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與人性***
想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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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03年10月19日 已經有3位讀者讀過此文
● 海 帆
卡夫卡晚年最珍惜的一個短篇小說是《饑餓藝術家》。他在去世前一個月通讀該篇作品時，不禁潸然淚下。他的一位密友後來回憶說，卡夫卡那次流了很長時間的
淚，"那必定是一種可怕的、不僅是心靈上的緊張，而且是一種震撼人心的精神上的重逢。"多年以前，我在第一次讀到它時，心靈也的確有一種震撼感──那位
不惜以"肉"的毀滅換來"靈"的至美的藝人，真正體現出了對藝術的獻身精神。但饑餓，極度的饑餓對普通人又意味著什麼呢？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坐在重慶市
雲陽縣那陰暗的檔案館裏，體受著如雷轟頂的滋味。但這次震撼我的不再是饑餓藝術的詩情畫意，而是饑餓帶來的人性畸。
1960年4月15日出版的《雲陽工作》在第二版上有篇報道，說縣法院最近公判了一批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生產的罪犯，其中高坪公社紅平區隊有一個名叫
李志英的人被判了死緩。但報道中未詳說李志英的案情。我在縣檢察院已交的曆史檔案中找到了編號為"（1960）1002號卷"的案卷。李志英的案情很簡
單，她那個卷宗只有薄薄的幾頁紙。其經過是這樣的：
1960年1月2日晚，李志英因為9歲的親生女兒下午偷吃了別人的飯，心裏已很窩火。等她叫女兒去睡覺時，見女兒不去，頓時操起小板凳來打。第一下
打在頭上，她女兒喊了一聲"媽"；李又往其心髒部位打了一下，這個叫"彭丫頭"的小女孩就癱在地上，再沒醒來。李自去睡覺了。次日上午，李志英將女兒的
衣服解開，用菜刀將屍體剖開，將其肺、肝與心炒來吃了，而後又去借了頂罐，將屍體砍成幾小塊煮起，准備中午再食。後被路過的生產隊長發覺，扭送到了公安
機關。她後來交代說，她不是故意要將女兒打死的，但之所以將女兒失手打死了還要吃她的肉，是因為自己太餓了，夥食團已幾天未給她飯。（另一個原因是李志
英自己沒講，被別人揭發出來的。就在吃女前的一個月，她就聽說"人肺可治腫病"，於是邀約鄰居去將他們夥食團一個無人掩埋的死人弄來吃，但被鄰居拒
絕。）她承認自己這樣做是有錯誤的，希望法院能原諒她。
（我在檢察院另一份材料中發現，該縣一位有高中文化的地主分子於60年2月[即李志英食女後的一個月]將一死人的肉弄來吃了，還對旁人說，人肉吃了
可以治腫病。材料上未提他是怎麼吃的，也未說他因此受到什麼刑罰，盡管可以料想，他作為地主分子肯定早已備受折磨。有沒有文化、是貧農還是地主，這些人
類的次生界限已被陽間還是陰間這條生死線所遮蓋。在活人都顧不過來的情形下，吃死人也就算不得什麼彌天大罪了──當時只是說這位地主分子"破壞了社會治
安秩序"。）
我們也許應該痛心地指斥食女而不知恥不知罪的李志英是喪失了最起碼的人性和道義；不過，我們更要看到，人之所以為人，首先是因為他還能有飯可吃。而
僅僅是饑餓，極度的饑餓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人重新還原為動物。饑餓是遠比人性強大和可怕的力量。我在鄉間進行口述史訪談時，農民們回憶起那些歲月時常說
一句話："要臉面的就活不了命，沒羞沒恥的才不挨餓"。的確，在饑腸沽沽、哀鴻遍野的時候，也是"人皆為盜賊"的時候。
盜竊、詐騙和偷殺牲畜成了1958─1961年的中國農村的主要犯罪類型。雲陽縣在這四年間共起訴了842件各類案件，其中僅盜竊與偷殺牲畜案就有
323起，占了其中的38.4%。在此非常時期，豬、牛、羊統統遭了"人瘟"。人的殘酷性首先表現在對牲畜特別是母畜上。1959年7─12月，全縣有
193支牲畜被偷宰，40支被借故私宰，47支被毒死、勒死或打死，15支被餓死、掀下岩跌死、掀入水池或糞坑淹死。總之，在弄死牲畜上什麼手段方便就
用什麼手段。至於說那些年的小偷小摸，就幾乎成了普通農民的共有經曆。盡管他們現在回憶往事時有的承認"也去撿了些可以吃的東西"，更多的則予以否認，
但沒有誰說"辦夥食團的時候"自己能吃飽的。連續幾年在夥食團都餓肚子，而終究能活下來，這說明回憶者多少還是各有其活命的辦法的。而那些循規蹈矩、不
偷不騙、體質衰弱的人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殉葬品。（成分不好也是遭滅頂之災的一個導因。高陽公社楊柳區隊一個晏姓富農全家餓死了5口人，只有一個7歲的兒
子幸存下來。）
雲陽縣1958年以前每年都還搞一個非正常死亡的統計分析表，但從1959年起，就再也沒有進行非正常死亡的統計了。我們只能從人口統計中得到如下
的數據：從1957年到1961年，雲陽縣總人口減少了92405人，其中農業勞動力減少了30579人。
在雲陽縣數以萬計的非正常死亡中，除了餓死的外，還有一大批因偷盜被活活打死的。當時在農村中，只有一種人是不會挨餓的。他們非但不挨餓，而且還有
打人致傷、致殘、致死的力氣與樂趣。這就是某些明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智慧和生存哲學的基層幹部以及圍繞他們轉的積極分子們。我曾向當時一位以民兵連長資格
代理村支書的人問了一個愚不可及的問題："你們那時也挨餓嗎？"他頓時有些不以為意地笑了："哪有餓死支部書記的道理？"我後來才知道：他們幾個"核心
人物"幾乎每天晚上都會開一個小灶。他們自己偷偷吃得肚肥腸圓還不說，竟又還特別恨那些因吃不飽而小偷小摸的普通農民們。就是這位如今笑談夥食團的馬連
長，親自動手或指使積極分子將5人當場打死或打後致死，逼死1人，打殘2人，而村民中挨過不同程度的打的多達59人之多。許多年來，村裏人一提起馬連長
就不寒而栗。（盡管他因此坐過一段時間的牢，但不久就被釋放回家了。此後多年，他一直為自己的"冤案"而上訪，希望恢複自己的黨籍。現在他一家在村裏有
三棟最漂亮的小樓，是村裏的首富。）
象馬連長這樣草菅人命的基層幹部在全國都遠不是個別的。最高人民檢察院1960年專門呼籲各級檢察機關要與"嚴重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作鬥爭"。雲陽
縣61年6─7月這兩個月，就發生了基層幹部打死人、逼死人、打殘人的嚴重違法亂紀事件17起，其中共打死、逼死12人。但農村幹部因打死人而坐牢的僅
是少數。雲陽縣1958-1961年間起訴的842起案件中，基層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案件只有48起，僅占其中的5.7%。饑餓將老百姓逼到了生存的邊
緣線上，逼到了人性崩潰的極點；同時，也將基層幹部對農民的權威抬高到了空前的地步，將人對人的仇視、壓榨和摧殘推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因為農民對幹部
的任何一點拂逆和不滿都可能直接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於是，饑荒的歲月也就成了奴性肆虐、人心似鐵的歲月。馬連長們何止是不會挨餓，他們實際上是那個蠻
荒時期蠻荒王國的國王───多少村民的生死命脈都完全操持在他們手裏啊！雲陽縣當時有位公社黨委書記叫張步軒，他掌管的公社名為"太平公社"。就是這位
太平公社的一把手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捉住小偷，象打野豬一樣跟我整，整死了不抵命。"同時，他還指使下面安"孔明槍"來打小偷，並私設監獄。公社
幹部誰若對小偷打罰不嚴，就要被扣上"右傾"的帽子。後來工作組發現，僅1960年春天到該年9月的時間裏，就有769人挨過毒打，有39人被打死、逼
死，有21人被打殘打傷，打後被迫逃亡的74人，還有270戶（即總戶數的35.9%）被罰過款。有一個叫楊群尤的女社員，因偷吃紅苕種被生產隊長抓住
後，與其還未成年的兒子劉永富被捆綁起來用扁擔毒打。行凶者將楊群尤的糞便打出來後，竟迫使楊的女兒將糞便喂在劉永富的嘴裏吃了。同時，還將楊家全部的
家財一摟而空。當晚，楊群尤上吊自縊，其女於第二天上午被氣死，活著的兩個小孩劉永富與劉永貴日無衣服換洗，夜無被蓋取暖，整天痛哭流涕。在張步軒治下
的公社，僅1959年就死了1616人。社員底下喊張步軒是"張老虎"，比1949年前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還要讓人害怕。（張步軒雖於60年7月被捕，但
不久就出獄了。後以幹部的身份回到他的家鄉，安度完了他高壽的餘生。）
人們常說"食色，性也。"但在食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也就沒有多少人能顧上性了。這正是古人所說的"饑餓起盜心，飽暖思淫欲。"在雲陽縣檢察院
58─61年起訴的案件中，與數不勝數的盜竊案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強奸案屈指可數。這四年只起訴了35起強奸案，僅占起訴案件總數4.2%。極度的饑餓
可以減少強奸案的發生，這恐怕是大饑荒所帶來的唯一的社會益處吧。但與此同時，人們正常的性活動也大大減少了。一位過來人對我說，那幾年人們很少幹那種
事，因為實在是沒有精力和體力。農村那幾年的出生率特別低，出生的孩子夭折的特別多，存活下來的多半體質也特別弱。空前的饑餓帶來了空前的禁欲，畸形的
歲月產生出畸形的人口。而62年後開始持續十餘年的人口高峰又成了對大饑荒時期被強抑的生育需求的畸形補償。
如果說監獄外的自由人尚且餓著肚子，那進了監獄的犯人就更是難以維生了。那幾年由於糧食嚴重供應不足，而勞動強度又很大，加上管教幹部隨意打罵、衛
生居住條件差等因素，死亡象流行病一樣席卷了各個監獄，以至於到後來獄方不得不將大量老弱病殘犯人和勞教分子清退出獄，以降低監獄的死亡率。四川省萬縣
地區各監所1959年上半年已清退了858名人犯出獄，但在9─11月之間死亡人數仍高達701人，比1─8月死亡的448名上升了56%。梁平縣一個
勞改農場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7月就死亡了犯人498名，平均每月60多名，占全部收押犯人的40%以上，而60年6─7月病犯達300多
名，占當時在押犯人的一半多。這個農場的犯人幾乎是非死即病。由於死人太多，常常是三、五個或十幾個塞在一個坑裏，有的頭部和手腳都露在外面，有的衣服
也被剝光。有位女犯生前向幹部提的請求是：一是死後不要將衣服脫光；二是坑挖深些，土蓋厚些；三是不要與男犯埋在一起。雲陽縣有的犯人吃不飽飯，就把死
麻雀和已腐爛生黴的骨頭撿來吃。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曾這樣寫道："當你作為國家一個腐爛的細胞死去的時候，你甚至失去了臨死前咒罵它一句的快
樂。"
在西方，"奧斯維辛以後"已經成了一個專門的術語，哲學家阿多爾諾更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論題："奧斯維辛以後，詩已不複存在。"但在中國，居於主流的
意識形態至今不敢正視這段苦難的歲月，他們暗地裏期盼著大家早日忘記這段慘痛的曆史。不過，人們也自有官方所褫奪不了的社會記憶留下──我將永生難忘村
民們說起"吃夥食團的時候"那種餘悸未消的恐怖、悲涼和哀歎的表情。它將作為我們這個民族最深重的苦難記憶永銘人們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