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气象人（六零年代美国激进学运组织「气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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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现在要宣读一份战争宣言……在接下来的十四天，我们将攻击代表美国各种不正义的象徵或制度。」
1970年三月，在这个静谧优美的格林威治村街道，我眼前的这栋美丽房子轰然一声发生爆炸。这是六零年代美国激进学运组织「气象人」(Weatherman)的成员在房中制作炸弹时意外引爆，导致三人死亡。这场爆炸把六零年代的学运带向了黯淡的尾声，但却不是故事的终点。
这一年，气象人向世人宣布了上面这份宣言，并转化为「地下气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他们立志要推翻这个世界的一切压迫与不义，要和黑人以及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站在一起，要在地下用炸弹进行游击战。六零年代充满激情、理想、音乐、与政治谋杀的大历史剧，从此转变为一部革命英雄传、一场政治警匪剧，或者一部激进版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
那是一个何等动荡与激昂的年代。世界没有一刻是静止的。
对这群愤怒青年来说，他们眼见美国在越南杀了数十万人，每天电视和杂志上传来无辜越南小孩和妇女残缺屍体的照片，而各种抗议游行似乎都无法阻挡住这场战争。这迫使他们提出「把战争带回美国」的策略----「要让美国的土地上也出现战争，使得人们不能再对美国对越南的屠杀麻木不仁」。
1969年他们组织了第一场暴力抗争行动「愤怒的日子」，但对这群白人中产阶级青年更大的震动，是年底一名二十一岁的年轻黑豹党领袖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打死。当黑人运动的领袖不断面临死亡威胁时，他们深感不能再继续躲在他们白色皮肤底下而免於警察的暴力，因此必须以暴制暴来对抗不义的国家机器。
从1970年起，在国会山庄、国务院、五角大厦、法院、国民兵总部、大企业总部，他们进行了十数起爆炸案件。
「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看著你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屠杀无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是继续享受你的中产阶级舒适，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行动」。这是他们的信念。只要美国的人民不对这个体制和政策提出抗议，他们就是帝国主义的共犯。不过，地下气象人在七零年代的攻击行动中由於都会先通知被炸单位撤离，所以从未造成死亡---除了1970年自己意外引爆身亡的那三人。
2.
他们一直在奔跑。在这个世界的阴影中奔跑。
三十多年前，他们在夜里亲吻父母、情人、朋友的额头，告别了青春，告别了六零年代的浪漫，准备躲藏进另一个黑夜，一个众人看不到的世界阴暗面。
然而这个世界的阴影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真理所在，众人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黑暗：那是个不正义正在蔓延，但人们却保持冷漠的世界。
1975年越战结束，似乎使他们没有政治和战略上的理由继续潜藏地下。更多人则开始怀疑亡命之徒的日子：有人开始怀念和家庭的联系，有人生了小孩，认为不能让小孩一面长大一面疑惑为何都周遭都没有朋友。於是她们一个个自首，少数人则转向其他激进暴力组织。一段美国战後青年理想主义激进化的悲歌於焉结束。
但当他们在七零年代末决定迈出阴影，回到世界的这一头而向警方自首时，历史却开了他们一个玩笑。由於FBI以非法方式蒐集起诉地下气象人的证据，所以他们都只需要服短期的牢狱。
3.
2002年秋天，我来纽约之後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关於他们的纪录片「Weather
Underground」。而放映这部纪录片的艺术电影院，正好是在1970年被炸毁的那栋房子的几个街口外。
当年英姿勃发的运动领袖真诚地回首和省思过去。有人感到悔恨，「如果你认为你有一个至高的、绝对的道德立场，那么这只会带来危险。」，有人则认为那些行动在那样的环境下并不算极端。而唯一仍在服刑的David
Gilbert则相信他们所做所为并没有错，但是他愿意负起责任来坐牢：「如果历史能够重来，我会再做一次，但是会做的不同，做的更聪明。」
但他们都承认，暴力并不是最有效的作法。正如当年著名学运领袖、地下气象人成员
Mark
Rudd在影片中的反省：「当时我们的确正确地掌握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事实上今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帝国主义。但是这个知识太过於庞大，以致於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如何去回应和解决。」
这个或许是地下气象人对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暴力之外，我们该如何改变不义的体制呢？
地下气象人一直不相信组织工作。原本六零年代最大的学运组织「民主学生会」(SDS)在气象人夺得权力後就彻底瓦解。而当人们没有响应他们号召的街头抗争「愤怒的日子」，他们唯一的结论就是大家都被体制收编了，因此只能靠他们几个人的暴力革命来摧毁美国帝国主义。
讽刺的是，他们自认支持与结盟的主要对象，黑豹党，却与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观。黑豹党认为改变世界必须透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而在黑人社区提供穷人小孩免费早餐、给予社区民众政治教育，希望一点一滴地改变人民想法，并赋予他们力量（empowerment）。
地下气象人并不是没有学到教训。在他们化暗为明後，他们也开始了解到草根组织的重要。
4.
他们继续为了理想主义而向前奔跑。（当然也有人转换轨道不问政治）。
最著名的是当年宣读地下气象人战争宣言，并名列FBI十大要犯的Bernardine
Dohrn。她现在是美国名校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主持「儿童与正义中心」，关心性别、教育与家庭的改革。她和她先生，另一位气象人成员Bill
Ayers，都积极参与当地各种社会运动。回首当年，Dohrn认为当时应该让妇女运动和反战运动建立更强大的连结；Ayers也强调应该他们更扩大结盟，而不是每次在运动方向转弯时就出现大分裂。
另外一个充满戏剧性人生的成员是Kathy
Boudin。1970年气象人意外自爆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房子後，她险而逃生，并在地下气象人纷纷自首後继续参加另一个暴力革命组织。在1981年她参与一场抢劫案，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三人死亡因而入狱。
十二年的地下逃亡生涯，使她只相信一些伟大的革命理念，但却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脱节。因此入狱之後，她要从根本的行动开始：帮助身旁的狱友。她创立爱滋病谘询计画，教狱友识字、念书，提倡并改革狱中的教育制度。她甚至从事关於爱滋、教育和性别的学术写作，并在发表哈佛教育期刊上发表论文。
而她入狱时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被托付给另外两个气象人Dohrn和Ayers扶养，现在是耶鲁大学学生，不仅也参与社会改革，而且拿到非常荣誉的罗德奖学金。
他们一起继续在阳光下奔跑，而竟然跑到了我身边。
2003年，Boudin获得假释，并得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旁一家医院的工作，负责协助防制爱滋，发挥她过去二十年来的专长。
跑过了黎明，跑过了黑夜。从那个告别青春的夜晚到带著几许白发重回社会，或许他们奔跑的脚步变慢了，方向作了点修正，但是他们的信念却是一样坚毅，改变世界的梦想也未曾改变。
後记：本文原来分成两篇刊载於上个月联合报副刊「反叛的时代」，但我在这里重新组合改写过了。其实，这是我去年接下这个专栏时，最想写的文章之一，可是迟迟不敢动笔。直到最近把DVD再弄来一次，才觉得可以试试看。
第二张照片是那栋格林威治村房子爆炸现场，地址在西十一街。现在还是栋正常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