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中国政府真的有一套针对美国的“百年马拉松” 秘密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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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Wenli徐文立
Jul 17, 2015, 12:08:42 PM7/17/15
to 徐文立
中国政府真的有一套针对美国的“百年马拉松” 秘密战略吗？
胡平
最近，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百年马拉松》，引起很多反响和争议。这位美国的“中国通”名叫Mike Pillsbury，中文名字是白邦瑞，目前是在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
《百年马拉松》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的秘密战略”。白邦瑞认为，中国其实从1955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对美国实施一项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以穷困、落后的形象忽悠美国历届政府，使其不知不觉地对中国施以援手，并骗取美国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的最终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手中夺取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
白邦瑞认为，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主要因为五个迷思即五个错误的假设：一是认为与中共交往会带来全面的合作；二是以为中共正在走上民主转型；三是认为中国很脆弱，承受不起过大的压力；四是以为中国只想变成像美国一样；五是低估了中国的鹰派势力。白邦瑞还说，这本书的重点是要向中国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
平心而论，白邦瑞指出的上述五个迷思或曰假设确实是看到了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就是出于这一类错误的假设，因此对中国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至于说到今天，美国政府是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恐怕还谈不上。不过，要说中国政府有一套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我认为不符合实情。
中共自建政以来，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不是持续不变、一以贯之的。60多年来，中共的外交，和内政一样，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即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又可以分为两段，后30年也可以分为两段。
50年代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美国则被视为头号敌人。进入60年代，中苏交恶，从打笔仗一直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从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大的敌人。与此同时，美国则从头号敌人变成了盟友，形成了联美抗苏的局面；不过在这时，联美仅限于外交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仍然被视为敌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接下来，邓小平等元老相继复出，重掌大权，中共的内政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从1978年开始，中共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资本主义取向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也出现了若干自由化的转变，再加上民间自由化浪潮的不断高涨，整个80年代，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最友好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由于中共放弃了反修，故而和苏联的关系也大幅好转。在这段时期，也仅仅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可以说是走在接受普世价值、融入文明主流的道路上。六四屠杀是一次大逆转。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共依然在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甚至比六四前走得更远，但是在政治上却重新回到敌视普世价值、强化一党专制的老路，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再度与美国和西方相对立。假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之初，中共还刻意对外韬光养晦，那么到了这几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也越来越咄咄逼人。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到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国家本质的逻辑展现，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套隐秘的长期计划的图穷匕首见。因为这类简单化的观点都陷入了宿命色彩的决定论，忽视了重大事件的作用，忽视了在历史关头当事人的选择。时至今日，包括白邦瑞在内的许多西方专家学者都要求西方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估计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问题将成为热门议题；不论未来谁当选，新政府都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除非我们能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演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不但阐明中国“是如何”，而且还阐明中国“如何是”，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今日中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确的应对之道。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56期 2015年5月1日—2015年5月14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7833
胡平
最近，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百年马拉松》，引起很多反响和争议。这位美国的“中国通”名叫Mike Pillsbury，中文名字是白邦瑞，目前是在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
《百年马拉松》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的秘密战略”。白邦瑞认为，中国其实从1955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对美国实施一项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以穷困、落后的形象忽悠美国历届政府，使其不知不觉地对中国施以援手，并骗取美国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的最终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手中夺取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
白邦瑞认为，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主要因为五个迷思即五个错误的假设：一是认为与中共交往会带来全面的合作；二是以为中共正在走上民主转型；三是认为中国很脆弱，承受不起过大的压力；四是以为中国只想变成像美国一样；五是低估了中国的鹰派势力。白邦瑞还说，这本书的重点是要向中国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
平心而论，白邦瑞指出的上述五个迷思或曰假设确实是看到了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就是出于这一类错误的假设，因此对中国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至于说到今天，美国政府是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恐怕还谈不上。不过，要说中国政府有一套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我认为不符合实情。
中共自建政以来，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不是持续不变、一以贯之的。60多年来，中共的外交，和内政一样，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即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又可以分为两段，后30年也可以分为两段。
50年代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美国则被视为头号敌人。进入60年代，中苏交恶，从打笔仗一直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从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大的敌人。与此同时，美国则从头号敌人变成了盟友，形成了联美抗苏的局面；不过在这时，联美仅限于外交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仍然被视为敌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接下来，邓小平等元老相继复出，重掌大权，中共的内政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从1978年开始，中共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资本主义取向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也出现了若干自由化的转变，再加上民间自由化浪潮的不断高涨，整个80年代，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最友好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由于中共放弃了反修，故而和苏联的关系也大幅好转。在这段时期，也仅仅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可以说是走在接受普世价值、融入文明主流的道路上。六四屠杀是一次大逆转。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共依然在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甚至比六四前走得更远，但是在政治上却重新回到敌视普世价值、强化一党专制的老路，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再度与美国和西方相对立。假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之初，中共还刻意对外韬光养晦，那么到了这几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也越来越咄咄逼人。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到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国家本质的逻辑展现，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套隐秘的长期计划的图穷匕首见。因为这类简单化的观点都陷入了宿命色彩的决定论，忽视了重大事件的作用，忽视了在历史关头当事人的选择。时至今日，包括白邦瑞在内的许多西方专家学者都要求西方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估计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问题将成为热门议题；不论未来谁当选，新政府都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除非我们能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演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不但阐明中国“是如何”，而且还阐明中国“如何是”，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今日中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确的应对之道。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56期 2015年5月1日—2015年5月14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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