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百岁，对得起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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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其人其事——李锐百岁，对得起党吗？
李锐在2016年4月份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百岁回首》，形容自己“没想到能够活到100岁……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当时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然而事实如何？现综合历史档案及李锐自己的文章，真相如下：
一、李锐的早年经历
李锐1917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父亲李积芳是前清湖北仕学馆学员，1905年被选送日本做官费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成为众议院议员兼大资本家。但是1922年，李锐5岁时李积芳病死，随即家道中落（仍比一般人强得多）。
很多关于李锐的介绍中说他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见 http://bbs.eduol.cn/post_40_60869_1.html） 李锐的简历中介绍他是“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可见，所谓李锐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纯属为抬高身价的编造。
李锐自己常说自己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工农干部认为：你大官僚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肯定有问题。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能为了信仰，抛弃个人享受，自觉自愿地受苦受罪。”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两个，难道在延安整风中都被打成了特务了吗？或许还有什么李锐难以启齿的问题吧？不过从此人后来的表现看，说他是特务恐怕不是全无依据，说他“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抛弃个人享受”才是纯属胡扯。
李锐建国后很快由宣传工作转为水利工作，1952起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务。由于李锐对水利一窍不通，又不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做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决策。其他人都是着眼于长江流域整体规划，而李锐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李锐竟胡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发电就可以了，还提出了一个在长江上游修建水电站的“宏伟规划”。
后来王任重批评李锐说：“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钱正英批评李锐：“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
尽管当时李锐的错误主张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复出后李锐大力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到今天，李锐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实施，由于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严重的无序、过度开发的问题不时被暴光。相关负责人经常抬出李锐辩护，导致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李锐总是自称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其实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只是毛主席临时指定的“通讯秘书”。何谓“通讯秘书”？就是通过写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人，又叫“通讯员”。即毛主席说的：“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部二委，然后再找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当时为了解基层情况，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讯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讯员”。但是“通讯秘书”名声虽好听，其实只是“编外”人员，随时都可打发掉的，也根本不能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人。拿李锐本人来说，在给毛主席当“通讯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仅给毛主席写过三封信汇报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讯员”没有一个把这个“通讯秘书”当回事，更没有人四处宣传“我是某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只有李锐，不仅把这个“通讯秘书”很当回事，还把“通讯秘书”篡改为“私人秘书”，一方面借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让读者误认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谣言都是真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谓卑鄙之极、无耻之尤。
李锐今天拼命借攻击大跃进攻击毛泽东，但是从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会议后的第三封信中，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内容，还因此被积极纠正冒进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为“胆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敢于提尖锐的意见。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称“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称“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让人感觉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锐始终不肯公布大跃进期间写给毛主席的前两封信全文，其个中含义耐人寻味。
二、所谓“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
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2009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李锐一直要求和张杰“对质”，乃至“起诉”张杰，其实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张杰是一个党史研究人员，并不是亲历者，有什么可对质的呢？只要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吗？李锐为什么不敢要求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却要“起诉”张杰，并发出威胁“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复出后疯狂反毛反共
李锐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妻子范元甄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锐复出后迅速走红，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过跟范元甄复婚，后来，因为感觉范元甄拥护毛主席的立场不符合当时反毛的潮流，害怕牵连自己，结果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最终李锐找了一个同样疯狂反毛的张玉珍，和这个以李锐学生自居的人结婚。李锐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赞：“像她那样的出身经历，能反‘左’，也真不容易！”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像张玉珍那样出身于工人农民的人疯狂反毛的仅仅是极个别的。更加离谱的是，给李锐“平反”后补发给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费，他却一分钱没有给子女。范元甄要求给子女生活费，而李锐一直坚持不给，最后水利部不得已又补发了一笔同样数额的生活费，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笔钱补发两次而没有接受。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李锐的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在当时影响很坏，最后李锐也因为“生活费事件”被迫辞职。
李锐被迫辞职以后，丝毫不反思自己，却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不受重视更是不值一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随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4月19日，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农业发展纲》四十条，正式提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从“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粮食损失而轰麻雀”到“全面权衡利弊、宁可遭受粮食损失也要容忍麻雀” ，连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护秋”轰麻雀的传统都因此而牺牲了。这些事实恰恰证明毛主席时代尊重科学，重视专家意见。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由于李锐造谣造的太多，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实录”：“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锐认为，“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 到了90年代，这个健忘的李锐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特意”向毛泽东发过这一番问话的。他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
事实上，毛主席多次表示不相信亩产上万斤、几万斤。例如，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某省委第一书记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主席摇头说：“我不信。” 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主席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倒是李锐自己，一会说上海会议，一会说武昌会议，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为真堪称一奇。
除了疯狂反毛，李锐对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也尽起造谣污蔑之能事。例如关于周总理，李锐说：“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将致周总理于何地？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李锐还特别强调文件已被烧毁，真可谓死无对证。再如关于陈云，李锐一方面在《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书中猛烈攻击陈云保守僵化、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反毛言论扣到陈云头上，说的陈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陈云还曾经保护过李锐。李锐好友胡绩伟说：“ls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李锐对保护过自己的陈云尚且如此，其为人可想而知。
李锐除了反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锐在2004年《随笔》第三期发表的文章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手段。” 再如在07年《炎黄春秋》第7期笑蜀对李锐的专访中又公然诬蔑：“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
四、李锐主张为赵ziyang翻案，公开否定邓小平，主张走殖民地道路
李锐所推崇的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行全盘西化、殖民地化的领导人。李锐写的《向胡耀邦学习》一文。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是“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从理论到实践“有过人的胆识”。（关于胡耀邦其人，可以参考笔者的《评<胡德平忆父亲胡耀邦：改革目的是“藏富于民”>》《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对于<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中的问题答诸位网友》等文章。）李锐也很欣赏赵ziyang：“赵ziyang去世一周年了，他没有完成的遗志：推动中国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现代化的轨道，还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仅腐败丛生，种种危机将继续发展，国家前途仍令人担忧。赵ziyang曾为我们做出榜样，坚持和平对话，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当年学潮问题。为此，他不惜丢弃权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长的软禁。这种高尚的品德和行为，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怀念同赵ziyang的交往》）甚至为赵ziyang的所谓谈话作序。（http://www.vsedu.com.cn/yfch/271.html）
2009年4月15日，李锐在著名反华媒体《苹果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公开表示要批判邓小平：“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李锐的这个所谓“历史决议”，当然不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甚至李锐自己也不加掩饰，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刊登的《向周有光老人学习》一文中宣称：“现在道路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也就是说，李锐不仅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为中国没有成为殖民地而遗憾不已。
长期以来，李锐疯狂反毛反共的造谣污蔑一直畅通无阻，得到了一切正直人士的痛恨，也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人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啥像李锐这样公开反毛反共、恶行累累的政治小丑反而受到追捧呢？我们的党还是原来那个党吗？如何对待李锐，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试金石。
五、请把反毛反共的小丑李锐开除出党
正如上文所说，改革开放后，李锐一直处心积虑要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共产党，并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改革理论，妄图使中国走上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89动乱时期，李锐上窜下跳。他的女儿李南央因为涉嫌颠覆政府叛逃美国，由于李锐的关系，李南央得到美国反共势力格外照顾，迅速拿到美国绿卡，从此李南央成为海外反华反共的民运势力的骨干，而李锐则为幕后黑手。李南央为了吹捧李锐，多次撰文批判从毛主席开始的四位最高领导人。从此李锐父女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明目张胆地和美国势力勾结当汉奸，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爱国人士、李南央的母亲范元甄曾多次骂李南央为“这只美国狗”，并称“李南央现在是靠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法在美国混，不择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达到她各种大小目的。身边也有个圈子，都是这种人。现在气候适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1999.8.20.给朋友信）
从庐山会议可以看出，李锐此人十分狡猾，尤其是善于蒙骗、欺骗善良的左派同志。前文已经说了，李锐好友胡绩伟说过：“liu si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当年，善良的陈云同志当时还没看清楚李锐这些人的本质。而这些人也一贯善于见风使陀，投机钻营。陈云生前跟反共分子赵ziyang等人做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如果中国按照陈云的理论走，也不会像今天陷入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民生凋敝、两极分化的泥潭。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赵ziyang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如李锐等人全部实行了，在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ziyang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检验，我们可以看到，李锐确实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因此，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清查清党运动”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充分展开，那么今天不仅是条件成熟，而且是时不我待了。我们看到，由于89动乱过后，对党内反共势力清查十分不彻底，一些投机分子、反共分子如李锐等人潜伏下来，他们控制主流媒体，占据党内、政府内重要岗位，执行了经济杀手、政治杀手的作用，误导破坏改革开放，大搞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同时大搞资本家控制政权的政治改革，使很多官员脱离劳动人民，成为国内外资本家的走狗。总而言之，李锐等人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改革误导成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当前中国急需展开一场清查、清党运动，将李锐等经济杀手、政治杀手清除，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以推动科学发展观及发展方式转变的真正实现。
我们看到，90年代后期以来，陈云这些革命元老不在了。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李锐这个小丑冒充毛主席秘书，竟然也以老革命自居。随着陈云等老同志的过世，知道李锐底细的人越来越少，李锐这个小丑就开始肆无忌惮，他利用炎黄春秋、南方报系及海外反共媒体为平台，大造毛主席的谣言，通过编造、篡改、歪曲、剪裁党史的方式反共、反毛、反党。比如，李锐写《庐山会议实录》的目的就是力图妖魔化毛主席，并将不利于自己的历史史实略去。显然，如果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胡乔木等老革命如果健在并目睹李锐今天的所做作为，必然会坚决要求开除李锐等人的党籍。
2010年7月6日，人民网和新华网两大官网先后刊登吴文泰同志文章《毛泽东会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吗？》一文，以事实公开批判李锐毛主席“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的谣言。“经查，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并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与毛泽东有关的只是最后一个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中宣部在草拟口号稿时，原来是有‘毛主席万岁’的，送审时，主要负责审阅口号稿的刘少奇给改写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有历史档案可查。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在编入2005年4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时，把中宣部原稿用楷体字、刘少奇修改稿用宋体字区别开来”。
李锐制造谣言、疯狂反毛反共的系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早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资格。希望中央能够贯彻四中全会《决定》和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的方针，将反毛反共的小丑李锐开除出党。这势必可以在很大程度恢复人民对党的信心，成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转折点。
参考阅读一：
张杰致李锐的一封信：请和历史对质
李老：
您好！
前段时间，因为我在网上公布《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材料，您老多次表示要和我对质，这让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错了对象。
为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由于有机会参与档案整理工作，而接触到了这份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将其公布了出来。至于如何评价这份记录，周惠老当时的谈话对还是不对，如何看待您老在庐山会议上的作用等等问题，自有史学界自己去作出结论，您老和我有什么可对质的呢？
以反毛著称的李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此外，庐山会议的主要当事人、见证人均已过世，您这时侈谈对质，是不是一种打“假老虎”式的勇敢呢？从逻辑上说，您应该要求公布档案才是合理的。
坦率地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您老都是非常尊敬的，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庐山会议实录》等专著，我都认真地阅读过，我不仅钦佩您老的学识，也很敬仰您老的人格。但正因为如此，当我意外地看到“周惠谈李锐”这份档案材料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您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也从此坍塌了。
要不要公布这份材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公布这份材料一定会给您老的精神和身体造成创伤（春节期间，一位曾被您老“授权”的朋友在一次饭局中透露说，您老在看到这份材料后即开始便血，几乎晕厥，我听到此消息后深感歉意），而且，即便我不公布，按照程序这份材料早晚也会公布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年来您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愈战愈勇，不仅把当年的“主公”毛泽东推下“神坛”，还死命地往泥里踩，自己却反身跃上神坛，享受众人的顶礼膜拜，就觉得公布了也好——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至少，这份材料可以让您老冷静一点，说到底也是对您老的爱护。
这份材料是我在工作时看到的原始档案，按照规定是不许抄录、复制的。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就擅自抄录了一份，我承认这是违反制度的。在网上公布时，为了避免给那些仅仅是履行了自己技术性职责的党史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您老为了推翻这份材料，做了很多辩白，但这份材料为我亲眼所见，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让我们一起等待档案公布的那一天吧。
在此我也想向您求证一个问题，曾经担任周惠同志秘书的田聪明同志写过一篇《忆周惠同志》（《百年潮》2005年第10期），文章中说：周惠老在病床上曾经和田聪明同志谈起，在庐山会议上，有“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会议“‘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位“要好的同志”是谁呢？是您吗？如果不是您，那是谁呢？另外，他指的是不是您跪在“主公”床前揭发彭总组织“军事俱乐部”那件事呢？
我觉得，您老与其急于否认这份材料所披露的事实，倒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考虑一下自己的晚节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您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说是热血青年，被党和领袖赋予了政治生命。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是党内最早对毛做偶像化描述的人，您也是毛最早的“超级粉丝”之一。庐山会议后您的政治命运虽有波折，但这也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革命岂能如在长安街上散步那样惬意？
前半生既如此狂热，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当初的理想与信仰弃之如敝履，以诋毁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主公”做为献给新“主公”的投名状？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话说，无论是按新道德还是旧道德，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顾顺章等历史垃圾归入同一序列。李老，现在还不算太晚，您忏悔吧！您老如果真心忏悔，还来得及，还可以被宽恕——您该不会真的相信，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历史就此终结了吧？
李老，我要恳切地对您说：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和历史对质！是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投机革命的叛徒走入历史？请您三思！
至于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愿意被无休止地卷入到这种旋涡之中，也不愿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等到这件事情的“热劲”过去之后，在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我愿意去拜访您，并当面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毕竟，在您的名声和尊重历史之间，我不得不不选择了后者，请您原谅！
最后顺便说一句，《炎黄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让《炎黄春秋》刊登我这封信以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我将会给您以极大的尊重。当然，如果不刊登，也没有关系，因为《炎黄春秋》作为反毛阴谋史学的大本营，是出了名的，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种荣誉。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张杰顿首
2010/5/9
参考阅读二：
党史专家甄别“周惠谈李锐”一文及李锐夜闯美庐真假
春铭
做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新的党史资料的发现，总是会让我产生极大的兴趣，记得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和金冲及同志闲谈，他说：“新史料的发现，常常会像一阵清风，吹散笼罩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迷雾，使历史转折的真正原因一目了然。”此论深得我心，可谓经验之谈。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这样的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这份材料目前还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只在网络上出现，我不谙网络，也很少上网，但我从前的博士生小张是一个密切关注网络动态的人，他把相关的材料，包括各方的评论都整理打印出来送给我，才使我能够一睹“庐山真面目”。
就庐山会议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当时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始终是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当毛泽东同志试图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时，党内各“山头”、对“大跃进”立场不同的各派之间的矛盾便爆发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毛泽东，努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彭德怀同志的信是这样，李锐同志的信也是这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往往也是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他采取的一些行动之所以会让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过，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我认为还是应该采取“怀疑-甄别-采信”的态度。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但我仍然认为甄别是必要的。
当然，要确定无误地鉴别这份材料的真伪，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有关方面公布原始档案，但这一点却恰恰是不可行的，因为按照“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约定，这份资料不应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而目前的情况是，周惠同志虽然去世，但李锐同志仍然健在，所以原始档案是不能公开的。退一步说，即便要公开，也应该在有关部门出版的资料汇编上正式公开，而不应该为了追求轰动效应，随意散播到网上。张杰同志擅自把不能公开的材料公开，是违反纪律的，至少是不严肃的，即便是个人已经离职，不再受纪律约束，那也应该遵守基本的职业伦理。张杰同志的做法损害了“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信誉，增加了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的难度。
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以公布档案的方式确定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从各方的反映来做一点观察与思考。
首先是李锐同志的反应。这份材料的公开，对李锐同志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小张整理给我的资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这当然是过甚之词。对李锐同志，我了解一点，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细”、“刚健”来形容。“精细”指的是他善于抓住每一个细节，对利弊得失有深思熟虑的权衡，“刚健”指的是他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更不饶人”，这在他处理和邓力群同志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在，这份对他的个人历史和赖以确立其整个庐山会议叙述的正当性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资料，已经出现一个多月了，但他迄今为止仍然保持沉默，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这种沉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网络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份对“谈话”真实性表示质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电话向李锐解释说明该《采访周惠谈话记录》为伪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个细节：“笔者抓起电话打到李家，直接向93岁老叟本人打问——该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么回事？听觉有些许障碍，但头脑敏捷、声音洪亮的李锐立即朗声说：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孙女、还有周惠的儿子，都已经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过这样的答问谈话。”——这个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锐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经做过这样的谈话，但对周惠谈话的关键性内容，包括是否“夜闯美庐”？是否表露过“志在总理”等，却不置可否。
坦率地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周惠同志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进行过一番诸如此类的谈话，周惠同志家人的证词只有参考意义，没有决定意义，并不足以证实或证伪这篇谈话；
第三，是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第四，关于李锐是否表露过想当总理的志向。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即便他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应该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几位年龄、地位、观点都相当或相同，私交也不错的朋友之间用玩笑的口吻说的。一个值得参考的事实是：在庐山会议之前，李锐确实曾经“红得发紫”，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上，曾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表扬他，点名让原本坐在后排的他到前面来。一时间，党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都纷纷向他示好，柯庆施是见过列宁的老资格，连毛都以“柯老”相称，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同样深受毛的器重与信赖，而他上庐山时，居然特意带了两瓶茅台送给李锐，据李锐自己记述，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李锐仍然敢拒绝柯庆施碰杯的要求，当面让他难堪，可见李锐当时确实是有一点膨胀的，这是人性的弱点，任何人都可能这样，不必隐讳。
有人质疑，“当总理”是邓小平、张春桥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说李锐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离谱。但其实毛泽东同志最反感论资排辈，他用人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这一点，比如刘少奇原来在党内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但却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原来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泽东慧眼识珠，大胆使用才脱颖而出，淮海战役时，他被毛泽东指定为总前委书记，不仅位居资深军事家刘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经是井冈山“三巨头”之一的陈毅之上，邓小平自己都觉得不是很有信心；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王洪文当副主席，华国锋接任总理，又有几个人曾经想到？庐山会议如果按照原来的议程开下去，李锐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第五，关于李锐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参考是：当年确实有一些人，包括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都曾在毛泽东面前跪下过，不过党内并没有下跪的规矩，毛泽东也从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识的残余，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现，这说明继续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说了这么多，我仍然不愿意对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别结论，结论还是让每一个研究者或党史爱好者自己去做吧。
笔者工作单位门前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时时提醒着我们，在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认真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准确地还原历史原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历史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负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来自早报网论坛）
参考阅读三：
政治小丑李锐倒在了周惠的枪口下
思恩
最近30年来，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自命不凡自诩一贯正确的政治小丑们掀起的反对已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且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例如：
1.最先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之后，变成了凝结承载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大部分是他的秘书们写的，诗词有的是套用古人的词句拼凑出来的，有的（如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出来的。
2.最先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会搞建设，经过“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之后，变成了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朱德而不是毛泽东指挥的，是“朱老总教毛泽东打仗”的。
3.最先说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经过“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之后，变成了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
在疯狂反对已故建党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政治小丑群体中，跳得最高的表演最卖力的当属打着“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招牌的李锐老夫子！李锐到处招摇撞骗，靠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捞取政治资本。近年来捞取的最高最大的政治资本，是连滚带爬地挤进了十七大列席代表的行列！
李锐关于自己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之说，完全是他为了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需要而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来的一个欺世盗名的大谎言！事实是：李锐只是当了大约一年时间的可以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通讯秘书”，从未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当过一天的正规秘书，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采用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段，把“通讯秘书”前面的“通讯”二字偷换成“私人”二字，变成子虚乌有的“毛泽东的私人秘书”，以便欺世盗名，迷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政治诈骗！利令智昏的李锐在使用“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这个字眼时，忘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最基本的简单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没有“私人秘书”，只有组织配备委派的工作秘书！
但是，就在李锐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谋划如何继续充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反毛泽东事业的节骨眼上，周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接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访谈录中，暴露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丑恶表演的一声枪响，反毛泽东的旗手应声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致李锐于死地的这一枪其所以在十几年以后才由张杰同志通过人民网击发扳机而打响，是由于当时访谈的前提条件是保守秘密，即以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作为保证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出了庐山会议上的部分事实真相的。
周惠的访谈录，从他不实事求是地把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之间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说成“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极力把自己吹嘘打扮成庐山会议上的反左英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来看，他有可能会隐瞒一些主要事实真相如他们背后反毛泽东主席的核心内容等。不过，尽管如此，周惠所谈有关李锐的内容，已经足以把李锐卑鄙无耻的政治流氓人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仅就庐山会议上李锐的表现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很不光彩的龌龊行为：
1.李锐野心勃勃，预谋要在50岁之前即在1966年之前窃踞国务院总理的职位！
“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
个人野心使“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自认有总理之才”的李锐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切活动，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的，而是围绕着梦想当总理的野心旋转的！——他其所以参与彭德怀反左，是由于一旦彭德怀得势，提倡大跃进的周恩来总理等人就有可能下台，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即使不下台必将被彻底架空，到那时，李锐的总理梦就有望实现！
李锐能够和周惠推心置腹，把自己内心深处觊觎总理职位的狼子野心告诉周惠，足以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达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
（顺便说一句，周惠当年刚41岁，在党内的职位和李锐相当，“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什么呢？！周惠明知李锐有野心，在庐山会议上遭李锐“出卖”时没有揭露李锐，只能说明他内心深处很可能和李锐一样的不干净！如果他揭发李锐有当总理的野心，李锐就会揭发周惠的野心！当然，揭露李锐的野心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旦李锐的野心暴露，人们就会认为彭德怀等人有野心。）
2.李锐为了保住总理梦企图蒙混过关，写信欺骗毛泽东主席。
“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人们怀疑李锐周惠们“是在搞什么阴谋”的证据，是李锐周惠们自己的实际行为留给别人的！这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即使李锐周惠们真的没有“搞什么阴谋”，但几个人在一起私下议论问题出了格是铁定的错误！——赫鲁晓夫以“斯大林晚年”犯错误为借口大反斯大林，李锐周惠们在一起议论“毛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唱一个曲调；再加上彭德怀刚刚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归来，所上万言书中的有些用语与赫鲁晓夫指责中国的用语惊人地相似甚至完全一样！这个错误是李锐周惠们永远掩盖不了洗刷不掉的！
3.李锐为了挽救总理梦的彻底破灭，反戈一击，揭发彭德怀等，跪求毛主席对他网开一面。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李锐积极参加彭德怀“反左”大合唱、企图实现“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的迷梦破灭之后，又企图通过“出卖”彭德怀等反戈一击，实现立功受奖，跑到毛泽东主席这里来继续做“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的黄粱梦。
（李锐走上疯狂反对毛泽东主席的罪恶道路以后，在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无耻行为作辩解时，把没有起码的人格的他用谎言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品德高尚的为朋友可以肝胆相照两肋插刀的英雄豪杰，——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把李锐在庐山会议上的丑恶表演和改开后疯狂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露骨表演这二者联系起来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真真切切、确确实实、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名副其实的小人投机政客！——他既可以玩弄权术向毛泽东主席写信隐瞒事实真相企图蒙混过关，又可以韬光养晦向毛泽东主席下跪恳求放他一马企图溜之大吉；他既可以一失势就向毛泽东主席认罪、又可以一得势就诬陷打断了他的总理梦的毛泽东主席为千古罪人；他既可以为了实现总理春梦参加“反左”大合唱，又可以为了挽救总理秋梦揭露同谋者反戈一击；他既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扮演无情小人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毫不犹豫地出卖盟友，又可以为了给自己的老脸上贴金充当正人君子厚着脸皮恬不知耻地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同伙；……总之，当今中国一切卑鄙无耻小人投机政客所具有的特色，都可以在李锐的身上找到！换句话说，李锐是当今中国小人投机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集大成者！再换句话说，李锐是当今中国小人投机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楷模、典型！
李锐“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即要在1966年“之前当上总理”。在庐山会议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李锐的恶劣表现，处罚了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中断了他野心勃勃的总理梦，私欲膨胀的他毫无自责检点自己的过失之心，把一切仇恨都记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身上，以疯狂反对、诬陷、妖魔化毛泽东主席为己任，聊以自慰，可悲地打发余生。
周惠的访谈录在揭露李锐在庐山会议上“捅了不少娄子”的同时，有些话无意中严重地损害了当代中国海瑞彭德怀的光辉形象！——周惠说：“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周惠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有道理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并非毛泽东主席无事生非！——周惠还说：“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由此可见，李锐周惠们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主席做了长篇讲话，……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他们就神经过敏地认为毛主席“实际上要反右倾”，立即跳了出来串通一气妄论“（毛）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实上，从大跃进一开始，毛主席就是一贯努力反左的！毛主席在郑州、武昌等等会议上努力反左的时候，彭德怀们、李锐周惠们跑到哪里去了？“这些主张纠‘左’的”英雄好汉们为什么不在郑州、武昌等等会议上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毛主席反左，偏偏要在彭德怀访问苏联、东欧回来以后、在纠左的庐山会议上把矛头对准一贯努力反左的毛泽东主席，——几个人一唱一和地论说“（毛）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呢？！
纵观历史，在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中，一些自命不凡自诩一贯正确的人物对他的诽谤、指责不断：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右倾的陈独秀不接受他和陈延年（陈独秀之子）等建议反击蒋介石为夺军权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结局是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多共产党人的重要职务被撤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篡夺第一军军权的罪恶目的。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发展壮大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左倾的王明、博古等海归们指责毛泽东“右倾”，夺了他的权，结局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涂地，葬送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挽狂澜，会后通过四渡赤水取得主动权，指挥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张国焘分裂之心不死，率领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远征宁夏，甘肃，不听中央指挥导致西路军失败；今天的权贵精英们把张国焘的错误强加给毛泽东，说是由于毛泽东的指挥错误，造成西路军失败（既然权贵精英们说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朱德指挥的，那末，西路军的失败的责任应该主要由朱德而不是毛泽东来负，才符合权贵精英们的逻辑！）。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在被国民党蒋介石丢失和放弃的广阔土地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毛泽东领导的抗日军队抵抗着100%的伪军和60%的日军，蒋介石则躲在大后方消极抗战；今天的权贵精英们吹捧蒋介石领导的军队是抗日主力，指责毛泽东领导的抗日军队保存实力、抢占地盘、发展势力（在这些权贵精英们看来，毛泽东领导抗日武装不应该奉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因为这是“保存实力”；不应该在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因为这是“抢占地盘”；不应该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抗日，因为这是“发展势力”。在这里，权贵精英们既充当了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爪牙鹰犬，又充当了日本汉奸走狗！）。
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缺乏正确认识，在新四军军部北移的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执行中央制定的北移线路，跑到国民党战区司令顾祝同那里去制定北移线路，导致“皖南事变”发生；今天的权贵精英们造谣说新四军军部北移线路是毛泽东制定的，妄图为项英翻案，把“皖南事变”的责任强加给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对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了各国共产党革命，被国内的、海归的权贵精英们说是犯了“左”的错误！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毛泽东秀于众，必遭小人投机政客们诽谤之！
2009-11-15～18
参考阅读四：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作者：张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