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和“伟业”
老王社长
我们知道,在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任何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长远利益的“伟业”,都会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对他们来说,这些“伟业”,都是“罪恶”。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历史无法避免的“恶”。而背负这“恶”去完成民族历史使命的,又只能是被当世人民詈骂仇恨,必欲推翻的“暴君”。孔孟的“仁君”,只能为当世的民众叫好,却不能为民族的千秋开太平的。
但当世人民的痛苦,如为修长城而死去丈夫的万千“孟姜女”们,我们就可以对她们和她们父老儿女的痛苦,漠然置之么?也是不行的。不然,就不能解释我们为何又赞扬陈胜吴广们的起义了。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样。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为了改变面貌,需要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去作小学教员,技改骨干,体育教练,“赤脚医生”......。。数千万的知青下乡,那真是“伟业”。但它毕竟给这数千万青年的多数及其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困窘和痛苦。
人,总是希望上升的,总希望受到更高的教育,因此而今后的生活可以更好的。上山下乡,把他们的这个前途截断了。而这上山下乡,在文革中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受到极大冲击,普遍就业和升学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就只能带着了强迫的性质。完全没有了60年代初“邢燕子”“董加耕”时期由国家政策鼓励下的自愿的基础。老王曾对广东的知青状况作过社会调查。在广东的偷渡收容所里,老王常听到这样的歌谣:“爷爷(毛泽东)逼我下乡当农民,今世做人真是够悲惨,揸七的确没前途......”。
文革初起,“长在五星红旗下”从小受红色教育的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无论哪派(除了今日号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真心信毛拥毛的红卫兵。大转折出现在“上山下乡”特别是数年后。环境地位驱使他们开始怀疑文革并与毛愈来愈离心离德。文革中,青少年们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忠诚,甚至献血和生命,却没能得到任何的好处,相反,是上山下乡的贫困和看到了特权阶级子弟与平民子弟参军、招工、升学、提干待遇的差等。国民经济衰退下的毛泽东,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只能无奈地违背了他自己当年对蒋政权的取胜之道:“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无法给本来真诚拥护他的青少年一代“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反,给了他们上山下乡的贫困。离心离德当然发生。于是,林立果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此论一出,老王所见,曾经那样拥毛的红卫兵青少年一代,立即反水,果然接受了林某的“欺骗宣传”,开始大面积“反毛”了,“造成了(对毛)...非常不利的形势”,直至锋芒向着毛的“四五运动”了。
叙述这些经历要说明什么?说明一个统治者,执政党无论你怎样的“伟业”,无论这“伟业”怎样能为民族的未来带来好处,但对今时人民的政策,今时人民的利益痛痒,都是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可过于自信的。不要以为人民曾拥护了自己,就会永远地拥护自己下去。毛后期,正是犯了过于自信人民会永远无条件拥护自己的错误。“四五”,猛然发现了人民竟开始反对自己了,精神立即崩溃而急速走向了生命的尽头。悲剧。荀子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真非虚言。
要谢谢贺卫方。他说“上山下乡是罪恶”,也有他的道理。左派坚说“伟业”,右派争说“罪恶”。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立场角度。这样好。有了左派右派对中国各重大事务的争辩,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可以更全面一些。中国的路线,就可以更加的中道,兼顾全民,而不至于轻易地走向或左或右的极端。
2015年7月7日
北京 査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