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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2, 2014, 6:35:02 AM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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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西的狗肉节与美国加州的狗公园

Posted: 21 May 2014 07:00 PM PDT

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旧金山湾区一群华人组成的"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举办活动，包括动物福利论坛、怜爱众生音乐会、筹款晚会，呼吁中国广西玉林市停止每年夏至举办的狗肉节。而近来在美国加州，还有许多关于狗的话题，包括在北加州华人聚居的库伯蒂诺市，一座狗公园正式开放；南加州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市议会也将对设立狗公园的议案投票表决。

同样是狗——一种最具性灵的动物、人类最好的朋友，在中国和美国的遭遇，有如天壤之别。

广西玉林的狗肉节是什么样的情景？上网打开谷歌搜索一下就知道了：从夏至开始，一连十天，玉林市每天炊烟缭绕、人声鼎沸，数不清的狗肉食档排满大街小巷，酒楼饭馆也都以狗肉招徕食客。有的狗肉档当场宰狗，待宰的狗狗在笼子里哀鸣。外地的狗肉老饕也闻狗肉香赶来玉林大快朵颐。每年狗肉节都有动物保护人士和爱狗人士表达抗议，但政府的回应是狗肉节属民众的饮食文化。每年的狗肉节都为玉林的GDP增加若干百分点。在狗肉节的视频上可以看到，狗肉档的老板表示，政府不会禁止民众吃狗肉，即使政府禁止吃狗，也禁不了，法不制众嘛。

记者参加了"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的活动。基金会创办人巩增恒女士表示：玉林狗肉节是中国屠狗吃狗的冰山一角，中国嗜吃狗肉的地方越来越多，尤以广东、东北最为盛行。

前来参加"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活动的还有"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他告诉记者：中国立法禁止虐杀动物已刻不容缓。在中国不但到处可看到杀狗吃狗，还到处有剥取毛皮然后吃肉的野生动物养殖场。中国有一万只熊被关在铁笼子里，每天被人用管子插进身体活体抽取胆汁。中国比最早立法禁止虐待动物的国家落后了一百九十年。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狗，和其他动物，就如同生活在天堂。

美国没有狗肉节，只有狗公园。在北加州库伯蒂诺市狗公园，狗的主人到了这里便成了狗的随从，狗狗在狗公园里无拘无束、尽情玩耍和交狗朋友。而没有设立狗公园的城市，公园里一般都有可以让狗不戴链子玩耍的专门游戏区。北加州的圣何塞市建有每年可收容一万只猫狗的收容所，一只只没有家的猫狗被送到这里，一只只猫狗又从这里被人领养找到了新家。旧金山最热闹的市中心联合广场，梅西百货商店的几个橱窗，每年圣诞节前一个月，不展示商品而是展示猫狗让人领养，几百只猫狗从橱窗中被人抱走，在圣诞前找到温暖的家。这里成了每年圣诞节旧金山最温馨的景象。

在美国加州，关于狗的最新消息是：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法院日前判处一位虐待宠物狗导致死亡的男子十五年六个月徒刑。他被他的邻居举报，而后被检察官起诉。对于美国人来讲，杀狗吃狗，那可能是史前文明发生的事情。动物与人同享上帝的关怀，人有义务保护动物，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不但受公众的谴责，而且受法律的制裁。

巩增恒女士与她的"多多关怀动物基金会"成员，将于6月21日夏至到来之前，前往中国，他们把募捐得来的钱用于购买公益广告，呼吁广西玉林市停止举办狗肉节，呼吁中国人不要吃狗肉。但他们的中国之行注定失败，玉林狗肉节仍一如往年热闹非凡。当国家未进入现代文明，狗肉仍然是国民舌尖上的美食，吃狗肉仍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王维洛：三峡集团人事调动的真实原因

Posted: 21 May 2014 06:52 PM PDT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官方网站3月25日发布消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调整……


建设三峡工程的五个子目标是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区域发展。如今防洪、发电航运等都出了大问题，再挖一条长江的呼声起；水库诱发地震频发，致使库岸滑坡问题加重，巴东、秭归、巫山、奉节等诸多新县城和村镇都需重新搬迁，其费用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全部价值。
2013年三峡工程发电量锐减
三峡集团公司的曹广晶和陈飞被调离，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仅仅涉及工程招投标的暗箱操作、分包及亲友插手工程建设的问题，而不是三峡工程出了严重问题，中国的决策层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动作。
虽然纸面上写道防洪是三峡工程的第一也是最主要目标，但是真正的第一目标是发电。李鹏曾模仿座山雕说：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江泽民在三峡工程截流庆功会上说：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电工程。
三峡工程装有２６台７０万千瓦的水轮机发电机组，共计１８２０万千瓦，计划平均每年发电量８４０亿千瓦小时；而世界第二的巴西巴拉圭伊泰普工程发电装机容量只有２０台７０万千瓦的水轮机发电机组，共计１４００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量９００亿千瓦小时（２００８年曾达到９４６.８亿千瓦小时）。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一，三峡工程又增建了地下发电站，再加６台７０万千瓦的水轮机发电机组，共计２２４０万千瓦。２０１２年三峡工程以伊泰普工１.６倍的发电装机容量共发电９８１.０７亿千瓦时，超过伊泰普工程，夺回世界第一的称号。
好景不长，２０１３年三峡工程发电量只有８２８.２７亿千瓦时，比２０１２年减少１５.６％，３２台发电机组尚未达完成２６台的任务，再次失去世界第一的称号。
长江水电损失超３００亿元以上
三峡工程的全部发电机组归长江水电所有。长江水电将２０１３年发电量减少的原因归之于长江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但是这不是真正最主要的理由，因为三峡大坝下游的葛洲坝电站２０１３年的发电量只减少了４.７％。
造成三峡工程发电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三峡发电机组的多次长时间的非计划停机修理。最初长江水电把问题被归结为设备老化。三峡电站的发电机最早的２００３年投产，最晚的２００８年投产，最长才运转了五到十年的时间，分明是发电机质量差的问题。后来长江水电又在解释时指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原来三峡工程不是一个利在千秋的工程，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全部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
自从传出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的消息后，长江水电的股票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的每股７.８２元下降到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的５.５７元，下跌２９％，损失３００亿元以上。
也许曹广晶和陈飞都不知道，三峡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是江泽民和李鹏的专利。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有混凝土专家上书中央政府，指出三峡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为五十年。而江泽民认定三峡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在五百年以上，李鹏则认定在千年以上。如今长江水电为摆脱自己的困境，泄露了发电机组的经济使用年限，让江泽民和李鹏十分尴尬也十分恼火。长江水电损失３００亿元以上，使得家族利益受到巨大损害，曹广晶和陈飞走路是必然的结果，而非江泽民和李鹏有什么矛盾。
为保发电放弃"排浑蓄清"计划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水库淤积问题，一是水库移民问题。当时有两个迷人的概念，"排浑蓄清"和"就地安置"。２０００年朱镕基让近二十万移民异地安置，戳穿了"就地安置"的谎言。据说"排浑蓄清"可以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排浑蓄清"就是每年６月初起到九月底至，将三峡水库坝址处的水位控制在海拔１４５米的低水位，利用汛期水流量大的优势，将淤积物冲出水库（排浑）；每年九月底将址处的水位提高到海拔１７５米高水位（蓄清），有利于发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贝克莱理工学院里奥帕特教授早就指出，"排浑蓄清"是没有经过实验证明能够成功的措施。三峡工程几次汛后蓄水未能成功达到海拔１７５米后，放弃了经全年人大批准的放弃"排浑蓄清"运行计划，为了保发电利益，提高浑水期的蓄水位，并在汛期后期就开始提前蓄水，以保证水位能提高到海拔１７５米。２０１２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重庆代表团更是提出建议，将汛期控制水位提高到海拔１６０米。放弃"排浑蓄清"运行计划，提高汛期控制水位，提前蓄水，这些都说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和解决淤积问题都服从于发电这个第一目标。
再挖一条长江？重庆港下移万州
建造三峡工程可以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邓小平相信，王震也相信。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已经十一年了，没见过一艘万吨轮船、也没有见过一支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的。
目前，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已经饱和，双向最大的年通过能力也就是约七千万吨，其余的要靠车辆翻坝来弥补，船闸加车辆翻坝的双向最大的年通过能力也就是一亿多吨。现在等候通过船闸的时间，少则一、两天，多则近一个月。最近李克强在重庆视察长江航运时连叹可惜。有人建议再挖一条长江，有人建议再造新的过坝船闸，有人建议修过坝铁路，就是没有人指出，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致命影响是扼杀了长江航运发展的潜力。
由于水库淤积严重，目前三峡水库的航道呈明显分级：涪陵以下常年库区航道水深可达到4.5米，可供大型船舶及豪华邮轮使用；涪陵至重庆朝天门航道，淤积严重，现依靠挖泥船维持水深3.5米，但是每年还是有约三个月的时间大型船舶及豪华邮轮无法上行至重庆主城。重庆朝天门以上59公里航道，最小维护水深只有2.7米。涪陵以上航道的淤积将迫使重庆港下移到万州，李克强到万州考察码头，就是为此做准备。
诱发地震和滑坡
水库诱发地震可能引起构造性地震和非构造性地震，而中国的一些专家认为水库不可能诱发构造性地震。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秭归发生４.３级地震，震源深７公里，３月３０日再次发生４.７级地震，震源深５公里，两次地震震中距三峡大坝仅２３公里，距三峡水库不足１公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巴东发生５.１级地震，震源深仅５公里。无论是巴东地震还是秭归的两次地震，中国专家都否认它们和三峡水库有关系。
曹广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水库蓄水会诱发或更准确一点应该叫触发地震，但地震的震级不会超过该地区构造地震的水平，世界上已经建成的大型水库几十万座，关于诱发的研究成果很多，结论都是一致的。"曹广晶是在误导舆论。Ｓ．Ｋ．Ｇｕｈａ在《诱发地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柯伊纳水库诱发地震，中国新丰江水库诱发地震的震级都超过了该地区历史最高地震震级。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紹久在解释舟曲滑坡原因时，指出四川５１２地震震松了舟曲的山体，极易垮塌。同理，三峡水库形成后，地震次数明显增加，虽然很多是人难以感觉到的小地震，但是这些小地震就像震动筛一样，震松了水库两岸的坡体，加上水库水位３０米的上升和下降，使之极易产生滑坡。因滑坡问题巴东县城已经三次搬迁。同样因为滑坡问题需要搬迁的还有秭归、巫山和奉节新县城和其他许多村镇。而再次搬迁这些城镇的费用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全部价值。所以只有等到三峡工程的决策者过世之后再着手进行此事，资金还是要让全国老百姓承担。这就是三峡工程已经"完工"五年，但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还一直没有取消的原因。
曹广晶和陈飞面对三峡工程呈现的严重问题束手无策，平级调离则是推卸责任的最好办法，而绝不是打老虎拍苍蝇的结果。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野渡：秘书党三分党天下

Posted: 21 May 2014 05:21 PM PDT

（南方周末资料图）

只要高度集权的党天下继续存在，就会继续垄断公共权力，以极端手段控制社会，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家丁化现状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秘书党必然尾大不掉，利之所系，后继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周永康四大秘书落马成腐败典型

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在90年代的讲话《秘书工作的风范——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秘书不能有恃无恐，不能以"领导靠山硬"而谋取私利。

在中国不透明的政治生态来说，一般中共党魁在喉舌媒体发表文章都带有特定的政治含义。习近平的"秘书靠山论"，实质原因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一案千呼万唤不出来，党国大员在如何处理问题上分歧严重，迫使习近平亲自出马以期党内达成共识。

4月28日，官方喉舌媒体报导称一些秘书有恃无恐，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并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官媒列举周永康已落马的历任四大秘书，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中石油股份副总裁李华林和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近乎公开点名周永康。

周永康四大秘书的落马，成为秘书党腐败的典型案例。秘书党作为与太子党、团派并驾齐驱的当今中国政坛上三股政治势力之一，再度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

公共权力家丁化秘书党手眼通天

秘书党是中国官场的特有现象。在帝制时期伺候皇帝的太监和为官员出谋献策的幕僚，都是典型的秘书党。他们虽然没有任何职权，但最为接近主子，只要侍候主子舒坦，出面做主子不方便做的事，获主子青睐赏识，便能结党营私，呼风唤雨，良田美婢，肥马轻裘。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对主子尽谄媚事，得其欢心，权势倾国，成为只在皇帝一人之下的"九千岁"，可谓秘书党人的登峰造极者。

中共建政后，家天下变为党天下，党奴取代家奴，秘书党的衣钵传承并无二辙。权贵是秘书党人的衣食父母与权力来源，秘书党人首要就是讨主子欢心，喜主子所喜，恶主子所恶。除了秘书党必备的"听话、迎合、奉承、紧跟"技能外，作为官员心腹的秘书党人，必须深谙政治游戏潜规则，出色地帮助主子罗织权力人脉关系，使主子的权力得以扩张和延伸，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秘书党侍奉主子虽然得"忍辱负重"，整天孙子般跟着主子逢迎谄媚，但作为主子的身边人，在主子的下级官员和屁民面前，他就是大爷了。官场上的常识是"欲见领导，先求秘书"，足见秘书党手眼通天的能量。昔日"河北第一秘"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期间，被称为"第二书记"，他写个条子或者说句话，就能决定河北官场的官员任免，秘书党人做到此程度已是极致。

党天下是一种事实上的等级制结构，党国高官也热衷提拔身边的秘书党到各个权力位置，使公共权力家丁化，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保持权力世袭。秘书党与主子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使秘书党人倚靠主子的恩宠而得以飞黄腾达。周永康的大秘冀文林，2002年还是处级秘书，2013年已成为海南省副省长副部级官员，这种火箭升官速度是典型的秘书党特色。

秘书已成为党天下做官的捷径


2013年12月，南方周末记者梳理了27个省份的286名市委书记信息，其中有五十七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三十人。而到县委书记、军队的师团级军官，有过秘书经历的官员更不计其数。要做官，先做秘书，已成为党天下的终南捷径。


在南方周末记者整理的资料中，286名市委书记有191人未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66.8%.一般而言此为不正常升迁的官员，也即是有所谓"靠山"，才得以无视公务员法则而获得升迁。而秘书党在里面近三分天下，足以证明其已为当今中国政坛三股政治势力之一。抛却结党营私不谈，在政治层面而言，秘书党一般谨小慎微，眼光短浅，精于琐碎之事，缺乏大局意识，以其庸材当政，国之不幸，民之灾难。

只要高度集权的党天下继续存在，就会继续垄断公共权力，以极端手段控制社会，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家丁化现状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秘书党亦依然屹立如山，利之所系，后继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牟传珩：“假象稳定”背后的“爆炸声音”

Posted: 21 May 2014 05:15 PM PDT

巴丢草漫画：反恐讲话（http://goo.gl/WqUQp8）



中共暴力崇拜上行下效，官方一再侵犯包括少数民族人权的高压维稳，抵制包括反思民族问题的社会变革，才是"沉没哑声"演化成"爆炸声音"的根本原因。
6·4天安门惨案25周年临近的中国，人民的"沉默哑声"呈现出的仅仅是一种"假象稳定"。如此这种藏污纳垢的"假象稳定"，不断演化成不同形式的"爆炸声音"。
北京涉恐涉暴群体事件大演练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习近平就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等权力集中到自任主席的国安会权力机构，开创了习近平强硬对内直通道新模式。最近，习近平又在大搞军队"效忠领袖"的相继表态。续几周前18个大军区正职司令员的表态效忠文章后，4月1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一组17个军区级副职将领表态效忠习近平的文章。由此可见，习近平已经完成了对国家所有事务的高度专权。4月25日 北京警方首次进行防止涉恐涉暴群体事件大演练，一次一次的把那些"闹事者"镇压驯服。皇城根下公安局如此高调公布针对群体事件大演练实况，是为了宣示他们有能力控制任何街头运动。有评论批评警方用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民众，无益于解决官民冲突。也有分析指，时近"六四"25周年敏感期，当局高调举行演练是为了进行震慑维稳，消灭任何不同声音。
习近平反恐一再遭遇滑铁卢
然而，就在习近平4月25日发表反恐讲话，4月27日即飞赴新疆进行视察，发出对暴力恐怖活动要"先发制敌"，和央视新闻联播为习的治疆政策大肆歌功颂德之时，乌鲁木齐突发大爆炸事件。中共官媒报导称，暴徒持刀砍杀百姓，同时引爆爆炸装置，事件导致至少3人死亡，79人受伤，并将案件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习近平得知发生爆炸案件后，立即表态发狠话："坚决把暴力恐怖份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习近平早在2009年6月17日至21日曾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在喀什进行过调研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然而，习近平离开新疆不久，7月5日，乌鲁木齐市便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标志着习近平反恐一再遭遇滑铁卢。
全国草木皆兵 新疆"缉枪制暴"

这次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前日发生爆炸恐袭，更触动北京紧张神经，全国各地警方即时将保安警戒提升至一级戒备。首都北京各景点、公共车站、机场等地不但有大批公安、武警驻守，甚至出动直升机在空中巡视，多个公园则严禁入园人士随身携带打火机。而新疆各市都有持枪警在市面巡逻，部分城市的警方还逐区向市民派发收缴枪枝和爆炸物品宣传单张，另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亦加派警力巡逻，全国草木皆兵。
而新疆乌鲁木齐市面，当局更是出动大批武警、民兵与民警荷枪实弹四处巡逻。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公安局进行"缉枪制暴"专项打击行动，深入辖区，作收缴非法危险爆炸物的宣传活动，呼吁民众主动上交私自收藏、持有的枪枝、弹药和危爆物品，警方甚至以奖赏鼓励民众检举揭发。
"沉没哑声"化成"爆炸声音"
在中国贫富对立、官民对抗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出的药方竟是"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然而，众多被剥夺权利的公民，都因被一压再压而投诉无门，于是各个民族的那些被强迫"沉没哑声"，只能演化成"爆炸声音"了。这声音也曾成为天安门前的呐喊。曾几何时，就在北京大肆炒作三中全会的召开，并加强安保措施的前夕，北京天安门前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吉普车冲撞金水桥护栏，燃爆造成5死40伤事件；此事件不久，山西太原市迎泽大街的山西省委大院连续发生共3处8响"小型爆炸物连环爆炸"，造一死多伤事件；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时，新疆喀什巴楚11月16日更是爆发警民暴力冲突，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协警及9名袭击者，另有2名警察受伤，令中外舆论震惊。
当今中国，每个民间的百姓和少数民族群众都有被官家粗暴对待的个人与民族记忆，有着被警察、城管等部门"野蛮执法"，暴力镇压的总体经验。每一个中国大陆的公民，都无法预料命运的下一站又将面临怎样的权利被侵犯的灾难。马克思有句话："无产者不怕破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产业。今天，当百姓无以复加的民怨与愤怒积蓄，足以超越对统治暴力的恐惧时，企图垄断一切权力与资源的施暴者们，害怕政治"破产"的真正恐惧感就来临了——其实，"沉没哑声"，演化成"爆炸声音"最惧怕公民展示肌肉的是中南海。习近平要"先发制敌"的狠话，其实就是这种恐惧的反应。
抵制社会变革才是根本原因
是什么原因在促使那些维吾尔人走向暴力反抗？为什么现如今会越来越血腥？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多年来中共治理的唯一手段是"严厉打压"，认为铁腕就能解决民族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各民族社会群体事件表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不服中共统治，标志着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改良，或所谓"碎步改革"，甚至"击鼓传炸弹"，都将事与愿违。
矛盾与冲突本系社会发展常态，正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存在，社会整合才得以完成，社会变迁才能得以实现。然而，眼下中国大陆如此恶性"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局势难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冲突的范畴，显示出今日社会民众情绪躁动的明显特征。因此，观察当下中国剧烈的官民、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分析、预警新的社会思变时代到来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中国，发生殃及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虽应受到谴责，但中共一再暴力崇拜导致上行下效，官方一再侵犯包括少数民族人权的高压维稳，抵制包括反思民族问题的社会变革，才是"沉没哑声"演化成"爆炸声音"的根本原因。因此，官方更应受到舆论谴责。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张伦：经济超美、中国模式与危机

Posted: 21 May 2014 04:55 PM PDT

网络漫画：世行报告称中国将成世界头号经济体


经济的量的增长并不能决定一切，其质量、结构、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人口与环境、政治构架的设计等整个文明要素的配套发展才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最终崛起——成就某种文明模式的根本。

四月三十号，世界银行有消息说，中国的GDP 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于今年超过美国。  尽管按汇率转换的方式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依然比美国小很多，如按更具有指标性的人均收入来看，中国更是离"超美"遥远，仍处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这样一个信息，无疑会让某些"爱国者"兴奋不已，给不断在找各种"自信"理由的中国官方提供某种新的论据，或许也会再次引发这几年已议论甚多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如何看待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处理能力等问题的讨论。
"一丑遮百丑"的唯经济增长论
 鉴于中国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许多人对"中国模式"大加赞颂，这其中不仅有国人，也包括许多不同国家的各类人士。虽然中国官方故作谦虚地不太去直接肯定和宣传"中国模式"，但从一些与此相关的御用文人受到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不难看出官方对此的青睐；而对"中国道路"的吹捧和宣传，事实上也不外乎是另一种变相地鼓吹"中国模式"的形式。在一些人眼里，不仅"中国模式"好像能改造中国，更能行之普世，大有就此与国际主流模式一较长短，甚至取而代之之势。
对这种看法，笔者一向不以为然，也曾在多种场合和文章里多次提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种提法欠缺历史感，欠缺的历史的纵深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姑且不说二十世纪苏联帝国及其华沙集团的整体实力超出今日中国，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也曾被人热捧为"世界第一"（"Japon number one"）被视作他日定会超美的世界经济领袖之星。然而，曾几何时，又无论习总书记如何惋叹愤惜，苏联和华沙还是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而不论日本某些人如何遗憾，日本不仅没有成为第一，且跌到第三，至今仍然面临诸种发展的瓶颈。这其中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值得深思，无法在这里一一加以探讨。只就一点来说，就足该让国人在提及文明发展模式时稍为谨慎，那就是经济的量的增长并不能决定一切，其质量、结构、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人口与环境、政治构架的设计等整个文明要素的配套发展才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最终崛起，成就某种文明模式的根本，那种以为有经济增长就可以"一丑遮百丑"的唯经济增长论不仅浅薄无知，有害于社会发展，事实上也已被中国现实日渐显露的各种危机性现象所证伪。
中国经济问题关键是结构性失调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但好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包括前苏联。而当今之世的一些新兴发展国家，与中国体制全然不同，也在经历高速增长，因此以体制特点作为充分条件直接对应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成立的，还有其他的诸种变量需要考虑进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这种增长的各种社会和环境的成本，那是早晚要偿还的。就这一点来讲，笔者曾多次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的例子，那也曾是个经济经历十数年高速发展的国家，七十年代德黑兰的繁华曾让许多人惊叹。但由于社会的不公正，制度的不配套，贪污腐败裙带风的盛行，终于激起民变，一场以伊斯兰教义为名义的革命彻底打断伊朗的现代进程，三十多年后，伊朗依然还在摸索新的道路。
这几年对"中国模式"的吹捧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从零八年起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遭受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的成因、解决和影响涉及多种复杂因素，暂不在这里讨论，这里只说与本文有关的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以及与"中国模式"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强力推出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经济当时躲过了衰退，有效地拉动了世界经济的需求，因此赢得赞扬，一些人也因此对中国的所谓"权力集中能办大事"的模式钦佩不已。09年夏当二十国峰会在伦敦召开，中国政府宣布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当晚，本人受邀在法国电视台France 24 与另外两位法国人士现场直接评论这场峰会，但主持人问笔者如何看待中国的四万亿计划时，笔者的回答是：绝对会产生效果，但不见得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主持人有些不解地看着笔者，不知笔者为何发此论。笔者的意思其实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其它危机国家的不同，不在于增长的问题，而更在于其结构性失调，增长模式的问题。显然，在一个时间有限的电视节目上，在主持人和其他受邀者缺乏中国背景知识下，这是无法具体展开讨论、说明的。几年过去，关于这四万亿计划造成的问题，今天已越来越成为国内甚至是国际经济界的某种共识。由此例，我们也可以再次说明，许多问题是需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需要将其置身不同的背景下来加以衡量说明的。
中国下一步要经历更大的挑战

 这几日，读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论述，其中谈到在应对十七世纪世界范围内因气候、疾病等因素造成的全球性危机时，与欧洲国家不同， 满清政府借用其在征服中国中重建的权威，用当时还是相对先进但却是很传统的技术和制度很快地应付了危机。但是，这种对明代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用危机理论家的术语来讲的"假性解决"，引起欧洲人倾羡的专制制度模式，事实上却掩盖了许多更严重的问题。两百年后，当着欧洲人再次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这些问题尤其是其制度性的僵硬暴露得一览无遗，使中国很难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选择。在以往的有关历史的各种阅读中，笔者便对历史的这种辩证和吊诡有了很深的体认，伟斐德这里举的例证，再一次强化了笔者的这种认识。而在一个节奏加速了的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这种历史的辩证和吊诡也以更加快速的方式不断地显示着，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有具备相当的制度弹性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状况。对那些很自信地宣称"中国模式"的伟大的人来讲，笔者的一句忠告或许就是：且慢，先别急着下结论，中国下一步也许要经历更大的挑战。前一段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帮助中国应付了零八年危机的某些因素是否正在显露出其内在的问题，带给中国更大的危机呢？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信徒，相信历史中行动者的选择和能力能造就不同的历史结果，但前提显然是他们要有正确的判断，做出某种恰当的选择。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高新：刘汉不死，周家最愤

Posted: 21 May 2014 01:42 PM PDT

在法庭上的刘汉（请留意他可是带着耳机出庭的）
整个周永康家族在四川省境内的最大黑金金主，中共四川省政协常委刘汉、刘维兄弟犯罪团伙的未来命运，从3月31日开始历经17天庭审之后又历经一个多月的"择期宣判"等待，如今有了新的消息。中共各大官方媒体都在同一时间以"引述"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日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之形式，对外宣布定于2014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该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对被告人刘汉、唐先兵等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窝藏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及被告单位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进行宣判。

定于2014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对被告人刘维、文香灼等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一案进行宣判。

定于2014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对被告人曾建军、张伟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一案进行宣判。

关注此案的人士都知道一个多月前的对刘汉三十六人犯罪团伙的法庭审理是分而治之，依他们的犯罪内容把这三十六人分配至七个法庭同时审理。而即将进行的一审宣判也是在这七个法庭同时进行。笔者前面已经引述的三前个法庭即将进行的宣判内容都包括了"故意杀人罪"，所以该庭上的犯罪嫌疑人们，特别是他们中间的"首恶"依法应该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可能。另外四个法庭即将宣判的内容均不包括"故意杀人罪"，所以将在这四个法庭上领刑的一干犯罪嫌疑人应该都没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可能。

而包含有"故意杀人罪"的上述三个法庭上被分配其中的犯罪嫌疑人们，则分别是以刘汉、刘维以及他们犯罪团伙中的核心马仔曾建军为"首恶"。

中共官方的公开报道中称：在刘汉等10人案的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围绕被告人刘汉等人行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指出，从组织特征来看，刘汉等人的涉黑犯罪组织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稳定。从经济特征来看，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大肆敛财，并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从行为特征来看，该组织非法持有大量枪支、弹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暴力抗法、为非作恶、欺压群众、草菅人命，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从非法控制特征来看，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和纵容，称霸一方，在四川省绵阳、广汉、什邡地区和部分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官方的报道中还声称，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证据。公诉人出示了该组织成员非法持有或用于作案的枪支、弹药等大量物证或物证照片，宣读了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另案被告人及共同作案人的供述；运用多媒体示证系统，展示了命案中的现场勘验笔录、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等，出示了非法敛财违法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会计报表、银行账目等。在刘汉等10人案和刘维等7人案中，经法庭通知，证人孙某某......和曾建军、陈力铭......等多名另案被告人就有关事实和情节出庭接受法庭调查。
从这一大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刘汉犯罪集团案的审理过程中，"草菅人命"四个字无疑应该是过去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如今法院的判决书中所使用的原话照录，仅此一个细节即足可说明刘汉犯罪团伙共三十六个犯罪嫌疑人虽然应该是会被当局决定"大部不杀"，但"一个不死"断不可能。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最终到底是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党的"一贯政策"为"法律准绳"，至少先毙了匪首刘汉，还是要对刘汉刀下留人，让其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充当替死鬼。

中共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最后还特别强调了刘汉犯罪团伙中的"多数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歉意，恳请法庭从轻处罚"。而根据此前已经传出的法院审理内容，刘汉本人似乎不不是这"认罪，悔罪"的"多数被告人"之一。

再者，前面提到的三十六名被告被分配到七个法庭同时进行审理，但这三十六个人的犯罪内容很多都是交叉的，这就必须有一个某法庭中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法庭充当"证人"的程序，而与刘汉和刘维都不在一个法庭的也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曾建军其人不但肯定是这"当庭表示认罪、悔罪"的"大部分被告人"之一，而且似乎还有"戴罪立功"的表现，因为官方媒体的报道内容中特别提到他在刘汉等10人案和刘维等7人案中，就有关事实和情节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由此看来，这位曾建军虽然被起诉的所有犯罪内容中虽然既有贩毒内容，更有"故意杀人"内容，但仅被判个死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中共"社会主义法制史"上已有先例，故意杀人致人当即气绝身亡的薄谷开来也只是被判了个死缓。

当然，笔者这里为曾建军"开脱"是要以当局已经决心要让刘汉和刘维兄弟至少贡献出一条性命为大前提。而如果当局已经计划让刘汉和刘维兄弟两人只死一个的话，那么即将被押进死刑注射车的肯定是刘维而不是刘汉。换句话说，刘维不死的可能性委实太小，而前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协常委刘汉同志是否也会为该党的事业贡献出他年轻的生命才是最需要被关注的，因为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境内境外，凡是关注周永康及其整个家族未来下场的人士均已经质疑为什么要在周永康及周宾均都还没有被宣布"交付司法"的前提下匆匆忙忙地先把他们在四川境内的最大金主刘汉"抢先司法处理"了。

自近两个月前刘汉犯罪团伙即将被起诉的消息被官方宣布之后，网络上就不断出现过"刘汉不死，人神共愤"，"刘汉不死，天诛地灭"，"杀刘汉以平民愤，杀刘汉重振警威"......之类的激情口号，笔者要在其中"刘汉不死，人神共愤"一句后面附加一句"刘汉不死，周永康更愤，刘汉不死，周宾最愤"。道理再简单不过，只要当局对刘汉判处"斩立决"，周永康夫妻、父子、兄弟、叔侄......包括整个周永康家族的直系、支系和旁系的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可因"死无对证"而被洗脱大部分甚至全部罪行。不但是周永康家族，所有与刘汉有过犯罪牵连的前四川系、石油系、国土资源系以及中央政法系中的那一大堆贪官和污吏们，也均可以因为刘汉的"以死相报"而减罪甚至完全脱罪。

人们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共政权的"二品夫人"薄谷开来因为故意杀人罪被起诉之后却又被当局刀下留人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境内外舆论界的强烈不满，境内网民们更是骂声一片，但之后在关注过薄熙来来被庭审的公开内容之后，人们似乎又体会到了当局对薄谷开来"留下活口"的"用心之良苦"。依此推论，如今的中共当局是否也会为了日后的审判周永康的需要把而把刘汉"留下活口"？进一步的分析，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林保华：中俄同做帝国梦

Posted: 21 May 2014 01:32 PM PDT

普京、习近平
如果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上海，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还拜会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而中俄又同时在东海举行针对日本、美国的联合军演，人们也不会注意到，在上海举行了"亚信峰会"。

如果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一般人也搞不清什么叫做"亚信"。原来，它的全名叫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这是第4次峰会。但是这个组织于1992年发起，1993年正式活动。现在是第4次峰会，可见这个组织并不活跃。

它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彼时苏联刚刚解体，中国刚刚经历六四屠杀而处于外交孤立时刻，需要相互取暖。它的主要成员国也就是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及其邻国，以及中国的一些邻国。

中俄联合军演每年一次，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但是加上亚信峰会，尤其是中俄两国元首的峰会，就产生新闻价值了，原因当然是中俄目前再度处在外交孤立时期；中国的扩张政策得罪了周围许多邻国，加强美国重返亚洲的决心；俄罗斯则是干预乌克兰内政，甚至武力威胁而被西方国家杯葛。于是两个大国玩起"亚信"，以壮自己声势。

亚信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指导原则宣言规定成员国应该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使用威胁或使用武力等。它有26个成员国，11个观察员，越南是成员国，乌克兰是观察员。看看现在中越与俄乌关系的紧张情况，谈什么协作与信任？这两个国家的元首或官员会心甘情愿来这个会场接受侮辱吗？

其实这个会议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值得观察的，还是中俄关系。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民主倒退；习近平上台后，更加专制独裁，因此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有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恢复大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与大中华帝国的版图，他们的外交政策与穷兵黩武的政策都说明了这一点。去年中国抛出东海防空识别区时，俄罗斯没有表态，这次普京来上海表态支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公开支持的国家，给习近平送了大礼，习近平该怎么回礼？

虽然习近平还没有正式回礼，却让普京会见了他的政敌江泽民。普京与江泽民的确有不一般的交情，原因是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与普京签署了中俄边界协议，确认了19世纪满清政府被迫与沙皇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甚至在其后与民国时期，被俄罗斯与苏联占领的江东64屯与黑瞎子岛。

所以在江泽民下台前夕的2002年12月，普京访问中国，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元首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俄各自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决心恪守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推进、扩大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关切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充分体现'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思想"。

这个"永不为敌"的终身卖国契约，习近平也在继续贯彻，他出任国家主席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是到俄罗斯。这次让普京与江泽民见面，也是信誓旦旦的显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俄各自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永不为敌"。也就是中国绝对不会与俄罗斯"寸土必争"。要争，就向日本争，向越南争，向菲律宾争。但因为有普京的撑腰，习近平还凶狠的喊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中国的一位俄罗斯、东欧专家说，如果认为普京与习近平的见面是相互取暖，那是小看了中俄两国。的确，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向西方民主国家显示实力。就如当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样，是两国的紧密团结来扩张势力，实现所谓的"世界革命"。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的理念，但两国还热衷扩展版图，重建苏联帝国与满清的乾隆盛世。俄罗斯对乌克兰，中国对台湾、越南、新疆、西藏的态度，还要突破第一岛链，不但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还要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帝国版图。

但是，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最终还是破了，在当前民主潮流奔腾的时代，在信息快速流动的时代，普京与习近平还能轻易主宰那十几亿人民吗？这个甲午年的春梦，能够做得成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曹长青：五四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Posted: 21 May 2014 12:20 PM PDT

图：火烧赵家楼原址纪念碑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生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跟五四有直接关系。所以毛泽东们一直歌颂五四，纪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产党发迹的暴力倾向等，但由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当时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混淆，笼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体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古文枷锁，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所以就无法（也不敢）否定"五四运动"。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应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明确分开，因为这两个运动性质不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反对旧礼教、追求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倾向英美的个人主义。而五四运动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煽动民族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在"反帝"等口号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财产，在苏俄革命的群体主义轨道上。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从"火烧赵家楼"开始。学生因不满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冲进参与签订该条约、被认定是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了被误认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脑震荡送医），并放火烧毁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私人住宅，被纵火烧毁，明显是侵犯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而殴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权。即使官员有罪，也应司法审理，而不是烧屋打人。但这些违法行为，当时却在爱国名义下没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赞美。



这个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也最代表五四的倾向和性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以崇高正义的名义、以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不惜用暴力剥夺个体权利。这种思维方法和暴力倾向跟后来文革的"打砸抢"有惊人的相似性。



史料证实，"火烧赵家楼"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预谋的。学生们事先准备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关官员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员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当时也有人试图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烧毁周围民宅（11家被烧）问题，但那个五四干将、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却反问到："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如此恶棍逻辑居然占了上风，主导了运动。



火烧赵家楼不是偶然行为。五四时代的翻译家梁实秋回忆说，当时他是清华学生，也参加游行示威，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叭，愤怒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梁后来对此有反省）。



不仅毁掉私有财产，在那种气氛下，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例如梁实秋还回忆说，他跟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儿子在清华同一个寝室。那些狂热的学生痛批章宗祥卖国，就去打他的儿子。他儿子感觉不好，早就躲起来，结果那些学生就把他儿子的床铺给砸了个稀巴烂，还把他儿子的衣箱东西扔得"狼藉满地"。章宗祥的儿子再不敢来学校上学，恐惧焦虑，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烧私宅还不够发泄"爱国愤"。两个月后，学生市民又把济南《昌言报》给砸了，因这家报纸发表了批评学生的文章。《昌言报》前身《时务报》189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不仅被砸，报馆编辑还被捆绑起来、插上"卖国贼"牌子，游街示众。这不是文革的预演吗？那时候就给人挂牌子、定罪名、当众侮辱。



更严重的是北京《晨报》事件。因这家报纸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革命之路的讨论文章（也登了赞成苏俄的），由共产党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等领导的激进学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威之后，高呼爱国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的标语，包围了报馆，砸毁报馆的陈设，最后也是放了火，把整个报馆烧了。附近房舍，也因这场大火株连而"折毁破损甚多"。这已经是距离五四"火烧赵家楼"6年之后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



而在这前一天，这些"李大钊们"还砸毁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私宅（之前还抄了教育司长的家等）。章士钊事后记述： 群众狼奔而入，他家里的桌椅、书籍、器具等，都被砸毁（遇物即毁），最后剩下的东西也被扔进火堆（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据史料记载，那几年里，章士钊的家先后被学生查抄破坏三次。



面对这种无法无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在给胡适的信中理直气壮地说，《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致信陈独秀，指责他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悲观地预言，"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 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由于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在时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又在两个运动中都是主将，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



但仔细观察，这两个运动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寻的：火烧赵家楼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接手编辑《新青年》。胡适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察觉到李大钊们要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所以马上撰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谓少谈主义，就是少输入苏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跟李大钊就此展开辩论。《新青年》出版"杜威专号"，胡适介绍他导师的"点滴改良"的实验主义，用来抵制李大钊们鼓吹的苏俄式翻天覆地革命。这段期间，仍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但陈独秀被释放后，就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完全改变编辑方针，连续编发苏俄专号，传播共产主义，干脆直接做（胡适们所批评的）"鼓吹苏俄的宣传"，成为筹备中共的机关刊物（随后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也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变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号角（杂志）改调，使这场旨在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运动逐渐落潮。



尽管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无视法律，用暴力践踏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地把这两个运动分开。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区分这两个运动、分清其不同性质的重要意义——是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还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国家利益的名义、集体利益的名义而剥夺个体权利的暴行。前者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而后者走向专制。



文革烧遍全中国的红海洋，毫无疑问是五四意识形态的继续。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国尚不见踪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五四精神"（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践踏"个体权利"）不灭。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caochangqing.com）



2014年5月21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杨支柱： “失独补偿”到底是什么货色？

Posted: 21 May 2014 12:14 PM PDT

    悲哀啊，她们要抢劫我们，竟然主宰了舆论，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我反对她们抢劫，竟然成了残忍、冷血的代名词。

    "因为部分'失独'父母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或者家庭条件不支持再养大一个孩子，所以只能在经济上给予补偿，让他们不至于老无所依吧？"

    这是"失独"父母为争取"补偿"最常讲的话，使用的是悲情法，迷惑了许许多多因为国家和社会扼杀道德勇气而将自己所有的道德情感转向滥施同情的国人。

    并非所有上访的"失独"父母都是由于年龄大了不适宜再生育、也不适合收养，其中有许多是由于惧怕养孩子的辛苦和失去孩子的痛苦而不想再生育、也不愿收养的。以不再生育、也不收养为条件的所谓"失独补偿"本质上还是少养有贡献，不育、不养有奖励的逻辑。不承认"补偿失独"是奖励不育，为什么要把"失独"后再育或收养的排除在外？

    也并非对需要钱的给钱就是补偿。给钱可以是支付价款或报酬，可以是施舍，可以是救助，可以是奖励，可以是还债，可以是赔偿......。补偿必须有可以认定金额的受益（包括减损）存在，或者可以认定金额的损失与受益人的合法行为（不包括契约）有关。国家或纳税人从"独生"或"失独"中得了什么好处？国家或纳税人是以何种行为直接或间接获取这些好处的？如果用"社会抚养费"支付所谓"失独"补偿的话，"超生"者或无证生育者从他人"独生"或"失独"中得了什么好处？"超生"者或无证生育者是以何种行为直接或间接获取这些好处的？

    老无所依的问题当然要解决，但那是另一问题，多子女家庭也有穷的，甚至更穷。家里有个精神病人、残废人或得了治不好也死不了的严重疾病的人，包括孩子残废的独生子女父母，往往会比没有孩子的"失独"父母在经济上更困难。许多"失独"后再生育或收养孩子的家庭，也比部分"失独"后不养、不育的家庭困难。由于独生子女首先在城市工薪阶层（意味着有退休金）大量产生，由于"超生"被征收巨额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由于"超生"父母的养育负担本来就重，由于"超生"父母对拥有孩子的渴望本来就远超"独生"父母（否则何以不惜倾家荡产、离乡背井也要"超生"？），那些"失双"的父母无论是经济上的窘迫和精神上受到的打击都远超"失独"父母。可见把"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单独提出来还需要另外的理由，这就是计生系统和"失独"父母们自己常说的"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和政策只生一个"和"不再生育为国家节省了资源，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但是"失独"父母为什么老来无依？这说明养老还是要靠劳动力人，劳动力就是过去的小孩长大的，过去不养或少养小孩才导致今后劳动力短缺。对家庭来说如此，对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因此提出老来无依的理由，本身就是自打嘴巴，承认少生孩子、没有孩子对国家贡献大完全是谎言。即使只生一个孩子是对国家的贡献，那么这种奖励也应该跟所有的独生子女父母一样享有，事实上"失独"父母也享有过了。何以"失独"又成了另外一种贡献？难道这些夭折的独生子女都由国家的宝贝转化成国家的祸害了？难道全国的孩子都死光了国家就大发了？

    可见无论是从救助的角度还是从奖励的角度，把"失独"单独作为一个财政支出的理由都不成立。就算救助"失独"父母或者奖励"失独"父母不育、不养的理由成立，也无法得出应该补偿"失独"父母的结论。"应该救助"和"应该奖励"加起来就等于"应该补偿"，这是哪门子算术？

    "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把你抓起来了。"
这是网上曾经流传的一首关于"讲政治"的段子，"失独"父母上访者深得此"讲政治"的真传。你跟她讲"失独"，她跟你讲"绝后"；你跟她讲"绝后"，她又跟你讲"失独"。你用"失双"战胜了她的悲情牌，她就拿出贡献论。你驳倒了她的贡献论，她又打出悲情牌。贡献论和悲情牌都不管用时，她就诅咒你的孩子死光，说只有你的孩子死光了你才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和她们的要求。而她们的要求，又跟她们提出的并不成立的两个理由毫不相干，既不是奖励又不是救助，更不是赔偿，而是莫明其妙的补偿。

    计生系统其实是很乐意给不再养、育的"失独"父母一笔补贴或奖励的。这既符合计生系统控制人口的理念，又可以趁机找财政要钱并雁过拔毛。"失独"父母的上访本身是2007年8月原国家人口与计生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以后才有的事。"失独"父母的上访者将"失独补偿"的权利人缩小为"失独"后不养、不育者的做法就来源于这个"通知"。
悲情牌、贡献论最先也都出自国家计生系统领导人之口。为了避免奖励死崽和奖励不育之讥，国家计生委一改它过去将"奖励帮扶"并提的做法，只说"扶助"；但是将独生子女死亡后不再养、育的补贴标准置于独生子女伤残之上，显然还是有奖励性质，因为独生子女严重伤残或患重症精神病的家庭经济上一般会更困难。更早些时候出台的《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2006年7月1日起施行）使用的却不是"扶助"而是"补助"一词。也许是受此启发——"补助"的字面含义应该包含补偿和救助，同时看上了"超生"家庭被强征的"社会抚养费"，一些"失独"并不再养、育的父母到国家计生委上访，书面申请用"社会抚养费"补偿她们。这就是所谓"失独补偿"的起源，它的目标是为"失独"后不养、不育的父母谋取特权，它的手段是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对"超生"父母进行抢劫。

    正是因为"失独"父母上访者支持和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警察没有驱散她们，媒体可以大事报道她们的主张和活动。而真正的计生受害者都只能个别地上访，还经常被抓回老家。不信你组织一群被强制结扎或强制堕胎的人去国家计生委门口抗议一下试试。但是因为缺乏抗争勇气而习惯于滥施同情、不问是非的大陆媒体大量的倾向性报道，"失独"父母上访者俨然成了计生受害者的代表，官民通吃，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谁反对她们的主张，她们就摆出跟你拼命的架势，诅咒你的孩子死光，甚至留言威胁要把你的孩子杀光，反正她们已经没有孩子，用她们的话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两年以来，我收到这种包含威胁、诅咒的留言和电子邮件少说也有一百多人次了；在我的文章后跟帖辱骂的，则不知道有几万人次了，尽管我怀疑其中有一部分是计生系统雇用的五毛冒充的。

    我关注的人群中第一个呼应她们的大概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湛中乐教授。不知是本来就长了一脑袋浆糊，还是屈服于"失独"且不养、不育父母的气势，早在2012年他就对记者说，"实现对社会、资源、环境的补偿实现对社会、资源、环境的补偿，这种说法太空泛，社会抚养费，应该用于整个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比如生育保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帮扶等等。现在中国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需要政府下很大工夫。"（《媒体称超生罚款征收额随意，每年200亿去向不明》，新浪网转《中国经济周刊》文章，2012年年5月15日）

    接着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也主张把对"失独"父母的帮扶提高到相当于儿女因公牺牲的烈士父母的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主张强化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帮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声称要研究出一个理由来用"社会抚养费"对"失独"父母进行补偿，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也建议加大对"失独"后不育家庭的补偿外加若干种其他福利，全国政协委员王名也建议用"社会抚养费"节余成立专门的国家"失独"救助基金。何亚福稍好一些，他虽然反对用"社会抚养费"补偿"独生"父母并且主张强制计划生育的直接受害者退赔优先，但仍然声称"失独"父母是计划生育受害者，应该得到补偿。

    笼统地讲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全中国人民都是，甚至全世界人民都间接受害，难道叫外星人来补偿地球人不成？依这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定义，希特勒、东条英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至少可以多活几年。独生子女家庭跟多子女家庭相比，前者受优待而后者至少没有优待，其中半数以上多子女家庭还受过"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惩罚，被强制堕胎、强制绝育、非法拘禁、牵牛扒房的也基本上是多子女父母，因计划生育被剥夺工作、承包地或征收补偿的全部是多子女父母，没户口几乎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的孩子几乎全部来自多子女家庭。即使与那些幸运的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由于国家的"扶助"政策，"失独"父母享受计划生育政策的优待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她们的不幸是孩子遭遇不治之症、事故、自然灾害或者自杀造成的，不是计划生育直接造成的，也不是计划生育间接造成的——只有直接原因的直接原因才能构成法律上的间接原因，难以想象癌症、自杀、车祸、地震是计划生育直接造成的。如果导致独生子女死亡的疾病是计划生育手术造成的，那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赔偿，而不是要求什么补偿，更不需要打"社会抚养费"的主意。非独生子女因为计生手术并发症死亡，也同样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说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和"失独"父母的要求让国家计生委头痛，这我相信。就像薄熙来害怕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或者到中央告御状，那是因为对方在现行体制和意识形态下有跟自己斗争的空间，并不是因为王立军是正义的。老干部和"四人帮"可以相互让对方头痛，但是被打到的"地富反坏右"没有能力让老干部或"四人帮"头痛，因为他们已经被踩在脚下。独生子女死亡问题让计生委头痛，不等于就应该让"超生"子女去纳税给"失独"父母以补偿；就像希特勒的士兵大量死亡令希特勒头痛，难道犹太人应该纳税去给纳粹死难士兵的父母在退休金之外另发烈属补偿吗？反对重庆模式的人应该加入薄熙来和王立军内斗的一方吗？

    2014年5月13日


    来源：杨支柱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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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3, 2014, 6:27:38 AM5/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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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讲“和而不同”的本意

Posted: 22 May 2014 11:53 AM PDT

敲下题目就想到一句话：且不说一个专制政府哪里懂得什么叫"和而不同"，真的懂得，就绝不会不实行民主自由，绝不会像我们这样给国民以恐惧感，更不会视人民如草芥※。

话说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十余年前李慎之先生遇到的"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我们今天竟然又再次遇到。话说十一年前，也就是李慎之去世前的2003年初，他在国内作了一场演讲，题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八十试笔》。遗憾的是，这次演讲后不久，李先生就因病去世了。

李先生在演讲到第六个小标"民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先说道："近两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潮流，提倡和合哲学，宣扬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学说。（张立文、程思远）看来有官方背景。但是，通人类历史以观，一个国家内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的只有民主国家。专制独裁的国家，只能做到一道同风，从来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我不知道孔子时代的中国能否做到和而不同，好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但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就从来没有做到过。"

紧接着李先生又另起一段：现在的中国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有一位现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寄给我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的言论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在国际上讲"和而不同"的"大道理"，简直就像是要给洋人搞启蒙，只是当时还没有引用在今天已经很时髦的这个词罢了。在引了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的这段言论后，李先生接着说："这样的话，我相信在座的人，只要常常看报看电视的，真可谓耳熟能详了。奇妙的是，这本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意见，但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在国际讲，却就是不让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内讲，更不用说照这样的主张行动了。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消除这样的矛盾就是中国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目标。'和而不同'——在国际和国内必须是同一个原则，否则就是不通，国际上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做为一个喜欢做点小文章的人，读到上面这几小段话，就不免会联想。首先联想到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巴黎，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的一次演讲中让我们再一次听到了这耳熟能详的句子，并且是连篇累牍，十分迷人：比如，"文明是多彩的"。"世界也是多彩的"。"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闵按：仿佛这些话都可以不证自明，张口就来）再比如，"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又比如，"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闵按：中国人只敢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绝不敢将"文明"比喻成"萝卜青菜"）还比如，"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说得多好！只是这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要感谢那些早已实现民主自由的文明发达国家，如果不是他们创造出电脑，发明了互联网，中国99.99%的人很有可能仍然不知道或说听不到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上都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尤其是竟然那么不厌其烦地强调"和而不同"。现在有了互联网，像这种全世界都知道的演讲，若想让中国的广大民众不知情，确实很难。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瞒不住了，但依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像这"和而不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讲可以，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内讲，就行不通。谁讲，就找谁的麻烦。别看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可以十分坦然地对着全世界表达"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可如果有哪个"傻子"不仅照着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讲的这些也在中国国内宣扬，而且还像李慎之先生所言，且"照这样的主张行动"，也来个"各有所爱"，那就犯了大忌。前不久有位许志永博士以及其他一些公民运动人士，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要求要建立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与政府"和而不同"，竟然遭到传讯、拘留，乃至判刑。若是允许我们把记忆再稍微往后延一点，几年前另一位刘博士事实上不也正是因为提倡"和而不同"或说想有个"各有所爱"的选择而被判重刑，已经囹圄几年了吗？

现在当真拿着国家主席在国际上大讲特讲的那些有关"和而不同"的"道理"去与政府理论，特别是质疑他们为何在国际上大讲"胸怀"大讲"包容"，而一到国内，对不同异见者，那胸怀那包容又都统统不见了呢？按道理说，像这样一种理念，既然可以在国际上大讲特讲，就更应该在国内实行，否则就有欺骗国际欺骗世界舆论之嫌。不要以为表达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解释权也归自己，因此，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国际上不吃这一套。只要对国际是一套，在国内是另一套，你再会解释，都难以改变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读李慎之十余年前演讲中那些话，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国际上强调"和而不同"，且一直坚持至今，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其用意，无非是要让国际上承认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与人类那些民主自由的国家"和而不同"才肯罢休——你们不承认，我只要有机会，演讲一次就要说一次，直到你们承认为止。

为什么要这样做？说白了，就是有些人总想保存现在这样一种"中国国情"，保留这样一种统治人民的方式，根本就没打算如何追赶人类先进文明的脚步。只是在受到国际舆论不断批评和诟病后，没有别的更好的借口，只好用老祖宗的"和而不同"为自己辩解。

说出来诸位不信，当今年三月末坐在室内从视频中听到那一大篇演讲，给本人的感觉，演讲者其实不过就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你们实行你们的制度，中国实行中国的制度。我们虽然与你们的制度不同，但我们觉得中国这种制度很好，很适合统治中国人民，我们也会一直坚持下去，你们就不要反对我们这样做了——当然，反对也没用。这就是中国领导人这些年在国际上大讲"和而不同"的本意。这种"意思"好不好呢？我不知道。但客观地说一句，比起毛泽东时代来，多少还是有所进步，说明国家领导人毕竟还在乎一点国际舆论。而大家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有周恩来领导下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事实上不仅要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和中共还要"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见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也正因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理想"，当年才会喊出一些现在想来整个国家都应该脸红的口号，比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再比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最能证明当年中国不肯"和而不同"的就是毛泽东。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政论文章中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独裁"是这样回敬的："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1966年7月改横排本第四卷第1364页）

用毛泽东这个独裁者的这些话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不得不讲"和而不同"，即使作秀，也要算一种进步吧。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对内实行专制制度，甚至疯狂地打压言论自由，迫害异见人士，不仅根本不允许"和而不同"，还给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恐惧感，那么，不论你在国际上把"和而不同"这个词讲得多么神奇，甚至是"契而不舍"地讲，其结果，也只能是一如李慎之先生在演讲中所言，非但一定"不通，国际上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2014年5月3日

※ 李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还有这样一个自然段："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我还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李慎之文集•上》第5页）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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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4, 2014, 6:14:44 AM5/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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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比周永康更周永康（《动向》长短论）

Posted: 23 May 2014 10:10 PM PDT

《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封面、封二

二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難以逾越的一道坎。執政者一方面以不斷淡化的手法，包括大肆贖買精英階層，試圖全面抹殺人民的記憶；一方面又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天安門鎮壓常態化──維穩體制。其所以要淡化，是它刻意要模糊世人對這個政權喪失了合法性的關注和追究；其所以要常態化是要靠這種方式維繫一個沒有合法性的統治。明知自己喪失了合法性，非但不反省檢討如何贏得、彌補其合法性，反而乾脆與合法性誓不兩立──硬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非法性常態化！

　　中共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執政行為，造就出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全面腐敗。口口聲聲不能走老路與邪路的中南海，事實上早已將中國這條巨輪駛向以走邪路的方式回復到老路的航道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蛻變為摸著石頭不過河──進而稱自己的體制是最好的體制；一面強調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一面自己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宣稱不能否定中共自己「徹底否定」了的文革浩劫以及當政六十五年來的所有人禍；由此引發的貧富差距、官民對立、社會信用崩潰、富人移民和官員自殺潮、民族關係空前尖銳不斷惡化，以正規軍介入維穩、武裝軍警城市巡邏常態化為標誌，說大陸已經進入了「準內戰」也不為過。

　　大陸著名記者高瑜日前第三次被抓，公開的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她得罪了中南海的當家人──在國際媒體上直言不諱地批評習近平。無獨有偶，幾乎在高瑜於中央電視台被示眾「認罪」的同時，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因計劃準備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十年重刑。對此，再用政敵使絆子、故意拆台之類作辯解，已無人再信！處處以毛澤東為楷模的習近平，顯示了他絕不想給任何人對自己說三道四的雅量。

　　五月三日舉行的「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遭到全面打壓，徐友漁、郝建、胡石根、劉荻、浦志強「五君子」被捕，形勢更加緊繃。二○○九年六‧四二十周年，在香山舉行過同樣的研討會，與會人數更多，儘管這次在私人家中舉行，對當局祭出刑事鐵腕，大家多感意外。周永康下台後，政法委降級了，依法治國成了所謂新政的口號，然而由周永康營建的維穩體制依然是現行統治模式，而且從對維權民眾的無情鎮壓和網路管控，對知識分子、專業人士鐵面打壓看，國安委要比政法委更有過之，其維穩力度比周永康更周永康。

　　薄熙來下台後，我們提出要警惕中共「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政治路線」，事實的發展證明這種擔憂並非多餘。習近平大權獨攬後，其執政方式日益顯示其紅衛兵的底蘊，固執而又可笑地信奉權力至上，認為只要權力在手就掌握了真理，獨斷專行，無視民意，踐踏法制，比如用「依法治國」的名義，採取文革手段公然羞辱公民人格尊嚴、濫用罪名以「颳颱風」搞運動的形式打擊民間正義之士。網上風傳：警方已擬定了一份長達一百三十七人的黑名單，國保可以隨時對名單上的人士執行逮捕，實施所謂的社會震懾。

　　中南海顯然想用鐵腕震懾為「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敏感期維穩，結果適得其反，五月三日被邀請但未成行的著名企業家王瑛和在會上提交了書面發言的作家慕容雪村，得知與會者的遭遇已經在微博上要求「自首」。更有一百多位律師勇敢地發表聯署公開聲明，要求官方必須依法辦案，立即釋放被捕人士等，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尋釁滋事」罪名展開違憲審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人們不再懼怕的時候，種種不具合法性的威懾就有可能蛻變成一種危機。對於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危機完全可以變成一種破局的轉機，然而對於那些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人，卻又可能成為災難與浩劫的導火線。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蓝无忧：自欺欺人的信訪新規

Posted: 23 May 2014 09:49 PM PDT

图：去年 11月9日，来自各地的访民和维权人士来到监察部门外，表达诉求，递交《公民建议书》。有数百人被警方带走。(维权网)

上訪難成功，偶爾有效，往往就在於沒有聽共產黨的話，沒有老老實實在它劃的圈子裡待著。地方官怕被告，高層怕被圍堵。它們怕什麽，說明什麽有用。

执政者虛弱無能，禁止越级上访

今年中共出台了多部信訪新規。二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三月，兩辦又發佈《關於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將"涉法涉訴"事項與所謂"普通信訪"剝離。四月，國家信訪局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禁止越級上訪，5月1日起施行。剝去文本中的官話套話，可以看到中共面對社會矛盾是多麼虛弱無能，它對訪民是多麼膽戰心驚。

向公權反映訴求、表達抗議、喊冤求助，別的國家也有，但中國"信訪"獨具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話語中，"人民群眾"是神聖的概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群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其中之一是群眾路線。虛構一個神格的"人民群眾"很重要：獨裁者沒有選舉合法性，但有"群眾的認可和擁護"，彷彿這就證明了天命在茲。至於"群眾"在哪、"群眾"是誰，黨說了算。

"群眾"被置於如此崇高地位，信訪作為"群眾反映自身困難和問題"的形式，當然要高度重視。中共宣稱"信訪工作是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官方話語中，信訪是群眾不可剝奪的權利。但實際上，信訪被視為麻煩和不安定因素。抽象的"群眾"是好人，具體的群眾則推定為心懷叵測和無事生非的刁民。抽象的群眾是黨依靠和服務的對象，具體的群眾是黨壓榨和防範的對象。所謂群眾工作，實際是維穩而已。

给暴力維穩裹上"法"的糖衣

這些信訪新規，其實大多也不新，字裡行間都是自欺欺人、色厲內荏的陳詞濫調。《關於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五個方面共二十條內容，令人感歎中共臉皮之厚無與倫比。自吹"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信訪問題發生"的能否做到，它自己也心中無數吧。明明限制群眾維權，用的表達卻是"進一步暢通和規範"。"依法處理以反映訴求為名聚眾滋事、衝擊國家機關、擾亂公共秩序的違法行為"，凶相畢露。如果說新，那不過是因為胡錦濤周永康採用赤裸裸暴力維穩，"懂法律"的習近平要裹上一層"法"的糖衣。

許多事只看表面，便可能得出謬論。拿"訴訪分離"來說，涉法之事今後只能向司法機關尋求解決，不能走普通信訪途徑。有些人覺得，"這很對啊。和法律有關，不就是應該去法院，幹嘛找黨委和政府？'信訪不信法'，素質太低了！"且慢裝外賓，好像真不知"法院是共產黨開的"。"人民法院"聽命於政法委，依附於政府，甘當走狗，無節操風骨可言，卻冒充正義女神。沒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讓人在中共操縱的"法律渠道"打轉，這不過是一種精緻的騙術。

所謂"越級上訪"也是如此。有人覺得"非正常上訪"干擾"正常治理秩序"，理應禁止。這些人自以為生活在一個正常國家啊。中共不是說信訪是"送上門的群眾工作"嗎？不是規定"領導下訪"嗎？群眾自己送上門來了，不必你辛苦了，反倒葉公好龍了？上訪是權利，怎麼有用怎麼來。上訪難成功，偶爾有效，往往就在於沒有聽共產黨的話，沒有老老實實在它劃的圈子裡待著。地方官怕被告，高層怕被圍堵。它們怕什麽，說明什麽有用。共產黨希望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這是多么理想的圖景啊，堪稱和諧盛世，領袖可以垂拱，官員不妨臥治了。可惜是夢。讓共產黨好過，就意味著讓自己不好過。

征地拆遷、企業改制、環境保護、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宗教信仰、人權迫害……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根本上都是中共獨裁統治造成的，訪民是它逼出來的。中共避免不了新矛盾，已有矛盾也化解不了。面對訪民，它束手無策。它的如意算盤是用人民幣（反正拿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是自己的）搞掂一些人，用欺騙和恫嚇蒙住一些人，用暴力鎮壓和控制一些人……唯獨沒有反躬自省，向人民謝罪。統治根本思維不變，玩朝三暮四的花招，欺人乎？欺天也。最近有個網絡新詞，叫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不作死就不會死"），據說都收入英語詞彙了。"作死"意思就是"找死"。中共一直都在"作死"。它不可能不"作"，更避免不了死。自作孽不可活，它造的孽終將耗盡它的資源，最終器官衰竭而死。但我們不能坐等它死，也不僅僅是讓它死掉就行。

上訪的實質是公民維權和問責

專制之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受侮辱和受損害不是底層工農群眾的專利。法官上訪的有之，官員上訪的有之，復員軍人上訪的有之，蒙冤警察上訪的有之，企業家上訪的有之。上訪不是懇求當權者善心發現，而是要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合法權益。上訪不是寄希望於某個青天大老爺，而是要問責官員乃至這個政權。上訪的實質是維權和問責，"訪民"應正名為"公民"，是"維權公民"。這不是名稱的改變，而是理念的自覺。事實上，訪民群體這些年來站在維權的最前線。

有人不相信訪民能推動社會進步。他們覺得許多訪民覺悟不高，對中共特別高層還有幻想；許多訪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對他人和公共事務漠然；有的人自私，自己有事時希望別人都來幫，自己得到解決，就不再參與維權……應該說，這些現象都存在，但看法不公正。訪民不能被盲目拔高，但他們做出的努力值得欽佩和尊敬。訪民未必都有深刻思想和高尚道德，但他們意識到自己權益受損，他們不甘心自認倒楣，選擇充滿荊棘和危險的維權之路。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比只會空談的人強得多。總體來說，訪民堪稱當今中國最有抗爭精神的群體之一。

有志推倒專制柏林牆的人都要到群眾中去，而群眾首先就是這些已站出來維護權益的訪民。在這方面有很多人已經在做，如許志永等"新公民運動"諸君子的一個罪名就是參與和推動"教育平權"。與群眾在一起，不是施捨愛心和收穫正義感，而是並肩戰鬥。中共不斷製造自己的敵人，更多人在抗爭中成長起來。用一些規定就想限制維權公民，註定只是可笑與無謂的自欺欺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黄安伟：美国起诉揭开中国黑客群体面纱

Posted: 23 May 2014 09:35 PM PDT

 2014年05月23日
美国司法部的一张海报。图中是本周被控对美国企业进行黑客攻击的五名男子。据推测，中国企业是这些黑客行动的受益者。
美国司法部的一张海报。图中是本周被控对美国企业进行黑客攻击的五名男子。据推测，中国企业是这些黑客行动的受益者。



北京——被控为中国军队充当黑客的汪东在一个社交媒体的页面上写道，他"胸无点志"，只希望"仗剑走天涯，痴汉"。他的绰号比他的名字更出名，叫做UglyGorilla（"丑猩猩"）。
另一名被告名为孙开亮，又称杰克·孙(Jack Sun)。他成长于中国东部富裕的沛县，出生于这里的一个农民建立了汉朝，还被毛泽东视为偶像。
本周，前述两人与其他三人一同受到了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司法部指控他们是中国某军事单位的成员，该单位曾借助黑客手段进入一些知名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窃取商业机密，估计是出于为中国公司谋利的目的。
关于他们的许多情况仍旧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网站的资料，以及对中国国内外网络安全专家及前黑客的采访，都表明这些人与其他黑客有一些共同特点，还表明中国的黑客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动机、雇主和效忠对象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许多直接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他们在从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里接受了训练，后来又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受到国家的雇佣。专家和前黑客说，直接为军方工作的人通常都遵循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工资也不高。部分军方和政府雇员会兼职挣钱，利用业余时间执行额外的黑客任务，向国有或私营企业售卖自己的技能。部分雇员属于同一些网络社交小组。
"他们的工作关系多种多样，"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国及网络战的学者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说。"有些人民解放军黑客会与国企签约，为他们提供服务。涉及一些关键技术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黑客可能会奉命对特定的外国企业发动攻击。"
奥巴马政府认为，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黑客行动与旨在获取有助于企业竞争的商业机密的黑客行动不同，前者属于正当行为，后者则是非法行为。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指责称，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最为过分。
或许是为了报复美国的指控，中国的一个国家机构周四宣布，将对在中国经营业务的互联网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称，政府将设立新程序来评估潜在的安全问题，评估对象是网络技术，以及"与国家安全及公众利益有关"的部门所使用的服务。
在周一公布的起诉书中，美国指控王东、孙开亮和其他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工作。根据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去年发布的报告，61398部队在上海郊区一栋12层的白色大楼里办公。该部队目前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涉嫌从事黑客活动的组织，西方的网络安全圈子称之为"注释组"(Comment Crew)、"上海组"(Shanghai Group)或APT1。
其中一些成员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网络搜索显示，汪东、孙开亮和另一名被告温昕宇（音译）是QQ群"吃着公家饭的穷人"的成员，QQ是一种网络社交及通讯工具。
该群有24个成员，包括Mandiant报告提及的嫌疑黑客梅强，此人的别名是SuperHard（"超难"）。群里的另一个成员徐耀令与南京军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的某人同名，后者曾写过有关黑客及网络安全的论文。
2004年，汪东化名"绿野"在中国一个官方军事论坛发布了一些帖子。他称自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并且发帖询问，"我军现在有没有和美军交手的能力？"论坛资料显示他的英文名字为杰克·王(Jack Wang)，还列出了一个邮箱地址。记者本周给该邮箱发了邮件，但没有收到回复。众所周知，汪东会在自己开发的恶意软件上留下"ug"的记号。
一名前黑客表示，"我觉得他们是受过电脑技术培训的士兵，并不是应召入伍的技术人员。"这名黑客称自己曾为中国军队和安全机构做过防御性工作。
"注释组"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大型黑客组织，在中国，公司及罪犯的黑客行动与政府的黑客行动一样普遍。甚至有人在贸易展览、课堂及网络论坛上宣传黑客行动。
西方网络安全专家通常会着重关注与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reEye)的威胁情报组负责人达里恩·欣德隆德(Darien Kindlund)表示，该公司正在追踪至少25个"位于中国的活跃威胁组织"，其中22个都在以某种方式支持政府。火眼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尔皮塔斯，于1月份收购了Mandiant。欣德隆德表示，至少有五个组织似乎与一个或多个军事组织有直接关联。他还表示，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戴尔公司(Dell)旗下的SecureWorks公司的研究人员乔·斯图尔特(Joe Stewart)表示，截至去年，在他追踪的2.5万个可疑网络域中，"注释组"(Comment Crew)和被他称为"北京组"(Beijing Group)的一个团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说"北京组"使用了一个专用的IP地址段，可以追溯到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在北京的网络。中国联通是该国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三大国有电信企业之一。
"有谍报活动是从那里发出的，"斯图尔特说。不过他补充说，他没有见到"北京组"与中国联通或其他国有实体合作的证据。
一名男子在接听中国联通一位发言人的手机后，表示拒绝发表评论。
"注释组"和"北京组"针对的目标有重叠，例如，二者都关注外国公司和政府机关。不过，斯图尔特说，"北京组"也会关注"某些类型的活动人士"，包括藏人和维吾尔人流亡团体。他还说，世界上已知的300个恶意软件家族中，多数都归咎于他们。
从2006年末开始，西方网络安全专家发现，企业受到的在线谍报攻击激增。在那以前，攻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部门或政府承包商。专家表示，企业受到的第一波情报攻击中，很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国，具体可以追溯到"注释组"。大约一年之后，"北京组"出现了。
斯图尔特表示，一个较小的团队发起的攻击似乎关注于越南的目标。该团队的攻击被追溯到了位于云南省会昆明的IP地址，因而被称为"昆明组"(Kunming Group)。"昆明组"利用恶意软件和所谓的"鱼叉式钓鱼攻击"(spear-phishing attack)，试图引诱受害者点击越南语的消息和链接。
目前还不清楚"昆明组"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不过最近几年，由于南海上的领土争端，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本月，中国把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到了越南附近，越南爆发了抗议。越南也在与国外的石油公司合作，从而对那片海域进行勘探和开采。
网络安全专家说，奥巴马政府一直专注于揭露企业间谍活动，但是涉嫌为中国政府服务的黑客们，却攻破了大批外国政府机构的网络。
例如，火眼公司表示，该机构观察到了针对台湾政府机构，以及一名印度教授的间谍攻击活动，该名教授持亲西藏立场。火眼公司将攻击者称作"十强帮"(Shiqiang Gang)。去年9月，中国大陆的一个组织还对日本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实施了攻击，方法是向日本的媒体网站植入指令，从而感染用户。
火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欣德隆德说，在判断黑客是国家雇员还是私人承包商时，他的同行们会关注多种因素。一个因素是黑客使用的安全手法：军方的黑客不会那么马虎大意。另一个是攻击目标：如果黑客的各个攻击目标大相径庭，那可能是一个承包商。最近几个月，火眼发现一名黑客攻击了外国的国防和航空企业，然后又攻击了一家在线娱乐公司。欣德隆德说，这名黑客似乎就来自一家私人承包商。
目前还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让中国的黑客部队悬崖勒马。2013年初，美国的官员们希望，Mandiant发布的报告以及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强烈谴责，可以让"注释组"停止活动。但欣德隆德说，他们沉寂了一段时间，在五个月后就再次浮出水面。现在，其攻击活动已经回到了2013年以前的水平。
"他们正在使用相似的战术，但实施攻击的网络设施已经改变，"欣德隆德说，"他们的工具只是略作修改。总体上来说，大多数改动都很小。"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Kiki Zhao和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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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Posted: 23 May 2014 07:10 PM PDT

图：1989 六月四日早晨的天安门……


5月6日，我的三位朋友在北京同时被捕，他们是学者徐友渔、大学教授郝建和著名律师浦志强，被捕原因是"涉嫌寻衅滋事"。
就在三天前，他们和另外十几个人在郝建家里办了一场家庭聚会，并且谈论了一下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一年，大量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和官员腐败，这场和平请愿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后，我们的政府派出了军队和坦克，射杀了数百或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请愿者。郝建的堂弟就死于其中。
我本来也应该参加那场家庭聚会，但因为要到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只写了一篇谈论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根据中国政府的逻辑，我大概也犯了寻衅滋事罪。虽然我熟知中国法律，但绝不会想到，连这些最平常的举动——举办家庭聚会、写文章、读文章——也会触犯中国法律。
我会投案自首。
对我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像是一个渐渐醒来的梦。事件发生时我只有15岁，在东北一个深山中的小镇读初中，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中央电视台：请愿的青年学生都是反革命暴乱分子；解放军一直都很克制，不仅没有开枪，有些人还被活活烧死…...在那时，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甚至还会感谢政府和军队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渐渐地，这整个事件都开始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却，人们忙着求学、升官、发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今天，天安门事件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忌讳。中国政府似乎希望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除此事，转而把目光放在中国的GDP和数之不清的摩天大楼之上，但天安门事件，这个国家最惨痛的记忆，却始终没有真正退场，始终在民间流传、散布，艰难而顽强地抵抗着政府对历史的清剿、对记忆的抹杀。
1992年9月，我刚上大学不久，一位往届的师兄来到我们宿舍，他大模大样地坐下，问我们：有烟吗？我们给他敬烟，点上，他又问：你们知道1989年我们学校都干过些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他深吸一口烟，极为庄严地告诉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个上街游行，第一个各校串连，第一任高自联主席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共"19个第一"！
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1989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意义。虽然官方把天安门事件称为"反革命暴乱"，参与事件的人都被称为"暴徒"或"罪犯"，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心中，那却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运动，能够身历其间，甚至能够与之有一点微弱的联系，都被视为是莫大的荣耀。
中国政法大学的"19个第一"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成了一个传奇，在不同年级之间代代流传。两年之后，当我成了往届的师兄，我也会走到新生宿舍，点上一支烟，用极为庄严的语调告诉他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19个第一"！
那是1994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广场上的血迹早已洗清，墙上的弹孔早已被水泥和灰尘遮盖，但在某些角落中，天安门的故事像一只杀不死的潮虫，依然在人们的口耳之间顽强地爬行。大约在2003年，有朋友从香港买到一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然后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张复制版。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广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观看，片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大受触动：空旷的长街上，枪声不时响起，一个年轻人俯卧在地，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当然能明白他的处境：持枪者就在身后，他不敢站起来，可是也不愿意趴在地上装死，总得做点什么吧？一位40多岁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或许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事件，比我们更能理解那位年轻人的恐惧，他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此后，每当有人问起中国的未来，我就会给他们讲这位四川民工的故事。虽然25年前的和平请愿被军队和坦克剿杀了，可中国依然还有希望，因为还有大量平凡而朴实的人，愿意面对枪口，去背负他们的负伤流血的同胞。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怀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们都在网上会为他们点燃蜡烛，或者上传当年的图片，而政府的审查官也会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们会删除几乎所有与"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内容，但成千上万人的依然会坚持，坚持在审查的缝隙中发出他们绝望而坚强的声音，假如"六月四日"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拖拉机"。
二十五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一切，而习近平政府比起往届来更加紧张，郝建家中的聚会可以称为"六四研讨会"，其实五年之前也曾举办过一次，那时还是胡锦涛当政，无人被捕。
从表面上看，这个政府前所未有的强大，它拥有八千万党员，几百万正规军，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在骨子里，它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连几个学者的家庭聚会都会使它寝食难安。
我的朋友们被捕之后，我也在网上发了声明，说我也参与了所谓的"寻衅滋事"，待我结束悉尼的工作，就会回国投案自首。朋友们大多都劝我观望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如果中国的形势继续变坏，我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旁观。如果我也被捕，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他们的处境。而同时，在那场对抗政府抹杀民族记忆的运动中，我也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在1989年，当坦克开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个人敢于阻拦它们。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开上中国的街道，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平凡而朴实的中国人敢于面对枪口，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版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胡少江：中国支持俄国不符合国家利益

Posted: 23 May 2014 06:35 PM PDT

习近平和普京的蜜月？
就在俄国因为肢解乌克兰而遭受美国和欧洲联合制裁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向俄国总统普京伸出了援手。他不仅没有谴责俄国凭借武力肢解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霸道行径，也拒绝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星期，习近平还邀请四面楚歌的俄国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随同访问的还有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名单的那几位普京的亲信。

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不仅仅局限在表态上，还有行动。他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刻与普京一道主持了中俄"海上协作-2014"联合军演，这在实际上展示了中俄同盟抗衡美欧的姿态；他还促成了中俄两国之间十年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天然气合作项目。这些都是习近平给困境之中的普京送去的一份厚礼，使得普京在与欧洲抗衡的时候更有底气。

对于俄国总统普京，中国的习近平真可谓"一往情深"。习就任国家元首之后选择俄国作为自己的首访国，立即进入与普京的蜜月期。在与普京见面的时候，习近平甚至炫耀自己的性格与普京很相像，以大国元首之尊，在与另一个国家的元首相见时公开地进行这样的感性表白，十分罕见。这足以说明普京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 。

回顾中俄两国交往的历史，中国在国家利益层面基本上是吃亏的一方。早在清代俄国就霸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并且参与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在国民政府时期，以俄国为核心的前苏联支持了外蒙古的独立；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前苏联先是与北韩的金日成合谋在朝鲜战争中将中国拖下水， 随后又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支持印度，再后来又挑唆越南在印度支那与中国分庭抗礼。

虽然在国家领土和其他实际利益上一再吃亏，虽然中国人对粗鲁野蛮的"老毛子"从无好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却大多对俄国人"情有独钟"。毛泽东因为与俄国领导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霸权闹了一段别扭，除此之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俄国人十分有默契，两国一直是对抗世界民主浪潮的主要支柱 。

中国共产党对俄国的态度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个党的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吃俄国人的奶水长大的。反政府的资金是俄国人给的，打仗的武器是俄国人送的，甚至连领导人都是俄国人培养任命的。俄国人掠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却用这些掠夺的利益的一部分养大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多次不顾国家利益，向俄国求欢的真正原因。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俄国本来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十分焦虑的心态注视著俄国的变革，诅咒著这个朝著光明方向的变革，因为它担心俄国的变革给中国带来影响。但是当普京带领俄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充满了喜悦。因为一个非民主化的俄国可以使得在独裁道路上倍感孤立的中国共产党略感安慰。这大概就是习近平不顾民族利益，与普京和他代表的独裁力量拥抱取暖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斯伟江：恐怖活动和边疆治理

Posted: 23 May 2014 05:47 PM PDT

网络图片：将心比心？


一，恐怖分子诉求是什么？
昨天流传最广的一条微博，也是韩寒转的一条，如下：
"我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无论你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动机是多么高尚，当你把伤害无辜的普通人作为手段时，你就是人类的敌人、可耻的懦夫和人人可诛的罪犯。我没有兴趣听你的任何故事，不会在乎你的诉求，不可能跟你谈判并妥协，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当场格杀，事后追剿，绝不原谅"。
其实，不在乎你的诉求，这正是恐怖分子所想要的。如果大家还记得，911之后，发现，中国的东突也加入了拉登训练营。我们以拉登为例，看下拉登的目的和手段。
"拉登的最终诉求，是认为伊斯兰国家已经半西方化，而且，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也有驻军，他希望在伊斯兰国家，能发动穆斯林革命，由伊斯兰主义者掌权，从而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改革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仪式，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那么为什么直接打击西方国家，如何能够加速革命的到来呢？
任何明智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必然会对穆斯林世界发动一次，甚至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以彻底根除恐怖分子的根源，而且，美国也不会十分关心侵略过程中，哪一方受损害的问题，美国的侵略行径很可能会疏远许多穆斯林人和美国的关系，把他们推向本地的伊斯兰组织一边，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人民很可能会起来反抗亲美政府，将伊斯兰主义者推上权利的宝座。"《战争》P238-239 温格戴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拉登的投入获得了合理的回报，在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就侵略并占领了两个穆斯林国家，伴随侵略带来的新闻图片给穆斯林世界带来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占领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实施一系列暴行并犯下错误，从而制造了更多的新闻图片。"（同上书）。
但美国在和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从奥巴马在埃及开罗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当然也会针对拉登的宣传，进行反宣传，另外，美国也确实从军事模式转换成更加传统的反恐模式，恐怖分子都是平民，不是军队，通常对付他们的工具应该是警察、情报收集以及安全措施。
恐怖分子所想的，就是制造恐怖和仇恨，让你报复，追剿，如果你扩大打击范围，造成民族对立，在这个过程中，你犯更多的错，他的同盟者会更多，从而最终去实现他的目标，边疆独立。
而且和越南对付美国一样，美国人死一个，越南人要死十个，但越南人的目的是，让美国人受不了他们军人的死亡，最终由于美国人伤亡太多而退出，事实上，美国人打赢了几乎所有的在越南的战争，但so what，武力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根据中国刑法，杀人犯你也要问动机，问主观故意，当场格杀，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事后追剿，当然可以，问题是，他们都是平民演化的，你要下功夫的，其实正是要问，这些平民为什么会和野兽一样，毫无人性？同时，你也要注意，他们的诉求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我们要破坏他们的计划。
二，新疆，旧疆？
新疆到底是新开拓的，还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隋时期，新疆东南部鄯善（新疆若羌）入隋朝版图，唐太宗武功空前，灭东突厥，西域互认所居伊胡七城降唐，在哈密设西伊州。640年平高昌，设西州及安西都护府，（新疆吐鲁番东南），648年取库车，后置龟兹、（和田），（喀什），碎叶等四镇，658年平西突厥，（现在的东突恐怖分子，想建立的，应该是延续1933年起在喀什搞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有关），唐时疆域很大，和其国力也有关系。唐后期吐蕃崛起，和唐争夺安西四镇，
北宋就不用谈了，辽国疆域到新疆的。元的疆域很大，囊括新疆大部分地区，14世纪在察合台汗国治下。到了明代，对新疆地区为擦察合台后裔亦力把里的领土，而介于亦力把里和甘肃之间的嘉峪关意外的哈密等卫，也在明朝的羁縻统治之下。清代疆域较大，1720年，西藏入清，1755年平定天山北路准格尔部，1759年平定图谋独立的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天山南北路全部入清版图。

后来，到清末，沙俄就介入新疆，侵占了新疆西部的大片领土。1864年，沙俄趁新疆发生回民起义（暴乱？）要挟清廷签订塔城条约，1871年沙俄出兵强占伊利，1881年签订伊利条约，几乎每一订约，中国都要被割去大片领土。1884年的喀什准格尔条约，中俄西北边界划定。1891年沙俄有占领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的大片帕米尔，1895年，英俄在伦敦订约私分帕米尔。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以上来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页101-125.
疆域的大小往往和国力强盛有关，在晚清新疆发阿古柏叛乱，同治13年，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海防和陆防之争，李鸿章建议放弃新疆，将军力和军费转入东南海防。（汤仁泽著《强迫轰鸣下的尊严：1840年到1911年的中国故事》页142），最后清廷以左宗棠为是，平定阿古柏叛乱，新疆改设行省。
关于驻军筑城，清政府在平定准格尔叛乱之后，曾修建了六座满城，由八旗子弟驻防，同治三年，始发于库车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全疆，满城惠远被攻克，将军自杀。辛亥革命之后，新疆满城走向衰微，辛亥革命是新疆满城衰落的根本转折点，之前可以分三个时期，乾隆到同治初的兴盛期，同治年间的破败，光绪年间的恢复期。（周长山等主编《历史、环境和边疆》页341-343）。
以上，可以看出，边疆的兴衰，和中原休戚相关。新疆是新，是旧，也一目了然。1912年的新疆总督杨新增将军在一次演讲中说：
"新疆孤悬塞外，自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中原金钱花费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之重，倘若一旦把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潘志平《东突的历史和现状》页94）
三，东突的背景和来由
和拉登诉求一样的是，泛伊斯兰主义，也就是拉登的第二阶段目的，希望全世界都信奉伊斯兰，看似宗教性质，实际上是政治运动。东突的背景之一，就是这个。其次，是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就是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由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大突厥国，这个泛突厥主义，也曾被翻译成大土耳其主义，当然，土耳其政府也不敢公开予以实质性支持，因为这个野心也太大了。二十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精英，"重新发现了"泛突厥的历史文化，即便不会公开支持，但土耳其境内的泛突厥主义者，会同情、支持中国境内的泛突厥分子。（潘志平等著《东突的历史和现状》第二章）。
1928年杨新增被刺身亡，金树仁接受，东突浮现了，1930年新疆的农民起义，其特征是，1，反汉色彩，将汉族统治者和汉族群众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加以排斥、杀戮。2，宗教色彩，圣战，死为殉教者，活为英雄好汉，。3，分裂色彩。1933年新疆大乱，金树仁完全失控，后盛世才坐上新疆王宝座，和入疆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混战，（马也是解救伊斯兰兄弟的名义）。此时，在南疆伊敏在和田成称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在南疆的喀什上演。背后是英国人。
1933年11月12日，东突共和国的闹剧在喀什开场，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外交官出席了成立大会，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根据其"宪法"，是政教合一的"类似伊朗体制"，但就算英国也不敢予以承认，土耳其也一样不敢承认。由于这个政权也反苏，苏联直接了当告诉中国政府，倘若中国政府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们听任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苏联就给金树仁和盛世才分别提供了巨大帮助，很快，这个所谓的政权就做鸟兽散，苏联这么做，是为了新疆亲苏，当然符合其国家利益，二战时，盛世才认为苏联不行了，1943年投靠反苏的蒋介石之后，苏联就支持伊利的东突，在伊利，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汉人基本不存在了，有暴力清洗，也由强制迁徙。在苏联的支持下，这个所谓的东突厥还进军迪化（乌鲁木齐），和国民党的军队隔河对抗。
国际形势变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要到了外蒙独立，作为交换，蒋介石要到了斯大林的不干涉新疆，在中苏友好条约中，苏联政府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苏联政府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没有了苏联支持的东突就内部分裂，1946年东突所谓的政府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同意恢复回归到国民政府治理之下，苏联将这个所谓政府的主席召回去了。
根据和平协议，这伊利，塔城，阿勒泰的三个区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这里的人在国共争斗之重，分成几派，其中一派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就是说的三区革命，后来国共逐鹿中原，中共取得胜利，最后也和平解放新疆，并设立自治区。中苏关系好时，东突就消弭了，但之后中苏关系变坏时，苏联还支持过东突，但总的来说，国际环境不具备大气候。（以上总结基本归纳自《潘志平等著的《东突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
但911前后的国际大气候，就慢慢开始影响中国新疆，这个话题很复杂，可以另文研究。另，美国打掉阿富汗的塔利班，客观上对中国反恐起了一定作用，但并没力量彻底剿灭塔利班。
但这个和中国古代历史的麻烦不同的是，产生了民族国家的理论，也就是民族自决权。这个也是中西政治思想中正当性的冲突之一。
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大一统的观念，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提倡民族自决也会导致国家分裂，而这么多年的教育，都是以大一统为本，要是鸡失去了屁股和尾巴，恐怕很多中国人接受不了这地图。

四，新疆的出路
第一，中原要稳定转型
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原的治乱是边疆稳定的核心。中原的治乱是最关键的，如果中原一旦发生动荡，边疆必定是大动乱，对位于新疆的汉人和维人，都是大劫难。因此，中原的治理是第一位的，现在中原也是靠硬维稳，官民矛盾对立，你能想象在新疆，除了官民矛盾，还有民族矛盾，对立恐怕是更激烈。
因此，治理新疆的第一策，恐怕是中原的平稳转型，如果中原不改革，治乱循环是历史规律，边疆的动乱不可避免。
分裂势力，一定是要由国际势力支持，才会有气候，如果中原是稳定的，外交必定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也由足够的能力来争取维族人民的心。
第二：攻心为上，维汉平等。
如王力雄所言，新疆目前维汉人口相当，实力是均势，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最后会有僵局。以前历史上的血流成河，不是吓唬人的，是真实的。以目前的情形看，军队基本上是汉族，但是，如前面所言，东突分子其背后，往往是国际势力，而且，如果一旦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如同《边界与民族》的作者何星亮研究员所说，构成国家者，国民与国土，大凡分疆立界，既分地也分人。土地为国之基，不能再生繁殖，一旦分定，难以改变。故各国立界，以争夺土地为首要目的，—然而，民心向背是最关键的。
分裂主义者，最核心的就是要争夺民心，发动恐怖袭击，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汉族军队、警察对维族进行野蛮的报复，（正常的侦查，打击当然是应该的），这样，他们可以在维族人民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一旦民心反汉，他们的目的就会部分达到。
这话说说容易，但据我去新疆的所知，重要部门的一把手都是汉人，国家的资源也绝大多数是汉人企业，或者中央企业所占据，维族人的不平等感，恐怕是存在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作为汉族人，你需要换位思考。争民心，尤其是新疆地区普通维族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政策。看一下，元朝和清朝的民族政策就可以了。元朝分四等，其国祚短，而清朝满汉基本平等，国祚长。
以清朝为例，满汉大臣是一样的，不然曾文正公，左宗棠，谁来作为国之支柱？当然，现在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风险，但治国，一定是要推诚置腹，既然你相信维族人大多数是爱国的，那么就要提拔、支持维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不是传统的以维治维，这是一种新的民族平等政策。
维汉平等，恐怕还包括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之中。这话说来大，但可以一步步做起来。
维汉平等，恐怕在宗教政策上也需要调整。不要害怕伊斯兰，可以多培养和平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第三：资源本地化，一定要就地倾斜。
新疆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自然资源都为中央企业或者汉族企业所占有经营，这种情形应该改善，只是政府所收取的新疆的资源费用，要平等地分配给当地居民，可能这个福利会比沿海好，这不是坏事，以资源换支持，也是新加坡，乃至阿拉伯国家的方法。
另外，现在国家对能源企业收取的资源税收太低，应该调整。尤其要注意维族人的就业问题。
第四，反恐要依法，要有节制，要尊重维族人的人格。
据了解，在王乐泉治疆时，开头反恐是露头就打，后来发展为追着打，挖着打，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了。但有没有过火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反恐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外来的恐怖分子居多，只要加强海关等就行。
而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多是中国国民，你总不能禁止维族人自由流动吧，因此，在检查时，要注意尊重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对维汉一样要平等对待。包括对维族人在沿海的，住店、旅行的合法权益，一定是要平等保护。争民心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除了学习美国，要更多地向以色列学习，因为以色列内部也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其内外的反恐经验会更丰富。
以上的问题，不能仅仅是新疆问题，也包括西藏问题。
尾巴：
我也就是一个书生，对边疆的经验也来自一点点亲身经历，更多的来自书本和思考，维族的问题，不仅仅是维族人的问题，也是汉族人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有民众的问题，如果你真心哀悼在昆明火车站受害的人，你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你希望国家不要分裂，你恐怕得了解一下，普通维族人的遭遇，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态，了解一下，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在这样的土壤里滋生出来？如果你不对土壤施药，那么，下一个长出来的恐怖分子，袭击的不是昆明，就是其他地方。
以杀止杀，希望只用剿灭的方法来对付恐怖分子，追剿也需要，但恐怕光这解决不了问题，这和韭菜一样，杀了还会长，因为土壤还在。
恐怖分子最让人恐怖的是，在昆明火车站里面的，可以是你，我，任何人。这就和海明威所说，我们不是孤岛，正因为我们不是孤岛，所以，我们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要治标，也要治本。
不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而调整民族政策，如果民族政策客观上有问题，那就必须调整。虽然现在似乎不是马上调整的好时机，但，希望在这个事件冷下来之后，改变原来的征服-治理的模式，而走向现代模式，多元化。对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都必须要进行合法性的转型。所谓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未必能构成治理的合法性，所谓，你的西域，我的东土。国富未必民富，一定是要从争民心出发，也就是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恐怕边疆比中土更迫切，因为那里矛盾是双重的。如在《中南海来信一》中所说，要是中原的民主问题，遭遇边疆的民族问题，恐怕正会焦头烂额，饭一口口吃，会减少动荡。
未雨绸缪，现在的新疆、西藏问题，恐怕已不是如古人所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现在的情况，祸患已经成形，更需要，达治乱之要点，遏将来之袭击。
希望这篇草草而就的小文，能对你的思考有所帮助，也希望批评指正。
2014年3月2日

——转自微信

作者简介：斯伟江（1970年－），浙江诸暨人。，知识产权律师，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曾游学美国。——维基百科

李江琳：西藏僵局的癥結——平措汪杰回憶“大西藏問題”

Posted: 23 May 2014 02:36 PM PDT

图：1951年5月，中共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谈判现场。左上起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右上起：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翻译平措旺阶


建立全藏族統一的民族自治區，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提出來的，當時中央及有關領導都是持積極態度的。對統一藏區的態度之變化的內在邏輯，是中國政府自信心的失落。

離間漢藏民眾徹頭徹尾的謊言

　　西藏問題陷入僵局已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一方，仍然抱著有朝一日重開談判的希望，而中國政府涉藏部門的權勢人物，則表現得越來越強硬。藏人對此的反彈也越來越強烈，近年來不斷出現的藏人自焚抗議，可以說是對中共這種態度的反應。因此，藏區幾年來一百多藏人的自焚抗議的原因，是全世界都明白的事實。儘管中國政府一味否認西藏問題的存在，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藏問題仍然是個問題。否認問題的存在只是使得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更惡劣，也令信息不靈的國內民眾疑惑：藏人若真的幸福快樂，怎會有那麼多人自焚？

　　對中國政府來說，對外形象的改善，反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涉藏部門的官員們也不怎麼在乎對外形象，但是對內維穩卻是分分秒秒要抓緊的大事。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各部門，已經讓自己製造的「維穩原始股」給套住了，它最擔心的就是漢地民眾開始理解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喇嘛和藏人訴求，最怕的是廣大漢人對現實的憤懣和藏人的冤屈結合起來，所以無論如何要讓漢地民眾反對藏人一方的訴求。這時中國政府拿出來的最方便的說辭就是，達賴喇嘛要求建立「大藏區」，那就是佔中國領土四分之一的範圍，所謂「大藏區自治」，就是要把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分離出去。

　　中國人當然不肯接受這個方案，但問題是，中共宣傳部門的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達賴喇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向全世界公佈他的「中間道路」方案的時候，早就公開表示，他代表藏人放棄獨立，只尋求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而在放棄獨立，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內的前提下，達賴喇嘛提出藏民族應該建立統一的高度自治的自治區。這是符合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設想，也是根據以往半個多世紀的現實和教訓，提出的一個有誠意的方案。

　　這個方案，不僅和「西藏獨立」沒有關係，和「分割中國領土四分之一」沒有關係，而且是有歷史淵源的，這曾經是中共高層自己的設想。

　　「大藏區」方案的來歷

　　中共黨內資歷最深的藏族老幹部平措汪杰在他的著作《平等團結路漫漫》中回顧了所謂「大藏區」方案的來歷。

　　早在一九五一年，中藏在簽署《十七條協議》之後，西藏噶廈政府代表團就向中國政府提出，現在西藏已經根據協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相連，藏人在宗教上文化上始終是統一的，應該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一九五二年，以格桑旺堆為首的西藏昌都地區代表團通過中央民委主任李維漢向中央提出建議，將所有藏區統一起來建立自治區。李維漢和當時中央負責西藏事務的西南局書記鄧小平交換意見後回答說，這一建議的願望是好的，「也是中央的方針」。也就是說，建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是中國政府高層認同的一個目標。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央代表團團長陳毅，在拉薩的一次黨內座談會上，提出要把分屬青甘川滇四省的藏區聯合起來，建立以拉薩為中心的自治區，並指出這對藏民族興旺、藏漢團結、國家統一的長遠利益都有好處。當時在場的藏族幹部有桑傑益西（天寶）、扎喜旺徐、楊東生和平措汪杰等。

　　天寶是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藏族老幹部。他後來回憶說，陳毅講話後，中央有關部門指定他為組長，專門成立相關五省區工作組來研究商討這個問題，只是後來極左政策佔了上風，他們的工作沒能落實。當時的青海省省長孫作賓也知道並參與談論過此事。可見，建立全藏族統一的民族自治區，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提出來的，當時中央及有關領導都是持積極態度的。

　　五十年代中共高層內部的這一意見，平措汪杰是親歷者。他留下的回憶是非常重要的。

　　藏民族必須爭取同樣的政治條件

　　對於達賴喇嘛和藏人來說，建立全藏區統一的自治區，在政治上把藏人統一起來，不僅是對藏民族長遠發展極有意義的條件，是藏民族幾百年的夢想，也是一個有著切膚之痛的現實。當年的十七條協議，在西藏噶廈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簽訂，只覆蓋了歷史上噶廈政府政治管轄的西藏，而不涉噶廈政府管治範圍之外的「四省藏區」，即傳統西藏的康和安多兩地。所以，當藏區遭遇問題的時候，達賴喇嘛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通過周恩來親自承諾「西藏六年不改」，以後也只有藏人自己願意改革的時候才搞改革，但是同時卻決定，金沙江以東堅決改，也就是四省藏區沒有得到西藏那樣的政治待遇，從而導致四省藏區的殘酷暴力「改革」、藏民抗爭、遭遇殘酷鎮壓等一系列悲慘事件。藏民族必須爭取同樣的政治條件，這是藏民族血的教訓。藏民族的統一意識和訴求，恰恰是中共的嚴酷鎮壓打出來的。

　　如果聯繫中共高層五十年代關於統一藏區的建議，那麼到了八十年代藏人的統一自治區的要求，應該一拍即合，為什麼中國政府在三十年後就變臉，閉口不談當年曾答應藏人統一自治，反而一口咬定統一藏區就是要分裂四分之一中國國土呢？

　　只要瞭解當年的史實，瞭解達賴喇嘛和藏人中間道路訴求的真實內容，就能明白這樣的反咬一口是毫無道理的。那麼，中國政府對統一藏區的態度之變化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國政府自信心的失落。當年從毛澤東、陳毅到李維漢、習仲勳，他們相信自己能給藏區帶來正面的變化，他們有這個自信。而現在中國政府的治藏者，沒有理想，也沒有了前輩的政治自信，他們根本就不敢面對現實，不敢面對藏民族民眾。他們內心是自私的，空虛的，唯一的武器是使用手中的政治暴力，以暴力為後盾來顯示口頭上的強硬，反映的是這個群體內裡徹底地缺乏道德自信。

　　這是西藏問題陷入僵局的真正癥結所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丁一夫：有幸结识平措汪杰

Posted: 23 May 2014 04:36 PM PDT


我第一次見平汪時的平汪照片——作者

他的书《平等团结路漫漫》，是想和当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他毕生的革命战友们、也和那些一直要压制他、扭曲他、污蔑他的政敌们，表达他的肺腑之言，他希望用他的真诚和诚恳，来邀约他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被大家叫做平汪的西藏共产党创始人、资历最深的藏族共产党干部平措汪杰去世了。平汪已经过了92岁生日，最近一年多次住院，但听闻平汪逝世的消息，仍百感交集。这样的康巴汉子，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电话里不要说什么"

我是读了美国藏学家戈斯坦为平汪写的自传而知道平汪其人的。那时由黄潇潇翻译的中文版还没出版，我读了此书后太想向中文读者介绍平汪了，于是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其实就是这本书的缩写版，贴到了网上（http://goo.gl/XeDZ93）。由此我又想到了一些问题，读书得不到答案，想若是能见到平汪，当面请教就好了。几年后回国探亲，经认识平汪的朋友传话，想拜访平汪。作为一个旅居美国而素昧平生的人，我并不指望一定能见到这位老人。回话说，平汪读过我就西藏问题写的文章，愿意见我。
平汪住在北京木樨地著名的部长楼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文革后复出的部长级干部盖的，当初在北京还挺有名，现在则显得陈旧了。大院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院子里则汽车自行车停得满满登登。我在各类历史照片上对平汪的面容已经很熟悉，但是第一面还是让我颇感意外，九十岁的平汪腰板笔挺，脸色红润，一点没有衰老之相。平汪神色安详，话语平和。他送了我一本他的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新探》。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却不好意思一见面就摆出采访的架势，只能闲聊家常。
我们虽然是两代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告辞时平汪说，以后有机会我们要再谈，只要打个电话约一下就可以。又补充了一句："电话里不要说什么"。我自然就明白了，也不问为什么。
去年我再次拜访，平汪搬到了附近的新居，也是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院，也是高楼。一见面平汪就给了我一本自印的《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反思》。他说，这本自印的文集，他已经循正式的途径呈送中央有关领导。平汪自己对这本书非常重视，称之为自己的政治遗言。

政治遗言；平等团结路漫漫

后来我又拜访过他几次。我对他说了我读了他的《反思》以后的一些看法。他的这本书在国内正式出版是通不过审查的，书中说了太多的实话、真话，那是把现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都放在台面上来正面讨论，现在涉藏单位的那些掌权者，既不敢面对现实，也早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怎么敢让中国读者看到这样的著作。现在既然平汪已经正式把自印的著作呈送给了有关中央领导，书中又不涉及国家机密，那就应该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内地不能出，就到香港去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些前国家领导人也在香港出书，这在政治上并不犯错误，而且在香港出版了总有一些内地读者能读到。可是，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出版社必然有经济上的考量，必然要根据发行量来决定是否出版。我建议他把书名改得更夺人眼目一点，何不就叫《我的政治遗言——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反思》。平汪仔细听了我的意见，沉默了一会，轻轻说，你的建议是不错，题目改成这样更吸引人，可是这样的书名是不是太"过"了？
我立即明白了平汪的想法。对平汪来说，他不在乎这本书能给他带来什么，他一点不指望他的思考和写作会成为当今信息时代的畅销书。对他来说，保持一个严肃的思想者的一贯形象和说话行事原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他的书，是想和当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他毕生的革命战友们、也和那些一直要压制他、扭曲他、污蔑他的政敌们，表达他的肺腑之言，他希望用他的真诚和诚恳，来邀约他们一起探讨，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和原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这些人是否听的进去，是否会来跟他讨论，他已没有能力再进一步。他写了，出版了，那么该做的就都做了。他之所以在病床上念念不忘修订这本书，称其为政治遗言，就因为他知道，也许今天活着的人不会读，但将来后代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思路上来。他是为后代写的。
他说，让他想一想，改一个书名。这就是后来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平等团结路漫漫》。我明白平汪写下这个书名时的心境：漫漫长路，留给后来人去走了。
我想说服他以访谈的形式系统地回忆一生经历和对革命与民族问题的观察思考，因为尽管戈斯坦曾经记录了他的回忆，但是戈斯坦为他写的自传，是为英语读者写的，和汉语与藏语读者的关注有所不同。平汪要我先仔细地读他的《反思》一书，他说，我想要问的很多东西，他实际上已经写了。可是对我来说，平汪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风云变幻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有大量的历史细节是不会诉诸文字的，应该留下来，留给后代。这是口述历史之所以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原因。平汪一听就明白，他也同意我的想法。我们约好，等天气暖和一点，他的身体和精力更好一点的时候，我来给他做访谈。
他一定要留我在家吃晚饭，那天就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终于第一次注意到，平汪老了，毕竟过了九十。一位从家乡巴塘来的小保姆伺候他吃饭。他吃得不多，席间也不多说话，但是若有所思。他常常像多年好友那样看着我，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就微微一笑，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又似乎觉得什么也不用说。

劳动人民永远是你的母亲

自从读了戈斯坦写的平汪自传，几年来我就一直想给平汪做口述历史，每次拜访平汪，我的书包里都带着一台小型数字摄像仪和录音笔，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后来得到平汪生病住院的消息，我的心直往下沉。我和平汪相隔一代，我也从来不信马克思主义，但是我知道我和平汪谈得来，我知道平汪也信任我，认我是一个可谈的人。我心里却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在告诉我，我来晚了。
后来，我在成都拜访了担任过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四川省副省长等职务的离休藏人老干部杨岭多吉。杨岭多吉是平措汪杰所发展的巴塘地下党的成员，那时候他们是一群年轻、贫困却意气风发的革命者。这回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拿出了我的摄像仪，我要把这些老革命的话记录下来。杨岭多吉回忆，当他在平汪的介绍下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仍然饥饿贫困，但是平汪的热情和奋发的情绪，感染着他们这些革命青年。杨岭多吉的母亲被土匪杀害后，他没有钱安葬母亲，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平汪。平汪给了他若干大洋，足够他为母亲安排丧事，然后对杨岭多吉说：不要伤心，你妈妈虽然死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母亲不会死，这个母亲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永远是你的母亲。杨岭多吉说，听了平汪这番话，突然感觉很受安慰，心情一下子就振作了起来。一直到今天，杨岭多吉还记得平汪站在楼梯口对他说这番话的神情容貌。
如今，我手上只有平措汪杰的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平汪把他想说给后人的话写在书里了，未来民族关系上的漫漫长路，我们这些后来人能走得顺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王丹：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

Posted: 23 May 2014 06:08 PM PDT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我们都知道，对中共统治的不满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可以反证出来：当局对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如临大敌，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不满的普遍存在和严重程度，生怕任何突发事件把这些不满引发出来。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公众生活中，尽管大家内心有普遍的不满，但是公开表达不满的却不多。这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大家对政府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至少，很多傻傻的西方媒体和故意装傻的台湾媒体，就是这么报导中国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不满的人很多，表达不满的人却很少呢？

恐惧当然是最基本的原因。当局的高压主要就表现在对言论的管制上，公开表达不满或者抗议，就会面临被当局关切甚至逮捕的可能，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敢於公开表达不满，而这样的勇气，很少人能够具备。我经常听到台湾或者香港的朋友讥笑中国人不敢反抗，我认为这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换作是你自己，在那样的一个讲真话就可能失去自由的社会中，你是否愿意站出来呢？。

但是如果恐惧就是中国人不敢讲话的唯一原因，那我们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暴政就永远不会灭亡了。暴政不可能永远有效，就是因为人们不敢讲话，并不仅仅是因为恐惧。

在中国，对政治现实表达不满的人不多，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必须承认，不满的声音不多，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中共的统治和中国的现实，确实还是满意的。不管你认同不认同他们的满意，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盲目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共确实是有它的拥护者的。即使有一天中国民主化了，中共也还是会有拥护者。这就跟今天台湾的国民党，也仍然有拥护者一样。

第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其实是出於无奈。他们内心也有不满，他们也清楚政府在做什麽事情，但是他们看不到公开表达不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部分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看不到能够替代中共的力量，他们对现实失望乃至绝望，因此有不满也不想表达。

第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不会公开表达不满，是因为他们逐渐适应了。他们不是对现实满意，他们也知道今天中国问题很多，但是就像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既然已经习惯，何必还表达不满呢？中国人的忍耐力是很强大的。

第四，最後一部分人，他们不愿公开表达不满，是因为他们的冷漠。不能否认，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人，他们缺乏对周围世界的热情，缺乏对社会的参与意识，他们也不关心公共事务，只在乎自己的琐碎鸡毛蒜皮。这样的人就是在民主社会中也有很多，何况是在不民主的社会中，那自然会更多。

总结一下的话，在中国，尽管大部分人对中共不满，但是大部份人不愿意表达不满，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五个：恐惧，满意，无奈，适应，冷漠。

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社会上没有什么不满的声音，大家对现政权似乎都是接受的态度，但是这样的统治，绝对不稳固。因为这些表面上的满意，并非是出自内心和真心。而不管是恐惧和无奈，还是适应和冷漠，都是变数很大的态度，一旦外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原有的表面上的拥护，变为实际上的反对，就会是一夜之间。1989年的中国，和原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倒台，都是先例。

这个道理，有些人也许不懂，但是共产党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全世界都觉得中共的统治固若金汤，而中共自己却每天如临大敌的根本原因。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陈行之：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国家意志切割

Posted: 23 May 2014 12:11 AM PDT

1.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让人敬重？
　　 
　　 前不久我用将近十万字篇幅写了三篇文章：《焚书：惩治知识分子的律外之律》、《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刑外之刑》和《文祸：诛杀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最后归拢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标题下，形成一个系列，借助于历史事件讲述专制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惩治、戮害与诛杀，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鸣不平。文章发出以后，接到很多朋友来信，在某些聚会场合也引起大家讨论，大部分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也有的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和现实当中很多社会罪恶都是知识分子所为，如此笼统地把知识分子描述为专制主义受害者有为他们脱罪之嫌。支持和赞扬的话看一看、听一听也就过去了，而对于这种批评，我却沉思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当然不能辩解我所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与抨击远比对专制主义更为直接和深刻，朋友们的批评其实正是我孜孜以求要达到的地方，但是朋友们不可能阅读我的全部作品，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的确在抨击专制主义之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罪恶，所以我只能认为朋友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必须感谢他们的这个提醒。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搞什么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个群体的特征，该怎样说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学术平庸、道德堕落、思想消极、人格扭曲、政治反动的群体，是一个非常不让人敬重乃至于鄙视的群体。他们游走于统治集团边缘，由于坐稳了奴隶宝座而颐指气使，抑止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奴隶地位；他们丧失了自由思想能力，精神上出现了严重的阳痿徵状，萎靡而疲软，稍有正义之举就大汗淋漓，惊恐万状，逃避男人的责任，蜷缩到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们的精神被极度扭曲，性格变得刁钻而古怪，对强者极尽奴颜婢膝逢迎拍马之能事，对弱者绝无同情怜悯之心充满不屑之色；遇到统治集团向民众和自己的同类施展淫威，他们总是情不自禁想做一些卑鄙下流的伤害人的勾当，试图得到主子的进一步赏识，以此获得更多的恩宠；在没有主子的场合他们就想当所有人的主子，对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欲望丝毫不亚于主子，其攫取和占有的手段比主子们更加卑鄙无耻更加残忍粗暴。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看。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然有人"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然而它的主流部分却无一例外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有的甚至成为了统治机器中关键部位的零件。中国古代典籍中充斥着给统治者提供的驭民之术，正是知识分子所为，很多时候你甚至无法在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人物之间做明确划分。王国维感叹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并非空穴来风，他概括出的正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大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孜孜于"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构成了绵延数千年的独到一景——先秦诸子百家普遍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殊途同归地加入到了为皇权专制主义出谋划策并进而得到"王""君"庇护的人的行列。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孟子·王制》），老子主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二十五章》）,划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以内。
　　 现实又如何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性，社会陷入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然而也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良机，也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空间。正是在这短暂的历史空间内，中国才得以出现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进入1949年，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在混乱年代偶然得到的自由空间顿时被一种并不陌生的强制力量所侵占，知识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灵魂被锋利的国家意志所切割，变得七零八碎，精神创造力随之萎缩。以文学界为例，不要说更无耻的作家，就是在我们心目中占有很高地位的茅盾（除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贯彻国家意志以及和青年人谈创作之外几乎没有创作任何值得谈论的作品）、巴金（《忏悔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没有超出民众一般见解的水平）、曹禺（我们已经认不出这个写作了《雷雨》、《日出》的戏剧大师了）、冰心（一盏儿童文学小品《小橘灯》让这个人荣耀了几十个春秋）、周扬（很难认为这个人还是文艺理论家了，他在履行国家职责时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国家机器本身来得温柔，尽管他晚年有了某种程度的忏悔）、丁玲（晚年成为了坚定的国家意志维护者和捍卫者）等著名作家又怎么样？哪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没有被侵扰？哪一个人的灵魂没有留下污渍？所有这些人在被国家抬爱的同时创造力全部衰竭，几乎没有写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字，而他们不是傻瓜，不是庸才，他们是真正有才华的人，曾经代表这个民族文化创造力最高点的人！是真正的大师！就连他们都被国家意志犬儒化、家禽化成了如此猥琐的模样，你还不能想象更大面积的作家之处境，他们会怎样言、怎样行，会有怎样的嘴脸吗？
　　 所有这些，盖因于国家对他们的豢养、纵容和鼓励，就像中国历史上如同过江之鲫风光在"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通道上的人一样。毛泽东著名的"皮毛之说"，非常形象生动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况。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不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比这个要深刻得多。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的"革命"并不改变社会结构和民间社会的基础，并不改变几乎所有人类在所有历史时期内都在实行的私有制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消灭私有制"的大纛下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民间社会结构，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基础，一切民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宗族、宗教、学校、商会、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都被解散了，这就是说，除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存在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团体存在；社会肌体不是由无数细胞组成，它成为了一个超级细胞；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除了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任何树木杂草都不能再生长。有了这样彻底的"革命"，处在正常位置的事物必将发生位移，改变其存在方式，或者干脆消失为无，于是，我们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一种奇境，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都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知识分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奇境之中，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惯常事物，所以，知识分子变化问题也就变得简单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本应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群体，大面积地成为了依附在统治集团皮上的毛。
　　 在皇权专制主义特别坚固的地方，皮当然极为坚韧，皮上的毛也随之油光发亮，好不滋润，历经六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用虚弱、妥协、卑鄙和堕落为自己书写了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成为了虚伪和不义的象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犯下了许许多多不容宽宥的罪恶，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专制主义的延续和辉煌，这个暧昧猥琐的群体构成了统治集团脚下的特殊砖石，他们由于被踩到而发出幸福的呻吟，就像被皇上宠幸的宫娥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极度舒适发出叫床的颤音。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正义与良知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人们注目于统治集团脚下那个幸福群体的时候，当所有正派人都听到精神卖淫的人在专制主义淫威下发出寡廉鲜耻的呻吟的时候，历史审判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不说远古，只说眼前。
　　 你现在再看上个世纪30年代那些用热血书写思想史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找得出几个进入1949年以后还没有精神失贞的人？依附在皮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宴会大厅、在无知民众面前炫耀他们油光发亮的毛色的时候，你还能够找到没有被专制主义精斑污染的哲学、史学和文学吗？换一句话说，整整一个甲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几个够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哲学、史学和文学著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高扬在潮头的浪花还是潜沉在河底的污泥？在无可遏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道义责任的担当者还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之徒？哪些人在用良知低语？哪些人在用伪善自鸣？
　　 此不能不查。
　　 
　　 2.大师，大师？大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片荒凉的思想文化原野上，我们竟然神奇般地拥有了很多著名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文化学者，我们甚至拥有了很多所谓的"大师"。
　　 说"大师"，在当下当然无法回避余秋雨先生。
　　 尽管我很多文章探讨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却很少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余先生成为了褒贬有加的人，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说好的人和说坏的人都热心谈论余秋雨，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凑热闹；二是我对余先生的印象比较中庸，不像说好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好，也不像说坏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坏，这意味着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观感，没有什么要特别说的话。但是今天，为了话题的需要，我却不得不谈一谈余秋雨先生了。
　　 我最初读余先生的散文是起了一些激动的，与同时代作家比，余先生作品虽然远离思想，就其文化含量和文笔之流畅、风格之隽永来说，当为皎皎者。就在我敬佩余先生的时候，余先生本身却陷入到了种种是非当中，有几个人甚至跳出来大骂余秋雨无良，文化大革命当中如何如何之类，更有人认为他的散文一钱不值，挑了很多毛病，似乎连常识都成了问题……我颇不以为然，我感觉在这些讨伐揶揄的文章中，有的带有浓厚的哗众取宠味道——这也是文学江湖的常态，我曾经在文学界亲眼看到靠骂名人而成为名人的人。这时候我当然没有兴趣说什么。
　　 后来余秋雨大师的社会活动很多，很让人瞩目，很巍峨显赫，人们的非议似乎也弱了一些，我很为余先生感到欣慰——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出现一个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文化大师呢？没想到这时候出了一件令人十分惊诧的事情，"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余先生写了《含泪劝告灾民》一文，引起了处在悲愤之中的国人巨大反响，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就好像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公敌，一个在人们精神伤口上撒盐的家伙，赶忙找来那篇惹祸的文章来看，看过以后，我长叹一声："余秋雨先生，你错了，你这次真的错了。"
　　 错在哪里？我不断章取义，我把它一字不漏地转引到这里，请读者鉴别。
　　 下面是原文——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1、是天灾，更是人祸；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
　　 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先生有很多名头，他自己也很沾沾自喜这些东西（我后面会谈到），但是在我脑子里得到认同的，似乎不是什么大师，而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担得起这个称号。但是这篇在特殊时期出笼引起巨大惊诧的大作，有多少文化人的良知呢？含蕴着的怎样的文化信息呢？不客气地说，一点儿也没有，它与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完完全全是一篇替政府摆脱责任、压制民众正义诉求的文书！就像网民愤怒指出的那样，此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不是什么文化学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官吏，一个忠诚的鹰犬，一个为虎作伥的走狗，一个卖身的妓女，一个在街头欺辱弱者的混混儿。
　　 说实在的，我心情很复杂，绝对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写文章进行嘲讽的兴趣，我想的是：余先生你何苦招惹政治这个东西？你看有多麻烦？颇为余先生痛惜。痛惜之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余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余先生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
　　 答案让我极为惊愕：完全不是什么仔细不仔细的问题，余先生是不可能不写这篇文章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余秋雨正是通过此类文章展示着"学者"情怀、保持"大师"身份的，没有这个东西，他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可能什么都不是。
　　 难道还有一种没有显现的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决定着他的大师身份？我先暂时不做回答，再引述一件与汶川大地震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将有利于我们辨析究竟是什么力量确定着"大师"、"学者"、"作家" 的本质，"大师"、"学者"、"作家"又是因何变得肆无忌惮卑鄙无耻起来的。
　　 就在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灾民》以后不久，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了一首诗词，全文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
　　 
　　 如果把看到余秋雨先生的雄文比喻为看到了没有被遮掩的屁股，那么，王副主席的这首《江城子》只能说是一摊大便了——如此拙劣幼稚、缺德无耻、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在我看来不抵三年级小学生水平），像是由国家利用纳税人大量血汗钱供养出来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吗？像是一个占据很高官位的省作协副主席写出来的东西吗？我们假设这位王兆山精神正常，不是基因有问题导致先天愚型，也没有什么癫痫病的抽风症状，对灾区人更没有"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仇视心态，那他为什么非要"骚情"（陕北方言，逗弄、谄媚的意思）官方，写下这些丢人现眼、让人指着脊梁骨骂的文字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我们质疑余秋雨的问题正是应当质疑王兆山的问题——是两位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两位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答案竟然也完全相同，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两位先生通过此类文章显示其作为"学者"和"作家"对某种力量之忠诚，至于灾民如何，道义如何，良知如何，全部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力量的支撑，他们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们占有的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都将化为泡影，他们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问题。
　　 难道真的有一种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王兆山之所以为王兆山？
　　 当然有！
　　 
　　 3.国家意志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切割
　　 
　　 美国政治哲学家莱斯利·里普森（1912-2000）写过一本名为《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的书，其中一章谈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形成、发展和它们的某些基本特征，很令人信服，我觉得他的论述有助于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下面我就借助里普森的观点简单概括一下我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条件。
　　 莱斯利·里普森认为二十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者在制度层面都表现为典型的极权主义寡头政治特征。寡头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寡头用宗教和世俗（革命）的方式将统治者与人民描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把统治者和根据统治者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等同于国家，从而建立起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反对统治者就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反对国家就是反对革命……这个逻辑成为了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
　　 当独裁者垄断政府权力的时候，统治者必然会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只是隶属于那个特权阶级的臣民。里普森特别指出，"我们在20世纪一党制国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什么意思呢？在一党专制的国家，统治者要渗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接管政府，取消一切有可能阻碍党的发展的制度设施，就像苏联共产党取消俄国杜马、墨索里尼废除内阁制一样；这些制度设施即使不被消灭，也会遭到阉割，就像希特勒允许帝国国会的存在一样，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为所谓"橡皮图章"一样。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只能变成党的附属物——成为党的附属物的国家必然枯萎，因为它被党的癌细胞的肆意扩散吞噬了。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级存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抗衡，正如我们亲身经历的那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境况，一种超级存在横亘在我们的存在之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图景，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你做的必须是国家允许和鼓励做的，非如此你就犯了大逆，我们的命运从最终意义上来说，除了国家意志的"安排"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这样一个"超国家"，当然需要一整套政治运作程序，包括政府机构、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上面说到过的国家意志管制。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十几年时间建立和完善了这套政治运作程序，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专制统治集团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经历了这场反人类的政治运动之后，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乃至于文化形态也就具有了极权主义的所有政治特征。改革开放有限度表面地消除和遮掩了极权主义政治中最反动的部分，其余的东西则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种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没有改变极权主义政治运作程序的情况下，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权力，在经济行为中有意染红资本主义最野蛮最黑暗的部分，对社会和民众的掠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猖獗，更加肆无忌惮。
　　 极权主义政体最典型的邪恶表现在于它假设当权者绝对优秀，永远正确。在这种狂妄信念支配下，它用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来代替人民的普遍福祉。极权主义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人格猥琐、道德低下的人麇集到统治集团周围，形成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精英集团，文化精英集团之类。
　　 尽管我不愿意，仍旧不得不指出，以余秋雨先生为标志的所谓"文化精英集团"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社会畸形发展导致的像磁铁一样把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人格猥琐、道德低下的人吸引到统治集团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个所谓"文化精英集团"的出现，决定了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
　　 里普森认为，极权主义统治是一种未经人民同意的统治，必须使用武力和特务手段（告密、监视、拘押）才能够维持其生存，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未能出其左右。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人数上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属于绝对少数，但是当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成为他们维护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当他们无所顾忌地对人民使用武力和特务手段的时候，最大多数的人民也就成为了最微弱人群，成为了被放牧、被宰割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以余秋雨为代表的那个麇集在统治集团周围的"文化精英集团"难道仅仅是"文化"的"精英集团"吗？他们难道仅仅具有"利益"的属性吗？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早已经成为了极权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特殊因子，即带有特务性质的集团的人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文化界代表人物（所有人——我这里说的是所有人，不是一部分，不是几个人，更不是某个人，是一个群体，一个集团）的丑恶表演——"批《武训传》"中连篇累牍的檄文，"反右派斗争"中的口诛笔伐，"大跃进运动"中所有那些造假文章，"三年自然灾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大量出笼的鼓吹阶级斗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美术作品，"中苏论战"期间慷慨激昂而又似是而非的理论喧嚷，"文化大革命"期间难以计数的怀念和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颠倒黑白的历史学专论，"评法批儒运动"中对历史的恣意凌辱和猥亵，改革开放以后对所谓"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讨，对流行歌曲乃至于人民着装进行干预的白纸黑字……桩桩件件，全部出自知识分子之手。
　　 这哪里还是什么文化行为？这分明是一个堕落群体自愿填写的卖身契约，是妓女身价的名牌，是白纸黑字写下的陷害同类的伪证，是对统治者效忠的誓言，是向专制者告密的文书，是作为文化帮凶看着主子脸色对道义与良知实施的血淋淋杀戮。
　　 在强大的国家意志管治下，极权主义政体转变了武装力量的职能，把本应当用来保护人民利益的武装力量用来保护统治阶级的安全，成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这样，不可避免最终将会建立起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警察国家。我们三十年代在法西斯德国看到过这种情形，五十年代在南美洲看到过这种情形，六十年代在非洲大陆看到过这种情形，七十年代在南亚看到过这种情形，八十年代末期之前在苏联和东欧看到过这种情形，当然，这更是我们全天候享受的"殊荣"，我们甚至无法做年代上的区分。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警察国家并不永远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剑拔弩张的状态，相反，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彼此相安无事，日子似乎过得很和谐，既没有罢工也没有游行，更没有反抗的枪声，这是因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统治者绝对有实力让被统治者接受这样一种默契：要么，你得到安全，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活着；要么，你争取自由，你将遭遇牢狱之灾，你不可能既得到鱼又得到熊掌，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去承受牢狱之灾呢？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全，放弃自由，这也是人的本能，这就等于默认了统治者为他们规定出来的生存状况。我们享受了六十年和谐生活，我们甚至对养活了我们的政府感恩戴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的。这是一种让人悲哀的状况。
　　 更让人悲哀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统治者不得不妥协向人民让利，人民的生活与以前相比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以后，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不是更强烈，反而会变得更加不那么迫切——历代统治者都熟知这个规律，所以，当一个社会被统治者掠夺到即将爆炸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仁政"和"王道"出来，强调所谓"亲民"、"爱民"、"安民"、"惠民"，适当收敛掠夺的手段，君主所谓"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左传·昭公三十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不过是为了"用民"，"利君"，是为了消泯人民中的愤懑，延缓冲突。统治者的这个招数在很多情况下是管用的，这也是历史的戏剧为什么总是反复上演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当知识分子们面临"要么安全，要么自由"的国家意志警告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信念有什么理由选择自由而不选择安全呢？没有信念也没有理由，没有。在极权主义状态下，个体对自由的追求通常意味着被排斥，被贬抑，甚至被逮捕，甚至失去生命，除非一些灵魂特别高洁的人，是没有人敢于如此安排自己命运的。一个灵魂平庸龌龊的人只能选择安全而放弃自由，只能被"改造"为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形态，于是，那些不断从官方获取名誉、地位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一些背离民众、背离理性与良知的人。
　　 二，当人民失去把"公民自由"作为生存第一要务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将会
　　 出现一种被我称之为"社会凝滞"的状态，在浅层表现为道德滑落、良知泯灭、人性扭曲，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社会丑行横行于世，这种状况将会对那些被豢养的文人产生极大的心理影响——不是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社会良知的责任，而是使他们在依仗国家权力为虎作伥的时候减轻了内心的罪恶感，变的愈发无形，愈发丑恶……这就是我在本节标题中表达的意思：国家意志完成了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最终切割，使这个群体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既得文化利益集团"。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这方面的佐证。特殊文化利益集团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的丑陋乃至于罪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即使在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的严酷统治之下，人民对于读书人的失望与怨恨也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真正是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对这种境况，真不知道该为之感到高兴呢，还是该为之感到沮丧？
　　 知识分子之所以不那么让人敬重，渊源于某种独特的文化，渊源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犹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的内心，它要改变和最终改变的是人性。恶源于恶，知识分子内心不断充盈起来的恶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某些人天生虚伪天生狡诈天生混蛋，那些恶只是极权主义之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皮毛之说"，可以这样表述："皮"的质地决定了"毛"的状态，"毛"是"皮"的表象。
　　 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就好来进一步谈论我们的"大师"了。
　　 
　　 4.毛之炫
　　 
　　 前几天我从网上读到余秋雨先生一篇问答体长文《无网生活又一年》（2009年2月10日）。如果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我也许仍旧固守原来的姿态，不对余秋雨先生说任何不恭敬的话，但是这篇文章首先让我从心底里对余先生不恭敬了起来，于是就想说一点儿什么，所以才有了写作此文的念头。
　　 余秋雨先生在这片文章中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使我产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呢？我还是引述原文，请读者明鉴。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的引述没有回避"问方"的话，在这篇很愉快的谈话中，我有理由认为"问方"的关注正是余先生所乐意回答的问题，否则这就不是愉快的谈话了，也不会变成文章来到我们眼前了；还有，黑体字是我标注出来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注意。
　　 下面是引述文字——
　　 
　　 ▼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领取"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新浪网等单位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为此，我接受了好几位北京、天津的记者的采访……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一起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奖，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又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
　　 ▼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问：今年获"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的，全国只评出十名，其中包括奥运会总导演张艺谋先生。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几本书证明。
　　 ▼问：据报道，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上海市教委为这个大师工作室授牌的时候，网上有几个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酸酸的妒嫉，读起来非常好玩。对此，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确实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
　　 ▼问：去年网上还议论过一件与您有关的小事：您出生的老家申请要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境外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但我想过多次，也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希望广大网友帮我出出主意。
　　 ▼问：2008年网上有关您的最大议论，是您在512地震之后发表过几篇谈话，其中一篇是含泪劝告请愿民众暂停请愿行动。那些民众是请愿要求惩治造成校舍倒塌的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您劝告他们在堰塞湖即将决堤的时刻先以大局为重，回帐篷休息，以后再作道理。对这件事，第一天有几个人攻击您是阻止请愿，不少网友没细看您的文章也跟着他们走了，但第二、第三天后绝大多数网友站到了您的一边。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台湾著名社会评论家南方朔先生高度评价您在这件事上"体现了高度的道德良知"。对此，您还有话要说吗？
　　 答：这个历时一天的网上风波，我当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就立即作出判断，网友多数是粗心的，网上生活多数是"标题生活"，因此特别容易受人挑唆，上当受骗。幸好，一天之后形势逆转，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了我。我的那两次谈话，有以下几个重点被人故意掩盖了，我需在这里重新加以说明。
　　 一，我在那篇博客谈话的一开头就指出，"校舍建造的质量，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是，我必须凭着良知把真相告诉请愿者：由于这次特大地震毁坏了绝大多数住房，而毁坏的程度又完全是无规则的（例如，一街之隔，毁坏的状况就完全不同），因此已经无法由倒塌的事实来惩处建筑承包商；二，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在现代，惩处建筑承包商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而法律必须依靠物证。因此，我在那篇谈话中郑重向有关方面提出，"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我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但我心里明白，在经过一次次大规模的翻挖抢救之后，这样的实物证据已经很难完整保存；三，我心里更明白，这些为数不多的请愿民众，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跪在那里，其实也知道已经很难取证论罪，也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在以一种最哀伤的方式继续着一种悼念。他们是一群需要获得精神救助的心理受灾人，从医学上也应该阻断他们的这种沉溺。但是，我当时又无法对他们本人这么说，因此只能从大局出发来引导他们走出精神陷阱。这样的劝告，当然是含泪的了；四，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那几天堰塞湖的问题极其凶险，直接威胁着几十万人的生命，大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国内外民众都心悬一线，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跪在那里了。
事实证明，很多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民众也像我一样去劝告了，效果很好。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在网上反对我劝告的文人，到底认为应该怎么做？是让这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那又要跪到什么时候？市长已经与他们跪在一起了，难道一定要他们跪到法庭开庭？而且，我还要问这些文人：你们认为法院应该如何惩处建筑商和相关责任者？把所有倒塌房子的建筑商都抓起来吗？那么，那些坚固无比却也轰然倒塌的大工厂又怎么算？我觉得，这些文人是想利用可怜的家长做政治文章，这对这些家长来说实在是一种强加，很不道德。
　　 ▼问：您当时在灾区现场的讲述，四川电视台一再重播，我都仔细看了。后来，您又从灾区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民众讲述，又通过香港凤凰卫视向世界华人讲述，影响巨大，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大灾难中的精神责任。反对您讲话的人，就是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
　　 ▼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全国人民都在救灾、默哀、劝慰、互助，他们这几个人的人却一直在说反话，泼凉水，声称要"保持距离"。他们一不捐款，二不到灾区，只热衷于在海外媒体上"妖魔化中国"，一会儿说"这次大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一会儿说"地震预报被隐瞒"，一会儿说"死亡人数被隐瞒"，一会儿说"地震捐款被贪污"，一会儿说"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到最后，居然造谣说，"余秋雨阻止了民众请愿"，实在是无可理喻。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也应该挑一个别的时间呀，怎么偏偏挑中了十三亿人大悲恸、大救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他们摸着良心比一比，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救援工作，与中国相比怎么样？我亲自到新奥尔良考察过，我劝他们也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请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在海外媒体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
　　 
　　 谁都能够看出来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要传达什么信息。
　　 我不认为这里传达的是某个人的信息，它传达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心理
　　 信息，一个既得利益文化集团的心理信息。我看到的不是一根而是很多根油光锃亮的毛惬意地摇晃着，炫耀着，因为它们知道它所依附的皮仍旧坚韧，它们不认为这个事实会改变，它们知道自己目前享有的一切究竟源于何处，它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大师，有理由为自己得到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在那样多的知识分子中间，只有它们得到了那么多国家荣誉，只有它们受到国家宣传机器如此的青睐和喝彩，只有它们得到长久占有国家意识形态讲坛的特权，只有它们成为被很多人尊敬和赞赏的明星和偶像。
　　 两相比较，那些选择了"自由"而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思想者，那些离经叛道地进行什么"面诤"的傻瓜，那些很不聪明地"与朝廷相忤者"，那些"天下无道则忍"的人，一个个日子过得栖栖遑遑，整个人生无臭无味，有的甚至不为人知地遭遇牢狱之灾……不全部是极为愚蠢的人么？愚蠢的人有愚蠢的人的去处，聪明人自然有聪明人的结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余秋雨和王兆山两位先生也许会说，我们怎样活着怎样做事情是我们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活得滋润活得风光那是我们的造化，你想活得滋润活得风光你有这个本事么？你信奉"自由"、信奉"民主"，不是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枯杨"、"黄土陇头埋白骨"的结局么？我"食王爵禄报王恩"，"择膏梁"，"紫蟒长"，最终"金满箱，银满箱"，"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碍着你什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没碍着我们什么，我们也没怎么，说说而已。
　　 
　　 5.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
　　 
　　 我注意到了汹涌在网上的鞭挞和揶揄余秋雨先生和王兆山副主席的文字（今天我还看到有人沿用余先生《含泪劝告灾民》文体拟写《含泪劝告"新星"号失踪者家属》），说实在的，我比当事人还紧张，觉得那些文字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我非常担心地想：如果被鞭挞和揶揄的人尚有羞耻之心，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两位同时或两位中的一位自杀也未可知。但是，我随后就发现事情并非如同我想象的那样严重，没有人自杀，也没有人因此茶饭不进，日子过不下去，相反，从余先生这篇《无网生活又一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完全没有羞耻之心、既不知道自省又不愿意忏悔的人的怨恨。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网上那些"遭报应"之类的妄谈一钱不值，你用这个吓唬不了大师——人家既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既不相信前世也不相信来生，你去"报应"谁？当这些人坐拥显赫地位、利益和名声的时候，什么道德的审判，人民的清算，都是一些没用的劳什子。
　　 我们当然可以慨叹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害怕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也仅仅是一句慨叹，人家有人家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使他们刀枪不入，固若金汤——他们清楚地知道，是国家力量守护着他们，即使缺德缺到了家，即使他们往灾民的心灵伤口上一把又一把地撒盐，"灾民"拿他们也莫可奈何——这里仅仅是"劝告"，而且是"含泪"的，如果哪一天余秋雨先生偷看到国家脸色愠怒，于是也突然生气，开口骂你八辈祖宗，一巴掌把你打得顺着嘴角流血，一脚把你踹倒在地震废墟里，你又能怎么样？
　　 你看得到什么东西站在他身后，你知道有一种毁灭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对你虎视眈眈，除非你甘愿做一个人事不知的猪狗，去好好享受你的"存栏权"，并且哼哼唧唧说自己很和谐很幸福，否则，余秋雨、王兆山们就把你给治了，还犯得上主人动手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绝对不像字面上那么轻松，它每一个字都沾着高尚者的鲜血，每一个字都沾着被高尚者呵护的人的眼泪。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话语比这20个字更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历史与现实。
　　 所以，尽管前面已经有了表述，在这里我还想换一种说法，进一步概括我想表达的意思：一定要看到，卑鄙者是倚仗卑鄙的国家意志而卑鄙，因此这种卑鄙就绝不简单是个人道德问题，在宏观意义上它甚至与个人的道德状态无关，它仅仅是病变了的社会肌体的一个部分，就像癌瘤是人的肌体的一部分，而癌细胞又是癌瘤的一部分一样。它们从人的健康肌体中汲取营养，反过来又侵蚀和毒害健康肌体，癌细胞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文化精英集团"又是癌细胞中极为凶恶的一种，它所造成的社会溃烂至今没有引起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或许是因为没有溃变为癌细胞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太少之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所以，寄望于道德的审判使非道德向道德转化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无法用推拿按摩的手法使其起死回生，只要道路在，你就无法制止那些人向那里狂奔，哪怕前面就是死亡的终点。
　　 真的没有办法了么？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想，读者读到这句话一定很沮丧，甚至很生气："陈行之，你这个人不地道，说来说去，你总得让人相信未来还有一点儿光亮吧？缺德的人就永远风光下去了？竟然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宗教的审判。
　　 中国有宗教吗？有。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上帝，不是佛陀，也不是真主，而是历史——基督教信托于上帝的东西，佛教信托于佛陀的东西，伊斯兰教信托于真主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是信托给历史的，他们把褒扬正义、惩治罪恶的全部愿望都寄托给了历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还是来看社会发展规律。
　　 我很欣赏美国欧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这本书，虽然将近20年以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使福山某些观点显得偏颇，但是他谈论历史和现实的方式，我认为是好的。历史是历史的历史，现实是现实的现实，作为历史和现实的延续，必然会有缘于历史和现实的未来，犹如生物学的一个链条：在土壤、空气、水和树木、枝叶、花朵之后，必然会有果实。
　　 我们不说终结，只说果实。
　　 莱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中是这样谈论"果实"的：任何非民主的极权主义者最终都会陷入绝境——当人民认为一部分人依仗国家权力贪得无厌，挥霍无度，而人民完全被剥夺、被凌辱之时，尽管军队、警察和监狱都在"国家"手中，人民仍旧会将生死置之度外，奋起进行反抗。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巨变清楚地表明，那些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国家溃解的根源在于它们自身罪孽深重，不是人民，而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依附在特殊利益集团身上的文化精英集团——摧毁了它们，特殊利益集团和它们的附庸才是一个国家最为凶恶的敌人。
　　 这就是历史之果，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它迟早要来，你只要种下种子，你就能够看到幼芽，你只要看到幼芽就能够看到枝叶，看到花朵，当然，你也就必将收获到果实。对于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果实当然是苦涩的，而对于人民来说，却是遍尝了苦涩之后享受到的甘甜——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在为此奋斗，而这些人目前正在被余秋雨们嘲讽，正在被他们"含泪劝告"。
　　 当历史无可阻挡，腐朽的国家机器溃解为一堆废铜烂铁的时候，"文化精英集团"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于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具体到余秋雨先生以及王兆山者流，可以肯定他们将连粪便也不是了，无臭无味，一抹烟尘而已，屹立在祖国大地上的将是那些被他们侮辱过的人，是那些并非"精英"的人，是用一腔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的人。
　　 
　　 2009-2-22

——读者推荐

王德邦：留存历史，期待真相——八九民主运动反思

Posted: 22 May 2014 11:47 PM PDT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至今已经二十五周年。那场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可以说仍然有着许多待解之谜。作为当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二十五来我一直在思考、求索其中的原委。随着一些偶然的机缘，我有幸了解到那场运动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或者为外界所忽视的细节，这对拆解那场运动的谜团无疑会提供某种帮助。虽然现在将这些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会给自己或相关人带来麻烦，甚至会有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危险，这也是我多年来有所顾忌的原因，但面对当年长卧于长安街头的英灵，面对那些失去孩子而苦苦企盼讨还公道的母亲的眼睛，以及近年来不断传出"六四"难属带着遗恨离世甚至自杀的噩耗，我实在没有再等待下去的理由了。我今天将这些深藏于心的材料公之于众，就是为了给明天调查"六四"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解开历史谜团，提供几点资鉴。

一、1989年4月22日长沙打砸抢事件黑幕

经历过1989年春夏那场民主运动的人士一定记得，4月22日是中共前总书记，体制内开明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先生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日子。当时，北京十几万大学生于4月21日晚上在北京师范大学聚集，随后前往天安门前送别胡耀邦先生。

经过几十里步行赶到天安门前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候一夜后，井然有序地等待相隔咫尺的人民大会堂中追悼会召开。虽然学生向当局提出派代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要求被拒绝，学生中的三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东台阶跪递请愿书被无视，但学生始终保持着克制，没有出现什么混乱。大家噙着泪水在天安门默默送别了心中敬仰的胡耀邦先生。

然而，远在千里外的长沙，4月22日当天却发生了罕见的打砸抢烧事件。这件事如果仅仅是地方一般社会性骚乱事件，那也就罢了，但当时全国各大媒体连日作为重大新闻的报道，显示着这不是件一般性的事件。各种报道也一再在将这件骚乱与纪念耀邦活动建立起联系，并且事实上后来成为将八九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甚至暴乱的一种最早的证据。

让人奇怪的是，1989年4月22日后对长沙骚乱事件广泛报道的消息，现在到网络上搜索几乎难觅踪迹，除了下面这则简之又简的《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中还保持的一点记录，别的就再也找不到了。具体记录是如下两句话："
湖南电视台与省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事件的发生与平息作了及时、准确、连续的报道，对于制止动乱，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图为记者在火车站采访被歹徒打伤的过路旅客。""1989年4月22日;
长沙发生震惊全国的'4•22'打砸抢事件"。（http://elib.cnki.net/grid2008/detailcyfd.aspx?DBName=CYFD2007&FileName=N2007010033000020）

当年那么高密度大范围报道的长沙"4.22"打砸抢烧事件，怎么今天难觅踪影？这本身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当年因为没有互联网，但为什么当年那些所谓"平暴"社论与报道却至今仍铺天盖地充斥于网络？而"长沙事件"作为当年定性八九民主运动为"动乱"的最早证据（甚至"4.26社论也直指"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并以此作为将纪念活动定性动乱的重要依据。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vz5JCXEjH4O1Ka-SUm3kZ5ddn-HBFE6cMt2Rm7zTj6zHz8j2mlbLmtssFQWCcJ0v-Zt9l27fkKgRpACrzC4F_）却如此无声地藏匿起来，其中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原由？对于北京纪念耀邦活动的井然有序与长沙暴发的打砸抢烧究竟有什么联系？怎么会将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并且还作为八九动乱的证据，这其中意味着什么？说实在的，当年我就对此心存疑惑，但苦于没有任何第一手材料，更无法前往实地深入调查，而只能搁置于心。

带着这份疑惑，在时过19年后的2008年8月，我到长沙巧遇一位当地市民（由于特殊原因，在此请原谅我隐去他的姓名，但我随时可以找到此人出来就此作证），在吃饭闲聊时，谈起了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当时该先生说出一段让我极为震惊的往事。

该先生说：1989年4月22日，我在长沙火车站对面大街，就是当天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的那条街，正好碰到一个在那街开皮鞋门店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他店前聊起天来。这时忽然有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手上拧着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东西，匆匆从街前赶过，其中一位约30岁左右的男人还将正在聊天的我的朋友碰了一下，于是我们就问那人如此匆忙要干么去？那人停下应和了我们几句，回头又快步赶向他们一同来的人。过了一会，忽然前面出现骚动，传来有人抢劫、打砸商店的叫喊声。于是我就跟开店朋友想马上关门避祸，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掩上门，一批身手敏捷，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人冲入了店来，抢走了一些皮鞋，打砸了几下，就很快向其他店面冲去。让我们惊奇的是，那群人中就有刚才路过我们店面而顺便答了几句的那位。如果说这是匆忙瞬间可能看走眼的话。那么接下去的一幕让我更惊讶。

由于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很快大街两端被赶来的警察封锁，街上的人全部被分别带到附近的一些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中。我与开店朋友也被带到了一个派出所中。当我们在派出所院中等待作笔录时，我发现在街上碰到的那位黑衣男子，只是此时那人已经换了便装。过了一会笔录时，我亲眼见那人居然是问话的警察。于是我当场就问他怎么会在这里？那人当时也似有点吃惊，但马上说是来找一个朋友，说着就出去了，一会进来另一名问话警察。几小时后我被释放出来，对那个黑衣人的疑团让我久久不得其解，于是随后几天我借故几次到那派出所中去，果然又不止一次见到那人，虽然多半见他穿着便衣，但也碰到过他穿警服的一次。我还从侧面问过别人，得到那人就是该处警察，且还是个什么小头目的答复。

过后回忆4月22日那天在街头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感觉是早有准备且重在造势的一次骚乱，那天抢劫其实只是一些街头混混侵乱所为，而冲击店面，打砸物品那批主要闹事的人，显然行动目标并不在物品上，而在造出声势上，因为他们快速扫荡破坏那些铺面，并没有以劫掠物品为目的。而烧了几间门店，也肯定是有人事先带去了燃烧物，如汽油等。我就怀疑当时我与朋友碰到的那几位黑衣人手上提的塑料袋中是燃烧物品，否则不会那么轻易将一些鞋子当街引燃而不能轻易扑灭。另外当然碰巧我又遇到了其中一位参与打砸抢烧者，而他居然是位警察。

听到该先生陈述此情况，我反复追问了他对那位警察身份的认定情况。该先生极其肯定自己的结论，并且说自己近二十年来也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警察要穿便衣制造这么桩事件？但反复思考后的结论就是：要为八九镇压制造口实！然而，问题是4月22日难道就有人预见到后来事态的演化？就为后来镇压作着准备了？对此我显然是不能认同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那种未卜先知者。但是在经过多年，我反复回顾琢磨后，渐渐认识到长沙事件里面蕴含黑幕远比为八九定性与镇压提供口实要深且暗。

二、6月2日、3日北京街头异象

八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当年6月2日、3日，我在北师大接到几次从天安门回去的同学反映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的情况。他们说，2号、3号都有从人民大会堂涌出的大批武警，但遭到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与市民的围堵，武警只好集中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或墙边。让人奇怪的是，围堵武警的那些学生与市民中，有背着黄布包身穿白衬衫的不象普通市民的人，这些人包中居然放着石头，且常乘学生市民与武警对峙出现骚动时，偷偷从人群中乘乱向武警扔击石头。听到这个情况，我当然非常警觉，感到事态要激化扩大，但苦于当时学生市民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没有什么有效的机构能协调大家行动。后来我找到学校自治会中一名年岁较大，在部队工作过的同学谈起这个情况，他说基本可以肯定那些背包的是军人，他们换装成市民，混在人群中攻击武警，制造冲突，激化矛盾，为可能到来的镇压提供依据。因为，一般市民不会背那种黄布包，那基本是军人使用的包，另外一般学生市民不会事先在包中准备石头，那显然是有备而来。还有这种情况不是偶然一次或一人，而是出现多次与多人，这都显示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一种行动。听着该同学的分析，我深感与自己的猜测吻合，于是心中更为焦虑。

同样让我震惊的还有，6月2日、3日，先后在北京多地出现军人开车拉武器入城，在遭到市民与学生拦截后，主动弃车而走，将武器遗留在车上，任由市民学生处置。这种情况显然与军人行为准则极不相符。好在市民学生当时高度自觉自律，出现主动将军车保护起来，等待警察前去处置的极其和平理性情况。这种主动遗弃枪支情况，其中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虽然仍难以准确解答，但过后从所谓平暴的各种报道上，反复看到说市民学生拦截抢夺武器的说词，相信这客观上是在为定性暴乱凑证据。

三、装甲车中烧死军人的真相

随着"六四屠杀"，北京高校陷入恐怖之中，我在学校几位自治会同仁的建议下于6月5日离开学校前往军博附近的一老乡家暂避。由于老乡家住的是集体式楼房，就是一层有很多单间，有家属的一户就住一间，楼层有过道相通，每层共用厕所、水房的那种。6月6日晚上新闻联播时，整个楼层关注北京事态的住户都挤到一家有彩电的房中看新闻，这可能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牵动神经的事。当新闻中播出烧死装甲车中6名军人时，在场观看的四五个人当场就议论纷纷，说那明明是装甲车6月4日凌晨跑得太快，也跑得太远，机体发热，在长安街军博附近（但奇怪的是后来我查资料报道说是在翠微路口，那显然与当时在场看到的人所说地点有出入。当然不排除有关方面故意变换地点，以避开民众对此的质疑）撞到了街边上的铁架栏杆，冲上了街边的隔离墙，结果一下翻了过来，军人无法及时爬出来，车就因发热渗油而自动燃烧，将困在里面的几人烧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都表示当时几人就在相隔十几米的现场，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一下变成了新闻中暴徒将军人烧死事件？大家议论着，都很气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住户都是军队转业人员，他们对军械装备其实很熟，又恰巧就在现场。据他们说当时在现场亲眼看到这个情况的有上百人。

另外，当年6月6日后，新闻联播中一再播出长安街头大批军车被焚烧的镜头，也遭到在场观看新闻人员的质疑，其中有几个人均表示自己前两天都路过长安街（因为他们就住在长安街边上，到长安街也就是百十来米，每日生活工作均需路过长安街），亲眼看到军人将停靠在街头的车烧毁。当时他们还以为是军车报废了的处理方式，但没想到成为新闻里市民学生烧车的证据。

四、黑爪微痕，鬼影重重

八九民主运动无论是在进行当中还是在之后多年，有几方面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其一、"4.26社论"为什么要出台？我作为当时大学生，非常真切地感到学生因为纪念耀邦递交请愿遭拒而引起的气愤，其实到4月24日、25日后已渐趋平息，虽然有人呼吁起来罢课，但应者不多，只有极少数平日也不上课的人在以罢课为名而已。随着学生情绪慢慢宣泄，只要再过几天，让负责学生工作的班主任动员一下，学校完全恢复正常教学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诡异的是，就是在这学校正在逐步恢复正常教学关口，忽然出台了个"4.26社论"，这将原本平息的事态一下激化到极点，直接导致"4.27大游行"及之后的大罢课，乃至最后整个事态演化。
为什么在这种关口出台这种完全点火式的社论？难道统治集团中竟缺少基本对民情的研判而作出这种愚蠢的事？当然事情不是个愚蠢所能表达的，其中黑幕远超乎想像。

其二、赵紫阳先生访朝回来后，借五四接待世行代表讲话中肯定了学生诉求，并且已经间接对"4.26社论"作出纠正。这时学生情绪又得到平复，事态转向缓和。如果当时采取一些切实的对话措施，针对社会问题作出些改进规划，学校会很快恢复正常教学，社会秩序不会出现什么动荡。但奇怪的是，说好的对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延。多年后从赵紫阳及八九过来的体制内人回忆文章中获悉，赵紫阳想出来对话，但遭遇体制内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止，使这一政民互动无法成行。这种阻止事实就是在不断给学生情绪上浇油，火头上添柴。学生终于在忍无可忍下走向了绝食。绝食直接理由就是为了促成对话。中共体制内顽固势力终于成功地将学生逼上了广场。为什么顽固势力要如此苦心孤诣地激化学生，使完全可能有多次将事态平息的机会搁置，而一再将正待平复的事态推向高潮，进而屡屡使学生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

其三、戒严究竟是针对谁？学生的绝食的确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使全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事情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尤其在绝食进入一周的生命危险期时，高校自治会已经一再出面协调学生主动停止绝食。到5月19日真正在广场绝食的学生其实并不多了。而就在此时，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进城。整个事态终于进入极度激化对抗状态了。对于这次戒严，我后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针对学生而来，而是针对体制内改革力量而来，是为清除体制内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开明进步变革力量而戒严。

其四、清场究竟是不是最后之路？我身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到运动后期其实坚守在学校的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同学。我作为北师大代表几次出席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我本人强烈要求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同时在会上从5月22日后，这种撤的观点就逐步占了上风，到5月26日在北大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上，撤的观点应该说已经达到绝对优势，剩下的是如何逐步撤出，对此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各自协调作准备，初步思路是逐步先将北京高校学生撤出，外来学生再通过北京高校先作几日安顿，接下去再安排各自返回地方。这种撤的思路已经在自治会安排下逐步落实，虽然面对很多困难，但自治会中对撤已基本无什么争议了。在此情况下，只要假以日期，随着暑假临近，自动撤离出天安门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运动中最早冒出，以激进取得一时掌声的人正逐步被边沿化，运动向理性回归中。

就在这生死关口，从6月初开始，北京许多地方出现异动，那些军人好象失去耐心（当然过后了解到那是接到命令），不断与围堵他们市民与学生产生摩擦，进而出现前面讲到的人民大会堂前武警遭到混入民众中一些人的石头攻击。矛盾在激化，事态在恶化。这一切都显示有一股势力在阻止学生平稳撤离，或者准备在学生撤离前下手。究竟是什么鬼怪在背后促成流血事件？

八九民主运动中如此种种诡异现象，实在远远超出了其所表现出的内涵，作为当年身处其中的学生，我深感整个运动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向前，每每到学生准备停竭时，就会出来一些激化事态的东西。至今回想起从4.22长沙鬼异的打砸抢烧事件，到4.26社论，到阻止对话，到宣布戒严，直至清场，整个事态演进似乎都被一只魔掌按照剧本一幕幕往高潮推。

五、对八九民主运动的理解

从上面这些疑点重重的细节中，在经过二十五年来的观察与反思后，我的看法是：

一、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而言是因悼念胡耀邦而自发产生出来的，以反对官僚腐败，要求民主与人权，捍卫改革路径为目标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采取的方式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二、对政治与历史而言，八九事变则是一场被有组织有预谋的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阴谋操控、利用，来作为颠覆政治改革、清除体制内改革势力的政变。从4.22长沙打砸抢烧事件，到4.26社论，到戒严，最后到清场，中共体制内顽固反动势力一步步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进抹黑为动乱，与此同时，顽固反动势力在体制内一步步成功地将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进步势力边缘化，最后达到完全篡夺权力，将改革势力清除出场的目的。所以，对八九民主运动的镇压具有双重性：对外是统治集团顽固反动势力对民间改革呼声的镇压；对内是统治集团顽固反动势力对权力系统内改革开明派的大清洗、大围剿。通过这场镇压，中国统治集团中断了从文革之后反思而开启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走上了缺失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改革，实现了权力集团化与私有化，对社会资源在假改革名义下完成由权力占用到权力占有，也即现实由革命名义的抢夺，到以改革名义的瓜分过程，进而导致中国社会价值崩溃，腐败泛滥，权贵肆虐，官民对峙，贫富割裂，资源枯竭，环境毁弃，社会矛盾激化，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危机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对民间改革呼求的镇压与对权力体系内开明改革势力的清剿对中华民族深远的灾难性后果随着25年来的历程已昭然若揭。

三、因胡耀邦猝然离世而引起的八九民主运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如果没有八九运动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也将对改革开明势力进行颠覆、清剿，这确是历史的必然性。最近几年，许多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胡赵改革派人物通过出版各种回忆录，已经陆续披露出当年胡赵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与压力。从各种迹象来看，纵使没有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民主运动，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反动势力也必将以另外的形式来对改革进行政变。因为胡赵推行的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已经大大伤及一些权贵的利益，他们殊死保权是早晚的事。实事上，从胡耀邦被推下台，就已经开始了顽固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到两年后胡耀邦去世，统治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更是借机起事，实现他们阻止改革，颠覆权力，清剿开明势力的目的。如此一来，我们对上面所看到的八九运动中出现的那些吊诡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从4.22长沙事件，事实上顽固反动势力就已经在制造事端，为政变与镇压着手准备。假使没有后来更进一步的民主运动，顽固反动势力也会沿着长沙事件的路径一路追杀改革开明势力的。至于后来4.26社论，戒严清场，那就更是顽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将学生架上火坑，来为政变寻机觅隙，赢得最后剿灭改革势力的目的。所以八九运动是个偶然，而顽固反动势力镇压改革却是个必然，只是表现形势借用了八九民主运动而已。对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若无八九运动中国社会改革就会持续，中国社会灾难就会中止。中共体制内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之战不在八九，就会在九0，不在九0，就会在九一，那几年必有一场生死之战，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四、那些在八九运动中露出的魔爪鬼影是否是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的统一布局，即是否有个中央集团统一操纵？对这种质疑显然没有充足证据的支持。对于如何解释这种怪异现象？我更相信这是种体制性对改革的反叛。出现长沙那种骚乱事件，事实完全可以因为一个长沙市长或市委书记，或者湖南公安厅、安全厅某头领因仇视改革伤及自己利益而操纵下属制造出事端，这种事端并不大，但可以将影响上纲上线，可以嫁祸于纪念胡耀邦的改革势力，从而达到呼应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之目的，进而捆绑政府，促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向。而4.26社论的出台，当然那是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直接操盘，而借用长沙事件作说词，也证实了顽固势力的互相呼应与心照不宣。所以长沙事件，我不认为是中央在操控，但显然为中央顽固势力所借用，因而是给中央顽固反动势力下手倒胡赵送的大礼。但之后4.26社论与戒严清场，那就是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对改革开明势力的直接围剿与镇压。

五、今天中国反腐事实也极其类似于八九当年的形势，反腐力量就类同于八九前的胡赵改革派，而贪腐集团（权贵利益集团）就类同于八九前体制内的顽固反动势力。这些贪腐集团抵制、反叛反腐是其天然本性，这种反叛渗透在他们每个毛孔中。正如八九之前顽固反动势力无法直接反对改革一样，今天贪腐集团也无法直接反对反腐，但事实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抵制抗拒反腐，无时无刻不在切齿痛恨反腐，因为反腐就是夺他们的权，割他们的肉，夺他们的命，就是置他们于死地，他们不反抗那是绝无可能的。应该说贪腐集团现在无不在磨刀霍霍，寻机反扑。中国贪腐集团现在最期待的是中国大乱，大乱可以以保权的名义抱团专权，可以以保权的名义迫使权力集团中反腐派中止反腐而一致对付民间。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贪腐集团也可以在天下大乱中自己脱身外逃，避免被追讨。所以目前殷切期待中国大乱的是中国的贪腐集团，大乱就是救他们的权，就是救他们的命。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今日社会发生的各种激化社会矛盾的抓捕行动应该是他们所为，至少客观上正符合了贪腐集团搞乱社会的目的，而那些暴力恐怖事件背后虽目前无明确证据证明是贪腐集团所为，但肯定有他们殷切的期待。所以中国今日以反腐为契机的斗争，事实是一场类同于八九改革与反改革的战争。当此历史关头，中国何去何从，的确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冷静思考面对。

2014年5月8日

——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0253

尹曙生：毛泽东的鼓励使镇反死者超三大战役

Posted: 22 May 2014 11:58 PM PDT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原题：《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中共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14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5月10日至15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5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6、7 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5月10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1958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9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 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进入5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 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数量的75%，按 712000人计算，即有543000多人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从"双十"指示下发起，有一个传达贯彻、组织实施的过程，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2、3、4、5四个月，在1951年1月份之前只捕、杀了少数人，6、7、8、9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 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 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 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 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 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 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5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15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30万人—笔者），"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 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 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天安門民主大學關於《星島日報》歪曲報導的聲明

Posted: 22 May 2014 11:24 PM PDT

2014年5月17日，《星島日報》拋出一篇所謂的"報導"，涉及本校開學典禮舉行地點，並試圖以子虛烏有的"非議"來否認六四大屠殺。鑒于《星島日報》複雜的背景，該"報導"所釋放的信息不能不令人警覺，本校特發表以下看法。

  《星島日報》在冠以「官方圖書館『六四』紀念掀爭議」顯著標題的"報導"中寫道："三藩市總圖書館下月連同'天安門民主大學'及'北加州香港會'，舉辦三項'六四'紀念活動，包括推動民主主義的網絡大學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由曾目睹'六四事件'發生的美國留學生賽頌非（Valerie Samson）《我愛北京天安門》放映會、及'勿忘六四'圖片面板展覽。""身為官方機構的總圖書館，在網站上以'六四大屠殺'形容'六四事件'，並舉辦政治立場鮮明的'勿忘六四'活動，惹來了非議。"（詳見附後鏈接）

  是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將於6月1日下午一點半在三藩市總圖書館舉行開學典禮，此外，"勿忘六四"圖片展等活動也將在該館舉行。星島日報稱這些活動惹來非議，傳遞的信息是，有人反對三藩市總圖書館舉行這樣的活動，有人認爲"六四大屠殺"是不存在的，只有中共官方所謂的"六四事件"。

  然而，就我們所知，三藩市總圖書館同意與天安門民主大學、北加州香港會舉行上述活動，並沒有惹來什麼非議。事實是：去年六四,北加州香港會和三藩市列治文圖書分館聯合舉辦了同樣的六四面板圖片展覽；五年前的六四,總圖書館也放映了同一部六四紀錄片"我愛北京天安門",如真有爭議,還會等到現在嗎? 看來星島不是歪曲事實就是自己創造了爭議。星島日報全篇"報導"也並無一處提到究竟是誰有何非議，成為典型的"無稽之談"、"空穴來風"； 而且，竟然不敢按獨立新聞報導的慣例列明記者名字，而是按照中共官方宣傳的習慣只以"本報記者報導"蒙混過關，也成為"作賊心虛"的現代範例。對於《星島日報》及其記者如此低下的專業素養，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在"六四"25週年之際舉行上述活動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25年來，世界上所有尊重事實、誠實正直的人，都認定1989年「六四」中共軍隊大肆屠殺和平示威者的事實，並為之悲憤不已。誕生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天安門民主大學，25年之後在異國他鄉重建、復校，本身就是那場屠殺的一個見證。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外，那就是進行屠殺的中共。它不僅否認曾進行過屠殺，不允許人們談論"六四"，還開動它們掌握和收買的海內外種種宣傳機器混淆視聽，試圖掩蓋自己的滔天罪孽、抹去人們的歷史記憶。對於《星島日報》記者被迫低下的職業道德，我們深表同情。

  我們注意到，《星島日報》及其記者的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並非一直如此低下。25年前，星島日報自己曾積極報導過六四大屠殺。茲列舉其中1989年6月4日、5日幾篇報導的標題：「血洗北京城」、「北京死傷數萬」、「共軍悍然血洗天安門」、「共軍血洗天安門千人死亡」，等等（詳見附後鏈接）。

  然而，隨著中共外宣計劃的推進，事情這些年發生了變化。星島日報有新聞報導的自由，有發表不同觀點的自由。但是，它應該遵守新聞報導規範，不能把隨意的捏造或子虛烏有的臆想當作"新聞報導"的事實。我們殷切希望今天的《星島日報》及其記者們鼓足勇氣，好好向其前輩學習如何提昇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

  我們提醒讀者注意該報已經發生變化的複雜背景，注意它是否已經喪失了新聞報導的中立與獨立性，究竟是在報導還是在寫中共授意的評論，分辨它是在從事正常的新聞報導，還是在傳遞北京的聲音，作爲中共官方宣傳喉舌的海外延

  同時，我們還希望人們注意，這是否是北京營造輿論、向我們的合作者三藩市總圖書館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以阻礙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和"勿忘六四"等活動的順利舉辦。希望廣大讀者屆時以實際行動（去舊金山總圖書館參加我們的開學典禮，或到這裡觀看實況轉播：http://tiny.cc/tu61），來表達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思，和對中國民主大業的支持。謝謝大家。

天安門民主大學校務委員會(http://www.tiananmenuniv.net)

2014年5月22日

 

附件：

1.  2014-5-17星島日報「官方圖書館『六四』紀念掀爭議　三藩市市長辦公室：『與市長辦無關』」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dE96X3ZUOHZrVjQ 同一"報導"的網絡版：http://www.singtaousa.com/051714/sf01.php

2.  1989-6-4星島日報「共軍血洗天安門千人死亡」：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Tm5Hc0dRM1lVZnc/edit

3.  1989-6-4星島晚報「血洗北京城死傷者逾萬」：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UWt0aGFuM2xhVFE/edit

4.  1989-6-5星島日報「北京死傷數萬」：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R05Kb2hRZUM0dFk/edit

5.  六四淩晨六部口坦克壓死撤退學生的照片（星島日報：《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香港：1989年7月第二次版，第140-1頁）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WVgtVi0yeWg2Mjg/edit

6.   星島日報《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圖片册封面，香港：1989年7月第二次版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4tOTvihXybYaXRZOE4wYmlYMTQ/edit

傅希秋在国会为中国宗教自由遭到严重侵犯而作证

Posted: 22 May 2014 11:16 PM PDT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4年5月22日

华盛顿DC报道： 今天上午10点，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所属"非洲、全球卫生、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在国会瑞本大厦2200房间举行关于"保护宗教自由"的听证会。美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多名资深人士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为国际上众多存在严重的宗教迫害的国家和地区作证。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他着重从几方面如：中国的宗教自由形势自去年以来急剧退步、家庭教会受到全面打压、三自教会的空间受到空前限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发等方面为中共政权加紧实施宗教限制政策和宗教迫害行为而作证，希望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立即发出响亮的声音，制止或干预中共当局正在实施的全国范围的宗教迫害行动。并敦促中共政府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遵守国际法中关于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公约，立即停止愈演愈烈的对于家庭教会的打压和逼迫。

下面是傅牧师的书面证词：


中共政权全面打压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宗教自由形势急剧恶化

尊敬的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国会领袖和议员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年以来，中共政权加大了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打压和逼迫。即使是在政府登记注册的"三自教会"，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和全面的限制。从四月份开始，中共浙江省委部署并实施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强拆所谓的违章建设教堂，强制拆除教堂十字架，并强制家庭教会停止所谓的"非法聚会"，引发了中国各地基督徒和全世界基督徒的关注和愤怒。中共浙江政权实施的对基督教会的严厉整肃行动已经开始向其它省份蔓延，据对华援助协会统计：北京市、广东省、贵州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陕西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已经全面开展整肃家庭教会的行动。地方公安部门、宗教管理部门和地方行政机关取缔家庭教会的聚会点、没收圣经和宗教书籍、没收教会财产等，甚至对牧师和传道人实施行政拘留等处罚。中共当局还对一些教会和地方政府的冲突采取刑事化处理方式，以刑事罪抓捕和判决教会成员。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宗教迫害更加严重，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打压和强制转化也未停止。习近平执政以来特别在最近的半年内，中国宗教自由的政策大大退步。面对中国急剧恶化的宗教自由形势，急需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迅速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方式向中共领导人传递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和不安，敦促中共政府切实履行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迅速停止对各类宗教群体的迫害，保障中国人民有依法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一： 中共政权今年全面实施对基督教信仰的限制，加大力度试图钳制乃至消灭家庭教会

1：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或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打压
北京市守望教会继续在绝望中抗争。2014年的5月4日，是守望教会进入户外敬拜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今年的第16个主日。当日，有30位弟兄姊妹因参加户外敬拜而被公安机关强行带走并短暂拘押。其中陈佑伟弟兄、兰小方弟兄和代丽樱姊妹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五天。金天明牧师和教会其他几位长老继续被软禁在家里。中共当局对守望教会的持续打压就是想通过彻底打垮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从而为全国各地政府打压家庭教会树立一个标杆，并起到震慑其它家庭教会的目的。因此，北京官方用一切手段让守望教会无法拥有聚会敬拜场所，无论租赁、购买或者建堂。北京市锡安教会也是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今年以来，警方以各种方式破坏该教会的聚会，金明日牧师几乎每周要被公安和宗教部门"喝茶"，这样的喝茶其实就是警告和恐吓。公安甚至以便衣的身份混进信徒里，威胁普通信徒不要参加"非法聚会"。

事实上，由于政府通过不同手段剥夺或限制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在广州、山西、河南、浙江等地也屡屡发生基督徒去户外公共场所敬拜的事件。广州市广福家庭教会继续被警方以"非法集会"而禁止聚会。山东济南、东营、淄博、临沭、胶州和四川阆中、新疆乌鲁木齐、黑龙江齐齐哈尔、陕西西安、榆林等二十几个省、市数百家家庭教会遭到政府强制取缔并没受教产。自2013年到现在，新疆地区的沙雅等几个县就有近20名家庭教会成员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并罚款。今年4月9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家庭教会基督徒张峰和他的藏族妻子及另一名传道人王悦被行政拘留。2月23日，河北省保定市五一家庭教会被封，教产被抢走。2月18日，广州市良人家庭教会下属广西柳州市基督徒幼儿园园长程洁和同工莫息柳被刑事拘留，不久转为逮捕。仅仅因为她们使用了含有基督教内容的品德教材。2014年1月，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苔青镇家庭教会教产被当地政府强占，教会失去聚会场所。新疆乌鲁木齐一水泥厂家庭教会2014年1月1日举行新年感恩聚会，在场的九名信徒遭到警方驱散及关押，其中传道人郭姊妹在派出所关押期间，怀疑受到不人道对待，导致肺气肿病复发，1月3日去世。其余人还遭到警方罚款的处罚。2014年1月21日，四川阆中家庭教会同工李明波因组织基督徒举行圣诞聚会，被警方行政拘留15天。2014年3月起，家庭教会慈善机构深圳基督教关爱中心的多个地点的机构受到政府强制关闭和驱赶。2013年下半年到现在，河南省开封、郑州、安阳多地的三自教会教产被地方政府强占，引发数万名基督徒抗议。

2：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严重迫害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教案频发
中共不仅加紧实施对家庭教会的全面打压，而且采取行政拘留、罚款、没收教产、刑事审判等法律手段对基督徒进行逼迫，导致教案频发。

山西恩雨书房教案-----2013年6月17日，山西太原恩雨书房教案一审宣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任拉成弟兄五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以同样罪名判处李文习弟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六千元。此教案表面上看是因为恩雨书房"非法经营"赞美诗歌本及福音书(经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鉴定，查扣的《赞美诗歌》等4557册和《盼望》等4308张光碟均属非法出版)，实际上是山西当局对基督教的蓄意迫害和直接歧视，是为了惩罚任拉成弟兄向山西大学生等民众宣教、李文习弟兄开基督教书店传播基督教文化而实施的。

河南平顶山教案-----2013年9月27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所谓"呼喊派"邪教教案二审开庭。此案源于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动员了上百人的警力，以"呼喊派"邪教名义，对叶县任店镇大营村基督徒聚会处（也称"地方召会"、"小群"）的家庭聚会点进行了围捕，当场抓走了52人。之后，叶县检察院对其中7位基督徒批准逮捕，叶县法院一审判决韩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被判3年-7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由李柏光、张凯等二十多名基督徒维权律师组成的一审、二审律师团出庭辩护。

河南南乐教案------2013年11月16日上午，由于教产纠纷和伸张社会公义，河南南乐县三自会主席张少杰牧師被警方抓捕，教会的20多名信徒也在当天被抓，张牧师的办公室和家庭被查抄。事发后，夏钧等基督徒维权律师组成律师关注团前往当地，但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殴打、围攻和无理阻挠，无法与当事人见面。对于公安机关践踏法律的野蛮行径，当地检察院也不受理控告。当地政府还雇佣当地众多男女流氓，野蛮地围攻、殴打和围困前去南乐参访的媒体记者、前去参与信仰活动的三自会牧师、各地信徒和维权律师。深圳传道人曹楠被殴打后还被当地公安行政拘留。张少杰牧师被当地法院以莫须有的"诈骗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开庭审理，一审判决还未宣布。同时，还有被逮捕的教会骨干6人即将开庭。张少杰牧师一案的重要证人李彩忍被当地警方非法绑架关在黑监狱，至今没有下落。

陕西子洲教案----2013年12月9日，陕西省子洲县家庭教会带领人封天栋、姜河和张宝林及其它两位基督徒被当地警方逮捕。起因是警方在两年前暴力取缔他们教会，并把教会财产和封天栋的私人财产抢劫一空。封天栋带领十几名基督徒去当地派出所索要财物，反被当地警方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逮捕。这个案子将要开庭审理。

北京通州教案-----2014年1月24日，北京市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15名基督徒因集体看望生病的弟兄张文和，被北京市通州区警方全部抓到通州区梨园派出所。25-26日两天，除天津的两位基督徒被送回天津外，其余13名基督徒徐彩虹、于艳华、杨秋雨、杨敏、居小玲、吕动力、王素娥、王春艳、康素萍、张海彦、张文和、杨靖和徐永海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 虽然他们在关押三十多天后得以获释，但这起教案是典型的警方滥用"任意拘押"的案例。

内蒙古呼和浩特教案----- 2013年7月25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胡功弟兄、温卫红弟兄和刘爱英姊妹, 仅仅因为信仰了有争议的基督教地方召会"呼喊派"，拥有"呼喊派"书籍并散发了数百份福音资料，就被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法院，以刑法第三百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重判了8-9年的有期徒刑。

二： 从浙江省开始，中共政权开始在全国范围打压基督教信仰群体

2014年4月28日整整一天，中国政府出动大量武警，对温州市永嘉县雄伟高大的三江教堂强行拆除。为了保卫三江教堂不被强拆，温州基督徒与当局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和平抗争。三江教堂由基督徒捐款集资三千万元、历时12年建成。这个教堂的被强拆，宣告了中共政权全面打压和限制基督教发展的开始。不到一个月，浙江省各级政府在全省范围内以强拆违章建筑的名义，全面拆除家庭教会的教堂，强拆各地教堂的户外十字架。并在全省范围内排查和取缔家庭教会。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了，2月27日，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门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当地政府派人并动用专用起重机拆除；同日，浙江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白泉基督教堂得到当地政府方面的紧急通知，要求在2月28日、3月1日一定要把十字架拿下来，否则责任自负。浙江当局同时要求全省各教堂将矗立于屋顶的十字架移到教堂内，挂在墙上，成为"上改下"及"大改小"，但不能立在教堂顶上。由于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对，浙江当局年初拆除十字架一度暂停。但是进入4月份后，浙江全境强拆教会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愈演愈烈。杭州、舟山、台州、奉化、萧山、宁波、丽水、海宁等地教会都被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一月以来浙江省内基督教会接到"拆十字架及教堂"通知的除了温州永嘉三江教堂，还有：杭州地区乔司教堂、古楼教堂、三墩教堂、黄湖教堂、舟山白泉镇教堂、乐清张家桥教堂、湖上岙教堂、白象前潘教堂、苍南灵溪镇沪山教堂和五爱教会、瑞安沙河聚会处、光明堂和仙降镇新渡桥教堂等等。温州平阳县箭岙教堂与台州临海水洋教堂的十字架已被拆除。4月24日，舟山市白泉教会的十字架被拆除。4月25日，台州市椒江得恩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截至到5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在浙江几个地区就有64个教会被强拆，十字架被强制或威胁下被摘除或挪移。详细见我们附件的统计数字。

一些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受到拘捕：
温州三江堂郭云华长老和另外同工被抓，传道人荣华被刑拘，三江堂多名信徒被抓
温州10多信徒，因发图片、现场维权行政拘留7天
温州乐清的赵弟兄、尚弟兄维权被拘留
傅刚巧4月23日被传唤多次。吴迦勒传道也被传唤，手机则被公安扣留
乐清白象教会负责人的儿子赵千俊被政府带走拘留十天
永嘉瓯北牧区会长赵仁弟、瑞安教会传道严晓洁被公安人员传唤 

温州三江堂被强拆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地方性的事件。种种迹象表明，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教会被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逼迫正在全浙江省开展，更有迹象表明，此宗教逼迫的决策并非止于浙江省，而是中共政权有意展开的对基督教的新一轮全国性逼迫。事实上，根据消息，除了浙江全境很多教会收到需要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外，东北各省、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教堂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从全国的此种局面和温州作为中国基督教象征性城市受到的逼迫来看，2014年开始的这场对全中国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迫害和压制，已经以拆除十字架和教堂、侵犯教产权利的方式，无法避免地开始了。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省召开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已经达成一致，借所谓"三改一拆"、违章建筑为幌子，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来达到对整个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使基督教的发展，始终处于"非法化、隐蔽化、地下化、分散化、控制化"的弱势状态。

众所周知，近年来，对基督教界（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基层三自教会）最为严重的逼迫就是对教产的迫害，无论对北京守望教会还是对温州三江教堂，践踏教产权利成为践踏宗教自由的主要形式：或强制拆迁、或禁止购买、或中断租赁、或拒不归还。当局对教产的侵犯成为侵犯宗教自由的主要切入点，他们在对灵魂无法禁锢的情况下，就开始对信仰活动的物质形式加以禁锢，他们以为掌控了空间就会除灭信仰、剥夺了教产就能消灭宗教。所以，当下的宗教自由共识，应该特别强调宗教活动的场所及其它物质形式是宗教发展的内在要素，宗教财产权利是宗教自由的必备要件。宗教财产权利与公民及法人的财产权一样应该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不得被国家和其他社团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和基督徒一般不以宗教的名义，而是以各种刑事犯罪的名义来实施逼迫。并且，象判决法轮功学员一样，中共用刑法三百条即"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判处众多的不是主流的基督教信仰派别，如基督教呼喊派、地方召会、基督教灵恩派等。我们知道，政府无权裁定所谓正教、邪教并作出惩处。这个权柄不属于任何世上的世俗政权。


三：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制止中共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中所阐述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而中共政权持续实施的是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和反普世价值的行为。

根据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 (IRFA)法案，中国一直是存在严重宗教迫害的、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可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行政当局对此基本事实一直采取软弱的人权绥靖政策。美国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不与人权状况挂钩，美国行政当局包括总统和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对于中共长久的愈演愈烈的宗教迫害并没有公开大声的呼吁，相反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和忽视。我们的立国先父们是为了反抗宗教迫害、追求自由而来到新大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其它天赋人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曾经是美国外交坚持的神圣原则。但今天的美国政府丧失了原则，丧失了对神圣信念的坚守。

作为专门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法治状况的机构领袖，我在此提出以下呼吁：
1：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向中共政权发出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中共政权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宗教迫害，真正实施其宪法承诺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中共政权如果不放弃错误的政策，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不会长期对一个塔利班式的反文明、反人权的独裁政权保持沉默；中美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必须要和人权状况的改善联系起来；

2：建议美国国会和政府共同组成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观察团，每年前往中国实地访问，全面接触和真正了解中国宗教自由及其它人权状况的实际情况。除了访问官方教会，还需要广泛接触家庭教会、藏区和疆区的宗教团体。应当立即任命总统宗教自由大使并让其真正履行职责；

3：现在最紧急的是美国政府发出公开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归还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众多家庭教会的教产，立即恢复无论是软禁、逮捕或在服刑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的人身自由。立即释放众多教案中被关押待审的牧师和基督徒。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行为，并真正停止大范围的对于家庭教会的逼迫。

4：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侵犯宗教自由、实施宗教迫害中共官员名单"数据库，严禁迫害者进入美国访问。并与其它国家、联合国等加强合作，建立遏止和制裁中共政权侵犯宗教自由的国际联盟。

附件：
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单
The list of demolished churches and crosses in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中国大陆对基督教迫害报告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May 25, 2014, 7:31:44 AM5/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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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奇书在大陆为什么遭禁50年？

Posted: 24 May 2014 04:04 PM PDT

内部读物《新阶级》封面

吉拉斯是撩开共产主义面纱，揭示社会主义真相的先驱，也可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吉拉斯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和终结。港媒评论说，尽管吉拉斯已故十多年，大陆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鲜明的蓝本。
据港媒报导，大陆权贵对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讳莫如深，尽管早在1963的形式内部出版发行《新阶级》（1980年翻印），却迄今不公开出版发行，当年上百种"灰皮书"（社科类）和"黄皮书"（文学类）已基本解禁，唯独《新阶级》例外。报导认为，《新阶级》论说的尖锐和敏感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阶级》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入贝尔格拉德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学生团体，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8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两年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时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1953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却会成为最激进最彻底的反共分子。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开始。
1944-1945年间，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第一次甚至带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赶去。但所见所闻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惊不已。在二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同时，斯大林和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1944年，在苏军高层默许下，进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一路强奸妇女、凶杀抢掠，斯大林还不以为然，粗暴无理地对待铁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苏联对弱小国家的傲慢蛮横。对此，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吉拉斯由此开始省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
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1957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7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份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该书揭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这也是中国大陆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1958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1966年，毛泽东等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如此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大陆遍地饿殍民怨沸腾。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中国大陆权贵用"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吉拉斯认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而是由共产党蜕化变质后产生的"新阶级"在统治。共产党早期打天下时，除了流氓无产者造反外，还是有不少理想主义者。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种道德楷模的力量能激励人，感动人去为之奋斗。共产党也大力宣传这些理想主义者等。共产党当政后，初期基本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然而共产党的搅肉机机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理想主义者们在反复的"阶级斗争"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基本被消灭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说是随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理老化而衰败。
在前苏联，庸俗的技术官僚逐渐地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班。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里，特权阶层全面形成了。这是新阶级的雏形。按马列的"原教旨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讲，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理想"，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既得利益者。随着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铁幕整个倒下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世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结束。但是在中国大陆，权贵变成了集专政暴政与经济上的腐败于一身的怪物。
西方曾寄希望于所谓中产阶级。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会推动民主化的发展。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一理论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流行，期待中国大陆变革的人在期待中产阶级的壮大。然而，这些外资合资养大的中产阶级"边缘"人根本不成气候。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使这一理论破产，新阶级在中国大陆正式登场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已实现了当年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精英"统治：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是这些人道德败坏。比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双披露当前官员职务犯罪出现三大趋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贪官的层次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这是道德败坏的典型写照。
雨果有句名言：知识是良心的重担。可惜只说对了一半。知识分子要是真坏起来，那就成了张春桥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大陆极左派指责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彻底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体制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事实上在为腐败有理论辩护，他们甚至认为腐败是把大陆权贵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必经之路。海内外的"精英们"觉得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淡化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而转为全民性，认定其正在变成社会民主党。海内外的精英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不错，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后大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而大陆权贵是在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这就使大陆权贵变成了集政治上的专政暴虐与经济上的贪婪于一身的怪物。而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坚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坚持分权制衡，坚持开放选举。而大陆权贵则始终反对民主，不但在实践中反，而且在理论上也反；不但过去反，而且现在反，甚至赌咒发誓在将来也要反。再说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大陆权贵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大陆弱势群体在体制中的声音问题，工人农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是极少有人替他们的利益说话的。大陆体制内学者康晓光老实承认：今天大陆权贵"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所谓"红色资本家"等等，皆为这个集团的附庸和权钱交易的帮凶，以"闷声"为代价发大财。然而中国大陆真正的富豪是以权力为代表的，附庸是不好当的，随时都可能是替罪羊和挡箭牌。昨天的大富豪，可能是今天的阶下囚。杨斌和上海富豪周正毅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大陆新阶级有四大特点。
1，政治上新阶级继承了专政统治。当年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旗号时，对工人阶级不敢太过份。今天的新阶级正在使政府黑社会化，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也包括对一般的党员实行专政。黑社会化反映在中国大陆当前"政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种种现状。新阶级的头子毫无魅力，所以在统治方法上只能以威胁利诱。
2，经济上对中国大陆人民进行掠夺，明目张胆地全面瓜分国有财产，使贫富两极分化超出国际警戒线。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中国大陆13亿人口，私有财富85万亿元。5亿城市人口，占中国大陆私有财富的96%至96.5%；5亿城市人口中的0.9%至1%，即4百80万至5百万人(0。4%)，持有千万元以上财富。(50万亿)其中有1万8千5百至2万人，持有一亿元以上的财富，一共持有超过10万亿的财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及其亲属。
8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贫富两极分化比例太悬殊，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凭权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太客气了。这个新阶级的财富实质是靠特权"抢"来的。
3，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道德理念。大陆建政后用马列"洋教"摧毁传统中华文化，而"洋教"的意识形态最终破产又导致社会道德的混乱。依靠腐蚀拉拢的手段来统治的结果是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和秩序。新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除了极端自私和贪婪外，只有小心眼加实用主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有一流行歌曲唱的贴切："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4，靠外国投资"输血"过日子和准备外逃。从1990年代中期起，每年外商实际投资350亿美元；自1998年以来，每年外商实际投资约450亿美元。2002年达540亿美元。当中国大陆人正在为"输血"保持的"繁荣"庆幸时，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中国大陆。例如有报道说，每年外汇非正常流失到海外高达400亿至550亿美元。黄金外流年达50吨至60吨，占年产黄金的40(大陆年产黄金约120至150吨)。2000年外逃资金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总投资407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第四大资金外逃国。"阔少"留学买名车豪宅，"二奶村"搬到了国外。新阶级们在国外用开办公司、赌场等大肆洗钱，为自己的"退路"做准备。……
所以，今天的大陆权贵已经变为由"一小撮"所谓知识"精英"流氓集团为核心的新阶级。在社会上、党形成了权贵阶层、特权阶层、官僚阶层，这已经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日益紧张对立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体制上着手，并结合实际措施来解决矛盾，政局会震荡和混乱。
2011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作者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但丝毫不令人感觉意外。网上早就有个流行词"官二代"，讲的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当官并充斥官场这一现象。官二代现象决不只限于基层，高层也有。据说中央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出任副部级高官－－这是照顾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还可以把官做得更大。应当指出：官二代的盛行，乃是当今中国大陆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在民主社会里，官二代们，由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父辈的广泛人脉和响亮的姓氏，如要从政也拥有不小的优势。但有时候，这种背景反而成为包袱；因为别人会怀疑你不是凭本事而是凭关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你想当民选的官员，你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同，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你想当任命的官员，除了要有相关官员的提名外，也还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认可。中国大陆的官二代们，有几个通得过选票和民意这一关呢？
第二、在古代中国大陆，没有选举有科举，也不可能出现官二代太子党泛滥这种现象。古人何尝不知，考场考得好不等于日后当官就一定当得好，问题是总得有个门槛，有个六亲不认的硬杠子，有个对平民子弟与权贵子弟一视同仁的标准；否则必定是血统论关系学和裙带风大行其道。
当然，今日中国大陆官场也讲究文凭，也有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只是今日中国大陆，文凭太多，品类不齐，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假货冒牌货。至于说公务员考试制度，那和古代的科举还有所不同。古代的科举考试，门槛高，难度大，考上是要当官的；而现今所谓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领导职务，也包括非领导职务，如办事员、科员。假如一个县有上万名公务员，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几百个。公务员考试门槛低，难度小，当公务员容易当领导难。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务员的大门，进去之后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机会就大不相同了。冯军旗的论文就是告诉我们，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难凭藉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时代，也没有官二代现象。在毛时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们还没长到可以当官的年龄。更大的区别是，毛时代是领袖个人独裁，现在是寡头集体专政。作为独裁者，毛既需要通过各级官员实行统治，同时又对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高级官员百般猜忌，唯恐他们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势力。毛常常有意识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没什么背景的工农份子；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对他更忠诚，也更好驾驭。这既装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场面，又强化了个人的权力。在毛时代，干部子弟也享有若干特权，但比起现在就差远了。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批评共产党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严格说来，吉拉斯的批评不准确。新阶级是在后极权时代才成型的。在中国大陆，权贵统治集团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或者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曰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们对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殊利益集团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这，可能也是《新阶级》至今遭禁的原因。

——转自微信，网友推荐

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

Posted: 24 May 2014 03:39 PM PDT

滕彪在香港介绍大陆人权状况
全国范围内的大抓捕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有坏消息传来。维权律师浦志强、刘士辉、唐荆陵，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袁新亭、王清营、圣观法师、秀才江湖、谢文飞、杨崇、贾灵敏，记者高瑜、吴薇、向南夫、辛建，学者徐友渔、郝建，艺术家徐光，纪录片制片人沈勇平等等，三个星期之内，至少60多名知识分子和维权公民被拘捕，另有不少人失踪。
有人把这解释成六四前的维稳升级；有人解释成政法系统滥用警力、警察权失控；有人解释成中央派系斗争，这恐怕都不对。这一波对民间社会的大规模镇压，不是从今年抓捕"53五君子"开始的，而是从去年抓捕"西单四君子"开始的。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等四人在西单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当场被捕，正式揭开了当局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序幕。一年之内，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两百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李化平，陈宝成，张林，丁家喜，刘萍，袁奉初，伊力哈木等等，其中着名维权者曹顺利被当局折磨致死。不仅仅是维权人士，针对异议人士、地下教会、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网络活跃人士、自由派学者的打压都在明显加强，对信息传播、意识形态的控制明显收紧。
这一波打压虽然从形式上并没有采取茉莉花时期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酷刑的方式（应急状态下的维稳升级），但从持续时间、波及范围、被捕人数、惩罚力度上，都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
显然习近平上台后，试图要转变对付民间社会的模式：从这一转变已经发生，2013年"西单四君子"事件可以作为开端；当局在打击过程中收集信息、观看反应、摸索经验，继续深化和强化这一新模式。这种转变可以称之为"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或者"从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这并非是应急的、针对事件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并非针对特定少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民间社会的。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有组织化色彩的等等，现在则有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之势。活跃的、有影响的、有行动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单内。某人在某个事件中被捕，不能说明这个事件是这个人被捕的原因。抓捕只是找个借口、找个机会，似乎要算旧账、算总账。原来主要以惩罚个别越线者为目标，维持维稳力量的优势，现在同时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去年春天以来至今，抓捕规模之大、打击力度之凶狠，可以看出当局意在彻底瓦解民间的抗争力量，至少要遏制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年中稳步成长、悄然壮大的势头。
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是毛主义之子。从他的太子党立场、从他受教育的经历、在党文化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从他上台之前之后的发言来看，他头脑中没有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不输出革命"、"两个不能否定"、"七不讲"、"九号文件"、"819讲话"、拜毛、国安委，书记已经磨刀霍霍，公知何必意淫连连。目光敏锐的《经济学人》在封面上给习主席穿了皇袍，但与毛权相比，皇权实在不足挂齿。毛主义、一党制、江山永不变色，乃是习所服膺的"宇宙真理"。其实胡锦涛的想法和习近平的差别并不太大，但习更有动力、更有魄力、更有自信、更少掣肘，对"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摆开阵势、真刀真枪地杀将起来。更重要的是，在党国领导人看来，如果不对以"黑五类"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反对力量进行"非常规威慑"、摧毁性打击，他们就会"现实而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党的政权和利益（也就是所谓"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但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然具备自我修复、稳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化、全球化、法律化、公民意识的发展、社会运动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现有体制不断侵犯公民权利、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现有意识形态不断丧失吸引力、现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危机。这些大背景、大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力量的上升趋势，几乎无法被个别人的意志所打断。这个过程中会有迂回、有挫折、有低谷、有牺牲，更多的人要付出令人痛心的代价，坏消息会一个又一个地到来。但前面描述的时代大背景、社会大环境，既是当局转换镇压模式的原因，也是新的镇压模式无法最终达到目的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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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声：中国大陆舆论环境堕入黑暗时期

Posted: 24 May 2014 03:00 PM PDT

巴丢草漫画：微信危机

乌鲁木齐市最新的恐怖袭击案，继续依照新华社的口径流转在全国格式媒体上。官方通讯社为了降低影响力，精心描绘了事件的核心事实，"冲撞碾压引爆"，跟天安门金水桥那次报道口径一致。然而在外媒的报道中，事件就是恐怖分子"扔炸弹"，拒绝玩弄文字游戏。
只有熟悉大陆文宣技巧的人，才能敏感地识别出官方表述的用意。为了在舆论上破坏暴力袭击者扩大影响力的意图，对信息进行全面控制。但这种信息控制会有漏洞，早前昆明火车站流血事件后，袭击者曾在红河州停留且被追捕，但这里面的因果关系，禁止说。
正因为暴力袭击事件涉疆涉藏，制造舆论黑洞吞掉信息，已经成为当局反恐的从属性机制。它造成了信息的极大程度删减，并且不对真实性负责，除了要在舆论上打击袭击者，更想借此遏制公共讨论。对信息控制的铁腕手段，暴露了反恐本身力有不逮。
就大陆时下的媒体生态而言，是实行信息封锁的最好时期。经过去年初以来的媒体整顿，加之市场化盈利能力骤降，都市类报纸普遍困顿，转而寻求体制资源的扶持才能苟延残喘。媒体生态从丰富多元，变得单一狭隘，媒体生态对信息的规模需求及真实性需求降到了冰点。
作为媒体生态恶化的后果，深度报道与评论在大陆举步维艰，调查记者与评论主笔生存状况堪忧。调查报道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事实，评论主笔可以帮助产生公共讨论。它们对维系舆论的生命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在大陆，最应该被重视的信息需求反而最不易存活。
每次发生暴力恐怖袭击，调查报道及评论都是在第一时间遭到封禁。这样做的副作用已经显现，那就是对新疆西藏族群冲突在内的内政问题，甚至边界冲突在内的外交问题等等，统统无法获得思想争鸣。实际上，当局的智囊已经枯竭，更多的政策建议又被当做坏思想禁绝。
大陆上万家报纸、电视台、网站再也不能提供新意见，都说报纸启蒙时代结束了——可在启蒙结束后，进入的却是黑暗时期。七八十万媒体从业人员成了对信息量、对真相最没有道德义务的群体，黑暗时期制造了数以亿计的扭曲心灵，大陆媒体正在积蓄"原罪"。
腾讯公司最近开除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面座谈会的编辑部员工张贾龙，这家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大公司给出的解聘理由是：泄露商业秘密。互联网公司开除不听话员工的手法，已经与最懦弱的报纸没有两样，连理由都是同样荒谬。黑暗已经渗透到舆论环境的每一个主体中。
对于舆论黑暗时代的降临，媒体正在成为积极的推动者，乃至于成为向黑暗势力主动献祭的魔鬼。但是，在这一轮黑暗的铁幕下，照样有饕餮者、有看似志得意满的帮凶。在经历十多年的磨难后，媒体转型转到为极权描红的轨道上，满眼魑魅魍魉，夫复何言。
大陆媒体最训政成最不相信信仰的人，要对党俯首称臣，要无条件地接受党对灵魂的管理。在这个被庞大问题与巨量麻烦纠缠的国家里，媒体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其实是要对那么多洗脑、麻痹与流血负有责任的。作为黑暗时代的"罪人"，媒体何时堕落到尽头？
刚刚，根据新一轮铁血新政，要针对恐怖分子展开为期一年的严打。北京警方在微博上宣布进入24小时临战状态，在搞清楚敌人到底在哪里之前，谁会相信严打会立竿见影？只知道，严打也是媒体严控的代名词，在黑夜里，仿佛能看到那黑色又浓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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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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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7, 2014, 6:42:04 AM5/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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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 六四25周年纪念特辑之二：严家祺专访

Posted: 26 May 2014 10:08 PM PDT

严家祺

25年已横跨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25年光阴里，一颗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一辈青年已两鬓飞霜，当年走上历史前台的知识分子都已垂垂老矣。但时间的尘埃掩盖不了六四血迹，暴力谎言绞杀不了历史真相，更绞杀不了中国人不灭的良知。

六四25周年纪念特辑第二集，播出对严家祺先生的专访。严家祺是社会科学学者，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祺提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在80年代，严家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6至1987年，他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镇压后，严家祺被当局列为被全国通缉的7名知识分子之首，他经黄雀行动营救后辗转流亡法国和美国。

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严家祺和包遵信发起和签署了《五一七宣言》，宣言指出："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严家祺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纪念六四25周年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纪念那场民主运动，而是悼念六四死难者，深切怀念天安门母亲们，25年来她们忍受著无边的痛苦，看不到正义的阳光，这种痛苦还看不到尽头。

严家祺说，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在延续，时代却在激变。哪怕在中国政治领域仍然千里冰封，但其他领域的自由化多元化，却是25年前不能企及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多元最终一定会反映到人民权益和话语权的多元化上来，到了一定时候，中国的转型将水到渠成。黑暗总会消褪，光明就在前头。

RFA六四25周年纪念特辑之一：苏晓康专访

Posted: 26 May 2014 09:55 PM PDT

苏晓康
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当年中国人的理想主义的激情，被枪弹洞穿，被坦克辗碎，中国的痛，还有中国人曾经迸发出的勇气，都被封闭进巨大的历史血痂里。曾记否，在那个大时代的聚光灯下，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与心灵。光阴荏苒，廿五年后自由和良心离中国越来越远。

"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这句名言，正是六四集体记忆的写照。本台制作的六四25周年纪念特辑，第一集播出的是苏晓康先生的专访。

苏晓康是中国著名作家、记者、电视片《河殇》总撰稿人，他是中国80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人物。89民运爆发时，他签署了《五一六声明》，提出："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声明要求尊重国家的根本大法想法，要求"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声明还要求当局"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遵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然而宣称"一步也不能退"的中共当局，终于以六四镇压猝然终止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苏晓康被指为"动乱黑手"之一，他在被全国通缉的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这七名知识分子中排名第五，也是唯一被全国通缉的作家。苏晓康经黄雀行动营救逃出中国，之后流亡美国至今。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苏晓康说，八九学运准确地说，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因为当局用军队枪炮血腥镇压，事情性质就变了，它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像隆起的硬块。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必须面对它。

苏晓康认为，在北京政府的角度来说，解决六四悬案有过两次契机，第一次就是杨尚昆在晚年和蒋彦永医生的谈话中，表达过为六四正名的意愿。但以中国当时的情势，没有办法成为事实。第二次最佳时机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巅峰，但胡锦涛没有这个意愿更没有魄力，他白白浪费了10年。其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恶化，使得现在这一朝更看不到解决六四问题的希望了。

叶檀：生意场被做成了屠宰场——刘汉昭示的丛林法则（附孙大午：刘汉与袁宝璟结仇往事）

Posted: 26 May 2014 07:03 PM PDT

图：刘汉、袁宝璟（右）


2008年，刘汉因为捐助建设的小学在北川地震屹立不倒，而传为一时美谈，他不会想到2014年5月23日上午9时，作为阶下囚，被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作为十八大以来性质最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一审宣判，刘汉、刘维等5人被判处死刑，5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刘汉案件令人联想到更残酷、更血淋淋的袁宝璟案件。到目前为止，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是，袁宝璟身披妻子卓玛送的雪白哈达，一身白衣，被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2006年3月17日上午，亿万富豪、被称为中国股市、期市大腕的袁宝璟，在辽阳市被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与袁宝璟同一天被执行死刑的还有其哥哥袁宝琦、堂兄袁宝森，袁宝璟另一堂兄弟袁宝福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为汪兴案件，袁氏一门几乎被灭门，生意场被做成了屠宰场。
袁宝璟之死与刘汉有关。1996年，刘汉与袁宝璟因为在四川从事高粱期货结仇，前者赢2000万而后者输9000万，对他们的总财富而言，不过九牛一毛，但两人江湖地位备受威胁，准黑社会组织最输不起面子，一旦失去面子，里子也就没了，地位不稳，手下不忠，组织结构松散，老虎成病猫。因此，派手下暗杀，或者默许手下动武，就在情理之中。
刘汉与袁宝璟是中国商业领域引人关注的两只大老虎，从金融到实业，从327国债到矿产，无不染指。这两个企业家，是中国商业丛林社会中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刘汉，还是袁宝璟，与其说他们从事的是正常的实业，不如说是从事某种特殊的堂会组织。
两家实力相当的准堂会组织持续战争，暗杀、暗斗，层出不穷，袁宝璟因为疑似了解手下暗杀刘汉而死，如今刘汉因为黑社会嫌疑而亡。如今，袁宝璟与刘汉可能在地下重逢，说明这两只老虎并非终极权力拥有者，并不是真正的老虎，亲自下场厮杀的绝不是终极权力拥有者，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才是幕后高手。
深知中国商场三味、一度入狱的企业家孙大午先生，3月5日在《中国企业家网》上发表了文章《刘汉与袁宝璟结仇往事》，明确指出，袁宝璟为求免死的巨额捐助与配合交待都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刘汉。刘汉与周滨交往密切，而周滨的父亲当时是国家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所以刘汉才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公权私用，官报私仇"。换句话说，被私用的公权力以合法的形式，将袁宝璟兄弟送入地狱。交待越多，死亡越快。
直到刘汉人生快要落幕，也许他才会痛切地感受他并非真正的老虎，入狱时的狂妄只是虚妄，这些平民企业家不过是老虎的爪牙，丛林社会中大老虎地位并不可靠，各领风骚三五年才是常态。惟一的自保之术并非充当某只老虎的爪牙，而是拥有坚定的慈善信念，任他东西南北风、我心岿然不动的定力，以及不逾雷池一步的自制力。
个人的修为、信仰，对刘汉等企业家个人而言是必要的，而对整个社会而言，铲除堂会的土壤、建立公平的契约社会，才能让刘汉等所有的企业家回到正常的生意人轨道。
刘汉、袁宝璟的悲剧，是中国经济生态极端扭曲下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不变，一个刘汉倒下，会有千百个刘汉站起来。
回想刘汉、袁宝璟最早最大的第一桶金的来源，极具象征意义。327国债期货事件，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值得大书特书的耻辱事件，1995年2月23日，发生327国债事件的那天，成为中国金融期货史上最耻辱的一天。当时中国第一大券商万国证券的总经理，有"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联合高岭、高原兄弟执掌的辽宁国发集团，大举做空327国债，他们对阵的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公司（简称"中经开"）和围绕中经开的众多市场大户。
这场期货战役过后，万国证券被消灭成为历史名词，管金生被捕入狱，辽国发高岭兄弟人间蒸发。中经开一方的力量一夜暴富，到现在为止，市场仍在强烈质疑当时的财政部向下属公司某些人透露了保值贴补的绝密消息。无论如何，政府的、强势的一方大胜，内幕交易、弱肉强食深入丛林动物们的骨髓，他们把所有的交易都视作327国债事件的翻版。
今年4月24日，《中国经营报》刊文《刘汉牵出3.27国债事件》，描绘出一幅中国金融丛林动物的惨淡下场：因中经开一战成名，成为市场中最彪悍的庄家的有，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此后，继续肆意妄为的中经开将自己送上了绞刑架，公司灰飞烟灭，其掌门人姜继增被送上法庭;2008年，魏东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2007年，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被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挪用资金及单位个人行贿"等五项罪名判刑16年;袁宝璟、刘汉的下场无需多说。
"我不服，我要检举"，这是袁宝璟被执行死刑前留在辽阳市中院法庭上的最后一句话。而在今年4月14日、15日的庭审上，为了证明自己不会为区区百万元金钱去做违法犯罪的事，刘汉情绪激动，几度落泪。令人难忘的是，刘汉在法庭上对前妻哭着表示："我觉得最最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
如果说当时镀金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必然，如今这些小动物们个个落网，应该对小动物们有深刻的警醒。
要追问的是，老虎爪牙被灭，背后的大老虎命运如何？诞生大老虎的腐土，是否将得到根治？

——《金融时报》中文网

【附录】

孙大午：刘汉与袁宝璟结仇往事

　　2014年2月20日，四川最大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故意杀人等案件被提起公诉。
　　刘汉今年48岁，至少有400个亿的资产，是四川有名的富豪。2001年的时候，他攀上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叫周滨。
　　1994年到1997年，刘汉在期货市场上炒作大豆、钢材，成了亿万富翁。在此期间，刘汉与大连的老板袁宝璟结下了冤仇。
　　袁宝璟是个商业奇才，个人资产上千亿，曾经被称为"北京的李嘉诚"。1996年底，袁宝璟在四川广汉炒期货，将酿酒用的高粱炒到了2000元/吨，刘汉是四川人，当时在海南做生意，规模很大。有四川商人向刘汉求助，希望刘汉回四川炒期货，把高粱的价格降下来。于是刘汉带了大量资本回到四川，他刚开仓做这笔生意，交易所的一个副总就带着袁宝璟公司的老总来找他。这位老总说，高粱的行情是袁宝璟公司做起来的，希望刘汉帮他们一起炒。他承诺给刘汉5万手单子，5000万元现金。刘汉说，"现货1300，你们做到1900，必输无疑"，全国的粮食部门都向四川发高粱，想少赔钱只有赶紧平仓走人。几天后，刘汉介入交易，只做了几个单子，高粱价格大跌。袁宝璟公司不得不平仓走人。刘汉在此项交易中获利2000万元，袁宝璟则损失了9000万元。
　　损失了9000万元，袁宝璟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当时他的身家已经有几十亿，但袁宝璟的几个下属不服气，其中一个下属叫汪兴，原来是辽阳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后来下海跟了袁宝璟。他说："损失这么大，怎么能咽这口气？要教训教训刘汉，揍他一顿。"袁宝璟答应了，说出口气可以，但要小心。
　　1997年，汪兴花了16万元雇了两个杀手，来到成都，等刘汉从酒店出来，刚刚上车的时候，向刘汉开了两枪，但都没有打中。刘汉这人也不简单，很快就知道了杀手是袁宝璟派来的。
　　事后，汪兴没有得到袁宝璟的重用，始终处于边缘状态。汪兴觉得受到了冷落，就离开了袁宝璟，想自己创业。袁宝璟给了汪兴100万元，很快就被汪兴赔光了，他又向袁宝璟要钱。几次三番下来，两人终于翻脸，因为袁宝璟不肯再付钱，汪兴威胁说："你必须给钱，不然的话，我就把你雇佣我杀人的事举报给公安。"袁宝璟的哥哥袁宝琦、堂弟袁宝森得知后，要"办"了汪兴。2003年10月，汪兴被袁宝森用双筒猎枪打死。
　　据说袁宝琦要杀汪兴的时候，袁宝璟并不知情，而是在香港，当袁宝琦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说"行了，你注意点"。袁氏兄弟被抓后，法院在判决时，以袁宝璟曾经说过"行了，你注意点"这句话为由，认定其有买凶杀人的意图。2006年袁宝璟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袁宝琦、袁宝森，这三个人被立即执行死刑，另一个堂弟袁宝福被判死缓。
　　按理说，买凶杀人，被杀的还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家伙，怎么会把兄弟三人都处死呢？即便是杀人偿命，杀一人，有一个被处死也就可以抵命了，为什么要把袁宝璟兄弟灭门？再者，袁宝璟买凶杀人的证据并不确凿，仅仅凭借一句"行了，你注意点"，就认定袁宝璟是主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此外，袁宝璟还曾经委托妻子卓玛捐出了自己持有的一家印尼石油公司40%的股份，总价值约500个亿，希望减刑，但捐献了这么多财产，都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刘汉。刘汉与周滨交往密切，而周滨的父亲当时是国家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所以刘汉才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公权私用，官报私仇。
　　现在刘汉也被抓了，一共抓了36个，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个团伙至少已经背了9条人命，重伤过15人。
　　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说明什么？只要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留下了后遗症，那么你总有一天要偿还，要为此付出代价。
　　汪兴拍马屁，想给领导出气，动了杀心(这种人是很要命的。当领导的一定要小心这种人，如果手下有这种人，很可能会出大事，给你带来祸患)，结果杀人不成，自己被灭口；袁宝璟本人立身不定，汪兴想杀刘汉不是他本意，汪兴被杀也不是他本意，都是身边人作恶，但是如果他信念坚定，不为下属的意志所左右的话，他也不会被判处死刑；刘汉自恃有靠山，能量大，黑白两道通吃，在底下能草菅人命，在上边能官报私仇，最终也没有好下场。
　　老子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什么概念？天网是宽阔广大的，看起来很稀疏，但天网是不会漏放一个坏人的。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有个时间问题，你作恶了，如果作恶小，天网不会惩罚你，你有改过的机会，但如果你继续作恶，恶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么总有一天会"恶有恶报"。这类似于佛家所说的因果：作恶的，一定会受到惩处，修好行善的，也肯定会有福报。
　　我们在企业上班也好，在家庭里生活也好，什么是真正的爱企业、爱家庭？在企业，不要为企业留下暗疴，在家里，不要为家庭和子孙留下隐患，这才是真正的爱企业、爱家庭。如果自己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将来肯定要出问题的。 （http://fj.sina.com.cn/minshang/tttj/2014-03-05/14393622.html）

胡平：“越反越恐”说明了什么？

Posted: 26 May 2014 06:34 PM PDT

魯木齊「522」爆炸案發生後，中共增強該市的安保力量，23日還舉行誓師大會，載有武警、特警及民兵的車輛從城市主要街道經過


去年10月28日，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维族人一家三口开汽车撞向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中共将之定性为"恐怖袭击"。我随即写了篇文章分析这一事件。当时我就担心，象中共这样的反恐，只怕会越反越恐。

这话不幸而言中。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恐怖袭击案，当局把本来就已经高强度的反恐防恐安保工作升到更高。4月下旬，习近平亲临新疆反恐第一线，以党国首脑的身份，对强化反恐防恐工作发出最强硬指示；然而，习近平话音未落，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紧接着，习近平再发指示，因为几天前的指示已经把话说满了，现在没法再加重了，只好重复。接下来的日子，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市的戒备无疑达于极点。然而还不到一个月，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就发生了一场被官方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

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中共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防范越来越严，但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事实证明，中共的反恐，是越反越恐。

"越反越恐"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决不是政府反恐不力，打击不严。正相反，在中国，政府反恐防恐早已是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从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的几大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称，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份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媒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内往外投掷的爆燃物"象个油漆罐"。

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份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得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网上读到一条新闻，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凡此种种，你能说政府的防范工作还不够严密么？

中国的反恐专家指出，新疆恐怖活动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本土化和非组织化。

本土化是指它与国外恐怖势力没什么联系。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宣布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措辞就比较谨慎。它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不是一回事。

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份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按照官媒报道可知，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儿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

不消说，新疆恐怖活动的本土化和非组织化这两个特点，正说明了政府的监管十分严密和打击相当严厉。

以上三个特点：作案工具简陋，本土化以及非组织化，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几乎已经用尽了手段，其中很多手段在尊重人权的文明国家根本不可能采用。因此，对于频繁发生的恶性恐怖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政府防范不力。

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打击和惩罚恐怖分子方面做的还不够重不够狠呢？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后，北大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上说："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份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份子很难预防，不易消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很多批评。有网友指出："按照北大教授应该对新疆实施连坐的理论，维人抗暴采用无差别攻击的模式也合情合理。"我们知道，恐怖份子行凶的逻辑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滥捕滥杀，所以我们对他们也乱打乱杀。

吴必虎的连坐主张貌似惊人，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政府早就在实行了，而且一直在实行，包括对汉人。有多少汉人，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参加民运或维权活动，修炼法轮功或参加独立教会，不但本人遭到迫害，而且其家人也深受株连。对少数民族，对藏人对维人就更搞连坐了。在反恐的名义下，政府对维人滥捕滥杀，有时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

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案发第二天官媒就宣布破案，作案者共两人，均当场炸死。可是十几天后，当局又说抓获了7个同伙，而这7个同伙就是作案者的哥哥、弟弟、堂弟和妻子。这不是连坐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说，中国政府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极其严厉，防范极其严密；可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严重的是，恐怖活动的性质还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性变异。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后，有专家就指出，昆明火车站事件表明，"疆独恐怖主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异，首先一条就是，"在袭击对象上，'疆独'恐怖主义已经从政府和警察为主，彻底转为针对无辜百姓"。

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之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和军警为主。这应是确凿的事实。因为它得到了官方的权威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的确认。蓝皮书说，中国恐怖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蓝皮书发布于今年5月6日，定稿的时间当然早一些，因此它还没来得及谈到最近的几次攻击平民的新变异。

连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文件都承认，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承认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是相当不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是恐怖主义，对此大家均无异议。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是不是恐怖主义，争议很大。很多人都不认为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算恐怖主义。有人批评美国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不对。以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声称的那些恐怖袭击事件都不当作恐怖主义加以谴责，是因为那些攻击都是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都不算恐怖主义；这几次攻击是针对平民的，所以美国就当作恐怖主义予以谴责了。

我曾多次强调，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攻击不应该算恐怖袭击。如果攻击政府和军警算恐怖袭击，那么，全世界所有的暴力革命者武装反抗者就都是恐怖分子了。难道不是吗？古今中外，有哪个从事暴力革命或武装反抗的团体（包括当年的共产党）没干过袭击政府和军警的事呢？

既然根据官方的说法，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政府和军警，这就意味着它们其实还不算恐怖主义；如果你非要叫它恐怖主义，那也只是一般性的恐怖主义，至少不算恶性的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

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恐怖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在中共反恐初期，那些恐怖活动还不是真的恐怖主义，至少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原来的假恐怖主义变成了真恐怖主义，一般性的恐怖主义变成了恶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说，真正的恐怖主义，恶性的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竟然是中共反恐反出来的。

关于这个题目，我还有话要讲，留待下次。今天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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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浪：《六四詩選》序

Posted: 26 May 2014 06:12 PM PDT

孟浪
【編者按】詩人孟浪主編、台灣"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六四詩選》於2014年5月4日在台灣、香港兩地問世。同日，台灣《聯合報》、香港《明報》同步刊出孟浪撰寫的該書序文摘要版。經序文作者授權，本刊首發該序全文，以紀念"六四"25週年的到來。


                                             
                                一

"六四"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以成千上百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在國家暴力的蓄意攻擊下犧牲、受難，震撼世界，影響了20世紀人類進程。

但，無論就純粹的文學書寫，還是同樣充溢民族語言精神氣質的歷史書寫而言，"六四"又是一個未結束的事件，甚至是一個未來事件。於是，作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們的這部詩選誕生了。

"六四"事件的發生距今已屆四分之一世紀，這個影響20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涉過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仍然餘響未絕、懸而未決：

——在中國 ，它至今仍是"國是"的嚴重"禁忌"，事件發生以來持續遭受著國家暴力（包括輿論控制、宣傳戰、審查制度、教育洗腦等語言暴力/隱性暴力）無間斷的禁制，而旨在衝破禁忌、追索正義的民間力量不懼打壓、前仆後繼、一刻也未停止發聲；

——在台灣，它是兩岸關係、兩岸命運里程中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未解"魔咒"，積年累月，歷史倒帶的回放已成為一個吊詭連結的象徵："六四"擺盪在兩岸人心、民情之間，如同似斷未斷、欲連未連的一條觸目而又脆弱的危纜，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感，遊絲般地縈繞於此；

——在香港，它已然內化為這個城邦數百萬民眾、數個世代綿延不絕的"集體記憶"，一年一度"六四"當日在維園球場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儀式，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成為華土之上唯一一項以人民集會年度祭典構成巨型體量規模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每一位在場者可以身歷其境觸摸歷史、感悟當下、啟示未來。

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在此主要地對詩人而言，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他（她）們或從當年第一時間、第一現場彈跳似的寫作反應起，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寫下的有關這一主題命名或氛圍浸染的詩篇，無論多還是少，重還是輕，長還是短，在編者看來，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二十多年來的歷程中，也有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更年輕的後來者加入了這一書寫的行列。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六四"的各種書籍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令編者和與編者持同樣關切的人士不滿的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作為一個時代之良知的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之彰顯，就目前的視野所見，延展在這樣一種思想和美學構成的譜系中，其織體與觸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學審美品質的書寫文本之鉤沉、萃取、匯集及呈現，總的來說，於"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陳。

原因何在？

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暴力對"六四"歷史和記憶的全面封殺，使任何有關"六四"的思想和言論的公共表達在境內被消聲，遑論"六四"文學和詩歌作品得以主題性、集束性地公開推出，或正常發表與出版（本次編選中編者尚欣喜地發現，在如此艱難的人文生態中，歷年來仍然有可敬的中國大陸作者頑強地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遺忘）。

中國、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分別捲入以瘋狂攫取利潤為導向的消費資本主義邏輯黑洞，政、產、學界普遍的唯利是圖、唯強權是瞻的濁風正熾，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聲音被邊緣化，終極關切的價值標桿蒙垢不彰——如同台灣的"二二八"曾經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繼續遭遇的命運一樣，也讓"六四"的意義向度幾近迷失乃至窒礙無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方面，六十多年來國家暴力（制度性、結構性/顯性、隱性）的強蠻干預和威脅，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機能，粗暴地切斷了"詩與政治"、"詩人與政治"在言說和文學場域理應有之的正常連結、傳達和修辭，作家公民的表達空間和平台遭嚴重扭曲，並形同自我閹割而致失語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來因狂暴的壟斷資本與集權權力的媾和、分贓及宰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認知出現解離和惡變，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得到復甦的"詩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於今蕩然無存。災難性的現實是，從"政治冷感"而"娛樂至死"，一直到"邪惡的庸常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詩人、作家的公民精神、價值關懷呈萎縮與麻木狀，犬儒的、鄉愿的心性，成為習以為常的生存"本能"。

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強權遮蔽、被謊言覆蓋、被愚行掩埋，趨利第一、逐利至上社會以可怕的人性深淵吞食中國，吞食中國掙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審美品性……

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漢語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觸發的意義言說和價值捍衛，在精神性的恆久向度上，以文學場域的正常建構而論，詩的缺席，詩人的缺席，詩性正義的缺席，令人震驚，至為遺憾。

尋找和發現，詰問和糾正，彌補和追認，也許適逢其時。

本書的編選與出版是一次嘗試，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紀時間磨礪淘洗而積澱、反思、辨正、審視和承傳而成的精神創造性產物。它的推出，僅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詩文本的朗現，試圖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墻、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一個開始。


                            二

開卷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向作者對本書內容所要呈現的題旨做一個簡要的交待。

讀者把卷細閱，會發現貫穿全書出現最多的正是 "六月"、"廣場"、"死亡"、"紀念"這樣幾個主題詞，不同的作者從當年的現場實景開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持續以歷史現場的目擊者、時代悲劇的見證者、詩性正義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為"六四"痛史留下詩人書寫的別樣文本。

在文學史上歷歷可數的，諸如猶太作家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學記憶、蘇俄作家對斯大林肅反、勞改營罪惡的文學記憶、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政權暴政肆虐的文學記憶、台灣作家對蔣氏政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文學記憶，與本書作品所揭示的文學記憶，儘管規模、體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質無疑是一致的——對國家暴力戕害無辜生命的沉痛記憶，對國家暴力掩蓋屠殺罪行的勇敢見證，對人類文明中氾濫國家暴力的無情質疑和深刻批判，對社會公義、歷史正義的詩性謳歌與追索。而極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詩人的現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學的獨特性、豐富性上作出了嘗試接近典範、抵達典範的努力。編者願意向讀者推薦趙思運、殷龍龍、汪建輝、杜力、李知行、蔣浩、駱駝、顏峻、廖偉棠、孫磊、唐不遇、陳家坪、吳晨駿等這樣一些作者，作為本書的主體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員，他們在六四題材、六四主題、六四精神等範疇內堅持表現詩人獨特的審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學言說，構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精神張力。
歷史上任何一項重大人權災難，會給作為平和、善良民眾的受害者或當事人，甚至毫髮未傷的遙遠的旁觀者、後來者，在生命中往往都會留下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六四"悲劇也在敏感的詩人那裡形成強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盪，這樣的創傷性壓力症候群的文本反應、文學反應，流瀉於本書中不少作者的筆下。從內心的沉痛或絕望，自毀、自虐傾向的袒露，靈魂的質對和拷問，私人獨白與公共言說的切換，對真相的追索、對正義的籲告，一直到救贖和自我救贖意識的獲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譜藉助審美表達顯得相當多元和豐滿。

為了方便讀者對"六四"詩歌在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流變全貌有一個鳥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讀者可以追往溯返進入具體的情境細讀，編者把全書入選作品分為四輯：【輯一】入選作品寫作於1989年"六四"當年；【輯二】入選作品寫作於事件後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紀結束的2000年之間；【輯三】入選作品寫作於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輯四】入選作品寫作於2011年以來若干年間。

二十多年之間礙於中國現實環境的困難，沒有發表或沒有紙本傳播的一些難得的封藏文本這次通過本書編選的徵約，也告終於"出土"（沈澤宜《見證》、徐敬亞《紀元》、野夫《魚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劉漫流《當獻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夢笛 《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讀者多加留意。

本書篇幅雖然有限，但編者還是試圖將六四詩歌中的一些長詩、組詩盡可能完整地刊用，畢竟這是沉積二十五年的歷史性選本，一定的體量規模是必要的。蔣浩《紀念》（長詩）、駱駝《"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長詩）、徐敬亞《紀元》（長詩）、周倫佑《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組詩）等等的呈現都體現了編者這一意圖。


                            三

本書的編選徵稿，於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間進行，由編者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作者和相關文學界人士陸續發出總計兩百封以上的稿約及敬約推薦的電郵信函；同時，中港台多位詩人、批評家也幫助編者轉發稿約，聯絡作者，推薦作品，並代為確認授權。除了在獄中的劉曉波、李必豐和軟禁中的劉霞等少數幾位作者無法聯繫，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們的友人代為授權並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入選作者由他們本人回應稿約，提供供編選稿件或通過推薦人委託同意選編。到稿量之多，超過本書現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編者甚覺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書最終確定入選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國，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絕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發生後離開中國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齡最大者，如詩人沈澤宜（中國）、馬博良（美國）生於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輕的作者唐醋，生於1994年7月，"六四"事件五年後才出生；另有幾位入選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觀察到"六四"精神貫穿的主題寫作，在代際傳承中已得到延續。主體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葉出生者居大多數，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經歷"六四"事件的作者，對此事件的寫作敏感和震撼性反應最強烈，多年來持續通過現代詩創作作出紀念性追憶、反思和索問也最為密集。

在本書的選題準備、資料搜集階段，編者查閱到"六四"主題（和題材）的現代詩歌合集類中文出版物，計有四種：《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增訂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書局）；《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詩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 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2011年5月，香港：水煮魚文化）。前二種詩集，出版於"六四"事件發生的當年和次年，儘管選入了不少名家詩作，但多訴諸於一時爆發的樸素情感，詩作失之粗淺直白，絕大多數缺乏詩意，時過境遷，重新閱讀發現已很難談得上文本和文學價值。第三種集子出版於七年前，由於該書編選粗疏、草率，文學性標準弱化，"民運"化色彩過強，致外界很多優秀作品沒有選入。最近的一種六四詩集出版於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詩歌的經典文獻，編選範圍僅限於香港一地，中國和台灣及海外作品闕如。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這部《六四詩選》 嘗試突破侷限，彌補缺失，呈現六四詩歌、六四文學的嶄新面向。

    編選本書期間，編者注意到同時期中國詩歌界有作者在媒體上發出"中國詩歌應當回到社會現場"的聲音，也有中國詩人聚在一起公開討論"當代詩歌中的道德困境"，論及"詩人作為公民與城邦（國家）及其辯護者之間的緊張"，有詩人坦誠地指出，"當代詩的道德困境與中國的政治困境脫不了干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者所塑造"。在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制度的語境中，體制性的依附和"脅從"裹納日常生活，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討論太少太少，值得鼓勵。也因此，作為編者的我，充分諒解我在中國的若干詩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約後保持的沉默，他們在他們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反應：不反應。我沒有理由不表示尊重。當然我也願意看到由於詩人和公民社會的努力，這樣的"道德困境"可以儘快被解除和突破，文學的介入性恢復正常的執定，作家的公民倫理賴以恪守，居住中國的詩人公民和所有的人們一起終可獲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詩選"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於中國境內公開出版、無礙傳播，更希望這樣一部詩選的編者就是居住中國大陸的詩人朋友或批評家朋友。

在此感謝現居中國境內的很多詩人接到稿約後，無懼"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書編選計劃，熱情來稿，強有力地促成本書的完成；
感謝詩人黃粱、零雨、麥芒及在這裡不便提及姓名的幾位中國詩人幫助聯絡作者、推薦作品；
感謝王興中、潘小雪、于碩、冉雲飛、孫乃修、劉懷昭、萬之、熊山卉、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梅丹理（Denis C. Mair）等友人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意見和建議；
感謝我的台灣友人、書法家陳世憲題寫書名為本書增色；
感謝詩人張耳捐出她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版稅用於資助本書出版；
感謝詩人鴻鴻和他主持的 "黑眼睛文化" 出版社，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需要團結攜手、守望相助的關鍵時刻，出版這樣一本獻給歷史、獻給當下、也獻給未來的詩選。

本書是一個私人選本，一個詩人選本，但又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讀本，編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詩歌讀本在未來陸續出現，期待詩的在場、詩人的在場、詩性正義的在場，成為飽滿的、鮮活的常態，成為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迎面壁立的一項公共常識。

                                      2014年春夏之交 香港新界

——纵览中国

高新：保不保周永康就看杀不杀刘汉

Posted: 25 May 2014 06:52 PM PDT

刘汉在法庭上听到一审判决时的情形……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刘汉不死，周家最愤》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示了整个周永康家族在四川省境内的最大黑金金主，中共四川省政协常委刘汉同志被一审判决的时日终于到来，中共各大官方媒体都在宣布这一消息的报道内容中透露了刘汉和刘维兄弟最重要的马仔，被起诉内容中与刘汉和刘维一样都包含一项"故意杀人罪"的曾建军似乎已有"戴罪立功"的表现，因为官方媒体的报道内容中特别提到他在刘汉等10人案和刘维等7人案中，就有关事实和情节出庭接受法庭调查，也就是说他在法庭上有检举揭发刘汉和刘维兄弟的"立功表现"。那么，如果这个所谓的"立功表现"一旦被法庭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就很有可能只被判处死缓而不是"立即执行"。而刘汉和刘维的"故意杀人罪"即使因为曾建军等人的举证而被坐实，"以命抵命"的下场也不是肯定的。因为中共"社会主义法制史"上已的恶性故意杀人罪犯不被死刑立即执行的先例很多，最著名的当然是故意杀人致被害人当即气绝身亡的曾经的党国二品夫人薄谷开来在国人齐声喊杀的舆论压力下仍然只是被判了个死缓。

而就在不久前，具体时间是刘汉和刘维兄弟已经被一审庭审结束，等待"择期宣判"的这一个月当中，薄谷开来"只被判处死缓"的"旧闻"又被媒体翻腾出来，肇因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个叫林森浩的投毒杀人犯被一审宣判"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后，有1名复旦教授和177名复旦学生联合上书为他求情，企图助他逃脱"以命抵命"之下场。

相关报道中说，3月31日，在一位教授的推动下，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写下联名信交给负责二审的上海市高院，在谴责林森浩罪行的同时，请求不要判其死刑，称他本性善良，应令他洗心革面，有朝一日照顾因他投毒致死的前复旦室友，在校博士生黄洋的父母。

为了支撑这一请求，学生们列举了多点理由，称林森浩投毒"是极其恶劣的禽兽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但其平日表现良好，并非极为凶残之人，且"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强调过，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信中还比较说，薄谷开来投氰化物令一外国友人当即毙命，死相惨烈，也不过被判个死缓，若对林森浩判处死刑，量刑无疑过重。

确实，那个叫林森浩的投毒杀人犯至少没有令被害者当即毙命，而且还有理由说明自己当时的目的并不是令被害者死亡，而只是要令他"受罪"。相比较而言，薄谷开来投毒杀人案的所有证据表明，首先她的目的就是要令受害者立即毙命，所以才选择了最剧烈毒药。其次是作案手段无疑称得上是极其残忍，居然是亲手抱住已经被酒精灌醉的被害人的脑袋强行灌毒。相比较之下，仅仅从司法案例的角度评论，复旦大学为林森浩求情的同学们的"上书"内容中，拿薄谷开来作比确实是最过硬的理由。但是，这些天真的复旦大学生、研究生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薄谷开来和林森浩之间最没有可比性的一面？那就是薄谷开来当初被"刀下留人"的真正目的，不可能会写进判决书的理由是要"留下活口"。

薄谷开来被一审期间，一位叫刘峰的中国大陆境内律师曾撰文分析说：虽然公诉书指明了谷开来故意杀人罪的主犯地位，很可能被处以死刑。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最终量刑应该是死缓，而且谷开来不会上诉。理由主要有几点：首先，被害人可能存在过错，这虽然是酌定量刑情节，但既然辩护人提到了，自然有提及的意义。我们很难相信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纯属自发形成而不是庭前授意。而且这一点应该会被法庭认定，作为从轻量刑考虑；其次，立功情形可能会被认定存在。一旦认定，免死几乎是必然的了。再次，认罪态度好，会被法庭作为其中一个因素综合考虑从轻量刑。另外，投毒谋杀，手段并非特别残忍。

上述几点是基于法律分析的不会判处死刑的原因。但谷一样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被害人是外国人，影响恶劣。判处无期明显罪责和刑种不相一致。全世界都会嘘声一片。

果不其然，这位刘峰律师的分析文章贴在网上不久，主审薄谷开来投毒杀人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堂而皇之地写道，被告人薄谷开来伙同被告人张晓军采用投毒的方法杀害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薄谷开来在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薄谷开来当庭认罪、悔罪，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判决书中虽然公开提及了薄谷开来被免死的原因之一，即刘峰律师所说的"立功情形"----"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不过，等薄谷开来受命充当起诉她的丈夫薄熙来的污点证人，并因此令薄熙来的贪污受贿罪被法庭坐实的事实发生之后，中共司法部门内容即传出了薄谷开来当初之所以没有被死刑立即执行，背后的秘密交易就是她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的基础上，还要保证会在这个"他人"也是她的丈夫薄熙来当庭受审时充当检方证人。

人们都还记得薄熙来被安排在山东接受审判的时间是在薄谷开来领刑一年之后，也就是说，她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以观后效"期才只过了一半。山东法院受命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宣判的结果是：认定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而如上这三宗罪中，任何一项，特别是前面的两项如果没有薄谷开来充当污点证人，几无可能被坐实，甚至完全不能成立。所以我们假设薄熙来被司法处理之前薄谷开来已经被"斩立决"了，那么薄熙来被"司法处理"的过程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从如上薄谷开来案联想到如今的刘汉案，从薄谷开来与薄熙来之间"同案"关系联系到如今刘汉与周永康特别是他的儿子周滨的经济关系，以及刘汉与一大票石油系、四川系、国土资源系乃至中央和地方政法系的大小贪官污吏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就不难看出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在周永康及周滨都还没有被宣布"交付司法"的前提下匆匆忙忙地先把他们在四川境内的最大金主刘汉"抢先处理"了。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说：道理再简单不过，只要当局对刘汉判处"斩立决"，周永康夫妻、父子、兄弟、叔侄......包括整个周永康家族的直系、支系和旁系的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可因"死无对证"而被洗脱大部分甚至全部罪行。不但是周永康家族，所有与刘汉有过犯罪牵连的前四川系、石油系、国土资源系和中央政法系中的一干人等，也均可以因为刘汉的"以死相报"而减罪甚至完全脱罪。但如果刘汉一旦被下令"留下活口"，事情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是为什么刘汉在法庭上为什么敢于当庭质问检察官"这是上头的命令吗"?

可见身在狱中的刘汉心里明明白白他是否能够免于一死，并不取决于检察院起诉书中所列的罪行的多少和严重与否，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故意杀人罪"是否已经被坐实，而是取决于当局也就他所说的"上头"对周永康的态度。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杨支柱：白岩松与田雪原

Posted: 25 May 2014 05:59 PM PDT

    白岩松说，"1998年抗洪报道，我发现无数个沿江家庭，都是三四个孩子。我在《面对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强调超生现象。节目播完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给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打电话，接着张维庆写给我一封亲笔信，当天上午就召开全国电话会议。"（《白岩松的新闻长跑》，南方周末2014年5月22日）

    我相信白岩松见到无数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是事实，但是简单地描述这一现象作为中国农民1998年仍然生很多孩子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到1998年时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几年低于1.5，属于超低 生育率了。换了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早就被这样低的生育率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通过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数量来判断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会造成错觉。100个育龄妇女，不育的（含生理不育、育龄届满前未婚不育和丁克）和生1、2、3、4个孩子的各20个，生育率才2.0，根本不足以维持世代更替。但是从孩子的角度观察，200个孩子中有80个来自4孩家庭，有60个来自3孩家庭，40个来自2孩家庭，20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70％的孩子来自3孩、4孩家庭，极易给人生育率在3.0以上的错觉。

    另外很难想象白岩松能挨家挨户深入到每一间房子里去窥探，他看到的恐怕主要是在外面玩耍的孩子，这些孩子反映出来的生育率恐怕并不是1998年的，更可能是1990年的。1998年他在长江边看到的孩子大多是是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整个1980年代的平均总和生育率高达2.39，1990年代初期长江沿岸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还有2.0。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息渠道并非只有央视，如果央视不做这个节目，一阵松、一阵紧的计生风暴也还是会来；但是晚来两个月，可能就有数以万计被强制堕胎的孩子得以侥幸逃生。

    然而时至今日，白岩松对于当年充当计生密探和帮凶丝毫未见悔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跟田雪原捏造事实把自己打扮成计划生育的副总设计师如出一辙。

    近年来白岩松一方面声称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博得许多反对计划生育的人的称赞；另一方面又鼓吹"失独"父母对计划生育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国家的优待，为国家卫计委"强化计划生育利益诱导机制"、"为计生家庭解除后顾之忧"的举措张目。白岩松这种既装开明又抱大腿的表演比田雪原还成功，几乎官民通吃。

    白岩松说，"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持续三十余年，它为中国的前行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但是它也为一些家庭增大了生活的风险，失独家庭正是如此，在这样的家庭中几大挑战同时存在，养老、精神疾患、返贫等等，因此个体与家庭曾经为国分忧，国家也到了该为这样的家庭分忧解难的时候。"（《我国失独家庭日益增多，面临医疗养老等困境》，腾讯网转2012年7月15日"央视新闻周刊"文章）

    "失独"父母为什么不应该享有特权，我已经连续在网上发布了《补助"失独"本质上是奖励不育》、《一些人"失独"是另一些人"超生"造成的吗？》、《药家鑫父母有权要求国家补偿"失独"损失吗？》、《"失独补偿"到底是什么货色？》等多篇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了。

    白岩松能名满中国，验证了我二十年前说过的一句愤激的话：职位越高，耻辱越大；职称越高，耻辱越大；越富有，耻辱越大；名声越大，耻辱越大——在中国大陆大抵如此。

    来源：杨支柱博客

今年维圆烛光晚会，将邀六海外民运人士“亮相”

Posted: 25 May 2014 06:59 PM PDT

李卓人昨稱，已安排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在內的六名民運人士拍攝短片，讓他們在燭光夜於維園「亮相」。資料圖片

【苹果日報訊】六四25周年將至，當年被迫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多年來希望能在中國唯一一片能夠悼念六四的土地上點起燭光，遙祭亡靈。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昨指，考慮到民運人士難以「闖關」來港參與六四集會，故此已經安排六名民運人士，包括王丹、吾爾開希、王軍濤、封從德、呂京花及嚴家祺拍攝短片，讓他們在燭光夜於維園「亮相」。

李卓人：平反需集合力量

李卓人透露，上述六人已拍攝短片，講出他們如果有機會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將會說甚麼及做甚麼，短片會在集會當晚播出，同場另有一段是天安門母親的錄像。去年六四集會受天雨影響，大會的供電和音響系統先後故障，集會被迫提前結束，李昨指，已經與負責音響的公司溝通，要求對方將電線升高，避免類似情況發生，並已叮囑康文署搞好維園的排水系統。
獨立議員黃毓民與部份本土派不滿民主黨、支聯會及教協等組織長年「霸佔六四道德光環」，呼籲市民六四當晚改到尖沙嘴集會；李卓人形容他們「對人不對事」，強調平反六四要集合力量，不可讓維園燭光減弱，又指大家要求平反六四；黃要求打倒共產黨，支聯會促結束一黨專政，理應集合力量一起爭取。
今年立法會的平反六四動議辯論因為預算案拉布，再度未能在6月4日前提出，李卓人稱，會在六四後續提出平反六四動議，讓市民看到當年譴責六四屠殺的部份建制議員今非昔比，支聯會也會在本周三在立法會外舉行民間平反六四辯論。而六四紀念館4月底開幕後，至昨日錄得5,085參觀人次，平日參觀人次約200人，周末假期則約400人到場。
【六四25周年專頁】燭光不滅，血仍未冷，民主中華，花果漂零。蘋果請你一同見證：良知，從未貶值！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26/18732679

冯正虎致函韩正等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

Posted: 25 May 2014 10:28 PM PDT


【编者按】冯正虎于5月3日用挂号信分别致函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长杨雄、副市长屠光绍、组织部部长应勇、宣传部部长徐麟、统战部部长沙海林、纪委书记侯凯、政法委书记姜平、秘书长尹弘等13名常委委员，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暨政法委履行执法监督及宏观协调的责任，督促上海市各个政法机关依法立案，有错必纠，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冯正虎没有收到回复，于5月17日通过上海市官方网站（ http://www.shanghai.gov.cn ）用网上发函的方式再次向韩正等上海领导人投诉，并同意在互联网上公开。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 先生：
您好。
我于2014年1月10日致函868个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又于1月15日用挂号信致函您，并附送《冯正虎的故事》一书及三张光盘《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美好生活》、《冯正虎文集（六本新书）》及相关资料。据邮局通知，您已签收（挂号信编号：XB10614234031），请审阅。

一、    要求政法委督促法院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各级党委政法委重点抓好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宏观协调等工作。我依法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暨政法委提出申诉，要求政法委履行执法监督及宏观协调的责任，督促并协调各政法机关清理冤假错案，公正司法，匡扶正义。送上我的申诉状及证据材料《冯正虎冤案的证据资料——出版无罪，法院枉法》、《冯正虎错案的证据资料——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请审阅，
冯正虎冤案的始作俑者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年签发《上海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的市公安局局长是兼任市政法委领导职务的吴志明，十年来，他一直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所以，这起冤案制造时一路绿灯，而申诉平反时一路红灯，甚至冤案受害人冯正虎还遭受上海法院的诉讼封杀、公安部门的报复打压。现在，吴志明先生已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希望他不再干扰司法。
冯正虎冤案（刑事）的终审合议庭审判长周芝国（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是现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冯正虎假案（行政）的终审合议庭审判长曹洁（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他们是上述冤假错案的主审法官，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是党政领导干涉下的枉判，还是他们自己的错判？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监督司法机关立案再审，依法纠错。

二、要求政法委督促法院有法必依，保护公民诉权

上海高院于2013年10月底公开宣布对"立案难"动真格，出台了《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立案42条），至今已有四个多月，上海三级法院贯彻执行得如何？我送上一篇报告《冯正虎28个民告官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见证》及4张法院收据，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审阅。
上海的部分基层法院还在抵制执行上海高院的立案42条，仍有拒收诉讼材料的违法行为，但是上海的中级法院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转变，许多曾被拒收的"民告官"行政案件已被受理诉讼材料，并出具收据。但是，中级法院收了当事人的诉讼材料后，这数百个第一审行政案件仍是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超过了法定7天的立案受理期限，也没有贯彻执行上海高院的立案42条规定的"立案会商期限"。
如果上海高院没有权威督促基层法院依法立案，不敢遵守法律与贯彻执行自己出台的立案42条，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让这些第一审行政案件继续走第二轮的司法怪圈。基层法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依法走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立案，这个司法怪圈，是国际笑话，也是中国司法的悲哀。
"立案难"不仅伤害诉讼当事人，而且也伤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主要的还直接损害执政中国的共产党以及法院、法官的威信。我们没有赢家，都是受害者、牺牲品，同归于尽。恳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会督促上海法院贯彻执行法律与上海高院颁布的立案42条，不要让上海的司法改革流于形式。

三、要求政法委督促法院违法必究，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关注冯正虎的另二个典型案例：1. 法院非法没收价值200万元私人财物的国家赔偿；2.非法超期扣押冯正虎14台电脑等大批财物的行政诉讼案件。这两起案件涉及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被告），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与被告的违法事实显然，一判即输，故原告又遭遇"立案难"问题。
冯正虎的上述冤案于2001年8月21日二审裁定，这是终审。法院判决的处罚：冯正虎是有期徒刑与罚金，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是罚金。法院没有作出没收冯正虎或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任何财产（包括被公安局扣留的物品）的处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初字第6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都明文记载了这个裁决事实。因此，依照中国法律，法院终审结案后，未经法院判决没收的物品应当一律返还原主。但是，被扣留的全部《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电子书5774盘（经司法会计中心评估，其价值近200万元人民币）至今均尚未返还，已有10年多。冯正虎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高院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返还私人的合法财物，但法院至今没有回复。
另一件案件是，2010年2月12日我回国后，遭受上海警察报复打击，两年半时间遭到非法抄家11次扣押17台电脑等大批私人财物，其中9次抄家扣押的大批私人财物涉及违法行政行为。所以我提起行政诉讼，状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非法超期扣物行为违法。这么一个简单的行政案件，按《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谁都会当庭判决。但是，上海区级、中级法院却不知所措，连立案都不敢，宁可践踏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由于基层法院司法不作为，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九条规定，于3月10日再次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如果出台立案42条的上海高院也不敢依法受理立案这个小小而简单的行政案件，我只好再次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让此案完成第二轮的司法怪圈。

附上，《出版无罪，法院枉法——致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暨政法委的申诉》、《冯正虎冤案的证据资料——出版无罪，法院枉法》、《维护公民出版权利——致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暨政法委的申诉》、《冯正虎错案的证据资料——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冯正虎28个民告官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见证》及法院收据、《非法没收价值200万元私人财物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状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非法超期扣物的行政起诉状》。这些附件资料也收录于《冯正虎文集》光盘里，请审阅。
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暨政法委履行执法监督及宏观协调的责任，督促上海市各个政法机关依法立案，有错必纠，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此致
敬意

冯正虎

2014年5月3日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手机：13524687100   电话：021-55225958  
Email：fzh9...@gmail.com
博客：http://fzhenghu.net

图：冯正虎致函韩正等上海领导人的邮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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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Posted: 25 May 2014 11:06 AM PDT

张千帆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本来面目。[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
　　
　　【注释】
　　[1]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重合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一般是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和情感动力（尤其对于那些对外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将民族和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华民族"一般是指汉族血统为主的民族，那么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范围更为狭隘。只有在一个因封闭而导致的主要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一致的。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划等号，实际上将国内所有其他民族置于一种臣服的处境。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3页。对于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两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之分析，见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
　　[2] 事实上，黄河决口并没有能阻挡日军进犯。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0, pp. 448-450。笔者并非是说，更多的日军伤亡或抵制侵略的有效性就一定能为伤害本国人民的举措提供正当性。对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和影响，参见张殿兴："黄河花园口掘堤事件"，《历史教学》1996年第4期，第45-47页；郑永彪："60年前的黄河花园口决堤"，《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第11页。对于这次事件的参与人为其必要性的辩解，参见熊先煜："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第16-23页。
　　[3] 当然，如下所述，这里也涉及关于"责任"的问题：或许有人会将责任全部推给"鬼子"——没有他们的侵略，国民党自然也不会做出这等自残的事情。然而，责任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孤子；即使日本人最终有责任，国民党也推卸不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是否决堤的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方式阻碍进攻。
　　[4] 例如见http://news.163.com/special/E/00011HRR/Egypt050723.html。下文对此问题有更详细的讨论。
　　[5]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页。
　　[6] 笔者假定以下基本论点是无须解释或辩护的：根据休谟定理(Hume's Law)及其对价值与事实判断的截然区分，价值判断本身不具备可通过逻辑或经验手段验证的"真值"(truth value)，因而无所谓对错之分。对于分析哲学的相关表述，参见Alfred 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 (1952), pp. 102-119。因此，作为一种没有"真值"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无论它被多少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爱国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无所谓"正确"的主观道德现象。笔者希望读者充分注意这一点，而不要陷入"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 fallacy，基本上就是指"存在即合理"这种逻辑)。参见G.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pp. 37-58; J.L. Mackie,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32-34, 50-51, 61-63。本文从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爱国主义情绪：既然它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种情绪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后果。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组成要素。
　　[7] 例如高全喜教授指出："这种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爱国主义一旦变成政治口号，就变成了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也就显而易见了……对祖国的热爱实质上变成了对强权的热爱，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爱，对一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而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引自"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8] 当然，"爱"字其实也大有学问可做。"爱国"之爱，显然不同于夫妻或父子之爱。
　　[9] 一般参见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0] 一个例子是主张某个种族至上的种族歧视，在纳粹时期甚至产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悲剧。种族歧视之所以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因为它能激起少数种族的优越感而已；一旦将"种族"分解为个体，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毫无意义的。
　　[11] 见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12]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相关命题，那就是为什么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仅停留于"人"，而不进一步将人分解为肢体、器官乃至细胞。大致的辩护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非是要求无限分解，而只是要求将分析对象分解到在功能上作为一个自主自为的独立个体的层次。当然，这并不排除心理学家乃至生理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动机的过程中将焦点放在人的某一部分。但在一般情况下，将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合理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排斥某些整体性概念，譬如制度、规则、文化、传统等。但是个体主义者会更注重支撑这些整体概念并使之成为宏观现象的微观机理，以及宏观对象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具体作用。
　　[13] 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观念的作用经常是巨大的。作为一个例证，中国的公有制就是整体主义思维的典型产物，而经济改革已经深受传统观念之害。公有制主张社会财产（如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属于"公共"、"全民"或"集体"所有，但这些整体概念都是虚幻的。在缺乏个体化定义的情况下，"人民"或"集体"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最后，财产事实上是被实际控制分配权和使用权的少数人掌握着，而他们的利己主义行为最终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不公。现在已十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农民土地承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普遍现象，充分说明在没有具体制度的保障下，诸如"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第12条）是多么苍白无力。参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究其原因，无非是"公共"等整体概念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行动、实际不存在的虚幻；在效果上，它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存在只是为实际掌权者瓜分属于全体人的财产提供便利，为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漏洞增添障碍。
　　[14] 例如在法国，大独裁者路易十四最后将国家这个整体概念个体化了——"朕即国家"。卢梭的"公意"说虽然未必有专制的意图，但至少有这个效果。参见Jean-Jacques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Donald A. Cress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1987), pp. 33-37.
　　[15] 有人会将"人"上升到"人民"，因而"爱国"也就是爱民。但是"人民"仍然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还是必须被分解为具体的个人，否则就会陷入许多悖论，譬如在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不为任何人服务。
　　[16]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感，或许是人类自然和道德进化的产物，因为这种情感有助于激发个人为了社会而牺牲自己，至少避免去做损害社会的事情，从而维持特定社会的生存。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一个没有爱国主义情感的社会迟早会因为内部不团结或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入侵而消失，进化后剩下的就只有"爱国"的社会。对于社会生物学和文化进化论的一般理论，参见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illiam H. Durham, Coevolution: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D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另外，如果"爱国"的情感是从社会分工和交换中产生的，那么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理性的"爱国主义"将要求突破传统国家的框框，走向一种国际化的兼爱或泛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世界逐步进入和解时代（当然并非没有激烈的抗争和冲突）的过程中，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市场将越来越小。
　　[17] 见Crito, in Plato, Five Dialogues, G.M.A. Grube (tran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1, pp. 45-56。当然，即使这种"爱"也未必是无条件的。苏格拉底之死这个例子本身代表了一种极限：如果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公正地剥夺了任何人的生命，那么即使社会赋予了这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似乎也因为后来的剥夺而不再有权利要求这个人"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应有权利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自己的基本存在，即使这些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基本权利的剥夺是政府官员或社会个别人（例如凶杀）所为，因而受害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怪罪社会。但在苏格拉底案中，雅典由50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两次以多数判决其死刑，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社会本身造成的不公。苏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甘愿一死，只能说是体现了其作为哲人的博大胸襟。
　　[18] 譬如在五篇经典对话的第一篇中，苏格拉底和年轻人一起探讨"虔诚"(piety)的意义。这种探讨是在怀疑主义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上展开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导致青年人反思和质疑对雅典诸神的传统信仰。见Euthyphro, Plato, Five Dialogues, pp. 5-22.
　　[19] 一般参见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tner Press (1948).
　　[20]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21] 《墨子·兼爱下》。
　　[22] 《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儒家也反对无谓的战争，例如孟子曾谴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孟子曾经嘲笑墨家弟子的功利主义有失肤浅，但其反对战争的理由似乎也不过是战争损害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这一点上和墨家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23] 《墨子·兼爱中》。
　　[24] 《墨子·非攻中》。
　　[25] 《墨子·非攻上》。
　　[26] 见《墨子·公输》。当然，墨子还是受到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局限。由于决定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封建诸侯手中，功利主义说教显然是空洞的——除非战争失败或引发国内暴动，作为个人的诸侯为什么要在乎平民百姓的生死？因此，墨子不得不试图用诸侯本人或本国的利益来说服他们放弃战争，从而偏离了普遍的功利主义立足点，也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这是专制政治制度给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普遍困境，例如见《孟子·梁惠王上》的论点。
　　[27] 参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4-318.
　　[28] 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是自由主义者阿克顿的论断也似乎过于绝对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自私（生存的本能）向奉献（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的发展。"见《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0页。事实上，他可能还因为将爱国主义道德化而混淆了理性和非理性过程。一般认为，尽管自私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能力或自然倾向），但它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理性算计过程，而不是无意识的"本能"。"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奉献"）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过程。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自然萌生的"本能"，就和父子之爱一样，而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设定或计算过程。
　　[29] 一个例外是受到主流社会系统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种族，譬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的黑奴。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去"爱"那个剥夺他们的社会。如果他们起义反叛，摧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某些次要的歧视或不公并不能为极端的报复提供理由。譬如据说青年时代的希特勒也没有能如愿展现他在艺术方面可能具有的才能，但尽管社会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埋没了他的艺术才能，他仍然可以通过社会交流而获得一种体面的生存，因而他可能遭遇的不公不能为发动毁灭性的战争提供任何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个人可能为自己未能获得重用而郁闷不乐乃至愤世嫉俗，但这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社会已经为其生存提供的诸多资源。
　　[30] 虽然霍布斯并没有确切地宣称政府必须是专制的，但他认为专制政府是最好的，且主权是不可挑战、不可限制的，因为任何挑战主权的行为——譬如内战——都有可能将社会带入自然状态的深渊。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 (1968), p. 81。毫不奇怪的是，在英国议会和国王之间爆发的长年内战中，霍布斯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31] 对于意大利南北不同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社会效果之比较，见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 事实上，即使霍布斯理论中的专制君主仍然受到一定的形式限制，例如必须依照法治而不是任意的人治，不得无故伤害臣民的基本利益等。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 (1968), p. 192.
　　[33] 例如"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如父母矣。"《孟子·梁惠王下》。
　　[34]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礼记·坊记》。当然，儒家并没有将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的强制性惩罚，而是更多在于君子榜样的感化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35] 关于汉朝儒法两家就贤人治国的争论，可见《盐铁论·刑德》。贤良大夫认为："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儒家在此只是证明贤良是治国的必要条件，而不能证明是其充分条件；换言之，贤人治国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能用来说明制度建构是不必要的。
　　[36] 参见笔者的"法治、德治与宪政"，《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第34-39页。
　　[37] 事实上，美国制宪者也充分考虑到选民素质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麦迪逊等人主张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因为议会代表的素质和能力一般高于普通老百姓。见麦迪逊的《联邦党文集》第51篇。
　　[38] 见孔子与樊迟的对话：樊迟认为"三年之丧"只是浪费资源的繁文缛节，孔子却反问他是否能心安理得地拒绝服丧。孔子认为，凡人都至少有三年的父母怀抱之爱，因而三年服丧只是子女回报的一种方式。《论语·阳货》。但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不仅体现于此，而是为不平等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普遍的正当性。
　　[39] 事实上，这种逻辑并非只是中国儒家的主张，西方的传统伦理哲学同样也是如此。譬如英国的费尔莫(Robert Filmer)即持此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王权政治理论。在《二论国民政府》中，洛克全面反驳了这种理论，认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子女属于上帝而非家长的财产，家长只是在其未成年时期代行临时的抚养看管之权而已，因而没有权力要求子女绝对忠诚。但洛克他同时认为，子女仍然尊重家长并为其争光的义务。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0-314.
　　[40] 一个悲哀的例子是几十名民工将一名前来阻止械斗的警察围殴致死。令人惊讶的是，网上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却反而是同情民工，认为警察经常暴力执法，因而死得其所。注意到网民的评论是在对该个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只能反应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即使这个案例当中的警察没有个人过错，完全是依法执行任务，也改变不了网民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因此，要让公民"爱"这个国家的警察，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法律有效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从而在公民眼中变得更"可爱"。
　　[41] 根据某种统计，中国的官民比例据称已经达到1:18，创下历史新高。见"官民比例高达1:18，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http://news.163.com，2005年6月13日，来源：《法制日报》。但即便如此，所谓的"官员"也仅占人民中的不到1/5，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普通百姓。
　　[42]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实际上对上述区别仍混淆不清。笔者最近看到，以下这则并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消息引发了一名网友的评论（参见"北京站西广场发生爆炸，不排除人为放置炸弹"，http://news.163.com，2005年7月9日，来源：京华时报）：
　　"如果政府再黑暗点，如果再多出一些冤案，如果贪官再多一些，如果不公正的事情再多些，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伟大的祖国啊！你整天喊口号不落实，你之下小小的生产组组长都贪污，你下面的村干部一年吃垮几家小饭馆，叫我们如何爱你？！我希望祖国强大美好，但是我痛恨现在的社会。"
　　这段评论显然混淆了国家、社会和政府这几个相关而不同的概念，也没有明辨"爱"和"恨"的含义，但它确实折射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在没有经过理论反思的情况下，普通人很容易将"爱国"和"爱政府"混为一谈。由于国家和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政府腐败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甚至绝望。
　　[43] 譬如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因而其中必然有人或团体对政府政策或决定持反对意见，但恐怖袭击却无从分辨政府的赞成者和反对者，而让反对者承担政府政策的后果似乎有悖情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笔者得益于David Miller教授于2002年夏天在苏格兰圣安德鲁(St. Andrews)大学召开的政治哲学会议上的讲演，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其论点。
　　[44] 当然，笔者在此仅限于言辞上的批评，而不是人身攻击甚至暴力行为。除非在个别极端情况下，个人没有权力通过暴力违反法律或抵抗政府。即使个人认为政府行为违法或显然滥用权力，也必须通过国家设置的法定程序挑战政府的决定和行为，而不能阻碍政府可能违宪或违法的执法过程。虽然在法理上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抵抗权"的概念，但各国的普遍实践尚不承认这种权利，否则政府就注定难以统治下去。
　　[45] 对于密尔对言论自由的辩护，参见其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2).
　　[46] 当然，外国政府或人士可能对中国提出恶意批评，但是他们本来就不存在爱国或卖国的问题。
　　[47]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日本占领期间参加"伪政府"工作或"伪军"是否构成叛国。如果是主动投靠、卖身求荣并给本国利益带来实质性伤害，叛国或卖国罪名自然成立。但如果只是被动参与（譬如只是为了"糊口饭吃"），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一个前置性问题是政府的实质究竟如何定性。如果有关人员是像汪精卫政府那样由日本钦定，那么该政府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伪政府"，其招募的军队自然也构成"伪军"。但如果外国只是推翻了原专制政府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最终由本国人民及其代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根据宪法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那么这样的政府在本质上是属于本国人民自己的，其军队也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而不是外国统治而建立的。加入这样的政府及其军队，自然不构成什么"卖国"。笔者认为，伊拉克的情形在本质上应属于后面一种，尽管其民主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
　　[48]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国内不久前流行的反日情绪，在某些地区演变为暴力违法事件。见"上海万人反日游行情绪激昂"，http://www.hantmw.net/wz/sh/sh93.htm。形成这种敌视态度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违反协议或谅解的做法以及少数历史教科书对战争责任的否定。（当然，国内对后者的不全面报道也造成了人们对日本教科书制度的错误印象。）不论如何，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情绪应该被允许以各种和平方式充分表达出来。但根据同样的逻辑，反对言论也应该被允许获得自由表达，而不致被扣上"亲日"甚至"卖国"的帽子。至少，对于日本政治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学术评价不应受到任何压力；否则，"爱国主义"情绪就将泛滥，像洪水猛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9] 事实上，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和在国际上大肆侵略掠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且不说民主政权难以控制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所作所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假定，民主制度完全未必会产生控制侵略和掠夺行为的动机。例如在美洲独立前夕，相对严苛的殖民地纳税政策其实不是像《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由英国国王制定的，而正是由议会制定的。当年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及后来的瓜分和掠夺，也必然经过了议会许可。事实上，当时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有不少国家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当然，和专制统治者相比，一个国家的人民及其代表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和平。例如日本军部1930年代制造的满州事变和皇姑屯事件都是在没有议会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且事后都引起日本议会和内阁的抗议和抵制。只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完全控制了议会和内阁，日本政府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傀儡。参见长谷川正安：《昭和宪法史》，岩波书店昭和36年版，第64-87页。尽管如此，笔者的意思是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依赖其它国家的善意来保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善意的缺失而对其它国家在制度上的优越性视而不见。
　　[50] 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最后导致了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但如果只是出于无知而非故意，这项危害巨大的政策也牵扯不上爱国问题。当然，另一方面，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者有义务采取极为谨慎的决定方式，并有义务知道决策不当的重大后果。因此，如果决策者草菅人命，以极其轻率的方式采取了错误政策，最后酿成大祸，那么这类严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有可能上升到一种"准故意"(quasi intentional)的层次。
　　[51] 这要求我们反思历史教科书对诸如鸦片战争中不同立场的简单化处理，标准的"正统"版本可参见金冲及与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0页。即使在今天，中学乃至大学历史教科书仍然一如既往地宣扬一种政治化的爱国主义史观。但这种政治化的历史处理在许多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譬如如果义和团针对洋人传教士的暴力行为可被认为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么如何认定在国家遭遇强敌入侵之际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客观上，太平天国显然削弱了政府抵御列强挑战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甚至可以说应对中国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教育早已成了一种自说自话（因而没有意义）的灌输。笔者注意到，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而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没有按照正统模式处理林则徐和琦善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52] 当然，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将这类很容易政治化与情绪化的主题作为他们的关注焦点。笔者注意到，美国社会很少在爱国问题上打"口水仗"，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诸如9.11事件后迅速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感。在这方面，政府和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自律，不应轻易诱导社会陷入某种思想运动；事实上，中国历史也证明，民众一旦在这类问题上"走火入魔"，确实是很容易"失控"的。政府至少应能从制度上保证，对于叛国罪的指控或影射，损害个人名誉的失实言论将受到法律追究；当然，根据言论自由的一般原则，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受到宪法保护。
　　[5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54] "强权政治往往打着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美好旗号，以虚假的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来混淆是非，以抹杀真正的爱国情感中对于何为国家的自由主义追问。"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55]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没有将爱国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事实上，本文先前已经指出，社会功利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体现，也是爱国的一种形式，而功利主义虽然未必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密尔(J.S. Mill)同时写了《功利主义》和《论自由》这两本最经典的著作，但两者显然是不可等同而语的。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想象出两种原则发生冲突的许多事例。参见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28-29.
　　[56]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结论可能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内在价值倾向所致。但如上所述，这个论点是不准确的。社会功利主义也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但并不是自由主义。见Bruce 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14-320.
　　[57] 高全喜教授指出："无条件爱国是一种变态，强调牺牲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绝对忠诚。共和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爱国是有条件的，其基础不是种姓，而是政治制度、自由正义和美德；这些条件一旦丧失，爱国情感也将随之消亡。"见"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58] 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28-31页。
　　[59] 事实上，即使是"人民主权"这样的宪法概念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
　　[60] 诚如孟子所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当然，反过来并不一定正确；即使像孟子要求的那样奉行仁政，国家仍然可能遭到外敌的侵略甚至毁灭。例如法家认为，仁义在现代的现实政治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但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国力、人口、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同样条件下，以民为本的国家至少没有内忧，只有外患，因而更可能维持繁荣和发达状态，也更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
　　[61] 对于自由主义如何协调国家对内和对外的不同作用，参见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8页，169-184页。

——网友推荐

格丘山：啊，美国！

Posted: 25 May 2014 10:27 PM PDT

我们这几代人是在对美国充满仇恨的氛围和教育下长大的，一解放就是抗美援朝，后来在帝修反围堵 世界受苦人民解放的灯塔中国的时候，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头号和最凶恶的敌人。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报纸和电视一方面故作镇静和姿态，故意将尼克松访问的消息放在头版的次要消息上，另一方面如临大敌，尼克松到了哪里，哪里就万人空巷，大街上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各单位和里弄就组织政治学习， 严密控制自己的子民，不要出去生事惹非。尼克松到了哪个市场，哪个市场就货源充足，满目玲琅，甚至出现几十年未见的活鱼鲜虾。

到了中美建交后，美国从头号敌人进步成天天刮龙卷风，房子倒塌，歹徒枪杀，大街巷战的是非之地。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公费选拔出国考试的，起初觉得这个事情遥远，不太在乎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可是随着考试一次次通过，这个事情就很快要面对现实了，我就不得不严肃的考虑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了。

我首先通过的是大庆的初试，一共选出八个人。到东北石油学院去接受英语培训。 教我们的是大庆化工厂的英语陈翻译，曾经多次陪代表团去美国访问。那一个夜晚，学院人静楼空，陈翻译来宿舍探望我们，我们趁着他高兴，就请他介绍一下美国 的情况。他马上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小心的用眼睛扫描了一下外面有没有人，然后用很小的声音神秘地说起来了，我们八个人马上都围到他周围，伸耳聆听，唯恐漏了一个字。他说的什么，由于时间久长，详细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有一段却令我记忆犹新："嗨， 人家那才是，"他顿了一下，满眼充满了敬畏，"那大路两边种着一排排的树，路上一个走路的人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片静寂。只听到一辆辆汽车飞驰过去擦地皮的声音， 刺， 刺，刺……。 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拼命想象大路上没有人，只有汽车刺刺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但是空荡荡的脑子中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后来我通个了教育部的考试，真正准备去美国了。临走前教育部给我们做一次临别培训，使我非常意外的这次培训一点政治内容都没有，非常实用，也由于时间久长，大部分内容都记不得了，但是下面几条却记得很清楚：

一是进商店当心玻璃门，那种玻璃门完全透明，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撞头。以后在美国的这么多年中只要看到玻璃门，我就想起了那位培训人的告诫，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忘记。

二是如果是共产党员， 到了那里不要告诉导师。很多美国人受到美国政府的愚民教育，对共产党有不正确的理解。有一个学者到了那里，告诉导师是共产党员， 将导师吓得冷汗直流，不敢说话了。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不知为什么这条也记得很清楚。

三是不要在商店里拿东西，不要以为没有人看着，拿了也不知道，那里到处充满监视器。我们有个学者，拿了一个小录音机，给抓住了，告到法庭，我们准备给他请 律师，他要自己辩护。他说他想试试商店的监视系统灵不灵，结果法官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将他遣送回国了。我虽然从来也不想偷东西，但是由于这个故事生动也记 住了。

然后我就懵懵懂懂地登上了飞机，不意我有生来第一次坐飞机，就是离开祖国， 真奔大美利坚众和国。

到了纽约机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机场出口站着俩个警察，一个奇胖，一个奇瘦， 分立两边，一边一个，充满幽默感。后来我到纽约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图像，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我记错了，因为当时我的人生正在剧烈变化，新奇的事充满记忆，将梦境的事记到真实中也有可能。

就这样我们一大帮访问学者，穿着一个商店做的(好像叫北京红都)，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西装，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落到纽约机场，被接到纽约领事馆。

对纽约领事馆记忆最深的是它的早饭的各种凉拌小菜很好吃，我一直是个爱吃的人， (这一点AI最清楚)，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记忆总是很深。美中不足的水果是有限制的，吃西瓜就不能吃广柑，而且饭厅门口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师傅守着，防止有人 带出饭厅。此举在当时的国情下，倒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人采取这些防备还是必要的。

吃过饭，我们这一大帮学者就饱暖生欲了，想到纽约街头去看看。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党的教育，一个个都心怀叵测，对美国鬼子有些恐惧，互相试探了半天，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几十个人一起去逛街。

就这样我们几十个人，穿着黑色的西装，黑压压的走到了纽约的大街上。首先碰到的是一个黑孩子，他大约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穿黑衣服的人，尽管我们都认为他 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对他充满好感，尽可能的张大嘴对他表示友谊的微笑，他好像是受了惊恐，吓坏了，竟然大叫"CHINESE GO HOME"。 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是CHINESE。

我们出师不利，并不气馁，继续前行，看到那些华丽的大商店什么MACY等我们都气不壮，没有进去。后来经过一个很有东方色彩的店，东西都摆在门口，很符合 我们的口味和当时的个人情况，几十个人都拥进去了，将店里布得满满的。老板立即过来了，和那个黑孩子一样， 立即认出我们是中国人。然后他自己介绍他是韩国人，祖上是中国山东人，说完这些他就开始大骂共产党，大骂毛泽东，分了他家的地，杀了他的父亲，我们碰到这 个场面非常尴尬，感到狼狈不堪。幸好我们中间有位学者有些政治经验，上去指着一种商品问他价格，等他答完了，又要开骂的时候，他又指着另一种商品问他价 格，一直看到我们都完全撤出商店后，他最后一个离去。

碰了两个钉子，大家都但愿平安无事，不愿惹麻烦，就去帝国大厦，从顶楼上俯瞰了一下市容，然后回到领事馆去了。

两天后我们这些学者就由教育领事买好机票，然后各自领到每月的生活费400 元加上第一个月的补助100元，上了各人的飞机，怀着兴奋，担忧，恐惧，和紧张的心理，各奔自己的目的地， 被深入的送到这个我们俱生以来一直在侮骂和仇恨的， 现在正经常刮着龙卷风和响着枪战的辽阔的国家的各个角落去迎接自己的命运。

高王凌、杨奎松、黄道炫、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

Posted: 24 May 2014 05:32 PM PDT

原文编者按：5月3日东方历史公众日现场，举办了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为主题的思想论坛，发言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里峰教授，点评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高王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奎松教授。以下为发言嘉宾的演讲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土地革命的误解与真实

 

　　发言人：黄道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发动土地改革的传统逻辑

 

　　今天讲的话题是"土地革命"，一讲到土地革命，我会想到个人经验。讲个人经验是很麻烦的事，做历史有个体经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但个体经验要和资料结合在一起理解。所以我讲个体经验只是我曾经的一个经验投射到研究中，而这个投射和我后来读的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那个村庄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一百多人。大队也是这个状况，不过有两户富农，700多人。所以我小时候很困惑地主是什么样的，生活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公社只有两户地主，非常稀少、凤毛麟角，很少见到。"地主"这个概念只是我看书、看电影时存在的，现实中不知道地主是什么样的，也没见过斗地主这样的场景。我生活在中央苏区江西赣州，而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中央苏区这么大的村庄、这么大的公社只有两个地主，整个县城没有地主。土地革命，按照经典逻辑的理解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土地状况，造成农民和地主的矛盾，造成土地分化，如此才会给土地革命爆发提供基础。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传统逻辑和我的个体经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带着这个差距我去做研究。工作中我经常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请他们告诉我当地的状况，大部分人的个体经验和我的经验相似。这样的经验使我对传统的逻辑、说法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后来去中央苏区直接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个疑问成为我开展研究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在2004、2005年间就利用一些资料，时间段集中在1949到1950年，当时中共为了进行土改，在各个省做过一些大规模调查，自己做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按参加过这种调查者后来的讲述，仍然是就高不就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所做的就高不就低的调查材料，也没有办法证实传统的土地剧烈分化造成土地革命的基础逻辑，所谓5%的地主富农占据了80%的土地，其实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些材料被证实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五十，对此高王凌教授有研究。国外学者七、八十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随着这些年这么多研究者的不断积累，我们再去探讨这个话题时，我想我们不太需要再去怀疑"5%的地主富农占据80%的土地"的表述问题，这一点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怀疑或者解释。当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抱着学术创意的角度，重新找案例说明占地状况在某些地方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不动摇通过这么多材料和经验所得到的结论。

 

　　土地作为革命话语

 

　　如果我们基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土地的状况起码在中央苏区、在我所接触的地方，5%—8%地主富农占地20%—30%，大部分占有的土地是更多的中农或者贫农，土地还算是比较分散的状况。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或者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中共一直所表述的"土地革命"话语？所以首先多多少少要解构一下"土地革命"。若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1927—1937年的革命，最早的表述应该是"苏维埃革命"，现在看到的当年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苏维埃革命"的表述。之所以会出现"土地革命"的话语，更多是为政治和思想斗争服务，党对苏维埃革命的定义做了调整，后来在我们党史表述中变成"土地革命"。所以名词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这里面把苏维埃革命改成土地革命，多多少少带有重新解释党史（1927—1937）的目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土地革命"的表述未必一定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当然这只是从名词本身去解构。做历史的人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看理论、名词而是看事实，事实是：土地状况不足以支撑今天的解释。

 

　　若要寻找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土地革命"的解说？说到这个话题，要从中共话语系统里理解。大家知道，中共是一个保持着共产主义理念的政党，当然很多人会说共产党是农民党，斯大林有自己的解读。但我的感觉是，中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非常强烈。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基础，表现为追求平等、反对剥削。在马克思主义里，这种反剥削主要是针对资本，资本的运作主要是工业资本。但中国因为工业的高度发达，基本是一个农民社会，中共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资本、又可以表述为剥削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在中国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土地。所以我们去看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会觉得很有意思：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写过两篇文章，一个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的分析和农民的分层，在毛的思想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随着苏维埃城市革命在中国被迫转入农村，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向基本成为中共的主要方向。所以在农村寻找革命话语、剥削体系、平等的理念和实践，我想土地是替代资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仍然只停留在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和中共本身的实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使我们说土地不像曾经表述的那样集中，所谓7%、8%的地主富农占据了20%、30的土地。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必须要记住，即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后来我发现华北地区也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公田。公田一般是族田，还有庙田、社田，毛曾对这个专门做过研究，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公田在赣南地区占20%左右，江南地区（江苏、浙江）有30%、40%，福建地区占30%左右。20%、30%的公田加上地主富农占地20、30%，总共拿出将近一半的土地平分时，对于农民的意义没法衡量。土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是命根子。如果有50%的土地拿出来做这样的平分，最早的平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给农村，还有复杂的收归国有，但最终落实到农民手上。有50%的土地平分对于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有很大影响。

 

　　有了这三个因素，既符合中共的理念，又有政策需要，且和60%以上的农民利益相一致的状况之下，中共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政策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土地革命的描述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持续进行，和这些分不开。

 

　　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

 

　　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土地政策上，我们发现十年内战时期和三年内战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要找时间点去比，三年内战时期和十年内战初期作比较会有很大变化，但十年内战的土地政策是不断调整的，当调整到33、34年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后，这时期的土地政策和三年内战时期差不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我都觉得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样巨大的差距。所以后来我觉得左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影响中共在这两个时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三年内战会成功，十年内战会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八年抗战。如果这两个时期没有太大差别，那八年抗战时期差别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8年会经历很多变化，41年和42年、38年和40年、43年和45年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实现了减租减息，我一直认为这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相似度。这个阶段总体来说是土地改良时期，既不是十年时期的土地革命，也不是三年时期的土地改革，而是改良时期。

 

　　八年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应该是最有成绩的，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整，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拉近。当然这个拉近有很多原因，不是土地政策一个点。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共做得最成功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八年抗战局限于陕北这一小块地区，甚至陕甘宁都有待不下去的危险，1945年就有几千万人口的状况，我想这种发展大家看得见。但这个结果也不能说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可起码，8年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有给中共拖后腿。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政策没有给中共加分，这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面临着成功学里的问题：中共的成功。中共的成功是在三年内战时期实现的。考虑中共的成功，八年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必须得接受三年内战完成了这个使命。既然成功了，现在所有的解读都会指向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土地，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共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民众，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思维逻辑，也是世界各国所免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解读，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说，即使是苍白无力的说法还是要说。我们知道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基本要失败的状况之下（对此杨奎松老师专门写过文章探讨其来龙去脉），中共果断地不顾抗战时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去发动土改。5月开始有这个指示，年底左右在各地大规模推行。中共在战场上奠定大局是1949年初，1946年底到1949年初两年时间就已经完成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政策尤其涉及到经济问题、土地问题这样一个大东西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酵很困难，何况中共还面临着不断地夺取地区的任务，夺取地区以后，刚开始还要有一个缓和政策，而不是直接搞土改。所以这个发酵在很多地区会只剩下几个月时间或者一两年时间。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大作用？蒋介石也知道他需要在土地问题上做一些变化，这是历代统治者要做的问题，为什么蒋没有去做？是因为他对后果有顾虑。当时中共土地会议时，董必武有一个发言，具体分析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利和弊，讲得很详尽。利的方面，在当时中央土地会议里不需要讲太多，这已经是中共确定的政策，讲了五、六条大框架，讲弊有十几条，包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农村稳定，包括对于甘肃农区，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后来中共夺取政权、全国稳定下来后，实行土改尚且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解决问题，何况在战争时期，难度更大。所以要再去回想一下中共土地革命在这三个阶段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我说的这些，只是在说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成败的问题也许不在这里，那成败的问题会在哪里？中国社会很不健全，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基本没有发声的能力，但中共在这点上给了民众以不一样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中共很成功的地方。但不仅是建立在民众不能发声的社会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体系里，民众能够对这个政局、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多多少少我会需要打一个问号。当然我们在传统社会里，也在讲吊民伐罪，但他们真的是吊民吗？我们对吊民伐罪多多少少有质疑。

 

　　赣南地区土地极端分散，中国土地是在分散状况之下，赣南的土地更加分散，社会也是自给自足，跟外在社会不接触的社会。在这个体系下，中共更多是武力介入，而赣南是自卫体系，和华北地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体系下，中共介入后，民众基本跟着中共或者说别无选择而跟着中共。如果有选择也有可能会选中共，但当时是别无选择。如此状况下，成败基本靠力量，随着国民党不断稳固，像滚雪球的推进过程，中共基本没有其它机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结果。最早我研究时，认为左的路线会造成民心失去是中共失败的关键因素，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因素真的没那么重要。

 

　　我刚才举的是两个内战时期的例子，是对我所认为的武力是一个关键因素的表达，包括后来的三年内战时期，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中共难道仅仅依靠武力就可以成功吗？如果土地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但刚才我讲了，土地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土地问题没那么重要的话，中共的胜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很复杂，可以讲几千条、几万条，前些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把现在讲述的话题说了一下，晚上有读者说："你把那些既有的结论给做了一个推翻清零，又提不出新的见解，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谈原因就像讲上帝一样，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想很难说，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也许上帝是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能够见到上帝的人，我想恐怕只有上帝选择的人。我对于原因这个话题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谈论任何话题时都会找原因，做历史的人总会希望去找原因，但终极原因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一个永远得不到东西，但我会强调几点：第一点是武力；第二点是组织，中共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确实是国民党也就是中共的对手所远远做不到的；第三是信仰，信仰体系在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很大，也许当时一百个共产党员只有10个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有这10个人，和国民党一个都找不到大不一样，中共动员能力那么强大和这批人的贯彻也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有关，我会把这三个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谢谢！


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


　　发言人：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

 

　　我讲的内容跟黄老师的研究有些差别，黄老师的研究比较全面，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共产党的不同阶段，从20年代苏区抗战到三年内战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比较高屋建瓴地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的脉络中讨论改革。我自己的研究相对比较窄一些，这些年关注的主要问题，土改是其中一个，另外是关注土改往后延伸。所以今天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聚焦于土改运动本身，看看土改运动中，中共特别是基层组织是怎样来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黄老师比较宏观，我会讲得比较微观一点。另外黄老师涉及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讨论土改，我比较多地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再是黄老师站在40年代后期也就是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往前推，讲了抗战、讲了苏区，我会往后推，围绕土改讲到之后的50年代合作化运动甚至往后，讲往后推的情况。

 

　　看到活动的海报后想着这个主题肯定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这个题目分两段：后半段是"土地革命70"年，如果方主编把主题名称叫做"土地革命70年"，可能来不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是为了前面这吸引眼球、刺激性的三个字"斗地主"，因为这个有更多人来参加，而且有更多人报不上名，希望找个机会到这里来。

 

　　我想斗地主和土地革命有必然联系吗？土地改变各个国家都有，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了土地改革。日本、菲律宾等很多国家都做过土地改革，但这些地方的土改有斗地主吗？恐怕没有，如果有怕也只是很小的一方面。为什么一讲到中国的土地改革、讲到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会马上想到斗地主？而且斗地主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现在大家玩的扑克牌叫"斗地主"，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就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这样？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的土地改革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首先我说明我绝对不像某些学者那样说土改没有必要，从经济上讲没有必要，现在很多人指出土改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土地占有状况、贫富分化程度、阶级分化的程度，远远没有所谓的"8%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经验研究显示，这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以前的阶级分化状况。但我们从这些数据中能否推导出从经济角度来讲土改没有必要？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强调经济上怎么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意义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土改中政治方面的因素。

 

　　土改过程中的基层组织建设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来讲，土地改革是关键性环节。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早期，整个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对外把半殖民地、受到列强欺凌和欺压的状态变成独立的状态，对内要实现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要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各方面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一套架构。黄仁宇先生当年谈他"中国大历史"的观念，提到中国有上层、中层、下层的建设，怎么样把上中下各层面建设好并且很好地整合起来，晚清、民国到共产党都在做这个事，但共产党做得比较成功。我觉得从上下勾连的角度来看，土改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会讲土地改革运动，会围绕"运动"两个字展开。为什么把"土改"叫"运动"？"运动"和常规政治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群众路线，从2013年开始，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讲学习实践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1949年以前就提出，经过这么多年来内涵有一些变化，但提法一直没有变：一个是群众，一个是运动，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勾连起来，把它和中共基层政治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土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群众运动，顾名思义，首要是群众性，参加的人特别多。国民党、北洋政府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更多是精英行为，民众也会参与其间，但参与的程度、参与广度恐怕跟中共群众运动差别非常大。我们以土改为例，不管是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老区、半老区）土改还是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新解放地区的土改，可以说中国所有村庄以及村庄里每一个人都会以各种形式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所以讲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时，很多人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非常深入。可这样一个政治参与和今天的、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所讲的政治参与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共的群众运动中基层群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被动员起来，不是自觉的、自动的、自主的、独立的参与到政治行为里，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所以西方学者讲到毛时代的政治参与时，用"动员式"这个词。当然有很多中国学者有很多很有趣的表达，特别形象，比如"不是在参与政治，而是被卷入到政治中"。有一个学者更有趣，用了流行的网络词汇"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参与政治，不是参与，而是被参与。"在群众运动中，从中共基层运作角度来看，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式或者被动式的，程度非常广的参与之外，还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土地改革过程中，一边在土改，一边在进行基层组织的建设。所以土改时会成立农会、妇女协会、贫农团，如果原来有党支部的地方党支部规模会扩大；如果没有党支部的地方，过程中会慢慢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村政权，还会对农民进行训练，成立民兵队。顺序不固定，有的在土改之前有的组织，有的是在土改期间建立组织，还有是土改大致完成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土改前后，中共都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包括四种类型组织：一种是群众性组织，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村里的一员，不是地主富农，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的行列，都可以加入，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组织。第二种是阶级性组织，不是所有农民都能参加，而是成分比较好的，如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中农参加不了。贫农团在土改时成立非常普遍，特别是三年内战时期土改中，相当大比例的村庄都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团建立起来以后权力和地位非常高，某种程度上可以凌驾于党支部之上、村政权这一套机构之上。第三种是具有科层色彩、从上到下一整套组织，即党的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共从革命年代开始到今天都是党政双管齐下，同时存在，所以在土改时可以看到，基层既有党支部也有村政权。村政权建国以后改了名称，特别是1958年以后变成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我们知道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四种是武装组织，如民兵队。以上四种类型组织遍布在所有村庄，这样一来，所有农民，每一个乡村社会的成员，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或者几个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不是，很可能就属于这个村庄里被斗的对象，或者是地主或者是富农。基层网络组织的建构是土改中中共基层政治运作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村庄和村庄以上的党政一套科层体系连接起来的东西——工作队。工作队为什么很重要？共产党以前，不管是传统的帝制时代还是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村庄内部的基层精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还是民国时期在县里设一个区的层级，都不能直接在村庄里进行信息指令、传递、资源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精英。传统时代的精英很好，是士绅，民国时候精英慢慢流失跑到城里，村里变成"土豪劣绅"，好像是坏的。但不管好与坏，这些人很重要，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控制村庄。但有了工作队以后，变成上层机关派出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可以有效地在村庄里贯彻国家意志。所以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国家的力量在村庄里真正在场，而不是抽象在场。当时我做土改研究时，在河北省与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500多份基层土改方案，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所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村庄是在完全没有工作队或者工作队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土改的。所以工作队特别普遍。传统时代上面是国家，中间是村庄精英，下面是村庄普通民众，是线性的治理结构。有了工作队和基层组织网络后，结构变成一个相对立体的结构，有了工作队，国家可以直接在村庄里和乡村精英互动、和乡村民众互动。如果精英不能够很好地执行上层意志，工作队可以直接把原来组织免掉，重新动员群众建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它，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是群众中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说白了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斗"，为什么要斗？他们是我的敌人，敌人就要斗。大家知道，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官方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就清楚了一半。

 

　　我现在在政治系工作，除了历史以外，会看政治学方面有名的文章和著作，注意到最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流行一个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特别有名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审美领域一样，有它最根本性的标志，审美领域区分美和丑，道德领域是对和错，政治领域有一个最根本和最决定性的区分即朋友和敌人。如果我们把朋友和敌人弄清楚了，政治问题就弄清楚了。他的观点在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讲演提出的，后来这个讲演就形成政治学里的基本文献，名称叫《政治的概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出来的，施密特讲演在1926年3月做的，时间相差很短。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不知道施密特，施密特不知道毛泽东。后来三、四十年代施密特写其他文章时知道毛泽东，在著作里提到了毛泽东，但我想他在讲演时还不知道毛泽东。一个是中国的革命家，一个是德国的政治学家，居然不约而同的把政治界定为"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很有趣。因为阶级区分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我看到的一手材料里看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阶级的隔离，对贫农、中农这样一个被划成"我"阵营的人，与地主、富农进行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个界线非常清楚，中间没有回还的余地，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站在中间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这是阶级的隔离。另外一个是阶级的融合，我们知道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对生产关系的占有状况非常复杂，朋友和敌人区分好了，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区分得很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中间有变动，二是中间区隔不是很稳定，后来就有有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还有贫下中农，他们在一块变成我们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至少在土改期间，阶级划分一方面是要把我们和敌人区隔开，划清界线；另外一方面是把我们和内部融合，打消这个界线。除了我们说的阶级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很多关系，这些关系都融合在阶级关系中。不管是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只要是你是中农、贫农、雇农就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是一家。当时土改档案说地主富农是小蒋介石，蒋介石大地主，要想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就得帮助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这样穷人就能翻身当家得解放。所以在群众运动中，这个关系体现得非常清楚。

 

　　不同行为者行动的逻辑

 

　　接下来我讲讲在土改过程中不同的行为者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我把在土改过程区分出三种行为体：一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话是政党国家，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二是村庄里的基层精英，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村干部。三是普通的乡村民众，普通的村民。这三者行为逻辑不一样。

 

　　对于党来说，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和策略，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同时又把动员起来的民众很好地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可控的范围内。刚才黄老师已经提到，土改之所以能够开展和进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共对这个地方获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控制，否则土改没有办法进行，比如内战时期，如果这是国民党的地方，中共到那儿去，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一个控制。控制住以外，特别是对于内战时期来说，这个地方一会儿可能是你中共控制，一会儿可能是国民党控制，属于双方拉锯争夺的地方，这时候农民参加土改有风险，另外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违背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把农民发动起来，抛开这种顾虑参加土改斗地主？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虽然未必像今天所讲的那么融洽，但不是非斗不可的状态，怎么样让农民去斗地主，里面有很多手段和方法，比如物质刺激，比如我看到很多材料里说斗地主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谁斗谁分，谁斗地主就把地主的金银珠宝拿到，谁斗得最积极谁获得最多。其次还有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中共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因素。再次，中共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时，情绪调动方面做得很好。美国的裴宜理在12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想去动员群众，为什么后来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没有成功？里面有很多因素，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时诉诸的是道德伦理东西，把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拿过来，这套东西动员民众理论上很好，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拿这个东西进行动员，效果大大折扣。中共依靠的是情感动员，所以中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情感工作。我前几年发表过一篇诉苦的文章，注意到在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的时候，让农民上台去讲，过去的很多苦都是这个地主害的，群情激愤大家都开始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当场把地主给打死。当时我看到一个材料特别有意思，怎么样把农民愤怒的情感、仇恨的情感调动起来？里面重要的工作是选什么样的人去做？所以选苦主，第一选女性，第二选老人。为什么选女性，女性容易情绪激动，一诉就哭，她一哭大家就跟着哭，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为什么选老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多，容易情绪化。斗争的对象也得选择，村里可能有三个地主，一个地主是茅坑地的臭石头，怎么斗我不理你，这种人不理你，没意思。一种是还没斗就趴下了，什么都交代，就说有罪，这种人也没意思。最好是刚开始很强硬，斗后、控诉之后就软了下来，非常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苦主和斗地主的选择很有意思。另外是典型示范，中共特别擅长这种方法，任何一场运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找出英雄模范。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从基层精英角度来讲，中共统治下的村干部跟传统时代的地主士绅不一样，地主士绅有资源、有地主、有功名还有社会资本，有威望，精英的身份不需要国家来确认。但在中共统治下，把原有的社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过去越有钱有知识的人现在越没有地位。所以土改中那一批崛起的村干部都是过去的边缘人，贫农、雇农、无产者，是无业游民这些人当村干部，他们为什么能当村干部？完全是上级组织给他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跟国家抗衡、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他们是村庄里的一分子，生活在村庄的网络中，有他的家族、家庭、亲戚朋友，所以很复杂，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行为特征：一种是作为国家干部，要执行国家意志。经济学有理性人的提法，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获最大的收益，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希望获得一些好处，可能会利用村干部的身份、利用土改中的特定环境谋求自己的私利。但他又是社会人，要关注村里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党和国家攫取资源过分时，要为这个一村庄跟上级进行抗衡，比如上级要征收公粮、参军压力太大，可能不公然违抗，但会拖延延、转移。同时有好多项任务，去选择对村庄危害比较小的事极力去做，危害比较大的事就不去做。还可以隐瞒，比如划阶级，有多少贫农和中农，这是贴标签的事，中农就是中农，贫农就是贫农，完不成任务时做点手脚就完成。还有特殊化，土改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土改很好、斗地主也很好，但我们村的情况特殊，这种情况在各个地区都有，不是因为华北地区地主少、西南地区地主少，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个表述，各个村不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对于乡村民众来说，首先是对于这个国家、对于党存在组织性的依附，比如我们讲的这一套基层组织网络，把所有乡村人员放在网络中，进行管理和控制非常容易。与此同时，乡村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过度损害的情况也可能去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能进行自己的抵制，高王凌老师提出"反行为"，农民不是真正要抗争，也许想但没有资源去抗争，不过会有很多不太合作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或多或少地能够为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起到好作用。当反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迫使高层党组织对农村政策进行一些适度的调整。在后续的点评中，请高老师详细讲讲这个情况。谢谢！

 

　　点评人：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历史问题要重视口述史

 

　　我做土地改革研究于1990年开始做，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总结中国农村改革史经验。既然总结经验，就把历史背景缩短成30年，80年代从头做。一开始我们觉得土地改革是一件过去的老事，现在没多大意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跟包产到户有关系，但就是过一下。这时候我们的东西在内部刊行，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拿去作为教材，这时候有了著名的诉苦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诉苦"为中心，台上这两位朋友也在诉苦派范围内（现场笑）。当时在社会学界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我到处夸奖。我觉得经济学已经死亡、经济改革已经死亡，但社会学已经兴起。

 

　　1994年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打算提出把土地私有化，这件事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突然明白了土地改革这件事不是一件已经过去的旧事，土地改革研究突然具有了莫大的活力，和现在的土地问题完全连在一块，打那儿以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最近几年参加了多次社会活动，挣了不少银子（现场笑），其中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我讲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那时候还是学术性的，零几年我的一个学生去家乡调查，发现土地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土地改革跟共产党、共产主义连着，和大跃进连着。这篇论文我们在法国、香港发表，提出一个和诉苦派相对立的观点——"倒霉鬼"。假如我们今天在审判两方，开一个土地改革的法庭，我在那儿坐着，光有贫下中农行不行？必须把老地主叫来，不能光听你一面的，光听你从小受教育那一面的。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学界给予很大关注。

 

　　我在外面多次讲土地改革，发现这个问题值得下这么大的功夫。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开课，每年讲当代史，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每年有重大收获。今年有一个标题是"土地改革里的非土地改革因素"，土地改革是土地问题为中心吗？去年我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土地改革从哪儿开始，在座同学写了一篇论文。土地改革在1928年是什么？在1928年就没有"土地改革"这四个字，没有土地问题。湘赣边区的土地第一个文件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去哪儿了？》，如果说土地以后给了国家，还会参加革命吗？山东一个老干部说一分土地，农民就给共产党走了？去打仗去了？所以口述史非常重要，必须要看实际情况，千万不要跟着走来走去。

 

　　土地改革问题的承载量大，信息量大

 

　　共产党当时不是要土地，而是借助土地要政权，后来策略发生改变，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我们现在说的华北地区，当时那里的人不要土地，材料也没有土地问题土地改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要承认土地改革代价太大，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损伤极大，承认这个后，才好要追问土地改革为什么要付出大代价。杜润生提出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反封建，二是参军，三是基层下县，。

 

　　土地改革这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和秦晖意见一样，我们相视而一笑，他认为中国没有土地，我认为地主占的地很少。我认为土地改革是承载量、信息量、目标特别高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说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在清华讲"外国人的东西都不能看。"对这句话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土地改革就没有土地因素吗？不敢说。现在政府肯定要把所有资源掌控在手里，土地早晚要露出脸来。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诉苦的人没有批评清楚，我总是想，每年备课，就不断地在这方面建设我们的学统，有了这个学统才会有道统，有了道统才会有将来的治统。

 

　　点评人：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第一个要说明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或者土地革命的专家，所以在这儿做点评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围或者研究的范围。另外，高老师从90年代一直做土地研究。我确实做过土改，做过土改以后对有些东西有点肤浅的了解，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土改或者土地问题的年轻朋友，听完后是不是有点困惑，有些概念是否能搞清楚？我发现题目是"斗地主：土地革命70年"。首先斗地主跟土地革命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密切的联系？土地革命是什么？刚才大家都在讲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跟土地革命是否一回事？其实不是。李里峰讲到最基本的现象是土地改革，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亚洲、东亚很多国家不搞，土地改革不见得斗地主，土地改革也不会必然导致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一个概念，土地改革是另一个概念。就"土地革命"而言，它是中国特有阶段的一个名词，如黄老师讲的1927—1937年我们管这一段时期叫"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而且主要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土地革命那一阶段重要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豪抓起来，不会说完全不会斗，是直接杀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革命暴动开始，到1928年初，是广泛地杀，抓住就杀。后来不见得一定都杀掉，但打土豪本身是一个必然现象。打土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特别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财政，分田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地方农民，许农民以地，鼓励农民跟着红军走。换句话说，真的到了土地改革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从1946年"五四指示"也就是国共和谈期间，到1947年底，最迟到1948年1月、2月，随着中央对土地改革的纠偏，暴力式土地改革到1948年就停了。土地改革本身不见得是暴力，土地改革中当然有暴力土改。1950年中国要搞一个全国性土改，通过了《土改法》，也通过了与土改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这以后，土改发生过一段波折。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土改法》开始搞土改，1952年全国性土改。到1952年基本结束，个别地方延续到1953年。最初的土改是和平土改，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51年以后，进入到暴力土改或者斗争土改。所以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澄清一个概念，概念要搞清楚，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么看历史，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开始触及土地问题，是从大革命后期开始。1927年5月、6月、7月，这几个月时间没来得及，虽然土地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来得及触动，而且什么叫地主的标准制定不了。一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部队南下广州过程中，考虑究竟打哪些地主，那时候还在给中央写报告，究竟是多少亩以上的农民才算地主，对此有争议，当时的基本倾向是500亩以上的算大地主，可以去打，500亩以下的算中小地主不要去打。苏维埃革命一提出后，整个过程暴力化，只要有土地出租就是地主。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这段时期基本属于暴力土地革命阶段。到1936年又开始恢复团结统一，或者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期，到整个抗战八年，地主成了团结的对象，不存在土地革命，当然也没有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1946年，抗战结束后过了半年后，1946年5月4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但重新提出来也没有进入到斗争土改或者暴力土改结果。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这个土地改革过程是和平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1946年7月毛泽东专门提出搞土改可以搞和平赎买。这种土改其实是孙中山的土改方法，也就是台湾后来的土改方法，政府发公债或者政府提供债券向地主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的政策到1947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在贯彻。但内战爆发后，也就是1947年2月份以后这个政策被废弃，开始要搞斗争土改。所以斗争土改，大规模的斗争土改（零星的一直就有），从1947年4月刘少奇带着中共中央的工委从陕西到河北的路上把斗争土改做起来。斗争土改的激烈程度非常厉害，杀了很多人和很多干部。但1947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现后，开始纠偏。所以1948年以后，斗争土改基本停了下来。

 

　　后来到其他地方，比如新解放区，1948年开始中国进入进攻阶段，是新解放区，新解放区中共没有搞土改。1949年新区基本固定后，在北京、华北地区开始搞土改试点，包括北京周围都搞过。这段时期搞的是和平土改。1950年以后中共开始搞全国土改，继承的经验也是和平土改，希望不用暴力方法、不采取很激烈打杀的手段，但斗地主还是有的，各种诉苦也有。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后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激烈的斗争土改？重要的原因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统统集中在战争上，对内清理，把农村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是为了要建立巩固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土改，会知道土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波折、复杂、起伏很大的情况，并不是土改就是革命，土改就是暴力的，不同时期土改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斗地主与土地改革

 

　　今天谈土改，它的意义在哪里？回过头看土改会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搞过土改，土改对于现代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土改一定会变成斗地主，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中国的土改变成斗地主？刚才李里峰老师讲，土改是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所谓阶级斗争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共意识形态理论性思维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解决问题的斗争方式，阶级斗争的划分、解决社会矛盾的革命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有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黑与白的问题、敌与我的问题。

 

　　我要纠正李里峰刚才讲的"敌友"问题，还有一个"我"的问题。"友"是"我"的团结对象，"敌"、"我"是对立的，"友"是中间力量，对"友"的争夺是复杂的阶级政策。1925年毛泽东那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分析的，把工人算成友谊，把国民党看成"我"（当时毛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代中宣部部长），从国民党角度认为敌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中的贫苦农民，做了这样的划分。后来，中共开始逐渐把"我"的范围扩大，因为中共本身是一个阶级政党，中共是无产阶级代表或者工人阶级代表，工人算是"我"这部分，农民变成"友"，因为农民不是无产阶级，有的有财产有的没有，有的有很少的财产，所以后来毛泽东按照列宁的贫农、中农、富农划成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把农民中最贫困的部分，比如雇农没有财产，算成无产阶级，是"我"的依靠对象；贫农有一部分土地和财产，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能算半无产阶级，属于争取团结的对象，依靠的对象；中农不算，所以中农是典型的"友"，可能会导向贫苦农民方面和中农、富农方面。在阶级阵营两边，中农是被争夺的对象。后来在土地改革和土地斗争中，中共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对中农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小私有者的汪洋大海，农民中中农比例在各个地方占比非常高，而且中农在农村中属于农村的精英阶层，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农打了、伤害了，甚至把中农土地给没收了，导致农村经济会出现问题。包括1947年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坚决地纠偏暴力化，是因为他觉得伤害了中农。他们有一句话"伤害中农是共产主义原则绝对不允许的事情。"他认为阶级斗争，过去成功失败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性的分界点在于要把"敌我友"区分清楚，"友"是要坚决团结的。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有一个总结，中共最成功的经验是发展进步势力，进步势力是指"我"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指"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反动势力指"敌"。把这个划清楚，中国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毛重要的成功策略。



 

　　讲土地改革，跟今天密切的重要联系在于土地改革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是把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收归集体。换句话说，包括杜老，他们后来总结中共土改出现问题最大的失误是农民拿到土地。假如要发挥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优越性的话，就应该让农民多掌握私有土地、多发展，起码持续10年、15年的时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让农民享受到发展的甜头，把农业生产力发展起来。结果1950年土地改革，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开始搞合作化，1955年合作化基本实现，1956年进入高级社，高级社跟初级社最重要的区分是把土地所有权交出来，到人民公社不用说。农民拿到土地还没有把土地消化变成自己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动机时，就不得不把土地交出去，以致于今天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使用权是国家政府、集体规定的，规定30年就是30年，政府突然说这个地方要用那就拜拜了，农民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土地发表任何意见。当然，土地私有是不是最好？这要你看对工业化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在国家支配土地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都是利用土地的集中优势，如果在土地纯粹私有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很难实现，大规模调集全国各种资源发展工业化很难实现。我们今天的研究，包括今天社会上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分裂得很厉害，究竟是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评价的尺度在于对现代化、对工业化究竟起的什么作用，假如你认为现代化最重要，可能会认为土地的集中是最好的，如英国和法国都搞过土改，但英国的土改是土地尽可能的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后来是资本家的手里。法国不是，法国是小农经济，结果英国的工业化走得很快，法国的工业化走得比较慢。我讲到这里，谢谢！

 

　　提问1：我问李里峰老师一个问题，政权下到基层是土改的一大目标，而且你把这个作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内容，但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国家政权下到基层是否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假如我们回过头看，秦始皇那个时代对国家基层的把握很厉害，不可能说那时就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另外我看过您研究抗战时期基层政权的书，政权下基层，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霸可以做到这点，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土改做到这点？

 

　　李里峰：谢谢你，问题很尖锐。我的回答是，我说中共要对基层社会实施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但不等于是唯一一个。如果一个国家变成现代化国家，国家政权一定有效，有效体现在多方面，对基层社会有效控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是一个必要条件绝对不是充分条件。秦始皇对基层控制很多，我不是研究古代史不是很清楚，我想就算你的说法是对的，也不能推导出土改时期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就不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这是逻辑分析的问题。

 

　　第二，你说到抗战时期，抗战时期虽然实行的不是土地改革，在土地政策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对基层社会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改造，这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我觉得土改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抗战时期对乡村社会和基层社会的重视是在局部地区，没有覆盖到整个苏区控制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1949年以前的土改是在老区、半老区。1950年以后的土改是在全国范围内，全覆盖。二是抗战时期由于在统一战线框架中展开，减租减息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共所称的"阶级敌人"的一个妥协和让步，1946年以后土地改革中才开始真正触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触及到以后，才广泛地在基层社会建立一套组织网络，这些东西在抗战时期不是完全没有，但从范围和程度来讲跟土改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角度来讲，个人认为土改是中共在基层建立有效控制的最关键时期，而不是在抗战时期。

 

　　提问2：谢谢四位老师的演说，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建国之后，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农民协会，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民协会销声匿迹了，同时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与土地是否有很大关系？谢谢！

 

　　高王凌：上一个提问的同学的老师叫秦晖，你可以问问他，秦晖是我们中间最关心这个问题的，悄悄解答算了。农民协会和妇女组织大不一样，农民协会是说一不二的组织。

 

　　杨奎松：农民协会事实上是政权组织，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搞土地斗争，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心是以贫困农为主，代替农村政权，真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两个组织起冲突了。毫无疑问，如果保持农民协会同时保持村政权，农民到底是找村政权还是找农民协会？村政权找领导，农民协会找谁？农民协会专门通过农民协会的法规，但后来农民协会后来取消了，最大原因是冲突了。

 

　　高王凌：有人不喜欢，工会都没取消。

 

　　杨奎松：工会后来变成福利组织。

 

　　黄道炫：最早是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贫农团。我对刚才两位老师的意见稍微回应一下，一个是杨奎松老师提出的概念问题，说70年恐怕有些问题，我讲时是这样理解的，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土地改良、一个是土地改革。相对于土地改良时，接近于世界各国的做法，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包括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应该说不是大多数国家做土地政策的一种做法，还有革命性的因素在里面。从这个角度理解它，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的做法，言之成立。这是第一个，关于土地革命的解说，我们从两个概念上理解。

 

　　还有一个是高王凌老师提到的具体问题。

 

　　高王凌：我没有向你提问题。

 

　　黄道炫：您说过江西地主被杀了，可以举一个数据，江西有三组数据（50年），一个是所谓苏区村，还我一个所谓的白区村，完全没有被共产党占领的，还有一个是游击村。这三组数据得出的地主占地的差别大概是5%左右，白区村会比苏区村高出5%，但这5%完全可以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去理解，如江浙一带远远高于江西一样，所以对地主杀光的说法可以在逻辑上成立，但在赣南地区本来就没有太多地主，所以不存在杀光不杀光的问题，我补充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很多人跟我提到过。

 

　　提问3：我问一下高王凌老师，现在农村的土地制度将来会否走向私有或者事实上的私有？

 

　　高王凌：当然会，现在不要把问题看死。中国从来都有私有权，现在农民手里没有被抢地的那些地方，变相的也有使用权和一定程度的所有权，中国经济就建立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达到20%多的增长，都是建立在私有东西上，建立在农村几百万个小工厂主身上，在这方面我很乐观，但哪天能实现我不知道。现在把这事看作是洪水猛兽是得了病的结果，没必要现在中国农村大量的地方发展不错，可以看一看山西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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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8, 2014, 6:35:04 AM5/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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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周永康“涉黑”习近平不得不帮他隐瞒

Posted: 27 May 2014 10:23 PM PDT

周永康、习近平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保不保周永康就看杀不杀刘汉》被播出之后几个小时，中共各大官媒即奉命发布了刘汉、刘维兄弟及另外三个小兄弟均被一审判死的消息。当天，即有包括中共驻港媒体在内的多家"境外"媒体总结出了该案一审宣判的数项诡异之处。第一是审判方只是笼统地对法庭之外宣布了刘汉和刘维及其他三人死刑，以及多少人死缓、多少人无期，多少人有期，居然都没有具体到每一个人到底是领受了哪一个刑种及有期徒刑具体是多少年。分析文章中援引北京法律专家的话说：通常来讲，一审宣判结果公布后，法院判决书很快便会公之于众。不过，刘汉案的判决书却迟迟未能露面。这一"不同寻常"之举暗示了此案绝非简单"涉黑"那么单纯。自刘汉案曝出以来，不断有舆论猜测其背后存在神秘的"大老虎"，而其受审也与中央"打大老虎"的行动密切相关。

另据到场聆听宣判的人士介绍，刘汉在宣判前突然情绪激动，大呼"被陷害"、"被冤枉"，随后刘汉被押出法庭。据悉，刘汉的律师曾声称，刘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死刑，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冤枉。

还有一个诡异的地方是，刘汉涉黑案宣判时，刘汉的律师团队都未到场。

笔者所能够浏览到的境内外媒体中没有关注到的另外一个诡异之处是官方奉命统一口径对外"援引"的湖北咸宁法院"公告"内容中用"回顾"一审开庭审理期间"大部分被告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取代了正常的一审宣判在对外宣布判决结果的同时也应该说明的被告有否当庭表示上诉或不上诉的内容。

众所周知，被押上法庭的被告"认罪"和"悔罪"与"服从判决"并不是一回事，"认罪"也好，"悔罪"也好，目的无疑都是为了换取被从轻发落的可能，如果被告在已经"认罪"和"悔罪"的前提下自认为一审判决的刑种或具体刑期比自己期待的"从严从重"了，自然会表示"不服判"所以上诉。而刘汉和刘维兄弟无论是否属于官方报道中说的整个三十六人犯罪集团中"当庭表示认罪、悔罪"的那"大部分"之一，在聆听了一审判决结果之后是否当庭表示了上诉或不上诉？外界不得而知。

回顾此前对薄谷开来一审宣判的官方新闻，其中特别强调了被告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的内容，一年后对薄熙来一审判决的官方新闻内容中也强调了薄熙来"未当庭表示是否上诉"，数日后官方还又专门就薄熙来已经提出上诉的消息发布了"新华社通稿"。

而如今在刘汉案被一审宣布之后的一篇题为《体现正义 彰显文明——司法机关依法办理刘汉等36人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的长篇报道中，居然满篇皆是该案的律师和被告们对检方和法庭的歌颂内容，比如"刘汉的辩护人、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当庭表示，这是一个平和、平等的法庭调查。审判长的宽容、平和、理性，让辩护人发自内心地表示敬意。刘维在最后陈述也表示，'谢谢法庭给了我充分的权利，让我诉说我的人生经历和犯下的罪行，让我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薄谷开来当初之所以没有被死刑立即执行，背后的秘密交易就是她保证会在薄熙来受审时充当检方证人。

薄熙来被安排在山东接受审判的时间是在薄谷开来领刑一年之后，也就是说，她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以观后效"期还有一半时间。山东法院受命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宣判的结果是三综罪均成立，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而如上这三宗罪中，任何一项，特别是前面的两项如果没有薄谷开来充当污点证人，几无可能被坐实，甚至完全不能成立。所以我们假设薄熙来被司法处理之前薄谷开来已经被"斩立决"了，那么薄熙来被"司法处理"的过程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从如上薄谷开来案联想到如今的刘汉案，假如刘汉不但没有当庭表示上诉，宣判结束后也没有赶在法律规定的最后时限之前提出上诉，当然是必死无疑。假如已经提出上诉，那么中共政权想必不至于不对外公开对他进行二审的开庭消息和二审宣判结果，既然官方已经对外吹嘘了对刘汉及其兄弟们的"司法处理"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司法文明的进步"，那么刘汉最终死了还是没死，总还是要有一个交待的。

从官方媒体援引的咸宁法院一审过程的一些细节内容看，刘汉似乎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仅从这个角度进行逻辑判断，他应该会提出上诉。假如他真的是根本没有上诉，当然不会是象薄谷开来那样因为"服判"，而是因为百分之相信被二审改判的可能性等于零，故等死还不如速死。

而有一种"阴谋论"的猜测内容是，当局其实已经决定了给刘汉"刀下留人"，先将他判处死刑是给老百姓，特别是刘汉犯罪团犯在四川各地非作歹期间的所有受害人和惨死者们的亲属们看的，继而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角本上演的戏码就应该是刘汉表示上诉，在二审期间又当庭揭发了"他人"的"重大犯罪事实"，二审法院即因为他如此的"重大立功表现"，认为对他刘汉"论罪当判处死刑"，但可以"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于是，未来审判周家父子时，刘汉的当庭作证必令周家父子"认罪服法"。

而依笔者之见，如此阴谋设计的可能性太小，道理就在于当局即使曾有如此设想也应该考虑到付诸实践之后的风险，因为这必须是整个团队的协调运作，"知情者"的范围太大，"天机泄露"之后的政治损失太大。所以笔者更倾向于相信赶在周家父子之前先把刘汉灭了口才是最高决策当局所乐见。

当然，笔者同时也坚信把刘汉先行灭口以达到为周家父子，特别是为周永康减罪的目的并不是习近平、王歧山等和周永康之间的"官官相护"或者"徇私情"之类原因，而是基于"维护党的整体形象"才"出此下策"。

事到如今，已经较难想象周永康最终还能落得一个连党籍和公职都可以被保留至死的结局。所以中共官媒的从业者圈子里已经流传出一份"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示"："周永康死后不能进八宝山"。

但是无论下一步对他周永康进行何等程度的党纪、政纪乃至"司法处理"，也绝不能将他与"建国以来最大的黑社会团伙"的匪首刘汉之间"警匪一家亲"的犯罪内容对外承认，即使他周永康本人想承认习近平都会命令他"住嘴"，因为这对共产党的整体形象的杀伤力实在是大到了他习近平政权难以承受的程度。

共产党政权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党的领导之下确有"警匪勾结"的"个别现象"的存在，所以在审理刘汉案时特别安排进去三个最高职务者只相当于副县级的"地方政法干部"。但这已经足够，正国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及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的"严重涉黑"罪行绝对不属于"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的范畴。

综上所论，笔者坚定认为周永康最终被处理比最终能够逃脱党纪和政纪乃至司法处理的可能性大得多。而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对他的制裁仅仅局限在党纪和政纪的范围还是到底是被宣布"移交司法"了，其"所犯错误"或"所犯罪行"的内容都只会被限制在经济层面或者再加上一个"生活作风"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张千帆：反恐能不能直接开枪

Posted: 27 May 2014 06:55 PM PDT


2014年05月27日 15:05 来源于 财新网
在规则上不应明显偏离常规违法暴力的应对之道，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案情开枪或不开枪，但不能为此设定规则。因为一旦设定规则，开枪就可以借此免责
【背景】随着今年来各地发生的数起恐怖暴力事件，反恐问题不断升温。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使宗教极端势力渗透蔓延和暴力恐怖活动得到遏制"。
　　与此同时，各地反恐工作的部署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国警方为期3个月的使用武器警械专项训练活动正在展开，以规范民警使用枪支的行为，提升实战能力。
　　新京报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北京执行反恐防控任务的一线特警，近期随身配发的子弹已经增加一倍，一旦面对正在实施暴力活动的恐怖分子，无需喊话、鸣枪示警等一系列警告程序，可直接开枪。
　　反恐工作固然重要，然而给警察增发枪弹，允许警察对"恐怖分子"直接射击是否反应过度？如何防止警察扩权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表示，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若只是看到行为而未进行沟通，如何得知事件为恐怖袭击而非普通刑事案件？绝不能因为在主观上认为对方是恐怖分子就直接开枪，而且即便对方真是恐怖分子，如果有不开枪就能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优先选择不开枪。
　　张千帆指出，恐怖分子固然危险，然而不受控制的公权力更危险。对于反恐问题，一方面要赋予警察和军队控制恐怖分子作恶，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滥用权力。
　　反恐不一定要让警察权力特殊化，不应与一般暴力行为采取不同措施。反恐可以加派警力，在特殊情况或场合下增发枪弹，但在规则上不应明显偏离常规违法暴力的应对之道。
　　张千帆强调，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警察权力的原则不应动摇。在特殊情况下，警察可以根据自己对案情形势的判断选择开枪或不开枪，但不能为此设定规则。因为一旦设定规则，但凡在规则下开枪就可以借此免责。
　　警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开枪，都必须在事后接受调查裁定，通过案情当时具体势态、目击证人的描述、警察心理状态等因素做全面分析，来判断开枪行为是否合理。
　　遇到突发暴力事件，一方面不能过于"书生气"，一切都走程序；而另一方面更要加以限制，只有在真正紧急状态，不开枪就不能保护生命的前提下，开枪射击才能被视为合理，张千帆说。■
　　（财新记者 南皓 采写）

鲍文德：新疆政策是否会走入暴力和镇压的循环（傅才德 ）

Posted: 27 May 2014 06:41 PM PDT

在参加周五的主麻拜之前，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在一座清真寺附近的小巷里聊天。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谢泳：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Posted: 27 May 2014 06:39 PM PDT


左：钱学森（1911-2009） 右：徐樟本（1911-1988）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引导，徐是搞反导弹的。钱学森一九三九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的。

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一九五五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钱学森的人生选择

我们习惯于用爱国主义来判断一九四九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

具体以钱学森为例，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一九四九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

从一般常识判断，好像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着名科学家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海外知识分子的处境

一九四九年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我们可以从考古学家郑德坤，当时给他的学生宋蜀华的一封信中看出。

郑德坤在信中写道：

一时不可能回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在香港三年，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国，始终不得要领，康桥的朋友听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请我回来。工作是永久性的，现在国内安定，便告辞回国，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周一良劝我退休后回国，那时老头子不免有"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之歎了）。再者小孩们都在读书，刚上轨道。我们的东搬西移，使我们浪费了多少年月，似不应再打断他们的学业。……我的工作大部在东方学系及考古学系之间，课程是远东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陶器、铜器及雕刻书画等五种。学生并不多，前年还有位研究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内部简报《代表来信》第三十六号，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印刷）

不管钱学森当年回国的直接动因何在，我们从一般的人生境况理解更合常情，也就是说，选择留在海外还是回到祖国，只在个人的感受。诗人穆旦比钱学森回国的时间还早好几年，但他后来成了反革命分子，一生穷困潦倒；学者吴世昌比钱学森晚回几年，一位传记作者说他，文革开始后"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

从人生智慧的意义去理解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

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极权特征，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

人们经常提到一九五八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愿意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引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一九三九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一九五八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二二二八期，页二十、二一）上报中央。

徐璋本对时代的理解

徐璋本认为，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

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

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

去留刹那间人生大不同

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

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

据严昌文章磘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二〇〇五年六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八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一九五〇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人洗脑。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

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刹那间，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RFA六四25周年回顾（七）熊焱专访

Posted: 27 May 2014 06:0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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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记者萧融摄）
 Photo: RFA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熊焱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也是天安门学生绝食行动的首批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

熊焱回忆说，学生对话团是5月4号左右成立的，成立伊始，学生就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 从学生成立对话代表团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提案、题目和研究项目。比如说，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让他们改写'四.二六社论'，学生运动不是暴乱，不是围攻公共建筑物，而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我当时就是这个话题的负责人。所以我和李鹏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自4月中旬以来，这场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是否承认，历史会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要你承认呢？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第二个很大的主题，对话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我们以宪法第35条为根据，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表达的自由，要求政府落实这样一个宪法给予我们的自由。这一条，也是很清楚的。"

5月18号，熊焱和其他学生对话团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李铁映、阎明复等人见面，但最终谈判破裂。熊焱认为中国政府缺乏对话的诚意，并且人为制造了混乱场面。

"事先它没有沟通，是政府作出了决定以后，来了这么一回'对话'，其实也不是对话。就是按他们的意思，胡乱的邀请了一些人。有些人年纪很轻，或者有些人当时受共产党授意，所以说的话比较混乱。我们今天也已经知道，其中的某些人，不排除是政府故意为了制造某些场面，授意某些人胡乱的讲了某些话。这是事实，当然我们只能猜测，没有什么文件来做评判的标准。但是关键之处就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在对外公开对话内容时，他们删去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我说的很多话就被删掉了很多。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些混乱的场面，想给全国老百姓一个感觉：学生无理取闹。当然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5年，人们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诚意。不是吗？就在对话不到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动了开枪杀人的念头。"

熊焱说，6月3号傍晚，他从北大广播站里听到戒严部队进城，即将开枪的消息，于是和朋友们从北京大学赶往天安门广场。

"当我们到了木樨地的时候，就看到军队进城，还看到广大的市民在阻挡学生不要前去送死。我和朋友穿过人群，终于经过木樨地，进入长安街，亲眼看到解放军戴着钢盔，叼着香烟，坐在卡车上，时不时的向两边开枪扫射。我们当时在地上匍匐前进。快到南礼士路附近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北京青年被子弹打中胸部，倒在地上。当时天黑了，没有其他车辆，我们7、8个人就把这个青年抬到自行车上，准备去医院。快赶到南礼士路附近的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的门口都是尸体，医院里面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就在那里抢救伤员，抬尸体，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惨象。"

6月4号清晨，熊焱跟随从北京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走回北京大学。

"当时大约是6月4号早上4、5、6点钟的样子，但是开枪还在继续，各个街口还在杀人，只是从天安门广场退出来的大部分学生，没有正面遇上共产党的枪击而已。"

如果当年学生们早一点撤出广场，如果当年民众和学生一方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是否可以避免六四镇压的血腥结局？对于这种假设，熊焱回复说：

"经过25年的思考，我对这个观点还是同意的。过去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经过20多年，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一个过去了的事情，当我们再来评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得相当清楚，指出它的不足，指出它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身处在那个时刻、那个当口、那个环境和形势之下，却是我们人力所做不到的。这个奥秘，也需要四、五十年的生命，要上了年纪以后，才能知道这个奥秘。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简单想象，假如说当时的赵紫阳能够振臂一呼，说'同学们，我们来一个新的行动，我们换一个新的方式'，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方式了，但是赵紫阳没有那样做。或者说，我们的学生领袖里，忽然能出来一个可以力压群雄、高屋建瓴、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也根本做不到。或者说，这些学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可以进退自如，但情况也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样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完全希望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在那个具体的时刻，是做不到的。"

熊焱说："当时我们真的要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一支军队。如果说，我们撤吧。这个学校撤了，还有几十个学校说，我们不撤，我们刚来呀。还有人说，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怎么可以撤呢？在那个水平、那个环境之下，要让学生撤出广场，是相当困难的。"

六四后，熊焱遭中国政府通缉，后被囚禁在秦城监狱1年零7个月，没有被审判，1991年获释。1992年6月，熊焱经香港到美国。之后，熊焱先攻读英美文学，再读神学，1994年他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还曾出版《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熊焱牧师日记》一书。目前，熊焱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美军基地担任随军牧师，少校军衔。对于自己的工作，熊焱介绍说:"军牧的工作很有趣。简单说，随军牧师首先是军队里的一个精神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个参谋军官。他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战士、家属，在宗教、精神、生活、工作各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学习辅导。同时，作为一个驻堂牧师，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像地方上的牧师一样，他需要讲道、学习、祷告、探访。"

从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热血青年到如今的随军牧师，熊焱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反差，也并不矛盾。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一般说起来，当神父、牧师，好像就是要逃避这个世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牧师，他的使命更加重大。用我们神学的话来说，他不仅要把世人领向上帝，还要用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关心这些人。从政治层面来说，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上帝更要求我们关心这个世界，尤其要用上帝的精神和真理，来引领这个社会和时代，来批判这个社会和时代。所以，我曾经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基督教的伦理，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就是要为别人的利益拿起武器，但是要为自己的利益放下武器。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要谦卑、要虚心、要接受，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但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为了被压迫的人，我们要有义愤，要有行动的能力，还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所以说，这其实不矛盾，（当牧师）不是一个弱化，只是变得更加坚强而已。当然，（牧师）工作的效果和方向不一样，更多的是安慰他人、医治他人、鼓舞他人。"

熊焱说，发生在25年前的六四事件并不是陈年旧事，纪念六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论是谈论六四，还是纪念六四，还是回忆六四，这里面都有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那就是对于现实的抗争。所以谈论、回忆、反思、提起过去，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抗争。回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回忆起这件事情，那就是对现实的一个解决：现在不对，应该改变现在。"
熊焱认为，目前中国民间矛盾越积越多，虽然政府不断压制和掩盖，但因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所以很可能由于一个突发事件，引发戏剧性的变革。熊焱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靠国内民众来推动和实现，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屏蔽相关信息，使得国内民众信心不足，缺乏行动。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做的是通过媒体，通过广泛的交流和联系，提供相关信息，使国内民众能够筹划如何在重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使社会秩序尽快恢复正常，减少变化的代价，避免政治的惨剧。

RFA（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

RFA六四25周年回顾（六）封从德专访

Posted: 27 May 2014 05:4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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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封从德提供）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瞻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封从德1989年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封从德回忆说，其实自己当时参加89学运并进入学运决策核心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

"我自己当时已经是研究生的第三年，差一个月就要硕士论文答辩。我之所以能参加，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电脑坏掉了，不是因为别的。我电脑硬盘坏了，而且坏了两次，所以我才有时间参与进去。当时已经风起云涌了，是4月19号，因为胡耀邦是4月15号去世，我看见大家聚集在北大三角地，我就跑上去讲了几句话，也有其他同学，比如熊焱也上去讲了几句话，我当时跟熊焱还不太认识。下面的同学就说，那我们就相信你们。因为之前他们呼吁学校的学生会出来领导，学生会的人也不敢出来。当场有2000个北大同学，他们说只要你们敢公开名字，我们就相信你们。我们当时有大概7个还是9个人就站上去公开了名字和所在的系。这样我们就组织了筹备委员会。筹备什么呢？我们当时想筹备另外选一个自己的学生会，叫团结学生会，效仿波兰团结工会。就希望这个学潮不要像以前那样，完了就完了，而且很快就被扑灭了，而是能留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选的学生会。这样就开始了整个这场运动的组织形态。"

封从德说，4月19号之后，其他各高校也纷纷效仿北大，成立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很快变成了北高联，就是整个北京高校联合会的主席，不过我的电脑好了以后，我就辞职，想赶紧把论文做完。但是我的电脑第二天很快又坏掉了，所以这样我才又继续参与这个运动，而且已经辞职了，又从普通一兵重新参与。后来又到广场，当时大家很多人发起绝食，我又到广场建了一个广播站，又重新进入到这个运动的决策核心里。"

6月4号凌晨，封从德在天安门广场主持口头表决，宣布学生撤离广场。六四后,包括封从德在内的21名北高联"头头"和"骨干"被中国政府通缉。不过，封从德并不认为自己是"学运领袖"。

"至少我自己，还有很多当时参与的朋友和同学，不太会认为我们是领袖。可以说我们是参与组织者、骨干，但是很难说是领袖，当时有很多组织者。我觉得领袖都是媒体叫出来的。而且我们认为，有些被外界认为是领袖的人，其实在组织内部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场运动是非常自发的，而且大家也没想过做什么领袖不领袖，大家就是有很强的共识，当时希望中国改革开放能更进一步，多一些自由，更重视教育，那时候还没有结束一党专制的想法，但是希望有更多自由，希望推动政治改革，希望中共自己改，改良的一种想法。"

封从德认为，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凝聚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时在海外，出现了上百年的华人移民史中难得一见的、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两岸三地的人一同走到街上去，香港、台湾、海外华人和大陆留学生，他们手挽手，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富强的梦，大家手挽手走到街上。在中国，几百个城市，甚至广大的乡村地区，那么多的人站出来反抗专制暴政，当时这种精神的振奋是大家最怀念的。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变得那么友好，可以讲真话，而且发现彼此的想法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振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能去解释，得到自由过后的中国人，他们可以为了自由，而不顾性命。"

封从德说："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为什么6月3号到6月4号凌晨，中共已经调集了25万军队、野战军在北京，但是照样有几十万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敢于站在街头，用肉身去阻挡机枪和坦克。因为大家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自由是那么的美好，就不再愿意回到专制的奴役的状态。这样才可能解释。因为最初有些人，包括我们也以为是橡皮子弹，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子弹是真的，打到身上就会死的，但是照样会有那么多的人，在长安街上，挡在坦克前面，挡在机枪前面。当时，民众喊的口号，在现在看来是颠倒的，当时的口号已经是'我们连活着都不怕，我们还怕死吗？'意思是，我们在那种专制、奴役、最屈辱的状况下，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还怕英勇的、为了自由去死吗？我们根本就不怕。所以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3000人在街上，被机枪、坦克残杀。实际上应该有上万人受伤。在6月3号晚上，北京的长安街，有几十万人在阻挡军车，大家都知道生命的危险，但是这种振奋的勇敢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中华文明精神的一次飞跃，一次提升，是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封从德在六四后经过了近10个月的逃亡，于90年4月和柴玲经香港抵达法国，并于同年夏天到美国参加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封从德曾在89年5月收到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5年博士全额奖学金通知书，此次赴美，他重获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在逃亡过程中感悟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又想有更多时间写关于89学运的备忘录，于是选择回到法国，弃理从文研究宗教，并与柴玲离婚。2003年封从德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科学博士学位， 2005年他到美国纽约"中国人权"工作， 2008年辞职，转往旧金山湾区从事网络数据库工作。封从德曾出版《回顾与反思》、《天安门之争》，《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等书，并从2001年开始建立"六四档案"网站，通过网络传播六四真相。目前，封从德还在主持"孙文学校"和天安门民主大学"两个网站，通过远程教育传播民主理念。

封从德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的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的基本政治素质比89年提高了许多。

"也可以说，89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新启蒙运动，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启蒙，这个启蒙工作在我看来，这25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是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乡野里受教育程度少的，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乌坎村的农民选举，我自己觉得比89年北大筹委会的选举、开会的情况更好。也就是说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农民讨薪，打出的标语不是'还我工资'，而是'还我人权'。"

在封从德看来，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从网络虚拟空间到街头运动，经过民变-兵变-政变的过程，结束一党专制。
"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是从互联网开始的聚集。因为互联网永远有灰色地带，在这些灰色地带聚集后，会形成大规模民变，诱发兵变，最后形成政变，一党专制彻底结束，我把它叫做'三步曲'。实际上非暴力的抗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军队的哗变、军队的反政。军队的反政，可以有三个等级：最低的等级，枪口抬高一寸，消极的镇压；第二种，它不镇压，它保持中立；第三种，就是它直接倒转枪口，瞄准专制，然后拥护宪政民主。这种例子有很多。军队在民主革命中，起到最关键一环的作用。之前的大规模的民变也很重要，会诱发这样的兵变。你看89年其实已经有这样的苗头，38军的军长徐勤先已经消极，不愿意去镇压了，也有整个团、整个师的士兵把枪扔到北京护城河里面。甚至有传言说，有些中级军官差点策划军事政变。军事政变，只要不是大规模的流血，其实按现在的学术上的划分，一个中等的国家，民主转型，这个事件的转变中，不超过300人的死亡，都归入非暴力的过程。"

封从德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充满乐观。他认为，与89年不同，"结束一党专制"在中国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80后、90后士兵也会逐渐认同民主、自由是全球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中共体制内的很多人也对政权的稳定性日益感到紧张，他们不愿与专制体制同归于尽，必将认同宪政、民主的道路，与专制体制决裂。
RFA（记者：林坪 / 编辑：嘉远）

魏京生：纪念一九八九年的英雄们（附魏京生谈纪念六四25周年）

Posted: 27 May 2014 05:18 PM PDT

图为魏京生（右）去年参加全美学自联等在DC中使馆前举行悼念六四24周年的活动


今年的六月四号，是1989年大屠杀25周年。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恐怕还不会忘记。共产党也没有忘记，在每年的这个时间，他们都如临大敌，恐惧万分。最近一个月以来对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加强了镇压，就是和六四25周年有关。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正是人民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也是邓小平、李鹏等人调动军队，准备屠杀老百姓的时候。当时学生和老百姓真的很天真，真的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对老百姓开枪。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试图保护广场上要求民主和反腐败的学生。

就在六月四日凌晨，军队开进了北京。坦克和机枪向街道和广场上的人群扫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死伤。被激怒的市民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他们用石头和酒瓶投向坦克，进行着英勇但是没有希望的抗争。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血流成河，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和沮丧之中。

谁说中国人没有骨气，没有勇气？看看单独一人阻止坦克前进的年轻人。那个形象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经典形象，二十五年来被反复用在各种媒体上。再看看那些面对机枪坦克奋不顾身扔出石头和酒瓶的人，你能说中国人都是软骨头吗？

有一种舆论，说这些奋不顾身的年轻人不值得，是一时冲动犯了傻。我怀疑这是统治者们散布的谣言，以便软化老百姓的反抗精神。统治者们希望老百姓都像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无耻文人们就会散布舆论软化人们的骨气和勇气。

遗憾的是，这种软化的功夫有一部分成功。比如八九年就有许多的父母支持民主和反腐败，但是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运动。他们甚至把孩子们锁在家里，深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屠杀。父母之心很容易理解。但是不愿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态，正是软化功夫产生的效果。

我为什么认为八九年的牺牲者们并非不值得呢？除了他们的英勇精神永远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看清了专制政权的本质。几十年的洗脑灌输，使得大多数人不懂得专制政权的狼子野心。他们头脑里的共产党似乎真的是个爱人民的政权；军队也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九八九年的枪炮声振聋发聩，惊醒了大多数沉浸在虚假现象中的老百姓。人们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了解到：这个党不是人民的党，它是一个专制的、属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党；这支军队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子弟兵，而是受一小撮贪官污吏操纵的党卫军。

人民就像多年受骗的人一样，一旦认识到自己受骗的现实，就会考虑今后的出路。他们不会再相信骗子们的谎言。这是二十五年来中国人思想大转变的主要原因，这是任何宣传都达不到的深刻的转变。谁说英雄们死得不值？能让十三亿人民醒悟过来，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共产党自己给自己辩解，说是没有那场大屠杀，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天方夜谭。人民要求反腐败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多了去了，没听说那家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

反倒是民主之后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所谓天下大乱，实际上就是乱了贪官污吏们的专制的天下，乱了他们稳稳当当剥削欺压老百姓的天下。这才是他们天下大乱论的真实想法。而这个天下大乱正是老百姓所期望的，能够摆脱压迫剥削的希望。这是英雄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目的。

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收买的无耻文人们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说没有那场大屠杀，就没有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被网友们评为十大恶人之首的，阿里巴巴公司的老板马云，就是这种无耻文人的典型。从网民们的觉悟来看，没有几个人再相信这种谎言。

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们努力的结果，其次是国际贸易敞开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追赶先进国家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比探索者要快得多。有些发展中的大国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多的增长率。中国应该算是比较慢的。

而且这几个主要因素并不是共产党的功劳。这和屠杀人民有什么关系吗？说屠杀带来了经济发展，这种无耻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这只能说明帮共产党散布谣言的无耻文人，既没有骨气也没有良心。但决不能把这顶帽子扣在中国老百姓身上。

如果说八九年时的老百姓，还不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没有给民主运动添加足够的力量，那么现在的人民已经非常明确了民主自由的目标。那些无耻文人的欺骗宣传已经越来越不能产生效果了。共产党内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正在发出越来越强的政治改革之声。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选择革命还是等待改良，共产党以什么方式下台，以及下台之后由什么人来领导中国，这才是现在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523on1989heroes.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4年5月23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My Commemoration of the Heroes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 Wei Jingsheng

June 4 of this year i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 Massacre in
Beijing.  Many young people already do not what it was.  However, people
who are older than 40 will not for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ot forgotten either.  Every year around this time,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scared as if facing a major enemy.  In the last month, the regime has
stepped up repression against dissident and religious people, because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 Massacre.

Twenty-five years ago today,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vigorously conducting
a democracy movement. In response, it is also the time when Deng Xiaoping
and Li Peng mobilized the army to get ready to massacre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indeed the students and the people were really na?ve.  They
really believed that th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would not shoot at
Chinese people.  Tens of thousands of Beijing residents gathered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streets trying to protect the students on
Tiananmen Square who were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anti-corruption.

In the early morning on June 4, the army moved into Beijing.  Tanks and
machine guns shot into the crowd on the streets and the square, resulting
in thousands of casualties of students and citizens.  Enraged citizens had
heroic resistance.  They threw stones and bottles at the tanks to conduct
a heroic yet hopeless struggle.  Blood was runn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
Square in rivers.  People all over China fell into grief and depression.

Who would say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have a backbone and courage?  Look
at that single young man who stopped tanks from moving forward.  That
image has become an iconic image of the world's media, and has been used
repeatedly in a variety occasions for the past 25 years.  Look at people
who threw out stones and bottles without concern of their own safety, even
as they were facing tanks and machine guns.  How could anyone say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pineless?

There is a claim that it was not worth it for these young people, who were
not concerned of their own safety, that they were committing a silly
impulse.  I suspect that this claim is a rumor spread by the rulers in
order to soften people's spirit of resistance.  Rulers always hope people
are like little lambs ready to be slaughtered.  There are shameless
literati that help to distribute this kind of rumor in an effort to soften
people's backbone and courage.

Unfortunately, this effort of softening has been partially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n 1989, there were many parents who supported democracy and
anti-corruption, yet would prevent their own children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movement.  These parents even locked up their children, fearing
that their children would be massacred.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hearts of these parents.  However, the mentality of being unwilling to
bear their ow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exactly due to this effort of
softening.

Why do I think the victims of 1989 were not wasted?  In addition to their
heroic spirit that will always be an example to us a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y let people see the nature of this totalitarian regime.
After decades of brainwashing indoctrination by the Communists, most
people did not know how sinister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is.  These people
really thought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loves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really is the people's army.

The 1989 Massacre of gunfire and cannon was loud enough to arouse the
insensible.  It awakened most of the people who were immersed in the
phenomenon of false security.  Not only from theory, but also from living
reality, people learn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the party of the
people; it is an authoritarian party that belongs to a handful
bureaucratic bourgeoisie; that the army is not the people 's army, but the
Schutzstaffel manipulated by a handful of corrupt officials.

Just like people who were cheated for years, once the Chinese discover the
reality that they were deceived, they will find the way out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not continue believing the lies of the crooks.  The 1989
Massacre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thought has had a
major change in the past 25 years.  This deep change could not be reached
through any kind of propaganda.  Who would say the deaths of these 1989
heroes were not worth it?  Their blood is not wasted when they wake up 1.3
billion people.

The Communist regime has been defending itself by claiming that China
would be in chaos and people would be destitute if they had not clamped
down with blood.  This argument is really a fairy tale.  Would China be
chaotic if people demand democracy and anti-corruption?  There are many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is world.  Have we seen a country become chaotic
because of democracy?

Rather, we see democracy effectively curb corruption.  The so-called chaos
is really chaos to these corrupt officials of the dictatorship, leading
them to be unable to firmly exploit and oppress the people.  This is their
true agenda for their ??chaos theory.  And this kind of chaos would be
what the people wanted.  It is people's hope to get rid of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is hope was the purpose of those heroes whose blood was
shed on June 4, 1989.

There is another saying by the shameless literati who were bought by
corrupt officials and profiteers.  They claim that without the June 4
Massacre, there would not be the achiev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Jack Ma, the boss of Alibaba who is the person
rated as most wicked by netizens, is this kind of typical shameless
literati.  Observing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netizens, we know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who believe these lies.

Regard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credit
is due to the hard work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business people, followed
by the open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the
economic rules at work.  A backward country catching up with advanced
countries is bound to have faster growth than these explorers.  Some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achieve even more than forty percent growth.
Compared with that, China is relatively slow.

And these few major factors are not the cred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o
we see these factors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massacring people?  Saying
the June 4 Massacre brough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really a
culmination of shamelessness.  It only shows that these literati who help
the Communist Party spread rumors have neither spines nor conscience.  But
by no means does this mea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pineless or without
conscience.

If the people in 1989 were not very clear about their goals, and did not
add enough power to the democracy movement, then people in China now have
very clear goal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e propaganda to deceive
issued by the shameless literati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effective.
Most people with breadth of vision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also
demanding louder for political reform.

With this big background, choosing revolution or waiting for reform,
determining in what way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o step down and who should
lead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steps down, are the exact major
issues of debate now.


To hear Mr. Wei Jingsheng's related commentary, please visit: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523on1989heroes.mp3

(Written and recorded on May 23, 2014.  Broadcasted by Radio Free Asia.)


【附录】
魏京生谈纪念六四25周年

法广/作者 小山
今年六月四日是1989年春天始发的中国青年学生以及民众反腐败争取民主自由运动遭到当局血腥镇压25周年的祭日。尽管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外界评论六四事件的记忆和影响在中国被淡化减弱，但六四事件，连同六四这个日子与数字本身在中国仍然是敏感内容的客观事实，尤其在今年成为被非常严厉禁止的禁区，对六四事件的纪念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跃上中国政治前台。今日欧洲专题节目采访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魏京生。
法广：
又到六四纪念日，今年的纪念六四中国国内外的大背景大环境有什么新的变化？
魏京生：
我想还是有变化的。因为六四以后曾经有那么十年的时间，大家都很消沉，避谈这个问题。但最近这几年谈论六四问题越来越多了。有要求平反的，有要求追究责任的，包括像李鹏这样的人，六四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是第一号，李鹏是第二号，是主持戒严和屠杀的，连他都出来为自己辩解，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意思就是说责任不是他的。所以可以说，气氛整个都在变化。我认为国际社会还是继续保持以往的势头，可是国内的老百姓关注六四问题的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都在问，再来一次六四，老魏你觉得老百姓会是怎么样，军队会怎么样，当局会怎么样？问这个问题的人非常多。
法广：
中共18大以后，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人们期待中国朝民主开放的方向改变之时，中国却出现了政治上更为激进保守，对各种民主开放的追求镇压与钳制更为严厉，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魏京生：
我觉得应当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共产党这个政权确实是摇摇欲坠，而越是到摇摇欲坠的时候，人们就会很紧张，共产党本身就很紧张，加强镇压。另外一个方面，共产党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共产党顽固保守派给予当局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当局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出来。比如抓些人，做做样子出来。做给这些顽固派看，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压力很大，不得不这么做。
法广：
六四的记忆在中国被淡化被抹去，这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
魏京生：
我想被淡化的一个背景是这个事件很惨痛，死了那么多人，没有什么结果反而还倒退了，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少谈论了。问题是社会矛盾还存在，共产党的压迫还存在，老百姓的痛苦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个现实又让老百姓重新思考六四的问题了。六四民主运动继而被屠杀引出很多问题，大家都要思考：现在应当怎么做，要吸取六四的经验教训。
法广：
经济发展能够抹杀六四造成的冲击与后果吗？
魏京生：
我想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人仅仅从向钱看的角度来看，认为中国钱多了，钱多了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中国钱再多，生活也不见得就会生活得更好。何况现在钱多只是一小部分人钱多，甚至很多人都被列入世界富豪榜了。可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钱多了吗？也许从钱的数量上讲老百姓可能比过去多得多了，但从实际消费来看，从人民的生活环境来看，就未必比过去多的多。
中国现在有贫困问题，就有上亿的人没有脱贫，受穷的标准甚至比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还要低。然后是教育问题，普通的老百姓的教育负担问题；年轻人结婚住房问题；再年轻的上学受教育学费问题；还有医疗问题，很多人看不起病，因为医疗越来越贵看不起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压在人们的身上。所以人们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糟糕，既然是经济发展，越是经济发展人们就是越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你一说就是中国经济世界排第一了，可是老百姓的生活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呢？这些问题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政权要不要让它存在了。现实让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六四的时候不管大家说的多么重，真正的问题是你得改一改，你这政府，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大家觉得不行了，应当改一改。现在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快要进步的前夜一个大变化。
法广：
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局正在采取哪一些举措或者手法来转移人们追求六四真相以及追究六四责任的关注呢？
魏京生：
我想当局会封锁所有相关的消息，现在最好的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比较自由，传播的也快，大家看起来也方便。但可以看到当局对网络的封锁，不仅是六四的事情，包括谈论民主的，谈论改革的凡是能够吸引老百姓的话题都被封锁了。甚至过去网络封锁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当局想出了新的办法。因为网络上往往谈论问题谈得多了，谈论的观点大家喜欢，形成了一种网络大V的文化，形成网络上群众领袖，大家都喜欢看他的东西，大V对人们的影响力比较大，当局就采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把这些大V都抓起来，至少先抓几个，吓得其他大V都不敢说话了。这一招可能比过去单纯封锁网络还要有效果。所以说共产党镇压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法广：
尽管中国当局避免谈论而且也禁止谈论六四，您认为中国当局能够避开得了六四的话题吗？
魏京生：
你想连李鹏都出来想撇开六四那就证明很难避开六四。因为那一代人都在那儿呢！10亿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个事件，你再怎么封锁，在大家的记忆里面你是封锁不了的。除非大家不愿意谈论，但大家现在又重新开始谈论了，你怎么能够封锁得了呢？而且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之外，一直没有停止谈论这些问题。实际上网络已经是很难完全封锁了，很多人会翻墙出来，他们尤其是小青年看到一些信息觉得很新鲜，他会自己用伊妹儿传给他的朋友，这也是你封锁不了的。我认为躲是躲不过去的，那么大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你怎么能够掩盖得了？你怎么能够躲得过去？所以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采取措施。
共产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觉得应当改革，不能老是停留在过去。
法广：
今年中国纪念六四的情况会不会引发新的一波社会维权以及各种各样的民生民主的诉求？
魏京生：
有这种可能。因为维权运动兴起以后，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得到数量是越来越多的维权，反抗暴政的手段也越来越强烈，很多地方甚至就是暴力反抗。你用暴力镇压我，我就用暴力反抗。所以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放在这儿，如果大家能够在国内搞起一个运动的话，这个运动马上就会像六四一样蔓延向全国，响应的人肯定会非常多。这就是共产党非常紧张的一个原因，当局维稳的矛头就是对准突发事件，就怕某一个突发事件引发全国行动。就像突尼斯那样。
所以我觉得当然也不一定肯定就在这一时期，这一六四时期，因为共产党对六四事情是全力动员，甚至把群众领袖这样的人物，所谓敏感人物吧，都把他们拘起来，弄一帮警察看着你，或者采取把你送到外地这样的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完全没有效果，这些措施确实是把发生运动的苗头压下去了。
但是也不一定非要是发生在六四事情期间，维权运动让越来越多的抗暴发展越来越强烈以后，说不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像在突尼斯似的，一个小贩自焚就会引起很大的事变。这种事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法广：
您预见今年在中国国外纪念六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魏京生：
一方面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包括民运人士都回去积极组织纪念活动，在各个地方，包括在华盛顿，纽约，巴黎这些大城市，特别是在香港，肯定会举行大的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用各种方法破坏六四纪念，他们生怕海外的六四纪念会给国内带来很大的鼓励，于是就有突发事件，所以当局很害怕这些，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举个例子：华盛顿的六四纪念活动每年都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但是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手段，想让纪念六四活动不在大使馆前举行，引导别的地方去搞，这样象征性就没有那样强烈了。为这么一点事情，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甚至很多以前隐藏的很好的，咱们不说特务吧，就是在民运内部隐藏的很好的这些人现在都跳出来了，坚决要把纪念六四活动从中国大使馆门前拉走。拉到别的地方，而且他们很有钱，提前几个月就在拉人。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确实非常害怕六四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是那么一场大屠杀，给全中国人民造成很重大的影响，在人民心理上造成和大的影响，你怎么能够躲得过去呢？！我觉得共产党实在是不聪明，躲是躲不过去的，靠封锁是封锁不住的，完全靠镇压总有一天也会失控的。

梁京：习近平联俄抗美是大错

Posted: 27 May 2014 02:20 PM PDT

习近平、普京庆祝中俄天然气协议签订
中俄之间长达十年的天然气协议谈判，之所以能在上周达成协议，显然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人们普遍关注的成交价格问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其中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那就是究竟普京更有求于习近平，还是习近平更有求于普京？此前，西方的主流看法是普京更有求于习，而不是习更有求于普京。因为普京因乌克兰问题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此时很可能会在价格上做出较大让步换取成交，从而增强与美国及欧洲对抗的筹码。

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有专家评议说，是中方在最后一刻接受了多年不接受的俄方方案，即天然气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挂钩。也就是说，习近平有求于普京的程度，至少不亚于普京有求于他的程度。而普京敢于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逼中方让步，说明他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习近平已经下决心联俄抗美，因此不惜在天然气价格问题上让普京占点便宜。

确实，比起这个联俄抗美的政治决策之重要，天然气价格那一点差别确实分量要轻多了。普京的最大收益其实也不在这一点价格上的便宜，而是通过这一点，验证了他对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决心。由此，我们或许能够对普京与江泽民会晤之政治内涵，多了一点猜测线索。普京与江泽民见面的安排让人非常难以理解。我现在的猜测是，俄方对习近平的政治地位是否稳固，可能有顾虑。通过让普京会晤江泽民，习近平可以告诉普京，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可以放心和我做大的政治交易。

不过，在经济方面，中俄达成天然气协议并不见得是坏事。谈判之所以十年前就开始了，说明两国经济都有很大的潜在经济利益，而政治考虑在当时是次要的。问题在于最后促成这笔交易的联俄抗美的战略决策，是习近平的大错，这个大错不仅对中国不利，对世界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

那么俄国呢？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决策是不是上了普京和俄国的大当？我以为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许多人没有搞清楚，普京和美国、欧洲斗，国家利益之争重于价值之争，而习近平与美国斗，价值之争远高于国家利益之争。因此，习近平联俄抗美的逻辑，必然是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换取俄国支持习近平抗美。当这样的交易符合俄国国家利益时，俄国不妨与中国一起抗美，但在国家利益上，中国绝难占俄国的便宜。这一点是由这种交易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两国的政治体制差别决定的。不然，为什么普京要去见江泽民而不是到中国人大去演讲? 普京知道，不管占中国多少便宜，中国老百姓都没有发言权。

当然，普京未必一定能代表俄国利益，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也会有很大冲突。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俄国人比中国人更有机会制止自己的国家领导人伤害本国利益。

中国真正的损失不在与俄国的天然气交易上，而是对抗美国会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中俄天然气协议最令人不安的，就是这个协议传递了这个信息，习近平对美国怀有很大敌意，或者说，习近平已经做出判断，美国是对他权力最大的威胁。这种判断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习近平本人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与中国对抗，与习近平对抗，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习近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于国于己都非常危险的误判？这是我自己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我知道，习近平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军队中的红二代。这些人对习近平的影响力很大，而反美不仅与这些人的既得利益一致，与他们多年的思维惯性也一致。对此，我不感到吃惊。我吃惊的是，不少海归的商业和学术精英，对美国阴谋论深信不疑，也成为支持习近平误判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些人有直接接触美国反华势力的经验，或者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人恶习的反感，这种经验让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高层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

中俄天然气协议本来应该是造福两国经济的好事，却让人高兴不起来。因为它传递的政治信息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正在变的更加危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邵德廉痛忆六四：华邮记者目睹成堆尸体

Posted: 27 May 2014 12:07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VOA 莉雅）华盛顿 —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绍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撤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六四前访王丹：中共当年幸存凭侥幸

Posted: 27 May 2014 11:55 AM PDT

王丹
（VOA齐之丰, 魏之）华盛顿 — 1989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政府调遣野战军杀入北京，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示威者之后，又发出全国通缉令，捉拿学生领袖，其中的第一名是当时只有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历史系学生王丹。
 
六四镇压之后，王丹经过短暂的躲避和逃亡之后，被当局捕获，1991年，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1993年2月，王丹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筹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
 
这些活动导致他在1995年5月再次被捕入狱。1996年10月，中共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将王丹判刑11年。
 
1998年4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交易，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准许王丹保外就医，直接将王丹送到美国。
 
王丹到美国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200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学位。
 
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对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年轻人就是应当关注社会，热心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所引发的中国全民要求民主的运动很有可能成功，今后假如再有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记者问："谢谢王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假如用一句话或三句话总结过去25年，你要说什么？"
 
王丹答："我觉得简单地讲就是三点：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是说，回顾过去，我们做的事或许我们做得有对有不对，但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站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流亡这么多年，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了苦难，我觉得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中国以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我觉着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六四问题毕竟还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我们当年的理想没有实现，这样的情况让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所以心情不可能觉得轻松。"
 
问："过去25年来，北京政府、中共政府竭尽全力掩盖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的民众的历史。这种掩盖在某种意义上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面对一个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或几乎不知道25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会怎么让他明白？"
 
答："首先我要说，以我接触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看，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非常好奇的，是想知道六四这件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当局不懂一个心理常识，这就是你越是不想让年轻人知道什么，他就越想知道什么。
 
这是我们本来都知道的心理常识。但中国当局却意识不到。所以我不太担心。只要当局有一天还在封锁六四，我就不太担心学生会丧失知道六四这件事情的兴趣。因为他们毕竟是年轻人。
 
第二点，鉴于年轻人的这个特点，我觉得我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就是，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我的历史使命，我要去做这个见证。我要让更多的年轻一代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接触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到各地区巡回演讲，我都尽力回答关于六四的问题，尽我的所能把这段历史真相传承下去。
 
问："回顾过去25年，你觉得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答：要说最大的收获应当说，如果说当年我们是年轻学生，从一个批判者的角色对现行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批判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旧的时代结束之后，如何为新时代搭建一个框架，今天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如何用新的制度去重建中国，重建秩序，我觉得或许是更重要。所以我提倡做一种建设性的反对派。这就跟年轻时相比是很不同的想法了。
 
问："回顾过去25年，你觉得你的最大遗憾是什么？"
 
答："我想，当然很大的遗憾就是整个这件事情还没有获得历史的公正。我本人虽然流亡在外，但毕竟还有我自己的生活。可还是有那么多的受难者家属，像天安门母亲她们，她们有那么大的冤屈和苦难，至今六四还没有平反。想想他们，我觉得这是历史最沉重的一个部分。
 
问："倒退25年，你觉得你会做得更好吗？"
 
答："我也不觉得我们就一定会做得更好。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历史运动可以做得十全十美，尤其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历史。回头看看我们过去25年做的事情，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做得对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
 
问："今天的中共政权，有人说是很强大，有人说是很虚弱。你觉得的中共政权强大在哪里？虚弱在哪里？"
 
答："我觉得中共的特性，我的总结就是腐而不败。腐与败是并存的。腐是说，它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我觉得共产党的体制是解决不了腐败的问题的。另外虽然它是一个多年来的大党，其实它已经腐朽了。它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缺乏支持者的热情和活力。它已经是一个腐朽加腐败的大党。这是它的一个弱点。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样一个大党让它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很多综合的条件，包括中产阶级的觉醒，包括少数人（不畏牺牲对专制独裁）的冲撞，包括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社会矛盾的积聚，等等。目前看来，这样的综合性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所以，它虽然腐朽加腐败，但它依然还可以支撑得住。
 
问："现在我还是想问，你作为一个亲历历史的人，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你觉得你哪方面做得不太好，但可以做得更好，假如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答："我觉得我们当年是以学生运动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它后来演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仅仅是表达诉求而已。可是，要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就应该按照政治运动的方向去操作，包括跟其他不同的政治力量的联合和沟通。
 
政治斗争是有进、有退、有妥协的艺术。这一切我觉得我们当年因为年轻，而且我们局限在学生运动的框架内（，我们做得不好）。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拿我们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们会做的更好一些。"
 
问："你觉得过去25年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感触最深的应当说，有好几点。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真的是需要非常强的韧力和坚持，因为它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当权者，而且也要克服我们自己内心中的劣根性。
 
时间这么久了（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就说明这条路确实是很艰难。反过来说，也可以说坚持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过去，1989年人民心中所激起的对民主的热情，我觉得还是依然存在。虽然在中国国内的言论环境下不能表达出来，我们在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下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民主的热情。其实，人们对民主的热情从来就没有削减过。这一切让我们感到非常鼓舞。"
 
问：你是学历史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博士学位。我们现在有了25年的后见之明。现在，25年过后，你回头看当时的学生的民主运动，你觉得当时有任何的成功的可能性吗？
 
答："我觉得当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首先，当时学生运动确实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所以，民意基础是在的。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愿意用比较理性和和平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试图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次很遗憾的机会，在这个政治体制背后还有一个邓小平在那里主事。我觉得邓小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决定镇压就是镇压，赵紫阳的意见都不能发挥作用。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历史就是偶然的。倘若我们那时候没有遇到邓小平这样的强人，事情的结果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了。
 
不幸的是，那时候我们正好是赶上他在那里主持大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因素。但它不是一个永远必然会发生作用的因素。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再出现这样的强人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看不到。"
 
问："你在中国是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到美国来又是到哈佛大学读书。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当然毫无争议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你在美国和中国两个最好的大学读书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换句话说，你觉得北大和哈佛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答："我觉得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差距是根本性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大陆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的方向还是培养专业人才，职业人才。我觉得，哈佛的教育理念基本上是培养公民，有全球视野的公民，愿意对社会有参与的公民。它的基本教育，课程的设置，相关教育活动的安排，都是围绕培养人，尤其是培养公民。双方的教育理念差别非常大。"
 
问："以你的经历，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北大和哈佛相差到底有多大？假如用年代来计算的话，是相差10年？20年？50年？100年？150年？"
 
答："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大学所在的社会是不是民主化的社会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社会对民主化的认知，然后这一切折射到教育领域。要是这么看，我觉得中国要走向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且也要整个社会观念的变化，这大概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我想，这大概是中国和美国两国教育体制的时间差。
 
问："假如你碰上你的哈佛大学的校友、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你觉得作为校友，你会对她说什么样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样的话？"
 
答："其实说实话，我对她本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习近平，那我就希望她能好好地跟她父亲谈一下。中国好，中国坏，中国是是否会民主，这涉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习近平假如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就应当希望这个国家更加民主。作为他的女儿，她也以作为中国人为荣，那么她就该劝她的父亲不要再继续阻碍历史的潮流。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她自己可以有真正的尊严和骄傲。"
 
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的王丹说，他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优秀学生，他非常喜欢这些年轻学生，因为他们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社会，有年轻人的炽热激情。在眼下已经45岁的王丹看来，中国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各有所长。大陆学生更用功，而台湾学生的民主人权意识则更强。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May 29, 2014, 8:00:51 AM5/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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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将举行六四25週年活动，何晓晴博士演讲，王丹致辞

Posted: 29 May 2014 12:15 AM PDT


25th Tiananmen Massacre Memorial
June 4, 2014, Wednesday, 7:30 pm, memorial formally begins
Audio-visual prelude at 7:00 pm            
Science Center Lecture Hall C,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Speaker: Dr Rowena Xiaoqing He ( Harvard University)
Student leader Wang Dan will address the audience.
Candle light vigil afterward; Offering of flowers at the Boston Chinatown Tiananmen Monument at 9:30pm

日期: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晚上七時半正式開始, 七時正影音回顧
地點: 哈佛大學科學中心 C 禮堂
演講:何曉清博士 (哈佛大學);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致辭
六四紀錄片放映, 燭光悼念, 晚上九時半波士頓華埠天安門紀念碑獻花
Organized by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Hong Kong Chines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Long March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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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le Light Vigil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4 June 2014 (Wednesda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June 4 Democracy Movement, a candle light vigil will be held on 4 June 2014 (Wednesday) i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Science Center, Hall C (1 Oxford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The memorial will formally start at 7:30 pm. An audio-visual prelude will start at 7:00 pm. All are welcome.

Dr. Rowena Xiaoqing He, lectur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will be our speak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s the subject of Dr. He’s research studies and the topic of her seminar class.

Wang Dan, student leader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will come a long way back to the Boston area to address the audience.

After the memorial at Harvard, we will be at the Boston Chinatown Tiananmen Monument at 9:30pm to offer flowers.

For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organizer of the vigil,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Hong Kong Chines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t +1(617)966-2575 or Che...@aol.com. Mr. Chungchi Che

六四燭光悼念會

2014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

為悼念二十五年前犧牲生命、以及向八九民主運動期間失去家園的鬥士與難屬致敬，海外香港華人民主人權促進會將於 2014年 6 月 4 日（星期三），晚上七時半，假哈佛大學科學館C禮堂 (Harvard University, Science Center, Hall C, 1 Oxford St , Cambridge, MA 02138)，舉行燭光晚會。影音回顧於晚上七時開始。

講者何曉清博士,  是哈佛大學講師, 專题研究和開課授教 ˹六四˼ 課程。

八九中國民主運動學生領袖王丹，將遠道歸來，為˹六四˼二十五週年致辭。

燭光晚會後，晚上九時半在波士頓華埠天安門紀念碑獻花。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查詢請電 +1(617)966-2575 或 Che...@aol.com 謝中之先生。

胡平：“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

Posted: 29 May 2014 12:04 AM PDT

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很多西方的学者记者都不约而同地会谈到汉人移民的问题。这一点很让许多汉人不解和不满：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难道也是问题吗？况且我们还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从维族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曾经对人的归属感做过很好的阐发。赫尔德说：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人需要使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像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这就是说，人只有在他所属的那块土地上，和他所属的群体在一起生活，用母语和周围的人交流，他才能感到自在。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涌入大量不请自来的外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不入乡随俗，而是把另外一套文化全都带了进来，喧宾夺主，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家乡在沦落，感到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的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据统计，在新疆的汉族人口，1949年时仅占当地总人口的 6％，现在则高达40％。这还没把军队及其家属包括在内，没把数量可观的未注册的流动工人包括在内。与此同时，维族人的比例则相应下降，从1949年的76％下降到现在的46％。汉语文化也愈来愈强势。在大多数重要领域，都是汉人占据要津；甚至在下面，维族人的位子也在大批大批地被汉人占领。这就使很多维族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沦为边缘人，在经济上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迅速地沦丧，因此，他们不但对当局，也对一般汉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75事件后，网上有两篇文章流传很广。一篇是黄章晋的《再见！伊力哈木》，一篇是作者署名"一个兵团二代"写的《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头一篇主要表达的是一个维族知识分子的看法，后一篇的作者当然是汉人。两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少区别，但是它们对事实的描述却相当一致。两篇文章都揭示出，在今日新疆，汉人已经全面占居主导地位。

其实，像伊力哈木这种维族知识分子，本来对汉人和汉文化是很佩服的。他认为落后的维族要进步，需要汉人的帮助带动，就算汉人是殖民者，对新疆也是好的。但是，"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可是你们汉人呢？高端的工作你们占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这算什么事呀？维族人到内地去，不懂汉语就吃不开。这点维族人理解，不会抱怨。但要是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工作，哪怕是工地挖沙子小区扫地当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还不一定给（新疆很多招工启事，写明了只招汉人）。你让维族人作何感想？

"兵团二代"在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情况。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新疆，汉人的节日，维族人也放假；维族人的节日，维族人放假，汉人照样上班。这看上去对汉人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可见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

使得问题更糟糕的是，维族人的这种种不满与痛苦没有表达的渠道。如果他们向当局申诉，当局每每不理睬；如果他们在网上发言，当局还很可能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罪名抓人。如"兵团二代"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再见！伊力哈木》）

在新疆的汉族老百姓当然是无辜的。我们汉人的问题是，在和少数民族交往时，我们很少去设身处地。我们很少去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不曾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困扰和招致的怨恨。这也许是在中国，汉人占绝对优势。因此很多汉人有一种强者的傲慢，根本不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换位思考，去体会维族人的感觉，他们对维族人的不满乃至敌意熟视无睹，并不放在心上。有些人甚至不掩饰他们对维族的歧视和鄙视，对可能招致的怨恨满不在乎。这些汉人无非是想：就算维族人很生气，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造不了反。

但问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这样想，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汉人可不能这样想。那些深怀怨恨的维族人虽然数量很小，手中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攻击政府，但足以对汉族平民发泄仇恨。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一旦有什么事触发暴乱，遇上亡命之徒，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近来，一位70后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引起一定关注。他的经历很特殊，本是学医出身，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过十年法医，后来却离开那里，转到内地读历史学博士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时，刘仲敬说："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胡平：毛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是否比现在还缓和些？

Posted: 29 May 2014 12:01 AM PDT

今日新疆的形势相当紧张。那么，毛时代的新疆是否比现在还和谐一点？当然未必。只是那时当局对讯息的控制更严密，很多事情外界无从知晓而已。

不过，倘若仅就民族关系而言，毛时代倒确有可能比现在缓和一些。因为毛时代讲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讲的是阶级斗争。那时候，人们在意的身份认同是革命反革命，是红五类黑五类。"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线上分"。民族身份、民族矛盾则被淡化，故而不显著。毛时代绝不是一个和谐的时代，而是一个严重冲突的时代，但那时的冲突是以另一种面貌呈现的。

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随着柏林墻倒塌，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原先被掩盖被冲淡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日益突出。现在，中共为了排拒自由民主，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宣称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价值，没有普适性，否认世上有任何普遍适用的价值，竭力强调特殊性，强调"国情"，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可是这种做法也是双刃剑：你鼓吹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文化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文化传统。你大讲特讲"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像维族、藏族，人家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于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么？官方讲中华民族，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个政治概念，不是民族学上的民族概念，再说，这个概念也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要用这个概念塑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效果是很有限的。中共拒绝普适价值，它拿不出能够凝聚各民族人心的东西，只有靠强力，而强力又恰恰是有反作用的。

另外，从经济上讲，今天的中国也和毛时代有很大变化。毛时代是计划经济或曰指令经济。政府包办一切。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使用上和社会成员的控制安排上实行均等的或略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各民族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太大意见，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冲突。自从经济改革以来，上述局面极大改观，政府已经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即使它依旧做出某些规定照顾少数民族，但这些规定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由于汉人占据大量资源，出于管理的方便和利益的追逐，大量的机会必然被汉人所占有，维族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与汉人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纽约时报：六四25周年前夕，北京维稳力度空前

Posted: 29 May 2014 12:16 AM PDT

香港抗议者举着被捕律师浦志强的照片。


杰安迪 2014年05月28日
北京——政治敏感日到来之际，中国政府通常会对一些社会活动进行镇压；即便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政府今年在六四纪念日之前采取的策略也堪称格外严厉。1989年的6月4日，中国军队以残酷手段制止了由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
每年的6月4日到来之前，政府经常会对大胆敢言的政府批评者实施软禁，网上关于此次镇压的言论也会被删得一干二净，连那些不敢明说的暗语内容也不例外。
当年的流血事件震惊全国，几乎使共产党分崩离析。今年时值这一事件的25周年纪念，审查者和安保部队发动了一场猛烈的"维稳"运动，令中国法律活动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不寒而栗。
最近几周有十多位著名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捕，连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举动——比如发布在天安门广场比划"V"手势的自拍照——都会使当事人遭到逮捕。
几名记者表示，警方一直在警告西方记者，未来几天不要靠近天安门广场，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些记者曾被面无表情的公安官员叫去开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各地近50名据该组织所说已遭逮捕、审讯或软禁的人。
"他们说北京的春天到了，我的感觉却像冬天，"艾滋病(AIDS)活动人士、资深异见人士胡佳说。过去三个月，他一直被强行关在自己的住所里。
遭到中国庞大安全机器清理的人还在增加，其中包括在北京一家酒店聚会的一些同性恋维权人士、几名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打坐时被抓的佛教徒，以及一名当过兵的艺术家。这名艺术家在朋友的工作室里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表演的灵感则来自中国政府努力让全国民众集体失忆的举措。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研究员阿莲(Maya Wang)说，"这次的应对空前严厉、空前激烈。"
在政治分析人士和维权人士看来，此次运动进一步说明，已就职15个月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在一场针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铲除异己，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斗争是一场旨在巩固权力的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最近这次镇压行动之前，我还不清楚习近平的态度，但最近的事件表明，如果做得到的话，他愿意成为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说。
公共言论的红线往往会随时势和当权者喜好的变化而变化，但许多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都表示，这次的变化让那些最身经百战的异见人士都吃了一惊。
他们表示，官方对一次研讨会的强烈反应就是证明。此次集会发生在5月初，十多人在一处私人住所聚集，讨论1989年的事件。接下来几天，警方传讯了这些集会参与者，其中包括镇压死难者的亲属。
但是，与2009年一起规模更大的相似事件不同，前述聚会的五名参与者遭到了正式逮捕。其中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学者徐友渔，以及颇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他们的罪名都是"寻衅滋事"。
从那以后，警方多次对浦志强的律师事务所和住所进行搜查，用车拉走电脑、财务文件和一张关于异见艺术家艾未未的纪录片DVD。艾未未曾是浦志强的客户。
浦志强的律师之一张思之在采访中表示，这些指控不合逻辑。他反问，"你怎么可能在私人住所里寻衅滋事？"
张思之和其他一些人说，看样子，与此前纪念日抓人的惯例不同，浦志强在6月4日后获释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为了搜集针对浦志强的证据，当局逮捕了浦志强的一些朋友和工作伙伴，其中包括独立记者吴薇和日本报纸《日本经济新闻》(Nikkei)新闻助理辛健。朋友们称他们不清楚当局为何扣押辛健，不过，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她之前采访浦志强有关。
周二，辛健消失两周之后，辛健的丈夫开始求助于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家庭合影，发出了紧急求援的呼声。"家里一团乱麻，"辛健的丈夫王海春写道。"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刘伟的朋友同样感到非常苦闷，刘伟是中国西南部一名年轻的工厂工人，从北京回到家乡重庆之后，他于5月17日因刑事罪名被捕。据刘伟的朋友黄成城透露，刘伟的罪行似乎是在网上发布了他在天安门广场拍的自拍照，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他比划了一个V字手势，这是中国游客普遍使用的姿势，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煽动颠覆的狡猾方式。
同性恋权利倡导人士也感受到了目前的紧张气氛。过去几周，当局取消了一些在北京举行的活动，比如为纪念国际反恐同日举行的电影放映活动和专题讨论会。本月早些时候，警方突袭了一家酒店，一些公民社会倡导人士聚集在该酒店参加研讨会，讨论同性恋及艾滋病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阻碍。
活动组织者于方强表示，警方在下午一点半到达酒店，没收了他的手机，然后用这部手机给大约30名准备参会的人发信息，告知活动取消。于方强和其他八人随后被带走接受审问，其中几人受到的审讯持续到了第二天晚上。
有时候，当局对公众动乱的担忧导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举措，例如取消原计划于周四晚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餐厅颁奖典礼。
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举措可谓极有创意。
北京的时事评论员、权益倡导人士陈永苗表示，警方给了相当于800美元（约合5006元人民币）的钱，让他离开北京。上周，正在中国西北地区旅行的陈永苗通过电话表示，"他们就是不想让反对派人士待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
过去几年， 政府会在4月中旬的胡耀邦忌日加强控制，这位倡导改革的共产党总书记因"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于1989年遭到整肃。在胡耀邦于4月15日逝世后，公众纷纷进行悼念，悼念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要求公正、民主、终结官员腐败的示威活动。
但很多活动人士表示，今年，政府提前几个月就启动了限制举措。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称，他于今年2月底遭到软禁时，警方告诉他，今年是"极其敏感"的一年，他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胡佳通过电话表示，"当局想制造恐怖气氛，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列举了一些朋友，警方强迫他们在5月份"去度假"，离开北京。
但胡佳表示，这场运动非常拙劣，最终不会有效果。虽然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将该事件从中国的历史课本及网络中删除，致使年轻一代对89年6月3日至4日的事件知之甚少，但胡佳估计，士兵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并导致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的那个晚上，北京街头足足有100万人，还可能更多。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说。"还是无法将这段经历从所有人的记忆中删除。"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未普：八九学运期间，邓赵到底为何分道扬镳（下）

Posted: 28 May 2014 11:44 PM PDT

左起李先念、邓小平、陈云

有不少资料显示，邓赵冲突并非始于"4.26"社论。


4月22日，在纪念胡耀邦的悼词问题上，邓对赵已经心存不满。邓小平不同意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赵紫阳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吴伟，442-443页），希望借此缓和党内外压力，又不致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直接反对。但是，邓对这个做法非常不满。鲍彤亲眼看到，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显出"非常恼火的样子"。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不满，可能还要早。根据是，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还说，赵紫阳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把赵当作他们的新权威。审查小组认为，赵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属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赵紫阳，72页）。

王任重审查小组对赵紫阳的这个"兴趣"当然不会是小组本身的兴趣，更不会是王任重本人的兴趣，而是当时中共元老的意思，甚至是邓小平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都是为了"倒邓"保自己。

"倒邓保赵"在88年年底，确曾在香港掀起一阵风潮。根据陈小雅对这个风潮的报道，1988年10月31日，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文称：目前，"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1988年11月，《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称，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等。

香港的这股"倒邓保赵"风潮，也在中共高层引发回响。李鹏在他《六四日记》中写道，5月4日，他去见姚依林，"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５月２６日，李鹏又写道，宋任穷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暗指赵紫阳，余秋里则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

毫无疑问，姚依林、宋任穷和余秋里的疑问，也是邓小平的疑问。邓小平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笔者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写过"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文中列举了几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劝他退休，疑心胡要取而代之。邓怀疑过胡，也会怀疑赵；邓曾试探过胡，当然也会试探赵。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疑心，可能多少有所警惕，这也许能够解释赵为何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对军队事务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事实上，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李鹏在5月28日的日记说："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李鹏还说："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这就是说，更换总书记，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动了念头。

根据邓小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赵紫阳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一样，都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两人都犯了共产党文化的大忌，都功高盖主，引起"主"的猜疑。所以，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RFA六四25周年回顾（八）周锋锁专访

Posted: 28 May 2014 10:56 PM PDT

周峰锁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 "学运之声"广播站，并曾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

周锋锁回忆说，在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前，他曾多次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草地沙龙"、"民主沙龙"。当时社会上充满求新、求变的气氛，他和很多人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

"80年代，思想的自由、开放、改变，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在校园中也非常流行。我们普遍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们应该发出更多声音，促使这个国家的改变。在校园外也是这样，从79年开始就有反思、批判、求新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环境下，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参与到这样一个我认为是完全自发的运动中。最后我成为北高联的常委，这是我后来被通缉的理由。在我看来，我这样的一个轨迹，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学生，尽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所以参加到这样一个运动中。"

在89年的民主运动中，北大学生最先于4月18号提出了"请愿七条"。周锋锁认为，"请愿七条"的核心是"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反腐败"，这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要求。

"学生运动的诉求其实非常明确。在那个时候，第一，有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就是新闻的自由。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新闻都是经过审查，说假话，造成这种洗脑，出现很多的弊端。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新闻的自由，这个要求在89年的运动之前，就很强烈。在运动爆发之后，就是胡耀邦死，大家开始悼念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新闻）版本。比方说，官方的版本说学生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等等。但是对于参与的学生来讲，是觉得这是从心底里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这样，一开始就在是不是真实报道这样一个事情上，跟官方有特别的冲突。所以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民间普遍的要求就是反腐败。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双轨制刚刚开始，大家看到邓小平的儿子的'康华公司'用双轨制、用批条就可以挣很多的钱。而那个时候物价上涨，老百姓看到很多弊端，所以对于反腐败的要求非常强烈。这两个在我看来是最明显的，最一致的要求。"

周锋锁说，89民运中提出的"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反腐败"，在今日中国仍有巨大感召力，也是中国实现民主的必经之路。

"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它绕不开公布官员财产这一关，但是真正要公布的话，不可能把上层家族的财产全部公布，因为这样到最后就暴露了它的本质。这个是它绕不开的一个关口。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国内，像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南方的街头民主运动，他们都把公布官员财产这样一个要求到处传播。我想，在民间是有很强大的吸引力。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要求第一次提出来，是在89年提出来的。如果这个在中国实施，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公正的很重要的一步。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新闻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就写过文章，在89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普通民众对于反腐败的要求，和知识界、学生对于自由的要求，其实它有一个很根本的，一致的方面，就是只有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自由的、多元的新闻，才能够保证信息的透明，才能够真正有监督。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所谓司法的独立，这些才可以实现。89年最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摆在那儿，这也是中国将来走向民主必经之路。"

周锋锁认为，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当然我觉得这个镇压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现在看来，是邓小平个人通过他的家庭作出来的决定。无论是李鹏的日记，还是赵紫阳的日记，都可以看到，他没有经过所谓的党内程序，也没有经过人大的程序。而且邓小平做这些，包括军队镇压，他都是为了避免这种程序。当时把万里软禁在上海，不让他回到北京，都是为了防止程序性的解决。所以基本上现在看来是邓小平一家人做出的政变，做出的屠杀的决定。当然动机是为了保护他独裁的财富。这二十五年来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这种红色家族的权力和财富，要保证绝对控制。在'四二六'社论之前，邓小平就有一个讲话，里面就提到'杀人'、'流血'。5月17号的时候，《李鹏日记》和赵紫阳的回忆录都提到，基本上是邓小平他们做出决定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把别人叫去，问他们对戒严的意见等等。像这样大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决定，当然是非常偶然的。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是共产集权专制政权造成的'家天下'的一个结果。就像一个封建王朝似的，它表面上有这样那样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对于一个昏聩的老人没有任何约束性，对于家族的贪婪暴戾没有任何约束性。"

六. 四后，周锋锁遭中国政府通缉，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国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国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 95年1月抵达美国， 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投资模型研究工作。周锋锁还在2007 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关注中国的草根维权人士和良心犯，推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

周锋锁认为，如今的中共政权已在民众心中彻底丧失了它道义上的合法性。

"像我也接触过很多大陆来的人，无论哪个阶层，富商、平民或者知识分子，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这个（政权）是必须改变的。现在大家不知道的是，怎样改变它，怎样进入下一步。但是，像这种环境的恶化、物价的高涨、正义的不得伸张，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我想中国内部的这些人，镇压人权活动人士的人，他们可以看看周永康的下场。每次有朋友被请去喝茶，我就说，你可以跟他们讲一讲周永康、王立军，他们的老板的下场。这样一个体制，会坑害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本身。他们对财富、对权力的迷恋，必然导致他们自己最后的毁灭。所以这个是没有别的出路的。现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周锋锁对中共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抱希望，他认为中国的民主未来要靠民众自下而上的努力。
"习近平上台之前，其实我就对他有个评论。薄熙来的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习近平和薄熙来其实是孪生子。那个时候大家对习近平的了解还很少，对薄熙来的了解比较多。因为他们那样的一代人，他们作为红色贵族，他们觉得整个国家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基本上得到人民拥护的想法就是毛的那一套。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近平的身上都表现出来了，基本上也可以预测他将来的一些走向。就是，他希望以表面上的'亲民'方式，来骗取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并不会真正的把权利给民众，不会给民众人权、选举的权利等。而且对于人权的迫害、镇压，其实比以前更厉害。比如，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机场被绑架，几个月之后，她垂死的时候，又被送出来。这样一种屠杀是以前的继续。而且曹顺利是要去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这种公开向世界人权理念、人权组织挑战，比以往更甚，是越来越疯狂的表现。所以从这方面看，对于这个政权，我不认为会出现一个开明的领袖，或者习近平本身有任何的希望，我认为是反过来的。只能把这个路留给民间，但是民间在这种非常弱势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星火燎原，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周锋锁呼吁中国民众积极参与推动社会转型。

"我想说的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也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所向往的，也是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带来人民福祉的最好的东西。这也需要每一个人积极的参与，需要大家尽力，而不光是在失望抱怨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做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做什么，我欢迎大家跟我联系。我的推特(twitter)帐号就是ZhouFengSuo， 现在我在推特上有2万多个follower（跟随者）,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我欢迎大家问我任何问题，也希望大家想一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大家要动手、动脑来改变现状。"

周锋锁说，过去25年，中国政府一直在封杀和扭曲六.四真相，令很多人只要谈到89民运，就重复官方的版本，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也令很多人提起六.四就感到害怕、恐惧。89民运的失败，也让很多人对中国民主未来充满悲观情绪。不过，周锋锁指出，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线性的，过去的失败经验并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标准。周锋锁鼓励中国民众在极其黑暗的时刻，仍保持信心和勇气。周锋锁说，乌云肯定挡不住真正的阳光，自由民主这些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在中国也不会是例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一天早日到来。

（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

RFA六四25周年回顾（四）当事人的回忆

Posted: 28 May 2014 10:5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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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资料图片)

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不但让全世界极为震惊，也巨大地改变了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发展进程。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自由亚洲电台制作了五集特别节目，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详细回顾。今天请听第四集。


上一集谈到，1989年6月3号深夜到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分多个路线冲入北京市中心，对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沿途路上，军队向拦阻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云集在北京的各国媒体，把当时发生在北京的情况向全世界做出了播报。

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也在凌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军队镇压民众的消息。

一些驻北京的外国外交人员估计，当夜约有两千人死亡，受伤者更是无以计数。

6月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通过电视向全世界介绍了六四凌晨军队进城过程中造成的死亡情况。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联系着一个个充满爱意温馨的家庭。

1999年六四事件十周年期间，本台记者利万方，曾经制作过一个专辑节目《目击者说》。让我们重新回顾该节目的部分内容，以对发生在当夜的事件，可以有更为清楚的认知。

当时的北京市民，后来移居美国的张利民，6月3号深夜和弟弟妹妹正在天安门广场。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介绍了当时坦克冲进广场的情景。

张利民的妹妹张向红，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张利民含泪谈及他妹妹当时中弹身亡的情况。

原北京航天部的干部张先玲女士，在那一天失去了他十七岁的儿子。

北京市民黄金萍女士的丈夫杨彦生，三十岁，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也在当天中弹死亡。黄女士描述了他寻找丈夫的经历。

在当天中弹死亡的，还有十九岁的中学生叶伟航。他的母亲伊敏女士本人是医生，她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了儿子身中三枪身亡的情况。

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从北京城外通往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多条道路上，军队向围堵军车的市民和学生开枪射击。其中，从北京城西部六部口、木槒地一带伤亡最为惨重。这支部队在推进途中不断开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是六四事件中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号称中国军队王牌部队的北京军区下属第三十八集团军。

据透露，当时任三十八集团军军长的徐勤先少将，拒绝在部队调兵令上签字被即时剥夺指挥权。接任的副军长指挥军队执行戒严镇压命令。

六四事件之后，徐勤先被开除党籍，并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在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他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表示已作了杀头的准备，表示："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制作的五集特别节目，客观回顾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我是石山。今天是第四集，下次节目请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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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0, 2014, 9:26:32 AM5/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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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决六四屠杀遗留问题

Posted: 29 May 2014 11:10 AM PDT

（人权观察新闻稿）

 

中国：解决六四屠杀遗留问题

 

25年后，人民要求言论自由、司法正义日益殷切

 

（纽约，2014年5月29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后25年以来，中国人民要求问责、法治、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呼声不断升高。一部新发表的多媒体影片谈到血腥镇压的影响，以及北京试图将六四事件相关信息消音引发的反应。

 

中国政府仍在迫害争取究责的幸存者及其家属，并压制一切相关讨论。在今年六四周年临近之际，至少已有六人因纪念六四被捕，包括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学者徐友渔和艺术家陈光。其他许多人也遭到刑事拘留。据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表示，丁子霖──为六四死难亲人争取真相与究责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和蒋培坤夫妇被强迫在周年之前离开家乡北京，这将使这对老夫妻无法在北京为儿子举行私人追悼。

 

"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一样想要控制有关六四和其他广泛议题的讨论，但这注定徒劳无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政府严防人民讨论六四，压抑想要做出积极贡献的独立声音，只会加深1989年的错误。"

 

六四镇压是因为1989年4月起，工人、学生和其他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大城市进行和平示威，要求多元政体、言论自由和责任政治。中国政府面对风起云涌的抗议，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授权军队使用致命武力。在解放军开进北京沿途，有些市民攻击车队、焚烧车辆。

 

1989年6月3日到4日，中国军队开枪，杀死不计其数的平民，有些死难者根本没有参加示威。六四屠杀后，政府在全国展开扫荡，成千上万人以"反革命"、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罪名遭到逮捕。根据对话组织（Dui Hua）研究，最后一位因"反革命"罪名被监禁超过二十年的囚犯，最近刚刚出狱。

 

中国政府仍旧拒绝为屠杀负责，或追究任何行凶者的法律责任。该政府起初坚持，由于示威者使用暴力，为有效打击"反革命动乱"才予以镇压。它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亡、受伤、失踪和入狱者的详细资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曾于1990年反驳国际对六四的关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后来中国政府又将六四定性为"一场政治风波"而非"反革命"活动。天安门母亲已为202名北京及其他城市镇压死难者建立档案。

 

六四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严控政治，一方面允许经济迅速发展。它的两手策略看似成功地冲淡了对民主制度的追求，但这种模式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贪腐横行、贫富差距和普遍的圈地拆迁，使得公众不满的声音愈来愈难压抑。

 

"北京以为给人民更多经济上的自由，就能减少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要求，"理查森说。"但要求政府接受问责、回应民意──无论是关于六四、环境污染或官员贪腐──的渴望也同时在加深。"

 

近年来，中国人民已愈来愈主张政府更负责任，以及让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官方和学术机构根据执法部门报告所做的统计显示，每天有300到500起群体性事件，参加人数从十人到上万人不等。近来屡次发生震憾全国的大规模示威，例如2014年3月广东茂名市民反对化学（PX）工厂项目，以及2014年4月广东东莞工人追讨社保欠帐等等。自从2003年以来，愈来愈多民众参与八九民运的遗绪之一：维权运动，即利用法律和媒体挑战不公。2012年出现的新公民运动也是维权运动的一部分，期待通过建立公民价值以推动社会转型。

 

新领导班子在2013年3月就任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著手调整此一模式。中国政府对制做了一些小幅改变──例如废除称为劳动教养的行政拘押制度，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宣示广泛打击贪官，借以回应攸关民生的改革诉求。

 

但是在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加紧控制公民社会并限制言论表达空间，打压互联网、大众传媒和拘捕维权人士，包括以观点温和著称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和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由持续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2013年8月公审薄熙来也可看出，中国政府害怕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并且将司法系统做高度政治化的利用。本质上，中国政府一边进行有限的、由上而下的改革，一边继续严密控制社会、言论自由和司法制度，以便防止失控和压制质疑。

 

"即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无法负担继续否认和压迫另一个25年，"理查森说。"对问责的要求已在迅速飞涨。北京必须正视和平异见的重要性，允许公开讨论六四就是一个起点。"

 

人权观察六四周年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FjLBwkBV3Zk&feature=youtu.be

 

资料来源：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4/05/29-0


更多人权观察有关中国的报导，请浏览：

http://www.hrw.org/zh-hans/a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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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2014, 7:37:54 AM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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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雨霏：刘晓波有机会获假释，但必须悔罪

Posted: 30 May 2014 09:21 PM PDT

刘晓波

 2014年05月29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没有听到过刘晓波的消息了。他是唯一一名仍被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2009年12月，他在北京一家法院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当时他表示，对于那些逮捕他的人，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甚至对于在那个冰冷的圣诞节里，宣判他犯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官，他也是如此。他被定罪是因为参与撰写了《零八宪章》，在其中呼吁人权，呼吁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
但在两周之内，他就有可能获得假释资格。刘晓波​​不仅长期在中国提倡政治自由化，而且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当军队入场镇压民主运动时，他还参与了帮助学生们获得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安全出路的协商。
根据中国刑法，他将在6月8日获得假释资格——天安门抗议活动遭到镇压25周年纪念日过后不久。到6月8日，刘晓波的11年刑期正好过了一半，因此有可能获得假释。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他的刑期是从2008年12月8日最初被拘留时起算的。
但是，由于存在一个重大限制性条款，这位中国最知名的政治犯就算能获得假释，也不太可能这么快，尽管一直有传言称，政府希望释放他，并把他送出国，因为他在全球的声誉令政府感到尴尬。假释只适用于那些表示"悔过"或"承认自身罪行"的囚犯，中国律师说。
"在中国，如果你承认有罪，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假释，然后有可能出狱，"一位熟悉刘晓波情况的律师说。"这是个原则。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名律师不愿透露姓名，因为害怕在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之前不久，对这样一个敏感的政治案件予以置评有可能会遭致报复。
刘晓波会"认罪"吗？
"用水煮石头，只有当石头烂了的时候，刘才会'认罪'，"林培瑞(Perry Link)写道。他是2012年出版的刘晓波散文诗歌集《没有敌人，没有仇恨》(No Enemies, No Hatred)的英文版编辑之一。在电子邮件中，林培瑞使用了"认罪"的汉字，并且说：不过，他有可能玩文字游戏。他过去就这么做过。当检察官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他写的反革命文章，并要求他承认罪行时，他回答说"是的，我承认我写了那些文章。"
当然，他想要出狱。但你问的是（我认为）他是否会接受假释的条件——不再发表东西，不再公开发言，任由便衣跟随等等。我猜测，他会接受便衣跟随，并会与他们进行'人和人'之间的交谈，也会容忍中国现有的一切外部审查——编辑拒收他的作品、评论被从网上删除等等——但他不会进行自我审查。
如果条件是，他必须做到不尝试发言、写作或与他人见面，我觉得他绝不会接受。我想他宁愿坐牢。熟悉刘晓波情况的那名律师则称，"刘晓波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不可能现在出来。
"如果保外就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律师说，但"他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获许每月探望他一次。
《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另一名编辑廖天琪称，两人见面时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无法触碰对方，需要通过一部电话交谈，并且还有警卫在旁监视。廖天琪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刘晓波曾担任过这个职务——目前经常和刘霞电话联系。刘霞是该书的第三位编辑。
因受到丈夫活动的牵连，刘霞曾一连好多个月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那时她的精神状态相当脆弱。 常驻德国的廖天琪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还表示，刘霞的一本诗歌集即将在海外出版，这对她的状况有帮助。
"她状态不错，甚至时而很开心，"廖天琪说。"我们没那么担心了。她现在不仅获许探望父母，还能去北京的一家餐厅。她可以跟朋友见面——不是很多，就一两个，"最近还刚刚庆祝了自己的生日。但是，有安保人员跟随并监视刘霞。
还有一件事有助于刘霞状况的好转。去年，她的弟弟刘晖因金融诈骗被判处11年徒刑，家人和朋友说那是莫须有的罪名。据几个消息来源说，现在刘晖已经保外就医。不过，这个消息无法获得独立证实。
廖天琪说，没有人知道刘晓波究竟在监狱里过得怎样，但他们觉得刘晓波受到了善待，可以侍弄一个小花园，可以看一些书籍，还能做运动。
提到刘霞每月探望丈夫一事，那位熟悉刘晓波情况的律师说，"我们不知道他的精神状况如何，因为有很多事情他们不能在探监的时候谈论。"他说，他相信刘霞像往常一样，5月也去探望过丈夫，尽管由于六四事件周年将至，气氛比较紧张。他说，探监日期通常是每月的22日到24日。
天安门抗议运动改变了刘晓波。当时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却匆匆赶回中国，参与到活动中来。21年后，数次身陷囹圄的他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官方网站Nobelprize.org上陈述的理由是，"他为中国的基本人权进行了长期的非暴力抗争。"
"我把这个奖献给所有那些亡灵，他们为和平、民主和自由进行了非暴力抗争，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在狱中得知自己获此殊荣时，刘晓波说。
廖天琪说，如果刘晓波假释的条件之一是离开中国的话，他会很不情愿。
刘晓波可能赞同另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看法：秉持和平主义观念的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遭到德国纳粹囚禁之后，他于1936年被授予该奖项。
"一个人在国境之外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诺贝尔援引冯奥西茨基的话写道。这是1933年纳粹上台后，冯奥西茨基对于自己身处险境却不离开德国的解释。1938年，冯奥西茨基在拘禁期间病逝。
除二人外，还有一个在拘禁期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昂山素季(Daw Aung San Suu Kyi)。当时她被软禁在缅甸，后于2010年获释。她甚至有可能在不久之后访问北京。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RFA VOA 美议员：六四25年美国对华政策失去的机会

Posted: 30 May 2014 09:17 PM PDT

国会六四25周年听证会上杨建利、柴玲等人出席（美国之音 杨晨拍摄）

(VOA 杨晨, 余木)国会山 — 在国会听证上议员和当年的民运领袖们都提到了六四25年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失去了许多重要机会。
 
美国国会30号举行六四25周年听证，五位当年的民主运动领袖前来作证。
 
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 过去25年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一再丧失机会："我们不应该助长独裁政权。"
 
史密斯议员告诉美国之音，25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上都做得不够-克林顿政府让贸易与人权脱钩，布什政府做出了比较多的努力但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把两者重新挂钩："特别是现在情况更糟，克林顿时期我们失去了很多重要机会，布什政府至少每次会见中国官员都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名单，要求释放他们。奥巴马政府连这一点都没有做。"
 
25年过后当年的民运领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们是如何看美国对华政策"失去的机会"？
 
柴玲是维护女婴出生权的【女童之声】创始人。
 
她说美国失去的机会是："六四早晨我们一直坚持希望美国来帮助但很遗憾美国并没有来。。。我们希望美国来阻止中国政府屠杀。"
 
当年被通缉的另一个学生领袖周锋锁现在是【人道中国】负责人。他说布什总统在六四不久后就派遣他的特使考克罗夫特到北京："大概在7月份去和北京密谈。这是背叛了六四死难者和那些被监禁的人。这是向北京示弱。第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以后美国失去了约束中共极权的机会。"
 
熊焱现在是美国陆军的牧师。
 
他说美国过早地与中国示好："使得他们逃过了惩罚，至少是国际社会道德舆论的惩罚。"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美国90年代以后盛行的说法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但是这个理论没有成为现实。
 
他建议美国算一笔账："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美国的纳税人能省多少钱？比如中国如果民主了周围国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不受那么大威胁，美国可以省多少军费？"
 
美国国会众议院28号通过了史密斯议员提出的纪念六四决议案，众院两党领袖29号首次共同举办正式的纪念活动。
 
史密斯议员说："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我们多和中国做生意，中国就会允许更多的自由和人权的说法只不过是幻想。正相反中国的技术发展使得政府能更有效地镇压不同政见。"
 
史密斯议员说当人们认识到对华政策上经济与人权存在关联以后，关注中国人权的议员就会越来越多。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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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六四事件学生领袖熊炎、柴玲、周封锁在听证会上作证（高山摄）
 Photo: RFA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5月30日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纪念25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同时探讨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的有六四事件学生领袖柴玲、熊炎、周封锁和杨建利等五人。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25年前，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给自由女神的雕像举行结彩仪式，高举自由火炬的女神面对面地站在代表专制政权毛泽东画像前面，那是一个让全世界都感到惊奇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们都在梦想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会成为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惜使用暴力镇压学生，89年六月三号的晚上和四号，政府派坦克和军队到天安门广场"清场"。军队对示威学生进行殴打，后来又开枪镇压，把民主和自由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血腥屠杀的噩梦。

史密斯议员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但是中共政权仍然把参加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当做罪犯，对他们进行各种迫害，这让我们感到良心不安，因为美国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没有重视人权问题：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美国在对待中国的外交关系上，必须更加重视人权问题。我们需要制订具体政策，积极推动中国人权、新闻和互联网自由以及法制建设。美国应该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因为当下中国政府正在对人权活动人士和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镇压，去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年份之一，中共当局逮捕了230多位人权活动人士。就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中国有20多位人权活动人士因为参加纪念六四的会议而遭到政府逮捕。"

史密斯议员说，我们纪念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它对美中关系有着持久的影响：

"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它是全球的酷刑之都，宗教自由被肆无忌惮地践踏，使用和平手段维护本民族文化和语言权利的少数民族遭到迫害。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亿万妇女遭遇强迫堕胎，虽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最近有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仍然一个人权灾难。"

纽约人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公民目前的人权状况比25年前更糟糕：

"例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8月，曾经下达了一个秘密的9号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到了7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西方宪政民主"；其他包括倡导人权的"普世价值"，西方倡导的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亲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对中共痛苦过去的"虚无主义"式的批评。9号文件说，西方仇华势力以及国内的异见分子仍然在不时地渗透意识形态领域。"

杨建利说，虽然习近平目前在进行一场反腐败运动，但是这一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蔡玲、熊炎和周封锁等人都在听证会上谈了他们89年六四事件中目睹军队镇压学生的经历。
（RFA 记者：高山 / 编辑：马平）

新闻稿：美国国会举办“六四”听证会

公民记者：丁卫  张文 综合报道
2014年5月30日华盛顿

​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分委员会于5月30日上午举办有关“六四”议题的听证会，听证会由史密斯众议员主持。公民力量发起人、“六四”屠杀见证人杨建利、89学运领袖柴玲、周封锁、熊焱和陈青林等5人在听证会上作证。

杨建利首先感谢史密斯议员长期对中国人权的支持，据他记忆这是史密斯议员第十五次举办有关中国人权议题的听证会，这次是他本人第5次在史密斯议员主持的听证会上作证，他说像史密斯这样的国会领袖的支持使中国的人权人士奋斗的时候不觉得孤独。

​​
杨建利以中共中央9号文件（臭名昭著的七不讲的源头文件）和相关的抓捕事件作为背景说明中国目前政治的危险走势，强调这种对内限制思想言论自由的高压政策在外交上的延伸就是扩张主义，他特别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说明，他要求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因为这并非仅仅是为了改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从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美国等民主国家也应该为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专制帝国的扩张会增加全世界的防卫成本，尤其是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他敦促美国的政界和学界算一笔账，假如中国是民主国家，美国的纳税人每年能省多少钱？他同时指出，中共政权的“六四”屠杀暴力劫持了中国，在过去的25年里又绑架了国际资本，为它的“劫机”营建软着陆跑道，国际社会必须重视这个现实。

熊焱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见证，讲述了他在美国参军成为美国公民和美军军牧的故事，他强调他为自己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和军人感到骄傲，呼吁自己的国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应该为他的祖国－－中国－－的人权进步采取更加积极行动。

柴玲讲述了她在89民运、大屠杀和流亡的经历中，如何寻找到基督教信仰，而新的信仰如何让她重新审视当年的一切和展望中国的未来，强调信仰在她具体的人权工作中的指导意义。她现在已是美国公民，她说她经常会为美国在人权事业尽力不足而感到羞耻。

周锋锁批评了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和自由世界失去了许多有力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机会，他特别强调目前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美国政府应该着力去做，以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一是推动网络自由，投入资源发展翻墙技术并在中国传播，再就是针对具体的人权侵害者实施制裁。

陈青林是89民运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领袖，经历的大屠杀，后又因为参与组党的民运活动两次入狱，是08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一直在中国坚持斗争，两个星期前刚刚来到美国，因此，他的发言备受关注。他在证词里说：“25年的事实证明，六四屠杀后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对天道没有敬畏感、对社会没有责任感、对后代没有历史感，六四大屠杀，独裁权贵集团击碎了中国人走向民主和法治的梦想，阻断了中国社会和平与对话的民主转型道路，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护垄断利益，继续强化人治系统，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运行成本并竭力打压中国民间社会各种形式的民主抗争和维权运动”。（全文请见附件）

除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有关“六四”的决议案，两党国会最高领袖共同举办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记者会，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议题的高度关注备受瞩目。


附陈青林证词：

尊敬的主席先生：谢谢

谢谢各位女士先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西长安街，我身边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被枪杀，一个名字叫张斌的工人腿部被打残，这个血腥的场面成为永久的伤痕留在我心底。1990年6月4日，我的朋友北大学生李民其和彭荣因为在北大三角地纪念六四一周年被捕，我以在大学宿舍窝藏逃犯的理由被传唤。1992年6月6日，我和胡石根等几十人因为组党结社并纪念六四三周年而被捕入狱3年，1997年10月我因为印刷与六四相关的书籍被关入河北沧州大狱40天，1999年6月我因为参与江棋生和孟元新先生六四十周年活动而被多次传唤到北京公安预审处，2006年因为与八九一代梁晓燕女士、李楯教授、薛野、王俊秀、张守理、夏霖等人发起环保NGO《守望家园》而被驱离北京，2008年因参与八九一代张祖桦、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而被传唤。因为参与2014年2月2日陈卫女士和于世文先生发起的六四英烈25周年纪念活动，我受到公安两次传唤并威胁刑拘。

今年5月5日，在杨建利博士的邀请下，我来美国参加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就在我的飞机刚落地时候，和我一起在国内合作多年的朋友胡石根、于世文、陈卫、刘迪因为纪念六四25周年而再次被捕入狱，还有浦志强、姬来松、常伯阳等律师、郝建、徐友渔等学者也首次被铺入狱，我的好朋友杨海、陈天石、李海、彭荣、丁茅、周舵、孙凯、陈云飞等一大批八九一代被软禁、强制旅游、传唤、打招呼、写保证书等等。

六四过去25年了，当局依然在严厉镇压和防范八九一代，为什么？

25年的事实证明，六四屠杀后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对天道没有敬畏感、对社会没有责任感、对后代没有历史感，六四大屠杀，独裁权贵集团击碎了中国人走向民主和法治的梦想，阻断了中国社会和平与对话的民主转型道路，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护垄断利益，继续强化人治系统，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运行成本并竭力打压中国民间社会各种形式的民主抗争和维权运动，尤其是八九一代人中，这些年来，既有被捕入狱的家庭教会牧师陈东盛，也有被铺入狱的维权律师刘士辉、浦志强，还有被捕入狱的大学教师刘艳军，甚至还有被捕入狱的企业家杨涛、被强行消失的企业家曹天等等，因为这一代人不愿意放弃中国人一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民主共和梦。

包括王炳章、彭明、高智晟、刘晓波、赵常青、胡石根、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浦志强等还在狱中在内的整整八九一代人，为六四死难和伤残者、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艰辛的抗争了25年，希望国际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力量，对恶者不纵容，对善者不冷漠。

谢谢。

陈青林

2014/5/28

“六四”25年过去，她依然高贵而美丽——旧金山中国民主女神像

Posted: 30 May 2014 06:26 PM PDT

右起封从德、方政、葛洵……
1989年6月4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倒在解放军的枪口前和坦克车的履带下；同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尊高贵而美丽的中国民主女神塑像，也被解放军的坦克推到和碾碎。1994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中国民主女神像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重新矗立。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六四"镇压25周年，也是中国民主女神像在旧金山重新矗立20周年。
20年来，每年"六四"，旧金山华人都要在中国民主女神像前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的最后一天，旅居旧金山湾区的著名中国民运人士和人权关注人士葛洵、方政、周锋锁等人，与十几位华人，带着毛巾和水桶来到中国城花园角广场（具体位置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Portsmouth+Square+Garage/@37.794887,-122.405201,17z/data=!3m1!4b1!4m2!3m1!1s0x8085808b2367507f:0x33d1dd2cec1fdbc7），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让她干干净净的迎接"六四"25周年。

活动的组织者是葛洵。葛洵1986年来美国留学，89"六四"后，他参与组建"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支持中国民运，并当选"学自联"第二届理事会主席。1990年，他曾前去北京探望被指为民运黑手遭法院审判的王军涛，一下飞机便被国安跟踪；前年他又去北京探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国安暴打。近年来葛洵创办《良心中国》网站，关注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受迫害的个案。
方政坐着轮椅来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方政在89"六四"凌晨和同学们一起撤离天安门广场时，为掩护一位女同学，被从后面追上来的解放军坦克辗断双腿。他目前担任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民主女神像就是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筹资重塑。方政表示：每年纪念"六四"都是记忆与遗忘的较量，中国民主女神像时刻在提醒人们不忘"六四"，不忘89一代肩负的使命。
来自中国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原教会"长老丁朗父，也来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丁朗父89 "六四"前夕，曾设路障阻挡解放军军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参与创建的"中原教会"教友中，有十多位著名的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他们有的坐过中共的监狱，有的仍被关在监狱中。"中原教会"的另一位长老胡石根，本月初因参加北京的一场纪念"六四"25周年小型研讨会而被捕。
到美国才半个月的陈青林也特意来参加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动。陈青林89年是北京的一名大学生，"六四"凌晨，他亲眼看见天安门广场中国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坦克推到碾碎，他的民主和自由之梦也被碾碎。"六四"后不久，在高校的一片恐怖气氛中，他骑着自行车逐个学校打听学生领袖们的下落，并去帮助那些被捕和逃亡学生们的亲属，1992他因此被捕入狱。25年来，陈青林从未放弃89民运的理念。这一天他在海外又见到了中国民主女神像，他知道89民运的理念有更多的人在坚持，他相信终有一天民主女神像能够重回中国，重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25年过去，又到了"六四"纪念日。旧金山中国民主女神像高举火炬，遥望东方，依然高贵而美丽。许多中国游客到旧金山，都要来向她行一个鞠躬礼，表示没有忘记89"六四"；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来旧金山，也要到她面前抬头仰望，向导游或当地华人了解89"六四"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开始，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便陆续展开，包括"六四"图片展、中国民权研讨会、在"六四"镇压中停课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形式复校开学典礼，还有6月3日晚间，正是北京时间6月4日，旅居美国芝加哥的著名音乐家杨逢时，将来旧金山，和"六四"镇压幸存者的后人"六四第二代"合作，在中国民主女神像前举办一场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音乐晚会。

胡平：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Posted: 30 May 2014 05:50 PM PDT

网络图片：习泽东


六四25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展开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以及自由派学者的严厉打压。
和以前二十多年来同期的打压相比，这一轮打压有两大特点：
1、打压面更广。正如国内一位法学院院长所说：抓捕徐友渔、郝建教授比抓捕许志永博士带给他的震惊还要大得多。
2、出手更狠。这里所说的出手更狠，不是说有更多的虐待或判更长的刑期；狠是对事由而言，私宅聚会都抓，餐馆聚餐都抓，是谓更狠。
以五君子被刑拘一事为例。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和刘荻无非是参加了在郝建家中举行的纪念六四研讨会，居然就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看守所，实在骇人听闻。
什么是"寻衅滋事罪"？中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然而，五君子及其他数人仅仅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了一次聚会，这和"寻衅滋事罪"的任何一条都毫不沾边，怎么能扣上"寻衅滋事罪"？
更何况，五年前，几乎是同样一批人，也是在六四前夕，举行过同样一次研讨会，当时并没有定罪。滕彪在推特上写到："09年5月，'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与会。会后除了个别的被喝茶、我被停课之外，都没啥事。怀念河蟹时代的美好时光啊。"
我补充一点，2009年那次六四研讨会是在北京郊区香山饭店举行的，按说，饭店比私人住宅还多一些公共性；另外，在那次研讨会后，徐友渔还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那次都没啥事，这次却成了"寻衅滋事罪"？！
有人问，这次打压是否和恰逢六四25周年格外敏感，海外又有人号召国内人"重返天安门"有关？
我以为无关。2009年是六四20周年，按说其敏感度只会比今年更高，至少不会更低。2009年海外也大造声势，号召国内人穿白衣，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可是，2009年在香山饭店举行六四研讨会没有抓一个人，这次却一气抓了五个。
本来，有2009年的先例在，习近平大可依样画葫芦，便足以免去党内强硬派的非议，可是他偏偏走得更远，那只能证明习近平本人就很强硬；那只能证明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凶狠。
或许有人会提醒我们，1998年年底，江泽民大肆逮捕民主党人，也很凶狠；2011年2月，胡锦涛害怕中国发生茉莉花革命，刑拘了一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也很凶狠。不过，这两件事和这次刑拘五君子还有所不同。毕竟，公开组党是民运人士向一党专制发起新挑战，而这次纪念六四研讨会只不过是重复五年前就做过的老一套。你朝前跨出一大步遭到打压，和你原地踏步就遭到打压，两者显然还是有区别的。另外，胡锦涛在2011年2月展开的那场大搜捕，是发生在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给全世界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之下，而这次习近平到处抓人却并没有类似的背景。因此我们必须说，江泽民狠，胡锦涛也狠，习近平更狠。
此前，有不少人对习近平寄予厚望，以为习近平既然是习仲勋的儿子，理当更温和、更开明，上台后又大权独揽，可以摆脱元老的掣肘，因此可望在政治改革上有大作为。然而考查习近平这些年来的种种言行，包括三个自信、七不讲、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再加上他上台以来，重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类陈词滥调，热衷于为自己搞个人崇拜，可见绝不是什么开明人物。
习近平誓言反腐败，打苍蝇也打老虎，这应是他上台来的最大亮点。但习近平的反腐败暗含重大问题。问题不在于他的反腐败有选择性，也不在于他利用反腐败搞权斗清除异己，问题在于习近平的反腐败不是依靠民意而是打压民意，可见其目的在于强化极权。这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讲到过的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作为曾经和父亲一道深受毛泽东迫害的红二代，习近平对毛泽东或许恨之入骨，但作为毛开创的红色江山的接班人，他对毛的统治术却又情有独钟，五体投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

伍洁芳：编辑叮嘱追踪死伤数字

Posted: 30 May 2014 05:44 PM PDT

伍洁芳 （Sheryl WuDunn）
(VOA　齐之丰, 魏之）华盛顿 — 1990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他的同事记者妻子伍洁芳因出色报道1989年北京天安门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而获得美国新闻界享有盛名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在1989年6月3日夜间和4日凌晨调遣军队杀入北京，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当时众多的国际媒体记者，包括美国媒体记者云集北京，报道那场声势浩大、令人惊心动魄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的血腥镇压。

镇压之后，到底有多少人死于中国军队的枪弹和坦克的碾轧立即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人们大致估计的死者数字从千到上万，不已而足。

但在六四镇压的当天，《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根据6月3日夜间和4日凌晨中国军队一路开枪杀人杀到天安门广场的进军路线沿线的医院医生透露的死者人数，对多少人死于镇压提出了一个中外媒体当中唯一有确切数字依据的估计数字。

《纽约时报》根据6月3日夜间和4日凌晨对北京医院的医生的多次采访所获得的死者数字，以及死者数字由少到多的变化情况，大致估算北京总共大约有500人丧生。截至目前，中国政府依然拒绝发表北京和其他地方死于六四镇压的死者数字。

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现已经转行从事投资银行事业的伍洁芳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的专访，回顾25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探讨25年来中国正面和负面的变化，以及当今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挑战。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夜*

记者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今天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对25年前的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什么？"

伍洁芳回答："我记得的东西很多。那天晚上真是可怕。我记得那天白天，我还在街上跟人们交谈。他们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都没想到最后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夜里，我脑子想的全是街上的人，他们向天安门方向移动。突然，人们开始从天安门广场那里逃开。

我当时不在广场，我在建国门外大街那边，在外交公寓。我记得，在中国军队开始开枪之后，我的编辑跟我交代的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一定要密切追踪死亡者人数。我 觉得说这种话很是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他说，这非常重要，你必须要设法保证弄到有多少人被打死的数字，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丧生。

这是我记得当时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我还不知道真有人被枪弹打死了。"

*如何看八九.六四*

问："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你如何看25年前的事件？"

答："我把那次事件看作是一个国家成长发展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认为那是一次可怕的、令人遗憾的事件。那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想，很多的人，观点对立的人从那次事件中得到了很多教训。

中国领导层现在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们知道他们现在不能任意进行那样的镇压了。而很多平民也不会像25年前那样上街了。双方都汲取了诸多的教训。

我觉得，现在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在25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现在人均收入是大约6000美元，比以前有钱多了。这就意味着假如出现动乱，一般的中国人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我认为，现在有了更多的机制可以让人们表达不满。假如你所在的地区有贪污腐败的官员，你有其他的渠道或手段表达不满。人们可以上网表达不满。在地方出现贪污腐败案件时，也有其他的方式表达不满。与以前相比，人们现在有更多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政府成功地抹杀了那段历史。假如你现在跟大学生谈六四天安门事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我希望中国一切顺利。中国社会会有更多的开放。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所期望的是，中国的变革是和平的。"
 
*依然关注中国新闻*

问："离开中国之后，很少看到你就中国问题发表言论了。为什么？"

答："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因此，我现在不公开发表报道或文章了。我不写博客，也不给报纸写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变得静悄悄了。"

问："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答： "我现在从商了。我从亚洲回来之后，我转移到《纽约时报》的业务部门，做发行和战略规划方面的事情。这跟我以前做记者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又转移到了银 行业界。我为投资银行高盛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在一个小的投资银行工作，现在我在努力建立一个业务机构，帮助提供社会服务的牟利的企业，也就是牟利的、 试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比如，医疗保健、教育方面的企业。"

问："现在你还追踪关注中国新闻吗？如何追踪关注？"

答："当然关注中国新闻。在我还在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做编辑，我负责国际新闻，也帮助编辑中国工商新闻。

我一直关注中国新闻，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关注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我也在非正式的场合，或者是跟一些希望更多了解中国人的讲中国的事情。我希望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认为很多美国人还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具体的事情。他们大致知道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今后几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假如不说现在已经第一了。但是，对中国的具体的事情他们不了解。我想，我依然喜欢扮演那种角色，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

*当今中国妇女面临挑战*

问："在中国做记者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你对妇女问题非常关注。你觉得如今中国的妇女得到了更公平的机会了吗？"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妇女在世界各地各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美国非常复杂，在中国也非常复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度是发展中国家对妇女最好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确实是认为妇女在中国有公平的机会。比如，妇女在中国可以像男人一样做公共汽车司机。

奇怪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今妇女的机会反而有得有失了。一方面妇女可以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些最富裕的中国企业家是妇女。这让人非常吃惊。那都是靠自己的打拼成功的妇女。在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最成功、最富裕的企业家是妇女。
 
但是，另一方面，部分是由于经济的压力，妇女在中国如今的境况更艰难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如今找工作难，女大学毕业生则超难。许多公司首先是找男大学毕业生雇佣。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女大学生毕业的学习成绩全系第一，但得到工作的是同系的一个男学生。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一年百分之十降低到百分之七，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压力。就业职位更少了，尤其是现在需要大学教育水平的白领工作职位更少了。

假如是工厂的蓝领工作，当然就业职位还很多。但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学生不想做这种工作了。因此，对中国的女大学生来说，今后的情况会更艰难。"

*今日中国与昨日中国*

问："从总体来说，你觉得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更好吗？"

答："绝对更好。我确实是认为中国今天比25年前更好。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贫富悬殊更严重了，贪污腐败也严重了。这种事情世界各地各国都有。美国也是贫富悬殊更严重了。我这不是说这是好事。这是坏事。

我想，中共很清楚，贫富悬殊继续加大会造成不稳定。需要找到某种途径，让社会自底层的人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清除贪污腐败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贪污腐败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公。

就是在美国，人们也不喜欢贪污腐败，他们看到有证据显示有贪污腐败的事情，就会感到很愤怒。在美国，我们有法治，可以设法清除贪污腐败。但在中国没有同样法治的制度。我想，中国还在发展法治，并且还会继续发展。

但总起来说，中国人比以前过得好多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吃的，他们现在可以找到住房，而以前是一房难求。当然，他们也有沮丧，有欲望，有期望，就像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这都是正常的。"

*依然关注妇女问题*

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常驻中国期间，伍洁芳和纪思道一边观察中国，报道中国，一边继续学习钻研中文，收集有趣的中文句子。

在他们收集的中文名句当中，有一句是中国人用于形容当今中国政治的传统口头语，"驴粪蛋，表面光。" 纪思道已经在他好几篇有关中国政治的专栏文章中使用了光滑的驴粪蛋的比喻。

伍洁芳和纪思道觉得特别有趣的另一句中文名句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在2009年合写出版的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书，题目是《半边天：把压迫变成全世界妇女的机会》（Half the Sky: Turning Oppression into Opportunity for Women Worldwide）。

吴雨：鲍彤被带离北京，家人不知其去向

Posted: 30 May 2014 04:54 PM PDT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今日被警察带离北京，家人不知其去向。鲍彤在1989年六四前夕被以"泄密"罪名遭当局逮捕，后被判刑七年，获释后一直遭软禁。
bao tong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六四25周年"前夕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据鲍彤友人透露，5月30日，北京异议人士鲍彤被带离北京，预计警方"六四"之后将鲍彤带回。鲍彤在以前的"六四"期间曾有过 "被旅游" 经历，如在2011年他和夫人蒋宗曹曾被强令至北京郊区。鲍彤夫人蒋宗曹向德国之声证实了此事，警方未告知家人带鲍彤至何处。
鲍彤从1980年起任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也是1987年赵紫阳十三大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者。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期间，鲍彤于当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7月，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他也是当时被捕入狱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获释后一直处于软禁之中；2008年鲍彤联署支持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并抗议当局对刘晓波的逮捕。近年他多次为遭当局打压的谭作人、艾未未、许志永等人士发声。
早年今年1月，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透露，中国当局要求他在1月17日到6月4日期间，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和发表文章。今年的5月8日，中国当局确认对北京记者 高瑜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拘后，鲍彤打破禁令再发声明，质问中共已非"地下党"，何来秘密文件？
Flash-Galerie Die Republik auf dem Platz des Volkes – Tagebuch Mai/Juni 1989
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对话
史海钩沉，八九民运中谁下令抓捕了鲍彤？
2009年香港出版的根据软禁中的赵紫阳录音整理而成的的《改革历程》、2010年因中共当局阻止未能在港出版，但在网络上全面公开的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等书中曾披露鲍彤被捕经历。书中写道：
"1989年5月27日，中共多位元老级人物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聚首邓小平家中，商议中共接班人、戒严部队进城等事宜；李先念称'鲍彤这个人我熟悉。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象青年人一样，喜欢赶时髦，在中南海还穿花花绿绿的茄克衫和牛仔裤，像什么共产党干部？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早就听一些人反映，他组织了一帮年轻人，称之为赵紫阳智囊团。我们共产党从成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什么智囊团。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前些天，我就听李鹏、姚依林他们说起，这个'三所一会'的声明就是由鲍彤搞起来的。现在事实查清了。泄露戒严消息触犯了法律，就应该抓起来。抓了鲍彤，他的智囊团就会树倒猢狲散，对平息这场动乱有利'；王震附议'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这样的人该抓，马上就抓。这是原则问题，一点不能含糊，这个问题用不着讨论。事实摆在那里，告诉李鹏，明天就先把他抓到秦城去'。"
会议结束后，李鹏得到了中共元老同意立即逮捕鲍彤的命令，5月28日鲍彤被捕。
在张良的《六四真相》一书"谁下令逮捕鲍彤"章节，称5月17日，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部份人员开会，鲍彤向与会者透露中共即将在北京戒严，而赵紫阳表示反对。他同时警告与会者不要出卖自己的良心，不要成为"犹大"；但赵紫阳和鲍彤否认该章节所述，表示并不知道"戒严"决策。
Flash Galerie Chinesische Netizen starten Jasminerevolution in China
"六四25周年"前夕的北京城，成为"红色恐怖"之城
"25年后，中共无法再掌控中国命运"
赵紫阳女婿王志华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及受牵连的鲍彤等人的个人命运，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受挫的历史命运。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25年前，面对学生和民众要求反腐、启动改革等诉求，中共执政党为了维护集团利益，以"六四"的镇压方式宣告叫停中国改革。
杨宪宏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谈及改革，在去年的三中全会中也做如此表述和承诺，但"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红色恐怖"中的抓捕行动， 已经打破这种虚假承诺，所不同的是，25年前，学生和民众还冀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现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晰的看到，只有通过底层公民行动，才可以倒逼改革，才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改变："现在是一个阴阳魔界，既是暴风雨的前夕，也是黎明要来的征兆，现在中国外逃资金和下挫经济的极端，这些都是系统崩溃前兆。决定已经不在中共本身，中国的未来决定在那些对自由、民主有理想的人手上。"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晴朗：你们有坦克，我们有记忆

Posted: 30 May 2014 04:26 PM PDT

纪念八九六四 网络图片

六四25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这个日子本身就是超级禁忌。每年这时候都敏感词满天飞，简直到了荒唐透顶的地步。记得前两年的六四忌日，新浪微博的图标原有蜡烛这个选择，网民在临近六四时献上一点烛光的特别多，于是网警紧急取消这个图标；随后网民又选火炬图标，网警就把火炬也禁掉了；网民再选生日蛋糕作图标，因为上面有蜡烛，但很快这一图标又被封锁；有的网民只发一句微博"我明天不吃饭"，居然也被删除。今年六四当局有什么举措，很快就会见分晓。


有一点可以断定，对纪念六四25周年的禁制将比过去更加严厉。记得当年六四镇压之后的清查整肃，因为民心向背，也因为因八九风云也是专政机关具体办案人员的共同经历，所以那时候连他们都存有同情之心。然而随著时间推移，青年人从八零后到九零后已换了两辈，中共以暴力与谎言不懈清洗人民的集体记忆，确实大幅度漂白了许多人的记忆。近几年，六四受难者家属到万安公墓祭奠，遭到公安便衣如狼似虎的呼喝和推搡，这在早十年前是看不到的。

如果说在江泽民、胡锦涛两朝，当局的举措是严密防范，比如在六四当天派出便衣，故意用花花绿绿的太阳伞去遮挡外国记者的摄影镜头，六四之夜例行全面封闭天安门广场，十里长街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穿白衣蓝裤的便衣比行人还多，那都是江胡两朝的做法。到了今年六四忌日，举国更笼罩著一派肃杀气氛，因为这一朝已将防卫改为进攻态势。今年三月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就被强制离开北京，至今不见踪影。参加北京六四研讨会的"五君子"被刑拘，而且各地都在抓人。六四受难者遗属以往都会在这个日子，在某位天安门母亲的家里聚会，和通过渠道发布悼念声明，今年她们的声音竟然已经被完全掐灭。

然而，无论是不许越雷池半步的防卫态势，还是动用国家暴力的进攻态势，都足以证明，被威权意志以武力"清场"的人民集体记忆，始终没有被湮灭。哪怕25年来专制政权的维稳机器越来越严苛和精密，都无法抹掉中国人民的六四情结。于是想起当年捷克人民上街拦截苏军入侵的坦克，一位青年撕开衣衫，胸膛上写著"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在春寒料峭的布拉格，真理抵挡不住坦克，真理被埋进被钢铁履带辗过的土地，但它仍在发芽，果然才过二十年多一点，强权就在真理面前溃败，谎言就在真实面前灰飞烟灭。

二十五年前，也有一位勇敢的中国青年以血肉之躯阻挡屠城坦克，真理却至今仍被封闭于专制冷土未能抽芽。然而，不管时间的川河有多么漫长曲折，这场真理与强权、记忆与遗忘的抗战，中国人都会坚持到底！六四这场记忆和遗忘的长期抗战，人心终须战胜强权，这是天道。正如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所言，他戳穿极权制度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哈维尔提出简单而深刻的诉求："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也在《笑忘书》里写道："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即便在专制下选择沉默的中国人，却不肯选择遗忘，他们的内心仍然"生活在真实中"。

点燃六四这盏记忆烛光，中国人已守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当年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也无非长达八年而已，六四碧血沉埋的光阴却长达25年！有良知的中国人却不离不弃地守护著被坦克辗碎的公义和被枪炮洞穿的理想。香港维园那一片烛光的海洋，让中国人看到了历史的传承，哪怕长夜漫漫，专制政权取消得了网络上的蜡烛和火炬图标，却熄灭不了点燃在人民心底的烛光和火炬。你们有坦克，我们有记忆。"人类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强权可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压倒真理，但它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真理；坦克可以辗碎血肉之躯，但它永远无法辗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胡少江：六四的枪声开启了中国腐败新纪元

Posted: 30 May 2014 04:08 PM PDT

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幅大标语


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这个事件留给中国人的负面政治遗产日益彰显。中国社会迅速蔓延的腐败现象就是六四镇压的一大政治遗产。可以说，六四的坦克声和枪声，开启了中国社会加速腐败的新纪元。


六四之前并非没有腐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腐败直接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那种腐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权"，换言之，那时的腐败实际上政治制度明文规定的等级式的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


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共产党扼杀了三十年之久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发出新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权之外寻租。最常用的做法是将计划内的商品低价批给自己的子女和朋友，让他们在市场上高价专卖盈利。

反对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特权进行"官倒"是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市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丶叶剑英丶王震等几大家族的子女都被街头示威民众看作是"官倒"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儿子主持的康华公司等，都被看做是典型的官倒产物。他们都是当时反对腐败的对象。


虽然邓小平在民愤之下解散了儿子举办的康华公司，但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力谋取物质利益的现象，却在六四事件之后有增无减。六四之后中国腐败的一个新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官员们不再满足于通过子女谋取物质利益，他们开始直接跳上前台，利用政治权力来收取，甚至索要贿赂。

六四之后，腐败开始彻底摆脱了"法权"的限制，官场的权力与市场的利益之间的交换变得赤裸裸地毫无遮掩。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群众大规模抗议使他们感到了丧失权力的危机，他们开始以世纪末日的心态来疯狂地攫取财富。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开始抛弃"为人民服务"的遮羞布，直接宣扬的"打江山丶坐江山"的理念。他们的"坐江山"绝不仅仅是满足于掌握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攫取这些政治权力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是为了要将对江山的控制权变成"江山"和财富的所有权。


六四镇压彻底撕碎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谎言，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推向表面。镇压就像是使执政党上瘾的麻醉剂，越用剂量越大。他们需要动员所有的官员来维护这个非法的不得人心的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的最高层与各级官员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各级官员帮助镇压不满的民众，而最高当局则容忍各级官员的腐败。


就这样，在执政党与民众的对峙中，在所谓的"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腐败变成了中国政治镇压机制的灵魂和中枢，甚至变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粘接剂。一旦失去了腐败，失去了腐败的各级官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就会坍塌，甚至现有的中国社会，也会出现一种失序的震荡。



——RFA

美国议员建议以刘晓波命名中国使馆前的街道（附中国指美国议员改街名建议是“挑衅”）

Posted: 30 May 2014 04:25 PM PDT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美国国会共和两党一批议员联署建议，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一段街道，易名为"刘晓波街"，以纪念在囚的中国异见份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建议是"挑衅行为"。（维灵报道）

一向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众议员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共和党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等13位国会议员，周四（29日）致函首府华盛顿市长葛瑞（Vincent Gray）及其议会，将位处西北区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一段街道，改名为"刘晓波街"，以纪念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有关举动将可重新唤起国际关注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

《华盛顿邮报》引述信中指，"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将踏入25周年，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中国严重违反人权当时至现今亦是一样"，因此，各议员希望市长葛瑞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将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重新令国际关注。

中国外交部洪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美国国会议员的提议是"挑衅举动"。他说，"刘晓波违反中国法律，而且已被中国司法体系定罪"。

此外，刘晓波以及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维权法律学者许志永获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本年度"民主奖"，颁奖典礼周四（29日）晚在国会山庄擧行。代刘晓波领奖的是佩洛西，刘晓波的妻舅刘彤及侄子刘子榆亦有出席典礼。而代替许志永领奖的是许志永的朋友、独立制片人华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马丁.弗罗斯特（Martin Frost）称，表彰刘晓波和许志永，也是为了纪念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而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连洛斯基（Tom Malinowski）在颁奖礼上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在囚的异议人士，并应对25年前发生的一切做出尽可能全面的陈述。

"民主奖"奖牌是一座小的民主女神雕像，大会指雕像是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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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指美国议员改街名建议是“挑衅”

更新时间 2014年5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06
刘晓波（资料照片）
刘晓波曾因参与天安门事件而遭当局判监。
美国国会议员为纪念“六四”建议用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命名中国驻美使馆门前一段街道，中国外交部称此举为挑衅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五（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一建议是一个“挑衅行为”。
他补充说：“刘晓波是一个触犯中国法律的人，他已被中国司法机关定罪。”
此前有报道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一段街道更名，以纪念仍被中国囚禁的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
来自不同党派背景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北京正加强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打压，应将华盛顿特区一条街道的一部分更名，为中国人权活动家发声。
包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在内的13位美国国会议员，在致函华盛顿特区市长葛瑞和哥伦比亚特区市议会时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谦虚的举动，将给那些仍在向往基本人权和代议制民主的中国人带来希望，并且会提醒那些压迫者，他们正站在错误的历史一边”。
美国媒体说，这些议员建议将华盛顿特区国际路西北的一段路更名为“刘晓波路”，并希望此举能“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状况的关注”。
在六四25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人权活动人士的压制，多名人权律师和异见人士遭到拘捕。同时，习近平当局还加紧了对网上批评言论和记者的压制。多个人权组织称中国面临近年来对言论自由的最严厉打击。
由知名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于2009年启用，使馆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隅的国际使馆中心的12号地块，附近有18个外国使馆。中国驻美大使馆北面为梵奈斯大街，其西侧为国际街，其南侧为国际路和中央公园。
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街道更名建议之际，由美国国会资助设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宣布将2014年度美国民主奖颁发给两位狱中的中国异见者：刘晓波和许志永。
刘晓波曾因参与天安门事件而遭当局判监。2009年，他因参与起草呼吁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监11年。2010年，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颁。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奖仪式（29/05/2014）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2014年度美国民主奖颁发给仍在中国狱中的刘晓波和许志永（图为颁奖仪式现场）。
许志永是非政府组织“公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近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等公民行动。2014年１月，北京第一中院以“聚众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罪”将许志永判刑4年。
美国民主基金会在此前的声明中说，“1989年中国当局将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以暴力镇压学生发起的和平民主运动，并造成数百甚至上千位寻求推动政治改革人士的死亡”。
声明说，“25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压制人权，但依然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发声，呼吁民主和人权，我们很荣幸嘉奖给被关押在狱中的刘晓波和许志永这‘两个声音’，因为中国当局认为他们所倡导的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挑战了中共统治”。
美联社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领袖星期四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
众议院议长博纳和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搁置党派分歧，与中国异见者一同出席了这个记者会。博纳表示，“他们（中共）想把过去都忘掉？但你不可能通过忽略来摆脱历史”。他指出，“真相终究会战胜谎言”。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周三晚通过了纪念六四25周年的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公民集会、言论、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停止审查有关1989年天安门暴力镇压的资讯。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回应华盛顿街道更名的提议时说，“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象征姿态”，“但象征是有力量的，天安门示威者在25年前就明白了象征的力量”。
法新社说，支持华盛顿特区街道更名的议员包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共和国党众议员沃尔夫等人。但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室尚未对有关查询作出回应。
在冷战期间，华盛顿曾将前苏联驻美大使馆前面的一条街道以异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
（BBC 编译/责编：萧尔）

 U.S. Politicians Want to Name a Street After Liu Xiaobo, China Not Pleased

    A man walked in front of a poster of Chinese dissident and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in Oslo in 2010.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You say commemorative, I say provocative.
    That was the message Friday that came from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Qin Gang in response to a proposal b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embers to rename part of a Washington D.C. street – where the Chinese Embassy sits — in honor of jailed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a bipartisan group of 13 House members including Republican Frank Wolf and Democratic Minority Leader Nancy Pelosi wrote a letter petitioning Washington Mayor Vincent Gray to rename the street in honor of the Chinese dissident. Mr. Liu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2010 and is currently the only jailed winner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backers of the move in Washington said that the act would draw "renew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Chines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head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about the proposal Friday during a routine press briefing, Mr. Gang called the move provocative. "Liu Xiaobo is a man who has violated Chinese laws, he has been convi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e said.
    The move isn't without precedent: During the 1980s, the U.S.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 Soviet Union embassy in Washington to Andrei Sakharov Plaza in protest of the treatment of Soviet dissident Andrei Sakharov.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raught after the U.S. earlier this month indicted fiv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ficers it said were responsible for cyberattacks against U.S. corporations.
    Nonetheless, relations are by no means as bad as things were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 during the 1980s.
    Still, naming a street after Mr. Liu would be certain to anger Chinese leaders, who know how to wield propaganda. Indeed, if the Chinese wanted to escalate and get Americans' goat, they could easily rename the street that runs by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after Edward Snowden.
    Already a real road in London, Snowden Street does have more of a ring to it than Liu Xiaobo Plaza.
    – Paul Mozur. Follow him on Twitter @paulmozur

    林培瑞、白夏香港中大开讲 探讨六四转折对中国影响

    Posted: 30 May 2014 01:46 PM PDT


    白夏、林培瑞中大讲座（扬帆摄）
    白夏、林培瑞中大讲座（扬帆摄）.JPG
     Photo: RFA
    著名学者林培瑞、白夏周四在香港中文大学就"六四"问题举行了一场大约两个小时的讲座与讨论。他们认为，六四屠杀是当局出于政治考虑的刻意行为，彻底摧毁了社会理想主义，后以经济发展合法性以及民族主义合法性取代了政治合法性。而当局对于"六四"的敏感来源于他们的不安全感，害怕党内分裂，危及统治。

    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及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白夏周四下午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主题为"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上演讲。两位学者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六四"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并与主持人，北京律师滕彪以及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讨论。

    曾在"六四"后把方励之夫妇带入美国大使馆并编译了《中国"六四"真相》、《零八宪章》，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的林培瑞认为，"六四"的关键不在于死亡的数字，更多的是作为历史转折点的精神意义。而当年的屠杀是当局出于政治考虑下的刻意决定。

    "他为什么用武力去解决这个（六四）问题？他没有水龙头吗？没有催泪弹吗？没有木棍吗？我的分析（使用武力）是故意的，是个政治考虑，不是偶然的。因为除了在当时当地的影响外，在其他所有别的城市也可以发生（抗议活动），在时间上也可以跨25年去影响。当时有一句话说是邓朴方从邓小平那里漏出来的，邓小平说开枪换取20年的稳定，不管他说了这个话没，我觉得他的逻辑思维是这个，而且是对的，吓住了中国老百姓，在深层的意识上有屠杀的影子在。"

    林培瑞又指官方从未忘记过六四，而六四彻底摧毁了理想主义，令公共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当你回到5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他们很相信'为人民服务'，57、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慢慢把它打毁了。到80年代还有那么个影子：我们社会能够改革到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那些天真的学生上街，他都是这个层面上的爱国。但是'六四'以来彻底毁了那种理想主义。理想和实际就变成两个层面，用什么价值观去代替呢？邓小平推崇的是赚钱、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且是那种比较表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去代替公共价值。"

    而在有关平反"六四"的问题上，林培瑞表示："我觉得平反是个错误的概念，平反的前提是说我们认识共产党的合法性，我们要求他平反。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废除一党专政。不是习近平站出来说'对不起，我们错误，对不起，学生是爱国的'。这当然好，但不是根本问题。以后继续一党专政，那腐败问题、权贵问题、狭隘民族主义问题、犬儒主义问题都会继续。"

    著有《寻找一个中国影子：中国的民主运动1919-2004》，编译了《猪的哲学》、《刘晓波文集》等多部作品的白夏则指，"六四"后，当局为防止共产党分裂，禁止社会组织起来，有独立的公民社会，但也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目前，地方的群体性事件会作出一定的妥协，但前提是不可以扩大到省乃至全国性的运动。

    "当然，党的领导也不笨，他们也知道矛盾也会继续有的。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游行示威，小规模的，现在叫群体事件。（当局）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可以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千万不能把这些事件扩大，变成省级或者全国的群众运动。"

    与林培瑞的观点相同，白夏也认为，"六四"后，邓小平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合法性代替了政治合法性。而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则是用民族主义合法性稳固党的合法性。

    "为了预防经济危机，他想改变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一个强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高的声音的国家。所以现在在东南亚、在越南、在非洲，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改变了邓小平当时的外交政策。"

    会后，本台记者向林培瑞提到，八九"六四"已过去快25年，但当局对于六四的紧张度反而增加了，不仅抓捕了参与"六四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等人，还首度禁止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回北京祭奠亡子。

    对此，林培瑞回答道："他脆弱，他心里不安全。他从'八九'得出来的一个教训，共产党的上面一定要保持统一，所以有一个裂痕出来，有一个挑战出来，他就很害怕。"

    滕彪律师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异议人士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以及控制力减弱。

    "从表面上他很自信，谁都可以抓，但是背后是他的不自信、心虚。民间的冲突，要求人权、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维权力量已经开始具有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另外经济发展也出现问题，也包括新疆、西藏（问题），这些都令当局非常紧张，力不从心。所以抓人多，控制严，是他控制力减弱，不自信的体现。"

    （RFA特约记者：扬帆 / 责编：林迪；马平）
    【附录】

    西方学者林培瑞、白夏访港谈六四

    （VOA谭嘉琪）香港 — 在89年天安门广场学运六四事件25周年临近之际，香港民间和学界举办了各种活动，探讨跟六四有关的议题。曾经历89民运的美国普里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5月29日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六四25周年系列讲座，分析六四事件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资深汉学家林培瑞和白夏星期四下午出席了《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讲述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情。
     
    林培瑞认为，当年六四屠杀带有政治考虑，并非偶然发生，目的是让人民活在屠杀的阴影下，服从中国政府。他认为，六四是中国政情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百姓的公共价值。林培瑞表示，直到民运时期，人民还会相信社会能改革成社会主义那样，但是六四毁了这种理想主义，并以物质主义丶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公共价值 。
     
    白夏表示，中共政权从六四事件中吸取了不少教训，例如不能公开党内的不同意见丶不能让社会组织起来，来确保制度不会被打垮。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明白社会矛盾的存在，因此容许小规模的群体事件。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说："有群体事件我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解决，就不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但千万不能把这些群体事件扩大起来，变成省级或者全国的群众运动。"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研讨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目前争取民主运动的态度。他回答说，香港推动民主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样板。
     
    林培瑞说："台湾的民主运作和香港的民主意识，对整个中国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以为庞大的一个北京，有钱有力量有经济，我们是弱小群体，不要那么想，在民主公共道德方面台湾和香港是领先的，你们的软实力比国内强得多。"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也是香港政改的重要时刻，不少香港民间团体和学界在六四前夕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同时也积极讨论推动民主改革的话题。

    方政：25年所有纪念“六四”的活动都是记忆与遗忘的较量（附RFA方政专访）

    Posted: 30 May 2014 11:32 AM PDT

    方政
    方政"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摄于旧金山中国民主女神像前（特约记者CK提供）

    在"六四"25周年到来之际，方政凡是接受媒体采访，都要讲述一个话题，就是不忘"六四"。近日他接受本台采访时再次强调：纪念"六四"25周年，和以往所有纪念"六四"的活动，都是对"六四"的记忆与遗忘的较量。

    1989年，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六四"凌晨，方政和同学们撤离天安门广场，走到西长安街六部口，他为救一位女同学，被从后面追赶上来的解放军的坦克辗断了双腿。当时在方政身旁，有十二三名学生死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方政是"六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一位幸存者，是一位证明人。

    "六四"后，失掉了双腿的方政，回到学校，对"六四"的记忆与遗忘的较量便开始了。方政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共政权就在掩盖真相，试图让'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比如当年他们对我审查，就让我否定是坦克压的。从不准说'六四'坦克压人这件事开始，他们就要我说谎。他们不断的做各种思想工作，当然不仅对我，一个宗旨，就是歪曲事实，掩盖真相，让'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掉。"

    方政2009年初经旧金山华人"人道中国"组织的救助来到美国。从89"六四"到出国，他在中国二十年，由于坚决不说谎，不忘"六四"，而受尽了磨难，尤其对于一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来讲，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当局不准他参加残疾人运动会，不能享有残疾人的福利；他不能就业，生活无着，买一辆像样的轮椅的钱都没有。方政在经受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活艰辛之时，所表现的坚持不忘"六四"的高昂精神，就更令人敬佩。方政说："正是因为面临这样严酷的事实，我们这些亲历者，我们这些见证人，就有责任保存我们的记忆，把我们的真实记忆告诉大家。所以要不断的讲真相，你不去说，下一代就更加不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竞赛，是一种较量。目前中共在这场较量中好像是占了上风，国内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共'六四'屠杀的真相，那么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有 机会，有表达的可能，我们更要通过每年纪念'六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回忆和记住真相。如果一个民族把记忆消失了，这个民族就非常可怕，就很危险。"

    方政目前担任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网络大学"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组召集人兼发言人，并且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问题的诉求：真相，问责，赔偿。方政表示：对"六四"真相的记忆与遗忘，将是长期的较量。只要"六四"不平反，他就要为唤起人们对"六四"真相的记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说："当更多人知道'六四'真相，'六四'问题的解决就不远了。这是我们民族的重要责任，'天安门母亲'坚持不懈的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更希望把'六四'这个话题变成公共话题，全社会，上至党政官员，下至市民阶层，大家一起都来探寻真相。"

    （特约记者：CK）

    【附录】

    RFA六四25周年回顾（九）方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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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方政在记者会后向本台表示，重提六四也是为了敦促公众社会关注现在的中国人权状况（记者何平拍摄）
    记者何平拍摄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在六四清晨为救他人，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方政先生。


    方政在1989年是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四年级学生，当时任系团支部书记，也是学生党员。方政回忆说，他当时和很多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胡耀邦的怀念和好感，参加到学潮中的，继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官倒、腐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诉求遭到中国官方的推诿，4.26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更激化了矛盾。

    方政说，从5月19号戒严令发布以后，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6月3号晚上，方政和其他几千名学生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静坐。

    "其实当时，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几百万的北京市民在堵军车，在保卫广场，那么广场就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阵地，这是我们民众自己的一个广场，是我们民意的一个阵地，我们学生要守在这个阵地。我想，6月3号晚上，最后在广场的几千学生，大概跟我的想法一样，满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我记得大概在天黑之后，很多北京市民来跟我们纷纷告别，说你们在这儿，我们去路口，去外面，去阻拦军队来保卫广场。这很让人感动。其实大家后来也知道，北京市民付出的牺牲、流的血更多。他们在广场的外围、在路口作出很多牺牲，这些牺牲是为了阻拦军队对广场的围剿和镇压。相对来说，我们在广场的学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后来我知道，广场是相对安全的，伤亡最小的一个地方。直到早晨清场，我们被驱逐出广场，在那一刻，我依然还认为，我可能是安全的，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直到我被驱散，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内心依然认为，我们是和平、理性、有秩序的学生，我们不应该受到这种野蛮、血腥的镇压。但是当我们走到六部口的时候，我在六部口遭遇坦克的这一幕，对我以前的很多想法是一种颠覆，因为它确实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

    方政回忆说，6月4号凌晨6点左右，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拐上西长安街走到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在学生队伍中炸开，有一颗就在他身边爆炸，走在他身边的学妹，突然昏倒，他赶紧抱起学妹向路边转移，而此时一辆坦克快速由东向西向学生队伍冲来，方政奋力把学妹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而自己来不及躲开，双腿遭到坦克碾压、拖行。他挣脱坦克履带链条，滚到路边，昏迷过去，后被市民和学生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医院对方政施行了双腿截肢手术，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

    在医院醒来后，方政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为什么6月4号清晨6点，已经占领了广场、已经清场完毕的军队的坦克，会在六部口向有秩序、和平撤离的学生队伍冲杀过来，造成学生的重大伤亡？

    "这是我当时在医院醒来之后，心里一直化不开的一个结，也是一直想不通、问自己找不到答案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说，要真相，对于我个人的遭遇来说，六部口坦克袭击人就是我所要的最大的一个真相，是和我密切相关的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坦克会从我们身后，在占领了广场以后，从东向西，追杀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举动？而且，当时的指挥官是谁呢？坦克的驾驶员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呢？他们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一个行动？因为六四很大，北京也很大，参与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相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细节。而对于我来说，我追求的真相就是我受伤的这个细节：六部口坦克，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追杀学生？因为他完全是面对着这么一个和平的、往前行走的学生队伍，从我们背后开过来，而且坦克非常快，在高速冲杀的同时，他投掷了毒气弹，导致很多学生根本就没办法躲闪。而且他直接占满了街道追杀学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追究的问题，不管它多少年，25年还是多少年，这个追究，这个问责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只有真相，才会有正义，这是第一步的。真相一天不明，死者不得安息，我们这些受伤害者不得平静。"

    方政受伤住院期间，西城区公安分局对方政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后，校方对他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清查。方政说，当时审查人员"循循善诱"，要他对被坦克碾压保持沉默，改口说是被军车或其他车辆压的，被方政拒绝。审查人员还常给方政播放王维林拦坦克的镜头，说坦克停下了没有碾压王维林，由此推断方政当时一定有暴力行为，才招致坦克的碾压。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之后，最先想做的就是，不希望把这些真相让人们知道。在海外人们对王维林拦坦克是这么一种解读，它是一个象征，一个勇气的象征，我也觉得很好。可是，当时在89年之后，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看这个画面，他们审查我，也让我去看这个镜头，是另外一种反面的，是以此来否定我，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的六部口镇压的真相的一面。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两组坦克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能够比较全面反映整个六四镇压中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军队的绝对的残酷和镇压，六部口坦克压人，在我身上我觉得是一个充分的暴露。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王维林拦坦克，当然也代表了北京市民的勇气。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真的想要知道，同时的这两个坦克里的驾驶员，我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是谁，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王维林面对的那个坦克的驾驶员，他停下来了，慢慢的停下来，甚至还钻出坦克和他讲了话。最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现在在哪里？他的结局什么样？其实我也挺想知道六部口压我的这辆坦克，当时他的驾驶员是谁？现在在哪里？他当时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命令？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追究的。以后中国在民主转型中，或者是民众、政府的对抗中，这些也是普通民众一员的军人，他们在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们能否恪守一点枪口抬高1寸的道德，其实还是对今后中国很有意义的。"

    方政遭坦克碾压受伤后，妹妹从外地到北京照顾他，靠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兄妹俩勉强度日。1992年3月，方政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铁饼和标枪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最好成绩。1994年，方政本来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中国当局却因为他是六四事件的伤残者，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此后，方政无法参加任何体育赛事。中国公安部门一直把方政当作监控对象，使得许多公司不敢雇用他。方政自己尝试过多种谋生方法，例如开小卖部、办餐馆、画廊等，也难以维生。

    2009年2月，经"人道中国"组织救援，方政携妻女抵达美国旧金山。后经多方帮助，方政安上了智能假肢，可以独立行走，还可以自己开车出行。回顾来美国后的生活，方政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士表示感谢。

    来美国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真的是很感恩的，能够来到美国生活。我们一家人来的时候，是我和我太太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现在我的二女儿已经两岁了，可能很快，今年六四之前，我们会有第三个孩子出生。我个人家庭的生活很平静，也很充实，很幸福。所以真的，在美国这几年应该是非常的好。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不仅是我的思想言论上在这里有安全、自由的保障，同时，因为这边的设施，我在这边开车、到哪里去，我的行动，我用假肢可以做很多事，做各种各样的事，我个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方政说，比起还在国内的六.四受害者，自己真的是很幸运,他也时常牵挂国内'六四'受害者群体、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的困苦遭遇。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没有忘了对国内的关注，和对国内这些朋友的联系。我想，我们在海外的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愿，或者有这种责任，为中国的这种人权的改善，民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努力。所以，我到这边之后，这几年我也加入到一些这样的活动，现在我是人道中国的理事，也是他们的义工，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内的一些需要救援的这些政治受害者、良心犯家属和六四的伤残人士，提供一定的人道救援的帮助。这是海外很多机构也在做的。同时，我还参加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参加一些对中国的民主教育，和未来的民主转型，做一些推动性的一些工作吧。反正尽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总之希望中国能够早一天六四能够平反，早一天中国能够有开启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的一天吧。
    方政认为，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更多异议人士被抓捕，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压。方政对习近平政府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不抱乐观态度，但也不排除中共上层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把六四事件归咎在某个人身上的可能性。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保党，他在考虑采用什么形式保党，可能会把六四的责任归咎到某一个个人头上。比如说，现在纷纷在放风，李鹏家族可能是下一个特大老虎。随着这种以反腐下手，最后能不能给他在政治上给他归一个罪名，或者让他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倒很难说。也许他们也在权衡，比如说最后查到李鹏家族，那最后六四镇压的这么一个政治责任，是不是要让李鹏个人来承担？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李鹏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让李鹏个人承担，《李鹏日记》中他也诉说了很多他的无奈和委屈，可能他也认为，这完全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的决定。但是，共产党其实历史上也用过很多次，最后把所有党的错误，作为一个时代的荒唐，最后归结到某些个人或者集团，让他们来承担，使得这个党永远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使这个党能延长他们的统治。能够换取民心，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能让他们去走下去。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方政指出，六四事件多年来在国内被压制，被消音，这本身是不正常的。他希望，在六四2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中国民众能够勇于谈论六四，表达自己的看法。方政认为，当国内的民众都在追问六四事件真相的时候，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问责和赔偿的时刻才会真正到来。

    （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

    高新：杀刘汉帮周永康灭口？连“喉舌”们都看不过去了

    Posted: 30 May 2014 11:18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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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刘汉在法庭上。 （网络视频截图）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周永康"涉黑"习近平不得不帮他隐瞒》中曾奇怪中共当局对外标榜的审判刘汉集团案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司法文明的进步"，但却至今都还未令公众知道刘汉和刘维兄弟到底是已经"认罪服法"还是已经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第二百三十六条又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如此说来，刘汉、刘维兄弟和他们和手下的三个主要杀手是本月二十三日被一审宣判死刑的，如果没有当庭表示上诉，庭下仍然继续"保持沉默"的话，那么待六月二日那天其死刑判决就会自动进入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以及下一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程序。

    当然，相关法律中也还规定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也就是说，即使刘汉和刘维兄弟铁了心要为被他们的小兄弟杀害的那九条人命"以命抵命"，心甘情愿地用生命报答培养他们多年，让他们光荣进入小平同志为首的"先富起来"行列的"党和人民政府"，坚决不上诉，一审法院对他们的死刑判决也还是在理论上存在着通不过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或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的可能。但是这类"可能"有多大？"全在领导一句话"。

    刘汉被"刀下留人"的可能性委实不大，但假如当局已经或者突然决定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那么目的无疑是要让他在未来对周永康的审判过程中当庭作证，证明周永康确实如《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消息：据接近刘汉案件的人士介绍，刘汉曾表示，就在周滨在四川到处寻找项目时，此时已经调任北京的周滨父亲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要照顾好周滨"。於是在这一背景下，促成了后面二人的一系列合作。 

    《人民网》曾在《起底周滨：以父之名》的文章中披露：在2001年，身为当地黑社会头头的刘汉被列为公安查处名单，欠下数条人命，岌岌可危。可这一年，周滨的入川改变了刘汉的命运。《新京报》报导称，有特殊背景的商人周滨2002年前后到四川投资， 刘汉高价从其手中购买项目是"为了维护关系"。

    但是，就象当初让薄谷开来作证其丈夫薄熙来的贪污受贿事实一样，未来让刘汉在对周永康的公开审判过程中把当时担任着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把周永康与刘汉之间"警匪一家亲"的关系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娓娓道来？党中央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啊！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建国以来最大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的匪首之间"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亲密无间，这让"党和人民政府"那张六十五岁的老脸往哪搁呀！

    所以，抢先宣判刘汉死刑的目的为何？连党中央的"喉舌"们都看不过去了，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一兵"的沙牧在新华网发文强烈质疑"刘汉该死，但谁比刘汉更该死？"，质问当局："刘汉一死，线索中断，是否反倒给了刘汉案背后的各色'神秘人物'喘息、甚至逃遁的机会？"

    一位叫周蓬安的博主在其《刘汉受审，怎没有"行贿罪"？》一文中质疑说："纵观刘汉的罪名，简直就是《刑法》中的罪名大全，包括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却独独未见企业家最为常见的'行贿罪'"。

    这位周博友在他的揭露文章中说：刘汉好友称：2001年，刘汉遇到"贵人"后发迹，之后言语之间连省里的官员也不放在眼里。另一名匿名人士称，有特殊背景的商人周滨2002年前后到四川投资，刘汉为维护关系高价从其手中买项目。

    只要你具备正常思维，就能很容易联想到400亿元身价的刘汉，背后的"贵人"究竟有多"贵"了。那么多警察为他的恶行"保驾护航"，甚至为他的"黑恶势力"配发枪支弹药，非省部级以上且掌握实权的高官绝对没有这个能量，绝对不配称这个"贵人"。

    而最为典型的行贿行为，要数优质项目低价转让了。媒体披露，汇日电力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法人代表叫陈炜民。刘汉以近5亿元的价格卖掉电站，2个月后，汇日电力将这两座电站以27亿元卖给大唐电力集团旗下桂冠电力公司，转手净挣22亿元。

    很明显，刘汉不可能这么傻、大唐电力也不可能傻，而且还有董事会、监事会，该交易明显存在利益输送。

    没有行贿，也就没有受贿。因此刘汉受审却不见商人常见的"行贿罪"，其后面或大有文章。按照一般做法，内幕应有两种：一种是是高官让刘汉先把"所有问题一起扛"，背后会通过"曲线救国"方式确保刘汉不死，刘汉遵照执行，同时检察机关装聋作哑；另一种则是以权力或影响力送刘汉早点见"阎王"，以消除后顾之忧。而笔者最担心的，是"大老虎"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让刘汉在"大老虎案"仍未水落石出之前即被执行死刑，最终产生"死无对证"的结局。

    另一位叫慎坤的博主在他《刘汉集团被控15项罪名漏掉什么？》一文中抨击道：刘汉集团被指控的罪名多达15项，唯独漏了一项很严重的"行贿罪"，此前法院曾指控刘汉利用非法所得巨额资金寻求保护伞，拉拢、贿赂政府工作人员以免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截至目前，只有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前政委刘学军、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刘忠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前处长吕斌3名副处级官员因充当保护伞而被追究责任，多名曾接受刘汉行贿的省部级高官至今仍逍遥法外。这样的审判，只是狠狠地敲打了一下习惯于巴结官员的老板们，而对老板们的高官"朋友圈"，则基本上只字不提，连起码的威慑力都没有。

    刘汉在官商两届结识不少高官，他所建立的关系网何止如此。《新华社》此前曾报导，在四川省内外，很多人都知道刘汉是"有大背景、大靠山"的人物，甚至能够左右当地人事安排。"他结交的官员级别已非普通富豪所能比，为拉拢腐蚀官员，不惜重金铺路"，其"关系网辐射到成都、乃至北京"。有这背后的根子无疑像小品中说的还需"往祖坟上刨" 。《财经》杂志曾推出专题《刘汉的朋友圈》，点出了在刘汉的官场朋友圈中，生意伙伴周滨之父及其老部下已经落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之外，至少5名现任或者退居二线的省部级官员。据此有大陆网友乐观期待"媒体的全方位报道，已经将刘汉与神秘商人周滨的密切关系梳理透彻，剩下执法机关'顺藤摸瓜'应该不难。"

    但是不要说周永康，连周滨都还没有被宣布"移交司法处理"之前即张罗着先杀刘汉，恰恰是为了根绝"顺藤摸瓜".之可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秦晖：不要迷恋中国的崛起

    Posted: 30 May 2014 10:52 AM PDT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发言。
     
    秦晖认为，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 学不去的。
     
    以下是发言部分摘录：
     
    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
     
    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
     
    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领导，就是总理汉斯?莫德罗，他虽然对于统一后的东德抱怨很多，因为统一以后他们下台了，是反对党。但是对于他们能够战胜西德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他说我们原来那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搞民主也不行，搞民主光投票我们就投不过他们，西德有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人，票数就差那么多。我说你设想过第三种可能吗？假定当年昂纳克先生——1989年东德的总理，假如他成功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柏林墙仍然存在，东德人仍然没有自由民主。可是昂纳克到了西方，跑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跑了一趟红磨坊，忽然间对花花世界感兴趣，把理想、乌托邦都抛去，要搞市场经济，而且用专政的手段创造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创造的招商引资的条件。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把东德变成血汗工厂，和西德实现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我们的廉价产品可以过去。
     
    如果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现在东德的经济、政治，包括收入，包括福利制度，都已经和西方接轨了，东德人的生活和统一以前完全是天地之别，但是东德人仍然有很大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统一以后，东德原来的制造业都垮掉了，而新的制造业一直兴不起来。兴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政府不管怎么优惠西德的资本，希望他们过来投资，西德资本就是不愿意过来剥削东德的工人，他愿意剥削中国的工人，愿意跑到很多地方，愿意跑到土耳其、罗马尼亚，但是就是不愿意来东德。为什么呢？因为东德现在和西德一样也是高福利了，也是高工资了，工人、农民都有很强大的维权能力，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里我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政府的福利问责，市场经济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下，市场经济意味着推卸政府的责任，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的无限权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东德就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试想，现在的东德虽然生活很不错，甚至环境都非常优美，是非常宜居的，但是有一点，你看不到烟囱了，制造业一直没有兴起来，这是莫德罗埋怨最多的，说统一把我们制造业搞垮了。后来我跟他说，如果当年昂纳克采取这样的做法，制造业的萧条会发生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肯定是会发生在西德，而不会发生在东德。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主张，东德就会变成一片血汗工厂，西德的资本会一窝蜂地涌进东德，生产出大量的血汗工厂的商品，覆盖整个西德市场，而且把西德原来的产业都替代掉。
     
    如果是这样，在东德会发生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腐败、两极分化等等。但是，假定昂纳克可以在东德实行高强度的维稳，把这一切压下来，那么你想西德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敢保证，现在西德的制度将荡然无存，福利黄了，工会垮了，整个西德的经济无非只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西德重新搞一个自己的柏林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把它的资本圈住，不让到东德来，把东德的商品圈住不让到西德去，由它来破坏德国统一，搞一个经济割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要在道义上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原来统一、一体化都是你提倡的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如果它不这样，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无论是福利还是自由都要降低到东德的水平，否则你没法和东德竞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必须战胜福利国家，东德的工会将不会存在，西德的福利制度也将垮得彻彻底底，因为东德人相当于农民工，西德人必须向农民工看齐，否则你没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不管在政治上怎么样，实际上在经济模式上，在社会上，东德已经把西德给统一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平演变"了。
     
    在以前的制度下，东德是根本不可能和平演变西德的，民主化以后也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如果是这样，在西德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家看看这几年的希腊就会知道，福利一降，在希腊要把农民和工人当作血汗劳工来驭使几乎不可能，你会碰到工会的抵制、农会的抵制，会闹得天翻地覆。希腊的福利低一点就闹成这样，何况你在西德全面建设血汗工厂呢？在西德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混乱，如果一旦西德失序，东德不是没有可能去统一西德的。
     
    但是后来我问莫德罗一句话，我说这样统一的结果你喜欢吗？因为莫德罗至今还是东德的左派党的领导，他整天抱怨的就是资本主义如何不好，整天抱怨的就是工会还不够强大，福利还不够高。如果这样的统一的结果是你想要的统一吗？这样的统一结果肯定不是东德的社会主义统一了西德的资本主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崛起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这里我要讲，大家不要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讲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的垮台，我们现在都为苏联的垮台而感到悲伤。可是老实说，苏联当时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但他在国际政治上，老实说，和上世纪50年代几乎截然相反，就是一面倒地批判西方，而且口口声声地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强硬，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不但这样，而且毛泽东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运动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苏联支持的左派运动我们就不支持，哪怕这个左派运动被右派镇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皮诺切特军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老实说，当时智利右派军政府镇压智利左派的时候，全世界不但共产党抗议，所有共产党国家几乎都跟智利断交，但是中国对智利的内政从来没有说三道四过。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看得很透的。他其实是把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国的民族利益分开来看的，并不认为苏联那一套的成功就一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权利比我们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厂，那我们会怎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技术的优势，如果人家也搞了这一套，我们怎么办？老实说，除了这一方面，自由经济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处，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学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操心。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有另外一幅图景，那就是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今天中国改革取得的无数的成就，除了GDP的增长以外，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得简单一点，无论在自由上还是福利上，纵向的比较，我们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只是在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但是，这个横向的比较大家也不能忽视。目前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向它看齐，它就要向你看齐。老实说，西方的工会以前从来不关注中国的劳工权利，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工会以前是非常排外的，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初美国排华潮是谁搞的呢？不是资本家搞的，就是美国工会搞的。现在美国的工会可以不让中国人过去，但是他挡不住美国的资本跑过来，因此，现在美国的工会开始关注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劳工没有权利，美国的劳工就不可能再有权利。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现实。
     
    （以上内容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未经演讲者审定。刘海生对本文有贡献）
     
    演讲人简介:
     
    秦晖: 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

    秦晖、吴英燕，"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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