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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發表——何清漣:美國忽視了北京的國際戰略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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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Wenli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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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9, 2015, 12:03:02 PM
9/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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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美國忽視了北京的國際戰略新定位
習近平此次訪美,華府希望通過雙方會談,增進在南海衝突、中國人權方面的共識,這願望最終落空,主要的“成果”是一紙半拉子網絡安全協議;美中兩國同意“雙方都不會在知情的情況下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商業秘密等行為”。
之所以會造成如此結果,乃因華府完全忽視了北京近年來頻繁發出的國際戰略新定位信號,在北京已從“與國際接軌”轉變為要“主導國際規則”之時,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基本未變。
中國兩度發出國際戰略新定位信號
美國對華戰略一成不變;其內容正如奧巴馬總統9月25日在白宮歡迎習近平時所言:“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參與者角色的中國的崛起。”
這可以說是美國長期奉行的“接觸、影響、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對華政策的經典表述,至今仍是支撐中美雙邊關係的原則性基礎,但幾乎少有媒體報道奧巴馬總統這句期待之語,記者們多半將此語當成了套話。
不過,奧巴馬總統顯然忘記了中國近三年來的兩度表態都意在否定美國這一對華政策;中國不僅不想被美國“引導進入西方體系”(即“與國際接軌”),還要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
所謂“與國際接軌”,就是通過簽訂並遵守各種國際條約,讓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這方面,中國其實並不認真遵守,以人權問題最能說明中國政府對國際規則的態度。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曾先後簽訂27項人權公約,但中國政府既未遵守聯合國《人權、國際人權法案》對基本人權的要求,也未遵守其他27項 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屢屢侵犯人權。
本來,中國簽訂了這些人權公約之後,根據條約規定,美國與其它民主國家有責任和義務關注並批評中國的人權,但中國政府利用大多數人並非人權公約專家這一點,將人權變成了“內政”,不僅不予改善,反而將他國履行責任視為“多管閑事、指手劃腳”。
自從中國“和平崛起”之後,不遵守國際規則的觸線行為時有發生。美國因此不斷督促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國”,對美國的敦促,北京不勝其煩,乾脆在2011年APEC夏威夷峰會期間“亮劍”,宣稱中國不能只是國際遊戲規則的被動遵守者,而應是國際遊戲規則的主導者。
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象成年人那樣行事”, 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
中國外交部官員龐森在回應奧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對龐森此話的不妥,我當時就寫文章指出,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大多數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都在中國未加入前就已經成立,這些組織的規則包括《聯合國憲章》,中國都未加入制訂,如果按龐森的表態行事,中國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
2014年APEC峰會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中國贏得區域反腐主導權,北京將此看作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承認,人民網11月8日發表《中國為什麼如此看重APEC:從被融入者變成主導者》,認為“2014年APEC會議是中國改寫國際遊戲規則的開始”。
北京對中國國際新戰略這兩次重要的表態,美國並未真正重視,而是嚴重低估了中國想改變國際規則的決心 。
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美國不可觸碰的禁地
中共一再強調的所謂“核心利益”,就是中共的執政權,這一所謂執政權需要由所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賦予其合法性。中共之所以堅拒民主制度和普世價值,其根源就在於此。
正如程曉農9月25日 在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節目中所指出的,中美之間的所謂戰略利益衝突,並不只是雙方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還有中共自身堅持反美的政治需要。
中共處理對美關係,既有現實利益考量,也有意識形態需要。每當中共感到政權不穩定時,必然訴諸於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不僅包括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也包括與民族主義動員相結合、持續不斷地對美國挑戰;只有堅持這樣做,中共才能向國民展示其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說,反對以美國為代 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國家的勢力,是中共存在和執政的主要理由。
中共現在強調的所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並非要重刮“共產風”,也不是仇恨資本主義(中國現在的經濟制度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其實質是:只要中共想要保持紅色江山世代傳承,就必須堅持反美、反西方,亦即反對民有、民享、民治的美國民主制度。
但是,與中美建交之前的毛澤東時代不同,從1970年代開始,中共處理對美關係還有現實利益考量。毛澤東推動中美建交,主要的利益考量是聯美抗蘇,經濟利益並不重要;蘇聯解體以後,聯美抗蘇已經再無必要,而經濟利益成了首要考量。到了今天,中國不僅需要美國的技術、市場和投資,而且對大部分官員和中產階層而言,今後比較安全的子女、財產轉移地是美國。
鑒於以上情況,中共不可能把對美關係變成不斷升級的大規模衝突,而利用現存的國際秩序來獲取利益,才符合中共的現實需要。
世界各國當然都看到了這一點,但忽略了前面提到的中共反美的政治需要。而只有同時考慮到這兩點,才能夠理解:今後中美之間不至於兵戎相見,但決不可能恢復從中美建交到1988年那段“蜜月”時期。當時之所以出現“蜜月”期,原因在於當時世界存在一個中美雙方都視之為勁敵的強國蘇聯。
中國對外開放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加入WTO, 成為經濟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成員,並不會真正改善中美關係。相反,隨着中國經濟日益發展,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越來越低,挑戰美國既是中共政治需要,也成為中共證明其成功的必要手段。
要證明中共執政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就必須證明美國民主制度的虛偽與不適合中國。這種“證明”的結果必然導致處處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普世價值。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在譯成英文時,有表述為“弱小時,收起利爪,隱藏牙齒;強大時,再露出牙齒,揚起利爪”,雖然難聽,卻很傳神。
在中國的精英當中,鼓吹“中美必有一戰”的鷹派勢力始終存在,比如軍隊、宣傳部門和左派。但對習近平而言,中美關係緩和,有利於他處理國內問題,緊張的國際關係不利於中國拯救滑坡的經濟。
因此,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中國不會是一個遵守秩序的國際社會好成員,但它也不見得願意充當一個徹底的秩序破壞者。儘管中國統治者從烏克蘭事件中感知到西方的衰落,也從歐盟應對難民危機的冬烘做法中,了解到西方國家政客的無能及低下的危機處理能力,但絕不會象薩達姆那樣一味硬幹,也不會象普京這樣玩大攪局。
美國忽視了北京釋放的“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的信息,拒絕接受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2015奧習會之所以停留於禮儀層面,重要問題均未取得實質進展,原因就在於美國低估了中國“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的決心,而中國(政府)則高估了自己的實力與挑戰能力。但是,面對中國(政府)想要貫徹其國際新戰略的決心,美國多年來執行的“接觸、說服,影響並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對華政策,恐怕也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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