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對立的政治讀本：電影《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很多劇情，但無結局) -- solibizi
丘延亮
超越對立的政治讀本：電影《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很多劇情，但無結局)
圖片來源：中文官網
劇情大綱：
故事描述大阪某間小學6年2班的菜鳥教師星老師(妻夫木聰 飾)，帶了一隻小豬進教室。以「養大後吃掉」為前提向學生們提議到畢業為止的一年時間，輪流照料這隻小豬。
對星老師「讓孩子們親身體會食物和生命的關聯性」這樣的主旨，教務長仁科老師覺得過於殘酷。可是，高原校長認可星老師的熱情和用心，許可在學校養豬。
於是6年2班的26個學生，開始在操場建造小屋，飼養這隻命名為「小P」的小豬。不少孩子們的媽媽們對養豬的髒汙臭氣表示反對，不過，孩子們在協力照料小P的每天過得很開心。暑假過去，在6年2班中，吃小P的反對意見逐漸增加著。
吃？還是不吃？一年半的飼養，在孩子們即將畢業之際，展開了如何處置小P的大辯論。到底，26個孩子們和星老師會作出怎樣的決定呢？
其實我比任何人都還害怕「生命教育」之類的說教電影。不過，最後還是受不了海報上可愛小豬的「色」誘，走進了電影院。還沒有長大前的小豬真是電影裡最「萌」的角色呀！不過，長大後的小豬就實在……哼哼！還是要懂得「成熟」韻味所在的人，才懂得欣賞呀！
從維基百科得知，這部電影是真人真事改編。原主角是1990年7月開始到1992年3月，大阪一間小學的新任教師黑田恭史先生，開始了通過飼養來考慮生命的900日的實踐教育。這個被稱為「飲食教育」「生命的授課」的實踐教育被全程拍攝，但節目播出後，也招來許多「殘酷」、「那不是教育」的批判聲音，也有一部分人受到教師的熱情感動，本片導演前田哲就是其一。
拍攝現場同時存在著「孩子的劇本」與「大人的劇本」。幕後工作人員和成人演員的手裡，是正常的劇本。參與拍攝的26個孩子手中拿到的劇本，是一張沒有台詞也沒記錄結局的白紙。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員不能向兒童演員透露重要的情報。在拍攝過程中，孩子們一邊飼養小豬一邊考慮著，真心面對著「生命的意義」。
電影中如何處置小豬的大爭論，導演要求孩子們不要依靠劇本，而是把在拍攝過程中思考到的作為台詞說出來。「要引出孩子們衷心的言詞，必須要縮短跟孩子們的距離。這是關於生命的授課，我希望不是靠著演技，而是作為自己真的授課來對待。」
這部電影有兩個部分讓我超出期待，一是導演成熟的剪接敘事風格，原本很可能會拍成流水帳式的「假紀錄片」，卻能將劇情的發展與議題的推展緊扣在一起，節奏的流暢度居然不輸給85%以上的好萊塢電影。能把一部「教育片」拍得比娛樂片還要「入口即化」，這等功力叫人折服。二是，這部電影根本是偽裝成「生命教育」的「政治教育讀本」。電影裡面所展現出來的程序正義、責任思索、面對爭議……等等的政治成熟度，大概會讓大部分的成年人覺得自己應該回去跪算盤。很難相信電影中所呈現出深刻的議題討論，是出自孩子們自己認真思索後的結果。
民主政治領導者的責任
妻夫木聰扮演的老師，足以作為當今民主政治領導者的典範教材。在孩子們面前，老師並不避諱說出自己的偏好：「我們來養這隻小豬，畢業前把牠吃掉，好不好呀？」。並且在辯論進行到白熱化的中期，老師被詢問到自己的決定時，也不會用「尊重大家選擇」之類的政治語言來作為遁詞，而是坦白地再次說明自己的偏好。
即使老師已經預先表達了自己的偏好(把豬吃掉)，但老師的意見卻不主動介入孩子們討論進行的過程(甚至連眼神暗示也不給，只有被孩子詢問時，才被動表達意見)，任由孩子們對自己主張的決定提出理由辯護。
老師在這個民主團體裡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傳統的「意見領袖」，也不是「解決問題的人」，而是另類的「對話促成者」。這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角色轉折，當領導者不再扮演「解決問題的人」的時候，並不代表他不負責「收拾殘局」，而是對「該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問題」的選項保持最大的開放性。僅管老師是站在吃掉小豬的這一方，但仍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反對小豬吃掉的孩子，詢問讓小豬活下來的可能方法(一家一家詢問願意收容小豬的農場、拉下面子詢問其它班級老師願不願意收養)。
對比台灣目前進行的政策公聽會，程序上的粗糙暫且先不討論(甚至已經惡劣到了作弊的地步)。台灣的政策公聽會一向是執政者已經準備好一套方案，希望「說服」民眾接受(那就乾脆叫「說明會」好了)。台灣公聽會的政策彈性極低，除了技術官僚的本位主義外，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已經預設好了「最佳」的解決途徑，任何民眾的表達意見都只是「額外」地增加他們作業的成本。「假裝」聽取民眾意見，就只是為了「騙取」民眾為其政策背書。
台灣政策公聽會的執行盲點就在於，只思考「最好」的解決問題方式，而無視人們「如何決定」怎麼去解決問題。常見的技倆就是，把另一端可能的成本與災難(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無限制的放大，以牧羊犬式的恐嚇將民眾的意見驅趕到贊成政策的這一端。但在這個表面民主的程序中，往往急就章地讓人們失去深刻思考自身責任的機會。
這裡要先邀請大家作一個比較深層的思索，可能才有機會聽懂我接下要表達的意思：
當人們可以找到更理想的解決問題方式時，也代表人們對接下來的災難性後果，所承擔的責任越小。
在「責任」的俗常理解裡，往往直接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作連結。但這裡出現一種邏輯上的弔詭：如果某人充份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時，那也代表他幾乎不用為可能的災難後果負責(因為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需要某人為某件事負責的情境出現的時候，也往往就是災難發生的時刻、無能為力的時刻。
這個思考轉向的重要性在哪裡？當我們切斷「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責任」的必然性連結時，我們就可以傾向不去選舉出「承諾」為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客。相反的，當一個依賴「承諾」問題得以解決的政客當選時，也意味著群眾將自己承擔災難後果的責任轉移給政客(問題解決了，人們就不用去承擔責任了)。但這種責任轉移卻是表面性、心理安慰性的假像，因為政客本來就無力去承擔後果。我們想想這整套邏輯詭計的設計：假設災難沒有發生，政客表面上是負責了，但其實是因為他根本不需要為任何事負責。假設災難發生，政客引咎下台了，但災難後果還是由全體民眾共同承擔。換句話說，民眾「以為」把責任轉嫁出去了，但其實災難發生的風險一直是由民眾在承擔，政客只是在民眾眼前玩了一手障眼法。
如果不傾向去選舉出有能力的領導者，那麼民主制度的設計能為我們作什麼？是的，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定義「能力」這兩個字。能力，不再是指作出更好決定，而是能夠將我們所有擔心、憂慮、偏好……考慮在內，引導我們去思考什麼才是關於自身存在的深刻價值，幫助我們釐清潛在的衝突所在、尋找所有化解的可能性、更準確地評估行動或者不行動所帶來的成本以及可能的災難後果，公正地仲裁我們作出決定，最後才是有效率的執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能明白民主政治是什麼。訴諸為人民作出最理想決定的政府，往往演變成集權統治。民主政治的存續，就在於人們不再相信有最好的決定，瞭解不管多完美的解決方案必然有它內在的衡突，在價值取捨的同時，必然有犧牲，災難只是暫時被遮敝，並不代表永遠不發生，我們並不是天真地在選擇「更好的未來」，更多更多時候只是在抉擇我們有勇氣承擔的殘忍與風險。
妻夫木聰扮演的老師，另一面的角色也是「提醒者」。提醒大家不管最終作出什麼樣決定的，我們都共同分享了劊子手的殘忍、愚蠢招致的災難。並且不忘提醒，領導者所能承擔的，也其實只是我們共享責任的一部分。決定作出後，沒人比任何人更聰明，也沒有人比任何人更道德。正因為每個人都是凡人，所以我們只能共同把生命的缺憾刻在血肉裡，繼續活下去。
把牠吃掉才是對生命負責的方式？
憑記憶把小朋友的爭論大致整理出來。
贊成吃掉的一方：
「一開始就說好養大後要把牠吃掉，吃掉牠是履行承諾！」
「如果只讓小P活下來，去吃其它的豬，對其它的豬是不公平的！」
「人本來就是要吃掉其它生物才能維持生命的！」
「吃掉並不等於殺掉！」
「小p有一天也會死掉，把牠吃掉，讓牠成為生命養分的一部分，就是紀念牠最好的方式！」
「小P現在長得這樣大，個子小的三年級照顧牠太危險了！」
「如果讓三年級的學弟繼續照顧牠，未來他們也會面對和我們一樣的痛苦抉擇，我們只是把自己困擾丟給別人！」
反對吃掉的一方：
「小p是陪我們渡過了一年的朋友，我們可以把朋友吃掉嗎？」
「即使要我現在起不再吃豬肉也可以！」
「為什麼可以那麼殘忍地去殺掉小P」
「誰可以決定生命的長度？」
「如果把小p吃掉，就永遠再也看不到牠了。但只要牠活著，就還有機會看到牠。」
「三年級的學弟已經願意照顧牠了，就算他們現在連水桶都提不動，但我們一開始也不是笨手笨腳的？」
「只要能讓小p多活一秒就好了！」
光從爭論的表面來看，好像贊成吃掉的孩子們比較「冷血」。但其實不然，贊成吃掉的孩子中，也有許多已經與小p培養了深厚的情感，也有人為了保護小p，在颱風天特地請爸爸開車到學校。好像反對吃掉小p的孩子比較「尊重」生命，那也是很糟糕的誤讀。其實贊成吃掉小p的孩子們，也深刻地理解到為了維持自身生命而犧牲其它生命的不得不殘忍，懂得要更珍惜生命認真活下去的道理。
爭執的岔路在哪裡？我的觀察是：贊成的孩子較重視程序上的正當性，避免自己個人的情感偏好為其他人造成額外的成本或困擾，重視「結束」問題的義務。反對的孩子訴求素樸的正義感，生命地位上的平等，情感上的連繫，強調事情發展的可能性(但也可能為其他人帶來更多困擾)。
爭論到最後，已經不是簡單誰對誰錯、或者方法正不正確的問題，而是「逼」孩子自己去反思：為什麼要這樣去看待事情？在這事情當中，自己真正的關心什麼？在乎什麼？害怕什麼？有什麼東西是值得自己去堅持的？如何面對其它意見的質疑？一個決定，不只善惡對錯、或者睿智愚昧的分別而已，而是殷切地詢問這個決定，如何關切到自己看待生命的態度(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
在最深刻的他人質疑與自我質疑當中，在群體意見的眾聲喧譁當中，也正是成就自我的時刻：我為什麼要如此獨一無二地抱持著自己看待生命的方法？生命為何？我將如何持守著，在面臨其它意見挑戰的時刻？
我們很少將民主深刻地走到這一個地步，所以往往流於表面意見。因為是表面意見，所以可以讓我們隨時將自己的身份從被攻擊的位置上抽掉。我們傾向迴避掉與他人意見衝突的風險(不表達意見、含糊其詞)，或者傾向把他人的意見擋在門外，以迴避自己價值根基的動搖，但我們也往往錯過了與自己面對面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輕易地把「民粹」污名化，因為我們害怕面對自己的愚蠢。真的民粹不是問題，自己作出什麼愚蠢的決策就自己承受。問題在「假」的民粹，吵著什麼都要，什麼都好，最後發生問題了，都是別人的錯。當「民粹」這個字被污名化後，政客更有正當性去幫民眾去做決定了：「呀！你們都不懂，你們吵吵鬧鬧的都是在搞民粹呀！交給專業的我就好了！」
也許這些六年級的孩子們，政治智慧比我們成熟許多，許多，還要許多！
建議所有煩惱台灣政治紛爭的朋友們，找個時間看看這部電影！
引用URL
"爭論到最後，已經不是簡單誰對誰錯、或者方法正不正確的問題，而是「逼」孩子自己去反思：為什麼要這樣去看待事情？在這事情當中，自己真正的關心什麼？在乎什麼？害怕什麼？有什麼東西是值得自己去堅持的？如何面對其它意見的質疑？一個決定，不只善惡對錯、或者睿智愚昧的分別而已，"大推這段
回過頭看週遭的議題
有機會讓人們這樣想嗎...
這篇寫的真好，中肯中帶點省思與批判!推)))尤其是這段:「民主政治的存續，就在於人們不再相信有最好的決定，瞭解不管多完美的解決方案必然有它內在的衡突，在價值取捨的同時，必然有犧牲，災難只是暫時被遮敝，並不代表永遠不發生，我們並不是天真地在選擇「更好的未來」，更多更多時候只是在抉擇我們有勇氣承擔的殘忍與風險」心有戚戚焉~~
但我覺得民眾選出政客為我們解決問題在心理層面上可能屬於責任轉移，但其實只是把本來自己該做判斷的事情委外給政客們去做，我們則負責監督，但整體而言責任還是我們自己在承擔~大部分的民眾都有便宜行事的心態，我票投給你了，你就要負責把事情做好，做不好是你的問題，但卻忘了當初對方是誰選出來的，是不是自己也該負連帶責任?這就是我無法認同，在批判阿扁八年當政的聲浪中，有哪一個媒體有那個膽量把當初該負連帶責任的選民們一起檢討?沒有!阿扁一家的問題是一時的，整體台灣民眾的民主素養不夠是不爭、長久的問題，清除阿扁遺毒不代表以後會後患無窮，因為真正的毒深值在民眾的心智模式裡，這反而是該正視的問題!
另外，老師對於學生在社會階級制度上就有一種上對下的權威性，難免會有上下交相賊的疑慮?照理說，套到民主社會中的運作，國家領導人對民眾應該沒有這種上對下的權威感，但不知道是台灣被殖民久了，所以產生一種長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狀(尤以那群自以為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為最)，這種扭曲認知似乎仍在持續發酵~
cyber runner：
大家習慣「就事論事」，不願意太去坦承自己為什麼非要這麼看待事情吧? (我也有這種壞習慣)
Weven：
就可惜台灣不是個正常化的國家，所以「島」上住了很多自以為是「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的台灣人。這也算是台灣另類的「國際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