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制从达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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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奴制从达赖而来
徐明旭
自由亚洲电台曾播放文章《“西藏农奴制”何从来？》说：“只有中共一家指称从前的西藏是农奴制，而所有其他史料，尤其藏人的描述，都截然迥异。”
这话说得太武断了，达赖在1998年告诉茉莉女士：“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不一样。这里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于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是从总的说来，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这主要是有一些爱和慈善的因素在内。当然个别的危害人的现象不是没有，是有的。”（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98年5月号）
由此可见，说旧西藏是农奴制，正是从达赖而来。达赖恰恰是农奴制的总头子。
美国著名藏学家、凯西保留地大学藏学研究所所长、文化人类学系主任、教授戈茨坦因的巨著《现代西藏史：喇嘛王国的覆灭》——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1991)——毫不含糊地指出，旧西藏的农民是世袭的被束缚于领主的农奴，农奴主有权对农奴行使司法权。“除了大约三百个贵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农奴，他们通过庄园以及对应的遗传关系归属于具体的领主，也就是说儿子生来就属于他父亲的领主，而女儿属于她母亲的领主。”
美国另一藏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戈伦夫的著作《现代西藏的诞生》——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也说：“绝大多数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为了能在地里劳动，他们必须纳税和服劳役。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庙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的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 （注意，这里的“归”字，原文是 reverted，在英文里是表明财产归属的法律术语——引者）。农奴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的许可。（7）”
连坚决支持西藏独立的法国记者董尼德，也在其著作《西藏生与死》——Donnet, Pierre-Antoine, Tibet mort ou vif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0）；Tibet：Survival in Question，Translated by Tica Broch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里承认，旧西藏是“做得太过分的封建农奴制”。
而清朝钦差大臣张荫棠则说：“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苏民困。”（《张荫棠治藏19条》，吴丰培等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8年）关于旧西藏的酷刑，戈伦夫上书说：“一位在西藏住了20年的英国人说，她看见了无数挖眼睛和使人致残的事件……西藏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惩罚是拷打和断肢。佛教禁止杀生。于是西藏的官员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时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其他残酷的刑罚有割断犯人的手腕；用炽热的铁钩挖去他们的眼睛；捆住两个大拇指将人吊起来，使犯人致残；把他们缝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扔进河里。”
1950年11月13日的美国杂志《生活》（LIFE）刊登了一组照片，是美国外交官在拉萨实地拍摄的，其一是当众鞭打犯人的裸臀，其二是带枷示众。戈茨坦因的《西藏现代史》第109页（英文版）也有一张1936年拍摄的照片，照的是拉萨街头带颈枷和脚镣的犯人。
这种对酷刑的滥用连上层人物都不能幸免，13世达赖的藏军总司令龙厦1934年在权斗中失势后，竟被剜去双眼。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也无法否认的，虽然他不认为此举野蛮（达瓦才仁的原话是：“龙厦被剜眼是事实，但是否野蛮就另当别论了。”《再论中国民运与西藏问题》，《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
此人还说314事件是藏人的“和平请愿”。可是当年3月18日BBC记者问达赖怎样看待藏族示威者袭击汉人和商店时，他曾表示：这是错误的。他还说：如果局势失控，那么，他的选择就是完全隐退（见BBC该日中文网）。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无须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