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沸騰45} 战争史回顾 ——抗战史上南线战场从溃退到反攻的启示
Chan CT
警钟长鸣
——抗战史上南线战场从溃退到反攻的启示
司马小莘
这是一段尘封了近70年、很少被提及的一段抗战史,以及它留下的沉痛教训——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大鹏湾登陆，仅仅10天，长驱200公里。 21日，南方重镇广州，几乎在敌军不费一弹、不折一兵地在无声无息中沦陷，没有遇到驻防大鹏湾守军151师（被精良武器装备的有名的铁的部队，师长莫希德）任何抵抗。这是一段中外人士为之瞠目结舌的抗战史。这样的失败，在中国抗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不是通敌是什么？小汉奸能这样干吗？” 人们认定是广东守军的最高长官——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被日寇收买了。黄秋耘伯伯（中共党员、作家）赠送我的回忆录《风雨年华》，其中第八章《“银弹”的秘密》，回忆他在广州沦陷前从日本驻港特务机关获取的情报：一个姓郑的翻译员，台湾人，在喝了八杯威士忌酒趁着醉意大言不惭地说：“也许那些丢他妈军队（广东守军）真有股蛮劲儿，可是咱们皇军有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能够决定任何战争的胜负。”我（黄秋耘）故作好奇地问道：“又是什么德国的老虎坦克吗？”当时日本军人吹嘘德国有一种老虎坦克，是任何反坦克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他醉得更厉害了：“不，比德国的老虎坦克还要厉害得多。这种秘密武器不是给前方的军官和士兵使用的。瞧，就是这个东西，”他掏出一张百元面额的港币扬了一扬，“假如你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也可以叫它银弹吧。枪弹、炮弹是用来打士兵的，可是这种银弹，连师长、军长和战区司令长官也同样可以打倒。”至于“银弹”具体怎样使用的，郑翻译没有说。关于广州的陷落原因也众说纷纭。
我的父亲司马文森是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当年正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三组编辑战区《小战报》，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以他的见闻揭示了这段战争史的发生及内在原因，提供了一个版本。
司马文森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随救亡日报同人从上海撤退到广州。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三组成立，余汉谋将军为表示开明，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对来自上海的左翼文化人表示欢迎，委托中山大学的尚仲衣教授组阁成立战区政治部三组（宣传组）。经过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石辟澜、司马文森（化名林曦）、黄新波组成一个党小组参加三组的工作(党小组组长石辟澜)，从事抗战宣传，编辑四战区的《小战报》，培训政工干部等。其他进步文化人郁风、梁永泰等，以及中大的师生也参加了三组的工作。父亲同时兼《救亡日报》的战地记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视角，写下总题目为“粤北散记”的系列抗战报告文学，写下南中国战场那些感人的英雄事迹和悲愤的故事，写下敌人给中国人民的迫害和广大民众士兵的觉醒，陆续发表在1939年至1940的《文艺阵地》和《救亡日报》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作品于2011年辑入《南线——司马文森抗战纪实文学选》。父亲在《文艺阵地》发表的人物志“忆尚仲衣教授”、“善良的将军”中，真实地记述了南战场失守的情景。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尚仲衣、石辟澜、父亲和黄新波被遣散。1940年，父亲在桂林将“善良的将军——人物志”改写为中篇小说《南线》，1941年在《国民公论》上连载，被编者称为“正面表现南线战史最有系统的一部小说”，1942年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名为《转形》。在序中，父亲写到：“在这儿，我企图写下南战场在战事发动初期可悲的溃败原因，它底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我还企图着指出南战场（同样现象也许不只南战场才存在着）初期失败的某一部分内在原因。”“我没有野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史家’，虽然我所写的都是我们抗战史的一部分；但我也不愿意对我们的历史说谎。”“我又都使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概穿起伪装来，虽然他们都实有其人，是活生生的人物，连作品中的地名也一样。”（注：书中的旷州对应广州，淡泗对应淡水，惠城对应惠州，清源对应清远，韶州对应韶关，三泗对应三水，马荒对应马房，模雄对应莫希德，徐汉东对应余汉谋……）日寇在大鹏湾登陆的时候，守军统领151师的莫希德在哪里？他在做什么？父亲是这样叙述的：
莫希德靠了他的显赫战功，刚被任命为师长不久，又擢升为第83军中将军长了。不过，他不愿放弃他平日率领惯了的“常胜”部队，因此他还兼了151师的直率长官，带领他的12000个子弟。他带领的这一支队伍，是被称为常胜的铁的部队，主要特点是：打仗不怕死，能狠命的冲。据说有一次他们和二倍于自己的敌人接触，打了两个半钟头还不分胜负，统率者给这胶峙形势扰得不耐烦了，于是就下命令冲锋。士兵听到冲锋号都纷纷的上了刺刀，并且不顾生死的冲上去。占优势的敌人，看见这队不怕死的铁打的汉子朝自己冲来，果然胆寒而溃。但是，他们冲得太猛了，竟不让敌人来得及退走，就直冲进他们的后方，以两个钟头的时间冲了40里。当他们冲得疲了，在前面已看不见一个敌兵了，才知道自己因为冲得太猛的缘故，竟使敌人落了后。而结果就被反包围。另一个特点是军风纪的极端恶劣。不过凭了他们第一个特点，已足够使这支队伍成了有名的常胜部队了。
1938年10月初，莫希德从自己的防区到省会来参加宣誓就职典礼，并代表全师接受最高军事当局的荣誉奖状。仪式举行过后，接连着的就是无数次大小宴会，这种宴会从举行仪式的那一天起，一直连续到第五天。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却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
这支部队，因为有了常胜的信誉，各方面都很倚重它。从战事发生以来，在这一线凡是有什么重要任务，都是派他们去担任。而在当时最高军事当局交给这一线军事长官负责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防卫海岸线阻止敌人登陆。莫希德接受了这个任务，把他的全部兵力配置在沿海的几个重要去处，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并给企图登陆者以重大打击。他们驻扎在那儿已经有一年多了，其间也曾打退过好几次企图登陆的敌人。因为他们在那儿住的时间长，各方面情形都熟识，又受了当地一般商人不良习气的影响，慢慢地也想来做点生意。开头只是那下级军官，偷偷摸摸地去和商人合着股做一点买卖；后来中级军官也参加了；到最后风声扩大了，就由上级长官自己来统办，而规模也因之一天大似一天了。
他们做一些什么生意呢？主要的是钨。（注：钨是重要的武器工业原料，用于优质钢的冶炼，可以制造枪械等武器。钨的合金用作热强材料，在航空火箭技术中有诸多用途。中国出产全世界钨的75%。）钨的生意怎样做法呢？先用最低贱价钱向民间去收买，有时也以缉私名义把商人企图私自运出的钨拿来充公，然后用自己的军用卡车装载着，趁三更半夜，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运到海岸去。在那儿，他们早设好了半公开的营业机关，并且开设有秘密码头和堆栈，有一个自称是香港来的商人，就经常住在那营业处里，接收了这一大宗一大宗的钨，再从一只秘密兵船上（到底是哪一国的，他们早就懒得去管了），卸下大批布匹和日常用品。于是一批批规模不算小的买卖，就在这种场合底下成交了。买卖成交后，商人把钨搬上秘密兵船，军用卡车运走了那堆着像山一样高的日用品、布匹。只见市面上不断有便宜货抛出，到海关去查，也不见有这类货物进口的报告；在敌人的军火原料库里，也不断有了新的原料堆进。
大规模的私运从极度的秘密变成半公开的了。军用卡车一天一天的损坏下去，而中上级军官的腰围却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从前只有一个老婆的，现在起码也要有两三个，而且非女学生不要；从前是骑马或者只能跑腿的，现在也改坐了流线型的汽车。就连勤务兵手上也开始有了金戒子。
人说“饱暖思淫欲”，就是当兵受过训练的也还是人。因此这批被走私养肥了的军官，开始对他的单调的军人生活表示厌倦了，“请假”风盛行，常常无缘无故地借故到省会去，大吃大喝，叫女人到大旅馆里去；等到把他们的荷包倾得精光了，才规规矩矩地回防地去，重新做他们那用不着花大本钱的生意。结果是，士兵懒得有人去管，弄得和老百姓关系越来越恶劣；敌人也长久的没有消息，据说是被这个常胜的铁之部队威压住了不敢来。结果是，天下太平，大家做生意万岁！
有一天，就是莫希德尚在省会大规模欢宴他的友僚的第3天，那个自称是香港来的商人又出现了。他通知这边说：在这一两天之中他们需要极大量的钨，能弄到越多越好。至于交换条件，可以比前几次更优待一点。当天晚上，那已熟识了的秘密兵船，就又出现了，这一次在数量上比前几次略微多点，约有3艘左右，懒洋洋的停泊在海面上没有一丝恶意。关于这数量突然增加的原因，据那商人的解释是：因为运来的洋货实在太多了，只用一艘船无论如何也运不了的。这一边，像这样情形本来是看惯了的，并且他们也极有自信，以为敌人早已被威压住了，无论如何是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也就相信了。并且叫他耐心地等一下，钨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运来，因为都是现成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来，数量也不会太少。果然在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成百辆运钨卡车就在通到海岸去的公路上出现了，卫兵在关卡边上摇着红旗子问：
“什么东西？”
“军用品，师部来的。”坐在司机旁边的军官答。
于是绿旗子又摇了起来，卫兵班长说：
“可以通过！”
香港来的商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了一批工人，已先在那儿等着了。为了酬答大家的盛意，他就在营业处附近的一所堆栈里，设下丰富宴席。他对那些押载的士兵和司机说：
“老兄们辛苦了，歇息歇息，我这儿准备着请大家喝杯清酒，小意思。”
于是，这一批辛苦而且饥饿了的人，就被香港来的人接进席间去，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过的饕餮。在外面，香港商人找来的工人就进行点查工作，并且搬下车上的所有货物。
香港来的商人，一边劝着大家的酒，一边安慰着说道：
“各位老兄，酒菜办得不好，请勿见怪，这不过是表示小弟的一点小意思罢了。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该好好地休息休息，我断不难为大家，包管你们在天亮前就能够动身回去。来罢，我祝大家健康，干一杯！”
大家原本就无所谓，来当兵还怕辛苦吗？可是经过人家这么一提，倒也觉得真的辛苦起来了。“这样辛苦，为的是什么？他妈的，来，干一杯！”酒是上等的，菜也很丰富，而且劝的人又是那么殷勤，还不来个尽饮而散？否则真太辜负这一个盛会了。于是乎，不一会儿，全场就被干杯和猜拳声所充溢了；一个钟头后，大家全都不自主地醉倒了。
就在这时，秘密兵船上也大忙特忙起来了。虽然他们不曾放探照灯，也不曾点亮上面的灯光，表面看来是一点变动也没有，仍是那么温驯忠厚地隐伏在夜色中。但，只要你不是一个聋子，你就可以隐隐地听到那些夹杂在波涛声中的起重机闷窒的声音。到了将近四更鼓时候，就有几只电艇急速地朝码头驶来，电艇上坐着约300个便装人，但是却都有了武装。他们丝毫不受抵抗的，因为人家以为他们是来起货的工人，就上了岸，并且马上去占据营业处、岸上的炮垒，还有码头全部。另一批人就直冲进醉倒着人的屋里去，把他们一个个的捆缚起来。同时大批运输舰也在海岸上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声”的占领，没有费一颗子弹，只是略施了一点狡计，就被敌人造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缺口了。
码头的占领和肃清工作很快便完成了，跟着敌人的前头部队，就坐上我们刚刚运钨来的、还没休息好久的军用卡车，配合它的轻骑队向淡水城驶去。
守卫在淡水城中的中国士兵，在蒙蒙的夜色中看见一长串卡车开着来，他们都认识这飞跑着的卡车的声音，以为是自己的，也不加盘查就放它们进城去。一进了城，这一队来历不明的敌人，就去进攻兵营；另一部份，来不及给我们有喘息准备的机会，就乘夜直扑惠州城去。当敌人已进了城，城中的一切还在静谧之中：士兵们在甜睡中，长官还有许多逗留在他的情妇家里。当他们听见枪声、喊杀声，刚来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围困或缴去武装。仓皇突围而出的，也是残缺不全，不是仅带着枪没带刺刀的，便是只穿裤子没穿上衣。
战事发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丢了两个，师部还不知道。当他们知道了，想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却临时发生了参谋找不到参谋长，参谋长又找不到师长。上面的情形如此，下面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连长找不着营长，营长用电话去请示团长，却说团长上省城去了，还没回来。有些队伍已经和敌人接触了，但是他们的情形也是很可悲，常常是当甲营遭受攻击，向乙营去求援，乙营说没接到上峰命令不肯来；当乙营已受攻击了，丙营也顾自地退却了。
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这个常胜的铁的部队给打败了。他们情绪极端沮丧地，从海岸上，从他们守卫多时的防地，没经怎样抵抗，丢掉一切供给，一直的溃了下来。一个抗战史上可耻的战役，也就这样开始了。
当战事以绝望的态势，发展到广州外围，敌人对它取了一个大包围形势的时候，最高军事负责人余汉谋将军，知道敌我力量在这一线的对比相差得很远，也深知情况是在朝恶劣、绝望的路走。他一面向中央请派增援部队，另一面就把自己所有的队伍，连预备队、训练未成熟的新兵都开上去。开上去增援的新兵，因为从未见过敌人的坦克，一看见这些铁甲畜生吐着火舌朝自己的阵地直爬过来，未及接触就四散溃退了。当石龙、新塘、增城和福和相继失守的时候，余汉谋觉得大势已去，死守这个围城也无补于整个大局，因此紧急地作了撤退部署，命令他的部队撤到北江新根据地去。要撤走的人共分3批，第一批是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和公文行李组，第二批是大队，第三批人员是要等到敌人将进城时和余汉谋将军一起撤退的。
父亲和钟敬文、郁风等三组人员属于第二批，因此还能坐到粤汉路的最后一班列车，带着十几辆车军火。因为载重过多，兼沿途铁轨被敌机炸毁需要整理，原本24小时可以到达的路程却走了四天。
余汉谋作了撤退部署后，召集市内的宪兵司令和警察局长来交代：
“现在，我把广州市交给你们两位负完全责任，等我走后看情形做事，能守就守，守一天算一天，预料不久我们的援兵能从铁路线开到。如果守不住，就把全市重要建筑物炸毁，于取得敌人的相当代价后，相机撤退。有事情可到清远找我，我在那儿指挥作战。……”
宪兵司令和警察局长刚刚退出去，参谋处的官员就来报告：失掉联络的那几师部队，依然无法联络上。他们的电台也许于仓皇中失掉了，再不然就是被炸毁，已经有两天没有接到他们拍来的电报，打去的也茫无回音，因之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移动地位，也无从知道。有许多作战命令也因同样的原因发不出去。
余汉谋曾将自己亲信的一位将军派去做前敌总指挥，他负的任务非常重大，权力也很大，可以不经总部的同意指挥调动任何部队作战，可以随客观环境的需要撤换或扣留作战不力的军官。他对于这个亲信僚属，寄予非常大的期望。但是当那人出发后，已经两天了，除了接到他两道报告行程和前方情况恶化的电报，就再也得不到什么消息了，说他也在混乱情形底下，找不到归他指挥的队伍，因此已把前敌总指挥部，暂时撤到西江去了。另有一个僚属送来刚刚接到的几件火急电报，作了一个极简短的报告：新调去增援福和线的部队，已经挡不住敌人了，现在正往后移动中，有急电来请求增援，但是已无兵可派了。……
余汉谋从战局的发展，参照情报判断，敌人的企图显然是在进攻广州，这个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他认为这时只要有两个师就足够了，就可以把敌人赶下海去，而广州也就可以守住了。但是，现在却没有，再过一下也不会有，军队调到江西，在武汉外围进行着另一个保卫战。余汉谋怀疑自己被英国人出卖了。香港总督曾把一个情报转告他，且亲自对他的代表提出保证，广州尽可以安心，它和放在保险箱里一样安全：日本人因为怕在华南和英国引起正面冲突，已答应不在这儿登陆了，不过要有一个交换条件，那就是英国不得干涉他们进攻武汉。“要是敌人当真来进攻呢？”“英国一定出兵干涉。”就这样，余汉谋把较大部份兵力转调去参加武汉保卫战了，边防的防务空虚起来。谁都想不到当敌人正陷于武汉外围的泥沼时，会在这时出人不意地组织一个大规模进攻。进攻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曾经向这边保证过的英国，除了空头的抗议外，反而比平时更沉默了。
接到确实的报告，日寇已进抵离广州32公里，市内可闻清晰的炮声。余汉谋下令撤离广州。一共有四十几个人，第三批官员和余汉谋将军一起撤退（他们的眷属和行李都在三天前撤走了），其中有叶兆南，他向父亲讲述了撤离广州的情形：
参谋处的官员带着一小部份卫队，坐上最前面的一辆装甲的军用卡车，其余人分乘三辆汽车，余汉谋偕政治部主任及两个侍从卫士，乘坐一辆涂有防空色小汽车，最后跟着的是一辆装甲卡车，满满的载着卫队，机关枪口都对着外面，枪也上好子弹。退却的行列在静寂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除了宪兵和警察，居然连一个便衣民众也看不见，仅仅只有几天光景，这个曾经一度拥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变成一个凄凉荒芜的死城了。当飞驰的汽车刚刚驰出市郊，市区内的轰炸声便起了，火烟高高的冒上天空，把天际弥漫着。
这个由5辆车组成的小行列，撤走不到三个钟头，广州市郊外就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了。开始只是少数的骑兵队，慢慢地就有大队的坦克和步兵出现了。他们沿途似乎并未遇到怎样强烈的抵抗，但是进行却仍旧是迟缓的，似乎处处都在提心吊胆，每当深入一段路后，就马上进行大规模的搜索屠杀，把阵地稳定了，才又继续推进。
留守在这个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大队，根据了两方首脑部协议的结果，仓促地把阵地配备好了。协议内容如下：一、控制通西江后撤的铁路和公路线。二、分两路抵御敌人进攻，把宪兵队伍配置在市区的第一道防线，因为他们比较的有作战经验，训练和武装也较为完备，第二道防线交警察大队，第三道防线才是壮丁队（他们每三个人才有一支枪，五十发子弹，不过临时每人却加发了六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
这个军事配备是完善的，拿得稳能把先头进犯的敌人击溃。但是当敌人一开始和他们接触时，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平时宪兵和警察为了双方权利上的争执（比如烟，赌，娼等捐的争收），彼此都结下冤仇。例如：某人因犯禁被警察局处以惩戒，事后宪兵知道了，又要认为是严重到不可以“马虎从事”，于是当事人在警察这边挨了罚款，不得不再到宪兵那儿去，也交了双倍的罚款。反之，警察对宪兵的报复方法也是一样。于是乎，市民们就常看见两方面的武装队伍，在马路上公然地彼此殴打，或者逮捕。事后谈起理来，又各有各的理，连最高当局也不知怎样处理好。双方势均力敌，各有大靠山，变成了解不开的永远对峙局势。因之这一场不至于如此悲惨的恶果，也就这样的种下了。
先是敌人胆颤心惊地蹒跚而来，给守在第一道防线的宪兵队枪口挡住了。警察大队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存心，极度错误地，也把枪口拿去对着宪兵。结果是宪兵队受不了前后夹攻，以“损失惨重”的口实，一直撤到第三道防线，联合壮丁队，也同样的用警察大队用过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下面的情形越闹越糟，两方面的中级干部，都觉得像这样胡闹下去实在大成问题，于是就争执起来，并且互斥对方之“不可宽恕”的错误。形势显然是越来越不妙了，而纠纷的结子却越打越紧，到后来大家似乎都有了一种自觉，以为大敌当前，非把这纠纷了结不可，于是就相约着跑到城防的最高负责人那儿去理会。但是当他们刚刚走到，最高的负责人也已不知到哪儿去了，一再地查问，打电话，都一样的没消息。没办法，他们只好又各自回转去，眼睁睁地看着弟兄们在敌前自相残杀，看着这个历史的恶果慢慢地在成长。等敌人的前头部队已冲进了市区，就连这批中级干部也不再争执，学他们上司的样子不知去向了。占有绝对优势的防卫，就这样被劣势的敌人攻势击溃；而广州这个伟大的优美的历史名城，也因之而悄悄地陷落了。
汽车一夜都在跑，人们也一夜没有入睡，炮声和机关枪声还是隆隆的。在初冬的黎明，太阳出来，雾气也散了，但是跟着也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有三架敌机沿着这条路追来。车队停下，人们在公路两侧的树林内散开。敌机茫然地绕着这一片树林乱飞，不时朝下面扫射机关枪，对准这一片树林胡乱地投弹。余汉谋和一个卫士在一块小小的凹地上隐蔽，炸弹就在离他们十来丈远的地方爆炸。二十分钟后，敌机远去。一辆汽车被炸毁，两个卫士被炸死。这一队人只到半路就分开了，余汉谋带着他的卫队到清远去，在那儿驻扎一旅人，是他唯一能够拿来拼的最后一张牌，要是敌人占了广州后，沿着路线推进，直下韶关，他就准备拿这最后的一张牌去搏斗了。另一部份人员就到北江新根据地去，三天前，他们已在那儿设立了一个总司令临时行营，直属总部的各处办公厅，也设在那儿。
余汉谋抵清远时，天色已经黑了，城里正是大轰炸过后，老百姓的房子给烧去不少，人也被炸死好几百。汽车径直开到警备司令部，他向警备司令查询了这两天来的军事情况之后，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布置第二天清早的军事会议，有人进来报告，说广州的警察局长在外面候总司令召见。
“他什么时候来的？” 余汉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
“今天早上到。”
“这样看来，他比我离开还早，”他痛心地对自己说道。“这个王八！叫他进来！”
“警察大队呢？” 余汉谋将军红着眼睛，愤愤地望着警察局长大声地喝道。
“报告总司令，警察大队还没有退出来。……”
“那么，是你把他们丢掉先自逃开吗？”接着余汉谋就迅速地回转头去，向卫队命令道：“把他绑起来！”
之后，余汉谋一言不发地站起身。这是他平时认为最可信、最得力的干部，居然敢于当敌人还没有进城，就先自丢掉五六千人的队伍逃跑了，而且比他，比一个负有全面战局的重任的总司令还走得快。像这样贪生怕死，引颈自刎还无以谢国人，竟然还有这样一副厚面皮走来见我，耻辱啊！革命发源地的面子全给丢光了！他叹息着，为什么平常时大家都是那样的精明能干，对他一心一德，一遇到局势变紧急，遇到国家、遇到全省四千万民众需要他们的精明和能干，遇到他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都同时做出了这样丢脸的蠢事。151师不能不算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常胜部队了，莫希德算是少数的猛将了。讲忠心，他还是结拜兄弟，且曾跟随自己打了近十年仗，他之有今天，也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不论是从公或是从私，都没有使他怀疑、不放心的理由。可是这一次可耻的败绩，却就首先坏在他手上。
警察局长这时已经被卫队解除武装了，有两个卫士正要把他拉出办公厅到拘留室去，但是他却极力抗拒着，并且用死了父母亲人一样的哀恸，高声地哭号起来。他是从少尉时代起，就一直跟随着余将军的，十年来被视为亲信，因此对于这位上司的许多弱点，颇能把握。他知道余汉谋是一个十分看重私情的人，对共过患难的弟兄是爱护的。因此一边哭着，一边用正在被宰割的猪一样的声音哭号：
“请总司令听我说几句话，要是总司令不愿听我的话，就这样定下我的罪名，就是冤枉我。与其无罪而就死，不如让我亲自死在总司令面前……”接着，便使他的哭声变得更加哀恸和凄切了， “我陈某人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不相信我可以死在总司令面前。……”他好像是在向卫队要回他刚被缴去的左轮，他要自杀。但是，卫队却毫不客气地把这个请求拒绝了，于是他又大声地号哭。“我实在太冤枉了。……”
副总司令来了。他微笑着说：
“我刚才从外面经过，听见有一个人在这儿哭闹，以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进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总司令把陈警察局长扣留了。”
“他弃职潜逃……”余汉谋愤愤地说。
“这是罪有应得的。不过，我听他说你不让他有申述的机会，就一下子叫卫队把他扣留了。”
“弃职潜逃的罪名已经确立了，还用得着什么申述不申述，即使再让他多生几个舌头，也推脱不了这责任！……”
“这是罪有应得，”副总司令加重语气说，“不过，总司令，我以为对这种事我们还得退一步考虑考虑，在这个时候外面纷乱极了，谁是谁非还很难确定，如果把他扣留了，甚至于定下死罪了，那五六千名撤退下来的警察将怎么安插呢？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的主管官？叫谁去收容他们呢？”
余汉谋没有想到这一层，经副总司令这么一说，也就觉得很有道理了。
“他临阵脱逃，固然该杀，但是从他的处境看来，不走似乎也有困难。现在，他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以我的意思还是放他再到三水去一趟。先把从广州退出来的警察收容好，将功赎罪。如果这点事也做不好，那时再扣留他，想他跑也跑不了。不知道总司令觉得怎样？”
余汉谋的心被说动，觉得这个办法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办法，况且也是用人之际，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失去一位和他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的干部，于是便说：
“就算是副总司令担保的，不过，要他马上就去办理收容工作，不许那些弟兄有一个在街头当散兵游勇，如果在一周内还不能办好，叫他用不着再来见我。……”
当退出广州第三周的某个上午，在北江山地的村庄内，一个刚从前方退下来医腿的中校联络参谋，对大家诉说了沿江的见闻：
“满江尽是死尸，在江面到处乱漂，加以是冬天季节，水位浅，动不动就把船搁起，原本一天就可以走完的路程，要走三天。我们在江中，差不多整整有一个星期，大家只能喝点死人汁过活。因为人死得太多了，水中渗杂大量的血水，我们不能不吃饭、不喝水，没有办法，大家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拿到什么就吃什么。
“前方的情形是紊乱不堪，谁都没有想到，甚至于连日本仔自己，也没有料到广州会失得这样早。说来简直是笑话：正当敌人的先头部队迫近广州的时候，看我们不怎样猛烈地抵抗他们，就把城市放弃，还以为我们是在耍三国的空城计哩，禁不住便起了疑惑，没有一个部队敢先开进去。成万人的大军，就这样远远地离城驻扎着，一面忙着请示他们的总司令；至于部队的戒备也比任何时候来得森严，且不时无缘无故地开炮示威。等他们的炮轰得差不多了，总司令的命令也下来了，才怯怯的派这么十几、二十辆坦克车，鬼鬼祟祟地进城去，边走边开机关枪示威。就这样，过了三天辰光，派出去的便衣探子的的确确探听出，我们的军队已经撤光了，才敢壮着胆子大摇大摆地开进城去。这是在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例子的事，但是我们却做了，真丢脸！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像这样乱七八糟的，有许多队伍差不多没有经过怎样打就垮了。这原因并不是我们的军队不会打，弟兄们不肯打，实在是我们彼此间的联络太差了，各打各的。有些上级长官，居然不知怎的和他的队伍脱节，司令找不到他的士兵，士兵也同样的找不到他们的司令，像这样还打什么仗？后来，我一个人到了西江，在一家旅馆里面，无意中遇见一位炮兵团长，他是在广州失守前一星期，才奉命率领他的炮兵团，从XX赶来的。面容憔悴，衣衫不整，只带一个跟从，到处见人便哭诉，大骂我们的部队是土匪，是强盗，是王八……
“为什么？当然是有原因咯。”联络参谋说。“你们想一想，当我们的队伍从广九路败下来时，就给老总来了一个电报说：我们没有炮队，抵不住敌人的火力。要求派炮队到那儿去顶一顶。而那时，这一团人也恰恰赶到，他们原来负责保卫广州的，不过在广九路这一线的战事也很重要，因此老总就叫他分一营人到那儿去顶一顶，于是他们就开上去了。他们刚要和敌人接触，却想不到阵地还没有布好，前面的步兵已像崩山倒海一样的溃下来了。他们用望远镜一照，才知道是敌人的骑兵，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冲过来了。而我们的队伍，又大都是新兵，没曾看见过这样凶猛的冲锋法，因此便溃了下来。炮兵队的官员们，看情形不对，便走上前叫他们不要退下来，赶快反攻过去，接着并大声地叫道：
——同志们，不要害怕，我们的炮兵开到了，就要给鬼子点颜色看了！
“尽你把喉咙喊破，喊哑了，也没有一个肯听。这些溃兵真是比冲锋还猛，一口气就退了二十几里路，把炮队也丢到后面去了。
“可怜见的炮队，只仓仓忙忙地打了几炮，就不得不跟着也撤退了。这样倒还不打紧，最糟的是当步兵一退下来后，为了要阻敌前进，不管炮队是否已撤退下来，一声令下，轰的一下子就把石龙铁桥炸毁了。尽管这位团长在那儿大声地叫着，哭求着，也没有一个愿去理他，轰炸声把他嘶哑的哭号淹没了。铁桥（这是唯一可通的地方），既被轰毁了，队伍连同武器，除非都在身上长出翅膀来，是无法跑过来的。后无退路，前有追兵，如何是好呢？为了不至于使这些武器都落在敌人手里，他们便不得不忍痛地，把炮炸毁，有的就丢到海里去。这个炮兵团，听说还是新成立的，炮都是新从德国运到的，连用也未曾用过一次，正想在这一次试试威力，显一番身手。想不到却遭遇到这样悲惨的结局，不要说是人，就是石头听了，也要伤心流泪的，怪不得他要到处哭诉着，一开口就骂。……”
当这位伤腿参谋，刚刚退出去坐车去陆军医院。外面又来了一队没有武装的官员，他们的数量约四五十人，中间有近二十个是在路上征来的夫子。他们疲惫地在地上坐着，躺着，行李也和人差不多，散乱而且脏污。在他们中间，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政治部主任。因为都是从战地来，又是朝着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标，所以便组织起来。他们只有极有限的武装，只在一天中，就逃掉十一个夫子，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实行拉夫，见一个就抓一个，所以这时在大家面前的这些夫子，差不多还是用绳子套着的。原以为他们是路过此地，想不到他们竟然叫夫子把行李通通挑进办公厅去，还开口提到住宿的问题。
那戴近视眼镜的说：“我们暂时要在这儿留着，等候主任另派工作。”
“你们不都是从前线来？”
“是的，我们有的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声不到两天。”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呆着呢，是不是你们的队伍都被冲散了，找不着？”
“不，一点也不。”另一个插进嘴来说，“我们的队伍不但没有被冲散，而且损失也不十分大。至于我们和师部的联络也很好，在平时，他们什么时候想移动，到什么地方去，总是预先通知我们，叫我们和他们一同移动。但是，这些带兵长官素来就看不起政治工作，说政治工作者是饭桶。有些不服气的同志，就和他们闹了起来，从此结下了冤结。这结子在平时还容易解，我们搞我们的政治工作，他们带他们的兵。可是从战事发生后，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他们的观念不改变，仍旧坚持政治工作用不着，每逢到征夫子，征给养，才派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当副官一样的使。有一次更妙了，战况有变化，他们先得到消息，兀自悄悄地撤走，事前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要不是我们发现得早，怕大家这时都已成了敌人的俘虏。像这种情形，政治工作有什么办法可以展开呢？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回到后方来。”
那一位中校秘书，也插进嘴来诉苦了，他说：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尽管你政治工作者有勇气，有决心，权限不在你手上，带兵官长对政治工作缺乏认识，希望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好，还是一句空话。正当战事发生的那一天，师长自知他的部队不久就会奉命出发的，于是就请我们的陈主任过去商量，他说：陈主任，现在战事已经起了，看样子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打仗不是你们的事，我想你和政治部的全体同事，在这时可以退到后方去休息休息了，等到我们把仗打过，需要休息补充时，你们再来。因为在他们眼里，政治工作是适合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的，仗一打起来大家都忙着去冲锋陷阵，哪儿还有什么时间来叫你去上政治课，作精神讲话，所以应该退到后方去休息。居然也有些政治工作人员，觉得应该如此。”
这样的谈话，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吸引了。我们虽然也都是政治工作者，但却都把这些话当作奇闻来听，实在不下于在读“天方夜谭”了。这时，一位同志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来，他说：
“带兵长官就让你们这样自由自在的，把全部人马朝后方撤退？”
这三位主任和秘书同时就笑了起来说：
“他们才欢迎我们这样做哩。在平时，他们早已觉得我们碍手碍足的，老叫他们麻烦，现在我们自动走了，省掉他们这许多麻烦，不更好？”
在这时，就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低低地叹了一声：
“像这样的带兵长官，像这样的政治工作，怪不得广州要撤退得这样狼狈了！”
第二天，听见战区政治部李主任在那儿发脾气，骂他们是饭桶，战事这样紧张，怎好自由自在的没来请示，不等命令就带着全部人马跑回后方来；带兵长官不对，我们也不能这样全班人马带着就跑，丢政工人员的面！被骂的人，好像有着满肚子冤屈，又不敢争辩，只好又硬着头皮出发了。至于出发以后，是否会再被带兵长官送回后方来休息，无法知道。
这时，在南线，我方还是取着守势。敌人已从广州一直进展到西江的三水、马房，和北江的从化，由于战场扩大，敌人兵力不够分配，暂时的取了守势。另一面，各个部队的联络已重新恢复，被打散冲溃的队伍，也整理好，战局便趋于稳定。
余将军到这时便从前线回转总部来。从广州撤退后，我们在翁源第一次看见他。他那高大肥硕的体格，已经大为消瘦，面部也比从前变得更为黝黑憔悴，从他身上已经看不出从前雄健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了。他给人的印象，是大大的不如从前了。他虽不曾把敌人赶出去，重新夺回广州，但也没有譲他们直打到韶关来，把铁路线的南段保住了。
返抵行营第二天，政治部就以余汉谋将军的名义，发表了“请求中央处分”的电文。接着军委会撤职留任的处分命令，也在报上公布了。
军委会的这一个处分命令，虽是经他自行呈请，但给他的打击还是很大。当处分命令发表后的第二周，他用自己的名义请大家吃晚饭，做了这样的表态：
“在各位中，虽然有些还是新同事不久，但大半却是曾经同事了近十年的，不管是新同事和旧同事，我想没有一个不是很容易看出我的为人，和做事态度的。我余某人，从事国民革命凡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是从没有失败得像今天这样的惨，这样的痛心。这个失败，实在太出人意外了，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是出人意外的大，因此中央对我这次宽大的处分是应该的，全省四千万父老兄弟对我的责备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承受这一切罪名，我愿意负起这个失败的责任，我不怪他们，不怪任何人，甚至于是这一次打了败仗耽误大局的几个同袍。……说我余某人一时过于大意，过于疏忽，相信错了人是可以的，但要说我余某人不抗战，不拥护中央的国策，不拥护委员长的领导，甚至失了抗战信心，我愿意死在众同袍，死在全国同胞面前，也不承认！……
“我余某人的头可断，身可杀，但是要叫我不抗战，不拥护中央政府，不拥护委员长，却是万万做不到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世界大敌，我们不同心协力去赶走它，就不是中国人，就不是黄帝子孙！我们除了和它死拼，除了他死我活，或我死他活之外，就没有妥协、没有第三条路。我今天，敢于在各同袍面前保证，我余某人的抗战决心是坚决的，绝不因这一次的失败而少许的动摇。这决心是我的，也该是全体同袍们的，同时也应该是全省四千多万父老兄弟的，我们一定要大家合力，和敌人拼到底，周旋到底，没有抱定洗雪这一次奇耻大辱便不是革命军人！……
“各位同袍，我们为争取最后胜利，干一杯！”
官员们于是也都一齐站起来，在悲愁的气氛中举起杯，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干杯了！干杯过后，余将军就在自己的坐位上重新坐下。悲愁使人陷于对过去的怀念，他们在想着那可爱的广州，想着雄伟的海珠桥，想着骄傲的白云山，想着温暖的家，和那走散了的，直到这时还找不着下落的亲属，想着那许许多多涌起来被忘记了，被忘记了又涌起来的心事。于是乡愁起了，辛酸和悲愤的泪，悄悄地浮上来，溢在眼中，又悄悄地沿着面颊滚下。不过谁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丢丑，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于是，他们装着要到地底下捡取什么丢失了的东西，或推故暂时离席，用手背悄悄地把泪珠揩去。不知道是哪一个不识相的家伙，把他的泣声漏出来了，于是被容忍着的，洋溢在这些官员们眼中的泪水，也禁不住如雨滴般的掉下了。不一会，饮泣声便如风吹落叶一样纷纷的起了，而且彼此传染着，以至于到了末了，每一个人都是泪涔涔的，泣不成声。
人散了，余将军一个人孤寂地坐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前，拿面孔埋在手掌中，并且，低声地凄怆地哭了。……
对负有这一次失败重大责任的莫希德的缉拿令到了。余将军虽觉得他可杀，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众，甚至对不住他自己；虽然原是他呈报上去的，但是，当要叫他把这个缉拿令执行起来，却有怅然之感。莫希德和他拜过把子，跟他十几年，从少尉时代一直到现在，在枪林弹雨中，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危险。好容易，他自己做了总司令，莫希德也慢慢地从师长擢升为军长。他们正希望在这一个非常时代，合作起来做几件轰轰烈烈的非常大事。却想不到，他这一位多年的同袍，这位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僚属，为了不可补偿的过失，不得不由他亲自下手加以逮捕了。至于被捕以后，将会遭遇到如何的境地？不堪想象。命令暂时被压着。
尽管缉拿令被压着，当中央的命令颁到总部的第三天，莫希德在防地就知道了。总部里他有许多老朋友，一位秘书听到这个消息就秘密打了一个电报去通知他。这时，莫希德正带领着他那群被打溃的残兵，朝东江急速地溃退。他们的处境极端恶劣，一面要堵住从背后来的敌人的追击，另一方面还要应付从四方八面出动的民众的进攻。由于他们守土失责，可耻溃败，由于他们日常欺压百姓，使全省老百姓愤激，拒绝他们进村，不卖任何给养给他们，从前线到后方，一路和他们为难，甚至袭击他们。结果弄到这支以常胜番号为荣为骄傲的队伍，不得不把自己光荣的牌子藏起来，长官教会士兵对老百姓撒谎，伪称自己是属于另一个部队的，在民众面前且慷慨激昂地痛骂卖国行为，然后便被当作另一个部队顺利地通过了。
莫希德虽称雄一时，也立了不少战功，但想后悔已来不及。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过失，已使整个战局起了不可弥补的变化，有将近一千万人，正在因为他的关系，而饱受敌人铁蹄的残踏；战时大本营因他而失守，这怎能怪得人家的唾骂？老百姓沿途出来为难？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得到了朋友们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总部的命令其所以迟迟未发，最重要的原因怕就是老总正在左右为难。但他是一个抗日的军人，他要对国家负责。于是，他决定去投案了。在同日下午，他在师部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交代他离开后的工作，半个钟头以后，他带着一个卫兵、一个勤务就动身走了。
五天以后，莫希德到了总部驻扎地总司令办公室。余将军恰在三个钟头前，把那命令颁发到各师单位去，他觉得不能压得太久，应该尽快公布出去，因为这不是小事，是有关国法军纪的大事。
远离几百里外的莫希德在缉拿令颁发出三个小时，出人意外地站在余汉谋面前。20分钟后，他退出总司令办公室。余将军叫人发一个电报到军事委员会去报告，说莫希德已到总部投案。第三天，回电来了，要他们把这个罪犯押解到战区军法处去讯办。当天晚上，余汉谋发起一个送别会，为共过患难的那许多日子，与莫希德有交情的官员都参加了。余将军说：“我们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发生，那是因为了日本强盗的关系，我们都是大丈夫，我们决为你报仇！”第四天莫希德和一位官员，带了四名卫兵，坐着小汽车走了。
广东军队经过集结、反省、整顿，开始积极的抵抗，1940年取得粤北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以近7万人的兵力，从广州向粤北进犯，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将军于12月26日率部全线反攻，至次年1月，彻底粉碎了日寇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的第一场大胜利——第一次粤北大捷。日寇并不就此罢休，于1940年5月又派出4万精兵卷土重来，余汉谋部依托粤北山区，加上失守广州带来的耻辱，众将士斗志冲天，决心报仇雪耻，遂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山地，分割围歼日军，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到6月5日，日寇全线溃退，第二次粤北会战又获胜。粤北大捷挫败了日寇利用广东切断粤汉铁路，威胁湘桂后方的企图，振奋了两广军民的人心；有一个军长，甚至在得意之余，亲率了一个连的队伍，没有后援，没有重武器配备，一直跟在敌人后面追击到花县，离广州八十公里的地方去。这一次的胜利，使全国振奋，各种报纸都关了特别栏目位置，来歌颂他们的战功，贺电像雪片一样的飞舞着。余汉谋将军也官复原职。抗战期间粤军除了参加武汉保卫战，还参加了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
这段抗战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皇姑屯事变、卢沟桥事变、大鹏湾沦陷，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鹏湾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后一个沦陷的对外海港，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也反映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念、忽视思想工作的教训，军风纪差、军民关系恶劣的后果，人浮于事、部门之间相互擎肘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军队经商、官商勾结腐败造成的巨大危害。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抗战时期是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之一，国际救援物资，以及海外侨胞的捐助，多是通过广九路运输。香港同时也是左、中、右各路人马和情报聚集地，各种势力激烈争夺，短兵交接，鱼目混珠。粤军通过“香港商人”倒卖钨，已有不短的历史，日寇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做生意的形式，实施“银弹”这个蓄谋已久的狡诈欺骗方式，使偷袭大鹏湾的阴谋得逞，应该是该事件的诱因。如果“银弹”是日本人直接收买驻军莫希德等人，那么，在他得到朋友秘告：缉拿令已下达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逃到香港。但他没有推諉責任，自动去投案了，应该说是中了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圈套。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念根深蒂固，轻视政治思想工作，不注重军队文化建设，不顾及军风纪，以为有了精良的武器装备，能冲能杀就能胜利，这也是造成南线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张学良将军曾感慨，国民党永远赢不了共产党，不是武器不够精良，不是将士不够骁勇善战，在于文化思想工作不如共产党。文化铸造灵魂，军队文化铸造军魂。解放战争开始时，共产党约有120万军队，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可是短短几年，解放军就变成400万，国民党军队却变成100万。打败仗的国民党士兵，到了解放军中就百战百胜了。新中国成立时，陈毅将军曾说过：“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又是一个有文化教育的队伍。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蠢的，不能作战的；有了文化，有了思想，部队是打不垮的，坚强的。文化是好东西，技术是好东西，我们不但要有，而且要超过别人！”（摘自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
日本军国主义一贯的伎俩是通过制造各种借口，挑起事端，发动侵略战争。无论是皇姑屯事件、卢沟桥事变、大鹏湾的沦陷，还是当前所谓“购买钓鱼岛”事件，和日本右翼分子以往的作为一样，通过狡诈，偷换概念，使侵略行为“合法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战机、微潜艇是世界恐怖袭击“人弹”的鼻祖，日本人也是“银弹”攻击的鼻祖，至今不能正视侵略历史，把强盗行径当作“英雄”礼拜，是日本民族的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贪婪，和他们为达到目的采用的各种阴谋诡计，但是我们应以史为鉴，丢掉幻想，提高警惕，同心同德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很多教训都是付出巨大的牺牲得来的，倘若我们忘记那些教训，那些牺牲就白白付出了。我们要加强国防教育、国防建设，警钟长鸣。
2013年9月23日
注：参加第四战区三组工作的部分同志简介
尚仲衣（1902-1939）：河南罗山县人，中共党员，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29年归国, 受聘于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广西中山纪念学校，任中山大学教授； 积极投身抗战，任四战区三组组长。
石辟澜（1916-1947）：广东省潮州人，中共党员，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总干事，中共粤南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负责人。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创建新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司马文森（1916-1968）：福建泉州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泉州特支委员，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共香港工委文委、港澳工委文教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文革”中因拒绝陷害同志被折磨去世。
黄新波（1916-1980）：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擅长版画，曾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 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第三届理事会副主席。
叶兆南（1917-2005）：又名孙大光，安徽省寿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交通部、地质矿产部部长。
郁风 (1916-2007) ：浙江富阳人，曾任《救亡日报》记者， 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梁永泰(1921—1956): 广东惠阳人，擅长版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广东分会负责人之一。建国后任中华书局美术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
尚仲衣 石辟澜 司马文森 黄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