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劣价廉的工业模式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大跃进”前后的“西南王”李井泉
Xu Wenli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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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年8月6日 下午1:10
主题： 质劣价廉的工业模式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大跃进”前后的“西南王”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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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劣价廉的工业模式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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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后的“西南王”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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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朗父文人印象主义绘画四幅：马桩/凉州词/朗曜/敕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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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劣价廉的工业模式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吴晓波/文
19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调研打火机产业，温州人把十多个零配件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捏起来，告诉我温州造与日本造的价格差：电子点火器，日本成本1.1元，温州人0.2元；密封圈，日本成本0.2元，温州人0.01元；塑料配件，日本成本0.6元，温州人0.08元，再算上温州工人月薪比日本工人低20倍。
一溜成本账算下来，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一拍桌子：“一只打火机，日本造的市场零售价是一美元，温州造是一元人民币，看我们不干死小日本！”他大声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工厂，年产20亿只，俨然全球第一。
Made in China的神话如何诞生？
在过往的中国企业崛起史上，这样的景象从来就不陌生。同样的一个商品，我们的企业家们以令人惊讶的成本控制能力——包括原材料成本、制造工艺成本、劳工成本、土地成本、税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硬生生地打垮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造就了Made in China的神话。
曾经中国最大的彩电工厂四川长虹的董事长倪润峰更是总结过一个“30%生死线”的竞争规律：在同等功能的前提下，长虹彩电必须比日本和欧洲品牌便宜百分之三十，这是必须守住的“生死线”。这条“生死线”，我们守了三十年。
溯至于今日，我们似乎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了：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我们还应不应该去守这条“生死线”？
再回头说那只打火机。
就在那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拍桌子的时候，我拿起他的打火机，连打了三次才打出火，而那块薄薄的钢片却差点掉下来，他很坦然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很多人用几回就丢了，没必要像日本人做得那么结实。”
这个细节里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温州打火机的巨大价格优势，除了来自各项成本落差之外，其实也来自配件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刻意下降，此外，作为产业的模仿后进者，不必在技术迭代上进行投入。
因此，所谓的“价廉物美”，“价廉”是硬梆梆的，“物美”则其实未必。
在内外夹击之下破灭的“神话”
从2003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内原材料和劳动成本轮番上涨，温州打火机工厂的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平均利润率跌到2%的可怜水平，大量工厂倒闭转产，3000多家企业缩水至100余家，且全数苟延残喘，而在这些年里，温州人对打火机产业的技术迭代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小小的打火机，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可以读出一代人的野心、付出与局限。
制造业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它的可持续成长取决于量与质的均衡递进。三十余年来，我们的制造产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纽扣、家电到汽车、手机，无一不列全球第一，可是，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因此“价廉物美”的空间其实已经被极端地压扁。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这一族群有四个显著的消费特性。
第一，他们是典型的性能偏好者。即便是去买一双运动鞋，他们也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慢跑鞋，还是休闲鞋，或是登山鞋，而拉开他们的衣柜，一打清清爽爽的衬衫，春秋两季各有不同，正式休闲必须分别，细分意味着品位，品位诉求于品质，品质指向于品牌；
第二，他们是精明的广告辨识者。粗鄙的、脑白金式的洗脑广告在他们看来是对智商的侮辱，他们迷信体验，更愿意相信来自同一审美水平的口碑传播。他们很难认同一个品牌，不过一旦入得法眼，却会成为持续的消费者和慷慨的分享者；
第三，他们愿意为高品质埋单。他们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相匹配的价格，这既是对商品提供者的尊重与犒劳，也是对自我品味的一次认可，消费行为的必需性让位于审美性，他们愿意为服务埋单，为设计埋单，为技术埋单，为流行元素埋单，商品提供者的每一份用心都值得用更多的金钱予以肯定；
第四，商品的定价与成本无关，而取决于消费者心理的价值认同。一只小坤包是用真皮还是人造革制成的，与它的标价是三万元还是一千元无关，那些订购12万元一只苹果智能手表的尝鲜者，对手表配件的制造成本毫无兴趣。
这些新的消费特性，是物质充沛时代的标志，意味着新的主流消费理念的变革，而它们无一不是对“价廉物美”观念的扬弃。
“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
让人稍稍感到失望的是，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制造商并没有察觉这一潮流的改变，甚至在新兴的互联网产业里，我们仍然目睹的是陈旧的“价廉物美”战略的延续。
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家，穿着乔布斯式的牛仔裤，站在硕大的LED屏前，非常细致地告诉台下的听众，他们即将面世的衬衫，用了全世界最好的棉线、最好的印染工艺、最好的免烫技术，无论从质量到品相，还是从舒适度到体面，都堪比新光百货所有售价几千元的衬衫，而价格却只需129元。
每每看到这样的演讲场景，我总不由自主地遥想起当年的温州老板和倪润峰。我相信他的真诚，但我真的不相信他的未来。
我宁愿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好的价格，有了好的价格才可能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才可能有好的研发，有好的研发，才可能有更好的商品。
所谓的“价廉物美”，作为广告概念是可以存在的，甚至作为阶段性的促销攻击策略，也是值得尝试的，但它不应再是“中国制造”的绝杀神技，更不可能把“中国制造”带到一个新的升级层次。
我宁愿相信，已经粉墨登场的中产族群愿意为好的商品支付好的价格，他们愿意自己信赖的公司蒸蒸日上，有更高的利润和市盈率，用更多的投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
星转斗移，万物蝶变。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大跃进”前后的“西南王”李井泉
2015-02-09 传奇人物网
作者：唐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爷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67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那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1959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瞒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结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1582万吨，可是在“反瞒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3500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49％的公粮（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员，将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员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员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员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9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
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1960年7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1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5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20多斤粮食和2两肉，还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1到2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例如，巫山县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荒光顾的好地方，也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人数是812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900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杀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官方的报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1959年7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1961年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的好学生”，在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和毛爷1957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某人的包庇下却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甲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爷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在还未断气时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
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失子丧妻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
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