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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国际日报》2011/6/27,28,30：
独立初期的保安队事件
雅加达《共和日报》(Republika)于2011年4月12日以四整版的篇幅登载了四篇有关华人保安队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独立初期在西爪哇丹格朗(文登)、东爪哇 泗水、苏门答腊北部棉兰与廖省网眼亚比(Bagan Siapi-api)几个城市出现的华人保安队的问题。笔者阅读了这四篇文章，并与其它有关资料作比 较，以此拙文试图探讨有关华人保安队问题。
《共和日报》其中一篇题为“众说纷纭的保安队”(Simpang Siur Pao An
Tui)文章作者 Teguh Setiawan指出，“共和国政府暸得，不是所有华人是亲荷兰殖民者的，但是很难区分谁是谁不是。尤其是在下层社会，一般人把华人看作荷兰走
卒。在这样的状况下，爪哇华人这个手无寸铁的少数派，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城市组织保安队自卫。”保安队事件是我国独立初期出现的重大事件，目前仍然是吸引历史学家关注的议题，这个议题迄今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印尼华人不忠于共和国的“证据”。距今快要70年，不少见证这个事件的老一辈华人，尤其是棉兰市与峇眼亚比市及其附近华人，忌讳谈起这个造成兄弟族群与华族冲突的悲惨事件，不想再勾起令人心痛的记忆。而没有经历这个事件的年轻华人，对此事件并不熟悉。在1998年5月骚乱事件后，为了保护华人生命财产，有人竟然在华人青年网络建议组织所谓的“新保安队”。
2006年12月出版的Sudarno
Mahyudin着《独立时期的网眼亚比事件》(Gema Proklamasi Kemerdekaan RI
dalam Peristiwa Bagansiapiapi)一书，详细叙述了网眼亚比事件。Rokan
Hilir县长Thamrin Hasyim在此书序言写道：“根据确实的资料和历史证明，网眼亚比骚乱的发生是由于族群间缺乏沟通引起误会，受人挑拨离间，而冲动行事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在网眼亚此市历史抹上污点，遗憾也无补了….。虽然如此，要永远记住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取吸经验教训。”所以，我们回顾这个历史事件，探讨它的来龙去脉，让更多人客观公正地了解事实真相，并以历史为鉴，防止和避免重演这样悲惨的历史事件，笔者认为是必要的。
* * * *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在独立运动青年敦促下，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独立。独立伊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尚未健全，在日占时期训练的卫国军(Peta)、警防团等以及少数荷印军官士兵组织起来，成为共和国军队。1945年10月，英军印度雇佣军以盟军接受投降日军的旗帜，登陆雅加达、泗水、三宝垄，也为荷印殖民军入侵开路。荷兰殖民军在联军的带领下，卷土重来，企图重新把印尼置于殖民地，已经获得独立自由的各地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夺下投降日军或遗弃的武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
但是，不少组成的杂牌军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正如《共和日报》写的，有举起伊斯兰旗帜的民兵武装组织，像日占领时期成立的玛苏米党(Ma-syu-mi)属下伊斯兰突击队(真主军Hazibullah)；更有许多从监狱出来的囚犯歹徒结帮，这些帮派分布各地，而且人数众多，趁火打劫，进行扰乱治安的活动。正如日本军队侵略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政权更迭时期出现的状况。同样的，新生的共和国未建立巩固的政权，无法控制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
面对荷兰入侵的军事行动，印尼軍民实行焦土政策，来对抗荷兰殖民军的入侵。焦土政策并不能阻止荷兰军队势如破竹的进攻，而遭到袭击的却是广大的华人商店，工厂，住家，甚至在进行焦土行动时，许多华人惨遭抢劫，骚扰和迫害，不少人惨遭杀害和强暴。暴力事件出现在许多城市，像雅加达，万隆，伯勒贝斯(Brebes)，直葛(Tegal)，伯玛琅(Pemalang)，梭罗，坤甸，东苏门答腊，棉兰，网眼亚比和巨港。独立初期对华人的大屠杀，是共和国历史黑暗的一页1。
经历了各种混乱和灾难之后，大多数华人社会对印尼共和国能否保护他们失去信心。所以，各地华人出现了保安队进行自卫。与其它族群一样，华人有的是支持共和国，有的是亲荷派，有的由于亲属被屠杀而加入荷兰尼加 (NICA，荷印民政署简称)军队进行报仇。但是，这些极少数人不能代表大多数平日安份守己，动乱时求生保命的的华人社会。(一)
泗水战役与保安队
“众说纷纭的保安队”一文作者 Teguh Setiawan开头写道，”1945年11月10日的泗水战役，保安队参与协助荷兰。”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笔者参考了一些数据，并没有找到保安队参与在泗水战役协助荷军的事例。
八一七宣告独立以后，在雅加达独立宫和泗水市政厅前对日本宪兵部受降。华人在日本占领时期组织的“抗日华侨民族大同盟”(简称民大)动员华人青年参加夺取日军武器的斗争行列，不少华人青年还直接参加了印尼人民军队伍 2。
1945年11月在泗水战役前后，东爪哇民众为抵抗联军入侵进行激烈的战斗。印尼人民造反大队队长苏多摩在电台经常发表激昂的鼓动演说，号召民众反抗联军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苏多摩也作了排华仇华的种族主义宣传，指责华人组织保安队背叛共和国支持荷兰殖民统治，挑起其它族群对华族的仇限，这样的广播对当时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苏多摩指责泗水华人支持荷兰殖民军入侵是与事实不符的。以下大量的事实指出，泗水的许多华人在泗水战役参加支持共和国，抵抗联军入侵 。
Andjarwati Noordjanah在《泗水的华人社会》一书写道，“独立宣言后，一部份泗水华人支持共和国，当一部份华人要组织保安队时，他们持反对和抵制的立场。”比如，在泗水，玛琅和南海漳 (Lumajang)等地华人是如此(见下例)。在东爪哇的自卫队或保安队大多只手持木棍，不是所有以枪械武装的。
9月19日，泗水印尼与华人青年包围升起荷兰红白蓝国旗的荷兰人开设的大和旅馆，有的冲进去爬上屋顶降下荷兰国旗。10月1日，印尼青年与华人围攻市民视之阎王殿的大巴剎日军宪兵部，华印两族青年同仇敌慨，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多。后来，在这个宪兵部原址，建起一座雄伟的纪念碑 3。
11月10日，泗水“华侨民族大同盟”(简称民大，下同)在巴比安巴剎广场动员华人召开大会，成立“战时华侨服务团”。泗水“社会公仆”(SOS)主席蔡锡胤在大会发言.，支持建立战时华侨服务团。(被邀请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代表不愿参加服务团，半途退出大会)。在泗水战役中，服务团的救护队，挂起红十字旗和臂章，协助印尼政府救护伤病员和在炮火受伤的民众，救护队很受人们的赞誉，他们办了3间难民所，不分族群，收容大量的难民，并协助印尼当局作好疏散工作。当英军和印度雇佣军占领泗水市时，印尼国军被迫撤退到内地坚持战斗，难民所的工作人员和难民也跟随退到内地。蔡锡胤联合泗水战时华侨服务团等团体反对组织华人保安队，资助印尼游击队粮食，大力支持印尼反殖斗争 4。
“华侨民族大同盟”成员伙同与印尼青年，日本投降后命令日军就地缴械。泗水一些华人青年，以泗水华侨之声名义散发华文印尼文并列的传单，号召华人支持印尼独立，反对殖民者卷土重来的标语。泗水《民众呼声报》曾把传单制版刊在头版上，一位阿拉伯后裔印尼军官看后极为赞赏，说华人兄弟是患难时期的战友。
在动乱日子里，泗水出现了一支以欧阳祖德为首，有百来人成员的“华人治安队伍 ” (Tentara Keamanan Tionghoa)。在11月11日泗水保卫战役中，它与其它泗水青年并肩对入侵的英军进行进行英勇反击。这些战斗事迹深深感动了印尼军民。它密切配合印尼军队和青年武装队伍维护市区街道的治安，对殖民主义者的挑衅破坏保持警戒。这支队伍对保障当时泗水的社会秩序，维护华人与印尼民众的良好关系，协助印尼军民的防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5。
华裔的领袖萧玉灿与伙伴们在东爪哇玛琅组织和领导了“中华青年队伍”(其弟萧玉美为该组织主席)，积极参加印尼独立的斗争，并联络各地武装青年组织领导人。萧玉灿领导的组织主要任务是教育华人社会支持印尼共和国的独立，不主张武装起来，不是去作战，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他并影响各武装青年组织领导6。(二)
在泗水战役中，在人民治安机构 (BKR印尼陆军的前身)的帮助下，中华青年队伍保证了华人难民从泗水到玛琅的转移。还说服了东爪哇各青年武装组织不少领导释放涉嫌不忠而被拘留的华人，并制止了抢劫和迫害华人群体的活动7。
10月底，为了减少苏多摩演说的消极影响，中华青年队伍吴银泉与苏多摩会面并向他指出，他们的敌人不是华人群体，而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后来，苏多摩表示准备与中华青年队伍合作。萧玉灿率领华人青年代表团会见苏多摩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苏玛尔梭诺、苏迪斯曼等。强调中华青年队伍与各青年组织合作的重要性，表示要鼓励华人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人民造反大队，后来不少华人青年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其中著名的有颜贤宗和欧阳祖德。萧玉灿还在玛琅成立了蓝十字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护前线伤员，募集药品，并送到前线。萧玉美积极参加蓝十字会工作并立了功，苏加诺总统向他颁发勋章作为表彰。
11月10日的泗水战役中，中华青年队伍社会公仆(SOS)和蓝十字会从玛琅向泗水进发，投入泗水战役，并救护伤员8。11月9日上午，殖民雇佣军无理没收华人摊贩的商品；晚上，民大通过侨团发出抗议暴行，号召全市罢市的宣告书，次日清晨，全市罢市、罢课、罢工；英军和印度雇佣军占领泗水市后，荷兰殖民军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姿意抢劫，调戏和强奸妇女，人心惶惶，激起老百姓的深恶痛绝。11月19日夜晚，战时华侨服务团几位华人青年在巴比安巴剎和街头巷尾张贴宣言书，号召全市商人举行大罢市，抗议占领军的暴行，立即获得华印市民的广泛支持。翌日，罢市开始，市场空荡荡，英盟军的卡军买不到肉类和蔬菜空车而回。这8位华人青年正动员小商人进行宣传，遭到一队手提自动步枪的英军逮捕。附近数百名华人得知后都纷纷赶来，一名英军竟抛出手榴弹，有几位华人被击伤流血，有的倒在血泊中。荷兰兵把这8位青年关押在军营里，这激起了更多人的愤怒，军营外围，群众越集越多，抗议的示威群众估计约有5千人。事后几天，海口一带的华人工友也参加罢工行列，泗水市几乎成为一座死城，11月21日，战时华侨服务团在巴比安巴剎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到场的有6千多人，通过决议，要求严惩肇事军人。经过3天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取得了胜利，英联军代表于13日向战时服务团递交了道歉书，并交付了赔偿金。作为保卫独立指挥官苏多摩，通过广播电台，高度评价了这场斗争的胜利9。
爪哇其它城市
东爪哇共和国区，如玛琅、谏义里(Kediri)，美里达(Blitar)、绒网(Jombang)、多隆多公(Tulung
Agung)各地，在华侨民族大同盟成员呼吁下，华人与广大民众，在危难中团结一致，为共和国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惹班(Mojokerto)和绒网(Jombang)的华人也支持战斗。他们用自己的住房、商店或仓库接待了大批战士和难民。绒网中华总会组织华人每天为印尼军队筹办粮食，用卡车把饭菜送往前线。当时的印尼共和国电台特别广播，赞扬华人的支持。巴都(Batu)华人成立中华红十字会，协助印尼红十字会押解1.2万名日本俘虏，救济难民，帮助印尼军队输送药品食物。在茂物(Bogor)，华侨红十字会人员和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合作，不分昼夜在炮火连天的战场抢救伤员，送到设在中华总会的临时医院治疗10。
在东爪南海漳(Lumajang)，荷兰殖民军攻占前，先从占领区武装一批暴徒，进入南海漳抢掠杀害华人与其它后裔。荷军占领南海漳之后，利用华人害怕恐慌怖心理，劝告华人并帮助组织保安队，由荷军提供少量武器与负责训练。保安队除了维持治安外，还几次被利用攻击印尼游击队。泗水华侨服务团与青年侨团联合会，派代表与这个保安队面谈，以事实揭发保安队的实质，终于说服他们，解散了南海漳保安队11。(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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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初期的保安队事件
玛琅市被荷殖民军攻占前，一批有组织的武装暴徒向市区加友打岸华人商店抢劫，进攻时布置间谍躲在华人家墙脚屋檐下，鸣枪发讯号，引来荷军飞机疯狂扫射，以挑拨原住民与华人的仇恨。荷军的谍探，诬指华人侨领郭某与26名华裔为荷军间谍，被原住民不分青红皂白抓了起来。荷军先遣部队开进时，特地安排华人手持荷兰国旗，从装甲车车顶铁盖露出半身，示意荷兰军人侵玛琅时是华人作向导的。荷军雇佣华人编为AP队，唆使他们干尽坏事，竭力动员华人组织保安队，名为武装自卫以迎合部分亲荷者和受蒙骗华人的要求。玛琅的华侨服务团等组织竭力反对组织保安队。在中华总会几次会议上，拥护与反对组织保安队，成为激烈的焦点，相持不下，后来，在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中华总会领导人韩江云和黄丹季从荷占领区视察回来，以亲身看到的大量事实在会上作了说明，指出组织保安队，只能加深与印尼人民的民族仇恨，可能造成更大的屠杀事件，并不能真正保障华人的安全。他们两人有力论证，驳倒了赞成组织保安队的言论，戳穿了荷兰殖民者的阴谋，获得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保安队组织不起来12。
任抹埠(Jember)华人保安队为荷军充当前哨，夜间与印尼游击队猛烈驳火，而荷军却按兵不动。说明组织保安队，只能加深与印尼原住民的民族仇恨，不但不能真正保障华人的安全，反而可能引起更大仇杀事件 13。
中爪哇梭罗温敬多(TonyWen)领导中华暴动队伍组织，他们为独立战士提供后勤，通过共和国与荷兰占领区进行易货活动来储备后勤物资。这个组织与印尼族党的雄牛队伍 (苏迪罗领导)合作。
各地华人在独立初战乱时期，向共和国募捐了很多款物。其中中爪哇文池兰(Muntilan)华人捐了1.8万盾，第一共和国区的中华总会筹集一笔慰劳金送给前线军队。在联军占领区，华人的募款捐给印尼红十字会。雅加达养生院附设红十字会经常输送药物给前线的印尼军队。柯全筹的筹款委员会，筹集捐款五六万盾，交给印尼红十字会。
在共和国控制区，华人社会没有组织保安队。当荷兰殖民军占领临时首都日惹时，日惹苏丹九世通过私人医生沈基艾，呼吁华人不要组织保安队。至到独立战争结束，日惹华人社会没有保安队。日惹华人筹集了二十五万盾通过日惹苏丹交给共和国政府，哈达副总统亲自写信向华人表示感谢。1945年11月开始，日惹红十字会每天要准备1500人的伙食。许多华人积极参与协助。华侨总会副主席高协希律师，积极对被荷兰逮捕的亲共和国人士免费进行辩护，在他的努力下，释放了许多人。他还动员的华人为独立斗争青年准备了大量的能存放耐久的“年糕”作为充饥食品。
伯玛朗 (Pemalang)的青年组织了“华人青年武装”支持印尼独立斗争。直葛中华会馆校友陈仁光积极举办华人青年的反殖讲习班，鼓励华人升印尼红白国旗。这个武装组织对伯玛朗日军缴械起了重要作用。
拉旺(Lawang)中华总商会发动华人向印尼军捐赠十多万盾，还有许多药品、衣服和军械。苏门答腊巨港华侨总会募集了一批物资送给印尼军队 14。
勿里洞和西加里曼丹
1946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邦加槟榔召开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东爪哇和棉兰的华人社团抵制这个会议，挫败成立傀儡政权。
1946年到1947年，荷兰殖民重新接管勿里洞锡矿，勿里洞华工先后两次罢工。1947年邦加华工也罢工两次，罢工工人有 7千多人次，坚持了105天。罢工后第二个月，勿里洞锡矿公司在海牙开会惊呼：“每日锡产600吨，华工罢工产量锐减。”15
1946年10月上旬，西加里曼丹孟加映(Bengkayang)华人与当地族群连手进攻荷兰殖民军，一度占领当地重镇，逮捕作威作福的荷兰军政要员 16。
(四)崔一生2011/7/1
棉兰保安队
Teguh Setiawan写 道 ，“1945年12月，在共和国治安军的支持下，杂牌民兵对华人进行屠杀。”许天堂在《政治漩涡中的华人》也写道：最著名的是由阿马特.博延领导的“斧头 牌军”(Pasukan Cap Kampak)。这支杂牌军在棉兰对华人进行各种掠夺、抢劫和强奸；人民治安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认为这支"斧头军"已经 败坏了共和国的声誉，力图消灭它，1946年4月末的一次袭击中，“斧头军”被歼灭，阿马特.博延被击毙 17。
1946年4月，苏门答腊省政府代理省长阿美尔签署发出进行“社会革命”的号召，目标是亲荷兰殖民者的苏门答腊东部地方土侯的日里苏丹、阿沙汉苏丹，冷葛苏丹等，并通告居民不必惊惶，这是印尼内部斗争，与华人无关，要求华人保守中立。在这个“社会革命”运动中，武装民兵有民族先锋队(即牛头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以及杂牌军如野虎队，飞龙队，纷纷在混乱中出现，也发生了攻击华人的事件。其间，荷兰殖民军进攻北苏门答腊亚齐边境的油区火水山 (Pangkalan Brandan)，共和国军实行焦土策略，将华人集中并移至亚齐境内，把市内华人区焚烧。1946年，棉兰荷兰殖民军接替了英印度联军，治安每况愈下。印尼武装部队与荷兰殖民军的冲突日益加剧。棉兰华侨总会成立了保安队。当时这纯粹是协助当局维持治安。由于他们只手持木棍自卫武器，遭到歹徒袭击身亡。华侨总会属下的保安委员会提出要拥有枪械，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左派的民主同盟人士反对接受荷军武器，认为这样会成为荷兰殖民军的工具。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斗争对立。使华人陷于危险处境。但表决时，民盟左派人士只是少数，因此退出保安委员会。控制保安队的国民党人士林声也同时宣布退出华侨总会，成为独立机构 18。不久，棉兰保安队向英军要求提供武器。Ted
elly率领的英军训练了110名华人。
当时，亚齐及其它独立区的华侨总会，在当地印尼文报刊发表声明，宣布不同意棉兰保安队接受供应武器，另一方面，动员当地华人对印尼独立斗争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19。
有关棉兰保安队与国民党的关系，王谦宇在“半个世纪前一束日记”写道：“1947年7月29日，荷军殖民军占领先达。印尼军队撤退时，在市区放火抢劫，
华人沦为难民，情况凄惨。焦土政策用于抗拒荷军，无辜华人遭殃。7月31日，第五营进驻先达，约百余人，分乘5辆卡车，中华民国国旗前导，浩浩荡荡开入市内，国民党党员趾高气扬，把他们迎接到国民党党部。”20
王任叔(巴人)在“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一文指出，在先达的荷军就是安汶人和华人。这些尼加兵几乎都以复仇的愤恨，来屠杀印度尼西亚人的。不少华人看到，有些印尼人向荷军投降，一律被杀害。在先达冰厂附近，手无寸铁的印尼人，被杀害的填满了沟渠。 21
网眼亚比事件
1946年3月12日，网眼亚比印尼青年斗争阵线，不满华人在住家升起青天白日中华民国国旗，认为这是华人对独立不久的印尼民族的蔑视，要求降下青天白日旗，与华人青年发生冲突，来劝阻的甲必丹卢清波当场被砍死，暴发了血腥械斗。虽然市内华人人多势众占了优势，但是，在效外无故的华人就遭殃，估计被屠杀的华人有五百名之多。在这场械斗中，网眼亚比华人获得棉兰保安队提供枪弹和装备的支持，甚至有马来亚海盗黑帮的援助。
(五)崔一生 2011/7/2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