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逸專稿

[Xu Wenli徐文立]

革命的形勢與忽悠——駁馮勝平
司馬逸專稿，明鏡新聞網 2015年7月26日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越來越暴虐，暴虐到中國歷史上乃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暴虐到將那些被欺壓得走投無路、被迫選擇喝農藥自殺表示抗議的人也抓捕判罪。（中共政權的這種暴虐大致相當于將不堪暴政欺壓、絕望投海的孟姜女撈起來判刑，恐怕連秦始皇也要嘆為觀止，自嘆弗如。）
    毫無疑問，在當今中國，在公眾不得不每日每時忍受暴政欺凌的大氣候、大環境中，革命已經成為公眾的一個越來越無法忽視或回避的行動選項。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旅美學人馮勝平在明鏡網站上發表長文《革命使人墮落︰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一文，令人不禁疑竇叢生。

太糊涂抑或高級黑乎

    實際上，馮勝平長文的大標題就令人很迷惑，讓讀者拿不準作者到底是太糊涂，還是在開玩笑，高級黑，只是逗著讀者玩。
    例如，“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有誰在大力宣揚、或成功地宣揚沒有任何制約的民主或沒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災難而是理想的生存狀態了嗎？或者，馮先生以為“多數人暴政”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依然尚未听說、或听說了但還沒能理解的天方夜譚嗎？
    假如上述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馮先生跟讀者玩這種無的放矢的游戲是什麼意思呢？
    坦白地說，以筆者之愚見，馮先生在這里所表現出來的頗為滑稽的無的放矢，跟將近10年前中共當時的領袖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頗有些異曲同工之妙——“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 /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 /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問題是，在中國（或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有誰主張“以仇恨祖國為榮，以熱愛祖國為恥 / 以欺壓人民為榮，以服務人民為恥 / 以鄙視知識為榮，以熱愛科學為恥……”了呢？提出這樣的榮恥觀是要說給誰听、是要勸誡什麼人呢？
    這樣的勸誡，類似于認真地勸人“最好不要把糞便當主食”，不是高級黑就是超級糊涂。
    胡錦濤能糊里糊涂地提出這樣的糊里糊涂的“八榮八恥”，無疑是顯示了胡錦濤及其謀士的糊涂。在他本應好好讀書的年代，胡錦濤除了讀《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之類的拙劣宣傳品和黨團學習文件之外沒讀過什麼其他書，因此他的糊涂是情有可原的。實際上，恐怕時至今日，胡錦濤還是不太明白他的“八榮八恥”到底垃圾在哪里。
    胡錦濤的糊涂情有可原。但馮先生作為旅美學人的糊涂則令人唏噓。

“革命使人墮落”乎

    以上只是討論了馮先生長文大標題的後半句。說實話，後半句的問題相對還是小問題，因為前半句所謂的“革命使人墮落”的說法問題更大。
    所謂的“問題更大”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篇幅，以便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解說、闡釋、評論。但鑒于筆者現在還不能確定馮勝平先生是不是在跟讀者開惡作劇的玩笑，所以筆者眼下也不敢太認真（因為筆者擔心自己的認真會使自己成為笑柄）。
    從這種顧慮出發，本文對馮勝平長文的評論將僅限于在明鏡網站上發表的該長文的第一頁——這樣，即使是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馮勝平的長文只是開玩笑，筆者的認真也不至于使筆者成為徹頭徹尾的笑柄。
    言歸正傳，再談“革命使人墮落”的問題。
    為了節省篇幅，筆者不妨簡單問一句︰不錯，革命能使人墮落，但會比忍受暴政更能使人墮落嗎？
    無疑，革命也能使人、使社會面目一新。馮勝平先生所說的美國革命就是一例。
    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這里的關鍵是，馮先生標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明顯是獨裁有理。這不是糊涂或者是胡說嗎？
    古往今來，獨裁暴虐導致革命，就跟天陰下雨、娘要嫁人一樣自然。換句話說，人類承受暴虐統治的忍耐力是有限的。不錯，革命的破壞力巨大，後遺癥巨多，甚至是難以控制。但這並不是說人類因此就會而且也應當自認倒霉，心甘情願地當奴隸或奴才，甘心接受獨裁，獨裁統治就應當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種涉及基本人性的基本道理，連向來強調社會穩定的孔夫子也不避諱，反而是給予宣揚——“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要知道，據信是孔夫子所編纂的《周易》如此贊揚革命，認為革命有理，就跟四時更迭一樣對人類有利而且不可避免，那可是在兩千多年前。
    莫非馮先生將革命的選項一棍子打死，是要宣示他比孔夫子還富有政治智慧，還更穩重、更中庸、更保守麼？
    不錯，馮先生在文中指出︰
    “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屬于前者，中國歷史上的造反屬于後者，故譚嗣同有‘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說，毛澤東亦稱‘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討論的革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馮先生的這些話可以說每一句都大成問題。顯然，馮先生的“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的說法是非常任意的，任性的，因而也是缺乏道理的——將保留君主制的革命（光榮革命）跟廢除君主制（不再承認君主）的革命（美國革命）等量齊觀，無疑是任意又任性的。

革命自有革命之道理

    為了節省篇幅和省事，我們不妨姑且接受馮先生的說法，也認為世界上只有他所說的兩種革命。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常常是合二而一、難以截然分開的。
    以馮先生所欣賞的美國革命為例。
    革命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歐洲移民大都是英國國王的臣民。革命之後，臣民成了公民，美國也獲得獨立。顯然，美國革命既是改變制度，也是改朝換代——只是喬治‧華盛頓拒絕接受當時眾多美國人的熱切擁戴趁勢自己登位做國王，但這只能說明美國的改朝換代換得更徹底，革命得更徹底。
    當然，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筆者現在也要趕緊補充一句，美國的隔壁鄰居加拿大沒有跟英國鬧獨立、行革命，最終發展得也不錯。因為加拿大沒有鬧獨立，所以至今依然有代表英國女王的總督在駐。
    這種問題顯然是馮先生沒有考慮到的。
    假如馮先生考慮到了，那麼，馮先生由此而來的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美國鬧獨立是不對的，死了那麼多的人，承受那麼重大的財產損失，毫無必要；加拿大人選擇不革命是對的，當初沒有選擇革命的加拿大如今是全世界生活質量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甚至大大高于美國。
    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荒謬的。
    假如馮先生不肯接受筆者以上推論，那麼，馮先生就必須說出一套道理來，以顯示革命有時候是必要的，也是有理的，可取的。至少，美國革命是必要的，有理的。顯然，這樣的顯示會使馮先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假如要想避免陷入自相矛盾，馮先生就只能說︰假如歷史可以再選擇一次，美國完全可以像加拿大一樣選擇不要革命。然而，馮先生假如要是這麼說，無疑會跟托馬斯‧杰佛遜起草的美國革命宣言書《獨立宣言》撞車︰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系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于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美國在台協會網站譯文）
    在筆者看來，孔夫子的革命思想可以說是跟杰佛遜遙相呼應；這兩位相隔兩千三百年的政治家都認為，推翻暴政，追求安全和幸福，是人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筆者相信，作為旅美學者，馮先生大概無意宣稱自己的政治智慧既超過孔夫子又超過杰弗遜吧？

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坦白地說，馮先生長文中的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幾乎每一句都是。
    為了展示筆者的上一句話是有根有據，而不是空口無憑，我們不妨以編號評注的方式一句句地指出馮先生長文第一頁中的問題。
    1. “以下文字是筆者對革命的反思。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
    注︰這是馮先生長文的第一句話，說得很玄乎。筆者不才，至今始終不明白“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究竟是要說什麼。
    此外，“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說，中國現在很令人擔憂，還沒有告別革命，革命的土壤還很豐腴。
    既然如此，那麼，作為一個學者，馮先生接下來應當討論或論辯的問題就應當是如何避免革命。換句話說，一個有識之士看到水壩即將崩塌，他的責任不是大聲疾呼洪水有多麼可怕或危險（因為這基本上等于是說廢話，沒有什麼信息含金量，因為大家都知道洪水猛獸不是好玩的東西），而是告誡人們應當采取什麼應對措施（如何趕緊加固加高堤壩，或趕緊收拾細軟奔高地逃命要緊）。

    2. “文章批判革命，質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確，邏輯上卻未必站不住。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
    注︰這是馮先生長文的第二句話，又是說得糊涂得驚人。眾所周知，自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革命發生以來，幾千年來，批判革命的人成千上萬，有人甚至因此而名利雙收或名垂史冊（如英國政治家、政論家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
    另外，質疑民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此“暴民政治”、“多數暴政”才成為政治學中的重要概念。說句大白話，革命的弊端或民主的弊端，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共產黨國家都是政治科學基礎課程的必講內容。
    跟先前的成千上萬的人相比，馮先生充其量只是一個姍姍來遲者。但馮先生的口氣卻好似先知先覺得驚人，甚至先進到讓他自己也感到擔憂的程度。這確實是有點滑稽。
    “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馮先生的這種信念有什麼依據呢？依據是否合情合理，或合乎邏輯呢？例如，本文筆者相信，以膚色來判斷人的人品或才智是錯誤的，這無疑是政治正確的；但筆者不才，實在想不出這種政治正確會如何妨害筆者思想自由。
    說實話，看到“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這句話，筆者不由得哇的一聲叫起來，因為筆者不禁有一種被雷倒的感覺——馮先生的意思莫非是說，一個人追求或實踐種族平等、個人尊嚴等之類的政治正確的觀念，另一人相信有色人種就是低劣、應該把被統治者當做會說話的工具之類的政治不正確的觀念，兩者相比，前者比後者在政治上還有害嗎？
    或許，馮先生是在追求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但無論如何，也得適當地照顧一下基本的事實或邏輯罷？

    3. “滿清專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滿清改革，君主立憲，孫中山組織同盟會，鼓吹革命。為什麼君主立憲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精英群起反對。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麼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無論昔日的君主立憲，還是今天的黨主立憲，都是假的，都是旁門左道︰正道必須是我主立憲！
    “曾跟一位民運精英開玩笑︰‘共產黨權力餐桌上沒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有你；如果沒有，繼續革命，接著再掀’。這就是革命的邏輯。對這種邏輯，我不欣賞，但充分理解”。
    注︰馮先生的這四段話問題太多，本文不擬詳細認真地評說（主要還是因為筆者擔心自己會因此顯得太可笑），但在這里不妨略微指出馮先生無視基本事實的問題。
    “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筆者孤陋寡聞，但印象中好像儲安平、章伯鈞，章乃器等人沒有參與高呼或齊唱。或許，儲先生與兩位章先生在馮先生眼中還不夠精英？
    “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馮先生居然連這種話也能說得出來，好像剛剛從冥王星旅行歸來，不知有秦漢，無論魏晉，中共十八大更是免談，完全不知道習近平大權獨攬，抓捕律師，抓捕網民，抓捕訪民，肆意踐踏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聲言“甭管什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
    說到這里，筆者又要忍不住弱弱問一句︰先生，你是太糊涂呢，還是在玩高級黑逗讀者玩呢？
    在許多人無端被習近平當局剝奪自由、遭受羞辱甚至酷刑的時候，玩這種高級黑並不好玩（用英語說就是，not funny at all），恐怕也不道德。
    馮先生關于權力的餐桌的比喻和玩笑，其實也是不適當的。至少，是比喻失當。任何一個了解中共，乃至了解其他國家共產黨獨裁政權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政權的問題不僅是權力的餐桌不讓你上，而且也是不讓你靠近，不讓你看；你靠近了便要隨時挨臭打，便要打折你的腿；你多看了一眼便要摳出你的眼珠子；你要敢自己找塊木板自己做一個餐桌，他不但要砸爛你的桌子，而且也要砸爛你的頭，連送你木料的人也一並臭打或打死。君不見，在當今中國，連向鄉間貧困兒童送書之類的慈善活動也可以讓人入獄麼？
    說到這里，不禁要再問一句︰馮先生何苦要如此為習近平暴政唱贊歌或做辯護呢？莫非馮先生以為自己可以加入中共的筵席嗎？

    5. “中國革命，無論是毛澤東推崇的暴力革命，還是公知精英熱衷的顏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人與國王爭斗474年，終于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然而，英國人與國王斗，原則是自己活，也讓國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國人與國王斗，講的是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不共戴天。”
    注︰馮先生將冒險表達自己有關社會和國家、民族前途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跟流氓暴政獨裁者毛澤東一鍋煮，往好處說，這是一種怪異想象；往壞處說，這是對正直的中國人的侮辱。當然，這樣的侮辱結果只能是馮先生自辱。當然，也不能排除馮先生可能為此感到光榮。
    這也讓人不禁要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馮先生如何給自己定位呢？是屬于毛澤東那樣的暴力流氓？還是屬于公知？莫非他是在宣示自己認同流氓政權，或者是將自己定位于替獨裁專制政權出謀劃策的御用知識分子嗎？
    或者，馮先生要說，他既不是流氓，也不是公知，而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假如馮先生這麼說，人們就要接著問一句︰馮先生憑什麼說其他人不是獨立知識分子呢？難道對暴政提出批評就會讓知識分子喪失獨立人格，而只有為專制獨裁做直接或間接的辯護才是獨立的證明嗎？
    馮先生的這一段話還有一個大問題。請參看下面的評注。

    6. “政治在中國是一場贏者通吃的‘零和游戲’，規則是不擇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蒼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內心深處的信念永遠是︰大丈夫當如是也！或用列寧的話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注︰馮先生文章當中充斥著這種籠而統之、大而化之的論斷或陳述，經不起半點推敲。他在上一段話中對英國的贊美和在這一段話中對中國抨擊或詛咒都莫名其妙，展示出一種奇妙的逆向種族主義——一般的種族主義是貶損外族人，逆向種族主義則是貶損本族人。
    馮先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天下從政的人（政客）都等同于殺人魔王和無賴列寧，這種做法和想法顯然很成問題。
    此外，一般讀者當然也可以問︰台灣在馮先生的眼里是否還屬于廣義的中國麼？台灣的政治顯然不是你死我活、贏者通吃的零和游戲。既然如此，那麼，馮先生是否認為台灣已經進化或墮落到中國文明之外，已經陷入野蠻狀態？

    7. “孫中山感嘆︰中國政治之難，難在太多的人想當皇帝，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職業革命家的無奈和心聲。”
    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相當幼稚，甚至很成問題。這一點也不必為尊者諱。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孫中山的話不是一語中的，而是糊里糊涂，他孫中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想當皇帝或總統的人，難道在中國人當中比例比其他民族高嗎？高多少呢？馮先生可能拿出什麼社會科學的憑據來嗎？據筆者最近一次調查，在美國，想當總統的人至少有4321人，在英國，想當女王或國王的人也至少有456人。這些數字到底是太多還是太少呢？假如這樣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不是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就是問題了呢？莫非，這又是中國特色？中國人天生就是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該接受高壓統治嗎？
    孫中山學識有限，社會科學知識更有限，他一百多年前糊涂可以理解。作為今天的旅美學人，馮先生也努力向孫中山糊里糊涂的逆向種族主義看齊，這就不好理解了。

對民主的錯誤理解

    筆者以上逐段評析了馮勝平先生在明鏡網站上發表的該長文的第一頁的導語和第一部分。為了對馮勝平先生公平，也為了對讀者認真負責，另外更重要的是，為了顯示筆者絕無耍花招斷章取義的動機或機會，筆者順次逐段完整地引用了馮先生的原話（只是為了文脈順暢而提前引用了“世上有兩種革命”那一段）。
    從以上評析來看，馮先生的文章確實是段段甚至句句有問題。
    寫到這里，筆者認為還需要指出，馮先生長文的問題並不是恰好都集中到了導語和第一部分，而是問題通篇都是，比比皆是。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拿馮先生文章第六部分的第一段為例︰
    “丘吉爾說︰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語，就不難理解這段措辭巧妙的文句中飽含的無奈——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筆者踫巧也懂一點英語，但筆者的理解跟風先生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不得不在這里說，馮先生的這一段話再度典型地顯示了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也是不知所雲，他對英文文句、英文文獻、基本的政治學知識乃至常識不甚了了，但卻非常大膽，動輒作出寬泛無邊的論斷。
    具體地說，馮先生這一段話至少顯示出三個大問題︰
    （1）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丘吉爾這句廣為引用的名言，在英語世界（以及非英語世界）被普遍理解為他只是道出了一個截至目前依然顛撲不破的政治學道理，這就是，民主制度能給人帶來的安慰只是民主只能讓人可以確保政權不至于變成最壞的政權（即民主制最壞，但其他形式的政體更壞；換句話說，跟其他所有政權形式相比，民主不能保證是最好，但能保證不是最壞）。
    然而，馮先生卻別出心裁，將這一名言解讀為“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好像是民主與專制獨裁半斤八兩，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馮先生的這種話真讓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太糊涂，還是在玩高級黑。
    （2）另外，馮先生將毫無爭議的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家丘吉爾描述/形容為民意煽動者（demagogue），顯然也同樣是毫無道理、毫無根據的別出心裁。按照馮先生的描述，一個自然的結論必然就是，丘吉爾與希特勒沒有區別。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荒謬的。但馮先生似乎習慣于這種將不同的概念一鍋煮的思維方式，所以，他也能毫無掛礙地將獨夫民賊毛澤東跟反專制獨裁的公共知識分子一鍋煮。
    此外，馮先生好像也不知道，早在人類最初實行民主制度的時候，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領導人伯里克利就把敢于違逆民意、堅持原則視為合格的民主政體領導人的應有操守。而丘吉爾率領英國抗擊納粹德國、勝利不久之後就被選下台，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他這個政客拒絕把選民當上帝，拒絕為了討好選民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丘吉爾當時的一個重要主張是，要警惕並應對甦聯獨裁政權危害世界）。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政客或政治家都是伯里克利或丘吉爾，但馮先生視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或政客伯里克利、丘吉爾為無物，顯然是成問題的。
    （3）馮先生顯然不知道，他所謂的丘吉爾名言其實並不是丘吉爾本人的，而是別人的，是1947年丘吉爾在英國議會下院發言引用別人的話。丘吉爾引用那句話時的上下文是︰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盡力忠實、字斟句酌的翻譯︰“人類嘗試了很多政體形式，而且在這個罪孽和痛苦的世界上會繼續嘗試。沒有人假裝以為民主制是完美的或無所不精的。的確，有人已經說過，民主制是最壞的政體形式，除了所有其他被嘗試的政體形式之外……”）
    丘吉爾所引用的話說得非常精微，它所闡述的道理也非常精微。不幸的是，馮先生似乎對這種精微還沒有靠譜的理解，但他卻敢于大膽曲解。
    應當說，丘吉爾的話，丘吉爾的思想並不是孤立的。只要稍微搜尋一下資料，就可以找到他說的很多類似的話，很有助于理解他的精微論述。例如，早在1909年，丘吉爾就指出︰
    “假如我不得不用一個詞來概括民主政治的近期未來，我要用的詞就是‘保險’，即保障未來應對來自國外的種種危險的保險，應對來自國內而嚴重性一點也不差、但更貼近、更經常地威脅到我們的種種危險的保險”。

革命的形勢與忽悠

    當今中國，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對人民肆無忌憚地壓迫欺凌，導致官民關系空前緊張，所謂的“群體事件”每年發生20萬起，也導致中共當局所謂的維穩經費超過軍費。
    中共政權的倒行逆施，也導致革命越來越難以避免。中共權貴以及靠投靠中共而獲得大量好處的商賈巨富對這種形勢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在忙不迭地向西方國家轉移細軟，轉移家小和小三。
    與此同時，為了盡可能地延長其統治，中共政權也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對中國公眾進行宣傳，發出威脅，進行訛詐——你覺得我的統治不好？你推翻我的統治，你更會陷入滅頂之災。看看也門，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想想吧。
    不用說，這是徹頭徹尾的流氓強盜邏輯——暴政雖然不好，但是，暴政應當萬歲萬萬歲，擺脫暴政不合算，甚至是罪過。
    中共當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這種忽悠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馮先生也有意無意地參與這種忽悠則是毫無道理的，因為筆者不能相信馮先生是中共獨裁暴政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要在獨裁暴政中分一杯羹。
    當然，話又說回來了，作為旅美學者，馮先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即使不是暴政獨裁的既得利益者，也可以替中共說話，做宣傳。他有這種自由，而筆者也充分尊重他的自由。
    但無論如何，筆者還是傾向于認為，馮先生做學問和做人的理想，並不是要在自由世界扮演周小平、花千芳的角色。
    當然，馮先生也很可能是在跟中文世界的讀者玩高級黑，黑獨裁政權，黑習近平，就像18世紀的英國文豪斯惠夫特一本正經地建議英國統治者鼓勵英國人吃愛爾蘭嬰兒的肉、剝嬰兒的皮做手套來解決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貧困問題一樣。
    假如真是這樣，馮先生表面為獨裁暴政辯護、實際上是黑獨裁暴政的長文大有可能載入世界文學史冊，跟斯惠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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