期。
在香港期间，我花了不少时间读报或看电影。有些天，我搭天星小轮过香港，只是为了欣赏维多利亚港两岸明媚的风光。我在湾仔和中环地区四处溜达了一阵，然后又搭小轮返回九龙，到了酒店，我就躲在房里阅读各种中英文报章。正是在一次浏览这些报章时，我在看当天版的《南华早报》，忽然我的目光落在刊登由海空抵港和离港旅客名单那一页报纸上。在那个年代，这家报章平时都会登载前一天抵港或离港旅客的名单。旅客名字按字母先后顺序排列，分轮船和客机两部分。
我百无聊赖地在刊登由新加坡、东京、加尔各答和曼谷抵港旅客名单上扫了一遍，突然发现从曼谷来的航班旅客名单里‘c’字母之下赫然有“张灿红”的大名。这是我很熟悉的名字。名字和使用它的人物都是假的。我应该清楚。不久前为了莱特出国需要，我曾用这个假名字给他取得一本中国护照。
看来曼谷的越南同志没能找到他，让他成了漏网之鱼，最终给他飞来香港了。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告知当地的联系人。他在名为《华商报》的一家中文财经报章工作。这间报馆被当作中共在香港的非正式联络点。数天后，我的联系人通知我，莱特曾应邀去了《华商报》办事处，并同他的一位同事谈了话。莱特对这位同事瞎编了一套英国人如何在吉隆坡逮捕他，接着又把他放逐到曼谷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知道，香港的中共人员会避免卷入在英国人统治下的这块地方发生的任何等同暗杀的行动。他们当时必须同英国人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尽可能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尤其是因这类暴力行动引起的对抗。不过，我的联系人仍然给了我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他说，莱特事实上向中国党提交了一个报告，表示他有意返回曼谷，然后打算重临新加坡，再次参加当地的组织。莱特得到一笔钱作为费用，并且正准备离开香港。虽然我的联系人不愿给我他动身日期的确切资料，我依然或多或少得悉他准备飞离香港的大概日期。我让他比我先一至两天的时间离开，然后我才乘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回暹罗首都。抵达后，我即刻告知越南同志。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的追捕行动，像上次那样，从一间间酒店搜查起。
两天后，越南同志的搜查行动终于有了结果。他们确认莱特已经入住一家中等水平的酒店。当他们上门找他时，他不在房里。说来真凑巧，我们的潜逃者在前一天曾经同暹共联系。在越南同志搜查小组到达之前不久，他刚离开酒店去一家商店同他的暹共联系人约会。
根据我原先的请求，暹共同志派了一个3人小分队来与莱特接头。小分队的成员显然都很年轻，而且没经验。他们不但没静悄悄行动，而且也不和他们的目标对话，相反，当莱特一进屋，便像饿虎抓绵羊似的猛扑过去。其中一个一出手就把莱特的头紧紧挾于腋下，另一个赶忙冲上前掐住他的喉咙，而抓住他的脖子的那位加大力度越抓越紧。莱特不断拼命挣扎，开始扭动，曲成一团。接着，他口吐白沫，脚一软整个人跌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在那间商店后面，他们很轻易就找到一些用来做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把这具躯体卷起来后，就等待夜色的降临。最后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被罢免和被消灭的马共领袖，实际上是英国人最成功的一个大间谍，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形下，就被抛进曼谷昭披耶河湍急的水流中消失了。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到越南同志的办事处，他们告诉我，已找到莱特入住的酒店，并且整晚都监视着，但他没回去。“他也许找伴去了，”他们笑着说。
在我准备启程回马来亚之前几天，我拜会了暹共总书记李启新，跟他话别。当我提到莱特问题时，他用普通话平静地回说：“他已经死了。”我进一步要求知道详情，他婉言谢绝了。我知道莱特死亡的全部真相，已经是三年后的事了。1950年，马共的一个代表团和暹共的一些高级干部曾在北京会面。其中一个暹罗同志就是那天早上派去与莱特在安全屋接头的年轻小分队的成员。
许多年后，我也才知道，就在莱特被杀不久，据英国情报机关报道说，一位非常高级的政治部官员曾从新加坡飞往曼谷，准备按早先和莱特约好的计划见面。这位官员之所以赶来，是因为获得情报说，莱特现处险境，有位马共高级干部正在东南亚到处追踪他。这一情报相当准确。显然，英国人非常接近行动的现场，不过还是慢了半拍。当他回到新加坡后，只得向上级报告莱特没能来赴约。
坦白地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手法感到失望。当时我正是在曼谷的现场，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处死之前，亲自跟他对质。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一般来说，对于被我们关押的叛徒，我们会留活口以便让他们把事情说出来。就以莱特个案来说，其实只需塞住他的口，就可使他静下来。可惜，对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使出过量的武力了。这大概是暹共方面最初不太愿意把有关情况详细告诉我们的原因。他们觉得把事情搞糟了，令大家都尴尬。
莱特被暗杀之后，我搭火车回槟城，就在岳母家住了一个晚上。我在那里打电话给正在实兆远母亲家住的妻子。8月份我不在时，她又给我们诞下一个男孩。我真恨不得快点见到她们。我大哥文荣听说我来了电话，立即抢过话筒兴冲冲地高声说：“你获得英国一个非常高荣誉。英皇赐你一个大英帝国勋章！”
我脱口而出：“你说英皇给了我什么？”我还以为大哥真的在和我开玩笑。老实说，我对OBE即大英帝国勋章到底是什么，也全然不知。看起来，文荣也和我一样。
接着，我和妻子谈话，问起孩子的状况，说完便把话筒放下，在那里思考。我想，我刚刚确保化解了大英帝国政府在远东地区最大胆和富有成效的间谍行动，我成功消灭了其最重要的间谍之后回来，而英国政府却赐我一个特别高级的奖章。这实在是说不通。
第二天，我坐火车去怡保，满脸笑容的文荣早已在车站等候我的到来。当天傍晚，我的一位叔叔请我到怡保的一间西餐厅用晚餐。奇怪的是，他对OBE只字不提，不过他今天特意请我来这里吃西餐，已经说明问题。我获得的这个奖章给家人带来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让他们得以反驳长期来围绕我个人所作所为的争论。
翌日，文荣和我一起驱车去实兆远。我在那里和妻儿、父母亲重聚。我刚好来得及参加庆祝儿子弥月派红鸡蛋的喜事。
我从实兆远写信告诉杨果，我将与家人一起呆几天。他回信表示同意我的安排，并且还不忘祝贺我获得奖章。我同家人生活了约一个星期之后，便驾车去吉隆坡，并向党报告了我这次去曼谷和香港的经过。我跟杨果见了面，并把莱特已经在人间蒸发的事单独和他说了。总之，我尽量把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我这位朋友。
我到达吉隆坡时，一封英国当局通知我获OBE奖章的函件早就等着我阅读。在我不在期间，这封函件已被人拆开来，办事处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它的内容。其实，日本投降后不久，伦敦战争公署就曾写给我一封函件说，为了表彰我在被占领下的马来亚以东南亚最高司令部名义进行的军事行动，我曾被传令嘉奖。
我实在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有关获颁OBE的事。其时，我们党内有两位跟我们一起工作的精通英文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首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党的双月刊《民主人士》。其中一位是葡萄牙裔的欧亚混血儿，名叫克鲁兹。我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OBE。
克鲁兹是一个有着令人感兴趣即便是不寻常背景的本地人。沦陷时期，他被带到西贡，在日本人电台当播音员。日本投降后，他重回新加坡，并向我们党靠拢。他表示很想和我们合作，而当时我们缺少精通英语的人才。他对我们开诚布公，并不隐瞒自己曾和日本人合作，还告诉我们他如何受僱于日本人的全部历史。正是莱特于1945年末接受他入党。紧急状态初期他就不见了，原来他自己跑去了捷克。后来，他大概是对布拉格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失望。他又去了英国，随后又再次返回新加坡，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工作。
我对克鲁兹说，我想回信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勋章。他劝我等一等，让英国人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告诉我，如果定了何时举行颁奖仪式，最高专员公署一定会通知我。我照他的劝告做了，并把事情放在一边。很明显，英国人一定以为我对他们的善意非常冷淡。其实，刚刚相反，因为要是我拒绝接受的话，我会即刻去信表明态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授奖者改变了初衷。他们要把这个奖章收回，使自己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地位，因为我压根儿从未正式表示要接受。
把OBE的事撇在一边之后，我全情专注于恢复马共的秩序和士气这绝对更为紧迫的问题。而当务之急，就是向党的队伍传达和说明莱特事件的全部真相。
中央政治局决定逐级传达莱特事件。首先，向州委会传达，然后由州委会传达区委会，而区委会则负责向属下一般党员传达。这个传达过程用了好几个月时间，其间，我们也一直关注着党内对我们传达的内容所作出的重要反馈。直至1947年12月，用了差不多四个月时间，我们才完成对这些反馈意见的整理工作。在这期间，我们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策划制定党的各项政策。
研究马来亚这段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几乎全部都断言：我在这四个月其间大肆鼓吹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对历史事实彻头彻尾的歪曲。他们的错误理解显然是受到有关马共内部分为今天大家习慣称之为“鹰派”和“鸽派”的一些情报分析所误導。当然，我就被这些历史学家们说成是嗜血成性的鹰派头目。
我由曼谷回来后，在党的最高位置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马共领袖。在此时刻，我本可以发出任何合情合理的指示，包括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而我有信心一定能得到正面回应。我愿意承认，我个人曾因莱特于1945年8月执行一条同卷土重来的英国人妥协的路线大受打击，深感伤心和难过。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我已以合理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接受了以组织群众以及和平斗争的政治鼓动工作作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基石。
如今我身为总书记，不论是我或政治局其他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认为，在此紧要关头，我们事业的重心有必要加以转移。事实证明，莱特一手制定的1945年8月宣言为党确立的政治方向，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是卓有成效的。马共成功地控制了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劳工组织。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和追随者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强大。我和我的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以及中央委员会，不仅没有考虑过要推动武装斗争，反而决心加强我们追随的这条政治模式。在我看来，现在只需加以恰当地重新调整罢了。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拒绝武装斗争。我们认为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始终保留我们森林里的武器库。就算到了1947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展望未来时，还以为预计有8到1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被迫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心中老实说丝毫没有急于从事武装斗争的念头。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二章）
图片说明：
这张就是多年来引起众说纷纭的照片。拍摄于我刚从疟疾病的发作中康复过来，显然是政治部特务后来到吉隆坡摄影室没收过来的。这张照片太不像我出国要扮成的年轻商人的模样。后来，政治部就是用这张照片刊登在大大小小捉拿我的印刷品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