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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5, 2015, 6:04:01 AM7/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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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熊焱：受阻不能为母亲奔丧的悲愤与希望

Posted: 15 Jul 2015 12:45 AM PDT

图：湖南公民前往双峰县吊唁熊焱的母亲熊元吾老太太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5，07，07-13）

*熊焱：7月7日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得知母亲去世——我终于没能回去看到妈妈*
          在4月25日播出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原"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现美国陆军少校军牧熊焱博士（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为了与在家乡湖南病危住院的母亲见一面4月23日抵达香港被拒绝入境，原机遣返的消息。
        美东时间7月7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收到熊焱发来的只有八个字的微信"母亲去世  我心慌乱"。
         我随即打电话给熊焱先生，他那里是美国山地时间（熊焱驻地）下午12点半左右。

         主持人："熊焱（熊答：Yes），请问你什么时候听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熊焱："我哥哥今天我这里时间上午10点40分给我发来微信，说'妈妈去世了，去的很安详。立刻就有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围绕在旁边，家属都在旁边。医生也说是非常安详的走了。现在（遗体）已从医院移到了殡仪馆'。
         但是因为我开会，所以中午排队等吃饭时我（才）拿出手机看，那时已经是12点10分了。我一看，心里就哆嗦。虽然我知道妈妈肯定会过世，而且就在这段时间，但是人就是……接到这个消息还是立刻整个人就发抖。饭都打好了，根本就不可能吃饭了，我就立刻回到办公室。唉呀！——终于没有回去看到我妈妈。我说'这共产党真坏呀！'

        熊焱的母亲熊元吾是一位退休医生，终年78岁。
       
        主持人："母亲过世之前近期在电话里和母亲有什么交流吗？"
        熊焱："和妈妈真的交流还是4月以前。虽然她也不知道我了，但至少我拿起电话，我哥哥把电话放在她的耳边说'这是南昆（曾用名），这是熊焱，这是你的儿子'至少我单方面也和妈妈讲了话。
        但是4份以后，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我妈妈的确没有多少意识了，可能还认识我哥哥，但是有关我妈妈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网友们去看望我妈妈的照片，尤其是最近我妈妈很瘦很瘦样子的照片，几乎天天都能收到。"

*熊焱：美国会议员致信中国公使和官方，6月5日中使馆联系议员办公室后无下文*
         主持人："您从香港被拒入境遣返美国以后，为了能最后见母亲一面，您和相关方面又做过一些什么努力吗？"
       熊焱："后来有国会的议员、北卡州的议员还有很多议员专门写信给中国的公使啊，中国的官方啊，据说中国大使馆也和议员办公室有联系，那是6月5日。但是一直到今天7月7日，一个月之后都没有消息。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每月都和我联系一次。
        到现在为止，我妈妈肯定去世了。"

*熊焱：虽痛苦流泪哆嗦，但相信"他日天国相见，母子相认 那时情景 更胜人间"*
       熊焱说："只不过我们真的相信上帝，这个完全由上帝接管了。"

         主持人："妈妈也接受耶稣基督信仰了吗？"
       熊焱："我妈妈倒是比我信的还早。我妈妈真的去世了，我现在也做不出要闯关……都没那个想法了。就是觉得只能是全心全意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接纳我的妈妈，进到一个新的生活。"

       主持人："您觉得中共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您，在您心里引起的是什么样的反应？"
         熊焱："我现在心里很痛苦。不过有一点事情我倒可以直接向你报告，我还算很坚强的人，而且我也知道妈妈随时可能去世，但真的没想到刚才我在排队吃饭拿起手机查我哥哥微信，唉呀知道这个消息后，泪水就出来了，而且周围还有很多人，几百个人哪。我这个……用英文表达是更好'Shaky'，就是整个身体哆嗦。哦！原来还真是这样的，人嘛，都是有情感的。唉呀——
         刚才我只写了'母亲去世 我心慌乱'。他们都说让我写点什么东西，我发现母亲去世时以后作儿子的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我只写了一句'母亲去世 我心慌乱 心怀愧疚 求主宽恕。妈妈我对不起您。他日天国相见 母子相认 那时情景 更胜人间。'"

*熊焱：不可解释性的邪恶与非常充满人性温情的团体，母亲葬礼会按基督教仪式*
         熊焱："唉呀！你说，6月4日（前）我回不去怕是有点什么政治原因，我也理解。6月4日过了以后，（中国）大使馆也知道这件事情，国会议员写了一份几乎是恳求的信、很诚恳的信，然后都没什么回音。
        我回到北京、回到中国就能把共产党给颠覆掉吗？我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可见他们是一个不可解释性的邪恶。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主持人："现在你的军队上级、军人同事战友，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事情了吗？"
         熊焱："刚才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发了短信、电邮，我的上司立刻就表示哀悼，表示为我们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和我家里的人……都是非常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人性温情的团体。
         网上大陆的朋友向我表示让我节哀，还有的已经表示他们买了票明天就要去湖南代表我……这些都使我心里感动，我对他们感激不尽。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爸爸、哥哥也是基督徒，我当然也是了，所以会按照基督教葬礼仪式来办葬礼的事情，我也估计会有我的好朋友大陆的会去……我先借您的这个平台向所有的先表示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怀感激的、永不忘记的感念感激！用中国文化叫作'拜谢！'就是比'谢'还要深刻，非常感激啊！"

*熊焱：如果中国使馆说我能奔丧，我当然回去，也可看望八十来岁的父亲*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父亲也是基督徒，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
         熊焱："我爸爸年纪和我妈妈差不多，只大一点点。身体还挺好的。但是毕竟八十来岁的人了，——唉！毕竟也是个老人了（叹）。
        我对这个人生……就是刚才一个特殊时期的体验还是唯一的，每个人都有的、内心最隐秘的。尽管我们非常……无论如何坚强，看到真正自己的亲人过世以后，那还是真的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

         主持人："下一步有没有决定要求什么，做什么？"
         熊焱："我可能会简单询问一下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建议，（如果）他们说'OK，中国大使馆说你可以回去看看，奔丧'，那我当然就回去，看看我爸爸，他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否则的话我不可能再去闯香港，我也根本就拿不出时间再去申请什么签证花四天，那个都已经不现实了。"

*熊焱：太太孩子得知消息，以圣经话语相安慰*      
        熊焱："我妈妈去世以后，我们真正的盼望还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平时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真切无比，大得安慰。"

         主持人："立筠（熊焱的太太）和孩子们都知道了吧？"
         熊焱："都知道了，孩子们也知道了。他们都有祷告，还送来了一些安慰的话语，从圣经里找的话，他们很成熟。除非大使馆说'OK，你可以回去奔丧'那我就回去。"

*回放4月24日访熊焱：尽我最大努力，因是最后一次见妈妈的可能性，被拒很悲伤*
         听众朋友！以下我们回放一段4月25日播出的"心灵之旅"节目，以便对事情的经过有更多了解。这是熊焱被从香港遣返美国，4月24日上午在西雅图机场转机候机时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主持人："请问你什么时候到达西雅图机场的？"
熊焱："（美西时间早）八点左右。"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把这次去香港之前是怎么想的、在香港都遇到了什么……重要的细节讲一下好吗？"
   熊焱："好的。因为我要看望妈妈的背景很长，2013年、2014年我都去领事馆申请，都被拒绝。今年，我知道我妈妈真的是快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我曾经两次申请签证被拒绝，所以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以后，同时也给休斯顿领事馆发了一封（地址）完全正确的电子邮件，他们肯定是收到了的，但是他们都没有任何回音。
   所以我就想，我先到香港，然后通过香港的途径，离我妈妈就很近了。这样的话，我去看我妈妈的可能性就很大……哪怕有百分之十的希望、百分之五的希望……我作为一个儿子，都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但是23日晚上到了香港，检查我的护照以后，他就把我引到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的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询问……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做出了决定，说不让我回香港。
   虽然我知道，这好像是预料当中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蛮吃惊的，还是蛮心里很悲伤的，因为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机会看我妈妈的可能性。很快他们第二天，香港时间24日早晨10点多就原机遣返，所以现在我到了西雅图。"

*熊焱：当初计划以不违法方式同乘救护车的母亲见一面。北京政权心理不可理喻*
   熊焱："我这次去香港是因为根据法律，持美国护照的人可以在香港落地签证。我到达香港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向我妈妈靠近。或者是她来到香港……用救护车送她过来；或者是我用旅游的方式到达珠江三角洲的某个城市，然后……我们计划是我妈妈的朋友和我哥哥他们用救护车把我妈妈送到珠海某个地方。这样我既不会违反法律去中国大陆，我是在旅行团，我妈妈也不需要去拿《港澳通行证》，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戏剧性的会面——这是我当初这样计划的。
   当然也有朋友们支持鼓励我，既不违法，也和母亲见了一面。但是没有想到他不让我进香港。
   北京的政权，他心理上不可理喻。 "

*熊焱：家事——与母亲曾经的短聚和"春暖花开时我回来看你"的许诺*
   主持人："您和母亲有多久没见面了？"
   熊焱："我妈妈1995年来过西雅图看我，住了六个月以后，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她也必须回去。
   有些网友关心'为什么你不接你母亲到美国来呢？'原来有的故事外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外祖父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远在四川，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我妈妈是一个唯一的女儿必须送她的爸爸、我的外祖父，我们叫做'养老'，所以在身边是不能离开到美国来（长住）的。等到我的外祖父去世以后，我外祖父高寿，九十多岁，我妈妈已七十多。
   我妈妈那时候身体很软弱，来不了美国，总是盼望着'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啊？'
   我总是说'妈妈啊，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回来看你'。
   因为我总是相信，我是美国公民，我又是美国的军人，应该回中国大陆的这个希望是有的。
   所以一年一年这样的等，越等我的妈妈越不能动，就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2007年我在韩国的时候，当时也申请要去中国大陆，后来……我的指挥官对我很好，他查了我的资料，知道我拿不到签证，我还是共产党的'通缉犯'，他就允许我……我的妈妈和我的哥哥在2007年七月份或八月份……肯定是暑假……我哥哥才可以带她来，我哥哥是教师。我们母子三人在泰国见过一面。"

   主持人："那次一共见了多长时间？"
   熊焱："大概有两、三天时间。但是我妈妈只一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躺着，走动也不方便，还没有力气。当时我让我妈妈住的比较好的旅馆，请她吃到那里好的饮食，和我妈妈有个交流，还有我哥哥在场，后来就回去了。"

   主持人："那您从来也没有能够回到中国大陆，是不是？"
   熊焱："没有，没有。"

   主持人："这次您去香港，香港没有按惯例允许您入境，他们有没有提出理由？"
   熊焱："没说任何理由。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以后，我们思维和他们不一样，我既不违背法律、也不违背他们的法律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见面的。所以，这个人道他们都不讲，实在是不应该。"

*熊焱：机场感怀：我抵达自由世界的边境，呼喊生命垂危的亲娘*
   主持人："您在香港机场期间传给我一首诗歌一样的自己的感怀，您现在愿意把它读出来吗？"
   熊焱："可以啊，那我给你读一下。"

（4月23日美东时间12:46 PM收到来自熊焱的微信）

我已抵达香港被拒绝入境。
我抵达自由世界的边境 熊焱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深夜写于香港之行 谨以此诗献给我弥留之际的妈妈 我抵达自由世界的边境 怀着温柔的心 渴望再能前行 望着那边灰蒙蒙的的天空 我呼喊生命垂危的母亲 伤心的泪水混合着隐隐的悲伤 亲爱的母亲啊 你躺在病床上 已是筋疲力尽 求你宽恕不孝的儿子 不能送你临终 我已抵达香港 想象您憔悴的面容 我伸出手来 向您靠近 亲爱的妈妈 求您也伸出手来 让我们在爱的世界里相逢 地上虽不能相见 天国必然相认 那时情景更加逼真 如此希望盘桓在心 人间伤痛 更令我前行 上帝教导我会铭记 爱是永不止息 我站在香港的边境上 望我大陆 大陆虽可见兮 一片灰蒙 我站在香港的高楼上 遥想慈母 慈母之不可见兮 唯有希望
希望之真实兮 人人具有 上帝之应许兮 永远不忘

*熊焱：说明《致习、李公开信》背景，回应反驳《环球时报》单仁平文章所言*
   主持人："他们拒绝您在香港入境，并没有提出理由，那么，我们可以从《环球时报》  
的那个事件……您简要的讲一下……"
   熊焱："其实我当时写那封信给习近平、李克强，我完全没有要做什么新闻的意思。
只是我看到我妈妈奄奄一息的照片，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到了凌晨五点钟，这个信就自动（在心里）出来了，我就写了。
   这个信写了以后，现在是资讯时代，我就随手发给几个微信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是个好东西啊'因为很容易就送到一个网站上，这样的话有'美国之音'啊、《纽约时报》啊、伦敦的报纸啊、自由亚洲电台呀……记者们关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普世情感，就是一个儿子要看望弥留之际的妈妈的这样一个普世情感，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同情。
   《环球时报》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单仁平：《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尽孝'刍议》） 他那个是用的共产党的官方的语言，我想没有多少的说服力。什么'大摇大摆'啊，什么'撕裂了中国社会'呀，什么'埋单'呀……
   这都是……我也可以反驳他啊。
   这个'撕裂中国社会'，熊焱我这个学生和我的同学们，我们当年那一代学生，怎么能够'撕裂中国社会'？撕裂了多少呢？最客观的事实是——邓小平的开枪杀人，那个撕裂了中国社会，到今天还在撕裂。
   第二讲到'埋单'，你更听不懂了，他要为学生'埋'什么'单'呢？讲真话，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为邓小平的开枪杀人'埋单'，当时邓小平开枪杀人仅仅是一个秘密——他要保住自己的权力，编造了这样一个什么'动乱学生'这样一个谎言，这个现在是谁都知道了。
   我还讲得稍微更深远一点，今天真的'埋单'的是中国人民、替中国共产党这个愚昧的、单纯以GDP为指向的那种经济政策而造成的生态、自然环境的灾难'埋单'！这个'单'买不起，很大，而且将来是恶果。
   既然你说'大摇大摆'，我就说'我们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大摇大摆，我们没有这个习气。奥巴马他们这些人都不会大摇大摆，所以这个单仁平兄，这个实在是眼光窄了嘛！
   当然争论又没有什么意思了。"

*熊焱：怀赎罪之心"对不起，妈妈！即使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做百分之百努力"*
   熊焱："不过我这次呢，不是政治行为，纯粹就是一个赎罪之心，'对不起，妈妈！我要作一个儿子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是心里明白这是一份孝心，是对我妈妈的一种忏悔、一种赎罪呀！
   当然作为基督徒、作为牧师，我知道真正的盼望和希望还是在天国。所以我的妈妈……我也天天为她祷告。"

*熊焱：一个宪政、和平、自由、健康、法治的中国社会，对中国子孙万代都有益*
   主持人："您在26年前的行为，当时您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那么走到今天，在这个1989年学生运动26周年，您个人的境遇与这个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一个关口，您还有要说的吗？"
   熊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虽然人生很短暂，活个七十、八十、九十也就很了不起了，为之奋斗四、五十年、六十年也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从长远来看，从中华民族长远的利益来看，一个宪政的、和平的、自由的、健康的、法治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子孙万代都是有益的。
   因此1989年那一场要争自由、争民主、反对专制的那一场运动，它的意义是会越来越深远，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熊焱：衷心感谢各位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普世价值认同、人间美好感情在人内心*
   熊焱："从这次我妈妈生病我看到，她病危，素不相识的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医院里去看望我妈妈，不是我有什么，是他们……就是人心里普世价值的认同、普世情感的认同。所以我很感激他们，也借您这个机会，说我熊焱向各位认识的朋友、不认识朋友、所有关心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所看到的，除了《环球时报》用那些语言表示以外，或者个别人、不具名的网友讲'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啊？……'其他都完全是支持、认同、同情、宽慰、祷告……无论是军队的、地方的、中国的、美国的朋友，包括大陆的朋友。
   所以我深得鼓舞。觉得这个人世间真的是有美好的感情储藏在人的内心，虽然平时人们不会完全的表达出来，或者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人心底那份美好的东西，其实是很真实、很深厚的，这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能够滚滚向前的真实原因。"

*熊焱：美国议员和军人的支持使我深受鼓舞感动，我只能安下心天天为妈妈恒切祷告*
   主持人："接下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努力的空间？您有没有继续努力的打算？"
   熊焱："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我很鼓励，亲自打电话，而且很多通过他们的助手也打电话，我和他们联系也很多。他们都表示同情，都在想办法。
   但是，这个毕竟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问题，所以说我并不指望一下子就有一个肯定的答复。第二，军队对我支持很大，当然军队是支持我个人，不是以军方的……我是军队的一员嘛，军人嘛，完全按照规则……就是儿子要看望弥留之际的妈妈，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
   至于我未来的打算呢？因为我对我妈妈当然是愧疚的，但是我也不可能天天回去啊，或每个月回去一次，这对我都是现实上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安下心来，天天为我的妈妈恒切的祷告，求上帝让她在地上的日子她的痛苦减少，然后完全接受我的妈妈进到天国的生活，进到另一个生活。
   这就是真实的现实。

   我还要好好回到我的驻地，我还有很繁忙的工作。我还有很多的人要感谢。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未来的打算了。"

*7月8日采访录*

熊焱：仍在等待是否能获准奔丧送妈妈最后一程——

两个半月以后，7月7日熊焱得知母亲过世，希望能回湖南家乡为母亲奔丧。
   7月8日，熊焱仍在等待是否能获准回湖南的消息。
熊焱："美国国会的朋友们他们已经完全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并且完全答应和中国大使馆联系，而且他们说尽量今天给我答复。所以到今天晚上八、九点，十点为止我一直在这里耐心的等待。如果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回到中国去为我妈妈送最后一程，无论是从作儿子的角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哪怕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角度，都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只是想到我上一次去香港，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活着，我还可以摸摸我妈妈温热的手，所以我就去到了香港，可是那一次都完全没有机会。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虽然只能见到我去世了的妈妈，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来讲，对于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我必当尽的责任。因为要为我妈妈送终，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情感啊。
但是话又讲回来，我说过很多次，这个政府它不可理喻呀。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希望能够有机会，但是还真不知道。

我哥哥一直在等待我的答复。他说'弟弟呀，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因为毕竟是夏天，妈妈已经去世了，虽然停放在殡仪馆，但是也不能停得很久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安排要做啊……'
我说'完全理解，等我今天，最迟明天，我必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7月9日采访录*

熊焱：整夜都没有睡觉，收到议员方面回信，我知道回不去了——

第二天，7月9日,熊焱发来微信告诉我"回国参加母亲葬礼的可能性已经没有"。
我再次电话采访了熊焱，请他讲讲详情。
熊焱："是这样的。昨天大使馆给国会议员一个答复说——建议我熊焱去休斯顿领事馆试一试，大使馆也答应给休斯顿领事馆打电话，但是不能承诺什么东西。
我说，这不是耍我嘛！我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到达休斯顿，我知道这就是Trick，就是个诡计了。我说'那再等一等吧，看还有什么转机没有'。
也已经过了最后的时间。因为在国内我的哥哥和亲人们都在喊着'怎么样？你能回来吗？'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这里我是。我就想给国会议员发一个及早的信，所以我半夜三点就给他们发了一个电邮。我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中午之前我可不可以告诉我哥哥最后的答复呢？'没有想到这个北卡州国会议员Robert Pittenger 的立法小组的主任很快……他那里天还没亮就给我发了电邮，里头说'真的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大使馆没有什么承诺，估计是他们真的不太会让你回中国，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国会议员和我们都为你祷告！安慰你的家人！'我就知道，这已经是再明白不过了的。我也跟我哥哥说'我是回不去了的'。
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快3点了，也没有任何电邮，也没有任何的……"

熊焱：借这次个人性体验，对中共残忍、无人道、不可理喻的本性又有切身体会——

熊焱："昨天下午，我给休斯顿领事馆打了很多电话，都是打不通的，留言的电话是对的，我手机上有记录。所以我就知道就是这个样子了。"

熊焱谈他的心情。
熊焱："为妈妈奔丧，这是一个最普世的、最正常的、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情感，你说谁才会说反对，或者不同意呢？所以理智上不能接受，更何况觉得国会议员真的是很帮忙。今天那个国会议员的助手，很重要的人物啊，唉呀天还没亮就给我发电邮，我也感激他们。但是当我接到这个电邮以后，唉呀……
虽然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我是抬过尸体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本性、邪恶的本性是很了解的，但是借着这一次个人性的体验，对它残忍的、无人道的、不可理喻的本性，真的是有切身的体会。在一个安静的、回到自己私人角落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很大的悲愤、愤怒。如果用中国的语言表达……我现在是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从文化上来讲……从中国话来表达，唉呀，这不能回去看妈妈，不能为妈妈送葬，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我觉得这是个……李克强、习近平这两位老兄，嗨！太过分了！太狠了！（叹）"

熊焱：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去凭吊悼念，我心感激不尽，厚爱永世不忘——

熊焱："因为我好几天没睡觉，很累了，也吃不下东西，而且我每个礼拜四（9日是礼拜四）都要军事训练，只要我没有请假，我就还是军人，我的军人任务还要承担，我还是双倍、三倍的重担。不过……感谢上帝！我想我会慢慢的恢复过来。

我跟我哥哥说'这个葬礼一定要用基督教的模式，要办成一个轻松愉快的事情，让人们体验到死亡是生命当中一个必然的部分，而且还有更好的生命在未来'。这样的话，借着哀悼，能够既体会自己生命的尊贵，也体会他人生命尊贵，从而把人类像一个整体一样的联系起来，这个大概是哀悼的最真正的含义啊。"

主持人："家中葬礼的时间定了没有？"
熊焱："决定12日……中国话叫出殡，可能10日、11日设灵堂，让人去凭吊、悼念，但是我哥哥他们估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我就不说了。
我最后还有一句话，也请您帮我转达，因为虽然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很多的人从全国各地去看我妈妈、去凭吊悼念，哎呀我心里是感激不尽啊！我要用我一生的爱来回报他们！专门请您替我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他们的厚爱我永世不忘！"

*7月13日采访录*

熊焱：母亲遗体已于13日上午火化后安葬——
  
   7月13日星期一，熊焱告诉我，他母亲的葬礼已于当天上午在家乡举行，母亲的骨灰已经下葬。请听熊焱13日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熊焱："我妈妈已于当地时间周一上午九点半……中国话叫'入土为安'，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回到上帝的怀抱'。当地时间九点的时候火化，十几分钟就火化了。你看，人的一生在世上是很短暂的。火化的时间就十几分钟，要是没有基督教的盼望，那真的就不可思议了，真的是几尺的坟墓啊。
先火化，然后再出殡。我看到她的骨灰小盒子，还是下葬在一个墓穴里，总而言之九点半已经安葬了。"

熊焱：葬礼按基督教仪式举行，多人送葬，小县城罕见——

主持人："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
熊焱："爸爸还好，据说是全程都在陪伴，一起参加了葬礼过程。父亲身体还可以，他还是比较豁达的人。
他们是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举行这个葬礼，当然也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譬如说那个灵堂的前面，扎了一个红色大的台（见熊焱提供的照片），我以前都没见过，写的是'耶稣爱你'。总而言之，我跟我哥哥说'要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中举行葬礼。因为人的意义，死亡只是一个新的启程'。他们都基本上做到了。
刚才有朋友告诉我，出殡的那一天有很多的人送葬，都说在当地这个小县城里还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有的亲戚朋友还说'你妈妈的人品很好啊，教会的、地方的、医院的都很尊敬她。你们家还出了北大、清华的研究生……'当然，这些都使我感谢他们的厚爱！"

熊焱：北京的王广清大哥，株洲的何家维兄弟用近一周时间替我在场——

熊焱："通过这个葬礼，我有两点要说。
第一个，有很多亲人朋友，他们具体的帮助，其中有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北京去的王广清大哥，还有来自株洲的何家维兄弟，他们用了整整将近一周时间，替我在场……'在场'，我用了一个哲学概念…… 所做了一切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感激不尽啊。我知道人间有大爱，这个大爱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就使我们知道，这个专制它违背人性，必然要灭亡。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向王广清大哥和何家维兄弟，还有所有亲人朋友……当然我家兄的努力是应该的……表示感谢！我在这里大得安慰。"

熊焱：继续为回国权利抗争，直到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或者它被改变——

   熊焱："我通过视频看到我妈妈下葬的那个短暂的瞬间，我就……人生在世真是很短暂，好在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才充满了希望，
但是，回国的权利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人说'熊焱，我们也有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八十多岁了'，因此这个回国的抗争的路还是长期的，还要继续来抗争，直到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或者它被改变。"

可收听版链接：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鲍彤：股灾我见

Posted: 14 Jul 2015 11:41 AM PDT

外媒上的中国股灾漫画
股市本应是市场的影子。狂起和暴落，都不是正常的曲线。通常把股市惨跌看成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征兆，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也适用于中国吗？

中国的股市是个怪胎，与普世股市迥不相同。第一，中国股票的市值，和企业的状况不搭界；第二，中国股市的指数，和经济形势乃至整个局势脱节。这两条，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的真理，从老百姓到大人物，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最新的证据就在眼前：过去十二个月，中国经济明明步入了缓行的新常态；但中国的股市却似乎被人"恶意做多"，以青云直上之势，飚涨了147%，在六月十二日，居然攀上了5178点高峰！其实，那是祸根，算不得福音。过了高峰，连续两周，跌幅分别达到13%和15%。这也不见得是丧钟，需要冷静对待。

暴跌的影响无疑极为严重。第一，它损害了甚至断送了无依无靠的普通股民的生计。须知他们中有千千万万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被"买断工龄"的"下岗" [1]职工，除炒股外，别无活路。

第二，损伤了党国领导的面子。从无所不能到有所不能，不是容易适应的。

现在正在"托市"。对托市的成败得失，不宜言之过早，只能作些设想。

假设托市成功，领导的雄风无疑将可重振。令股民们不寒而栗的是，已经被吞噬掉的血本，还能失而复得吗？失去了股市的营生，从股市里被"再度下岗"的股民，今后何以为生？党国领导肯不肯拿出"托市"的责任心和财力物力人力来"托岗"？

假设"托市"成功，应能证明党国领导的的确确在资源配置中能起不可思议的作用。然则，三中全会的"全深改"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呢？假设有人告诉我，"市场的主导作用"本来就是"党国的领导作用"，我将毫不感到意外，但我将继续想不通。我没法不担心，"托市"的落实，将导致三中全会"全深改"的落空。

在托市中，据说已经打击了"恶意做空"的罪犯。希望根据依法治国的原则，把惩治"恶意做空"的法律，连同"恶意做多"的法律赶快公布出来。"恶意做空"和"恶意做多"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恶意做多"，何来"恶意做空"？吃进是"善意"，抛出是"恶意"，天下有这种"法理"吗？

我不是股民，况又老眼昏花，对中国特色的股市一窍不通。任着毛泽东的性，不调查就应该"停止你的发言权！"幸好，《宪法》给了一切公民以发言权。因此，我要求主事者负起责任来，从长计议，使普普通通的（而不是充满什么神秘特色的）股市，也能在我国存在，为完全市场经济服务。

——RFA

梁京：政府"强权救市"的代价和后果

Posted: 14 Jul 2015 11:20 AM PDT

变态辣椒日本newsweek連載作品：中國股市崩潰恐引發黑洞效應。


随著中国股市止跌回升，舆论的焦点自然转向了如何评估此次政府救市的得失。此次政府为了救市，可以说"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不惜直接动用公安力量打击做空，引发了最多的批评。有人称这次救市是"暴力救市"，有人认为是"粗暴救市"，从这些词汇的选择不难看出，习李为救市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

一个在微信上被广为传播的总结可能代表了相当多中产和有产者的看法：

"中国这次救市，表面上政府的力量似乎短期胜利了，但是长期来说，中国的信用已经严重丧失了，中国已经倒退了无数年。中国救市胜利了吗?没有。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是契约精神的毁坏，是市场化的倒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失败，是亚投行前途的葬送。"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5/07/12/1555846.html#sthash.yUBKEY8z.dpuf

专业人士的批评更严谨，也更婉转。FT中文网发表刘胜军的评论，批评政府"强力救市"时机过早，手段不对，结果是救了泡沫而毁了信用，中国政府虽然"救市成功"，却付出了"声誉代价"。

问题是，对这些批评，中国的当权者能听进去吗？我的判断是，完全听不进去。此次股灾，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的市场派，有一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感觉。他们一想到"强力救市"可能遭遇的失败，就会产生一种后怕，就像当局当年六四之后的感觉一样。与身家性命毁于一旦的结果相比，损失一点"政府信用和声誉"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况且，谁能证明若不采取不讲道理的"强权救市"措施，政府能像现在这样控制住大局？

因此，虽然中国政府此次"强权救市"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但一个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在习近平看来，股灾的发生和救市的成功，都检验了"底线思维"是真理。

支持这个逻辑的一个事实，就是政府最近对中国那些投身维权的律师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迫害。应该说，这个行动更代表了习近平的思维，而不是李克强的思维，因为李克强对市场经济确实是相信的，虽然他的信仰有点天真。习近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完全是为我所用。他的"底线思维"包含了必要时放弃市场经济，全面回到管制经济的选项。

如果这样的分析站得住，那么对下一步中国的股市和货币财政政策意味著什么呢？

我的判断是，"强权救市"的结果，有可能会让中国的当权者"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推动股市泡沫。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此时已无路可退，那些投资股市的散户已经得罪了，如果不把这场豪赌进行下去，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危机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二，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依然是有利的，没有通胀的威胁，只有通缩的威胁，因此，中国继续增加流动性，风险可控；三，中共当权者，尤其是习近平代表的坚持"江山思维"的红二代，从来就不相信法治，不相信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上的社会正义。在他们看来，这套逻辑都是为美国和西方强权服务的。中国要崛起，要走自己的路，就只能挑战这一套逻辑。

叶檀在评论此次强权救市时指出，"建立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清除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阶层的过程，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如此。" 问题是，中国的特权阶层就是中共当权者，他们不可能为了建立股市规则而清除自己。那么，中共的豪赌会成功吗？我相信此次股灾严重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但"强权救市"的结果，也强化了他们继续赌下去的决心。

这意味著中国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有可能已经为时不远。由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中国社会也没有做好准备，这场危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将不会是直接致命的，而持续的动荡将不可避免。

——RFA

余英时：国家安全法

Posted: 14 Jul 2015 11:18 AM PDT

这个国安法公布以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应。7月1号正式通过的。早在5月底就看到有关报道。所以我一直注意这件国安法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来。所谓《国家安全法》，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法律的方式具体地保卫。因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在毛泽东文革的时候就破产了，因为文革的时候把意识形态用得太过头了。所以今天意识形态显然不能起作用。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千言万语说到最后只是一句话，也就是所谓'一党专政是不能放弃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实现？今天已经不能光靠空洞的意识形态，所以必须要采取法律的方式，采取法律方式以后就可以直接整治、惩罚任何国内国外想怀疑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或者对共产党执政的问题。所谓国家安全从外表上来看海上的霸权、海上的安全、南北极的安全都要用国安法来保护。换句话说，这是形势下共产党想怎么样在国际跟国内建立绝对的权威，不用去和别人挑战就认为它所要保卫的跟国家安全有关东西，它叫做核心利益。'核心利益'这个字是它一直用的，可是它的观念不断在变。所以今天的核心利益已经不是20年前、10年前所说的'核心利益'了。10年前所说的是某些地方的主权不允许争辩。所谓核心利益就是你不允许跟它讨价还价的东西，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就是中国一定要的。所以从前关于台湾的主权、关于西藏的主权、新疆中国是建立绝对主权的地位，是不能放弃的。可是大家对它这个国安法一分析，就发现里面很多东西的扩大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了。
第一个就是一党专政，不能有任何人怀疑它，也不能有任何人说共产党不应该执政。所以这个一党专政就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当然包括一切主权，主权领土现在又扩大了，今天包括海上的一些岛屿都在引起国际上极端的敌视。不但包括菲律宾而且还包括越南以及美国；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是它认为没有商量的余的。为了经济发展它可以把一切作为政治目的，正如它在美国进行的许多科技偷窃，在它认为都是正当的，都是应该，都是属于人民利益的。因为他们打的口号永远都是以人民利益。你要看它的国安法讲来讲去都是人民利益，可是我们都知道所谓'人民'两个字的意思，共产党讲只是共产党本人，甚至还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而是执政的那一小部分人，那一部分人士代表共产党。所以国安法的影响将来会很大。最重要的一点是伤害。
我们从国内讲，因为现在从意识形态讲很难讲某些话该说某些话不该说。因为今天共产党内部的思想也有分歧。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能通过法律。如果订过法律以后他就说你说出任何话或做出的任何活动影响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是影响到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核心利益。这样就必须用暴力把你取缔或者关起来或者下放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惩罚，这个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用这个方式它就可以侵犯所有的人权，而且还打出口号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如果不惩罚他们国家安全就即刻陷于困难。不但如此，与国安法相关的还有一个新的法律也很快就要实现，目前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对于外国的非政府的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过去中国有许多人权的活动，包括环境污染活动都是靠许多国外非政府组织的人来帮忙。现在共产党有了一个新的控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把所有非政府组织的人都放在所谓国家安全部手上控制着，一切活动都要经过地方警察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以后越来越不能在中国起作用，也不能支持中国民权组织，这一切活动都不能进行了。因为这一切活动一进行好像都是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一种质疑态度，同时还不只如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新的与此相关的法律，现在还没有出现，不过很快就会出现了。这就是反恐，它在反恐的名义底下只要任何人对共产党有不利的行为或者不利的语言马上就可以打为恐怖主义范围之内。如果是涉及恐怖主义那一切活动就都是恐怖主义了。所以这是共产党另一个和国安法并行的互相关联的一套方式，这套方式是从前没有过的，从前没有用法律的方式。
现在共产党也提倡一种'依法治国'，但是它这个法和西方普遍价值所谓的就是这个法律是独立的、立法是独立的。立法的人员是老百姓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老百姓的意志，所以他们的立法就有法律的作用。这个法律作用是在政治之上，政治不能违背人民的立法。但是现在共产党不一样，在一党专政的立场上以它的方便建立一些法律，叫人这样做不要人那样做都是以它的一党专政为核心目标的。从前这些一党专政的方式都是通过意识形态就够，但今天不行了。今天社会很复杂所以它最近一连串的立法活动在国际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不但是关于海岛上的情况，就是在台湾也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台湾本来也希望跟共产党能够和平共处，然后维持现状。但是从以上这些我们就看出所谓国安法的这一切活动都是代表共产党的新的活动阶段。这个阶段跟从前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支配一切是不一样的。它现在的意识形态必须要通过法律方式才能够施行，因为只有法律才能强制性地规定下来，意识形态不能只讲抽象的东西，不能讲具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的大问题。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何清涟）

Posted: 14 Jul 2015 04:45 PM PDT

在武汉的证券交易市场，股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市行情。
在武汉的证券交易市场，股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市行情。


话说中国政府铁腕救市，那手段真是别国望尘莫及，笔杆子与枪杆子齐上，奇迹终于出现：7月9日开始股市风向立变，股指扶摇直上，直到7月13日仍然保持上升，担心中国股灾之祸甚于希腊债务危机的言论顿时从国际媒体上消失。
舆论开始讨论这种救市是否有损中国政府形象、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利大还是弊大之时，我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从应急手段的启动来看，北京其实是经历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救市手段彰显政府极权本色
这次救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任由证监会、央行在那里捣腾，因此办法也比较少，6月28日央行出台的降息降准算是大动作，结果股市不升反跌，在7月6日之后的三天狂跌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股市行情被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不仅证监会、银监会、央行、财政部、国资委全体出动救市，就连公安部也出动力量"清查恶意做空势力"。如此强力救市，当然要有总书记习近平发出谕旨，否则无法启动"举国体制"。
7月8日午间，证监会紧急发出【证监发（2015）51号】文，推出两条措施：一是规定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以上相关人员违反规定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将给予严肃处理。二是要求各证监局约谈近6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大股东及董监高管，明确以下要求，其中，减持5亿以下的增持比例不低于累计减持金额的10％；减持5亿元以上的增持比例不低于原减持金额的20％。
"举国体制"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立刻有655家上市公司公告增持回购计划，其他金融机构也闻风而动，中科、招商斥资约1.63亿增持三家上市公司，等等，证金公司通过注资、发债、同业拆借等多种方式获得的流动性支持，截止到7月9日已达数千亿元。
因畏惧国企反腐，从去年以来，国企高管们通过股市交易，将当年通过"经理人持股（MBO）"这一"国企改革"划拉来的股票"减持"，今年上半年共套现5000亿。证监会既有令下，估计这些国企高管们不等证监会"约谈"就乖乖按指示办事。那些股票本来就是高管们利用"国企改革"空手套白狼弄到的，党中央如今只让吐出一小部分共赴国难，还给留下大部分，已经算是开恩了。
在"如朕亲临"的天子令牌压力下，"国家队"众志成城地"做多"，与"做空"的市场力量（也说成是"外部势力"）进行了一场人类股市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决，终于战胜了2015年7月A股股灾，托住了股指（因为限制卖盘，所以不能称之为"托住股市"），稳定了包括中小散户在内的国内投资者的信心。
难怪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美国之时，《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希望"党支部空降华尔街"，戏称只有中共才能拯救美国股市。没想到一语成谶，七年之后，党中央降临中国股市，成功地托住了股指。
挽股市崩塌于既倒，习总"全能"形象获巩固
7月5日，北京多方救市不灵，一篇《万一2015年股市崩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文章流传网上。该文预测：如果股市，房市，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都出现危机，那么下一个受到冲击的绝对是汇率。央行又毫无例外地双线作战股市与汇市。结果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此休息，香港可能再次受到极大的冲击。
中国经历过十几轮牛熊翻覆，但习的决断力，以及他领导下的救市手段之蛮勇，绝非前两任总书记能够企及。
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让警察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7月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公安与国安力量介入救市采取了何种具体行动，外界不得而知，但据博讯7月12日引述"吾上天涯"一条信息，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国安局已查获特大地下钱庄286家。封堵，查封近3万亿现金。这笔资金"将以扰乱国内金融次序之罪名，收入国库"，因为这条消息无别的来源，暂且视为"齐东野语"，姑妄听之。
这次股市下跌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带动了纽约股市下跌，让一些国际观察人士觉得世界金融危机将再度由中国股市引爆，因此对被视为"全能"的习近平的控制能力产生严重怀疑。经过7月A股救市，人们对习的强势与决断力再无怀疑，有分歧的是对习的强势将对中国命运产生何种影响。
对救市抱持正面看法的人，大都在国内，认为救市不仅应该，而且避免了一次危机。一些评论委婉地提出要反思经验，不能再有下一轮。赞美救市的曲调不够高昂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场股灾本来就是"政策牛市"惹的祸，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官媒不好意思回避这一事实，只说"党啊，您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平息了灾难"。
对7月A股救市抱持负面看法的，除了希望危机能推动改朝换代的人之外，还有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海外投资者。他们希望中国提高市场化程度，融入国际大家庭，减少与世界各国经贸交往的障碍。这类看法，以《金融时报》7月13日《中国救市举措威胁人民币改革》为代表，文中讲到一些人的失望："执政的中共最终无法放弃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重要方面的控制权。……在华的外国投资者也常常发出抱怨：他们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友好的监管氛围下，大量官僚主义的市场准入门槛依然令他们感到沮丧。"
上述评价的分歧主要源于评价者与中共体制有无利益关系，算是体现了相对主义的精髓：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处在什么地位，全看你与这一事件或人的关系。
世界重温1949年上海故事
2015年7月A股救市，与1949年5月以后，陈毅、陈云在上海与"不法奸商"（实际也是"市场力量"）对决相似。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陈毅、陈云奉命主政上海，在大半年时间里，围绕货币和商品，与上海投机商人面对面地打了三次激烈的攻防战，最后赢了个大满贯。二陈用了什么法宝呢？无他，动用了军事行动。
以第一仗"银元大战"为例，发行金元券的币制改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上海解放后10天内，黄金、银元和美钞被大力炒作，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各种物价指数随之上涨，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成了国际笑话。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抛售银元平市无效之后，二陈商量并获毛泽东电准，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先于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由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抄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搜查、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集中训话，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当时国内外舆论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银元大战后，二陈又在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中获胜，方式依然是动用国家机器力量同市场力量对决，上海滩上的各种"投机商人"，轻则坐牢赔家当，重则丢了命。据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回忆，经此三大经济战役，海内外对中共的经济能力改变看法。
毛泽东对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御笔亲书"能"字褒奖陈云。从此，陈云稳坐党内头号财经专家交椅，直至去世。
从1949年到2015年，时光流逝66年，但中共禀赋依旧未脱革命党本色。中国的毛粉们正在盼星星盼月亮，日夜盼望毛泽东重回人间，此次习总救市的强悍形象，应该让毛粉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中国A股市场经历了这一轮从政策牛市到国安力量介入救市的波折，从西方自由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离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更加遥远；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等于时光倒转60余年，重温1949年毛泽东遥控指挥二陈在上海与市场对决的历史。这种权力与市场对决经验的重温，相当于进行了一场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演。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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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6, 2015, 6:20:26 AM7/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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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把股市办成一本正经的国家大赌场

Posted: 15 Jul 2015 07:55 PM PDT


网络图片
现在的中国，执政党自己内心里明白，执政合法性危机太重了，它能不能继续攥住这个国家不放手，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处于较好的经济状态，股市作为一种资金平台，又作为经济和社会状态的第一指标，越是在经济有种种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越需要牛市。

股市在上海的终结和恢复
股市是欧洲人的发明。早在十三世纪，威尼斯的银行家就开始买卖政府债券，随后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的银行家也开始买卖政府债券，开今日股市之先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因为中世纪的这些意大利城邦是独立的共和体制的城市国家，政府权力掌握在一群有影响的市民手里。现在西方国家的"公民"一词，就是指当年这种城市国家的自由的"市民"。
从其发源可以看出，西方股市是自由市民之间的交易。具有今日股票形态的第一支股票，据说是１６０２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１７７３年，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在乔纳森咖啡馆成立。１７９０年，美国成立了费城证券交易所，１７９２年，２４个证券交易人在纽约签订了一项协议，后来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股市的最主要功能是为生产筹措资金，上市公司能籍出售股票迅速筹集资金投入生产或建设项目，所以股市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活力指标，也是整个社会状态的指标。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妇孺皆知，如今中国菜市场上一边卖菜一边炒股的大妈都能说得比这些原理更深更具体。但是我们常常忘了，股市在中国本是"山寨"，有过一波三折的遭遇。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他后来为人称道多年的一个功绩，就是用霹雳手段取缔了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从此中国无股市。股市和股票，在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是资本主义的邪恶产物，是专门逼迫人"跳黄浦"的妖魔。文革后，改革开放慢慢地改变了人们的固有观念，走出国门的人看到西方人发明的股市并没有造成大量的投河跳楼上吊，股市并不可怕。文革后新的共产党领袖们接受了股市这个idea，仍然以上海开头，在中国恢复了股市。
股市投资与赌场下注
股市是为筹集资金而诞生的，但是股票一经在股市上诞生，就以独立的商品形式而存在，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表面上看，在股市上买卖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赚了钱的，另一种是亏了钱的。大家都不谈股市上的股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可是从股票的本质来看，股市上的买卖者分成两种，一种人是把股票看成实体经济的抽象物，是实体经济的证明文件，即"证券"的原意，他们是理性的，始终没有忘记，实体经济状态好，股价就会合理上涨，他们自然倾向于成为长期投资者，等着实体经济的成绩在他们手中的股票价格上反映出来；另一种人把股票视为机会的象征，那是冥冥之中的宿命说轮到他今天要发财了，只要买卖的动作时机恰到好处。这种人必定倾向于短期交易，于是有了中国人非常形象的说法，"炒"。
对于炒股的人来说，时机决定胜负，股市和赌场是没有区别的。原本为筹资而设立的股市"异化"了，异化的原因是这第二种参与者不再是以投资者的心理来买股票，而是以赌徒的心理来下注。
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少接触过美国为数不多的一些赌场，有了比较就知道，中国人好赌。在美国，只要有赌场的地方，就少不了中国人的身影。美国人把赌场都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不是沙漠里的拉斯维加斯，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赌船，或者是偏远的印第安保留地，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会有大巴把一车一车的中国同胞拉来一试手气。
赌场的主人都是人类贪婪心理学的专家，他们营造发财的气氛，在他们设计的赌法规则中，庄家的赢面只比赌客高一个百分点，但是他们知道这就够了，大多数人都会输光了才离开赌场。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我问过每一个到赌场试过的人，还没有遇到一个最终赢了钱的。
中国人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别人轮到了的事情，我也一定能轮得到。所以，赌场刻意渲染的赢钱榜样，对中国人特别有效。这种心理，也表现在中国股市的炒股者身上。明明知道"股市有风险"，冲进去的劲头仍然如飞蛾扑火，中国股市就表现出怎么看怎么像赌场的景象。中国人本来就是干什么都一窝蜂，炒股也是这样。
中国政府需要"牛市"
国人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有极深的不安全感，中国人储蓄率之高，是美国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收入再低也要存一点钱，因为万一有点病灾，只能靠自己；另一方面，虽然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和道德心，却相信政府想要做什么总是能做到的。这是弱者的特点，倾向于相信强者的力量。
欧美国家的股市，是自由经济的产物，本质上是民间投资者自由交易的市场，和政府权力是没有关系的。政府只是维持法律秩序的裁判员，裁判员不能暗地里插手偏袒任何一方。在经济过热或者萧条的时候，欧美政府除了间接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用其他手段来影响股市都是一种忌讳。
但是中国不一样。现在的中国，执政党自己内心里明白，执政合法性危机太重了，它能不能继续攥住这个国家不放手，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处于较好的经济状态，来告诉老百姓，"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有那么几年，城镇化和房地产是执政党向老百姓证明它伟光正的证据。如今城镇化的连带问题一个个地浮现，房地产开始从顶峰滑落，执政党需要一块方寸之地来站稳脚跟。股市作为一种资金平台，又作为经济和社会状态的第一指标，越是在经济有种种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越需要牛市。
最近的牛市就是这样在政府的动员下产生的，官媒毫不忌讳，称之为"改革牛"、"政策牛"。尽管一众经济学家都警告，这轮牛市十分诡异，和实体经济的状况完全不般配，这轮牛市是泡沫。但是又有更强的声音，以人民日报为首，告诉民众真正的牛市刚刚开头，发财的机会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知有多少人把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再配以融资杠杆，等于向政府鼓励的银行借钱炒股，一厢情愿地希望政府会把牛市维持下去。脱贫致富、一夕暴富，就在此一搏。六月末发生股市暴跌，政府恰在此时宣布降息降准，政府托市的信息十分明确。媒体谈及股市，使用的词句好似战争语言，政府就是战争中牛市的一方。它在告诉股民，如果你相信政府强大，你就该相信牛市还在后面。
这不是正常的股市，这是政府一本正经办的国家大赌场。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未普：习近平打造党天下？

Posted: 16 Jul 2015 12:09 AM PDT

习近平的网络漫画

习近平上任以来，做的最重要的事，除了反腐，就是加强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有一系列迹像显示，党不仅管党管军队，还要管国企管民企，管大学管司法，管文艺管互联网，同时还要管民众的嘴巴和大脑。如此管控，习近平难道要搞党天下？

"党天下"这一概念是1957年，《光明日报》总编、著名的党外知识分子储安平提出的。当时，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储安平相应了毛的号召，真诚地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意见。他的意见刊于57年6月2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大致有这样几条：第一，党把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在全国形成党天下；第二，党天下是党群关系不好的主要根源；第三，党天下是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高层领导有关。

毛泽东对储安平的批评非常不高兴，6月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说，少数右派分子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像。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储安平后来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下场极为悲惨。

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用储安平的"党天下"来衡量今天的中国，无疑会发现，今天的中国走得更远，做得更过分。

当然，党管党乃天经地义。江胡时代，党不管党，任凭大小党官贪腐横行，如今习近平整党，整的大官小官哀号遍野。在习近平看来，不这样做，党就真的要亡党了。至于党管军队，自建政以来，中共就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囊中物。习近平上任后视察军队时，屡次重申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但是只管党管军队，对习近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党还要管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习近平在2014年表示，"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上个月，习近平领导的深化改革小组，出台了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的文件。这个文件显示，共产党要在国企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不仅要管国企干部、管公司治理、管公司法人，还要自任法人。这意味著，中共将全面介入国企运营。

对于民营企业，党亦要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6月19日，北京市委推动大型民营企业、移动互联网公司小米公司成立了中共党委会，称民企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民企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政治引领作用"。其他省市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民营企业被省市领导要求成立党支部或党委，以加强党对民企的领导。

就像侵入民企一样，党权正在有条不紊、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高等院校、司法部门、文艺界、新媒体和互联网。

关于党管高校，2014年10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反映了习近平关于高校党建工作的指示，即高校要加强党委领导，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就是说，高校的校长负责制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具有领导核心地位，党委的权力高于校长的权力。

对习近平的指示，官媒们心领神会。它们纷纷载文，称强化党委在高校的领导核心作用，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就是为了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还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至此，过去20多年来实施的校长负责制，正式名存实亡。

习近平在党管司法方面，也是竭尽全力。去年10月，习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讲话。他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党的领导就是法治，领导立法在先，带头守法在后，由此可见法治在习近平眼中的地位。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党在依法治国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外，他还要求，法治工作队伍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些要求等于是说，党在上，法在下，法治队伍必须首先忠于党。

关于党管文艺，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称，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好艺术评论的方向盘，引导文艺创作走上正确的方向，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弘扬正能量。习近平批评有些作品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是非不分，善恶不变"，称"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像，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

关于党管互联网，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一次内部讲话中表示，"互联网可亡党亡国"，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还提出网络已成舆论斗争主战场，有关部门要尽快掌握主动权，不能被边缘。2014年2月，中共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自任组长。习近平要求，要做好网上舆论工作，运用网络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关于党管社会，一个多月前，即5月2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条例释放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实施全面控制的信号。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都要设立党组。在这些组织内，共产党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称这是共产党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

所有这些中央文件、意见和重要讲话，无一例外地重复著一种八股：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等。而八股中的关键词则是：党是领导核心。

分析以上这些八股，或许可以让我们得出如下初步结论：第一，习近平的党天下正在成型，除了管党管军队，共产党还要管国家管社会，它的权力亦已渗入企业、学校、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文艺界、互联网等。第二，党天下成型的过程，显然是有缜密的顶层设计的。这个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使共产党凌驾于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核心地位。第三，形成党天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强和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使中共永远执政。

党天下的结果将是，党国不分，党军不分，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校不分，党法不分，党艺不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由党主导，只有党才能说了算。不仅如此，党还要同时管住民众的嘴巴和大脑，民众不能乱说乱动，乱思乱想，否则，就会被扣上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如此下去，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无疑会被一个无处不在的专制党窒息。

看来，习近平的执政思路已经不仅仅是救党，而是要打造一个万年执政党。天下明明没有万年执政党，可习近平不信这个邪。他坚持打造的党天下，只会是一条死胡同。

——RFA

胡平：“一中同表”之我见

Posted: 16 Jul 2015 12:13 AM PDT

（上）
明年，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近来一段日子，围绕着国民党准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我看来，"一中同表"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它无非就是过去人们早就说过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简称"一国两府"。
我们知道，对于台湾而言，如何处理两岸关系，是最棘手的难题。台湾人最大的苦恼莫过于缺少国际人格。台湾分明是国际社会的模范成员，可是却没有正式户口。什么流氓国家失败国家在联合国都有自己的席位，台湾却没有。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运动会，连国旗都不准打，国歌都不准奏。台湾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为自己争得更广泛的国际承认。
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能给台湾人民带来尊严，而且还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大陆对台动武，国际社会都会认为那是中国内政而袖手旁观，顶多口头上抗议两句，就像对待俄罗斯打车臣；只有美国政府可能拔刀相助。反过来，如果台湾能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台海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大陆对台动武，就会被看成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或者是北朝鲜打南朝鲜，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出面干预，联合国更是责无旁贷。这就是说，只要台湾得不到国际承认，它就处在中共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只有赢得国际承认，台湾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台湾之所以缺少国际承认，原因就一个，那就是中共当局的封杀。中共当局有一套三段论，凭着这套三段论，台湾几乎被剥夺了它应有的国际空间。这套三段论就是：
1，只有一个中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若要突破中共的封杀，就必须突出这套三段论。
如何突破？台湾可以有以下四种选择：
1，否认只有一个中国，宣布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中国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这就叫两个中国，也可以叫两国论。
2，否认台湾属于中国，宣布：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这就叫一中一台，也可以叫台湾独立（这两种说法还略有区别，此处不论）。
问题是，台湾如果选择第1种办法或第2种办法，它就必须修改宪法，甚至改变国号。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固有疆域"是包括台湾和大陆这两个地区的，因此你不能说中华民国就只是台湾而不包括大陆，或者说台湾不属于中国；除非对宪法做重大修改乃至于改变国号。
如果台湾试图做出这样的选择，中共当局就会说你是搞台独，就要以武力相威胁。美国本来承诺保护台湾，可是其前提是台湾不单方面改变现状；如果台湾做出修改宪法乃至改变国号的重大改变，美国是否还会继续保护台湾就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如果台湾选择两国论或台独，很可能招致重大风险，危及自身安全。
再有，就算台湾宣布两国论或台独，大陆方面并没有发动武力犯台，只是在口头上威胁，就算美国依然承诺保护台湾，那么，有多少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承认呢？中共的立场是：谁和台湾建交，它就和谁断交。由于两岸大小悬殊，在国际关系上的重要性相差很大，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意承受和大陆断交的代价，因此不可能承认或接受台湾。这就是说，如果台湾试图用两国论或台独的办法扩展其国际空间，争取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台湾第3种选择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称中华民国才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回到过去两蒋时代，主要是蒋介石时代的立场。如果台湾选择这种立场，那么，它不但要求获得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席位，而且还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出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组织；它不但要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式邦交，还要这些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如此等等。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另外，台湾如果选择这种立场，也会使得它和大陆的交往成为不可能。如果台湾认为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然就成了伪政府，共产党就是共匪，大陆就是沦陷区，照这样说，台湾还怎么和大陆，尤其是和大陆官方打交道呢？那岂不成了通匪？事实上，早在李登辉时代，台湾就改变了对大陆中共政权的态度，不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作非法政府当作伪政府。现在要再回到蒋介石时代的对大陆政策，显然是办不到的，也是对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争取国际人格毫无助益的。
最后，第4种选择，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曰一中两府。台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也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台湾和大陆都属于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政府，但不承认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方面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有两个合法的政府，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是中华民国政府，它们各自在大陆和台湾这两个地区实行有效的治理；虽然大小悬殊，但地位是平等的。按照这种主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应该吸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式邦交的国家也可以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邦交。
乍一看去，一中两府和两国论很相像。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容我下次再讲。
（中）
谈到一国两府和两国论之间的异同，我们不妨拿两韩关系作为例子。
乍一看去，南韩和北韩的关系就是两国论，就是两个韩国。难道不是吗？南韩和北韩各有自己的国号，各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与军队，各有自己的货币、海关。南韩和北韩都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南韩和北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和很多国家建立了正式邦交，有150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既承认南韩也承认北韩，在奥运会上，南韩运动员和北韩运动员都可以各自打着自己的国旗出场，赢了金牌都可以奏自己的国歌，如此等等。这和两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还是有的。
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大韩民国之领土，在于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注意：这里说的是整个朝鲜半岛，而不只是朝鲜半岛的南半部。
北韩宪法第五条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在北半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排除外来势力，于民主基础上和平地统一祖国，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这就是说，北韩所说的全国，是包括南半部在内的；而它目前实际管辖的地盘，只限于北半部。
由此可见，南北韩双方都坚持只有一个韩国而不是两个，双方在讲到自己的领土范围时都讲的是整个朝鲜半岛，也就是说都把对方实际管辖的那半壁江山算入其内。此即主权重叠，主权不容分割。
但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承认自己在现阶段的治权即实际管辖权只限于自己这半壁江山，并且尊重对方对它那半壁江山的实际管辖权。上引北韩宪法讲得很清楚，在现阶段，北韩实际管辖权只限于北半部。南北韩双方尊重与承认分裂分治的现实，承诺不向对方使用武力，允许对方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和外国建立正式邦交，并表明在未来和平统一的意愿。
这就叫"一个韩国，两个政府"（或曰一国两府）。如果未来某一天，南北韩双方（或其中一方）不再坚持只有一个韩国，在谈到自己的领土时不再把对方那一部分包括在内，并对未来的统一与否不置一词，那才叫"两个韩国"或两国论。
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简单说就是：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这样定位的两岸关系，和两韩关系很相像，就是一国两府。应该说，"一中同表"确实比"一中各表"进了一步。一中各表只讲了主权重叠，一中同表还明确加上了治权分立。
比九二共识更进一步，按照一中同表，台湾方面要求与大陆方面达成如下共识：
1，只有一个中国；
2，台湾和大陆都属于中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对大陆地区的治权，中华民国政府拥有对台湾地区的治权。
如果大陆方面接受上述"同表"，那就意味着两岸关系变成了和两韩关系类似的一国两府，那就意味着台湾摆脱了国际孤立，获得了国际人格。其实，早在李登辉时代，台湾就提出过一国两府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主张，但是在当时，中共说这是变相台独，断然否定。在当时，中共是把"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这一主张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台湾独立"等主张相提并论，一律否定。不过到后来，中共的态度有所变化。中共意识到，从台湾人的角度，只要他们还不接受一国两制，只要他们还不肯被统一，那么，他们就必然、也只能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中两府。
中共当局在2000年发布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里写到："为寻求和扩大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向台湾方面明确提出，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按照这里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否定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但是没有否定"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这当然不是说中共已经接受了一中两府，这只是说，中共不再否定一中两府。
不错，在现阶段，台湾无论是提两国论提台独，还是提一中两府，中共都不会接受。但区别是，如果台湾提两国论或台独，中共就会威胁动武，美国则会怪台湾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怪台湾制造麻烦。李登辉和陈水扁这么提了，到头来不得不收回。但如果台湾提一国两府，中共找不出借口威胁动武，美国也不会劝阻。还可能表示某种同情。这就是说，对台湾而言，提两个中国或台独会有很大的风险和阻力，以至于无法公开宣示；但是提一国两府就没有什么风险，完全可以公开宣示。
换言之，在现阶段，台湾的执政者，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在争取国际人格时，在定位两岸关系时，不能说两国论，不能说台独，唯一能说的就是一中两府。这不是两国论和台独在政治上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这只是说，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形格势禁，台湾没有别的选择。
（下）
洪秀柱的一中同表主张招致很多批评。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大部分都站不住脚。
如前所说，一中同表就是要求两岸政府共同承认主权重叠、治权分立的政治现实。台湾早就承认了，大陆却一直拒绝承认。因此，洪秀柱提出这一主张，是坚持了台湾的既定立场，没有丝毫改变，所以不可能是卖台。洪秀柱的主张是在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放弃"我中央、你地方"的蛮横，转而承认台湾的对等地位，这分明是抗共，怎么能说是投共呢？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洪秀柱讲"我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这句话引起的批评格外猛烈。但是这种批评显然是出于断章取义，因为洪秀柱同时还讲"也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
一中两府，顾名思义，就是要双方承认有两个政府，既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不是承认有两个中国，双方都依然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大陆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谁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双方不可能达成共识，因此只有各自表述而不能共同表述。也就是说，在双方同表时，既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也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
按照一中同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
1，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
2，台湾和大陆都属于中国即属于中华民国；
3，中华民国政府拥有对台湾地区的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对大陆地区的治权。
大陆方面如果接受了一中两府，那么大陆方面的立场就是：
1，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中国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对大陆地区的治权，中华民国政府拥有对台湾地区的治权。
正因为两岸的立场有同也有异，在两岸同表时只能表其同而不能表其异，于是，一中同表就会是下面这种样子；
1，只有一个中国；
2，台湾和大陆都属于中国；
3，中华民国政府拥有对台湾地区的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对大陆地区的治权。
由此可见，在两岸同表时，既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也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华民国的存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不可以被两岸同表，只能各表。因此，洪秀柱的说法没有错。
不少人说，一中同表固然不错，可是太复杂，太咬文嚼字，什么国家、政府，什么主权、治权，一般老百姓哪里分得清、搞得懂？
也许是有这个问题，不过不要紧。重要的是北京懂，华盛顿懂，各国外交部懂。你看，台湾一说两国论一说台独，北京就跳脚，华盛顿就着急；可是洪秀柱说一中同表，说一中两府，北京唯有沉默，华盛顿也不担心。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王建民在强国论坛网站与网友的对话。有网友老灰猫问："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王建民答："你的观察力不错，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王建民的回答表明，在中共体制内，至少是在学者和幕僚中，有不少人是愿意接受一中两府的，尽管他们的意见还远远不是主流。
这就意味着：假如说在现阶段，台湾提两国论提台独，会有很大的风险，没有成功的可能；那么，假如台湾提一中同表提一中两府，那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还多少有一点成功的可能。
放眼未来，国际形势会变化，大陆政局也会变化。未来的变化会怎样影响两岸关系，那就需要另写一篇文章再做分析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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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首发  2015/7/7，14，15

野渡：四大妈因何妖孽：社交网络时代话语权的代际变化

Posted: 16 Jul 2015 12:14 AM PDT

微信时代的传奇妖孽当为王五四莫属。这个被昵称为"四大妈"的小胖子一夜爆红后，每一篇新鲜出炉文章都被疯狂刷屏，即使是其账号被火眼金睛的"朝阳区群众"举报封杀后，其转世公号"王枪枪"、"王大姨"仍被热烈追捧，成为新一代的网络大V。
微信时代的王五四颠覆解构了体制与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合谋的强势话语。在王五四的悖论式幽默语言下，盛世中国的画皮被一层层剥开，时代的荒谬无所遁形，改良精英去政治化的立场表达只不过是道德"自我称义"的赝品。这种戏谑性语言在解构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符号表达：这是网络时代年轻人对成年江湖话语权的挑战。
大陆数代社交网络媒体无论如何变化，都难以改变传统精英为其核心话语，除了权力隔三岔五让网民明白敝国的言论自由是凌驾于朝鲜之上外，同时这还是一个成年人的江湖，思想的锋芒让位于贩卖情怀，兜售廉价转型的心灵鸡汤毫无掩饰地敌视贼心不死的口炮革命。在以"从我做起"为自己懦弱人格披上遮羞布的话语体系下，无力者更加无力，奋进者孤立无助。
在新极权体制极化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民间抗争节点下，对未来转型路径的分歧使泛自由阵营的"态度同一性"荡然无存，群体的分化必然不可能追随和重复传统精英的话语观点，开始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抗争政治的下沉化使抗争主体从知识分子移向草根民众，而行动能力的代际变化使青年以更标新立异的抗争形式取代传统中老年成为抗争主力，与行动相应的观念表达在话语体系里即表现为年青一代对成年话语权的挑战。
这种挑战不是中国特有的，是全球抗争话语在社交网络时代的代际变化。社交网络媒体天然是更能被富有创造力的年青人发挥的，抗争政治作为新型政治参与形式，抗争方式的创新性成为影响公众获得认同的有效策略，社交网络媒体的创新性是年青人创新的主要工具，而年青人创新的抗争方式同样通过社交网络媒体的传播而得以打动公众形成动员。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起，精通网络新媒体的年青一代在基本民主权利的追求下借助社交网络工具完成了观念的表达、沟通、传播、动员，进而推动了社会体制的革命性变化，这场被称为"社交网络革命"的革命浪潮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生态。及后2014年3月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9月香港的"雨伞革命"，都凸显了社交网络和年青一代的结合在社会运动的威力。这场"社交网络革命"影响之深、范围之广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社交网络话语权在中国的代际变化，恰逢微信取代微博成为新媒体的流行工具，因而促成微信公号成为争夺话语权的新战场。此话语权既是体制与民间两个对立的舆论场的争夺，亦是年青一代的抗争者与传统精英的不同舆论场的话语权争夺。在体制极化和代际变化的影响下，更有活力的年青一代坚持民间主体性的表达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便成为必然。这就是四大妈妖孽传奇的深层原因。
话语权的代际变化在中国现实已因思潮分化而争论不休的环境下，伴之而来的也必然是激烈的观念论战。一个典型的真实事例是：王五四爆红后，知名NGO工作者姚遥撰写了一篇广为传播的网文《人人都爱王五四》，被一民间作家团体的副秘书长公开讥讽为标题是"毛主义深入骨髓的集体代言句式"。常识却是，这是《人人都爱雷蒙德》这部著名美剧在此恶搞与解构时代被广泛应用的娱乐句式。这显示了代际变化既是政治立场与认知的差异，也同样是逻辑与智识的差异。

动向杂志7月号

2015香港書展開幕 《回到革命》亮相

Posted: 16 Jul 2015 12:14 AM PDT

【信息自由觀察2015年7月15日香港訊】今天開幕的2015香港書展，香港獨立書店、出版、發行業「旗艦店」——田園書屋的大型展位上推出由流亡美國的維權律師滕彪和政治轉型學者王天成主編的一本新書《回到革命：中國大轉型前夜的激辯》，引人矚目。

雨傘革命之後迎來的第一個香港書展，開幕前夕，正值北京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抓捕、迫害維權律師，中國社會形勢趨向全面專制惡化之際，滕彪、王天成主編《回到革命》一書的面世，中國是否面臨「革命」的這一嚴峻話題，勢將引起關心中國和香港前途命運的讀者高度關切和熱議。

眾所周知，中國的民主轉型歷經一個多世紀，迄今仍未完成。改良與革命之爭也超過了一個世紀。自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在超過20年的時間內，佔主流的思想是希望通過漸進改革實現民主憲政。「告別革命」是許多人的共同看法，他們認為漸進改革才是通向自由的最現實和代價最小的路徑。但是，2011年似乎是一個明顯的分界線。從那時起，思想氛圍開始變化，革命的呼聲開始上揚，以至迅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該書反映的正是這一新的、重要的轉向。

該書收錄了最近10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海內外51位學者和民主人士分析、論辯中國政治轉型的重要文章，試圖勾勒和描繪世界民主革命的新形勢、中國民主轉型的新特點，重新「回到革命」。討論的主題包括革命話語的變遷、改革與革命之爭、異議運動與維權運動、漸進快進主義之爭、中國轉型的條件、方式以及策略等。作者中有吳國光、何清漣、陳子明、孫立平、李偉東、張博樹、黎安友、沈大偉、秦暉、榮劍、笑蜀、范亞峰、蕭瀚、李一平、曹長青等。一系列敏感話題和異見思想的精彩交鋒，在多元化、自由化的表述和闡釋中呈現了聚焦「回到革命」的某種趨同性。它的推出同時也成為這個非常年代的一份珍貴記錄和有力見證。

「回到革命」的話題之所以觸目和緊迫，正如主編之一的王天成在該書導言中所言：「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正在陷入大麻煩。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改革和數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幫助延長了共產黨的壽命，然而，這次它可能沒有30多年前那樣的好運氣了。習近平往回走是在進行一場冒險，他很可能成為中國最後一位獨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統治下快速破滅，這未必是壞事。當人們對中南海絕望了的時候，才更有可能回頭發現並釋放自己的力量。」

《回到革命：中國大轉型前夜的激辯》一書由溯源書社出版，田園書屋發行。主編滕彪係著名人權律師，公盟及「新公民運動」發起人之一，中國興善研究所創辦人和所長，現流亡美國，為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王天成係知名的民主和政治轉型研究學者，也流亡美國已多年，現為天安門民主大學教務長，他近年所著的《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影響廣泛。

                                                                                                                

野渡：屠夫与民间底层抗争 能力得到官方“认证”

Posted: 15 Jul 2015 07:48 PM PDT

屠夫——吴淦
著名社会活动人士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因为在庆安警察枪杀徐纯合案件中介入调查而使官方在舆论上被动不堪，从而遭到当局的秋后算账，借屠夫在南昌抗议江西高院"乐平冤案"之机刑拘刑事拘留。及后，官方最高喉舌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全面出动，动用体制所有的宣传资源对屠夫进行诋毁抹黑围剿。自中共建政以来，"享受"此待遇的非体制人士寥寥无几，现在对一介草根如此隆重其事，事实上体现了新极权下的国安体制对以屠夫为代表的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政治性抗争进行全面清场的意图。

纵观互联网时代的抗议政治，总体上呈现向下流动的下沉趋势。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网络意见和政治表达在由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始，在2008年的县长宪章达到最高峰，随后在体制的严控与打压下进入低潮。在零八XZ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大量的草根底层参与了后续的签名，显示了抗议政治参与阶层的变化。及后的新公民运动，试图走向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的结合，同样由于体制的打压以及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为继。近几年以草根底层为主体的政治性抗争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既有南方街头的举牌式的个人政治表达行动，亦有以屠夫为代表的事件性抗争行动。

在民间底层抗争史上，常被外界低估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就是2010年4月16日的福建三网民案。在此案件审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进行了现实的声援和集体抗议行动，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网民们的社会动员和现实社会抗议行动，并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发酵。福建三网民案开创了中国社会运动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式：公募公用，网络动员，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这是中国抗议政治运动在形式、内容上的突破，并为后来者所模仿，应用在黑龙江建三江事件、郑州第三看守所事件等重大抗争行动里。

屠夫在福建三网民案起到重要作用，资金公募公用的创意就来自于他。资金公募公用，有资源的提供资源，有行动能力的参与行动，此意味着民间的运动参与得以扩大化，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人士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到抗争的不同环节里，公民抗争意识的传播得以扩散化，抗议行动的传播也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不断汇聚，行动的资源配置渐次扩大，反过来亦强化了行动参与者的道义感，即使被打压与捕仍然锲而不舍，前赴后继。

底层抗议政治行动得到了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互联网社交新媒体的组织、动员、传播。互联网社交新媒体的发展使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成为现实，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新媒体的网络组织动员实现了跨区围观，有效突破当地网格维稳与人员资源不足。在政治抗争行动里参与者绝大部分都素不相识，基于自由追求信念的认同成为抗争者的联系纽带。

底层抗议政治行动另一支持来自维权律师特别是死磕律师。中国法治环境的恶化，使和公权力针锋相对抗争的死磕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如湖南的死磕律师谢阳，原本不相信被誉为"赤脚律师"陈光诚所在的东师古村暴力拦阻，与别人打赌后去探访陈光诚，结果遭到殴打昏迷，从而成为跟公权力耗上的死磕律师。死磕律师因此被体制视为极端不合作的的代表。

屠夫是网络新媒体应用的佼佼者，善于使用其为抗争事件动员、募集资金，独树一帜的行动技巧在新媒体的传播极富眼球注意力效应。他也是维权律师与草根行动的联动纽带，而其草根底层的机敏使在行动上善于通过新媒体突破体制设定的话题局限，和维权律师的专业主义结合出现1+1大于2的效应。社会运动专家吴强教授对此评价为"屠夫的杀猪维权，是当下最有中国特色的激进主义超出当局熟悉的套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我为主，创造出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屠夫的抗争方式在中国激烈的改良与革命之争大背景下自然也成为极富争论性的人物，一些自居精英无视屠夫模式实现了知识分子设想中的民众抗争参与扩大化，口诛笔伐屠夫为江湖骗子。如网络大V肉唐僧声称"屠夫在前面骗这就是twitter口炮党唯一的营收模式"。说到底还是底层的抗争模式引起了一些"精英"的不安，视为民粹主义与暴民主义的倾向，造成"社会分裂、互相仇恨"，同时抗议政治的下沉趋势使"精英"无法容忍话语权的丧失。他们不屑于与底层打交道，却又自居为底层的代言人，不具备行动能力，却又认为成功的转型必须是在知识精英的领导下实现，从而恐惧底层抗争，臆想出未来转型的暴民政治前景。而事实上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只要和这些底层抗争人士打过交道，都不得不承认，自由之花早已在底层盛开。互联网时代，自由思想的启蒙与传播的广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官方比一些知识"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屠夫模式所联结的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维权律师死磕对列宁主义体制的危害，于是就有了这次超乎常规的高举高打，以遏制社会的抗争态势。可以预料的是对民间底层整体的打压行动将络绎不绝，无论如何，现在动用国家力量围剿一介匹夫，已证明了屠夫的以抗争获得自由的价值所在。

作者，野渡，自由作家，刊于《动向》杂志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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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7, 2015, 6:12:49 AM7/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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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扼杀NGO是极权主义思维

Posted: 16 Jul 2015 02:10 PM PDT

习近平打击NGO网络图片



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在颜色革命或疆独、藏独、港独，而在于除了共产党及其胁从组织之外，在汉人与维人之间，在大陆人与香港人之间，在穷与富、官与民之间，共产党不允许人们拥有其他的社会粘合剂。但事实将是：NGO越多元，国家越安全；一个视NGO为仇寇的国家，本质上是不可能安全，也不应该安全的。

习当局扼杀NGO

习近平讨厌NGO（NGO是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他没有这么说，但他是这么做的。自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对异议、维权、宗教、社会活动人士的镇压和迫害比江胡时代更加严厉，其特点之一就是：可抓可不抓的，沾NGO的必抓；可判可不判的，有NGO作后盾的必判，尤其是对于那些与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包括西方国家政府机构和境外公益性NGO——具有资金和业务往来的草根NGO头面人物，必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比如，许志永及其"新公民"团队，郭玉闪及其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女权五姐妹"及益仁平中心，他们都是珍惜公民身份、热心公益事业、热衷法治建设的民间温和派，一向并无激进主张，更无极端言行。按照江、胡时代传下来的维稳规矩，中共对此类人士的迫害镇压一般以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对抗性或敏感性为标准。根据这个老标准，许志永、郭玉闪的言行或有"擦边球"成份，属于应该严密监控但尚不至打入大牢的边缘人物；而像"女权五姐妹"这样的人士，以其不涉时局、不具政治敏感性以及传统上属于左翼范畴的女权主义诉求，则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江胡治下她们并不在中共维稳杀器的有效射程之内。但习近平当局对他们的处理虽仍保留些许差别，但基本上是一锅端、一勺烩了。
对习当局而言，许志永、郭玉闪、"女权五姐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体制外某个知名度很高的草根NGO旗下活动，都从境外NGO、西方政府机构或国内私营机构那里获得了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想必这才是令当局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处。习当局整治他们，都是先找个茬子把人逮进去，以A罪抓人——通常都是套用"寻衅滋事"口袋罪，以B罪起诉，典型的欲加之罪，赤裸裸的司法迫害。而他们的真正罪名，其实是《刑法》不便于明文列示、当局也没办法公开指控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使公民结社权、组织领导公益NGO罪"及"接受境外合法资金、为中国公民提供公益服务罪"。试问，除此二"罪"之外，仁心义胆、品高德正的许志永、郭玉闪、"女权五姐妹"们更何罪之有？
还比如，著名投资家、网络名人薛蛮子、王功权等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的成功人士，之所以天降横祸，突遭拘捕，真正的原因大概既不是"聚众淫乱"或"扰乱公共秩序"，也不全是作为微博大v在公共网络空间行使了"皇帝披阅奏折"（薛蛮子语）一般的言论影响力，而主要是当局不忍坐视此类既有独立思想、又有社会名望的富人与体制外草根NGO结盟并成为NGO的背后金主，故对其施以打击报复。

逼走境外NGO饿死草根NGO

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试图把习近平当局仇视草根NGO的政策予以法律化、制度化。如果该法不进行重大修改而予以通过，其必然后果就是：境外NGO在中国除了与中共官方及其所豢养的各种伪"社会组织"、伪"人民团体"——比如官办的各级工、青、妇组织，官办的慈善团体和各种基金会，各种"吃共产党饭"的事业单位、宗教单位、统战对象，各级作协、艺协、书协、影协、美协、记协、……，各种职业行业协会，包括最近由周小平领衔的网络作协等"五毛党"组织——之类展开合作，此外将在中国一无身份，二无伙伴，三无业务。但这还只是这部法律的次要方面，它还有更恶毒的立法目的。
这部法律对NGO充满恶意，恶意表面上似乎针对境外势力，但实质上，它的主要矛头仍是指向那些由中国公民自由结社而形成的草根NGO。攘外是标，维稳是本。对境外NGO而言，如果这部法律通过了，其作为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的最大损失，无非是退出中国，不再关注中国草根NGO、不再拿自己的钱援助中国公民而已；而对中国境内艰难求生的草根NGO来说，则意味着他们最后一线生机也被粗暴扼杀，等待它们的，要么是被政府打死，要么是等着饿死。因为草根NGO一直有身份危机，也有资金来源障碍，如果它们不忠心臣服于党和政府，通常就找不到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也就得不到民政部门的合法注册，而只能领取名实不符的工商企业执照，当然也就没有名正言顺的合法募捐途径。这就逼得他们除非找到境外资金支持，否则不能维持财务平衡。如今，习近平当局强行切断境外NGO对国内草根NGO的资金援助渠道，草根NGO必将哀鸿遍野，陷入弹尽粮绝的惨境。

扼杀NGO是极权主义思维

扼杀NGO是一种什么思维？是极权主义思维。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政权虽然各有特色，但在消灭反对党、清除党内异己宗派、废除一切非官方组织方面，则是完全相同的。极权主义的组织特征并不是一党执政那么简单，他们的志向是要永久垄断一切组织资源，这比建设一党制要"远大"得多。
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后，最先失去自由结社权的是名义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工人和农民，工会和农会被中共顺理成章地收编成为党的附庸。土改、镇反、"三大改造"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与基层自治功能全盘崩溃。经五七反右一役，上层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也彻底丧失了组织机能。其后，毛之所以能够发动愚蠢之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猖狂之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盖因此时中国一切"群众组织"、"人民团体"均已被共产党收于麾下，除了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已没有其他组织，从上到下完全失去了自主性集体行动的能力；五八年毛泽东甚至提议废除家庭而以公社代之，如果毛做到了这一点，"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将成为体制现实，而历来以家庭为伦理上和政治上之基本组织单元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将被毛共彻底毁灭。那的确是一个"新社会"，特征是有党无社会。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对中国人民的自组织能力和基层自治功能的伤害比毛泽东时代更甚。
毛时代自然没有NGO，除了家庭，人们只能从"党和国家"得到认同、找到归宿。改革开放以来，毛式极权秩序渐次失效，中国先是有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体户、私有企业、三资企业、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后来又有了以公益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前者是经济体制的进步，后者则是政治与社会体制的进步。但中国的改革很不均衡，经济进步迅猛，政治与社会进步则非常缓慢，对外开放也极不均衡，对境外企业、工商资本的开放幅度比较大，开放条件也相对宽松，而对境外NGO的开放则关山重重，门槛很高、口子很小，推三阻四、举步维艰。三十多年的跛足改革、畸形开放积累下来，已经形成了经济重、人文轻，政府大、社会小，产业资本严重过剩、社会信任极度缺乏这样一种结构性怪状。
不幸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上述怪状不以为非，不仅不加改正，反而反向操作，走上了局部回归毛时代的复辟道路。习近平治下，当局不仅严控NGO增量，连本来就量少质次、且大多处于惨淡经营状态的NGO存量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明压暗打，前方堵路、后方断粮，必欲除之而后快。近一段时间以来，当局扩大了统战范围，增加了四种统战对象，意欲与草根NGO争抢阵地。又大张旗鼓在社会组织当中建立党组，意欲全面剥夺NGO的组织独立性和业务自主性。种种倒行逆施体现了习当局只信专政不信宪政、只信共产党不信NGO的政治恐惧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毛式极权主义思维。

NGO越多元，国家越安全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运动转变为极权主义运动，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把社会功能丢到一边，它的体系里只有党国机器，而没有社会组织。苏联分解之后，很多人分析总结其解体原因，有人认为是西方势力作祟，有人认为是苏联经济体制失败，也有人认为是苏共高官搞特权和腐败所致，习近平认为是堂堂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些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但都没有说到要害处。比前苏联更反西方、更穷困、更腐败的国家有的是，但分崩离析的并不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扼杀了公民社会，垄断了一切组织资源，以至于苏联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百分之百寄托于苏共、依赖于苏共，把宝全押在共产党身上，一旦共产党乱了套、垮了台，苏联也就立即四分五裂了。
反观美国，比苏联的种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更加复杂，社会分化、利益冲突更加多元，但是，美国从建国时的十三个州一路扩大至五十个州，无论是换总统、换执政党，还是爆发经济危机、或发生民权运动，除了南北战争时期一度产生国家分裂的威胁，此外再未有过同类的国家安全危机。因为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从来也不会寄托于执政党及其领袖身上，这一责任更多地是由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公民社团来承担。由盘根错节的草根NGO所形成的亿万公民之间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使得即使民主党或共和党都倒台了，美国也不会随之解体，任何一个强大的分离主义群体也休想瓦解这个由五花八门的公民社会所构成的复杂国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结社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十分惊异，且赞不绝口。他说，美国不仅人人可以经商办企业，还可以组建各种各样的其他社团，"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气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方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要组织社团。"托克维尔认为，不是政党，也不是选举，而是以NGO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构成了美国公共生活的关键部分，而这也正是美国式民主制度能够把文化和利益差异很大的各色美国公民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关键因素。这一经典论述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七月一日，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字里行间透露出习近平当局对外国势力、颜色革命以及疆独、港独的忧惧心理，但是，习近平显然并不理解一个共和国的安全不系于执政党，而主要系于公民社会的道理。比如港独，如果香港的NGO也可以像香港资本一样自由地向大陆扩展，如果大陆公民可以自愿地支持、批评甚至参与香港人的社团活动，那么，陆港两地的公民认同与公共生活将会丰富多彩，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内容贫乏、范围狭窄。当两地公民社会在微观层面逐渐彼此融入，港独自然失去市场，销声匿迹。
归根结底，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在颜色革命或疆独、藏独、港独，而在于除了共产党及其胁从组织之外，在汉人与维人之间，在大陆人与香港人之间，在穷与富、官与民之间，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其他超种族、超地域、超政治、超利益的社会粘合剂，共产党不允许人们拥有其他的社会粘合剂。但事实将是：NGO越多元，国家越安全；一个视NGO为仇寇的国家，本质上是不可能安全，也不应该安全的。
2015-7-3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江棋生：“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

Posted: 16 Jul 2015 02:07 PM PDT


在继续坚持还是逐步背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醒悟得较晚的一个。直到投身于八九学潮和民运，我仍然倾向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力促为政者顺应民意，痛下决心，革除弊端，再创新绩。
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使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上述倾向。而东欧巨变又使我看到了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我一向以为不可替代的共产党被别的社会力量和平地替代了，结果地球照转，天没有塌下来。
我于是反思"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所谓的"立国之本"，发现它们其实是四项特权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公（党）有制享有凌驾于其它所有制之上的特权；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公仆"享有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主人"反特权争人权，就要被"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共产党享有凌驾于其它党派之上的特权；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享有凌驾于其它学说之上的特权。
因此，如果真能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从根本上断绝中国进入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之现代文明社会的希望之路。这于共产党不见得大有利，而于民族则肯定大不利。
若于民族大有利，则只能让共产党受委屈，非暴力地迫使它逐步减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力度，再慢慢背离之，并最终抛弃之。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不能执政了。它不换或换个名字，经老百姓自由公正的投票，该在台上还可在台上。这个课题叫做如何和平地、大体渐变地（不可能完全排除突变）将现行国家制度演变成体现现代文明的新制度。
这个思路明显区别于以暴易暴推翻执政者的中国历史上的老套子。当然，它更是根本对立于如何千方百计地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现行国家制度长治久安的应对之道。我清楚知道，共产党内的极左派和单纯经济改革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是力主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他们在经受东欧剧变的巨大震撼之后，铁下心来不撞南墙不回头。
六四镇压后被抓到秦城监狱里的人也在反思。据我所知，有很少几个人认为血债要用血来还，出去之后要提着脑袋搞暴力革命。绝大多数人赞成中国走和平演变之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非暴力抗争，在迫使共产党难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民间社会发育和成长的同时，自身得以不断成熟和壮大，形成具有历史资格和足够影响力的政治反对派，最终和平地结束专制制度，确立宪政民主制度。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并实难接受的是，陈子明先生于1989年冬到1990年春在秦城监狱所作的反思，即《十年改革反思》（以下简称《反思》），却是要"党和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纠正和克服威胁到现行国家制度长治久安的若干弊端，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还清楚记得1992年夏天拿到《反思》油印本时的欣喜之情。然而读着读着，直觉得味道不对。读罢掩卷，则是五分震惊加五分困惑。当时，我反复问自己，陈子明先生的《反思》，说的是真心话吗？要说是，那为什么作为阶下囚的陈先生还那么棒打不退地钟情于四项基本原则？要说不是，作为钦定的八九民运"大黑手"的陈先生，又何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向"具有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政治艺术的老一辈政治家"（第16页）"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大说违心话？
最近听朋友说，陈子明先生坚持他在《反思》中阐述的基本观点。这么看，他当时说的是真心话。不过这一来，又和他眼下自我认定的角色——政治反对派相冲突。因为，说一个忠诚于共产党基本路线的人是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乃是很荒唐的事。难道我们竟能说，陈子明先生在《反思》中要"党和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是体现了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最有头脑的"推动，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吗？无论如何，我是看不出这一点。
那么，到底陈子明先生作的是什么反思，他算不算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还是让我用《反思》本身来说话。我认为，列出以下8条，就足可得出结论了。
陈子明先生在《反思》中，
1、要求党和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
在全书第五部分"十年总结"中，陈子明先生阐述了改革十年的四条成功经验，要求党和政府继续坚持和发扬。第一条成功经验是"稳定高于一切"（第163页），而"十年以来，党和政府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始终坚定不移，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第164页）
2、完全认同共产党提出的目标蓝图。
陈子明先生在论述第三条成功经验"改革服从发展"（第174页）时，完全认同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目标。他说："我们在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内的发展目标是：摆脱贫穷与愚昧，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174页）
3、响应邓小平号召，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陈子明先生十分赞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么！"（第45页）。陈先生说，对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才能坚持"（第48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为其他理论体系望尘莫及的无限生机和自我修复功能。"（第185页），"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重重保护起来"，是"自毁长城的蠢举"（第185页）。他满怀忧患意识地提请为政者注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发展论'不仅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在政治上也是适宜的。如果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最终将会使人们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基，威胁到现行国家制度的长治久安。"（第48页）
4、呼吁发挥计划优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陈子明先生说："以有计划的发展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所在。当没有能够自觉地发挥出这一优势的时候，过去搞革命、搞建设靠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政治优势、群众优势、组织优势等。这些优势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优势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以其他优势来弥补和掩盖计划上的无能已经不允许再继续下去了。"（第194页）
陈先生大声疾呼："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必须把发挥计划优势提到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议事日程上。"（第195页）
5、认定共产党不可替代，且要加强其组织建设。
    陈子明先生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因为它是当今中国唯一完整的一个组织系统。"（第202页）
    他还说："基层党政分开是必要的，'党要管党'，而且应当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使每一个支部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第149页）
6、完全认同官方对邓小平的评价。
陈子明先生说："邓小平同志的真正权力"，"来源于他的崇高威望和丰富经验，他的真知灼见和气魄胆略，不论担任职务或者不担任职务，他都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和掌舵人。"（第148页）
7、赞扬共产党的干部"四化"标准顺天时，合人心。
陈子明先生说："干部'四化'标准的提出，顺天时，合人心。"（第36页）对"四化"标准本身的缺陷，陈先生仅指出一处，即"专业化"标准的适用范围缺乏必要的限定。此外指出了在"年轻化"标准的贯彻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偏差（第36页）。而对"四化"标准的第一条"革命化"，即"四项基本原则化"，陈先生未作任何批评。
8、不改初衷，一如继往地对共产党的开明抱一种信赖和期待的政治态度。
陈子明先生的《反思》是专门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的，就是说，上了一个折子。"而'上折子'这个动向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信赖和期待的政治态度。"（第85页）
而且，在折子的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出作者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期待：
"因此，我们的党、政府以及一切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更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素养，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第15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相信党和国家领导层及其智囊班子中的人们，将会拿出胜过本文百倍千倍的反思成果来，并进而上升为改革的理论和计划。"（第21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如果上述8条是对《反思》中有关基本观点的客观描述，那么，我对陈子明先生所作反思的基本认定：如何把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更好，就站得住脚了；陈子明先生是不是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也说水落石出了。此外，当我看到陈先生在《反思》中未曾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认为"乱世则用猛刑"即可制腐（第44页），以及申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第129页）等等时，也就毫不奇怪了。
3年前，我在震惊与困惑之余，曾经想过要立即写下自己的质疑，交给帮助陈先生发表《反思》的他的几个朋友。后来又转念，觉得等陈先生出狱后再谈不迟。如今，陈先生回家已一年有余，我闻知他既公开地以政治反对派自许，又执着坚持自己在《反思》中的基本见解，因此，写作本文就是势在必行了。
最后，为了切实遵守"尽量理解对方，力求避免误会"的游戏规则，我决定自今日起两个月内，本文只供私下传阅，不求公开发表。

                                    1995年5月18日 于
                                           北京家中

江棋生注：不是两个月而是十九年之后, 我才决定发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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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4, 2015, 6:34:56 AM7/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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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无宪法有宪政”的英国启示

Posted: 23 Jul 2015 11:53 PM PDT

今年是著名的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颁布800周年。1215年，约翰王在和教皇与法国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国内贵族乘机反叛，并于6月15日迫使国王在作为停战和约的《大宪章》上签字。虽然约翰以及后来的国王不断反悔，但是经过反复斗争，《大宪章》终于确立了其在英国的基本法律地位。英国贵族谋反甚至联合法国等"敌国"共同对国王宣战，也没有被冠以"大逆不道"乃至"叛国"的罪名；及至成功之后，贵族们并没有像中国农民起义那样简单一杀了之、取而代之甚至内部为了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而是仍然保证国王的基本安全和地位，只不过逼他签署了保护贵族权利的《大宪章》。这不能不说是英国封建贵族的智慧。

《大宪章》共63条，至今仍有9条仍然是有效的英国法律。这部800年前制定的宪法文件够长寿的，其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本身就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也彰显了普通法代代相传、承前继后的渐进传统。《大宪章》主要规定了教会自由（第1条）和"自由人"的自由（第2条），扩大了"御前扩大会议"（议会前身）的权力，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第12、14条），并保证司法独立与公正（第39、40、52条）。为了监督大宪章的实施，25名大贵族还组成一个委员会；如果国王违反宪章，它可采取包括剥夺土地和财产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制裁。（第61条）作为一部封建契约，《大宪章》明确限制了王权，要求国王服从法律，并接受大贵族委员会的监督，御前扩大会议则具有高于国王个人的司法裁判权和批准征税权。

当然，这些早期的宪章仅限于保护贵族的法律权利，缺乏财产与教育的普通百姓则无权问津。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财产权以新的形式扩散于整个社会，且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权利保障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国王和贵族斗争不断，而在斗争过程中都需要通过利益交换"拉拢"新的支持者；大贵族将骑士和小贵族拉进议会，国王则笼络新兴市民阶层，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中，平等公民权的政治观念在欧洲重新产生。它一开始仅包括新的富裕阶层，然后于十九世纪逐步扩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妇女和非白人种族。正如弗瑞奇(Carl Friedrich)教授所说：原来局限于贵族与有产者的宪法权利获得了"民主化"。英国就是最早实行这类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尽管英国"宪法"一直没有成文化。自1215年的《大宪章》之后，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展。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构成了英国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宪法性法律。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国王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为《大宪章》之后议会和王权之间延绵不断的明争暗斗划上了句号。当时，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企图恢复天主教势力，遭到国会中代表资产阶级新教势力的辉格党（Whig）和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Tory）联合反对。政变后，国王逃亡法国，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信奉新教的荷兰王子威廉和玛丽（詹姆斯二世长女）被迎接到英国，作为国王和女王联合登上王位，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四个多世纪的历程构成了英国近代立宪的主线。直到今天，英国并没有一部称之为"宪法"的法律文件，但是英国却被公认为一个宪政国家，从而产生了"无宪法有宪政"的奇特现象。其实，宪法的本质是社会契约，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也确实是和契约联系在一起的。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英国贵族迫使约翰王接受的一部封建权利契约。虽然这部契约限于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利，但作为世界上的第一部限制王权的"宪法"，它仍然具有极其伟大的进步意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宪政传统却生生不息，因为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英国已经逐步从权力斗争的丛林转变为现代契约文明。

建立契约社会的关键在于迫使统治者信守契约。这是为什么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原先至高无上的国王权力不断受到削减，以至最后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虚君"。在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居然从外国"引进"一位国王（当然是和本国公主联姻并联袂执政）。其实，当时欧洲国家的公主王子之间的联姻相当普遍，不少国王之间都有亲缘关系，和周天子下的春秋战国时代颇为类似。虽然不论大小，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但是直到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之前，国家主权概念一直相当淡漠。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欧洲是一个"没有联邦的联邦制"。在整个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秦朝那样的大一统。除了短暂的军事征服之外，欧洲政治格局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正如历史学家威尔斯(H.G. Wells)所说，听上去不可一世的"神圣罗马同盟"只是辉煌一时的门面，实际上"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一个同盟"。在这种格局下，国内统治者的执政地位和权威远不如中国皇帝那么稳固，各国王权实际上面临着诸多邻国的竞争；如果国王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到其它国家另外再找一个，或许不是那么不可思议或大逆不道的事情。而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所以从外国引进国王，正是为了让国王好自为之、乖乖听话，可以享受优厚的王室待遇，但是不要动辄对英国的事情指手画脚。登基时，威廉和玛丽就被要求宣誓服从议会的法律，皇室行为受议会的限制和指导。作为一场不流血的宪法革命，"光荣革命"是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英国从传统和平过渡到现代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

契约和封建制具有某种必然关系，封建制对于西方宪政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封建制的特征是按照封主和封臣的相对地位分配权利和义务，契约就是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这种制度虽然不平等，但封建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和中央集权制根本不同的。在中央集权制下，王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少自秦朝大一统以来，中国皇帝的权威从来不得受到任何挑战。即便儒家曾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但是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来不可能出现一个超越的评判者，来判断某个皇帝究竟是"真龙天子"还是桀纣匹夫，因而最后还是由掌握全部国家权力的皇帝自己说了算，结果可想而知。在权力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制只可能产生绝对的服从与压制，除了叛乱以外不可能有真正的斗争与妥协，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契约传统，尤其不可能产生约束最高统治者的契约。

封建制下的君主权力再大，也只是国内最大的封主而已；封主的权利足以压倒封臣，但是他毕竟还是要履行自己的契约义务。虽然契约关系在实体上不平等，但双方能够形成法律上的互惠关系本身表明一种基本的地位平等；封主仍然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封臣则拥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因而双方在不平等的契约面前仍然是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前提是双方实力的相对平等，而社会利益的公开较量也表明实力对比的相对平衡。至少封建国王的力量不如中央集权专制那么强大，因而不能要求贵族无条件的臣服。譬如在《英国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13世纪的王室法庭法官布莱克顿（Lord Brecton）指出："国王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造就了国王。"一旦和国王发生冲突，英国贵族总是试图用法律高于国王的理论限制王权。事实上，在近代西方，契约本身关系正是在不同社会利益的公开斗争甚至战争中逐渐形成的，而这在中央集权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中国历代皇帝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皇帝是否要守法、合宪，并不是一个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理论上究竟应该权大还是法大，既然最高统治者的实际权力是不可质疑、不可制约的，因而实际上很难保证最高权力受到基本法律约束。在中国也不可能发生贵族反叛皇帝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叛国之罪。虽然孟子也表达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为轻，民为贵"之类的民本主义理想，但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超然中立的判断者来判断某个统治者究竟是桀纣还是尧舜；最后还是皇帝自己说了算，而他显然不会否定自己的统治。因此，中国从古至今一直盛行最高权力信仰。这一信仰的自然后果是，任何时候都只允许一个最高统治者，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每当王朝末世、民不聊生之时，便发生农民起义，而起义者成功之后便取而代之，自己做起皇帝来，照样是一朝不容二主。即便偶尔发生分裂，出现了多个国家、多个"皇帝"，也不过是各自占地为王、实行分治，而任何特定地域都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在同一个社会中，我们从来没有在最高层次上通过政治斗争产生妥协，最后产生一部界定各自权利义务的契约──不仅历朝没有，而且近代也没有；革命党不仅没有和清王朝妥协，也未能和袁世凯及大小军阀达成妥协，最后通过"北伐"消灭了各地军阀，实行严格的一党统治；抗战结束后，国共也没能达成妥协，最后还是通过内战决一胜负。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贯模式。

既然不可能通过利益集团的斗争达成妥协，这种模式造成了守旧或革命的两个极端。先是礼制的因循守旧，等到古礼完全过时了，又通过政治和文化革命将其一脚踢开，导致中国社会此后在道德真空和政治失序中经历长期动荡。如何从权力崇拜过渡到契约社会，仍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一个难题。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原载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长短论：没有担当何来自信？——写在“六四”26周年纪念日

Posted: 23 Jul 2015 07:55 PM PDT

2015年5月31日下午，巴黎亚洲社团在人权广场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活动
二十六年前春夏之交，中共党内改革派、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高校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自发齐聚全国主要城市，人们举标语，呼口号，涌向街头，声援在京和平请愿抗议绝食的师生。这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深入人心的自发运动，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政治现代化的强烈诉求。人们呼吁执政党反腐肃贪，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其声势之浩大，呼声之强烈，影响之深远，即便五四运动也未必能及。
迷信暴力把持权力的中共，出于对执政地位的极端不自信；把这场呼吁执政党反腐倡廉继而实行政治改革的民主运动，视作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把走向街头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视作最危险的敌人。惊慌失措之际，竟然下令野战部队围剿清场。六月四日凌晨，密集的枪声划破北京的夜空，轰鸣的坦克把追梦人碾得粉碎.......这是血腥的一天，一个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而中共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
习李新政十八大提出执政党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两年已经过去了，在又一个"六四"屠城纪念日的时候，这仍是一个不敢直面的话题，是一段企图被掩盖被抹去的历史。每当"六四"来临，我们总会向中共问一声：你们何时才有向人民道歉的勇气？何时才有历史责任的担当？何时才有公布事实真相的自信？
坦承历史过错、担负历史责任，是个人、政党、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绕不过去的坎。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还是坦承公开，还原历史真相，乃至赔礼道歉、追溯责任，这才是 检验"三个自信"真假有无的最低标准。一个连错误都不肯承认的政党，一个对历史责任没有担当的政党，这种"自信"不知从何说起。
自信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给自己壮胆的口哨。要成为自信者，就要像自信者一样去行动；无论是建功立业的义无反顾，还是过失罪责的勇于面对。因此，自信绝不只是一种积极性，一种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它更是一种行动，一种对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的担当。这对政治家来说尤其如此。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犹太纪念碑前伟大的一跪，使德波历史积怨瞬间冰释，勃兰特跪下了，德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有担当的行动，才有资格称之为自信。身为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国民党统治台湾六十多年后，毅然决定代表国民党向当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道歉、认错，并悔恨道歉来得太晚。同样身负历史罪责的国民党，能为历史悔罪并承担政治责任；显示出国民党的勇气和担当，也显示出国民党在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
勃兰特的担当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马英九的道歉利于当年他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这样的担当和自信，当然不是虚张声势的自我标榜，而是与人为善的谦卑和心系天下的心胸；它消除了仇恨，化解了积怨，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带来了和平、希望和安宁。
可惜中共并没有这样的自信，于是就有因责任而对公布血腥清场真相的恐惧，因没有担当不敢面对亡灵的极度焦虑。标榜自信其实就是自卑，这种阴暗的心理最害怕阳光，最畏惧真相。他们不断要掩盖的岂止"六四"？即使是称之为一场浩劫的"文革"，饿死数千万人的"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何时有过公布真相和表达歉意一点意思？而真相公布和歉意表达，则是一个政党政治自信的基本所在。
如果自信，就要在改善执政方式、建设现代政治的进程中正视历史，厘清前任者的过失、罪责，对受害者主动道歉、平反，求得历史的宽容和人民的谅解。德国的勃兰特做到了，国民党的马英九做到了，那么自诩为"三个自信"的中共呢？只怕他们难有此勇气。如果他们真正有承担起历史责任的那一天，这个连自己都懒得当真的"自信"才可以说多少有点意思了。

——原载《动向》2015年6月号

管见：红二代的崛起与受挫

Posted: 23 Jul 2015 03:36 PM PDT

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右一、左二）2001年5月在福建武夷山招待李鹏朱琳夫妇（左四、左三）


李鹏在政治老人面前嘀嘀咕咕可以成事，而在较为开放而自由的香港，面对议会政治，中共"红二代"既没有赵紫阳的风骨，也缺少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受挫并非意外。只不过，他们任性得很，不会甘心，也不会吸取教训。



"红二代"与开明力量势成水火

今年"六四"之际，李鹏及其家族的消息和传闻，让人想到，李鹏当年运用政治手腕打击赵紫阳，可以视为"红二代"在中国政治中显示身手，却一开始便与中共内部的开明力量势成水火。而后，香港立法会就政制改革方案表决，习近平当局指挥香港特区政府，强硬地弄成了僵局，方案被否决，而这表明，如今当权的"红二代"，玩弄权力、黑箱操作很有一套，面对开放社会的大趋势，则鲜有政治智慧，与李鹏相比，未见得高明多少。

李鹏为中共保守派除掉赵紫阳立下大功，而他身系"六四"镇压与三峡工程两大事件，其家族在中国经济中苦心经营，羽翼依恃权力而丰满，如今则显出某种衰落之势。而江泽民，八九民运之际进京接任中共总书记，为站稳脚跟，走出重要的一步，是"六四"镇压后即匆忙对三峡工程表态，从而取得李鹏的政治支持。

曾庆红在十五届中央只是候补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到胡锦涛的十六届中央才成为中央常委，但他在"红二代"中实力更为深厚，政治上更为老练。他为江泽民出谋划策，离间了邓小平与杨家兄弟的关系。身为"红一代"的邓小平，很骄傲地把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扶上马，却被曾庆红暗算，未能在支持市场经济之后再多走一步，再度支持赵紫阳的盘算落空。到现在，暗中的江曾同盟仍若隐若现，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显然比江李同盟更有实质意义。

保守贪婪"红二代"是腐败要角

于是，人们看到，"红二代"一出场，即带有浓重的保守色彩，而且立刻在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里张牙舞爪，大肆攫取权力与财富。自然，其中或许有某种不得已之处，因为开明的党政官僚在邓小平支持下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而邓小平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之后，他支持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上仍为党政官僚集团中人。"红二代"自己掌权的时代尚未到来，先在经济和军队中布局。

腐败从官场蔓延到整个社会，发展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其中，保守而贪婪的"红二代"是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另外许多没有或未能参与其中的"红二代"，对此不免咬牙切齿。他们对于江曾合谋选择"红二代"习近平接掌权力很是高兴，对习近平的"反腐败"与"中国梦"，更是倾力支持。

不过，习近平"反腐败"很讲究"精确打击"。对令计划、郭伯雄和戴相龙，形成欲打之势，未必都能真打，而看似打到曾庆红、李鹏门前，也很可能束手不打，至今真打的只是不知好歹而在政治上不大老实的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之辈。

"红色"家族布局，香港是其重要的一环，而中共力图控制"港人治港"，突出特点之一，是为求稳定而依靠财团势力。这样，"红色"家族与港人财团携手，致使香港社会深层矛盾迅速发展起来，激起深刻的不满情绪，自然就会相应的政治表现。

中共隔膜共和，昧于宪制

香港政制之争，焦点在于中共恩准的所谓"普选"是民众只能"选"而不能"举"。据说民众将得到"普选"，但是以普选制约香港政府的希望势必落空。

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政改方案"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然后报全国人代大常务会批准。中共反其道而行，全国人大制定八三一框架，特区政府依此做出其"方案"，交立法会表决。早有人士指出，这个如意算盘潜藏着宪制灾难，即全国人大常委自我矮化，造成特区立法会否决基于全国人大常委决定之方案的可能。然而，中共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强硬行事，强迫泛民屈服，结果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当今政治中，党派为实现其理念而寻求执政权力，是其应有的权利，而议员表达诉求，表达反对意见，乃天经地义。中共指责泛民人士争取候选资格为其"私利"，它完全忘记了，苦心积虑限定小圈子垄断提名权，正是它自己的私利，而以"要么同意，要么踏步"威胁，"踏步"责任却完全落在反对者头上，则形同于黑社会流氓。况且，限制民主派并非始于此次政改，非直选之"功能组别"为其突出表现。泛民力量多年努力，在须经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的事项上，有了否决的力量，而中共"聪明反被聪明误"，隔膜共和，昧于宪制，这怨不得别人。

无情的现实是，表达反对的民意占到半数，而支持者中间，实际反对者其实不少，只是相信了所谓"袋住先"而只好委屈求全。视反对者为"千古罪人"，是十足的狂妄。

香港这一役，尽管免不了仍有许多黑箱，毕竟言论与行动的较量均须公开，幕后黑手受到较大限制。李鹏在政治老人面前嘀嘀咕咕可以成就大事，而在较为开放而自由的香港，面对议会政治，中共"红二代"既没有赵紫阳的风骨，也缺少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受挫并非意外。只不过，他们任性得很，不会甘心，也不会吸取教训。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威廉姆斯：请中共党员法官回避—— 一次积极挑战伪法庭的律师行动

Posted: 23 Jul 2015 03:06 PM PDT

图为 "6.19"庭审的六位辩护律师


在大陆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只要能够达到揭露与挫败当局政治迫害的阴谋，并且能够有效利用中共政权用来妆点门面的法律条文，变被动为主动，就能赢得了道义与人心。

六月十九日法庭上的斗争

2015年6月19日上午9点半，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广州三君子"（ 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终于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这天一大早，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者们，便聚集到了森严壁垒、如临大敌的法院大门前，其中一些公民特意穿着印有唐荆陵头像的T恤衫出现在了大街上。
是日，当局在法院周边地区布防了几十辆警车，多警种的警察、武警、便衣与保安控制住了通往法院的街道路口。开庭前，警方不仅已抓走数十个民众，而且还一度抓走了此案辩护律师葛文秀。    
   受三被告家属的委托，刘正清、张雪忠、隋牧清、李贵生、葛文秀、常伯阳等六律师，分别作为唐、袁、王三君子的辩护人。
   9点10分，庭审刚一拉开帷幕，六律师首先就向法庭提出索要唐荆陵书写的答辩意见之要求。
紧接着，律师们又提出了去解除三被告身上所戴手铐与脚镣之要求。就被告身体上的戒具一问题，律师们当庭逼问审判长：
"且不说最高院明确规定被告不带戒具受审，现实中薄熙来、周永康等高官均不戴戒具、不着囚服受审。如果平民就要戴戒具受审，那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过，复又经休庭合议，合议庭才迫于无奈地同意解除戴在三君子身上的戒具；此外，也同意了唐荆陵律师的自辩词在法官审查后转交给其律师。此一阶段，法官与被告律师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意在羞辱三君子的戒具被去掉后，庭审便进入到了公布合议庭成员及审委会成员名单的阶段，当审判长例行公事地询问此案被告与代理律师们是否申请回避后，高度蔑视这场非法审判的唐荆陵先生当庭表示道：
法院无权管辖此案，所以无需提出回避申请。唐的战友,即此案的另两位共同被告，也均表示同意唐律师的意见；随后，刘正清等五位辩护律师在表示了赞同唐荆陵的意见之外，也表达了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随机决定是否提出回避申请的意见；当轮到隋牧青律师发言时，隋牧师单刀直入地向台上端坐着的几位法官如此发问了：
"合议庭组成人员，是否为共产党员？"
胆怯心虚的合议庭显然不愿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是，六位律师们掷地有声地阐明了他们的观点：
三当事人，被指控为反对共产党领导，由共产党员身份的法官审理此案，既有失公平、公正之法律原则，难免会有意识形态偏见；也与案件本身有着明显利害关系；同时，也有违司法中立与正当性原则。因此申请合议庭回避。
经休庭研究后，审判长宣布驳回辩方的回避申请。六位律师们当即引用相关法律条文反驳了审判长的违法决定。当此问题陷入争论不休之时，三君子都果断宣布解除与各自辩护律师的代理关系。于是，一场仅有两个小时零十分钟的庭审丑剧，结果就被动收场了。依照刑诉法之规定，必须等待所有被告在15天内重新委托辩护律师后，法院才能再安排审理日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主动出击

6月19日发生广州中级法院的这次法庭上的战斗，表明了人权律师群体在与中共暴政集团进行司法较量的斗争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而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主动以法律作武器，向"以党治国"的统治者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中共，为了跻身于国际社会，就不得不耍弄两面派的手段蒙骗国际社会。在江泽民执政的1990年代，中共不仅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而且每年还对外发布年度人权报告。中共如此自相矛盾的表演，客观上也为国内先后涌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反抗运动从地下钻出来的机会，由唐荆陵律师与他的亲密朋友袁新亭、王青营所代表的"非暴力与公民不合作运动"便是近年来一支颇受人们关注的抵抗运动。
由于此案三被告都是基督徒，再加上他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唐荆陵先生本来就是卓越的人权活动人士与著名的维权律师，袁新亭与王青营二先生也具有大学教师与出版社编辑的身份；所以，由他们所倡导的"非暴力与公民不合作运动"，多年来一直沿着理性、温和与合法斗争的路径向前发展着。也正因为如此自，2014年5月中旬广州警方悍然逮捕了"广州三君子"之后，他们自然就在世界各地内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声援，在这一年来的香港街头游行示威活动中，人们都可看到唐荆陵的大幅照片，也可听到要求释放唐荆陵的呼声。
自建三江维权拼搏以来，尤其经历了今年的庆安等事件的考验之后，中国死磕派律师们已积累出来了一整套行之有效地对付中共法官的斗争经验。参加 "6.19"庭审的六位辩护律师，就是这一律师群体中的佼佼者。由于他们在法庭上与他们的三位被代理人配合默契，所以，此案开庭后不到几个回合，就挫败了中共法庭的一次政治迫害的企图。
中共的法官，如同其他国家机器的工作人员一样，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此案律师依据中共自己制定的刑诉法的相关条文，紧紧抓住了法官并不具有合法审判主体资格这一点来主动出击，结果成功达到了向海内外揭露当局一次非法审判之目的。
对旨在迫害异见人士的"煽动颠覆"罪的案件中，是不能以是否打赢官司来作为律师水平的衡量尺度的，只要能够达到揭露与挫败当局政治迫害的阴谋，并且能够有效利用中共政权用来妆点门面的法律条文，变被动为主动；那么，就赢得了道义与人心。据此来看"广州三君子"一案中的律师们的出色表现，我们应当伸出大拇指给他们一个大赞。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未普： 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谈习氏依法治国

Posted: 23 Jul 2015 01:48 PM PDT

释放维权律师 Free The Lawyers 

进入7月以来，中国大陆陷入35年来法治的最黑暗时刻。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0名维权律师被绑架、逮捕和失踪，除此之外，还有横跨20多个省份的200余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约谈和警告。

中国政府大规模迫害律师，引发海内外严辞批评。美国国务院批评中方"有组织扣留"一些"和平捍卫他人权益"的人士，《环球时报》因而发表社评说，美国方面的批评"像是粘在中国人脚底的一块泡泡糖"，"可以藐视"。这话虽出自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之口，其底气倒是像极了习近平。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告诉全世界，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问题是，习无法无天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撕掉依法治国的伪装？其目的是什么？

习近平无法无天的底气，首先来自于他手中的几乎无人可以挑战的绝对权力，其次来自于反腐及其积累的人气。萧瀚先生在他的"权力的龙变"一文中指出，反腐给当政者带来巨大的道德自负，而普通民众对程序正义的不敏感也授予当政者错误的道德光环，这双重的政治正当性毒酒会让当政者在使用权力时更加无所顾忌。

毫无顾忌的使用权力，且用突然袭击和让律师上电视认罪的方式，给全社会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气氛。也许恐惧治国就是习进一步控制社会的手段。正像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权力只归属一个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575页）"。

至于习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撕掉依法治国的伪装，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习近平也许真诚地相信，让律师说话，天会塌下来。在他的眼中，律师不和党保持一致，便不利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关于这一点，18届４中全会公报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法治队伍必须首先忠于党。不忠于党的律师，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再深究一点，中共当局害怕律师，还有具体原因。一些律师认为，律师的政治参与有几条途径：一是权力进入，二是上书，三是思想影响，四是街头行动。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有思想并有行动力的律师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力量。而在中国，律师的权力进入几无可能，而思想影响和街头行动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维稳的捣蛋力量，这反映在当局对浦志强和周世峰等律师的指控上。

此外，大规模迫害律师，亦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完成控制社会"顶层设计"的最后一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局一边反腐，一边频繁出台严控社会的各种条律和规章。笔者在"习近平打造党天下？"一文中，列举了中共这几年出台的控制社会的系列文件，涉及企业、高教、媒体、智库、互联网，NGO等。上述领域都被中共打压，现在轮到了法律界。而这次被抓的律师大都为弱势群体说话，为敏感事件发声，故被看作是守护公民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拿下这最后的屏障，当局可算基本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了。

如此这般，习近平当局到底要干什么？阿伦特的关于极权主义的若干论述，或许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她说：极权主义政府"究竟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或者是否相反的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东西"（575页）。"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576页）"。"凡是在它（指极权主义）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460页）"。

习近平当局下一步如何走，且让我们继续观察。

——RFA

鲍彤：“藐视” 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吗？

Posted: 23 Jul 2015 01:08 PM PDT

香港律师界启动支持声援大陆被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准确地把公安部最近的行动定性为"战役"。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瞄准律师，进而向公民权利开火的战争。它在国内激起了强震荡，理所当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构成了当前舆论的一个焦点。

对此，美国国务院，国会和行政中国委员会的两主席，正在访华的德国副总理，欧盟，联合国人权调查员，相继发表评论，表达了关切、忧虑和希望。
名医会诊，千金难买。我们中国是当事人，上起主人，下到公仆，理应悉心听取，反求诸身，从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环球时报》上赫然登出了《美国反应可以藐视》的社评。

这种轻、慢、怠、忽，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对国际社会的侮辱和挑战。它也背离了毛泽东周恩来确立的"外事无小事"，以及邓小平在六四后谆谆告诫的"韬光养晦"的原则，违反了中共自己的政治纪律。

即使是毛泽东，也不能不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和威望心存顾忌。尽管为了对内，有时需要大言炎炎，但那也是色厉内荏，故作姿态。涉及美国的事情，毛泽东丝毫不敢轻忽，历来如此，更不允许门下的食客们自作主张，口吐狂言。

应该如实承认，各国对华的反应都是建设性的，启发性的。似乎"刺耳"的批评，其实也饱含着深刻的教益。我感谢美国国会和行政中国委员会两主席，他们提出了一个深刻隽永的问题：华盛顿的红地毯式欢迎应该为谁而设？作为美国的政治家和中国的诤友，站在美国立国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宗旨，自当这样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

如何保障民权和实行法治，是我们中国在前进过程中绝对藐视不得的根本问题。要想较为顺利地解决当前堆积如山的各种大矛盾，绕不开这个根本问题。要想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处，绕不开这个根本问题。要想无愧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也绕不开这个根本问题。

用"藐视"来对待严肃的主题和回应严正的批评，显然是错误的。人们当然在继续观察：这是不是顶层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

——RFA

梁京：万里、习仲勋的幸运与习近平的不幸

Posted: 23 Jul 2015 10:03 AM PDT

图：1989年习仲勋（右）与万里（左）

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和开放如果没有万里在安徽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没有习仲勋在广东支持农村企业对外开放，邓小平的路线就完全可能输给陈云的路线，中国经济也就不会发生历史性的崛起。我相信，随著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被后人知晓和理解，即使在中共之后，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历史英名都不会受损，而习近平则很可能永远背上历史的骂名。

万里和习仲勋的历史地位，固然与他们卓越的人品有关，但我们都知道，投身中共革命者中不乏品格优秀的人，但绝大多数都没有万里和习仲勋那样幸运。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被中共血腥的内斗吞噬，或者被官场逆向选择淘汰。不少幸存者虽然从革命害人害己的残酷现实中清醒过来，但已经永远失去了弥补和纠正中共和个人罪错的机会，从而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万里和习仲勋则不然，他们不仅有机会从整人和被整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反思力，而且，还借文革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重返权力，获得了推动个人解放和社会进步来自我救赎的机会。

万里和习仲勋都属于中共领导人中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崇尚自由和解放的一类，因此，对中共革命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两人都有深切的罪感。如果没有毛死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没有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这种人很难得到封疆大吏的权位。文革后的皖粤两省，是中国农村危机最突出的地方，安徽的农民吃不饱饭，广东的农民往香港跑。文革后中央的当权者清醒地知道，派平庸之辈去这两省主政，稳不住大局。于是才有了万里和习仲勋为改革破局的机会，而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一旦天下升平，就容不得能臣和进取之士，这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变的政治逻辑。而这个逻辑，必然会带来不可抑制的政治衰败和社会溃败。习近平的不幸就在于，他的政治经验和官宦生涯，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个政治衰败的周期，而他被推上最高权位，更是与中国濒临危机全面爆发密切相关。

当然，习近平并非没有机会，因为正是他的父辈实现的改革突破，给中国带来了百余年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有了重建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的麻烦就在于，在政治衰败和社会腐败的大势下，他为了政治生存和仕途发展，不得不让自己的世界观和是非观做出适应性调整，否则，他早就在权位竞争中出局。即便是万里和习仲勋这两位改革的大功臣，为了子女和亲友的利益，也不得不选择了中国治世能臣退隐保全的传统之策。这虽然无可指责，但习近平显然从中得出了非常负面的教训。

习近平能否超越党天下的政治思维，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党天下的政治思维，他个人迄今为止的言行和表现，令人难以乐观。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再度错失历史良机，重陷治乱循环的可能。果真如此，习近平自然逃不脱历史的骂名。

不过，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已经和百年前大不一样，习近平超越不了自己，还不等于中国就不能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如果事态的发展是中国超越了习近平，从而实现了政治秩序的历史性突破，那么习近平还是逃脱不了骂名。那么，习近平还有没有机会超越自己，像他的父辈那样建立历史性的功业呢？

无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预判。但我相信，他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坚持中央集权，而不是选任万里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样品格的人去地方探寻出路，他将逃不脱历史的骂名。

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万里、习仲勋这样的人了。我不能接受这个判断。真正的挑战是，习近平这样做会不会像华国锋当年那样危及自己的权位。面对这个挑战，习近平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自信，而是像万里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样对正义和历史的信仰。

——RFA

台湾前總統李登輝日本國會演講全文

Posted: 23 Jul 2015 10:35 AM PDT

李登輝在日本國會的議員會館演講，近三百位國會議出席，盛況空前（駐日特派員張茂森攝）
李登輝在日本國會的議員會館演講，近三百位國會議出席，盛況空前（駐日特派員張茂森攝）

李登輝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講 台灣第一人（全文）

2015-07-22 19:43 《自由时报》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東京22日報導〕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今天下午3點在日本國會眾議員第一會館大會議廳，對著近300位超黨派國會議員演講指出，在他的時代，台灣成為亞洲轉型民主國家的代表，但是這個台灣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出現瓶頸，必須立刻進行包括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卸任總統後第七次訪問日本的李登輝今天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發表演講，有286位超黨派國會議員和176位議員秘書出席聆聽，此為第一位在國會議員會館演講的台灣政治家。
李登輝指出，數百年來台灣都受外來政權統治，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之後才正式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他指出，台灣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昩關係」，八○年後代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此為台灣的第一次民主改革，但是這種成果已達極限，遭遇到無法跨越的障礙，目前台灣社會特別是年輕人要求包括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改革的聲音非常大。
李登輝進一步指出，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3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50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大。
李登輝強調為了打造台灣成為更成熟的民主社會，他想把餘生獻給台灣，他說，「我現在92歲，就算我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5年」，最後他表示，台日都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做為最高價值，希望台日攜手合作為國際社會做貢獻，也期待日本繼續為台灣表達關心。
在閉門提問時間內，日本議員問李登輝「日本人目前還缺欠什麼東西」，李回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放諸四海而皆準，其中最重要的是裡面的「誠實」與「自然」，如果持保持下去，他相信日本「可以領導世界」。
邀請李登輝演講到國會演講的日台年青國會議員聯盟發起，發起人包括日本內閣副首相麻生太郎、文科大省臣下村博文、自民黨總裁補佐官萩生田光一、前外務省副大臣岸信夫等超黨派重量級議員等四十人，台灣團結聯盟秘書長林志嘉立委賴振昌、周倪安等人到場聽講。

前總統李登輝日本國會演講全文：
台灣的典範轉移
2015年7月22日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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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5, 2015, 6:07:14 AM7/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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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习近平和万里的三个不一样（附：万里的四大贡献）

Posted: 24 Jul 2015 11:08 AM PDT

2013年习近平给万里拜年

万里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年代的回忆。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一个完美的年代，但它肯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感到有希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不仅社会充满了活力，中国执政党的高层也出现了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田纪云等在内的改革群星。人们怀念那一代领导人，也自然会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与他们进行比较。

如果拿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在任中国领导人和万里等改革派做一个比较，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思考问题的范式不同。经过文化革命的逆境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反思，万里那一代改革派在考虑重大政治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较少受意识形态的禁锢，敢于挑战党的既定政治和思想权威，能够从实际出发，按照常识办事，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对中国发展有力的事情，就敢于担当，敢于去做。

万里不仅在副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的位置上力行改革和推动法治，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也干出了特色。例如，他在毛泽东仍然在世的时候便违反"圣意"，不顾毛的宠臣们的不满，大胆整顿铁路秩序，清算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又如，他敢于突破执政党关于"一大二公"的惯性思维，支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家庭承包。这些与共产党的传统相违背的作为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缺乏独立思考，他们成长的过程是揣摩上级领导人的意图的过程，是努力追求与领导意图完全一致的过程，这正是他们能够经历逆向淘汰而生存下来的全部诀窍。从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是中规中矩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的继承者。挑战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个不同是，万里等改革派是自信和宽容的，他们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保护和鼓励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万里提出"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会上他还脱稿对被保守派攻击的著名记者刘宾雁进行了保护，公开支持刘提出的敢于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的"第二种忠诚"。

与万里等人截然不同，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签就是政治上的严厉镇压。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划定一个又一个禁区，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教师、记者、律师、网络大V等进行的镇压达到了三十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毛泽东时代的严厉的意识形态政策如出一辙。这种不允许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不仅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也充分表现了他们在思想、制度和社会层面的全面不自信。

第三个不同是对待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态度和对待前苏联崩溃的观点完全不同。万里等人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类共有价值观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虽然也主张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政制发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但是他们对于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代表的经济建设思路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们眼中，一个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中国发展的未来。

前苏联的保守派领导人试图通过政变来阻止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对这一历史事件，万里曾经明确地指出，那是前苏联政权违背人民的意志，被人民抛弃的结果。他对此作出的最生动的评价是"活该"！这与习近平等人为苏联的解体大感惋惜和将失败归结为开放改革的态度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万里是一个遵从人性、拥抱未来的政治家；而习近平等现任中国领导人则是一些愿为被人类抛弃的极权制度殉葬的悲剧性人物。

【附录】

胡少江： 万里的四大贡献

两天前，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万里逝世。继胡耀邦、赵紫阳先后去世之后，万里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中国改革派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标志著一个时代的结束。"胡、赵、万"曾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央领导层的"改革铁三角"。没有这个铁三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高层追随者，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政策和势头，也不会有随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

万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没有屈从毛泽东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疯狂政策，而是顺应民意，遵从常识，全心全意地支持邓小平的恢复生产、整顿秩序、改善百姓生活的务实方针。作为铁道部长，他不惧毛泽东宠臣们的淫威，顶住政治压力，克服重重障碍，努力恢复铁路秩序。他的做法很快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清算，本人也再次在政治上被打倒。

万里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已经广为人知，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遵从中国农民的诉求，背弃他所在的共产党组织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荒谬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支持和推广以农民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应该说，中国农业改革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但是改革政策的政治支持者则是赵紫阳、万里等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歌谣，生动体现了这两位中国改革家对中国农民的贡献。

万里不仅是中国农业改革的支持者，主持制定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系列农业改革和农村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全面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在中国农村发展突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模式之后，他又运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坚定地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在城市继续推动改革事业，支持各省市的财政包干，支持中国对世界开放，引起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特区和开发区的建设等。

万里的第三个贡献是坚定地主张削减党对意识形态的专制，让人民自由表达意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竞选活动兴起的时候，他是反对动用行政手段禁止竞选活动的极少数书记处成员之一。在共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将"反对自由化"从草案中剔除的政治局委员。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政治立场，使得保守派政治老人对他极不放心，从而坚决反对他进入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会。

万里的第四个贡献在于他在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对学生的保护和对镇压行动的无言抗议。他在加拿大的公开谈话中肯定学生的爱国立场，这与李鹏等人在国内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立场，他在回国后遭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训斥。其实，一九八九年在万里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他从一个乐观、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这种转变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由于各种原因，他无法做到拍案而起，但是他用消极的态度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立场，并从此疏远了他的老上级邓小平，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晚节。

——RFA

王力雄：“一国两制”的失败（附：两难的“统战”）

Posted: 24 Jul 2015 11:05 AM PDT

图：1959年3月10日，罗布林卡
《十七条协议》有一个模糊之处──规定的"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没有明确指出是文明覆盖意义上的大西藏，还是当时西藏政府实际管辖的卫藏。不过也许不言自明。作为战败和弱小的一方，西藏不可能对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区域提要求。当时康区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区的活动，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从这样的角度，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虽然1950年至1959年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卫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影响，但是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只触及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深处……中国的法律主体部分从未在卫藏实施。
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四省的藏区，却按照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似乎无可指摘。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
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卫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刻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当局做的任何事往往都被认为居心叵测——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
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蔽之说成"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成为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入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被分化瓦解。藏人百姓惧怕背叛传统所遭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不进行改革，使他们对改革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受到他们裹挟。
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制度，还给在四省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援，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且不断扩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外的藏人，1950年代的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藏人叛乱的一个因素，但是要实行"两制"就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相互渗透，只由高层进行理性往来，否则"一国两制"便不可能取得成功。

——RFA

【附录】

两难的"统战"（王力雄）

中共一九五十年代以"统战"为主要手段解决西藏问题──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十七条协议》签定后，毛泽东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中共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后来写书透露，张行前专门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这段小故事表现出毛泽东为达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共当时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西藏方面反对的"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
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成功。年轻的达赖喇嘛一度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和佛教精神相一致，甚至产生过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念头。
然而，从治国角度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统战，只有少数中共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当时的中国日益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使得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被派进西藏的中国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看到"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产生反感和抵触。
另外，在西藏搞"统战"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统战"策略虽然有效，却使中共无法得到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也不会相信不信神的中共会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西藏上层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随时都在与中共进行明争暗斗。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普通老姓迷惑不解，中共一方面宣传底层百姓"解放"，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联盟，因而也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共。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是基层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显然符合"统战"和"一国两制"，但是会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使"积极分子"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盟友的试金石。
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这个决定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藏上层人士。虽然使"统战"受到损失，但是别无选择。中共已经逐步认识到，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进行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中共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RFA

王军涛：中美关系趋势逆转与前景

Posted: 24 Jul 2015 10:01 AM PDT


中美之间的冲突趋势，已经不再是美国制定的规则中的摩擦，而是越来越有崛起的专制中国要修改国际规则之争。从长期看，中美关系前景取决于中国政体的变化；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才能确保不会与其他大国通过武力解决争端。


据说，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举足轻重大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是中美关系。这种说法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判断：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对决冲突是21世纪国际政治走向和可能灾难的最大变数。如果中美关系没有灾变，就像美国与走向联合的欧洲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就不会那么引人瞩目。人们关心中美关系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什么话题上开始冲突。
中美间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
今年6月，中美之间举行第7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显现出中美关系最近出现的麻烦。目前，两大麻烦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第一个麻烦是网络安全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各界频遭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为此，一些与中国合作的公司撤出中国以避免在中国的带来泄密问题，并寻求美国政府干预。直到美国政府部门也受到攻击并被盗取机要资料后，美国政府高调反击，一度甚至宣布，网络攻击与入侵等同，并公布通缉参与网络攻击的中国职业军官名单。此后，中美两国就网络安全问题一直公开口角、私下施压和暗中较力。
第二个麻烦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个地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在东海与日本争夺钓鱼岛和为了占领南海而建造人工岛屿。经过两国公开摩擦和高层私下协商，钓鱼岛暂时安静。但南中国海的冲突却日趋激烈。南中国海问题是二次大战遗留问题。战争结束前大国确立战后秩序时将这片海域划给中国。但南海地区人民独立建国后，也对他们的周边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有鉴于南海和东海冲突激化，美国重返太平洋，以平衡可能出现的破坏国际安全的势力。而中国针锋相对，开始大规模人造岛屿；中国想籍这些人造岛屿的十二海里巩固自己对南海的主权。这不仅是对抗美国区域安全措施，而且直接挑战国际航道的自由。目前，南海冲突向着更激烈的方向发展。
除上述两个冲突热点外，中美两国在军售控制、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人权、司法合作等问题，都曾发生冲突，没有解决，可能再度成为冲突热点。
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和逆转
由于各种原因，中美两国自70年代初开始接触以来，冲突一直不断。但总体趋势是向着密切合作的方向发展。在合作的大势下，冲突是解决分歧或在分歧中共处的方式。贸易冲突更是经济彼此相关的后果。
1949年中共刚建立政权，毛泽东在冷战中两大阵营中一边倒的国策，特别是参加朝鲜战争，导致中美之间二十多年的隔离对抗。70年代初，为了对抗前苏联，中美两国开始合作。美国需要结束越战，而中国需要强大的盟友制约苏联。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中美不仅是国际战略需要、而且意识形态和制度发展趋势也降低合作障碍。中国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而美国需要中国配合维持国际秩序，这些都为中美双方提供合作的动力。
1989年中国军队以坦克镇压学生和市民民主运动，震惊了世界。中美关系一度危机。但老布什总统和美国的精英仍然坚信，与中共统治的中国合作符合美国利益和国际和平需要。后来，虽然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接触与围堵两派激烈争论，但主张接触政策的一方在商界和专业界的支持下获得胜利。起主要标志是1999年中国获得永久最惠国。此时，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发展，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美在全球化中更紧密合作。
必须指出，中美的合作不仅有两国利益驱使作为动力，还有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美强中弱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中美合作中，不断发生纠纷和摩擦，但都不影响合作大格局。由于美国绝对优势实力，中方都要最后让步。有时，中方也会得到美国的让步和妥协。这也是因为美国自信中方不会因此而改变这一事实。至于中美制度差异，美国认为，会随着中国在合作中尝到甜头，因此逐步接受国际关系准则，这会迁移到内政改革，逐步减少制度差异。
然而，最近中美之间冲突却令中美关系观察家有些不安，这些冲突也许不再是不影响合作大格局中的小摩擦，而是中美关系大格局由合作转向对抗的转折点。
中美关系逆转的动因
中美合作大格局会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中国态度转变。
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排名不断靠前。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共同体，赶超第一的美国也是指日可待。虽然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技术、体制还有许多致命的问题，但中国党国专制体制的短期动员优势却比美国显得更能运作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可以最大限度发挥现代化理论中的后发优势。这种专制体制的"后发优势"在军事实力发展中尤其明显。
大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变化的情形，在国际政治史上是最让人揪心的时刻。因为实力变化会导致国际资源的重新洗牌和新老实力者争夺霸权的斗争。人类间的区域战争和全球战争大都发生在这种时候。唯一避免这种情况的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规律。目前，中美实力对比的急剧变化让人们再度联想到国际政治史上的惨痛经验教训。
不过，尽管中美实力对比有变化，人们仍想在美国还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做些事情，探索一些方式，避免中国能与美国平起平坐时中美的对决局面。这些努力因为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作为而落空。习近平继承中共党国领导核心的大位后，力图有大作为实现所谓的百年梦。在对外关系方面，全面改变过去韬光养晦的姿态，在国际政治各方面都进取，南海造岛不过是其中显眼的项目。联合俄国是另一个重大转变举措。由于多年封锁信息和禁止自由讨论，中国底层民众被培植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精英层则在无价值是非的现实主义思路指导下，比习近平的领导核心还要张狂地挑战、冲击和重新制定国际规则。
短期与长期的前景
中美之间的冲突趋势，已经不再是美国制定的规则中的摩擦，而是越来越有崛起的专制中国要修改国际规则之争。在美国仍然保持绝对优势的短期看，中美关系短期是否有对决冲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面对中国的态度转变，美国还没有完全相信，因此还没有大幅度修改以往的有麻烦时的互动模式。但已经有重量级的专家和政治家开始警告美国人民应当准备应对一个崛起的专制大国造成的挑战。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将可以看出美国精英层对华态度是否开始逆转。从长期看，中美关系前景取决于中国政体的变化；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才能确保不会与其他大国通过武力解决争端。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老庚：美国面临对华战略新选择

Posted: 24 Jul 2015 09:53 AM PDT

图：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如果北京政权继续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政经秩序的话，美国对华战略不但会越来越强硬，而且很有可能在军事上会与中方发生冲突，到时就看北京如何接招了。

今年的战略对话气氛较往年紧张
七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引起笔者关注，即北京对此次对话十分重视，派出四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中文传媒也将此次对话作为重大新闻追踪报道，但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主流传媒完全漠视此次对话，几乎没有多少报道，而前一阵有关中方在南海填海造岛的新闻，却在主流传媒中占据重要位置。传媒人对新闻是最敏感的，从美国主流传媒的报道看，美国人对所谓的"对话"并不重视，而对中国挑战美国的行动却十分在意。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中美双方每年举行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今年是第七次，轮到美国作东。从历年的对话结果看，中美双方虽然各有所得，但中方的实惠远远大于美方。在经济、贸易、技术、文化、投资等领域，美方基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除了武器、军火等敏感项目外，基本上向中方大开国门；而中方却以种种理由限制美方进入中方市场，尤其是金融、投资、互联网等重要领域，使得谷歌、脸书等公司与大陆市场绝缘，也因此让百度、阿里巴巴等独霸大陆，美方对此早已不满，加之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行"强国"政策，在东海、南海频频挑战美国的权威，引起美国政、军界的极大反感，而智库、学界要求检讨对华话战略，重新制定对华外交、国防政策的呼声不断，因此，今年的中美战略对话气氛较往年紧张。
从目前对话的结果看，虽然成果不少，包括南海形势、网络安全、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都有涉及，但并没有消除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及疑虑。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资料，中美双方在会谈中取得了一百二十七项成果和进一步合作协议，这些成果及协议涉及的面很广，美方将其分为八大类，包括加强双边高层对话以及地方政府交往，在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环境保护、海事、健康、科学技术与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等。
美对中方"负面清单"十分不满
其实，在此次会谈中美国最为关心的是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美方对该协定期待已久，原因是中方早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已承诺将在日后开放金融服务领域，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引起美方强烈不满。金融业是美国在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领域之一，同时却是中国最僵化、最脆弱的领域，一旦开放，很可能不堪一击。北京一直不肯开放金融业乃是意料中之事，但当初朱镕基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在入世谈判时已公开承诺将开放金融服务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无法否认，因此以后北京的历届政府就实施一个"拖"字诀。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立下的承诺总是要兑现的，目前围绕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已进入了紧锣密鼓阶段，双方交换了第一批"负面清单"（列入清单的项目不开放，此外全部开放）。据了解美方对中方提交的"负面清单"十分不满，因此在此次会谈后，双方约定九月份再次提交第二次清单。
中美投资协议被美方视为下一阶段中美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促成中美投资协定的签订、让中方开放金融投资市场，美方在此次中美会谈中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审核、讨论特别提款权时，会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不会在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一事上为难中方，希望以此换取中方大幅开放金融投资市场。从目前的情形看，除非北京遵守承诺，尽快与华盛顿签订中美投资协定，拉拢华尔街大亨，利用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强大力量缓解美国军方对中国南海战略的反弹，否则的话，美方势必会加大对中方的军事压力。
如果跳开中美战略会谈及不久后习近平将展开的国事访美等具体日程，从更高层次看中美关系的话，美国目前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的重要十字路口。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美国采取的是积极帮助中国进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战略，希望中国成为美国的政经伙伴，在国际新秩序中起到稳定的作用，并逐步走向现代民主政体。二00五年九月时任助理国务卿佐力克在纽约发表讲演时，首次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概念，就是当时美国对华战略的写照。
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但想不到的是，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国内生产总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财大气粗后的北京政权并没有象美国想像的那样，向现代民主政体靠拢，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是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从经济、贸易、军事等各方面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习近平上台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好战声调越来越高，要求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的呼声不断，具体行动就是与日本争夺钓鱼岛、划定东海防空区、在南海加紧填岛并威胁设定南海防空区、成立亚投行等。可以说，中国最近几年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假如再不采取新的战略，而是沿着此前对华关系老路走的话，再过五到十年，美国将要面对一个真正可怕的对手。
目前，美国对华外交展开检讨已是大势所趋，至于新的对华战略将采取何种方式，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加之明年大选临近，新的总统还未入主白宫，因此是继续亲善拉拢还是作为假想敌围剿打压，或者两者兼顾还在激烈辩论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北京政权继续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政经秩序的话，美国对华战略不但会越来越强硬，而且很有可能在军事上会与中方发生冲突，到时就看北京如何接招了。
近日一部描写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旋风九日》在中国引起关注，从该片的拍摄动机及各类市场宣传看，明显是部分有识之士不满目前北京步入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希望借助当年邓小平访美以及其后大力推动与美国加强关系的历史，提醒当权者，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坚持采取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千万不可盲目乐观、自我膨胀，重蹈当年苏联与美国对抗而最后瓦解的覆辙。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老庚：中美南海斗法与王岐山暂停访美

Posted: 24 Jul 2015 09:39 AM PDT

图：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公开表示，将支持日本以及东盟国家联合在南海巡航

在国际关系上中方越来越直接地在各个方面挑战美国，尤其是好大喜功推进的亚投行项目，引得英国等原本与美国持相同立场的盟国转向，受辱的美国除拒绝王岐山访美，还在南海发声，让北京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大佬。

王岐山暂停访美是明显指标
近日美国高调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并派出P-8"海神"侦察机飞过南沙岛礁上空，令北京大为紧张及愤怒，中国外交部及军方报刊都发表强烈言论，指责美国在南海搞事，一时间中美关系风高浪急，令许多外交观察人士大惑不解。其实，中美间不和的暗流早已涌动，也有迹可寻，王岐山暂停访美就是明显的指标。
仅仅一个月多前，中方通过境外媒体传出王岐山可能访美的消息，当时笔者觉得十分突兀，因为以王岐山现有中纪委书记的身份，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项，是不适合访美的，毕竟他已经不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了。传媒对他访美造势的解读是他要到美国与美方官员协商抓捕外逃贪官事宜，这个理由实在十分牵强。
首先，抓捕外逃美国的贪官虽然是反贪行动中的重要环节，但也不是什么要务，与北京高层权力内斗及经济遭遇重大滑坡相比，根本摆不上政治局的台面，这种事务性的工作，由公安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主抓就足够了，何劳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大驾，而且还要远道跑去美国，岂非笑话。其次，以中方对美国的了解程度，不会不知道美国是一个司法独立、联邦与州的法律系统并不兼容的国家，法制并非如中国般那样中央集权及以党代法，王岐山来美协商抓捕外逃贪官，要与美国的哪个部门谈？难道与奥巴马的白宫或司法部谈？很显然，王岐山访美的真实目的，并非抓捕贪官，而是有更重要、更紧迫的事项。
从中美两国的现状看，北京在内政上面临比美国大得多的困境，习近平上台后，高举反腐大旗，掀起高层内斗风暴，执政基础动摇，不得不走向党政军集权之路；然而要命的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快速发展遇上了瓶颈：出口滑坡、内需不振、产能过剩引发的社会不稳，随时可能与上层内斗共振，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习近平能够依赖的外援，只有美国，至少美国不要给中国添麻烦。而在中共现有高层领导中，除了习近平在美国有副总统拜登这个能够说得上话的朋友外，只有王岐山在美国还有一些人脉，也因此，王岐山访问美国，谈抓捕外逃贪官是幌子，其实是想稳定中美关系，希望美国在经济上，尤其是货币问题上不要给中国惹麻烦。然而，意料不到的是，中方好大喜功推进的亚投行项目，引得英国等原本与美国持相同立场的盟国在最后关头纷纷转向，弄得美国十分没有面子，一怒之下除了拒绝王岐山的访美要求外，还在南海发声，让北京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大佬。

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开始不稳

从目前的情形看，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开始不稳，原因无他，主要是北京一再不听美国的劝告，自以为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欲在各个方面挑战美国的权威，尤其是在南海。从去年开始，北京加紧填海造岛，据最近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自二0一四年三月起，北京在南海六处地点填海造地，从战略位置看，这六处地点形成犄角之势，不但对周边国家形成威胁，也为控制南海航道提供军事便利。在这六个岛礁中，永暑岛的建设特别引人注目。永暑岛原本是一个退潮时露出几块礁石、涨潮时什么也没有的礁滩，北京从九十年代开始填海造岛，到去年为止，也不过填出足球场大小的一块面积。但从去年八月开始，突然大规模扩建，目前的面积已经是台湾控制的太平岛的三倍，可以驻扎数百军队，并计划修建长达三千米的飞机跑道。
南沙群岛中原本最大的岛屿是太平岛，由台湾实际控制，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可是北京在最近的造岛行动后，美济礁、永署岛、渚碧礁扩展至二点五平方公里以上，大大超过太平岛，现在这三大南沙人工岛上都有驻军，并准备增建码头和机场。据网民透露国防大学教授马骏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北京在南海填海造岛总面积已达六平方公里左右，每个岛的造价平均五十亿美元，六座岛已砸进人民币一千八百多亿人民币。
北京在南海的造岛活动，早已引起美军担忧，此前一直通过非公开交流告知美方的意见，希望中方适可而止，毕竟在此之前越南、菲律宾等国也有造岛举动，因此美方不想让北京觉得华盛顿在南海问题上偏袒哪一方。但对美方的克制言行北京一直当耳边风，甚至怀疑美方的中立立场，因此我行我素，拒不接受，直至此次美方公开发出指责，要求北京及所有国家停止造岛行动。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各国防务交流"香格里拉会谈"的发言看，美方对中方的造岛行为已经忍无可忍，卡特表示，过去七个月中国造岛的面积，已经超过其他国家过去六十年填海造地的总和。

制约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对于美方的立场，从中方传媒透露的消息看，北京还是没有足够重视。中国传媒谈的都是美国对中国的误判以及中美冲突将造成两败俱伤局面等；有些传媒甚至以为这只不过是美方在"香格里拉会谈"前的把戏，会谈结束后便会烟消云散。也有中方传媒自欺欺人地报道美方在今年的"香格里拉会谈"时的立场比去年还弱，还有传媒将奥巴马对南海立场的谈话断章取意，说美国在北京的强力反驳下已经"示弱"，奥巴马承认中方对南海的某些主权要求也许是"合法"；许多网民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叫嚣要用战略导弹打掉美国航母。
自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严厉警告中国、明确表示美国保留派遣军舰及飞机在北京号称属于自己岛屿的十二海里范围内巡弋的权利以来，美国政界高层纷纷表态支持军方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连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都出来说话，态度很明确，要求中国遵循国际法准则解决南海争端，不可以强凌弱、用霸道手段圈地造岛。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承认中方造岛的"既成事实"，话说得这么明确，就看北京是否听得进去。
这个月下旬将在华盛顿召开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国将派出以副总理汪洋、刘延东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前往美国，届时对话内容虽然涵盖面很广，但中方如何回应美方停止造岛的要求将是避免不了的话题，也是制约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鲍彤：王岐山最不可能忽视的一句话

Posted: 24 Jul 2015 09:30 AM PDT


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四月下旬王岐山约见三位美籍日裔学者福山、青木和德地，谈了一个半小时。从《共识网》和香港《大公报》刊出的记录看，内容几乎是王的独白。这次会晤一扫官府的陈例旧规，更像是同窗间的随意倾诉。如果他们四位能就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应该不无可能形成一篇有时代价值的史料。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是：在宗教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内部冲突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提得好。福山教授也回答得明白清楚：宗教解决内部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神的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王最不可能忽视的一句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就福山的论断发抒己见。重大的话题就此搁浅，没有展开，没有深入下去。
它会不会再度构成他们几位今后的话题，我不知道。
作为局外人，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人类观——把人类视为天生不应该平等对待的群体。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熟知的毛泽东。从作为政治新星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毛就主张必须把中国人劈成三块："我们"，"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在和敌人斗争中为了取得胜利而非联合不可）的朋友"。这种把人放在斗争的天幕下分解为主体、对象和工具三者的思维，在毛和中共夺到政权之后，早已"从娃娃抓起"，成为天经地义了。
我因此而想到了毛的宗师列宁。他在参加革命刚露头角的时候，写过几本后来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小册子。按照斯大林，正是这些小册子为布尔什维主义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和策略的基础。至于它们的共同前提，恰恰都是人和人之间绝对不应该平等。

原始的列宁主义
《做什么》（后来好像被中文译成《怎么办》）所奠定的是"思想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革命职业家在思想上对工人的优越性。罢工工人只有经济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可能有政治要求（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工人也必须把自己置于革命知识分子（即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职业家）的"灌输"之下，即由革命职业家"从外面"向革命的基本力量"灌输"政治意识。什么是列宁主义？这就是原始的列宁主义。
《进一步，退两步》奠定的是"组织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上级对下级，特别是领袖对党员的优越性。领袖指挥党员，党员服从领袖，这就叫做党的纪律。有还是没有这种铁的纪律，据说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机会主义的（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可见，即使在"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也必须是不平等的。这是如假包换的列宁主义。
《两个策略》所奠定的，当然是"策略基础"咯。它规定，在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应打击谁，麻痹谁，中立谁，团结谁；因此，每当领导人认为出现了"新阶段"，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抛弃老朋友，使他们成为新的打击对象，或麻痹对象，或中立对象等等。在各种各样被抛弃，被打击，被麻痹，被中立，被团结的对象之间，能有平等可言吗？不仅如此，要求列宁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对象（包括"团结"对象在内）和主宰斗争的领导人之间讲平等，其难度正如要求棋王和被他摆布的棋子讲平等一样。

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
列宁主义当然是不应该忽视的，因为它曾经百战百胜过，它的的确确曾经在七十多年之久的跨度内，当过地球上版图最辽阔的苏维埃联盟的顶层设计的灵魂。
在"神的面前"，还是"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面前"，还是"天理良心面前"，那是同一个符号，在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讨论不同对象时的表达形态，——马克思的爱婿博学多才的拉法格，在对法国语言在大革命前后的变迁进行史的考察时论之甚详，就好比"女士们先生们"和"公民们"其实都是打招呼所用的一种口气一样。
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郑恩宠：人權律師已成中共的政敵

Posted: 24 Jul 2015 09:27 AM PDT

俞正聲說：現有百分之三的律師不聽話，要好好管教。對鄭恩寵、倪玉蘭這樣的律師，我們道理上講不過他們，法理上搞不過他們，我們可以停他們的飯碗嘛……


被軟禁十年的上海人權律師鄭恩寵，
是開放雜誌開放網多年的特約作家。
7月1日，中國人大剛通過《國安法》，就發生了嚴重的股災。9日凌晨3時，女律師王宇一家三人分別被綁架失蹤。11日晚，中共最大三家喉舌新華社、央視和《人民日報》同時報導，公安部宣佈摧毀了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自2012年7月以來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犯罪團夥」。數天內，全國知名的人權律師均被「圍剿」。截止7月25日，涉及25個省市的225名律師、律所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士被刑拘、傳喚、抄家、失蹤、約談和監視居住，其中12人已被官方證實刑拘入獄。

中共為何突然對全國人權律師群體進行大規模的抓捕和圍剿？事實證明，在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中共已將人權律師群體視為最大政敵，為挽救失去人心的體制。

7月10日黑色星期五王宇被綁架

7月9日凌晨三時，女律師王宇被綁架，丈夫包龍軍送16歲的兒子包濛濛赴澳大利亞讀高中，在北京機場被綁架。王宇是著名人權活動家、前國家人事部幹部、法學碩士曹順利，新疆伊力哈木教授和人權捍衛者吳淦的辯護律師。曾代理法輪功、三鹿奶粉、上百起群體敏感案的北京鋒銳律師所，被公安機關以「涉嫌重大犯罪團夥案」查抄。主任周世鋒、王宇、王全璋、謝陽、黃力群、謝遠東、劉建軍律師和工作人員劉四新法學博士、翟岩民等被刑拘、監視居住。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共此次抓捕的黃力群律師還是個副部級幹部。56歲的黃力群曾任全國人大信訪局副局長、西藏自治區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他和周世鋒是同學。黃力群提前退休當律師，出身於法律世家，其父曾任最高法院第一任行政庭庭長，其母是研究法律的學者。

7月10日中午，北京李和平律師懷抱女兒，多名彪形大漢敲響大門，當李妻王峭嶺剛開門，就迅速沖進至少十名以上男子，只有一人晃了一下天津市公安局的工作證，同行人員就開始搜查，打包了幾乎家中所有的電子設備、案卷和書籍資料後、警方押著李和平及一車的物品呼嘯而去，連一份《扣押清單》都未留給家屬。

抄家、威脅鄭恩寵律師

7月11日中午12時，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來了兩位警官宣佈對我家搜查並以「偷稅漏稅」之名刑事傳喚。前後搜查了45分鐘，搜走筆記型電腦一部、手機兩部，然後將本人帶到閘北分局一樓審訊室。下午2時30分起，區公安局國保處史金榮、張曉明告知：

「從今天起停止對北京律師被抓一事關注、停止聲援，否則今天對你的處理結果領導已定，這個結果是你想像不到的，我們也想像不到，你不必急著回答我們，考慮清楚再回答」。我說：「你們不必繞圈子，我現在就回答你們，我無非今日就被你們逮捕、坐牢」。

史說：「比這個更嚴重」，我說：「那你們就槍斃我好了」。兩個國保不約而同說：「槍斃不可能」，我說：「那就無期徒刑」，史答：「那差不多」。直到晚間23時張曉明再進審訊室說：「你現在聽候處理結果，從明日起你不能出家門」，我說「這是什麼想像不到的結果，你們到底想玩什麼？」……

7月17日上午9時至9時30分，上海公安機關又來了7名警官，帶了最先進的儀器，對我家進行了地毯式搜查，抄走筆記型電腦一部、手機4部。這是自我2006年6月5日出獄後所經歷的第21次搜查和第九十次傳喚。

人權律師在27萬律師中佔百分之三

 7月16日，律師覃永沛會見剛被刑拘的陳泰和律師，他是廣西桂林科技大學法學教授。7月11日，他被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刑拘。為了使他屈服，當局將他和3名死刑犯關在一囚房。陳律師表示，他沒有違法，會抗爭到底，不懼怕任何迫害。女律師徐琳聲明，若被判刑或入獄一年仍未判刑，就離婚，為了保護家人……

中國人權律師群體已經深深紮根在中國的大地上，自2003年起在中國的大地上崛起。外界對此類律師有的稱維權律師，有的稱人權律師，有的稱死磕律師。我認為對他們的三種稱呼其實是一大類，但有所不同。律師都是維權的，但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真正能稱之為維權律師的只占全國27萬律師中的百分之三。

俞正聲在上海曾經多次說過，有百分之三的律師不聽話。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前，俞正聲在上海市政府會上，將律師管理分為五類：中共黨員律師各級黨組織要管好，民主黨派中的律師，我們很放心，他們比我們管得還要好。海外歸來的律師我們也很放心，因為他們知道，在中國能比國外能掙更多的錢。現有百分之三的律師不聽話，要好好管教。對鄭恩寵、倪玉蘭（北京）這樣的律師，我們道理上講不過他們，法理上搞不過他們，我們可以停他們的飯碗嘛……

27萬律師的百分之三是8100名，這應是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的數量。人權律師是這8100位維權律師中敢接被當局認為涉及「政治底線」或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案的律師，目前數量應在千名以上；而知名的死磕律師是人權律師中敢於衝擊中共司法體制的律師，數量應在二百人以上。

曾任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的黑龍江律師遲風生說：「死磕律師就是把三十多年來中國人辛苦制定的法律一條一款落實到實處，希望實現的也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

維權律師在維權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自2003年興起，得益於海外互聯網傳入大陸。當年的孫志剛案、非典案、上海東八塊拆遷案、企業家孫大午冤案等系列個案引爆了維權運動的興起。2005年，香港《亞洲週刊》將十四位維權律師與法律工作者評為維權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 許志永律師（2009年被抓，2013年被判四年）
． 高智晟律師（2006年、2009年兩度被判刑，現被軟禁在烏魯木齊）
． 郭飛雄（2006年被判刑、2013年再度被捕）
． 范亞峰法學研究員（被中國社科院解聘2006年後人身自由一直受到限制）
． 滕彪律師、法學博士（2011年被失蹤70天，現流亡美國）
． 李柏光律師（2015年被抓，現行動受限制）
． 張星水律師
． 陳光誠法律工作者（2005年被判刑、出獄後被軟禁、現流亡美國）
． 朱久虎律師（2006年被判刑）
． 莫少平律師（行動受限制）
． 浦志強律師（2014年被抓）
． 鄭恩寵律師（2003年被判三年，出獄後長期處於軟禁中）
． 郭國汀律師（2005年5月流亡加拿大）
． 李和平律師（此次掃蕩被抓）
． 2012年7月5日，在美國國會以「中華維權律師協會」的名義頒發「十佳維權律師」獎，獲獎的十位律師是:高智晟、鄭恩寵、王永航、李蘇濱、騰彪、江天勇、劉巍（女）、唐吉田、李和平、李雄兵。

人權律師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

自2003年至今的12年中，在中國大地風起雲湧的公民維權運動中，出於對普世價值認同，異見人士群體、良心記者與作家群體、受害的民營企業家群體、自由化知識份子群體、右派群體、農民工群體、冤案受害者群體、法輪功群體、軍隊復員和轉業幹部群體、地下宗教群體、少數民族群體、良心知識階層群體、冤案受害者群體、線民群體、二千萬訪民群體等，在人權律師的辛勤努力下、逐步凝聚成為具有十分壯觀的公民社會。

在此過程中，人權律師成為捍衛人權的最重要的力量。他們利用其專業法律知識和社會影響力，為遭受冤案、身陷牢獄之災的人們提供法律幫助，並對受到迫害的人士和親屬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種援助，讓身處弱勢的人們消除恐懼，並試圖通過這些良心律師的幫助得到法院公正審判。人權律師作為社會法律精英，在公民社會的構建和民主轉型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許是當局出重拳打壓律師的直接原因。
    此次對人權律師的「大圍剿」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針對公民社會進行大清洗的一部份，此前遭受清洗所波及的異見人士、NGO（非政府組織）、地下宗教、互聯網活躍人士、大學新聞和研究機構中具有自由化傾向人士和訪民至少有1500人被捕入獄。其中包括知名律師許志永、浦志強、唐荊陵和丁家喜，但這些鎮壓並沒有嚇退人權律師群體。

十二年來，在中國大地上，無論在法庭內外，無論在互聯網上下，無論在鄉村還在街頭，無論在黑龍江的建三江還是在慶安，從山東臨沂到廣西北海，從河南南樂到江西新余，從貴陽到福州，從蘭州到蘇州，處處能見到這些律師活躍的身影。自2003年維權運動興起以來，維權律師從當初的幾十人發展到今天八千人以上。他們幾乎無爭議地成為當今中國最活躍並最具影響力的民間力量，他們已經成為當今國內民間抗爭力量的主心骨和中流砥柱。因此，中共也將人權律師群體當作最大政敵，被定為「五黑」勢力之首。

中國美麗島時代的來臨

此次，中共對人權律師的「大圍剿」是自2010年春茉莉花事件後，對民間社會發起的最大規模的打壓，但也宣告了中國美麗島時代的來臨。

一九七九年的臺灣，是國民黨一黨專制最為恐怖的年代，美麗島事件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黎明時代的到來。當年「美麗島」案辯護團的二十一位律師，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尤清、江鵬堅、張俊雄等，其中最小是28歲陳水扁，最大是三十三歲謝長廷。以這些律師為主體，建立了民進黨，十五年後經選舉上臺執政。從現有資料看，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先後有十四人任黨主席，但其中有九人是律師。1981年後，美麗島辯護團的二十一位律師大部分從政，紛紛當選為臺北市議員、臺灣省議員。這些律師中有多位後來做了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副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行政院長等。

美麗島事件不是政變，也不是暴力革命。美麗島事件之前和之後的臺灣是兩個不同的臺灣，前者是專制黑暗，而後者是民主、自由的新臺灣。美麗島事件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意義，一批有良知的中國人權律師接受了普世價值並與黨國不分的體制決裂，力爭做到退而律師、進而從政，人人爭做中國的甘地、曼德拉，引領國人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正是這些人權律師們堅信中國必定會實現法治與人權，正是因為他們為此理念堅守人性的良知，正是因為他們將此理念付諸於實際的行動中，不懈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才使飽受專制摧殘的人們見到一絲希望，才使沒有民主和自由的人們意識到民主與自由的重要和美好。這些為法治拼死抗爭的律師們，無論他們自身還是他們的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遭遇讓文明世界的人們都難以想像

大清洗人權律師防止顏色革命

值得欣慰的是，雖然主持正義的律師遭受到巨大的打壓和迫害，但有擔當、有責任和有勇氣的律師依舊源源不斷湧現，他們的中國的脊樑和希望。

臺灣之所以在美麗島事件上成功實現不流血的和平轉型，讓13億國人認識到「依法治國」不需要兜圈子、繞彎子，「依法治國」說白了就是以律師、法律人為主體治國。1949年的中國，民國政府就可從律師中直接選任官員，這些官員退而律師。從官位上退下來做律師是一個普遍現象，曾經在15年中三次出任民國政府司法總長的張耀會律師，曾任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律師，曾任大理院院長的董康律師，曾任眾議員劉崇佑和沈鈞儒律師、曾任浙江省議員阮性存律師都是先做官，退休後任職業律師。

對此現象，中共比誰都研究得透，中共十分害怕在人亡政息後，由一大批人權律師、法律人來主政，故所以此次對人權律師的「大清洗」是防「顏色革命」的一次預演。

對中共「圍剿」的律師行動，已引起海內外普遍的不滿與抗議，但我認為最關鍵的不是對中共能施加多大的壓力，而最為關鍵的是13億國人何時改變對律師誤解大於理解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中共各路反對力量，要認識到中國人權律師群體已經成為國內抗爭中最具希望並最具影響的主導力量。

——刊于香港《开放杂志》7月号，作者供稿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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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6, 2015, 6:41:07 AM7/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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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纪念顾准和当代启蒙运动

Posted: 25 Jul 2015 06:16 PM PDT

图：参加纪念顾准"百年诞辰聚会"的(右起)杜光、鲍彤、蒋彦永、盛禹九


现阶段需要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才能打破蒙昧主义的梦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启蒙运动。纪念顾准，宣传他的思想，将有助于启蒙运动的开展。

时政关心者北京聚餐会谈顾准

6月30日上午，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个餐馆里，聚集着四十来位老中青的时政关心者。他们每月聚餐一次，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仪式议题，只是就大家共同关心的时政热点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畅谈交流，各抒己见，有的慷慨陈言，有的条分缕析。既有共识，相互补充；也有异见，彼此砥砺。往往历三四小时，方尽兴而别。
这次聚餐，适逢次日（7月1日）是启蒙思想家顾准诞生100周年，所以，纪念顾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天漫谈的主题之一。
顾准的后半生颠沛流离，直到1972年，才获得静心研究的机会。他的研究是围绕"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进行的，指的是中国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歧路、死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觅新路。然而，天憎奇才，不假以年，他1974年便在贫病交迫、举目无亲的困顿中告别人世。因此，他的研究开始不久就中断了，留下来的很少作品，当时既没有出版机会，他那些惊世骇俗、足以启蒙当代的深刻思想，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他胞弟、陈敏之等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等著作，使他的卓越见解得以面世。它促进了许多因"八九血案"而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蒙作用。
时至今日，当年顾准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依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答案；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民粹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依然弥漫于整个社会。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顾准虽然没有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作出完整的答案，但他当年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线索，可以成为亟待开展的新启蒙运动的推动力。老人聚餐会把纪念顾准诞辰100周年作为当天的谈话内容之一，不但是对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崇敬和怀念，而且有着为推进新启蒙运动加油助力的重大意义。

民主同法治的结合和议会制度

顾准一生十分坎坷。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因在税收政策上坚持"按率计征"，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自报公议"等群众运式的征税方法，被加上"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等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被划为右派，摘帽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家庭破裂，妻离子散。1972年回经济研究所后，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从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入手，探索人类社会和祖国发展的正确途径。但这个宏伟计划只进行了两年，1974年12月3日，他就因患肺癌不治逝世。
顾准的十年研究计划，主要是为了寻求中国发展的道路。他是从考察古希腊的历史开始他的心路跋涉的。他考察了雅典城邦从贵族寡头专政向直接民主过渡的历程，发现希腊民主和法治的不可分割，认为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希腊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民主和法治的相得益彰正是希腊文明的重要遗产。
顾准认为，直接民主是同城邦制度相互依存的，城邦制度的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但这种民主形式只适合于城市，不适合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国的民主形式只能是议会制度。大国如果实现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而议会制度则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看来，民主同法治的结合和议会制度，是顾准通过对希腊文明的解剖发现的、可以解答"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重要线索。

抛弃终极真理的理想主义

对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是顾准萦绕于心、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回顾历史的重点，就是寻求理想主义如何异化为专制主义的秘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基于这个认识，他抛弃了终极真理的理想主义，批判因某种远大的理想而引起宗教式的狂热，转而回归理性。他倡导科学精神，倡导多元主义，认为科学精神同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权威主义扼杀进步，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民主的基础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则须以多元主义为前提。只有容许不同的学术主张、不同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较量、交融，才能揭露专制主义的真容，找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
正是在对理想主义异化为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顾准斩钉截铁地表示："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些义无反顾的誓言，突出地展现出顾准同终极真理决裂的坚定决心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鼓舞人心。
顾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确实是非常难得的。遗憾的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个人崇拜和奴隶主义的笼罩之下，他的先进思想没有传播的机会。伟大的启蒙思想没有发挥丝毫的启蒙作用，这是那个疯狂岁月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无可奈何。
环视当今社会，依法治国的流于空文，意识形态的一元独断，宪法权利的有名无实，政治体制的专制如故，如此等等的现实告诉我们：全国上下、体制内外，仍然深陷于蒙昧主义而不自知；"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正确答案还没有找到，认识与实践就更谈不上了。现阶段需要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才能打破蒙昧主义的梦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启蒙运动。纪念顾准，宣传他的思想，将有助于启蒙运动的开展。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老人聚餐纪念顾准的心愿。
2015年7月5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鲍彤：一言国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Posted: 25 Jul 2015 12:23 PM PDT

鲍彤

一言堂，使人不由自主想到四川有过一个"家"，有过一位虽已朝不保夕，气息奄奄，但一声咳嗽仍然足以决定家人死活的高老太爺。——覺新，觉民，觉慧，瑞珏，梅表姐，琴表姐，鸣凤……的悲欢乃至死活，个个有赖于这位一家之长在某一瞬间发出的某一句话。所以，觉慧必须出走，不得不拿起笔，去再现那个"家"，那个堂，以及那个堂所赖以存在的那个古代社会。
云南，将建成中国第一个一言省

后来好了，革命了，有领导了，有社会主义了，有宪法了，公民有权了。最新的情况是，四川的邻省云南，将建成为我国第一个一言省。六月报载有云，大意如下：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告诫媒体：不许唱反调，不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也不准沉默失声。他宣布，"中央、省、州、市乃至境内外媒体，必须整体联动，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宣传攻势"，以实现"一个声音贯彻到底"的要求。
实现了"一个声音贯彻到底"之后的云南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应该荡然无存，足够建成一言省了。
七十年前，这里本来是意气风发的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的所在地，在民主的废墟之上建成一言省，真是旷世巨变，必须载入史册。
有人怀疑这条新闻的可靠性：省委书记怎么指挥得了"中央"和"境外"的媒体？这些到底是他个人心血来潮，还是泄露了党国的机密？须知泄密是罪，难道此人不怕巡视吗？但也有人雄辩地证明，既然他没有成为巡视的对象，足见有恃无恐，难道你能排除他"更上层楼"的可能吗？
我当然不可能排除，也不可能不排除，只能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要建设一言省和一言国，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很强硬：古已有之。

两种传统：唯权独尊与兼容并包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唯权独尊，赶尽杀绝的一言堂传统，另一种是兼容并包，讨论切磋的百家争鸣的传统。
前者常常占统治地位，常常成为主流，滥觞于幽、厉，立威于秦皇，大成于汉武。包括弭谤止诽，焚书坑儒，钦定一尊，直到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直到"谁反对……就打倒谁"，虽有小巫与大巫，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本质上是同类，即使在拙劣地模仿重复，也总能叫寂寞的沙漠不断地流出血泪。
后一种，在春秋和民国时期，在政教分离（或无法合一）的条件下，确实灿烂过，辉煌过。虽然前一段只延续了几百年，后一段只存在了几十年，嗣后都被伟大的政权所腰斩，但毕竟替孔、孟、老、庄、杨、墨、荀、韩……直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陈寅恪……提供过探索文明和传播理性的平台。
后一种传统的得益者是全体中国人。至于它的提倡者，我想最不应该忘记的，也许应该是（一）略早于孔子的河南郑国的大夫子产，和（二）民国初年担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
未来的中国，如果有朝一日立法保护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初始倡议者习仲勋，就应该和子产和蔡元培一起，共同以千秋功德，无愧于人们永恒的称道与怀念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RFA张敏：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宣布狱中去世 回放12年前系列报道（上）

Posted: 25 Jul 2015 12:21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与回放，2015，07，16）

*中共当局宣布丹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拒将遗体归还家属，海内外示威集会*        
         北京时间7月12日夜里，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在狱中服刑已经13年的四川甘孜理塘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去世，并拒绝将遗体交给家人。
         今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俗名阿安扎西，于2002年被中国当局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后被以"制造系列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逝世的消息，海内外藏人和世界各地人权团体举行示威、集会，要求中国当局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真相，将他的遗体交还家人，按藏人传统葬俗举办后事，并对13年前多有疑点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再度质疑。

*回放13年前"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节目上集*
         在 12年多以前的2003年2月8日和其后三周时间里，"心灵之旅"节目曾经连续播出系列节目"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上、中、下三集。
         在丹增德勒仁波切……也就是阿安扎西被宣布去世后的今天，请听节目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节目，今天播送的是上集——
         要谈的话题是"关注二审判决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28岁的藏族农民洛让邓珠和52岁的藏族活佛丹增德勒……俗名阿安扎西，被中国有关方面指控为2002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的主犯。据中国官方新华社2003年1月26日报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月26日二审裁定，驳回阿安扎西的上诉，维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2日一审判决，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中国官员2003年1月27日证实，洛让邓珠的死刑已于1月26日执行。
        海内外一些人士对此案一直予以关注，并提出一些问题。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2003年1月28日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录音片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2003年1月28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西方记者有关此案二审判决的提问时说（现场录音）："中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司法机关对于任何一个案件依法进行审理的，这是完全按照中国的法律所进行的。那么实际上对于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从事一些恐怖爆炸活动的分……犯罪分子，任何的法制国家都会予以依法的追究和惩处，所以我想呢，中国是严格按照有关的国内的法律所进行审判的。"

*2003年初RFA得到阿安扎西在狱中秘密录制、由人辗转带出的录音片段*
        日前自由亚洲电台得到阿安扎西在监狱里秘密录制、由人辗转带出的录音带。请听一段阿安扎西的谈话录音。
         阿安扎西："（藏语谈话，汉译译文）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完全是无辜的。我一直劝人民要有善心，要关心他人，大家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是被冤枉的，我相信我的冤枉是会被证实的。我身为藏族人，一直献身于藏人的福祉，有人不高兴，所以从去年开始，就诬陷我。关于散发信件、传单和秘密的安放炸弹，我不但没有做，而且心里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

*王力雄：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因迹象表明有可能是冤假错案*
         一直关注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海内外一些藏族、汉族及各族人士对此案的二审判决提出一些问题。
        
         中国著名作家，著有《黄祸》和《天葬：西藏的命运》等书的王力雄先生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
        王力雄："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它在很多方面都有迹象表明有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

*达瓦次仁：中共为什么急匆匆把洛让邓珠处决？没人知道他怎么想、怎么说的*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次仁先生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的采访。
         达瓦次仁："中共为什么如此急匆匆地把洛让邓珠处决？洛让邓珠被逮捕以后，除了审判那天以外，没有一个西藏人见过他，一直到他死去的那天为止，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其实怎么想的、他是怎么说的，没有人，完全凭中共的解释。

*仁青扎西：外界到现在确实没看到什么证明说明洛让邓珠是制造这一爆炸案的罪犯*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仁青扎西先生就这一案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看法。
          仁青扎西："在这一案子上我个人的看法和我们这个组织的看法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个案件确实有点特殊性。比如说，首先他们说是洛让邓珠搞了这些爆炸活动，然后说是阿安扎西，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暗中操作。但是，你把人带到法庭上去，就应该要有个证明证据，必须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办。
         中共的法律程序在书面上写得也比较好，就说'被告人有找律师的权利'，但是这个案件就没有这么做。外界到现在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证明来说明洛让邓珠是制造这爆炸案的罪犯。"
  
*茉莉：当局违法或不按常规：中途强行改换律师、禁止家属领取洛让邓珠尸体*    
         流亡瑞典的著名女作家茉莉听到此案二审判决的结果感到震惊。
         茉莉："关于西藏活佛阿安扎西这个事件，他的（案件）二审的结果令海内外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中国四川司法当局公然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他们在这个案子的审理中，很多地方违法。比如说，在中途强行改换律师，二审的结果当时洛让邓珠就被处死，他的尸体甚至禁止家属去领取。按照西藏的习俗，家属应该领取尸体由他们家属按照西藏的风俗去安葬。但是当局不按常规，不给家属洛让邓珠的尸体，可见当局有不少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是要隐瞒的事情。"

*扎西顿珠：我认为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非要把人置于死地*
         我请来自西藏、在美国纽约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编辑的扎西顿珠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扎西顿珠："我本人认为这个案子肯定是有问题的。我相信，这个还是中共一贯的那种通过刑事案件来镇压政治犯的一种做法，这次只是我们觉得中共的过分就是非要把你至置于死地不可。"

*高寒：国际关注。非常奇怪中共这么快把人处死，中途换律师……很多非常蹊跷地方*
        住在美国纽约一直关注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网刊《中国之路》主编高寒先生说，他听到二审判决结果后，也感到非常震惊。
         高寒："就我所知，国际……包括美国、欧洲议会，包括一些人权组织，还有联合国人权组织，对这个案子都表示了关注、交涉。非常奇怪的是中共这么快就把人处死了，这一点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当中，王力雄请了律师，四川高级法院已经认可，中途又换律师，这里边有很多非常蹊跷的地方。"

*王力雄：中国官方关于"天府广场爆炸案"的一些说法*
         高寒先生在这里提到的王力雄先生请律师，以及四川高级法院中途更换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请在北京的王力雄先生详细讲讲事情的经过，他从发生在2002年的"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谈起。
        王力雄："2002年的4月3日在成都市的市中心'天府广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这个爆炸案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当时据说是有3个人感到耳朵被爆炸的声音震动感到不适，当然也是被算作轻伤。"
     
         主持人："在这之后又是怎么锁定嫌犯的呢？"
         王力雄："在爆炸之后，据说是……这都是官方这么说法啊……很多人就往爆炸的方向涌去看热闹，另外在同时有一个大学生发现，有一个人和其他人的方向是相反的，逆向而动，就是匆匆忙忙的要离开现场，于是这个大学生警惕性很高，就向交通警察报告，交通警察就联系了公安警察刑事警察，警察就在离案发现场200多米以外的地方，大概在十多分钟之后，就抓到这个逆向而动的人，一查这个人就是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一个农民，他的名字叫洛让邓珠。
        洛让邓珠被捕以后，经过审问……这都是官方的说法，说他在审问之后就供认了这个案子是他所做的，再继续审问过程当中，他就供认他的指使者就是当时也是甘孜州雅江县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有很多叫法，原来都是叫崇新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公布的案卷里叫做吾陀寺（音，也有说那兰陀寺），就是从雅江到理塘去的路上，在路边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我也去过。这个寺庙的活佛俗名叫阿安扎西，法名叫丹增德勒，他的转世活佛的名字叫阿当彭措，（说）这么一个人是背后主使者。"

*达瓦次仁：对藏人一些称谓含义的解释*
         由于阿安扎西有俗名也有法名，提到他，见诸媒体的还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称呼。
          我请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次仁先生对这些称谓的含义作些解释。
          达瓦次仁："阿安扎西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他是达赖喇嘛所认定的活佛，而且是从达赖喇嘛座前受戒，达赖喇嘛叫丹增嘉措，所以'丹增'的名字也在他的名字前面，因为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习惯。'丹增'是持教，'德勒'是吉祥，'仁波切'是活佛、转世活佛。"

*王力雄：中国官方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一些说法和处理情况*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王力雄先生讲述阿安扎西被捕经过。
        王力雄："在2002年4月7日凌晨，大概一点钟还是两点钟，大批武警就在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逮捕了阿安扎西和他身边的四个小和尚。"

        主持人："后来又是怎么定的罪？"
        王力雄："也是官方的说法，'经过一段时期的审问以后，阿安扎西也招认了这几起爆炸案是他指使的，同时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都招认了，发生在甘孜州其它几个地方，包括理塘、包括康定，一共……'原来说是七起，后来定案的时候是'五起爆炸案都是他们制造的'。这样的话就给他们定上了'制造系列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这么一个罪名。在2002年12月2日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判决时，判定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主持人："您能不能再讲讲以后上诉和二审的情况？"
         王力雄："这个案子判完之后，洛让邓珠当时没有提出上诉，而阿安扎西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诉送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审理。2003年1月26日二审的合议庭在甘孜州的首府康定进行二审终审判决。判决结论就是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在当天就执行了对洛让邓珠的死刑，对阿安扎西维持死刑缓期两年的判决，收进监狱。这个案子从官方处理和官方说法上来讲，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一审判决后王力雄与23位中国大陆各界人士联署《建议书》后又有125人签名*
         早在此案一审判决后的2002年12月12日作家王力雄先生与其他23位中国大陆各界人士联署《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后来在《建议书》上签名的又有125人。
        
        该案二审判决后，王力雄先生于第二天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就阿安扎西案的三项疑点呼吁中国最高法院提审。
      
*王力雄：我去藏区15次，对阿安扎西一直保持兴趣，自他去传教当地社会秩序井然*
         我请王力雄先生讲讲为什么对这一案件特别关注。
         王力雄："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到西藏去，当时我主要是对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自然环境感兴趣。随着去的次数增加，开始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多一些、越广一些.到现在为止，我总共到西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周围的四省藏区，就是按照国外的包括西藏人本身的Tibet 这个概念，我总共去过15次藏区。
         我对阿安扎西一直保持兴趣。"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对阿安扎西产生了兴趣？"
        王力雄："原因就在于我对西藏问题研究的过程之中，一直在感觉西藏社会现在面临着一个传统文化解体、世俗化不断蔓延的过程。它又丧失了在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全能的专制主义的一种统治方式。
         简单的说，从社会治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尤其在康区，社会治安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包括车匪路霸，抢劫、打架、醉酒、赌博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屡见不鲜的。很多地方稍微一到天黑时，所有司机都不敢出行。包括我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夜间行车时遇到抢匪。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维持社会秩序功能都是由警察和法律来完成的。山高地远，即使发生了什么案子，比如说有些地区发生谋杀案，报案就要走三天，骑马啊什么这样跋涉，最后走到县城去报案。警察最快速度装备好，再赶到事发现场，又是三天过去了。该跑的人早跑了，已经无法再去破（案）。
         整个藏区社会治安问题如何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观察过程之中，我就发现在雅江县，也就是阿安扎西所在的地区有另外一种面貌。当地虽然也是在原来非常彪悍的康巴人居住的地区，原来也是那种社会治安问题多多的地方，但是自从阿安扎西在那儿做了数年宗教方面的传教等等整合社区的工作之后，那里竟然能出现很多农村整存整村的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戒烟、戒酒、不赌博、不杀生、不打架、不偷盗，出现整个社会秩序一片井然、社会风气都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王力雄：中共政府不允许出现说话有渠道和分量的人，与阿安扎西矛盾冲突升级*
         王力雄："我一开始是被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所吸引，那么在对这个社会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我就会把感兴趣的一个观察目标对准阿安扎西，我发现他在这里面的社会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并且我在2001年曾经亲自去他住的地方拜访他，和他本人进行过交流。我实际上是准备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案例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能够用传统的藏区的文化和宗教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去整合国家控制能力所波及不到的这样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他一直是在和当地政府不断发生一些冲突。"

         主持人："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是什么性质的一些冲突？"
         王力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基本是个全能政府，无孔不入，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别人具有相应的权利，也有说话的渠道和分量。一旦出现这样的人物，对他们来讲……一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互相排斥的过程中，就导致了一种互动矛盾的升级。"

*王力雄：数万群众签名按手印，派代表到北京、成都上访上告要求保证阿安扎西安全*
          主持人："在这种升了级的矛盾中，一边是政府，一边是阿安扎西，当地的群众是什么态度呢？"
          王力雄："当地群众是一直站在阿安扎西这一边和政府抗争的。而且两次阿安扎西因为和政府的矛盾达到比较尖锐的地步，为了防止政府对他采取一些什么特殊的行动，他采取了出走的方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由当地的群众数万人集合签名按手印，并且派代表到北京、到成都去上访上告，要求中央和省里的有关部门保证阿安扎西的安全。"

         主持人："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
         王力雄："我一方面能够看到这个传统的一种文化整合的这种努力和现代的这种专制政府的控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阿安扎西本人在当地群众当中的崇高威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他的兴趣实际上是越来越深入。因此，当我听到阿安扎西因为'系列爆炸案'被捕面临审判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达瓦次仁：洛让邓珠家乡熟人对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的印象*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次仁先生又介绍了一些关于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的情况。
       达瓦次仁："洛让邓珠有两个孩子，因为他的家庭非常贫穷，所以阿安扎西曾经接济过他、帮助过他。但是他既不是阿安扎西的弟子，也不是很亲近的心腹啊这样的人。洛让邓珠他们家乡的很多熟人在印度。据我们向他们采访，他们都说，他并不是很有能力的，而且不是政治意识很强，或宗教意识很强的人。他们不相信洛让邓珠会进行爆炸，或者搞什么民族独立活动等等，他确实是个很老实而且为生活所拖累这样的一个人。
         阿安扎西呢，他在那儿建了很多寺院，他在……西藏来说是康区……在甘孜州南部地区的藏人中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王力雄：二审处理中我发出《呼吁书》，提出三点建议，最后总签名人达149人*
        王力雄先生说："从我本人来讲，我是不太相信他能去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了，我并不是说，当地司法系统对这个案子的审判完全是个冤假错案，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那么我对阿安扎西的接触也只能说是一个很浅的接触，也可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在二审处理中，我所进行的呼吁，提出的希望，都有不是说建立在这个案子是个冤假错案的基础上，而是说应该对这个案子进行透明的、公正审理，能够做到让各方面都口服心服，就提出直截了当的、非常确凿的证据，才能够对这个案子的公平审判是有利的。
      
         我发出一个《呼吁书》，提出三点建议。
        一个是由我们这些独立的民间人士来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为阿安扎西作上诉辩护。因为这案子是发生在四川省，而且这个案子一定是经过四川省的省委和有关方面讨论和决定的。那么在四川省工作和生活的律师他很难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与影响，因此就不太容易保持一个公正的位置。
         第二点，我们希望案子让媒体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报道的过程。
         第三点，我们提出希望能够邀请海外的藏人代表旁听二审审理过程。我们相信，如果阿安扎西是有罪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审理过程，把确凿的证据都拿出来，让律师为他充分的辩护，然后在法庭上经过充分的辩论，最后对他进行定罪，各方面会对这个案子心服口服。如果完全还保持现在这种暗箱操作，即使阿安扎西是有罪的，最终的结果也会被流传成一个汉政府压迫西藏人的又一个故事，而且不断地流传。
       
         从这样一个角度，我想没有什么理由不接受我提出的这三点建议。
        同时也以挂号信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网络发表以后，最后总的签名人达到149人，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华人，签名人也包括一些藏人。"
*王力雄：我们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之外律师，主审法官先是合作，后又改聘四川律师*    
       王力雄："发出这个倡议之后，我们也开始具体行动，由我们去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律师。"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你们所找的律师。"
         王力雄："在北京找到了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界重量级的……甚至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的头号律师'张思之先生，中国的第一批律师，今年已经75岁了，也是《律师》杂志的主编。同时他又曾经给李作鹏、鲍彤、高瑜案……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案件，律师是由他来担任的。张思之律师不但接受我们的委托和这个案件，而且在律师费等等方面全都是不予任何计较和考虑的。同时他又找到他的合作伙伴，就是魏京生案一块儿辩护的李会更律师共同承接了这个案子，由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阿安扎西案的合议庭发了正式公函，他们本人也和阿安扎西的主审法官王静宏进行了联系。"

         主持人："四川的法院方面当时是什么态度？"
         王力雄："在当时，王静宏法官对他们都是抱着非常配合的态度，多次协商，谈到了非常具体的问题，包括何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去看这个案卷，什么时候要去关押阿安扎西的看守所会见阿安扎西，路怎么走，同时因为阿安扎西不会说汉语，需要配翻译，翻译怎么找……王静宏法官介绍，由于阿安扎西地方口音非常浓重，从北京和成都给他找翻译的话，可能在那儿都不一定能够胜任翻译任务。所以他还建议由他来安排在当地找翻译，为我们的律师进行服务等等。这些非常细致的协商双方已经谈好了，什么时间去和什么时间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已经在为这两位律师去四川办这个案子做旅行安排。但是突然王静宏法官打电话过来，说阿安扎西自己已经委托了两个律师，是甘孜州当地的律师，而且比我们委托的律师还要早一点。用了一些这种理由，他说我们的律师就不能去了。
         我们当时都非常意外。在开始他们接受我们的律师的时候，我们也是感到意外，他们一下显示的非常配合，因此我们还都感觉到很满意，而且还有人认为'是不是阿安扎西真的作了这个爆炸案？不然的话法院怎么会这样信心十足？'当时我还回答'即使阿安扎西真的介入这个爆炸案，我们也不是白做的。因为我们这个做，并不是建立在阿安扎西是没有罪之上，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追求司法的公正，是一个透明的、公开的操作过程。"

*王力雄：我呼吁提审是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刑法执行的若干解释》第305条规定*
         主持人："二审判决之后，您又就这个案子的三项疑点呼吁最高法院提审，根据是什么呢？"
         王力雄："我们的根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关于刑法执行的若干解释'条文第305条的条款规定'凡是下级人民法院有可能判决错误，另外这个案子复杂、疑难、重大，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我们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法律条文的解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这个案子在很多方面都有迹象表明有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另外因为这个案子是涉及到民族关系、宗教界人士和宗教的问题，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国际关注的这个西藏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属于'复杂、疑难、重大'的案子，按着这个条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应该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的。
          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建议和呼吁，他们到底做不做，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以上是"心灵之旅"2003年2月8日节目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报道（上）"，即第一集。阿安扎西就是中共当局今年7月12日宣布在狱中去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下次节目中，请收听本系列节目的第二集回放。
        
         "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沙叶新新剧悼胡耀邦 触及薄一波主持逼宫生活会

Posted: 25 Jul 2015 11:40 AM PDT

上海劇作家沙葉新新劇《良心胡耀邦》出爐，大膽觸及當年由薄一波主持、逼宮胡耀邦下臺的敏感生活會為素材。(攝影:梁路思)

沙叶新："我说德华，我问你一个问题，生活会行不行，德华怎么说，当然行，我马上就握着德华的手说，我说好，这个戏我写定了。因为写的时候，会写到邓小平，是稍微要写胡耀邦是怎么下台，写双规，就要写党内怎么这么腐败，这么龌龊，这么不讲良心，这么黑，尤其那个薄一波。"胡德华给安排了很多中共前高官、相关前政治局官员及胡耀邦之前的几个秘书供他采访。在阅读资料时，他形容自己"我真的是边看边哭，边看边哭。" 

今年是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新剧《良心胡耀邦》出炉，剧本主要以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为主，还大胆触及当年由薄一波主持、逼宫胡耀邦下台的敏感生活会为素材。
76岁的沙叶新原籍江苏南京，后移居上海，是当代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学院院长。剧作《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邓丽君》《自由的女人》等，以大胆鞭挞专制而风靡海内外。
新剧《良心胡耀邦》今年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书展销售，该书创作歷时7个月。书展期间，沙叶新在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研讨会上介绍写作过程。
他说，去年，他主动致电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告诉他自己想写该剧本，得到胡德华一口答应。胡德华给安排了很多中共前高官、相关前政治局官员及胡耀邦之前的几个秘书供他採访。在阅读资料时，他形容自己"我真的是边看边哭，边看边哭。"
他说，自己会写下歷史真实的一页，剧本主要想写两点，一个写平反冤假错案，因为，经胡耀邦手平反的人将近1亿人。另外，他也徵求胡德华的意见，希望能写生活会："我说德华，我问你一个问题，生活会行不行，德华怎么说，当然行，我马上就握着德华的手说，我说好，这个戏我写定了。因为写的时候，会写到邓小平，是稍微要写胡耀邦是怎么下台，写双规，就要写党内怎么这么腐败，这么龌龊，这么不讲良心，这么黑，尤其那个薄一波。"
沙叶新的新剧第十场开始写到生活会的前奏，剧本写到："会议内容除了有必要的加工外，其余皆是真实可言。"
剧本写到生活会之前，习仲勋致电胡耀邦："他们要你下台了，昨天晚上，在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正在加紧策划。"
最后一场写到1987年1月2日和6日，在中南海的小会议厅召开的两次中央生活会。邓小平和薄一波等人一唱一和，逼宫胡耀邦下台。下面摘录剧本内容：
薄一波：(生硬地)中顾会委托我主持今天的生活会，今天生活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听取胡耀邦"同志"的检讨。也不用罗嗦了，现在就开始。
胡耀邦：不等小平"同志"了吗?
薄一波：小平"同志"不来了。
胡耀邦：为什么?
薄一波：问你自己。
胡耀邦：我怎么知道。
薄一波：小平"同志"说过，耀邦召集政治局会议，让办公室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耀邦面前还是有资格摆架子的。
胡耀邦：小平"同志"说过这话，即便说过，也不是冲着这次生活会说的吧?
胡耀邦：我对小平"同志"非常尊重，前天他还和我说话，还要和我打桥牌。
薄一波：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废话少说。
薄一波：来不及了，现在闲话少说，开始你的检讨。(胡耀邦对薄一波如此生硬的态度感到惊讶，以致失语。)
胡耀邦：我想～～我想，借生活会，这个机会，检讨一下我当了总书记以来，工作、思想、作风～～～等等情况。
薄一波：算了，吞吞吐吐的，你好象毫无准备，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你再考虑考虑。
彭老: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把立场站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这一边?
(胡耀邦无语)
胡耀邦：我保留意见。(邓小平突然出现)
邓小平：你保留什么意见，学潮泛滥，这正是你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胡耀邦：我仍然保留意见。
薄一波：小平"同志"的意见你要认真考虑。
胡耀邦：我可以承认"同志们"对我的其他批评，但在反对资产自由化的问题上，允许我考虑一下。
薄一波：你还要保留意见吗?
薄一波：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彭老：否则就只能请你辞职了。
薄一波：我同意。
习仲勋：(愤怒的站了起来)天啊，你们要干吗，这不正常，不正常，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事先不通知内容，我以为是一般的生活会，这完全是批斗会，和"文革"差不多，在生活会上怎么能讨论和决定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
逼宫生活会的报导近年一直都有，背景是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初，当时全国100多所大学和无数中学的近百万学生，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進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中南海。
据报导，1987元旦公安部门抓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晚学生又冒大雪進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放人;那次学运避免了流血，正是由于胡耀邦采取了最后措施。公安部门迅速释放被捕学生，把游行的学生也用卡车送回学校，使事态得以和平结束。
不过，1987元旦夜，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住，抓起红机子向彭真打电话，"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通过近一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你讲话的关键时刻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一下。
彭真心领神会，立即调车直奔邓宅。当夜，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集会，众人不谋而合，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胡耀邦辞职"。这就是逼宫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背景。

——阿波罗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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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8, 2015, 6:32:38 AM7/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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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Posted: 28 Jul 2015 12:15 AM PDT

刘仲敬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而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虽然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识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识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识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识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识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 在国内是共和国 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识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识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来源：共识网

徐水良：不赞成刘仲敬意见

Posted: 28 Jul 2015 12:15 AM PDT


2015-07-27


不同意刘仲敬意见。他走火入魔，坚持赞扬历史上的土豪制度和封建贵族分封割据制度。是一种逆历史而动的倒退思潮。

当代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问题，是一党专制等专制的制度问题，是违反高度地方自治基础上高度统一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普适价值的问题。不是大一统问题。世界上的国家，无论是法国日本那样全国一统的统一制，还是美国德国那样联邦制的，只要实现自由民主，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相反，只要是搞专制不是搞自由民主，不管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统一制的，还是联邦制的，都是专制。刘仲敬拼命夸大统一的危害，即大一统的危害，完全是转移方向，混淆是非，把专制制度的罪责，推到统一头上；把自由民主制度的好处，归到分裂割据头上，为专制制度开脱罪责。

封建割据制度、土豪制度和贵族制度，绝不是刘仲敬说的那样美好。否则，罗马时代强大的统一的欧洲，也不会衰落到黑暗破败的中世纪，远远落到当时的中国后面。那时，欧洲小国林立，地方割据，因割据造成交通人为阻隔和异常不便。整个中世纪，战争和冲突连绵不绝。加上一神教思想信仰的极权专制，火刑架遍地林立，到处烧杀异己、女巫、钳制思想和信仰，包括迫害烧杀思想家科学家。绝不是刘仲敬描述的美好状况。

正因为封建割据和一神教把罗马时代强大的欧洲，变成四分五裂蛮荒的欧洲，激起欧洲人的反抗，向古希腊、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开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消灭封建割据，推翻封建土豪贵族和一神教极权专制，才使欧洲重新走向世界前列。

事实上，世界的大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势，包括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大势，都是走向统一。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走向统一。很可能正在走向未来世界的世界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趋势。

这个趋势是好是坏，有那些好处那些坏处，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绝不能掉以轻心，对其可能带来的危险，掉以轻心。但是，无论如何，刘仲敬的思想理论，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

历史研究证明，对于民众生活而言，统一远远好于割据及割据造成的冲突、战争和丛林法则。当然，对于依靠战争和血腥竞争而发展的那些东西，包括相关的科技发展，如cwing网友所言，那是有好处的。但是，那需要以人的生命，鲜血和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为代价。

赞颂封建土豪和贵族制度，其实是为红二代土豪伪贵族造势制造舆论，建立、维护和坚持红二代土豪伪贵族的统治。

至于美国，绝不是刘仲敬所言那样乐观。我在十七年前刚到美国时，见到美国情况，就大吃一惊。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共统治的中国，一百年都赶不上美国，都不能威胁美国。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对一些朋友说，如果美国像现在这样搞下去，三十多年后，美国就可能败于中共。美国人绝不要受刘仲敬催眠曲的催眠，放弃对中共的警惕，掉以轻心。相反，美国应该大大提高警觉，奋起努力，进行大幅度必要的改革，消除弱点，发挥优点，加强对中共的防范，希望出一群新时代的真正能够防范对付中共麦卡锡(而不是当年那个莽撞失败的麦卡锡），对付中共。否则，美国就非常危险，就有可能败于中共。

附：

RFA张敏：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宣布狱中去世 回放12年前系列报道（中）

Posted: 27 Jul 2015 06:47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与回放，声音上网时间2015，07，16；短波广播时间2015，07，25）

*中共当局宣布丹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拒将遗体归还家属，16日强行火化*        
         北京时间7月12日夜里，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在狱中服刑已经13年的四川甘孜理塘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去世，并拒绝将遗体交给家人。据本台记者报道，7月16日早上，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已经被当局强行火化。
         今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俗名阿安扎西，他于2002年被中国当局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后被以"制造系列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逝世的消息，海内外藏人和世界各地人权团体举行示威、集会，要求中国当局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真相，将他的遗体交还家人，按藏人传统葬俗举办后事，并对13年前多有疑点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再度质疑。

*回放12年前"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报道（中集）*
         在 12年多以前的2003年2月8日和其后三周时间里，"心灵之旅"节目曾经连续播出系列节目"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上、中、下三集。
         今天请继续收听节目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节目，以下播送的是第二集（中集）——
         今天继续谈"关注二审判决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28岁的藏族农民洛让邓珠和52岁的藏族活佛丹增德勒……俗名阿安扎西，被中国有关方面指控为2002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的主犯。据中国官方新华社2003年1月26日报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月26日二审裁定，驳回阿安扎西的上诉，维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2日一审判决，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中国官员2003年1月27日证实，洛让邓珠的死刑已于1月26日执行。
        海内外一些人士对此案一直予以关注，并提出一些问题。

*玛丽：对中国处决了洛让邓珠感到震惊，要求中国政府解释该案司法程序*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理事玛丽女士（Ms. Mary B. Markey）得知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二审判决结果后，感到震惊。
         玛丽："（播放英语原声，压混、汉译）我们跟踪这一案件已有几个月之久。事实上，自从2002年4月我们得知他们二人被拘捕时起，我们一直在与美国国务院联系。在美中双边人权对话2002年12月举行前，我们就强调美国在对话中提出这个案件对西藏人来说的迫切性，以及其它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此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在为北京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向我们咨询过有关洛让邓珠、阿安扎西两位藏人受审的情况。
         我们……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其他人权组织对不久前中国处决了洛让邓珠都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正在参与支持这一案件的司法上诉。
       （播放英语原声，压混，汉译）我们将继续敦促美国政府和其它国家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让中国解释为什么在洛让邓珠（案）的上诉正在处理过程中就急于将他处决，同时解释阿安扎西案子的司法程序。"

*达瓦次仁：如果中共真有证据，为什么如此急匆匆地把洛让邓珠秘密处决？*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通讯》杂志编辑达瓦次仁先生在印度的达拉萨拉也谈到对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所存的疑点，并且作了一些分析。
          达瓦次仁："中共为什么如此急匆匆地把洛让邓珠秘密处决？流亡藏人……或者说是包括王力雄或其他在（中国大陆）里面的中国很多作家、很多人向中国上书，对他们两个……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死缓，是不是真的犯了这个罪行，或者有什么证据，大家都抱着疑议的态度。
         在国际社会，也有一些国家，或者政府，或者团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中共真的有证据，而且洛让邓珠真的进行了爆炸，阿安扎西真的是幕后操纵者的话，那么按照中共政府的脾气，应该是召开公判大会，公开对他们宣判，公开提出他们的罪行等等，就可以完全给他们（那些人）打一个响亮的耳光——'啊，你看，中国共产党做事都是很认真的，都是重证据的'。但是这些都没有，中共而且是非常低调的把他处决了。"

*王力雄：这事在中国国内基本上是被全面封锁*
         谈到这次"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二审判决，洛让邓珠被低调处决，在北京的作家、著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等书的王力雄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王力雄："这个事情在中国国内基本上是被全面封锁的。"

*随机采访几位成都（本案案由"天府广场爆炸案"发生地）市民*
     既然这一案件的案由是2002年4月3日四川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我想大概居住在成都的人不会不关心这一案件的审理。于是我把电话打到成都市人员流动频繁的几家旅店和居民的家中，随机采访了几位成都市民。

         主持人："能不能请问您有没有听说过，去年4月3日有'天府广场爆炸案'？"
         女市民A："没听说过"。

         主持人："你们知道天府广场发生过爆炸吗？"
         女市民A："不知道，不知道。对不起啊。好，好，再见。"

         主持人："喂！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想随机采访几位成都市民。"
         男市民："你，你……你采访什么呢？"

         主持人："我是想请问去年4月3日四川'天府广场爆炸案'二审判决的结果您听到了没有？"
         男市民："没听到。对不起，啊。"

         主持人："您知道这个爆炸的事情吗？"
         （电话被挂断）

         主持人："喂，您好！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能不能请问您是不是知道去年四川'天府广场爆炸案'今年的审理情况、二审判决的结果？"

         女市民B："不太好清楚。"

         主持人："这就发生在成都，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女市民B："我们知道一些，但是现在已经那么久了，记不清楚了什么事，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都不是好清楚，因为没有那个……注意看报纸。"

        主持人："您周围有人谈论这件事吗？"
        女市民B："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

*随机采访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本案审判地）人士*
        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发生在成都，而案件的一审判决是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作出的。我想，或许当地居民能对这件事情多一些关注。我又把电话打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主持人："您好！请问是'新都桥藏家庄'吗？"
        男服务员："哎，对，你说。"

         主持人："我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想随机采访一些在四川甘孜地区居住的人。我想请问前些时候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那个案子二审判决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男服务员："有，有有有。判决的结果我还完全不知道。"

        主持人："洛让邓珠已经被处死了，您知道吗？"
        男服务员："阿，知道。"

        主持人："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男服务员："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对我来说的话，也就是说，没事儿找事儿的。"

         主持人："你们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男服务员："很少，很少。"

         主持人："请问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消息的？"
         男服务员："我是有一次到康定去的时候听别人说的。"

         主持人："您听大家都怎么谈这件事情呢？"
         男服务员："他们就说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已经被捕了，要判刑了，他们这样说我就听说了。"

         主持人："那您觉得他们是没事找事，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呢？"
         男服务员："知道。"

         主持人："您所知道的，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男服务员："我所知道的，他们拿起炸药包到成都市去炸成都那个广场。然后到州政府把甘孜州政府的大门……康定的他们炸了，然后到成都炸去。到寺院里反正是炸药包啊、手榴弹啊东西什么之类的。"

         主持人："您知道给他们定罪有什么罪证吗？"
         男服务员："这些都是传说，我也不知道啊。听别人说的，就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些，啊，再见！"

        虽然老百姓中有些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传说，可是人们并没有提到他们二人犯罪的罪证。

*王静宏：我们有审判纪律，不接受电话采访，你直接跟我们宣传部门联系好不好？*
         关于罪证问题，我想请教今年1月2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的主审法官王静宏先生，我把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主持人："您好！请问是王静宏先生吗？"
        王静宏："是啊，你哪里啊？"

       主持人："我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是就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这个案子希望能够请您谈一谈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些情况。
         王静宏："哎呀，我们这儿有个那个，就是说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受电话采访，有什么事你们直接跟我们宣传部门联系。好不好？"

        主持人："您是主审的法官……"
        王静宏："对，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审判纪律，我们不接受电话采访。"

        主持人："你们的审判纪律是什么样的纪律，我可以知道一下吗？"
        王静宏："这个你跟宣传部门联系，好不好？"

*四川省高级法院宣传处电话长时间没有人接听*
         我把电话打到四川省高级法院宣传处。
        （电话振铃声音）那里的电话长时间没有人接听。

*随机采访北京市民，先连访几位都不知道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既然四川省高级法院有专门的宣传处向外宣传，这样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案子在首都北京会不会多一些人知道呢？
         我把电话（随机）打到北京市政府家属宿舍。

         主持人："喂，请问您知道今年1月26日判决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吗？"
         家属女士A："不知道，不知道。"

         主持人："您每天看报纸看电视新闻吗？"
         家属女士A："看新闻，每天看新闻（笑）。"

         我向北京一位年轻人问同样问题。
       年轻人："没听说好像。"

        主持人："您平时看报纸、电视上的新闻吗？"
        年轻人："我看报纸，然后晚上经常也看新闻，可是这事一直没听说过，一点儿不知道。"

        年轻人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听到我问的问题。
        退休教师："就是这个事吧，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太清楚。它是在哪个报纸上登的啦？我现在订的是《北京晨报》。海外倒听到了，在我们周围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一点都没听见。"

         我问北京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王女士，是不是知道'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王女士："没听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北京高级编辑郭先生：只从法广依稀听到说有藏人被判死刑，国外表示抗议*
       在北京一家出版社担任高级编辑的郭先生是下一位接受我随机采访的人。
         主持人："请问您以前知不知道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郭先生："没有。即使是我们国内有一些比较关心时事政治的人，都不知道。国内根本封锁得很严的。"

         主持人："后来知道二审判决的消息吗？"
         郭先生："也不知道，只是从法国广播电台依稀的听到说有西藏人被判死刑了，以'颠覆国家罪'也不是什么，反正就说国外表示抗议嘛，别的就不清楚了。"

         主持人："您平时看报多不多？"
         郭先生："国内的报纸和新闻我特别看的很多的，但是我也是对照着听一听'法广'，可以看出来有一些东西我们国内是不报的。"

*北京学者张祖桦先生：此案反映出我们这个司法体制现在还存在一定弊病和弊端*
        在北京市民中，有些经常浏览国际互联网的人能够从网上得知有关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消息。其中有的人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学者张祖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请张祖桦先生谈谈对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二审判决的看法。
          张祖桦："事件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关注。最主要呢，我们觉得可能是其中司法程序的公正、公开和透明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力雄先生还有其他各界的一些朋友都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现在二审的结果已经出来以后呢，大家提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所以对现在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很不能令人满意。"

       主持人："那您现在对于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祖桦："最主要的我想就是说，这个事件涉及到可能整个的中国现行司法体制。我觉得在这方面，就反映出我们这个司法体制现在还存在一定弊病和弊端吧，所以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大家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议和要求，现在都没有被当局采纳。我们是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在……按照大家的希望、要求和建议直接重新提审这个案件，以便作出公正的审理。
         王力雄先生公开说明当中都已经提到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他提的都很好，也代表了我的意见。"

*王力雄：黑箱操作匆匆执行死刑，人们不得不猜测，是否就是让此案成为铁案？*
       接下来请接着听王力雄先生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谈话。
       王力雄："现在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以后马上对洛让邓珠执行了死刑。洛让邓珠人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来猜测、来自己解释。当然这些解释都不是有确凿根据。恰恰就是因为它整个操作上是黑箱操作，人们也不得不进行这些猜测方面的解释：如此匆忙的对洛让邓珠进行死刑的执行，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让这个案子成为铁案的做法？"

         在这里，王力雄先生作了一个假设推理。
         王力雄："因为洛让邓珠指认了阿安扎西参与和指使了这个案子，如果洛让邓珠被判处死刑以后，他留下的只是一堆按过手印的案卷，死无对证。当然还需要一些证据啊什么等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很多证据都是可以制造的，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人们都不免提出这个疑问。
          当然，我现在并不认为这些疑问就是确凿的，就是这么回事。问题就是，既然把这个案子搞成一个黑箱的操作，你就避免不了人们从各方面去猜测、传言。"

*仁青扎西：民间人士在宗教或文化领域有较大影响，中共就惧怕这些影响*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仁青扎西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发表看法。
          仁青扎西："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黑箱操作，没有什么透明度可言。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事情，是人命关天，再说每个公民有权保护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证据确凿，那么可以按法律程序办。但这一案件中共政府，尤其中共甘孜州政府，中国四川省政府都跟阿安扎西……那就不是什么犯了政治罪啊，就是中共是个独裁政权，什么民间人士在宗教或者文化领域上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共就惧怕这些影响，所以他们就总是控制民间人士，尤其是民间有名望的人士。
         再说，阿安扎西是一个佛教徒，是一个和尚，也可以说是一个达赖喇嘛认定的活佛，到印度去学佛，回来以后中共就给他另眼看待。从那以后起，中共就是找出什么靶子来。  
         但是（在）人民群众中，他的威信比较大，所以前边两次就是群众救了他，最后说他搞'爆炸案'。
         阿安扎西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我们也跟他的许多徒弟谈过，他们也确实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 王力雄：2002年西藏问题有宽松，此案与（当时）最高层思路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
         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到西藏去采访、游历并且见过阿安扎西的北京作家王力雄先生继续就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二审判决作一些推测和分析。
         王力雄："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猜测。我一直觉得这事情里面有一些问题。他并不一定和中国当局的最高层思路是一致的，现在这个案子和这个最高层的思路有可能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主持人："请谈谈您的观察和比较。"
       王力雄："2002年整个一年，虽然在其它方面严加控制还是照旧，可是在西藏问题方面确实有不断的宽松甚至解冻的迹象。2002年一年释放了7个藏族的政治犯，达赖喇嘛的哥哥到中国进行访问，然后尤其是达赖喇嘛的个人代表团规格很高，到北京来访问，也是几年来没有的事情。从这些迹象判断，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高层出于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国际影响等等这些方面，在力图调整对西藏的态度和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来了一个以如此严厉的方式和如此让大家疑惑的方式来办的这么一个案子，与整个这个趋势特别的不吻合。"

*王力雄：以前几次要把阿安扎西整倒没实现，用"爆恐"罪名治人可把人置于死地*
         主持人："据您的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王力雄："这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由于缺少高层的视野，也没有领会这个高层的整个战略布局，来匆忙的做这么一个案子。当然这个案子和地方本身的一些东西有关，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暗中的目的。但是这个案子有这么个特点，它一旦做成了，就很难再改变了。"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说？"
         王力雄："这个'恐怖案'在当前的国际大势之下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中国政府也把这个案子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从重、从快、从严'来办，一旦用这样的罪名来治一个人的话，肯定可以把人置于死地。从这个角度讲，他对地方当局来解决这个案子是有利的，因为以往他们几次要把阿安扎西整治倒的话，都没有实现。"

       主持人："以前您所说的'整治阿安扎西'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呢？"
       王力雄："以前整治阿安扎西的理由，要么就是'他违犯了政府的什么什么宗教规定'；要么就是什么'他没有经过政府同意，他办学'；或者是说'他煽动老百姓去阻止林场砍树、伐木'。那么这些东西呢，政府认为这是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讲，这都认为是功德，做的是好事。
         所以这样的话，以前这些想整治他的这个理由，在老百姓那儿都不成立，老百姓就可以动员起来一弄就是上万人联名去'保这个他们的好喇嘛'……按他们的说法来说。
         所以一旦是用了这么一个'恐怖'罪名的话，它确实能够做到当地老百姓立刻都不敢说话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态度就可以变得非常强硬——你谁跟阿安扎西……为他说话，我们就視你为同案犯。
       '恐怖爆炸案'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刚性非常强的一种案子，它不像是以往要定罪一个什么政治案、什么'颠覆国家'、'颠覆政权'，什么'分裂'，或者是'煽动'，这些罪名都是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所以以前张思之律师在给魏京生啊、王军涛啊、鲍彤去辩护的时候，从来没有受到过阻挡，也不会中途就把他们想的……变着花招给排挤掉，当局也不怕。"

*王力雄：在黑箱操作的司法处理下，犯个小错误就只能用个更大的错误去解决*
         主持人："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王力雄："你为他辩护，说'他没有阴谋颠覆政府'，我就说'他阴谋颠覆了'，这个事情也说不清楚。但是这个'爆炸案'就不一样，如果他不是真爆的话，那么他就是彻底的没爆。要么是百分之百，要么是百分之零。
         一旦是百分之零的话，你为什么当地会搞出这么一个错案？是不是这里边有构陷？有没有假证等等这些东西？马上就会有一批人牵扯进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这个案子一旦做成了，这个影响才发现波及出来，而这个波及出来才会和中央啊什么等等这些上层的西藏政策的抵牾或者分歧才体现出来。
         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变成很难办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想调整的话，会有一种退不下来的尴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对他非常有利的这个剑就变成个双刃剑，反过来就可以砍他自己。面对这种情况，就很难把这个案子给减轻或者延缓，或者重新处理。  
         那么，当然……为什么要赶时间呢？这里面都有很多……就只能想象和猜测了，因为这都是我们无法了解的情况。"

        主持人："顺着这样的思路，您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王力雄："总而言之，在这样一种黑箱操作的司法处理的状态之下，当他犯一个小错误的时候，他就只能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解决这个小错误带来的麻烦，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实际状况。
         假如他是个真实的、证据确凿的阿安扎西参与了这个'爆炸案'的话，他没有理由不让外面的律师去。外面的律师去，能更加有说服力，他何乐而不为？除非是这个案子的证据是确凿的。这个案情有可能是冤情，他不能让它翻过来，他才会这样做。当然这是我从推理的角度这么推，这样一个逻辑非常清楚，所以不能不让人怀疑。"

*王力雄：此案对外报道与真实情况不符，阿安扎西在法庭坚定表示与"爆炸案"无关*  
       王力雄："那么，第二点疑点就是说，他这个案子在对外报道过程当中和真实的情况是不相符的。中国这个报道不是一个媒体的随意报道，是经过非常严密的、统一的、一种部署。这个报道是新华社发出的报道，但是我相信政法部门都参与、每一个字都反复推敲的，所以说他完全是代表了官方的口径。
         这个报道是说，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对他们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那么实际上呢，因为我本人和阿安扎西的亲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次的接触，我也非常认真的去向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在甘孜州进行的这个案件的一审开庭，是有阿安扎西的两个亲属去参加，这两个亲属所目睹的情况，阿安扎西在法庭上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跟这个'爆炸案'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被冤枉的。那么，为什么会在报道中有这么大相反的这么一个差别？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

*王力雄：洛让邓珠在法官宣判后，喊"阿当彭措活佛万岁！"推测他有愧疚之心*      
         王力雄："另外一个，（报道）说'洛让邓珠本人对这个案子是服判，所以他不上诉'。但实际上，秋天在没有判决之前，我在甘孜州去了解情况时，就能够听到一些内幕消息，说'洛让邓珠开始是顶不住压力，指认了阿安扎西参与这个案子，那么后来他一下子看到这个阿安扎西被真的卷进来的时候，他后悔，就开始翻案'。当然这个是一个传说，我不能证实，我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根据.
         但是，阿安扎西的亲属在法庭上亲眼看到洛让邓珠在法官进行宣判的以后，喊'阿当彭措活佛万岁！'的口号，阿当彭措就是阿安扎西的那个活佛的名号。有一种对他推测，就说因为他有一种愧疚之心——他指认这个活佛，把活佛牵扯进来，所以他有一种求速死——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报应，这从藏民族心理是可以找到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心理解释。"

*王力雄：阿安扎西的亲属受到警方威吓，此案被包装、封锁和掩盖，疑点值得推敲*        
        王力雄："第三点就是当地警方对阿安扎西的亲属进行了人身控制，威吓、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当王静宏法官突然变卦，不要我们的律师介入，同时阿安扎西亲属所在地的警方把阿安扎西的亲属召去，调查到底是谁找了北京的律师，并且威吓他们'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们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你们也是负不起呀'等等，进行这种威吓。
         所以从这些方面，你就能看出来，这些动作本身，就各个方面的整体性来看，对这个案子的包装、封锁和掩盖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的疑点是很值得推敲的。"

*玛丽：我们不安，此案可能受政治因素影响，两藏人可能不是制造"爆炸事件"的人*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理事玛丽女士（Ms. Mary B. Markey）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谈到她所了解的国际社会对此案的关注和下一步将要做出的努力。
         玛丽："（英语原声，压混中译）我们知道，欧盟也将在希腊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努力。欧盟官员正在提请欧盟各国关注，并将在会谈中再次要求中国当局对此案作出解释。我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希望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政府不愿与我们谈有关这两个人的案子，以及其它与西藏有关的问题。 
         我们的主要立场一开始就是敦促中国当局按照法律程序使这两个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包括公开透明的取证，让他们得到自己选定的律师的协助，以及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并且允许他们依法享有上诉的权利。
         我们很难对他们所受到的指控作出判断，在没有获得证据的情况下，由于办案过程是不透明的，我们无从知道有什么证据指控这两个藏人。我们了解到，政治的因素使地方当局在处理任何不同意见时不会有任何宽容。
        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认为，由于此案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两位藏人很可能不是像中国政府所指控那样，是制造'爆炸事件'的人。"

         以上是"心灵之旅"2003年2月15日节目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报道（中），即第二集。阿安扎西就是中共当局2015年7月12日宣布在狱中去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下次节目中，请收听本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下集的回放。
        
         "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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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9, 2015, 6:29:52 AM7/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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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从伊朗核协议看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思维

Posted: 28 Jul 2015 09:45 AM PDT

奥巴马处理伊朗核危机
经过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伊朗核协议终于敲定，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围绕这个协议，美国精英在过去两周内以各种方式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辩论和讨论，让外部世界得到一次机会，对美国外交战略思维的最新演变以及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ISIS的意外猖獗，俄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摆出与美国和西方对抗到底的决心，加上中国崛起给全球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意识到，世界秩序正在面临冷战结束以来，甚至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嗅到了二战爆发之前的不祥气味。
任期还剩不到两年的奥巴马能不能有所作为，能不能给未来美国的外交战略留下重要遗产，成为美国各界精英都十分关注的一大焦点。奥巴马本人也非常清楚，伊朗核协议的成败对他的历史地位关系极为重大。正因如此，有些人认为，奥巴马没有必要急著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就国内政治形势而言，奥巴马的内政和外交最近斩获颇丰。他的医改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他与古巴恢复了外交，政治支持率稳步上升，奥巴马完全可以再拖一段时间，逼迫伊朗作出更大让步，但奥巴马还是趁热打铁，与伊朗达成了协议。
从这些天奥巴马本人以及美国精英的言论来看，我认为奥巴马应该是对的。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其他突然爆发的危机不同，各方已经有了长时间深入对话，此时若不当机立断，反而会增加错失历史良机、贻误大局的风险。
虽然在细节上，伊朗核协议肯定有可改善之处，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该协议为推迟伊朗核危机的爆发，赢得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这十年时间对未来世界秩序之演变十分关键，这是奥巴马国际战略思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奥巴马的另外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美国选民不会支持鹰派对伊朗核问题乃至其他中东危机的强硬路线。在这个前提下，对美国可能最有利的一个外交战略赌博，就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可望促进伊朗国内的政治变革。这场变革将会有助于伊朗国内理性的温和派获得主导地位，从而有助于美国缓解中东的危机，尤其是有助于打击ISIS的国际合作。
批评奥巴马的人认为，这种思维无异于二战前对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战略，因此，将会带来同样的甚至是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奥巴马的回应是，"请你们拿出更好的选择来"，言下之意，"量你们也拿不出有可行性的替代战略。"
在政治上，奥巴马确实抓住了强硬派们的致命弱点，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尤其是在两场失败的战争之后，再没有足够的政治信用，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他们的强硬路线。
那么，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思维是否因对手拿不出替代战略就自然正确了吗？我相信他本人也不会如此简单。不过，奥巴马主导的伊朗核协议，确实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在世界秩序无法靠战争来建构的核武时代，人类有没有可能以某种"斗而不破"的方式来推动正义的秩序？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令人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因为目前的世界秩序，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直接结果。其实美国今天的内部秩序，没有150年前的那场内战，也是不可想像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奥巴马真诚地相信，面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的现实，对世界秩序承担最大责任的美国，应该抓住伊朗核危机这个机会，尝试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构机制。这个尝试固然很可能失败，但如果成功了，将是人类的巨大福音，奥巴马也将因此而名垂千古。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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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30, 2015, 6:11:58 AM7/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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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 中俄联合抵制西方NGO？

Posted: 29 Jul 2015 09:54 PM PDT

國際特赦組織50週年海報


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分别对本国的境外NGO，采取了严厉的立法管制行动。在特别立法、惩戒手段及资金管制等方面，中俄两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国际上本来没有单独就境外NGO立法的惯例，但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分别对此立法，显现出两国的独特需要。5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草案》），要求境外NGO必须向公安机关申请登记许可，必须拥有官方的"业务主管单位"。同样是在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颁布法令，禁止"不受欢迎的"NGO在俄国活动；之后，俄国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当局禁止外国NGO活动。

对于不服从管制的西方NGO，两国都祭出了严厉的行政惩罚手段。中国《草案》的最引人非议之处在于，公安机关介入对境外NGO的监管。《草案》要求公安部排查NGO的发展项目、资金等资料；要求在境外NGO必须每年提交下一年的计划活动清单，同时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如违反规定，境外NGO及在中国的合作方，将受到刑事处罚。

俄国的行政惩罚手段更为荒诞。任何"不受欢迎组织"的负责人或参与者，如一年内两次违反规定，都会受到行政处罚。他们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包括罚款、强制劳动，甚至面临最高六年的牢狱之灾，或不得再入境俄国。俄国当局还可以随时冻结这些NGO的银行帐户。这些法令意味著，今后俄国检方不需上法庭，就有权依据这项法律对外国NGO强加"不受欢迎"的标签。国际特赦组织因此而表示，这项法律是"前所未见压迫非政府组织最难以置信的篇章"。

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对俄国政府，资金来源都成了西方NGO的敏感甚至危险要素。于是，阻断"敏感资金"的进入，便成为两国政府打压NGO的重要手段。今年四月，中国政府指控四家境外NGO为传知行的犯罪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传知行成员郭玉闪和何正军搞"非法经营"。

而俄国新法案特别规定，各金融组织不得为"不受欢迎"NGO提供资金。俄罗斯《消息报》题为"美国增加对俄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文章称，2014年美国从国家预算和遍布全世界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930万美元资助。俄国认为，美国一直不断增加对俄NGO的资助，就是要利用这些组织干涉俄内政。

严管外国NGO，中俄两国有相同的目的。俄国指控，华盛顿正利用美国NGO组织在俄罗斯建立"第五纵队"。今年早些时候，普京指责，西方情报机构利用NGO，破坏俄罗斯的稳定，干涉俄国内政。俄国严管NGO，目的在于避免俄国国内发生"颜色革命"。

对于管制境外NGO，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和俄罗斯大同小异。新华社发文称，部分境外NGO对中国进行渗透，以"维权"之名煽动民众同政府对立，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抵御不良文化渗透"，中国立法规管"无可厚非"。

中俄两国在对付西方NGO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俄两国首脑正在采取一种联合的共同抵制西方势力的行动。习近平和普京的频繁会面，对两人在这方面的互通有无，提供了最好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第二，中俄两国首脑都被一种恐惧情绪所左右。这种恐惧既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而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在他们看来，是通过这些西方NGO完成的。所以他们对内打压公民社会，对外打压NGO，自认为，不如此不能阻止"颜色革命"。

第三，中俄联手行动抵制西方，试图制造一种恐吓西方的氛围，在两国国内受到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响应和追捧。这是一种需要非常警惕的走向，因为阿伦特警告，"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

这不能不让人担心，极权主义的幽灵是不是正徘徊在中俄两国？

——RFA

BBC中國總編輯凱瑞專訪台灣總統馬英九全文

Posted: 29 Jul 2015 01:56 PM PDT


  • 2015年 7月 27日
馬英九（左）與凱瑞握手
台灣總統馬英九近日在台北接受BBC中國總編輯凱瑞（Carrie Gracie）專訪，以下為採訪全文：
凱瑞：中國大陸目前是台灣重要的貿易伙伴，同時也是安全威脅的來源，請問您對此有何感想？
馬英九：我們與大陸只有大概100多海里左右的距離，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風險，也是很大的機會。任何中華民國的領導人都應該學習把風險減少、把機會擴大，而我過去七年來做的就是這件事。
我們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語言文化上）有相當多一致的地方，而雙方的經濟發展階段並不一樣。過去幾十年當中，我們與大陸的貿易量一直增加，我方享有的順差也非常龐大。我們銷往大陸的貨品會再經過他們加工，賣到歐洲及北美，這樣的關係在過去的階段是互利的。
大陸對我們的威脅當然還是來自軍事與政治方面，有些人認為，與大陸的貿易和投資加深，會造成對大陸過度依賴。考量政治與軍事的風險，我們政府採取的方式，就是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共識、擱置歧見。在經濟及貿易方面，台灣當然不可避免部分依賴大陸，但從我上任後，對大陸的依賴程度反而減少了，因為政府開始做好分散市場的工作，使得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賴沒有再增加，反而有少許的減少。
凱瑞：請問對您而言目前有無兩岸統一（unification）的議題存在？
馬英九：目前來說，還沒有到達可以討論統一的時間，因為我們剛剛開始改善與大陸的關係，時間不過是七年，因此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是和平發展的階段，我們可以在這個階段中擴大、深化雙方的交流，但是目前還不具討論統一的條件。
八年前我競選時提出來的政見，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不統」就是不談統一；「不獨」就是不搞台獨；「不武」就是不用武力，到現在仍是兩岸現狀得以維持非常重要的政策。
凱瑞：我想進一步問，我的問題應該是「要」（Yes）或「不要」（No）統一？
馬英九：在現在這個階段，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認為應該要維持現狀，至於未來有沒有機會討論統一的問題，當然不能排除，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個條件還沒有出現。
凱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國大陸是否會往民主的方向發展，您認為未來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是一個長久趨勢嗎？
馬英九：在過去幾年中，我不斷提醒大陸當局，想要拉近台灣與大陸人民心理上的差距，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這些台灣所擁有的核心價值。如果在這些議題，大陸做得更積極，距離就可以拉近，同樣的，如果他沒有更積極的作為，距離就會拉遠。在過去幾年，心理差距的變化趨勢也清楚反映出大陸當局近幾年實際的態度。
中國大陸在這些議題上，他們一直是時好時壞，有時候好一點，有時候惡化一點，因此還處於不確定的狀態。
在我四年前競選連任時，大陸人民可以透過網路看我們的選舉情況，這是過去都沒有的。但另外我們也看到，最近有很多維權人士被逮捕，使得大家對大陸人權情況惡化感到憂心，所以他們的情況給我的感覺是時好時壞。
馬英九（右）在採訪開始前與凱瑞閒聊
凱瑞：您剛才提到有許多維權人士被拘捕，我想請問您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馬英九：每一年紀念六四事件，我都會發表感言，呼籲大陸當局善待異議人士，並且平反「六四事件」。在今年6月4日，我也做了同樣的要求，然而實際上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有許多維權人士被拘禁。這個議題對台灣來說非常重要，如果這個議題沒有改善的話，很難期待台灣人民會對大陸有好感，甚至到與他們談統一的程度，這是不太可能的。
凱瑞：每年在6月4日您都會發表感言，您覺得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這26年以來，中國大陸在內部上是否有產生改變？
馬英九：現在還很難說，如果跟20、30年前相比，大陸確實有很多改變，但這些改變有沒有大到使他們本質出現不同，仍是個疑問。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當然希望看到大陸更邁向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我們也會用這個標凖，不斷地與他們對話。
凱瑞：1996年台灣進行第一次總統民選，中國大陸當時在台灣外海進行軍事操演，您覺得明年總統大選期間是否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馬英九：還看不出來有這樣的趨向。因為在過去七年當中，我們努力改善兩岸關係，至少就官方而言，雙方逐漸建立溝通管道，出現任何對兩岸關係有危機的狀況時，彼此就可以透過這些管道排除危機，或減少可能造成的傷害，這就是兩岸建立溝通管道非常重要的功能。
凱瑞：就目前情勢看來，您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無法會面，您是否因此生氣？尤其是您已努力改善兩岸關係，雙方卻仍無法會面。
馬英九：從我上任後，兩岸不論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都可以說有很大的進展，因此雙方領導人碰面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過去兩年中，我們本來想利用亞太經合會（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機會碰面，但始終沒有成功，這當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們目前的態度還是不排除、但也不會強求。
凱瑞：您覺得不與您會面是習近平個人的決定嗎？就您來看，他對兩岸關係是否過於獨斷？
馬英九：我們當然不知道他們的決策過程如何，但是最後一定是由習先生拍板確定。我們可能跟他採取一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我們覺得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在國際場合碰到，但是中國大陸盡可能避免在國際場合與我們同時出現，因為擔心這樣會違反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在許多場合都曾清楚說明，當初達成「九二共識」就是指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所賦予的涵義並不相同；有此彈性，雙方才能建立更友好的關係。然而一旦到了國際場合，中國大陸在這方面非常僵硬。
凱瑞：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後，外界認為他應會領導中國大陸往更為民主的方向前進，但兩年半過去了，許多人感到失望，您是否也同感失望？
馬英九：您剛提到，習近平在兩年多前上任時，世人對他有這一方面的期待，我們當初倒沒有特別有這方面的期待，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議題上一向是比較僵硬的，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改變呢？也許在作風上有改變，但在事實上有改變是非常困難的。
馬英九（左）在接受採訪中
凱瑞：習近平曾說兩岸問題不能一代代拖下去，是否對您造成威脅？
馬英九：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好像我們已經延誤很久了，實際上兩岸之間有比較密切友好的關係也才不過這七年而已，我常說七年不能算是一代，需要耐心來處理，畢竟雙方隔海分治已經60多年了，不可能一個晚上就改變氣氛。我們覺得應該以耐心且很用心地來推動兩岸關係，讓成果逐漸展現。
事實上，在過去七年間，兩岸關係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已超過前面的50幾年，這已經算非常快了，但是對台灣民眾而言，他們也不希望走得太快，而是希望逐步達成關係改善的目標。
凱瑞：習近平的說法是否會對您造成威脅？
馬英九：我們沒有感覺到這是一個威脅，因為這七年來（雙方關係）已經有很大的進展，已經逐步往前走。其實過去大陸的官員，包括前國台辦主任王毅也提過「行穩致遠」，與我方的看法一樣。
凱瑞：近期中國大陸進行軍事演習，並且以中華民國總統府做為假想攻擊對象，您是否對此感到不舒服？
馬英九：根據我們過去所搜集到的情資，他們以台灣做為模擬攻擊的對象已有很長的時間。我方進行軍事演習時，也會針對他們這種設計做出防衛。這個動作只是提醒我們，兩岸之間在軍事領域仍有相當大的威脅存在，我們必須做好防備。
凱瑞：中國大陸的軍事及經濟實力逐日成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否也有所提升？
馬英九：實際上從2005年開始，台灣海峽在軍事方面的均衡是朝大陸傾斜的，因為他們每一年皆以將近兩位數、甚至於將近20%的速度在增加國防預算，我們很難在這方面與大陸從事軍備競爭。
因此，我方現在所採取的防衛作戰原則就是要造成一種雙邊情勢，使得任何一方要用片面、非和平方式改變現狀時，會付出其不想付的代價，這是唯一能夠阻止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重要原則。和平與繁榮一向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剛剛的意思是，兩岸之間各種面向的關係都存在，軍事的威脅我們要想辦法減少，而非軍事方面的合作，我們要想辦法增加，所以我們與大陸打交道，永遠有這些不同的面向。
而我們每一年漢光演習凖備的就是這些防禦作戰，至於我們漢光演習做了哪些科目，很抱歉我們沒有辦法向您透露。我不能透露這些相關細節，但是兩岸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的情況，我們要預先做凖備。
凱瑞：台灣先前的漢光演習中，沒有以中南海做為軍事演練假想場地，但是中國大陸在進行軍演時卻以中華民國總統府做為目標，您是否對此感到生氣？
馬英九：我要說明的是，兩岸之間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中國大陸為什麼在這時候會突然把這個亮出來，是不是有其他用意，很多人也都在分析、揣測，但是對於一個決策者、中華民國的三軍統帥而言，這現象我們不是不知道，而是要用何種方式讓它不會發生。
就像這一次中國大陸做這些演習時，大家看到（建築物）有一點像我們總統府，我們陸委會、國防部都已發表聲明，表達抗議也表示不滿，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做的部分。另一方面，包括漢光演習或其他的戰備，都已經把這方面涵蓋在內。
凱瑞：您個人對此是否也不滿？
馬英九：當然。
凱瑞：中國大陸近年來持續增加軍備預算，然而美國目前對台的戰略模糊，您認為美國是否應該要更清楚聲明對台灣的態度，或保證在特定情況下支援台灣，以讓台灣人民放心？您希望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可以做出類似的聲明嗎？
馬英九：對美國來講，《台灣關係法》已明文規定。當然我們不能靠美國法律的規定，我們要靠自己的凖備，而我們的凖備不只是從軍事上做好防禦的措施，更應該從政治上、兩岸關係上，消除這種情況出現的機會，所以我剛提及台灣對大陸的防線，第一道防線不是飛機、大炮，而是兩岸的和解，透過兩岸的和解，使得兩岸發生衝突的機會減少，這才是一個最高的謀略，也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上兵伐謀」。
凱瑞：您是否會希望美國總統明確表示，當台灣面臨中國大陸侵犯時，美方將協防台灣？
馬英九：事實上，在過去60年當中，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可是在過去的七年當中，美國已經不需要做這些聲明，但是一樣可以讓台海維持和平，最重要的關鍵是我們與大陸改善關係之後，使得這種風險變少了。
美國國務院主管兩岸事務的官員一再重申，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是他們與台灣維持建設性關係的重要因素，換言之，我們不能光靠美國來幫我們打這個仗，而是我們把這種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可能的衝突減少到最少，這才是最高的戰略，也就是「上兵伐謀」。
馬英九（左）與凱瑞合影
凱瑞：您剛提及，台灣的防禦原則是要讓大陸明瞭，若武力犯台付出的代價會很高昂，但如果美國定期明確表示，例如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當台灣面臨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時，美國會站在台灣這一邊，大陸應該會覺得需付出更高的代價，您的看法？
馬英九：我認為我們目前這樣做會使情況更好，事實上，我們應該採取一個有智慧的策略，讓雙方都尋求以非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不斷強調，「如果你怎麼樣，我就要怎麼樣」，那樣反而會使得衝突升高，就過去我們處理兩岸關係的經驗來看，我們不會像剛才您所提及的那樣做，那樣會把事情搞砸，因為兩岸關係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如果你做出一個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決定，那樣會使得情況惡化。
凱瑞：南海周邊各關係國（提出主權聲稱的國家）相互間的緊張情勢日漸升高，日前您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議》可能不見得被每個國家接受，您對此的感想為何？
馬英九：我想南海的情況當然是緊張，不過不一定會有發生衝突或戰爭的機會，因為周邊的國家與地區都了解這對於他們本身、對於事件，都不是正面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今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議》。
我覺得目前周邊國家與地區對於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大部分都集中在主權的爭執，而我們如何擱置主權的爭議及處理主權的爭議呢？我們採取不同的看法，我在《東海和平倡議》有提到。也因為在這地區所有主權的爭執難免都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要找出解方是不容易。
另方面，如果我們能從雙方所重視的資源來切入的話，相對而言，它的爭議會比主權的爭議來得小。例如《東海和平倡議》的理念是「主權無法分割，但資源可以共享」，透過這樣的理念，我國與日本達成《台日漁業協議》，把雙方長達40年的漁業糾紛有效解決，雙方現在可以相安無事，我實在看不出來這種做法為什麼不能沿用到南海。
我所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議》，目前大家也許還不了解我們具體的做法是什麼，但是這個理念非常重要，至少從東海和平達成，包括美國、日本、澳洲及歐盟對此都非常肯定，就表示我們在解決問題的策略上，可以提供不同做法以減少衝突。
很重要的是，不論是南海或是東海，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觀念，就是保障航行與飛越的自由，以及共同以和平的方式，依據國際法解決爭端。有了這些基本認知與承諾之後，問題就會比較好解決，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南海周邊聲索各方在這個議題上應該可以逐漸達成共識。
凱瑞：您在和平倡議中有提到各關係國應該要站在相互了解（understanding）以及共同立場（shared position）來解決各國在東海及南海的爭端，然而中國大陸卻不做如是想，針對這個部分您的看法為何？
馬英九：我覺得在目前情況下，應該讓各方坐下來仔細思考，怎樣把這個問題先討論一下，如果各方堅持主權，則看不出來能夠在短時間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然而資源可以分享，資源不像主權一般無法輕易讓步，因此我們在東海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向。
這當然需要耐心，不過我想第一步的基本要求，就是各方能同意自由航行與飛越，同時在國際法架構下同意共同解決爭端，將焦點從主權爭議轉移到資源分享與開發，也許如此作法不見得每個人都同意，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試試看呢？我覺得應該持續嘗試透過這種方式解決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做法。
凱瑞：日本近日修正安保法案，讓日本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首度可派兵前往其他國家協同防衛或作戰，您對此有何看法？
馬英九：我們高度關切。倘若別的國家對於日本這樣的動作有累積一些反應，恐怕會影響到區域間各國的關係，但目前我們還在密切觀察當中。
凱瑞：您就任總統以來，至今在政策或人民生活改善上有過哪些成就？有哪些政策或做法如果換個方式進行可以更好？您的民調曾經一度落到9%，您的看法為何？
馬英九：我上任到現在已經超過七年，還剩下不到10個月的任期。我上任時提出的理念，就是打造一個「自由、繁榮、進步、公義」的台灣，這是對內，對外就是希望可以發展和平的兩岸關係以及友善的國際環境。
到目前來看，相當多的理念已經付諸實施了。我們的經濟發展重回「亞洲四小龍」之首、所得分配在「四小龍」中也差距最低、失業率也是「四小龍」最低，同時我們的競爭力也有相當大的提升。而兩岸關係是六十多年來最好的時刻，在國際上我們的邦交國雖然少了一個，但是給予我們免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達到142個，且目前還在增加當中。
在自由民主方面，從紐約自由之家每年的評比，我們都屬於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且在性別不平等指數方面，我們（性別平等程度）全世界排名前五名，在亞洲更是第一名的國家。
我們有許多在這方面的表現都有達到我剛才所提出的理念：一個自由繁榮的台灣、一個和平的兩岸、一個友善的國際環境等，儘管還有一些工作尚待完成，但是能夠完成這些對台灣、對區域及對世界都有益的作為，我個人感到很欣慰，我們還剩下10個月可以做，不用這麼早下定論。
舉個例子，未來可以做的像是長照保險，如果可以做好，對台灣人民的保障，絕對可以跟得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先進國家。
凱瑞：您的支持率曾經一度相當低，您對此看法為何？
馬英九：這是兩年前的事情，現在支持率將近30%，當然不高，不過我們做了相當多改革，剛推出的時候可能不是很受歡迎，但是在經過多次討論後，大家也慢慢能夠接受，譬如油價及電價公式，現在已經正式推動，當然任何人都不希望油電價格上漲，但我們是一個98%能源仰賴進口的國家，所以我們要做更多努力，才能讓能源不至於被浪費。
凱瑞：前年台灣與中國大陸簽訂服貿協議，後續引發抗議分子佔領國會等行為，從您的角度來看，如果當初採取一些不一樣的做法，是否可能會造成不同結果？
馬英九：因為那是國會議場，我們尊重國會（立法院）的決定。但是抗議示威的人在佔領立法院一周後想進攻行政院，我們只能依法行事。
我覺得這個議題大家可以討論，因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發生學生佔領立法院事件前，已經在立法院舉行20次公聽會，這是中華民國在立法院通過任何議案前最透明的一次，可是卻被認為是黑箱作業，其中有很多部分不是事實。我們也同意重新審議，但是兩年過去了卻沒有動靜。學生要求（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我們也同意了，也在去年4月送到立法院，一年半後的今天仍然沒有動靜。
基本上有一些人，包括反對黨，根本不希望這些協議通過，甚至兩岸關係最好不要再往前發展，這對台灣來講非常不利。我想這些議題，以後的人來看就會發現，我們當時做的一些努力也許沒有成功，但是我們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在為台灣長遠的利益奮鬥。
提醒一件事情，在那段期間，美國《華爾街日報》有一篇社論〈台灣自甘落後〉，很明顯連外國人都知道這樣的做法對台灣是不利的，但是他們卻把行動正當化、合理化，以「我們是反黑箱」當口號，我剛剛說過，（服貿通過前）曾經舉辦過20次公聽會，怎麼還會說是黑箱呢？
凱瑞：如果下一位總統當選人屬在野黨，但是在他任內卻讓服貿通過了，您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諷刺（irony）？
馬英九：如果可以推動當然很好，不過我們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居然主張維持現狀，所有的反對黨競選時都應該要改變現狀，他們不但不改變，還說要維持兩岸關係現狀，而且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反對黨過去七年一直批評我「親中賣台」，這不是叫做諷刺，那什麼叫做諷刺？
凱瑞：政治現況與歷史定位通常會有所衝突，您是否可以大致預期下一任總統大選的選舉結果？
馬英九：勝負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是她（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已經公開表示將承繼我們過去努力的成果，我只是不斷提醒這個成果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必須要拿出一些具體、能夠促進兩岸和平的方案，否則這個成果不會自己出現。如果不能接受「一中各表、九二共識」，我很難想像未來兩岸關係會有平穩的發展。

（責編：葉靖斯）

唯色：记录会成为一座“空中的坟墓”

Posted: 29 Jul 2015 01:06 PM PDT

2011年，境内藏人在集会上迎请尊者达赖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法像。（唯色提供）

这人世上，可能再也没有将死者的骨灰从其亲属手中夺走，声称要把骨灰倒入滔滔奔流的河水中，更罪恶。何况，这是一位蒙冤被囚十三载并在狱中突然身亡的佛教高僧的骨灰！

据外媒报道，7月16日夜，当局官员在持枪军警簇拥下，要求携带丹增德勒仁波切骨灰返回康区的四位藏人交出骨灰。而这四位藏人是两位高僧、两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他们从当日早晨获准留在仁波切的遗体被狱方强行火化的现场，就与外界失去联系，直到第二天，即17日很晚才有消息传出。但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骨灰被抢走了。

有关仁波切的死讯是突然由狱方通知给亲属的，那是7月12日深夜。而他的亲属为探监已在成都苦候十日。受到极大震惊的亲属自然要将噩耗告诉苦苦期盼仁波切的僧俗信众。这是必须要告诉的，亲人去世，家人岂可不知？何况是自己的上师圆寂，虔诚的信众有知情权。

7月13日，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与寺院，悲痛的信众们要求当局交代上师的死因。但是军警开了枪，至少二十多人受伤，住进了成都等地的医院。

今年4月7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十三周年。我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以'爆炸案和颠覆国家罪'为名，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定，被中共当局先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上最知名并受关注的西藏政治犯。"这几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政府，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谴责中国当局的行为。路透社、美联社、BBC、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也给予持续报道。

而在四川省，这个一手迫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渊薮之地，是如何对待仁波切的亲属提出的归还遗体，按照西藏传统葬俗来处置后事等等正常要求的呢？依照中国政府的《监狱法》、今年新出台的《监狱罪犯死亡处理规定》，其相关规定如"死亡罪犯系少数民族的，尸体处理应当尊重其民族习惯，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置"，乃白纸黑字，有据可凭。

然而，事件真相是如此令人发指，无法令人相信这是表示要"依法治国"的政权所为。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于去世三天后被强行火化；而火化并非在殡仪馆进行，却是在关押仁波切多年的秘密监狱进行，并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在现场。仁波切的妹妹向狱方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将仁波切的遗体带回家，要求在对仁波切的死因做出明确答复前延期火化，一概不被理会；只允许见了仁波切的遗体，却发现嘴和指甲都发黑。将遗体匆忙火化后，当局先是承诺将骨灰交给留在火化现场的四位藏人，而四位藏人带着骨灰在警察跟随下返程的当晚，却被以国家名义的官员抢夺，声称会倒入附近河水。这种行为，与汉人文化中最不齿的挖祖坟、捣毁遗骸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

法国学者克洛德•穆沙在有关20世纪见证文学的著作中谴责法西斯："他将毁灭你，直到你的坟墓。好让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世上曾有你这么个人存在过。""在政治恐怖的状态下……毁灭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抹平痕迹，包括受害者的痕迹，和屠杀本身的痕迹。"然而，见证者的文字是"一座由空气筑成、悬于空中的坟。每一次，当一篇作品写到无名状态下的死亡，这座坟墓就显现出来。"

貌似无所不能的作恶者，不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存在，以为将他囚禁，死亡，烧成了灰烬，连灰烬也随波逐流而去，成千上万的藏人就会忘记他，这实在是唯物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记录会成为一座"空中的坟墓"。只要文字在，影像在，实际上是人心在，人性在，就会比作恶者更长久，而作恶者终会有覆灭之日。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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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 2015, 6:19:55 AM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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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中国——政府和市场的较量

Posted: 31 Jul 2015 06:21 PM PDT

中国股市的网络漫画
根据《财经网》转摘的一篇报道，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他仅仅因为抛出一只股票，便接到证监会打来的查询电话，以了解他是否"恶意抛售"。非常明显，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心目中的股市"正常行情"，已经不惜对从事投资的个人和企业进行直接干预甚至恫吓。一些媒体更是鼓励一种舆论，将买卖股票提到是否爱国的高度，称在股市下跌期间卖出股票的人为"卖国贼"。 

上述发生在中国股市的真实故事显示，政府在最新一轮股市波动中正在高调地行使行政权力和政治手段。中国股市在两周内从五千一百多点跌到三千六百多点，跌幅达百分之三十。政府公开出手救市，在与市场较劲一个月之后，至今仍然未见胜负，今天的上海指数仍然在这个期间的最低点徘徊。"屡战屡败"这句话最好地概括了中国政府最近一个多月在股市的表现。

官方媒体普遍强调市场行为的非理性。他们说，股票影响到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合理而且必须的。拥护救市行动的人还广泛引用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出手挽救濒于破产的大银行，从而稳定国民经济的案例。言外之意在于，既然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能够干预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更应该这样做了！

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交织的确不是中国特有的现像，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只是在经济学理论教科书的抽像模型中存在，即使最主张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也不会奢望它在现实中再现。

但是，政府权力和市场力量的边界却是区别不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重要的因素：政府通过法律来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市场参与者有权利参与法律的制定，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性；而政府通过垄断立法权或者直接以行政权来主导市场则是非市场经济的特徵。

真正的市场经济通常有法律来约束政府的权力，更有法律来保障市场行为主体的权益。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来参与市场交易，从而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预期，最后达到调整市场的目的。与此同时，企业和个人只要没有违法，政府便不能剥夺他们在市场从事交易的权利，更不能够主观地判定交易者的"善意"和"恶意"，并以此进行处罚。

在中国，政府的行为少有法律约束，例如，它居然可以命令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停止卖出股票，也可以随意定义卖出股票的企业和个人为恶意炒作，并且派出执法人员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凌驾于市场和法律之上的非法行为，是赤裸裸的运用权力压制市场、剥夺市场主体正当权益的专制主义做法。尤其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投资者敢于通过法律挑战中国政府的违法行为。

仅仅从股票市场的层面看，这一轮中国政府的救市结果还有许多的未知数，因为中国政府控制著众多的社会资源，假如它不计成本地蛮干，应该能够达到短期的目的。问题在于，用于救市的公众资金如何安全退出，市场届时作出何种反应，政府随时干预的可能性将如何影响未来股票市场行为，等等，对这些巨大的未知数，政府完全没有周全的考虑。

从制度层面看，政府干预股市的结果则将更加诡异。不受法律制约的政府权力已经给了市场和市场主体致命一击，它已经摧毁了市场规范，导致过去三十年步履艰难的市场建设倒退了一大步。从政治上看，中国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正在进一步帮助富人从中产阶级手中掠夺财富，进一步疏离与中产阶级的关系。这种政治后果将被证明有著中国政府无法承受之重。

——RFA

王超华：台湾的價值願景應高於選舉考量

Posted: 31 Jul 2015 06:14 PM PDT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右）七月三日晚間與台江學子在台南海尾朝皇宮廟口展開對話，他鼓勵學員，不要把自己的判斷責任丟給別人，面對公共政策要抱持懷疑的精神。（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提供自由時報）

"目前這種選舉輿論氛圍，直接衝擊到去年太陽花學運喚起的社會運動基本價值和願景，令人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代因民進黨聚焦選舉而溶解此前黨外抗爭社運力量的教訓，同時切望台灣民眾不要再次面對社會運動和選舉考量的對立並承擔其後果。"

台灣將在明年一月份迎來第一次合併選舉總統立委的大選。國民黨初選階段重量級人物神隱，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從登記到黨內中常會認可候選人資格，似乎頗有柯文哲直言不諱贏取民心的風格。但最近幾週，她的「一中同表」和「中華民國」是否「存在」等言論，引起多方反彈。國民黨仍有可能在七月中的全代會上最後改換總統候選人。與此相對照，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六月初訪美獲高級接待，並在《她將可能領導華人唯一民主政體》標題下，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在基隆等地走訪也時時遭遇民眾直接喊「總統」，似乎已經勝券在握。與台灣朋友交談時，大家也似乎默認國民黨大勢已去。現今媒體都會說，去年年底九合一選舉，是蔡英文領導民進黨大敗國民黨，忘記了當時民進黨高層都被選舉結果驚呆的狀況。目前這種選舉輿論氛圍，直接衝擊到去年太陽花學運喚起的社會運動基本價值和願景，令人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代因民進黨聚焦選舉而溶解此前黨外抗爭社運力量的教訓，令人切望台灣民眾不要再次面對社會運動和選舉考量的對立並承擔其後果。

　　缺失社會改革的政綱

　　台灣朋友曾喟嘆全民健保難以維繫，問題不僅僅在財政不支，而且會發生嚴重的醫護人員短缺。由於醫患衝突和醫藥界內部勞資矛盾，不但護理界有員工過勞等不滿，醫界社會聲望地位也不如從前。如今醫學院招生熱門不再是內外心臟等專科，據說，熱門集中在美容和獸醫。

　　最近新北市八仙樂園彩色粉塵爆炸，造成民眾大規模燒燙傷，成為台灣最重大的醫療危機。到七月十二日，已有五人死亡，二百多人病危，入住加護病房者近三百人。燒燙傷治療期長，從預防感染敗血症到植皮，都需要大量醫療資源和隨時照護。重傷者換藥，需四、五位醫護人員同時無菌操作，一次就可能要一兩個小時（馬偕醫院用半小時，上了新聞），而康復道路很漫長。全台原有燒燙傷專用病床不到二百位，塵爆不但暴露出現場並無急救措施、送醫過程曾有混亂等大型集會安全管制方面的立法缺陷，而且立即凸顯了醫護壓力。衛生福利部首日即徵召退休醫護加入搶救，並請勞動部放寬勞基法規定，允許加班人員申領加班費。全台醫療資源調配也相繼成為焦點。

　　政黨此時應擱置政爭，先以人性關懷為要。媒體有人對比去年高雄氣爆和八仙塵爆，指責中央政府因政黨不同而對地方政府態度不同，結果引起忽略傷患的負面觀感。而國際援助、臨時優惠措施、人力動員等等，則比較容易呼應民心。除國民黨當政的新北市和中央政府主持救治之外，去年當選台中市長的民進黨林佳龍主持捐款興建台中燒燙傷重建中心，都得到社會積極回應。但是，正如台北市醫師劉文勝所呼籲，這些只是緊急情況時的具體措施，不足以解決長遠問題。滿足於這些，屬於「一味省成本的代工思維，是台灣的致命傷！」

　　這也是一些民眾的反應。事發後，蔡英文在其臉書發文問候醫護人員，跟貼裡就有疑問：不如趁此先提出改善台灣醫療困境的方法。到目前為止，總統馬英九只是禮節性看望塵爆傷者，具體事務都交由行政院各部會和地方政府辦理。蔡英文似乎也選擇了低調回應。但她二月份宣佈競選總統時，曾經明確提出，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把她四年前所提「十年政綱」的內容化成具體的說明，讓台灣人更能感受到十年政綱對未來願景的規劃。現在遇到這麼好的機會，她卻一味沉默，無言以對網友建議。

　　社會願景與國家主權

　　蔡英文對塵爆和醫療困境的反應並不是孤立的。到目前為止，她尚未提出清晰的「具體說明」，能夠讓民眾瞭解她對四年前的「十年政綱」是否有更深入思考和更明確的政策方向。目前，她的言談多半集中於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是鞏固國家主權。她常常主動回應馬英九或洪秀柱有關兩岸關係的言論，但在社會議題及相關政策上，卻零散無系統，即使發言也是就事論事。筆者暑期在台灣偶遇一位為她助選的青年幕僚，他坦承競選班子目前並沒有這方面的清楚計劃，遇到事情都是臨時對付。

　　瞠目之後，不禁試想：為甚麼會這樣？一個可能原因是，她總結自己二○一二年敗選原因，得出與北京一致的結論，認為關鍵在於沒有成功應對兩岸關係問題。從這個角度去想，她就會將太陽花和年底九合一選舉主要看作是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否定，而不是社會內部矛盾的爆發，或社會願景的廣泛動員。進而，就會格外重視自己的華盛頓之行，將國民黨的散亂看作是對自己的肯定。

　　四年前她以「十年政綱」社會願景為號召，但其內容相對模糊，同樣的內容口號很容易被套用。馬英九果然提出了對應的「黃金十年」。但當時對她競選主軸有所衝擊的，可能還是宋楚瑜。他針對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中低收入戶的「三中」立場，在社會公平方面，表達得遠為簡潔明確。

　　理念奠基的政治力量

　　先後爆發出白衫軍和太陽花的社會不滿，終於導致去年九合一選舉的「變天」，尤其激勵了從基層出發的政治能量，形成兩大黨之外的第三勢力，並先後建立新政治團體，紛紛表示將投入明年立委選舉。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形成的時代力量和今年三月成立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早已在環保領域和地方選舉經營多年的綠黨。

　　目前三者中，時代力量最有社會號召力。同時，社民黨在堅持社會理念和政治原則上表現突出。六月底，社民黨和綠黨決定共組參政聯盟，爭取不分區立委席位。他們寄望於支持社會進步價值理念的選民支持，並強調，一旦進入立法院，將保持不入閣、不加入執政黨立院黨團，要做監督兩大黨的進步反對黨。社民黨強調社會願景，提出「五支箭」政綱。第一，提高薪資，強化工會力量，捍衛勞動權。第二，年金改革，建構全民平等社會安全體系。第三，鼓吹團結共享，強化財團社會責任，對財團富人加稅，增進國家財政力量。第四，政治公開透明，可受監督，防止政治替有錢人代言。第五，尊重差異、反對歧視，共創多元社會。每一項下，還有相應的具體政策說明。支持弱勢的立場不入大財團的眼，令社民黨財政捉襟見肘，也推動他們向網路發展，呼籲支持進步價值的選民，大家一起來承擔，將理念精神打進立法院。

　　在選舉之年，這也許才是太陽花關聯到社運真義的延續。學運領袖林飛帆最近參與台江學生活動時說，不要相信權力交給某人就能解決問題，面對公共政策，參加公共事務，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追根究底，不要把自己的判斷責任丟給別人。這樣的說法，關注並區分了選舉、日常社運，以及公民責任。也就是說，社會願景必須高於選舉考量。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丁一夫：一个不可思议的法国喇嘛

Posted: 31 Jul 2015 05:32 PM PDT


http://www.hebdo.ch/sites/www.hebdo.ch/files/styles/galerie_photo/public/LH38_A_Ricard_03.jpg
图：达赖喇嘛与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
达赖喇嘛曾多次说过，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关键词是"对话"，而马修·李卡德似乎就是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而出现在喜马拉雅山里。

东西方交流的转变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亚洲和西方世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平行发展的。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道，断断续续地联络着东西方，但是东西方之间的互相了解十分有限，和今日全球化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赖于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主要也依靠到东方来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也就是说，近代东西方的知识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在"信使"的构成上是不对等的，都依赖于西方那些率先"走出来"的人。同时代"走出去"而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东方人寥寥无几。
西藏是最晚向西方人开放的国家。在很多年里，西方探险家企图前往拉萨，但十之九被远远挡住，不得其门而入，于是西藏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第一个让西方人有机会对神秘的西藏了解一二的人，是著名法国探险家、东方学家亚历山德拉·大卫-尼尔（1868-1969）女士。她自己是藏传佛教的比丘尼，精通藏语藏文和佛教经典。她在印度、越南、锡金等地游学，于1924年到达拉萨，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她后来出版的著作，是西方人了解西藏的必读课本。她至今是西方藏学界无人不知的先驱性人物。
西方人了解西藏的"信使"由西方探险家为主的局面，在上世纪后半叶有了重大转变。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藏传佛教众多高僧大德纷纷出走流亡，有相当一部分人来到了西方。他们在欧美建立了藏传佛教的"佛法中心"或"修行中心"，向西方人弘扬佛法，传授东方文明中有益于全人类的智慧和知识，他们成为西方人学佛的导师，成为组成藏文明和西方文明沟通桥梁的"信使"。达赖喇嘛是东西方"信使"中的领袖。今天，在达赖喇嘛的身边，有一位高鼻深目而一身绛红袈裟的喇嘛特别引人注意，他就是同样来自法国的洋喇嘛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
科学和灵性的变奏
马修·李卡德是他的法国名字的英语读法，他出生在一个法国思想家的家庭，他的父亲Jean-Francois Revel是当代著名记者、作家和哲学家，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的父亲年轻时是社会主义者，曾经担任密特朗总统的演讲起草人。后来，当很多著名欧洲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思潮所陶醉，甚至醉心于中国的毛主义的时候，他成为经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热情倡导者，高扬经典的自由和民主价值。马修的母亲是现代画的画家。可想而知，马修在这样的家庭里，享受到最好的教育条件，也受到了法国思想界的理性精神和艺术趣味的熏陶。
马修原是学科学的，1972年他26岁，年纪轻轻就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取得了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Fracois Jacob。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所有的师友都期望他在科研中施展身手，所有人都认为他前途无量的时候，他却决定暂停科研，到喜马拉雅山里去完成他对灵性的追寻。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从此开始了他的藏传佛教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藏传佛教是他投入了四十多年而还在进行的"博士后研究"。
马修到了尼泊尔，在佛教寺院里学习佛学，师从著名宁玛派大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几年后，1979年，他正式皈依藏传佛教，削发为僧，披上了绛红色的袈裟。顶果钦哲仁波切是宁玛六大主寺之一雪谦寺的主持，是达赖喇嘛的上师，也是现代利美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利美运动也叫不分教派运动，主张藏传佛教各教派弥合歧见，互相尊重，是近代藏传佛教重要精神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旨蕴含着相当宝贵的现代精神。马修由此入门，在尼泊尔的雪谦寺学习和修持藏传佛教。他以现代科学家的理性和精益求精态度来对待东方佛教的知识和智慧，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格西学位。
科学和佛学的对话
从1989年开始，马修成为达赖喇嘛的法语翻译。平时他在尼泊尔的雪谦寺修行，当达赖喇嘛出访欧洲，需要法语翻译的时候，他就跟随达赖喇嘛，为达赖喇嘛服务，于是他有了亲聆达赖喇嘛教诲的机会，他把自己视为达赖喇嘛的学生。
达赖喇嘛致力于和当代西方科学家的对话，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但是佛学和科学的对话并非轻而易举，语言、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使得对话需要克服很多交流障碍。众多西方一流科学家参与了这场持续几十年的对话，达赖喇嘛和他精选的助手、翻译及喇嘛学者，和科学家一起做了出色的交流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马修·李卡德。有意思的是，这位西方人是作为东方佛学的代表参加对话的。他曾经也是一个有潜力的西方科学家，他懂当代科学前沿，熟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但是他的发言都是以一个佛教学者的身份，向曾经的西方科学家同行讲述东方佛学。
当西方的神经科学家和修练佛学冥想的喇嘛展开合作，观察和测量冥想修练（相当于汉人所说的禅修）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时，马修成为这些科研项目中最好的研究对象。由于文化障碍，修练冥想的藏人喇嘛在接受观察实验时有不少困难，科学家和喇嘛之间的配合很难，而马修本人修练佛教冥想已达到相当的深度，自己又理解科学实验的方法与理论，自然而然成为科学家的最好合作者。
角色的变换
马修虽然是尼泊尔的喇嘛，依然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思考当代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深刻而富有慈悲心。他喜好摄影，出版的摄影集广得好评。他不断写作，出版了多部著作。他把写作出版的所有收入都用于慈善事业。
在他的著作中，有两部影响非常大。一部是他和他的法国哲学家父亲在一座寺院里对谈的记录，书名就叫《喇嘛和哲学家》。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父子俩都是思考型的人，互相知根知底。这是当代最为深刻的一场父子对谈。一边是当代西方哲学，另一边是东方佛学，他们互相对比观照，讨论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传统的过去和未来。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21种语言出版，可惜中国大陆的简体中文版不得不大幅度地删改，改得几乎面目全非才得以悄然付印。
另外一部著作也是对话体，是马修和越南裔的美国天文物理学家郑春淳（Trinh Xuan Thuan）有关当代物理学、宇宙学、天文学和佛教的对话，书名叫《量子和莲花》，量子代表当代科学，莲花代表佛学。精彩的是，出生在越南的东方人郑春淳在对话中谈的是当代西方科学，代表西方文明，而法国人马修·李卡德却代表东方佛学来和西方科学对话。
这两本书都采用对话体不是偶然的，达赖喇嘛曾多次说过，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关键词是"对话"，而马修·李卡德似乎就是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而出现在喜马拉雅山里。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丁一夫：一个带着照相机的洋喇嘛

Posted: 31 Jul 2015 05:29 PM PDT

尼古拉斯·弗利兰（Nicholas Vreeland）

达赖喇嘛对弗利兰说，藏传佛教不只是西藏的宗教，不仅属于藏人，而且属于全人类，你不应把自己局限在印度南方，现在还应该回到西方，帮助美国的佛教徒，发展美国的佛教。

当达赖喇嘛在欧美给佛教信众讲经的时候，在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中间，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高鼻深目的西方人。2014年的电影纪录片《带着相机的喇嘛》（Monk with a Camera）讲述了他的身世，他就是第一个成为著名寺院住持的西方人尼古拉斯·弗利兰（Nicholas Vreeland）。
出身豪门的风流才子
尼古拉斯·弗利兰出生于一个条件优裕的家庭。他的祖父是银行家，然而更有名的是他的祖母黛安娜·弗利兰（Diana Vreeland），她是全世界时尚界尊为首位的《Vogue》杂志总编辑，这家杂志在西方社交界声誉极高，这使得弗利兰家庭拥有极广的人脉。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克·弗利兰（Fredelick Vreeland）是美国职业外交官，早年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以后曾任美国驻摩洛哥大使，作为职业外交官在罗马、巴黎、波恩、柏林、日内瓦等地工作过，任职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欧洲办公室，还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尼古拉斯·弗利兰就是出生在瑞士日内瓦，长到十三岁才回到美国，在此以前就随着父母生活在世界各地。
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都非常优越，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结交的都是名流，想做什么都能心想事成。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巴黎骑着摩托飙车，警察把他拦了下来，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劝告他尊重本地法律，因为他的车是外交车牌。特别是在他祖母的熏陶下，他的生活方式优雅、精致而昂贵，上衣口袋里永远有考究的手帕，皮鞋永远要精心擦拭，一尘不染，而他则是一个交友广泛，人见人爱的风流才子。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对摄影产生了兴趣，特别崇拜著名摄影师Irving Penn。他请祖母帮忙，身为《Vogue》总编辑的祖母一个电话，第二天Penn就让他去跟着学摄影。他的摄影技艺和艺术品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跟着大师培养起来的。
出家为僧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内心里有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困惑。他曾经随着父母旅行和生活于世界各地，接触过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当他想追索人生意义的时候，他遇见了在美国的穹拉仁波切（Khyongla Rinpoche）。穹拉仁波切是达赖喇嘛在1959年流亡后送到西方来的第一批佛教上师，达赖喇嘛希望他为西方民众介绍藏传佛教，弘扬佛法而利益众生。他在美国建立藏传佛教中心，教授藏传佛教的知识和冥想修行。尼古拉斯·弗利兰和穹拉仁波切十分投缘，一见如故。从1977年开始他跟着仁波切学佛，终生以仁波切为师。
这对他的生活是一个巨大改变。有一个细节是，他把他的所有精心擦拭保养的Lobb品牌皮鞋拿到纽约曼哈顿的第一大道，放在马路上，谁要谁就拿，全部送给了路人。他摆脱了这些动辄一两千美元一双的昂贵皮鞋，因为学佛后的他不需要这样的物质条件了。他的照相器材被盗，他就用保险公司对这些高级昂贵照相机赔偿的钱生活了几年，专心研习佛教。
1984年夏天，他产生了出家为僧的想法。穹拉仁波切决定将他介绍给达赖喇嘛尊者，让达赖喇嘛来决定。达赖喇嘛在听了他的决心后，支持他的想法，让他到南印度的孟古特西藏难民定居点的热堆寺出家为僧，在那里修习佛法。热堆寺是始建于公元十世纪的古寺，穹拉仁波切就来自于热堆寺。1959年后，西藏难民和僧侣在南印度重建了被毁的热堆寺。
重振热堆寺
当弗利兰从美国一路风尘来到南印度热堆寺的时候，热堆寺只是荒野里的一栋小房子，有十几二十来个僧人，连夜里睡觉的地方都不够，一些人只能睡在走廊地上。南印度气候湿热，雨季潮湿，寺院物质贫乏，生活条件简陋之极，学僧的生活简单、重复、寂寞，和弗利兰家族的西方上流社会生活可谓天壤之别。弗利兰在一间潮湿简陋的小房间里住了十三年，从藏语文学起，一步一步学习藏传佛教的浩瀚经文和知识，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喇嘛。
每年都有一些年轻僧人从境内藏区来到南印度，进入各寺院习经。热堆寺的僧人不断增加，需要扩建。进入新世纪后，热堆寺决定建造一个大经堂，弗利兰参与了经堂的规划和建造。可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经堂的资金来源突然中断了。大经堂眼看着无法建成，可能不得不半途而废。
洋喇嘛尼古拉斯·弗利兰从尘封的箱子里取出了久已不用的照相机，决定在欧美上层社会出售他的摄影作品，为热堆寺修建大经堂而筹款。他的摄影有鲜明的个性，表现了他在习佛后对生命和世界本质的思考与感悟。作为一个佛教徒，出于佛教的哲理，他并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自己；但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曾浸淫在西方艺术中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不可能不表达出他的特殊人生道路和精神世界。
由于他和他的家族在欧美的广泛人脉，他很快地以出售摄影作品而筹得了四十万美元，完成了热堆寺经堂和建筑的修缮。
达赖喇嘛和弗利兰
1998年，弗利兰获得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以后，他为达赖喇嘛尊者编辑了两本重要著作。2012年，达赖喇嘛任命他为热堆寺的住持。热堆寺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寺院，是由达赖喇嘛任命寺院住持的十一个寺院之一。这是佛教史上第一个由西方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寺院住持。他的父亲访问了热堆寺，这位美国职业外交官对着身穿袈裟的儿子，一个劲地说："我是何等地为你而骄傲！"。
达赖喇嘛对弗利兰说，藏传佛教不只是西藏的宗教，不仅属于藏人，而且属于全人类，你不应把自己局限在印度南方，现在还应该回到西方，帮助美国的佛教徒，发展美国的佛教。于是，热堆寺的洋喇嘛住持尼古拉斯·弗利兰现在一面主持着南印度的热堆寺，一面管理着纽约的藏传佛教中心，来往于东西方两地，致力于东西方文明传统的沟通。
公元八世纪，将佛教经典带到西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说过，"当铁鸟在天空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之时，藏人将像蚂蚁一样离散到世界各地，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国度。"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莲花生关于佛法西传的预言开始成为现实。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弘法，他意识到，东方佛法在西方生根，需要和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结合。他要弗利兰起到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作用。达赖喇嘛看到了藏传佛教的未来，藏传佛教在西藏遭到毁灭性的摧残之后，将迎来历史上又一次复兴和更新。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黄一龙：怎样审判陈云飞

Posted: 31 Jul 2015 05:08 PM PDT

行为艺术：陈云飞向警方递交"投降书"


陈云飞说："民主运动开展成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民主果实离成熟就不远了。"他就是以这"娱乐民主"的心态，去实践"把权力关进笼子"的。

此人言行無一不合中央精神

　　那個響應中共的號召，自掏旅費為「把權力關進籠子」四出奔走的遊俠陳雲飛，如今反被權力關進籠子了。今年清明前夕，他和一幫同志前去某公墓為兩位風波蒙難學生舉行例行祭奠時，遭到上百武裝警察的拼命追趕圍捕，事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逮捕。

　　我聽說此事後的第一個感覺是十分滑稽，跑到墳墓面前去顛覆的「國家政權」，應該是閻王殿吧，干他中國警察底事？他們並未吃閻王爺的飯，管得上誰砸閻王爺的鍋嗎？

　　第二個感覺也是不僅為警察們的，就是他們真是倒霉透了，全國那麼多犯可惡罪的異議公知死磕大Ｖ他抓不完，抓起來的又無審不輸理無判不非法，不知將來怎樣收場；此時偏偏又抓陳雲飛，須知遍查此人言行，無一不合中央精神，總是傳播正能量。只看他的打扮：背個紅衛兵書包，包上鮮明印著毛主席頭像和他的親筆題字「為人民服務」，有時還在身前背後掛牌宣示種種警句，教育大小公僕一定要為人民而不是為他的長官他的二奶服務。

　　寫到這裡，看見新聞報道說習近平在貴州「夜訪」省級幹部的豪宅，走時丟下一句話，要那些「住得不比西歐部長差」的長官們「還是要記住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意思和陳氏語錄高度重合。

　　中共規定的「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除了「富強」二字可能引起「錢權勾結」的誤解陳氏不大提及以外，其餘二十二字就是他以公民身份勸導教育訓誡公僕們的全部內容，找不出任何與此相悖的所謂「西方價值觀」的影子。他們把這樣一個人物抓起來還想以他的這些言行判他「顛覆國家政權罪」卻不須改變該「國家政權」的性質，看他們怎樣做得到吧。我倒熱切等待對他的公開審判，看哪個審判長有本事把他的這些言行判罪且敢對此承擔「終身責任」。

　　點亮成都「城市之光」的漢子

　　雲飛是我的朋友，和他相交已經多年。其先是只見行動，未知姓名。那是二○○七年六月五日，我的日記記載：

　　晨得ＸＸ信，轉來一帖，通報成都晚報昨刊一廣告，文為「向堅強的六四受難者母親致敬」。此為十八年來國內報紙首次公開向六四禍首挑戰。即以「敝鄉城市之光」為題轉發（外地作家朋友）ＸＸ、ＸＸ、ＸＸ。旋得ＸＸ覆信，說她已知道，一天都為此激動不已，我們這個民族究竟還有希望。說不知怎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那時我們理解的「他們」，乃是那張《成都晚報》，後來知道該報並無膽量獲此殊榮，「敝鄉城市之光」竟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漢子作為悼念親朋的廣告送到報社，又得黨國於六四之後向後人掩蓋那段歷史之賜，接廣告的值班女孩根本不知「六四」為何物，才得以點亮的。再後來，才知那位英雄姓陳名雲飛，當年在天安門槍林彈雨下劫後餘生的大學生也。他自然因為廣告的事受到查處，以與現在同樣的罪名「顛覆國家政權」被監視居住半年；似乎那時他就向查處他的官員傳授了毛澤東「絕對不許向群眾開槍」的最高指示，以說明自己行為之符合黨的教導。這可能就是他以後不斷對官員們宣講黨的教導的起點吧。

　　不過我直接接觸此君，卻是由於他的另一行動。二○一○年，他通過一位朋友找到我，向我介紹一位民間人士，讓我協助他編輯一部中共（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其它黨）一位領袖在四川首倡改革的歷史。我由於編研官史嘗盡苦頭，退休以後本想逍遙史外，但一看他那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只為真實的歷史操心的眼神，兼以知道他就是那個點亮成都「城市之光」的漢子，就立刻同意了。以後此書在中國境內香港出版，引起海內外重視，但書上卻無他陳某一點蹤跡，他也從不提他做的貢獻，雖然這一貢獻當然是為黨爭光的。他就是這樣一個默默奉獻只做不顯的人。

　　「快樂馴獸」哪有不遭咬兩口的

　　從此以後，他就成了我的好友。我也就時刻關心著他的行止，為他一次次按照黨的政策拒斥橫行權力幫助無辜弱者的行為感動，也為他一次次被抓進局子（據說住過全國各地警察局共約四十個）擔心。而每次受苦歸來的他，總是笑逐顏開，說他是在「快樂馴獸」，哪有不遭咬兩口的。

　　陳雲飛自稱「馴獸師」。此名和所謂快樂馴獸，並非罵他所對付的官員為野獸且引以為樂，而是緣自黨訓「把權力關進籠子」。查「籠子」就是而且只是用來關養家禽家畜雞鴨豬狗的，雞鴨豬狗在這裡就代表政治權力了。所以他常把教育官員稱為馴獸或養豬，這是一點也不帶貶義的。他之所以樂此而不疲，請聽他的解釋：

　　要馴服「公權」這樣的猛獸，除了非暴力，理性的運用法律武器對待外，我們還要有愛心，不能帶著仇恨。仇恨只能讓罪惡延續，仇恨只能種下仇恨的種子，仇恨只能走向革命。

　　豬，養大了，我們要吃肉；獸，馴服了，我們可以觀賞它的娛樂表演；公權，馴服了，我們還需要它為我們服務！

　　民主運動開展成群眾性的娛樂活動，民主果實離成熟就不遠了。

　　──《趕豬進籠，娛樂民主》

　　他就是以這「娛樂民主」的心態，去實踐「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前已說過，這正是黨的號召。黨號召，他實踐，此非孤例，而是貫穿於他全部活動的始終。須知黨已說盡好話，而他則盡做好事，一說一做，兩相配合，互補互利，相得益彰。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部門居然把他抓來審判，除非能夠宣佈黨說的話是騙人的只能聽不准做的。也許當年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有膽如此抹黑他的黨，現在的審判官，還有步他後塵的嗎？

二○一五年七月四日於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李江琳：流亡中的快乐之道——恭祝尊者达赖喇嘛80大寿

Posted: 31 Jul 2015 05:05 PM PDT

图：在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寺庙为庆祝他80寿辰举行的仪式

中国逼迫达赖喇嘛流亡，藏人遭遇极大苦难，但是，全世界要感谢藏人，因为流亡把达赖喇嘛给了全世界，达赖喇嘛是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

尊者达赖喇嘛出生于藏历木猪年五月五日，即西元1935年7月6日，今年是尊者的八十华诞，世界各地的藏人、佛教徒和支持西藏事业的人，都在举行各类庆贺活动。尊者不到24岁就被迫离开西藏，在流亡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在流亡。然而，就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尊者为全世界无数人带来了东方佛教的智慧和慈悲心，为众生开示离苦得乐之路。
达赖喇嘛兼容并包的人道主义
1999年，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向五万多西方民众讲述东方哲理。我作为来自中国，出身于共产党干部家庭的普通留学生，出于纯粹的好奇，在中央公园第一次听到了达赖喇嘛的开示。 我从大屏幕上看到一位开朗、和平而快乐的老人，用他的笑声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如此谦和的人，用如此简单的语言，讲述如此易懂的道理，却直接击中了所有人生活中最大的困惑：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会感觉不快活，怎样才能找到快乐？
达赖喇嘛经常说，东方佛教是古印度佛陀和后世大师们通过观察、思考和辩论发展出的一套有关人类内心和外在世界的知识，以及与此相应的一套修持慈悲心的生活方式。东方佛教和其他文明传统的宗教没有本质上不可调和的冲突。尊者并不鼓励西方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改信佛教，但是他告诉他们，学一点佛教的知识、在生活中修持佛教的冥想，只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或穆斯林。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尊者说，全世界的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想得到幸福和快乐。他又说，人都有天生良知，都有变得更好的可能。他指出，寻找真正的永久的快乐，只能来自于内心的和平、安宁和对他人的慈悲。这是达赖喇嘛的走向快乐之路，是达赖喇嘛的人道主义最高原则。
在纽约中央公园，尊者带领在场的五万多民众一起祈祷，他说，基督徒可以念想着耶稣基督，穆斯林可以念想着真主，无神论者可以念想着宇宙万物和内心，我们都是人类，我们可以一起为人类的福祉祈祷。当全场所有人跟着尊者念诵祈祷词的时候，对于我是一种彻底动摇以往认知的精神震撼。
那是1999年，新世纪将要到来，人类要进入又一个千年，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流亡了整整四十年，而我这个来自中国，在美国进修宗教学的人，对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流亡生涯还几乎一无所知。
从此，我成为尊者精神的追随者。
在流亡中得到自由的天地
我在研究当代西藏问题的过程中，采访过很多流亡藏人，听到了很多苦难的故事。我在采访时问过尊者，当1959年尊者从西藏出走，随后几万藏人追随他来到印度的时候，他们从青藏高原来到湿热的印度次大陆，怎样生存，怎样和世界打交道，该有何等的困难。尊者告诉我，旧西藏的封闭，使得藏人的僧俗精英都还没有开放社会跟外界打交道的经历，那时候他们最感困难的时候，是不知道怎样把自己遭受的不公告诉世界，怎样让世界了解自己。尊者给我讲述了他们一开始是怎样逐一敲开各国大使馆的门，恳求各国政府的支持。流亡是非常困难的，在尊者的自传中，记录了流亡初期难民们的苦难，很多儿童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尊者不得不紧急任命自己的姐姐负责西藏孤儿院，即西藏儿童村的前身，抢救失去父母的难童。这些流亡初期的苦难，至今读来催人泪下。
但是，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尊者始终不失佛教高僧特有智慧和慈悲心，不怨不怒不恨。当全世界都以为西藏已经被中共灭亡，不再存在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开始了流亡藏人长久的教育、文化保存、寺院重建和政治民主化的建设。
印度文明是注重人类自身内心世界的文明，是一个神性的文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有幸逃到了印度，印度民众对达赖喇嘛的推崇尊敬和爱戴，非常令人感动。由于印度民众的支持，半个多世纪来，印度政府接纳了大量越过喜马拉雅山而来的西藏流亡者。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漂流到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藏人，都在为保存藏文化而努力，并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选民主政府。流亡给了尊者和藏人以自由的天地，藏人在尊者带领下，毫不迟疑地走向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培养出了现代的民主政治官员和众多具备当代科学世界、全球视野的知识精英。
达赖喇嘛尊者说过，二十世纪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进步，但是也发生了规模空前的自相杀戮，二十一世纪不应该这样，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人类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保护所有生物共享的生态，各个民族和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不再诉诸暴力，不再杀戮生灵的新世纪。为此，人类需要对话。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词是"对话"。他到处这样说，也身体力行这样做。

与世界对话，革新千年佛教
早在流亡初期，达赖喇嘛就敞开大门，接触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的精神传统和宗教，展开深入对话。著名美国天主教修士托马斯·梅顿来到印度，最初只是在朋友建议下访问达赖喇嘛，相见之下却如故友重逢，相谈甚欢，他们交流了各自宗教仪轨中的冥想修行方法和体会，接连谈了三天。达赖喇嘛多次说，托马斯·梅顿是带领他走进基督教的人。我在上一次采访尊者的时候，尊者又一次提到梅顿，说他相信如果梅顿在世，一定会和他一起努力促进人类的对话，促进世界和平。
达赖喇嘛流亡后，很多高僧大德来到西方，西方人有机会接触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理性传统吸引了很多西方年轻人，其中有很多犹太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自全世界的犹太四大派别的拉比们组团前往达兰萨拉，专程和达赖喇嘛对话。他们交流了精神层面的思想，也交流了共同的在流亡中重建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议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尊者接触了世界上现存的主要宗教，到过几乎所有宗教的教堂、庙观、寺院、修行地，和包括梵蒂冈教皇、德雷莎修女、图图大主教等深入交谈，结下深厚友谊，获得了所有人的极高尊重。
上世纪七十年代，达赖喇嘛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家。从此，他经常访问西方科学实验室、大学和研究所，和西方科学家展开有关世界本质的科学对话。他倡导和支持的"心智与生命"科学对话会，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近年来，在尊者倡议下，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把科学教育引入寺院，和流亡藏人的现代普通教育结合起来，目的是提高整个藏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一对话也必然打开了千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革新和重建的道路。
我曾经在印度遇到一个西方人，他说，中国逼迫达赖喇嘛流亡，藏人遭遇极大苦难，但是，全世界要感谢藏人，因为流亡把达赖喇嘛给了全世界，达赖喇嘛是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
祈愿尊者健康长寿。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四）——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封公开信

Posted: 31 Jul 2015 04:23 PM PDT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先生，市高院批准延长审限有关部门：
本人为侨居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南央，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受我全权委托，于2014年1月7日第二次前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立案（第一次于2013年12月25日，起诉未予受理）："诉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2013年11月25日）行政处罚"。三中院行政立案庭谷绍勇法官于当日接受了诉讼材料。之后，三中院于2014年6月18日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对"原告李南央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一案"正式立案。2014年9月15日三中院向本告发出"行政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因而获知我案号为:"（2014）三中行初字01055"。
此后，三中院先后向本告发出四封"延长审限通知书"，日期分别是：2014年9月15日、2014年12月12日，2015年3月9日和2015年6月1日，四次延长审限之依据行文一字不差："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另有一细节，有必要在此提及：这四封"通知书"所注明的案件号均被写成1055而不是"告知书"的01055。如此随其所宜，可窥见三中院执法"风格"之一斑。
鉴于三中院立案日期即超过《行政诉讼法》（旧）第四十二条7天之规定155天，贵院又连续四次批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延期审理本案，故对您及贵院审批延长审限的部门提出以下请求，请将回复以书面形式寄给我的律师：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红都商务中心B2-616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收。
1. 请出示三中院四次向贵院提出"延长审限申请"的证据，即：四次提交申请的时间和提交人的职务、姓名。
2. 请出示三中院四次向贵院提出"延长审限申请"的理由，即：每次提请贵院批准延期的"特殊情况"的说明行文。
3. 请出示贵院四次批准三中院"延长审限申请"的日期和"批准书"的签署人。
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慕平先生，有一基本事实请您特别注意：三中院将本案拖延不审的这一年之中，本案合议庭成员从未通过我的律师向我索取过任何补充材料或向本人进一步了解案情，却连续四次向我发出经贵院批准的、理由缺失的"延长审限通知书"。因此上述所请真实文案记录，是证明高、中两院切实履行了"延长审理"的法律程序之唯有、且必须的法律凭证。以任何理由拒绝提供，无异于公开承认两院在违法动用"潜规则"。
若三中院确实四次向贵院递交了"延长审限申请"，那么我对贵院能够四次批准他们的"申请"有以下三个问题请贵院书面答复，并请与贵院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应同函寄给我的律师。
1. 如果三中院四次"申请"均没有出具任何理由，或者所出具理由明显不充分，贵院因何做出本案情况"特殊"的判断？
2. 如果三中院四次"申请"出具的理由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贵院因何不问责三中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对本案不进展，不作为的失职行为？
3. 如果三中院四次"申请"的理由各不相同，那么贵院次次承认其理由"特殊"，照批不误的法理依据何来？
贵院第一次批准三中院延期审理本案，虽令人失望，但尚可体谅；第二次批准延长，则不是令人失望，而是令人质疑了。我在第三次"延期审理"到期之前特地从美国返回北京，希望能得到开庭的通知，结果失望地接到第四次"延长审理通知"，之后，即与三中院本案合议庭联系人张怡两次通话，给合议庭审判长贾志刚法官三次留言，贾法官连在电话中沟通的机会都不给我。三中院法官对原告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与贵院今年再而三、三而四地批准延审本案，对"拖着不办"方式明显地姑息、纵容、乃至默许有直接的关系。实已构成了贵院对三中院不监督、不审议，互通一气，联手玩弄原告的客观事实，凸显贵院对"新行政诉讼法"的蔑视。贵院尊严何在？眼下贵院在本告、本告律师面前，实为一个玩笑。我恳切地希望贵院长能够认真审视贵院的名称："北京市人民高级法院"——它不是北京市政府法院，更不是北京市共产党政法委法院。请您要求贵院审批本案延长审限部门的法官，依据法典行使高级法院的权威，终止批准三中院继续延期审理的做法，还贵院以人民和高级法院的尊严。  
2014年11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当日，中国众多官方网络媒体口径一致地宣传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1月1日表决通过，并将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实施24年来第一次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内容，被学者誉为'依法治国的抓手和试金石'，堪称一部可以有效地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法律。"
2015年5月1日，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四版郑重地对这个"新法"做了这样的诠释，称"新法"："对破解'民告官'案立案、审理、执行的三难问题作出规定，进一步拓宽了'民告官'的法律渠道。"
通观"新法"条款，其第八十一条，确实对高级法院因特殊情况批准下级法院延期审理案件的上限次数，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但是其第一章、第一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阐述清晰明了、掷地有声——"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解决争议"、"保护权益"、"监督职权"， 是为该"新法"的立法之本，法条之魂，毋庸辟经妄説。
希望在这封公开信发出后，能通过我的律师得到您或贵院有关部门法官对我的请求和问题的回应，请不要让贵法院在这块"试金石"的"新法"面前卷刃；请不要成为被"新法"拓宽了的"民告官"法律渠道的堆堰；请以"新诉讼法"的制定之本为您和贵院的唯一考量。
倘若您和贵院决定对本告的这封公开信不理、不复，我想提请您和贵院注意到这个事实：本告并不是唯一等待开庭之人，关注本案开庭的人数之众，地域之辽阔，必要时我可以实名、实居住地向您和贵院证明。您和您统领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是为"行政机关"缝补遮羞布的裁缝，抑或是"行政权力"操纵的玩偶，还是名实相符的至尊的法官、至上的法院？那些有名有姓，遍布于中国、散布于世界不同国家的公民正在拭目以观。请自重！

李南央
2015年7月31日

RFA张敏：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宣布狱中去世 回放12年前系列报道（下）

Posted: 31 Jul 2015 04:22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与回放，声音上网时间2015，07，17；短波广播时间2015，07，30）

*中共当局宣布丹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拒将遗体归还家属，16日强行火化*        
         北京时间7月12日夜里，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在狱中服刑已经13年的四川甘孜理塘藏人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去世，当局拒绝将遗体交给家人。据本台记者报道，7月16日早上，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已经被当局强行火化。
         今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俗名阿安扎西，他于2002年被中国当局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后被以"制造系列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逝世的消息，海内外藏人和世界各地人权团体举行示威、集会，要求中国当局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真相，将他的遗体交还家人，按藏人传统葬俗举办后事，并对13年前多有疑点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再度质疑。

*回放12年前"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报道（下集）*
         在 12年多以前的2003年2月8日和其后三周时间里，"心灵之旅"节目曾经连续播出系列节目"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上、中、下三集。
         今天请继续收听节目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节目。请听第三集，下集，也就是最后一集——
        
         我们继续谈"关注二审判决的'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

*2003年1月26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洛让邓珠当天被执行死刑，阿安扎西死缓二年*        
         28岁的藏族农民洛让邓珠和52岁的藏族活佛丹增德勒……俗名阿安扎西，被中国有关方面指控为2002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的主犯。据中国官方新华社2003年1月26日报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月26日二审裁定，驳回阿安扎西的上诉，维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2日一审判决，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中国官员2003年1月27日证实，洛让邓珠的死刑已于1月26日执行。
        海内外一些人士对此案一直予以关注，并提出一些问题。

*仁青扎西：案件从未拿出证据，二审增加了藏人对中共政府的仇视，也增加藏汉团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仁青扎西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他的看法。
        仁青扎西："整个案件审理过程，确实一直他们从来没拿出证据来给外面看，外面确实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就是一个黑箱操作了。"

        仁青扎西先生就这个案件提出一些疑点，其中之一是关于二审之前，突然更换律师的问题。
        仁青扎西："被告人有权请律师，律师方面也是中共作了一些手脚。后来在王力雄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们在北京找了两个律师。不过四川省说，他们在当地找了两个律师，所以拒绝了王力雄先生等请的这些律师。"

        仁青扎西先生还谈到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二审判决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仁青扎西："他们作出这二审以后，确实增加了藏人对中共政府的仇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增加了藏汉团结，比如说王力雄等人出面帮助在北京找了两个律师。但是，现在中共是一个专制的制度，所以不管是民间做了什么，最后还是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想的通过各国政府的压力，让中共政府改变这个结果，结果呢，确实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这就说明，现在中共在人权方面，尤其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对藏人，还是不公正，中共的法制还是不健全，还是不民主。"

*王力雄2002年12月12日发出、先后共149人联署签名关于该案上诉审理《建议书》*
         仁青扎西先生提到的曾经帮助阿安扎西聘请律师的汉族作家王力雄先生现在住在北京。王力雄先生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等书。二十年来他总共去藏区15次。
         早在此案一审判决后的2002年12月12日王力雄与其他23位中国大陆各界人士联署《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后来在建议书上签名的又有125人。
  
*王力雄：二审判决后致信中国最高法院，根据中国法律条文的解释，建议对此案提审*    
       2003年1月26日该案二审判决后，王力雄先生于第二天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呼吁中国最高法院提审。

        王力雄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明他的想法。
         王力雄："我们所能进行的就是希望提审。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关于刑法执行的若干解释》条文第305条的条款规定'凡是下级人民法院有可能判决错误，另外这个案子复杂、疑难、重大，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我们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法律条文的解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

         主持人："您现在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点？"
         王力雄："这个案子在很多方面都有迹象表明，有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另外，因为这个案子是涉及到民族关系、宗教界人士和宗教的问题，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国际关注的西藏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属于'复杂、疑难、重大的案子'，按着这个条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这个案子进行提审"

*仁青扎西：阿安扎西说"汉人不是藏人的敌人"，他劝藏人把汉人看作兄弟一样*
         汉族作家王力雄认为，这个案子涉及民族关系。
         藏族人士仁青扎西谈到阿安扎西对藏汉民族关系所持的态度。
         仁青扎西："阿安扎西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说'汉人不是藏人的敌人，汉民族也受的是他们政府的欺负'。阿安扎西的威信不但在藏族群众中，并且在当地汉族群众中也比较大。在汉藏民族的纠纷中，他也经常作'中立人'，劝说西藏人把汉人要看作兄弟一样。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汉藏群众中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共就感到惧怕，总是不愿意看到任何民间人士有比较大的威信或者是影响力。"

*王力雄：如公正审判，可避免汉藏关系破坏；排斥我们请的律师，可见真相不可告人*    
        王力雄先生的谈话又从汉藏关系回到对这个案子所存的疑点。
          王力雄："如果能够做到公正的审理，我们就可以避免对这个汉藏关系的破坏、西藏问题的更加恶化。但是这个案子突然会出现我们的律师又中间被排斥在外，这时候反倒使我相信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真相不能告人，因此才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合议庭的王静宏法官以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方式，非常慌乱，把我们的律师排斥在外。"

         主持人："二审判决的（2003年）1月26日这一天是星期天，现在在中国大陆审案、判决在星期天进行这种情况多不多？"
          王力雄："是很少见的。为什么会星期天开庭？我们周围一些朋友也在议论这事。现在一般官员们都是能不耽误自己的休息时间就不耽误，除非有特别的必要，或者上边压的时间，或者要赶在什么日子之前……那究竟他们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也很难猜测。"

*王力雄：中国司法系统由党领导，彻底执行党的意图，枉法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王力雄先生又对中国的司法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了一些分析。
         王力雄："中国这个司法系统，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一个运作体系，上面由党来领导。一些小案子，或者是不牵扯敏感问题的案子，可以体现出公检法的分离、相互制约监督的作用。那么一旦到了比较大的案子，涉及到当地的官员，或者是政府啊等等，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案子，党就要介入。
         每一级党委都存在一个政法委员会，所以一旦有什麽案子党要管的话，政法委书记可以把公检法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开'联席会议'，'联席办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调子'。在这种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公检法的相互制约。整个这个体系完全是党想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彻底执行党的意图，枉法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王力雄：当局要保持黑箱封闭性，就不让公正、独立、有良心律师介入*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追求司法的公正，有什么途径吗？"
        王力雄："在这个自我封闭的、完全是在党领导下的体系之中，唯一能够被外界接触的渠道就是律师。当然前提就是，这个律师一定是个公正、独立的律师。假如有不受当地政法部门制约，而且有作律师的良心的这样的律师介入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的真相就可以被外界所知。所以说，他要保持这个黑箱封闭性，一定不让这样的律师介入。"

         主持人："在您看来实际上的运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力雄："虽然法律上有规定，一定要有律师，但是他可以在本地，比如说甘孜州，他找两个律师，这两个律师天天在甘孜州那个环境之下，看到公检法的这些人，一举一动都受他们的制约，他的饭碗哪，他的前程啊，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安全，都是在这个当地司法系统、党政部门的控制之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律师的问题这么重视，而且一旦发生律师的变故，我们觉得这变故是非常根本性的，说明这个案件性质的就在这儿。"

*达瓦次仁：阿安扎西在藏人中具很强影响力，他在法律范围内做事，但两次被迫出逃*
          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接受我采访的人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做了一些介绍。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通讯》杂志编辑达瓦次仁先生谈了些他所了解的情况。
         达瓦次仁："洛让邓珠他有两个孩子，他的家庭非常贫穷，他并不是一种很有能力的、政治意识很强，或者宗教意识很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洛让邓珠为什么被悄悄的处决？从中共的行为来说，我们有很强的理由来相信，洛让邓珠被处死完全是因为阿安扎西，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由于在西藏康区南部……现在来说的话是四川省甘孜州，在西藏来说是康区……在藏人中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阿安扎西在那里建了很多寺院，他曾经两次被迫出逃。"

         主持人："他为什么要出逃？"
         达瓦次仁："他曾经……比如说公开反对过'计划生育'，他认为西藏地方很大，人口很少，所以西藏不应该进行'计划生育'。第二，他反对中共在西藏康区砍伐森林的行为，曾经提出强烈的抗议或者批评。"

         主持人："政府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
         达瓦次仁："有关'计划生育'，当中共提出'你以后不要这样说'的时候，丹增德勒仁波切就……这是他的第二次逃亡回来以后的原因……发表讲话中他就指出'我原来是反对计划生育，因为我觉得计划生育……汉人生得太多，跟我们西藏人没有关系。在汉人中实行计划生育也许出于国家的需要，但是在藏人中间没必要'。后来县上的人说' 你以后不许这样说'，所以他说'我以后也没有说过'。
          我认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这样一个喇嘛，他就是在中共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去工作，就是在边缘上，他绝不涉入那种法律……可能被称为违法的这样的行为中。"

*达瓦次仁：阿安扎西弘扬宗教，推广藏语文使用，反对砍伐森林、调解各种纠纷等*
         达瓦次仁：" 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主要是……      
         累计他做的事情，第一个是发展弘扬宗教；第二个是推广藏语文的使用，要求使用藏语文；第三个是要求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反对砍伐森林、反对'计划生育'，以及反对那些草场的过度利用等等。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在西藏有很多的草山纠纷啊，或者互相之间有土地纠纷啊，边界纠纷什么的。阿安扎西利用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力，调解了很多这样的纠纷。但是这些纠纷的调解，又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人民中间的威信，而这是中共所不愿意见到的。"

*达瓦次仁：中共把他这样有可能成为未来西藏民族领袖潜能的人，视为很危险的人 *
     主持人："对政府对待他的态度，阿安扎西又是怎么看呢？"
        达瓦次仁："在群众法会上他说，现在中共政府对他的迫害，他认为仅仅是县上和地方，他说'中央的政策是太阳，省上的政策是月亮，到了州上就变成星星，到了县上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一直把它（迫害）看成是当地县的政府的中共官员对他的迫害，而没有看到这是中共对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像他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一种……可能成为未来西藏民族领袖这样一种潜能的人，本身就是被视为很危险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违法。"

*达瓦次仁：三万人为阿安扎西担保，当局欲捕未成。无人知洛让邓珠是否制造了爆炸*
         主持人："您根据什么这样看呢？"
         达瓦次仁："因为在此之前两次中共曾经试图要逮捕阿安扎西，但是阿安扎西都是跑到山上去，而且在山下的人民……第一次有两万多人，第二次有一万多人来签字保证……愿意为阿安扎西作出担保。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当地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中共要除掉他，但是两次都没有成功。恰恰这个时候，洛让邓珠刚好就在'成都爆炸案'现场被抓获。他是不是就是当时制造爆炸的人，没有人知道。
        那么我们对照当时（官方）的新闻，比如说当时成都的《华西报》啊，或者好几个新闻报，我们现在在网页上也可以查得到，如果对照当时对这个'爆炸事件'报道的话，可以看出， （说）'当时的爆炸现场发现了破衣服、破报纸啊、火药味啊，破罐子啊'什么东西，但是当时的新闻根本没有提到。
         洛让邓珠被逮捕以后，几个月一直没有任何藏人可以见他，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那么当有一天，他被判处死刑那一天，中共却宣布说'当时现场发现了鼓吹国家分裂的传单'。案发当时根本没有提到，给人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一定要制造这样一个事情。"

*达瓦次仁：分析——急匆匆处死洛让邓珠的几个因素*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样讲？"
        达瓦次仁："这里面我认为主要是几个因素。
         第一，洛让邓珠出现在爆炸现场……不管它是不是爆炸现场，中共需要这样一个人来罗织罪名给阿安扎西，除掉阿安扎西。而这个洛让邓珠虽然跟阿安扎西不是非常亲近，谈不上心腹或者更亲近，但是曾经跟他在一块儿，算是比较熟悉。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让洛让邓珠承认……作出一些中共希望作出的这样一些口供，绝对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大陆可以让处女来承认自己是妓女，承认跟很多人卖淫嫖娼等等。
          如果有这样的口供，这些口供就是可以给阿安扎西定罪，或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是可以把阿安扎西给除掉，一直让他待在监狱里。
         如果是这样，洛让邓珠如果有这样的口供的话，他也要死，因为这样的口供肯定是被逼出来，而不会是事实。如果洛让邓珠不死的话，以后这个案子很有可能会翻过来。特别是当这个案子在国际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很多人都关注的时候，中共所以急匆匆的要杀掉他，因为不杀人灭口根本没办法用。这是第一。
       第二，据我们了解，当时中共在第一次审判时，曾经让阿安扎西，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两个亲戚去法庭旁听，这是唯一有两个藏人去过旁听的。在此之前，西藏康区的藏人中间普遍流传的是，洛让邓珠由于经不住中共的严刑逼供所以胡乱'咬人'，连累了阿安扎西，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他们两个人那天在审判现场看到的却是，洛让邓珠坚决否认曾经进行过爆炸活动，而且也坚决否认曾经牵连过丹增德勒仁波切，他说'跟丹增德勒仁波切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是用中文和藏语同时……因为有一个藏人翻译，他可能觉得这个藏人翻译得不好，他又用中文重新说了一下。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如果洛让邓珠没有这样的口供，那么为了给阿安扎西定罪，洛让邓珠还是会被处决。反正他死了以后死无对证。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阿安扎西……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对他（指使）进行了那种爆炸活动。中共也没有公布任何的证据。"

*王力雄：我不能保证此案一定是冤案，但阿安扎西有公开辩护权，司法不应黑箱操作*
        汉族作家王力雄先生说："其实这个案子在一审判决之前我也写过文章，我就说，'我不能保证这个案子一定是个冤案，但是我认为阿安扎西有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司法审判的过程不应该是一个黑箱操作，应该是一个在世人面前能够得到认证、得到监督的这样一个过程'。"

*王怡：成都官方媒体有新华社通稿样消息，没披露具体情况；二审完有报道审结消息*
         在上集节目里，我随机采访了几位居住在成都的市民。成都是本案案由"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发生地。但是那里的几位被采访者都说不知道此案的审判情况。当然这并不表明生活在成都的人都不知道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的二审判决结果。

       我访问的下一位成都市民学者王怡先生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案件。
       主持人："王怡先生，我想请问在您周围的人中，知道这件事的人多不多？"
       王怡："在成都，案子发生和一审完结，在官方的媒体上都有过消息，就是属于新华社通稿这样的消息，但是对于这个案子本身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被告阿安扎西的这些情况，在官方媒体上都没有披露。那么在我周围的我所认识和熟悉的一般人群里面，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案子。一审和二审在整个过程进行中，基本上没有报道，只有在二审完结后有一个消息，说这个案子已经审结了。"

        主持人："那么，您是从什麽地方得到有关的一些消息呢？"
        王怡："基本上是通过网络，通过海外的这些报道。然后还有我自己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一些信息。"

*王怡：我是学法律的，对此案谈三点看法*
         主持人："能不能简要谈谈您的看法？"
         王怡："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我想谈三点。
         第一，官方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对实体的强调就是对程序的一种极端的忽视。司法机关在认定阿安扎西与这个案子有关，然后出于他们一种偏见下的这样一种认定之后，整个做这个案子时，在程序上就非常马虎，硬要把这个案子做成。司法当局不愿意有独立的社会力量、有律师进来复查这个案子。
         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一个所谓的'政治背景'，阿安扎西在当地跟当地的政府有长期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和受到当局的迫害。那么把这个案子定到阿安扎西（身上）后，这个案子整个的处理就进入一个非常狭窄的渠道，它无法还原为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得到公开、公平、符合程序的审理，有律师的介入等等。我发现在四川省高院的刑事庭里边，他们的很多审判员都不知道这个案件。
        第三点，我想谈谈就是司法当局对于比如像阿安扎西这样的案件，有一些国际的影响和国际上的反应。据我所了解，四川省各个司法部门都收到了几十封或者是上百封来自国外的来信，各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我的一个朋友在这样的一个部门工作，他告诉我，这种来信他们一般翻译了一、两封给领导看，然后领导的意见就是不理睬，然后就封存。因为有一些非英语国家的（来信）也没有人愿意来翻译这些东西，当然也谈不上任何的回复和回应。"

*茉莉：整个此案操作期间，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需负责任。周的无知之言*
         海外有一些华人一直关注着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八九"六四"后坐过三年牢、现在流亡瑞典的女作家茉莉就是其中之一。
        我请茉莉女士谈谈她的观察与分析。
        茉莉："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认为四川当局顽固的拒绝实行法律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是谁搞的这个黑幕呢？整个这个案子操作期间，四川省省委书记、现（2003年）公安部长周永康他是需要负责任的。因为整个的案子从发生到后来判决，他一直在四川省任省委书记。而且他是7次到甘孜去……就是阿安扎西家乡这个地方进行考察。
         2000年3月他刚上任两个月的时候，他就在四川农民人大代表大会上，表现了他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无知。他说他去四川的藏区……就是甘孜地区，不明白为什么西藏人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钱给寺院，他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西方人哪有把钱送到教堂里去啊？'我看这位共产党人啊，这位党委书记，不但不懂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宗教从来就有捐献的传统，他更不懂自己治下的西藏人的文化传统。
          不懂无知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他要改变西藏人的信仰，他要用党的领导去取代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他说'达赖要分裂，绝大多数钱是西藏人民捐献的'。所以他就要'在四川多宣传无神论，要讲科学'。"

*茉莉：我非常奇怪的是，现中国高层领导人很多是靠镇压西藏人提拔到中共中央*      
         茉莉："为什么巨大的黑箱死死地捂住这个盖子？这个案子的本质其实就是顽强捍卫本民族特殊宗教文化权利的西藏人和那些要用'三个代表'去同化他们的大汉族统治者之间的抗争。统治者掌握了狰狞的国家机器，搞黑箱操作，在表面上他们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案子招致了西藏人的痛恨，使全世界对他们所谓的'与达赖喇嘛谈判'……不敢相信他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就是，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一个个……很多都是靠镇压西藏人提拔到中共中央，所以我不知道西藏人到哪里去寻找和平共存的信心。"

*王力雄：就是人死了，他到底在此案里涉及有多深，真情是什么？要还他一个公正*
          就阿安扎西案的疑点，在北京向中国最高法院发出提审呼吁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建议和呼吁，他们到底做不做，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当然，我们不能做到提审能够让死人重新复活，但至少我们希望是公正的，就是人死了，他到底在这个案子里面涉及有多深，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要还他一个公正。    
         当然，这也涉及到阿安扎西本人是否会被长期的关押下去。"

*王力雄：此事涉及两个民族的关系，这时有汉人与藏人站在一起求公平，意义重要*
          主持人："请问您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比如写公开信、发出呼吁等等？"
         王力雄："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两个民族的关系，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汉族人能够以一个群体的方式站出来表达我们的态度，那么至少我们能够让藏族人感到，我们这些……从汉人方面有一些人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去求得公平的对待他们。我觉得这样一种结果的意义，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 达瓦次仁：汉人王力雄为救一个藏人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我非常感激*
         当王力雄先生在北京讲以上这些话的时候，藏族人士达瓦次仁先生并没有听到。他在印度的达拉萨拉讲了这样一段话——
         达瓦次仁："让我感到非常感动的是，因为我是从西藏来的，以前他们都说'啊，西藏同胞、藏族同胞'，但是他们从来没把你当成同胞，他只是把你当成一种被统治的民族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呢，最少对我来说，我发现很多藏人……当汉人跟他称'同胞'的时候，他都非常反感。
         那么，王力雄，可以说是我发现的一个为了救一个西藏人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的这样一个汉人。所以我非常的感激，他就把他（洛让邓珠、阿安扎西）完全当成跟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兄弟就要被处死了一样，去忙，去做这样的事情。
         做这件事情呢，对自己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甚至连阿安扎西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的亲人都不敢。但是，一个汉人，一个王力雄，他却在那里出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

* 达瓦次仁：如果像王力雄这样的人多的话，中共担心的"国家分裂"问题不会存在*      
          达瓦次仁："如果像王力雄这样的人多一点，如果中国政府考虑到西藏或者其他民族的时候，像王力雄这样能够真的推心置腹地说话，那么我认为西藏……即使你让他搞独立，我觉得不会有人去独立。
          因为什么呢？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化的这样一个大国，你如果真的成为他们的国民而不是臣民的话，你既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啊，或者发展的权利，或者自己民族的尊严等等，而且呢，你又可以和他们分享这种荣耀的话，我想西藏人也不会就一定要闹着去独立啊什么东西。
         那些'独立'……都是因为嘴上说'同胞'，而并没有把你当成同胞，比如说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第一就是搞同化政策；第二就是分而治之，把西藏人分割成很多。完全是一种很敌视的，当成一种被统治的民族这样去统治的时候，你对西藏的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完全是一种装璜性的，不是基于西藏人自身的利益，而是给别人看。
         如果像王力雄这样的人多的话，我认为，中共所担心的这种'国家的分裂'，或者说……西藏人所担心的'民族存亡 绝续'等等问题都不会存在，大家都本来可以过得很好。"

*王力雄：当地恐怖气氛笼罩，人们对这事噤若寒蝉。我们给人大等发的信无一点回音*
         当这次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力雄先生说："我现在所能够发出的这些建议啊……或者我的文章啊，呼吁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提审啊等等，这都是在国外的……主要也就是网络上能够见到。在国内呢，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对这个事情有报道。
         当地实际上是恐怖气氛笼罩，当地人都对这个事情噤若寒蝉。
         我们在二审审理之前，给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的信，没有一点儿回音。我现在再发出这个希望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呼吁，也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一个最后的努力而已。"
         
        以上是"心灵之旅"2003年2月22日节目的回放："关于'洛让邓珠、阿安扎西'案"系列报道下集，也就是最后一集。阿安扎西就是中共当局2015年7月12日宣布在狱中去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 三集系列节目回放，到这里全部播送完了 。    
        
       "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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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 2015, 6:39:31 AM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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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从瑞典坼迁看中国“坼迁市长”——一部被禁记录片引发的议论

Posted: 01 Aug 2015 12:43 PM PDT

 
         
 

英国BBC的纪录片《中国市长》（The Chinese Mayor），讲述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坼迁修城墙的故事。此片在中国被禁播，瑞典电视台却买来转播了好几次。我了解了导演的拍片意图，读到一些翻墙看此片的中国观众的网上反应，也读到瑞典观众对"中国市长"的批评与指责。
 
令人惊奇的是：一位在中国人眼中大刀阔斧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好市长"，在瑞典人看来他全都做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一个瑞典观众看了该记录片后，在网上发表了一句冷峻的评语："中国离民主还很遥远！"
 
恰好，此时瑞典正在迁移该国最北的一个城市——基律纳（Kiruna）。同样是非常棘手的城市坼迁，在专制国家里，被坼迁人的权利遭到漠视并被剥夺，而在民主国家里的被坼迁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尊重。笔者因此想要比较一下，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坼迁，展现出怎样不同的理念与操作程序。
 
                                       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蕴藏丰富铁矿
 

 ◎ 中瑞观众对耿市长评价两极
 

《中国市长》获得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近距离接触奖，还出席了日舞电影节。制片人赵琦对记者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认为海外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大部分透过新闻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会对中国产生偏见。制片人希望能通过该纪录片给世界呈现出真实的中国人生活面貌。
 
事与愿违，尽管西方电影节奖励了这个记录片的制作，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甚至更增添了某种疑虑与不满。倒是在中国观众中，这个被禁的记录片激起了一片热烈的颂扬之声。我很理解中国观众的心情。在腐臭弥漫、怠惰无能的中国官场里，突然冒出一位个性鲜明、有魄力并大刀阔斧做实事的"明星官员"，不禁让人眼睛一亮。
 
耿彦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国文人赞誉为"前无古人"。2008年，耿彦波担任大同市市长，上任不久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辉煌的计划：在有着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市长梦想将大同市从不景气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建设成"旅游天堂"，以文化资本获得商业经济收入，这令一些本地人产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而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
 
就在耿彦波的宏伟计划不断推进时，2013年2月，上级突然来了一纸调令，不由分说地把耿彦波调到太原任市长去了。大同人百般不舍，民意顿时沸腾起来。人们拉着横幅走上街头，甚至下跪请愿，大声呼喊："耿市长，留下来！"
 
尽管备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好市长"耿彦波在离开大同时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他坼迁了五十万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无定所、倾家荡产的上访户；其次是大同耗资上百亿的造城工程烂尾，有些地方形同"鬼蜮"；再次，是他为大同留下30亿美元（上百亿人民币）的债务。
 
记录片一开头，就出现一片硝烟滚滚如战场般的坼迁工地。五十万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数千栋房屋，一下子就哗啦啦地给拆掉了。中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强势作风，把生性谨慎的瑞典人吓坏了。一个看完记录片的瑞典朋友对我反复念叨说："这是hemskt！"（这是可怕的）
 
一切都让瑞典人匪夷所思，他们因此向我提出不少问题："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坼掉五十万人的房子？""这样坼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坼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
 
中国人一般不会提出瑞典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的传统是"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则是"民为父母"。中国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只能将自己与城市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位清官，他们被耿彦波坼城修墙计划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这位市长会"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由于耿市长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无比魁伟，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浏览的网贴中，只有一位网名"下载大哥"的大同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对耿市长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清醒的质疑，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是应该发挥一人之力，还是应该集城市居民的全体智慧？试问作为城市的居民的我们，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动参与我们自己故乡的规划建设？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那么城市的城市化就更应该听听市民的建议。"
 
 
 ◎ "民为父母"，程序正义第一
 

即使这位罕见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长能听听市民的建议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个城市是否应该坼迁、怎么坼迁，只有市民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父母"，市长只是"公仆"而已。因此，耿市长那种"兵贵神速"的强坼强迁作风，在瑞典人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羞耻"（我的朋友玛格丽达语）。
 
为什么耿市长的作为会被瑞典人视为"羞耻"？这是由瑞典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是对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长所做出的公共事务决策，在瑞典人看来没有依照"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大错特错。
 
那么，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移走一座城市，并能保证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小城基律纳的坼迁方式，也许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律纳位于北极圈内，以冰旅馆闻名于世。这个城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被誉为世界最大地下矿场。由于几十年大规模的深度开采，矿区被严重侵蚀，城市出现缝隙，整个地区面临塌陷的危险。
 
早在2003年，瑞典国有LKAB矿业公司就向基律纳市政府通报了矿山的危机，提出：为了开采基律纳地表下的80亿吨铁矿石，当地人民面临选择：是搬走城市呢，还是关闭铁矿？2004年，基律纳市政府向当地人民发布有关城市危机的新闻稿。2007年，市议会投票决定小城的命运。由于没有达成共识，左派党和中间党投了弃权票，该决议被推迟。
 
2008年，中间党人塞尔伯格征集了签名请愿书，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全民投票。同年，国有矿业LKAB公司的董事会公布，城市转型的成本估计为125亿瑞典克朗，该公司将全部承担这个开支。2009年，市政府修订综合计划，决定新城区将建在基律纳西北。2012年，市政厅举办建筑设计竞赛，获胜的建筑师开始设计城市的未来。2014年，市议会议长与LKAB公司总裁签订有关城市重建的赔偿合同，新基律纳市的建设开始快速启动。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律纳的议会、媒体和民间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评估，人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情况、权衡利弊。他们聆听各方面专家的辩论和分析，对这座小城的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论证。各方力量在此展开了博弈和抗争。
 
                                          瑞典矿业公司专家向人民讲解基律纳矿区的危机
 
 
最后，几乎所有的基律纳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城市不搬迁，铁矿被迫关闭，大多数基律纳人就会失业，城市也会衰败下去。当地人终于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决定：把城市迁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准备坼掉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区域里的3000栋房子，迁走1万8千个居民。
 
"程序正义原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除了基律纳政府、议会、各党派和媒体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外，负责迁移项目的瑞典White建筑事务所还安排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向当地居民咨询意见。
 
我们在媒体里听到基律纳人的各种意见，除了谈拆迁方案和补偿方案等重大问题之外，还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节问题。例如，有当地人抱怨说，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坼掉那房子他会感到很失落。还有女人说她很伤心，因为那个将要坼掉的公?坝幸惶醭ひ危撬昵崾碧噶蛋牡胤健?
 
当地政府尽可能可以满足每个被坼迁人的正当要求，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照顾基律纳人的感情需要，保留当地的一些古老建筑。例如，一座曾获选为"瑞典最美丽建筑"的木制教堂，将被一砖一瓦地卸下来，然后在新址上原样重装。按照计划，基律纳的新市政厅要到2016年才能入住，新城将在2017年开张，整个迁城计划可能要延续数十年才能完全结束。
 

 ◎ "为民父母"，剥夺被坼迁人权利
 

这种步步为营按程序办事的理性决策方式，可以说是务求完美无缺的"慢动作"。瑞典人的理念是：首先应该预测和讨论坼迁中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和损失，尽可能找到解决或弥补的办法，不能让任何人的利益在这场大迁城中受到损害。
 
人道资本主义国家瑞典如此慢腾腾的坼迁，在中国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弊端"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优越性是：领导决定一切。中共官员要尽快出政绩，要"大干快上"出效率，绝不容许坼迁工程被干扰而长期拖延。
 
因此，大同的坼迁展现了令人惊愕的"耿氏速度"。2008年初耿彦波任大同市长，才三个月时间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坼迁。除了耿市长本人豪情满怀的个人意志之外，当地人民有没有聆听各类专家展开的公开辩论？有没有大同人在媒体上反复讨论坼城利弊？被坼迁人的困难和意见有没有被政府一一听取并解决？有没有反对党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否定、并经过议会各党派的多次协商、论证与投票？
 
和中国各地的坼迁一样，大同市的坼迁是以政府为主导，而被拆迁人作为利益的相对方，其正当的参与权则完全被剥夺。在瑞典，议会是权力决策机关，政府只是执行者。而大同市政府集权于一身，市政府既是"开发商"，又是主导者，兼"运动员"与"裁判员"等双重角色，其他涉及利益的民间当事人无权置喙。
 
程序正义原则在耿彦波这样的"好官"眼里，似乎毫无意义。虽然耿市长吃苦耐劳干实事，但他也和所有的共产党官员一样，习惯性地包办一切，无视公民权利，代替公民思考决定。他们这些习惯于"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不认为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参与决定城市的未来。
 
因此，在大同坼迁过程中，无论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拆迁方案还是补偿方案，被拆迁人几乎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市长颁布指示。一些利益受损的民众只能到处追着耿市长，苦苦哀求"好市长"给解决自己的困难。
 
不光是大同市政府不屑讲程序正义，山西省委于2013年2月突然将耿彦波调任太原市，也是一个横蛮无理的决定。就在被调离的半年之前，耿彦波还再次被大同市人大会议全票选为市长。当时，55岁的耿市长表示要再在大同干完一届，以完成自己铺开的宏伟蓝图。然而人大"橡皮图章"的选举结果不如上级党委的一纸命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人对调离耿彦波一事做出正式的解释，记录片屏幕上只出现一行字幕："谁也不知道原因。"
 

 ◎ 先搬后赔与先建后坼之流程差别
 

在《中国市长》这部记录片里，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些房子已经被坼掉的市民，居然还没有拿到赔偿金，甚至没拿到任何书面的补偿协议。大多拆迁户只能掏出自己的积蓄或借贷，自己租房过渡性地住下，先遮风避雨，然后排号等待新房分配。
 
我在网上找到大同市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发出的《房屋征收流程》。这个流程规定：先搬空房屋，政府验收房屋之后，才签订补偿协议。这样的强制坼迁导致大量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由于没有合理的赔偿和安置，被坼迁者的矛盾尖锐时，甚至以自焚、跳楼等手段抗争。这是一种带着血泪的坼迁。
 
耿市长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坚决表示"绝不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虽然在记录片镜头下，耿市长似乎还比较耐心地接待访民，但从整个强力而快速的拆迁过程来看，他根本不在乎牺牲广大被坼迁人的利益，为了宏大计划他要求人民克服困难。市长还对一些施工单位压价，对一些开发商大户房产主实行无偿拆迁。
 
如此拒绝"公正补偿"，强行"与民争利"，耿市长倚仗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抢劫的基础上实行的土地公有制，以及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例。弱势的被拆迁者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在这场博弈中毫无对抗的本钱。除了以死相拼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被政府驱赶。
 
这样看来，大同市的坼迁似乎不需要多少成本，因为没有人有能耐和政府讨价还价。但当耿市长离开大同时，即爆出大同市财政负债上百亿元的消息。有人在网上质疑：耿市长耗资高达500亿元的古城建设工程，其规划和预算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经过市人大批准？作为纳税人，大同市居民竟然不了解自己税金的去向。
 
而在瑞典，政府在坼迁之前就必须办妥安置所有住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先建好新房子，再坼旧房子。据说，在基律纳重建的三千座房子都会很漂亮，因为当地政府找来过上千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生物学家、土木工程师及建造商参与这项庞大工程。
 
 
                                            基律纳居民在市政厅与官员对话
 
 
至于瑞典的坼迁方的经济补偿，首先是所有被坼迁人都将得到合理的补偿，再加一笔可观的搬迁费用，然后由他们自己去新城区或购或租新房。有关机构制订了各类保障措施，确保人们有能力住上与老住宅面积大小相同，甚至更大一些的新房。我听到一个基律纳搬迁户在电台说，他们家将迁移到一套比旧城公寓更大更漂亮的公寓，但新公寓的租金也比老公寓贵，为此，国有矿产公司愿意承担租金的25％。可见坼迁方对居民的赔偿和补助都是很慷慨的，为此矿产公司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不管将来铁矿是否会赚大钱，瑞典人的理念是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吃亏。
 
 
  ◎ 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中国市长》的制片人特意要用这部记录片，在国际上宣扬中国有耿市长这样"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这样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公平地说，耿彦波市长不但有雄心抱负，有能力，也有一点文才，他曾题写了一副楹联表明自己的心迹："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虽然我的瑞典朋友认为，一个记录片不能证明这位市长就没有腐败，但我却觉得，此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清官"。
 
不过，"清官"不等于"好官"，历史上，清官为祸的例子也不少。笔者在前面已经例举了耿彦波给大同市留下的诸多祸害，例如，耿氏"造城运动"令该市陷入债务泥潭；他走后大同的坼迁以及修城墙的工作停滞。他借修建古城改变大同市状况的梦想落空，并没有引来大量游客和滚滚财源；很多被强制坼迁的住户没有给安置好，被裹挟其中的人民白白地做出了牺牲。
 
如前所述，好高骛远的耿市长在坼城中的所作所为，有严重的"家长制"式的专制思维及其手段，即在没有人民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个人梦想，强制性地在大同推行。为了政绩搞面子工程，他铁腕执政，把专行独断的行政权力使用到极致。
 
耿市长的梦想不能说不美，正如他在《大同赋》吟咏道："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但美梦不是免费的，理想破灭是要付出代价的，应该有人为此负责。
 
 

 
令瑞典人想不通的是，肇事的市长本人完全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在瑞典，去年落选下台的首相赖因费尔特，不久就在电视镜头的跟踪下，以失业者身份到职业介绍所去申请工作。但中国没有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机制，耿市长不但不需要对他在大同留下的烂摊子负责，而且被提拔为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市长。在记录片中他含着眼泪离开大同，但还是走得很潇洒。
 
幸好有瑞典基律纳给世界提供一个迁城的美好典范，让我们看到，民主制度下的迁城事务必须有众人的参与，这样可以减少公共决策的风险，从而获得决策的效果与合理性。
 
记录片《中国市长》让我们看到一幅全盘皆错的图景，看到当今中国无所不在的坼迁悲剧性场面。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与此相反，在专制政权里，往往是一些头脑发昏的人在任意而为。没有人民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人民无法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力，无论何等清官好官，其肆无忌惮、缺乏监督的权力都可能导致无法补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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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六月号、七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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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4, 2015, 6:22:01 AM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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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释永信最大的问题不是下半身

Posted: 03 Aug 2015 10:56 PM PDT

最近武林的泰山北斗，江湖第一大门派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又被黑了。如今不比从前，可以在拳脚上见个真章，没准还能比出个"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一代宗师，帮助大师由外而内修成正果，想想还挺澎湃的。
　　如今少林被砸场子，都是奔着大师的下三路去，前些年就说大师和某明星有染，这回又说有私生子，这几天又流出通奸的笔录，这里面要是有丰富的细节，那就更澎湃了。
　　举报者释正义是谁，说不清楚，不过这回显然是要玩真的，一轮轮的爆料，还接受采访。各路豪杰掘地三尺，永信自己写的书，外国弟子写的书，陪外国记者吃的饭，都刨出来，真是一场武林混战。
　　正义大师俨然是高手，拳法一板一眼，丝毫不乱。正如名角开口，高亢之际，曲调仍是丝丝入扣、一清二楚，端得不可小觑，隔几天一组证据，高手如云的少林，搞得跟街头莽汉对骂似的：你造谣，你无耻，官家大哥快来管管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以我随和的恶趣味来看，没有高手对决不免让人遗憾，看点方丈大师的八卦，也很接地气，另一种动作片嘛。不过这拳打的虽然虎虎生风，却有来少往慢动作，让人等的不免心焦，老是进入不了正题，你看人家黑雷政富雷书记，直接上照片，一剑封喉。
　　说到宗教界人士下半身的事，美国也有一位伟人，不开玩笑，真的伟人，马丁•路德•金，这位在民主国家，10多年坚持通过非暴力方式，解放黑人兄弟的牧师，最后把命搭上了。

▲马丁·路德·金（1929~1968）

　　据说这位牧师喜好嫖娼，去瑞典领诺贝尔奖时还不忘嗨皮下。控制欲极强的胡佛为了黑他，派FBI安装专门窃听器，都录个清楚。
　　录完了，寄给老金的老婆和媒体，一定要搞臭他的名声，老婆倒是和老金吵了一大架，媒体却没搭理FBI。一来这事当时不违法，二来也没有旁证，你说是就是了？我还说你是在隔壁吴老二家录的呢，人家媒体把公信力看的比你这点破事大。
　　永信的事，细琢磨信息量也不小，国企、地方政府和少林内部，三方势力错综复杂，谁黑谁还不一定，曾经少林寺为了门票的分成，还派武僧拉横幅公开抗议，搞得自己很弱势。正义大师的招数和材料，看上去也不是等闲人能做到的，不信你去公安机关查个信息，人家都担着责任，理你才怪。
　　老金嫖娼的事，其实不确定，他的亲密朋友阿伯内西说这是没影儿的。这位朋友很坦率，嫖娼不承认，老金有婚外情倒是确认了。FBI对老金的监控录音，要到2027年才能公布，大家只能翘首以待。

　　老金确定的倒是剽窃，他的博士论文可是抄了师兄不老少，而且他上学时真的挺爱抄的，作业也和同学们雷同的很多。美国人不大在乎嫖娼，但是剽窃就不一样了，事关诚实的本质。
　　即使这样，老金还是当代最牛的猛人之一，1977年和2004年被追授总统自由勋章和国会金质奖章，1986年里根签署法令，批准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为联邦法定假日，能享此殊荣的，除了他只有俩，开国总统华盛顿，和打赢了南北战争，让美国真正成为美国的林肯。
　　这些还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他虽然没有真正消除种族歧视，也没有从整体上改造相关制度，却让这个观念成为全体美国人自觉的禁忌。你可以有歧视，但是你不敢公开讲，这可是平等的根本基础，比不管用的法律更重要。
　　老金生前说过一句话：上帝不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对某个人做出审判，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他这么说像是狡辩，可后来获得这些荣誉，却是那个社会一种有尊严的成熟表现。
　　他、胡佛、舆论以及政治间的这场争斗，才算得上真正的高手过招，不仅大是大非的问题说清楚了，还把美国人从道德细节纠缠的泥潭里拉出来——别期待神能拯救谁，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你自己乐意在烂泥坑里打滚，那是谁都拉不出来的。
　　下半身的事，永信玩不过老金，说到赚钱，他也赚不过一个女人，特雷莎修女。1948年，38岁的特蕾莎修女终于自由了，教皇批准她走出高墙，成为自由修女，开始创业。

▲特蕾莎修女（1910~1997）
　　那时候的印度加尔各答，遍地是乞丐，特蕾莎修女之前就捡回几个孩子，在修道院里过不下去，跑了。原因是里面太干净，差别太大，他们根本不觉得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这个事儿对特蕾莎修女触动很大，要想接地气，就真得往泥坑里跳。
　　她出去之后创办了仁爱传教会，专门帮助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他们从垃圾堆里捡回奄奄一息的人，给他们洗澡换衣服，养起来，有的洗完了第二天就死了，看起来然并卵，就是图一个想法——让他们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这事儿传开了，达官显贵追着特蕾莎修女捐款，以此为荣。特蕾莎修女应酬起来还爱答不理，我那边好多脏衣服要洗呢。去领诺贝尔和平奖时，她把全部奖金捐出来，瑞典人当时自动发起捐款运动，又搞了一大笔。记者追去加尔各答采访她，70岁的特蕾莎修女正带着小修女们晾衣服呢。
　　特蕾莎修女去世时，仁爱传教会获得的捐款，有4亿多美元，都是正道儿来的，不怕人，比少林寺的资产硬气多了。
　　永信大师钱赚不过特蕾莎修女，都说他把少林寺经营的不错，这个分跟谁比，和小煤窑比，他是不错，和台湾的证严法师比，他就不行了。

▲证严法师（1937~ )
　　证严法师25岁削发为尼，1966年创办慈济功德会，给人做婴儿鞋、捡塑料瓶子起家，如今志工遍布60多个国家，超过400万会员，里面居然还有基督徒。原因是做慈善时，慈济从来不把宗教理念摆在前面，只讲感恩，没有阿弥托佛。当年陈水扁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帮慈济扫大街，当然也不管用，还是给抓起来了。
　　这个组织的执行力是什么样的？就拿汶川地震来说吧，地震半个小时后，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就接到慈济的电话，没办法，要请示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亲自协调，第三天慈济的人到了灾区，第五天建立了安置点。
　　我们的红X会刚把矿泉水泡面运到那里，慈济的热粥已经开始温暖人们的心灵了，不仅对慈善的理解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个组织的执行效率也高的吓人，第一时间就有明确的救援计划，统一指挥、专业分工，就算是大老板参与，也是乖乖的小跟班，粗活脏活没得挑。
　　神奇的是，慈济这么庞大的跨国、跨宗教组织，实际工作都是居士们打理，兼职的居多。证严法师和她的弟子，从不经手慈善基金，以保证慈济的公信力，无为而治，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搞管理少林玩不过慈济，里面人为了争权夺利打破头，也是佛家一景。都说永信认识高层，走上层路线，其实他也玩不过玄奘，就是后来《西游记》里的唐僧。

▲玄奘法师（602~664）
　　话说当年玄奘九死一生偷渡去了趟印度，游学多年，叶落归根，带着大批原版梵文经书回到大唐帝国，后面的故事虽然不澎湃，但是重要性比前面的可大，梵文没人看的懂，得译成中文，这个活可是麻烦，他带着弟子干了十九年。
　　为了保证译经大业顺利进行，现实主义者玄奘相当会走上层路线，直捣黄龙，让唐高宗给自己题词，唐高宗不积极，他就不停地写信，言辞那个恳切呀，对着唐高宗那个拍呀，绝对是文采斐然、黄钟大吕。没办法，当时大唐帝国的排序，道、儒、佛，玄奘排行老三，不争取是不行的。
　　佛家讲施舍，最低是财施，就是接济别人财物、帮助别人、做好事，坚持如一，便有成为菩萨的可能，但是这些功德，乘以千亿万倍，也敌不过一句"法施"，就是将自己理解的佛家经义，也就是世间真理，讲给别人听。玄奘做的，就是"法施"。
　　情色、赚钱、公司经营、上层路线，从哪个方面看，这永信大师也不是高手，只能在下三路同样是宗教人士，跟人搏斗，在烂泥里打滚，究其根本，无非是冲着什么去，老金的目标是平等、特蕾莎修女的目标是救人，慈济的目标是济世，玄奘的目标是真理。
　　我们仰慕这些宗教人士，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犯错的神，而是关于无私、坚韧、勇猛、敏于行动，这些只有在人类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所谓见贤思齐，齐不齐那是能力问题，这永信大师的玩法，可是连思好像都没思过，总是在那一亩三分地里蝇营狗苟，斗来斗去，人们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呀呀，方丈大师的材料等的好心焦，赶紧上点澎湃的，让大家嗨皮下，不然热乎劲儿过去，就没人跟你玩耍了。

作者：老冲
【目光之内现实以外】ID:beautifulgaze
来源：拇指阅读

司马平邦：释永信、孔庆东、郭伯雄

Posted: 03 Aug 2015 07:46 PM PDT

郭伯雄、释永信
今天的世人们为什么会对永信禅师如此反感，因为由他和他所代表的那种佛教装饰的中国社会上的那个浮夸、豪阔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高尚阶层早就为世人所反感，而且也必然会走向完蛋。
　　少林，少林，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是何等的位置?
　　那是你们难以想像的。
　　当年，电影《少林寺》上映时，我还是东北某军垦农场的一个小孩儿，跟着同学们一起三五成群，曾经骑着自行车跟着放映队走遍家乡附近的连队、矿山和农村，他们放一场我们看一场，电影里的许多台词，尤其是李连杰饰演的觉远的台词都能背下来，说到口吐白沫为止。
　　后来，我终于去了少林，那应该是2003年了，还诗兴大发写过一首诗：
　　青山藏古寺，枯坐起岚烟，黄鸟低飞近，上人已入禅;
　　风熏塔影斜，碧照颂经喧，莫敢循声去，犹怀未了缘。
　　这是我当年游走在少林达摩洞和少林塔林里的真实感受，据说是来自印度的达摩祖师面壁9年，得到顿悟，在此建了少林寺，而塔林是少林寺一代又一代高僧大德圆寂之后的安葬之所，但无论是达摩还是那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们，可以肯定，他们生前绝大多数人都不如当今少林寺的"老板"永信禅师活得滋润富贵。
　　又据说，现在永信禅师的衣钵，是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的，少林的世系有如孔子后代的沿传，比如孔子到孔庆东是70多代，而从释迦牟尼到释永信，应该是30多代，当然人家孔氏一脉传续的是血缘，而少林寺传续的是禅宗。
　　本人认识孔庆东，而我怎么看怎么都相信孔庆东确实是孔子的后人，虽然我不了解孔氏家族有怎样的基因传续，但从学问上，从为人上，从对世情伦理的认知上，我能看出孔庆东本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个不凡出身的;而少林寺的永信禅师这么多年已然成了在中国和世界名号大大的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对他也可以说了解认识----但恕我直言，我越看却越不相信，他是继承了释迦牟尼和达摩祖师衣钵的那个和尚，也许是我眼绌，我更看不出永信禅师也如孔庆东先生一样从心里往外地真心对自己身份中的这个传续体系如此珍惜。
　　甚至，他根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和尚，而更想让人觉得他是个生意人、官场人，或者是个胖大的公关先生。
　　这些天，永信禅师一直被一个叫什么"释正义"的人在举报，而今天早上更看到一个女人的帐号居然把一条女人的大裤衩子曝光到微博上，说这是她当年曾与永信禅师上床的证据，云云。
　　其实，不管永信禅师到底有没有做过被举报了的那些事，我们世俗间的什么法制或纪律机构都难以对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约束，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宗教信仰，才是对一个僧人最大的约束----反之，若这个僧人心里根本就没了信仰，以及在世俗的世道人心里，僧人没有信仰已经被认同之时，那他就是无敌的，除非他真的杀了人放了火。
　　这些年，令永信禅师得以风生水起地在俗世间抛头露面，并得到无数媒体的传播，是他主持的少林寺或者会从一间禅宗祖庭，变成了一家差一点儿就能在纽交所或者A股上市的集团公司(关于此事，新闻里也有前后矛盾的说法)，但回过头来，只要你稍微懂一点儿佛理，听说过一些佛家的故事，就不可能相信，如当今永信禅师正少林寺和禅宗所做的一切，即使是他能把少林寺整到火星上市，可以令他未来会在塔林拥有一个合适的位置。
　　永信说：佛祖啊，我已让少林寺上市了，请给我一个座下成佛的机会吧。
　　佛祖一定说：你不老老实实念佛，去上什么市?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佛教，在传入中华大地之后，这两千多年来，既经历过昌盛时代，也经历过衰落时代，比如在唐代，佛教在某一段曾经大兴，你想，连李世民都会帮助玄奘西去取经呢，但到了晚唐，便又遭到灭顶之灭，在洛阳的龙门石窟里有许多唐代皇室造下的巨大佛像，好像光武则天时代就立了好几尊，原因基本都是皇帝或他们的家人病了，于是他们为诸佛塑了金身，可能后来病人们真的痊愈了，于是有钱人们就再塑金身，中国的许多著名石窟都是这么积累几百年建设起来的，但是，也正因为佛教与世俗愿望有了如此深刻的接近，便又在某一时刻，又有了大规模的反佛和灭佛运动。
　　灭佛教，与兴佛教的道理一样简单，因为佛教僧众与世俗社会中的最高阶层，如皇家和贵族们开始无限走近，佛的法力、功用被无限夸大，但佛教毕竟就只是佛教，它最终还是无法满足人们膨胀到无限的欲望，物极必反，加之那些职业佛教徒们渐渐成为整个社会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阶层，俯拾即是银两，所谓大兴之时的佛教越来越接近巨大谎言，而凡是谎言早晚都有会被识破的那一天，若得罪了老百姓也就罢了，而若哪天得罪了皇家或者贵族，佛教的灭顶之灾也就紧接着到来。
　　其实，我感觉，以今天的释永信，以今天的少林，和今天于中国各地香火兴旺的佛教，其实又在接近一个被无限尊崇、无限夸大和无限吹捧的高峰时期，说白了，释永信"领导"下的少林寺今天可以拥有到这儿上市到那儿上市的资本，并不在于他们有大多的生产能力，而在于他们拥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信众，玩信仰，才是这位"宗教老板"和这家"宗教公司"真正的生产力。
　　但，信仰，真是可以玩的吗?
　　未来不久，或者也就从释永信这次"被黑"事件之后----虽然永信禅师本人可能确实是被污名的，他确实是非常无辜的，但你没觉得现在互联网上围观的人们，似乎从内心已认定这位禅师是位花和尚无疑。
　　如此下去，这会不会为中国的佛教招来下一个灭期?
　　再看，近些年那些被反腐干掉的官场巨贪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向名寺古刹投放巨量香火钱的经历(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位著名国企领导人跑到呼和浩特朝见仁波切吗)，但他们向佛家投放香火钱的目的又基本上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为了让佛爷于冥冥中可以保佑他们今后能更安全地作恶，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一个又一个私欲----试看今日之佛教，在我们这些世俗人心里，已经接近于可以保持私欲和满足贪欲的避难场所，试问这样的宗教如何不倒?又如何不该倒掉?
　　即使是永信禅师这次确实是被抹黑的，确实是被人冤枉的，但我也不会问，到底永信禅师是不是与最近他被频繁举报的那些证据有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关心，我只是知道，今天的少林和今天的永信，可以如此繁荣，可以如此扬名立万，这多半缘于他们正走在无限度满足世俗人的贪欲、无限保护着世俗人的恶念的一条世俗大路上，历史已经无数次循环往复地证明过这样的宗教的命运将是什么。
　　中国不是一个佛教国家，但中国儒释道一体的传统文化又从来离不开佛，而在我们曾经读过、曾经被感动过的那些关于佛的伟大故事，和那些深刻道理里，无不都是出家人何等节制、辛苦、勤勉、自省和洁身自爱，而从未有如现在的少林寺和释永信所代表的出家人如何富贵、潮流、堂皇、夸张和从俗如流，我以为，若真的以释迦牟尼、达摩祖师和六祖慧能的那些圣迹、理念和价值观判断今天的释永信或者少林寺，后者们早就成了禅宗的叛逆，而无须再任一条女人内裤令佛祖跟着蒙羞之至。
　　去年，有新闻说，少林寺声称要在澳大利亚投入大量金钱(我去，和尚们真有钱!)，在大洋彼岸建造一座新的伟哉的少林寺，而为了令这间少林寺可以短时期内发扬光大，据说还会兴建配套的旅游地产之类。
　　其实，释永信要在澳大利亚做的，不过是在重复中国另一家大地产商大连万达的王健林先生玩法罢了，换句话说，如果让王健林或者王思聪去当少林寺的住持大和尚，可能做得比释永信更好。
　　禅师，若真如此，你能让贤吗?
　　当年，唐代高僧大德玄奘大师只身一人，带着一只破碗一捆行李一路向西，穿越千山万水，坚忍地走到印度，终于求得了大量佛教典籍带回大唐，这使佛教可以在中土大兴;后来又有大和尚鉴真6次跨海东渡，虽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终于登上日本岛，使佛心可以化度东瀛倭族;历史上之上，佛教能得以光大，从来是因为那些真正的佛教徒的辛苦、朴素和修行，而非发达、炫富和吹牛，换句话说，以我之理解，当佛教已经进了此等发达、炫富和吹牛的阶段，当佛教徒试图以资本家投资方式弘扬佛法之时，也就基本上已经进入自寻死路的倒计之时了。
　　所以，我看，根本就不用那个或真或假的"释正义"的也许是污名的造谣举报，永信禅师这些年之所以，早就犯了佛教之大忌。
　　还有，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当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查的新闻刚曝光，网上马上就出现了释永信与郭伯雄的合影，其实，我相信如永信禅师这种在当下拥有非常高知名度的大和尚，与之合影者肯定非郭伯雄一人，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永信禅师这等富贵的出家人，人家早就是中国现实社会里某个业已成型的贵族阶层的一份子了，在当下中国，这个早就不以信仰、道德划分人群的年代里，拥有财富和攫取财富的能力，才是划分各个人群和各个阶层最准确也最现实的潜规则，所以，你看，在郭伯雄倒台时，马上就有释永信与郭伯雄的合影曝光，而当释永信被举报之时，又马上有马云与他的合影曝光，不信你再看，也许下一个因腐败倒灶的"老虎"们，他们曾经与永信合影的机率一定远远高于他们从未与之合影的机率。
　　因为，现实里的以释永信为代表的浮夸的、豪阔的、金玉其外财絮其中的佛教，已经成为现实里中国社会的那个同样浮夸的、豪阔的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上流社会阶层"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件装饰罢了----当然，这还不能说是当下中国佛教的普遍状况和功用。
　　关于此，我再引用一段陆天明先生写在微博里的话，他说：
　　即使释永信没搞女人，就能允许他把一个寺庙如此市场化?中国还有真正的佛教吗?佛教协会为什么放任释永信如此搞?我们的确要搞市场经济，但是毫无节制地让我们的市场经济把佛教搞成了生意场，把军队搞成了买卖捞钱升官的处所，把文化圈也搞成了唯票房至上的娱乐搞笑院子，明天，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所以，你也应很容易理解，今天的世人们为什么会对永信禅师如此反感，因为由他和他所代表的那种佛教装饰的中国社会上的那个浮夸、豪阔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高尚阶层早就为世人所反感，而且也必然会走向完蛋。
　　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听说，在许多西藏老百姓的心里，毛泽东他就是一个活佛，又据说，若用佛教的语言来描述共产党，毛泽东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而且，共产党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轮回。
　　当然，把共产党和佛教生搬硬套拉在一起，实在有些违拗科学共产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但同时，这样的类比可以给予共产党及其所持的原始价值观一种如何万古不灭的重要暗示。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无论是党委系的，还是政府系的，都常常把赚钱再赚钱当成最值炫耀的资本，并且，这种赚钱再赚钱，似乎已经成了官员们的惟一从政目的了，他们蠢就蠢在，从来不去问问赚钱再赚钱到底是不是所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惟一初衷?
　　从这方面理解，其实永信禅师之前的兴旺，和他未来必然的衰落，更像是一个现实政治的寓言，而且，至此，我都还没有将永信禅师与那些被举报的活色生香的传言联系在一块儿，因为根本不用等到这些传言落实，他和他的佛教与信仰可能就已经走向衰落。
　　所谓信仰，无论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或者共产主义的，如果到头来变得可以量化、物化，变得可以折现、流通，而且只能用量化、物化和折现、流通手段来对信仰做出衡量之时，它也必然会如世上那些所有可以量化、物化和可以折现、流通的东西一样，终有一天要灰飞烟灭。
　　恐龙灭绝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凡是世上所有可以量化、物化，和所有可以折现、流通的那些东西，每当它们被量化、物化、折现、流通制造出来规模又趋庞大一些时，它们其实离最终消亡之日也就又近便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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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5, 2015, 6:22:20 AM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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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北戴河最后一个“平静”的夏天？

Posted: 04 Aug 2015 11:34 AM PDT

张木生
又到了"北戴河会议"的季节，不禁让我想到，明年此时，中国的最高当权者们还能像今年这样沉住气在北戴河开会吗？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高层的政治危机在一年内爆发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大。

迹象之一，当然就是最近发生的这场股灾。这场股灾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股市的性质，使之完全失去股市应有的功能，从而引爆中国金融系统的全面危机。果真如此，很难想像明年今日，中共最高层还会有今年的"定力"。

即便金融系统的危机依然可控，经济出现"断崖"式崩塌的可能性也在迅速增加。东北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已经不是秘密，有消息说，外资企业的大规模撤离，正在给广东经济带来很大压力。有可能雪上加霜的是，"新兴市场经济"的状况也非常不好，巴西的经济危机如果产生鍊式效应，对中国经济会有相当大的负面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地区，如经济活力和韧性极强的浙江，能否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关系十分重大。但是，我们看到，地方治理的危机有可能会严重地伤害中国经济自救的能力。习近平重用的浙江省委书记夏龙宝一味坚持拆教堂的十字架，正在激起越来越多女信徒的拼死反抗。地方当局这种愚蠢的行为完全可能在中国经济最有内生活力的地方激起民变，果真如此，自然会增加中国经济"断崖式崩塌"的机会。

中国还有一个重大的外部风险也在迅速增长，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鸽派越来越对习近平失去信心。这种趋势完全可能因美国大选而加剧，从而令中美的冲突严重升级，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经济危机。

中共最高层显然已经意识到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在增大。 7月30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议，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有意思的是，当局没有透露，这个最新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不是习近平。如果是习近平而不透露，则说明中共高层开始突出集体领导，如果不是习近平，则更说明习近平大权独揽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习近平开始从权力的巅峰走下坡路。

不难判断，这种变化说明高层政治正在对习近平在社会上的信任危机作出反应。这个信任危机在社会上的表现也越来越明显。人们不仅在微信群组中对习的批评越来越大胆，在半公开的场合也开始对习近平进行不点名的批评。

一份在精英群体中流行的东西是张木生最近的讲话纪录。讲话的题目就是​​"谨防经济出现断崖式崩塌"。张木生在红二代中以敢言知名，曾因批评胡锦涛"抱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而开罪了胡锦涛。张对习曾寄予很大希望，但在这个讲话中，他不点名的批评习近平把"一手好牌"走成了满盘"臭棋"。

令我惊讶的是，这个批评居然被黄奇帆接了过去。他在一次报告中批评股市改革的设计者把改革的顺序搞错，纵有一手好牌也赢不了，反而导致股灾。看起来黄奇帆是在批李克强，但我相信，知道张木生报告的人都不难从中联想到习近平。

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来说，当权者从"一手好牌"到满盘皆输的逻辑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握有"一手好牌"，当权者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正因为当权者握有"一手好牌"，更容易吸引大批投机和媚上的"小人"而不是能人来"谋国"。这些"小人"以为帝国大船永远不会沉，结果是藉国难谋名利，大帮倒忙，把本来并不容易沉的大船也弄翻。当年崇祯皇帝就是如此，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延长明朝的寿命，却错过了所有机会。现在，连局外人都看到了，习近平正在错过重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于习近平的主动还是被动，某种高层政治危机的爆发，都不可避免。

——RFA

麦克法夸尔：习的超级权力

Posted: 04 Aug 2015 12:05 PM PDT

巴丢草漫画：枪杆子与维稳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八月份的《纽约书评》上为两本书撰写了书评，一本是习近平的《谈治国理政》，另一本书是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林和立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后退》 。本文是自由港对麦克法夸尔书评的翻译综述。

研究中国的业内人士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是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并且在形成一种个人崇拜。林和立的新书里解释道，自从2012年11月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便开始迅速集权，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掌管着军队、警察和所有与外事、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并担任主席。习也成立和主持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举措显然是排挤了中共的二把手——本应是"经济沙皇"的总理李克强。除此之外，习还担任了其他一些领导小组（外事工作、网络安全、信息技术）的主席。
事实上，习近平可以说是比邓小平的权力更大，虽然林和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面对和他一样元老级别的中共领导人，邓在推行他的改革政策时，还需要左右开弓、左躲右闪。习面对的唯一可能威胁是和他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但是薄已经被胡锦涛清洗了。习现在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们看起来要比充满个人魅力的薄熙来威胁小。
习近平要达成的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是根除中共的腐败问题。在他还没有成为中共的领导人之前，习就已经开始鼓吹反腐的必要性了。在2004年一次反贪污的会议上，习警告在坐官员："管好你的配偶、孩子、亲戚、朋友和下属，并且发誓不使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 在习一路升官的过程中，他的姐姐和家人正在积累价值亿万的投资。这种现象也不是孤立的。在温家宝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不久之后，就有西方媒体的报道称，温的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孩子和兄弟姐妹，拥有27亿美金的资产。
习的反腐运动中目前最大的老虎是周永康，最近被判终身监禁。至此，领导层里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前政治局常委将会被允许安享退休生活，所以高级中共官员可能希望周是因为派系斗争被抓，而不是腐败。如果是这样，现在和未来的前政治局常委们也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周永康如果被证实是第一只老虎，而不是最后一只，那么现在中共领导层的紧张关系将会加剧。就算当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之时，毛泽东的同事还是胆小到不敢联合起来反对他。再者，把毛——革命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合体——拉下台去，意味着中共合法性的丧失。习并没有这种地位，所以如果他继续他的打虎运动，需要胆量。
就像毛，习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中国解放军。一年前，18名现役将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将领）向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宣誓效忠。解放军的支持既是习的强势的显示，也是他弱势的表现。因为毛是不需要如此公开的效忠的。而且因为反腐败运动已经开始指向几个高级将领，包括一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这18个将领的效忠可能是一场表明他们不会"被打虎"的表演。但是如果反腐运动继续对准更多高级军官，将领对习的忠诚是否能持续就难说了。
打苍蝇其实也存在相当的风险。如果中共八千万党员的腐败程度如中国百姓所认为的那样的话，那么有几千万人可能会受到影响。假设只有10%的基层干部是腐败的（这当然是一个低估）：那么这就是八百万。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如果算配偶，那么是一千六百万，加一个孩子，那是二千四百万，加一个兄弟姐妹，那是三千两百万，再加上兄弟姐妹的配偶，那是至少有四千万的人要被起诉。而且这是按照仅仅10%的腐败率算的。如此，党中士气将崩溃，就如文化大革命时一样。现在，强制性的要求官员去探望关在牢里的同事已经让人感到恐惧了。
确实，习正在试图开展他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习的问题是他缺乏有信服力的意识形态来凝聚体制内人员。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可信性，也不可能如当年的毛泽东思想那样有群众号召力。
习的选择很少。他可以渐渐减弱反腐败运动的势头，让王岐山减少分派下去的纪检调查队伍，且只打击问题最严重的贪官。同时，他也可以告诉官员，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现在已经有的，如果敢继续贪下去，必然会受到严惩。但是这不会是令人满意的结果。人民会知道权势人士仍然能避开受到惩罚，他们会把反腐运动仅仅看作是高层的政治斗争。他们会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习的反腐运动还没有打击到任何一个太子党成员。
或者习也可以继续严厉反腐。这种做法的危险也很明显：充满恐惧的老虎发起了政变；苍蝇们的士气全无；如果军事将领继续被纪检的人围攻，他们也会拒绝对习保持忠诚。
习也可以为了转移注意力，通过在南海的进一步行动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习也可以通过开展一场全新的运动——治理污染，净化环境。

——自由港，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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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6, 2015, 6:44:16 AM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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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通往國安暴政之路

Posted: 05 Aug 2015 11:21 PM PDT

包括了习近平（希特勒）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网络漫画

　　

將國安事務無限擴大化

　　七月一日通過並於當日公佈施行的新《國家安全法》是一部惡法。與已經修訂為《反間諜法》的九三版舊《國安法》相比，新《國安法》除了調轉槍口、一致對內之外，還有另外兩個突出特點：一是自高自大，悠悠萬事，國安為大，大過人權，高過憲法；二是管得太寬，普天之下，率土之濱，海底極地，無遠弗屆。
　　這部新《國安法》一改九三版舊《國安法》以國家安全部為執法主體的架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條款均籠統以「國家」為主語，而且還居高臨下向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包括港澳特區在內的各地方政府，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設定其各自應盡的國家安全責任與義務，全然不顧此類義務與憲法第三十五條、與港澳特區基本法存在著明顯的衝突。事實上，這部法律已經對公民言論、結社、集會權利和港澳特區自治權、各級地方政府依法享有的自主管理權構成了嚴重而緊迫的威脅。如果《國安法》制定出詳細罰則，中國的政治氣氛和人權狀況必將雪上加霜。
　　《國家安全法》給執政當局的授權毫無節制、毫無制衡，不僅大大超過了國家權力謹慎使用的必要界限，也明顯超過了通常情況下行政執法的實際需要。該法為貫徹習近平倡導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刻意將國安事務無限擴大化，其第十五條至第三十三條將政權安全、公民人身財產安全、邊防安全、經濟金融安全、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和信息安全、民族安全、宗教安全、社會安全、反恐安全、生態環境安全、核安全、太空海底極地安全、海外安全等等五花八門、缺乏內在同質性的安全議題強行拼湊在一起，實質上是為了渲染國家主義情緒、人為樹立國安假想敵，從而製造有利於中央集權和永久專政的政治氛圍。

　　把各種安全問題總體解決

　　其實，《國安法》所羅列的這些個安全問題，與該法沒有提到但民眾更加關注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城管安全、強拆安全、信訪安全、異議安全等「中國特色」安全問題一樣，大多數都不屬於國家層面的問題而是社會、經濟、文化等其他層面的問題，有些是區域性、全球性問題，將其全部定性為國安範疇、「核心利益」，顯然不合理。當然，習當局也絕不可能簡單地「依法」訴諸國家暴力將上列各項安全問題通盤解決，而應該分門別類訴諸建設性的政治改革、制度創新、市場調節、公民社會和國際合作來加以逐步緩解和化解。只有極權主義政權的愚蠢獨裁者才會想到用一條法令或一場運動而把五花八門的安全問題「總體解決」。
　　本來，在和平年代、常態時期，任何一個擁有常備軍、警察、司法機關和情報機關的國家，其國家安全事務已經由上述機關相互協調、分別承擔，而不必再設立專職的國安機構，即使設立，通常也只是補缺、拾遺的閒差，未必重要到非專門立法、專門授權不可的地步。即使在戰亂年代、非常時期，國家安全受到了緊急威脅，在大多數憲政國家，也只是立一部波及面、影響面較小的法律，盡量保障絕大多數國民的自由和權利不受國安機構干擾，使其日常生活無需與《國安法》產生交集。美國歷史上也曾有一七九八年《反煽動法》、一九一七年《反間諜法》、一九五○年《國內治安法》（其第一章為《控制顛覆活動法》）、一九五四年《控制共產黨人活動法》、二○○一年《愛國者法》，這些法律均是「臨危授命」性質，是因為爆發了戰爭、冷戰、恐怖襲擊等非常事態而被迫對國安事務作出臨時性立法響應，而非出於什麼「總體國家安全觀」，且這些法律大都有「落日條款」，一旦有效期屆滿或非常事態結束而國會拒絕延期，法律即告自行終止。

　　國安是幌子，黨安才是要害

　　一個愛好和平、講信修睦的國家是不必要拿「國家安全」當緊箍咒來念的。今天的中國誠然有不少的內憂外患，但並沒有到國破家亡的地步，迄今為止習近平當局也還沒有宣佈「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總體判斷已經過時，亦未明確放棄「和平崛起」的「大國方略」，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國安大局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所以，即使存在著「三股勢力」──指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等「非傳統安全因素」的現實威脅，也完全沒有必要上綱上線、借題發揮，拿著雞毛當令箭，用一部槍口對內的所謂《國安法》向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尋釁滋事，除非當局真的是別有用心。《國安法》兩度提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這種政治用語直接寫成法律條款，在鄧江胡時代極其罕見，這體現了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理直氣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蠻橫思路。大概這才是這部惡法的立法動機之所在：國安是個幌子，黨安才是要害。
　　新《國安法》出台之後，港台輿論、西方國家政府、聯合國迅速表達了質疑和批評。面對如潮惡評，中共當局毫無自省之意，一如既往以「別有用心」、「雙重標準」、「干涉內政」、「說三道四」等陳詞濫調來回擊。中國政府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吳海龍在反駁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尊重人權和公眾參與是確保法治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時針鋒相對宣稱，「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權」，這是「主權高於人權」的國安新版本。如此本末倒置，表明中共當局不僅對「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的康德哲學缺乏理解，甚至也早就忘記了「國家是工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為了人的徹底解放，國家是可以人為「砸碎」的，也是必然會終極「消亡」的。請注意，馬克思是普世主義者，他對國家的憎惡並非針對資本主義，也包括「中國特色」在內的一切國家。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並不正確，但在國家與人的關係即國家基於人的需要而形成、為人的權利和利益而服務這一點上，則是基本正確的。歸根到底，中國既然號稱共和國而非帝國或黨國，那麼國家的安全就應該以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安全為依歸，而不應該反過來將國家安全凌駕於人權和公民權之上。

　　法網密密，人權恢恢

　　鑒於新《國安法》所涉執法領域眾多、管轄範圍廣泛，兼之語言含混，滿篇皆是大而不當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這就使得我們每個人、每件事都有可能隨時隨地因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落入國家安全的法制羅網。法網密密、人權恢恢，只要中共「依法治國」者們抬出這部國安大法，就可以天上地下、想管就管，黨國內外、想抓就抓。果不其然，《國安法》一落地，二百多名維權律師就遭到集中抓捕，簡直是迫不及待啊。為《國安法》配套的《網絡安全法》草案也已經公佈，想必不久之後，僅次於北朝鮮的全球最嚴厲的網絡監控暴政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依法」施行了。
　　新《國安法》的出台，標誌著通往國安暴政之路已經全線貫通。這是周永康維穩暴政的全面升級，因為保衛國安比維護穩定更有政治高度，也更具攻擊性；這也是薄熙來「唱紅打黑」路線的全面拓廣，因為誣人叛國比誣人涉黑更毒辣、也更方便。為暴政鋪路，這就是習近平主持制定《國家安全法》的「良苦用心」嗎？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8月号

《争鸣》时评：对“新黑五类”的全面专政

Posted: 05 Aug 2015 10:30 PM PDT

《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封二

　
三年前的中共十八大前夜，《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登一篇奇文，將「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並列為甘受美國擺佈而「滲透中國基層」、起到「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作用的五種內部敵對勢力。從此，「新黑五類」之稱不脛而走。
　　這篇題為《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的文章視野狹隘，思想偏激，見解荒謬，血口噴人，充滿了敵我意識和冷戰思維。它對「新黑五類」的描述相當於「通敵謀叛」，如此嚴重的政治指控，卻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性證據，也沒有詳細說明操縱「新黑五類」擾亂中國究竟是美國政府單方面的陰謀，還是美國「有關部門」已經對中國「新黑五類」實現了收買、達成了合謀。
　　眾所周知，中國的「網絡領袖」雖比黨報黨刊大膽敢言，但思想有左有右、對當局有彈有讚，其中既有「砸鍋黨」，也有「自幹五」，並非人人都親美。「維權律師」本是一個名稱有誤的群體，既是律師，哪有不維權的？不管當事人是殺人越貨的歹徒，還是得罪當朝的思想犯、政治犯，律師一旦接受了委託，為委託人維權就是他天經地義的責任。若身為律師不為當事人維權，反而與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公檢法「保持高度一致」，現行司法體制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必要，「依法治國」連裝模作樣也裝不下去了。至於「弱勢群體」，大都屬於毛時代的「工農聯盟」，是中國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因跛足改革、畸形開放而淪為社會不公的受害者，理應受到中共當局的同情和幫扶，而且，此群體遍佈底層、數量巨大，中共若非鐵石心腸、膽大包天，豈能施以歧視、打擊？即便是數量上可歸入「一小撮」之列的「地下宗教」與「異見人士」，雖於黨國體制難以相容，但若全都當成「敵人」鎮壓，不僅與憲法第三十五條公然相悖，也在國際上自毀形象，傷了「三個自信」的臉面。所以，這篇奇文雖然觀點刺耳，但人們只當它是極左狂熱，胡言亂語，並未特別在意。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現已升任副院長），此人名不見經傳，除了這篇奇文，餘皆不足道。此人是否習近平智囊，外人不得而知，但三年過後，我們回頭來看，卻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其實是一篇超精準的政治預言：袁文準確地預報了習近平當局國安轉型、槍口對內、以「新黑五類」為主要打擊目標的對敵鬥爭路向。
　　袁鵬寫道：「中國真正的挑戰不是眼前，而是未來五──十年；真正的難題不是國際和周邊局勢，而是內部的體制變革和社會生態。」這就挑明了是專為習的任期出謀劃策。袁文結論是：「中國宜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將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衝突風險轉向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這是中國能否再一次成功應對當下戰略挑戰的關鍵所在。」好一個「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無非是反改革開放之道而行，重啟鬥爭思維、文革路線、國安擴大化，無非是以異己為敵、與公民為敵、復辟毛式全面專政。不幸的是，袁鵬所說，即是習近平所做，極左派學者的胡言亂語，變成了最高當局的金科玉律。
　　三年來，除了大刀闊斧打老虎、拍蒼蠅頗得民心之外，習近平當局還發動了一個接一個短平快的政治運動：清網絡、整大V、肅媒體、揪名嘴、鬥公知、戰訪民、驅逐「砸鍋黨」、清算NGO、集訓「文藝工作者」、恐嚇高校教師、統戰「四種人」、佔領群團組織……，當局的鬥爭對象八九不離十，基本鎖定在「新黑五類」。運動的程式也不外乎最高領袖親自發動、親信幕僚周密部署、專政機器聯手出擊、官方媒體鳴鼓而攻，就連A股救市，走的也是文攻武衛的運動套路。習近平與薄熙來不愧為同門師兄弟，都是天生的「運動員」，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最新一波的政治運動，就是七月上旬啟動的整肅「維權律師」。新《國家安全法》出台還不到十天，還來不及制定國安實施細則，甚至還來不及敲定維權律師的涉嫌罪名，就迫不及待地再展身手了。此次由公安部統一部署，二十多個省份幾乎同時連夜出擊，短短幾天之內，已一共抓捕了──包括刑拘、傳喚、約談、綁架──維權律師二百多人。大體上，近幾年來因承辦敏感案件、政治性案件、公益案件、弱勢群體案件而在專業圈內小有名氣的律師，幾乎無一倖免，全都過了一遍篩子。與此同時，央視、新華社、《環球時報》火力全開，以油炸、火燒的架式直指此次整肅的出頭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重磅推出了「揭露維權黑幕」、熒屏認罪示眾、曝光涉嫌律師私生活等一系列「負能量」節目，除了沒有「群眾大會憤怒聲討」之外，大體上都是當年毛時代政治運動那一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律師與「新黑五類」裡其他四類人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人欲改變體制、制衡體制，或僅僅是消極防範體制作惡，都只能在體制之外發聲、發力，而律師的職業特性可確保其既是體制中人，又是幾乎唯一可以在體制內合法存在的抗衡體制的力量。習近平說過「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律師制度就是這樣一個約束司法權力的制度籠子，而司法制度又是制衡立法和行政權力的制度籠子。在黨權一統天下的中國，所有的籠子都在黨的手裡，都由黨權聯通，因而也都形同虛設，只有維權律師的存在，給中國法治留下了最後一絲希望，也給中共體制留下了最後一點光亮。
　　如今中共圍剿維權律師，試圖將所謂「死磕派」律師整體趕出現行司法體制，其一旦得逞，律師制度恐將從此徹底喪失其司法制衡意義。而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唯一一個在體制內一度站穩了腳跟的體制制衡力量將會消失，而一個局部回歸毛澤東式體制的全面專政的時代，將會重臨中國社會。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8月号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皇帝的新装

Posted: 05 Aug 2015 09:50 PM PDT

经济繁荣时期掌权的政客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妄想。在美国国内能看这种情况：杰布·布什(Jeb Bush)误以为他知道经济增长的秘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当佛罗里达州州长时，该州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他赶上了泡沫破裂前离任的好运。在许多国家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在日本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官僚们被人们认为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
这就是你想搞懂中国股市上出现的怪事儿所需要的背景。就股市本身而言，中国股票的价格本不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当局通过试图控制股市，选择了用自己的可信度来打赌，而且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中国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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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保罗·克鲁格曼


    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层面。中国正处于一个时代结束的关口，那个在很大程度上靠大批就业不足的农民从农村进入沿海城市打工而带来的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剩余劳动力的储备现在正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增长必须放慢。
    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围绕着高速增长模式建立的。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把自己的收入藏起来，而不是返还给公众，这导致了家庭收入的萎缩；与此同时，个人储蓄率极高，这部分是由于社会安全网薄弱，所以家庭储备现金，以防万一。结果是中国的开支极不平衡，一方面有很高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非常低。
    只要有快速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充足投资机会，这种结构是可行的。但眼下，中国正在进入投资回报率快速递减的时代。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过渡问题：如果投资减少，而消费不能足够快地上升，从而填补投资的缺口，那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需要的是能扩大购买力的改革，公平地说，中国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努力都还很不够。比如，中国已经推行所谓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工人仍没有医疗保障。
    而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似乎对出现即使短暂的经济衰退的前景都很害怕，这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一直在刺激需求，用的是给市场提供填鸭式信贷的方式，包括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这些措施可以有一时的效果，而且，如果重大改革的速度足够快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可能都会烟消云散。但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结果出现了一个一触即破的大泡沫。
    中国对这个泡沫的反应是竭尽全力支撑股票价格。大股东被禁止出售股票；国营部门被告知要购买股票；许多股票下跌的公司获准暂停交易。你也许可以在一两天里使用这些办法来遏制一次明显不合理的恐慌，但这些办法被用来长期持续股市，虽然中国股市仍远远高于其不久前的水平。
    中国当局以为他们是在做什么？
    他们也许部分地担心泡沫破裂的财政后果。看来，一些中国股市玩家用股票作抵押借了大笔资金，因此股市的暴跌可能会导致他们破产。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业，这个行业基本上不受监管，很容易出现银行挤兑潮。
    但对目前情况也可以这样看：曾经鼓励市民购买股票的中国政府，现在为了维护声誉，觉得自己必须捍卫股价。当然，它这样做的结果是，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
    当然，每次你认为当局为破坏自己的信誉尽了一切可能时，他们总能干出超出你想象的事情。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正在把股市大跌的罪责归咎于——你猜对了——外国对中国的阴谋，这其实比你也许能想象的更没有道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股票市场，实际上把外国人排除在中国股市之外，你很难卖掉当初你从来就不能拥有的资产。
    看看我们刚学到了什么吧。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不是海市蜃楼，中国仍是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强国。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低速增长的问题仍然显著，但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其中的大新闻不是事关中国经济，而是事关中国的领导人。忘掉你听来的有关他们多么杰出、多么前瞻的所有说法吧。从他们目前的拼命挣扎来看，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一无所知。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未普： 八一前后的中国军方新动向

    Posted: 05 Aug 2015 09:34 PM PDT

    图：习近平视察南京军区机关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些天，中国官方和军方推出一系列造势运动，为习近平整军治军树立威信。一个由习家军、习近平建军思想和习式对外战略构成的治军框架，似乎正呼之欲出。

    中共在建军节前夕对外披露，军中大老虎郭伯雄被开除党籍，送交检方。这算是中共给自己军队节日的献礼，就像去年处理徐才厚给党的生日献礼一样。为此，《解放军报》刊出社论，称郭伯雄是自取屈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问题是，近年披露的30余名贪腐将军，和正在等候处理的梁光烈等其他高级大老虎，以及一大批行贿的低中阶军官，层出不穷，那根历史的耻辱柱如何钉得下这许多人？习近平将如何处理它们呢？

    有迹像显示，习近平将对军队采取大动作，诸如大换血、大裁军和大重组，来整治军队，以加强军队的忠诚度，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眼下，习近平最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迅速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网上管这支军队叫习家军。

    为建立习家军，习近平会首先尽快弥补徐、郭、谷等人被"拔桩"后留下的军队高层空缺。迄今为止，习近平已连续四次提拔上将，"八一"建军节前的提拔是最新一次，数目多达十名。由此可见，习近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在军内建立忠于自己的势力。习钦点范长龙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接替徐才厚，忠诚便是第一标准。

    范长龙原是济南军区司令员，他之所以被点中，据说是因为，在各大军区司令员中，范最没野心和企图心，而他一路晋升的绝招，便是敬重老首长，擅长人际关系。此外，一些与习近平颇有渊源的南京军区将领也受到重用，"南京系崛起"的说法，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看来，习家军已隐然成型。

    习近平的建军思想似乎也隐然成型。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官方新华社精心挑选了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有关军队的讲话摘要，以题为"从十五句话领略习近平治军智慧"，广为刊发。这些摘要包括，"要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等等。摘要反反复复强调的是，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只有一点摘要，是习近平自己的创造。习近平2014年12月视察南京军区时，讲了一番话，特别提到"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一方面，这显示了习和南京军区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维护红色江山的决心和意志。

    习近平的对外战略，则显示在"八一"前确定的一些军演秀上。"八一"前夕，中国海事局网站称，中国将在南海、东海和台海海域进行军事训练。而解放军刚刚结束了从7月28日到8月3日的为期7天的东海海域军事训练。这些已经完成和即将进行的海上训练显示，习近平在涉及中国领土和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挑战时，决不会示弱。

    总之，习家军的高层干部绝对不会是最有才能的人选、而是最忠诚的人选。选择二流但忠诚的人，对极权制度和威权制度最保险，因为这样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最容易唯领袖是从。至于习近平的治军智慧和建军思想，基本是照"毛"画虎。而他的对外战略则是，一个生硬了得。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7, 2015, 6:09:34 AM8/7/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朱学勤：抓捕四人帮，陈云为何强调下不为例？

    Posted: 06 Aug 2015 06:21 PM PDT

    1979年3月，叶剑英同陈云在杭州

    毛死了后，中南海剑拔弩张，二十五史里面那些古老的政治因素开始激活。二十五史揭示了一条规律：危机往往是开国君主去世前杀死或者驱散功臣。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这些功臣跟帝王的年龄相仿，资历相仿，而他们辅佐的太子年龄稚嫩。如果不将功臣打倒，这些太子们就不能站起来；二是打江山的功臣有可能与帝王自己的治国理念相左，必须把开国元勋的治国理念压下去，才能保证自己的路线得到贯彻。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也是这样做的，先打倒刘少奇，再打倒邓小平，接着是打倒林彪，恢复邓小平，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几经反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文革重臣和开国元勋的治国理念的冲突已经水火不容了。

        毛泽东在76年4月再次发动批斗邓小平，要把邓小平压下去。但他没有想到是，一方面将正面的政治敌手驱赶，另一方面是眼前开始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权力真空将他侧翼的两个集团的矛盾激化起来。一山不容二虎，这两边是相冲突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正面的路线斗争和具有严肃的政治分歧的政治斗争。这简直就是生存斗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终生制服了无数的政敌，但是对周围人的控制和清理出现了少有的混乱，以至于他死后，并不是正面的开国元勋先发难，而是其两翼的人先争斗起来。

        1976年9月9号，中共中央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告诉江青。江青从大寨赶回来，第一件事找张玉凤要主席拴在裤腰带上的书房保险箱的钥匙，这个保险箱没有金银财宝。江青当时以为毛泽东会留下一些党政军人事安排的政治遗嘱，里面应该有一些党政军高级领导的政治检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掌握着别人的检讨多，谁的政治制高点就高。让江青没想到的是，还有一类人比她行动得更早。张玉凤告诉江青，汪东兴让她将主席最后的文件全部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指示不得交给任何个人。这两边的人就先争斗起来了。1976年的国庆过后，华国锋被江青骚扰、冲击，连正常的政治例会都无法参加，最终才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

        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要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由他宣布毛主席在弥留之际的最新的最高指示，宣布了以后，要中央委员会表决要不要隔离审查"四人帮  ".汪东兴点醒华国锋，如果中央委员会用开会表决的方式，那最终被拿下来的会是他们自己。因为那时候的中央委员会充斥着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赞成将毛主席的夫人，毛主席的好学生拿下来，只会赞成相反的决定。汪东兴向华国锋说了毛泽东解决林彪失事后留下来的四大金刚——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主任邱会作，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手段。汪告诉华，毛泽东用开会的方式通知他们到中南海开会，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华国锋照办了，通知"四人帮"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讨论毛选第五卷的编纂问题。这就是后来发生了的"怀仁堂事变".全国人民一片欢呼。

        文革红色话语的海洋又一次掀起冲天巨浪。海啸退潮以后，沙滩上只留下来了熠熠生辉的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呢？华国锋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密议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放军两百多万人能否接受这个结果，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政文官集团的高级干部，党内元老能否接受。这就需要两个人的背书，危机的解决才有合法性。一个就是十大元帅剩下的最后一个，当时还有一定合法性的叶剑英。华国锋先让李先念去西山找到叶剑英，得到了叶剑英的首肯。那么解放军这边就不会出问题。在高级文官集团这边，他们让王震去找陈云。我们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到陈云的政治家的本色了。在听了王震的话后，陈云沉默良久，说出四个字：下不为例。这就是刚才讲的那四个熠熠生辉的四个字。

        这表明陈云当时默许了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行动，也表明他考虑到这次行动内含的隐患：如果这形成一种惯例，党内再有政治分歧，总是不通过合法的政治变动，会议辩论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这个国家的秩序就一塌糊涂了！政变就会迭出不穷。只有老资格的政治家才能在政治危机关头全面的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历史关头，最起作用的关键人物，现在看来是汪东兴。汪东兴做出了这次行动后，当时有最大的翻身之感的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在得到消息后，表示自己可以安度晚年了。而是那个时候在北京卫戍区上一轮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在监狱里欢呼，他自己以为自己是要被放出来了，结果没有。

        从吴法宪的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历史的一些侧面。在庐山的这场斗争之前，汪东兴与林彪集团来往密切，频频告诉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和政治思想状况。正是有汪东兴的帮助，林彪集团才会做出各种政治反应，敢于跟毛泽东对抗。

        毛林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林本身的复杂。毛一生制服无数的政敌，最后都是以写检讨的方式来羞辱对方的人格，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写过检讨书。但他最后的一个学生辈的政敌林彪在与毛对峙期间没有一个字的检讨留下来。林彪是中共党史上最牛的"钉子户"!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1976年的十月文革结束了。纵观文革，它再怎么可圈可点，可议可论，它的正面作用是不能否定的。1976年，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我们的改革也是以文革的方式来获得前提的！文革不是被铲除的，文革是被解散的！它的阴魂有可能附着在一个新的生命体——改革上面，与它结伴而行，共行了三十年。

        历史是非常奇妙的！历史根本不像我们小时候儿歌里面讲的"太阳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不！太阳和黑子在一起；太阳和阴影在一起；珍珠和垃圾在一起；玛瑙和粪便在一起；最光明的和最阴暗的在一起。历史在某一时刻断裂了，而又在断裂处深刻地连接了起来；在断裂中相连接，在连接中断裂。历史从来不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那样康庄大道，而是在笔直处拐了弯，把很多东西都抛在了后面。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史学，其中有些观点实在是精辟。马克思曾经告诉过我们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不是由善推动的，而是由恶，由人们的情欲推动的。

        1976年10月的那场斗争让我们看清了：二十五史还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历史的台词是新的，道具是新的，背景是新的，演员也是新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古老的：那个剧本没有变，还是那么的古老。

    ——学术中华

    胡平：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意在获取独裁权力

    Posted: 06 Aug 2015 06:19 PM PDT

    左起贺国强、习近平、贾庆林
    一、"政治规矩"从未明确界定
    7月20日，中共当局宣布令计划被"双开"，移交司法。在谈到令计划的诸多罪名中，有一条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这条罪名很新鲜，引起各种解读和评议。
    "政治规矩"一词受到关注，始于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什么是政治规矩呢？从官方给出的说法看来，政治规矩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规矩，包括党章、成文党纪和国家法律；狭义的政治规矩则是指那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引起人们争议的政治规矩主要是狭义的政治规矩，也就是那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
    可是，"政治规矩"既然未明文列出，人们如何清楚哪些属于规矩，哪些不属于规矩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表示困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治规矩过去是一个非正式的概念，在十八大后成为官方概念。相对于明确的党纪党规，政治规矩的定义非常宽泛，内涵难把握。他说："没有写到纪律里面的都适用于规矩，但哪些属于规矩哪些不属于规矩，边界确实不好把握。"这导致党员执行规矩时可能会比较迷惘。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给出他的解释。房宁说："政治规矩不同于法律和纪律。法律和纪律是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而规矩则往往是没有白纸黑字的公开宣示。但政治规矩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为人们广泛地认知并遵循。这样说有些抽象，如果用一个在西方国家常用的概念类比和解释一下就容易理解多了。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政治正确性。你若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是'政治正确性'？他似乎也很难准确地回答你，但在美国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美国社会里的'政治正确性'是什么！"
    房宁把中共的"政治规矩"比作美国的"政治正确"，这种类比显然有问题。因为在美国，人们对什么是"政治正确"、什么是"政治不正确"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更何况还有不少人干脆不同意"政治正确"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政治正确"本身就"政治不正确"。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政治规矩是指那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可是回顾中共建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和建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党的运作方式并非一以贯之，而是翻云覆雨，变化很大。一般党员怎么分得清什么算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什么不算呢？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堪称讲政治规矩的专著。文革前党员被要求做党的驯服工具，可是文革一来，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宣布：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接下来，刘少奇被打倒，《修养》成了黑修养，驯服工具论挨批判。四人帮垮台后，"造反有理"被否定，刘少奇被平了反，可是驯服工具论也束之高阁，不再提起。像这样变来变去，连传统和惯例都无法形成，基于传统和惯例的政治规矩又从何谈起？
    二、令计划违反了哪些政治规矩
    官方报道只提到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但是没有说明，令计划是在哪些事情上、以哪些方式、违反了党的哪些政治规矩。这就引起各种推测。下面我们不妨对这些推测分别加以考察。
    1、有人说，令计划"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这就是违反了政治规矩。不过依我之见，这一条应该不算——既然已经明确定性为"违纪违法"的问题了，所以就不是违反政治规矩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规矩，是取其狭义，也就是指那些在党纪国法之外的不成文的规矩和准则。
    2、"不向组织报告个人家庭重大变故"。这一条算不算？如果单单是个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当事人未必需要向组织报告；问题是，在得悉儿子死于车祸后，令计划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调动了中央警卫局封锁现场，这就不是如何处理私人事务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公务行为了，这就必须向有关领导报告并如实说明缘由了。令计划没有如实报告，而是隐瞒真相。这显然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显然属于违纪或违法，因此也不算违反政治规矩。
    3、十八大前夕，有过一次由数百名高干参加的摸底投票，据说令计划是这次投票的组织者之一。投票结果，令计划名列前茅。那么，这件事算不算违反政治规矩呢？应该也不算。因为这件事绝不是区区令计划自己就可以搞起来的，它必定是出自最高层的决策，起码也是要经过最高层的同意。再说，这种摸底投票也不是第一次，早在十七大前夕，中央就搞过一次同样的摸底投票，据说在那次投票中，习近平得票超过李克强，这才使得习近平能成为十八大的总书记继任人选。十八大前夕的摸底投票无非依样画葫芦。既然第一次摸底投票都不算违反政治规矩，那凭什么第二次反而算违反政治规矩呢？
    4、关于西山会。我们知道，北京有很多高级会馆，其中不少专供高官与富商交际。令计划身为胡锦涛贴身大秘，随侍在侧，想来不大可能直接涉入多少西山会的活动。再说，令计划的家人参加了西山会，令计划本人何必再直接出面？权力可以通过和对象的接触而发挥作用，也可以不和对象直接接触，单凭其辐射力就可以发挥作用。所以，令计划不出问题，他和西山会的关系就不成问题；令计划出了问题，他和西山会的关系也就成了问题。这和所谓"政治规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5、关于新四人帮。从已知的材料和传言看，令计划先前和薄熙来、徐才厚与周永康都没什么特殊关系，只是在2012年3月18日发生法拉利车祸事件后，为了掩盖其子车祸真相，令计划才和周永康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若说这四个人拉帮结派妄图篡党夺权，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薄熙来已经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周永康和徐才厚都将在十八大上退休，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接班地位早已确定，令计划有望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但要入常可能性甚微。如此说来，这四个人倘若结盟，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又能干什么呢？除非搞政变。但如果确有政变图谋，按照中共的党章党纪，那就是"从事非组织活动"，就是"组织秘密集团"、"分裂党"，那至少就成了违反党纪的问题，从而也就不算违反政治规矩的问题了。
    今年3月17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发表文章，指控周永康、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政治活动"。明眼人一望而知，这里的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就是毛时代的"反党集团"。而这次当局对令计划的指控，并没有"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一条，可见令计划和包括周永康在内的其他高官的关系，还没有严重到那一步。
    综上所述，假如说当局对令计划违反政治规矩的指控确有所指，那大约就是指令计划搞小圈子，搞团团伙伙，尤其是指令计划和其他的高官互通声气，彼此勾连。
    三、中共专制制度是最不制度化的一种专制制度
    说起搞小圈子，搞团团伙伙，这在中共官场很普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其中专门讲到"政治家族"即血缘和姻缘形成的集合体。作者发现，在这个县级政权系统中，绝大部分重要职位都被那些政治家族所占据。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的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 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我们知道，类似现象在其他县也很常见。
    政治家族无疑属于搞小圈子，搞团团伙伙，因而是当局批评打击的对象。但实际上，当局对地方的和基层的团团伙伙现象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是这种现象太普遍，法不治众，二来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和基层的团团伙伙对中央的权力不可能构成挑战，中央可以不管。因为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按规定都必需服从党中央，都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麻烦出在中央自身，中央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如果在中央内部，彼此在重大问题上的主张不一致，那该怎么办？
    列宁讲过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共产党能以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用专政的办法治党。所谓用专政的办法治党，就是领袖独揽大权。可是，共产党毕竟产生于现代社会，它不能像古代帝制那样，公然宣布皇帝独裁，乾纲独断。毛泽东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但同时他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在党委一班人中，书记作为班长就可以发号施令，其余的委员就只是士兵就只能服从。毛泽东说："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如果在中央内部，第一把手也只有和其他人等值的一票，那么，他的主张不但很容易被否定，而且他的宝座都很不稳。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一方面有过毛泽东这样的大独裁者，其权力远远超过古代的皇帝，另一方面又有另外一些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如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没到任期就被辞职，况且还都不是在大会上落选，而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被废黜。所以我要说，中共专制制度是最不制度化的一种专制制度。对这种制度，讲章程讲纪律都是奢侈，讲什么"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即政治规矩则更是笑话。
    四、传统不成其为传统，惯例不成其为惯例，规矩不成其为规矩
    我们知道，所谓政治规矩，第一条就是自觉地和中央保持一致。所谓不守规矩，第一条就是指妄议中央乃至公开发表和中央不同调的声音。但若说这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那又显然不符合事实。
    例如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那就是针对时任党政军第一号人物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显然是和中央唱反调。这场讨论绝非思想论争，而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封疆大吏和军区首长纷纷表态，实际上是政治站队，实际上是聚集反对力量，而后果然导致了华国锋的失势。你可以说这场大讨论是好事，有进步意义，但是你不能说这件事符合所谓不准妄议中央的政治规矩。如果你说"此一时彼一时"，那你又怎么能说"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公开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声音"是什么"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呢？
    最能说明中共高层做事毫无规矩的事例，莫过于1987年1月胡耀邦被逼下台的那次所谓"生活会"。一些高层人物，其中好几个既非政治局委员，甚至也不是中央委员，事先在私下串联通气，然后以开生活会的名义聚在一起，硬是把在总书记职位的胡耀邦逼下了台。据说，习仲勋曾当场抗议，批评这种做法"不正常"－－也就是不合规矩。
    由此可见，在中共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中共那里，传统不成其为传统，惯例不成其为惯例，中共的政治规矩就是没有规矩。
    五、领袖独裁有多少法理依据
    如前所说，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君主专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乾纲独断，重大决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一类规定。另外，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皇帝和大臣的分际是明确的，不容混淆的。皇帝就是皇帝，大臣就是大臣；皇帝不是从大臣中间选出来的，也不是大臣们可以罢免掉的。再说，文武百官都是皇帝任命的，也是皇帝可以罢免的。皇帝之为皇帝，凭的是天命和血统的神话，而不是凭其永远正确的神话，在这种制度下，官员拥有一定的公开表达异议的空间，因为皇帝不必担心一旦承认错误或者是承认某位大臣比自己高明就会失去皇位。
    共产党专制则不然。共产党专制，起码在理论上，在形式上，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们选出来的，也可以被选下去。重大决策不是总书记一个人做主，而是要票决，要少数服从多数。其他的中央委员也都是党代会选出来的，不是总书记任命的，因而也不是总书记有权罢免的。如果你单看党章党纪，你很难找出、乃至于根本找不出其中规定了领袖独裁。
    据说，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交班时讲过：毛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就是说，中共的制度实际上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即个人独裁制度。可是，这种个人独裁的法理依据在哪里呢？
    毛的个人独裁好歹还有些法理依据。毛时代的党章（除开八大党章）明确规定毛思想是党的指导方针，而毛本人无疑是他自己思想的唯一正版。另外，据说七大通过了一个不公开的内部决议，赋予毛某种最终否决权（注意：只是最终否决权，还不是最终决定权）。不过在实际运作时，中央内部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而理论上毛也只有一票，要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对毛的权力构成可能的挑战和威胁。所以熟知毛心理的林彪说：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毛就一次次地发动"路线斗争"，把一批批同僚打成"反党集团"。
    邓的"说了算"就全然没有法理依据了。因为邓始终不曾担任过党章明文规定的党的头号领导人。把所谓"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也是在1997年9月的十五大，那时邓已经去世。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毛后享有"说了算"的权力，完全没有任何公开的、明文规定的法理依据。
    在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赵紫阳讲到："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首先，这个决定是内部决定，本来不公开的。当时，邓小平已经完全退出中央委员会，包括退出中顾委，只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其次，通过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延续邓的作用，未必是进一步增加邓的权力。这再次说明，邓小平事实上享有的"说了算"的权力，并没有任何公开的、明文规定的法理依据，而是来自某种不公开的内部决定以及某些潜规则。赵紫阳公开讲出了这个决定，惹得邓很生气。可见他们很知道这个决定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合明文规定的党章党纪。
    六、政治规矩不同于潜规则
    讲到政治规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吴思提出的概念"潜规则"。两者确实很相似：
    1、两者都是指那些没有明文规定、但被官场广泛接受并在实际运作中起作用的规则或规矩；
    2、它们之所以不公开其内容，都是因为其内容上不了台面，不符合官方公开宣扬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两者也有区别：潜规则背后的理由也是不那么光明正大，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它之所以存在，被解释为向现实妥协。政治规矩则不然，政治规矩背后的理由是很强大的，是很理直气壮的。领导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人们遵守政治规矩，但是他们通常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人们遵守潜规则。
    下面这件事，或许可以作为政治规矩的例子。
    司马璐在他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里写道，他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他，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又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刘少奇对王明的警告是私下进行的，明人不说暗话，所以讲得很直白。刘少奇说毛泽东就是皇帝，批评毛就是犯上，毛的领袖权威不能碰，即便是王明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也绝不可冒犯毛。刘少奇这些话都是不可以公开讲出来的，因为它明显违反党的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类原则，违反党章，违反马列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定义。但是刘少奇却可以在不公开的特定场合把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因为他认定这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革命的需要。
    在这里，刘少奇就是在向王明宣布政治规矩。刘少奇宣布：尽管在理论上在名义上，我们是实行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是个人独裁；在中央，毛的地位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就是实行毛的个人独裁，毛的地位就是凌驾于我们之上。尽管在理论上在名义上，你王明有权批评毛，有权投反对票，但是在实际上，你不可以批评毛，即使你反对他的主张你也必须投赞成票。这是革命的需要，你要是拒绝这样做，你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曾发表讲话，反驳李志绥关于毛泽东"专制独裁"的说法。戚本禹说：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
    乍一看去，戚本禹说的没错。毛时代党国宣布的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可是戚本禹没有提到党国还有它的"政治规矩"－－就是刘少奇对王明讲的那一套。我们可以怀疑司马璐讲的这段故事是否准确是否可靠，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在当时的中共高层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政治规矩。毕竟，独裁从来不是独裁者一个人自己就搞得起来的。独裁者从来是要靠一批同僚自觉自愿地给他黄袍加身，并且迫使其他同僚臣服，从而把独裁者送上独裁宝座。
    七、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意在获取独裁权力
    毛时代，领袖独裁登峰造极。神造出来了，到头来，连那些造神者都沦为他们一手造成的神的牺牲品。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少奇和林彪，还有当年造神运动的急先锋彭真。有这样一个极为讽刺的场面：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宣布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当彭真被押出会场时，还大声表白：谁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毛死后，中共痛定思痛，赌咒发誓从此再也不能有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绝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但是在制度上却并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的改进，高层依然缺少明确的权力划分。所以，在毛的独裁结束后，又出现了邓的独裁。
    这中间还有过短暂的华国锋独裁。华国锋任期未满，就很快被赶下了台，相比于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华国锋的下台算是最不违反程序的了。这表明既有的制度框架赋予领袖的权力其实是很不牢靠的。事后多年，党内很多开明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都感到当初他们把华国锋赶下台未免有些过分。
    邓小平的独裁，在程度上要比毛泽东的独裁弱得多。这一来是当时的大气候不允许过分专权，二来是还有其它元老掣肘，三来是邓毕竟不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搞独裁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也正是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独裁，留下了不在其位的元老垂帘听政的惯性。
    习近平上台，江胡两派元老互相抵消，老人干政步入尾声；再加上借王立军事件反腐败打大老虎，习近平拥有远超江胡的权势。又因为习占有邓不曾有过的在位名分，故而其权力甚至可能超过邓。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其目的无非是进一步强化个人独裁。
    八、小结
    1、作为现代社会的政党，中共不敢通过党章党纪明文规定领袖独裁；而要实行事实上的独裁，就必须在党内－－首先是在高层－－建立起一套不可明言、但心照不宣的约定，赋予领袖独裁权力。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规矩。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不准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观点；不准搞团团伙伙，尤其是高干，不准互通声气，以免构成对最高领袖独裁权力的挑战。
    2、由于不同观点在所难免，由于权力斗争在所难免，于是独裁者就必须展开不断的党内清洗。
    3、如果先前受打压的异议一方终于赢得权力，那必然是他们打破先前那套政治规矩的结果（例如改革派反对凡是派的斗争）。
    4、当原有的政治规矩被打破，中共面临两种选择：对党的制度进行改革，明确权力的划分，建立起某种权力间的制衡，允许公开发表异议，承认派别合法性，等等。
    5、如果中共拒绝对党的制度进行改革，那么，它迟早会回到老路上去－－习近平就正在这么做。回过头看，从邓小平式的垂帘听政，到胡锦涛式的九龙治水维持会，都显得只是过渡。在过渡期间，实行的是另外的一些规矩。如果要重回老路，意味着恢复早先的那套规矩。
    现在看来很明显，习近平想要确立的政治规矩，基本上是毛时代的政治规矩（但不包括文革初期"造反有理"那一套）。习近平知道，靠党章党纪并不足以造成个人独裁，所以还必须提倡政治规矩。他强调不准妄议中央，不准搞团团伙伙，意在压制高层内部的异议，严防内部的异议者互通声气联手行动，从而实现个人高度独裁。至于说他能取得多大成功，则另当别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2期  

    何蜀：悼张鲁－－重读他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Posted: 06 Aug 2015 01:3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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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张鲁遗像
     很多年以前读到泰戈尔的这句话时，我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泰戈尔书信集《孟加拉风光》，冰心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四期）
    2010年11月14日之后，当我看到官方媒体上那些有关张鲁病逝及遗体告别、追悼仪式的消息时，便又想起了这句话。
    在官方的报道中，张鲁有着这样一些头衔：著名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多次获得者，重庆电视台一级编剧，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不过，对于认识了解张鲁来说，这些头衔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虚线。官方自然不会提到张鲁的另一面，不会提到他那篇远比他所有电视剧作品都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反思文革武斗的力作《红卫兵武斗忏悔录》。
    我和张鲁相识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个百废待兴、动荡不安、充满希望与困惑的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其发动者和领导者"万岁"的去世，更由于以"文革旗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覆灭而实际结束了（用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说法是"胜利结束"了）。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和左倾顽症的影响，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都还未能适应历史的转变，大量冤案还不能得到平反……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在重庆城内的枇杷山上，认识了正被贬在重庆市图书馆整理善本书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陈荒煤。当时我是重庆近郊一家钢厂的青年工人，正热衷于电影剧本的写作，我知道陈荒煤是文革前的电影主管，曾读到过他在文革前的文艺整风中写的有关电影工作的全面检讨。我一心想要从这个昔日电影权威那里学到点有用的东西，便常在周末回城时的晚上去拜访这位困居于枇杷山市图书馆院内一栋小楼上的老人。在与陈荒煤无拘无束地交谈过几次后，有一天在他那局促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另一个年轻人，陈荒煤介绍我俩认识，他就是张鲁，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是因爱好电影文学创作而来找陈荒煤求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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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当知青时的张鲁
    张鲁是公认的"帅哥"：高挑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红润的脸膛上一对随时都含着笑的明亮眼睛，说起话来幽默风趣，对人彬彬有礼。他是文革时的初三学生，他父母都是军队干部，在山东时生了他，故名鲁。文革前他从江苏转学来到重庆时，因原读的五年制小学实验班，在重庆没有相应的学制，转学时只好跳了级，因而年龄比他同班同学都小，与他哥哥上同一年级。

    我和张鲁相识的时候，他正和他的一个同学王松生在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郑成功》。王松生比张鲁高三个年级（张鲁叫他"松哥"），是文革爆发时的高三学生，正准备报考电影学院编剧系时被文革中断学业，在1967武斗刚升级为枪战时，因同学手中的枪走火，王松生被打断了大腿，这个昔日在学校篮球场上奔跑的健儿从此只能靠假肢才能站立和行走。他们合作创作的方式是：张鲁跑图书馆查资料，回来后两人交换意见，由王松生执笔写稿。我看过他们的稿子，已经相当成型，而且在情节特别是在古代战争的细节处理上颇有独具匠心之处。只是在当时已经有了郭沫若写于文革前的同名电影剧本，虽然那个本子读起来味同嚼蜡但却是大师手笔，他们这个无名小卒的本子肯定不会再有人愿意理睬。他们也并未想到投稿，只是作为一个练笔的习作。
    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因此一般还不知道什么电视剧。张鲁在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这时广播电台开始进行广播剧的创作和播出，但节目很少。张鲁建议我把我刚发表在1978年第四期《四川文艺》上的诗《婚礼之歌－－纪念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编成广播剧。发生在二十年代的那两位青年革命者在刑场上宣布举行婚礼的故事，的确极富戏剧性，但我当时对广播剧一无所知，不懂得该怎么写，未能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我们都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历，觉得应该把这个"史无前例"的题材作为我们创作的重点，我们一度曾商量合作创作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剧本。我把另一个比张鲁年龄还小、已经大胆尝试着写过电影剧本的文学青年苑鲁（即现在的重庆市物价局长）也拉了进来。但是当时毕竟对文革的认识还十分肤浅、混乱，在王松生家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们坐在床沿上有过几次并不深入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写作阶段。我在当年简短的日记中查到有这样几则记载：
    1978.3.14  晴  星期二    昨晚同张鲁在王松生家谈了一阵，后又同张鲁在街上转了很久，谈创作，打算一起搞剧本。
    1978.3.23  阴  星期四    星期一晚同王松生漫谈了一阵，张鲁出差去了。王的学习精神较好……
    今天给张鲁和王松生去信一封，谈了些有关合作剧本的想法。
    1978.3.29  晴  星期三    星期天晚同苑鲁、张鲁、王松生一起漫谈了一阵。关于文化革命题材的创作没有谈出名堂。星期一下午又同王松生谈了一下午。他倾向于写轻松愉快的生活题材，不太注重政治题材。
    1978.4.25  晴  星期二    张鲁要准备高考，彻底退出创作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们这个电影文学小沙龙很快解体了。张鲁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离开广播电台读书去了。苑鲁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高师班读书去了。我在厂里被调出车间，担任了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员。不久，得知重庆电视台开始组建，我向广播事业局送去个人资料（简历及一些电影剧本手稿），报名申请调去从事电视剧创作，获得批准并已通知我去电视台报道后，却临时被留在缺少人手的广播电台担任文史节目编辑，从此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张鲁在校学习期间，我正忙于结婚安家、工作调动……和他没有联系，只是经常从王松生那里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后来从张鲁的同学、好友王康所写的回忆文章《来路与去向》中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张鲁在学校与王康等同学一起，掀起了一场建立学生自发组织文学社和民主竞选学生会的风潮。这一"民主运动"甚至惊动了公安机关，据说市公安局派员在西师近月，详察与文学社和民主选举有关的人与事，结论是：并无反革命团体，"普通人文学社"属非法组织。有大量自由化思想，也有反动倾向，但属大学生过激思潮和受西方影响，没有理论体系，更没有政治纲领。据王康事后分析，这个结论与当时专程从北京来西师与学生代表们对话的老干部张黎群有关。张黎群时任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四十多年前，他是成都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代表，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险被打成右派，幸得胡耀邦保护过关，但文革中仍然难免挨整。由于他的经历，他虽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却不像那位在公开报告中居然把世界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说成是"黄色小说"的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那样对学生抱敌视的态度，而是对这些热血青年抱有"同情的理解"。
    "并无反革命团体"的结论虽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审查与迫害，但在当时形势下，仍由学院宣传部、系党总支出面，召开过几次"帮助会"（实为文革式的批判会）。当年文学社自编的刊物还在一社队小印刷厂排印校对过程中，即被全部没收，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王康凭记忆写下了张鲁在他们的"普通人文学社"成立时的一段发言，可见张鲁当时思想之一斑：
    我们并非伟人、先知，更不是贵族。我们的文学社取名为"普通人"，这决不是我们自作多情，也不是纡尊屈贵，降格以求。不是，我们的目标是恢复普通人在文学中的地位！
    请问，张志新是谁杀的？人们痛心、愤怒、追查！诗人作诗，作家立文。是谁？是"四人帮"？不错，是他们，但决不只是他们！还有我，还有大家！请问，如果当时张志新在你面前游街示众，你能保证自己不说："反革命，该杀！"
    我常常痛苦地问自己："四人帮"上了台，你会不会去游行欢呼？想来想去，我得到的回到是，我会去欢呼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过！
    一个年长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别人的口水吐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我琢磨了很久，说："我自己揩干。"他却说："不，让它阴干！"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这就是"四人帮"上台作乱得以通行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可恨，封建专制可恶，应该铲除，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先铲除自己身上的毒素吧！最可怕的敌人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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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大学校园里的张鲁
    在那次民主竞选中，张鲁当选中文系学生会主席。

    有论者指出，当年那场高校学生的竞选运动，"既是1970年代末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延续，也是1980年代学生民主运动的开端。它对于改革的强烈呼唤，直接影响到当时乃至此后十年中国政局的走向。由于它已经触及到宪政民主的一个核心领域－－竞争性选举，对于今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喻希来《北京高校竞选运动》，载《往事》第46期，2006年11月8日）
    毕业时，凡参加了文学社活动和民主竞选的学生，都得写了检查过关才能分配而且分配的地方或单位很差。好在张鲁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学校不管他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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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张鲁刚到电视台时
    广播事业局正是用人之际，没有让张鲁回广播电台编文艺节目，而是让他到了正处于筚路蓝缕时期的电视台电视剧部。那时的张鲁，经过在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的洗礼，眼界更为开阔，思想更加深邃，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充满要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很快，他们那个青年摄制组就推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新作，《山那边是海》、《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迅速在电视圈里有了影响，并不断获奖。

    前程似锦的张鲁，这时建立起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居然还开始学起了"西洋拳"，买了拳击手套，在城里的枇杷山公园里，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发起了学习拳击的活动，吸引了一批爱好者和好奇者。他那位同学在生意场上搏击风云，还在张鲁编创的电视剧中客串过黑社会打手之类角色，不知怎么后来竟真的成了重庆有名的黑社会头目……
    我在广播电台先后从科教部文史节目编辑改调为广播艺术团编剧、文艺部广播剧编剧、文学节目编辑，张鲁来广播局（与广播电台在同一栋楼）办事时，我们常会碰到，但他都是来去匆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从容长谈。1987年春的一天，我又碰到他从广播局出来，我送他走出大门口，边走边谈了几句后，约定找个时间好好聊聊（我编写的一个广播剧已经在上一年获得全国奖，但兴趣仍然在写电影、电视剧本上）。
    不料，两三天之后，一位与张鲁要好的录音员（也是他中学同学）告诉我：张鲁出车祸了！他在晨跑时被一辆汽车从背后撞上，虽幸免一死，却造成高位截瘫……我和他的几个同学（包括王松生）一起搭乘一辆小货车去医院看望了他。当时他还算镇静，仍然面露笑容与我们交谈。但命运已经让他今后的生活道路彻底改变。
    不久，我听说他被送到了北京求医，有人找到了他们一位女同学的丈夫、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大气功师"严新，据说严新正忙着给一些高干治病，先抽空从远处发功给他，他失去知觉的双腿感到了热－－能接收到"功"了……尽管我对此半信半疑（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严新发功曾使粉碎性骨折恢复原样，我也未敢相信），但还是希望在张鲁身上能有奇迹出现。这年秋，我与同学宋晓涛合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看中，应邀去北影改稿，事先我已知道张鲁在262医院康复中心治疗，我与宋晓涛一起去看他。到了那里，向院子里几个坐着轮椅在下棋的病员打听，说他已经走了。我们满怀希望问："他好些了吗？"回答我们的是一句冷冷的话："他怎么进来的还怎么出去。"
    很难想象张鲁是如何从这样残酷的打击中挣脱出来的。从正处于人生与事业上升期的春风得意境地突然跌入绝望的低谷，谁能够从容面对？在这时候，也许任何亲人、朋友的安慰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听进的空话。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心理感受。在最沮丧的时候，张鲁曾连续两三个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困在轮椅上，甚至连屋外的院子也不去……
    这时，除了人们都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除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张海迪，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应该给了张鲁最直接、最真切的启示，这就是他的"松哥"王松生。因为王松生也曾遭遇了与他类似的命运打击－－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健康青年骤然变成残疾人，而且比他整整早了二十年！那时王松生面前不但没有事业成功的荣誉，连事业的影子也看不到，更糟糕的是他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全靠父母的收入生活，当同学们都下乡当知青离开后，他更是陷入空前的孤寂……但他没有倒下，在那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默默地坚持着学习和写作，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个个电影剧本，终于有一个剧本在1984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从大量自然来稿里选出，请他去改稿并将改定稿在《电影创作》上发表了。此事在当年的重庆产生的影响，有一事可以说明：有关部门为此破例给他一个"特召"名额，在文化局下属的越剧团安排他担任编剧，他终于有了一个"饭碗"，随即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孩子……
    也许，这时张鲁还想到了他那些在文革武斗中被夺去生命、长眠在离他家不远的沙坪公园墓地里的同学们，那些同学比他更不幸，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在"花季"，还没有"走向生活"时就结束了，而且没有谁为他们的夭折负责，没有谁给他们赔偿、抚恤……
    在一段时间里，儒雅谦和的王松生经常迈开安装着假肢的残腿艰难地转乘公交车去到张鲁郊外的家，去陪他下棋，和他谈心……终于，有一次王松生再去时，意外地在屋里没有看到张鲁，从护理员口中得知，张鲁自己转着轮椅高高兴兴上街去了……
    轮椅上的张鲁终于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他又投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又继续获奖。以后，他又把目光投到了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群，把精力转到了扶助农村、山区贫困儿童入学上，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重庆电视台和一些社会力量启动了"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开办希望幼儿园、希望学校、希望书屋……1994年至1996年,他策划、导演了反映贫困山区儿童就学情况的53集长篇纪录片《跨世纪希望》，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正是在此期间，1994年，我所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我从1989年春调来参加创办了这个刊物）打算办一期增刊，专门以重庆文革大武斗为题材。我向张鲁约稿，他很快就写好寄来了，是用电脑打印的。这是他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成果。我一看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就被他那生动的文笔和深沉的反思打动了，认定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稿。原稿实际上是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的是对他和他的同学参加1967年重庆大武斗的反思，后一部分写的是他们到彭水县下乡当知青后，1969年底参加当地一次武斗的情况。我建议他将稿子分割成两篇，他同意了。后一篇我给他起名为《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
    我们的增刊结果没有出成（大约是没有申请到增刊号？记不清了），但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仍然在杂志上发表了，是由我们杂志的另一位编辑、也是他同学的邹越滨设计的版式并选配了照片。
    张鲁的后一篇《六十年代最后一场武斗》，我本来打算以后再用，但一时未能排上，他因手里没有留下原稿（电脑中的文件已经丢失），找我要回去了（后来我想，他索回原稿可能还有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即那篇稿子里写到的参加那场武斗的一些同学，后来都成了重庆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或企业主管，他在提到他们名字时虽然都用的化名，但仍然担心会有人"对号入座"，还特地来信要求将化名再作修改，以免引起联想。也许是这方面的担心使他暂时不想发表此稿吧）。这篇稿子未能与读者见面，但我记得其中的内容，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知青们群集县城准备参加武斗，在县城大街上招摇过市，高唱着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松井的队伍出场时那几句脍炙人口的旋律编的进行曲："知－－青－－的队、伍、来、了！钢、钢、钢、钢……"吓得当地人关门闭户四散奔逃；二是，他写到在全体知青都积极"备战"的时候，却有一位同学断然决定不参加武斗，独自返回重庆，头也不回地离开大家走了。张鲁从心底产生对这位"逃兵"的钦佩之情，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勇敢。
    文中还有一处写到他哥哥（与他同学并同当知青）在那场武斗中受伤，虽然原稿不在了，但他给我的信中有对这一处的修改文字，刚好可以录上，以见其文之一斑：
    我哥哥，性平和，与武打一行，本来隔得最远，但知青下乡后，中国平地生出一种新阶级，其成份在某一方面有如毛主席的书从前所划分的'流氓无产者'，无家无业，无凭无据，无依无靠，唯有相依相靠，相依为命。我哥哥又最看重同校的这帮同学，所以大家亡命在外，他也不愿独自偏安一隅，就和大家祸福同路。（武斗）全过程中，他手中那根锄把，真正是从未接触任何人的皮肉，蹊跷的是，偏偏是他受了伤……
    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是我认为对文革武斗反思最深刻、最动人、内涵最丰富、值得长期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篇。后来我在《论造反派》文中和《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书中都引用了他这篇文章的内容。
    张鲁所写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位于重庆的中心区解放碑旁边，文革前就是市中心区的名牌学校，文革中该校学生建立了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八一五派的中坚，后来两派分裂后，被反到底派骂作"战犯团"，分裂出去的一派另外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他们办的一份以嬉笑怒骂的杂文见长、影响很大的小报《小人物》，则被八一五派骂作"小怪物"。在重庆市中心地带的武斗中，二十九中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在"，而且在八一五派控制的中心区，他们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武斗队几乎就代行了治安警察的一些职能（他们治安巡逻队的武器装备竟比解放军的警备区巡逻队武器装备还好，在解放碑旁两队相遇时，那些与学生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士兵会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派出所的警察后来都说：城里的小偷被抓到后，不怕送派出所，只怕送二十九中……
    张鲁当时年纪尚小（15岁），属于未成年人，只是有限地参加了初期"冷兵器"阶段的小型武斗。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杀人民"的"全面内战"，使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有了超越书本知识的全新认识，他看到了"书本之外的第一个英雄"，"书本之外的第一批俘虏"，"书本之外的第一批烈士"……都是书本之外的，身边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而且许多就是他曾朝夕相处的同学，那些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在残酷的战火中发生的变化，领悟到"一枪在手，人是会变的"。他极不情愿地看到那些长期接受暴力革命教育的同学，在经历了武斗战火的血腥暴力"这一课"之后，竟变得会毫无人性地虐俘取乐，在侮辱、折磨女俘中得到派性的满足。他代替那些怀着"为毛主席而战"的信念死于武斗战火的同学发出沉痛的天问："你们错在哪里？你们生不逢时？死得不值？生错了？死错了？……"每次读他此文（包括这次为写悼念文章而重读和将其转录为电子文本），总是像听到他动情的诉说与悲悯的呼唤，忍不住会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张鲁能从他并不丰富的武斗经历中得到那么深刻的感悟，我想，这与他因车祸而从死亡的边缘回来是有关的吧？因为他比常人更真切地体会了生与死的意义。当然，这也与他勤于学习，长于思考有关。再加上，他被命运逼到轮椅上之后，免除了一个"帅哥"在当代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俗诱惑与纷扰，这思考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更冷静的场合，更深入的对历史、对人生、对心灵、对上天的叩问。
    说实话，我对张鲁那些电视剧并不看好，我觉得他太想通过电视剧去宣讲人生哲理，太偏重于抽象的思辨了，也就是一般常说的"思想大于形象"。他想扭转电视剧这种供大众娱乐的通俗样式必须讲故事，必须编织戏剧冲突的方向，等于是要用连环画来写散文诗或哲学论文。我曾给张鲁写过一封信谈了我读他这篇文章后的想法，我说，我觉得他写散文比写电视剧更好，更得心应手，电视剧对他的束缚太大，他的许多思考，许多感悟无法在电视剧中得到表达，而写散文则可以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长处。他回信说："对我文字的评定，尤其是关于张鲁写散文和编电视剧的利弊分析，实在精到。我尽力尊重你的指点。"
    然而，他毕竟身在"单位"，又是一个必须依赖单位给予照顾的人，他不可能自由写作。他必须完成那些"五个一工程"之类的遵命作品。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电视中作巡回报告（我对这类报告向来不屑一顾），在与王松生说起时，我表示了不赞成他做这种事的态度，王松生宽厚地说："他总得有所寄托吧。"简单一句话使我感到惭愧，张鲁毕竟是一个受到生活限制的人。我不应苛求于他。
    在我认识的张鲁的朋友中，王松生是很能理解他、而且是在一旁默默地支持他的一个。王康则是张鲁的另一个挚友。王康虽然在八九年后就被逐出了体制之外，在遭到数年通缉、亡命他乡后，回到重庆，成为时时受到有司关注、并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家"。但他从不把张鲁这样的体制内"红人"视为异己，因为他们相互间太了解了，仍然引为同道和知己。在王康的生日宴会上，张鲁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手机短信贺辞被特地高声宣读……当然，官方的宣传中是不会提及这些的。
    我相信，那些喧嚣一时的宣传终会像泡沫一样破灭。除了那些走出山乡的贫困学生－－他们因张鲁的资助和鼓励从而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会记住他之外，张鲁留在世上、会永远被后人记住的，就是这篇《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它将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成为研究文革武斗的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在"人生耄耋已寻常"（李锐诗句）的今天，才58岁的张鲁离开人世实在是太早，他还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还有多少思考没有清理完善，还有多少文字没有写出来啊！
    不过，他毕竟留下了这篇文章。
    仅此一篇，即可无憾。

    ——首发于《记忆》总第67期。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8, 2015, 6:32:29 AM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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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中国外交在吉隆坡遭受挫折

    Posted: 07 Aug 2015 05:10 PM PDT

    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

    历时三天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昨天结束。会议期间，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相关国家的外长也分别与东盟国家的外长们进行了双边和多边会谈。会议结束时，外长们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行动，指责中国的行动"破坏了互信，增加了紧张，破坏了南中国海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东盟外长在联合声明对一个本地区的大国进行不点名的指责是一个重要外交事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挫折。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国副外长刘振民还高调表示，东盟外长会议不会讨论南海问题。结果表明，这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没有能够说服东盟的外长们。不仅如此，无论中国政府如何不愿意，南海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成了会议期间与会外长们和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非常明显，中国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在内的那些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之争的国家当然需要以"扎堆取暖"的方式来应对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压力；作为与中国进行抗衡的另一个地区大国日本当然也会利用这一机会支持地区国家的反抗牵制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也不会放弃在这一地区显示影响力的机会。

    上述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和反对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的外交行动是为各自的利益进行盘算的结果。问题在于，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听到任何支持中国的声音。中国在该地区没有盟友，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谓盟友，也都避免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中国俨然成为孤家寡人。对于希望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这种局面十分尴尬。

    为了应对外交孤立局面，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议期间宣布，中国的填海造岛行动已经停止。为了争取扭转地区小国向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求助的态势，王毅在会议期间就南海问题提出"三点倡议"，呼吁各方加快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积极探讨"海上风险管控预防性措施"，并要求该地区以外的有关国家不要干涉南海纠纷。

    但是王毅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那些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国家声称，中国停止造岛是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的造岛任务，他们对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示严重怀疑。而美国更是不给中国面子，明确表示美国有权利就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表示反对的立场，因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违反了有关该地区自由航行的国际法，威胁了地区安全。

    中国与有关国家对南海主权争执并非始自今日，但是中国在地区外交上如此孤立却是一个全新的外交现像。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今非昔比。经济实力的增强本应成为中国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争取更多的全天候政治盟友的有利条件，从中国政府在此次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所遭受到的围剿看，中国的经济实力显然没有在争取盟友方面发挥作用。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以联合第三世界抗衡美苏两个世界大国为核心，中国的形像是"一穷二硬"；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外交以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为主线，中国的外交身段更具有灵活性。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外交目标究竟是什么？除了希望成为强国之外，中国外交没有得到世人尊重具体的价值内涵。一个强大而又没有得到尊重的价值观的国家，容易引起世界的不安。

    中国在此次东盟外长会上遭遇滑铁卢表面上是因为南海主权争端，本质上是由于中国的外交失去方向。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指责，既是世界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焦虑，也是中国领导人缺乏外交能力的一个表现。如此的外交作为，不仅无法保障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还会给国家的和平和人民的福祉带来损害。

    ——RFA

    松柏道士：習近平搞「文化小革命」——嚴打維權律師是「小文革」開端

    Posted: 07 Aug 2015 03:11 PM PDT

    巴丢草时政漫画：大抓捕


    七月中旬，中共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大肆拘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和人權危機，在中外引起強烈反應。這當然是中共踐踏法制。然而，如果僅從法律層面上看待這個事件，那是就事論事，未看透其中暗藏的政治玄機和險惡用心。中共一貫破壞自己制定的法律，套用中共常用的一個說法：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以目前的規模和力度，顯然是由中共高層部署的鎮壓行動。沒有習近平的指示或批准，公安部門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蠻幹。從宏觀政治層面上觀察分析，筆者認為，這是習近平搞「文化小革命」的開端。

    　　習近平文革思維深入骨髓

    　　習近平上台以來，種種政治倒行逆施表明，他企圖把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尤其是，他傚仿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筆者認為，這可以稱之為亞文革。由於時空背景不同，習近平無法搞毛澤東式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只能搞小打小鬧的文化小革命。
    　　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最能影響人的一生。習近平成長於中共越來越左的五十及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習近平正由小學向中學過渡，在文革的強烈影響下形成了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其父遭到政治整肅，但是，由於長期生活在官場環境、氛圍之中，其價值取向易於認同、接受極左政治以及權謀權術。習近平執政團隊基本上由原紅衛兵、知青組成，可以稱為文革一代政府。習近平的這些文革期間成長的同僚，對於習堅持文革思維也有影響。
    　　在十八大之前，習近平講話和文章援引毛澤東語錄和詩詞的地方，竟達五十處之多，十八大之後，那就更多了。習近平上台以來，在公共場合，喜歡並善於引用毛澤東語錄，背誦毛澤東詩詞。他對於毛澤東革命經歷及其思想，如數家珍。特別是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即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被認為是變相肯定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把文革定性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而習近平的兩個不能相互否定，則是推翻了上述決議。只有毛澤東數次否定黨中央決議、決定，鮮見其他黨魁這樣做。習近平這樣幹，顯現了他的新獨裁者的面目。習近平搞文化小革命，其根源在此。
    　　像毛澤東一樣，習近平的文化小革命，也是從破壞法制開始，以紅色恐怖恐嚇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以及廣大知識分子。人們質疑習近平虛假的依法治國，抨擊公安部門濫用司法職權、違反辦案程序以及關於傳喚及訊問期限限制的規定。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卻未擊中其要害，那就是習近平要搞文化小革命，建立其個人新獨裁。

    　　大文革與小文革之比較

    　　文化大革命，是大運動套小運動，諸如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等。習近平的文化小革命，也是如此，反腐運動是大運動，類似於文化大革命的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與習對公民社會的強力鎮壓的邏輯一致。小運動是「七不講」，控制高等院校，整治持政治異議、堅持普世價值的師生。另一小運動是整肅新聞界，以重判資深記者高瑜，打壓並判處網絡記者、作家鐵流，殺雞儆猴，阻遏記者報道真實新聞。甚至拘捕為德國《時代周刊》工作的張淼，並關押九個月。七月中旬，前腳釋放張淼，後腳就逮捕張淼的維權律師周世鋒。中共嚴苛控制新聞媒體，禁止外國媒體聘用中國記者。中國籍工作人員只能做助手工作而不能採訪。
    　　國際記者權益組織──記者無國界二○一四年三月發表聲明說，習近平是信息自由的敵人。該組織譴責中國當局對記者日益嚴重的騷擾、對網絡異議人士和活動人士的虐待。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以來，中國收緊了對新聞和信息的控制，加強了每日對媒體的審查，同時逮捕記者和網絡記者，而他們只是揭露對人權的不斷踐踏與對維權人士的迫害。根據記者無國界發佈的全球媒體自由度報告，中國的新聞自由指數在一百八十個國家裡排在第一百七十五位。該組織說，習近平無愧於「互聯網的敵人」的稱號，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內的七十四名中國網民和三十名記者被關押，這使中國成為關押新聞工作者最多的國家。
    　　毛澤東的大文革與習近平小文革的共同特點是搞個人崇拜、造神運動。
    　　習近平利用反腐、親民秀和宣揚「中國夢」等手法，以鋪天蓋地的宣傳試圖樹立他的「領袖魅力」。他模仿毛澤東，扮演人民大救星。毛的照片曾經無所不在，習近平帶著微笑的照片在很多軍營、商店、黨政機關，以及崇拜他的人家裡掛著。馬屁精還做一些紀念章，上面印著習的照片。電視報刊宣傳報道習事跡、活動、講話，大張旗鼓地製造英明領袖的神話。雖然自己的能力、威望和背景不如毛澤東和鄧小平，習近平卻希望成為類似前兩者那種集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一言九鼎，讓民眾山呼萬歲。這種不合時宜的野心，注定失敗。

    　　重提階級鬥爭為小文革造輿論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而要年年、月月、天天講，為文化大革命造輿論，其後一步步走向文革。習近平仿效毛，重提階級鬥爭為小文革造輿論。習把維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定義為敵對勢力，是階級鬥爭思路的回潮。在七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首次黨的群團工作會議上，他稱群團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打造抵禦敵對勢力和顏色革命的銅牆鐵壁。習近平重提階級鬥爭，要給自己的新獨裁、中共一黨專政提供合法性。搞階級鬥爭就要以是否階級敵人劃線，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搞階級鬥爭還要到處搜尋階級敵人作為打擊對象，實行紅色恐怖。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使得人人自危，製造恐怖效應。
    　　二○一四年九月，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發表文章鼓吹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說國內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這樣明目張膽地重提階級鬥爭，不是習近平授意、批准，也是他縱容或默許的。已經多年未在官方媒體出現的階級鬥爭字眼，引起了輿論的激烈爭議。中外一些學者說時光倒流三十年、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們批評王偉光的文章頌揚過去開展階級鬥爭的作用，卻漠視歷史事實，即中國從五十年代末起走上極左路線，禍害巨大，浩劫空前。王偉光高舉熄滅了的階級鬥爭火把，企圖重新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令國內知識分子擔憂，也引起國外懷疑習近平要復辟毛澤東極左路線，再搞國際階級鬥爭。在慨言無產階級專政聲音中，境外華人和外國人士，對習近平是否真正改革開放疑慮重重。

    　　習近平仇視並整肅知識分子

    　　習近平仇視知識分子來源於毛澤東的反智主義。他重拾毛對待知識分子嚴酷政策，二○一三年八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把敢於上網直言批評當局的公共知識分子定性為屬於敵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說要嚴厲打擊。他還模仿毛澤東舉行文藝座談會議，審查、指導文學藝術作品。整治知識分子是習近平小文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和鎮壓超過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
    　　以中國社科院為例，充當著思想領域打手、意識形態批判的棍子。最近幾年中國社科院被舊軍人及未上過大學的人把持。院長王偉光、副院長李慎明、高全立、朱佳木、趙勝軒都是轉業軍人出身，以部隊政治工作為自己政壇生涯的起點，其中兩位一生中從未進過大學校門。過去轉業軍人鮮有被安排在人文社科學術單位擔任領導職務。中共建政六十五年，在歷屆領導人中，只有在習近平治下，才會出現這種怪事，讓這些舊軍人及較低文化水平人員把持中國社科院。這表明習近平蔑視人文社科學術機構及其研究人員。

    　　嚴打維權律師習訪美恐有變數

    　　習近平指令公安部門冒天下之大不韙，拘捕大批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製造了執政危機，也製造了中美關係危機。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警方「有組織扣留」一些「和平捍衛他人權益」、「合法地挑戰官方政策」的人，強烈促請中國尊重公民權利，釋放被捕人員。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兩位主席，克里斯‧史密斯眾議員和馬可‧魯比奧參議員發表聲明，對中國大規模拘捕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深感震驚，並相信這一輪壓制會令美中關係受挫。習主席希望與美國建立新型關係，但繼續奉行鎮壓政策。「習主席對基本人權越來越大膽的無視」、「如此對待自己的公民是否配得上華盛頓的紅地毯式歡迎」。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議員、人權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史密斯發佈聲明，強烈譴責中國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他稱這給習近平主席九月訪美設置了一個難聽的調子。
    　　網友在白宮請願網聯署要求美國取消習近平訪美，直至打壓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危機結束。按照這個網站規定，如果請願人數超過十萬人，請願將會被美國政府官員審閱，並獲得官方回應。
    　　習近平九月訪美時如何面對奧巴馬和希拉莉？奧巴馬是哈佛大學法律博士，曾供職於兩家律師事務所，其中一家為民權律師事務所。正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初選的希拉莉‧克林頓，是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她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開始了律師生涯。隨後，她加入國會水門事件彈劾調查小組。習近平非法整肅律師，他訪美時，奧巴馬和希拉莉將會怎麼看待和對待習？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8月号

    周舵：胡耀邦的绝唱

    Posted: 07 Aug 2015 03:07 PM PDT

    魏京生、胡耀邦（右）
    "邓小平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这是今年我直言不讳对胡德华提出的问题。"是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邓小平是救党，我爸是救民。"继承父亲读书思辨家风的胡德华回答的并不笼统，他列举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书评《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国理论家张显扬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黄春秋》上。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2004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世界的影响，它不仅详尽记述了"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五十七年兴衰的历史过程，而且揭示苏联社会铁丝网里边和铁丝网外边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小监狱和大监狱之分，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由"党政机关政权"和"特工机关政权"共治并存的专政历史，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历史。该书记述的"'古拉格'的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和劳改营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也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苏共的"党文化"。这部历史和文化的罪孽，书中有数字统计：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从"古拉格"弥漫、扩散到全苏联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人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超过对生命的关押和处决。

    无疑，毛泽东在中国克隆了"苏联模式"，在他统治之下的中共政权，也是一部"北大荒"、"夹边沟"、"提篮监狱"和"秦城"的历史，更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被关押和受迫害的人数远远高过前苏联。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运作十年，中共的党文化对人的戕害与《古拉格文化》难分伯仲。

    1976年毛死，使得中国有了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是胡耀邦，阻挠胡纠正国家罪错，延续毛专制的是邓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都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前立下的毛死后76年—78年的大变革，中共用"拨乱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是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叶剑英、汪东兴等完成的。他们启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胡耀邦在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两项重大的变革，与当时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开。

    4月15日法学家郭道晖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重新评价了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郭道晖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２９岁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校刊《新清华》总编辑，被打成"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成员。78年中央55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当时清华大学一把手蒋南翔不予执行，不准前校长袁永熙回校工作，袁曾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胡耀邦"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组部平反办公室参与平反工作，使得清华"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最终获得平反。郭道晖说纪念耀邦，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义，至今评价不够。

    郭道晖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

    至今《党史》二卷，把76—78两年排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外，认为是"两个凡是"当道，这是十分荒谬的。"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先破除"两个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郭道晖列举以下事实进行了论证：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

    人本主义与国家责任

    胡耀邦是个14、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12岁爬上他读书的文家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墙头，听过毛泽东对秋收起义失败队伍的演讲，毛提出大家去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胡耀邦追随毛泽东，却没有追随毛当"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华告诉我："我妹问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说他觉得社会不公，他仅仅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他要追求一个公平。当时党说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提出要施行民主，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后来这个党完全是背离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给人民民主，没有给农民土地，没有让工人当主人。"

    胡德华还说"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岁和谭启龙在江西根据地一同被打成AB团，被枪毙的头一天被老上级冯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党内激烈的斗争，胡德华说："谁对谁错，他心里是有数的。"胡德华还列举庐山会议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泽东点名上庐山的："上庐山之前，我爸好像回过老家，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他本来也要讲彭德怀那些话的，虽然也轮不上他发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况，觉得应该说这些问题，但是一到庐山一看这架势，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但是让他来批评彭德怀，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没发言。所以毛59年以后就对我爸很冷淡。"

    36年之后，胡德华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冤假错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共产党做的错事就不能纠正，纠正就是损害毛泽东，损害共产党的形象。"

    郭道晖总结：胡耀邦的大平反，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郭道晖评价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胡德华也说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胡耀邦的绝唱

    1971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开启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良好开端，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胡耀邦1977年开始的"大平反"，时间紧随其后，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档，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还是留下高岗案，和98个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华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还都不理解。"

    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是国家责任在大平反之后戛然而止。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包括台湾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郑重地三度公开道歉。但在中国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老团中央五位老人撰写的《胡耀邦传》三卷写了"序"，这篇"序"和后两卷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李锐在"序"中摘录了胡耀邦在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严正表达他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李锐在"序"中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 转自 CND，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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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0, 2015, 6:20:55 AM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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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生：股市证明中国领导并非无所不能

    Posted: 09 Aug 2015 05:07 PM PDT

    译者： 常青

    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凭借"这是经济，傻瓜。"这句口号入主白宫。中国领导层已经将这一诀窍发挥到一个全新高度。他们感到，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持续创造经济奇迹。这种要显得无所不能的坚持，是中国政府之前纵容股票市场泡沫膨胀，现在又拼命阻止其破灭的原因之一。

    自6月中旬以来，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票指数已经下跌约30%。尽管股票价格暴跌让人担忧，但即便经历了最近的抛盘，上证指数依然比一年前高出约65%，而中国的中小盘股票的价格依然在全世界最高之列。


    于今年6月崩跌的这轮牛市，开始于一年前。2014年6月12日，上证指数还在2051.71，一年后的2015年6月12日，就飙升到5166.35的高点。在这轮大涨之前，中国股市的最重大贡献就是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除了因北京即将在第二年举办奥运会而进入兴奋状态的2007年，上证指数在2000-2013年间几乎没什么增长。但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之下，在被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大幅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孟买的Sensex指数在同一时期增加了四倍。不过，中国领导层似乎决心逆转市场下降势头。他们采取的举措，有些比较极端，而且涉及面广：政府主导的规模庞大的股份购买计划，禁止大股东抛售股票，禁止发行新股，暂停很多股票的交易，调查"恶意"卖空行为，以及指派公安系统官员检查交易记录。

    但是，在6月崩盘之前的这次牛市期间，金融部门开始与其他经济部门发生关联，因为有大量使用借贷资金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交易活动。保证金债务在这一时期增加了四倍，它是这轮股市狂飙的唯一推动力。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为自己最近的市场干预寻找的理由是，保证金违约可能会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论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它的逻辑有点像一个男孩在杀害父母之后请求宽大处理，原因是他现在是个孤儿了。

    目前出现的乱局完全是当局积极鼓励股票投资和松懈监管带来的后果。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大肆赞扬中国股市，监管当局则默许危险的保证金交易发生。

    在这波股市大涨中，基本面因其缺位才变得引人注目。这一时期，中国GDP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许多公司收入不断下滑。经济产能过剩问题加重，而且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已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之中。

    但股票市场却大幅上扬。这已经不是非理性的繁荣，而是非理性的爆炸。

    除了一小群政策精英外，人们大多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领导人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但中国官员对惊人GDP数字的痴迷由来已久。可能是一些看重统计数字的人物占据了上风，他们辩称，对中国领导层而言，只要缺少增长奇迹，就意味着灾难。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上台之后，开始明智地以谈论"新常态"的方式放低GDP增长预期。"新常态"是指GDP应该保持大约7%的年增长，而非9%-10%。这是比较合理的。

    经过30年超负荷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比过去庞大许多，在一个更高的基数上实现高增长，比过去在低基数上要难得多。至2014年，中国已经把经济增长这颗果树上容易够得着的果子摘得差不多了，比如简单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加工。而向依靠技术和创新的下一增长阶段过度，则需要时间、耐心，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尽管主张经济发展实行新常态，但增长作为当务之急的情况又再度出现。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间，中央银行曾三次下调利率，之后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以支撑股票市场。这些注入的流动资金，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内无处释放，转而助长股票市场的资本投机活动。在短期内，市场增长给一系列因GDP增长放缓而产生的问题带来了表面的解决方案。高估值使企业负债情况看起来比实际情况好，上涨的股票价格可以弥补消费者劳动收入的减少，也可以大量刺激消费。

    中国领导层继续采取了一种会让资产泡沫膨胀并维持下去的危险策略，而非选择适度增长和深化改革的发展道路，因为前一种方式可以显示出他们仍然具有无所不能的魔力。

    这里存在极大的讽刺性。自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层的一大非凡业绩是，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投资、发展私人企业和并非完全由政府掌控的资本市场，让中国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全知全能。中国经济繁荣起来，不是因为政府变得更强大，而是因为政府的力量变小了。

    中国领导层是其自身最大的敌人，往往跟自己过不去。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却是遏制腐败最有利的武器，而腐败又是习近平投入大量政治资本要竭力解决的猖獗问题。他们逮捕可以制衡地方官员权力的律师，尽管这些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在损害中央政府的声誉，并侵蚀其存在的合法性。他们还选择了一个善变且又难以预测的系统——中国股票市场，作为展示自身实现经济增长的技能和本事的舞台。

    通过放开保证金交易，政府不经意地将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引入了被很多中国人视为稳定和安全的终极所在的银行系统。在股票市场蒸发的财富大约有3到4万亿美元，这数目过于庞大，任何干预计划都难以完全弥补。但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一个政府的信誉，这个政府执意要让外界认为它有着无所不能的力量，尽管它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学教授。

    —— 原载: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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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1, 2015, 6:36:26 AM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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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结局：中国惨败于苏联侵华——斯大林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侵华史（殷敏鸿）

    Posted: 10 Aug 2015 04:50 PM PDT

    被苏联非法吞并的中国唐努乌梁海与在苏联操纵下从中国分裂的外蒙古

    在中国大陆，存在两种抗战史。一种是官媒长期宣传的"中流砥柱"抗战史，这种抗战史已经遇到了严重信任危机。第二种是近年来随着宣传研究范围的扩大，更全面，更符合史实的抗战史，这类抗战史没有抹杀国军和国民党等力量的巨大抗战功绩，对第一种抗战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但这仍然是严重残缺的抗战史，这类抗战史忽视了抗战时期的基本史实：除了日本全面侵华之外，还有苏联也曾大规模侵略中国。对那段中国苦难历史的完整叙述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侵华史。

    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抗战时期日本和苏联共同侵华，斯大林是苏联侵华元凶，结局是日本败于中国和苏联，中国又惨败于苏联，苏联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抗战总体来说是以失败告终，中国是二战战胜国中领土损失最大的国家，领土损失也超过了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苏联侵华极大地影响了抗战的发展和结局，更深刻影响到抗战后中国的的命运。

    从中国版图的变化可以直观地看出这一结果：二战结束后，日本将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归还中国，但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唐努乌梁海却被苏联吞并，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独立，成为苏联牢牢控制下的卫星国，这是中国数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国土分裂事件，中国版图形状由海棠叶大大缩水成鸡。

    正如邓小平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指出的：欺负中国的列强中，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中苏(俄)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抗战结束已经整整70年，中国应该正视完整的抗战历史，吸取教训，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曾指出：苏俄是德意法西斯的老师。随着大量历史真相被逐渐揭露，越来越多历史学者认为：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苏联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属于与纳粹德国类似的法西斯国家，就内政而言，苏联当权者在国内奉行残酷的专制独裁政策，大清洗、大饥荒和大镇压导致数以千万计的苏联人非正常死亡，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德意日这样的典型法西斯国家。

    在对外方面，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密谋侵略瓜分东欧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苏联与纳粹德国先后侵略波兰，共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又侵略芬兰等国。1941年6月，苏德内讧，德国抢先进攻苏联，苏联被迫成为反纳粹力量，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帮助下取得胜利。二战结束后，苏联领土增加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被苏联完全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并使东欧多个国家和外蒙古成为苏联卫星国。苏联通过二战在全世界急剧扩张，成为唯一大获全胜，逃脱惩罚的法西斯侵略者。

    日本和西德战败后便抛弃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成功改造成现代民主文明国家，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伤害，在二战结束后仍延续很长时间。

    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史。

    苏俄早在成立之初，就侵占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时间比日本侵占东北还要早得多。斯大林上台后，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力度，1929年在东北爆发苏联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中国北方还存在苏联非法驻军并全面控制，不被中国与世界承认的两个傀儡国家：图瓦人民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与日军占领下的伪满洲国（东北）性质相同。

    中国军民浴血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牵制日军大部分军力，使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批军队参加对德作战，有力地支持了苏联卫国战争，但苏联却恩将仇报，还对中国趁火打劫，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践踏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成为日本侵华最大帮凶，于1937年和1944年大规模出兵侵略中国新疆，在远东地区清洗屠杀大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如海参崴的华人全部被清除。1944年更是非法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今未归还，苏联这一侵略行为比日本还恶劣，日本都未曾在没有签订条约的情况下公然将中国领土划为日本领土。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后两日，苏军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匆忙出兵东北夺取胜利果实，非法抢劫大量财富和工业设备，奸淫掳掠，迫使中国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日与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将中东铁路，旅顺大连港口等权益让给苏联。

    更多相关内容可以百度笔者发表在共识网的拙文《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网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404123117.html

    中国承认苏联对中国抗战有过许多支持，曾多次表示感谢并付给大量补偿，但和抗战时期苏联侵华对中国的伤害及苏联从中国获得的利益相比，几乎是芝麻与西瓜的分别。 

    俄国之祸，远超日本。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就已经至少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而苏联侵华扩张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又超过了沙俄侵华。日本早已战败投降，并归还台湾，多次道歉反省，而俄国与苏联侵华至少使中国丧失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北方国土，至今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严重损害中国的尊严和利益，对如此重大的侵华历史，不能没有一个说法。中国有责任正视、研究和宣传这段历史，并向苏联的继任者俄罗斯讨还公道，最起码，中国应该要求俄罗斯承认和公布侵华历史，并向中国道歉，承诺不再犯。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苏联侵华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中俄和解，建立真正平等健康持久稳定的中俄关系，遏制俄罗斯重新侵略扩张，促进世界和平。

    与俄罗斯为邻的欧洲国家对于苏联侵略历史的认识比较客观，2008年，欧洲议会将二战前夕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8月23日设立为"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通过决议支持。

    中国同样有理由，有必要将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4月13日设为"斯大林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受难者纪念日"。在中国最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4月，苏联背信弃义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相互承认满洲国和蒙古的国家地位，践踏中国主权，导致日军加大南下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的力度，致使中国抗战雪上加霜，苏联成为日本侵华最大帮凶。

    中国更需要增加对苏联侵华历史的研究和纪念力度，促进历史真相的还原，展示真实完整的抗战史实，将同一时期苏联侵华与日本侵华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选择性遗忘和双重标准不但是对苏联侵华死难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更多的抗战死难者的不尊重，也对不起失去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等重大代价，中国不能付出了惨重代价和千万伤亡，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只有中国人自己正视历史，不搞选择性失明和双重标准，才能讨还公道，维护国家尊严，收获真正的和平与友谊，获得世界的真正尊重。

    胡平：结束老人干政与强化个人独裁

    Posted: 10 Aug 2015 04:47 PM PDT

    北戴河

    今天的《人民日报》第7版《思想纵横》栏目，刊登了一篇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官、中国作协会员顾伯冲的文章，题目是"辩证看待'人走茶凉'"。

    文章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稍不遂愿，就感叹"人走茶凉"，指责他人"势利眼"。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而且导致一些单位庸俗风气盛行，甚或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搞得人心涣散、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明眼人一望而知，这篇文章是不点名地批评江泽民。

    近一周来，关于北戴河会议到底开不开的各种传言满天飞。依我看，从习近平的角度，他一定不想开，免得反对者联手串通，借机发难。

    我们知道，中共的特色之一就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

    对中共而言，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是最大的会，但是尽人皆知，党代会只是橡皮图章，所有该解决的重大问题都是在会前就解决了，然后再开党代会走个过场。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小会，例如政治局会议，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是解决重大问题。有些特别重大的问题甚至不是通过正式会议解决的，而是通过不正式的会议解决的。例如当年胡耀邦被逼下台就是通过所谓"生活会"解决的。

    北戴河会议本来是非正式会议，但正因为非正式，反而可能很重要。

    第一，出席北戴河会议的不只是在位的党国领导人，还有退位的党国领导人。换言之，北戴河会议给退位的元老们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干政机会。

    第二，名义上，党国大老们去北戴河是去避暑休闲的，有的还会带上家眷，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可以串门聊天，互通声气，交换政见，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联起手来，在会上采取某种共同行动，从而给习近平构成严重的挑战。

    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除非他相信自己微操胜券，否则，这样的会最好不开。

    习近平上任以来，大力开展反腐败打大老虎运动，很多在位的高官和退位的元老都深感威胁，但苦于没有互通声气、联手发难的机会，所以节节败退。对他们来说，北戴河会议是天赐良机。所以他们会力促北戴河会议召开。但如果习近平让北戴河会议开不成，反对派们就没戏了。

    说起退位元老垂帘听政，邓小平是始作俑者；而这种做法又和他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密切相关。邓小平死后，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按说已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江泽民一派为了阻止团派的李克强上位，在十七大前搞了一次摸底投票。据说在那次投票中，习近平的票数超过李克强，于是习近平就取代李克强，成了第五代接班人。

    在十八大前，令计划和李源潮又依样画葫芦，也搞了一次摸底投票，照理说这就应该成为选择第六代接班人的重要参照。习近平出任总书记，由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派元老的力量互相抵消，本来就造成了老人干政的衰落和习近平一人独大。然后习近平又借助于打倒令计划，否定了十八大前的摸底投票。这就给习近平自己一手确定接班人扫除了障碍。

    如此说来，习近平想结束老人干政，但是又不想采取哪怕很微小的一点党内民主，可见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已。

    －－－－－

    何光沪：建议纠正浙江“拆除十字架”运动

    Posted: 10 Aug 2015 04:13 PM PDT

    （作者何光沪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
    摘要：浙江省历时一年半"拆除十字架"的做法或运动，从五个方面来看应该纠正：从依法行政、依宪行政方面来看，属于大规模行政违法；从社会稳定、群众心理方面来看，无端刺激伤害大量群众；从国际影响、国家形象方面来看，有百害而无一利；从世界宗教、历史文化方面来看，表现了浙江领导的狭隘无知；从政策基础和宗教理论来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温和的纠正方法，是修改该省正在起草的有关条例，写入并公布保护、恢复宗教场所标志的规定；较彻底的纠正方法，应该包括赔偿有关的财产和人身伤害的损失。
    浙江省从去年2月开始拆除"违建"，发展为专门拆除教堂十字架，迄今已经动用警察和其他强力手段，拆除约1200座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上的十字架。因其历时一年有半且未见终止（甚至拆除基督教慈善医院上的十字架），在全省已从城镇通衢推到穷乡僻壤，称之为运动，似不为过。其间还使用威胁和暴力，强压信众的和平抵制而造成人身伤害和流血，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鉴于以下理由，建议立即纠正浙江省的这一做法或"运动"：
    从依法行政、依宪行政的方面来看，这一做法或运动属于大规模的行政违法：侵犯群众的集体财物，违反《物权法》；侵犯民众的财产和人身权利，违反《刑法》；侵犯信众的宗教权利（遵奉传统、表达信仰、各教平等），违反《宪法》。事后制定行政规范来制造根据，也违反行政条例不可违法、不可追溯、不可违宪等法律原则。

    从社会稳定、群众心理的方面来看，这一做法或运动在原先安定无事的状态下对大量群众无端造成刺激：该省基督教和天主教历史悠久，信众达数百万，伤害其宗教感情是毫无必要的。成立几十年以来都拥护党和国家政策的省天主教"一会一团"和基督教"两会"，第一次公开提出抗议，作为这种刺激和伤害的可见反映，实在值得重视和反思！

    从国际影响、国家形象的方面来看，这一做法或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浙江基督教在全国和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全球华侨基督教会中，温州人办的教会最多、影响最大），故该省宗教工作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都会传遍世界。

    对"两会"的抗议，省领导的反应居然是没收其公章，这等于向世界宣布我国宗教不自由，教会属"官办"！

    从世界宗教、历史文化的方面来看，这一做法或运动表现了浙江领导的狭隘无知：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标志，都关系到其信仰历史和感情核心；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十字架，同佛教的佛像和伊斯兰教的新月一样，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符号。在许多国家的国旗和各宗教并列的场合必有十字架的当代世界上，浙江省的做法只能成为文明世界的笑柄。

    从政策基础和马列理论的方面来看，这一做法或运动背离了党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坚决主张"政教分离"、让宗教成为"公民的私事"、公民"不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权利不同"，反复告诫要"慎之又慎"，不要刺激群众的宗教感情，指出"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这些理论实际上继承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在现代政治中已经成为常识。

    总而言之，为了实施"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消除"长官意志"的千年弊病，建议通过纠正浙江省这一做法或运动，消除上述各方面的恶果，把一件大规模行政违法的坏事，变成一件向世界宣示法治决心的好事。

    最温和的具体做法，可以是大幅度修改并公布浙江省正在征求意见的有关条例，把保护宗教场所标志和宗教表达权利等规定列入其中，实际上允许教堂恢复十字架标志。较彻底的做法，则应该包括赔偿有关财产和人身伤害的损失。当然，中央领导也可以考虑或采用其他更好的方式，例如允许通过诉讼程序，来达到纠正的目的。

    谨致
    敬礼！

    2015年7月18-20日

    楚梦：模糊混乱的抗战叙述

    Posted: 10 Aug 2015 04:07 PM PDT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了，可是中国史学界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不堪的，尤其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甚。
    　　作为战胜国，作为遭受日本侵略和破坏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漫长的八年抗战是谁在主导、经历过哪些重大的战役和事件、胜利究竟是如何取得的?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根本没有讲清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我是在改革开放前接受中学教育的，我所读的历史课本中根本没有正面战场的记述，除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之外，便只有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几百万无辜百姓、下令将千年古城长沙一把火烧掉、围剿新四军、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记录。到目前，45岁以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抗战记忆，而且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现在的历史书籍上有了正面战场的记录，但大多是零散的、碎片似的，没法让后人看到中国抗战的整体框架和壮烈画卷。人们看到的大都是些空洞无物的口号和夸大其词的成果。很少出现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中国与世界正义力量的协作互动、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的斗争全景、敌我双方的伤亡统计……
    　　我们的抗战叙述几乎是没有细节的，可能也是"宜粗不宜细"吧。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是如何展开的，重要关头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抗战叙述不仅模糊，而且相当混乱。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报刊上、内部资料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声讨美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文章、标语、宣传画，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媒体和其他宣传载体又开始讨伐苏联侵占日本北方四岛的行径，要求苏联无条件归还北方四岛给日本。让小小年纪的我以为是美帝很无理、很残忍。过去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现在又提维护二战后的格局，让人们很迷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都只字不提钓鱼岛，甚至在中日建交的时候也不提这个事关领土主权的问题，尤其让我迷惑的是，我们在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北方四岛的时候，怎么不顺便要求日本归还我们的钓鱼岛?上世纪末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让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现在不大提"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了，但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之后除了消灭近10万日军、俘虏近60万日军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却又语焉不详。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政府和政府军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却见不到踪影，不知道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是如何打下来的?这样的历史叙述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谁是中流砥柱其实都无关紧要，反正都是中国人，问题是必须要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要经得起历史检验。都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放在古代社会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现代社会可能比较难了。
    　　我们的抗战叙述，首先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纪念抗战爆发七十周年的讲话，让我看到了部分事实。他说："抗战期间，国军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浴血苦战，其中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00次、小型战斗3万9000次。国军伤亡322万官兵，包括268位将领殉国，其中上将7人、中将56人、少将205人，其中还包括共军将领。无辜百姓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人，财产损失更是不可计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讲话，我们的抗战史应该围绕着22次大型会战、1100次重要战斗、39000次小型战斗展开才是，也应该把八路军的战绩数字化、准确化才是。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军队、包括进攻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所歼灭的日军，不少是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的前一周甚至宣布投降之后发生的。这种战果不仅有水分，而且有点专打"落水狗"的意思，不那么义道。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44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有人也统计了中国战场歼灭日军数量，正面战场为53万、敌后战场为52万(敌后武工队的威力真大)。
    　　我们的抗战叙述，对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也不应该视而不见。
    　　比如，放弃内战，一致抗日的行为，比如将红军统一纳入政府军编制并供给武器、军晌，比如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抗战讲话……还有中国国土之外的努力，中国政府代表团奔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寻求苏联政府经济、军事支持，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频繁接触及其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和第一夫人宋美龄，为争取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日夜奔波于美国会、白宫和美各大洲之间、演讲百余场、会见美国政要、名人几千人。1938年，胡适经过多方的周旋，终于说服了美国财政部，达成了以桐油为抵押，向美国贷款的协议。据说，美国冻结日本人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及取消日本石油等物资的供应，与胡适不断游说罗斯福总统有莫大关系。部分不愿面对现实的美国政客将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归咎于胡适。在他们眼里，是胡适运用了中国古代的众横捭阖之术才导致了日美的刀兵相见。宋美龄黄跨美国东西部的巡回演讲，让美国人民包括美国国会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勇气以及危险的处境，赢得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美国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改变。特别是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以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把中国的英勇抗战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五分钟之久，直至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我们的抗战叙述，不应该忘记盟国对中国的支持。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共同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此协定，在抗战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国民政府因此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桐油贷款协议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主要的用途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运输。一般认为，这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的办法达成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协议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华锡贷款协议规定，中方在7年内售锡4万吨以清偿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钨砂贷款年息也是4厘，但条件更优惠，只规定中方在5年内运售钨砂偿还贷款。虽然按照合同的条款，中方不能购买中立法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方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了汽车、兵工物资、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得到更大的优惠。
    　　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了两笔贷款。1938年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用于滇缅路运输;次年3月18日，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法币的价值。
    　　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同时向日本的石油出口只可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英国和荷兰政府也立即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终于将日本军国主义逼到了绝路。
    　　事实上，美国的参战是导致日本投降的最关键的因素，当美国向日本宣战之后，不仅蒋介石露出了微笑，邱吉尔更是激动万分。日本强大的海军、空军皆为美军摧毁，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歼灭日军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歼敌数量。美国投掷在日本本土的两颗原子弹对日本投降起到了重大作用。虽然使用原子弹这种核武器很残忍，但据美国军事专家保留估计，如与日本本土决战，则美军至少损失150万，日军和日本贫民的损失就更大了。
    　　还有美国援助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飞虎队。驼峰航线死亡人数总计超过1500人。有时，每月飞机损失总额占所有飞机的50%，但仍在沿途服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4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单是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而总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滇缅公路被誉为"抗战输血管"，从物资上给抗战巨大的支持。据统计，缜缅公路货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934吨，1941年为132，193吨，1942年一二月间，在仰光告急的情况下，通过滇缅公路在50天内抢运物资52，000吨，其中绝大数都是抗战急需的汽油、兵工器材、药品等战略物资，其重要性再见一斑。大批外国援华物资增强了中国抗战军力，有资料表明，与抗战初期相比，到1940年;国军战斗力提高了5倍。
    　　当然，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了不少支持，特别是抗战前期。尽管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免日本北犯苏联，但她们客观上还是帮助了中国，包括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势力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是斯大林下令中共必须保证蒋的安全并释放蒋，才确保了中国的战时统一(尽管也是出于保护苏联的目的)。
    　　1937年9月9日，中国军事代表与苏方代表团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并于9月14日达成了一些具体供应协议。苏联决定首先尽快向中国提供一些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弹药和零件等军事装备和器材，并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官，以训练中国军队，最有效地发挥这批苏联军事装备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从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直至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供应中国陆、空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数额也是比较大的。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的第一年里，中国就从苏联获得了20个师的全部装备。获得过上亿美元的贷款。然而，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了令世人震惊的《日苏中立条约》，将中国和最基本的道义弃之一边。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主权、财产的损害和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远远大于她对关东军的歼灭，因为在苏联出兵前，日本已经准备投降了。她于日本投降前6天出师东北，对日本投降意义不大。
    　　1945年9月24日起，苏军当局在东北发行军用票，变相地让中国负担了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该票以元为单位，与东北货币共同流通，比价为一比一。
    　　日本一投降，苏联就背着自己的盟友(包括中国)，几乎将全部日本在东北的资产据为己有。非但如此，苏方还闪烁其词地宣称：苏军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是根据三巨头或许在雅尔塔，或许在柏林达成的协议。这就更加激起盟国的一致抗议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雅尔塔协议规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资产首先应满足对中国的战争赔款)。1946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断然指出："据其所知，美英苏三强间，并无准许苏联搬运满洲方面日本机器之协定。"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本政府不接受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设备(即工业企业之附属品)之任何解释"，并将其2月9日致中苏两国(其实针对苏联)的照会公开发表，把美国的立场和主张(认为对日本国外资产，例如满洲的日本资产的最后处理，乃一切担负击败日本主要责任的盟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建议成立盟国对日索取赔偿委员会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公诸于世，进一步引起盟国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3月6日，英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搬运东北机器设备没有任何协议根据，东北日本资产应由盟国共同解决，在解决之前，应由资产所在国(中国)保存。并于3月9日照会苏联政府，英国"对于第三者(即苏联)擅自运走此类财产(东北机器设备)不能同意"。美国62名社会各界名流还发表"对中国东北宣言书"，严厉批评雅尔塔协定和苏联，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该宣言书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公布，使中国对美国的名誉信念发生动摇。苏联仅以6日几乎不流血的战争，"竟藐视数年以还经历痛苦失败，卒赖共同牺牲，获致太平洋战争胜利之中美两国，中国于此危机中之反应，自属明白，然美国之反应又如和耶?""吾人必须为中国力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之呼声，彻底修正雅尔塔协定之要求。"外国报刊纷纷谴责苏联违法行为，对中国所受浩劫表示同情，对中国正义要求表示支持。但是，苏联完全不顾美英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3月12日复照美英，强硬坚持"任何日军所属物件，苏军悉可视为战利品"。
    　　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0,714,845日元(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的1,363,484,499.92美元(13亿6千万美元)。尚不含没有折价的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当时1克黄金价格为1.28美元.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321万，财产损失133亿美元。1945―1946年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当然，还有八路军及其敌后抗日力量的贡献，但我们以前的抗战叙述主要就是这些，就不用我多絮了。
    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的抗战叙述必不可少的内容，缺少了那一项都不完整和全面，都是对为抗战付出鲜血和努力的政府和人民的不尊重，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共识网，发表于 2015 年 08 月 10 日 由 lixindai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2, 2015, 6:32:05 AM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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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雄：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

    Posted: 11 Aug 2015 12:35 PM PDT

    图为从网上下载的在西藏自治区佛协会议上,佛协会长珠康·土登克珠活佛在发言
    目前中国当局对僧团领袖采取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防止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是僧团领袖对民众讲经传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就受当局的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他们举办社区公益事业也被当局严加防范。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一旦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会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官职，提供优厚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当局批准。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还把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
    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基本没有，宗教戒律理论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而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上述措施引导僧团领袖，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于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这就是释迦牟尼的预言——"毁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

    (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朱忠康：汉奸的谎言演绎抗日的胜利

    Posted: 11 Aug 2015 12:32 PM PDT

    网络图片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它也是一个腐败大国、谎言大国，腐败和谎言相结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那真是没法治了！"中共的统治者在台上都是人模人样，讲得振振有词，说得冠冕堂皇，一个个都像是高风亮节廉洁奉公的楷模，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是背后却是一肚子坏水，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几乎五毒俱全。谎言已经成为国人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民族标记。
    李慎之曾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中国成为世界谎言国，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和中共之后才形成的，尤其是两个事件的谎言造成的灾难是巨大和深刻的：一个是大跃进，一个就是抗日战争。  

    大跃进谎言："饿杀"了四千万人
    大跃进期间，谎言被吹上了天，吹破了天，每一次撒谎都被当作卫星放送。那时中国还没有人造卫星，但是中国的吹牛卫星却是每天放送。那时中国人互相比赛谁最能撒谎谁最能吹牛，谁就是响当当的人物，这种人就能马上入党升官，一路高升。1958年9月间，《人民日报》、《广西日报》等国内十多家报刊先后报道了广西环江县创造了亩产十三万斤水稻的高产纪录。
    天哪！亩产13万斤，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要知道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份《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规定，在12年内在全国几个主要不同地区的粮食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要求。但是在广西环江县1958年竟创造了亩产13万斤的记录，几乎是《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二、三百倍。这个奇迹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原来这个记录是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洪华炮制出来的。这个地区曾是反右运动的重点区，县委正副书记3人也在反右中落马。洪华以极左面目出现，他不但要在政治上反右，而且要在农业经济发展上争当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们把几十亩地长势良好的稻谷连根拔起，都集中栽种到几亩试验田里，并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当场验收，亲眼看看这高产丰产记录的诞生。9月9日这天参观验收的人多达6000人，整个中国都轰动了。这几亩试验田经过集中栽种，在担谷运送过程中从中插队、再通过重复过秤后，终于创造了亩产130434斤10两的世界记录。环江县成了闻名全国的红旗县，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也成为制造"卫星"的功臣。他成为共产党的化身，他要到哪里去，群众都要列队欢迎。有一次要去川山公社巡视，公社干部全体出动，连夜组织全社农民打着火把天亮前赶到公社路边等候洪华的到来。全社总人口18000多人，出动的有11000多人，欢迎队伍达五里之长。
    为了这场造假的谎言达到乱真程度，官方动用了专政工具，凡是任何人只要说这是造假，或是对它有怀疑而不信，就会立即以反革命和右派罪名被抓捕被批斗。
    接着悲剧也很快发生了，全县一年内共死亡22685人，绝大部分属于饿死。死亡率达百分之十四。而这一年洪华因为"放卫星"有"功"，1960年1月却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从此"谁比谁更坏"成了中共国的逻辑。
    一个小小的环江县，全县总人口162170人，一年内竟死了22685人，那么全国由于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竟高达4000万人！
    我把这种饿死比作是"饿杀"，那么为什么称它是"饿杀"呢？因为饿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农民都去大炼钢铁去了，成熟的庄稼没人收割，这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信里提到的这种情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但是更主要的是，强迫农民上交公粮！
    原来在旧中国农民租了地主的田耕作，就得要交租，到了收割季节，如果你收了1000斤的稻谷，就要交给地主200斤，就像现在你借了别人的钱要付利息一样。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为了夺权，硬把这种收租称为剥削，于是地主也就变成了剥削阶级，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和革命。1949年后，地主和富农都成了被打倒的专政对象，在中共"地富反坏右"黑名单中，首先就有了"地富"的位置。许许多多的地主就是在中共统治后在土改运动中被镇压被枪杀被乱棍打死被活埋的。
    中共把从地主手里夺取过来的财产分给了农民，让农民有一种"翻身作主"的感觉，于是工农联盟中的农民都对中共和毛泽东感恩戴德，高喊万岁不止。
    不料好景不常农民分到了田之后，经过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的一番折腾，到手的田都变为集体和国家所有，农民又变成了无产者。他们在收获和打下粮食之后，也要向国家交租，不过名词改了，过去向地主缴的是"地租"，而向中共缴的是"公粮"，而且不叫"缴"，叫做"献"，"公粮"前面还加个修饰词"爱国"——统称为"向国家献爱国公粮"。
    到了大跃进的发疯年代，不但毛泽东要在国际舞台上逞能逞强，而且每个中国人都像疯子一样，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定能做得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牛皮随便吹，牛皮到处吹，直到吹破了天的那一天。
    共产党是个蛮不讲理的强盗，既然你吹了这么多，高产了这么多，那么在缴纳公粮的时候也得根据你吹牛的数字来征收，这下子不但农民傻了眼，干部们也傻了眼。农田哪有打几千斤几万斤的，那都是做做样子，响应响应号召而已，不可当真，因为每亩实际收成只有几百斤而已。但是中共就是要较劲，就是凭你虚吹的数字来收缴你的公粮。此时你把所收的粮食全部上缴都不够，不够就是活该，谁让你放高产卫星的。你不仅没有了种子粮（为下一年播种准备的种子），而且已经没有粮食吃了。但是大队公社的官员们却说你家里还藏着粮食故意瞒报，于是派民兵到你家翻箱倒柜的找，挖地三尺的找，只要找到就把你家的粮食连锅端。然后就监视着各家各户，谁家里晚上在冒烟，就立刻踹门冲了进来，把你家里熬的粥锅打烂了砸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受灾之后，还可以逃荒，到外地去讨饭；那时有钱人还拿出粮食赈灾救济难民，到处设立粥棚，只要你伸盆，大勺的粥就往你的盆里倒，所以那时很少饿死人。但是在中共统治下，过去这些有钱的富人和善良的地主都被中共打倒了，他们也都沦落为食不果腹的穷人了，自身都难保还有什么救济。农民到外地去讨饭也不行，中共就派了民兵堵在路口，不许饥民外出逃荒，说是别给优越的社会主义抹黑。把最后的一道门给堵死了，就这样在中共的打手们眼皮底下全家全村都被活活饿死了。
    在这四千万的饿死人中，没有县官乡官村官，没有他们豢养的打手爪牙。他们的大人小孩都吃得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公社食堂成了他们家的饭馆了。
    所以我在过去写文章时，都把这种饿死称为"饿杀"，它是中共利用剥夺口粮的方法来大量致农民死地的，这不就是变相的"杀"吗。
    当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杀"时，中共粮库里的粮食却堆积如山，还把大批粮食送给朝鲜、越南、古巴和非洲国家，为国际主义作贡献。在中共的眼里，中国人的命比非洲人，比朝鲜人、越南人更不值钱！
    这就是中共用谎言鼓动中国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为了掩盖这个谎言又必须制造出更多的谎言，如：饿死人是因为三年的自然灾害，中共把罪责推给了老天爷，反正老天也不会说话辩解——实际上1959至1961年正是风调雨顺年景；中共又制造出"苏联逼债"的谎言——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想支援中国，却被毛泽东一口拒绝，说是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苏修"的救济！
    现在全世界都异口同声都称这是一场由毛泽东荒谬的"大跃进"造成的"人祸"！但是中共统治者五十多年就是这样昧着良心说瞎话！习近平上台后，更是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TMD"饿杀"了四千万人还不能否定，是人话吗？

    抗日谎言：使强盗土匪山大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第二个抗日的谎言更离谱，制造这种谎言也非常困难，必须全民动员，精心打造才行。但是毛泽东和中共都做到了，把抗日谎言演绎成了像真的是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了国门一样。

    1、连鬼都相信的"宇宙真理"
    可以想象，如果要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打垮一个全副钢铁盔甲的战士，总不能写成一拳就把他击倒，一腿就把他踹飞，你得要写出他运用十八般武艺的功夫来，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承认：的确是一个肉身打垮了一个钢铁战士。在这方面中共的御用文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共虽然拍出了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这样抗击国民党军的恢宏场面，声势浩大的电影，但却没有拍过一部如此声势的抗日电影，这是因为在中共的抗日史上根本没有与日本人打这种仗的历史，所以在中共的书刊报章和教科书上，八年的抗日历史，写不出一件能摆上台面的像样的事迹来。
    但是中共却又拍了许多抗日题材的电影，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甚至小孩子都能把敌人头目玩得团团转的《小兵张嘎》。那文革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祖孙三代，铁梅高举红灯的《红灯记》，还有开着茶馆阿庆嫂智斗顽敌的《沙家滨》……于是中共把这种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变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战术法宝猛吹猛擂。十多亿人经过这样反复不断的洗脑教育，就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倍尔说的 "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那样，再经过"三个代表""三个自信"提高到"宇宙真理"，于是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谎言不但连大人小孩都会相信，连鬼都会相信。
    而中国古代许多成语也被中共用在撒谎和骗人的手段上。如"无中生有"——明明中共只有一分在抗日，其它的精力都用在宣传和扩大地盘上，它却说成中共是百分之百在抗日；"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自己躲在延安山沟沟里不抗日反诬蒋介石躲在四川峨嵋山上不抗日；明明自己是与日本勾结的汉奸，却骂蒋介石是投降派、卖国贼；明明是国军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全身的日寇进行抗击，却说国民党军是一打就逃的溃败之军、投降之军……

    2、汉奸卖国的证据：建立"国中之国"苏维埃
    其实中共是抗日主力军的谎言是不堪一击的。它越是声称自己是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就越暴露出它的出卖祖国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不知道这事件，但是有一首歌却"耳熟能详"，歌名就叫《松花江上》，歌中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我有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最后歌中凄凉地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建立了满洲国，从此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所以中国抗日历史从九一八算起长达14年之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从那时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称之为"八年抗战"。
    就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东三省时，毛泽东和中共在干什么呢，在干着分裂祖国出卖祖国的汉奸卖国贼的勾当。就在日本侵略后短短的两个月，即1931年的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国家，它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构叫做中央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中共宣称它没有祖国，它的祖国就是苏维埃苏联，所以这个政府发行的货币上的头像就是列宁。国旗上和铜元上是苏联的国徽就是镰刀斧头。
    这个国家有首都，即是江西瑞金，这个国家制定了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和各项政策法令，它把这个地区叫做"苏区"，意思就是苏联的区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和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货币 

    请问中共：今天有人在家里与朋友聊聊天谈谈话，议论一下国家大事，就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绳之以法被抓捕法办，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共人物却在中华民国的国家里建立了一个小国家，而且这个小国家打的是别人家的旗号，还是在国难当头，日军大举入侵东北建立满洲国的时候，你中共却与日寇遥相呼应，在南方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种行为算是什么行为？是不是分裂祖国的行为，是不是出卖祖国的行为，是不是一种汉奸卖国贼的行为?
    但是因为你无耻的谎言，把它说成是革命的行为，于是江西瑞金被说成是新中国的摇篮，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总之，尽量的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3、当了汉奸卖国贼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
    当它打着革命的旗号，高喊着工农大众的口号，干的却是这些汉奸卖国卑鄙勾当时，却又栽赃陷害，把日军占领东三省的责任推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说是因为蒋介石发出了"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在蒋介石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下沦亡了"（《中学历史复习指导》一书215页）。
    事隔五十多年有人在美国纽约問张学良，中共拍的《西安事变》电影中，说东北军对日本人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因为蒋介石有一手谕给张，让其不抵抗。于是问张"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他还说"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当时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日本的128名骑兵，能够兵不血刃地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见双方部队实力的悬殊！

    4、"西安事变"挑起了盲目的民族主义抗日狂潮
    后來蔣介石任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与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共同剿共，结果张学良被中共统战，他不但没有去剿共，相反却在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委员长，逼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称"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此时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真可谓岌岌可危风雨飘摇，从清朝接收过来的是一堆腐败的烂摊子，不久袁世凯还想当皇帝，张勋想复辟，接着是北洋军阀、直系、奉系、皖系、桂系军阀之间的一通混战，国家还没有统一安定。很快又是北方日本入侵，南方中共苏维埃成立。此时蒋介石想先把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再积蓄力量与小日本大干一场。但是国内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中共挑动和教唆，要蒋介石抗击日本。蒋介石进退两难，避免发生中日战争吧，中共和民众说你是汉奸卖国贼，如果战争必定一打就输，他们又说蒋介石是投降派逃跑主义，真是两头不是人。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样就满足了中共的要求，搞了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这次"西安事变"，使整个中国改变了历史走向,使当时只剩3万人、几乎被剿灭的红军得以幸存。随后不到十年，中共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把国民党打得丢盔弃甲退到台湾。

    5、共军吃着国民党饭，干着砸国民党锅的勾当
    "西安事变"相隔半年后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宣布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一个月后，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日军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共乘人之危与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谈判，迫使蒋介石同意把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一二九师。10月间，又把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从那时起，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吃着国民党饭，领着国民党的饷金，拿着国民党发的武器，专门干着"吃饭砸锅"的勾当。他们是"一分抗日"对付对付，"二分敷衍"应付应付，"七分"是在宣传和扩大地盘，为后来打垮国民党积蓄力量。
    最终结果是吃着国民党的饭，砸着国民党的锅，最后连锅一起端，把国民党踹到台湾小岛了。
    而这个在国民党编制中的一部分兵力，在中共的党史上教科书上竟变成了抗击日军的主力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像这样的谎话在中共的报刊杂志书籍戏剧电影电视里比比皆是，俯拾皆是，早就已司空见惯。

    6、中共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都是假的
    这些被蒋介石改编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在毛泽东指导下，早就变成了专门从背后打击国军的助纣为虐的汉奸部队。虽然林彪在平型关跟日本人打过一仗，但那对付的只是一百多个赶着马车驴车的一支运粮部队，仅仅打了几个小时，消灭了近百个鬼子，彭德怀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着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
    而这场小规模的战斗被中共吹嘘成"平型关大捷"，称"消灭了一千多个日本兵，缴获了日军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全部烧毁），九二步兵炮一门（无炮弹）、七三、七五山炮弹2000余发、长短枪10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等战利品！"
    消灭100个鬼子，夸大为1000，缴获100条步枪夸大为1000余支，还有汽车大炮等！而这种谎言却又遭到毛泽东的斥责，因为老毛根本不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去打了就是错，所以几十年后，林彪虽然当上了副统帅，当上了毛的接班人，但是当他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后，这新账和老账都一起算了。"平型关大捷"就一笔勾销了。这次习近平重排抗战十大战役，其中九场是蒋介石直接领导国军打的，另一场是中共的"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未被入选，是不是与林彪的叛逃因素有关，不得而知。
    另一场被中共大肆宣传的是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但在网上称具体组织者是聂荣臻，是一场"对石家庄至平定段正太路的破袭战，袭击重点是娘子关至井陉矿区及其两侧地区。并对区域内铁路、公路、桥梁进行破坏，以牵制敌人向正太路的增援。"最后这场破袭战以百团大战的胜利而告终。据说八路军投入了100多个团，40万人，在三个半月内，与敌人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5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50多公里……
    你信这个数字吗？七十五年前的中共仅在华北一次战役就有40万人投入!这是神话还是天方夜谭？

    7、中共的游击战引起日军的疯狂杀戮
    且不说这场当时为了宣传造势鼓舞士气的战斗，是不是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但是它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每一场袭击，将会造成日军对无辜百姓的疯狂报复。从此日军展开了大扫荡，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制造了许多"无人区"，禁止任何人出入。
    本人曾参观过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1932年9月15日的中秋节之夜，侵占抚顺的日军遭到路过这里的游击队打击，为了报复，第二天日军把全村男女老幼三千多人都赶到平顶山脚下，声称为村民合影留念照相。当日军掀掉蒙在相机上的黑布之后，露出的竟是一架架瞄准着他们的乌黑机枪。一阵猛扫，凄惨的哭叫声响彻整个广场和山村，三千多村民都倒在血泊之中，转眼间广场一片血海。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场百团大战取得了歼灭25000名日伪军的胜利，中国的老百姓将要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如果日军的报复以十倍来算，中国人将被夺走25万生命，如果以百倍计算，将要夺走250万条生命。
    中共是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在这辉煌胜利的背后是无辜百姓的巨大灾难！

    8、中共的元帅和将军们有建立抗日功勋的吗？没有
    除了这两位中共将领打了这两场胜仗之外，在中共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59位少将中还有哪几位是因为抗日成为将军和元帅的？没有。他们只不过在消灭自己同胞的内战中成为骁勇的猛将，而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在转战各个抗日战场多次英勇奋战后被消磨了士气又筋疲力尽的国军将士，那是一支养精蓄锐精神饱满的部队对一支已经打了八年大仗的部队的一次不公正的较量，虽然中共取得了消灭八百万国军的胜利，但那是一场无耻的胜利，卑鄙的胜利。
    直到日军即将投降快要迎来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共仍然在用谎言夺取它的胜利，它吐出"下山摘桃"最露骨的毒涎，喷出令人发指的最卑鄙的诅咒，射出最疯狂的"向日寇最后一击"的命令，然后宣示自己才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英雄！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墨写的还是血写的谎言都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在日本天皇的诏书上写的是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日本代表是向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低头，日本代表是在中华民国指定文件上签字认输；在"密苏里号"军舰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参加的十多个盟国代表团中，中华民国政府是第二个代表团在签字桌上签的字……
    中共你能有脸说是你代表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中共领导人是一伙汉奸卖国贼
    中共为什么要用谎言来欺骗中国人和世界人民，把真正抗日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诬蔑成为汉奸卖国贼，就因为中共自己才是毛泽东领导下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集团，它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是汉奸卖国贼。
    派潘汉年去勾结日本，攻击国军，瓜分中国，为了杀人灭口，把潘汉年打入死牢，这是毛泽东指示的；
    让日本军队多占地，"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这是毛泽东讲的；
    把所有的战犯像招待贵宾一样，每天大鱼大肉招待他们，再把这些刽子手们宽大释放，这是毛泽东干的，中共干的；
    把日本战争赔款一笔勾销，这是毛泽东决定的；
    把钓鱼岛说成是日本领土，这是周恩来说的，《人民日报》刊登的；
    一再感谢日本的侵略，多次发表皇军的侵略是件好事，军国主义帮了我们的忙，这是毛泽东说的……
    像这样的言论与行动，难道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其实那些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打着为劳苦大众革命造反的领导者们，他们几乎个个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嗜权夺权为生的野心家、阴谋家。
    看看毛泽东的家庭出身就知道了，他出身于地主富农世家，   
    在他童年时，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富裕家庭。1904年他家有田18亩，三年后增加到24亩，有7千斤余粮可以出售。雇佣长工一名（在共产党眼里属于剥削他人劳动的剥削阶级），做投机买卖，低价买进农民土地，放高利贷借钱给别人（在共产党眼里属于资本家放高利贷的盘剥行为）。他父亲的财产有2000—3000银元（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每月的薪水才8元）。像这样的家庭，在一百多年前的黑暗旧中国里，完全是个地主、富农家庭，在共产党眼里是属于消灭的对象。1949年毛泽东家乡韶山在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当地领导人写信请示毛泽东，他不得不承认："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但是这个地主富农的小混混，却大言不惭宣称自己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着与他无冤无仇的千千万万地主、富农、资本家们大开杀戒。连他们幼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从小被打上了黑五类狗崽子的烙印，在中国土地上备受歧视和打压，在文革中变成了被消灭的对象，甚至刚出生的孩子都被活活打死，这叫斩草除根。
    再来看看邓小平，这个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儿子， "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小个子，为什么这么血腥残忍，人们开始怀疑他是怎样成为人的异类的。人们发现他从小离家出走一直到他死去为止，在长达七十七年中，几乎都没有一次回过老家，即使他和部队曾驻扎在四川，到北京升官后，曾九次到四川都不登家门，从这一怪异现象中，人们终于知道了他毫无人心的来由。原来他的一家从祖辈起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大恶霸，他父亲更是当地的土霸王，黑社会老大，手上沾满了当地人民的鲜血，而且还是个残杀当地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刽子手，他的亲属几乎大部分都欠下了人民的血债。甚至他的子女也在文革中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但是这些家属都在邓小平的包庇下不仅逃脱了镇压与追究，甚至还当上了大官，成了聚敛财富的新贵族。
    那江泽民更是两奸两假，他的"两假"即假党员、假烈士遗孤。他的"两奸"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一是他父亲是大汉奸，二是他是小汉奸；第二种理解是：一是他曾就读于汪伪政权的"中央大学"，而且还留下了一张汉奸头子李士群接见该校"青年反共骨干培训班"学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江泽民！二是他于一九五三年留学苏联时，被拉下水，沦为苏联克格勃奸细。因此，后来江凭着奸谋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于一九九九年与俄罗斯秘密签订《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时，出卖了一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
    像这样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能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吗？不但不为中国人民服务，相反却把中国人民当作奴隶一样的役使压迫剥削，当作敌人那样打压虐杀！
    他们与谁最亲，与谁最好，都是与他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人物。
    先来说说毛泽东的老婆江青，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曾权倾一时，它既代表中共中央，又代表国务院和公检法，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独揽的组织。
    1938年24岁的江青与45岁的毛泽东勾搭上之前，曾与四个男人结过婚乱搞过，一度把当时上海滩的风流才子唐纳弄得几乎发疯，要两度自杀。
    江青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她在"小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这完全是欺骗。据中共山东省委调查组1976年12月25日《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江青出身于山东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14间，敞棚6间，雇长工一人，还有两个盲人专为他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其后又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120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这表明毛泽东与江青都是地主家族出身。他们当时的财富与今天的权贵们比较起来，那简直就像是天地间的悬殊一样，但是在那个年代，比他们财产少得多的地主们都被中共视为该杀的对象啊！
    江青的哥哥李建勋，又名李干卿，曾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使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镇反对象。由于他是国舅爷，公安部门对他无可奈何。1959年10月毛泽东到江青的故乡山东济南接见巴共中央书记，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将李干卿调查材料交给了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
    10月24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用线上，每次来济南，他一般都住在专列上。可是列车刚到济南，江青乘飞机先到一步。毛泽东不得不下火车赶到飞机场去见她，而她却住在西郊机场的空军招待所里，不肯上专列与毛泽东相见。专列上的工作人员心里都很纳闷，怎么领袖夫妻之间也有矛盾？
            毛泽东回到列车上后，给江青一个面子，在列车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了这位国舅爷李干卿。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冯振武找李干卿谈了话，叮嘱他应该注意的事项。接着，汽车把他送到西郊的专列旁，在车上见到了身穿睡衣的毛泽东。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就下车了。整个接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李干卿下车后，毛泽东突然命令列车马上离开济南，南下直驶杭州。毛泽东接见国舅爷李干卿为什么只有短短几分钟，为什么见面以后突然离开济南，至今是一个谜。也许是怕双方汉奸卖国贼的身份暴露吧！江青告诉她哥哥，济南铁路局正在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1960年江青又告诉李干卿，"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
    文革中凡是曾审查过她哥哥的人都遭到了迫害。
    文革时期曾充当左派打手的文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他的父亲姚蓬子是中共的变节分子，1927年加入中共，曾任左联党组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共地下工作，担任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1933年他被人出卖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后释放，从此在国民党宣传部门任职。按照中共组织用人的原则，凡是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一般都是被镇压或是被专政，甚至家属都变成反革命家属。但是姚文元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这段历史而受影响，相反自从他被毛泽东看中之后，在文革中一路走红，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强有力的笔杆子之一。
    另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网上资料称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抗战爆发后入党，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1946年与张春桥结婚。1949年后，张春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一路走运，到了文革更是势不可挡，从上海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成为毛、林、江的得力助手。
    那个曾被毛泽东大树特树的农业学大寨的模范人物陈永贵也是个汉奸人物，曾在文革中红得发紫。按照毛泽东教条的定义，这些英雄人物必须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货，半点也沾不得阶级敌人的边。
    但是农业学大寨中的陈永贵，却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的汉奸，当地人都叫他是"二鬼子"。有人知道这个底细向上反映后，不但没咋的，相反到了文革竟一路窜红飚升，火箭式的往上窜！当有人向中央反映他的汉奸问题时，周恩来竟在材料上批示："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要维护大寨这面红旗！"后来再提，他们说"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这事的谢振华军长以"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罪名进行批斗，受这件事牵连的有29人被非法审查，住"土监狱"、学习班……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致残。
    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不但当上了九大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最后甚至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一个农村大文盲、大老粗的副总理！
    在大汉奸大卖国贼掌握大权双手遮天的时候，那就是无法无天都由他们说了算了。
    当中华民族被日军践踏蹂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时，这场由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抗击日军的伟大卫国战争，在这些汉奸们的手里都被篡改得荒诞绝伦无以伦比，抗日战争竟被视作像儿戏一样那么容易。
    共军的小米加步枪竟打垮了日军的钢铁大军；
    村民的地雷战地道战竟能抗击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
    一身轻装的游击战士竟能抵挡武士道的盔甲；
    女人开的茶馆演变成国共日的"三国"演义；
    残暴凶恶的敌酋竟被中国孩子耍得晕头转向；
    共军被围剿败退叫胜利长征，国军战略转移叫节节败退，是
    逃跑主义；
    在杀敌战场上一马当先的国军将领成了通缉的战犯，而在延安窑洞里正在大换嫩妻的淫棍个个成了元帅将军；
    杀人放火的战犯被当成了国际友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中国同胞被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
    美化皇军感谢侵略变成了抗日领袖，坚持抗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倒成了汉奸卖国贼；
    与日军秘密勾结里应外合打击国军的成了抗日主力军，牺牲数百万军人数百位将领的国军变成了投降敌人的蒋匪……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如此颠倒的吗？
    如今在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当中共的两个最高军委副主席都变成盗窃国库军库的窃国大盗时，当他手下所属的数百个将军们都是贪腐蠹虫时，那么展示在天安门前这支军装鲜亮军容整齐的阅兵队伍，会不会是一支只会炫耀武力的酒囊饭袋之徒？
                        2015-8-11

    梁京：艾未未与政治正确

    Posted: 11 Aug 2015 10:18 AM PDT

    艾未未获当局发回护照
    艾未未最近在《南德意志报》的专访中发表的言论在反体制阵营中引起了批评，涉及到两个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艾未未明显软化了对当局的政治立场该不该批评？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站在批判中国现体制的政治立场上，对于艾未未改变对当局政治态度的个人选择，没有什么好批评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这种转变完全有可能出于无奈，而且，即便他的转变完全出于真诚的认知，也不应该被批评。艾未未放弃反抗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的"偶像"角色，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个人选择。这里不存在所谓"背叛"的问题。我相信对中国现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早就该摒弃那种非黑即白，势不两立的政治哲学，否则，中国不可能找到通往法治和民主的出路。

    基于这样的认识，很难说艾未选择缓和与当局的对抗就一定对中国的进步事业是坏事。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下一步艾未未会如何做。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艾未未今天选择温和立场，就意味著他过去的激烈做法是完全错误的。那种认为如果艾未未过去不对当局的劣行以"强刺激"的行为艺术手段进行揭露和批评，中国会比今天更好的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中国大量的腐败和侵犯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现象，绝不是被批评刺激出来的。艾未未让世界看到了更多中国的丑恶，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变革压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代价，是应该得到进步力量承认和尊敬的。

    第二个问题，艾未未出国后发表的一些政治言论该不该批评？我认为他的一些讲话是该批评的。这不仅是为了坚持批判现体制的政治立场，更是为了坚持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政治伦理。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后者可能比前者更重要。

    艾未未的讲话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达方式上，对那些曾经支持他、同情他的人，尤其是对那些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仍在被当局迫害的人，​​构成了情感伤害。如果说，艾未未对当局政治态度的转变会令过去的同道者不高兴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情感伤害却并非不可避免。艾未未完全有机会，也应该对那些正在受到迫害的律师们表达理解和敬意，这并不妨碍他表达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从艾未未讲话的内容看，艾未未接受了这样一种逻辑，中国的秩序非常脆弱，现在大家都不应该拆台，而应该补台。如果你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要去谈问题。我认同中国的秩序非常脆弱的判断，但由此就推出只能补台不能拆台的逻辑，并不现实，也未必合理。

    所谓不现实，就是说永远都会有拆台的人，所谓未必合理，就是说革命和造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进步意义。

    革命情绪的迅速增长是当下中国的实情，我尊重那些试图阻止革命发生的人的努力，但我怀疑中国能否避免革命再次发生。我坚信，用羞辱，侮辱和恐吓的方式对待政治异见阻止不了革命，而只能催生破坏性极大的革命。我相信，或者我希望，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为改造中国劣质的政治文化带来可能。尊重你的政治对手，尊重政治异见者，或许已经不能阻止一场革命的发生，却有可能带来一场"光荣革命"。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4, 2015, 6:50:54 AM8/1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丁学良：从两岸争吵看国共两党两种转变

    Posted: 13 Aug 2015 10:18 PM PDT

    “七七事变”77周年，高龄95岁的前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的身分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
    北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正搞得热火朝天，今年的8月15日和9月3日将是这些活动的高峰。由此而激起的政治争吵，亦是热火朝天。这两种热火朝天虽然牵扯的问题浩如烟海，却又都是聚焦在中国的两大"百年老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之上，为我们沉思和解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被迫和主动转轨（其含义是广东人俗话的"转胎"）、转型（其含义是皖南人俗话的"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提供了70年才可能遇上一次的绝妙机会。
    一场跨海和跨党的争吵
    这场大争吵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跨越台湾海峡的交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不买账、互相指责。当今国民党高层中唯一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元老郝柏村2014年以95岁的高龄，三趟旅程特地走访了大陆华北、华中、华南，重返当年抗战的主要现场。他事后大发议论并出新书《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反复指出：1949年以后，抗战历史在中国大陆因为内战的关系，有许多遭到隐瞒与扭曲。郝尤其感慨的是，他在上海参观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松沪战役的纪念馆，发现里面的说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郝强调：作为一名抗战老兵，他有使命感，希望历史真相能够传下来，呼吁中共在22场死伤人数均超过30万人的抗战大会战的地点，都能建造一座抗战纪念馆（吴燕玲："呼吁中国大陆建22座抗战纪念馆"， BBC，2015年7月1日）。
    郝柏村的言论，自然遭到大陆官方人士的严厉驳斥。如果中共一方的驳斥是出自于一位资历和地位与郝相当的人物，那也挺富有历史意味，因为国共双方的老兵可以凭着自己亲身参与抗战的细节，来为历史作证，以正视听。
    然而却不是，中共一方是一位毫无抗战经历的军校教员，所引用的资料也是隔山打牛式的遥远间接说辞（徐焰："驳郝伯村老先生国共抗战功绩论"，2015年7月4日《环球网》）。幸亏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该作者措辞礼貌，没有像以前的中共宣传文章一样，直接斥责郝柏村其实是国共内战中的残兵败将一伙。不过，内地网上附和此文的众多评论却毫不客气，其用意是：如果当年不是逃跑得快，留在了大陆，你郝某早就被当作"国民党反革命军官"给镇压掉了，还容得了你今天跟中共来争大是大非（这类评论直接源于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6—1348页）？你郝某人如果花点时间检索一番，马上就能发现，当年领导你们的国军抗战名将，留在大陆的大多数人都进了牢房，普通的国军抗战士兵，无数人都被当作"地富反坏分子"给消灭了（参阅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14年）。今年年初在中国内地多种媒体上广为议论的张灵甫遗骨回乡入土安葬一事，就是明证。
    正如海外华文媒体所讥讽的，这位当年的抗战名将，过去在"中华民国忠烈祠"里，是每年春秋两季由"总统率领文武百官献花致祭的英烈"；而在中共的官方记录里，则是国共内战中被"击毙的蒋匪军官"。
    隔海争吵，尚有节制
    马英九紧随着郝柏村，也出马参与这场大争吵，并主持了台北市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特别展览。作为学者出身的马，当然少不了引证具体数据和历史文献，包括中共本身的文献，来说明"八年抗战，中共确有参与，但参与的比例有限。……惟近期有中国大陆报导扭曲史实，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详阅台北中央社，2015年7月7-8日多篇特稿及历史图片）。对中国近现代史国族血脉真心认同的马英九，前不久出访拉美国家途经美国的时候，还特别亲手颁发抗战纪念章给旅美的抗日老兵或家人。
    好在如今的国民党高层也很"识相"，这次跟中共争吵时并没有讲太伤对方面子的话。特别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指责，过去几十年里都是国民党指控对方"空喊抗日实反国府"的这把杀手锏（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中国美术印刷厂，1964年初版），目前就没有被挥舞上阵。笔者体察，究其根源，是如今的国民党领导层两面受敌，不敢太得罪中共一方。他们眼下最切近的困境，乃在于"领导中国八年抗战"的光荣传统，在台湾本土并不广受认同（威克："台湾的抗战：在被抗战的地方纪念抗战"，BBC，2015年7月20日专访抗战在台湾的另类解读）。
    国民党要在已经启动的台湾大选中赢得足够的选票，就不能够太伤害本土选民的感情——岛内的民众、尤其是政治活跃群体，并不把国民党在大陆抗战的功劳，当作其主政台湾的资本。国民党要多得选票，还少不了中共对台政策的遥相呼应，就是在国民党执政时多给台湾实惠的经贸利益，同时向国民党的头号对手民进党多发出武力阻止台独的威胁信号。一手硬，一手软，来维持"一中各表"的局面。
    国民党对共产党指责的立足点
    国民党过去几十年里指控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谋略，是"空喊抗日实反国府"的诡计，这把杀手锏的立足点，是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挥舞此锏，站在国民党的正统立场来看是义正词严，而站在共产党的正统立场来看，则是不值一驳，因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皆起源于国际主义，恰恰是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着干的。
    奠定这个彻底国际主义原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开导各国共产党：一旦你们的祖国与他国发生战争，你们一定要与敌国的劳动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绝对不要与本国政府一同抗敌作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411-412页、第16卷第15页、第18卷第566-567页）。列宁的最大贡献，是把这个原则变成了具体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计划是"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也就是趁着国际战争严重削弱了本国政府的良好时机，发动内战以推翻国家政权，取而代之（《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325-326页）。正是靠着这样的天才谋略，他和托洛斯基等人率领革命党，在第一次大战拖垮了本国政府的千载难逢之际顺利暴动，一举成功执政。
    列宁的谋略，就是此后全世界共产党的首要革命手册。毛泽东清醒地以此为蓝本，拟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才能够在七十年之前的那场国际战争刚结束时，猛击被抗战拖得半死的国民政府，成就了执政大业。国民党从1920年代初期起就开始学习列宁主义，一直到1940年代末，都只是学到一些皮毛。而毛泽东学习，马上就学到了列宁主义的绝招，且一直珍惜这把"大刀"，终身不弃不离（《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265-269页）。国民党老的领导层从败退到台湾之后，才痛切反省这些，似乎慢慢学到了靠近核心的一些列宁主义要素（丁学良：《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中译本导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
    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引发的跨海和跨党大争吵所涉及的以上历史细节，很多人都不会感到太陌生。不过，这些大争吵背后透露出的深层涵义，却值得当代国人一再反思，不然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丧失了许多的教益。
    所有这些争吵的背后，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所目击的"二转"，即上述两大政党的转轨和转型。在抗战期间以列宁的国际主义谋略壮大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过去26年里已经完全转轨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统（legitimacy）之中，并且它还要极尽全力把当年国民党积累下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历史资产给夺过来，为己所用。而以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根本的中国国民党——不要忘记，该党的英文名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党"——自从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就越来越难以把它的根本作为执政的支柱。到了强人统治者两蒋去世以后，不得不逐步转型为一个以本土选民为基础的政党。
    郝柏村、马英九这类政治家是如今国民党高层里面真心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极少数人，所以他们对如何记载和纪念抗战是那么的看重。待到马英九这样的人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国民党高层里面就是本土人士当家了，他们不会那么在意中共这边是怎么记载和纪念抗战的。到了那时候，如果北京还继续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跟他们交谈，不啻是用文言文对"90后"客户做广告。台湾选民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基本的政治定位和身份认同，在最近一个多星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课纲"风潮中，展示得一览无余。他们对任何试图强化台海两岸"一中"架构的政策，都会缠斗到底（参阅台湾雅虎奇摩新闻"課綱系列"，2015年8月10日首篇及续文）。
    目前有关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的争吵，并不仅限于台海两边的国共两党。这场争吵同时具有跨国和跨洲的延伸效应，直接牵涉到"中国再崛起"和"亚洲再平衡"。此乃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主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5, 2015, 6:12:22 AM8/15/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老愚：怎么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

    Posted: 15 Aug 2015 12:35 AM PDT

    1939年，中共在延安开除了一个人的党籍。
    这人叫刘力功，被称为"知识分子"，一年前入党，从中共培养军政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因"党组织"给予其不合格的鉴定，——"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安排他到基层工作，刘则坚持要去"马列学院"或回原籍，若不能如愿就退党。
    抗日军政大学每期学习期限为四至八个月，政治教育是其教育的中心。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概论》、《统一战线政策》等，另外还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毛泽东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显而易见，刘力功未能在这样的教育里改变自己的思想，他或许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侥幸毕业了，却在随后的"训练班"里暴露了。他终归要表现自己的本性，因为他还太年轻，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火眼金睛的"组织"。我揣想，他一定是口无遮拦地表露自己的观点，以为组织喜欢真诚坦率的人。他在训练班里的言行令党组织惊骇不已："思想意识极端错误"！这是判决，是对一个不能融入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的死刑判决书。至此，他的命运其实已经铸定。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文章里坦承，党组织不让刘力功去马列学院工作的理由是，该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
    陈文称，"党组织曾与其谈了七次话"。但刘力功竟然还天真地与组织讨价还价：不能去马列学院，就回老家工作。组织认为若放他回原籍，"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这是多么明白的话，党组织对不信任的人已经采取防范措施了，一定要将他放置在组织控制严密的地方进行考验，要他去华北做下层工作。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提出要去"八路军总部"工作，简直有点异想天开了，他还以为自己是被党组织信任的人，是一个可以向上走的党员。此要求当然被拒绝了。于是，党组织开除了他的党籍，陈云决定以此开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他最后一次为党效力，就是被作为教育党员的反面典型。
    就这样，刘力功作为共产党的一个败类留名青史。奇怪的是，其人却无踪无影地消失了。我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一条信息，不知道他随后到底是怎样度过了一生？但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他的结局肯定不会太好。
    "在最后一次谈话时，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陈文的这段叙述才是要点。紧接着，作者斩金截铁地表述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
    据当事人说，这次讨论引起很大震动。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刘力功的悲剧在于，在他没有明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组织时，就热血沸腾地加入了；等他明白过来时，一切都晚了。
    他以为自己可以有退党的权利，但党组织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唯一得到的权利是被开除。
    "党的纪律"是什么呢？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里讲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1953年8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对此有一个绝妙的补充，他在"全党服从中央"一条后面说，"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无非是说，"中央"具有合法性，因为他代表大多数党员。
    "组织""中央"两个词非常玄妙，既具体又抽象，似人却类神，一个人其实很难弄明白其确切含义。 "组织"，生物学的解释是，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同的细胞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在此意义上，组织是集合概念。而党组织，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既是集合概念，貌似是每一个党员的集结，其实为空集，因为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代表自己并仅仅代表自己。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每一个中共党员都应该明白其中的内容。所谓组织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传导机构，此为单向传导，每一个党员仅仅是组织律令的接收者；你一旦进入组织，成为其成员，比如党组成员、支委什么的，也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你才会明白组织一词妙不可言的含义。其实，在组织面前，一个党员什么也不是。
    至于"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5月19日发出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文里指出，"嗣后，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方可发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四字下有着重点。从这个批示里或许可以揣摩出一丝真义：毛泽东在"中央"之上，"中央"不过是个名义，毛泽东认可的才是真中央；在许多时候，毛泽东就等同于党中央，各级书记等同于党组织，在具体的人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神圣的组织——党中央。应该说，党中央是一个集体意志的体现，是各个大佬达成利益平衡的共同体，党的领袖既是党中央的一分子，又是党中央的代言人。党是什么，党就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且不容怀疑的神灵，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是党，领袖和党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
    "党的纪律"是用来保障其利益的。那么，何谓"党的利益"呢？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里如此表述：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个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
    为了这么崇高的人类大同的目标，党对其成员就拥有了绝对的主宰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在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同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所做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中进一步发挥道，"根据这个原则（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他还神谕一般地推论道：
    "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员个人的目的只能是和党的利益相一致的。"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服从，奉献，牺牲，而且是绝对地无条件地。刘少奇给出的是一条何其壮烈的人生之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谁愿意自己只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不享受革命果实的那一个人呢？
    1939年，也就在刘力功被开除的这一年，毛泽东送给时任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一幅字，上书"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将这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长期带在身边"，自称"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见《习仲勋文集》）
    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话时，接续刘少奇的话语，更明确地表示："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服从，这是对党员和组织关系最透彻的表述。
    除了服从，还得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里，陈云说，"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这进一步阐明了组织对党员的精神教父般的地位，党员会错，但党永远不会错。
    如此这般的定义，已经明晰地给出了共产党的性质：他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准宗教化的精神组织；自入党那刻起，一个人便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比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成为一个革命的卒子，个人的一切幸福荣誉皆由组织的赏识认可而来；对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精神臣服，持续进行思想改造，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认可。或者说，他们成了"特殊的人"，党的人。韦君宜晚年在《思痛录》里坦承，"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她显然错了。
    当然，但凡接受这一套游戏规则、被组织认可的人，就能从组织那里获得自己想得到的世俗的一切，尽管是"以革命的名义"。交出了思想和灵魂，你就彻底自由了。
    这些从列宁那里引进的党的纪律，其实质是要消灭个体心灵，在组织规定之外的人的情感、意志、愿望，统统变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变成了必须要铲除的毒素。刘少奇所谓的修养要求便顺理成章地出笼了："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 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按照这样的标准，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使自己剔除人性，只有党性，或者说党性压倒了人性，成为一个依附于组织甘愿被组织主宰的机器。刘力功正是一个无法消灭自我的例子，个体顽强的存在使他与革命要求格格不入，他无法做成一颗真正驯顺的螺丝钉，便只能被毫不留情地清除了。他的根深蒂固的人性是他无法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他的不幸么？
    在这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不入党，你将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入了党，就将变成另一个人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胡少江：贬值治疗“中国经济病”

    Posted: 14 Aug 2015 06:44 PM PDT

    美元与人民币（资料图片）
    本周二，中国人民银行突然下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调幅度为百分之一点九，人民币汇率当天在离岸市场的贬值幅度更大，曾经一度达到百分之三点一四。这是自从一九九四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调。在随后的两天里，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三天的累计跌幅达百分之四点六六。

    国内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反应总体还算平静。股市在当天的反应呈现负面，但是在随后的两天内基本上消化了贬值的影响。贬值对国际市场的直接影响基本是负面的。贬值当日，由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英国富时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一；美国道琼指数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九。那些与中国有关联的奢侈品牌的股价也都应声下跌。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虽然紧张关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官方的反应都十分谨慎。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监测中方如何落实汇率市场化的措施，继续敦促中国推进改革步伐，包括采取额外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这份声明还警告说，"改革道路上的任何倒退都将是令人困扰的发展"，谨慎的措辞不无显示出它的担心。

    为了平息国际市场的不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专门召开了记者说明会。易纲表示，此次贬值实际上是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过去人民币汇率被允许在官方规定的中间价上下在一定幅度内波动，但是中间价并未反应前一日的的实际成交价。新的汇率决定机制将更多的反应市场的供求关系。

    针对人们对中国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挽救日益困难的出口制造业的观点，易纲专门解释到："说人民币要贬值以促进出口，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易刚的态度，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贬值可能触发的"争相贬值本国货币"的贸易战的担心。 

    其实，易刚的解释有不少漏洞，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假如此次人民币贬值是推进汇率改革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市场"均衡"汇率，那么这无异于表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它"没有干预市场"的说法其实是谎话；显然，中国政府选择过去由政府直接决定汇率，而在当前这个时候由政府来"推进"汇率市场化，是有著特殊考量的。

    从中国政府选择的时机看，贬值与促进贸易无关的说法并不诚实。中国政府此次贬值的主要目的的确是为了促进中国出口，并以此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的出口在今年前七个月中有五个月呈现下降局面。最新数据更表明，今年七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八点九。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以政府投资为增长主要推动力的增长模式导致投资效益低下、环境破坏严重等严重后果；而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普通民众没有能够合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福祉，导致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严重不足。在此种情况下，外贸的下滑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引擎全部出了问题。

    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也有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远远高于它的主要国际经济伙伴。从历史上看，同时存在贸易顺差、大额外汇储备和高经济增长的国家的货币通常是升值而不是贬值。可是中国的货币却不得不贬值。这种违反常识的政策背后的原因假如不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太愚蠢，就是说明中国经济的确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以至于不得用货币贬值的毒药来治病。

    ——RFA

    王丹：从尉健行到王岐山

    Posted: 14 Aug 2015 06:43 PM PDT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从乔石到万里，从万里到尉健行，中共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派元老最近几个月纷纷去世，似乎象征着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发展路线的进一步随风而去。生老病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走了的人，留下什么能够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是我们应当探讨和重视的。

    为什么要把尉健行和王岐山扯到一起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曾经主持中纪委的工作，都曾经是所谓"反腐败"运动的积极推动者。顺便说一下，我坚持认为，提到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一定要加引号，前面也一定要冠以'所谓的'三字。这个道理大家懂的。

    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打老虎"，很多人都像看戏一样，目瞪口呆，觉得王岐山心狠手辣，如同东厂公公，掀起了中共内部以前从未有过的反腐风暴。总之， 把王岐山说得神乎其神，似乎现在中共"打老虎"的声势，主要是来自于运动主持者王岐山的个人特质。这样的看法不仅是大错特错，而且说明论者根本不了解中共的历史。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遥远，就发生在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的阶段。

    话说尉健行在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上连任两届中纪委书记，十年任内反腐力度比王岐山来，可说是有过之而不及，仅省部级高官就查处了41名。他最有名的"打老虎"成绩，就是一举查办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的贪污受贿案件，将他送进了秦城监狱。要知道，在90年代初期，陈希同因为镇压学生运动有功，在党内可说是气焰熏天，连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都不放在眼里。也有说法，说抓他的贪腐问题是因为政治因素，背后下棋的是江泽民，他要立威就要拿陈希同开刀。不过在中国，因所谓腐败问题落马的极高层政治人物，哪个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呢？王岐山动周永康和令计划，背后力挺的不也是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习近平吗？所以重点在于，当时的情况下，尉健行敢于动陈希同，其党内震动程度不亚于现在王岐山动周永康。

    外界更应当知道的是，王岐山大刀阔斧反腐败，拿下了号称"新四人帮"的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被判处死刑的。最高就是无期徒刑，而这样的判决跟送到休养所养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尉健行任内，将贪污受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判处死刑，创下了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因为腐败而人头落地的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干的先例。在成克杰之前的另一名贪污官员，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也是判处死刑。相比而言，王岐山"打老虎"，声势也算猛烈，但是副国级以上贪官，一个枪毙的也没有。尉健行和王岐山，哪一个反腐下手更重，相信只要对比一下，外界自有公评。

    我要说的是，大家不要以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是什么新鲜事，是开启新局的有魄力的动作。哪有这样的事儿？！尉健行任内"打老虎"的力度和广度，根本不亚于王岐山，只是那个时代过去了，大家都不记得了，只有等当事人去世才想起来而已。如果历史更往前推，早在胡耀邦当政的时候，连开国最高功臣朱德的亲生孙子，都因为奸淫妇女被枪毙了。这样的事情，今天怎么可能？！这么说起来，习近平和王岐山发起的反腐运动，绝对不是中共历史上最严厉，惩处力度最大的运动。跟胡耀邦，尉健行比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我的问题是：从胡耀邦到尉健行，其实都曾经大力反腐，甚至不惜动用死刑，结果，中国的腐败问题解决了吗？从尉健行到王岐山，腐败问题明显愈演愈烈，这是有目共睹，官方认证的。可见，中共的所谓"反腐败"，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历史不远，殷鉴历历，认为中共真的能靠运动解决腐败问题的人，醒醒吧！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
    邮寄地址：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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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施密特专访：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Posted: 14 Aug 2015 06:40 PM PDT

    加里•施密特，美国企业研究所玛里林•韦尔安全研究部主任
    加里•施密特，美国企业研究所玛里林•韦尔安全研究部主任



      （VOA：齐之丰）华盛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依靠覆盖全球的一个战略朋友和伙伴网络提供人力物力支援以阻遏敌手，维持国际秩序。
    然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了一本题为《直视硬实力：评估美国主要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防务能力》的专家研究报告集。分头撰写各方面报告的专家们描绘了一幅令许多人感到担忧的图画，让读者看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盟国的硬实力下降了，在许多国家更是显著下降。
    这种下降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包括，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束手无策；在实现全面民主的台湾，军费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坚持实行一党独裁统治的中国大陆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台湾由此面临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
    由十几位专家分别执笔撰写的《直视硬实力》一书所讨论的美国关键盟友都是民主政体，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北约组织。报告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普遍专注于提升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同时难以增加、甚至难以维持现有的军费开支；而独裁政体则很容易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得以穷兵黩武，威胁其他国家（在这面的极端例子是平壤金正恩政权）。
    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是否已经成了冷战胜利的受害者？民主政体是否面临生存危机？换句话说，按照眼下的趋势发展，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主国家是否疏于公民教育，从而导致太多的公民不明白"自由并非可以免费得来"（Freedom is not free）的道理？
    要想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加里·施密特博士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施密特博士是《直视硬实力》一书的编辑，多年研究国际安全问题以及美国的公民教育。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玛里林·韦尔安全研究部主任，也是美国公民项目主任。
    《直视硬实力》一书的序言和有关意大利硬实力的一章（基于大量意大利语的原始资料）是施密特博士撰写的。

    硬实力到底多有用？

    问： 您编辑的书的书名是《审视硬实力》。读您这本书，或许有读者会说：啊呀，硬实力或许如今也硬不了哪里去了嘛。比如说，伊斯兰国跟美国比起来没有多少硬实力可言，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居然对付它对付得很艰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与其说是我们跟伊斯兰国相比到底有多少硬实力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我们到底有多少政治意愿来使用硬实力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硬实力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人们已经厌倦了先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那个地区动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也就因而减少了。
    说完这些，我还要说，美国的硬实力是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削减防务支出，削减武装部队，削减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在2012年有了一个新的防务指针，说是我们将不再拥有同时应对世界各地多个重大军事危机的能力。
    因此，我们确实有人力物力局限和如何部署人力物力的问题。我们在东亚有问题，在中东明显有问题。现在，我们在东欧又有问题。考虑到美国现在的硬实力更为有限，而全球又有了更多的安全问题，这就让人要问，还能在哪里找到更多的硬实力。当然，传统上我们是依仗我们的盟友来提供这种硬实力。

    硬实力与政治意愿

    问：在接下来谈别的问题之前，我想追问一句硬实力的问题。刚才你谈到硬实力时，提到了使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问题。我们这么说吧。苏联当年一点也不缺乏使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但它仍然穷于应付阿富汗圣战者，尽管那些圣战者的硬实力比它差了很远。
    答：没错，是这样。
    但你要知道，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不是简单地描述你有多少军事实力，而且也是提出你到底有什么硬实力，你在规划什么样的军事能力，你在思考什么样的紧急情况或威胁等问题。
    就苏联和阿富汗战争而言，苏联拥有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没有适当的知识来运用这种力量应对反叛活动。美国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呆了几年之后，美国已经变得相当有能力对付反叛活动了。
    在讨论硬实力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如何运用硬实力，以及你刚才提到的运用硬实力的政治意愿问题，而且也要知晓你要发展什么样的硬实力来对付什么样的威胁。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已经大大变样了。
    问：有人说，美国和它的盟国或许成了他们自己获得冷战成功的受害者。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们都大大削减了防务预算，现在，它们难于应付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不错，我想，冷战结束以来，人们一度以为，不仅是美国力量强大，而且民主政体在世界其他地方蓬勃兴起，因此世界在向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迈进，威权政体、集权政体所造成的问题就要消失，历史正在走向…
    问：走向历史的终结。
    答：是的，历史的终结。
    但欧洲很快就用巴尔干问题来修正了这种历史终结论。欧洲国家军方和美国军方必须要考虑如何应对那种局面。然后，当然又发生了9/11袭击，我们又要开始考虑另外一整套安全问题。
    就亚洲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中国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国家都多，但很多人的理论是，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先进得太多，因此不需要担心中国军力增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人认为通过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这是美国也是日本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接触会导致中国国内出现渐进的变革；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不需要对中国的军力扩张做出反应，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造成的问题会减少而不是增多。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开始认真地质疑这种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是否奏效了。于是，现在人们又有些过迟地担心中国的军力增长。
    对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军事规划者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因为你很难确定威胁所在。以前面对苏联，你可以说，我们要做出这种规划，我们要应对那种威胁，我们需要建立部队，维持部队5年，10年，20年，以应对那种问题。
    如今，战略环境一直在演变，战略规划人员和战略家们现在真是不容易。

    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问：我想问一个台湾的问题。在您编辑的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随着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过渡到完全的民主，台北开始发现难以维持先前的防务开支水平。就像很多民主社会一样，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全球性趋势——民主政体不能轻易地增加甚至维持防务开支，但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却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民主政体是否注定要灭亡？
    答：不能这么说。但民主政体确实面临特殊的问题。
    我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威胁的程度。比如说，对民主政体来说，应对苏联这样的国家要容易得多，因为它非常明显地是威胁，一个特定的民主政体内的政治家便可以容易地申说这种威胁需要应对。但在面临不像苏联那种程度的威胁的时候，情况就更为复杂。
    而且，你也是在应对一个跟你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工商业界大都参与跟中国的贸易，于是，这里又有了相互竞争的利益。再者，就民主国家和美国盟国而言，它们还有一个问题。台湾，日本，德国，它们的人口都在老化。它们用于照顾老年人的国内开支大大增加，它们的政府开支受到压力，于是用于防务开始的资金就少了。
    假如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我想你会觉得事情难办。但在另一方面，你也看到了有的国家做出了应对。例如，日本的防务开支增加了。波兰，巴尔干国家的防务开支增加了。就德国而言，防务开支没有增加，但至少也没有削减。
    随着威胁程度的增加，你会看到民主国家慢慢地（或许是太慢地）作出调适，努力解决应对它们面临威胁而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
    问：在你编辑的书中，还有一段话："日本防卫省认识到，中国的防务支出从2003年到2012年增长了350%，而日本的开支却有轻微的下降。"中国如今不但让日本担心，而且也让美国担心。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提出战略重心向亚洲再平衡，但没有名副其实的人力物力配套，因此，向亚洲再平衡将会沦为空洞的口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现在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
    我可以给你具体的例子。他要谋划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更大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军力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把50%部署在大西洋，另外50%部署在太平洋，而是60%在太平洋，40%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海军大大缩小之后，把其中的60%部署在太平洋算不得什么力量增加。在这方面，人们就有理由担心，至少就军事而言，战略重心转移亚洲缺乏实质。
    但我觉得，从一个积极方面来看，比如说，你看最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的辩论，这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他们也注意到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配套。因此，有些人预期美国政界会意识到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加强防务，以确保我们所作出的那些战略重心转移以及加强保卫盟国的承诺会得到人力物力支援。我认为这将是这轮美国总统选举的话题。两、三年前，以及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这种话题你是听不大到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软实力与硬实力

    问：让我们回到这次采访开始前我们简短提到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在你们写这本书的时候，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大批涌入欧洲，还有乌克兰危机，这些考验美国及其盟国的意志和力量的危机当时还没有出现。在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硬实力在哪些方面能有帮助，在哪些方面无能为力？
    答：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有关软实力有用的讨论，还有很多讨论说的是软实力的无效。我们写这本的书的一个目的是要更深入地讨论我们的硬实力能力究竟是什么。事实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配套。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联盟和乌克兰决定达成协议，取消双方之间的贸易壁垒。跟欧盟建立这种更紧密的联系是基于软实力。先前欧盟扩大到东欧其他国家的时候，是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同步的。
    北约是硬实力的联盟。在接纳新的成员，如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罗马尼亚的时候，欧盟和北约是同步合作的，它们一道把那些国家引入自由国家联盟。但接纳乌克兰的时候没有硬实力配套。结果大家都猜到了，俄罗斯动用它的硬实力利用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软实力的有效性的教训，这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相互配合。你要是想把乌克兰引入欧盟框架之中，就必须明白莫斯科会造成一些安全问题，你最好要事先准备好应对那种局面。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问题。
    说完了这些，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有问题。整个欧洲军力缩减，防务预算削减，这看来是导致欧洲国家现在不愿意对俄罗斯造成的问题作出足够应对的原因。虽然你看到很多人大谈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盟国再度感到放心，但做的事情却很有限。他们现在只是按照现有的条件应付了事，而不是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防务，让这种保障有更多的实质。
    在美国进入总统选举竞选之际，人们在问北约和美国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是否充足。我想，这将是总统选举竞选中一个辩论话题。

    公民教育在美国和欧洲

    问：你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公民教育。你是否认为，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在公民教育方面做得不太好，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自由并不是可以免费得到？
    答：我想，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美国，公民教育过去是公立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美国的公立学校最初的宗旨是吸纳同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涌入的移民。学校的教学设置的宗旨就是让来自波兰、爱尔兰、德国、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融入美国，让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德国人或别的国家的人。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教学重点内容被削弱了。美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于提升大学、中学还有小学的教育系统，以提升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这一切都很好。但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用于公民教育的时间大大削减了。美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使公民教育成为一个次要内容。只是到了现在，你才开始看到有人辩论我们是否应当安排更多的公民教育课程，以便重新启动公民教育，让公民明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美国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想欧洲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欧洲因为现在有了欧洲联盟，就有了一种知识/认识上的张力。比如说，你是一个捷克共和国的年轻人，你的一半生活是归布鲁塞尔/欧盟管的，另一半是捷克政府管的。那么，你到底是应当忠于谁呢？你认为你的首都是哪里呢？是布拉格还是布鲁塞尔？
    我想，这就是造成国家公民意识和欧盟公民意识之间的张力的一个原因。在苏格兰，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少数族裔力量的兴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可以不认为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说西班牙、英国或意大利，我们应当在很多事情上有我们自己的小国家，因为现实是，布鲁塞尔才是管事的。
    因此，在欧洲有公民意识的混乱。你是欧盟的公民，还是你自己的国家的公民？比如说，假如你在法国的一个好学校受到好教育，你在伦敦也一样容易找到工作，说不定在那里的工作更好。
    这样，你会怎么看你的公民身份呢？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权利？你的责任和权利在哪里？这都是问题。我对此没有答案。但这确实问题。
    问：我的问题是，在你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是不是因为公民被很多事情分散了精力，所以他们没有对重要的事情给予注意，比如，没有注意到自由并不是免费的？
    答：欧洲和美国还有一点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吸收同化移民相对容易，因为美国是一个明确把公民身份与一种理念挂钩的国家。欧洲就不完全是这样。例如，做一个德国人，你就得出生在德国，父母是德国人。当然，他们也有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但他们的公民身份跟文化的联系更多。有了欧盟，这一点就受到了削弱。那里还有人认为应当对所有的文化开放。即使是在德国文化问题上，也有人希望应当对其他文化，如对非洲文化、中东文化有正确的态度。
    这样，人们就觉得很困惑，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个具体的政治体。当然，就像你刚才所暗示的那样，困惑让人难以有所依附。而只有有了这种依附，人们才能说，我们愿意做出最终的牺牲来捍卫我们的自由。
    我的意思是，你谈论捍卫自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说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让你自己或你的孩子上前线来捍卫。但假如有这种困惑，就很不容易做这种事情了。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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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6, 2015, 6:34:04 AM8/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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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轮回：从两个十六岁孩子的遭遇看中国（张伦）

    Posted: 16 Aug 2015 12:23 AM PDT

    包蒙蒙
    插队时期的习近平



    从十六岁习近平的遭遇，到十六岁的包蒙蒙，四十多年过去，一个中国的轮回！一个中国的悲剧！权力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制约，公民的权利尚未没得到很好的保证。为将来更多的十六岁的少年能自由地梦想，求学，享有他们该有的幸福，这种中国式的轮回是该到了被截断的时候了。

    自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关于他的一些往事渐渐被人所知晓。特别是因受父亲牵连，少小受到迫害，青年下乡，如何砥砺意志受乡亲欢迎等故事，不断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几乎是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步。
    　　习近平：十六岁时的遭遇
    ９岁，父亲被贬，从此与其聚少离多，受到的社会冷落可以想见。１５岁被作为黑帮子弟揪出，康生的老婆曾威胁说其够"枪毙一百次了"。文革初期多次被审查关押，进少教管理班，导致身体虚弱不堪，遍体虱子，后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处调养，靠大姑一碗碗鲜奶喂养调整过来。１６岁被下放到延安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初期不适应，逃回北京，又被关"学习班"半年，后听从姨父魏震五的建议重回陕北农村，成一模范知青。在申请多次不果后，最终被接受成为党员并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上大学，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讲，"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但在一些好心人帮助下，习近平最后还是成为工农兵学员，去了清华，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
    四十多年过去，从十六岁到六十岁，当年受迫害的少年一步步在体制中攀升，因缘际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新一代强人。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一系列反腐肃贪的活动如火如荼，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也紧随其后，前所未有。一批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被以各种名义逮捕，约谈，警告。对舆论控制的严酷也是二十多年所罕见，乃至有人认为"文革已经临近或已经再现"。
    　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另一个十六岁孩子的故事。
    包蒙蒙：另一个十六岁孩子的命运
    律师王宇和她的丈夫包龙军是著名的维权律师，这些年在维护公民权益上一直走在前列，受到各种打压而不气馁，也因此成为官方最近这次打压律师运动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他们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也因此成为被株连迫害的对象。据"维权网"报道，７月９日，当王宇律师送丈夫和儿子去机场时，她大概没有想到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自己和丈夫，儿子。——当丈夫包龙军和儿子蒙蒙正准备登机经吉隆坡前往澳大利亚送蒙蒙去澳洲上学时，警方突然出现，将他们倒背双手强行分割绑架。蒙蒙被警方带至一旅馆，二十多个小时未进食，想与家人联系被禁止，要上厕所竟被被警察们连推带打摔倒在床上……四十多个小时后才被姑姑接回。一个律师未成年的儿子，却无法被父亲依法保护。一家三口从此分别！
    　　自那以后数天内，包蒙蒙三次被警方传唤，警方警告其不能询问其父母的下落，不能给他们请律师，不能接律师的电话和给他们打电话，发信息，为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要求他更换电话号码。并明确说，家的钥匙不会给他，护照不还，永远别想再出国上学了。……在被恐惧笼罩外，我们也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少年一夜间父母入狱，留学梦想破灭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残酷和痛苦。

    　　据知情者介绍，蒙蒙是个好学生，对父母从事维权事业一直表示理解和支持，母亲生日，他给母亲切蛋糕，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妈妈为中国人权事业所做的努力"。尽管他自己也早已为此付出很多代价：警察时常上门骚扰，有的时候父母在外办理维权官司，家中无人，受警察的威胁恐吓。

    　　从习近平到包蒙蒙的悲剧轮回
    因政治原因株连迫害老弱妇孺，违背基本的人道原则，这是毛治下的文革时的普遍现象，人们曾乐观地以为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法治建设，现代化的进展，这类现象会慢慢在中国绝迹。不想，人们惊愕地发现，在当年受这种株连迫害过的习主席领导下这类现象竟再现。不仅如此，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号称是中国的盛世、崛起的时代，甚至在中国有拿儿子的命运要挟父母低头认罪，这种即使是王朝时代也不算光彩的事发生。高瑜女士为儿子认罪便是一例。——也许哪一天，我们会忽然听到包蒙蒙得到批准再次去澳学习的消息。那原因或许就是，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在监禁中的母亲出于母爱已经为他本应具有权利低头认罪。即使真发生这一幕，难道还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当年，习近平在各级良心未泯的人们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乡村，去了北京清华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今天包蒙蒙除了上面我们谈及的那幕出现的可能外，又能怎样做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实现一个年轻人留学的梦想呢？他不会有习近平所有的那些来自父辈的各种潜在的资源：因为尽管习仲勋已被打倒很久，只要那政权没有将所有参与建政的一代彻底清除，那种资源就是一定或隐或显存在的，构成对他的支持，直到有一天送他登上权力的最高峰。习近平也许正是在那种境况里，从另一种角度强化了他对党的忠诚，形成了他对权力的认识。
    而包蒙蒙所能具有的资源，就只能是人们的同情，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维权律师们守望相助的支持。而在这个时代，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个遇劫的年轻人所就此会形成的看法，但我们可以相信，那绝不是与父母划清界线，递交入党入团的申请，而最可能的恰恰是与体制彻底的决裂，对父母捍卫人权事业更深的认同。
    从十六岁习近平的遭遇，到十六岁的包蒙蒙，四十多年过去，一个中国的轮回！一个中国的悲剧！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了很多进步，但我们却也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在一些攸关民族的文明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上，并没有有本质的改善。权力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制约，公民的权利尚未没得到很好的保证。而这不仅会造成王宇、包龙军律师，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包蒙蒙的不幸的境遇，也是这个国家许许多多不公正的渊源。
    　为将来更多的十六岁的少年能自由地梦想，求学，享有他们该有的幸福，这种中国式的轮回是该到了被截断的时候了。

    ——原载《动向》2015年8月号

    管见：习近平版“全面专政”命运多舛

    Posted: 15 Aug 2015 03:17 PM PDT

    图：习近平亦步亦趋学毛泽东市井百姓也心知肚明


    新《国家安全法》从观念到文字，都与习近平的政治风格极为相象，以罗列官话套话而独缺专业法律语汇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泛国家安全观来包装中共传统的"全面专政"。



    "国家救市"与打压维权律师

    七月里，中共的两大动作引人瞩目。


    一是操纵股市。中共应对其所谓经济"新常态"，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之一，是推动股市。股市一度还真是争气，不久前居然跃过五千点，翻了一番还多。如此涨势，引起人们对其泡沫的担忧，免不了有某种"惊弓之鸟"心态。于是，"好心做多"撞上"恶意卖空"，下跌之势比上涨之势更为猛烈。中共不甘心，执意救市，使出各种招数，甚至出动警察打击空方，"国家牛市"转眼间变为"国家救市"。中共如此衷情于维护股市泡沫，有外媒调侃，"就差立法规定股票只能上涨"，"就差派出坦克了"。不过，即使如此，股市波动还是难以避免，而且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尾盘震荡"新常态"。


    一是打压维权律师。就在救市乍显成效之际，各地警察统一行动，一起下手，勇于维护当事人权利的"维权律师"被指控为通过诉讼"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团伙"，多名律师被抓捕，更多的律师被约见或传唤，威胁他们不得发声支持被捕律师，营造恐怖气氛。同时，开动宣传机器，肆意抹黑"维权律师"，而对中共专政下的司法不独立，对普遍刑讯逼供的严峻现实，以及律师见当事人难、阅卷难、质证难等诸多司法怪象，则丝毫不以为意。


    这两大动作背后，是七月开始施行的新《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从观念到文字，都与习近平的政治风格极为相象，以罗列官话套话而独缺专业法律语汇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泛国家安全观来包装中共传统的"全面专政"。


    党国事务，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都直接纳入"国家安全"，也就难怪，股市泡沫破裂之际出现那许多奇谈怪论。股市的"护国保卫战"犹如圣战，既有所谓"国家队救市"，还号召全民投入，而有意思的是，翻手加杠杆，覆手去杠杆，全在权力一念间。

    市场化网络化大潮在中国激荡

    诚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遇到危险或受到内外威胁，当然会涉及国家安全，却不一定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中共在其"共和国"前三十年推行计划经济，弄得普遍贫困，经济濒于崩溃，而后三十年追求经济高增长而罔顾环境生态代价，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转入"新常态"。这样几次三番弄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其实质，乃市场经济及其发展方式的矛盾与危机，须检讨中共违反经济规律之责任，若以"国安法"问罪，那就更有意思了。


    中共自以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径自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中国进行计划经济实验，严厉限制市场经济，但是，它无法完全取消市场，而且一旦经济形势紧张，还是要求助于市场。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固然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政治压力，而其背后，实为市场开放与发展的内在趋势，促使邓小平支持市场化，迫使中共保守派接受市场化。


    中国以市场化为主导，以开放为灵魂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两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中共对经济自由的束缚逐渐松动，市场活力释放出来，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与先前持续多年的低增长或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尤其幸运的是，几乎就在中国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以自由、开放和多元化为天性的互联网，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同时也迅速在世界经济中蔓延、普及开来。于是，市场化与网络化，两大潮流在中国激荡。特别是后者，它基于迅速发展中的新技术，而一向以"外行"而自豪的中共对它还多有隔膜，在十多年之中监管较少，参与不多，民营网络企业抓住机会迅速成长，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中共对其执政危机的本能反应

    市场化的经济不会主动地或自动地解决其环境生态问题，然而，在基于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环境生态恶化，会刺激民间力量的相应的自组织，会迫使公共机构正视矛盾和问题。偏偏在中共一党专政下，不仅缺乏这样的社会机制，而且它一直是被有意识地严密限制、压制，仅仅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成长。


    另一方面，中共全面控制上层建筑，同时也顽固地到处伸手，尽力抓住经济生活不放。这样，它使得市场化与市场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扭曲，而基于国有体制的行政型垄断则极其顽固，权贵集团借助于市场化而生长，盘根错节。同时，这也使得中共本身对市场化极其敏感──它时刻感受得到市场化进展对其专政地位，甚至对其本身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新《国家安全法》施行，有评论道出了有目共睹的现实：该法"再清晰不过地再次表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维护执政地位，空前强烈的危机感和高度警觉"。那么，可以说，如此"全面专政"，其实是中共对其执政危机的本能反应。


    毛泽东当年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涌起市场化改革的潮流，以发动文革应对。习近平运气不好，他要追随毛泽东，而他面对的是，在中国本身内部涌现出市场化滔天巨浪。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丁一夫：西藏问题僵局和中央统战小组

    Posted: 15 Aug 2015 01:00 PM PDT

    图：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访西藏


    有了中央统战部，再要成立一个统战领导小组，这说明体制内有人在抵制总书记的统战思路，总书记不得不把统战工作的掌舵拿到自己手上。这说明习要亲自干预治藏政策，并且将用他特有的风格来扫除障碍，推行他自己的统战工作。

    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議程分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分析經濟，無疑和眼下的股市風波及經濟下滑有關，後一部分專門討論西藏，這說明了西藏的特殊性，再次證明西藏問題不是「自古以來」、「神聖不可」之類虛張聲勢的大詞那麼簡單，照毛澤東的說法，西藏問題是非常複雜的。討論的結果是宣佈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雖然官方報道再也沒有泄露丁點其他機密，也足夠給人以思考的空間了。

    　　臣在藏，君命有所不受

    　　西藏和內地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歷史上，朝廷採取的是讓西藏自治的帝國政策，歷世達賴喇嘛就是西藏的國王，中土朝廷只要求西藏保持對朝廷的藩屬國或朝貢國的名分。為了維持這一名分，清朝開始對西藏派出駐藏大臣，藏人稱之為「安班」。

    　　清朝的駐藏大臣名義上代表中土皇帝，實際上不可能對西藏實施行政管理。因此，「安班」只是個象徵性多於實質性的官職，他想有所作為也不可能。所以，儘管「安班」都是皇上信任的滿人皇族子弟，卻把派駐西藏當成苦差，熬過一兩年就輪換回京了。但朝廷對西藏局勢的瞭解與掌控，又不得不依靠「安班」，最信任的還是「安班」。事實上，朝廷離開了駐藏大臣，沒有更可靠更信得過的人來瞭解西藏的情況。而「安班」在西藏則天高皇帝遠，說什麼中央都不得不信，他瀆職腐敗中央也很難治他。於是，「安班」素質不佳行為不端本身就成為難治之症。清末的西藏危機，至少有一半的因素是當時的「安班」造成的。

    　　中共入藏以後，情況有了本質的不同。雙方簽訂的協議上，只有解放軍入藏保衛國防，中央只是向西藏派出一個「駐藏代表」，由他代表中央政府，這是新時代的「安班」，實際上卻悄悄地隨軍派進了不公開的「西藏工委」，準備全面接管西藏政權。「西藏工委」由來自西南局和西北局的幹部組成，幾乎全是軍官，形成了在西藏的兩派漢族幹部。西南派和西北派有宗派矛盾，經常互相攻擊，演變成路線鬥爭。中共黨內鬥爭的規律是，內部派別鬥爭會促使雙方趨向極左，比誰對敵鬥爭更堅決。在中共的體制內，左比右更上得台面、更保險。源於入藏初期的這兩派矛盾，一直延續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治藏幹部頑固難治的極左性格就源於此。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入藏初就警告治藏幹部，西藏問題非常複雜，非常特殊，要求他們嚴格執行中央的指示，特別是對待西藏上層的統一戰線政策。所以，中共中央統戰部對治藏事務一直是有相當發言權的。班禪大師向中央建言「七萬言書」，文革後復出，整個時期一直通過統戰部和最高層溝通，而不是通過西藏的黨政部門。半個多世紀裡，中共治藏政策有過非常複雜的演變，一般而言，西藏黨委和軍區偏左，強硬派佔上風，相比之下中央統戰部略為溫和。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一方面治藏離不開派駐西藏的幹部，尤其是從一開始入藏的十八軍和西藏工委延續下來的「老西藏」，他們說什麼就只能聽什麼；另一方面，中央並不完全信任這些「封疆大吏」。第一個駐藏代表張經武後來曾任國家主席辦公室主任，又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卻在文革中死得非常慘，而且至今原因不明。後來的歷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多半遭到中央批評，或在「出事」後黯然調離西藏。從任榮、陰法唐、伍精華、胡錦濤、陳奎元到張慶黎，可以說一個比一個左。仕途順利的只有胡錦濤，一九八九年他在任職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親自上街鎮壓拉薩藏人，因此被鄧小平欽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駐藏幹部頗有點「臣在藏，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殊性。

    　　習總書記要親自抓西藏

    　　進入新世紀後，西藏的局勢一年比一年緊張，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所造成的人權問題，成為國際舞台上一個始終浮在水面的議題，給中國政府造成了很多難堪時刻。治藏政策之極端無理，甚至讓很多早年「援藏」的老幹部都想不通。比較而言，全民信奉佛教的藏民族是很溫和的人民，藏人普遍的要求是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要求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字和佛教文化。在受到無理壓制的時候，他們沒有去傷害駐藏漢族幹部，沒有走向暴力，而是自焚抗議，近年來竟有一百四十多藏人自焚，成為人類史上罕見的慘劇。他們要的僅僅是藏區的政策有所改變，能夠讓藏人有一定的自治權。為什麼中國政府對這樣卑微的要求也強硬拒絕呢？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治藏政策被治藏利益集團劫持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駐藏幹部和維穩部門。這些人是真正「吃藏獨飯」的，他們出於個人和集團私利，需要藏區局勢緊張，經常故意激起藏人對中國政府的怨憤，挑起中央對藏人的懷疑和敵視。他們把任何不安情緒都打成「藏獨」，在沒有「藏獨」的時候就製造不安，再套上「藏獨」的標簽，誇大國家主權受到威脅的「敵情」，以此向中央要錢要人要資源要特殊性。就是這些人，最反對中央對藏區採溫和政策，最反對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話。其實他們很明白，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方針於國於民最有利，達賴喇嘛一回來，藏區就太平了。但是，藏區太平，他們的金飯碗也就成問題了。

    　　西藏問題已經被這些人逼到死路上，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弄到這個地步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是一種失去理性的瘋狂。治藏政策已經到了極端糟糕的地步，必須變。除了那些「吃藏獨飯」的人以外，我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到這一點。

    　　習近平現在面臨的棘手問題很多，西藏問題只是其中之一。相比經濟、周邊外交等等，西藏問題其實是比較單純比較孤立的問題，調整治藏政策，改善西藏問題，總有一天要排到習近平的日程上。但是，任何改變都會第一時間遭到「吃藏獨飯」的集團強力反對。通過中央統戰部來干預治藏政策，原是中央傳統的做法。顯然，這一做法現在不靈了，下面有人不幹，於是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西藏工作的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統一戰線領導小組。原先已有中央統戰部，再要成立一個統戰領導小組，這說明體制內有人在抵制總書記的統戰思路，總書記不得不把統戰工作的掌舵拿回自己手上。我認為，這個小組的成立，說明習總書記要親自干預治藏政策，並且將用他特有的風格來掃除障礙，推行他自己的統戰工作。至於習氏統戰方法和走向，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李江琳：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會──我對「雄登問題」的看法

    Posted: 15 Aug 2015 12:47 PM PDT

    次扎喇嘛截图


    达赖喇嘛反对依止雄登护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雄登派白纸黑字地主张宗派分歧主义，引发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间的不信任，亵渎宁玛派的形象和教义，阻碍格鲁派从宁玛派接受教法和传承。雄登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会的分裂……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雄登護法神事件」成為西藏流亡社會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事情起源於達賴喇嘛尊者於一九七○年代公開規勸信徒們不宜依止「雄登護法神」，部分雄登信仰者對此不服，聲稱達賴喇嘛剝奪了他們的「信仰自由」，開始組織小規模的抗議。一九九○年代以來，抗議逐漸升級。二○○八年之後，達賴喇嘛在歐美各國演講或舉辦法會時，人們常常看到雄登信仰者，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人，在會場外呼喊侮辱達賴喇嘛的口號。近年來，雄登信仰者的抗議越演越烈，我就見識了幾次，並看到他們抗議形式的改變。
    　　二○一三年十月，我在紐約曼哈頓燈塔劇院參加達賴喇嘛的講經法會。劇院門外一側，有幾個雄登信仰者被警察隔離在一個小圈裡，他們拉著一條橫幅，在一個中年人的指揮下喊口號。最近一些年來，達賴喇嘛在演講和舉行法會時，總會有雄登信仰者抗議，大家也都見怪不怪了。那天，幾千聽眾在劇院門口排隊等待入場，當中年人喊出「Dalai Lama…」的時候，幾百名聽眾齊聲接上：「…long live!」這樣的場景使得雄登信徒的抗議顯得很滑稽。
    　　二○一四年八月下旬，我在德國漢堡參加《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會議，期間到漢堡音樂廳去聽達賴喇嘛的演講，雄登信仰者就在會場對面的街上抗議。不過，這次的情況大不相同，抗議者人數近百，以西方人為主，有些還穿著袈裟。他們拉著大幅橫幅，舉著各色標語牌，使用若干個高音喇叭，製造出極大聲響，其中有些人手舞足蹈，明顯處於迷狂狀態。同年十一月，我在曼哈頓燈塔劇場參加達賴喇嘛為漢人佛教徒舉辦的專場講經，這次來抗議的雄登信仰者可謂「鳥槍換炮」，人數雖然遠不能跟參加法會的人相比，但鬧出相當大的動靜，顯得陣勢很大。

    　　「雄登護法」的前世今生

    　　「雄登護法神」，亦有「多傑雄登、俱力護法神、凶天、朵傑雄登、多傑修丹」等名稱和不同的漢字音譯。「雄登信仰」是近四百年以來藏傳佛教格魯派內部的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從宗教學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格魯派中的一個邊緣信仰（cult）。雄登信仰起源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根據藏文文獻記載，「雄登護法」是一位與第五世達賴喇嘛不和、在可疑情況下死亡的歷史人物的轉世。有關雄登護法神的來源，藏文史料中有一些記載，民間也有各種傳說。由此可見，圍繞雄登崇拜的爭議並非當代出現的新問題，而是格魯派內部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來斷斷續續一直存在的現象。有關雄登護法，以及雄登信仰的起源和歷史，已經有了不少藏文和英文學術論文和資料出版，部分資料也有漢語版。各方資料顯示，雄登信仰自其出現以來，從未成為格魯派主流，而且一直伴隨著各種爭議。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第八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以及薩迦、格魯、噶舉和寧瑪派的多位高僧都曾明令禁止信徒依止雄登護法神。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多次公開說明，他一度也曾供奉過雄登護法神。正是出於親身經驗，以及對雄登護法神來龍去脈及其精神實質的深入調查和研究，達賴喇嘛確定雄登並非護法神，而是來自「朵」地區的邪靈領袖，其儀軌中包含了譴責其他教派和宗教的內容。由此，他認為供奉雄登有諸種不利之處，對藏傳佛教宗派和諧及藏民族的團結有害無益。更為嚴重的是，雄登信仰有使得藏傳佛教墮為神靈信仰的危險。對佛教基本教義有所瞭解的人來說，這一點不難理解。從佛教角度來看，依止雄登護法神違背了佛教的根本教義。每個佛教徒在皈依的時候，都會很清楚地知曉，自己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寶），而不是皈依神靈或鬼怪。因此，經過深思熟慮，達賴喇嘛決定停止供奉雄登護法神，並公開規勸信眾們放棄此一信仰。
    　　在宗教層面上，「雄登爭議」具有「原教旨主義」與「教派寬容」兩種不同理念之爭的色彩。簡言之，圍繞雄登信仰的爭議，與格魯派內部要堅守祖師宗喀巴大師所傳教法的一派，同主張教派之間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寬容的一派之間的爭議有關。五世、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主張教派之間互相寬容和相互學習，並都從寧瑪派學習教理和儀軌，而雄登護法則反對格魯派僧侶從其他教派，特別是從寧瑪派取得教法傳承。

    　　當下「雄登爭議」的實質

    　　當下的「雄登爭議」與歷史上的「雄登爭議」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歷史上的「雄登爭議」主要在宗教層面，當下的「雄登爭議」，特別是二○○八年以來，已經完全政治化。當下的雄登信仰者抗議的目標是針對達賴喇嘛個人，其主要方式是在公開場合，特別是在有眾多記者出現的重要場合，攻擊侮辱達賴喇嘛，擴大自己的影響，給外界造成「藏人和佛教徒反對達賴喇嘛」的印象。這種情況自然引起境內外多數藏人的反感，這樣一來，就在藏人社區中造成種種混亂和衝突。
    　　二○○七年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時就聽說，雄登信仰的背後有中共的參控。聞此我絲毫不覺得奇怪。研究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策略特點。打入「敵對勢力」內部，利用其內部矛盾，使得矛盾擴大而無法達成一致，這一招叫「分化」；繼而逐漸擴大事端，改變其性質，使對方互鬥，彼此為敵，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這一招叫「瓦解」。「分化瓦解」是中共「對敵鬥爭」的基本招數，無論是對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還是一九五○年代在非漢民族地區強制推行中共模式的「改革」，乃至於如今對付國際社會，都用到了這個招數。在不同的時期，對待不同的對象，這個招數有時會以「統戰」的「軟」形式出現，有時會以「鬥爭」的「硬」形式出現，有時候「軟硬兼施」，收買與威脅同時進行，最終目標無非是為了「分化瓦解」對手，通過破壞對方的團結來削弱對方的力量。
    　　中共佔領西藏後，面對藏人的激烈反抗，除了戰爭之外，也使用了這一招。「平叛」戰爭一開始，中共在甘孜立刻擴大藏人士兵為主的「藏民團」，並將這支部隊派到第一線，與他們的同胞作戰。前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張向明在其內部出版、限量印刷的回憶錄中就詳敘了中共在樟木口岸設立情報站，派出藏人情報員與某些木斯塘游擊隊領導人建立聯繫，取得情報，繼而導致木斯塘游擊隊內部的分裂衝突，最終瓦解的經過。該回憶錄中還談到，一九八二年，他向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匯報西藏工作時，彭沖給他的指示：「西藏的主要鬥爭，還是達賴，你們在達賴上層裡有沒有人，要打到裡面去嘛。」事實上，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西藏流亡社會建立之後，中共從未放棄「打進達賴集團」，進行或明或暗破壞的努力。

    　　中共利用「主動作為」

    　　因此，很難想像中共會放過西藏流亡社會中的「雄登護法爭議」而不加以利用。二○一五年四月，國際聲援西藏組織（ICT）披露了一份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辦公廳的文件。這份文件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傑欽修丹）問題的幾點意見》，日期是二○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文件一開頭就指出：「『俱力護法神』問題，是我們與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制定這份文件，是為了「掌握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的原則方法，做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講究策略、掌握主動，沉著應對、妥善處理」，而且要「把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作為同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做到認識統一、清醒堅定、冷靜觀察、主動作為」。這個文件透露了一個信息：中共對「雄登護法」問題高度重視，而「主動作為」四字可圈可點。從這個文件可看出，中共顯然有一套不公開的計劃來做到「主動作為」。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達賴喇嘛尊者八十歲生日兩周前，波士頓的一家民間電視節目公佈了一段原「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次紮喇嘛口述視頻（http://goo.gl/DXkezZ）。在這段近一小時的視頻中，來自理塘的次紮喇嘛說出了許多有關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與中共合作、接受中共經費和指令，在藏人社區中製造事端，破壞藏人內部團結的事，還指出雄登組織負責人制定了暗殺名單，策劃暗殺包括桑東仁波切在內的幾位高僧，甚至暗殺達賴喇嘛。將次紮喇嘛透露的一些信息與近年雄登組織的發展動向對照分析，我認為次紮喇嘛的口述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雄登信仰者以達賴喇嘛為攻擊目標，本身就相當可疑，而且不合邏輯。按照雄登信仰者所說，他們供奉的雄登是護法神，那麼，雄登護的是什麼法？雄登信仰者認為，他們護的是宗喀巴大師所傳之法。宗喀巴大師是格魯派創始人，他傳的當然是佛法。藏傳佛教四大教派所修的法，都不出佛祖所傳之法，彼此間或有修行方法的不同，但絕非敵對。作為護法神所要摧毀的，應是「佛法的敵人」。然而，從五十年代起，是中共以現代武器、武力毀寺滅教，燒經書，殺僧侶，迫使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和藏民族的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境外。現在是中共對藏人施行沉重壓迫，使得境內外一百四十多位僧俗民眾自焚抗議。中共在藏區嚴厲控制佛教的正常發展，使寺院無法行使正常的宗教功能，淪為從信眾和旅遊者手裡斂財的「景點」和「統戰工具」。這些不爭的事實說明，當今之世，佛法的敵人正是在藏區毀寺滅佛的中共，雄登派卻和中共明裡暗裡配合，專門攻擊藏民族和藏傳佛教各派公認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

    　　團結還是分裂關乎藏人前途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因素，藏傳佛教有多個不同的教派，現在經常稱為四大教派。不同教派都尊奉佛陀的教法，互相之間也有交流和重疊，歷史上卻由於教法和區域的差別，也發生過尖銳的對立和分歧，甚至流血衝突。這種教派分歧削弱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力，也加深了藏民族內部區域和文化上的封閉、保守與分裂。
    　　藏傳佛教的一些領袖人物很早就看到了這一問題。從十九世紀開始，一個不分教派運動在前藏地區發端，最初的推動者多半是寧瑪派與薩迦派高僧。這個運動藏語叫作「利美」運動，這個運動號召彌合各教派的分歧，對不同教派的教義和傳承一視同仁，共同回到佛陀最初教導的核心精神。這是近代藏傳佛教最重要的文化復興運動，是藏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利美運動逐漸得到了各派領袖的贊同和加入。我在聆聽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經的時候，就多次聽到達賴喇嘛解釋，他是從寧瑪派或薩迦派的某位大師得到某法脈的傳承。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的領袖，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來自其他各教派的傳承，從而能將各派傳承融會貫通。達賴喇嘛半個多世紀來倡導全人類各宗教和文明傳統的對話，尋求共同的價值和理念，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擁戴和讚賞。我相信達賴喇嘛的對話主張，一定受到了利美運動理念的啟發。
    　　但是，有一些保守的佛教人士反對利美運動，認為必須恪守傳統教法的純粹性，並因此而把別的教派視為異端。這些保守人士主要來自格魯派，他們現在主要就集結在雄登信仰之下。
    　　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藏傳佛教各派高僧大德幾乎全部流亡境外。共同的生存危機使得各派僧侶都認識到了藏傳佛教和藏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利美運動的理念成為不言而喻的共同原則。處於危難中的藏人流亡社會，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生存下去，分裂將把流亡藏人和藏傳佛教引向毀滅。歷史上各教派的分歧和恩怨，在流亡中自然消失了。流亡社區的所有各派寺院，都尊奉達賴喇嘛為最高上師，都宣佈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我在田野調查中朝拜過很多各教派的寺院，在他們的大經堂和辦公室裡，都把達賴喇嘛的法相置放在尊貴的位置。可以說，藏傳佛教在流亡中的發揚光大及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西藏問題在國際舞台上的持續重要性，流亡藏人社會的生存和未來，都得益於利美運動的理念，得益於藏傳佛教各派和藏人社會的團結。對流亡藏人來說，沒有團結就沒有生存。
    　　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雄登爭議一再浮上水面是值得人們警惕的。雄登派的訴求理由，帶有中共宣傳的特點：先歪曲對方，斷章取義地將對方極端化，然後將自己的訴求放低身段，以博取國際社會第三者的同情。雄登派指責達賴喇嘛「禁止藏人信奉雄登護法神，剝奪了藏人的宗教自由」，達賴喇嘛多次解釋，他只是向自己的信徒建議，不要依止雄登，但是最終取決於信徒本人的選擇。事實上，達賴喇嘛沒有權力在流亡國家禁止任何人做合法的事情。就在此刻，南印度的兩大格魯派寺院的部分僧侶選擇建立自己的學院來依止雄登護法神，他們有這樣做的自由。在流亡社區，依止雄登護法的藏人信徒始終存在。達賴喇嘛的觀點也很明確，反對依止雄登護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雄登派白紙黑字地主張宗派分歧主義，引發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間的不信任，褻瀆寧瑪派的形象和教義，阻礙格魯派從寧瑪派接受教法和傳承。雄登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會的分裂，這是明顯的事實。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各派僧侶及流亡社區同雄登派的對峙關係到藏人的未來，這是團結還是分裂，生存還是滅亡的對峙。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7, 2015, 6:09:06 AM8/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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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桥：一個詭異的謊言

    Posted: 16 Aug 2015 10:29 PM PDT


    天津爆炸事故现场


    8月12日夜，天津瑞海國際倉庫發生爆炸。每當發生這樣的大事故，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就不得不出現在公眾視野裏，人們可以再一次地從官員的表演中重溫中國特有的「精緻的統治術」。這一次的事故和官員的表現，稍微有點特殊。

    這是一次大事故，儘管現場危險，政府一如既往地第一時間封鎖現場，控制資訊，但外界仍然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事故的慘烈。連白宮都很快發表聲明表示慰問。奇怪的是，以往比這規模小的事故都會有當地政府乃至國務院領導親臨前線，這一次現場看不到一個官。中央媒體高調報道習近平和李克強作出「一定」要如何如何，「務必」如何如何的指示，卻不見人影。長江沉船事故時，李克強親臨第一線，見證了潛水員救出老太的動人一刻，這一次他和他的代表都沒來，儘管塘沽離北京不遠，離北戴河也不遠，直升飛機幾十分鐘就能到，中央級的官員卻一個也沒到現場指揮。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受習李「委託」，是唯一來到天津的中央領導，卻只去了醫院慰問，在濱海新區召開會議。為什麼這次中央領導不到爆炸現場有一千多官兵仍在揮汗奮戰的地方來一次一分鐘的親民秀，讓央視也有一點感人的圖像可以向全國播放，讓中國感動，讓民族自豪，讓詩人流幾滴淚呢？

    答案很簡單，他們知道那裏現在非常危險！

    危險來自瑞海公司所堆放的危險品。事故發生後不久傳出的消息是，爆炸可能是由於消防員錯誤地用水降溫，電石遇水反應產生乙炔而爆炸。又傳出可能是金屬鈉遇水而激烈燃燒爆炸。然後傳出了驚人的消息，瑞海公司在那裏堆放了700噸氰化鈉。

    三天後，8月15日，仍然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告訴外界，爆炸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是什麼性質的，爆炸產生的輻射、熱量、化學品和衝擊波的性質、強度和範圍是什麼。在電視上，我們看到仍然有消防員和防化兵在用水衝擊不明物體，到15日現場還發生過性質不明的小型爆炸。人們被告知撤離到三公裏之外，說明危險依然存在而且在擴大。然而，關鍵的關鍵，瑞海公司在裏面儲存的貨物品種、數量、位置，在事故發生三天後，這個問題依然是──不知道！
    事故發生後，天津市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在發布會上說：「現在不能給出倉庫中危化品的種類數量詳細清單。一因倉庫是周轉倉庫，裝箱卸下的是暫時儲存，完成報關後運走，無法準確獲知。且企業辦公場所損毀嚴重，無法準確獲取產品種類數量資訊。企業負責人及相關管理人提供的資訊，從目前調查看不統一。從海關和企業管理人員得到的數據，也有較大出入。」

    這是一個拙劣的謊言。

    這個理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還勉強說得過去，那是「前電腦」時代，貨運管理的資訊需要填各種單據表格，復寫紙是標配，所有單據一式多份，用顏色紙區分，按照規定的程序按時送各個相關單位。資訊流動有一個時間/空間差，而且，如果大火災或爆炸燒掉了所有的辦公室連同紙質單據表格，那麼高副局長的說法或許是可信的。

    瑞海公司現在還採用「前電腦」的紙質辦公，有誰信嗎？即使瑞海公司想這麼幹，在天津塘沽港口也做不到，不用電腦聯網，你是不可能搞現代物流業的。在電腦時代，物流資訊產生後，儲存在電腦中而且必定有備份。數據生成後，即時傳遞到各個相關單位，在各個單位自己的服務器中生成各自需要的數據形式及其備份。在機場港口和銀行這樣的重要單位，還應該有異地備份，以防災害情況下所有網絡和電腦硬件被毀時，數據仍然保存著。所以，現在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一場大火燒掉了銀行的文件櫃，你到銀行去取錢，銀行說對不起，資料燒掉了，沒法知道你存了錢沒有。

    天津市安監局高副局長卻大庭廣眾地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謊言，爆炸把辦公場所炸毀了，所以沒法知道裏面堆了什麼，有多少數量，都堆在什麼位置上，是什麼引起了爆炸。

    這是一個詭異的謊言。然而官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這個謊言，在大爆炸三天後，仍然說不知道裏面堆了什麼。8月14日下午，河北一家化工企業的老板帶著一群技術人員趕到天津，告訴現場指揮部人員，他們公司還有700噸氰化鈉存在瑞海公司的倉庫裏。700噸氰化鈉足以毒死地球上一半多人口，竟然誰也不知道堆在裏面什麼地方，還要防化兵進去──尋找。

    那麼瑞海公司的人自己知道嗎？高副局長透露，企業負責人和管理人員的說法不一。他沒說不一在什麼地方，於是財經網的文章猜測，說法不一的原因是可能涉嫌有走私物品。

    僅僅是走私嗎？如果涉嫌走私的話，走私了什麼？走私的高危品，是走私到什麼地方去？誰能通過天津口岸走私這樣的高危品？瑞海公司的倉庫裏，出了700噸氰化鈉，還有什麼？

    這些都是高副局長的謊言引出的問題。在中國，老百姓將永遠也不知道這樣的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但是，我相信，黨中央和習總書記李總理等中央首長是知道的。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所以，他們一個也不會出現在現場，現場只有防化兵、消防員、志願者和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中國老百姓。


    ——東網：http://goo.gl/M5qPX2

    野渡：仅仅是冻结时代的开端

    Posted: 16 Aug 2015 07:47 PM PDT

    图：国际社会关注仍然失踪或拘留的中国人权律师和活跃人士


    这两年体制对民间的全面清场既是针对特定目标群体新"黑五类"主动出击，有步骤、有层次地加以打击，同时还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互联网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社会组织如NGO机构、家庭教会等进行清理与解散。体制这种束缚社会发展，控制社会活力，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法，标志着社会进入了冻结时代。


    2015年7月10日，这一天被视为中国人权律师的"黑色星期五"。由这天始，迄今已有至少266位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被捕、失踪、传唤、约谈。

    从"死磕"律师到人权律师

    这次"律师劫"的原因，笔者在动向杂志6月号的文章已预见分析，是列宁主义体制对"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维权律师死磕"的近几年社会抗争模式的打压行动。而官方喉舌的连迭围剿也证实了此点，《环球时报》连日社评狠批死磕派律师，新华社、央视"揭批"屠夫等人的募集资金、围观"闹事"。这次大规模打击人权律师，用意就是切断维权抗争中关键群体的支持平台。

    在中国的公民运动中，人权律师始于联结枢纽的位置，既是抗争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抗争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而死磕律师可视为人权律师的亚群体，强调自身的法治作用以降低政治风险
    。"死磕"一词为东北律师迟夙生最早说出，"死磕"为东北的方言词汇，和某人或某事作对到底的意思。死磕派律师一般指参加过重庆李庄案、广西北海四律师案、贵州小河案的部分律师，他们自己称之为"走出李庄，趟过小河，面朝北海，又上船营"，主要成员有杨学林、杨金柱、陈光武等人。

    死磕律师针对公权力在法律程序上的违法行为，针锋相对抗争死磕，对维护法治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在党天下的现实下，如人民日报所言"借法治削弱党的领导地位是痴心妄想"。就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人权律师无疑是远在死磕律师之上的，如2013年底"中国人权律师团"的成立，在人权事件的持续发声，有力推动了公民运动的发展。2015年，人权律师团的元旦新年献词《我们终将拥抱自由》，更明确把"自由"作为群体的努力目标，"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将胜利交还给人民！"。而同样是新年献词，死磕派律师杨金柱写道：新年的梦想之一是"让执政党对死磕派律师们越来越包容和尊重"。

    维权律师成严控和打击重点对象

    所以，体制这次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人权律师，官方喉舌避而不谈人权律师，统以死磕派律师称之，意在诋毁和掐灭抗争运动的道义性。但在官方指称为死磕律师的威慑下，死磕律师阵营迅速出现了分化，死磕律师主要成员杨金柱不但公开恐吓被捕律师家属，自我设限做犬儒辩护，更向体制献媚声称更改死磕派律师名为"较真派律师"，从而受到民间舆论的强烈谴责。

    死磕派律师的分化并不是自现在始。"北海案"后陈有西和杨金柱就突然决裂，后来陈有西和斯伟江亦互相指责。陈有西因"李庄案"暴得大名，但后来渐渐显露了身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声誉江河日下，其表现之不堪可由其与死磕律师决裂的文章《绥靖比对抗更具建设性》可见一斑。

    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这轮白色恐怖预示重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美丽岛时代的开始，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就目前中国民间面临的全面清场状况而言，这不但不是黑暗即将过去，反倒是社会进入冻结时代的开端。

    对人权律师的防范和打击是新极权体制控制冻结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人权律师滕彪说自己的群体就是"喝茶窃听黑材料，跟踪传唤黑头套，栽赃电棍大灯泡，劳改失踪暗杀掉"。2012年7月31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把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列为新"黑五类"，是"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严厉控制和打击的重点对象。

    一个更加恐怖血腥的时代开始了

    同以往的"冒头就打"不同的是，这两年体制对民间的全面清场既是针对特定目标群体新"黑五类"主动出击，有步骤、有层次地加以打击，同时还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互联网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社会组织如NGO机构、家庭教会等进行清理与解散。体制这种束缚社会发展，控制社会活力，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法，标志着社会进入了冻结时代。

    就目前披露出来的体制的意识形态企图和控制社会手段的信息，体制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冻结社会的手段，如网络安全法的限制公民网络通讯，社区矫正法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社会自由空间将继续缩窄，由此可以说目前仅仅是冻结时代的开端。2012年夏笔者为在美国出版的国际笔会英文报告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结语笔者预测说："一个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时代，现在终于开始来了。

    就在此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下，仍然有众多人权律师勇敢地站了出来，不惧强权为被捕律师发声，不避风险担任被捕律师的辩护人，向世人表明，固然体制力图冻结社会，仍然阻挡不住向春天进发的人心。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程映虹：真的 “竟无一人是男儿”！

    Posted: 16 Aug 2015 07:25 PM PDT

    图：习近平与刘延东

    说别人"竟无一人是男儿"是容易的。临到你自己头上，还没到那么大的事儿呢，就齐齐地把一个女流推到前面，好意思吗？
    习近平主席前些年指出: 苏联瓦解时，苏共上下人人袖手旁观，任由一个独掌政权几十年的权力集团自生自灭，数千万党员中"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历史教训要牢牢吸取。
    习主席对当年苏共党员干部，当然尤其是领导同志的性别问题做出了一针见血的鉴定:他们都不是男人。这不但有历史的眼光，而且还有预见性。
    近日天津爆炸，死伤惨重，震惊世界。就在导致爆炸的化学物质成分尚未对外公布时，就在千百名消防战士和防化士兵冒死抢入爆炸现场搜救幸存者时，就在天津当地对爆炸现场的毒雾和信息双重隔离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受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委托"，不远百里从北京赶往天津视察灾情。
    刘是一个女性，她接受了两个大男人的委托，在这两个大男人身后还有五位也算是男人的中国人，统称七常委。以当代交通之神速，京津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但这七个大男人却对着一位女流一起拱手道："拜托了。"
    当然，除了七常委，中国最高权力机构还有一大帮整天头发染得乌黑油亮晃来晃去的人。他们的性别—-不说也罢，等着习主席一一鉴定和自我鉴定吧。
    数月前，长江上翻了一条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去了。而现在，天津这么大的惨剧，连一个常委都没去。不管是害怕毒气也好还是担心权争也罢，反正七常委一个都不敢去。像习主席说的，成了七常侍。难怪当年苏共上下面对红场上成千上万示威群众，都吓得连蛋都没了。
    所以，说别人"竟无一人是男儿"是容易的。临到你自己头上，还没到那么大的事儿呢，就齐齐地把一个女流推到前面，好意思吗？
    ——《墙外楼》编者注：天津爆炸发生5天后，8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终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天津爆炸，炸不醒中国人，经济危机，能不能唤醒中国人呢？

    Posted: 16 Aug 2015 06:59 PM PDT

    天津大爆炸现场一角
    （杂谈一周要闻8.09——8.15）

    在微信上看了一个视频，说是北方的蔬菜批发市场里普遍用甲醛做防腐剂，直接涂在大白菜的根上，这样大白菜就能多存放一段时间。这样的大白菜有致癌作用，当然不敢买。昨天去市场买菜，看到很好的大白菜，很想买一个。但是看来看去，也不敢确定它是不是安全，最后还是没有买。

    不买大白菜，还能买什么呢？韭菜根部容易长一种虫，农民为了杀死这种虫，就把剧毒农药灌进去。你看那些韭菜卖相很好看，但说不定就有剧毒的农药残留。缸豆，很好吃，家常菜，可是现在出现了毒缸豆，有人直接在缸豆上面喷剧毒农药。生姜，也是每天都要有的，可是有些地方种生姜分成两种，一种是自己吃的和出口的，一种是供应内地的。自己吃的和出口的，不打农药，供应内地的，拚命打农药。你说北方的菜，不能吃，那就吃广东自己生产的蔬菜吧。可是我有一次亲眼看到广东的农民用污黑的工业污水浇菜地。那些青菜长得鲜亮鲜亮的，你绝对想像不出那是用污水灌溉的。

    我们交了世界上最重的税，可是政府却不能给我们提供安全的食品。上次看一个材料，说今天中国男性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含量，只相当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六分之一。什么原因？就是污染！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会绝种吗？当然，中国上等人是不会绝种的。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的后代只会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下等人，倒是真有很可能会绝种。

    中国下层人民有没有未来？

    这一次天津大爆炸，堆场里有一种东西，叫氰化钠，可能有700吨，这个东西有剧毒，致死量为50-100毫克，700吨，可以轻松毒死70亿人。氰化钠遇水变成氰化氢气体，当年希特勒的毒气室就是用的这个东西。希特勒用这个东西总共屠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天津堆场里，为什么有大量的氰化钠？据内行人士介绍，那是用来提炼黄金的。有一种炼金术，叫〝氰化纳堆浸提金术〞。这个技术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发明的。用这个技术提炼黄金成本特别低，不过，美国人不敢用，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弄不好就会造成严重生化危机，毒死几十万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中国，这项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天山之巅，到福建紫金山，从吉林桦甸到山东招远，我们用的全是这种断子绝孙的技术。堆浸技术，会形成巨大的尾矿库，尾矿库的渗漏在中国是家常便饭。只要用氰化纳采黄金，那个地区的地下水肯定都是不能喝的。开采黄金的公司，基本上只知赚钱，他们对于尾矿库的安全从不在意。结果在全国各黄金产区，都发生过尾矿溃坝事故。福建紫金山，吉林桦甸，河南栾川，甘肃舟曲今年相继发生了尾矿溃坝事故。内蒙古包头，尾矿库直接面对黄河，一旦溃坝，整个黄河下游就会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严重化学污染地区，所幸这里暂时还没有发生事故。

    能在一个地方开这样的公司提炼黄金，他们肯定都是与当地官员相勾结的。一旦出了事，当地官员就会封锁消息。你敢于发布真相，他就会说你在造谣，他就可以抓你。这么多年来，尾矿库溃坝造成的人员伤亡一直是个迷。只有河南栾川官员掩盖真相的水平差了点，有媒体报导说县城里淹死了50多人。其它地方伤亡人数没人知道。在吉林桦甸，有记者报导说有五个村庄完全消失了，伤亡估计很严重。

    在中国为什么〝氰化纳堆浸提金术〞会遍地开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官员的权力不受监督。官员和商人弄到了钱，环境污染的后果由老百姓来买单。现在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一百多年前，不管怎么说，官员们和他们的家属还是愿意死在中国的。他们不管怎么无耻，他们都需要替自己的后代想想。而现在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很多人都已经移民，所以中国的未来是与他们无关的。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捞到钱就行。

    能在天津大爆炸中死去，其实还是幸运的，因为有全国人民的关注。还有大量的人们默默无闻地死去了，根本就没人知道。

    发生了灾难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丧失了对灾难的反思能力。有反思能力，我们以后就可以尽量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而出了事情，不反思，只祈福，那相同的灾难下次肯定还会发生。这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种论调。他们是这样说的：从天津死难者身上可以看出，只要活着就好，其它都是浮云。我们还没有死掉，那么吃点地沟油，喝点致癌的自来水，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和死去的人相比，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你有什么理由对政府不满呢？安心生活吧，感恩生命吧！

    感恩生命当然好，但只知道一味感恩，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只知感恩，不知问责，这是奴才的思维方式。

    还有人说：出了这么大事，我们要稳定，不能质疑政府，如果我们质疑政府，外国人可能就来欺负我们了。这种观点当然更混蛋。质疑政府，政府才能变得更好，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强大，我们才能更有力量对付外国侵略。你一味讨好政府，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虚弱，最后国家就会灭亡。真正的爱国者，永远都是政府的批评者。天天赞美政府的人，那不叫爱国，那叫巧言令色，其实就是汉奸，因为他们在破坏我们的国家。

    天津爆炸，也没能炸醒这些中国人！

    其实这几天并不只是一个天津出了事。8月11日，贵州普安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井下13名工人遇难。8月12日，就是天津爆炸当天，陕西山阳县发生山体滑坡，有60多人失踪，这些失踪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估计是全被埋了。福建颱风苏迪罗已经造成773.6万人受灾，26人死亡，7人失踪。8月13日，东莞常平城轨施工现场发生塌陷事故，一名施工人员死亡。8月13日，北京三里屯，发生当街砍人事件，一名女子被砍死。

    中国幅员广大，天灾人祸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搞清楚责任在哪里。责任在老天爷，那没办法，我们只能一步步通过科学研究去解决。责任在各级官员，我们就应该严肃处理，该枪毙的要枪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点蜡烛，祈福，然后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能活着真幸福，然后对领导更加奴颜婢膝，这样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不要讨好权贵，出了事，该谁负责，就谁负责，这很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政府单位里面，大部分人其实也只是一个小人物，如果发生了重大灾难，其实你也跑不了。所以对于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必太热心。2012年，天津港周围居民游行示威，反对在他们的附近修建危险化学品仓库，当时天津港公安局参与了对抗议群众的镇压。可是这一次大爆炸，以公安局副局长为首的一帮子警察全部失联。爆炸中心几百米处，有一个公安局的大楼，冲击波过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危险品仓库，高层领导是能捞到钱的，他们特别热心，这可以理解。你们基层干警，其实啥也捞不到，领导叫你去当炮灰，你过分热心，那就是傻B。你们跟周围普通民众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不出事就算了，一旦出了事，你自己也无路可逃。所以对于镇压群众的事情，不必太热心。为了饭碗，当然要去现场，但是能过得去就算了。不要太傻B。当初如果天津港的群众抗议成功了，危险品仓库停建了，天津港公安局这些干警们自己也就可以活命了。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失联了。家属满大街贴寻人启事，怪可怜的；媒体上煽情赞颂，说他们〝最帅的逆行〞，可惜也没有什么卵用。这几天，对舆论的封锁很严，网上封了很多账号。那些删贴的网警们，我觉得也应该从天津港警察身上吸取教训。网路上呼吁对事故追责，是为了避免下一次事故的发生，这对你们网警也是有好处的。上头有指示，工作不能不做，但没必要太热心。不反思，不问责，下次肯定还会发生事故。下次事故会不会落到你头上，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凡事都不要过分。

    在天津港大爆炸的前一天，8月11日，还发生了一件必将载入中国经济史的大事。那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突然大幅贬值。8月11日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2000个基点，第二天又继续贬值1000个基点。三年前，国内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就预测人民币贬值不可避免，只是政府一直在硬撑着，一直拿外汇购买人民币以稳定汇率。这是十足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估计现在看看撑不下去了，不贬值是不行了，只好贬了下去。

    中国经济未来如何？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肯定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东莞，在我的周围，企业主们纷纷反映，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做生意最难的一年。大量企业倒闭破产。中国民营企业生存能力极强，是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类型。不过，现在他们也撑不下去了，虽然有少数企业还可以活上很多年，但整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的集体死亡已经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这样？说起来很简单。对企业来说，重中之重就是市场。市场分两个，一个是国外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靠国外市场，靠给外国打工，我们挣了点小钱，而这些钱，大部分最后还是被政府通过种种方式弄走了，并没有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当中去。而老百姓除了有口饭吃，其它什么都没有。只要有外贸，中国经济都不会太难看，但是现在外贸出问题了。2015年，中国制造业成本已经接近美国。同样的产品，在美国和在中国的加工成本差不多，你想想看，别人会把这个订单下在中国吗？国外市场不行了，国内市场呢？东莞在五年前就号召企业转型，号召开拓国内市场。但是根本开拓不了。为什么？因为内地老百姓太穷了，他们不敢花钱。内地老百姓身上有四座大山：一是住房，一是医疗，一是孩子教育，一是养老。从国际惯例来说，只要公民交了税，这四个方面的事情就应该是政府出面解决的。西方人工资也不高，但是他们挣一个花两个，满世界旅游。他们为什么有胆量花光家里的最后一分钱？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而在中国我们这些保障一项也没有。除了一部分公务员，普通百姓根本不敢花钱。你要按揭供房，你要存钱防备生病，你要存钱给孩子读书，你要存钱养老。你哪里敢花钱？

    中国也有一部分有钱人，如果这些有钱人愿意在国内消费，中国经济也许会好一点，但是不幸的是，中国的有钱人与韩国有钱人是不同的。韩国有钱人从来不买外国的车，只买本国的。但是在中国，好人发不了财，能发财的，基本都是道德有问题的人。所以中国的有钱人基本都是汉奸性质的货色，他们从来不买国产的产品，他们只买外国货。中国游客跑到日本去抢空了别人的超市，他们根本不屑于在中国消费。

    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钱人看不起，没钱人买不起。没有市场，中国民营企业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现在中国政府特别害怕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但是炒过股的都知道，阴跌比断崖式大跌更可怕。

    要重振中国经济，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个问题解决了，老百姓敢花钱了，我们的经济马上就能好起来。我们现在的经济，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相对过剩〞，一方面是工厂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购买能力。

    我们的政府会不会用正确的方法提振中国经济呢？我敢保证，不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人民的生存状态。他们宁可援助非洲人民，也不愿意援助本国人民。

    大家要准备好，一个经济的严冬马上就要来了，而且这个严冬还特别漫长。减薪潮，失业潮，房地产断供潮，正在到来。五年之后，如果有大批中国下层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我也不奇怪。

    天津爆炸，炸不醒中国人，经济危机，能不能唤醒中国人呢？


    作者：啃咸菜谈天下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8, 2015, 6:32:15 AM8/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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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但得记者如高瑜

    Posted: 17 Aug 2015 06:09 PM PDT

    图：1999年2月高瑜第一次出狱后与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合影


    高瑜之获刑，就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的获刑，在中国千千万万的记者中，像高瑜这样的独立记者实在太少了，没有她们的付出，真正的媒体自由又哪会从天而降……

    八九以来26年间三次入狱
    前些日子，看到高瑜在狱中写的五言绝句："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时间残忍，这位当年曾叱咤新闻界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已年过七十，1989年 以来的二十六年间，她已三次入狱，每次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方面铁条一次次分割她的世界，一方面她也一次次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她已是中国新闻史上抵抗强权、追求新闻自由的见证。自有报纸以来，中国也曾有过一些有影响的女记者，如浦熙修、子冈、戈扬、杨刚她们，几乎都被左翼思潮吸引，成了红色政权的催生者，却落得或右派或自杀的下场。与她们相比，高瑜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她1944年生于一个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1980年进入中国新闻社，开始新闻生涯，逐渐摆脱红色噩梦，成为一个清醒、笃定、具有文明视野和明确新闻价值追求的记者。特别是1988年她转入《经济学周报》以后，她为这份报纸和香港《镜报》采写的长篇专访， 她以记者的敏锐、勇气，抓住了时代中心问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她发出的那些声音无比珍贵，即便今天读来依然有万千感慨。
    《经济学周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被誉为"南有导报，北有周报"与她的努力与贡献也不无关系。直到1989年6月3日锒铛入狱，她一直以专业主义的记者视角关注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她采写的长篇报道有内幕，有细节，有分析，有血肉，受到各大国际通讯社的瞩目 。1990年代初她出狱之后，不改初心，继续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真相，以致在1993年再次入狱，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六 年。去年，她再次被捕，并以同一罪名获刑七年。

    新闻从业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大约2007年冬天，在庆祝张思之先生八十岁的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她，惊讶于她如此之年轻，如果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绝难相信她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刻痕，几次牢狱竟然未将她变得老态龙钟，反而愈发显得美丽，她的优雅高贵从容淡定，正是她内在生命散发出来的，胜过了世上一切的装饰。我与她只是匆匆一晤，当时她来向思之先生敬酒，我正好坐一那一桌。我还记得她与带着生日皇冠的思之先生合影时的笑容，那天晚上我给她们拍过一张照片。思之先生是她的辩护律师，对她有很高的评价。之后，大约2010年曾与她通过几次邮件，她送过我一本书。不料，在她古稀之年，还要面对冷酷的监狱。去年，当她再次被捕的消息传来，国内外都感到震惊，一位被岁月证明有良知的独立记者终究无法见容于当局。她之获刑也可以看做这个时代到底有无最底线的新闻自由之标记。与坐过国民党班房的女记者浦熙修她们相比，她要面对的从业环境更为险恶，更为严酷，更为无助，至少浦熙修、子冈她们活跃在民国报界时，还有《新民报》、《大公报》这样的民间报纸，有《观察》周刊这样的民间刊物，她们所处的还是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而高瑜从一开始就处于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即使她在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春天短暂的黄金岁月，在半民办的《经济学周报》虽能发表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夏衍与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但她于1989年3月22日采写的政协委员徐四民与王军涛、陈子明、闵琦、陈小平、刘卫华等"一老五少"关于民主的对话只能刊登在香港媒体上，然后出口转内销，她为这篇采访起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大标题《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当时胡耀邦还在，街头运动还没有发生。这个题目不是无意间预见了未来，而是她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对时局的观察，渴望有序的剧场政治，而对广场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从这一意义上，这一新闻标题也可视为她新闻从业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她为中国新闻自由而坐牢

    不到一个月，耀邦猝逝，山呼海啸的广场政治卷地而来，学运持续了一个多月，广场学子无法撤回校园。1989年5月21日，忧心忡忡的她受胡绩伟先生之委托， 撞进广场中心，说服王丹等学生领袖，并就地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结果仍功败垂成。广场政治的巨大惯性，及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最终让和平撤离的愿望成空。包括胡绩伟、万润南等在内体制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徒留一声长叹，她们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的全部努力打了水漂。坦克碾碎了1980年代一切善良美好的梦想。她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新闻界的代表之一，其精神气质正是属于198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纯粹、干净、理想主义，在她身上都能看到。我甚至想，她在进入1990年代，世俗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唯利是图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仍然是面朝1980年代而活的，所以，她才会在第一次出狱之后，还要两次获刑。她之获刑，就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的获刑，由此她的牺牲所赋予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意义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她的狱中诗无疑是言志，是对这个随时可以剥夺包括她在内所有国人自由的政权不屈的告白，她坐牢，却不失志，毕竟她是真正的1980年代人，不会背叛她自己和她的时代。人的一生岁月有限，诚能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面临患难、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获得做人尊严所付的代价。我想起托马斯 ·杰弗逊说的："哪里有媒体（报纸）自由、人人皆识字此两条件，那处就天下大治。"在上海老申报馆旧址改装的报业主题茶餐厅里，玻璃上就用英文写着这一番话。可惜，中国今日距离人人皆识字这一条件或许不远，但没有媒体自由，人人识字也不会带来天下大治。在中国千千万万的记者中，像高瑜这样的独立记者实在太少了，没有她们的付出，真正的媒体自由又哪会从天而降，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也造不起通天塔，高瑜一次次的蒙难 ，就是她作为个体的付出。我的小文无力，表达的只是人间的敬意，如果她能看到，盼望她知道，在中国内外还有许多人默默的在惦念她，愿她身健心安，如此而已。                                           

    2015年8月7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齐戈：一枕黄粱——从股灾想到“中国梦”

    Posted: 17 Aug 2015 05:46 PM PDT



    暴跌！股灾！中国A股再次将中小散户陷于血本无归的灭顶之灾：割肉斩仓者有之，魂断高楼者有之。上亿的股民，相信了证监会"四千点改革牛刚刚起步"的谎言，"正常回调"的忽悠，真金白银席卷一空，惊魂未定，大呼上当，梦断天桥，一枕黄粱。
    "天桥"者，明清天子敬天法祖之通道，寄托着统治者世代天下的梦想。几千年来宗法制下的中国，皇上的梦呓往往就是子民的托梦。望断天桥，梦托新主，又常常是子民最大的愿望。然而近世的中国，不仅明亡清灭，连老百姓过几天好日子的梦，也都此灾彼难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20世纪支撑中国的，始终就是这样的梦：梦想环绕、梦想忽悠，最后又被梦想所粉碎。

    梦想的"陷阱"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梦想着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国从此不再受人欺辱，结果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为民主科学引来昌明盛世，结果传统断裂马列横行专制当道。抗战胜利民族复兴，迎来两党和谈，中共高调民主宪政，国民参政会斡旋推进，"双十协定"万众欢腾，以为内忧外患从此消停，结果是两党恶战国家分裂。中共建政遵《共同纲领》筹备联合政府，民主党派欢呼雀跃，结果"反右"、"文革"专权暴政无法无天。大跃进发毒誓"赶英超美"要入共产主义天堂，驱赶万众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结果却饿死数千万人秘而不宣。邓小平改革初期许诺政治松绑多党合作，宣称要两岸和平统一，胡赵运筹谋划操作实施，结果被邓"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一句话断吼阻止，以至血洗广场留下千古遗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共留下一条GDB生路，放言开放搞活奔小康先富起来，哪晓得权贵滋生、金钱至上、贪腐横行、生态恶化落入"现代化陷阱"......
    呜呼！百年中国，民族振兴梦、国家富强梦、民主宪政梦、赶英超美梦、小康翻番梦、反腐廉政梦，以及广大股民的牛市冲顶梦，前梦接后梦，每一个梦都寄托着一代人善良痴迷的愿望，寄托着天子为民做主皇恩浩荡普天同庆的梦境。几千年来，宗法制的传统根深蒂固，臣民对主子寄托了太多的梦想，唯独缺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意志的表达。正是缺少了公民自主意识的觉醒，历代的主子才敢于吹破牛皮梦夸断海口——他们渡天桥而祭神，开大会而宣言，信誓旦旦顶层设计，让一代代子民随着梦想的忽悠，去到遥远的天国。

    "党天下"的天桥把式

    梦想并非理想，理想以现实为基础，而梦想却以忽悠为诱饵，将一代代人的自主意识践踏，将国人的理想化付之东流。百年中国如此反复，实乃国家的不幸，民族的悲哀。
    从股灾看"中国梦"，有近百年的教训，这个梦如何做得下去？自从中共把乌托邦的梦想强加于我们，我们就不断地付出鲜血和生命，如此的代价，还有梦想成真？果真如此，那就是蠢到了家！对于国人来说，如果真有一个梦的话，那就是把民主共和还给我们。只要"党天下"的霸道不去，天桥的把式的忽悠依旧，民主共和的梦就只能是梦。当人们依然把命运交付给天桥的主子，听信天桥的梦呓，其结果多半是梦断天桥，血本无归。 中国也只能还在梦中而已。                     



    ——原载《动向》2015年8月号

    王军涛：习近平冒险反腐的前景

    Posted: 17 Aug 2015 04:12 PM PDT

    习近平"打虎"网路漫画

    习近平反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红色理念而重整中共江山，但现实中各种因素掣肘，使得习反腐会走走停停。在没有现代宪政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的情况下，习打虎是一项冒险，无论成败都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习近平反腐会终于何处？
    如果让公众回顾习近平主政以来哪个方面最出乎意料，很可能是反腐，如果再问他们习近平主政后最大建树是什么，答案可能还是反腐。然而，习近平反腐是否会继续下去，或者会在什么地方停顿下来，自反腐大戏拉开帷幕，就一直是困扰公众的问题。在郭伯雄、令计划等公开处理后，习近平还会继续往下走吗？
    习近平反腐在中共执政史上的抱负空前大，大概仅次于毛泽东的文革对干部的清洗，超过邓小平在六四镇压后的清洗。在没有宪政民主取向的改革情势下，习近平反腐走宫廷阴谋方式，确实不好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反腐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了。我们很难获得政治博弈中各方的具体信息。而且，习近平现在的想法也会随着博弈情势变化而变化。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综合评估习近平反腐的进展，研判习近平反腐是否会停顿以及在哪里停顿：一是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习近平反腐受哪些因素掣肘。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方面获取的信息不断调整判断。
    为什么反腐：有四种说法
    关于习近平为什么反腐，可以有四种说法：一是习近平反腐与江泽民和胡锦涛反腐大局一样，不过是做做样子，糊弄老百姓，以便缓解中共执政合法性压力；二是以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绝对掌控党政军机器；三是按照中共传统红色理念，重整江山；四是真正反腐，彻底清除腐败。
    如果是第一种反腐，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百姓普遍对习近平有效刹住官场不正之风评价很好。打了几只死老虎和病老虎，更是让百姓相信中共有反腐决心。但是，根据目前反腐情况看，习近平不会是仅仅为了缓解执政合法性装门面反腐，因为反腐已经是重洗权力核心的生死博弈。在有思想的人心中，反腐不仅没有提升中共威信，而是让人们彻底失去对中共制度的信心。
    如果是为了巩固权力而反腐，习近平基本上达到目的。习近平已经掌控纪警军特务系统贯彻他的旨意，并通过一系列领导小组完整掌控所有党政军运行指挥。如果没有意外，基于前几年反腐的拉下的官员，再以去年通过的连坐制和今年即将通过的人事制度改革，习近平应该可在十九大上成为多数并恢复党内权力的正常运作。这个意外就是尚存的更大老虎是否会与现有权力格局中的异己联合，对习近平发起反击。毕竟习的权力斗争已经伤及所有其他派系。
    如果是第三种可能，习近平要通过反腐重整河山还有许多变数，因为掌控权力与重整河山反腐的方向、力度、阻力和演变前景都很不相同。掌控权力只需要清除掌握绝对权力的障碍即可。但重整河山除了要清除掌控权力障碍政敌外，还要改革制度和建立新的官方思想，因此，克服重整河山遇到的其他思想、政治、社会和习俗阻力。这些阻力会产生新的政敌。目前来看，习近平与普世价值的冲突和企业家的冲突已经浮现。
    最后一种可能虽然是最理想的反腐，纯洁但最不可能。如果这样，几乎所有党政军干部都要清洗。习近平自己恐怕也要自裁以谢天下。根据现有资料，如果他不担任总书记并大力反腐，他的家族不会退出经济领域。其实，薄熙来在主政重庆后，也让自己的家人不许在重庆承揽项目。
    反腐的掣肘因素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从目前资讯看，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第三种情况：他要按照红色理念重整共产党的江山。这使得他的反腐面临的阻力会很大，而且前景最不确定。他的反腐会受制于下述因素。
    党内其他派系特别是元老的反对。习近平承继中共大统本是前朝元老和各派达成共识的结果，但他独揽大权重洗前朝元老安排的人事格局。虽然，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已经初步掌控大局，不断粉碎各种反抗，有些反抗肯定有元老在背后怂恿和操纵；但中共近三十年的干部队伍基本还在，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分属各派系。反腐极有可能引发这些中共官场权争老手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反贪，并给更大的草根上位的腐败干部抵制反腐机会。届时，不仅反腐、而且习近平政治生命都自身难保。至少，在习近平通过19大完成确保大权独揽的人事格局之前，所有依照程序的会议都是习近平的坎儿。
    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绩效被削弱。中共虽然权贵大都来自太子、秘书和团派，但真正维持中共党国机器运转的是凭借办事能力而从草根上位的官员队伍。如果没有这些官员，中共无法维持稳定和完成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而这些官员一般都很腐败，而且这些腐败都暴露在公众面前。此外，他们一般民愤极大。整肃这些官员可以深得民心。然而，大面积清洗这些官员会严重影响中共执政能力。有迹象表明，最近中共经济问题和恶性事故，都与此有关。如果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或者是严重动摇中外对习近平信心的事件发生，习近平要考虑停止或放缓反腐工作。否则，一旦因反腐酿成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重整河山乃至反腐都要翻车。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反腐会不断因形势不好而放缓甚至陷于困顿。
    自身利害关系。反腐虽然能建立习近平的人望并恢复人们对中共的信心，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伤及自己。因为中共官场事实上没有清白的。习近平家族的腐败问题被外媒揭露一些。王岐山停止访美，据说就是因为可能会碰到被质问过去写信给美国金融界安插好友子女工作。今天习近平反腐主要依靠力量是红色太子。但这些太子上位大都不是公正程序上来的，不少人很腐败。习近平无意也许无能动这些太子。如果反腐总是这样选择性歧视性进行，终归会影响习的声望。
    现代制度和文化建设。习近平上位前对现代文明各方面制度和文化不是很了解。因此，他的反腐更多的是宫廷阴谋，而不是制度和文化建设。随着执政时间增加特别是实践历练，他也许会逐步接受一些现代制度和文化，这些至少会改变他对腐败问题特别是反腐败方式的认知。反腐败着眼点和方式的变化，转变反腐败方式和内容，自然会转变人们心中的反腐败力度。
    习式反腐败前景很不确定
    综上所述，有抱负和责任心的习近平反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红色理念而重整中共江山，就此而言，习近平反腐还远未达到目标，还会继续；至少在19大之前，不能停顿。但现实中各种因素掣肘，使得习近平不能毫无顾忌地推进反腐事业，因此反腐会走走停停。至于，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打，则取决于政治情势需要。不过，即使要打更大的老虎，也要更长的准备期。
    笔者最后必须说一句：在没有现代宪政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的情况下，习近平打虎是一项冒险，无论成败都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胡平：习近平敲打团派 意在阻止胡春华接班

    Posted: 17 Aug 2015 03:43 PM PDT

    胡春华
    提要：中共官媒发表文章"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依我之见，这篇文章主要是冲着胡春华来的，目的是阻止胡春华在未来十九大当上总书记的接班人。


    8月10日，中共官媒发表文章"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章说，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文章点名提到几位团派出身的高官胡春华、周强、陆昊等，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虽然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但该文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却意味深长，引起多方解读。
    依我之见，这篇文章主要是冲着胡春华来的，目的是阻止胡春华在未来十九大当上总书记的接班人。
    在十八届政治局中，有两个新面孔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胡春华，另一个是孙政才。因为他们年轻，是现今政治局中仅有的两个60后，另外也因为他们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的资历相当完整。尽管十八大并没有把胡春华和孙政才确立为总书记和总理的接班人，但无疑已然是总书记和总理接班人的第一人选。如果不出意外，在后年的十九大，他们就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理的接班人。
    但问题是，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个人都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很不愿意让他们接班，尤其不愿意让团派的胡春华接他的总书记的班。不错，习近平大权独揽，在部署未来第六代接班人的问题上有最大的话语权。只是在十八大已经确立了胡春华在第六代的领跑地位，而习近平本人当初想来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因此，习近平要想提拔自己的亲信取代胡春华，也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以反腐败的名义把胡春华打下去吗？估计做不到。因为胡春华大约是中共官场上少有的清官。
    把胡春华算进令计划一伙从而打掉吗？看来也不行。因为胡春华是在北大毕业后去西藏工作，被当时主持西藏工作的胡锦涛所发现所器重，因此被算成团派干将，并不是靠令计划牵的线。
    我们知道，自从邓小平去世，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难以为继，胡锦涛之后谁接班就成了大问题。在当时，年轻一代的领跑者当属团派的李克强。江泽民和曾庆红不想让团派接班，于是在十七大前夕搞了一次摸底投票，据说在那次投票中，习近平得的票数比李克强多，于是江曾一派就把习近平推上了总书记接班人的地位。据说在十八大前夕，令计划曾经也搞过一次摸底投票。但这次投票被习近平否定。习近平并不愿意采取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不在他自己的控制之内，他没有把握用这种做法把胡春华拉下去并且让他的亲信上台。
    6月26日，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乍一看去，这个规定很可笑。难道在以前领导干部是不能上不能下的吗？难道在以前领导干部的上上下下是没有章法的吗？既然在过去早就是能上能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有些做法已经成了惯例，用习近平本人的话，就是形成了政治规矩，哪里还需要再颁布什么规定呢？可见，现在这套规定，其实就是为了破掉原来的规矩，就是为了让习近平本人享有更大的任免权力。
    眼下，胡春华离总书记接班人只有一步之遥，本人的表现又挑不出什么过错，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团派干部缺少基层历练要"降格"使用的文章。按照这篇文章的意思，胡春华在十九大很可能连常委会都进不去，就算二十大进去了，也已经失去了当总书记的机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9, 2015, 6:01:53 AM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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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教训（一）

    Posted: 18 Aug 2015 01:57 PM PDT

    肆意编造抗战历史的大陆电影《开罗宣言》打开了恶搞的魔瓶盖……

    抗日战争值得纪念。纪念，应该纪念真相，揭露谎言。七十年来，一直有一批人在致力于撒谎。最权威的谎言制造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求降照会，毛迅即编出了完整的谎言。13日，毛宣称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骂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做"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即"摘桃子"了[1]。
    第一个揭露这谎言的，是毛本人。他一到重庆，立即改而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他只能如此。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战胜国名叫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帅，也是26个反法西斯盟国一致认定的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共产党最讲究"上级""下级"，蒋正是毛泽东的上级的上级。——从1937年起，八路军即第18集团军一直隶属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麾下。
    但毛在延安，面对中共干部，就大撒其谎，说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抗日的首功非中共莫属。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亡了。这谎言为党的领导人及其子孙论证了永恒的战利品的合法性：中国人应该永远感谢这个党，服从这个党；它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政治代表经济代表文化代表，有权世世代代占有和支配国家的一切资源。
    毛的谎言直接为内战作出铺垫：蒋介石和国民党消极抗战！非但消极抗战，而且阻挠抗战，破坏抗战，摘桃子!毛亲口对蒋发动人身攻击，骂他"是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
    本文不谈人品优劣，只要求依法把国共和蒋毛在抗日期间的业绩解密。
    被共产党评为"绊脚石"的国民党，业已郑重公布了国军的战绩。以"中流砥柱"自许的共产党，也应该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原原本本公布出来吧！蒋先生的日记，已经陈列在青天白日之下供世人阅读和研讨了。可是中共毛主席的行状尚在黑箱之中。
    习总书记说"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说得对。日本军阀1931年9月占我东三省，使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救亡图存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理应是停止割据，一致抗日。但同年11月成立的以毛为元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偏偏以"工农武装割据"[2]，填补了军阀割据和地方实力派割据的空白，破坏了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这个国中之国的任务，不是武装保卫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由此可证，当日本发动侵略时，咱们的"中流砥柱"对爱国虽成事不足，但对苏联已经俯首称臣了。
    国中之国垮了，不得不"长征"。"长征"的口号很爱国，不再"保卫苏联"了，改叫"北上抗日"。不过中流砥柱的大脑里依然没有抗日的细胞。1935年10月，毛在六盘山高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此词五十年代公开发表后，有读者问，"苍龙"何指？郭沫若以为指日本，但毛纠正了郭的误解，坦然承认自己当年必欲缚之而后快的"苍龙"是蒋介石。郭沫若有文提及这事，应该还找得到。由此又可证，整个长征过程中，"中流砥柱"打的虽是"抗日"的旗帜，其实毫无爱国的心思，更谈不上实绩。

    [1] 引文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2] 这是毛泽东首创并实践的口号。见他在1928年以后的各种著作。
    ——RFA

    梁京：炸不醒的中国梦

    Posted: 18 Aug 2015 12:54 PM PDT

    天津大爆炸死难者遗体（网络资料）

    此次天津港的爆炸事件，无疑会成为中国多年来最惨烈的奇灾之一。但不难感到的是，国人对这场巨大的人祸普遍持冷漠和无奈的态度。重要的原因，就是无需经过调查，每个人都能非常确定地知道，导致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一定是权力腐败，而这场灾难绝不会终结中国以权谋私的老把戏，而只会以"不了了之"。

    当然，这场人祸加剧了许多人对末世到来的恐惧，有人把1626年京城火药局爆炸的故事拿到网上传播，更强化了人们对本朝气象与明末极为相似的印象。当局乃至朝野文人对这场灾难的反应，也丝毫不能减弱人们的这种末世感觉。一如既往，在朝一方的基本方针就是"硬著头皮保持淡定"，宣扬"正能量"个和"主旋律"，压制各种不利当局的言论和消息，而在野一方则不失时机地指责，当权者的失德、失道与失政是本次灾祸的根本原因。

    在微信中，我发现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讨中国公共安全灾难总是"以不了了之"的深层原因，但这种努力很容易受到"网管"的干涉。一篇题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的旧博文，竟然很快就因其政治敏感性而被删除。通过搜寻，我还是找到了这篇写于2011年末博文的作者是彭晓芸。题目非常好，可惜分析不足。

    普遍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是中国历朝的末世气象。这个政治规律与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显然有联系。问题是，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为何如此顽固，为何如此颠扑不破？要回答这个问题，确有难度。

    我以为中国反自治的文化是通过"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来支撑的。虽然"做人上人"是个人在所有社会中的本能冲动，但不同文明和社会对个人间竞争的冲动有不同的激励和制约。基督教文明"做天上人"的价值就是一种不同于中国文明对个人竞争的激励和制约。西方文明得益于这种激励和制约相当明显，尽管要讲清楚背后的学理并不容易。

    对中国人来说，我认为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相结合，必然导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普遍后果，从而导致地方公共治理的灾难。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必须系统地压制地方共同体的利益追求，从而压制公共利益的正当表达，这就要依赖官僚追求升迁，追求个人功利的强烈动机，要让这种个人功利冲动不扭曲真相，不欺上瞒下，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政治败坏，大局一定糜烂。

    中国文明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宿命，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不搞中央集权的新政治秩序，这种新秩序既能兼顾地方自治，又能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

    习近平的中国梦，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旧梦"。他在十八大的就职演说中，讲到"要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而只字不提社会和地方自治，就是因为他无法超越中国人争"做人上人"来支持中央集权的治理理念。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并不孤立，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知识精英，普遍不认为需要超越中央集权的理念，他们和习近平一样，都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分权自治的新政治秩序。尽管多年来中国知识人中一直都有关于"联邦制"的议论，都不免流于空谈，因为提不出有想像力的路径。

    人类的一种本能倾向，就是对那些拿不出办法的难题，乾脆不承认其存在，尽管这个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灾难。天津港的爆炸固然令人惊魂，但我相信还是炸不醒反自治的中国梦。 "编外英雄"们的人生既不出彩，结局也令人可悲，但中国的消防队伍中不会有自治文化才能培育的"地方英雄"，而会继续有无数可怜的父母，愿意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个平时逍遥、事故发生却难以胜任以致引爆灾难的"编外"岗位。

    ——RFA

    【附注】
    1626年京城火药局爆炸——王恭厂大爆炸，亦称天启大爆炸、京师大爆炸、王恭厂灾、明末北京奇灾等，为1626年5月30日（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端午节次日巳时（上午9时），明朝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的离奇爆炸事件，造成半径达750米、面积达2.25平方公里的爆炸范围及2万余人的巨大死伤[1]。后人估算，此次威力约为1至2万吨当量的三硝基甲苯，相当于广岛原爆。[2]
    由于提及王恭厂事件的古书均记载了巨大声响传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动荡及灵芝状烟云等疑似由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甚至超自然力量才有可能产生的离奇现象，单由火药库爆炸是不足以造成的，再加上事件发生后，爆炸范围附近的伤者和尸首皆发生衣服被卷去而致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怪况，更为此灾变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维基百科

    林忌：天津核爆式灾难的启示

    Posted: 18 Aug 2015 12:52 PM PDT

    八月十二号晚，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发生强烈爆炸，从不少第一身的画面可见，爆炸最少发生了几次，而后续的爆炸，更令前往援救的人员，以及撤离不及者受到重创；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封锁隐瞒消息，直到十三晚影片才开始流出，死者数字则一直被当地人民抗议是刻意隐瞒减少，直至事发后80多个小时，才肯承认有过百个消防员「失纵」，之前发出这些消息的网民，却被指「发放假消息」，被公安拘捕调查。

    中共在是次爆炸中反应迟缓，李克强要到爆炸发生后五日才去现场，更令坊间流传的种种小道消息，愈来愈多人相信；有分析指这是习近平与江泽民权斗的后果，也有小道消息流传，爆炸品其实是一枚小型的战术核武器；网民更发现李克强现场相片有疑点，照片上几位官员的光影来自两个光源（太阳），究竟是甚么原因令中共官员一反以往第一时间扑到现场的做法呢？难道要等现场没有任何剧毒才到场？那么这几天去救灾的救援人员又是否真的安全呢？

    天津灾难揭露了好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大陆的消防员，竟然不是长期全职的专业队伍，而是几年就轮替一次的年轻人；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一旦情况不如预期，就可能这成完全的失控；是次灾难多次流传出，大量消防员死亡或所谓「失纵」的消息，中共最终也被迫承认了；其原因不外乎：运用了错误的救火方式，或者在错误的时间点，以错误的方式进入灾场。例如消息流传，消防员错用了水，以救化学火灾，结果令火势更猛，一下子烧死更多人特别是消防员，这种做法是体制上不能解的难题。

    然而中共或可容许讨论消防员体制，却不会容许讨论更重要的核心问题──资讯流通；多篇即时报导揭示，当时负责救火的消防员，根本不知道灾场收藏了大量的化学物品以至疑似爆炸品，如因此而选择了用水救火，则问题是为何体制可以容许这些化学品的存在，以及当局竟对此完全不知情？又或者如果当局知情，但救火队以至人民却不知情？为何有消息指只容存放10吨的仓库，却放了700吨剧毒山埃（氰化钠）？肇事的瑞海公司及股东高层，以至政治局常委之中是否存在关系？究竟对事件有甚么解释和看法？究竟最终引起爆炸的是甚么呢？

    更荒谬的就是中共的维稳五毛，特别其中一位在天津的，在爆炸前六日才在网上高调贴出「蘑菇节」去「庆祝」广岛原爆，而天津的爆炸的蘑菇云就被人视为「因果报应」云云，去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了同理心，以及切勿民族主义上脑。事实上，今日最可怕的威胁不是战争中的炮火，而是无日无之发生的「意外」例如民居旁竟然有大量收藏了有毒的化学品以至爆炸品；究竟同类型的潜在威胁还有几多？天津惨剧的教训会否被分析，以至紧记呢？这是必须急急就提出的问题。否则事件一旦冷却，又会如毒奶粉被人灭音和选择遗忘，那么中国人又要有如毒奶问题般，官做一套，民信另一套，受害的却是全世界的人民。

    ——RFA

    不知：为什么人们怀念长者？长者风靡网络背后的制度难题

    Posted: 18 Aug 2015 12:51 PM PDT

    网络图片：万寿吾疆
    【转者按：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中国政治的脉络，值得一读。可惜文中尚欠习、江关系之剖析，其实，在目前的中共体制和党文化里，试图把江、习区隔开来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别有用心者当然不在此列），习完全可以算是江选的传人——哪怕江现在后悔了，那也只是他个人的报应——本质上他们都是上乘的极端"政治投机者"，还有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江泽民就不会有今日习近平，习充其量只是一个"新版江泽民"，其无能、任性和屁民愚昧、国际绥靖、天朝崩塌的速度是成正比的。即便有一天习真的对江动手，难道会比华国锋抓江青带来的变化更大吗……别再做白日梦了。】

    长者的生日，从前一天就开始在网上预热。
    昨儿，"长江学者"码码又写了一篇神作《一名老派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文章对长者的文艺才华赞赏有加，引发社交网络的热传，此前的神作《一朝天子，一朝逼格》，对比了民国走来的长者、与文革走来的包，当然也被疯传。
    在知乎上，一度出现了"如何看待网上对长者的祝寿行为"的问题（虽然被秒删）。早前，更有一个名为"长者今天死了吗"的微博账号，每天更新一条微博"没有！"的奇葩行径（后被销号）。
    长者被网友们玩儿坏了的同时，其本人被很多人目为1949年以来"最好的leader"。而网友纷纷创作了诸如"垂死病中惊坐起，谈笑风生又一天"、"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的诗句来为其"续命"，盼望长者不要过早的离开我们——"长者学"俨然已经成为了"神学"。
    不同的意见当然存在，一个朋友对此异议——"某人上台就是靠关闭World Economy导报，其在任期间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政治、法治的进步无甚助益，和任何形式的开明都沾不上关系。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别的人得十分二十分，不等于一个自己也不及格的政治投机分子就是好人。"
    而"长江学者"码码也曾对我说，其写长者的动机，很大的原因是不喜欢包。这个思路一直贯穿他的写作，最新的神作中也多有暗示，比如这一句：
    （长者）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leader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leader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leader好得多。
    长者本身是一个好的leader吗？石扉客说到了重点，"怀念woha的热潮，是在和包的比较之中自然呈现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不过也没啥可怀念的，过去三十年就是这么一个一蟹不如一蟹的态势。H、Z比J、Z强，J、Z比H、W强，H、W比……"
    造成这种奇葩现象的背后，除了长者个人的多才多艺、且热衷于卖弄才华以外，其在今天竟然能受到网络上一批"自由派"人士的颂扬和怀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socialist state的接班人难题"，这个难题必然会导致领导人的"荼蘼效应"，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
    1949—1976，太祖时代的接班人更换定律
    最高权力的更迭一般有三种模式：世袭制，禅让制，民选制。采取世袭制的国家最稳定，君主专制的前现代国家自不必说，在socialism兄弟里面，古巴的兄弟世袭，朝鲜的父子世袭都比较稳定，当然最稳定的还是父死子继，这一点朝鲜很坚定，没有出现修正主义。
    而一些socialism大国，采取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是一种过渡制度，要么回到神授的世袭制，要么进到民选的民主制，不然不确定性极大，而成为内生动荡、最不稳定的接班制度。
    之所以不稳定，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世袭的国家，大大方方兄终弟及，父死子继，那是因为神授给我的。民选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不需多说。而禅让制，权力来源不清不白，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可能来自于民族主义，可能来自于奇里斯玛的个人魅力，也可能因为以上几种因素全都消失，沦为权威合法性真空，而靠经济绩效来填补。
    在吴稼祥先生洞察力还非常敏捷的时候（斯巴达以前），他在台湾出过一本研究政治转型的著作《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根据该书的论述，在传统的socialist state，一直存在着"二把手更换定律"（或者叫"接班人更换定律"）——
    即传统socialist state，其第二号人物通常是老大的指定接班人，而作为接班人的老二，会让老大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老二越有能力，越有权威，就越危险，越会被不断地替换。在太祖时代，二把手从卫黄、彪子替换到小华，即是如此。
    而老二的替换，不仅仅是老二本人的替换，而是老二及其集团被整体的替换，这会造成人才的系统流失，亦即逆向淘汰，顺位淘汰。吴稼祥称之为"荼蘼现象"——开到荼靡花事了。花开荼蘼，春天就完了，所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政治治理的不断退化，政治制度的不断衰败。
    在太祖活着的时候，这种"禅让制"是"终身禅让制"，亦即从来没实行过。我们只看见二把手不断地被替换，直到替换到对老大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彻底成为老大的"陪衬人"（左拉语），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权威。老大一死，他便什么也不是了，比如小华。太祖一去，尽管小华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很快就被搞下去了。
    80年代，寡头体制的无规则分权
    一个极权政体发展到极限，如果不因为毫无活力而灭亡，其社会的自由化便会启动，全权政体会变为威权政体，个人独裁政体因为权威极大的老大去世，变成数个权威稍弱"准老大"的寡头政体——八十年代就是如此。
    寡头是若干"寡人"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体制。在邓时代早期，至少是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权力；在核心外围，是颖、真、波、震参与分享。
    吴稼祥总结，寡头政体的特征，是无规则分权。无规则，所以混乱，不稳定；而分权，则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特征，即是名义最高权威（H、Z）和实际最高权威（D、C）的分离。
    虽然分权了，但权力来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所有分享权力的寡头都没有安全感，退居二线的实际最高权威更缺乏安全感，他们要防范人民要回自己的权力，也防范在第一线的名义最高领导人背叛他们。那一年的最终爆发，是元老们"双重忧虑症"（吴稼祥语）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得到权力，名义最高权威的赵失去了权力，元老们用镇压把权力拿回来，但用力过猛，又年事已高，终于相继去世，无法使用权力了。死神带走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元老们，而恰好此时，本来是一个过渡角色的长者（华莱士在与其谈笑风生中也提到了此事），作为本来的名义最高权威，意外捡到了最大的权力，从此实现了名义最高权力与实际最高权力的合一。
    15大是长者确立自己法统与道统合一的时候。在15大上，长者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一统CCP的工作。外王之后，长者随后几年中则完成了内圣："三讲"让全党宣誓效忠；打击"邪教"让全民接受唯一精神领袖；"三个代表理论"成为长者"思想"，在思想上成为新任教主。
    长者就是在这时候，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的谈笑风生，都在此后发生。
    而长者的"功绩"，确实更多的还是如一位好友所说，"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而其虽然在爱好、生活方式上非常西化，也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西式才艺，但对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努力。
    长者的早年受教育程度为其加分不少，其个人才华，比如一口好英语，比如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这些，都让他不像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而更像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但也只是更像而已。
    本质上来说，如果没有邓临死一搏的"谁不改革谁下台"，他的路线很可能就不是继承邓的惯性了，所以好友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是恰当的。
    后长者时代，"贤人政治"还是"不断荼蘼"？
    老人们在最高权力的夺回战中耗尽精力，终于同归于尽——死神结束了寡头僭主政体，而其后，一个每隔十年的"任期禅让制"开始了。"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
    于是长者之后，胡四来了。
    这个任期禅让制在形式上的首度成功实施，还是要归功于邓。除了早在八十年代就一直提的废除终身制以外，他还亲自隔代指定了小四，以保证"废除终身制"的实行。
    这样在形式上，比终身制进步多了，类似于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学者把其称为"贤人政治"，但在实际上，这种接班制度仍然是政治不稳定的巨大来源。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四的这十年，可谓掣肘甚多，长者才是真正的老大。而小四的十年，被《iSun Affairs》封面称为"胡搞十年"。
    这也是"任期禅让制"在胡时代的最大缺点之一——国家最高领袖虽然好不容易没有被搞下去，按期接班了，但是无法组阁。无法组阁，就无法治国。所以没有自己的班子，十年过去，胡四几乎毫无作为。典型的例子是，刚刚才因为一些迹象被媒体鼓吹"HW新政"，过不多久，小四就要在压力下，公开讲"学朝鲜、学古巴"。
    而胡四外号面瘫，缺乏长者的独特魅力与个人才华，看上去古板生硬，谨小慎微。而实际上，据罗小朋先生在斯巴达之前，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文所记载，小四在当储君之时，为了防止被指控"自由化倾向"，连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敢读，所以在出访俄罗斯时，被问及读过什么俄国文学时，他想了半天只能说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种惹人发笑的事迹来。
    这就是"任期禅让制"的第二大缺点，在担任储君的这五年当中，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敢做，浪费时间，也没有足够权威服众。很大程度上，其实这是为了避免接班人权威过大，而触碰接班人更换定律，所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在形式的安排上，接班人也从太祖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通常排到第五号、第六号人物。
    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这是萧功秦在论述包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后，面对秦晖先生质疑的当面回应，他非常坦诚的放弃"经由新权威主义达到宪政民主"的主张，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亦即目前实行的十年轮换的"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
    如果说小四是隔代指定的产物，包是"贤人政治"下的产物，先不论是否是"贤人"，这样十年轮换的接班，真的如萧功秦所说，已经发展成长治久安的制度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吴思先生在2014年香港书展讲到这一点时，说这种接班制度下，五年一次小动荡，十年一次大动荡。这恐怕才是准确的观察，萧功秦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斯巴达之前的几年时间，发生在西红市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选战"。若不是护士长的反水叛逃，如今恐怕中国又是另一番面貌了。当时的歌谣都在唱，"斯巴达，真可怕，老爷都在打群架。输的去休假，赢的当老大。"
    而按照"政治规矩"，包2007年就已经确定是储君了。可是人家不厚就是不服气啊，凭什么？对啊，凭什么啊？政治规矩？
    除却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贤人轮替"，真的能够选贤任能，还是只能"不断荼蘼"呢？
    在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觉得包简直是最好的领导人。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宪政民主，并且认为包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纪念毛，反宪政，七不讲，打压民间社会，那是包打着左灯向右转；打大V，打压舆论，打压媒体，抬周带鱼花主席，那是宣传部门的长者党羽在抹黑；抓记者抓律师，那也是最高法的长者党羽在抹黑——
    但是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不到他十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把一切与他想法不和的官方行为，都理解为政敌对你包的"陷害"。张博树先生认为，吴稼祥没有看到，包"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
    相比起来，荣剑先生的忧虑则更为痛切，他认为极权体制不会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只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在长者当政的时候，吴稼祥先生在《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一书中就暗示了长者有走向法西斯化的危险。他提到，四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走向法西斯：
    一、是国家实力与威望的上升；
    二、是出现反民主的反动；
    三、国威指数越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越进入世界前几位，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四、越是后来居上，在历史上受其他强国淩辱越深的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在当今世界，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是少之又少，但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都没有。"以此看来，从前的吴稼祥先生是何等的睿智啊。
    关于包是不是"贤人"，有多少才干，有多少眼界，有什么样的理想，除了看已经做了什么以外，也推荐马勇先生的《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一文，该文提到——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
    所以，这不是什么"贤人政治"，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接班人难题"的又一个变体而已。本质上它仍然是高度不稳定的过渡体制，而这种体制除了不稳定，也在不断地产生"荼蘼效益"，领导人注定一代不如一代，而随着国力的增长，他们还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有所作为"，是以蛮横霸道，就暴露无遗了——
    这就是人们为何会如此怀念长者的最大原因之一吧。

    ——网友推荐

    程惕洁：给抗战老兵发五千元，意义何在？——为纪念抗战70周年而作

    Posted: 18 Aug 2015 11:33 PM PDT


    　　据国内网媒（天涯社区）报道，为纪念抗战70周年，中国民政部决定向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5000元人民币。发放对象包括下列四类人员： 

    　　1.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军人； 

    　　2.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离休干部、无军籍职工； 

    　　3.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员军人； 

    　　4.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老伴颇为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老家还有几位仍然活着的傅作义抗日老兵，多少年被压在社会底层，如今总算能抬起头，出口气了。" 

    　　我理解老伴的心情，因为这曾经是岳丈生前的一块心病。他青年时代投考南京中央军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抗日，曾在国军骑兵第13旅任上校参谋。河套老家有十几位亲友，在他号召下也参军抗日，都混到一官半职。国共内战后期，这支部队随傅作义、董其武起义（投共），编入华北军区第36军。五十年代中期转业到地方，经历过"肃反"批斗。之后再发配到政协参事室赋闲。因为他的同班同学王升上将，升任台湾国防部长。中共统战部觉得我岳丈或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继续给他饭吃。但他的一帮部队亲友，都被遣返农村监督劳动，几十年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健在的，还剩三位。 

    　　据官方报道，许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都对民政部这次发放五千元反映热烈，亲属子女当然兴高采烈，庆幸共产党终于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于是，我们打电话回老家询问，顺便向三位受惠亲友及家人表示祝贺。出乎意料的是，拿到钱的人态度冷漠，并不显得高兴。其中一位年近九十的杨姓长者，还在电话上发了一通牢骚和不满。他的言辞相当激烈，显然有点情绪化，但寓意深刻，道理讲得都对。因此，我把他说的话略加整理，投书媒体，希望读者在纪念抗战的时候，不要偏听官媒一面之词，要加以对比，参考并反思。 

    　　杨老从傅作义的陆军官校毕业，抗战期间，在骑兵13旅当少校团副。据他说，他对民政部通知所用的措辞反复推敲，还专门跑到县民政局当面询问，又找老战友分析琢磨，终于"参透了"了发放这5000元的用心：其实说穿了，就是用统战费"笼络人心"，显示共产党在抗战史上有"主导地位"，既对台湾国民党统战，又对大陆的国民党后代统战，还向海外华人和洋人统战，以便宣示，从今后"国共宿愿"不再，有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 

    　　杨老希望大家首先注意，发放对象中谈到了两种人："老战士"跟"老同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共产党的语汇当中，"老战士"往往是指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连排长之类），他们退伍之后的出路，多数复原回乡当农民；少数转业到国营的地方厂矿企业当普通职工。另外，老战士一般是指共军士兵，很少包括国军士兵。不过这一次似乎概念放宽，或者"政策放松"，好像连参加过抗战的国军士兵也"一股脑儿"包括在内了。 

    　　"老同志"的称谓就不同了。那往往特指中共一定级别的中上层领导干部，也就是13级（县团级）以上的领导人。而且，仅仅限于共军共干，绝对不会包括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人员，无论给他们的官衔有多大，级别有多高，比方傅作义本人，官至水电部长，也不会被称为"老同志"。这个区别非常明显，不容混淆。 

    　　明白了两类人称谓的不同，接下来再看接受补助金的四种人又有什么区别。 

    　　第一种，其实是指些参加了部分抗战过程的共军共干，因伤残等原因中途退出，复原回乡务农，不再隶属于后来中共建立的干部和职工体系（又称"公家人"系统）。 

    　　第二种是说，原先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又经过中共自己的组织安置程序，而继续属于国家干部或者国家职工的一批人。对于这两类不同命运不同处境的人，都一律发放5000元补助金，杨老认为"有点滑稽可笑"。因为谁都知道，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的共党干部，无论党政军哪个系统，国家向来没亏待过他们。特别那些离休干部，如今每月上万元离休金，外加公费医疗、旅游、用车等特殊待遇，现在给他们再多发5000元，不过相当于"抹抹眼药"而已。相反，真正需要生活补贴的困难户，是那些沦为农民身份的抗战老兵（第一类），以及多年前退休下岗的普通职工（第二类当中的部分人）。抗战距今已经70年，当年十几岁的青年，到如今也都八十多岁，硕果仅存，数量已经不多，给他们多发十万八万也应该。平均分配区区五千，有点不像话。当然，话又说回来，抗战时期的共军共干，名义上说都跟抗日粘边，至于主要精力是真放在对日作战上，还是放在"假抗日""真反蒋"上，老毛地下有知，心里应该清楚。 

    　　杨老对第三类人谈的比较多，因为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在绥远抗战中，他多次立功受奖，连升三级。1949年"9.19和平起义"后，继续在解放军第36军当参谋。1953年被开除军籍，遣返河套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勉强给他"摘帽"，不再当阶级敌人对待，但从来也不提恢复他原来的军人待遇。现在给他发五千元，对于安度晚年，不蒂杯水车薪，反而勾起他多年牢骚。 

    　　他说，"别看我穷，我不缺这五千块。我缺的是一个公道。谁不知道我们在绥远抗战中打的惨烈？牺牲的弟兄要用车皮拉，他们的姓名都刻在傅作义题字的抗战纪念碑上。到老毛的文革年代，硬是砸了纪念碑，挖了烈士墓，发给家属的"烈士证"，勒令上缴，当众烧毁。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质勋章一律充公，还给我们戴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帽子。所以我跟民政局说，这钱我不要，我只要民政部给我们这批抗日将士，不论死活，每人都发个抗日勋章，叫纪念章也行，总之，回复历史真相，这样才能安慰抗日弟兄的在天之灵！" 

    　　说到此处，杨老情绪有点失控，大声斥责道："我还跟民政局当面要求，光给我们这些抗战老人安慰一下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讨还历史公道，公开承认你们共产党杀害我们国军抗日将士有罪！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恶，要有气度和胆量，追认那些被你们处死的国军抗日英雄为烈士，你们有这份勇气吗？" 

    　　我知道他在说谁。那是旧话重提，指他的老朋友和老上司高理亭将军。高理亭出生在土默特旗高泉营子村，抗日时期曾任第八战区纵队副司令、骑兵第13旅旅长，功勋卓著，远近闻名。1949年9.19起义之后，曾任解放军36军副军长，是杨老的上级。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枪决，"莫须有"的罪名，是所谓在国民党骑兵13旅的旧部中，"秘密组织地下武装"。虽然这个冤案到八十年代获得某种平反，说是"罪不该杀"，但再也没人提及他当年的抗日功勋。 

    　　记得岳丈生前讲过，类似高理亭这样的冤假错案，在他知道的起义人员中还有十几宗，被冤枉杀害的近百人，遭到株连的家属和部下，更多达上千人。 

    　　无独有偶，记得我2011年去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以及邻近的"樊建川博物馆"，对刚刚开放的"川军抗日展览"记忆深刻。一方面，川军在抗战中的艰苦卓绝令人敬佩，特别是刘湘、刘文辉家族中的许多优秀子弟，率领川军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川军抗战中的出色将校，英雄模范，在随同刘文辉和平起义之后的岁月里，先后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与镇压，有许多被判处死刑。现场展示的死刑判决书，阴森恐怖。因此，杨老发出的不同声音，绝不仅仅是为一个冤死的朋友和上司呼吁，他是为成千上万类似的冤假错案和严重的历史扭曲而发出呼吁。 

    　　因此，如果这次发给抗战老兵的区区五千元，能引导国人对抗战历史做更深刻反思，那么，它的意义还应该肯定。 

    　　否则的话，五千元价值十分渺小，不值一提。 

    　　2015年8月15日 

    　　
    ——原载《公民议报》

    安希孟：抗日神剧可得永年

    Posted: 18 Aug 2015 11:34 PM PDT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我自幼常听到的，有几个关健词:逃难，(给日本人)磨洋工，支应差事，八路军打顽固(国民党)陈子文部(驻扎绛县磨盘山，即，磨道)，日本飞机，日本军人给小孩糖吃(我想当然认为有毒)，八路军晚上下山弄点粮。村里有一个地洞(地道)，可逃生，不是直通东京消灭皇军。还有某人是母亲被日本人强暴后所生。没了。孤陋寡闻的我天真地以为，兵对兵，将对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能宣教兵民乃胜利之本，让老妪沙奶海娃铁梅抗日?

    地道战地雷战是抗日的主力。不过战场上成建制地消灭敌人军师旅团才有效。杀灭一两个七八个，小打小闹，游击习气，小儿科，人家还可以补充兵员。再说，芦苇荡，地道，是隐蔽自己，保护性命，而已而已。敌人不会傻乎乎地往枪口上撞，让你一枪毙命。他往阳澄湖里走，是打渔吗？是送货上门？地雷若埋在阳关大道上，鸡鸭猪羊牛车马车牲口野狗也会炸死。若赶在敌人来到之前几秒钟埋设，埋设地雷者不能被敌人发现，则必须迅速撤离，新鲜泥土会暴露。敌人必须和电影里一样，按导演的要求不差分毫不偏不倚地傻乎乎地往地雷上踩，而且得轰隆一声才行。第一个敌人踩上地雷，后面的敌人继续往前踩，才能前仆后继。敌人应该很傻才对。像地道战一样。哪里有地道枪口，敌人就往墙下站稳了，别趴下，挨枪子。若是一个团的日军来，田野作战，你必须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地雷陷坑，否则无效。当然还应该慷慨悲歌胡虏肉：由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唱：

    "埋好地雷端起枪，满山遍野摆战场，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钢壁铁墙，嘿，炸得敌人寸步难行hang，炸得敌人无法躲藏，炸得敌人寸步难行hang，无法躲藏。"若是这样，就不需要八年抗战。豪气干云的中华士子最近把八年抗战提升为十四年抗战，这才英雄豪迈。我建议再延长些，改为80年抗战。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可是似乎日本是被美帝国主义反动派打败的，中国人民受降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干的，咱们，我们，没有个受降呀。国民党好像作为地球上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呢，他们抗日，却被打败。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

    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

    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

    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

    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千万，

    嘿，武装起来千千万，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

    英勇顽强神出鬼没展开了地道战，侵略者，

    他敢来，地上地下一齐打，侵略者他敢来，

    四面八方齐开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

    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在地道里和敌人作战，勇敢。这和躲进青纱帐里一样安全。养兵千日，却让百姓参战。嗨，这下子就不需要军队大炮了。


    1965年北师大军训，我们在炉台炕沿磨盘井台都放置地雷，炸死了很多美国鬼子——可到老儿美国也没打进来，倒是我们的爱国大军去他们那哈尔办孔丘大学。打日本的美国人成为鬼子。谴责原子弹，是我打小受到的爱国反美教育。往自己脸上贴金，就会给人家脸上抹屎。那个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也就是偷袭暗杀绑票，在火车上杀敌？不会造成大量军力伤亡。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0, 2015, 6:42:50 AM8/2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未普：朝野如此对立，何来“信任共同体”？——谈天津大爆炸

    Posted: 19 Aug 2015 11:02 PM PDT

    8月19日天津有居民举着被爆炸破坏的住房照片向政府抗议

    8月13日一大早，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天津爆炸的新闻，并称，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发出了指示，一定要严惩肇事者和责任者。但是当局能否查清真相，能否对肇事者和责任者一查到底，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声音很多，其中有声音直接批评中共"官官相护"。

    对此，《人民日报》专门发了文章。文章说，面对这场重大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甚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

    这里有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共查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但没有查处他们背后更大的势力。其实不管是查谁还是不查谁，中共首先考虑的是，是否对党的颜面和执政有好处，跟人民没多大关系。

    但是，《人民日报》要求人民一定要信任党。它煞有介事地说，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著鼻子走。

    《人民日报》真会开玩笑，好像中国有"信任共同体"存在的条件似的。一个拒绝媒体监督，拒绝人民监督，拒绝司法独立，拒绝反对党存在的政党，如何与人民形成"信任共同体"？《人民日报》其实想要说的是，人民要和党同舟共济，不要被各种谣言牵著鼻子走。

    《人民日报》要求人民信任党，可是党从来不信任人民。它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进而质疑党，所以它控制资讯，严管网络，打击传播真相的人，从来不手软。这些天，网监力量大规模删除有关天津大爆炸的真相，其频率和速度，实在前所未有。

    在微信微博中，他们删的东西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来自媒体的现场报道，另一类是关于肇事公司瑞海背景的起底文章，第三类就是一些深度分析好文。只要你点击这类文章，就会出现一个大红圆圈内含一个白色惊叹号的屏幕，还有一溜小字"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经用户举报，发现此内容涉嫌违规，查看对应规则"。当然，删网大军还会留一些东西，但这些被手下留情的东西，大多是主旋律。

    他们不仅删网，还逮人。爆炸事故发生不久，当局拘捕了一名23岁男子，指他在微博上发放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被大量浏览和转发，影响十分恶劣，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在当局的眼里，这些传播所谓虚假消息的人，比肇事者对社会的危害还大。

    梁启超早在1909年说过，"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致佛苏俄我兄书》，493页）。100年的时间过去了，仗著新科技的支撑，当局在防民方面，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局只顾著防民，到底谁是天津大爆炸的肇事者和责任者，至今没个说法。瑞海背景非常复杂，它有深厚的权贵背景、央企背景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链。海外媒体披露，现常委张高丽、前常委李瑞环的家属及亲属都被撤了进去。对当局而言，这个事件的最麻烦之处，恐怕就是常委级别的人及亲属被牵扯了。处理他们还是不处理，都给当局出了难题。

    而只要牵扯到高官，官方就有难言之隐。等到谣言满天飞，飞到几乎所有的谣言都成了"遥远的预言"，官方才会不情不愿地承认。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都是这样的案例。这次焉能例外？

    更重要的是，天津大爆炸显示，它就像任何一场灾难性的人祸一样，其背后都有官商勾结和钱权交易，而任何一个被牵扯进去的高官，没有一个是清白的。这点猫腻，老百姓早就看的透透的了。你让他们还去信任谁？

    ——RFA

    林保华：北戴河会议火上加火

    Posted: 19 Aug 2015 11:00 PM PDT

    每年的北戴河会议都是为秋天的中央全会与次年的两会做准备。讨论中心表面上是经济工作，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人事交易，因为那才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上台后，力求淡化北戴河会议的重要性，旨在避免政治老人的干预。但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前，更传出"不开"的讯息。越是如此，越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笼罩更神秘的面纱。而会议当中天津发生大爆炸，至少一百多条的人命也无法使会议暂停，让领导人慰问一下受难家属与统筹救灾，更是让人好奇，到底北戴河发生了什么事情，比上百人命还重要？
    当然，中共元老曾经自诩他们用了2千万条人命才夺得了政权，毛泽东用了8千万条人命巩固政权与付"学费"，那么上百上千的人命，对中共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怎么能够让北戴河会议里的权力斗争暂停？何况天津刚刚爆炸，污染的空气在天空中飘忽，天津自然不能去，北戴河会议也得赶紧结束才得以离开，避免毒气随着夏天的西南风飘到北戴河上空。至于这场大火牵扯背后什么样的利益集团，当局更是讳莫如深，可能会触动下一轮的权力斗争？让本来是烽火处处的北戴河会议，火上加火。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年的经济议题的确重要，因为不但经济下行成为难以挽救的新常态，要造假数据才能维持避免挑起内斗与人心慌乱的7%GDP增长，而且在股市制造人造牛市为大企业债务解困的把戏弄巧成拙，股市暴泻以致要采取"暴力救市"的非常手段，反而让国家背上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在股市维稳，等于为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火上加油。
    会议期间公布的7月外贸数据与去年同比下降超过8%，更让中共巨头沉不住气，遂作出人民币大贬值的决定，人民币汇率1天贬值2%，是21年来单日最大的贬值幅度。这个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作出粗暴行政干预的决定，也形同"暴力贬值"。实际上可能反而加速资金撤离中国，使中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何况今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21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这些措施几乎造成国际金融风暴而受到广泛谴责。用"暴力"来解决经济问题，显然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而且赔光习近平的改革形象，哪怕只是仅存的经济金融改革。
    经济问题也必然牵涉反腐败问题。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膨胀，官员贪污这个"润滑油"发挥了一定作用。如今禁止贪污，破坏了公私利益融合的潜规则，于是官员以怠惰的变相罢工来抗议，让下行经济雪上加霜。在强大压力下，反贪可能会暂时缓一缓，至少不再去打"老虎"，以维持暂时的党内和谐。北戴河会议以前相继公布郭伯雄与令计划的罪行，不但阻止对方进一步的讨价还价，也有"暂告一段落"的味道。但是反贪的权力斗争已经走到这一步，即使取得某种和谐，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更重要的人事问题是否在北戴河会议上被讨论，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习近平这一届的任期已经超过一半，应该考虑下一届的主要人事，虽然习近平、李克强理论上还会续任，但是其它常委因为年龄限制都要换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接替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人选。这是掌握刀把子的关键职位，在习近平这一届，比总理与人大委员长还重要。而目前经济、外交都出现大问题，加上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习近平与李克强本人的宝座，恐怕也是摇摇晃晃，也需要靠中纪委来维稳。
    不过，即将到来的九三阅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习近平望着只有他才指挥得动的"威武之师"，享受一个独裁者的光环与权力，不但会有非常良好的自我感觉，也彷佛回到1949年"站起来"的毛泽东，那就继续做他的中国梦吧。

    ——RFA

    吴戈：看！解放軍來了

    Posted: 19 Aug 2015 09:57 PM PDT

    图：8月13日，武警部队一线救援兵到达现场

    天津爆炸，天津港的消防隊不歸公安部管，引發一系列劇情倒也罷了，每遇這種時節，中國人民不是還有自己的威武之師可以信賴嗎。那麼，解放軍這次表現如何呢？
    首先出動的當然是武警天津總隊，最早報道共兩個支隊各800人加100後勤共1700兵力，主要任務是封鎖現場。隨後媒體報道，指揮部宣布現場兩公里半徑內全部封鎖，每一到兩米站一個武警。初步估算這樣現場封鎖就需要8300人的部隊。當然這是理論值，但這陣勢亦不可謂不大，絕不輸於長江沉船現場。
    當然，實際上這樣可怕的現場，中國公眾看熱鬧的「民俗」會煙消雲散，加上疏散，其實現場並不會有太多無關人員，真正要防的是記者。
    同以前眾多複雜災害處置一樣，中國初期迅速調集的武警等普通徒手兵力人手一把鐵鍬，防護卻只有口罩，連防毒面具也沒有，立刻遭到嘲笑。可是防化兵上去後，毒物偵測有了突破，可現場處理其實仍陷僵局。有人還假裝內行地表示北京衞戍區防化團不是中國該領域最強的，防化學院的才牛，殊不知不管哪支王牌，中國所謂核生化防護力量只能偵測，洗消人員裝備，對於大規模工業毒害環境的工程處理是無能為力的。於是出現一個悖論：防化團只能偵測，沒法消除環境毒性，而現場有毒，武警等其他力量就不能上去清理。
    另外，防化兵本身也暴露出能力單一的嬌氣弱點。從官方圖片中我們看到武警部隊在清理路面，為防化特種車輛開進事故現場做準備。如果這些車輛連地面金屬殘骸和玻璃渣也應付不了，在實戰中難道需要先打掃戰場後開戰？
    此類事故現場尚有殘存明火和化學品，如果撲火和隔離未爆化學品由人工作業都太危險，而且只能採取沙土覆蓋的方式，那麼從空中作業就不失為一個途徑。儘管有毒煙雲仍在冒出，但明火畢竟已經變小，灼熱的上升氣流並不會太強。而且，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就是靠直升機從空中向放射性極強的爆炸破口一次次投進硼沙，解決了搶險中最關鍵的一環。雖然前蘇聯的代價是機組成員輻射傷慘重，但天津這一次的危險度畢竟比切爾諾貝利又低一個量級。
    之所以有此聯想，是因為天津濱海新區正是中航工業直升機公司的總部和主要組裝基地，正在建成中國直升機工業的樞紐，爆炸現場附近就有通用直升機場。這次事發後，據報道當地也起飛了兩架直升機，加上一些無人機進行了空中觀察和拍攝。
    然而中國似乎已有此規律，每次勾畫產業藍圖或舉辦展會，直升機一類重要高技術手段就各種性能、用途和前景異彩紛呈，包括什麼載重20噸的世界最大直升機，但一到嚴重災害等關鍵環節，這些手段立刻就變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原來多是銀樣鑞槍頭。
    空中不行，地面不是有蒙哥馬利元帥的名言「永遠不要在地面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交手」嗎？
    於是，14日，天津警備區舟橋團在電視上亮相了。其指揮員向記者介紹，他們的任務是打通到爆炸中心區的一條通道，以便讓專用裝備能夠進入。
    令人尤為不解的是，如果說汶川、雅安、舟曲等地震災區只有極少通道能夠進入，別無它途，這次爆炸的現場是海河衝擊扇上一馬平川的開發區的物流中心，雖然東側不遠就有海港港池和灘塗，爆炸最中心也炸出一個大坑，但顯然不可能要從海上進入才行，更並未聽說陸路接近通道處處受阻，唯一的水障是現場西側高速公路下一條斷頭小河。
    結果奇特的一幕出現了，舟橋團指揮員介紹：他們先是奉命架設舟橋，到達後發現條件不具備，遂改為開辟一條通道。指揮部不缺少將以上軍官，下令舟橋部隊架橋，卻連作業水面適不適合架橋也沒實施工程偵察，部隊去了才發現沒法浮架！
    而所謂的開辟通道，又是解放軍常演不衰的拿手劇目——士兵流水般地扛沙包築堤。當然也會出現推土機的鏡頭，問題是如果任務緊迫，天津市會缺少推土機？平日滿街跑的渣土自卸車隨便一倒就是幾十噸。舟橋團不對症，難道沒有工兵團？靠人力扛沙包築路，是要跨越什麼天塹嗎？
    筆者實在不願妄斷是解放軍故意要表演從1998年抗洪起就立竿見影的民心粘合劑，但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又出現了扛沙包的景象。而借這樣的條件才能接近到現場作業的，到底是什麼變形金剛一般的搶險特種裝備，至今沒見露面。
    事件發展至今，不管是解放軍還是地方，中國政府對重大致命環境災難的應對處置能力完全不及格已暴露無遺。不光環境危險消除缺少有力措施，人員疏散等措施的資訊發布也居然躲躲藏藏，自相矛盾。北京軍區將領到場先出了「見到媒體朋友們很高興」的言語失當，後是信誓旦旦指揮部已有萬全之策，卻拒絕透露內容。可見在涉及社會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時，官方和軍方對公民的基本知情權、社會對政府的基本監督權毫無概念，這不禁令人嚴重懷疑他們的大腦是否進入了人類現代文明社會。
    最新的消息是，官方媒體稱現場雨後已出現神經性毒氣，天津市表示我們沒測到，要問問軍方。而軍方又敢公布什麼呢？還是「黨中央有萬全之策，大家放心看閱兵」嗎？

    ——东网

    东步亮：事故調查組長陣前換人有何玄機

    Posted: 19 Aug 2015 09:55 PM PDT

    图：李克强视察天津时杨栋梁陪同在侧

    天津大爆炸發生以來，相關新聞熱點不斷轉移，正當大家將注意力集中於死亡和失聯人數、消防人員與民警的犧牲、爆炸原因和有毒物質、受損房屋賠償、涉事企業股東的真實身份等問題時，一個在此前類似事故中從未發生過的事件發生了：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突然換人，主管安全生產事務的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被中紀委宣布帶走，接受調查。
    這一消息引起的震盪，絲毫不亞於一次危化品倉庫的「大爆炸」，至少在天津官場是如此。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他也是從網上得到的資訊，「具體情況我也不是太清楚」。黃興國清不清楚，真實情況無從得知，一般來說，中共官員的話最多只能信一半。但有一點無庸置疑，即，在此關鍵時刻，將一個處理重大事故的重要官員突然帶走，非常罕見。
    8月12日23時20分左右，天津發生爆炸後，楊棟梁作爲安監總局局長還率工作組連夜趕赴事故現場，協助地方處理事故。8月13日晚，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赴天津探望爆炸受傷人員，楊棟梁曾陪同。8月14日，國務委員、公安部長郭聲琨在天津主持相關會議，楊棟梁也參會。甚至在8月17日晚上，郭聲琨主持國務院工作組和天津搶險救援指揮部聯席會議時，楊棟梁也參加了會議。到了18日下午3點，中紀委網站即發佈消息，楊棟梁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楊棟梁此刻被查，在此前幾天已透露出一些迹象，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注意到。8月13日晚，陪同劉延東探望受傷人員的部級官員，包括楊棟梁和國家衞計委主任李斌。但奇怪的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報道，只提了李斌，卻沒有提同一級別的楊棟梁，這在非常講究官員的報道及排名、排序的中共官場，是不尋常的。我們無從得知楊棟梁當時是否注意到了這一點。
    另外一點，天津大爆炸發生後不久，內地多家媒體即已報道，國務院已成立了事故調查組，並趕赴現場開展工作，不過，事故調查組由什麼人組成，報道語焉不詳。8月15日，《中國企業家》雜誌獨家報道，調查組由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黨組書記楊棟梁擔任。但到了8月18日，天津市政府在上午11時舉行的第八場新聞發佈會上宣布，國務院調查組系由公安部牽頭，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楊煥寧任組長。
    這讓媒體記者們非常詫異。不僅因爲調查組長突然換人，更因爲，過去的安全事故，都是由安監總局局長擔任調查組長，公安部官員有時連組員都不是。
    比如，2015年6月的「東方之星」號客輪翻沉事件，2014年江蘇崑山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8·2」特別重大爆炸事故，2013年山東青島「11·22」中石化東黃輸油管道泄漏爆炸、吉林省德惠市吉林寶源豐禽業有限公司「6·3」特別重大燃燒事故、吉林省政府八寶煤礦「3·29」重大煤氣事故，2012年四川攀枝花肖家灣煤礦「8·29」特別重大煤氣爆炸事故等，都是由作爲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的楊棟梁擔任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
    這次，事故調查組卻改爲由公安部牽頭，由正部級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擔任組長，這其中有何玄機？
    有報道說，紀檢部門針對楊棟梁的秘密調查已有半年多。幾個月前，中紀委曾派人去天津查國有資產流失。楊棟梁曾在天津長期擔任國資委主任。他當天津副市長時，也有很多人舉報他，包括一些天津老領導和老同志。此次被查可能是他在天津時犯的事。
    由於楊出身石油行業，長期在石油系統工作，與同在石油行業工作過、被判無期徒刑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可能有交集，因此也有人懷疑，楊可能是周石油系時期的「餘黨」，楊被查可能仍是由周永康案牽出。
    當然，懷疑楊被查與此次危化品倉庫大爆炸有關的就更多了。最大的理由是，楊曾長期在天津工作，主管安全生產，而出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後，又馬上簽署了《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使得瑞海物流在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後，不需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即可合法經營，時間上具有巧合的地方。但這一點被很多人排除。因爲按照貫常的處理方式，中共不可能有這麼快的效率。而且一般來說，即使他有問題，也首先應該進行行政處分，而不是黨內處分，還沒有到中紀委層面。
    如果上述原因都不是，那還會有什麼可能呢？是因爲此次爆炸事故影響特別重大，還是因爲爆炸原因涉及刑事案件？作爲偵查機關的公安部門高級官員牽頭來調查一起安全生產事故和責任事故，原因何在？
    如果真的涉及刑事案件，比如恐怖襲擊，那真會令人不寒而慄。
    如果只是因楊被查才換人，那當然是一個最能讓人舒一口氣的解釋了。我覺得，有關部門有必要對此作出清晰的說明。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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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21, 2015, 6:49:46 AM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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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颜色革命古今谈

    Posted: 20 Aug 2015 07:11 PM PDT

    图：台湾"太阳花学运"网络漫画


    颜色革命不论成功与否，它总是要比传统暴力革命的混乱周期更短，社会代价更小，所以，如果非革命不可，当以颜色革命为宜。对于那些注定要改变政体、不改变不足以自我正名的国家，颜色革命其实是一种幸运。


    革命与颜色的关系源远流长

    从上世纪末绵延至今的颜色革命浪潮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由大众传媒首先命名，然后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开来的。乍看起来，把革命和颜色扯在一起，这一概念的诞生具有偶然性，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检阅一下颜色革命之前的世界革命史，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史上诸多的革命都曾经与颜色高度相关。
    根据中国古代阴阳家邹衍发明的五德终始学说，王朝的更迭循环由金木土水火五行相生相克所决定，其相生则为依礼禅让，相克则为暴力革命；而五行相对于五德，五德相对于五色——白、青、黄、黑、红，也就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上天注定的德性和颜色，而每一次合乎天意的改朝换代，也都可以称之为"颜色革命"。此学说看似无稽，却至少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奉为真理，拥有众多的拥趸，秦、汉（包括新莽）、魏晋南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是五色革命学说的忠实践行者。秦始皇创立了他的黑色王朝，不仅"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而且"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似乎秦始皇以一种机械的甚至迷信的方式践行五德终始学说，以至于把黑色政治上升到了"依法治国"的高度。而秦始皇之所以理直气壮如此行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秦之取代周，其合法性证据就在于周是火德，尚红色，而秦是水德，尚黑色，故秦克周是天意，秦行黑色暴政，亦是天意。邹衍的颜色革命与颜色政治理论成全了秦帝国，却害苦了秦始皇的传人，不施仁义的黑色暴政不久即酿成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黑色悲剧。
    揆诸历史，颜色与革命的紧密关系不止体现于中国的玄学理论，二者在实践中其实也不可分离。一般来说，公开反抗的人们在聚集起事的时候，都会在他们的旗幡上，或者袖箍、帽徽、衣衫上突显某种（或某几种）颜色，以此认同于己军，并区别于敌军。比如，古有赤眉军，今有"红衫军"，古有黄巾起义，今有"雨伞革命"，在此类活动中，颜色的确是极其重要的运动集结符号和政治道具。而且，一旦一场影响远大的革命与某种颜色形成了固定搭配，久而久之，这种颜色也就成了这场革命的信物、吉祥物和意象物。有时候，为了突显革命的"先进性"或正当性，革命家们往往还要赋予颜色以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涵义，或冒充神授天启，或妄称"历史必然性"——如李大钊那样，"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颜色革命"乃是常事，古今中外皆有，并非当代独联体、中东欧、阿拉伯的特例。

    法国三色革命与中共红色革命

    法国大革命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拉法耶特创造了三色旗，最初的含义不过是红、蓝两色代表巴黎的贵族和市民，二色共襄居中的白色，白色代表法国王室。当国王被砍头之后，三色之义演变为自由、平等、博爱三种崇高的政治目标，法国革命由此升华，获得了高于时代、跨越历史、指引前程、照耀世界的普世意义。革命对颜色的应用之妙，莫过于此。
    而各国共产革命不约而同选红色为通用标识符，这不仅基于马克思的一句戏言，更是一个关于暴力专政的隐喻，一种表达嗜鲜血、尚杀伐的意识形态宣示。比如中共革命，在颜色上下足了功夫，从打红旗、建红军、割据红色根据地开始起家，到内战胜利确立红色政权、统治红色江山、传位红色接班人；六十余年红色弥漫中国，文革时甚至连交通信号灯也打算改成红行绿停；改革开放后中共学西方建股市，更一反绿涨红跌的国际惯例；习近平如今更发明了"红色基因"一说，对一种普通颜色表现出走火入魔一般的偏爱，已颇有邪教意味。以此而论，中共革命固然不符合以公民非暴力抗命的颜色革命特征，却是比任何一场当代颜色革命更加痴迷于颜色崇拜和颜色专政的"颜色革命"。
    汉娜·阿伦特说，"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但是不可否认，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革命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在颜色革命这一新品种横空出世之前，革命在世界史上的主要标志性事件乃是群众暴动、武装起义和内外战争——总括而言，不外乎"一声炮响"之类；而革命之后多灾多难的政治新秩序往往还要靠断头台、契卡、古拉格、镇压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恐怖统治来建立和维系。像英国和美国那样不轻易革命、却极善于革命的民族毕竟凤毛麟角，世上大多数民族都是该革命时不革命、一旦革命又不断革命、不把革命搞到天怒人怨不肯收手的。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经过思想家们痛定思痛的持久反思，革命之事——包括革命党、革命派、革命家等等附属物——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了。

    颜色革命改变了传统革命的面貌

    革命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面貌，幸而二十一世纪革命自身也在迅速改变面貌、提升颜值。先是独联体各国普遍存在的假普选诱发了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然后是阿拉伯实际奉行终身总统制的各国爆发了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均陷入革命浪潮，至此，独联体、中东欧、中东、北非的的地缘政治已经面目全非，而颜色革命加入革命大家庭之后，革命的旧貌也已经焕然一新。
    人们早已发现，颜色革命与颜色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除乌克兰之外，颜色所起的标识作用或号召、动员作用都不甚明显。至于那些花朵革命的命名，则是西方媒体命名技术匮乏、过于牵强附会所致。花朵与革命的关系也不大，在所有那些发生过颜色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公开自焚事件比花朵道具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更加显著。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人推翻马科斯独裁政府时对黄丝带的有效运用，本世纪发生于泰国、台湾的多次"X衫军"（X为红、黄、黑、白）运动对统一颜色服装的大规模运用，台湾"太阳花学运"和香港"雨伞运动"对其各自表演性道具的反复运用，比之独联体和中东阿拉伯国家要来得更加重要一些。
    其实，颜色革命之不同于以往革命传统的最突出特点显然不在于颜色、花朵之革命作用的有无与多少。对比言之，大概有以下四个特点值得一提：一是以比较短促、基本上非暴力的社会运动——主要是街头抗议运动——取代经年累月、反复无常的武装斗争，二是以不分阶级、种族的公民性取代以往革命奉为圭臬的阶级性、群众性，三是并没有革命党和职业革命家的精心策划和发动，直接由公民抗议运动自动升级而成，四是并没有高深宏大的革命理论指引，更没有蛊惑人心、混淆梦境与现实的乌托邦远大理想，而完全诉诸于卑之无甚高论的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以上四点，才是颜色革命改变以往革命面貌的整容功夫之所在。
    如非革命不可当以颜色革命为宜
    本文不想对颜色革命作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因为事实上，各国颜色革命的起因虽然类似，但过程和结局各有千秋，未必尽如人意，革命之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大不一样：出现发展奇迹者有之，陷入政治泥沼者亦有之。但无论如何，站在比较革命的角度，可以肯定的是，颜色革命不论成功与否，它总是要比传统暴力革命的混乱周期更短，社会代价更小，所以，如果非革命不可，当以颜色革命为宜。
    发生过颜色革命的那些国家有一个共性，就是政治体制表里不一、名实不符，合法性系统自相矛盾，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独联体国家当初脱离苏联独立时，都曾向人民承诺以民主立国，并大都把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白纸黑字写进了宪法，但事实上，这些承诺都是假的，政府以控制资源、垄断媒体、操纵选举、监控公民、镇压反对党派等各种非法手段维持专制统治，政权被原为共产党官僚的亲俄独裁者长期把持。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假普选，独裁者也要过选举关，每当选举季来临，反对派趋于活跃，政府就会万分紧张，因为假普选难免有穿帮露馅的时候，所以，独联体国家的选举造势运动往往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颜色革命的温床。
    而"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在总统制国家狂飙突进，而对君主制国家冲击不大，其原因在于，中东、北非那些总统制国家徒有总统制之名，事实上都是（已经是或者打算成为）权力无边的终身总统，不是君主、胜似君主，不仅权力比君主更大，统治行为也远比君主更粗野，而且，只要有一丝可能，他们的假总统职位还打算世袭下去——比如这两年焦头烂额的阿萨德总统就是子承父职。但不妙的是，在名义上，在法律上，这些独裁者却都号称——也不得不如此号称——是靠"选举"上台的，也都是确确实实有选举程式、有固定任期的。这种名实不符的政治现象就给抗议者们提供了撕破假体制、走向真革命的法理机遇和充分理由。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
    在这些实行假民主、假普选、假总统制的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十分正常，近乎合理。颜色革命的原因乃是内因为主、外因为次，并非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所指责、谩骂的那样，是"西方敌对势力"或"美国政府"的"煽风点火"所致，更非如新华网所言，是"恶毒的"、"残酷的"、"肮脏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那些注定要改变政体、不改变不足以自我正名的国家，颜色革命其实是一种幸运，在像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土库曼这些独联体国家，总统一再连任，选举已完全变味，事实上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终身专制总统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土库曼等国甚至连民主共和国的假面遮羞布也都不打算要了。对于此类倒行逆施，若否弃了颜色革命，又有何种更加高妙的政体解救之策？
    2015-8-5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鲍彤：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教训（二）

    Posted: 20 Aug 2015 09:47 AM PDT

    毛泽东与彭德怀（右）
    毛要"缚住"的"苍龙"是谁，是瞒不了人的。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如果依了毛，蒋就非被杀不可。问题是斯大林不批准。斯大林认为，替苏联在东面挡住日本，不是区区毛泽东所能胜任的，必须借重于蒋和全中国的军队。因此共产国际训令中共不得鲁莽，必须重建国共合作。毛才改变态度，开始爱起国来。
    斯大林百密一疏。他要中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有利于抗日，却不利于中共保存实力。在中共政治局会上，王明、博古、周恩来等赞成国际路线；毛和刘少奇则从本党利益出发，硬是坚持"独立自主"，寸步不让，终于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决议。这里，伏下了后来国共摩擦和延安整风两场血雨腥风大规模内斗的祸根。所谓中流砥柱，特征就在"独立自主"四个字。
    何谓"独立自主"？一切行动必须从保存和发展本党的实力和利益出发，绝对不可以从全民族抗日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中流砥柱"在八年抗战中奉行的指导方针，这才是它的命根子。
    彭德怀想多打几个主动仗[1][1]，毛就骂娘。（杨尚昆有解释：毛说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但彭听不懂，因为彭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搞摩擦，但我党必须主动对着国民党搞摩擦！——彭德怀连双重标准都不懂，可见此人没有改造好，只是个同路人！
    关于"中流砥柱"的史料，也体现在《毛泽东选集》中，尽管篇篇文章都经过精心修饰，但基素很难通过美容根本改观。
    以《毛选》第三卷为例。从1941年3月到1945年8月，毛写了31篇文章，其中够得上"抗日"的，只有3篇。其他二十多篇，骂蒋介石的和骂王明周恩来的各占一半。自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在抗日最艰苦的四年里，以90%的快乐与国内和党内的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内斗，只舍得花10%的快乐谈谈抗日——这就是中流砥柱的灵魂。
    连那三篇谈抗日的文章，也值得玩味。
    一篇是向党内发出的秘密指示[2][2]。当时正值《苏日中立条约》出笼。毛不谴责苏联，却倒打一耙，谴责美国和蒋介石，声称"日美蒋之间"正在酝酿"反苏反共"的新阴谋！
    另一篇也是党内指示[3][3]，几乎紧接着上一篇，由于突然发生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事，逼得毛非狼狈调整立场不可。他于是重申"国共合作"，但主次不可颠倒，仍是第一位"保卫苏联"，第二位"保卫中国"。
    最后一篇[4][4]写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拖了漫长八年终于向日宣战之后。值此胜败业已定局之际，毛号召八路军和新四军"夺取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盖武器和资财越多，解放区越大，内战就越好打也。
    [1][1] 叫做"百团大战"，尽管这种说法有点浪漫主义。
    [2][2] 题目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写在1941年5月24日。所谓共产党已经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出处就在此文。
    [3][3] 题目是《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写在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1941年6月23日。
    [4][4] 题目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写在1945年8月9日。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2, 2015, 6:13:04 AM8/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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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教训（三）

    Posted: 22 Aug 2015 12:26 AM PDT

    请不要以为凡是毛讲的都是假话。他感谢日本侵略，就是如假包换的肺腑之言。日本军阀虽然侵略了中国，奴役了中国人，毕竟救活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恩重如山。这可不是谎言，这是事实。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发明的，斯大林支持的，但早已走上穷途末路，连毛的好学生林彪也发出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惑。毛列举以安慰林彪的"革命高潮"，诸如"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1]等等，可惜都不争气，个个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粱梦。

    一切流寇只能靠"流"度日——如果不流，蹲在一个地方，天天打这个土豪，年年分这片田地，谁能做得到？"流"，是必然的，由湖南，流江西，流福建，流陕北，都无可避免。在陕北，连土生土长的革命者都难以立足，从25000里路之外流来的"中央红军"，能有什么灵丹妙药？

    起死回生的转机从天而降：日本侵略，传来了国民政府收编红军的喜讯。红军的身份顿即从"土匪"一变而为"爱国军"。此乃质的飞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立即改观。再加上毛那些"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独特的不择手段的战略战术，当然立竿见影，把中共和毛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所以，毛感谢日军侵略的话，句句是真话。他个人决定并以国家名义宣布不要战争赔偿，纵然违宪渎职，也属有恩报恩，不是虚情假意。

    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该记在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的中国全体爱国者帐上。是他们共同的贡献和牺牲，带来了最后胜利。应该纪念的，不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即某一小部分人，而应该是爱国者全体：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包括共与非共，包括农民与地主，包括"杨子荣""阿庆嫂"与"座山雕""刁德义"，包括毛与 蒋、宋、孔、陈……。有人至今念念不忘"中流砥柱"，把一小部分置于全体之上，虽然为"正确的历史观"所必需，肯定违背了历史真相。这种东西，不足为训。

    应 该纪念真实的历史。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不到十年，无数爱国志士就被中流砥柱成批量地或杀，或关，或管制了。参加抗日政府抗日军队的，凡任职在科长连长以上， 只要听从的不是中共的号令，后来都成了"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为了全民族和解，弃旧图新，应该把这悲壮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发掘出来，让全国老百姓和子孙后代 铭记不忘。

    八路军虽说当了"中流砥柱"，相当一部分官兵们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自己就犯了发动百团大战罪和右倾机会主义罪。下辖三个师长也个个有罪：115师林彪犯了叛国罪。120师贺龙犯了兵变罪。129师刘伯承也犯了教条主义罪，由政委邓小平定性，不准平反。

    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无法消灭的抗日将士，由"中流砥柱"亲自下手，一一收拾。诸如此类真实的历史，恐怕都不该忽略不计一笔勾销吧。

    [1]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RFA

    胡少江：习近平从天津爆炸中学习了什么？

    Posted: 22 Aug 2015 12:25 AM PDT

    爆炸发生不久，武警部队援兵被派到达现场

    无论按照国际标准还是中国标准，天津滨海新区的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都是人为安全事故中的极品恶性事件。截至本文发稿，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四人，仍然有六十人失联，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爆炸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十分巨大，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除了爆炸现场和附近仓库被摧毁的数亿百亿计的财产，附近地区至少有一万七千多户民居和八百户商家受损。

    对那些在事件中失去至亲的家庭，太多的伤痛需要去承当，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得到解释。对于产生这个恶性事件的天津市和中国，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有太多的隐情需要向牺牲的救火战士和无辜的死亡平民交代，有太多的行政和法律责任需要追究。时间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星期，中国政府在中国民众和世界舆论面前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通过这次恶性爆炸事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执政党，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吏治、党的宣传机器有新的认识吗？

    首先，习近平认识到这场事故是中国全面腐败的必然结果吗？事故发生后，人们纷纷猜测，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能耐，能够违反现有的法律，将危险品仓库建在离居民区不到六百米的地方？有信息披露，已故董姓天津港公安局局长的公子是肇事的瑞海公司的股东之一，假如一个小小处级干部的公子真是这次事件的罪魁，而中国的处级干部至少数以十万计，那么这就再一次证明中国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骨髓。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瑞海公司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后台。由于信息不透明，更由于人们对中国官方的不信任，网上流言满天飞。这些流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一名前任和一名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在我看来，在腐败到骨髓的中国，小到股长、科长、处长的亲属，大到部长和国字级领导人的公子，都有可能成为如此恶性事故的背后责任者。在如此腐败的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可能像在天津爆炸的受难者那样遭受无妄之灾！

    其次，通过天津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员对事件的处置，习近平认识到中国吏治是何等的无能吗？在一个如此人口密集的地区，一个如此危险的仓库，发生爆炸之后，竟然无人知道里面储存的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要以近百名消防战士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为管理者的无能埋单。如此重大的恶性事故，中央主要负责人五天之后才到现场，而地方政府的官员甚至连谁是救灾总指挥这样的简单问题都无法回答。如此无能的吏治与如此腐败的官员"交相辉印"，中国社会发生这样恶性事故是必然，不发生事故只是侥幸。

    再次，通过中国宣传机器拙劣无比的所谓"危机公关"技能，习近平认识到中国党控制的宣传机器是何等的没有人性吗？在全社会震惊的事件中，中国的官方媒体一味地宣传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如何重视、如何批示，一如既往地向中国大众兜售那些令人作呕的所谓"心灵鸡汤"，而长时间不去触及事故真相，无视受难者家属和受伤者感受，压制那些有良心的新闻记者们对实情的挖掘和报道。如此没有人性的党的宣传机器，已经成为人神共愤的目标。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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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23, 2015, 6:27:19 AM8/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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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雪村：十四个梯子和一个春天

    Posted: 22 Aug 2015 09:56 PM PDT

    用梯子翻墙的人们……

    2011年秋天，一位朋友和我讨论西藏的问题，他问我："你知道有多少藏人自焚而死吗？"
    2005至2008年间我住在拉萨，自以为对西藏无所不知，可从来不知道有人自焚。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些自焚事件的恐怖细节，并对我说：" 一个关心中国的作家，不会翻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缺陷，"你不能让一堵墙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
    他说的"墙"就是著名的防火长城，中国政府于1998年开始建设这套系统，主要用于互联网的审查、拦截和阻断。17年之后，这堵墙已经成了中国生活的最大障碍，它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中国之外。一部分意味着自由的信息和交流，一部分则始终与审查、屏蔽和监视相伴。它不仅把中国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信息监狱，还利用人们的无知，向13亿中国人灌输好战和仇恨的意识形态，假如这堵墙可以长久存在，墙后的中国必将再次变成一个封闭、保守和好战的国家。
    也就是在同一天，这位朋友我发了一款翻墙软件，用我们的话说，"一个梯子"。只要点击运行，就可以翻越防火长城，来到一个不受限制的世界，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这是我翻墙生涯的开始。
    那时，我知道中国网络有限制和审查，但并没有感觉有多么不方便。在2011年之前，我很少出国旅行，即使偶有成行，也往往因为繁忙而紧凑的行程而无暇上网。即使上了网，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只有尝过自由的味道，才能体会不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我这一代中国人对几百或几千年前的事大都有所知闻，却很少有人了解近几十年的历史。
    翻墙出来看到的消息让人悲伤。我看到了藏人自焚的消息，还有一些极度震撼的照片。我常常会如饥似渴地查找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资料。
    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网民都是我2011年之前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不自由，可这不自由似乎也可以接受，有网络游戏可以玩，有各种交友软件和社交媒体，还可以在网上订餐，只有少数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
    那个软件用了大概三个月，然后就被防火长城阻断了。在2011和2012年，这堵墙还不像后来那么聪明，像我这样的翻墙党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新的梯子。大多时候我都是向朋友求助， 有时我也会公开地发布信息，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我在微博上发过这么一条：谁有梯子发我一个？过了最多五份钟，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五六种不同的翻墙软件。到2014年之前，我用过六种不同的梯子。
    我算过，全球访问量最高的30个网站中，有16个在中国不能登录，包括google和facebook，而yahoo和bing则可以正常使用。有一些是因为不愿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如谷歌；有一些是因为登载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如《纽约时报》；至于gmail这样的网站为什么会被封，大概就只因为它是"外国的"。
    几乎每一种被屏蔽的网络服务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替代品。Google不能用了，我们还有百度，虽然搜不到像"藏人自焚"或"天安门屠杀"之类的信息，但你可以用它找到中意的饭馆；twitter不能登录，我们还有微博，也许不能公开地批评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但和朋友们分享旅途的照片不会有任何风险。中国政府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建造一个不讨论政治、也不关心时事的网络社会，它做得非常成功。
    但防火长城和其建造者还是收获了来自各个阶层的愤怒，只要是上网的人，无分老幼，也无分南北，几乎人人痛恨这堵墙，痛恨那句"404 Not Found",大量的人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诅咒"防火长城之父"，北京邮电大学前校长方滨兴。
    在近些年，"墙"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应用广泛的贬义词，被注销网络账号是"被墙了"，被捕、被禁止出境、文章被删除，都可以说是"被墙了"。
    在中国街头随处可以见到一幅宣传画：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也被有心人别出心裁地改成"中国何以墙？缘有共产党。"
    从2014年至今，我频繁地换用了8个vpn账号。没人知道一个VPN为何会失败，以及因何失败。也许昨天还一切正常，但今天醒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提示语："vpn服务器未响应。请重试连接。"你也许认为这是常有的故障，但多次几次，你就会明白，你的vpn已经被永久地阻断和屏蔽。
    现在，防火长城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留给我们的缝隙也越来越少，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vpn被阻断，寻找安全且长期有效的翻墙渠道越来越难。
    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我有12位朋友被捕入狱，其中有多位学者、律师和记者，网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声渠道。
    网上网下的事情都可以证明，中国政府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越来越难以容忍，在它的统治之下，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封闭和保守的前互联网时代。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永久。这场战争说到底是审查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战争，在过去十几年中，我看到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不相信一个反对创新的政府会长久地对它持有优势。
    近年来，我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觉醒，他们对防火长城的愤怒，其实也正是对这种种限制——审查、屏蔽、阻断——的愤怒，越来越多。无知之幕之下的人们意识到自由表达和完整信息的可贵，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中，防火长城将获得无数次胜利，而渴望自由的人们只需要一次——推倒无形的高墙，看见真正的春天。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其小说作品《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将在下月出版。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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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25, 2015, 6:24:32 AM8/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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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建国：十论民主转型（二稿）

    Posted: 24 Aug 2015 04:32 PM PDT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5082101.htm

     

    　

    目录
    一论民主转型的时代背景 
    1，两个时代划分 2，本质未变 3，统治手段变 4，主要矛盾
    二论民主转型的路径 
    1，蒋经国路 2，国共第三次合作路 3，暴力转型路 4，福音路 5， 渐进改良路 6，颜色革命路
    三论民主转型的性质 
    1，性质即颜色革命 2，颜色革命四前提 3，颜色革命三特征 4，渐变突变关系 5，突变期表现 6，突变渐变多回合 7，改良与革命 8，政改无方案 
    四论民主转型中的暴力与非暴力
    1，改良革命与暴力非暴力关系 2，何为非暴力 3，对暴力五点看法
    五论民主转型中的动乱
    1，三次大动乱 2，三种动乱 3，两种稳定 4，批"动乱恐惧症"
    六论民主转型的动力
    1，动力源于人性 2，两个错误观点 3，民主转型十大标志性事件 4，有多少动力角色 5，合力作用 6，民主转型50战法
    七论民主转型的对象与目标
    1，对象与对手 2，三层面讲有无敌人 3，游戏规则与游戏人 4，研究一党制的四个重点 5，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十个负能量 6，一党制下无解的七个矛盾 7，习近平 8，对平反8964的认识 9，毛派 10，对话与良性互动 11，民主转型目标
    八论民主转型与国家统一
    1，台湾民主 2，两岸统一方针 3，台独非战争 4，藏疆问题 5，联邦制九论民主转型中香港的作用
    1， "831方案"假普选 2，香港作用 
    十论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1，三大极端主义 2，世界大格局 3，中国民主转型与世界人权全球化 4，海外民运

    ================================================================

    一论民主转型的时代背景

    1，当前中国大陆处于后极权时代。中共1949年建国至1978年是极权社会，即毛泽东时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转折点，进入后极权社会至今，即邓小平时代。
    2，极权本质未变。在极权时代，毛的个人崇拜是时代特征。毛泽东指鹿为马一言九鼎，似神似皇， 其政教合一，用暴力和谎言、党文化、毛思想对几代数亿中国人"洗脑"， 其人多疑善变擅用权术，其个人崇拜已危及统治集团，使上层内部人人自危，天怒人怨，抛弃毛个人崇拜成为必然。在后极权时代个人崇拜变成党崇拜。一党极权制即党的权力神圣化、全能化、垄断化、永久化。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反党"依然是高悬中国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共从高度意识形态党变成权贵集团利益代表（中国大陆现时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党政特权官僚官吏、国企高层、靠官权发起的私企主、御用文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党极权本质未变。对外极权未变，对内领袖独裁本质也未变（虽达不到毛神化的程度了）。从邓的"垂帘听政"、 到江退仍干政、到习"小组集权" 一脉相承。专制党党内专制是没有集体领导、没有普选制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何为专制？就是多数服从少数、服从个人。
    3，统治手段在变化。邓理论就是"两个坚持"，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坚持不是对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重点、是核心利益、是从毛开始的三个"三十年"一脉相承的党的宗旨、命根子。(党不是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改革有绩，而是九十年专制一贯制 ）坚持改革开放是为四项基本原则服务的，是救党的后极权时代特征，这个改革中没有政体改，是跛脚的。经体改也因此是有限的、终被异化的。在后极权时代，统治手段从大规模政治运动整人变为只镇压少数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互联网出现，打破了言论垄断，一言堂变为言论有禁区；枪杆子笔杆子又加了钱袋子；进行了不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命令经济转为国企垄断、政府多干预的半市场经济；国际外交强硬对抗、推销革命变为合作与对抗结合。这些变化从历史发展上看是有"进步"，从统治者角度看却是"被迫让步"，是维护其"核心利益"的救党之举。救党非救国，只有废除"四项基本原则" 才是救国。江、胡、习都秉承邓"两个坚持"的基本方针，故都是邓接班人。极权时代是党权以个人迷信形式走向极端、巅峰的时代，后极权时代是退缩、改良救党、极权走向没落的时代。后极权时代也是民主转型时代。
    4，主要矛盾。执政党专权与广大国民维权是贯穿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权重点是维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宪法列条保护，但无具体法落实保障，在国民政治生活中名存实亡。中国人权记录一直很坏。狭义上讲访民上访、群体事件是维权，广义上讲组党组社团是维结社权；写涉禁区文章、网络舆论是维言论权；法轮功、西藏密宗、基督教家庭教会、抗议拆十字架是维信仰、宗教自由权；上街举牌抗议是维游行、示威权；争真普选是维选举和被选举权；要求修宪是维公民对国事、对立法的建议权；同城聚会是维集会权；律师死磕是维律师辩护权。维权与专权的矛盾表现在各行各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贯穿后极权时代，影响其它一切矛盾的走向。

    二论民主转型的路经

    中国民主转型至少有六条路经之争：
    1,蒋经国路。盼明君、寄望于朝庭。可惜在中共内产生蒋经国式人物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蒋经国深受俄共之害，回国后又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三民主义，其盟国是美国，其作为是结束"戡乱戒严期"而顺势走向民主之路。既使如苏联出现救党的戈尔巴乔夫，也会被灭党的叶利钦取代。党的自我革命代表人物只有在民间求民主的压力大于党内顽固派时、党生不如死时才可能出现。
    2,国共第三次合作路。中国近百年史的一条主线就是国共之争，也是西方马列主义与中国三民主义之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 ，这是在中国"走什么路？"的历史关节点上，错误的革命事件送来了错误的暴力阶级斗争思想，它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进行了近百年的博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血与火的悲剧。国共之争大体可分四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到破裂。这阶段共产党最大作为是苏区割据、杀富济贫。国民党最大作为是北伐统一中国、剿共。第二阶段是抗日时期。今年借抗日胜利70周年海峡两岸都搞阅兵，其看点之一即是双方争夺对抗日史的解读话语权。争论的焦点是抗日的领袖、主导力量、主要战场、贡献大小。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意味着可耻。历史不能成灰，真相还在争鸣。第三阶段是三年内战。讲国民党不容中共挑起内战，但换位思考，中共掌权执政就能容忍另一党地方割据、掌一支本党军队吗？第四阶段是一国两府两岸分治，一边一党独裁、一边多党普选。两党都在讲为人民要民主，事实胜于雄辨，近百年之争已见真相、已分高下。中国近代百年两个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即蒋介石和毛泽东。俩人斗了一辈子，前半辈子蒋败毛胜，源于国人对毛认识不清，且蒋阵营离心离异者、降将甚多。后半辈蒋胜毛败，三民主义战胜马列主义，两岸体制泾渭分明。
    国共两党之争之斗是百年不变的主线，合作只是斗争中的插曲、手段。现在已经没有了国共再合作的动力与条件。共产党不会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搞民主、革自己的命。国民党也已不是台湾唯一政党，现在已经不是国共两党主宰中国命运的时代了。现在台湾任何政党都不会、也不敢与中共谈统一。台湾民主是对大陆民主转型的支援正能量，但不起决定作用。大陆将在辛亥革命孙中山建第一共和，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建第二共和后，由新的大陆民主力量在大陆建立第三共和，在这之后迎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回归。
    3，暴力转型路。时代不同了，靠暗杀、鼓动军队起义、上山打游击等学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路不通了，此论鼓吹者乃"口水党"（ 光说不练）或网上愤青。另外流氓式维权、私刑维权、滥杀无辜维权、过当防卫维权都是既使占理也不占法，不可取、不可褒赞。
    4，福音路。宗教是人类重要文化现象，多文化多宗教并存是人类社会自由发展常态。宗教者为信仰自由而战是民主转型正能量，是民主派中重要部分或民主派同盟军。但以神为本来解释一切、推动一切，妄图以某一教来一统天下、以传教代替民运、以福音化代替民主化则不现实。共产党错不在无神论，而错在对有神论信仰自由的压制，错在要宗教组织为党所控、为党所用，错在把自己神化。一神教的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与马列毛的绝对权威思维方式异曲同工，科学是自由的，怀疑一切的，宗教反之。我们是反对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人性有善恶，人把自己对善恶的认识提升造出了神，再反过来用神指导人的善恶博奕。人的世界有什么，神的世界就有什么。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决不会是某一宗教一统天下，其转型结果必是中国传统文化（去其专制糟粕，留其精华）与本土、外来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并存、自由发展的格局。
    5，渐进改良路。这条路在官方、民间均有很大市场。可惜上层救党改良的手段、方向与下层求自由民主的手段、方向不同，双方矛盾的积累、激化必葬送改良。清末皇室内阁的改良便是一例。民主派中有人鼓吹"告别革命" ，幻想不需要、不经过突变，仅靠渐变改良完成中国民主转型，这么做的前提是执政党愿意并主导民主转型，而幻想这个前提成真则是当前民主派中少数人的误判了。
    6，颜色革命路。非暴力颜色革命是渐进与突进的结合，是中国民主转型唯一的成功之路，是中国民主转型挡不住也躲不过的宿命。执政党对此心知肚明，全力防之。

    三论民主转型的性质

    1，民主转型的性质即是颜色革命、是和平非暴力推翻专制的革命。世界第三次民主潮的特征即颜色革命。
    2，颜色革命前提有四：一是事件频发、矛盾激化；二是民众觉醒、异见群体迭出；三是经济危机、决策失误；四是上层分化、国际压力。温度到了，加最后一把柴水就沸腾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断添柴拉风箱给水加温。现在水大概有70度吧。
    3，颜色革命特征有三：一是网络化、扁平化、青年化；二是大规模街头政治，民变、军变、政变；三是突发性、广泛性、深刻性、不可避免性。几个德高望重的领袖——领导核心集团——强大秘密党——外围组织——工农运动的金字塔式共产党发动革命模式已是旧思维了。
    4，颜色革命是渐进与突进的螺旋式交替前行的过程，渐变是量变、是突变的准备、前提，是长时间的。渐变期少数民主派前仆后继，冲锋在前，多数人沉默。突变期谎言被真相戳穿、民势压倒恐惧，虚肿的假象瞬间被危机推入断崖式崩塌，多数人爆发改变历史。突变是渐变的结果，是渐变的中断，是短时间的，是大质变、是飞跃，是人民狂欢的盛典。突变是决战，没有决战就没有飞跃，就没有战局的根本改观。
    5，在突变期，领袖式人物如泉水般涌现、各类民间组织成千上万冒出、海外民运人士整体回归、各种资源、人员空前流动、各类信息爆炸式以光速传播、国际人权力量全面强力支援、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展现、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大洗牌，网络经济新常态演化出网络政治、民主转型新常态。政局瞬息万变一日千里，届时谁能提出最切实际、最抓住人心的口号、方针，谁最领风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6，民主转型不是渐变到突变一个回合即完成的。第一个回合解决有无民主的问题，之后将又面临四个历史任务，（1）防止倒退、巩固民主成果；（2）改良提高、成熟发展：（3）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4）国家统一、地区自治提到日程。如俄罗斯等民主转型不到位或倒退的国家，还会有第二次颜色革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突变的作用巨大，但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民主社会是一个人类社会不断探索、纠错的动态过程，永在前进。
    7，与革命对立的是改良。何为"改良" ？百度搜索："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谷歌搜索："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不包括推翻重来"。从两个角度讲改良：（1）从目标角度讲，改良是不伤筋动骨，不改变基本政治框架的改革，这即是当前中共主流派口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就是在对文革反思后，要求改善党领导，进而延续一党制命的改良。而就是这种改良也因"波兰团结工会事件" 而夭折）；（2）从路径角度讲，改良派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只求稳妥，害怕动乱。与"改良"经常对立使用的词是"革命"， 革命是对旧体制根本性的变革。"革命" 一词被共产党玷污了。革命本质是激进的，但实际进行中也是温和与激进的结合。"改革" 是中性词，革命者和改良者都在从自己理解的角度使用它。中共已从过去的"暴力革命派" 变成用暴力维持的改良派。其镇压对手的帽子已从"反革命罪"变为名"颠覆政权罪" "煽颠罪" "非法聚会罪" "寻衅滋事罪"，实"革命"罪、"反党罪"。
    8，政改无方案。热衷渐变改良的朋友们总爱积极上书，提五花八门的政改方案或称突破口。如：（1）"先党内民主，后党外民主"；（2）"先形成两党局面" ，中共主动分出一党或中共先容忍另一反对党存在，这以若干时期内不动中共专权为条件；（3）"先实现司法独立、司法改革"、共举【82宪法】大旗（【82宪法】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讲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内在的重大原则冲突被社会各派各取所需进行宪法博奕，修宪成为重大课题）；（4）"先搞新闻法实现言论自由"；（5）"先进行教育改革"实现高校教授治校、学术自由；（6）"先基层后上层 逐级实现独立民主选举"；（7）"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先实现人大独立拨款权"； （8）"建立政治特区"，派有志政改人士去主政, 给政改特殊政策；（9）"各省逐步推行香港化"；（10）"增量改革" ，旧的维持、新的变革；（11）"党主立宪"， 党虚君、实权在民主议会；（12）重返新民主主义路（毛的"新民主主义" 是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化）。这些都反映出提方案人的焦虑、浮浅、不切实之心态。这些方案如视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挑战、施压、斗争的策略、手段，无可非议。但若是真想实现，真想成为统治者能接受并能实施的政改方案，则统统为书生议政。专制者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深知真进行政体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其党速亡，苏联戈氏一个公开化口号即亡党的教训给中共极深震撼。稳定压倒一切，消灭一切不稳定因素于萌芽之中。每到交班期，政体改反倒退，人权记录现寒流。民主派应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军突进没有可行性。现实过程是：极权无改良、政改无方案，各尽所能（或各领风骚一段时）、全面冲击、积蓄力量（积人力资源、政治经验之力）、以待时机、以求大变。

    四论民主转型中的暴力与非暴力

    1，改良或革命都是暴力和非暴力混杂的。暴力和非暴力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正能量或负能量。
    2，我是非暴力主张者。我讲的非暴力就是和平革命、颜色革命。非暴力原则是合法斗争原则，即是国民用宪法保障的公民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积小变为大变，去推动政治体制变革。非暴力原则体现了"博爱" 的普世价值，用此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非暴力原则扬我之长攻对手之短，用我们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切断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那暴力的轮回。非暴力原则中的"坚忍平和" 心态可提升我们的力量，用它包容一切，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改变。非暴力原则的丰富表现形式使我们找到胜利的路径，滴水穿石水到渠成，到达胜利的彼岸。暴力处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但和平演变终是主流，在渐变或突变期均亦此。
    3，我对暴力的认识是：（1）国民有权利用暴力推翻暴力专制，但视客观条件也可有权不用；（2）专制者怕国民暴力，但却视暴力为自己的护家法宝，靠此夺权保权；（3）对国民和平革命，专制者必用暴力镇压。对此，国民用暴力反暴力的正当防卫不可避免，也合理合法；（4）在民众奋起和平抗争时有少数人过激而使用暴力，这或是火山压抑过久的喷发，或是鱼龙混杂的骚乱；（5）网络语言暴力不可取，但不可怕，这是少数人天性中暴力倾向的宣泄。

    五论民主转型中的动乱

    1，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动乱。一是民初军阀混战，原因是军队私人化争霸一方。现在党若分化，军队必倒向占大势的民众一边。民主派内斗，各方也因均无军队而多限于文斗；二是国共两次内战，原因是中共地方割据，向中央政府夺权。现在是党要不不倒，一旦树倒猢狲必散，如第一个列宁党"竟无一个男儿郎"；三是文革，原因是执政党最高领导为保权和实行空想共产主义实验而发动。这种超强个人意志操纵亿万大众的闹剧已被世人深恶痛绝。这三次大动乱的成因已不存在。动乱不可避免，但大动乱的历史不会重演。
    2，动乱有三种。一是民主社会中多元政治的合法常态地展现，如民主社会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天天有人示威、舆论炒作、反党反政府的和平言行都是民主正常秩序似乱非乱，而中国大陆当局视访民法院前十几人举几分钟标语即动乱；二是对民主正常秩序冲击的动乱，如中国三年内战、美黑人打砸抢烧的骚乱、恐怖组织动乱；三是打破专制秩序的动乱，如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必然打乱旧秩序，革命高潮时的动乱不可避免。动乱有痛，但长痛不如短痛
    3，一个社会的稳定有两种：一是专制下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官稳定、民不稳定，是压制不稳定因素，遮掩矛盾，使矛盾推迟解决，积小变大、积缓变暴，这是一种表面的、虚伪的、暂时的、高压下恐民防民的稳定；二是民主制度下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平等自由下的、动态的稳定，它是积极面对矛盾，使矛盾在法治框内自由、积极地博奕，化大乱、大变为小乱、小变，是民作主、民自主不断由无序转为有序，不断打破旧平衡形成新平衡的稳定。因而它才是长治久安的、真正的稳定。
    4，千古一枭雄毛泽东对革命造反动乱有一名言，大乱带来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看成因和结果而一概反对、害怕动乱的"动乱恐惧症"竟成中国各派通病。"稳定压倒一切"是反革命口号，说动乱必历史倒退、血流成河、新专制者必上台都是当权反革命者吓唬百姓的宣传，或是民主派有人错误总结历史，不相信民众害怕民众的懦弱表现。时代不同了，因国人人心不愿大乱，世界不愿中国大乱，逐步壮大的中产阶级求变但不愿大乱，因此有乱也是短时的、局部的、低烈度的、可控的，必付的代价。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六论民主转型的动力

    1,民主转型的动力不是源于上帝的旨意、安排，不是源于民主派"打天下坐天下" 的私利，不是源于"境外敌对势力" 的干涉，也不是源于高深的理论或少数人的蛊惑，而是源于多数人的良知和常识，是来源于自由、平等的人性。人人都追求幸福人生（这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对"幸福" 多元的解读应是自由的，对追求幸福"路经" 多元的选择应是自由的，而这两种自由人人都要平等俱有。限权力维权利的宪政民主就是基于这自由、平等人性之上的制度安排。全人类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约而同地基于人性而走向民主，其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2，有两个观念相辅相成反对民主转型，一是"中国离不了共产党"、 二是"中国人素质低" 。前论是奴才当惯了，对自己没有了信心，认为执政党少数人内定的国家领导人比亿万选民选出的要强。后论则过高评估民主必备的素质门槛。我们讲"素质达标论" ，即现时大陆公民的政治素质已达到能进行多党普选的民主标准了，至于干中学、边干边提高则是每一个民主国家常态。

    3,民主转型十大标志性事件。（1）57民主潮。在1956年赫"秘密报告" 冲击下，北大学生57年发起"5·19" 学运。毛"引蛇出洞" 整风转向，打出55万"右派" 。（2）反抗文革志士。以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为代表的民主志士鲜血染红了反抗文革的悲壮史。
    （3）"四五" 运动。76年初数百万民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借祭周，反毛反"四人邦" 反文革, 被毛利用工人用大棒镇压 。
    （4）民主墙运动。78年末到81年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扩展到几十个城市的街头大字报、民办刊物、民间结社的民运终被邓以大肆抓捕而结束。民主墙运动的不少中坚人物现已成当今海外民运领军人物。
    （5）86学潮。86年底到87年初，100多所大学近百万学生在17个城市游行，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官倒、反腐败。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罪被处理。胡耀邦也因此下台。
    （6）六四民运。89年之春，上千万民众走向几十个城市街头，祭胡反邓、反贪腐、求民主，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与党中央对话。邓调动几十万军队开枪镇压，彻底撕毁了邓和中共"为人民"的假面具，将自己永刻历史耻辱柱。
    （7）98组党。98年全国二十几个省"民主墙" " 学潮"" 六四民运"各时期的民运人士重新集结，公开组建政治反对派——中国民主党。被江用"百人千年刑" 镇压。现民主党在海外继续发展（8）法轮功活动。99年法轮功万余学员静坐中南海门前，请愿练功自由，终被打成"邪教" ，几百万练功者被残酷镇压。江泽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硬是把一个练功组织逼成了政治反对派。
    （9）《08宪章》。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中坚万人签名《08宪章》，要求中国大陆启动民主宪政进程。其代表人物刘晓波获诺和平奖，至今仍在牢中。（10）胡习执政期维权运动。访民维权、同城聚会、网络舆论、藏疆求自治、香港争真普选等维权活动接连不断、高潮迭起、全面铺开。习中央"稳定压倒一切"， 对维权活动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4，推动民主转型有多少个角色？中国13亿人，人才济济。在这民主转型期，在这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争取民主转型的多种角色都在表演，真是丰富多彩！从大方面讲：有统治集团主流派中的改革派、有民间的民主派、有独立的宗教人士、有为实现真自治而斗争的民族人士、有社会上各类弱势群体、有港台同胞、有全球华人支援大陆民主的组织。从小方面讲，如"民间民主派"中还可分执政党中已离休的，主张民主改革的老干部群体，如"两头真" 老干部（前"真" 是讲有为民报国真诚之心，但对自己献身的俄式革命是"不清"的，后"真" 是为民报国真心不变而大彻大悟）、"57右派"维权群体、自由派知识分子﹑体制内的讲真话记者、维权律师、访民群体、以"铁窗志士"为核心的民运异见人士群体(分境内外)等等。
    5,演员有高低角色无大小，好戏由多角色合力促成，民运同理。各角色各有自己的"圈子", 有交叉可合作，如《08宪章》万人签名就是大合作的典范。各角色不应从自己的作用、长处出发苛求别人求同、贬低别人作用， 承认各角色、温和与激进均有各自作用，合力推进民主转型。那种追求建立全国统一的领导核心、统一的大组织、大平台、大一统运动的企图都不现实，脱离实际的"冒进" 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心态与作为都不可取，从小事、实事做起积微成著。
    6，民主转型50战法。（1）举报；（2）上书建言；（3）民间呼吁与抗议；（4）上访；(5)司法诉讼；（6）法庭博奕；（7）"被谈话" 博奕；（8）传询、羁押期斗争；（9）坐牢；（10）成立热点事件关注团调查团；（11）成立个案法律后援会或调查团；（11）捐款救助；（12）集会游行示威；（13）组建社团政党；（14）出版民刊；(15) 印制个人免费发送出版物；（16）在官媒发出独立声音；（17）网络舆论；（18）手机微信圈；（19）拍纪录片微电影；（20）文学艺术作品；（21）行为艺术；（22）佩带自由标志；（23）印发政治内容名片；（24）串连交流交友；（25）散发传单；（26）开研讨会；（27）举办讲座；（28）办展览；（29）自由教学；（30）历史事件追真；（31）社会调查；（32）爆料；（33）质询；（34）要求修宪和其它立法修法建议；（35）基层公民教育；（36）独立选举；（37）罢工；（38）绝食；（39）家庭教会等宗教自主活动；（40）"三退" 活动；（41）正当防卫；（42）接受外媒采访；（43）境外出书带回大陆；（44）参加境外人权听证会；（45）定期出人权报告；(46) 向访华外国政要发出专项呼吁、要求；（47）境外流亡政治人士申请或闯关回国；(48) 协助境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出国；(49) 建立专项基金会；(50) 设立颁发各类人权奖。

    七论民主转型的对象与目标

    1，一党制是民主转型的对象，维护一党制的中共则是民主派的对手。一党制是中国所有问题结症。当今中国政治界百家争鸣，毛派、邓习主流派、民主派之争是主流（现中国政治派别不是左右派之分，毛派不是左倾冒进，而是倒退。民主派不是右倾保守，而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现在救党理论繁杂、镇压政治反对派不留情，中国民运进入低潮。对执政党来说不政改是等死、慢死，政改是找死、快死，最后结果是暴死。越南党主导政改大大走在了中共前面，但成功否还要看。中共难学越劳动党，因其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如越放松控制，极易失控失稳，中共领导敢冒此险吗？没有本党下台准备是不敢搞政改的。我们反对盲目乐观派的"江派政变论"" 几年内发生巨变速胜论"" 临近崩溃论" "揪出虎王搞改政论" "挺习批刘论" 等种种政治误判， 也反对悲观派的中国民主转型要几十年、上百年，离了中共必大乱的说法，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凡到某某年会发生某某事的预测都不可靠，历史不可设计和精准预测。
    2,从三个层面讲"有无敌人"。刘晓波在法庭上讲，"我无敌人"引发争论。何为"敌人"?《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有利害冲突不能相容的" 人。我以为可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是精神层面。在宗教层面,在对人的终极认识层面,凡生物皆我友,何况人乎？万物因缘生,事事无常,哪有"不能相容"之人之物？二是政治层面。政治斗争对立面之间有斗争，但可分化、可转变、可交友、可妥协、可合作(如在经济、环保、民生、体育等领域) ，虽斗争可能甚剧,但仍称"对手"更准确。三是战争中的战场上有你死我活的、不能相容的"敌人"， 但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仍要实行非敌的宽大政策。 所以战争可悲啊！人类终究要实现世界和平,永绝战争！
    3,鉴于历史教训，我们深知改变游戏规则重于改变游戏人。老是有人问我："你们到底主张什么？"我答：最简明易懂一句话："老百姓选谁谁干", 若共产党连选连任,好呀,你有合法性继续干,但若有一天选不上呢? 而共产党主张是：选前法定永远我干，谁反对我抓谁。听我讲这话者无人反对，多数默然，这是游戏规则之争。当然，在某一游戏人成为改进游戏规则的阻力时，突破这个阻力即当务之急。尽管中共坚持对所谓"敌我矛盾"暴力镇压, 并在其建党建国过程中罪行累累，但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仍持对事重批判，对人轻处理, 首恶必办、胁从宽大的方针，求全民大和解、向前看、向前走。
    4，对一党制的反思、研究重在四方面：（1）反思其指导思想。理论反思不是因"歪嘴和尚念错经" 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而是对"歪经" 本身的寻根刨底。要批判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论（即剥削论）为基石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到空想共产主义的整套"科学社会主义" 体系；批判列宁从"薄弱环节论" 到"帝国主义论"； 批判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 的思想；批判邓小平"两个坚持" 的救党理论。（2）探索其历史真相。从中共建党、湖南农民运动、苏区割据、抗日、延安整风、三年内战、土改、公私合营、农业集体化、改造知识分子、镇反、韩战、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风波、法轮功、镇压维权等等九十年中共党史中探索真相、揭穿谎言、翻案追责、摸准历史脉搏，以史为鉴；（3）研讨中共代表人物。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习近平等人物的历史、政见及对中共之影响；（4）研究一党制体制结构与特征、党文化、时局认识与发展趋势预测。

    5，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十大负能量。

    （1）市场经济既法制经济。一党制下司法腐败，不独立。没有严格执法的保驾护航，市场以潜规则运行，没有经济合同的权威，丧失经济诚信之底线。
    （2）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毒瘤。一党制绝对权力绝对形成腐败使国家资产大量流失，使权贵结合，行政垄断，少数经济暴发户完成原始积累，分配不公、穷富扩大、人心尽失。（3）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重中之重。一党制下的超强政府使政企、市场关系错位，形成庞大的政府自身经济利益，政绩工程难禁，经体改异化。
    （4）弱化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监督作用。一党制钳制舆论，侵犯言论自由，弱化对市场违法事件，突发事件的监督。商品流通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称。
    （5）一党制使知识分子处于压抑状态，丧失创新的环境。自由是市场的灵魂，专制是扼杀自由灵魂的刽子手，宽松是创新的路径，专制是处处设防的关卡。（6）市场经济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一党制使大学行政化，只有大楼鲜有大师。北大蔡元培式的自由包容教育精神及自由学术环境荡然无存。人才难留难引进。
    （7）一党制影响经济民主决策。对经济制度改革、经济政策修改、国家经济大项目上马、宏观经济调控等经济活动，党委一把手拍板造成其失误概率大大提高。
    （8）马克思的"剥削论"成为所有制改革、减少社会仇富心理的意识形态负能量。也是，依马氏主义，今日让你私企发展，来日无偿剥夺你剥削所得，无产者革命万岁！
    （9）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一党制是消除特权，保障公平，保障农民话语权、农村治理民主化、土地私有化的最大障碍。（10）一党制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高科技和军事技术交流、商业兼并活动。影响中国文化事业的自由发展。造成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不利地位，军费维稳费高据不下。
    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某些作用将减退下降，其负能量将不断凸出，这一趋势必对中国今后走向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6， 一党制下无解的七个矛盾。

    (1)党魁独权与高层集团无权的矛盾。党内专制必使党魁独裁，习用如"中央文革小组" 式的几个组就把党政军经财外交，甚至足球发展的大权都通通独揽在手了。全国主旋律即学习"系列重要讲话" 。集团领导无权后果就是一言堂，看你独舞，这暗藏杀机，政局似稳实不稳。上行下效，下面各级"一把手" 说了算无制约的现象必愈盛。
    (2)官专权与民维权的矛盾。公检法在党官手中，民告官难于上青天。
    (3)中央集权与地方（边疆港澳）自治的矛盾。西藏一百多人自焚抗争惊天动地，新疆维稳成座大兵营。香港"占中" 空前但不绝后。民族、宗教因素前首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问题。
    (4)国企垄断与民企发展的矛盾。国企行政垄断所有生产要素市场，它成了贪官、红二代的淘金窟。国进民退在争夺着有限市场空间。国企争夺一切有利润的市场真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啊！
    (5)思想专制与互联网的矛盾。"七不讲" "三不许"加强高校政治思想阵地。强化党对报刊电视领导，连央视春晚都因"政审" 而成鸡肋。网警竟设警务站，可挡不住、封不尽、压不下的是互联网。科学为自由拔刀相助，纵你删除、封杀手段万万千,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6)党文化与普世价值的矛盾。党的利益、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党神圣不可侵犯，听党的话与党中央永远保持思想、政治、组织高度一致的党文化，与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对抗。党文化源于"丛林规则" 的兽性，普世价值来源于人性，兽性能战胜人性吗？
    (7)自创模式与国际主流的矛盾。中国特色模式即邓的"两个坚持" ，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领导" 。这与国际自由民主的主流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对立，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孤立和地缘政治不安全因素，影响中国对外交流。
    纵你再勤政, 再多反贪办好事，这七个矛盾如无解, 那也是杯水救不了大火。
    7，习中央执政以来对其一直存在不同评价和预测。现在习以自己两年多执政表现在统一民主派对他的认识。胡是急于"击鼓传花" 软着陆 ，习是要有作为了。习反贪立威已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开始实行强人政治。对增速不断下滑、实体经济维艰、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泡沫破灭的经济困局，用强政府权力干预、做大做强行政垄断的国企、大投资"铁公基" 等饮鸩止渴的计划经济旧套数维稳，对社会危机强力压制，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收紧政治思想阵地，以"钦差大臣" 形式人治反贪（党纪委先查再交司法，典型的知法犯法、党比法大），以毛式手段整党，四面出击，既有战功也潜伏着危机。主流媒体都在"三个自信" 地以为凭着"中国模式" 中国正在崛起，实际三十年虽然靠经济市场的"资本主义方式" 经济总体有较大较快发展，但人均收入仍列世界后位，体制、文化、科技等软实力仍无竞争力、吸引力。习大志是让红色江山代代传，但在毛思想、邓理论、江三代表、胡科学观后，中共领导是一代比一代江河日下，失去理论创新的能力，到习只能做"中国梦" 了。
    8，老是有人幼稚地以为习中央会为8964平反，并为此上书建言。习中央不会为8964平反的原因至少有四：一是平反后追责问题，邓江胡执政合法性都将动摇，邓的"两个坚持"基本路线将动摇；二是平反后会"放虎归山"，因8964流亡的海外民运人士归国，胡赵两案平反；三是平反后8964中两大反抗形式"合法化"、正常化，将为颜色革命铺路。这两大反抗形式是（1）大规模街头政治；（2）如"高自联""工自联"式的群众团体自发产生，这无疑开放党禁；四是军队再不会上街镇压抗议民众，统治者失去最后杀手锏。平反8964必引发风暴，即民间"举一反三"追击产生8964的体制，党内强硬派重新集结。视访民法院前举牌、祭奠胡赵活动、家庭六四讨论会如虎的当局能平反8964让局面失稳、失控吗？"六四惨案"制造者自己不能主动平反，那历史将用第二次"六四" 为其平反。
    9，毛派是原教旨的毛泽东思想坚持者，他们反对邓派对毛的某些否定，不理解邓派救党苦心，视邓及其接班人为正在走的走资派。毛派也抨击时弊，但开出的药方与民主派南辕北辙。他们攻击民主派丑化毛，要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路。他们要恢复毛的权威、恢复毛时代铁腕的统治、恢复毛时代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恢复毛时代大锅饭的命令式计划经济。他们在现时民间弱势群体中有一定影响力。毛派与邓派有共主、有共同一党制宗旨，因而比民主派有更大表现空间。我们奋斗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他们梦想成真、不能让历史倒退。
    10，执政党因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视一党制为其核心利益。为保这个核心利益党可反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专权与维权的主要矛盾不会消除，而只会随维权意识的提高而更加激化。对专权者护权的坚定性、残酷性不能轻视，任何幻想都将走偏路、说错话、带来损失。一厢情愿地要与执政者朝野对话、良性互动不现实。对话是在平等态势下博奕的一种方式，妥协是双方共同实施的心态与策略，清算是法律正义，宽恕是胜者、强者的胸怀。
    11，转型目标。多党制、民主大选、权力制衡、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五大标准是贯穿多元民主政治模式（美式、欧式、亚州式、民主社会主义、伊教民主国家）共同的一条底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是贯穿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一条价值观底线。这政体标准底线和价值观底线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寸步不让的转型目标的标准。对中国民主转型前景而言，不是邓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符合上述五大标准的民主宪政，没有第三条路。颜色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文化革命、也是多元社会形成的社会革命、也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公民教育，但当前转型的瓶颈是政治革命。政治制度变革是重点应先行，是纲举目张之"纲"。 远离现实政治搞公民教育事倍功半。

    八论民主转型与国家统一

    1, 台湾民主在发展。台湾实现了多党普选、权力分立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新闻自由、人权保障、多文化多宗教并存。台湾民主给大陆做出了榜样，给说因"中国特色" 不能搞"西方民主" 的谬论以最有力的回击。台湾人民应给大陆民主转型助力。只有大陆民主转型才能使台湾地区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才能告慰中华民国先辈。
    2，对两岸统一，我提出过"十六字方针"，即"一国两府、平等谈判、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一国两府"是承认现状，"平等谈判"是统一和现时两岸交往的路径、手段；"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是大原则，是目标。大陆不民主、两岸无统一。对两岸而言没有"一国两制" 可能，只有"一国一制" 即中国民主制。大陆"一中同表" 不可能，"一中各表" 的"各表" 也仅为口头话，现实中 互不认可，无"共识" ，因而不成统一基础。一党制是祖国统一最大障碍，也是台独势力和台湾本土化发展一大原因, 但台独及一切分裂中国的言行都是民主转型的负能量。因此我也提出过"两面作战"方针，既一面反台湾台独、一面反大陆专制。民主统一即是大陆与台湾两岸的所有政党平等竞选执政党地位。最有可能的现实是：维持现状、缓和局势、发展交流，在大陆民主转型后和平民主完成统一大业。
    3,200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该法第八条【非和平方式的采取】"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至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法解释空间过大，发动战争程序门槛过低，已形成"台独既战争"的法律依据。我的观点是台湾既使公投独立，海峡两岸也不开战，即"台独非战争"论。因为两岸开战必血流成河，死伤无数，中华民族大悲剧矣！人权高于主权，生命重于泰山。所谓正义战争只应发生在一种情况下：即反侵略（含反恐怖分子的非典型战争），这是用小牺牲、短痛避免大牺牲、长痛，两害相权取其轻。君请看看中外历史，看看外蒙独立，韩德分裂，欧州大陆分分合合之历史与现状，即可理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之大智慧也！两岸战争爆发必危及世界和平，影响大陆民主转型。既使大陆速胜，也难治理公投独立后的台湾（在台湾民主制下，独立只有公投这唯一路径），也是一个极权政府吞并一个民主政府，好事焉？
    4，藏疆等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争取地区自治、宗教信仰与管理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它与内地民主运动、维权运动是一体的，互相支持，共胜利。达赖喇嘛是一个睿智、宽容的宗教者，但因他与西藏藏人命运相连，因而又成了一个政治代表、政治符号。这个政治就是"两自"，即自由与自治。不独立、非暴力、求宗教信仰与管理自由，大藏区高度自治（即"中间道路"），这是达赖喇嘛与藏人和中国民主派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主要障碍是"一党制"，因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能是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后。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将成为下一个双方博奕焦点，也可能成为藏传密宗一劫难。在实现民主转型后，藏疆地区可能面临一时混乱、困难局面。因为藏疆地区不象台湾地区仅是政治问题，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解决民主与专制矛盾，并不代表民族宗教矛盾也顺势解决。解决此类问题，一般不外两种模式：暴力专制或和平民主博奕。我们当然是自信地走和平民主博奕之路，欢迎达赖喇嘛及所有流亡者回国，参与和平民主博奕。对和平民主博奕的任何言行永不镇压，但慎行民族自治公投，反对一切暴动、骚乱、恐怖活动。中国领土寸土不让，一个中国不容分裂(包括与外国领土划分之争) ，国家不分裂的凝聚力在民主制度和地方自治。但若和平民主博奕失败，天也塌不下来，继续理智地和平博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5，对民主转型后国体是否实行联邦制，有分歧可争论。如联邦制有利台藏疆等地区的统一，则可实行。但若届时台藏疆港澳与内地各省市都共同实现高度自治，则不实行联邦制也与实行联邦制无异了。联邦制有一特点是各联邦地区如要脱离联邦主体去独立法律门槛低，如苏联解体。

    九论民主转型中香港的作用

    1，"831"政改方案是假普选方案。选举有三个环节：一是候选人产生，二是选民对候选人投票，三是选举结果确认。"831"方案第一环节候选人只能在少数人的、被北京所控的提名委员会中产生，第三环节中共对选举结果有一票否决权，因这两环节违背了公平、自由普选原则，故为假普选。内地各级政权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人一票"假普选。否定假普选方案是正确的。普选方案必须是可讨论、可修改、可选择的，不是只能有唯一方案的。假普选方案的实质是香港普选必须在中共可控之中，也正因此，假普选方案通过前不会修改，通过后或未通过也不会修改。
    2，香港争真普选是香港争自由民主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民主转型的一部分。中国幸亏有香港。香港因有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和法治传统，而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沿阵地。香港与内地要互相支持、同呼吸共命运，斗争同漫长艰巨，胜利一起来。任何认为香港经济比政治重要、香港与大陆无关的认识都是短视的。

    十论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1， 国际近代史有三大极端主义危害。一是民族极端主义，这前有法西斯主义，现有俄国
    干涉乌克兰等现象；二是宗教极端主义，这以伊斯兰教原教旨派"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 为代表；三是阶级极端主义，这以马列斯毛、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为代表。
    2，二战后世界大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法西斯侵略国德意日战败却走向了民主制度，战后七十年成为世界和平民主正能量。而二战时反侵略的中（大陆）、苏、朝、越、东欧等国却走向了专制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内压民众、外销革命，成为世界和平民主负能量。随着苏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大为削弱，但历史没有终结。当今世界大格局表现在，（1）普京俄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仍要撑起半边天与美为首的民主国家对抗；（2）宗教极端恐怖组织与美国领衔的世界反恐力量对抗。新的两军对垒代替了二战时旧的两军对垒。如中日紧张关系的本质原因不是历史、也不是小岛之争，而是在新大格局中不同阵营的对垒。我们认可日本历届政府对侵略战争反省道歉的政治态度，并绝然断定德意日不会重走二战路，支持德意日成为正常国，发展自己应有的军事力量。日本铭记历史教训最大作为应是以积极和平主义参与美国为首的反专制、反恐怖组织的阵线，从思想、经济、军事各方面尽责，而不是躲在别人保护伞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们不会忘记二战史，但不会要求战败国对二战无责任的子子孙孙后代人不断道歉。不忘历史还意味着更要不忘记战后七十年中国人民饱受专制之害的历史。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等多边关系的利害之争、力量消长都要放在当今世界这个大格局中去观察、去考量、去决定我们中国民主派的态度、言行。

    3，中国大陆当局以美"霸权主义" 为主要假想敌，有合作、有妥协、有对抗，在人权、意识形态、体制方面中美斗争激烈。个人人权是国家主权的起点和归宿，人权高于主权，主权为人权服务。中共对领土纠纷既有扩大以转移国内压力的动机，也有怕扩大纠纷增大国际压力的担忧。我们反对党国一体政国一体的国家观、民族至上的偏激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狭隘爱国主义，不为它们添柴浇油。我们认识到独裁者总是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扭曲成自己的力量，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要由民主派高高举起。我们为我们的祖国自豪，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民族文化、父老乡亲。我们的爱国主义最大表现就是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起，将中国民主转型进行到底，在中国实现个人自由、国家民主宪政。这也是对中国安全、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是全球与阶级极端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权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运人士与世界各国民主政府、人权组织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世界自由民主、人权力量对中国民主转型的支持、帮助不可缺少、颇有影响、意义重大。现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民主转型总体有利。

    4，中国民运在国内艰难发展，大批民运人士被迫流亡海外，他们在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形成了愈趋壮大的海外民运。但海外民运也遭受维持生计、共特渗透、内争困扰、所在国对中共绥靖政策的不断地考验和有家有国不能归的痛苦。他们在介绍中国人权状况争取世界舆论、用各种方式支持声援国内民运、传播信息启蒙国人、积蓄锻炼队伍等方面贡献极大，是国际支援中国民主转型的桥梁，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海外民运各派、各"山头"互相多对话、多合作。民运"内斗"正常，既不可避免，也非全弊。提"内斗五原则"（1）出于公心心态平和；（2）严以律己宽以待人；（3）立足事实讲理有节；（4）语言文明少扣帽子；（5）求同存异维护团结。斗争促进步、宽容是胸怀、团结是力量，海内外民运共成长。


    后记：

    修改完此稿竟又想到再去坐牢。我们不想坐牢，但我们随时有这个准备（他们无数次在用这个警告、提示我），不就是换一个生活方式吗？坐牢使我们不能做很多事，但起码可以用我们坐牢这个"行为艺术"对民主转型的事业再做一次微薄贡献。坐牢者最对不起、最惦挂的是家人，我们只有默默地、长期地忍受这个痛苦。坐牢对个人讲是牺牲，牺牲自由、欢乐、健康，但我们坦然地对待这个牺牲。我讲过，如再坐牢我不配合审讯、法庭不发言、不上诉、不申诉、不自杀、不认罪、不上电视、不听外面一切声援，默默地去把牢底坐穿。整天去想如何锻炼身体（不是为了出去多干事，而是为了在狱中减少疾病的痛苦）、如何与狱警与同室犯人相处好、如何既遵监规又保住自己尊严的底线、如何调济生活——看武侠书、下围棋象棋、分配好自己可买的小食品（每月200元）。如果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中国民主转型少不了的一部分，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鹰在昏暗、燥热、令人恐惧的夏空遨翔、呼啸：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查建国 2015年8月18日64岁生日于北京南郊寓中修毕二稿。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6, 2015, 6:18:26 AM8/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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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教训（四）

    Posted: 25 Aug 2015 07:29 PM PDT

    二战时期的盟军宣传海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教训是共同的，普世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法西斯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现代民主制度是法西斯的对立物。惟有民主能够有效地制止战争，保卫和平。总结教训而回避民主，越总结越糊涂。

    战争的起因是多元的。地域的和历史的，物质的和观念的，各种争端都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有分歧不足怪，不可怕，遵循国际公约和惯例，和平协商解决，就是正道。诉诸武力是不正常的。军队和其他一切武装力量，必须置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掌握和监督之下，如果被法西斯操在手里就危险了。

    法西斯是对现代文明和传统人道主义的反动。这种高度集权的垄断和驱使一切的制度，对外对内，都有权为所欲为，有权不把人当人，有权不把法律当法律，有权不受约束，有权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是现代战争最危险的温床和必然的策源地。

    幸亏在德、意、日三个当年的法西斯基地上，都已确立了民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的大普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进程。民主制度现在仍在继续发展中，远未完美，却是人们已经掌握的防止和制服战争的可靠保证。

    依法接受公民舆论制约和监督的民主政权，最不容易轻举妄动，出了问题也能较快得到制止和纠正。把本国建设成为尊重公民权利的民主社会，是联合国一切成员的责任。

    各国都能因民主而受益。民主有禁锢侵略者的强大功能，也有赋予被侵略者以不可战胜的自卫力量的强大功能。富，未必强。大，未必强。有导弹，有航母，也未必强。民主才是最负责任的全方位全天候的守护神。现代民主制度的强，强在向心力。民有，民治，民享，老百姓人人是主人，没有一个人是奴隶。人人有权自由自在安居乐业的国家，是永存的。

    ——RFA

    郑义：教皇的素棺和人类的五只水晶棺

    Posted: 25 Aug 2015 06:49 PM PDT

    原题：素棺





    一、

    二ＯＯ五年四月八日上午。罗马梵蒂冈。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丧礼。

    当人们肩着那棺材从圣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门厅出来，通过几棵苍翠的盆栽棕榈树，走进南欧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风——

    我眼前顿时一亮：一个长形木箱，一个包装箱！

    温存明澈的阳光下，人们将装敛着84岁教宗的木箱抬到圣彼得广场中央，直接放置於一块红地毯上。后来我知道这是教宗的遗愿，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恭。高低尊卑是人类通感，无须翻译。按照中国汉地习俗，棺木应以特制的名为"交木"的高凳支起，以取"离地三尺即成佛"之美意。这位德行圣洁、地位崇高的老人，却直接躺卧在大地上，一个降卑得不能再低的位置。

    来自全球的二百多位國王、王后、總統、總理和首相，亲见这只俭朴的木箱从大教堂暗影中抬出来，置於他们脚下。不知道这些尊贵显赫的人作何感想，我分明感觉到某种来自心灵的震撼。

    我曾经是一个木匠。一瞬之间，我觉得我领悟了教宗棺材所隐含的意义。

    一个高贵的灵魂在离世之际向我们表达的谦卑。

    如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春风中，棕榈树舞动着优美纤细如诗如歌的树叶……


    二、



    从电视画面上，以人身高为参照，我迅速作出了习惯性的职业判断：高不及膝，大约50厘米上下，长约两米。从木色及疤节看，材质为最常见的松柏木。板子不算厚，五厘米左右。榫卯粘接，最简捷最传统的木箱结构。准确地说，这不是棺材，而是一只木箱，一只没有油漆的长木箱。用木匠的行话来说，一只"白皮木匣子"。我们甚至不会说"白皮棺材"，因为棺材是有讲究的，不能如此简陋。

    年轻时，我当过乡村木匠，还做过建筑木工，打造过不少棺材。常常是下班收工之前，木工厂的头儿走进机声喧嚣的车间来布置任务。他大声吆喝道：嘿，歇歇……又使劲拍巴掌，或者随手拿起一根木方子敲打靠门口的木工案。待电刨子电锯都停下来，便宣布某某师傅过世了，今天辛苦大家加个班，赶做一口棺材。孝子就在车间门口跪下，向散布於各式工作台边的木工们磕个头，低声说有劳各位师傅了。老木工们就说，赶紧、赶紧起来，赶紧地……嗨嗨，你爹他咋说走就走了！孝子递过来几封点心饼干，放在就近的木案上。头儿就说，大家先垫巴垫巴，赶完了工，晚上，主家在食堂预备了一桌酒菜，有酒啊！一听有酒有菜，弟兄们就乐了，也顾不得孝子还没走，车间里吆喝成一片：听见没，有酒啊！今儿晚上做个园的！——所谓"园的"，是指棺材盖和两块侧帮要做出弧度，看上去很排场，正儿八经的棺材模样儿。这三块大板要做出弧度，是要多流点汗的。拼板对缝要掌握好角度，燕尾榫也不好打，最后还要用手工刨推出平滑光洁的弧面。总而言之，那几口酒也不是白喝的。若无酒菜，等孝子一离去，弟兄们就会叫唤：肚儿都混不园，棺材也没法儿园！那一晚，就只能对付一口平板棺材了。

    下班前，制材厂便用卡车送来新锯解出的松木板材，木香四溢，至少有两寸厚，超过了教宗的棺材。照老规矩，越是富贵之人，棺材板就越厚。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木工师傅过世，弟兄们心里不好过，也发表不出如何感人的悼词，只知道闷起头来把棺材往好里做。一不小心，棺材板就厚得出了格儿。这具木工厂历史上最排场的棺材什么都好，就是太重，多少人也抬它不动，最后是动用了吊车。

    如此，依我制作棺材的经验，教宗的棺材实在未入流，不能称之为棺材，只能说是一只没上漆的白皮木匣子。正儿八经的好棺材，除了材质优良，做工精美，还须油漆彩绘。在我插队的太行山区，旧时士绅家棺材，每年都要用大漆油一遍，七八遍下来，真是油光瓦亮。有的还烫松香，二三百斤松香烫上去，日后棺材朽烂如泥，这松香壳子也是巍然不动的。大财主家，舍得花钱，还要贴金彩绘，画上些松柏梅竹、鹿鹤龙凤等吉祥物。有的则画了宛如仙境的庄园别墅、亭台楼阁，叫老人看了高兴，也显出后人的孝敬。现如今中国人盛钱了，棺材也就与时俱进，更为阔绰排场。贴金彩绘不算了，讲究起精雕细刻、"工艺棺材"。什么"百寿全浮雕"、"百福全浮雕"、"九龙全浮雕"、"龙凤线雕"等等，死都死出了"千年盛世"之气派。

    这样比照下来，教宗那只薄薄的未漆未画未雕的木匣子，即便勉强称之为棺材，也是一具白茬棺材——素棺。约翰?保罗二世，怎么说也是一位大人物,按照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教皇"，应享九五之尊的。当然那译法饶有深意，事情做得不够正派。"教宗""教皇"皆意译，其拉丁文原文是papa，即父亲之昵称"爸爸"，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大陆之外通常译为"教宗"，祖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教会创始人圣彼得继承者"之意。即便如此，即便不是"教皇"而是"教宗"，不是"皇帝"而是"宗徒"，也不应该是一具素棺就抬出去埋了的。

    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教宗的素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故事了。当过木匠的作家恐怕不算很多，做过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当过木匠做过棺材并亲睹教宗葬仪且为素棺所震动的作家，全世界有几位呢？


    三、

    后来媒体报道证实，教宗的素棺确系柏木打造。就心中不免小有自得：当年辨认木材的基本功未曾荒废。中国民间也喜爱以柏木为棺，芳香防腐，又是常见树种，经济实惠。可惜大树伐尽，时下已找不到可割制棺材的大料，能用柏木做个棺材堵头，也就不错了。对於基督教，柏木则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柏木在《圣经》里被称为香柏木，用於祭祀和建筑。所罗门王所建的神殿，就是以香柏木做栋梁、做墙围，做祭坛。这种圣经作家经常提及的与神相关的树木，自然给信众以特殊的亲切感。

    在中国古代，棺木以梓木、楠木为最佳。这两种木头，皆质地温润柔和，木理文静典雅，不易变形，百年不朽。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梓、楠木为棺。可惜梓木已基本砍光，现从美国进口。楠木离绝种不远，早就见不到了。制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还有铜、石等等。铜棺自然昂贵，石棺若选用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料，再加以雕刻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

    还有一种棺材叫船棺，是中国南方古老葬具。顾名思义，其状如船，如独木舟，一般用整段巨木刳成。底部盛尸，两头微翘，如船头尾。棺盖作半圆形，也是一段刳空的树木，如遮阳避雨的船篷。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船棺，是悬葬於武夷山岩洞中的两具，均用整段楠木刳成，与现今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相仿。经碳素测定，制作时间距今三四千年以上，大致与埃及金字塔同期或稍晚。江河难以涉渡，使初民幻想生死之间必有一水为分野。以船为棺，或是想让死者魂灵渡过天上银河，返回遥远之故乡。这真是一个关於永生的美好期盼。

    历史步入当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这里面就有了新故事，是与教宗素棺和历史上一切葬具大异其趣的。


    四、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是始皇帝，自然应该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以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尔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但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泽巴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尔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他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尔斯基亲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25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五、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後，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後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由於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一九六一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二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

    决议通过当晚，红场实行戒严。

    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六、

    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飢餓、脫水、風浪、船隻損壞或海盜攻擊而命喪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不旋踵，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谓。

    三年半后，一九七三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


    七、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那些属於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我在长篇小说《神树》里写过一种"活底棺材"。那是文革後期太行山区的新生事物。说人死了不给国家作贡献，还要占口棺材，要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实也真是缺木料。老辈人栽的，山坳里长的，只要是树，都砍绝了。这种"活底棺材"，也不知系何人所发明，棺材底是活的，抬到墓坑上，开关一搬，死人就翻进坑里。摔得灰头土脸，如同摔死狗一般。气不过的，就偷偷半夜刨开，给死人擦了脸，一床棉被一裹，两口大瓮一对，将就着一埋，也就算送了终。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节，用棺材埋人还是颇有风险的。许多棺材刚埋进去，夜里就有人刨出来。不是盗陪葬，而是要木头。最早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西省佳县（即原葭县）张庄，在强迫集体化之后就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消息灵通，城里谁家白天埋人了，晚上就去把棺材板刨出来，锯成薄板、木方，再制成风箱炕桌箱柜椅凳，拿到城里去卖，然后到"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样看来，"活底棺材"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著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摞起来埋。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确凿装过无数死者。纵然无法归入任何棺材分类学纲目，仍为现实之一种，或可略带一笔，聊作红朝志异。


    八、

    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毛驾崩之后，中共"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於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七，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於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九、

    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於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一Ｏ五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两个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三十二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昏天黑地的五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1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一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2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经不懈努力，三号棺终於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四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一千七百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於一试。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如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1700度的高温下，他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一九七七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於制成。此为4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五号棺。

    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髮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

    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亙古直到永远。




    十、

    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

    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

    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共峰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十六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於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蓝而青於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於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 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 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毛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当局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


    十一、

    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时，我们木工厂的弟兄们也隔三差五地打造些寻常木棺。汗流浃背，兴高采烈，为了午夜之后一桌简单的酒菜。如若一段时间喝不上酒，就会怅然若失地互相打问：嘿，怎么不死人啦？老师傅们就会说，等春天看吧，一开春就忙不过来了。我就一边推着刨子，怔怔地看着从刨口翻出来的一缕缕刨花，纳闷着：怎么会是春天，那不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吗？

    就在毛泽东逝世那年，记不清季节了，我还单独打了一口棺材。

    凭一人之力做棺材很少见，因为棺材料太厚重，一个人奈何不得。但我打的这棺材是穷人的，不重，只能算木匣子。一日，运输队修理工黑小寻来，说弟弟死了，给打口棺材吧。黑小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儿。相貌英俊，个子高而匀称，家境贫寒，几十块工资养活着他妈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一年四季总穿件沾满机油的破工作服。冬天在室外修车，顶风冒雪的，就套上件同样油腻破烂的小棉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千人的大单位，无论谁喊一声"黑小"，就一准会看见一张向他扭过来的笑盈盈的油花脸。黑小那绵善好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二十岁出头，正是不服气爱惹事的年纪，却从未见过他跟谁红过脸。又聪明能干，修车技术一流，再加上仗义，淳朴、诚实，搁在今天，全中国恐怕找不出几个了。私下喜欢他的姑娘不少，敢谈婚论嫁的就不好说了——太穷，在那个穷困时代里也是数得着的穷！

    从来不求我的黑小说他弟弟死了，我也不敢多问，背上帆布工具袋，拎两张锯就跟他走。他家远在几百里之外，一座小城边上。记得是土房，一户户，用板皮子钉成的栅栏隔开。一家人红着眼圈儿，我就自己四处踅摸木料。拆了副旧床板，院角上找了几块厚薄不一的杂木，似乎还从栅栏上撬下来几块厚实点的板皮子，锯一锯钉一钉，好歹凑成了一口不大不小的薄棺材。我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啥棺材，埋人的匣子吧，到地方不散就行。合力把他弟从炕上抬过来装进去，十多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说病就死呢！把"木匣子"盖上后，我抬起头，看黑小一眼，问：怎么着？黑小红着眼说，钉吧。我抓起一把大钉子，闷头就钉。哭声顿起，剩下的一家三口，围在棺材边喊那孩子小名，哭叫道："躲钉！躲钉啊……"我心里一颤，就更发狠地抡圆斧子钉。板子太薄，钉子稍微一偏就会出头。虽然留心尽量钉正，但想着钉尖下是个苦孩子，心里咋也不好受。"他娘的，没讲究，没讲究……"就一边钉一边默念着安慰自己，"没讲究，没讲究，咱穷人家有他娘的啥讲究呢！"

    然后，抬到郊外，挖个坑，埋了。


    十二、

    毛泽东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死得突然。1994年盛夏某夜，金从外地视察回来，甫坐定，便得知一位亲随上将病故。追问病因，答称脑溢血。又问如何救治，答称保守疗法。金气得浑身哆嗦，拍案大怒，问"为何不开颅抢救？这些医生就怕负责任！是不是住的烽火医院？把院长叫来，给我说清楚！"话音刚落，便呼吸困难，骤然倒地。周围乱作一团，急呼直升飞机抢救。时逢夜雨，直升机慌不择路，竟撞在山腰上坠毁。第二架直升机随即起飞，战战兢兢避山而行，停落在别墅外一箭之地。保健医生及一众亲随撑著雨伞，用担架将金日成抬上飞机，急赴平壤烽火医院抢救。保健医生当时便诊断系心脏病突发，本应就地抢救而不能大动，但责任过於重大，御医乱了方寸。经如此一番折腾，烽火医院亦回天无术。几小时后，金日成失去生命迹象。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被捕入狱。朝鲜举国致哀，如天塌地陷。全国两千二百万人口，至平壤吊唁的竟达一千万。也就是说，除老人孩子，几乎所有青壮男女都去了。举行国葬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晕死者不计其数。

    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加天神。在中小学课本里，金手持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老三八式步枪，当着彭德怀面，一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还当着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花池里随手捡起的石子，挥手间击落一颗美国卫星。一位西方肖像画家曾如是说："我第一次拜会主席的瞬间被无法言明的灵感所笼罩。他的尊颜中散发出的全知全能和博爱之光芒，是我此前所不敢描绘的上帝之崇高形象。我画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上帝的肖像。"

    同志们，说的何其好啊！它道出了偶像崇拜的秘密：以人凌驾於神，把人性的罪恶神圣化，把那些以杀戮、抢掠、仇恨、奸淫、欺骗为业的暴君尊为上帝。



    金上帝的遗体也是由前苏联专家做永久防腐，然后高卧於鲜花簇拥的水晶棺，供人恸哭顶礼。参拜者要通过顶级安检，禁止携带任何物品。要在自动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到得金日成寝宫，参观者要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向领袖深深鞠躬。许多人难以抑制，放声痛哭。最令人难忘的是通往寝宫的通道，这是一条长达七八百米的电动走廊，其速度之慢，或为世界之最。二十分钟的蜗行牛步，使人倍感压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二三十米，更有一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女子端庄而立，面带哀思，宛若活殉。不知道这些以哀伤为业的美女俑，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洗脱死亡的气息。她们的青春与爱情，还能拥有烂漫无忧的笑靥吗？残暴如秦始皇者，殉葬者亦不过陶俑而已，如何比得上妙龄美女鲜活生动。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一百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八十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 造价八亿九千万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六百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三百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十三、

    教宗的素棺、我当木工时和弟兄们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属，委实与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层地狱。

    而且，这些普通简陋的棺材，装的尽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好人。水晶棺则不然，那些以尸身不朽来僭越上帝的偶像，无一不是两手染血的杀人犯。其中被认为较为温和的列宁，心底也激荡着仇恨嗜杀的旋风。

    列宁曾亲自下令将已逊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满门杀绝，包括皇后、四位公主、十四岁的小王子，甚至连带1名御医和三名侍从，并怯懦地毁尸灭迹。

    列宁派出武装工作队到农村抢粮，遭农民反抗。为镇压某地区农民暴动，他亲自下令绞死"至少一百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要求"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要求公布姓名、抢走全部谷物。他还特别写明，"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将窒息而死。'"

    列宁镇压僧侣的反抗："……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现在我们必须……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列宁甚至还下令枪毙那些因传统节日而不来上班的工人。

    太多的杀戮和鲜血，迫使曾率先炮轰冬宫因而被称作"十月革命的光荣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德水兵发动起义。一九二一年春，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多，二万六千名水兵、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在集会上呼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们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对这些革命元勋，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他命令六万军队立即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困守要塞十二天后，起义者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声音："……我们在临死前高呼：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

    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解密文件描画出列宁富於历史首创精神的残暴。自列宁始，不加限制的残暴成为共产世界之通例：废止法律的专政、有组织的恐怖、大规模杀戮、大规模饿死、按数字杀人、杀农民、杀工人、杀军人、杀资产者、杀知识分子、杀不同政见同志……列宁最优秀的学生如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杀人已杀到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疯狂魔幻之境。

    这样的一些仇恨与死亡的播种者、死神，怎么就胆敢盛敛於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后世瞻仰呢？

    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怎么就胆敢奢望永生呢？


    十四、

    陈尸水晶棺似乎并非这些红色君王之本意。

    一说列宁希望安葬於圣彼得堡与母亲相伴，却未找到书面凭据，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及列宁希望葬於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应该是确实的。斯大林死於暴病，未及留下遗嘱。毛泽东带头签名火化，并曾对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没有任何线索证实胡志明想进水晶棺。金日成死於心脏病发作，也没有托付身后之事。尽管如此，在最高权力转移的非常时期，他们的皇储们为了以先帝之威望确立新君之地位，仍旧把他们装了水晶棺。因此，有人说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宪的极权主义者也被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剥夺了自由。此话有几分道理，但细思量起来，似为一偏之论。究其实，这些红色君王们尽为偶像崇拜痴迷者。从他们一生自封神圣之行状，以及蛰伏於内心深处的隐秘欲念，水晶棺应该是一个没有违背他们意志的逻辑终点。

    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虚无主义者，说不怕死，其实是最怕的。斯大林有过四位替身。外出时让替身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发，走标准路线，他则走另一条小路、绕路。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不准医生接近，甚至拒绝服用克里姆林宫药房的药，而让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去买。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下场都不好，不是解职就是逮捕，只有少数例外。毛泽东出行，则是临时指定路线。住下后，一起疑心，即刻转移。某次在庐山开会，突然说一声"走"，不顾夜深雾浓，命卫士在车前打手电探路也要走。到"美庐"本应住下，不料毛又一声"走"，就再走，转移到另一处不起眼的小别墅"一七五"。毛的专列火车头，出发前要把煤尽行卸下，再由保卫人员一铲一铲装上去。水箱的水要全部放掉，要人打着手电爬进去检查。毛晚年有一次患病昏迷，刚醒过来，守候在床边的周恩来紧握他手，泪水夺眶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委实是最知心贴肺的一句话：一生一死，难以割舍的是权力。一口气喘不上来，生杀予夺的大权和超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便成过眼云烟。既然必死，那末，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能使尸身不朽并供万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恒的一个假想的实现。

    只是，这种永生是极为可怕的。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第一位杀人犯该隐的故事。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上帝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谎称不知。上帝便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判该隐流放远方，并在他额上刻下记号，免得为人所杀，并宣称"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水晶棺就是现代该隐那可怕的印迹。

    他们就不怕后人会指点着他们的不朽之躯说"那就是他"吗？

    他们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

    时候到了，上帝将从云端轻声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


    十五、

    又想起教宗的棺材，那只停放於圣彼得广场上简朴至极的木箱。

    紧贴着慈母般的大地，其上是淡蓝色的春风、自由安详的鸽群、如女声合唱般圣洁又深邃的天宆。

    一切安排皆缘自梵蒂冈传统以及教宗本人遗嘱：历代教宗皆安放於一具不加修饰的柏木箱，教宗还特别嘱咐要"素棺"放入大地，并在棺盖上撒一捧祖国波兰大地的泥土。

    走笔至此，一线晨光渐照亮思维的小径：水晶棺与素棺，奢华简朴倒在其次，其深在的意义是死亡——如何理解并面对死亡。

    教宗是波兰人，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上，曾先后生活於德国纳粹和共产制度之下。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还使更多的人死於战争。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极权，使超过一亿人死於屠杀、秘密处决、监禁、苦役、街头暴力和人为大饥馑。教宗曾如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紀里，不幸出現了两个极权体制：帶來战争及集中营的納粹主义、帶來高压及恐怖統治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我是从內部来认识他们的。"这种亲临现场的悲剧性经历，必然使他对人的自由，人的死亡产生至为深切的关怀。

    教宗个人也多次与死亡相对。在那些四目凝望之际，应该比我们更深地洞悉了死亡的秘密。

    教宗早年生涯一直笼罩在亲人死亡的阴影中。童年丧母，少年失兄，青年亡父，自此孓然一身。十五岁时，一位玩伴拿捡来的手枪开玩笑地朝他扣动扳机，子弹从头边呼啸而过。十九岁那年，和父亲在逃难途中遭到德国飞机贴地扫射，弹如飞蝗，死生一线。二十岁在采石场服劳役，崩落的岩石砸死了身边的工友。二十三岁遭遇两次严重车祸，其中一次是被德军重型卡车撞成重伤，昏死在路边排水沟，被一位不知名的女人救起。六十一岁在梵蒂岡遇刺，刺客近距离连开两枪。

    那末，对他来说，死亡是什么呢？


    十六、

    "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这是他当选为教宗之后对人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从那时起，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头语，成了他标志性的语言，成了他对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类的不断重复的伟大召唤。他以此激励普天之下受苦受难者，也以此真诚自勉。教宗在位26年，是近世纪任职最长的一位。如果你眼睁睁看见他从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的盛年逐渐老去，日益虚弱不堪，眼睁睁看着他艰难挣扎，临近死亡，却依旧在那里永远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就不得不认真思索一番此话之真意。

    如同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决定了白昼与黑夜，上帝与人的互动则分出了信仰与虚无。不要害怕饥饿、匮乏、压迫、凌辱、不要害怕人世所加诸於我们的一切苦难。也不要害怕自私、贪婪、软弱、仇恨，不要害怕我们内心深处不时涌动的种种罪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切。你只须敞开心扉，接纳那位伟大的爱的使者耶稣基督。——《圣经》坚定不移地宣称："在爱里没有惧怕"。

    在母亲怀中没有害怕。

    是啊，在生命的创造者、爱的恩赐者上帝怀中，你害怕什么呢？

    初代门徒约翰曾用一句话简约概括《圣经》救赎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约翰，就是亲临耶稣殉难现场，并接受耶稣气绝前最后嘱托，把玛丽亚奉为生母的那位约翰。也就是追随耶稣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渔为生的渔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被钉十字架或砍头的约翰。公元96年，约翰从流放地拔摩海岛回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在那里继续传讲耶稣的生平和思想。其时他已近90高龄，年迈体衰，只能请人抬到聚会之处。每次讲道都要说："孩子们哪，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次讲道，也是阐释这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在讲台上安然谢世。

    ——讲述一珠玫瑰，使徒约翰始於根系，教宗约翰则始於繁花摇曳的枝头。

    这是同一株爱的玫瑰。


    十七、



    一九七九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於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

    感人的一幕。

    两个被爱所洗净的灵魂。


    十八、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五时许，教宗乘一辆白色敞篷车，在圣彼得广场上徐行，向众多朝圣者亲切致意。不同肤色、性别、甚至不同政见与宗教的人，看到这位慈爱的老人，都会加入那热情不息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约翰-保罗-二世，我们-爱-您！）车停下来，教宗从一对年轻父母手中抱起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莎拉，并把她高举起，连同女孩儿手中牵着的幸福的红气球。他刚把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莎拉还给父母，枪声响起，鸽群惊飞……紧接着又是一记枪响，教宗倒下，鲜血从白袍上透出。教宗喃喃道："玛丽亚，我的圣母！玛丽亚，我的圣母！"第一颗子弹打断了大肠和小肠，穿出体外，落在车上。第二颗子弹打伤了右肘和左手食指，然后击伤了两个美国女人。由於失血过多，情况危殆，教廷为他举行了临终仪式。五个多小时手术抢救，生命方得以挽回。

    之前一月余，里根总统遇刺。子弹也是从距离主动脉几毫米的位置穿过。这两位曾七次晤谈的老友咸以为大难不死是上帝的旨意，用教宗的话来说，就是"一只手扣动了扳机，另一只手却改变了子弹的方向。"因为神所赋予他们的结束共产邪恶这一伟大使命尚未完成。

    遇刺第四天，教宗在病榻上录制了一篇简短谈话，通过扩音器向守候在广场上的民众播放。声音柔弱安详："我为那个枪击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挚地宽恕了他。"教宗的这位弟兄，是保加利亚雇佣的土耳其枪手，保加利亚背后，是最关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苏联克格勃。痊愈之后，教宗专诚去牢房看望那位正在服刑的青年杀手。一间窄小的囚室，密密的铁柱割碎了窗外的阳光。令教宗极为惊讶的是，凶手头一句话竟然是"您为什么没死？"他说他知道自己是瞄得很准的，理当一枪毙命。老人拉他坐下，说我们今天的会面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兄弟式的。他低下头，与青年交谈。年轻人顾不上请求宽恕，而陷入某种巨大惊恐。他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护受害者，那是一位女神，一位将要审判并处死他的女神。教宗一手与年轻人相握，另一只手扶住他肩，轻声为他祷告、祝福。从凶手的眼睛里能看出一种心灵的震撼。最后，年轻人低下头，亲吻老人的手。

    事隔二十多年，尚在狱中服刑的凶手听闻教宗一病不起，便委托律师和意大利通讯社向教宗转交一封亲笔信，祝老人早日康复，愿上帝赐予他健康和神奇的力量。




    十九、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特瑞莎修女忽然来到教宗面前，请求祝福。其时，教宗正与一些年轻人谈心。他一面请特瑞莎修女落座，一面对青年们解释，她就要去一个内战中的国家。无须更多说明，人们都明白特瑞莎修女将前往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战火正炽。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种族战争，动用重炮、坦克装甲车甚至多管火箭炮和飞机，直杀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城市在战火中崩塌燃烧，难民如洪水四处奔逃，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强奸震惊世界。

    辞别教宗之后，特瑞莎修女带着老人的祝福与托付，双手抱着一支半人多高、杯口粗细的特制复活节蜡烛，进入巴尔干战场。她恳求，在这支绘有圣母像的蜡烛燃尽之前，交战双方停火，给她一点点时间去解救无辜无助的孤儿。蜡烛是下午4时点燃的，至5时，枪炮声完全止息。特瑞莎修女进入被围困的医院和救助机构，救出七十余名孤儿、残疾儿，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为制止波黑种族屠杀，教宗创立了一个新概念，叫"人道干预"。他的愤怒谴责，嗓音嘶哑的呼吁，传到了萨拉热窝的地下室，传到了维和部队隔离的"保护区"，给深陷於黑暗和种族仇恨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


    二十、

    "在爱里没有惧怕"，对教宗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真理的启示，也是终生践行的生活准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誓约。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基督教群体在悠长历史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与过失——

    数百年前，教会曾参与非洲奴隶贩卖。一九九一年早春时节，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请求宽恕。

    三百多年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遭受教会的异端审判。一九九二年秋，教宗公开为伽利略平反，并表示道歉。

    千年以来，基督教不断迫害犹太人，把耶酥之死归罪於整个犹太民族。二ＯＯＯ年春，教宗历史性访问耶路撒冷，到犹太圣殿遗址前忏悔，把一封致歉信放进"哭墙"上巨石的缝隙，请求上帝宽恕基督徒对犹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他的手颤抖不止，如寒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他越过台伯河，越过历任教宗的足迹，走进那些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对话、忏悔、呼吁和解。亲临者回忆，保罗二世演讲时，时常难以自持。当那首犹太圣歌，那首犹太人从出生一直唱到死，唱到毒气室门口的圣歌《我相信》响起来，教宗更难掩悲戚。当歌声渐次高亢响亮之际，他便情不能禁地鞠躬谢罪，并以手掩面。

    在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随行记者和教宗谈起他愈来愈频密的忏悔行动。教宗温和地发了句牢骚，说，有趣的是，我代表天主教不断地忏悔，请求宽恕，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许理当如此吧……"我不能要求这种忏悔求恕的行为必须是双向的，哪怕不断悔罪使天主教遭人误解，处于尴尬状态。因为不断认罪悔改是圣经真理所要求的。

    千禧年之初，教宗以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感动了全世界。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发表文告，真诚忏悔并祈求上帝宽赦历代天主教会所犯下的诸般罪过。其中包括背离圣经，强迫教徒悔罪；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分裂基督教；敌视犹太教，对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强行传教，侵害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对诸多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等等。最后，他拄着杖，蹒跚着行至一座耶稣受难雕像前，亲吻耶稣的脚，以此宣示认罪之真诚。



    ——千载之罪、普世之过，他那老迈之躯能承担得起吗？

    有一张照片，在教宗辞世后制成邮票——

    低垂苍老的头，双唇微翕，说不清在啜泣或祷告，也许是啜泣着祷告。歪扭的面庞上一道道皱纹，如悲悯之泪冲刷出的大山的沟壑，如被愁苦之浪撞得支离破碎的海边的岩石，如忏悔之火焚烤过的伤痕累累的树皮。白发凌乱的额头无力地抵靠着权杖，衰老的躯体勉力支撑，一如沉浸於丧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风刮起，银色的丝质长袍猛烈飞起，宛若一只受伤的巨鸟挣扎着展开一翼……

    这面容和躯体所透露出的情感，恰与权杖上端耶稣受难像呼应，那就是承担与悲悯、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一个柔弱的肉体里因爱而生的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幅绝美的经典之作。

    在这赤裸的灵魂面前，你无法不为之深深打动。

    尘世上如此之多的罪恶，他一风烛残年的老人，担得动吗？

    当然担不动。

    他的额羸弱地贴靠着杖端十字架上的耶稣：担不动的苦难他要交给他。

    他一定是在哭泣着对自己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二十一、

    人们常在心里闪过一个疑问：为何教宗的面容总是很悲戚、愁苦？

    有位记者则把这一不解上升为尖锐指责：为何教宗还要把他最后的痛苦展现给世界，为何他不早日退位？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一个无知到令人惭愧的问题，几乎相当于责问教宗为何要作"痛苦秀"，譬如性感女星们总要"不经意地"乍现裙底风光。居然，一位"接近教宗的人士"作出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教宗愿意永远和世人在一起，只有世人给他带来安慰。他要像耶酥基督那样，把他的痛苦和受难展现在人们眼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斗胆质疑这一解释。教宗和他的神都不是"展现"型人物，不是演员，不作秀。圣者的一生，就是从形体走向精神，从芜杂走向单纯，从表现走向率真。他们的满面苦相，实在是缘自内心深处的悲悯——

    圣城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纪念大厅四墙以未经雕凿的大石垒成，气氛压抑。两名随从抬着花圈，走向黑色大理石卧碑。教宗拄杖随后，步履颠跛。他亲手点燃如下致辞："在这座纪念馆里，我们的心灵亟须静默，在静默中追忆。我们要在静默中，设法为涌现的记忆找出一个意义。我们保持静默，是因为没有任何言语，足以表现出大屠杀的悲痛历史。"有小唱诗班在轻声哼唱。老人面色凝重，长时间沉默无语，整个身体都在微微抖颤。

    乍得，俗称"非洲死亡之心"，非洲中部那个极端贫穷而腐败的国家。越野车在沙漠上行驶，一个仅有几座小土房的村落进入视野。教宗吩咐停车，走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土屋，去看，去沉思，去理解，目光惊讶而沉痛。从此，从乍得这个被人世所遗忘的小小村落，教宗开始不倦地讲述黑色非洲的苦难和世界的责任。

    在巴西，那个在苍翠山峰耸立着巨大耶稣雕像的信仰的巴西、热情奔放的巴西，教宗走进最潦倒绝望的贫民窟。面前所展现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穷困。他睁大眼睛，不断向四面张望，痛苦而无助。他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人们从这绝境中拯救出来。他颤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给遇见的一个不知名姓的穷人。随行者大吃一惊，那是教宗的戒指呀！这位精神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那一刻显然深感无力。那张如苦瓜般皱纹纵横的脸上，流淌着难掩的忏悔与自责。

    在哥伦比亚，这个孕育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的国家，混血的姑娘容颜姣好，加勒比海深蓝色的浪涛拍打着鲜花丛生的崖岸。风水流转，《百年孤独》中所描写过的那些对印第安人、黑人、穷人、妇女儿童的不义却依然存在。在一个公开集会上，一位部落首领抛开官方事先核准过的讲稿，直陈社会不公。当地教会人士制止不住，冲上讲台要抢夺麦克风。教宗神色冷峻，大声说："让他讲！"全场肃然。主啊，您让我放牧您的羊群，可他们还在百年的孤独中挣扎……


    二十二、

    约翰·保罗二世是历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担任圣职的二十六年里，这位通晓八种语言的传道者，发表了三千多次演讲，访问了一百二十七个国家，路程合计一百多万公里，相当於地球到月亮距离的三倍。可谓足迹所至，无远弗届。以至於那些以奔走为业的记者，也尊崇地称他为"飞行的圣座"。 这位"上帝的众仆之仆"，拄着他的杖，风尘仆仆躜行於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寻的暮年走到死。一如旧约时代，先知摩西拄着牧杖，带领百万奴隶出埃及、过红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巅，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过摩西的高原之风，远眺上帝应许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样感悟到岁月无情。

    再也走不动了。垂垂老矣。



    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酷爱足球、滑雪、登山、游泳、划船的运动健将。家乡斯卡瓦河洪水泛滥时往返横渡如得水蛟龙之强健，已成流水落花之忆。往昔1米8身高，80公斤体重，标准运动员身材，如今已是弯腰曲背，步履支离。神拿走了他的青春英俊，把他变得跟自己一样丑陋。他的公开演讲已令人目不忍睹：手在抖，讲稿在抖，话筒在抖。语音含混不清了，面部表情也僵硬迟钝了。那一年，在他的出生之地，一个露天大型集会上，参与表演的少年们唱起了"祝您长命百岁"，他颤抖着嘟囔了一句"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短暂静默之后，掌声骤起，全场笑翻……

    死亡迫近了。他不怕死吗？

    二ＯＯ五年早春，罗马时间四月二日晚九时许，一代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他死於春天，复活节之后，万物复苏的季节。


    二十三、

    在人生的尽头，他仍然安详喜乐。他安慰身边的助手们不要为他流泪，"我很快乐，你们也要一样，让我们一起欢欣祷告。"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在与教宗作最后告别之后，出来告诉人们：教宗躺在铺上纯白被单的大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医疗仪器，已不能说话，但"我被他那动人的笑容迷住了。"

    广场上燃起了繁星般烛光。

    有人说，让我们点几支蜡烛，照亮他通往天堂的路，就像他过去二十六年来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有人说，他不只在活着的時候是我们的典范，現在，他更在教导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每天晚上，老教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开卧室窗户，眺望灯火不熄的罗马，并举起双手为罗马的人与城祝福。在生命已进入倒计数时，他请求助手搀扶他走到窗前，向圣彼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守夜者做例行的祝福。他鼓足最后力量，只说出了一个单词："阿门"，然后无力倒下。——正如使徒保罗所定义："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没有想到，在耶稣之后，在现实世界有幸见到如此美好的人性。他是耶稣的影子。他预先把天堂展示给我们。与他同世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格外的恩典。

    弥留时刻，教宗在昏迷中说了一句波兰话："请让我进入天父的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I have looked for you. Now you have come to me. And I thank you."有人说，这是过去教宗对青年们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曾寻找你们，現在你们到我这里来。谢谢你们！"有人说，那是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荣光："我曾寻找您，现在您来到我面前。谢谢您！"后一种解读或许更切近事实。

    一位梵蒂冈主教说："他已经看到并且触摸到神。"

    人世的重负已然放下。现在是与神独对的时刻了。

    ——数年前，教宗曾写过如下祷词：

    "当我们'过世'的時刻确实到来之际，求賜我们能坦然相待，对身后一切，没有放不下的遗憾。在寻觅您如此长久之后再与您相遇，我们会跟那些带着信仰与希望先我们而去的人一样，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钟声响起。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我们热爱的圣父约翰?保罗二世已回到他的故乡。让我们为他祈祷。"

    索达诺大主教同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们一起，含泪为教宗祈祷。

    紧接着，数万人爆发出如海潮般的没有休止的欢呼声。

    这是人类生命史上至为辉煌的一刻。

    大主教说："愿永恒之光照耀他，愿他在平和中安睡。"

    在灿烂光辉的欢呼声中，死亡不再可怕，而确凿是投向一個慈爱的怀抱。


    二十四、

    梵蒂冈宣布：葬礼於六天之后举行。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第一位抵达罗马的国家元首。同行者有夫人劳拉、国务卿赖斯及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个由三位总统、一位总统夫人一位国务卿组成的代表团在教宗遗体前集体下跪。曾多次被教宗严词批评的布什总统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為人類自由而戰的人。""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谦卑、智慧、无所畏惧的神父。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道德领袖之一。我们感激神为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波兰的儿子，并成为罗马的主教及世代追念的英雄。"

    促成波兰共产党倒台的历史功勋，按照瓦文萨的说法，"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推动了波兰的自由运动，引发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共产总崩溃。由此，冷战终结，人类从核末日的阴影下得到拯救。

    教宗之死，标志着以残暴著称的二十世纪正式落幕。

    四月八日，有60万人涌入圣彼得大广场，为教宗送行。

    另一个自发形成的分会场是他的故乡瓦多维采、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克拉科夫、首都华沙和整个波兰。仅瓦多维采一地便聚集了八十万人，挤满了广场和主要街道，收看特大屏幕电视转播，为他们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儿子送行。

    这一天，波兰全国歇业，建筑物上街树上到处垂挂了沉重黑纱。当罗马葬礼开始的时刻，华沙无名战士墓六座古炮台同时鸣放二十六响礼炮，以纪念教宗在位的二十六年。

    罗马。

    在管风琴奏出的圣乐中，12个身穿黑色大礼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从圣彼得大教堂正门的阴影走出。当那个简单朴素的柏木箱刚刚走进明媚如初恋少女的阳光，走进罗马的视线——

    掌声响起来，经久不息……

    广场上六十万民众以及各国元首、特使全体起立恭迎。

    素棺被放置於一块红色地毯上，紧贴地面。棺盖上放了一本打开的大红封面的《圣经》。

    这是一个早春时节，春风骀荡。

    合唱队唱起了安魂曲："赐给他永远安息，主啊……"

    主教们头戴白色礼冠，身披深红法袍，鱼贯进入广场。一浪强风袭来，把他们的红袍吹得凌乱不堪，有人赶紧伸手护住高高的礼冠，有的则已经脱落，茫然不知去向。棺盖上摊开的《圣经》被吹起十数页，每页都呈完美弓形，如满风之帆。

    弥撒讲道中，主祭的拉辛格大主教（后来的新任教宗）回顾了约翰·保罗二世简短生平及一生业绩，最后说道："热爱基督是我们敬爱的教宗的力量泉源，凡是看过他祈祷，听过他讲道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他深深地根植於基督心中，所以他能够承受那超越人力的重担……就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个复活节，他仍然强忍病痛出现在他的书房窗口，祝福罗马和全世界。我们深信，我们敬爱的教宗现在正伫立在天父家窗口，从那里看着我们并为我们祈福……"拉辛格以口音很重的意大利语说："今天我们将他的遗体埋在地下，犹如不朽的种子——我们的心满怀悲伤，然而同时也充满了喜乐的希望与深深的感激！"

    大主教的话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人们齐声高呼："立即封圣！立即封圣！立即封圣……"前后持续五分多钟。

    弥撒结束后，宿怨甚深的东西方主教们一起主持了告别仪式。最后，十二位抬灵人再次入场，抬起素棺，缓慢地走向圣保罗大教堂。在即将进入殿门之际，抬灵柩的人们把教宗的素棺转向广场大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

    掌声骤起，如浪如潮，绵延不绝，长达十五分钟……

    钟声齐鸣……

    在全球数十亿人注目下，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经过那几棵在春风中如醉如痴的棕榈，消失在殿门深红色帐幕中。

    在春天在复活的季节，他满怀信心、希望与爱离我们而去。

    那棕榈是胜利的象征。近两千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之顶点，走向十字架酷刑，走向复活，就是踏着万民为他铺下的棕榈叶之路。

    谢谢您，教宗！感谢您战胜死亡，感谢您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神必将"凭借那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菲立比书》）


    二十五、



    教宗的素棺带给我长久的心灵激荡，如一粒埋进泥土的种籽，静候着春雨降临。几年后，我感到内心涌动起某种诉说的欲望，那颗不经意间撒落的种籽悄然萌发。当我把这些棺材的故事连缀成篇，就看出了高贵与鄙俗、谦卑与狂傲、慈爱与残暴、信仰与虚无之间判若云泥的分野。

    我脱离了原初的构思，从素棺写到水晶棺再写到教宗其人。我追随着那个水晶般纯净透亮的灵魂，在波兰的阳光下高举起人类自由的旗帜，在梵蒂冈的窗口凝望圣洁的鸽群，在周三接见日拥抱着热泪盈眶的悔改的妓女，在青年们的舞场上手舞足蹈，在耶路撒冷残存的"哭墙"前低首忏悔，在记者面前做一个俏皮的怪样，在馨香宁静的私人祈祷室沉思叹息，在马尼拉世界青年节上接受川流不息的致敬，一任青年们的泪水浸透了纯白的教袍……

    对於有些人，死亡是不可抵御的腐烂，是万有之灭，是永恒之死。而对於有些人，死亡却是通往新世界的再生之路。不经意间，我窥视了一个难以打破的上帝的奥秘。虽然我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但保罗二世，这位泥土所造的谦卑者，这位"众仆之仆"所给予我的感动是长存的。

    我耳边将永远回响圣彼得广场上的欢呼："John-Paul-Two，We-Love-You!"

    还有那为教宗送行的如海浪奔涌绵延的掌声。

    我相信他已经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正如使徒保罗那坚如磐石的字句：旧世已过，看，一切都焕然更新！（《圣经·哥林多后书》）


    写於二ＯＯ九年感恩节前后

    旬日雨雪漫漫

    大地吸足了雨水，后院小河满了，水塘湖泊满了，远处的波多马克河也满了。

    春天准备好了。


    ——《纵览中国》首发

    梁京：穷国的危机将主导全球变革

    Posted: 25 Aug 2015 06:45 PM PDT

    网络漫画
    上周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周以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开始，以美国股市自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黑色星期五结束，对理解未来世界的格局演变含有相当重要的隐喻。一个人均GDP排名远落后于多数国家的穷国，它的股市暴跌竟然会刺激美国股市的重大调整，这种情景在不久前都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不少国外分析家自觉不自觉地想贬低中国因素对美国股市这次重大调整的作用，指出美国股市早该调整了，因为这一轮牛市已长达四年，而常规调整周期应是一年。问题恰恰在于，美国这一轮长牛市，背后也有中国因素。这个因素就是自08年美国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支撑全球经济起了巨大作用。而上周一中国政府救市遭遇的惨败，终于让国际资本得出结论，看似无所不能的中国政府也会有力竭之时。

    中国经济会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出大问题，对世界意味著什么？正是这两个问号后面巨大的不确定性，成为刺激美国此次股市大调整最重要的因素。

    近两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不错，让不看好中国经济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一旦企稳，就有能力独善其身，不怕中国经济崩盘。从这次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反应来看，这样的判断值得检讨。事实上，美元也对人民币贬值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迅速贬值。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变的对中国经济如此敏感？除了中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大、相互依赖程度很高这两个基本因素，我以为美国内部变革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变革不足增加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复苏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硬撑增长支撑了全球的需求水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货币政策的智慧和"技术"，但美国的社会政策变革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正如大家都看到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变革非常困难，无论在富人阶层还是在穷人阶层，都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以致形成变革的僵局。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看来无力打破这个僵局。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政策变革也严重滞后，也遭遇既得利益的有效阻击，但因为人口总规模和贫困人口的规模巨大，分配不公、贫富对立带来的社会危机，不仅为穷国的内部变革提供了巨大动力，也为富国的变革提供了巨大动力，这一点正在变的日益明显。

    穷国危机推动全球变革的最大来源是移民和难民危机。这不仅在穷国内部如此，国际上也是这样。穷国规模空前的农民正在成为城市居民，却得不到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高度爆炸性的问题。由此衍生出对富国的大量非法移民。这个挑战，已经成为美国此次大选最大的热点问题，更不用说成为欧共体最大的政治麻烦。

    中国的经济崛起，则增加了穷国危机对富国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另外一种冲击方式，就是对资产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直接冲击力。这当然是来自这样的事实：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低，但经济总规模和富人阶层的总规模巨大。最近中国股灾以及人民币贬值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反映了这个新现实。

    总之，与20世纪对比，21世纪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穷国的内部危机，而不是富国内部的危机，成为主导全球变革的主要动力。中国在这个转变中显然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20世纪富国的内部危机推动的全球变革虽然带来了巨大进步，但代价也很大。 21世纪由穷国内部危机推动的全球变革代价如何，很大程度要看中国将如何选择。

    ——RFA

    金融时报：中国模式已走到尽头（附）米强：中国：“小老虎”的挑战

    Posted: 25 Aug 2015 05:45 PM PDT

    网络漫画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瑞银高级顾问 乔治•马格努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国今年的8月绝不是一个宁静的神话之月。当单个考察时，股市和汇市行情，甚至耸人听闻的天津爆炸事故，似乎仅仅是运气糟糕的结果。然而，对这些情况综合考察会发现，它们标志着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正慢慢走向终结。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危机，一场自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未来与毛时代之间画出清晰界限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些迹象表明，中国转型并不顺利。再推中共的权威和主导地位、实行经常有争议的改革、推动金融自由化，以及在保持不现实增速的同时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些是复杂并且相互冲突的目标。
    在未出现中产阶层和社交媒体的前工业社会，邓小平的任务在许多方面来看更容易完成。他下定决心避免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所以向政府机构和各部长、尤其是向国务院和总理赋权，鼓励开放和以共识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直到21世纪之前，这种做法都很管用，但其效果在逐渐地降低。中共受到腐败侵蚀，忽略了民众对社会、环境和产品安全的关切。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债务，产能严重过剩，沉迷于信贷驱动而又配置不当的投资。
    为了解决这些严重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时钟倒转。他逐渐掌握了比自毛泽东以来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大的权力，不断强调保持列宁主义式"党的纯洁性"的必要性，以避免苏共的命运。在他的第一批政策里，有一场延续至今的不受法律管辖的反腐运动。他通过建立党的机构——"领导小组"——取代政府机构的权威，这些小组比部委还多，对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拥有决定权。
    在中国，一定程度上重新集中权力无疑有很强大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实施中共雄心勃勃的改革而言。不过，尽管一些改革取得了进展，但与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以及引入市场机制有关的许多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势力的稀释和抵制。对公民社会、媒体、律师和非政府机构的压制于事无补。强大的中央集权反而抑制了重要改革，使负责执行这些改革的机构丧失权威和问责，还产生了彼此冲突的决策。
    这就是8月动态很重要的原因。对股市的鼓励本应是政府支持市场机制和资金更有效配置的风向标。但在估计逾1500亿美元的非常托市措施之后，中国股市却再度恶化。股指仍在7月初的低点徘徊。中国政府一会儿做拉拉队长，一会儿做监管者，表现出对于自己寻求引入的市场力量的不信任。
    本月人民币小幅贬值被官方解释为中国迈向金融自由化的一次阶段性调整，旨在推动人民币在今年晚些时候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核算单位——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不过，中国有关该举动的沟通委婉地说也很糟糕。当局再一次处于矛盾之中，在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人民币升值政策和应对增长不断放缓的人民币贬值政策之间左右为难。今年夏天的经济统计数据、特别是出口、制造业和投资方面的数据令人失望，这凸显出刺激措施对过去4年走弱的经济表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今年，这些刺激措施已经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1%。
    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核心部分将是其控制就业的能力，这是在政治上比GDP更为敏感的指标。官方失业率（据说多年来一直处于4%左右）是捏造出来的。投资和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当前的态势、无城市户口人群较低的失业补贴登记率、福利体系的缺陷、以及每年700万毕业生寻找合适工作的困难程度等诸多原因让人相信，失业率可能不仅比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估计的6.3%更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中国的经济转型一直很艰难，但是今年的事态表明，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展。事实正日益证明，权力集中化对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反腐运动正在遏制经济中的主动性和经济增长，经济无法再通过无休止的刺激来维持不切实际的扩张路线。
    接受长期较低增长的时刻正日益临近。它将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方式，检验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及改革愿望。

    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中心研究员、瑞银(UBS)高级顾问
    译者/何黎

    【附】米强：中国："小老虎"的挑战

    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犯下了诸多罪行。今年5月，在港口城市天津举行的一场不公开庭审认定他犯有滥用职权、受贿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据此判处他无期徒刑。
    不过，尽管犯下了种种罪行，但周永康从来没有随随便便地把数百吨高度不稳定的硝酸铵和氰化钠及其他有毒化学品一起存放在人口密集地区。8月12日，存放在天津的这样一批货物发生了爆炸，导致至少114人丧生，还有65人依然失踪。这次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的核心矛盾。在天津发生爆炸前几个月，我曾问过一位严重受伤的农民工的父亲，对于反腐及周永康等位高权重的"老虎"落马有何看法。我的预期是，这位名叫张广德的先生会对习近平掌权头三年的标志性政策成就印象深刻。
    可他并未觉得怎么样。张广德表示："这场运动没有触及基层。打虎就是一场秀，让人民观看的一场表演。基层还是有很多卑劣的小老虎。"多年来，张广德一直在与儿子的雇主作斗争，争取赔偿。
    反腐运动给人的成功印象，主要源自对周永康这类人的逮捕和定罪。周永康曾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然而，自己家的苦难使张广德直觉地认识到：对中国多数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下层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这些"小老虎"包括那些没有贿款就不让学生报名入学的校长，不收红包就不为患者治疗的医生，或者（在天津爆炸案中）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存放致命化学品的原公安局长之子。
    不仅如此，该仓库在运营历史上的好几个节点缺乏必要的许可证——尽管在爆炸发生时这些许可证似乎都已办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座仓库的两名股东曾行贿当地官员，让后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两人的行为方式似乎表明他们有很多隐情需要隐瞒。
    这家天津化学品仓库的所有权最初是含混不清的，这部分是由于爆炸发生后天津的企业在线登记网站突然无法连接。在该网站恢复运行后，该公司的所有权记录出现了离奇的空白。
    这座化学品仓库违反了安全法规，距离住宅楼不到1000米。这次爆炸迫使逾6000人疏散，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花费巨资在该地区置办物业。
    尽管中国政府严密控制国内媒体，但中国一些比较大胆的官方杂志顺着零星的线索摸索真相。比如，他们证实，该仓库登记的所有者只是代人持股，或者说是为人搬运面包屑的"蚂蚁"。
    这些爆料似乎迫使政府有所作为。官方的新华社随即报道称，该仓库的真正所有者分别是一家国有化学集团的前高管和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之子。该公安局长之子向新华社表示，他想保持低调是因为"我爸在公安局任职，让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这句话以及之前的一切敷衍搪塞，精辟概括了天津爆炸所引发的真正政治挑战。
    随着国内经济问题越来越多，中国未经选举产生的政权需要寻找替代的合法性来源。反腐是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党把周永康等腐败官员列为不具有代表性的异常现象，现在受到了正义的党国体制的惩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是8月15日日本二战战败投降70周年纪念日，尽管天津的爆炸以戏剧化方式盖过了这一纪念日的风头。
    但是，因天津爆炸而无家可归的数千人——以及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这些事件的其他人——也许会开始产生不同的看法。他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不公平优势现象和腐败实际上是系统性的，在这个社会，各级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常态化地把人脉关系转化为现金，毫不顾忌为他人带来的风险。
    译者/何黎

    ——金融时报中文网

    郑义：炸出原形的环评报告

    Posted: 25 Aug 2015 05:42 PM PDT

    天津爆炸一直佔据占据着新闻头条，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大不幸中传出一条好消息：爆炸现场消防专家确认，已经找到700吨氰化钠下落。而且，从目 前检测的数据看尚未发生氰化钠的大范围泄漏。如果这个消息确实，那么天津就逃脱了一个更大的影响久远的环境灾难。
    现在，惊魂初定的国人正在追究责任，环保部门自然不能躲过。人们责问，这个危险品仓库周围分佈著二十个楼盘，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三个小区里居 住着5000户居民，这个致命的危险品仓库又不是违章建筑，那么，安监、环评、规划等部门是怎么通过的？
    在一份相关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情况简介"中，对于瑞海国际物流危险品堆场的风险分析作出了如下结论："本项目储运的危险货物属于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质。……经环境风险预测，本项目危险货物泄漏事故和火灾事故后，在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应急措施后，不会对环境和周边人员产生显著影响……"稍微细心点，就会发现这个环评报告写得十分巧妙，执笔者留下了"伏笔"，特别指出消防支队和交警支队就在旁边数十米处，"在发生火灾爆炸时，消防应急人员可迅速抵达现场迅速采取灭火措施，有效抑制有害物质的排放……"——特地留下这个"伏笔"，我猜想多半是为距离居民区太近作辩解吧？执笔者还写了一个必要条件：所谓"不会对周边人员和环境产生显著影响"，是因为"在发生火灾爆炸时，消防人员可迅速抵达现场迅速采取灭火措施，有效抑制有害物质的排放……"是必须"在及时通知和疏导下风向人员后"。但这次大爆炸，用鲜血和生命对这个环评报告作出了否定 性的结论：既然爆炸是突然性的，冲击波和高温瞬间造成致命伤害，如何能"有效抑制"与"及时通知和疏导"？
    最叫人无语的是，这份报告在"公众参与与结论"部分声称：本评价除进行了公示，还采用发放调查表的形式进行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调查表调查结果，100%的公众认为项目位于北疆港内选址合适。从环境保护角度51.6%的公众对拟建项目持支持态度，48.4%持无所谓态度，这证明公众了解并支持。但爆炸后，《新京报》等媒体对居住在周边小区的居民进行随机采访时，受访居民称从不知道有过那次问卷调查。——公众意见百分之百认为选址合适，这个戏作过了，90%还不行吗？
    有网友说：环评是从国外引进的，可能是"境外敌对势力"什么亚行、世行、环境计划署等西方组织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下的一个套，让我们的所有建设 项目都要搞环评，设置障碍。中国最初的环评是自说自话式的，后来加进了"公众参与"，这部分是敌对势力给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的定时炸弹。现在这些定时炸弹都要爆炸了。
    简单直白地说，环评是一个监督问题。监督的核心条件是独立、中立。而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自我监督，利益输送。比如,环评费用是被评价企业出的,环保部门拿了人家的钱甚至受了贿,嘴就被堵住了。有网友献策，解决之道很简单：只要把环评款项打到专用账户，实行环评公开招标，环评单位就可以独立发言，就可以对瑞海危险品堆场说：你那些"迅速抵达现场"和"及时通知疏导"一概是"如果"，不能成立，安全距离不够，项目予以否定。
    分权和监督并非"境外敌对势力"所特有。古人早就明白，如果会计与出纳由一人兼任，贪污便势成狂澜既倒，无可遏止。

    2015年8月18日
    ——RFA

    鲍彤：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教训（三）

    Posted: 25 Aug 2015 04:30 PM PDT

    林彪、刘伯承、贺龙
    请不要以为凡是毛讲的都是假话。他感谢日本侵略，就是如假包换的肺腑之言。日本军阀虽然侵略了中国，奴役了中国人，毕竟救活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恩重如山。这可不是谎言，这是事实。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发明的，斯大林支持的，但早已走上穷途末路，连毛的好学生林彪也发出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惑。毛列举以安慰林彪的"革命高潮"，诸如"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1]等等，可惜都不争气，个个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粱梦。
    一切流寇只能靠"流"度日——如果不流，蹲在一个地方，天天打这个土豪，年年分这片田地，谁能做得到？"流"，是必然的，由湖南，流江西，流福建，流陕北，都无可避免。在陕北，连土生土长的革命者都难以立足，从25000里路之外流来的"中央红军"，能有什么灵丹妙药？
    起死回生的转机从天而降：日本侵略，传来了国民政府收编红军的喜讯。红军的身份顿即从"土匪"一变而为"爱国军"。此乃质的飞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立即改观。再加上毛那些"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独特的不择手段的战略战术，当然立竿见影，把中共和毛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所以，毛感谢日军侵略的话，句句是真话。他个人决定并以国家名义宣布不要战争赔偿，纵然违宪渎职，也属有恩报恩，不是虚情假意。
    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该记在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的中国全体爱国者帐上。是他们共同的贡献和牺牲，带来了最后胜利。应该纪念的，不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即某一小部分人，而应该是爱国者全体：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包括共与非共，包括农民与地主，包括"杨子荣""阿庆嫂"与"座山雕""刁德义"，包括毛与 蒋、宋、孔、陈……。有人至今念念不忘"中流砥柱"，把一小部分置于全体之上，虽然为"正确的历史观"所必需，肯定违背了历史真相。这种东西，不足为训。
    应该纪念真实的历史。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不到十年，无数爱国志士就被中流砥柱成批量地或杀，或关，或管制了。参加抗日政府抗日军队的，凡任职在科长连长以上，只要听从的不是中共的号令，后来都成了"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为了全民族和解，弃旧图新，应该把这悲壮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发掘出来，让全国老百姓和子孙后代 铭记不忘。
    八路军虽说当了"中流砥柱"，相当一部分官兵们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自己就犯了发动百团大战罪和右倾机会主义罪。下辖三个师长也个个有罪：115师林彪犯了叛国罪。120师贺龙犯了兵变罪。129师刘伯承也犯了教条主义罪，由政委邓小平定性，不准平反。
    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无法消灭的抗日将士，由"中流砥柱"亲自下手，一一收拾。诸如此类真实的历史，恐怕都不该忽略不计一笔勾销吧。

    [1]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RFA

    杨光： 强人的弱点

    Posted: 25 Aug 2015 02:40 PM PDT

    习近平临时“即兴”修改李克强的讲稿


    一
    今年三月人大开幕式现场直播时，在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之间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人回味。正当李克强要走上讲台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忽然转向李克强，指着报告打印稿首页向李指指点点，二人交头接耳一番，随后，眼尖的代表们发现，李克强的讲话对书面稿作了一处小改动，在第一段"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中间插入了一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显然这正是习近平现场指点的结果。事后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时间关系印制遗漏"，但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与修订时间极其充裕，早在前一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即已着手，而起草工作虽属总理职分，但定稿、印制之前政治局常委必已多次审阅，想必习近平早已过目并首肯，如措辞仍有可商榷之处，为什么早前不提出，非要等到"两会"现场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责令堂堂总理临时修正不可呢？可以理解的是，"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刚刚兴致勃勃烹制出来供全国人民大快朵颐的"理论大餐"，是打算拿来顶替"三个代表"之用的；所谓敝帚自珍，或许他自以为一句顶一万句，"一字不许改易"（朱元璋《皇明祖训》语）也说不定，自然容不得别人"阉割"、"篡改"（此二词为文革批斗会上常用的政治罪名）。但在李克强方面，大约不过是畏首畏尾、小心避嫌而已，"从严治党"乃是党的家务事，更确切地说，是习总书记和中纪委的禁脔，贵为总理亦无权置喙。"政府工作报告"只提"三个全面"，其实并无不妥。
    此事不禁让人联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二三事。其一，毛手拿一张印有柯庆施文章的《人民日报》，当众羞辱总理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其二，毛竖起一根小指头轻蔑地对国家主席、党中央二把手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其三，毛一手指着昔日名义上司、曾被他亲口封为"明君"的前总书记张闻天，一边与旁人谈笑风生："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
    习近平当众责令李克强改稿，这件小事颇显毛泽东式为人与为政风格。但此事似乎并未引起观众的注意。对于无从了解中共常委会黑箱与中共高层关系内幕的政治观察人士来说，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可多得。它隐约透露了习李关系缺乏默契，也许二人并不和谐，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至少可以说明，习近平相对于李克强足够强势，二人没有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有的只是单向的上下、主从关系，甚或变了味的当代君臣关系。考虑到李克强的政府首脑职务和名义上二号人物的党内排名，这大概也说明了：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事实上已经崩盘，习近平已经"一枝独秀"，"高处不胜寒"，与其他六位常委拉开了很长的距离。
    二
    中共政体在强人独裁与庸常专制之间轮回，有如中国历史上暴君苛政与昏君庸政交替变换一样。毛泽东强横，华国锋懦弱，二者仓促切转，几乎没有过渡；邓小平强悍，胡锦涛软弱，夹在中间的江泽民时代则是由强转弱的漫长过渡。似乎冥冥之中，专制政治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两种相反的体制冲动：被"伟大领袖"害苦了，人们渴望宽厚之主，哪怕他懦弱无能；对昏庸之主腻烦了，又会呼唤"青天"、"大帝"，哪怕他雷霆性格、霹雳手段。这两种冲动在健康的宪政政体中均为罕见，但在中共政体——以及绝大多数专制政体——则是常态，会周而复始，反复出现。
    毫无疑问，习近平已经成长为中共新一代的政治强人。从十八大上台，至今尚不足三年，习近平不仅站稳了脚跟、巩固了权力，而且一反两代前朝"集体总统制"之"政治规矩"，兼职无数，大权独揽，发动小型造神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为中共历史上政治权威仅次于毛泽东、邓小平，实际权力甚至不亚于邓小平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进入中共最高层，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与王明、张闻天等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周恩来、彭德怀等所谓"经验主义宗派"展开党内斗争，最后采用了延安整风那样恶劣的极权主义手段，才成为中共说一不二、实至名归的大独裁者。邓小平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到1978年底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登顶时间虽然很短，但终其一生，邓从未获得中共最高权力头衔——邓本人似乎更适宜于"垂帘听政"的间接掌权方式。在邓的周围，既有陈云、李先念等革命资历不相上下的中共元老，这些元老从左的方面对邓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牵制，又有胡耀邦、赵紫阳等拥有正式职位的名义领袖从"自由化"的方面对邓的权威形成象征性分割，在这个意义上，邓的个人集权程度和独断专行能力也许还比不上当今习近平。
    邓小平之后，江、胡威权递减，邓时代权能虚置的政治局常委会遂成大器，常委议行合一、各管一摊的"集体领导体制"不仅制度化了——"制度化"一词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对江泽民时代的褒扬，事实上，这个概念对江胡统治23年的政体变迁算得上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概括——而且也迅速僵化了。"九龙治水"、"七上八下"、"新禅让政治"、"入局不死、入常无罪"的顶层共治结构渐渐成型，体制结构板块化，条与条并行，块与块独立，"政令不出中南海"渐成痼疾；不仅如此，以新老常委家族为代表的中共豪门也堂而皇之闪亮登场，于政经舞台纵横捭阖、分进合击，或割据国企，或垄断行业，"收拾金瓯一片，分钱分权真忙"（毛诗，改二字）。而最高当局似乎对此无能为力，甚或暗中持乐见其成态度，"你不干扰我升官，我不妨碍你发财"，集体领导遂成集体腐败，集体腐败达至腐败均稳。在此背景之下，中共高层的权力和利益趋向于进一步分散化，强人政治似已成为明日黄花。
    正是强人政治渐渐远去的不确定性前景激发了中共体制的相反冲动，产生了对冲效应，于是乎，"习大大"横空出世。习近平见识平平、资历平平、才气平平、政绩平平，趁江派与团派争权夺位而渔翁得利，靠江、曾荐拔而侥幸上位，并不符合民间所谓"青天"、学界所谓"伟人"的角色定位。当然，习既无毛泽东式的"丰功伟绩"，更无邓小平式的"经验与智慧"，他所拥有的，只是做几件江泽民不肯做的事、抓几个胡锦涛不敢抓的人，借"老虎"的乌纱帽，引燃"集体领导"的营垒，仅此一招，似曾远去的强人政治便如风驰电掣一般归去来兮，强势回归。所以严格说来，习近平的权势走强并非习氏之力，乃是专制政治"历史规律"的逻辑力量的体现，是中共政体物极必反的内在需要的体现：经历了1989年以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庸人政治，中共政体积累、沉淀了太多的毛病和问题，这就使得体制内外对庸常专制产生了强烈的鄙视和厌倦；反者道之动，习近平恰好走到了历史的交汇处，因缘际会，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
    三
    网上有人戏称习近平为"习特勒"、"习泽东"（常万全八一讲话不提毛泽东，亦有毛左人士称习为"习尔巴乔夫"），我以为最传神者莫如"毛近平"——毛泽东的姓、邓小平的平。"毛近平"的政治使命是：学毛全面专政，学邓局部改革，但二者的侧重不同，专政为体，改革为用，目的是为了传承毛氏体制，确保红色江山。
    也许在习近平眼里，毛泽东是中共"真正的英雄"（毛语）、"唯一的大英雄"（林彪语）。当年的红卫兵检阅式上，不知习近平是否心生过刘邦式的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然而，在像他父亲习仲勋那样在毛时代劫后余生的中共元老群中，对毛体制的恐惧早已深入骨髓，为了在制度上防范出现下一个毛泽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洋洋万言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几乎字字句句都是对毛时代的控诉，中共十二大干脆取消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以防将来有人在这个头衔上借尸还魂。习近平对毛路线的皈依，不啻于对父辈的背叛。
    而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防毛化——可惜不是非毛化——制度改革，其实也不仅是因为对毛泽东统治的恐惧回忆，也因为毛在任何意义上都难称"英雄"、"伟人"，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失败者：大跃进一败涂地，饿死三千多万人；文革一败涂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选接班人也是一败涂地，每选一次都是错误，且都小错变大错，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灾难；毛死之后，老婆和侄子被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逮捕，接班人的权力又被他亲手打倒的政敌夺走，这样的"混世魔王"（刘晓波语）岂可称英雄？即便他是"几千年出一个"（林彪语）的整人高手、权斗行家，也没有丝毫值得后人效仿的正面价值。
    看起来，强人习近平希望用毛泽东的手段，做邓小平的事情，即用全面专政的手法，处理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改革开放事务。比如"暴力救市"，即是要"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比如"一带一路"，即是要对外大跃进，批发式向周边国家输出中国模式——主要是开发区发展模式。如果习近平只有胡锦涛那样的权力，受到胡锦涛那样的各方掣肘与牵制，这些事情也许样样受阻，一件都做不成，但不幸的是，习近平如今已成政治超人，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集体领导体制"已无力阻止，即便是昔日有荐拔之恩的"长者"江泽民、"庆亲王"曾庆红也经受打虎运动的旁敲侧击，陷入自身难保的困境，难以对习氏权力越界有所制衡。
    全面专政是习的强项，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打老虎、整党、重树"政治规矩"，在党外清网络、整NGO、抓律师，可谓刀刀见血，成效立现，似有"战无不胜"法力；但正如乃师毛泽东一样，强人习近平也有短处，有足以致其沦为不折不扣失败者的阿基里斯之踵。毛泽东的长短处是政治运动得心应手、经济建设一窍不通，整人是行家、选人是臭手。习近平与之相似，除了反腐败，三年来其他事情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全深改"迄无寸功，"依法治国"已成笑柄。目前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经济滑坡，股市暴跌，天津爆炸。
    还有，十九大在望，而"新禅让政治"已经解体，习近平的接班人不是没有产生，而是连产生的机制也被他从根子上破坏掉了。在这一点上，他对党的负责态度实在比不上江泽民。江泽民13年统治，游刃有余地扶植起庞大的"上海帮"体系，原江为班长的上海市委常委一班人大都高升政治局常委，江派人马里面储备了大把资历、能力、政绩都强于胡锦涛的备用人选，而江最终"克己复礼"，没敢贸然推翻邓小平的隔代指定安排；但是，习近平的"之江新军"目前尚未成军，够格进常委、当储君者更不知身在何处，而习的打虎搭档王岐山十九大理当退休，天津大爆炸又把习的浙江旧部、目前离常委位置最近的黄兴国的仕途拦腰斩断。除非改变人事规则，否则，接班人问题必是习近平的短板。而若要大幅度改变江、胡时代业已制度化的人事组织规则，恐将触发不可预期、也难以控制的党内斗争，如此，或有重蹈毛泽东晚年覆辙的可能性。在中共，强人政治的隐患和风险比庸人政治更多，也更大。
                                          2015-8-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4期  2015年8月21日—2015年9月3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7, 2015, 6:29:39 AM8/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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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诺切拉：“唱空中国”的查诺斯说对了

    Posted: 26 Aug 2015 11:24 PM PDT

    2009年秋天， 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开始对中国经济提出疑问。他的好奇心之所以被激发，是因为他注意到在金融危机中，原材料生产者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确，当其他行业在金融海啸的余波中步履跄踉，它们却在进帐大笔利润。
    查诺斯在研究个中关窍时，发现这主要的是出自中国对原材料的强大需求。在避开金融危机之余，中国人购买了全球40%的铜出口、50%的铁矿石，其他所有一切的购买量都十分惊人。这层领悟很快就促使查诺斯做出大胆的宣告：中国正处在一个难以维持的信用泡沫中。
    你可能还记得吉姆‧查诺斯。他是凯尼克斯联合基金(Kynikos Associates)，一个专长做空的30亿美元对冲基金的创办人。大约15年前，查诺斯可是第一个察觉安然(Enron)是场骗局的人。
    他做空安然的股票——就是说他会在股价下跌而不是上涨时获利，并告知他人自己的疑虑，这其中包括我的朋友蓓森妮‧麦克林(Bethany McLean)，她为《财富》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成为安然覆灭的开始。查诺斯不但因此小赚一笔，还一举成名。
    查诺斯与凯尼克斯的员工不是靠豪赌经济局势生存。他们的风格比较"微观"：把注意力放在各公司与各行业的基本面，对中国也是如此。几天前查诺斯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2009年那天，我手下负责房产投资的员工在简报时告诉我，中国正在开发的房地产有56亿平方米，商住各占一半。"
    "我说：'你是说56亿平方英尺吧。' "
    但那位员工回说他没讲错，就是56亿平方米，相当于超过600亿平方英尺。
    查诺斯彼时灵光乍现。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不只是靠强劲的出口，还有用大笔债务堆叠出来的地产泡沫，而政府亦对后者鼓励有加，视其为保持经济荣景的基础建设开支策略之一（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中国目前的负债高达令人不可思议的28万亿美元。）
    查诺斯很快就将自己的推论公诸于世，他接受了CNBC和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还去牛津大学演讲。他告诉罗斯，房地产的投机买卖在中国已然失控，因为这个经济体太过依赖建设，然而这其中大部分的物业都无法创造足够的收入来抵付债务。中国正在"冲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还指出这些建设工程中有许多是价值超过10万美金的高档公寓，然而中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却不到1万美金。
    你能猜到那些相信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金融业权势人物，是怎么回应查诺斯泼的这桶冷水吗？他们哧之以鼻。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十年前都不知道怎么拼China这个词，现在个个都是中国通了，"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对《纽约时报》说。他还说，"中国没有泡沫。"
    对中国经济的一贯看法是，它会一直快速增长下去，而一旦经济开始下滑，不受民主乱象牵绊的中国官员能够做出迅速的调整。
    查诺斯没有止步。"这让我想起1989年，当时所有人都说我们应该追求日本模式，"他对我说。"他们说，'他们能把事情办成，我们不行'"——那些被认为是专家的人现在也是这么说中国的。
    结果，中国经济就是在查诺斯首次做出空头预测那段时间开始下滑的。但这不要紧：大多数中国专家仍然看好它。与此同时，查诺斯却在做空一些依赖中国市场的公司。他经常发邮件转一些能证实他的看法的文章：有关新建的"鬼城"、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债台高筑的国企的报道。
    随着股市的崩盘，查诺斯的看法无疑显得更可信了。中国不是股市动荡的唯一原因，却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国经济在动摇，股市在崩溃，政府官员笨手笨脚地想撑起它们，结果只是让一些原本相信政府拯救经济易如反掌的人清醒过来。人们对中国及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从而导致全球股市的恐慌。
    今天这则故事的寓意很简单。留心听这些怀疑论者，这些唱反调的。无视他们，吃亏的是你自己。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纽约时报》书评：那些过去与现在，生活在绝望中的中国人

    Posted: 26 Aug 2015 11:07 PM PDT

    SARAH LYALL2015年8月24日
    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为了改善自己的公共形象，在民众中间发起一场强制性的自我提升运动，试图立竿见影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不许随地吐痰、不许插队。搞笑的错译英文标志牌也要改正，比如经常被外国游客拍下来取笑的"东大肛门医院"(Dongda Anus Hospital)，一夜之间就改成了"东大肛肠医院"(Dongda Proctology Hospital)。
    这就是苏珊·贝克尔(Susan Barker)极具抱负的最新小说《前世今生》(The Incarnations)的开头，小说带读者走过1500年的旅程，穿越这个难以驾驭的国家的历史。在这个国度，唯一不变的似乎就是它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过去。
    苏珊·贝克尔
    Derek Anson
    苏珊·贝克尔
    故事从奥运会之前的北京开始，一个境遇不佳的王姓出租车司机收到神秘人的匿名来信，声称自己知道王前生的所有故事，更神秘的是，此人还曾经出现在王的前生之中。
    信中写道，王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你活了六辈子，但只知道最新这一辈子的事情，就是说，你只了解自己的1/6，"信中如是说。
    显然，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王眼前的生活已经是一团糟了，这下他又知道自己的前世也过得不怎么精彩。在公元7世纪，他似乎曾经是农民，后来进宫当了太监；13世纪又从小被蒙古部落掳走；16世纪，他成了昏君嘉靖受虐待的妃子；19世纪，他成了英国商人，被中国海盗俘虏；不过最可怕的还要算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他成了一个告发他人或被人告发的女学生，被迫抨击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贝克尔在这些前世的故事中间插入了对王现世生活的生动写照。他的父亲是个备受精神创伤、郁郁不得志的共产党官员，他本人因为无法忍受大学生活，被关进精神病院，如今正处于一段不幸的婚姻之中，与一个老友偶尔发生充满煎熬的同性恋关系，关于母亲的记忆也令其不安，她也有自己的苦恼，而且年纪轻轻便去世了。
    贝克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马来西亚与华人混血，生于英国，在北京住过几年，其间写成了《前世今生》。她那令人目眩的文字技巧与讲故事的天赋闪耀在字里行间。和擅长在时空之间跳跃的大卫·米歇尔(David Mitchell)一样，她的每一段叙事都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精彩故事。有时读者会深深沉浸在某一个故事里，几乎得用力把自己拔出来，才能进入下一个故事。
    但是贝克尔还有更大的主题——她想写的是罪恶感、记忆与过去的罪行如何影响当下。小说渐渐揭示出，王与这位前世纠缠的写信者二人都不仅仅是悲惨可怜的人，他们身上也同样充满暴力和背叛，构成了一系列不可预言的背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两人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不断互换，有时还同时身兼两种角色，深陷在致命的拥抱之中。
    "命运让我们成为敌人，"写信者对王解释。"它让我们自相残杀，浑身沾满血腥。命运逼迫我们去消灭对方。"
    我被贝克尔迷人的叙事吸引着，她对几百年来中国人那种施虐与受虐倾向的描述有时非常残酷，我感觉很难不为之动容。一个妓女不受父亲承认，她又渴望得到他的接纳，内心充满苍凉；女人受到极度残忍的对待；绑匪施加野蛮暴行；父母会对子女做出最可怕的事情；还有毛泽东治下思想警察的恐怖——这一切都在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在作者笔下的世界里，人们被权力者虐待，别无选择，只能转而互相折磨。软弱使你成为牺牲品。力量则为你招来嫉妒者的报复。逆来顺受不能让你一帆风顺，正直或无私的品格也不行。这是一幅严峻的画面。"生在这个世界里就像是地狱，"王的母亲在他年轻时说。"一辈子会被碾碎无数次。"
    贝克尔之前创作过两部小说，第一部名为《沙扬娜拉酒吧》(Sayonara Bar)，故事发生在日本大阪一个女主人开的酒吧里，主人公渡边(Watanabe)是个少言寡语而又幽默的厨子，相信自己曾经穿越四维空间。
    在这本新作中，作者在最无助的时刻也从未放弃幽默感。一位母亲让孩子喝完稀饭："想想美国那些忍饥挨饿的孩子们吧！"昏君嘉靖想到一位最美貌的后妃时，内心称她为"想不起名字的不幸妃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孩子们快活地唱着共产党批准的歌曲《掏粪工人下山了》。
    宏大的主题之中还蕴含着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秘密：那个隐藏在阴影中的写信者是谁？是像王猜测的那样，那人其实是他的同性恋人曾，还是如王的妻子所认为的，写信者其实就是王自己？真相是一个惊喜，会让我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一种额外的奖赏，为另一个谜团提供了答案，而我们本来根本不知道这个谜的存在。它使得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完整的循环，并且为全书的主旨增添了一丝迫切性：为了过正确的生活，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起源。
    贝克尔似乎是想说，这些人物，乃至作为整体的中国，要是也能认识到这个就好了。那封信的作者写道"历史正在寻觅你，它就在你身后，在黑暗中觊觎。你听见了吗？"
    《前世今生》
    苏珊·贝克尔著
    371页。Touchstone出版社。26美元。
    翻译：董楠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洪振快：中国官方和民间就纪念抗战形成新对抗

    Posted: 26 Aug 2015 11:06 PM PDT

    最近，中国大陆官方投资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曝光了一组四张海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各自出现在一张海报上面，而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没有出现。这组海报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恶搞，因为海报被认为暗示毛泽东参加了开罗会议，而蒋介石没有参加，领导抗战的历史功绩属于毛泽东。这等于篡改历史，是不公正的，所以引发了网民的不满。网民在用语言嘲讽的同时，利用Photoshop技术，把毛泽东的头像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以示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人，都可以像海报上的毛泽东一样参加开罗会议。
    电影制片方的上述动作引发的负面评价，连一向站在中国官方立场上说话的《环球时报》都看不下去，刊发文章称"搞出如此突出毛泽东的电影海报也是不合适的"，"今天这个时代对这种海报语言未必能够接受，如果片方是想以此弘扬'正能量'的话，它的实际效果恐怕将是相反的"，"如果整个电影对毛泽东形象的突出像片花所展示的那样，那么电影的副作用将可能出现"。
    随着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中国官方的纪念活动和宣传工作也越来越热闹。北京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外地人员进京的安全检查越来越严格，郑州、合肥、南昌、广州等地火车站要求对进京人员进行两次安检，而北京城中，发动群众强化安保措施，确保每个街巷胡同有人巡、重点部位有人守。甚至根据前日在微信、微博中广泛传播的照片，北京有一家餐馆贴出布告，告知因阅兵演练，警方要求，点餐需要登记身份证号、手机号、姓名。
    与之相应，中国知识界和网络上有许多人对官方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不感兴趣，以冷漠和旁观的心态待之，有些人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有些人对花费大量金钱搞阅兵及对平民造成生活不便表示不理解和反感。《开罗宣言》电影海报遭质疑、嘲讽和恶搞，既是上述心态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抗日战争本来属于民族大义，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般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值得纪念，理应纪念，也不反对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安排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而知识界和普通网民对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并不热心参与，究其缘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抗战功绩和历史真相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中共一直宣称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刊发文章宣扬这一点。但中国知识界和普通网民对此多有质疑。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八年抗战，是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领导的。
    中共宣称，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取得辉煌战果，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敌后战场及其武装力量逐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但是公开的官方资料显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战斗，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另有军人病死422479人（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而按照中共方面自己的统计，八年抗战中军人死亡162639人、负伤289953人，合计452592人（至日本投降时数字。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仅从伤亡尤其是阵亡数字来看，国、共军队相差悬殊，说中共抗日的历史功绩超过国民政府，显然难以让人信服。
    另外，中共宣布消灭日军52.7万人，该数字应该是1945年12月中共延安总部做出的统计数字，具体说，包括毙伤520463人、俘虏6213人、投诚反正746人，合计527422人。若按毙伤日军52万人，毙、伤1︰3计算，击毙日军达13万人。这个数字是抗日战争中常用的算法，因战场负伤者可能重新投入战斗。
    而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数字，从1937年7月7日开始，侵华日军死亡总数是54万余人，其中在东北、台湾死亡约8.7万人，在中国本土死亡约45.6万人——其中在战场上被击毙的大概是23万到27万人。很显然，中共领导的军队不太可能击毙一半（即13万人）甚至更多，日军大部分应该是由国军消灭的，所以中共统计数字有夸大的嫌疑（侵华日军死亡数字来自论文转引日方资料，见胡光正：《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日军伤亡数的一些情况》，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 ；估计在战场上被击毙的大概是23万到27万人，系根据蒋纬国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黎明文化公司印行1978年版]引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数字推测）。
    战争中统计不准确是正常情况，夸大在所难免，国、共、日三方都有战场统计夸大现象。然而，历史尘埃落实之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更能获得尊重。尽管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但中共关于抗日的史料还是作为档案封存，普通民众到档案馆无法查阅。当然，中共官方自己会选择公开一些档案。
    中央档案馆几年前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1944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曾致电各部队："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册）。这份档案证实，在1944年3月以前，中共军队在统计战报时，曾"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如此，则毙伤日军52万人的统计数字，恐怕也会受到影响，实际毙伤日军更让人怀疑并没有那么多。这从一些具体的战例，比如中共军队在抗战中大书特书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也存在上述情况。
    由此可知，中共方面宣扬的抗日战绩，恐怕与历史事实未尽相符，如果说抗战期间还有其合理性的话，时至今日仍以那些有夸大之嫌的"史料"为据，就不太合宜了；若还是以之为据论证自己的功绩，随着各方史料的披露、历史研究的深入、民智的提升，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公信力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损害。
    了解历史真相，是公众的心愿，也是公众的权利。了解了历史真相，对历史功绩也就容易做出公正的评判。而无论是哪一方，不尊重历史真相，不愿面对历史真相，都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尊敬。目前，中国知识界和普通网民对中共的宣传有抵触情绪，对官方的说辞不信任，形成一种内在的对抗。要消除隔阂，化解对抗，重建信任，最好的办法还是尊重历史、还原真相。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


      ——纽约时报中文网

      程凯：無恥大閱兵

      Posted: 26 Aug 2015 09:36 PM PDT

      图：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毛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还表示："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習近平的中共有如盜墓賊，通過大閱兵，掘開了國軍抗戰英靈的陵墓，掠走了陪伴英靈們長眠的抗戰偉績。他們以為國軍的抗戰英靈們什麼也不能說，以為臺北的國民黨和民國政府不會為他們說些什麼，以為中國的百姓什麼也不知道、什麼都不敢講。

      毛澤東一再感謝日本侵略中國

      九月三日中共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中共建政以來，這是第一次在非國慶日只是為紀念抗戰勝利舉行大閱兵。抗戰勝利從十周年到六十周年，從未見中共閱兵。有人說這是習近平試圖通過大閱兵，嚇唬日本，逼迫安倍承認中國大陸的亞洲霸權；有人說這是習近平試圖通過大閱兵，宣示自己完全掌控了中共的槍桿子；在我看來，習近平通過這次大閱兵，試圖再一次欺騙中國人和欺騙全世界，要人們、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年青一代，相信七十年前的抗戰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睜著眼睛撒彌天大謊，貪天下之功為己功，臉不紅心不跳，古今中外無人能與今日的中共相比，這是一次無恥大閱兵。而過去的歷屆中共頭領之所以不曾起過紀念抗戰大閱兵的念頭，是因為他們不至於像習近平這樣無恥。習近平要把中國拉回毛澤東時代，但在誰領導抗日戰爭的問題上，他就遠沒有毛澤東誠實：毛澤東從未說過是中共領導了抗日戰爭，他反而一再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讓中共有機會壯大，打敗了國民黨，奪得全國政權。當然他也是臉不紅心不跳。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起，中國民間學人發起了反思中國近代史的運動，頌揚國民黨領導中國軍民贏取抗戰勝利的歷史功績，揭露中共從消抗戰到破壞抗戰的卑劣行徑。在這一反思運動下，學界、文化界有數以百計的理論著述、文藝作品出版，這令中共高層寢食難安，以致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時，厚著臉皮發表講話辯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胡錦濤的講話，如果發表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之前，也許人們無感，但在全民反思中國近代史已經十年之久的二零零五年，就被人嗤之以鼻。自胡錦濤講話以來，八九年間，中國知識界，人人羞於啟齒說"中流砥柱"，誰說誰就失去了誠實的人格和學術聲譽。

      習以強盜邏輯闡釋"中流砥柱"

      正因為如此，去年以來，中共當局對紀念抗戰勝利表現出高度的重視。在抗戰勝利六十九周年之際，習近平強行讓國人接受"中流砥柱"說，他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六十九周年座談會上，以強盜的邏輯，對"中流砥柱"做了進一步的闡釋："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習近平自然無需講究誠實的人格更沒有學術聲譽的顧慮，時隔九年他重拾"中流砥柱"的謊言，顯然是為今年九月三日的無恥大閱兵做輿論的鋪墊。這種鋪墊持續到今日：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報導：習近平為紀念抗爭勝利七十周年專門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他指令全黨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

      此時，人們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九月三日，習近平率領一眾中共首腦，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耀武揚威走過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隊伍，昭示這支在國共內戰中打敗抗日的國軍、在八九六四那天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軍隊，曾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的"中流砥柱"。這那裡是什麼大閱兵，明明是檢閱一幫匪徒的無恥，明明是在肆無忌憚的侮辱人的良知、嘲弄歷史的記憶。我不知道那一天，在抗戰中打過兵團以上重大戰役二十二次，五千人以上戰鬥四萬多次，陣亡將士一百三十一萬人，嚴重傷殘二百三十多萬人，少將以上將領犧牲兩百零六人的國軍作何感想。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有如盜墓賊，通過大閱兵，掘開了國軍抗戰英靈的陵墓，掠走了陪伴英靈們長眠的抗戰偉績。他們以為國軍的抗戰英靈們什麼也不能說，以為臺北的國民黨和民國政府不會為他們說些什麼，以為中國的百姓什麼也不知道、什麼都不敢講。

      中共纪念抗战胜利的撒谎大比赛

      一個人、一個黨，厚顏無恥總有原因。製造了八九六四血腥屠殺，中共已感覺到面臨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民間歷史反思運動，加重了中共的危機感。歷史反思的焦點首先在於還原抗戰歷史，一旦人們將中共在國家遭受日本入侵、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國民黨帶領全國人民浴血抗戰之時，卻躲在抗戰的後方積蓄力量、壯大自己，不但不抗戰，反而攻擊抗戰的國軍的醜陋和罪惡，揭示在眾目睽睽之下下，凡民族氣節猶在、良知未泯的國人，不管曾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都不能不表示對中共的憤怒和厭惡，從而做出譴責和唾棄中共的選擇。僅以我自己為例：我儘管在被共產黨洗腦中長大，但我守住了普通中國人的良知底線。我之所以棄共產黨而去，並為自己曾身為共產黨的一員而羞愧，就因為兩件事：一是看到六四屠殺，一是瞭解到中共不抗日的真相。六四屠殺，使我看到解放軍從所謂的人民軍隊如何變成殘殺人民的軍隊。而中共的假抗戰、不抗戰，積蓄力量，壯大自己，消滅抗戰的國軍，顛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更使我對共產黨原有的信念瞬間崩潰。為守住中國人的良知底線，我只能選擇唾棄共產黨，為國家爭取沒有共產黨的未來，為此寧願流亡海外也不回頭。當所有中國人都守住了良知底線，做出像我一樣的選擇，無疑便是中共滅亡之日。揭示真實的抗戰歷史，點中了中共的死穴，中共比誰都清楚，他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把抗戰的歷史真相掩蓋起來。九月三日的大無恥大閱兵，便是為他們的內心極度恐懼所驅使，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營造假像、掩蓋真相的舉動。

      隨著九月三日一天天臨近，中國大陸正出現大閱兵熱。在習近平要求全黨深入研究中共的"中流砥柱"指令下，中共的媒體和御用文人也正在開展一場撒謊大賽。我們所知道的真實歷史是：在抗戰中，八路軍只有一位名叫左權的將軍不明不白死亡，但近來大陸出版講述抗戰歷史的著作，竟然考證出共軍陣亡的將軍多達四百多人；又比如近來大陸所播出的抗戰電視劇，凡有國軍奮戰的關鍵的情節都必有共產黨員在其中主導大局。我們對中共撒謊早已不覺得稀奇，但撒謊撒到這種地步，仍不能不歎為觀止。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撒謊比賽也像是一場大閱兵，檢閱中共媒體和御用文人的無恥，和九月三日大閱兵一樣的超級無恥。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曾伯炎：华俄阅兵异同论

      Posted: 26 Aug 2015 09:29 PM PDT

      图：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湾举行抗战胜利阅兵仪式，并向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战纪念章


      习近平、普京这种抱团取暖，反映了俄国人在欧洲受挫，中共在亚洲被围，联手来解困而己。

      这论题，是从鲁迅的"准风月谈"里那篇"华德焚书异同论"模仿来的。80年前，他讽刺言禁为只准谈风月，却照常评希特勒与秦始皇。30年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焚书，文坛执祭酒的郭沫若，竟吓得声明要焚自己的全部著作了。由此可鉴：民国与共国禁言之差异矣！

      从焚书异同话到阅兵异同

      我这篇杂感，今天也绝对犯禁，只准谈风月，巳禁到只准谈吃喝了。谁敢发表，不遭毕福剑式下课，也有白岩松那暂停，我就只能翻墙发出去了。
      翻的这墙，比当年东德人翻的柏林墙容易，只要一点键盘。但这网上现代的柏林墙，仍是学昂纳克与赫鲁晓夫的蠢主意，专制总是摹仿专制，毛泽东焚书，也是摹仿希特勒秦始皇，没有创新，创新，只属于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
      说罢"准风月谈"的异同，回头再说这华俄阅兵，前月，普金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在莫斯科红场耀了武，9月，习近平纪念抗日与二战胜利，也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扬一下威，这双簧戏，当然、是演给美帝欧盟看的。中国军队走过红场，唱的俄罗斯作曲家伊萨柯夫斯基的《卡秋莎》下次普金派俄国军队来天安门走列队，若也唱中国抗日老歌《大刀进行曲》便算还了礼，我看普金很难如此媚习，上次习说自已性格像普金，普金也只笑笑，没有反应哩！这唱《卡秋莎》，更多反映习对前苏联与史大林怀旧，习巳不谙俄囯人今天对前苏联与史大林的厌恶了。就是现在俄共首领久加诺夫，也说前苏联共产党垮台活该，他批史大林的独裁是：垄断政治、垄断经济，乃至真理也垄断，怎么不垮不亡？他这见解，就比中共怪戈尔巴乔夫背叛亡党，认识更真实与深刻。那么，早脱了共党红皮前克格勃中校现在总统的普金，认识还不如久加洛夫吗，普金也称史大林是暴君哩。习近平还把莫斯科阅兵当作对苏共与史大林的怀念，岂非有如"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般，己是：中共不顾俄国变，列队还唱卡秋莎吗？

      普金阅兵与北京阅兵的异同

      这场世界性的庆典，除了习近平去巴结这新政权的老帝国，就只几个普金卵翼的喽啰去捧场了。就像当年希特勒侵占瓜分波兰被世界孤立，普金的二战庆典，也因他侵占乌克兰东部顿湼茨克等和克里米亚，仍遭世界民主国家对他的孤立，二战盟友几乎皆缺席，此时，习近平派兵到红场去站队，岂非自已在亚洲被孤立，去向欧洲被孤立者同病相怜形影相吊吗？
      这种抱团取暖，反映了俄国人在欧洲受挫，中共在亚洲被围，联手来解困而己。只是当年毛泽东说走史大林式的俄国人之路，结果，中共难坚持与俄共友好，闹到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誓不两立，不是美国总统阻止勃列日湼夫不向北京丢核弹，吓得毛泽东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珍宝岛与勃列日涅夫打一仗后，老毛才把美国总统尼克松请进他书房，大谈他喜欢美国右派不喜欢左派哩！因当时正右派执政。现在，习近平不仅忘了中苏交恶历史，还向现在俄囯去巴结，还能获得什么回报吗。
      就是列宁，今天俄国十一年级的教科书也复原了真象与真面目，他接受德皇5000万金马克回俄国去推翻二月革命的民主政府，所谓十月革命，已恢复十月政变真象，普金已推倒列宁这德奸的偶像，虽然未否定史大林二战中最后胜利，却也未饶恕他大肃反和付出两千万人生命代价，俄国历史书仍明确把史大林在l938年肃反挑明：当年苏共5个元帅史大林就杀了3个，军长以上兵团司令，几乎杀了80%，朱可夫己是在没有人指挥军队了，被迫从监狱里放他到前线去领军的。习近平亲俄去寻根问祖，列宁是俄奸式窃囯之贼，史大林是暴君，人家俄国人巳弃如垃圾，习仍敬如红色图腾，岂不可笑更可悲吗。

      窃取胜利果实与欺世盗名之丑

      如果说，莫斯科红场阅兵，有纪念前朝阵亡将士之意义，北京要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就颇尴尬，那个抗日的民国前朝，还活在台湾，大有窃取民国将士抗日胜利果实之嫌，更有欺世盗名之丑，难道当年毛泽东在保安开政治局会议定的假抗日方针，即"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七十多年了，还能不大白于天下吗？北京的大阅兵，能篡改台北纪念抗日胜利的阅兵的真正意义吗？因此，莫斯科阅兵与北京阅兵，这同中之异，就也令世界看得很有趣矣！
      那么，俄罗斯人敢直靣真实的历史，他们阅兵，是有真实的忆念与纪念。
      那种在假抗日历史基础上的阅兵，就是做戏、作秀，骗一骗80、90、00后的后生。但是，从台湾太阳花运动与香港雨伞运动看，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小青年，恐也难像当年老毛在延安喊点民主口号打点抗日旗帜，就把热血青年诱骗到陕北，那是老皇历了，现在还能翻吗？翻出来，还能蒙骗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未普：读何频的“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

      Posted: 26 Aug 2015 08:00 PM PDT


      美国之音最近刊出齐之丰对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的长篇专访，"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该文一出，海外各种中文网站纷纷转发。

      何频先生自从80年代起从事媒体业，至今已有30余年了。在这些年里，他一边以他的多元新闻理念创立媒体公司，一边以一个独立人士的身份观察中国，评论中国。这篇"中国式病毒"就系统地反映了何先生对中国长期观察的结果。

      笔者仔细读了这篇专访，认为该文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正向文明世界扩散，文明世界如果还不正视它，就有可能被它吞噬。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个非常重要但还没有被外界充分意识到的问题。

      甚么是中国式病毒？从文中看，中国的那种以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就是中国式病毒。它破坏正常的人伦、道德、法理、宗教、人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只为独裁执政党的权力和权贵利益的最大化。

      眼下的中国从表面看光鲜亮丽，但打开那个光鲜的表层，就会看到里面的败絮。不少独立学者都看到这一点。用秦晖的话，这是"低人权"、"官自由"；用孙立平的话，这是"社会溃败"等等，而何频先生用"中国式病毒"来刻画这些败絮，很形像地反映了中国模式中最真实、最不光鲜、可能也是最核心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要定义眼下的中国，并非易事。中国当局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为用"特色"两个字就可以模糊它的真正性质。但严肃的独立学者们不买这个帐。他们试图为它定性。譬如，有人认为它是"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它是"红色帝国"，还有人认为它是"极权国家"或"后极权国家"。而何频认为，它是个怪兽，是一个集共产党的独裁、社会主义的极权和资本主义的贪婪之大成的混合物。

      他说，这是"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主义和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既不是封建王朝，也不是独裁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建立在历史谎言基础上、虚构现代政治框架、利用宣传骗人骗已、用社会主义控制国家经济，又用市场为权贵谋利的国家怪物。

      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很有吸引力，它不仅荼毒本国，而且荼毒世界。它的影响正在四处蔓延。何频把这个蔓延的过程和结果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中国式病毒目前正在全世界蔓延，它不仅殖民他国，抢夺资源，而且从教育、新闻、影视、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向西方全面渗透。

      中国式病毒腐蚀文明世界，文明世界难辞其咎，西方精英也难辞其咎。何频在专访中，严辞批评了一些西方国家，称他们对中共病毒式的侵蚀，非但没有应有的警觉和应对，而且还一直在帮助、成全中共，使中共成为世界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来客，中共因而对内践踏人权更肆无忌惮。此外，西方技术在很多情况下，直接成为中共控制民众的工具和对付西方的武器。

      而一些政客特别是美国政客不但从中国获利获名，还要当中共的吹鼓手。他们知道如此做不会使他们在多元的美国失去甚么，却绝对可以在中国得到巨大好处。他们是中国式病毒的感染者，也是中国式病毒的扩散者，甚至是中国式病毒的一部分。

      对这个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何先生表示很担忧。他认为，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而不扭转的话，人类文明的基石可能遭遇比热战、冷战更可怕的摧毁。何先生的这些警世预言，决非耸人听闻。


      ——RFA


      【附录】

      何频专访：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


      （齐之丰，华盛顿 2015.08.21）—
      病毒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实际上，人们对它能不能算是生物都有争议，因为病毒不像其他生物一样可以自己繁殖，而是必须借助于它所入侵的寄主生物细胞的原料和遗传设备来繁殖。

      换句话说，病毒首先入侵寄主，成为寄主细胞的一部分，然后利用寄主来繁衍自己。病毒的这种奇特的生存和繁衍方式使它可以大举扩散，无药可医。

      典型的病毒扩散是人类流感病毒，病毒入侵人体细胞，成为人体细胞的一部分，但被病毒感染的人，抗生素爱莫能助。于是，病毒在当今世界也成为形容大举扩散、势不可挡的事务的常用比喻，如病毒式营销，电脑病毒等等。

      如今，在讨论中国崛起问题给全世界带来的种种机遇或挑战时候，"中国式病毒"的说法也开始流行起来。最初明确提出"中国式病毒"论的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

      在何频看来，眼下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界讨论中国的崛起，争论/辩论中国的崛起究竟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多还是害处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文不对题，或说是见木不见林；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更是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
      作为明镜集团的创办人，何频的新闻和出版理念是，媒体应当是社会公器，新闻和书籍出版必须兼容并包，必须全面真实地提供各种信息让公众和决策者可以做出判断和选择。与此同时，何频也认为，媒体努力追求兼容并包、全面报道，并不妨碍或不应妨碍媒体人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价值观的媒体人无异于没头苍蝇。
       "中国式病毒"论明显地反映出何频的价值观。他认为，在坚持独裁又热衷于利用市场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当今中国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兽，中国式病毒势不可挡的扩散有可能颠覆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反思世界文明，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严重缺陷和问题。何频认为，正是西方国家的这些内在问题使中共政权得以坐大，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让中国式病毒得以流毒全世界。
      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记者里查德·贝哈尔在一篇有关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扩张的长篇报道中，也使用了人体寄生虫痢疾内变形虫（Entamoeba histolytica）的比喻——那种寄生虫入侵人体，使人体免疫系统失灵，让人开始时不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等到感觉不好时已经大事不妙。在贝哈尔看来，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以及在非洲的经济扩张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贝哈尔同时也承认，在非洲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中国确实也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其他国家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大笔经济发展援助）。

      贝哈尔将他注意焦点集中于中国对非洲的影响，何频的中国式病毒论则是说中国对全世界、对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基础影响。
      何频上世纪80年代即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改革、农村发展、文化发展战略的长文，近年则出版了《可以确定的中国未来》、《中国：政改还是政变》、《中国预言》等专著。记者和评论撰稿人出身的何频喜欢用生动直截的语言来陈述事实，表达观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解释他的"中国式病毒"论之余，他也鲜明地表达了他强烈的个人观点：
      "谁会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当然不会的。江（泽民）家温（家宝）家刘（云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贪官汗颜。清点那些被抓贪官家里搜出的现金，烧坏了点钞机，但不就是几个亿吗？与人家百亿、千亿能是一个级别吗？所以我说，不要随意将被抓的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级那种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里的真老虎吗？"
      "我开玩笑说，（日前被判死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军中行贿受贿、吹牛拍马、弄虚作假那么多年，才好不容易捞了个中将；你刘源（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当了几年兵，你的上将又是怎么得来的？谁更腐败，谁更无耻呢？"
      中国与中国式病毒
      问：你是什么时候或为什么想起病毒，并把病毒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
      答：过去三十年，我们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作出分析、判断与预测，在某些具体事件、某些层面，也许有过准确的掌握，但从整体趋势上，我没有看到有谁的洞察力穿透了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三十年，没有人在三十年前预言到中国变成这个样子：经济力量如此强大、政治如此腐败强硬、社会道德如此混沌堕落。
      虽然政治学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科学，但政治学者们还是努力建立了一些可以衡量国家发展的框架、模式，可这些模式没有一个能套得上中国。有人从历史中寻找案例，还有些人以文明潮流、普世价值、政治伦理、经济规律等等来评估中国。但在今天的中国现实面前，他们无一不显得空洞无力，甚至沦为被人嘲笑的话柄。
      七、八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我提出了"重建中国未来的想像"的观点，不久又写了《2021：中国民主化来临》。我试图引发人们的思想激情，能够对中国模式作出非官方的、独立的解释。我觉得这种解释对探索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非常重要。但中国的自由派和左派多年来几乎都沉醉于互掐、互相妖魔化，同时又为一部又一部的狗血现实剧亢奋不已——当然，他们的这种理论争吵、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可以说也是在培植现代文明社会的基因。只是我注意到他们很少检视自己。
      他们也很少讨论一些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究竟为什么超过了我们的想像、预见呢？谁在1976年预见到了中国三十年之后经济总量会成为世界第二、政治体制三十年之后更为坚硬？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还会出乎我们的想像、预见吗？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框架、模式会在中国问题上一再失灵呢？是政治立场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吗？还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有问题？
      我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这些问题摸索了很久，直到有一次与朋友聊天时感觉突然看到了亮光。
      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与人餐叙，可以说是working lunch。我常到世界各地去，对景点兴趣并不大，重点在寻找可以聊天的人。当然，我所在的纽约才是"全球聊天中心"，各个地方的人都会前来，所以我每周都有好几场与人餐叙的机会。我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的那种浮华聚会。如果几个人随意找家餐馆咖啡馆，可以天南海北的聊天，是一种美好生活，也使我在那种场景下思想变得活跃。
      坦率说，多数情况下都是对方找上我的。对方可能是商人富豪，可能是敎授作家，也可能是官员平民。我不需要他们的支票、选票，甚至也不需要给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我的谈话常常可以无所顾忌。同时，我也从这些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的来客那里获得观察中国与世界问题的不同视角。
      "中国式病毒"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随口讲出来的。听者当时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跟我说"你这个提法算是把中国问题点透了"。当时的具体时间我现在忘了，可能是去年甚至前年。后来我在与更多的人餐叙时又继续讲这个"中国式病毒"论，当然不断地加料。
      有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朋友特别激动，说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中国式病毒，这个观点不但具有政治学意义，从根本上点破了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而且可能影响世界战略趋势，类似于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他们建议我写成文章甚至专著。这样的评价自然有些夸张。我不具有亨廷顿、福山的学术素养和工作条件，但我也相信我提出的问题未必就没那么重要。
      今年六月初，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我第一次公开、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病毒" 论——中国已经和平崛起，而且已经开始向全球扩张；全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共病毒式的侵蚀不但没有应有的警觉和应对之法，而且还一直在帮助、成全中共，中共领导人现在是世界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来客；支票、市场使政客和商人无视人权，从而使中共践踏人权更无所顾忌、更为放纵。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而不扭转的话，人类文明的基石可能遭遇比热战、冷战更可怕的摧毁。
      我并不是奢求我在美国国会所说的话会有立即的反应。我之所以选择在美国国会而不是某个学术会议讲我的这个观点，是美国国会具有公众性和历史记载性，而我也不需要依照学术要求表述和获得学术认可。
      中国式病毒典型症状
      问： 你先前读过贝哈尔的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扩张以及他的痢疾内变形虫的比喻吗？
      答：没有看过贝哈尔的那篇文章。
      西方媒体对中国近年在非洲的扩张报导、评论很多。它们更多地是从攫取占有经济资源的角度进行报导和评论，也有个别文章讲到中共的政治影响。我们知道，非洲从来是中共外交的一个支点。毛泽东时代便利用了非洲的贫困，需要外援的一些非洲国家成了中共一切政治行为毫无保留的支持者，虽然这种支持只是在联合国会议一国一票的表决中凑个票数，或者发表中共外交官事先为他们拟好的说词，但这就足可以在中共媒体上作为"国际力量"来利用了。
      简单地说，毛时代中国是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支持。毛泽东死后到邓小平死前，中国与非洲基本处于休眠期，中非贸易额在10亿美元左右。到江泽民掌权，开始用投资来换取非洲的自然资源，然后将非洲作为中国新市场来开发，现在已经将非洲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延伸、测试，等于是将非洲部分国家殖民地化。现在，中非贸易额超过了1600亿美元。
      美国意识到非洲地缘政治的变化，奥巴马总统访问肯尼亚的返乡之旅便是想强化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不是说奥巴马的动作太晚了，而是中国模式更容易在非洲受到欢迎和生根。或者，套用一句中共的习惯用语：更符合非洲的实际。
      因为非洲本来就是一个低人权的地方，一些国家就是军政权甚至是原始部落，跟中共这一套不讲人权只求发展的模式，不正好配套吗？我好像看到过一个报导，某个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比美国更受欢迎。这种事情我一点也不惊讶。如果你从中国前往埃塞俄比亚，你发现这就是中国，你也打不开谷歌、脸书。
      当然，中共的雄心不止在非洲。"新中国"不能只出现在非洲。
      问：言归正传，在你看来，中国式病毒在中国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答：一开始我们就讨论了我们过去为什么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在用已知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预言其发展趋势。问题是，用封建王朝、用社会主义、用资本主义甚至用法西斯等一切国家形式的标准，都没办法说清楚中国的政治属性。
      事实上，中共自已也从来没讲清楚中国现在是什么。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这种理论上的含糊不清和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的胡言乱语当成国策，是中国价值混乱、体制混乱的症状和根源，也是中国全面贪腐的症状和根源。
      然而，这又恰恰是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没有垮台、在苏东波中没有崩溃，反而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增长，只用了二十多年功夫便将中国变成了经济大国，甚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之一的根本原因。
      中国式病毒之诡异
      你用什么政治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如果西方的理论不能解释，那么支持中共的理论又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吗？同样不能。从学理的意义上，中共的理论根本就不能算什么理论，它只是对领导人的讲话作诠释，只是自说自话。它不能在中国的公众平台上自由审视、讨论，更不能质疑、批评。它只能算暴力的辅助工具，如同中共的媒体，是宣传工具，是暴力工具。它可以批评别人，但不容别人批评。事实上，中共内部有几人相信它的理论、宣传？他们只相信这是欺骗人民必要的工具。
      问题在于，中共在这种糊里糊涂的理论下，在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建构了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政治伦理、经济关系。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无法无天、一穷二白。现在的中国是有法、有天、有钱，但法是恶法、天是雾霾、钱是赃钱。
      在1949年以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真正的选举，没有真诚的协商，但它却有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
      一切权力完全由中共垄断把持，主要由官员和听命于中共的伪代表组成的人大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给它的各种任命、通过由中共各利益系统交给它的法律法规。这个过程中民众没有参与选择、没有讨论反对的机会。但是中共的黑箱作业却通过人大变成了中国公民必须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种法律。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协其实就是一个名利场。各路富商大贾或名流不是来与中共协商什么政治，而是以成为其委员作为一种被官方认可的头衔，可以拿来炫耀，或拿来当保护伞。中共则利用这些名流为其政权贴金。这种阳光下的丑陋交易，两方演得冠冕堂皇。
      有人将中国的政协、人大类比于西方的议会上下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类比其实是徒有其表，不伦不类。但中共用其表便可号令天下。每年的"两会"，它还就装模作样地开，几千个记者也装模作样地报导。只有稍微有点职业自尊的记者才拍几张与会者打瞌睡、美女给主席台上诸领导倒开水的照片，或者追问一下毛（新宇）将军、李（小琳）委员这对活宝。但你嘲笑、讽刺有什么用？人家明年还照样如此开。
      看看中共的法律系统，公安局、检察院、法庭、律师、司法这样的机制，表面上看起来貌似和大部分正常国家也一样，但真正运作起来则是南辕北辙。中共的各级法律系统不只是上面还有一个党的政法委，而且各部门还有党组织，根本就没有什么互相制约，都是在党的名义下互相串通。如果你律师不肯乖乖成为其为一部分，或者你不去行贿，那你就总是寸步难行，甚至得身陷囹圄。
      从道理上讲，既然如此，还弄这么多部门干什么，还要这个律师职业干吗？为什么不干脆一切由公安局办了算了？抓人、审判、监禁一条龙？可中共不这样做。它告诉你，它要"依法治国"呀！但它不告诉你前面还有四个字：依党治法；也不告诉你后面还有四个字：依国治民。依党治法、依法治国、依国治民，这才是中共法制建设的完整套数。你了解了这一点，也许会说这法有什么用呀？但中共就是用这种恶法，叫反对者生不如死，死也不得好死！
      病毒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领域还不是同样荒唐吗？那个朱镕基至今浪得好名声，好像是一个强者、改革家。他将几百上千万的国企职工赶下岗，又将国企贱卖给权贵家属、关系户，成就了多少超级富豪？谁会将这些帐算在朱总理身上？他还将自已的著作（其实都是些吹牛皮的职务讲话稿）版税捐献出来给社会，赢得更多美名。那点版税与朱享受的常委待遇、他孩子的收入比起来，够一个零头吗？
      中国股市这几个月很热闹，我看了一下，这是什么股市呀？一些炒股的朋友，几乎都说自己有内线，而且也不忌讳吹。股市涨也涨停，跌也跌停，为国护盘，恶意做空，警察进场，敌对势力……没什么逻辑，没什么事实，没有什么专业，一片混乱。我问一位朋友，为何不干脆弄国库券算了？你猜对方怎么说？不搞股市不好捞呀！如此又如何呢？反正，股市不会彻底崩盘呀。
      谁会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当然不会的。江（泽民）家温（家宝）家刘（云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贪官汗颜。清点那些被抓贪官家里搜出的现金，烧坏了点钞机，但不就是几个亿吗？与人家百亿、千亿能是一个级别吗？
      所以我说，不要随意将被抓的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级那种"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里的"老虎"吗？
      好玩的是，各方将反贪视为新君的德政，将王岐山更是神化上天。其实，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腐败，关键是中共这个体制是鼓励腐败的体制。没有腐败谁会当官？如果你不为腐败而当官，那更恐怖！现在拿几个不顺眼的人当成"贪官"来治，却又赢得了反贪名声——天下就有这么多人信这样的糊涂道理。
      我开玩笑说，（日前被判死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军中行贿受贿、吹牛拍马、弄虚作假那么多年，才好不容易捞个中将；你刘源（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当了几年兵，你的上将又是怎么得来的？谁更腐败，谁更无耻呢？
      那个专门反腐败的纪委明明是个滥权无度的腐败衙门，却装成一身正气，还能赢得掌声！
      可以说，从政治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行为，在中国都是不合伦理、不合逻辑、不合天理、不合民意。但它就是这样在运作，而且将经济弄得很红火，弄得全世界都眼红，弄得它还可以嘲弄民主国家、民主政体。
      尝试给当今中国定义
      讲不清当今中国的体制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不是真正的封建王朝、不是真正的个人独裁国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不是基于政治理想、不是基于宗教信仰。它以前不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现在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建立在历史谎言基础上、虚设了现代政治结构、利用宣传工具骗人骗已、用社会主义控制国家经济又用市场为权贵谋利的国家怪物。它破坏正常的人伦、法理、宗教、自由、人权。它偷换执政党与国家的慨念，让人们爱国其实是爱党，却公然宣扬军队绝对由党领导而不是国家拥有。它功利、势利，没有底线，只要为了中共权力和权贵利益，它可以出卖一切，可以一切胡来……
      你可以给当今中国一个什么定义？
      我试着这样定义：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主义、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种国家形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响四处蔓延。我把这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
      当然，我也不敢自诩我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式病毒不只是国家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国人的肌体和心灵。我相信太多的人对此都身有体会，但都无能为力，感觉只能这样混下去，没办法，没辙。因为这种东西很能破坏人们的免疫系统，让人们对它无能为力。这不是病毒又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吗？
      对当今中国的认识盲区
      问：你认为，在当今世界，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和辩论都有什么大盲点或致命性缺陷？这种盲点或缺陷的成因是什么？
      答：很多人都喜欢以史论今，讲的人头头是道，听的人也认可"以史为鉴"这种逻辑。演讲者往往喜欢讲故事，讲一个典故，显示有学问，又通俗，皆大欢喜。
      我有点怀疑历史重复论。虽然人性的故事几千年变化不大，但把价值、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来用进行历史类比就太简单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之下发生的事，逻辑结构有根本差别——以前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分同时在合，合同时在分，分合不用那么"久"了，而且变化的内涵也不是那么单一、黑白分明了。
      历史的功用当然是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先辈。另外，某些因政治或其它因素被掩盖、被扭曲的历史当然也要还原真相，伸张正义。历史的教训也有某些警示作用。但历史的效能现在被夸大了。有的人还利用历史来捣糨糊，自欺欺人，为政权提供合法基础。例如中国人比较喜欢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为什么就不问问什么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别国领土"呢？中国人很自豪："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他们为什么就不问问中国今天为什么如此不文明、反文明？或者为什么不问问：中国今天还算一个文明国家吗？
      有时被历史一搅，反而模糊了我们对今天的认识。这么多年讨论中国崛起，有很多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就近代史而言，日本、德国的肌肉发达了，便发起了侵略战争。所以，防止中共军事扩张，就成为担忧中国崛起的主要考量。这个期间，中国军费持续增加了，尤其是几个穿着军装其实是文工团员的"军事专家"在电视上乱喊叫，等于给中国军事威胁论提供了证据。
      当然，中国军队在南海、东海活动明显频繁，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提升也很显著。但中共离真正具有全球军事投射能力、或者敢于在东海南海打一大仗，还很遥远呢。就是在中国本土，且不说军队连在国家的法统地位都没有，只是一支中共的私家军，单就军事意义而言，军队的腐败之严重比官场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军队的结构还停留在二战时期、国共内战时期。而中共的假想敌人，比甲午战争时期清王朝的敌人多多了。
      我曾经设想，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打算"走个火"。我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擦枪为了走火。或者，与菲律宾交一下火。但到现在，走火的事还没发生。
      战争是改变政治格局、地缘战略最粗暴、最迅速的方式，但弄不好也会迅速将玩火者自己毁了。所以，我认为中共对打仗还是会非常谨慎，会尽力避免的。但这主要不是它没有能力，或者胆小，而是它不需要打仗。
      为什么不需要？道理很简单。现在的中共政权不是殖民历史时期的德国、日本 ——发起一场又一场战争，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像当年的德国、日本一样，多难呀，代价多大！占领人家土地，麻烦又有多大！今天争夺土地，只有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死不相让，那是宗教的驱动力。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占领人家土地还有多大意义？
      今天中国只需要带上支票——有时候支票还是空头支票——便可以得到他国夹道欢迎，就可以拥有对方的土地、资源、技术、劳工……它还要用武力干什么？
      我不是说中共没有军事野心，但现在其军事重心是防止国内民乱和国际干涉。它也在加速发展现代军力，不过在可见的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它并不需要用军力为中国崛起保驾护航。它耀武扬威的目的是给民族主义打兴奋剂，或用来欺负、威慑老百姓。
      所以我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是传统上、历史上的那种崛起。它没有向他国开一枪，也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打一炮。它的确是在和平环境中，成为了经济超级大国。
      对中国崛起的很多讨论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很多因素，我现在只从历史、军事角度检视一下。我在前面也讲到，分析中国出现失误的另外一些原因，是专家们用了专业标准、模式。中国的崛起恰恰是反标准、反模式，而且是反道德、反传统。
      中国病毒外国症状
      问：你对美国前在财政部长保尔森很不以为然，建议把他的新书的书名《与中国打交道》改为《如何讨好中国领导人》。你也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你看来，他们也是受了中国式病毒的侵害了吗？
      答：中共常强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撤离外国"的一套，也常用一句话斥责异议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但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并非国产货，照搬的是苏俄一套。而且，人家自己都抛弃了，但中共不顾中国国情还在坚持用其表壳。
      从中共建党开始至今，不是直接接受外国人的领导，拿外国人的金钱物资用于暴力推翻本国的政府，便是千方百计找外国人来撑场面。今天在中国的外国人就更多。随便一个什么烂电影破电视节目都找来一堆洋面孔。有个中国游客对我开玩笑说：难怪西方社会秩序那么好，恐怕是西方的坏人都跑到中国了。
      如同中共在非洲如鱼得水，西方一些没有道德底线、无视中国人权恶劣、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人，是会很喜欢今天中国的。而基辛格、保尔森这样的人，不但从中国获利获名，还要当中共的吹鼓手，因为这样会获得更大的名利。基辛格从毛泽东吃到习近平，期间还跑到重庆去为薄熙来站台，谁在台上他就拍谁的马屁。中共也非常重"情义"，从来将基辛格当成宝。因为基辛格跟着中共、是吃定中国的一面旗帜，不能倒。
      保尔森是后来者。你看他书中描述的中共领导人，都是那么可敬、可爱、可亲，有智慧、懂分寸，西方领导人中找不到这样一批贤人能人。当然，保尔森书中也有一个他不以为然的领导人。谁？已在狱中的薄熙来。如果薄还在台上，保尔森还会对他有微词吗？他那本书《与中国打交道》是本"指南"，告诉你怎么讨中共领导人欢心。所以我建议他更直接些，书名不如叫《如何讨好中国领导人》。
      基辛格、保尔森何等聪明、精明呀，他们知道拍中共领导人马屁不会使他们在多元的美国失去什么，却绝对可以在中国得到巨大好处。他们是中国式病毒的感染者，也是中国式病毒得以扩散的媒介，甚至是中国式病毒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美国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被感染。
      中国式病毒来源
      问： 我们再说中国。你觉得中国式病毒主要来自哪里？是来自毛泽东（彻底蔑视人权）？邓小平（黑猫白猫实用论）？江泽民（闷声发大财）？胡锦涛（什么都不在乎的不粘锅）？
      答：中国式病毒主要来源于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对毛、邓的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的问题，我与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看法不同。
      的确，毛泽东在政治举动上新鲜东西不少。他擅于在政治上打游击战，让同僚们互相残杀。他擅于利用群众，让群众斗群众，他自己成为万兽之王。他有似乎像样的权谋术国学修养，但他的政治思想、标准又来自苏俄、共产国际。他是一个暴君，同时是一位读书人，一位浪漫诗人。他那套乌托邦的东西，确实符合很多人的理想，但大体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差别。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国家，其主要创始人都和毛泽东差不多。
      毛泽东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并不大，除了巴尔干岛，亚洲几个国家，没有多少人真正信、执行毛的路线。
      虽然我对毛的那套是全部否定的，但不可否认，在毛的时代、苏东的时代，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确是人类的一种理想探索，一次失败得非常彻底的试验。无数人的生命、灵魂被试验掉了。因此，否定毛、否定苏东也相对也就容易很多。
      邓小平不同。他不是读书人，没有浪漫情趣，只会打一手闷牌，还有实用主义。"改革开放"使他获得巨大名声、尊敬，但他仍是在毛泽东的阴影中，因为毛太高大了。表面上，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继承者，他的治国思想建立在毛泽东遗产之上。其实，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比毛泽东更巨大、更久远，对中国与世界的伤害更难以修复。而且，在人类政治史上，他有很坏的原创性。
      邓小平没有可以讲得清楚的理论、思想。他就是几句口号："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我前面讲过，这几个句话就是中国今天一切的乱源，或者说是中国式病毒的根源。
      如果他这几句话是在现代文明政治、现代法治之下的表述，还说得过去。但邓小平的先导词是什么？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就是一切都要在一个独裁党的控制下进行：它叫你捉的老鼠你才可以捉，它叫你摸的石头你才可以摸，它认可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富——同时，它随时可以翻脸。
      毛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邓小平就是用这几句话救活了中共，而且将中国变成了经济总量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但也是这几句话，使中国整个社会也包括中共进入了一个远比毛泽东时代价值、道德、政治、社会行为更为错乱、更为腐败的时代。经济大发展不但没有为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提供动力，反而为中共政权拒绝、嘲弄人类文明提供了支持。
      至于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式病毒的传播者。江泽民传播得起劲些，胡锦涛弱势些。江胡都不会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他们在任上提出的各种口号，什么"讲政治"、"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无一不沦为政治笑料。
      而习近平，政治上尚未定型。虽然他口上讲了些毛语录，也有一些毛式行动，包括他的反腐行动，但他只是试图对邓小平遗祸作些清理、修正、调节，并不是要回到毛时代。他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如果真回到毛的文革时代，转型反而更容易些。
      我要再回过来强调邓小平为什么对中国、对全世界危害更烈。首先，虽然他与毛泽东并非绝对对立，但他继承了毛的部分病毒，又生成了自己的病毒，毒性加倍，所以危害更大。再者，毛泽东的病毒有一道东西墙相隔，西方有足够的警惕、卯足劲对抗和封杀；而邓小平的病毒是诱惑人的，没边界的，所以往往难以警惕，传上身都不知不觉。
      西方国家能否抵御病毒
      问：病毒入侵人体，比如，感冒病毒入侵人体，是无药可医的。感染病毒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听天由命，全要看自己身体原有的抵抗力能否抗过病毒。你觉得西方国家还有什么身体抵抗力可以抗中国式病毒吗？
      答：西方当然有抵抗力。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不管经济不好还是政治乱争，但它们的民主、自由的基石仍在，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反侵蚀能力。尤其是，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国民一朝震醒，民意一下子便可能逆转，例如珍珠港事件。
      中共当然在避免重复日本军国主义、德国纳粹的过激错误。但中共还是忍不住暴露自己的狂妄、野心，近年来愈来愈明显，使西方已经有所警觉。
      美国在这方面依然担当了领袖者的角色。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连李光耀都认为是必要的。南海、东海紧张局势，等于提供了美国与亚洲国家联手反制中共的机遇，使中共连亚洲领袖都当不成。
      中共这次进行大阅兵，这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显示西方国家开始建构底线。
      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模式"是一种病毒，正在从很多方面侵蚀世界。如果未来多一些事件显明病毒的存在，西方一旦警醒，我对其抵抗力量还是有信心的。
      病毒来自西方乎
      问：你当然可以说，中国式病毒很厉害，把西方都弄得没辙。但也有人会说，中国病毒其实是来源于西方，中共政权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共的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手法大都是借鉴苏俄，中国病毒其实是西方病毒的翻版。对这种说法，你要怎样回应？
      答：中共只有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现在习近平当政，是"毛邓混合"时代，还是他具有他的原创性，他有多少原创性，对这些问题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我前面已经讲了，毛泽东时代还是一种理想价值，与很多同时代国家的探索是相同的，或者说来源苏俄。如果这也是一种病毒的话，那这种病毒基本死了。
      这些年，很多国家出了问题，但是不管是暴力抗议还是和平抗议，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前几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活动，也没有人提这个口号。共产党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病毒已经在全球失去了感召力，失去了可以复活的土壤。
      邓小平弄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他是将共产党独裁社会主义的极权和资本主义的贪婪做了嫁接、融合，培植出人面怪兽。这种令人难以抵御、防不胜防的怪兽或病毒，便是中国模式。
      这应不是邓小平预计的结果。他就像实验室里缺乏预见性的科学家，没有预想到试管里跑出了这么一头怪兽。他如果还在世，也可能惊慌失措。
      然而，历史的罪责，邓小平逃脱不了。
      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不只是苏俄，而是西方国家也参与了中国式病毒的制造。他们以为改革开放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开放和民主，结果却是经济开放培植的经济力量反而成为中共巩固其独裁统治的本钱。西方的技术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直接成了中共控制民众的工具，成了对付外部世界的武器。
      美国在这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支持中国的人权进步，另一方面，又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搞好关系。
      在我看来，美国与中国政府合作还是占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尼克松、基辛格时代所确定的对华战略所决定的：支持中国发展，牵制苏俄。老布什在1989年"六四"之后派出特使给了邓小平最急需的外援，也是基于这个逻辑，虽然几个月后证明老布什是错误的，但是美国至今也没有抛弃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一天不完全抛弃，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不可能逆转。中共反而是这个游戏的最大玩家，既利用美国，也利用了俄罗斯。换句话说，美国和俄罗斯都帮助了中国式病毒的生产、扩散，而美国的作用更大。
      病毒疫情有多严重
      问：你显然是认为中国式病毒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扩散跟各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有关，但也跟人的本性有关（人倾向于自私自利）。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没救了？换句话说，你认为中国式病毒疫情有多严重？你对控制这种疫情的前景是乐观还是悲观？为什么？
      答：我是民主的坚定支持者。但我依然认为，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陷，而且修补能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像得那么好、那么强，也没有那么及时。多年前，我提出要警惕"制度崇拜论"，指出民主制度的固化、官僚化、游戏化，也有被操弄和玩弄的危险。现在看来，民主制度的领导人和民众比较短视、急功近利，可能是其更糟糕的缺陷。
      民主选举的领导人任期短，急于满足民众的要求——经济是最关键的要求。中共的现金、支票、市场，具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这也是人性的脆弱。西方国家的人权防线便被金钱冲垮了，很可耻，但这是现实。虽然从中长期看，西方由此受到的伤害更大，今天却没几个人在乎。
      中国式病毒正在全世界蔓延，不仅仅是投资设厂、抢夺资源，而且从教育、新闻、影视、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开始渗透。这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却是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纽约书展的主宾国；这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不准西方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限制给《纽约时报》签证，自己却在世界各地大办媒体；这个国家的教育完全由党控制，却在全球办起孔子学院……就连一向勇敢嘲讽政客、代表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也向中国政府屈服了。最近几年，好莱坞没有一家大公司摄制批评中共的电影！
      中共主导的亚洲投行也是一个典范的例子。英国率先背叛了美国，于是美国的盟友一个个投向了中共的阵营，理由无它：都想从中得利。
      中国政府今天侵犯人权、压制民众自由，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最严重的时期。71岁的女记者高瑜被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重刑，几百个律师被关押、讯问……而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欢迎，中共领导人在中国也得到相当多民众的支持。
      情况在恶化，还在更严重恶化。但我还是持乐观的希望。但我眼下的乐观并不是基于奢望世界的觉醒、反制，而是因为我相信中共自身也中了它自己的病毒，而且恰恰是它自身中毒最深，已经没有救了，可能比它感染、传染的国家最先倒下去。中共病毒中毒的最突出症状就是腐败。
      习近平的反腐败到现在只是表面文章，只是抓了一些"小老虎"，或者叫"大老鼠"，真正的"大老虎"是那些政治局常委家族，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老虎"。他们比周永康、比郭伯雄更贪更腐败，但习近平、王岐山还能抓几个？
      反经济腐败换来了更可怕的政治腐败，这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必然结果——不是经济腐败，就是政治腐败，而中共现在是两者皆盛。腐败使它没有办法建立内部平衡生态，永远靠阴谋诡计，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永远是你死我活，永远提心吊胆，提防着随时可能政变。
      不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造，腐败不可能清除，病毒不可能清除。中共政权的崩溃过程，估计比苏联东欧崩溃要悲惨多了。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的社会。一方面，道德堕落了，中共一切政策、制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会陷入一个烂泥塘；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智已开，已经不对中共的一切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支持中共的任何政策、举措。这两股力量的同时增长，会使中共的统治成本必须无限增加，最终突破其临界点。
      问： 最后我想再问，从进化论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最厉害的病毒也是难以长久生存的病毒——病毒扩散势不可挡，造成寄主死亡，死绝，病毒也就灭绝了。你认为中国式病毒会有这种结局吗？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简言之，病毒是有自己的生长本能的，它不管宿主的死活，一遇适宜条件就疯长，所以中共的病毒，害了中国、害了世界，最终也会害了中共自身。
      中国式病毒当然会灭绝，否则就是人类文明的灭绝。我担忧的是，人类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
      中国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说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长、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种，而是变异物种，它对人类文明冲击和干扰的程度，取决于文明社会何时警醒，取决于文明社会用多大力度、何种方式围剿它、消灭它。
      如果还容忍它成长、蔓延几十年，我担心即使那个时候加以歼灭，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已经难以估量、难以挽回。如果21世纪的世界由"中国模式"来主导，那人类受伤害的程度不会亚于一战、二战，它可能使整个民主体制也产生畸变。
      事实上，最近全球出现的反民主风潮，一些国家重回威权体制，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中共崛起的示范作用，而西方国家早几年的经济衰退是反效应。
      现在"中国模式"已经走出国界。如果它能够更"柔和"地处理好与各国政客、商人乃至民众的关系，那其力量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用"马歇尔计划"来类比习近平当局推出的"一带一路"，那是贬低了中共的雄心。
      我前面讲了，我并不是那么悲观，之所以不那么悲观，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共自身体制也中毒了，中国社会也中毒了，中共陷入错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意识到中国模式危害性的人越来越多。
      对未来的展望
      问：关于我们今天所谈的中国式病毒问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在讨论当今中国，讨论中国式病毒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如何看中国体制内有良心、有能力的人。
      从国际视野来看，坦率说，我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改善、政治转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比较失望。但我觉得西方文明孕育的科学进步，会出现对付中国式病毒的解药。
      相比政治，我更关注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现在科技比政治更有力量改变世界、改变速度、改变时空、改变价值、改变生命，当然也包括去除病毒。
      我有很深的危机感，但我并没有绝望。我相信中国终究能去毒，接受人类普世价值、共同规范，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唯一活路。

      ——VOA

      韩连潮：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Posted: 26 Aug 2015 07:58 PM PDT


      日本战败后奴工营解放时的美军战俘 （美国之音国符翻摄档案照）

      （作者韩连潮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 美国时间9月1日)，200多艘盟军军舰停泊在日本东京湾，海湾上空黑云压顶，然而在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盟军将领和美军官兵的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首先在《降伏文书》签字。9点22分，最后一名盟国代表签署完毕，正式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杀戮。
      瞬时，太阳破云而出，阳光普照海湾，1200余架美国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机和轰炸机马达轰鸣，以壮观整齐的编队飞越密苏里号战舰，再一次展示盟军的军事实力，庆祝二战胜利。

      美国战机和轰炸机编队飞越密苏里号战舰
      70年来，人们从二战的悲剧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学习到无数宝贵的经验，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尽管各国的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但这一体系基本有效地维护了世界和平，创造了经济繁荣，提高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这些年来，仍然不断有人企图重新改写这段历史，他们有的将侵略者说成受害人，有的将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夸大自已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事实胜于雄辩：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这一看法是基于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或其他任何国家，而是美国战胜了日本。
      根椐美国国会研究所资料，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动员了1611万人参军参战，同时在欧洲、亚洲两线作战，伤亡67万人，其中死亡人数40余万(战死人数近30万人），在亚太战死人数达10万人之多。
      这个数字与苏联和中国军人在二战伤亡人数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在西方所有盟国中则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牺牲和贡献并不一定成正比。美国的领导作用，工业能力，科技创新和军事实力奠定了二战胜利的基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美国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首先，美国是抗击日德法西斯的世界兵工厂。我们知道，美国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动员，生产了150艘航母，12万艘其他各类的舰船，30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240万辆各种车辆，大炮和榴弹炮4万多门，260万挺机关枪，子弹410亿发。到1944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三分之二的军事装备和物质是由美国生产提供的。美国生产制造的飞机比日本和德国生产总合还要多出一倍（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资料）。
      其次，美国消灭了日本帝国赖以生存的海军。从中途岛海战开始，美国转向进攻日本海军，日美两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海战，其结果是美国大败日本，掌握了制海权。美国陆海军联合评诂委员会资料显示，美国共击沉了611艘日本海军军舰(其中包括日本25艘航母中的21艘，以及仅有的2艘超级战列舰），2117艘商船，总顿位达974万吨，并将40万日本海军官兵葬送入太平洋海底。其他盟军海军共击沉了45艘日本海军舰船，73艘商船，总吨位28万吨。中国海军在二战期间唯一的战绩是击沉了3艘日本商船。
      美国对日本海军的致命打击，不仅使日本无法在整个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而且还切断了日本战略物质运输补给线，大大削弱了日本军工生产能力和前线作战能力，并让日本本土暴露在美军的火力打击之下，确定了日本必败的战略格局。
      失去制海权导致日本出现能源危机。石油是保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必需品，美国通过破译日本海军密码，对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石油生产和运输了如指掌，因而派出潜艇和飞机对油轮和油田实施打击和轰炸，有110艘日本油轮被美国潜艇击沉。1942年夏，美国还击沉了载有去南洋工作的1000名石油专家的＂大洋丸＂邮轮，几乎导致日本石油技术人员全军履没。美国的打击致使日本出现燃油短缺，战争机器运转失灵。据报道，日本投降后，美国士兵奉命前往首相官邸捉拿东条英机，发现他自杀未遂，他们花了两小时居然找不到一辆有油的救护车将其送医院抢救。由于缺乏战略物资，战争结束前期新组建保卫日本本土的众多师团无法获得装备。
      出任过日本首相和日本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曾表示，日本1942年11月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失利败于美国而之后，军中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日本此次战争必输无疑，因为日本丧失了制海权，只有坐以待毙。
      第三，美军在海战的同时，也给予日本空军以毁灭性地打击。美国用损失14533架战机的代价换来了消灭了2万架日本战机的成果（艾里斯:《二战数据统计》，1993）， 取得了空中优势，使其能够直接轰炸攻击日本本土战略目标、运输补给线和地面部队。

      总部设在昆明、前身为飞虎队的美国第14航空队是唯一一支在战区内组建和作战的空军部队。为了援华，他们飞越世界屋脊，空运了65万吨中国急需的军用物资。在执行驼峰航线任务的过程中，美国空军500多架飞机失事坠毁，468个美国机组牺牲。战争结束时，第十四航空队在华有2万美军和1000架飞机。尽管有种种限制，该部队击落和重创了2908架日本飞机，而己方飞机只损失193架。他们还击沉击毁了210万吨位日本商船和99艘军舰，以及18000艘运送军队和补给的小型内河船舶。第十四航空队还炸毁了1225辆火车机车，817座桥梁，4836辆卡车，击毙了近6万日军，完全掌控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历史网资料），有效地阻止了日本的进攻。日本第6方面军曾判定，由于美空军的打击，使其燃料严重匮缺，铁路运输线行将崩溃，他们将不得从中国南部撤退。
      第四，美国歼灭了日本陆军生力军。美国歼灭日军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据美国陆军参谋长报告，自珍珠港事件到战争结束，东方战线上共歼灭 ( 仅包括战斗中击毙、击伤造成终身残废、俘虏的人数，不包括非战斗死亡和减员）日军150万余人，其中中国战场约占百分之十七，印缅战场占百分之十一，余下百分之七十二均为美国单枪匹马所歼灭。战斗中死亡的日军近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军击毙， 中国战场击毙的日军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日本皇军在海外最精锐的师团，大部分也为美军所歼灭。

      第五，美国还通过科技创新发明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格局。不管历史修正主义者和反核人士如何臧否诟病核武器的使用，都无法否定其在促使日本投降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广岛和长崎是日本军事要地：广岛是前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领导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该部队负责日本南部的保卫。此外，广岛还是日本军事通讯中心、战略物资储存点和部队集散地；长崎则是日本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为日本战争机器生产弹药、军械和军舰以及其他重要军工产品。美军在日本投降前6个月的战斗伤亡是前3年战争的总数，越接近日本本土，日军抵抗越顽强。美国为了减少伤亡，争取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防止苏联介入，不得已使用原子弹。正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炸毁了广岛和长崎，才使裕仁天皇痛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无愧于抗日中流砥柱的称号。事实上，无论有无苏联对关东军的牵制，中国对支那派遣军的牵制，美国击败日本只是早晚的问题。
      由于中国并不是抗日的主战场，尽管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尸山血海，但并未改变抗日的战略格局。相反，没有美国的援助，尤其美国跨岛作战的胜利，迫使日本投降，中国很可能已彻底被日本所灭。完全可以说中国抗战胜利仅仅是美国战胜日本的副产品，日本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手下败将。这也是一些日本人始终对中国不买账的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对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可以借重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人力，使中国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而严酷的现实使美国人失望，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美军军史资料显示，美国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地方势力和共产党各怀鬼胎，并不齐心协力抗日; 政府和军队效率低下，腐败无能，无法承担抗日重任，因此，美国调整了战略，将重点放在跨岛作战，同时也降低了对中国的期待值，只求中国不与日本媾和，能够坚持抗战即可。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1941年有60万人，到1945战争结束时发展到105万人，屡战屡胜，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造成了320万中国军人丧生的惨状，日本投降时并未显现任何败象。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司令冈村宁次称，日本投降的消息尤如晴天霹雳，因为"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指奉命投降时）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以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8月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
      冈村的说法不无道理。抗战胜利前夕，日本派遣军为了清除美国在华空军基地，减少美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于1944至1945年初实施了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进攻，尽管中国战区的制空权已为美国掌握，国军又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日军，但在日军凌利的攻势下仍溃不成军，造成大片国土丢失，使美军在华的36个空军基地丧失殆尽。所幸的是，美国在跨岛作战中取胜，将空军基地转移到更近日本的马里亚纳群岛，继续对日实施轰炸。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是日军在华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 －－芷江作战（1945年4月至6月），双方打成平手。不过，这场战斗只是日军第二十军发动的区域性攻势，参战人员为3个师团共6万兵力，旨在占领芷江机场。中方投入兵力60万。战斗中，日军116师团击溃了国军的4个军，美国紧急空运其一手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新六军和其他"阿尔发"部队，并且派出4000美军顾问直接下到连队参战，加上现代化通讯和后勤补给，尤其是第14航空队的空中强力支援，才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退回原驻地。日军1,500人被击毙，5,000人受伤。中国军队6,800 人牺牲，11,200 受伤（美国军史资料）。这是抗战以来国军所取得的最佳战绩。
      早在1942年，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拟实施五号作战计划, 准备从日本本土、满洲和朝鲜派出36万作战部队增援中国派遣军，旨在一举攻陷中国设在重庆的临时首都，彻底击溃国民党的抵抗。但是由于美军与日军在南太平洋瓜岛上的激烈争夺战，牵制了日军，消耗了其资源，致使五号作战计划因得不到所需的兵员和30万吨的军事物资而不得不放弃。
      1944年底，冈村宁次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之后，为了减轻日本本土的压力，再次建议展开四川战役，消灭重庆政府，但日军大本营因美军会在日本登陆作战而否定了冈村的四川作战计划。美军又一次保全了重庆政府。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问题上都有不实之词。中国军队当时拥有4、500万的兵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然而，在日寇几十万人的进攻之下，溃不成军，八年抗战不能收复一座重要城市，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相反，大量的官兵投敌。据冈村宁次透露，在抗战胜利前夕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末期的短短几个月中，居然有40万国民党军队＂归顺＂。从1942春到1943年秋，整个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全部投敌。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大批地方国军投降的情况。
      抗战中，中国政府采取的黄河花园口决堤、抓壮丁、焦土抗战等措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可能远甚于日军的杀戳。尽管如此，中国在蒋介石委员长在领导下，虽然在军事上未能战胜日军，却没有向日本屈服媾和。连日军也承认与之对阵的主力是国民党中央军，尤其是黄埔系国军，而不是共军。虽然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都将一些精锐师团调住太平洋战场，但中国的确牵制了中国派遣军的大部分兵力。尽管这对击败日本的战略意义并不重要，但可能相对减少了美军的伤亡。
      中共声称自己是抗日胜利的关键更是滑稽可笑。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军队基本上是游而不击，坐收渔翁之利。
      中共吹嘘得最历害的平型关大捷，只是偷袭日军一个运输队而已。中共虽然在百团大战中打了一些硬仗，但也只是攻击了一部分小股分散的日军，并未与日军主力交锋，对整个战局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实际情况在其将领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吴任政委的115师685团是中共的精锐部队，参加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进入江南敌后区，从3千多人迅速发展到1万2千人，后编入新四军第3师，全师从2万人发展到7万多人。所进行的5000多次战斗，大都是与所谓国民党＂顽军＂以及伪军争夺地盘而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所谓反扫荡，共军基本上是化整为零，东躲西藏于数量少于自己数倍的三流治安日军的追击。吴透露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下半年，其部队整整一年多没有打仗。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的近三年时间里则是按延安指示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其他敌后游击区的情况大体与之相同。
      中共在抗日中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让蒋介石先生安全返回南京领导抗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安兵谏实际上是中共一手策划，周恩来和杨虎城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迫使蒋先生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让国军过早地在淞沪战役中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后抗战举步维艰。
      还有一个常常为国人忽略的历史事实是，美国是为中国主持公义，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而受到攻击被迫卷入战争的。
      日本1931年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美国站在中国一方，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拒绝承认满洲国，并对日本实施了有限制裁。由于民意不赞同卷入东亚战争，同时众多官员认为美国在华利益无足轻重，加上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现状，美国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导致美国民意发生逆转，美国开始挑战日本。罗斯福总统7月7日当天宣布美国的《中立法》不适用中国。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信贷和租借法案项目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质，另一方面逐渐加强对日本贸易制裁。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美日贸易条约，1940年开始实行对日实行部分禁运，包括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1941年7月又实行全面禁运，并进一步冻结了日本资产。但是，由于军事上没有准备，美国政府和军队都不想介入与日本的直接武装冲突和战争，还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
      由于百分之八十的日本石油依赖美国进口，美国的禁运给日本侵略战争带来巨大困难。为了攫取战略资源，继续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决定南进，占领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产油地区。而日本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存在，让其无法保障南方战略资源基地。因此1941年7月的御前会议批准了南进的作战计划，随后又批准和实施了由哈佛毕业生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领导制定的偷袭珍珠港计划。
      与此同时，美日继续外交谈判。美国坚持解除禁运的的一项主要条件是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但日本根本没有意愿从其占领的中国土地上撤出，导致谈判陷于僵局，日本领导人因而作出美国没有诚意外交解决的判断，决定日军必须迅速行动打击美国海军。而美国领导人则认为谈判尚有可能，日本缺乏军事实力直接攻击美国领土。在日本1941年12月7日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举国上下震惊，决心还击日本。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然而，战后相当多的阴谋论人士和历史修正主义学者认为罗斯福总统在美日关系上玩弄阴谋诡计，诱使日本上勾，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为美国参加二战找到口实。日本靖国神社中关于二战起因解说词也一直坚持这个说法，2007年才被摘下。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质上是为侵略者开脱罪责。因为从笔者读到的历史资料来看，虽然罗斯福总统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没有一条情报准确地指出日本会在何时何地攻击美国目标。毫无疑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
      另一说法是，日本的投降是苏联出兵满洲的缘故，并不是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结果。这也是无稽之谈，其目的在于谴责美国没有必要使用不人道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事实上，8月8日，广岛被炸第三天，外相重光葵进宫觐见天皇，报告了从外台汇集的有关原子弹的信息，天皇当即决断终止战争，而东京8月10日才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此外，日本当局对苏联参战的震惊，不是因为惧怕和苏联交手，而是因为其要求苏联保持中立，与美国斡旋日本有条件投降的期待破灭所致。
      总之，无论中国抗战多么悲壮惨烈，多么可歌可泣，付出的代价多么惨重，中国未能在抗战中取胜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整个一部抗战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血泪史。不直面这一残酷的历史事实，把头埋在地里，屁股翘到天上，妄自尊大，化友为敌，甚至不惜篡改抗战历史，为自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背书，向周边国家示威显狠，打着和平的旗号反和平，就不可能真正从二战中吸取教训，反而会重蹈日本军国主义的覆辙。
      美国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拯救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占领中国的一寸土地，也未从中国获得任何特殊利益，功莫大焉。我们应当感恩戴德，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认同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内治修好，外施王道，化干戈为玉帛，共同维护战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这才是我们纪念二战胜利，反思历史和缅怀先烈的真谛和应持的态度。

      ——原载VO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8, 2015, 7:23:03 AM8/2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前路透社总编史进德：“中国世纪”提早结束了？

      Posted: 28 Aug 2015 12:17 AM PDT

      就像是在开心屋里照哈哈镜，你看到的中国都是你希望看到的——历来如此。
      有时候，你看到的观点积极得势不可挡，认为这块土地是个永远扩张的市场——就像19世纪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纺织厂主乐观高估中国的布料需求量，相当于把每个中国人的长衫都加长了一英寸；或者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无限饱和——就像当今的智能手机分析师在预测中国市场普及率时，从目前的40%直线外推。有时候，你看到的是固执的负面看法，就像19世纪时有人认为"黄祸"(Yellow Peril)在洗劫世界，或是上世纪60年代有人认为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共产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夺取政权。
      我们刚刚告别了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世纪"的时代。赶时髦的西方家庭给自己的孩子请了中国保姆，让孩子们听中文摇篮曲，让他们在20年后更加胸有成竹地投入高盛(Goldman Sachs)的实习竞争；潮人们从纽约布鲁克林搬到北京的三里屯，以炫酷的经历妆点自己的履历；银行、经纪商、私人股本公司、咨询机构以及媒体公司纷纷扩充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以获取看似手到擒来的财富。
      但是，其中有多少投资和规划是基于严谨分析、而不是基于情绪和时尚潮流呢？
      人们只需要稍稍看一下过去的档案就能发现，一些人基于中国的经济数据作出决策，然后写下长篇大论谴责这些统计数据的价值和准确性，然后在这些数据看似糟糕时恐慌不已，接着再次批评那些数据，最后——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表示，只有中国的数据出现好转时，当前的市场灾难才会结束。
      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它使自己的体制和运作如此不透明。正是不透明制造了传奇，搅动了情绪。
      然而，情绪投资也会回归均值，就像金融投资一样。
      当美国一个大型新闻频道的主播声称自己从未听说过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时，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回归；当美国一名领先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声称中国国家主席只配汉堡快餐招待、而不配国宴礼遇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回归；当未来一个又一个董事会要求提交关于"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是否值得"的报告（你可以肯定会出现这种局面）时，我们将看到的也是这种回归。
      人们只需要把日本作为对照（虽然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讨厌这种对比，特别是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临近之际）。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是"世界第一"；其英明的政府官僚在与工业界合作引导经济时所向披靡；股市一路上涨。不可避免地，美国学生蜂拥参加日语入门课程；金融机构和媒体纷纷落户东京抢占地盘；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直到情况急转直下。如今，尽管其仍然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日本传奇已经结束，几乎没有什么全球企业给予日本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关注和投资。
      中国有很多有利条件。其庞大的人口必定会带来更多的产出、更多的消费以及更多的建设。中国的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将得到发展，其基础设施需求和梦想也会越来越大。人民币及中国外交将会在世界上扮演更大角色。但是传奇无法制造，梦想不能强求。
      未来能在中国有所斩获的人将是现实主义者，而非梦想家。尽管转变痛苦，但这很可能是一件好事。
      译者/马柯斯
      作者为路透社前全球总编辑、汤森路透中国区主席，现为香港Tripod Advisors咨询公司创始人。

      ——金融时报

      李兆富：从津爆看中港矛盾

      Posted: 27 Aug 2015 11:49 PM PDT

      天津大爆炸，是一宗悲剧。不过，从事件可以见到香港人对大陆以及共产党统治者的观感，也可以反思中港矛盾的真正问题。

      香港有一派比较年轻的，基本上对津爆是莫不关心。我还记得当年汶川大地震，香港人还是甚为关心灾区人民的境况，不少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这一次，津爆完全牵动不了那份同理心。究竟是香港人新一代完全没有那份同理心？还是他们已经有了一种共识，认为在大陆发生的人祸，都是一种共孽？

      年纪比较大的一群香港人，我说的是大概四十开外，经历过香港到特区过渡期的一代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为今次是一宗阴谋。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在这个圈子都被热烈讨论。有人说军方和派系因为遭政治打压，所以策划一次谋反，企图向现中共领导还以颜色。他们还言之凿凿地拿出各种卫星图片，去证实今次爆炸是一宗阴谋。但我也听过另一种说法，指策划爆炸者是当权一派，目的是要嫁祸予另一派系和军方。总之，阴谋论的特点，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证实，究竟事情熟真熟伪。

      我没有内幕消息，就算有，也无从得知消息真伪。不过香港的情况，可以反映在大陆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理解这个国度。今天的香港，普遍有两种人，一种希望中港河水不犯井水，大陆发生的事，香港不闻不问，另一种则完全不相信中共，虽然表面上他们仍然关心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但在心底里，他们同样是希望香港可以继续是，河水不犯井水，可以说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

      在政治和政策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支持只会越来越强。 社会上唯一的分歧，就是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中港究竟要融合到甚么程度。有一派认为，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融合，最终会令到政治和政策上的融合。另一派主张，香港没有中华文化，就只会是一个孤岛，最终还是会被吞噬。

      孤岛也好，围城也好，香港这个社会在隐隐然之间，有一种存在危机。中共似乎对于这种存在危机，不以为然，甚至觉得，香港人也应该有一种民族自豪，对中国制度要有信心。这是中港矛盾最深层的问题，其他的冲突，只是表像，处理了表像但没有针对根本问题，最终问题仍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下星期，正当北京在大搞抗战七十周年阅兵，在深圳会有一场香港对中国队的世界杯外围赛。我担心这一场足球赛，将会触发另一场中港矛盾。在十一月十七日，中国国家足球队将会到香港作赛，到时是香港主场，那将会是另一个本土意识的高潮。坦白讲，虽说运动不涉及政治，但事实上运动就是政治。我想中港两地的政府，也知道这两场球赛的政治意味。最好的结局，就是一场骂战后，一切回归到正常。但也有可能，球赛过后中港矛盾更加明显。

      ——RFA

      杜光：抗议安全部门禁止老人聚餐的非法行径

      Posted: 27 Aug 2015 10:12 AM PDT

      （参与2015年8月27日讯） 8月25日是我们一些老人原定聚餐的日子。老人们聚在一起，无非是见见面，喝喝茶，聊一会儿天，吃一顿饭，然后握手道别，各自回家。就这么平淡无奇的小事，却遭到安全部门的干涉。几天来，散住各处的许多朋友分别被约谈，被告诫不得参加25日的聚会，有的当天还上门阻拦；聚餐的饭店被警告不得接待我们就餐，三四个便衣就地监守。一件合情、合理、合法的小事，却要动员大量警力来干涉、禁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给一个起码的说法，反映了某些安全部门目无法纪、肆意横行的野蛮作派。一方面是剥夺我们这些老人的人身自由，连走到一起吃饭的权利都被禁止；另一方面是践踏宪法和法律，以维稳之名，行专政之实，推行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事情虽小，却反映了违宪违法、侵害公民权利的大问题。作为被剥夺了聚餐自由的当事人，我对北京市安全部门这种倒行逆施的非法行径，提出强烈的抗议。

      老人聚餐是我和几位朋友在五六年前发起的自娱自乐的活动。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日薄西山，时日无多，但又忧国忧民，渴望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共同的思念和期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大家商定，春夏秋三季每月碰一次头，见见面，喝喝茶，聊聊天，交流信息，共进午餐。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任何计划安排；不限制参加的人员，常有闻讯而来的中青年朋友，有时甚至还有安全部门的人，我们一概欢迎，平等对待；也不限制发言内容，支持不同看法的争论，如有一次高瑜和曹思源就一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有老年朋友去世，我们就借聚餐的机会，哀思追悼；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我们聚餐时经常谈及的话题；当然也难免评骘时政，臧否人物，介绍个人遭遇，畅谈所见所闻。总之，每次聚会，都是一场自由的心境之游，给我们带来舒畅和充裕的快感，成为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

      这种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无害于国家社会的活动，却招致了周永康把持的安全部门的敌视，几年来屡受干涉：预定的聚餐地点，多次因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告而拒绝接待，我们被迫临时另觅聚会场所；有些参加聚餐的朋友，多次被告诫不得参加，因而遗憾缺席，或不得不玩弄捉迷藏的把戏，辗转倒车前来参加。我们的这些亲身体验表明，本应维护社会安全的权力机关，被用来干涉、破坏公民的正常活动，制造不安全的因素；国家的财力人力，消耗在有害无益而且违宪非法的行径之中。从这个小小的社会侧面，充分反映出权力运作的专制性质。

      8月25日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的逝世五周年纪念日。谢老的女儿谢小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两三个月的奋战，编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集《五年来》。本想这次聚餐就以纪念谢韬为主题，给大家分发《五年来》，不料却遭遇了权力部门的打压。安全部门三度告诫谢小玲，不许她参加聚餐，她24日晚不得不关掉手机，睡到朋友家里，第二天来到聚餐地点，却见饭店门口站立着四五个便衣，其中就有对她监控已久的安全人员。此人表面还算客气地催逼谢小玲回家，她无奈地上了车。在此前后，许多参会的朋友陆续来到，原定的饭店曾经多次招待我们就餐，此次却被迫拒绝接纳我们。有的朋友失望离开，有的却坚持另觅地点聚餐。好几位朋友都谈到，他们前一两天都曾被约谈告诫，不许参加这个聚餐会。会后还了解到，有的朋友准备来参加，但被民警劝阻，拖延欺骗，耍尽心计，为的就是不让你参加聚餐。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已经10个月了，"决定"谈到依法治国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们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我不知道十个月来这些承诺有没有落实，落实了多少。但从我们切身的体验感受到的，却是同这些承诺背道而驰的非法行径。所谓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总的精神是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权力运行，或者，更精确地表述为：规范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因为侵害公民权利的行径，归根到底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如权贵资产阶级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他们有权；豪强资产阶级的出现，靠的是官商勾结，贿买权力；甚至一些社会问题，也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我爸是李刚"之类。所以，依法治国也可以归结为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权），依法保民。北京公安部门加之于我们的迫害，完全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请问，你们如此滥用权力，剥夺我们聚餐的自由权利，依据的是哪个法律的哪一条文？我们相聚见面，触犯了哪个法律的哪一条文？难道我们的权利不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吗？为什么？请北京市的公安部门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并且，在承认措置失当的基础上，保证我们今后的聚会不受安全部门干扰。
      同时，也请中央有关部门关注这件事情虽小、意义重大的案例，从依法治国的高度，作出明智的判断，以总结教训，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是抗议，也是期待；我向海内外倾诉我的不平，也期待北京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明智。如果这个期待落空，中国社会依然笼罩在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阴影里，我也就只能"哀斯民之不幸"了。

      2015年8月26日下午

      ——参与首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29, 2015, 6:02:03 AM8/2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吴戈：中國的孤獨藏得住嗎

      Posted: 28 Aug 2015 05:35 PM PDT


      中國是極少孤獨的國家，古時就有萬邦來朝，毛時代更有「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如果說這還只是靠第三世界國家湊成數量優勢，1972年的中美建交又和西方發達國家一舉搭上了線。如果說這樣的代價是與最親密的老大哥吵了30年，89後與美國一疏遠，中國又立刻重回俄羅斯懷抱，可謂要風有風，要雨有雨。
      最近情況不大一樣。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活動，中國共向51國發出邀請，僅日菲不接受，最終有確認出席的包括30位領導人、19位政府高級代表和6位前政要，數量看似不小。
      然而誰都看得出來，二戰時期關鍵的西方盟國缺少代表，參加閱兵的11國方隊更是多數沒親眼見過法西斯，更不用說不倫不類「派代表隊參加閱兵」的阿富汗、柬埔寨、斐濟、老撾、瓦努阿圖、委內瑞拉六國。
      而朝鮮不惜以武力騷擾干擾韓國總統參會，隨後又派位次並不靠前的高官來參加，中國還笑臉相迎，在國際上的形像可謂極為尷尬。
      即使如此，不惜篡改歷史來強調本黨合法性、強化領導人個人地位，當前中國官方似乎已別無選擇。將參加過內戰的國民黨抗戰老兵稱為「有血債」，居然還能迎來連戰的捧場，也的確給他們安慰。因而這一切在國人和國際社會眼中的公論也就完全可以無視了。
      當然，中國畢竟無法脫離全球化而閉關，國內就有公眾意識到：靠閱兵強化統治多為極權所為，特別是其納粹和蘇共源流，而民主國家多有紀念陣亡者、尊崇退伍老兵的巡遊，卻少有勞師動眾的閱兵。對這些置疑，雖然黨操縱的「網絡志願者」也只能以奧巴馬上任時華府各軍兵種小規模地向三軍統帥致敬的儀式辯解，其實在中國最高統帥文革時期奠定的思想體系中，這種與西方的疏遠和差異恐怕根本不在話下。
      因而，整個大閱的風格毫無忌憚地向對這次閱兵搗足了亂的朝鮮靠攏——軍樂團出現了出身藝術學院，俏臉、細腰、豐胸的女指揮，美術館掛上了領袖與軍民一家親的巨幅油畫，軍服放肆地增添滿漢全席式的明黃和大紅點綴，本有沙眼的忠誠死士為所謂的國威練出了57分鐘不眨眼的神功……。
      就連分明效仿美軍，將閱兵裝備按作戰體系編組的做法，各個模塊的編號卻高傲地蔑視西方，采用漢語拼音而不是英文縮寫表示，弄得全國至今只認出TJ是指突擊，FK是防空，EP是二炮，對HD和XY之類仍不知所雲。
      不止如此，中國近年在國際上的措辭也早已特立獨行起來。同國內用「規矩」高於「法律」的異類一樣，中國在國際上言必稱「關切」，卻羞於提「利益」。搞得有些喉舌連日本的戰略利益前也要自覺加上「所謂的」，而俄羅斯在MH17被擊落一事中極力掩蓋和阻撓揭露的罪行卻被中國主動封為「重大關切」。
      好在這樣的荒謬又有靠近乎窒息的輿論管控來掩飾。在中國，當前的國際時事評論往往必須這樣才能合法發表：
      視而不見中國對國際秩序粗魯的挑戰，對國際法和國際准則冷嘲熱諷，對新秩序的建議卻以中國一己之利為最高準繩；
      在美國已開始重新審視中美關係，後悔近幾十年對中國幫助太多而遏制太少的情況下，幼稚地要求美國要對華友好就不應有任何防範；
      在中國全面蔑視、敵視和挑戰西方價值觀和現實利益，在軍事上不斷冒險的情況下，終日指責美國缺少增強互信的誠意；
      狂妄而誇張地嘲笑美國TPP破產、在東歐失敗、國內經濟政治反恐全面告急等「內憂外患」；
      堅信經濟陰雲密布、政治鬥爭白熱化、社會動蕩的中國還有的是本錢要挾美國，兩國不過是安全困境，即將登場的習奧會也能為美國難以為繼的亞太戰略解套；
      這麼說話，中國人當然感覺不到國家在世界面前的孤獨，但這不過只是麻醉一批無知者而已。

      ——东网

      乔木：拿什麼紀念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Posted: 28 Aug 2015 05:34 PM PDT

      中國正在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重頭戲是9月3日的閱兵。自鴉片戰爭的百多年以來，中國得到的深刻教訓是落後就要捱打、弱國無外交，因此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富國強兵。
      現在國家和國民富沒富不好說，但至少是政府富了，早已成爲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兵強不強很多年沒有戰爭檢驗，但至少是人多裝備好，最近又剛剛打掉兩個貪腐的軍委副主席，顯示了穩定軍心、重振軍備的決心。
      過去中國屢遭侵略，現在強大了，以中國的實力和影響，恐怕不會擔心再被侵略。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實力，威懾敵人。
      如果紀念僅僅停留在富國強兵層面，就過於簡單了。一方面，實力的增強，特別是軍事力量的提升，需要可持續的發展和制度的保障。歷史上的亞歷山大帝國、蒙古帝國、阿拉伯帝國等單純靠軍事崛起，轉瞬即逝。蘇聯更是稱霸一時，但由於制度的缺陷，最終分崩離析。
      因此，紀念戰爭的勝利，除了增強實力，還要有制度的創新，後者叫軟實力也可以。軍事、經濟爲主的硬實力，只是保護自己、震懾敵人，而政治、文化爲主的軟實力，可以推廣自身、感召他國、擴大盟友。
      中國官方紀念抗戰，直接針對的是日本，但更大的戰略對手無疑是美國。中美兩國當年由於共同的政治價值和安全利益，並肩抗擊日本。現在，日美製度相同、價值觀一致，而中國卻站在另外一邊。和日美比起，中國是硬實力不硬，軟實力更軟；而美國則是硬實力不軟，軟實力更硬。雙方最大的差異無疑在政治制度方面，既有對內的穩定，也有對外的感召。這方面誰佔上風，應是很清楚的。
      說白了，紀念戰爭最主要的是要發展民主。一方面，德、日當年由於法西斯獨裁，對外侵略，挑起世界大戰，最終不光沒有崛起，反而招致政權覆亡；而正是由於戰後的民主化，重新崛起，民主政治用和平的手段，確立了大國地位。
      國際關係的學者研究了二戰後幾十年的地區戰爭和軍事衝突，發現一個規律，就是所有的戰爭都是發生在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是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而沒有一起是發生在民主國家之間，這就是「民主和平論」。因爲民主國家內部決策透明、軍費公開，國會、法律、輿論對戰爭都有約束。儘管不能絕對避免戰爭，但會對戰爭的烈度、時長、撤軍等產生影響，至少對屠殺平民、虐待戰俘有所約束。
      民主國家之間，有太多的協商、談判、仲裁、妥協機制，根本不需要訴諸武力。美日、美歐之間戰後一直有激烈的貿易戰和各種利益衝突，但由於共同的民主制度，確保不會開啓戰端。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紀念二戰的重點應該是防範、反擊法西斯。法西斯作爲中間插着一把斧頭的「束棒」，就是極權，主張「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袖」，對內剝奪民衆的公民權、政治權和財產權，對外炫耀武力、權力、財力，不守國際公約。
      鑑於慘痛的戰爭和歷史教訓，現在很難再有德意日那樣的極端法西斯制度，但是政府不斷擴張權力、打壓公民權利的國家和事例仍然存在。因此如何實現民主，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保和平，應該是現在紀念反法西斯勝利的重點。

      ——东网

      胡少江：中国股灾的两个原因

      Posted: 28 Aug 2015 02:30 PM PDT

      网络漫画
      本周一，中国股市遭遇到八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虽然世界其他股市当天也同现跌势，但是与它们相比，中国股市的跌幅均在他们的两倍以上。星期二，虽然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股市都转而上扬，但是中国股市却继续大幅度下跌。星期三，在政府紧急出台降息降准的提振股市的政策之后，中国股市仍然呈现跌势。直到周四和周五，中国的股市才开始止跌回升。

      一周下来，中国股指的周跌幅达百分之七点八五。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次中国股市的大跌恰恰发生在政府信誓旦旦声言救市的同一个月里，从七月中旬以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总跌幅接近百分之四十，从五千一百多点跌势今日的三千二百余点，跌幅倨世界之冠。这一个半月以来中国的股市跌势，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安。

      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言外之意是中国的股市本不当出现如此巨大的下跌；数周以前，官方媒体甚至将中国股市的下行归结为外部敌对势力唱衰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有问题的。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名义上仍然为百分之七，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是稍稍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产生很深的怀疑。

      最令人产生怀疑和不安的一个现象是，正当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准备提高美元利率的时候，中国人却在等待著中国的央行降低银行利率。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经济的真实增长速度较高，人们担心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时，央行才会提高利率；而当人们期待央行降低利率的时候，一定是大家都感觉到了经济存在著巨大的问题，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

      上述现象足以证明中国经济基本面远不如数字看上去那样好。当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的问题只是中国股市大幅度下滑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股市选择在当前这个时机、以如此戏剧性的速度下滑还有著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绝对不是所谓外部势力唱衰中国的阴谋；而是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团队的无知和无能。

      这一轮中国股市的上扬始于一年半以前，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三十多年以来最大的增速下滑的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全然不顾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投机性行为和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中国政府仍然盲目地试图通过刺激股市来减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压力，同时也试图通过股市上扬所带来的所谓财富效应来刺激消费，以减缓由于出口减速和投资不足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政府的政策放任和鼓励了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将大量货币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到股市。当市场感受到过度投机行为对中国金融系统可能产生的威胁时，中国政府又仓促采用极为生硬的手段"去杠杆化"，直接导致了股市的全面恐慌。随即，中国政府出于压力，又很快出台一系列政治化和行政化的救市措施，进一步扭曲市场，营造了中小股民依赖政府进行股市投机的气氛。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出尔反尔，在股市仍然动荡不定之际，数周之后突然终止了早先信誓旦旦的救市政策，令那些在政府鼓励之下入市投机的中小股民再次陷入恐慌。更有甚者，中国政府又在市场十分敏感的时刻以所谓"汇率改革"的名义，令人民币大幅贬值。这些措施令市场完全失去了对市场、对政府的信任，形成了对股市的致命一击。

      综上所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问题是这一轮股灾的基本原因，那么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臭招"不断，则是这一轮股灾的直接推手。

      ——RFA

      依恩·布雷默：“大而不能倒”的中国

      Posted: 28 Aug 2015 02:01 PM PDT

      8月12日发生在中国东部城市天津一处化学品仓库的爆炸，也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地方，但它象征着很多外部人士看待中国的方式：这个国家的黑暗势力有朝一日可能出于不可告人的原因突然纵火，制造巨大的损失。

      整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消息都令人战战兢兢。6月和7月间，该国基准指数上证综合在不到一个月内下跌超过30%，令全球市场震动不已，这一暴跌仅仅源自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一连串疲软的经济数据加上最近人民币突然贬值，激起了人们的担忧：中国自然放缓的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及出口均已掉落——或许正在以比人们预料的快很多的速度减弱增长势头。

      就业机会的丧失会转变为街头抗议，从而会在一个眼下对全球增长和稳定来讲至关紧要的经济体中制造不确定性（去年，全球增长总量的38%源自中国，较2010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23%又有上升）——在这样一个国家，上述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该国领导人知道，驱动中国经济由大量依赖出口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转变，将不可避免地令增长速度由两位数字减缓至更加可持续的水平，但这一复杂而高风险的经济改革进程并未如他们所希望的那般平稳推进。这个夏天的混乱凸显了诸多挑战的存在，这些挑战令中国的长期实力在很大程度上疑问重重。

      然而，中国一定不会很快出现严重的麻烦。其领导人手中拥有稳定中国市场和刺激其经济所需要的现金和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假如有必要，北京将运用它们。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很快会发生重大人口问题，并且环境方面的威胁日甚一日，但中国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仍然在上升当中。事实上，我们已完全步入了一个或许可称为"中国十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那些长期问题最终造成损失之前，中国快速扩展的全球影响力会推动它跨域一个重要门槛，并且变得不可能被无视。


      世界将见证"中国十年"

      自187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引领世界经济的龙头。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经不是假如而是何时的问题。考虑到不同的汇率并加以调整，以被称为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测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已成为全球第一。随着美国依旧疲弱乏力，欧洲深陷泥沼，很多新兴市场正在苦苦挣扎，至少在今后一些年，全球经济将依靠中国来驱动前行。

      即便其增速今年已下降到更可持续的大约7%，作为石油、天然气、金属制品和矿产品的超级消费大国，中国还将继续显著获益于更低的商品价格。全球原油价格相当于一年前的一半，并且，中国更加平缓的需求、欧洲不冷不热的增长、北美有弹性的供应以及伊拉克和伊朗（随着禁令的取消）生产增加，可能将在今后一些年内令石油保持廉价。另一重保险是，中国持有大约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第二大外汇储备持有国日本的两倍还多。假如中国经济需要紧急刺激，那就是相当大的一笔应急储备基金可供取用。这笔外汇储备还是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强大助推力量：这样的投资可以为中国企业创造机会，为中国的工人创造就业岗位；对其决策者来讲，则意味着形成遍布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力。

      但中国真正的短期优势在于其日渐强势的政治领导层。两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启动了大范围的反腐败运动，以恢复民众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信赖并排除其反对者。那一干劲十足的运动已将数万干部清除出党，并将一些中国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官员送入监狱。习近平完全可以说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并且，他运用那种权势的意愿可能最终在领导层内部制造危险的分裂，特别是当该国在经济上变得不稳定时。但目前，异见横遭噤声，党保持了团结。

      这样的团结在国际上获得了回报。当美国人正在争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多么积极，当欧洲人被距离家门更近的诸多挑战弄得心神意乱，在这样一个关口，中国将继续运用海外贸易和投资来推进其国家目标。考虑一下中国的进步有多大。1977年，中国仅占世界贸易的0.6%。现在，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贸易国家，超过12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多于与美国的。

      在这个中国十年，我们还将见证由中国人领导的跨国机构的成长，这些机构令外国政府不必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政府这种传统的西方放贷者，就能借钱修建道路、桥梁、下水管道、港口和其他项目，而这些西方放贷者会坚持要求进行恼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换取它们的资金支持。中国发展银行、新发展银行（中国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发起成立，但由中国主导）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银行将美国的重要盟友如英国和德国列入创始国家）均夯实了这一战略。为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开辟新的商品交换路线，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该倡议一道，上述这些机构将帮助中国作为国际认可的首选放贷者加入发达国家行列。那将帮助中国以对其有利的方式重新定义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则。（金砖国家是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统称，这些国家名称的英文首字母组合为BRICS，意为砖块。——译注）

      短期内，中国还拥有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虽然中国总有一天将遭遇来自印度的更加棘手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改革计划勉强起步，并且印度经济的规模仅是中国经济的大约三分之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愈发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意味着他迫切需要将欧洲的能源消费国替换成亚洲的——这会令克林姆林宫受制于北京。即便有论者谈到美国作为亚洲枢纽的地位，但来自圣战组织的威胁以及伊朗与沙特之间日渐激化的角力带来的诸多挑战，完全可令美国依旧过于分神，乃至于无暇充分关照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的限度

      但中国的崛起有其限度所在。这个夏天股市的剧烈波动提醒人们，面向市场力量开放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需要有镇静的头脑。投资者能应对紧张局面，或者不愿承担风险的领导人将坚持既定路线，这些都是没有保证的。令受控的货币直面不可预见的供需压力时，道理是一样的。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市场的反复无常将生成一个僵化的政治体制所无法吸收的震荡波。为避免短期危机，中国领导人可以进行干预——这个夏天他们正是这么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紧急措施的有效性难免会降低。

      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胎化政策，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198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是22.1岁，这意味着有数亿年轻中国人可为该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贡献劳力。截至2013年，这个中位数年龄是35.4岁。一项联合国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将达到46.3岁。那意味着，更少的中国人到本世纪中叶将成为劳动人口，而更多的中国人将领取养老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侵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从人口形势上看，中国的全球对手美国表现得更加强劲，中国的首要新兴市场对手印度则特别如此。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但它们已经是富裕国家。中国有可能最终遭遇的局面是人口老龄化，但从人均基础来看依旧是个贫穷国家。

      我们也不应低估中国的有毒环境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冲击。一份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的报告警告说，中国五百个最大城市中，仅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官员承认，该国三分之一的地表水和60%的地下水目前已"不适合人类接触"。但遏制污染的努力尚未取得太多进展，而且，天津的爆炸提醒我们留意监管措施执行不力的情况。

      这些问题将变得愈发难以遮掩。近年来，北京加强了互联网审查，但鉴于中国有超过6.5亿人上网——其中超过5.5亿人通过移动设备上网——中国领导人知道，在未来一些年中，他们将只得愈发密切地追踪公众言论。这个政权将必须殚精竭虑以掩盖执政缺陷和内讧，同时应付公众对稳定、繁荣和更负责政府日渐增进的期待。孤注一掷的政府想尽办法遮掩有关天津爆炸的新闻，而普通中国人尽其所能通过社交媒体绕过那些屏障，就是明证。领导层内部，在相信信息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改革派与认为信息流动必须保持在国家严密控制之下的强硬派之间，存在激烈角力。目前是强硬派占上风——这对短期稳定来讲或许是利好的，但长期来看有局限性。

      随着中国人口走向老龄化，劳动力萎缩，中国工人要求的更高工资将削弱很多目前中国享有的相较于美国的成本优势。未来一些年，中国还将面对来自印度，争夺影响力和资源的更加棘手的竞争。确保石油、天然气、金属制品和矿产品的长期供应并为过量的产品找到新市场的需要，或许会将中国政府拖入它绝少有成功应对经验的外交政策冲突当中，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公开力推的经济改革将取得成功，这依然远非板上钉钉之事。北京必须重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确保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更多他们国家的产品。它必须形成和培育已令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洲竞争对手得以实现持续增长的那种鼓励创新的文化。它必须缩小日渐危险的贫富差距，并确保更加优质的治理延伸到通常较为腐败的地方层级。假如做不到，社会骚乱将动摇整个体制，这种严重风险是存在的。届时，中国的主导地位就可能被证明是短命的。


      短期内"大而不能倒"

      但是在短期内，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增长，中国将拓展其影响力并挑战既存的国际秩序。那已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官员似乎忘记了，中国已变得太重要、太有影响力了，乃至于当他们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时，中国并未严肃对待华盛顿。北京业已展示出一种建立新联盟的能力，这些新联盟会去挑战西方领导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种机构的绝对主宰地位。这些机构是在二战后为确保美国及其盟友设定全球商业规则及国际参与条款而创立的。甚至英国也已认识到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及其潜在价值，并正签约参与到中国的一些项目中。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竞争以及某些层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改变中国或者约束其领导人海外活动方面，未来美国总统的权力将是有限的，但华盛顿采取的态度可以帮助判定，这个中国十年是良性竞争的时期还是真正危险的时期。

      然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固然可能看上去危险万分，一个孱弱、不稳定的中国则可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脆弱性将令北京愈加反复无常，在这个全球经济的新核心地带制造不确定性。中国十年将构成一个挑战。一个不稳定的中国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灾难。

      （作者系美国政治学者、欧亚集团总裁，著有Superpower: Three Choices for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等多部著作，自2014年12月起担任《时代》周刊特约编辑。本文原刊于《时代》周刊，2015年8月31日出版，原题："The China Decade"，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作者：依恩·布雷默（Ian Bremmer），译者：听桥，《纵览中国》

      郝柏村︰為還原抗戰歷史真相 致大陸當局的公開信

      Posted: 28 Aug 2015 02:00 PM PDT

      郝柏村
      中共決策領導諸君： 

      　8年抗日戰爭，在中華民族戰史上歷時最久，長達8年1個月又8天；戰場的面積最廣，達500萬平方公里；犧牲最為慘烈，軍民多達2000萬人傷亡，戰果也最悲壯輝煌，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資產，也是愛國教育最好的題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唯有中國是以貧窮落後、軍閥割據的弱國，對抗世界第一流強權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靠全民奮戰到底的意志和精神力優勢，贏得最後勝利。其他同盟國以美英蘇為主，面對的軸心國德意日，皆屬已開發的國家。他們都能製造飛機、大炮、戰車等精良武器，交戰的本質是為了霸權，決勝的核心是物質力，與中國抗日的本質不同。 
      　精神力優勢的形成與發揮，抗戰初期的國共第二次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其領導人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他克服了日本誘和、汪精衛投降、國共摩擦等內憂，以及國際觀望、盟友出賣等外患，堅持抗日第一、抗戰到底的意志，才贏得最後勝利。老實說，沒有蔣先生的領導，就沒有抗戰的勝利，以及中華民族的雪恥復興，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第二次大戰後，日本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承認侵略，在其歷史教科書中，以「進出中國」代替「侵略中國」，日本政要到靖國神社，向戰犯的牌位行禮，加上傷害並淡化慰安婦等暴行，我們都嚴重抗議，就是為了捍衛歷史真相。 
      　由於1949年國民黨失去了大陸政權，抗戰歷史的真相隨着被隱沒，甚至扭曲了。1950年代初期，內戰的餘恨正濃，基於反蔣仇蔣的意識形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已事隔60多年了。德法本為世仇，現為歐盟合作的主體，難道我們要把蔣毛的宿怨，世世代代流傳下去？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全民的貢獻，非蔣先生個人的功業而已，但他是領導人，則為不爭之史實。 
      　5點建議 探討歷史真相 
      　今適逢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將舉行盛大的閱兵，我雖不便參觀，但肯定各方的紀念。既然如此，我建議大陸新世代的決策領導人，以更寬廣的胸襟，本實事求是的精神，客觀公正，實話實說，探討抗戰歷史真相。如此，盛大閱兵典禮的錦上添花，才更有意義。 

       　我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聯合台北、北京、日本和全球的二戰歷史學者，根據各方所提資料，公開研討抗戰歷史真相，達成共識。 
      　二、重慶為抗戰首都，應在此地建造抗戰紀念館，並恢復抗戰勝利紀功碑。 
      　三、22次重大會戰戰場的核心地點，應建造抗戰紀念館，作為地區性的愛國教育基地。 
      　四、恢復各地已被拆除的抗戰實景。 
      　五、歡迎到台北中正紀念堂，參觀抗戰歷史真相特展，並請批評指教。 
      　4億人流淚，5000萬人流離，2000萬人流血，使得中華民族從次殖民地，升為世界四強之一，其雪恥復興的真相，已到必須大白的時候了。 
      　唯有如此，才對得起抗戰烈士的英靈，才能使後代的子孫，有正確的孝義傳承。這不僅無傷於中共在大陸的執政，更會贏得兩岸人民的掌聲，有利於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的和平發展。 
      　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想，如果傳承無人，則中國國民黨的興衰難料，但8年抗日戰爭的真相不能消亡。因為，抗戰不是為了某一黨派，而是為了中華民族。兩岸俱屬中華民族，還原史實，取信於民，容我重申，此其時也。 

      　 台灣前行政院長 
      郝柏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30, 2015, 6:17:27 AM8/3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夕岸：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

      Posted: 29 Aug 2015 10:13 PM PDT

      本文首发于端传媒（上，中，下），此为简体未编辑稿全文。

      正文：

      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赫塔·米勒《心兽》

      精致的多元：新知识青年的崛起

      "我的Google reader好久没收到你们的更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条2011年的读者留言，出现在独立网站新闻理想档案馆的介绍页面上。这个创立于2010年，目前已经宣告结束的独立媒体项目，曾经聚集起一波希望借助新闻创新影响公共话语的年轻人。

      对于如今的80后来说，不少人还留有博客年代的记忆。那时候，身处校园的同龄人都用谷歌阅读器订阅成百上千的网站，有个人博客，外媒报道，科技新闻，也有生活杂碎，而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看着一天的未读更新从上万一路减到零。这是一种信息焦虑的释放，尽管身处国内，却仿佛和整个星球庞大的信息流对接了起来。2005年起，一年一度在线下举办的"中文网志年会"，如同博客圈的嘉年华，高手云集群贤毕至，直到2010年上海年会受到官方干预而取消。

      2015年的这个夏天，十年前推出的谷歌阅读器早在两年前就宣告结束，谷歌的所有服务在大陆也都被屏蔽。乌镇在去年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中文维基百科终于被全面封锁。在不断的平台洗牌中，2009年开放的新浪微博已经显著衰落，段子手和知识分子纷纷撤离或被收编，异议话语被一次次斩草除根。微博广场式的传播渠道被打散后，人们开始重新适应微信朋友圈的世界。

      大部分曾经活跃的博客写手也都转移到了微信公众号，好多博客的最后更新停留在了2012或者更早。写一百五十字的微博有很多人看，写几千字的长文还是这么多人读，一篇文章放在微信可以有几千点击量，放在博客却可能连十分之一的流量都达不到，对平台和效率的追求，让很多人放弃了独立博客。

      与互联网平台的快速转型同步出现的，是网络表达数量的井喷。而数量的增长背后，伴随的是新一代知识青年的悄然登场。过去三四年，越来越多的85后和90后青年，开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发声。与主要依赖自学的70后，80后博客人不同，这代年轻人往往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懂得用更严谨的话语去谈论他们所关心的公共问题。

      2011年秋天，如今的宾大传媒学院博士生，当时还是南方周末时政记者的方可成筹划了一个报纸旗下的栏目，以呈现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观察。哪知道项目因为人事调动不了了之，于是方决定自立门户。这样一个偶然的尝试，促成了现在的"政见"团队。运作了快四年的政见，成员大都为欧美高校的留学生。大多数成员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在看待中国问题时，也擅长将理论视角应用于国内的环境。当这样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知识资源的整合变得更加快捷。政见开始于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现在已经扩大到六十多人。从早期的志同道合就能加入，到现在的通过试用期才是正式成员，尽管招收新成员的门槛越提越高，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的简历还在不断涌来。

      2012年到现在，类似于政见这样的组织正不断出现。青年知识人以一种向大众普及的方式谈论政治与社会，重在呈现研究结果，言辞间极少表露个人的政治立场。这样一种逐步精致的专业化，不仅受到了在校学生的欢迎，也成功与西方社会科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取向对接起来。微信平台上，仅专门介绍西方学术成果的公共号就有"政见"，"论文大闷锅"，"唧唧堂"，"政儿八经追论文"等，而科普导向的自媒体更是不计其数。

      新知识青年群体的出现，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暴涨趋势几乎同步。目前，美国学校中的国际学生三分之一持有中国护照。十年前，只有两成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本科，如今的比例则飙升到了五成。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高校任教，他们的中国研究生数量也在稳定增长。崛起的新富与中产们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谁能上北大"渐渐成为了"谁能去波士顿"。

      不过，并非所有的青年组织都得益于知识青年的兴起，也不是每个组织都期望去顺应专业化的媒体环境。2009年8月22日，我在中国（Co-China）团队在香港旺角的序言书室举行了第一场论坛，标志着团队的正式创立。这场在狭小的二楼书店举办的论坛，主题为刚刚发生的公盟事件。而当事人许志永，也立即在第二场论坛中和观众进行了现场连线。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Co-China在港台和广州组织了几十场线下论坛，主题多涉及大中华地区的社运，青年，互联网，而参与者也包括媒体人，行动者，学院派。与Co-China同时的京沪与川蜀多地，也有不少文化和社会沙龙如火如荼开展起来。2009到2011的两三年间，媒体上还能经常看到"公民社会"的字眼。遍地生长的沙龙，不断被拓展的话语禁区，和年轻人踊跃的参与，被看做是内地公民社会发育的曙光。

      才过了两三年，公民社会已经是"七不讲"之一，即使是私下发言，也无人再谈起这个概念。论坛的兴盛与青年人的踊跃参与似乎只是特定年代的产物，灵光一闪便倏忽无踪。目前的Co-China团队，核心成员数量骤减，真正做内容的人只剩下个位数。由于人员不够支持定期的更新，团队不得不在2015年春节后暂停了周刊的发布。核心成员热情的消退，组织内部的运营问题固然是原因，但项目的停滞更多要归因于当局的打压。在此之前，团队的社交媒体账号屡次被删，每一年的夏令营都被骚扰，志愿者和夏令营营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与Co-China合作的其他国内青年组织，也连带遇到麻烦。一来二去之下，固有的传播渠道已经被打散，团队元气大伤，一些成员也开始觉得缺少受众的传播"没意思"，而纷纷请辞。

      在微信上，比起严肃的批判，秀学识的科普和抖机灵的反讽显然更有吸引力。读者们需要干货，而不是夹杂了政治立场，又缺乏足够经验证据的批评。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知识青年的认同。由于平台严苛的审查，整个微信平台极难寻觅到真正的政治批评。当然，即使是科普和政治隐喻，在全微信平台上都是绝对的支流。

      专业讨论的另一个阵地，成了与微信同样成立于2011年的知乎。作为问答网站，知乎天然促进了公共舆论的专业化。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自己所熟知内容的创作中，知识的圈子化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政治议题并非无人触及，但一经出现，便很快被抹去。

      随着社交化的演进，海内外知识青年们形成一个个的线上线下的知识共同体。他们视野开放，经历丰富，擅长追踪各大公共议题，并附上专业的解读。在成员彼此重叠的微信群中，他们交流最新的社会话题，也互换对方的媒体资源。他们不仅开始占据旧的话语场，也开始涉足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鲜有涉猎，甚至未能拓荒的视角和领域，比如性别与族群议题，选举政治等。

      相对来说，上一辈知识人和媒体人的智识资源即使尚未告急，也已经难以获得新一代人的认同。曾经的南方系，如今沦为了很多青年的嘲讽对象。曾经是文化沙龙宠儿的学者，也渐渐没有了新的青年听众。自由主义话语被视作简单化思维的产物，不少青年开始探寻更复杂的表述。比起看自由派媒体，参与文化沙龙，新一代大学生若不是扎堆创业，就是热衷于参加各个研究机构举办的学术型暑期班。而博客一代的写手们，还在坚持更新博客的已经是个位数，重新在微博和微信公开发言的更是寥寥无几。和菜头大概是最正面的例子，他的槽边往事从博客移到微信后，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水准和影响力。

      大部分当初的博客写手都对新出现的青年论述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作为后辈，理应比自己看得更远。"高端"，"精英"，"学术"，是不少博客一代对政见的总体印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于这样的变化。尤其是论坛时期就接触互联网的不少用户认为，政见内容总体很棒，但是自我审查还是太过明显，所以常常会发布被他们认为"过于五毛"的内容。然而悖论在于，如果不自我受限，青年组织根本就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在之前的微信公众号停用后，几个公益和媒体青年干脆办了一个新账号，名字就叫"怎么办"。然而这样一个倡导与行动导向的平台，注定难以寻觅到新的话语空间。公众号的关注者一过五千，后台审核就总是通不过。在百般尝试无果后，印象笔记国际版的公共链接功能，成了绕过审查的唯一工具。几个月前，中国版的公共链接分享功能已经被取消。所有人都知道，国际版被墙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论大趋势掩盖了多少细微的张力，新知识青年的崛起已经成为过去两三年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人们为新一代青年的成长欣喜的同时，也逐步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退场，和另外一些话语的消失。

      脆弱的独立：政治批评的衰落

      在推特用户口中，大家都称呼莫之许为"莫总统"或者"莫大"。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论坛时代传播到现在都依然有公共影响力的名字之一。被很多人视作江湖怪杰的莫之许，当年在网上凭一手好文字吸引到不少同路人和追随者，包括后来人们熟知的黄章晋，安替，和菜头，柴子文等。从天涯关天茶舍到《华夏时报》，从牛博到推特，这些热衷思想与政治的同路人，如今命运迥异：有的依然活跃在媒体圈，有的转入幕后运营；有的在牢里，有的追随了体制；有人依然是同道中人，也有人成为了割席绝交的对象。

      莫之许自己的声音，如今也愈发拘囿于一个狭窄的政治反对圈子里。他们分享着对于现实的绝望，并试图用激烈话语去粉碎一切渐进道路的幻觉：任何盘活壮大民间社会的努力，在国家控制面前都将宣告失败。然而这种决绝的姿态，却让这个群体愈发和更广的互联网大众，包括如今的新知识青年割裂开来：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政治观念，他们似乎也无意于让其他人收听和采纳。当知识青年们积极在各家媒体上发声，激进反对派们已经没有兴趣开拓新的话语场所。

      从整个行动者的内部来看，固有的社群生态也都在分裂和萎缩。从一个相互扶持的大社区，重新分化为许多个彼此无法见容的小社区。这样既自我边缘化又内部分化的趋势，固然是参与者主动划清界限的结果，但也和过去几年关键性网络政治平台的解散不无关系。

      不得不反复提的主角，是1984BBS。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陌生的名字，目前在公共领域发言活跃的不少年轻人，也只是隐约记得有这么段往事。而对于玩过论坛的老用户来说，几乎无人不觉得这是个无法复制的网络奇迹。2008年1984BBS的出现，多少源于当时一批政治控们对于豆瓣小组严厉审查方式的不满。在一个博客年代"倒带"做传统的BBS，本就是近乎叛逆的举动，更何况论坛的主旨是提供未审查的信息。在当年的主页上，曾有一段置顶的文字，引用了布拉格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并说明论坛"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不对用户已发表言论进行删除处理"。

      论坛有着一个堪称豪华的顾问列表，包括黄章晋、连岳、和菜头等博客年代的风云人物，闾丘露薇、安替等媒体人，刘霞、曾金燕等行动者与异议人士。不管顾问们真正的参与度有多少，这份列表显示出当时网络知识群体的高度联合。因为论坛采用邀请制，运行的那两年，常有用户通过推特和豆瓣分享邀请码，也时常有想要一窥究竟的用户发帖求邀请码。作为专业话题社区的1984，几乎汇集了当时最全面的墙外政治信息，还有专门的版块介绍如何突破审查。用户之间虽多未见过，却没什么距离。普通用户要和当时的论坛红人对话，也不是那么困难。当时的管理员之一张培回忆道，当时论坛举办过好多次网友对谈，嘉宾都是冉云飞，莫之许，王力雄之类，在论坛求助一些事情，也经常能得到及时有用的帮助。

      从论坛建立起，站长张书记就受到了当局巨大的压力，网站也因为受到攻击而多次被迫关站。2010年10月12日，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第四天，1984BBS正式关闭。和当年的饭否一样，关闭之前，论坛众人已经预感到平台将不再，于是纷纷留下推特账户和QQ群信息。论坛关闭一个月后，推特上曾出现一条说明："当你看到这条推的时候，已经关闭的1984bbs.com刚刚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当你卸载所有国产软件如腾讯QQ、360、金山、瑞星，同时不访问和使用国内网站及其产品的话，1984bbs.com会许诺你在2084年重开。"这句沉重的玩笑，成了1984BBS最后的官方说明。知乎上有个回忆论坛的问答，有前用户回答说，这是"特殊的人，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机缘"造成的，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讽刺的是，提问者在问题里特意标注到："请大家只讨论网站，别涉及政治问题。"

      如果说1984BBS的关闭好歹是悲壯的败亡，虽死犹荣，推特中文圈的荒芜则是在沉默中败退，人去楼空。成立于2006年的推特，早期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政治性，吸引的大都是IT从业者。可以被叫做推特中文圈的社区形成，要等到2009年新疆75事件后。由于主流媒体的噤声，当时具备推特属性的微博客饭否，成了大陆网民了解新疆的唯一渠道。而正是饭否惊人的传播力，宣判了其在监管下的死亡。饭否一倒，大量热衷政治表达的用户无处可去，纷纷投奔推特。他们将既有的关系搬运到墙外，继续激烈的政治批评和讨论。在中文圈活跃了好几年的艾未未，也是75事件之后才转战推特。

      从2009年的福建三网民案，到2010年初谷歌退出中国，再到年末刘晓波获奖这段时期，是推特政治讨论最频繁，最活跃，也最有意义的时期，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让整个社区始终处于凝聚力的高点。被公安国保找去喝茶的用户被视作英雄，人们撰写喝茶经历，互相鼓励，并积极邀请新人加入推特。一个政治抗争的年代似乎就在明天。

      2011年初，茉莉花事件的发生让一切划上休止符。事件让新浪微博差点关闭，但官方最终还是给了一张免死牌。之后，微博在管控中继续流行，推特却因为官方的持续打压而一蹶不振。对于想要传播观点，增强影响力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新浪虽然存在严苛的审查，依然是个受众层面更广阔的平台。尽管网络控制在逐步加强，用户的浏览选择无疑更多了。微博上的内容，往往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信息所需。渐渐地，推特上的不少媒体和学术红人转移到了微博，他们的账户也往往成为不再更新的僵尸账户。由于茉莉花最初的消息来自推特，事件过后，不少身处国内的中文用户被消失，其中就包括已经受过多次威胁的张书记。很多间接卷入这场政治打压的用户，也陷入了长期的沉默。一年后，张书记在自己的看守所日记中解释道："出来也可以自诩英雄，但那不真实，能出来的都是暂时放弃反抗，写了保证书。"

      因为大量核心用户出走和停推，推特的政治性在降低，而由于人员流失，公共讨论的质量也在下降。推特刚起步的时候，中文是最重要的小语种之一，然而到了2013年，推特上的中文占比已经倒退为小语种倒数第一。连从前的核心成员，也对推特的言论质量不报希望。有用户发推抱怨："推特已经成为自由的敌人。"

      这两年，莫之许也已经很少发推特，他的发言阵地慢慢转移到了微信群。如果一个中文用户如今新加入推特，他/她看到的将不是几年前政治信息快速流动的活跃社群，而是一堆零散的，还在用中文发推的用户。相识的老用户们依然互相插科打诨，政治话题依然会时不时冒出，但议题往往淹没在生活推和科技推中。"毕竟上推的人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即使是中国人的一小撮，也会反映大环境的变化。"2009年夏天上推的佳堇，对推特经历的大萧条并不吃惊，"只是沦落的比墙内慢一些而已，本就不应该幻想推特能出淤泥而不染。"

      2011年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网络的政治异议会以如此快的速度凋敝。当时，不论是媒体作品还是学术分析，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描绘都带着反霸权的技术乐观主义。2010年初，在一篇访谈独立翻译团队译者的文章中，MIT技术评论的编辑总结道："尽管对于没有翻墙软件的中国人而言，Blogspot和推特被封了，但在中国国内的任何人仍然都还可以打开谷歌文件的页面——至少目前还可以。"在中外观察家看来，在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面前，威权国家的控制将不得不妥协。尽管变革难以打响，民间社会的成长却毋庸质疑。

      译者曾是独立媒体潮流中重要的有生力量。其博客自2009年12月开始更新，志愿者散布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通过在线加密平台互相沟通。与很多内部审查严格的团队不同，译者的成员可以通过将文章发往特定邮箱的方式自动更新博客。如今很多的推特用户，还会回忆起定期读译者更新的日子，不少人的电脑里还留存着一本本译者合辑。

      译者最大的意义，在于显著降低了国内不同知识阶层的信息沟壑：对于很多外语能力不够的用户来说，团队的翻译成为了获取境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除了国外主要媒体的头条，译者还全文翻译海外重要的学术文献，这在当时的网络空间是仅有的一家，即便现在也无人可以替代。《威权主义的韧性》，《数字媒体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动员》，这些民主杂志上的经典文献，都是译者的翻译成果。

      作为典型的去中心组织，译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团队的架构，也很难觅寻到创始人小米的个人信息。以至于译者团队的死亡，都成了一个因果不明的事件。2012年末，译者博客更新骤减，随后几乎停滞。据一位前志愿者透露，当年10月，负责人小米出境后身份暴露，受到官方威胁，被迫终止了项目。项目结束后，由于有志愿者向投稿邮箱发送了译文，译者的官方博客还意外更新过几次。这突然的露面，让不少老读者仿佛看到译者回归的曙光。然而，介于小米在社交网络失踪至今，团队并没有如众人所愿正式重组。

      近五年来消失的独立项目当然不止死于2010的1984BBS和终于2012的译者。上海的读品文化沙龙结束于2011年7月。新闻理想档案馆于2013年初关闭。牛博国际终止于当年夏天。2014年初一五一十部落的域名被关。到了夏天，就连在很多人看来毫无杀伤力的多语种新闻翻译平台参差计划，也戛然止步。

      很难估计以译者为代表的独立媒体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表面上看，阅读他们的人只是互联网空间中的一小撮，这样一批受众似乎也难以有社会影响。但反过来说，连这样一批似乎可有可无的受众，都已经失去了成长的土壤。曾经，推特可以免翻墙登录，译者有免翻墙地址，而1984bbs一直都可以在墙内访问。现在，国内青年已经没有多少渠道接触到未审查的网站和内容。墙越筑越高，翻墙工具相继失效，软件开发者和传播者被约谈和羁押，就连墙内仅剩的独立渠道，也变得越发不忍卒读。关心政治，又有能力进行论述的知识青年，往往是那些身处国外，本就不受到审查制约的一帮人。

      2010年初，谷歌因不满审查退出中国，网友自发送去的鲜花堆满了中关村的中国办事处。尽管cn后缀已成往事，没有人觉得谷歌会被封杀。官方曾经短暂屏蔽谷歌文件，立即遭到了大学和商业机构的强烈抵制。然而，2014年5月，谷歌服务终于在大陆被全面封锁。依然有抗议出现，但强度明显不如四年前。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把谷歌邮箱，换回了qq和163。

      随着形势急转直下，对中国互联网的论述视角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14年末，以豆瓣为起始点，互联网上开始流传一篇《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的文章，历数了那些在墙内"消失"掉的网站。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熟悉的平台都已经无法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愈发完备的墙内网站。一个自给自足的局域网空间正在形成，而这个新空间不会允许政治批评的滋长。2015年3月末，Github遭受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4月，欧美研究人员的报告显示，中国使用了"大炮"的新技术来向境外网站发动主动攻击。哈佛伯曼中心年初举办了一场论坛，名字就叫做"中国互联网的反转。"观察家们开始担忧，中国的审查已经不限于向内封锁，而开始积极寻求向外扩张。

      时代的青年与青年的时代：参与者的故事

      独立媒体的死亡与政治批评的消退是一体两面的进程，前者是平台，后者是内容。除了汹涌的外力挟持作为主要诱因，青年参与者的代际更替，似乎也在触发着大环境的转变。

      2007年逐步成型的爱枣报是个新闻聚合项目。主创者彭毅当时是网易的一名产品经理，由于生活寂寞而开始逐条整理每日的新闻来源。这样一个盲打误撞的举动，却最终滚雪球般吸引到了一个多达一百人的志愿团队。据核心成员小城回忆，截止官网被墙时，爱枣报的RSS订阅数高达55万有余。这个数字对于现在很多依托微信传播的青年团队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2011年初，经历三次被墙后，爱枣报被要求备案。此时，新浪微博已经出现一年多，围绕各种突发事件的公共讨论正值鼎盛期。人们的新闻需求纷纷转移到了更快的微博平台。三四年过去了，团队的不少成员开始成家立业，三个主创相继当爹，生活重心一下子从线上的社交创作，转移到线下的家庭事业。被墙带来的关注减少，加上消退的热情，促使团队重新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结果并不让人惊讶，2011年3月25日，爱枣报宣布无限期停止更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在小城看来，即使爱枣报不关，面对微博的冲击，也很难再维持之前的影响力。

      相似的情形出现在曾经风靡国内高校学生的人人网身上。2008年前后，人人网曾经聚集起了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和学术思潮的高校学生群体，并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大学生自组织"北斗"。尽管在现实中依然是小众，这帮年轻人在人人网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话语网络，并通过编撰网刊，线下聚会，吸引到全国各地更多的高校读者。然而等这批人学成毕业，曾经相对开放的媒体气候已经不再，创办者们渐渐隐退，团队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几年不见，不少人开始创业拿风投，搭上形势的顺风车，也获得了不错的初期回报。更多人开始进入媒体和企业，摸爬滚打维持生计。旧有的那些圈子，也渐渐转变成现有事业的宣传甚至招募平台。

      也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带来的满足，而不是公共话题本身。爱好政治是人生一个阶段的事情，过了就不再有狂热。如今的人人网，营收直线下降，大批用户出走。常常听到的老用户抱怨是："现在的时间线，过了好久都没一个更新"。

      人人网衰落后，剩下的北斗成员们继续用微信群保持着联络。而这些加进了各种新人和读者的群，已经再也觅寻不到曾经热烈的讨论氛围。"他们在各行各业，但没有几个和当初的理想有关，最常见的时候，他们在群里晒工资晒旅游。"2009年接触到北斗的陈纯，曾希望通过青年读书会和线下论坛的形式推动民间的讨论，如今言论空间愈发收紧，过去的北斗核心成员，也散落各地，做着与当初理想并无关系的职业。在失望的他看来，一切都在不可抵挡地烟消云散，而卷入其中的他们则"完全没有选择。"

      在政治社会学的世代研究中，生发出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从生命历程出发，认为随着年纪渐长，个体倾向于变得保守，观念倒退，参与下降，世代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衰老过程本身所解释。这在美国嬉皮士一代上得到过生动的诠释，60年代的反文化青年，包括一些社运领袖，十到二十年后全面走向了保守化。

      然而，另一种从世代更替出发的对立观点则认为，代际之间的差异远非年龄问题，而是文化变迁塑造的产物。同样针对60年代青年的跟踪研究也显示，当年的参与经历，确实会对后来的整个人生造成持久的决定性影响。即使当今的年轻人变老，他们也将显著不同于如今的这批中年人。而整个社会，正是借助世代更替而完成价值观的重生。

      在大陆，生命历程与世代更替如同两条激流，并行不悖。一个个团队解散后，曾经的愤怒青年分成了好几支。有资源的人开始随着大潮流创业，聊天内容从公共议题变成了天使种子孵化器。有失望的人选择了切割或者移民，一劳永逸。也有人继续之前的政治批评，只是声音愈发显得薄弱。而另一方面，下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小有更多的资源和机遇，也不再需要承受上一代人的信息匮乏和精神压抑。虽然禁忌依旧，发出声音和获得听众都更加容易。

      彭毅在爱枣报项目关闭后，创业做了家园沟通软件贝聊，并在去年拿到了丰厚的A轮投资。张书记去了卖红酒的木桶网，之后又去优酷做了一段时间，现在则在淘宝开店卖衣服。在公共话语的舞台上，已经再也没有他们的身影。这种转型并没有外人想象得那般突兀。团队的创办者通常有超出普通用户的社会资本。对于这批博客年代的青年来说，他们的能力放在哪里都能发光。

      去国是第二条道路。在收到官方极大压力后，译者的创始人小米解散了团队，并移民加拿大，在互联网上彻底遁形。网名佐拉的周曙光曾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参与大陆的公共事件独立报道。2011年，与台湾妻子结婚后，佐拉移居台北，目前定居花莲。与彻底隐退的小米不同，虽然不再做独立报道，也不以政治表达作为生活的重心，他继续通过互联网关注着大陆，也亲身观察记录台湾的媒体与社会运动。在他看来，单纯的政治异议并没有效果，"一部分异议人士在自我边缘化，放弃普通社会生活"，而更有效的方式，则是"融入社会生活，并不放弃异议"。

      留在国内的人，多采用了比较折中的办法：在减少线上表达的同时，继续坚守之前的立场。曾因为编写一则十八大段子而被拘留的推特用户星河舰队，为了在国内维持生计，在推特上低调了许多。然而在私下交谈中，这位昔日的媒体人，还是会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开设了微信公号，不定期写作政治观察，屡删屡发。

      不论是停止表达，还是坚持说话，日益浓厚的绝望感都笼罩着这个群体。推特用户Sylar直言："这个国家能令人耳目一新的时候，或许我们这辈人都看不到了。"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政治恐惧抑制了表达，不如说是无力感，让人不愿意做重复而无望的尝试。

      博客年代的这一小撮参与者，逐渐分流和退守到不同的现实和网络空间，他们曾经活跃的表达，也不再为新一代年轻人所想起。而如今刚崭露头角的知识青年们，是否有一天，也会和上一辈人面临相似的命运？

      多元控制双螺旋：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

      "我们又被提名了吗？难道可以重复参赛？"接到主办方消息的时候，张培略感意外。1984BBS关闭后一年多，张培和朋友做了独立新闻聚合站点奇闻录。2013年，网站获得了德国之声博客大赛的最佳中文博客奖。今年，奇闻录再次获得了中文新媒体公众奖。德国之声举办博客大赛11年，很多早期的中文媒体早已不再，新的项目却少有冒头。早就被墙认证的中国数字时代和编程随想也不断被提名，一方面肯定了境外博客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却折射出后继无人的无奈现实。

      随着国家的触手不断延长，尖锐的批判变得愈发稀少，偶尔的反叛甚至显得可笑。在萎缩的政治反对空间下，拥有卓越教育背景和海外经历的新知识青年，重新填充和承载起了失落的意见场。然而新一代的声音，却不再能复现上代知识人所推崇的时代精神。对于那些曾经深刻改变了早期互联网用户的平台，新知识青年们也大都未有耳闻。

      新一代倾向于去适应，而不是去抵抗逐步收紧的媒体环境。对于如今的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诱惑力已经盖过了独立的价值。在微信开设公共平台，给澎湃界面撰稿，是新网络精英吸引粉丝的最高效路径。很多当年的的独立博客主，也对微信的营销潜力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如果屈从于审查、驻留墙内，即便只是自媒体，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妥协？"在一篇专栏中，Sylar认为官方对独立声音的吸纳是个危险的信号。然而，大部分内容创作者并不觉得微信平台和独立博客存在根本上的区别。说到底，内容需要有受众，关注才能带来内容生产的动力。纯粹从结果的角度，微信平台的传播力并不弱。在现有的空间下，如果深挖微信在一般大众中的传播潜力，原创内容还是有着当年博客不具备的优势。"写出来就是要让更广的大众读到，而不是一小撮互联网极客。"政见的一名成员如此总结。

      如今的微信，似乎比当年的微博更加受欢迎。有评论人认为是中国用户特定的文化性格使然，对强关系的依赖，让受众更期待小圈子的传播模式，所以是"小圈子社会塑造了微信网络"。而事实上，是微博受到的打压，而不是用户的偏好，给微信的爆发式发展铺平了道路。换言之，我们没法处在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世界，让微博和微信公平较量。

      独立博主霍炬在点评新浪微博和推特时曾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产品造就了这批用户，并不是中国用户就适合特定一类的产品。"现在看来，这句评论适用于中国所有社交平台的起落。在一个高度审查的言论环境下，比起用户依据天性主动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平台，更常见的情形是，国家引导或者逼迫用户作出了选择，并在不断的调试中让他们习惯新的交流场景。

      微信崛起后的中国互联网，体现出一种控制下的言论多元，这种多元性也得到了政权的默许。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网络空间的多元与专业程度一次次被刷新到高点。而随着圈子化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的阶层分化也愈发明显：专业化成了公共讨论的硬性指标，那些握持专业知识的青年，与没有机会接受精英教育的青年，已经愈发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十年前，一个底层青年可以借助互联网资源改变之后的人生轨迹，他/她也许受到重重阻力，却不至于被声音的洪流完全湮没。如今，这样由虚拟空间所提供的机会闸门越来越少。中国的互联网空间越发成为一张扁平的阶层试纸，无限逼近线下的阶层流动现实。

      不过，也许这种阶层的固化和精英的循环才是一直以来的常态。后起的中国互联网，在不稳定的发育过程中创造出一个非常短暂的社会流动机遇期：十年前，国家还不知道怎样有效控制和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远未流行，智能机普及率还不高，主政者也未将数字媒体视作威胁。那些早期激荡的互联网岁月，只是未建成的大机器齿轮间狭小的缝隙。这些缝隙随着零件的升级换代而逐步被堵死，设备终于开始了稳定的运转。如同电影《迷墙》中吃人的绞肉机，新机器吞噬了每一个无法脱离传送带的孩子。

      当然，也许只是现状催生了怀旧，怀旧粉饰了过去。博客之年并不美好，微信年代也没有那么糟糕。每个年代都会有年轻的异类出现，而这个时代的异类，之所以无迹可寻，也许只是还未长大。

      旧有的阵地也未消失殆尽：如今步入中年的论坛和博客用户们，尽管不再具备统领公共空间的能力，不少依然在推特和各个微信群组中活跃着。莫之许的朋友们，依然热衷于把他的评论贴在微博，推特和朋友圈。每逢公共事件发生，他们依然在观点上站在一起，在各个群组与其他用户大战风车。在一些前成员看来，不管平台怎么变，昔日老友如何各自飞，人群和网络还在，只是隐而不发。1984BBS前用户孙志毅总结到："圈子已经结成，喊一声的话都会复活"。

      在一个肃杀的年代，这句话已经是最乐观的预言。因为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是，在经历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后，太多人都找到了新的活法，已经没有人想要回归了。

      （文中佳堇，张培为化名）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31, 2015, 6:09:06 AM8/3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丁学良：北京阅兵背后的“四国演艺”

      Posted: 30 Aug 2015 11:58 PM PDT

      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加紧布置
      自北京宣布今年9月3日要举行庆祝二战/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消息以来，全球的观察家都在猜测，哪些主要国家的哪些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北京阅兵式。中国的老百姓讲面子，中国的党政高官更讲面子。来的外国代表越多、其级别越高，北京的这笔风险投资在国内外的政治和宣传市场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耀眼。
      北京阅兵式的风险投资
      称这场阅兵式为"风险投资"并不离谱，因为中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大把握，他们最希望请到的那些主要国家的政要是否会来北京登台捧场（"中国公布抗战胜利日阅兵安排，参与国别尚未知"，DW中文网，2015年6月23日）。
      此前另一场同样主题和形式的庆典——莫斯科于今年5月9日举办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红场大阅兵，受到多国政府抵制，就很不耀眼。俄罗斯事先向7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邀请，最后接受邀请参加的只有26个国家的领导人，且大多数来自与二战关系不大的次要国家（陈翔："红场'最强'阅兵是否能重振俄罗斯士气？"澎湃新闻，2015年5月8-9日）。虽然抵制的直接原因是俄国和乌克兰的冲突，但苏俄作为对二战胜利贡献第二大的国家，却能因为眼下的国际纠纷被公然"打脸"，北京也不敢掉以轻心。据早先的消息，中国至少向五十多个国家发出了邀请，最终真来的有多少，说不准（"中国力邀五十多国出席阅兵"，RFI，2015年7月17日）。毕竟中国近年来所处的国际环境远非莺歌燕舞、一团和气，谁敢打包票不发生丧失颜面的事件？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二战的参与国里，以日本、美国、苏俄最重要。这三个大国的现任政府及广义的政界和舆论界如何对待北京举办的二战/抗战胜利70年阅兵庆典，很值得国人冷静观察和品味，因为这是几十年一遇的解剖以中国为枢纽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纠缠互动的良机。
      日本的不服
      日本的现任政府虽然民族主义和右翼色彩比以往的好多届更显浓厚，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延续了战后日本政治光谱上的一大半成分，也即除了左翼以外、从中间到偏右、但不包括极右的诸多观点主张（参阅黃菁菁："日本各政党对安倍讲话的评论"，中国时报，2015年8月15日）。就其对二次大战的态度而言，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几个"不服"。
      第一是对欧美有些不服。日本发动二战的基本理由就是：白人强权国家跑到亚洲来称霸，对非白人种族进行殖民统治，太不公道。日本当年所要做的，就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即使从今天政治价值观的高度看，所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被否定，但说到底，还是白人种族这么做在先，日本只是在受到他们的刺激和欺凌之后，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安倍今年8月14日以日本内阁名义发表的讲话完整版，前面五小段全是在做这样的历史辩解（关于这种观念在日本的源远，参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6-38页）。日本对于二战后欧美官方只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亚洲多国人民带来痛苦，却不首先说明日本是步其后尘，历来感到不公正。
      第二是对苏俄更加不服。战后日本对欧美战胜国的不服，尚且受到利益和制度两方面的缓解和平衡。因为欧美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重建、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帮衬，同时也没有占据日本国土。苏俄却不同，它不但没有帮过日本的战后复兴，还强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不还（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tests Russian Deputy PM and PM visited disputed
      islands，Kyodo News, 13 Aug 2015; Reuters, 22 Aug
      2015）。联系到近代俄国对东亚北亚的多番扩张侵略，日本更是愤愤不平。广袤的西伯利亚本属于东北亚人民，原已拥有欧洲东边巨大领域的俄国，凭什么抢夺走西伯利亚（参阅野村浩一书第38-39页、52-57页）？日本当年在远东的三场恶战（1904-1905年、1938-1939年），都是针对俄国在东亚北亚的军事威胁而发。要谴责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东亚北亚最该被钉在历史罪过榜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参阅乔治 .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第三是对中国多层次的不服。日本难以真心接受二战中"被中国打败"这一定义，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在他们眼里很勉强。尽管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伤害了中国深抱歉意乃至有罪过感，然而一提到具体案例，许多日本人又大感不服，不照单接受中国的控诉。
      比如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陷落后惨案，究竟被杀害的中国人是多少？日本学界的最低估算只是2万人（"德国学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DW中文网2012年2月26日。丁按：即使只有2万人，也是大屠杀！）。完全承认"30万人"的日本人，和完全否认有这场大屠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一样的少。即便很多日本人默认日军在华施加于平民的诸般暴行，也会争辩，这跟中国军队在战乱时针对本国平民的暴行大同小异，比如清兵南下在扬州、安庆、嘉兴的屠城，杀害了几十万人；曾国藩湘军和太平天国军的循环反复大屠杀，平民枉死逾千万；1938年6月7日中国军队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以阻挡日军推进，造成近90万平民死亡，等等。言下之意，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相互残杀的案例不胜枚举，犯下暴行的日军不是特例，至多算是一丘之貉。
      概言之，日本对欧美是有些不服，对苏俄是更加不服，对中国则是多层次不服。也是基于这种深广的政治情绪，对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虽然中韩两国严辞批评，而日本三大媒体全国民调，结果均显示肯定者显著超过否定者（童倩："民调：日本民众多数赞成安倍讲话"，BBC，2015年8月19日）。
      美国的不安
      美国对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的相关操作多次表达了不安，既有历史对照的因素，也有现实比较的因素。近年来中国最高层和官方发言人多次警告美国不要插手亚洲的事务，尤其不要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让亚洲各国处理它们之间的麻烦。这类主张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听来，跟二战前日本高扬的"亚洲门罗主义"几乎同出一辙。北京的这些有力言辞并不是空对空宣传，而是以强劲的军力增长作支撑。北京特别集中资源发展"entry-denying拒绝进入"的综合武力，虽然是源于1996年的台湾大选导弹危机，首先是要拒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干涉两岸冲突。不过，这种综合武力完全能够进一步延伸，成为中国拒绝美军进入东海和南海更大区域的阻抗手段。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和舆论界人士发问：中国是否要走上或者已经走上二战前夕日本式的道路（Steven Metz,"Has China's war with America already begun?"World Politics Review, 7 Aug 2015）？
      对北京阅兵式怎么搞，搞多大，美国也是颇为不安。美国忧虑的是中国或许模仿苏俄阅兵式那种"军国主义传统"——朝鲜模仿得最为地道，每年都要刺激周边和美国一下——，那就会让亚太多国担心受怕。今年4月，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北京阅兵式公开提出质疑："一个大型阅兵仪式能够传递和解的信息吗？能够促进弥补过去的伤痕吗？能够有利于展望未来吗？"（新华网2015年4月30日译文）
      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政要还担心，他们若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会被拖进中日争端的烫水池中，而这些国家无论从政治价值还是实际利益考虑，都不愿意为中国痛斥当今的日本政府背书。美国外交学会的日本专家希拉·史密斯说，华盛顿担心此次阅兵式会扰乱日中之间试探性的重新靠近，有可能破坏区域稳定。她说："我们都在非常紧张不安地关注着，我认为有大量幕后工作鼓励中方不要把它变成一次大型阅兵式和大型的排日活动"（《南华早报》网2015年3月5-6日报道）。安倍9月3日不来北京，事源于此。
      中国的不满
      对日本和美国政界的上述做法说法，中国的不满理所当然。不过，在笔者看来，北京这次对日本政府公开表达的不满，还比不上对美国政府来的强烈，也许是因为北京判定安倍内阁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怎么批它也无济于事。而美国政府则更有实力妨碍中国在周边区域的军事态势，也更有能量牵头别国制衡北京的一些外交政策。
      对于上引的白宫官员的责问，中国军方发言人严辞反击："美方有关人士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胜利70周年之际，中方参照各国的普遍做法举行阅兵式，无可指责"（新华网，2015年5月1日）。倘若这位发言人翻阅1945年8月中旬《新华日报》和新华社报道，会读到：15日夜间延安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加入进来。对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分享着中国的抗战胜利之喜悦，目前的质疑是出于亚洲再平衡的维稳考虑。
      俄国的不亏
      这场四国演义中最堪玩味的是俄国。自家的阅兵式遭"打脸"的莫斯科，在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所牵涉的国际较劲中，全无失分尽得分，一点不亏。综合多国的相关报道，每逢欧洲举行二战重大纪念日，总有一些国家各类团体翻出史料提醒世人：
      第一，苏联当年与纳粹德国密谋，瓜分中小国家的领土。二战结束时，欧洲殖民主义大国纷纷放弃殖民地，唯有苏联趁机把整个东欧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
      第二，二战前夕和期间，苏联暴力驱逐其西部地区的多个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强制他们在固定点居住，导致上百万无辜者死亡，这跟纳粹在中欧的做法很接近（Bill Keller, "Major Soviet paper says 20 million dies as victims of Stalin",New York Times, 4 Feb 1989,p.1）。
      第三，苏军向德国进攻途中，把大规模强暴当地妇女作为战争手段，仅德国妇女遭强暴者就达10万。前年的二战纪念日，有波兰学生在街头建起一座临时塑像，展示一名苏兵强暴当地妇女，激起强烈反响，莫斯科暴跳如雷。
      第四，苏军占领德国后，掠夺大批珍贵财宝运回国，这也接近于纳粹军队在占领地的行径（DW中文网有许多资料）。
      所有这类行为苏俄在东亚都干过。第一，二战结束时趁机把外蒙古从中国永久割裂，并将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独占的利益范围（《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472-474、483页，第2卷第647-648页）。第二，二战初苏联在远东大规模清洗华人，送进集中营，迫害致死，遭难者达20-30万人（马员生：《旅苏记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莫斯科展览揭红色恐怖"，VOA，2014年11月1日）。第三，苏军1945年8月进入满洲后对平民的各种暴行，包括肆无忌惮强暴妇女，以至于老百姓骂他们比日军还坏。第四，苏联大量拆卸东北的工业设备运回国，价值达9亿美元，由此造成的破坏则高于此价值10倍，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巨额财产，引起中国各界抗议（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178-179页）。
      以上几类的苏联作为，在欧洲每年都位列反思二战的公众主要话题。而在中国大陆，却被历史虚无主义扫荡一空，几乎绝迹于主流媒体和教科书。就二战结局而言，苏俄在跟中国的打交道中，丝毫不亏。
      四国演义，方兴未艾
      因北京阅兵式而被全球注目的四国演义，乃是中国再崛起和亚洲再平衡这个跨世纪大故事的戏剧性环节（Jeremy Page, "China's WWII parade fuels RSVP angst", Wall Street Journal, 30 July 2015, p.14）。中国人越是深挖背后的脉络，越有助于落实前引的中国军方发言人声明："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

      ——金融时报

      南桥：不敢與民同樂的中國閱兵

      Posted: 30 Aug 2015 07:17 PM PDT

      離閱兵的日子愈來愈近，一種詭異的緊張氣氛也愈來愈濃。天津爆炸、股市暴跌，絲毫不影響最高當局搞大閱兵的決心。官方媒體開始了對大閱兵的宣傳，這種宣傳類似於2008年奧運前歌舞升平八方來朝的渲染，只是這一次效果恐怕不如08年了，老百姓已經有點疲了，知道熱鬧過後百姓生活依舊艱辛，國家的宴席不一定是百姓的喜慶。
      閱兵前，北京人的頭上終於出現了一片藍天，官媒毫不含糊地稱之為「閱兵藍」。這是政府強令停了眾多企業，限制汽車出行，甚至封了鄉下農民做飯的柴灶而換來的，霧霾暫時沒有了。這一切，都是為了在那一天閱兵的幾十分鐘裏，天安門城樓的上空天是藍的。其實，只要有點腦子就不難想到，這個閱兵藍，和奧運藍、APEC藍一樣，是頗為丟人的事實，只是再一次提醒國際和國人，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其他環境污染，是過去幾十年不顧一切發展的中國模式造成的。
      令閱兵當局更加緊張的是維穩。中國現在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不是最強的國家，可能還有不同的算法，但是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維穩警力，最龐大的監控系統，最完備的網絡封鎖和輿論監視力量，最昂貴的國內安全保障，則顯然是沒有異議的。習近平曾經一度發出過讓人困惑的資訊，一邊七不講，不講憲政不講司法獨立，一邊高調說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讓好多善良的人心生希望，說不定習近平有以後逐漸走向開明政治的打算，現在則沒有人抱這個希望了。習總書記是一個「任性」的人，打虎任性，打維權律師上訪平民更任性。他當然知道，這樣一來，他的宣傳部門大力營造的太平盛世表像下面，不安因素多了去了。
      閱兵前，皇上宣布大赦，歷史上這樣的時候百姓要山呼萬歲的。可現在的百姓聞之表情冷漠。誰都知道你連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人都不會放，七十多歲的女記者也不會放，一邊還在強拆教堂十字架，還在連夜抓捕維權律師。
      於是，在不惜代價制造閱兵藍的同時，維穩維安的壓力讓京城雞飛狗跳。人們在網上出示的證據披露，邊疆民族地區老百姓買一把做飯的菜刀也要申請批准，頒發購買證明。與此同時，習近平在最高規格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以大話空話的特徵，再次證明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民族地區人民痛苦而不滿，政治形勢緊張而中國政府拒絕改革，拿不出一個改善的辦法來。
      從北京來的消息說，閱兵前北京實行了大清查。當局不放心的異議人士，要麼監視了起來，要麼配合當局外出旅遊，或者外出旅遊再加警察陪同監視。北京的上訪人員被圍截遣送回鄉，滿城都是紅袖箍，動不動就得出示身份證，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車輛進京要進京證，沒有進京證連加油站都拒絕加油，於是出現了司機在公路上推著汽車一步一步走出北京的鏡頭。
      中國的閱兵，繼承的是納粹德國的美學，即法西斯美學。這種美學風格的關鍵詞是力量、勝利、領袖意志、集體、忠誠、堅決和冷酷。實現這種美學的方法和技術其實是非常簡單而笨拙的，那就是重複和整齊，用大量渺小的沒有個性的個體進行簡單的空間和時間重複，用重複來造成一種龐大的空間外觀，所謂「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這樣來的。法西斯美學是一種集體美學，在這種美學中是看不見個體的，更看不見個體的自由意志，看不見個體的生活和生命。中國人學法西斯美學，在08奧運的開幕式上達到了畢業交卷的水平。張藝謀凡導演這樣的大場景，比如《黃金甲》，都深得法西斯美學的精髓。重複、重複、重複，就是一堆垃圾也能變成黃金甲。將來的人們會把08北京奧運開幕式和1936年柏林奧運開幕式並列，在美學上這兩次奧運開幕式的立意是一致的。中國人搞奧運開幕式，不可能去學倫敦奧運或者亞特蘭大奧運，那種全民同樂的風格，想學也學不像的。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就搞了一次登基加冕性質的大閱兵。中國這次大閱兵，其美學風格不會超出1934年希特勒閱兵。不過，當年希特勒閱兵的時候，軍隊分列式走過柏林的大街，希特勒是在街上檢閱軍隊，大街兩旁擠滿人群，街道兩邊住宅樓的窗口，擠滿了人頭。希特勒至少還想到與民同樂以凝聚民心。習近平倒不是不想凝聚民心，卻不敢與民同樂。北京閱兵前，閱兵隊伍走過的街道兩旁的單位住戶都已經得到通知，閱兵期間，所有人統統得離開，更談不上在樓上窗口圍觀了。
      中國的閱兵，將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沒有現場觀眾的閱兵。除了習近平等領導在百米以外的天安門城樓上遙望，還有李芬斯塔爾的弟子們天上地下的攝像機以外，那雄壯的、龐大的、整齊劃一的、壓倒一切的、不可阻擋的、機器人一般的軍隊方陣，是沒有幾個人現場觀看的。
      中國的閱兵，學的是法西斯，卻是連法西斯都不如的閱兵。
      ——东网

      东步亮：中共官員的「不安全感」

      Posted: 30 Aug 2015 07:12 PM PDT

      最近一位大學同學來訪。他已是某省副廳級幹部，率一個代表團來這裏，每到一處，前呼後擁，吃香喝辣，恭維之聲不絕於耳。他以「考察」的名義，行欽差大臣之實，在接待官員和下屬面前，派頭十足，官話連篇，春風得意。可是，私下裏，他卻對這一切感到厭倦，說自己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我的二女兒剛出生才一個月，還是在家抱孩子好，官位都是外在的東西，哪有家庭幸福重要。」

      這位同學的經歷我比較了解。他出生農村，本沒有什麼深厚背景，完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給領導鞍前馬後服務，在機關裏忍辱負重打拼，才慢慢爬上來。若按論資排輩，這個副廳級位置本來也輪不上他。恰這時，在反腐大潮中，他們機關的兩名副廳級被抓，一名副廳級跳樓身亡，領導班子一下子空出來好幾個位置。可即便這樣，按照中共官場以往的潛規則，如果沒有省委常委級別的官員作後台，他想上副廳級，也是上不去的。好在這次對「作風」抓得嚴，「後台」們不敢亂來，作為後備幹部的他，才有了機會，跨上副廳這個高門檻。
      不過，雖然在副廳級崗位已經幹了一年多，他還是惴惴不安。因為他太年輕，比他資格老、背景深、關係多的人，都虎視耽耽地盯著他，等著看他的笑話、抓他的把柄。這次和他一起出來「考察」的一個處長，過去就是他升副廳時的一個對手，現在卻是他的手下。對方雖然現在表現得處處很服從、很尊重他，但他也不得不小心冀冀，心中滿懷畏懼。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紀委那雙不知何時會伸過來的手。這是所有中共官員目前最大的不安全感的來源。我不便問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否完全過得硬，但我想，即便他清廉如海瑞，即便他深知農村出身的孩子成長為高級官員的不易，他身在官場這麼多年，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在中共官場這個腐敗的大醬缸裏，如果沒有與其他官員的同流合污，他能走到今天嗎？他肯定會被當作異類，早早被拋棄。所以，如果紀委真要找他的問題，多多少少肯定也能找出一些來。只是看有沒有人願意去找。我想這可能也是他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他還說，這個副廳級的官現在其實也享受不到什麼好處了。配的專車剛享受了一年，馬上就要取消，機關要搞車改了。公務員的醫療和養老待遇也不再享有特權，改為和其他人員的社會保險一樣並軌。「我們現在其實是弱勢群體。除了當官，別的又不會幹，年紀一大，離開了這個體制就活不下去。怎麼辦呢，只能繼續當下去。沒准哪天這些就都沒了。」
      這大概是目前不少中共官員的心態。他們得過且過，走一步看一步。在強大反腐壓力下，他們既不敢去貪腐，也盡量不去做事、不得罪人。「不作為」成了官員們的常態。有文章描述說，「不作為近月像山火一樣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而且中央不少部委也出現了同樣的怠政傾向」。以至於李克強和他主導的國務院近期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主抓官員的「不作為」，督促官員們做事。
      這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解決這些問題，恐怕還是得從中共現行體制這個根本症結上著手。

      ——东网

      韓連潮：关于二战的两个迷思

      Posted: 30 Aug 2015 06:45 PM PDT


      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军人观看美国驱逐舰在日本偷袭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军人观看美国驱逐舰在日本偷袭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二战结束70年以来，关于太平洋战争起因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议中有两个重要迷思应当厘清，以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把握未来，维护和平。
         
          迷思之一是罗斯福总统在日美关系上玩弄计谋，为了参加二战，不惜牺牲数千美军官兵生命和整个太平洋舰队，诱使日本偷袭珍珠港，因而引发太平洋战争。
         
          迷思之二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满洲里. 与美国投掷原子弹无关。这一迷思在国内反美愤青中颇有市场。
          
          澄清第一个迷思
         
             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这 个迷思的最初形成是美国两党政治争斗的结果。194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挑战希望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一些军中人士找到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举报罗斯福对日本偷袭玲珠港知情，因为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掌握其密秘通讯内容，然而罗斯福不采取防范措施，使美军蒙受重大损失，而让太平洋舰队司 令和夏威夷基地司令做了替罪羊。杜威拟利用这一材料作为竞选议题，公开发表演说抨击罗斯福，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出面要求杜威不要披露，因为会严重影响 对日战事，增加美军伤亡。杜威接受了马的意见，最后其问鼎白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战后，美国国会立即设立了珍珠港事件联 合调查委员会，分别由6名民主党、4名共和党参、众议员担任。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偷袭珍珠港的最终责任者是日本，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并未＂ 欺骗、挑衅、煽动、 引诱或胁迫日本＂偷袭珍珠港。委员会两名成员不同意大多数成员的结论，提交了自己的报告，继续质疑罗斯福总统的行为。
         
          此 后，许多阴谋论人士和历史修正主义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和考证，试图将罗斯福总统说成战争贩子，要其承担战争责任。他们提出的比较有杀 伤力的证据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几天和当天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特别是第902号电报，美国战争部长日记上记载的罗斯福谈话，以及麦克科勒姆备忘录(the McCollum Memo)。下面让我们一一剖析这些证据。
         
          不错，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就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美国 称＂紫色＂密码），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和间谍活动，但并没有能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所以并不知道日本军事活动，特别是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美国只能从日本 外交部与其世界各地使领馆的电报往来中推断日本可能的军事行动。而日本人从苏联驻美大使处知道其外交密码已被破译，但不相信这是事实。
         
          1941 年12月1日，日本电报指示伦敦、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使馆销毁"紫色"密码机，2日又指示华盛顿使馆除留一台译码机之外，销毁所有秘密文件和密码机。情 报人员判断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战事在即，并通知了有关单位，包括夏威夷。美国驻东京、北平、上海和曼谷的武官处开始销毁密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日本会进攻珍 珠港。
         
          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声称美国12月6日破译的第902号电报已经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但被他有意忽略。其实，这份 电文是一项备忘录，共14部分，是针对美国的最后通谍，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递送。其基本内容是为日本东亚政策辩护，指责美国的种种不是，第13部分结尾声 称日本不能接受赫尔11月26日提出的包括必须从中国撤军在内的四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据罗斯福看该电报时唯一在场的海 军军官舒尔茨在国会作证的证词，罗斯福读完电文后对在旁边的霍布金斯说，＂这恐怕意味着战争。＂霍表示同意，然后二人讨论日军部署问题，分析日军下一步行 动，他们提到东南亚，但没有提及珍珠港，未有任何暗示明天就是偷袭日，也未通知要部队警惕。霍布金斯当时说，可惜我们不能首先打击日本，防止突然袭击。罗 斯福点头说，对，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且我们有良好的记录。舒尔茨认为罗斯福的后一句话是暗示美国必须保持不先开战的记 录，不首先动手攻击别国，只能等别人先来犯。
         
          很显然，从二人的对话中，很难得出罗斯福对日本的偷袭计划知情。至于霍布金斯提到防止日军突然袭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德军就是使用闪电战侵略了欧洲好几个国家，日军又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战略战术比较相近，想到日军突袭是很自然的事。
         
          罗 斯福接下来又告诉霍布金斯，他给天皇发了一份电报，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由东条英机转，而是直接给天皇的，电报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表示关切，希望日本从 东南亚撤军，罗斯福特别强调说他这样做是将天皇当国家元首来对待。舒尔茨揣摸罗的意思是，如果天皇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总统可以向国会有所交待。这份通过 美国驻日大使转交的电报再次呼吁天皇履行神圣职责，恢复美日传统友好关系，防止战争造成更多的人丧生和破坏。可惜这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送达。如果罗 斯福知情，他这样做无疑是画蛇添足。
         
          由于第902号电文第14部分当天未译出，7日上午10时罗斯福总统才读到了第14 部分内容，该部分指责美国利用野村和赫尔的谈判阻碍日本通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来维护和平，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日美进一步谈判不会达成协议。仅此而已，电文并 没有宣战，也未表示中断外交关系，只是宣布终止美日之间的外交谈判。因此，也不能由此得出罗斯福知道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结论。
         
          2011 年，研究人员又从联邦调查局罗斯福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另一份新解密的备忘录，其中海军情报部门1941年12月4日警告罗斯福日本正在动员所有情治力量在 美国西海岸、巴拿马运河以及夏威夷加紧收集军事经济情报，为其海军所用。但是，这份报告同时点了三个地方的名，还是不能证明罗斯福知情。
         
          另 一项常常被引用的所谓证据是时任战争部长的史汀生11月26日的一篇日记，其中称，罗斯福对史汀生表示，＂美国可能在下个星期一(12月1日）受到日本攻 击，因为日本人在不事先警告就发动袭击方面是臭名昭著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如何巧妙地让他们打第一枪，而自己又不遭受重大损失。＂
         
          首 先，这不是罗斯福的原话，而是史汀生的转述。我们并不知史的转述和记忆是否准确，或他的秘书在转录抄写中是否有误。其次，如果罗斯福知情，就不会将自己的 战争部长蒙在鼓里，而且他们共享很多情报。第三，罗斯福所说的进攻时间也不对，显然他只是打个比方，他的后一句话证明 了这一点。第四，珍珠港遭受的损失巨大，不符合罗斯福自己的讲话精神。＂巧妙地＂一词(maneuver）有操纵的意思，最受历史修正主义者诟病．但是， 罗斯福的意思可能是我们不能打第一枪，要等日本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先动手，我们才能师出有名。
         
          更为重要的是，在史汀生记 下这些话的三个星期之前，山本五十六已于11月5日下达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命令，而日本外相也已指示野村，日本不能在谈判中取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必须在 11月29日中断与美国的谈判，＂此后，事情将自动发生。＂至于在哪里发生，美国决策者只能猜测。
         
          而且，罗斯福的总的战 略思路是先欧后亚，所以他并不希望当时在太平洋发生战争，分散支援欧洲的资源。这一点，他反复在很多场合强调过。在日本侵占东南亚之前，一些内阁成员要求 对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完全停止石油输出，罗斯福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正在东进进攻苏联远东还是南进占领南太平洋地区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禁运，日本 一定南进。美国没有足够的海军，很难应对太平洋发生的事件，所以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
         
          美国军方马歇尔和斯塔克将军也都反对与日本在太平洋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直到7月日本决定南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罗斯福才改变态度，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和冻结资产。显然，美国的措施是罗斯福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的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挑起或引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同 理，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利用麦克科勒姆备忘录来说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麦克科勒姆是海军负责远东的一名情报少校，他于1940年10月7日为其上级纳克斯 上校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采取8项行动，挑起日本公开发动战争。8项行动包括全面援助蒋介石政府，对日全面禁运，利用英国、荷兰在太平洋的基地，派遣巡洋 舰等。没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看到过这份报告，麦克科勒姆自己否认接触到罗斯福，后来在讲述自己的海军生涯的访谈中也未涉及此事。备忘录虽然提到利用日本公然 的战争行动使美国公众支持战争，但是其主旨是防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此外，如前所述，罗斯福反对对日全面禁运、希望维持太平洋和平。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决 定了它一步步走向侵略，而罗斯福一直是被动应对，最后不得已被卷入战争。
         
           1941年10月10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左）解说含有中国一万师生签名的书册
          1941年10月10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左）解说含有中国一万师生签名的书册
         
          此外，我们知道赫尔11月26日的照会虽然坚持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并没有规定时限，为进一步谈判提供了空间。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谍，将日本逼到了墙角，故挺而走险。
         
          虽然罗斯福总统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没有一条情报准确地指出日本会在何时何地攻击美国目标。这种情形很像美国911事件之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均错过许 多信号，未能及时判断出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一样。这是从上到下整体系统运转失灵的人为错误，而不是人为阴谋造成的。
         
          美国的代号为＂奇迹＂的破译项目，人手严重短缺，常常不能及时翻译、分析和发送破译的电文，导致各级情报和决策部门错过了日本偷袭的信息。有些完全可以判断出日本偷袭计划的重要电文，由于翻译的延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译出。
         
          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无疑应对误判日本负有一定责任。其最亲密的朋友、幕僚霍布金斯称，罗斯福当时的确判断日本不会攻击夏威夷和菲律宾，而会向中国纵深发展， 或者占领泰国、法属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等地，时机成熟时，也会进攻苏联。这样的误判使美国损失惨重，罗斯福难辞其咎。
         
          但无论如何，日本的侵略计划是其推行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结盟、争夺战略资源的必然结果，1941年1月开始制订的偷袭珍珠港只是其总体侵略计划中的一部 分，日本同时还进攻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既使没有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也会因日本侵占菲律宾而对日宣战。所以，罗斯福引诱日本偷袭诊珠港为其参 与二战制造借口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的迷思
         
             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1945年8月9日）

          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1945年8月9日）
          
          这个迷思最早是由战后一批左派学者和反核人士创造的，其中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马丁·舍尔温和理查德·罗兹等人。
         
          然 而，他们的影响远远没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日裔历史教授长谷川毅那么大。二战胜利60周年时，长谷川出版了一本名为《与敌人赛跑》的书，用自己的所谓 研究成果声称，美国的核爆对日投降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因素是苏联红军出兵满洲里。该书使这一迷思广为流传，到目前为止仍有众多的信徒。
         
          长谷川毅后来又对其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有如下几点：(1)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是天皇终战的＂神圣决定＂；（2）长崎核爆对日本投降影响甚小；（3） 比起美国的核爆，苏联出兵满洲里对日本决定投降影响更大；（4）核爆和苏联出兵均没有对日本投降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立即的影响；（5）不使用原子弹， 仅依赖苏军参战，日本最终也会投降。
         
          因为本文篇幅的关系，笔者不拟逐一反驳长谷川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裕仁天皇作出终战决定，是苏联出兵东北，还是美军的原子弹？
         
          仅就日本投降本身而言，裕仁天皇的决定毫无疑问占有举重足轻的作用。天皇在德国1945年5月8日崩溃之后，即有意愿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希望通过苏联斡旋体面投降。但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看看核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8 月6日，美国在日本军事重镇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直到7日上午才从英美电台广播中了解到真相，随后军方收到核爆破坏的直接报告， 日本当局异常震惊，因为日本对核研究并不陌生，其海军和陆军都有自己的高度机密的核研究项目，1945年初才因开支太大，成功机率太小而放弃。
         
          当天上午，内阁开会，东乡外相报告了从外台汇集的信息，建议应当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军方人士认为核爆可能是美国瞎编出来的，因此内阁决定在进一步弄清情况之前先不作判断。
         
          8 日，在未收到调查委员会报告之前，铃木和东乡认为广岛核爆事关重大，应当马上进宫报告天皇，建议及时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下午东乡晋见天皇，告诉天皇 外交部汇集的有关核爆信息：原子武器将给现代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美国将对更多的日本城市进行核爆。天皇虽然对苏联斡旋和平仍 存一线希望，但明确表示因为这样的新武器的出现，使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继续下去，日本不应继续拖延终战决定。天皇要求东乡转告铃木首相他的旨意，尽快做出终 战安排。铃木当即召集最高战时委员会会议，但因一些成员不在而未开成。
         
          已下定。天皇侧近内大臣木户幸一中午得知核爆的消 息，立即在下午告诉了天皇。木户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天皇和他的谈话，其中天皇说道：＂事情现在已经陷入了如此的僵局，我们应当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对 我的安全有何影响，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终止战争，以免再发生类似悲剧。＂
         
          天皇决心终战时，苏联尚未出兵满洲。苏联外交人 民委员莫洛托夫一直拒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直到8月8日晚11点才与之会面。莫洛托夫通知佐藤，苏联决定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并拟在9日对日宣战。一个 小时内，苏军对日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日本政府9日4时才从塔斯社的广播中知情，直到10日11点苏联大使才正式知会东乡外相苏联对日宣战。
         
          9 日，被称为＂核心内阁＂的六人最高军事指导委员会开会商讨天皇终战的要求。铃木，东乡、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主张在＂护持国体＂的条件下马上接受《波茨坦公 告》，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海军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则要求附加自主撤兵复员、处罚战犯以及保障不予占领日本本土的条件。天皇当 即＂圣断＂在维持天皇体制下投降。
         
          10日，日本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代表同盟国回复称，天皇体制应由人 民意愿来决定。13日，天皇再次排除军方干扰，圣断接受同盟国立场。15日，天皇颂布投降昭书。诏书中特别提到核爆为终战理由，其中称：加之敌新使用残虐 爆弹，频杀无辜，惨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找来我民族之灭亡，延可破却人类文明。
         
          1945年9月9日， 日本正式投降一个星期之后，天皇写了一封信给年仅11岁的皇太子。他在信中总结了日本战败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度轻视了美英 两国实力;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军队过份强调（战斗）精神的作用，而忘却了科学；第三个原因是，他作为日本的最高统帅却未能像其祖父明治天皇手下拥有众多远见卓识的军 事领导人。最后一个原因是，军人相互争斗称雄，看问题未有更广阔的视野，知进而不知退。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为了保全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 八尺琼勾玉），以及人民的生命。
         
          很明显，裕仁谈及的＂忘却科学＂实际上是指核武器。日军只依仗武士道精神作战，未能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的作用，故而战败。可见核爆在天皇心目中的位置。
         
          苏军出兵东北显然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日军方在苏联出兵前和出兵后都一直坚持或者有条件投降，或者战斗到底的立场。是天皇的圣断，迫使军方让步；而天皇的决定在苏军出兵前即已形成。
         
          我们知道，日本和苏联1941年4月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双方保证互不侵犯，如第三方侵犯，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同时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条约为期5年（有意思的是，中共当时大力赞扬这一条约，称其对外蒙有利，对全中国解放有利）。
         
          正 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1945年5月中旬决定请苏联出面斡旋来结束战争。6月初，天皇也采纳了木户的和平方案，通过苏联 斡旋日本向同盟国有条件投降事宜。6月22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表示他担心由于美国空袭造成更大困难，希望不要局限在本土防御，同时应通过外交途径结 束战争。军方在天皇面前承诺支持这一方针。
         
          6月29日，日方向苏联提出缔结长期互助、互不侵犯条约，以此换取苏联斡旋。但苏方一直拒绝回答。
         
          7月7日，天皇十分焦虑日苏谈判无进展，召首相进宫质询，并下令马上派出特使访苏，请求苏联斡旋。日本政府决定派近卫文麿作为特使赴苏。
         
          7月11日，日本驻苏大使终于见到莫洛托夫，但莫声称苏需要时间仔细研究日本方案。此后，日本大使又进一步得到指示，明确告知苏联，日本天皇终战的意愿和接受近卫特使赴苏的请求。但莫洛托夫以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与之会面。
         
          7月18日，苏联照会日本，由于天皇的信件中没有具体提议，所以苏联政府不能给予确切的答复。
         
          日本政府25日回照称，日本希望苏联斡旋实现和平，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一切都可以谈，并表示可以充分考虑苏联在东亚的要求。
         
          
      开罗会议与会国领导人：（左起）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右侧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11月25日）
          开罗会议与会国领导人：（左起）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右侧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11月25日）
          
          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认为如果苏联最终同意斡旋，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可以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读。所以决定在知道苏联态度之前不对公告表态。
         
          30日，日本大使进一步告知苏联政府，只要日本的荣誉和生存得到保障，日本愿意接受条件投降，并要求将这一信息转告在波茨坦的苏联领导人。
         
          然而，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其苦苦等待的苏联斡旋永远不会到来，而得到的却是8月6日美国的新式炸弹。
         
          上 述资料显示，日本对苏联斡旋终战寄于了太大的希望，尽管明知成功渺茫，但死死不愿放弃。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撼是日本对斡旋和平期望的彻底毁灭，而不是苏联军 事打击的结果。日军情报机构十分清楚苏军在远东集结，军队一直预期苏军的进攻。其时日军目标已转为本土防守，而不是保卫满洲和朝鲜了。据日本报纸报道，当 时铃木首相听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非常平静地说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
         
          日本历史专家Edward J. Drea分析得对，日军有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应对苏军的常规战争，然而对于美国核武器却没有军事应对措施，只有选择投降。
         
          那 么，为什么长谷川毅一类的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坚持苏军参战才是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呢？笔者认为，长谷川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证明军事上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核弹来进 而挑战美国核爆的道德性，从而得出他在其著作最后所下的结论："这场战争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大家都是人。"
         
          问问成百上千万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无辜冤魂，我们就知道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
        
      ——VO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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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 2015, 6:15:56 AM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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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见：軍隊國家化與抗戰勝利

      Posted: 31 Aug 2015 11:33 PM PDT

      图为一九八九年中共解放军六四大屠杀时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坦克


      　　中共勿忘曾被國軍改編

      　　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中共的態度看來非常認真，而它最為認真的一點，表現在它堅持認為自己是抗戰「中流砥柱」，同時，它竭力表現它在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持續抨擊日本的作為。
      　　不過，當年抗戰至今發展變化的基本脈絡，推敲起來，另有一番意味。
      　　中國抗戰，關鍵在於停止內戰，其具體行動，是推進政治統一與軍隊國家化。無論中共發表了多少綱領、聲明，或者毛澤東寫下了多少「雄文」來「指導」抗戰，當年決定性的舉動，是中共及毛澤東接受國民政府及蔣先生領導，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南方遊擊隊也整編為國軍的新四軍。如此，中共放棄以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宗旨，放棄自己割據的「國中之國」地位，使得政黨政治向正常化發展，政黨擁兵自重以及在抗戰中自相殘殺的狀況，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中國的抗戰才真正全面展開。
      　　中共從南方轉移到西北，生存條件更為艱苦，對參與抗戰就「熱心」起來。當時的日本在天皇體制下，日本人蔑視中國，因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國在他們眼中還不是一個國家，可以任由他們宰割。然而中國發生變化，使得它進入世界反法西斯的民主陣營──它與日本展開持久戰爭，儘管其軍事力量尚弱，卻不同尋常。
      　　這就難怪，習近平為紀念抗戰勝利而閱兵時，人們關注，受閱軍中是否有國軍方陣、是否出現國軍軍旗，以及受閱的「八路軍」、「新四軍」軍人是否佩戴國軍帽徽。

      　　中共背叛軍隊國家化承諾

      　　抗戰勝利後，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蔣先生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共擁兵自重，而中共，則顯露出背棄軍隊國家化的本相，公開恢復其軍隊的「黨軍」身份。於是，國共再次內戰。國軍抗戰八年，十分疲憊，這時再打內戰，其士氣明顯不如受「階級仇恨」鼓動的共軍。當時的國軍也有「黨軍」氣質，但在共軍面前，他們作為國軍而厭戰，作為「黨軍」，更是相形見絀。
      　　不僅如此。中共在抗戰中的另一個變化，是對地主的政策，從沒收土地，到承認其土地所有權而要求其減租減息。應該說，沒收地主土地及消滅地主富農的激烈政策，致使國共第一次合作走向崩潰，而中共在抗戰中調整其政策，與它的接受軍隊國家化一樣，都是進步的表現。然而，對中共而言，這些只是權宜之計，形勢一旦變化，它就恢復其本色。出身農民的士兵受到激勵，為土地而戰，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其土地很快就以農業合作化名義被交了出去。
      　　抗戰勝利後，中共軍隊同國軍作戰，對那些曾在抗戰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國軍部隊痛下殺手。朝鮮戰爭打到鴨綠江邊，中共軍隊對聯合國軍發動突然襲擊。那些曾在二戰中擊敗德日法西斯的部隊，眼看就要取得統一朝鮮半島的勝利，只好在冰天雪地裡繼續廝殺，迫使中朝軍隊止步於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地方。

      　　解放軍實為「黨衛軍」

      　　中共軍隊內戰表現出色，外戰則多不順利，而最可恥的是，它奉中共之命，大舉圍困北京，爾後殺入城中，悍然對民眾開槍，殘酷鎮壓八九民運。而如此揮舞屠刀捍衛中共的絕對權力，相應地，腐敗也深入它的骨髓，在黨政機構面前毫不遜色。
      　　這樣的軍隊，其受閱部隊走得再整齊，也只是表現其「黨軍」氣質，而它的刺刀支撐著中共一黨專政，致使辛亥革命一百多年之後，憲政民主難以進展，實為共和國之恥。
      　　國民黨那邊，則不一樣。它敗退台灣以後，以它自己的方式實行土地改革，為台灣發展奠定發展基礎。爾後軍隊也在民主化改革中轉向在政治上中立，不再成為政權更迭的障礙。
      　　由此來看，如今中共念叨的所謂「戰後國際秩序」，顯然，它只是抓住它喜歡的內容，至於戰後國際秩序的實質內容，則在它的視野之外。
      　　美軍佔領日本，推行民主改革，制定和平憲法，而作為對日本國情的讓步，保留了天皇。在歐洲，民主國家的德國佔領區組建為聯邦德國，蘇佔區之「民主德國」成為蘇聯帝國的僕從國，數十年後，兩德統一為一個民主國家。
      　　與這種民主化發展形成對照的是，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發動戰爭，進攻韓國，試圖武力改變戰後格局卻慘遭失敗。毛澤東秉承斯大林旨意，把金家王朝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以無數生命鮮血的代價，再回到戰前格局。數十年後，朝鮮與韓國各自的變化天差地別，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中共至今站在金氏政權身後，看似毫無愧色，內心難免尷尬。
      　　中共要震懾日本，要顯示軍力，要顯示權力，夢想得很不錯。但是，它對抗戰後國際秩序民主化大勢的基本姿態，終究難以掩飾。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9月号

      史平：成功歸己，失敗歸人，習近平獨稱霸

      Posted: 31 Aug 2015 10:59 PM PDT

      巴黎街头的习近平“画像”……


      　　元首口頭禪：提頭來見

      　　二○一三年下半年，習近平下令對網絡「亮劍」，掀起中國全國網絡嚴打，習曾經對有關官員發話：「這事不幹也得幹，甭管什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管不好，提頭來見！」筆者初始聽到此話，大吃一驚，這是古老章回小說中的語言，兩軍開戰前，將士立下軍令狀，或山大王下令時，常用此話。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一個大國元首怎麼還說這種話！此外，幾十年前的街頭小混混確實也曾流行此話。後來聽說，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話語竟是習近平的口頭禪。
      　　二○一五年八月二日，博聞社發表一篇《紫禁城來鴻：習近平為股市跟李克強拍桌子》。文章中說，老大對股市如此波動十分擔憂，認為如此下去，不但人心大失，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危及政權。但老二卻認為股市起落屬正常，不應該過分擔心。結果到七月初的那一周，眼看股市不斷插水，顯示「形勢不妙」，老大終於按捺不住，對老二拍了桌子，要老二「馬上收拾局面，否則提腦袋來見」。於是才有了那個周末，「李克強連夜召集開會」和「暴力救市」之舉，其動作之粗暴，甚至出動公安部干涉股市，為Ａ股有史以來從未見過。
      　　由上述可知，習近平不僅對一般官員下令：管不好，提頭來見！總書記對老二李克強總理，也是同樣腔調：完不成任務，提腦袋來見。這與「推出午門斬首」有什麼差別？完全是君王對臣子的一套，是習近平的王者霸氣，李克強和其他常委受得了？上述博聞社文章還說：習老大近年喜歡在會上拍桌子，早在二○○三年他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懾，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視。」中共黨章上說實行民主集中制，原來實際並非如此，還是上級說了算，上級對下級（包括老大對老二）拍桌子，你敢不服從，提頭來見！真相是第一把手一統天下。

      　　既批准推行 成敗應責己

      　　據說，要借股市打救中國經濟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想法，是李克強博士（李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的頭銜）出的招。開始時，遭到習近平博士（習有清華大學馬列政治經濟學和法學博士的頭銜）的質疑，但最終習博士還是同意李博士的「股市救國論」，希望宰相之策，能成為解決地方債務的良方，也打救正在下滑的中國經濟。既然老大已經表示同意允准，那麼推行此方案後，無論成敗，老大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顯而易見的執政常識。豈有成功了一切功勞榮譽歸己，失敗了一切錯誤罪責歸人的道理？事實上，今年六月以前，官媒使勁吹捧股市上漲為：「習的改革牛市」，沒有人說是：「李的改革牛市」，因此股災來了，當然就是「習的股災」，應由習近平承擔責任。否則，成功歸己，失敗歸人，豈非太霸道。
      　　下面還有一個明顯不過的實例：甚至國務院召開的常務會議，習近平也會以主持人身份參與，曾經發生過他進場發一通宏論後，就徑自宣佈「散會」，抬起屁股才想起主角李總理還坐在旁邊，於是多餘的問一句：「克強同志還有什麼補充？」已經宣佈散會了，還補充什麼？習霸道到什麼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股市上萬點 預言還是謠言？

      　　關於中國眾多散戶股民在股災後追究習氏的責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眾所周知，今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傳媒傳出有關日前跟隨習近平視察的上海第一財經雜誌女記者江燕的訊息：問我什麼行業的，我說是杭州專業炒股的！主席親切地說：「炒股不錯，好好做！馬上會上一萬點！」接著整個投資圈都在瘋傳這條短訊。君無戲言，國家主席這麼說，還不是在鼓勵人們炒股嗎！因此不僅大媽、大娘，甚至學生也進入股場了。許多人在股災後血本無歸，人們當然會歸咎於聽了習主席的鼓吹才去抄股的。如果江燕上述這條訊息是假新聞，中央應該像習近平打的（坐出租汽車）是假新聞那樣，當天立即闢謠。不闢謠就是在鼓勵人們炒股（江燕後來只更正說沒有與習主席握手，但沒有否認習的講話），就要為不久後的股災造成五千萬股民人均損失四十一萬元人民幣負責！

      　　正在其位 善謀其政

      　　今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辯證看待「人走茶涼」》一文，要求老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對而言，對當今執政者來說，自然要求正在其位，善謀其政。習近平上台三年，把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以經濟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國策擅自篡改為以選擇性反腐攬權為中心。這是沒有經過中央全會討論通過的國策改變，所以是擅自篡改。三年來中國經濟逐年下滑，這是在位執政者的善謀其政嗎？由於經濟下滑問題越來越嚴重，當局現在才想起來要恢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耽誤了三年，該怎麼向全黨全國人民交代？是否像文革已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仍在宣稱鶯歌燕舞呢？如果按照斯人的口頭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就是：提頭來見！

      　　罪己明示 拭目以待

      　　二○一五年中國已經經歷了多次史無前例的大災。六月一日「東方之星」客輪在長江中游湖北監利水域沉沒，四百四十二人遇難。七月十六日山東日照市嵐山區的山東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一千立方米液態烴球罐大爆炸。八月十二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震驚世界的特大爆炸，死傷失蹤千人以上。另外多次經濟大波動。第一波是六月的Ａ股股災（中國股市六月股災後，八月十八日再次崩盤）；第二波是暴力救股災；第三波是人民幣重大貶值。誰都懂得，權力與責任是緊密關聯的，有權必有責。一個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外加十四個小組的組長、創世界紀錄的大權獨攬者，理所當然，中國一切災禍的罪責都是非他莫屬。這是天經地義的，也是極為公平的權責共有。一列火車在外省出軌或撞車，旅客死傷眾多，人在北京辦公室的鐵道部長為什麼要受處分？因為他要負領導責任和政治責任。中國古代君主遇到自然災害尚且要下「罪己詔」，反省自己的過失和改變政策。現代民主國家的黨或國家發生重大問題時，領導人以辭職表示負責。中國發生了那麼多的重大事故、災害和人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頭和中共的黨魁如何表示負責，給死難家屬、全國人民和歷史一個交代，人們拭目以待。決不是處理一個國家安監總局長作替罪羊就敷衍塞責了。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9月号

      王丹：關於反對中共九三閱兵的聲明

      Posted: 31 Aug 2015 10:56 PM PDT

      9月3日，中共借對日作戰勝利70週年的機會，將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據說是盛大的閱兵儀式。儘管我也認為抗戰的勝利值得紀念，歷史的記憶需要延續，但是，對於中共以大規模閱兵的方式來紀念抗戰，我個人認為極為荒唐而且無恥。

      我的反對，首先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那就是：七十年前的抗戰勝利，並非是在中共主導下完成的，中共不僅沒有領導抗戰的勝利，反而通過種種做法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實力，實際上是利用國難遂行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中共不配以抗戰勝利的領導者自居。通過閱兵的方式抬高自己的歷史地位，這是對歷史的褻瀆；

      我的反對，是因為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來，主要是用以軍隊為基礎的國家暴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大規模閱兵這樣的國家行為，不僅體現的是法西斯美學，而且體現出中共對武力治國的模式的迷戀。尤其是坦克和裝甲車行進在長安街上的畫面，我相信這會讓很多國人和全世界都回想起26年前，同樣的軍隊，同樣的坦克，同樣的國家暴力，在同樣的地點，曾經血腥鎮壓學生運動的那一段歷史。中共至今不僅不對"六四"屠殺做出反省，反而用閱兵的方式張揚自己的武力，這是對"六四"死難者的挑釁，這也是對普世價值的公然對抗；

      我的反對，也是因為，這樣的閱兵，固然滿足了統治者的虛榮心，但是它的代價，會是大規模的專政機器的強度運作，會使得中國政府更有借口迫害人權，打擊國內的不同政見者，同時，為了保證閱兵的順利進行，更會令首都的人民生活遭到各種限制和阻礙。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公民社會的發展的打壓日益嚴重，從對浦志強和高瑜的逮捕，到最近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的行徑，中國的人權狀況大幅度倒退，國家治理模式越來越具備法西斯專政的特點。這樣的閱兵，根本就是一個正在走向法西斯統治的政權，慶祝它曾經打敗了另一個法西斯政權的閱兵。

      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股災處理不當導致很多老百姓經濟損失慘重，天津大爆炸至今沒有給出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一場勞民傷財的閱兵極為不合時宜。閱兵固然彰顯國力的強大，但是如果這樣的強大，是以人民付出代價來換取，則是我們強烈不滿和反對的。

      我要再次重申，我反對中共閱兵，不是反對紀念抗戰勝利；我們對那些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英勇報國而付出生命代價的國人抱有崇高的敬意，這樣的敬意也應當給予很多現在身在臺灣的國民黨老兵們；我們的反對，是因為我們認為，今天中共的閱兵，與其說是為了紀念抗震，不如說是為了滿足中共自己的政治需求，甚至是為了滿足最高領導人的虛榮，而國家和人民，要為了一個政黨的利益，支付龐大的歷史的，道德的，經濟的，人權的，民生的代價。這不是光榮，而是恥辱；這不是紀念，而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戕害。

      作為中國人，我為中國人民在抗戰中取得的重大勝利感到驕傲；但是，這樣的光榮，應當屬於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共；這樣的光榮，應當通過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來彰顯，而不是通過顯示武力的方式來表現。如果一定要有盛大的慶祝儀式，也應當是人民自發的慶祝活動，而不是中共領導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說「抗戰是我們中共領導下打勝的」這樣的假話。

      《争鸣》时评：玩火自焚，逞强自败——关于大爆炸与大阅兵

      Posted: 31 Aug 2015 10:20 PM PDT



      　　八月十二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化學品倉庫發生驚天大爆炸，火光衝天，聲聞數里，數百人死於非命，億兆財產灰飛煙滅。
      　　許多年輕的消防員一去不復返，中共官方稱他們為「英雄」，試圖以煽情換真相，拿高帽子堵人嘴。但自古英雄之死，都是道之所在，慷慨赴死，或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哪有這樣稀裡糊塗去送死的？犧牲於天津港的消防員們和那些被飛來橫禍奪去生命的普通群眾一樣，他們不僅死得慘，也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心不甘情不願！
      　　和汶川大地震、東方之星沉船事故不同，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人禍。死難者們死於管理失效，死於怠政惰治，死於失職瀆職，死於官商勾結，死於政治腐敗，死於一黨專制，因此，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大悲劇，只有犧牲、沒有英雄，只有悲傷、沒有溫情，只有憤懣、沒有感動。這場災禍，套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滿滿的負能量」。
      　　天津大爆炸讓人聯想起一九八六年四月發生於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大爆炸。正是那場放射性相當於廣島原爆四百倍、核污染波及大半個歐洲的大爆炸掀翻了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蓋子，多國救災的實際需要又倒逼出對蘇聯以及整個世界影響深遠的「公開性」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認為，國際社會理應瞭解核爆炸的真實信息，而蘇聯政府也無權欺騙本國人民，他說：「應該對人民說真話，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開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後來有人總結說，正是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開啟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倒計時，可見多難未必興邦。
      　　對於屢屢製造人為災難並把災難真相隱藏於制度黑箱之中的共產專制國家，「公開性」、「透明度」的確是一劑苦藥，足以顛覆建立在制度性謊言基礎上的一黨統治合法性。災難是一面放大鏡、照妖鏡，會把人們平時不甚關注的制度醜惡加倍顯現，一旦打開了人禍的黑箱，人們將會一目了然地發現，製造人禍的專制政體遠比災難本身更加醜陋，也更加恐怖。
      　　然而，天津大爆炸不會產生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那樣的政治衝擊波，因為習近平自封「男兒」，不願做順應潮流、從善如流的中國戈爾巴喬夫。而雖說中共滿朝是「男兒」，在大爆炸驚魂未定的最初四天裡，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卻全都神隱不現，只派出區區女流劉延東孤身犯險。涉事的中共中層「男兒」們更加不堪，為逃避問責亂作一團：天津市和天津港互相推諉，安監局和交通部撕破臉皮。中共的「男兒」氣慨不過如此，比之前蘇聯，他們唯一的優越之處在於，即使人命關天，也不必考慮對人民說真話，只需護住頭上的烏紗帽，守住本團夥、本派系以及本黨權貴的最高利益。
      　　江、胡時代從九八抗洪到零八抗震，已經形成了一套化悲痛為感恩、變災害為政績的中共救災模式。救災成了「感動中國」的政治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搶險救災」的制度秀。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這套「壞事變好事」的救災模式已經沒有票房價值。但是，習近平似乎技高一籌，他看到了災害背後更大的政治商機：權鬥正酣，民憤可用。
      　　在大爆炸之後的一個星期裡，習近平的表態越來越嚴厲，以習的性格看，「徹查」、「嚴辦」必不是空話。等待著天津官場的，或是一場危險程度不亞於危化品爆炸的政壇大爆炸。楊棟樑已經落網，戴相龍只待揭盅，張高麗懸在空中，站隊站錯了的官員固然危險，即便是靠習近平寵信才當上天津代理書記的「之江新軍」成員黃興國也難免受到誤傷而仕途中落。人禍是政治鬥爭的加速器，正當選擇性打虎步入困境，天津大爆炸的發生及時給習近平送來了清洗政敵的新炮彈。
      　　習近平政治掛帥，運動開路，「三個自信」、「四個全面」，對內好鬥，對外逞強，「治國理政」風格越來越酷肖毛澤東。「一帶一路」是對外大躍進，「京津冀一體化」是對內公社化。如其所願，如今的中國真是大事不斷，只不過大則大矣，只有大鬥爭，沒有大改革，只見大禍，未見大功。這兩個月，大股災接著大爆炸，大爆炸連著大閱兵，但習當局暴力救市未果，卻套牢了「國家隊」，大爆炸又炸翻了天津衛。大悲之後欲大喜，習近平秀個人權力、掙黨國面子的機會，也就只能指望大閱兵了。
      　　「十一」閱兵，有章可循，「九三」閱兵，史無前例，完全是習近平一時興起。這又是毛澤東式執政風格之一例。當然，抗戰勝利彌足珍貴，值得高調紀念，但是，抗戰是前朝往事，是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領導之功，抗戰犧牲了近三百位戰將，只有一人是共軍（左權）。即使後人不再追究當年毛共先鬧摩擦、後摘桃子的假抗日、真叛亂舊事，共產黨所謂「中流砥柱」充其量也只是戰場上的配角。所以，若習近平果真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最恰當的紀念方式誠然不是中俄並肩閱兵，而是兩岸合開紀念會，馬英九為主，習近平為副，二人共同褒揚當年國府、追祭抗日將士、感謝盟國支持，那才稱得上是大儀典、大器量、大格局。
      　　其實，習近平閱兵，抗戰勝利只是個幌子。他的用意是一箭三雕：一是三軍統帥的加冕禮：中共歷任軍委主席都曾大閱兵，唯獨華國鋒沒辦成，結果早早地垮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華國鋒曾想突然襲擊「順路」在海軍閱兵，被鄧小平憤怒阻止，連帶鄧的二野老部下、時任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也被鄧當作「叛徒」一腳踢開，驚嚇之下抑鬱而終），有此先例，習近平自然是非閱兵不可，二○一九太久，他已經迫不及待了。二是中俄準軍事同盟的確認儀式：今年五月習近平赴莫斯科給紅場落寞閱兵的孤家寡人普京雪中送炭，同時中俄海軍在黑海舉行面向北約的聯合軍演，九月普京赴北京給習近平高調捧場，同時中俄海軍在日本海舉行針對美日的聯合軍演，你來我往，投桃報李，你替我撐腰，我給你壯膽，這種關係「不是同盟、勝似同盟」。三是向國際社會發出「大國崛起」的強硬信號：習近平上台以來，中日關係持續僵化，中美關係加速後退，東海、南海紛爭不斷，借「九三」大閱兵機會，他要把不宜用外交語言生硬表達的意思，用軍體語言和行為藝術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中國古代拜將出征，「君避正殿」，儀式選在偏殿舉行，乃表示用兵迫不得已，絕無耀武揚威之意。以炫耀武力為特徵的近代閱兵式起源於普魯士，由希特勒、斯大林發揚光大，北朝鮮金家王朝更將此一儀式發揮到了極致──這個窮兇極惡、民不聊生的小國幾乎年年舉辦大閱兵，而和平年代的憲政民主國家從來也沒有勞民傷財大辦閱兵式的傳統。
      　　天津大爆炸已經向官商勾結的貪官和奸商們昭示，玩火者必自焚；「九三」大閱兵也必然對中共、中國、中華民族徒勞無功，因為逞強者必自敗。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9月号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五）——路漫漫其修远

      Posted: 31 Aug 2015 09:47 PM PDT


      七月十四日接到律师的电邮，告诉我他日前接到贾志刚法官的电话，通话内容主要有三点：一、解释六月初我回国多次电话他不接，是开庭确实忙，不是有意回避；二、如果下次回国还想见，尽早通过案件书记员张怡和他预约，他好安排接待；三、律师告诉贾法官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尽快开庭。贾法官答复，案件疑难复杂，需要慎重处理，希望我们理解。关于什么时候开庭，仍然无法答复。
      我立即给律师回电，请他转达对贾法官善意解释的谢意。并告诉他上海一所大学邀请我九月初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前先到北京作短暂停留，请即联络张怡，希望在八月二十日前约定与贾法官会面日期。为了保险，我自己又在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廿五分给张怡打了越洋电话。第一次接通，我听出"喂、喂"是张怡的声音，问："是张怡吗？"对方立即将电话挂了。我再打，连续两次都被对方拿起话筒后立即放下——接通信号转为忙音。第四次拨打直接进入了留言机，我留言说："我九月一日到三日在北京，七日从上海返回美国，我的律师提前一个半月向您预约过一次，我现在提前一个月再次确认我的预约请求，希望这次在北京能够与贾法官见面，哪怕只几分钟，能有个沟通。谢谢了。"留言之后，等了七分钟，估计对方应该已经查听了留言，又打了一次，这次电话铃响了一阵，转接到留言机上。我只好说："刚刚留了言，以为您一般不接听电话，听到留言后知道这个号码是我打的这次会接听，看来还是跟您说不上话。请您一定转请贾法官定下会面时间，并盼尽早通知我的律师。"
      张怡的态度使我对贾法官曾经表达的善意产生了怀疑，将顾虑告诉律师："我感觉贾法官这次不会见我。"律师说我多虑了，毕竟是贾主动打的电话，这应该是研究决定了的。八月十七日，律师致电张怡，询问见面时间，张说与贾法官协调一下。八月十八日张回复说：九月一日至三日都安排了开庭，时间安排不开，问能否将见面时间挪到九月十四号那一周。我知道国务院早在五月十三日就已发出通知，九月三日是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全国假日，根本不可能开庭，对方显然说的不是实话。但还是请律师转告张怡，请她定出他们所指定周的日子和时间，我愿意改签机票。并请告张怡此事不可开玩笑，不想见就直说，要是我改了机票到时又找借口再推迟就是欺骗了。原告尊重法官，也请法官做事像个法官，请他温习一下三中院对人民群众的承诺。迄今我这个"人民群众"感受的是三中院稀松的工作标准，末流的队伍形象，量度为零的工作业绩。
      为了节省律师的时间，我传给他北京法院网，三中院简介最后一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将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一流的工作标准，展示一流的队伍形象，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律师即向张怡转达了我坚持约见的意思。八月廿日得到律师的电邮，贾法官九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半约见。我随即改签了返美机票。
      我百思不能得解的是，我自认情节简单明了的一个案子，何以到了贾法官那儿，就变得"疑难复杂"，不惜以编假话的方式回避沟通？为了寻求答案，我在中国法院的官方网站上搜寻三中院隶属关系的相关信息。北京法院网和中国法院网都未提供，但是在互动百科"北京设立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条目下看到这样的阐述："新成立的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市委领导和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接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也就是说，领导三中院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起监督作用，而高院只有工作指导权。这就清楚了，三中院实质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级行政机构，法官要想开庭审理这个涉及原中顾委委员公民权益的案子，三中院先得甩掉"厅级单位"行政级别的局限，更要脱离共产党市委的领导。这可能吗？
      我的公开信上网之后，一位在瑞士的朋友发给我一个网页，上面说：
      2015年5月21日，中国官媒披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这一号召发出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2015年8月号《文化纵横》撰文《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指出，中国法律甚至包括宪法都是党制定的，党制宪、修宪所遵循的重要依据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在党国宪政体制的架构中，党领导全国人大，也因此高于全国人大。由此，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
      为了确认习总书记讲话的真实性，我查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s.cn），该网的信息证实了上述网页的消息源于官媒，不是谬传。但在复述习总书记那句讲话之后，中共新闻网进一步引述了他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看到这里，我对贾法官认定我的案子"疑难复杂"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强教授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作出了绝不含糊、绝对直白、百分百明确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 可谓把准了习总书记执政理念的真谛。贾法官即便没有看到强教授的这篇文章，相信也一定早已在反复学习习总书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讲话的过程中，深自领悟到要在现行"党国宪政架构"的体制内存活，并获升迁，必须承认"党比法大"，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党的领导。而三中院的直接领导——中共北京市委对此案一直无指示（也许市委还在等待更高一级别党的委员会的决定），他如何不深感"疑难复杂"？为个人仕途计，当然"需要慎重处理"。
      我不在体制内，说话、做事当然没有体制内人的顾虑，但我批评现行体制时，必先经过反复思考。我要慎重地说：习总书记的话绝对地错了。"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依法治国"的对立存于天然：人民要当家作主，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彻底否定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绝对前提。"一党领导"跟"一党专政"是同义词，只是前者听起来柔软点儿。党领导亦即党专政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不过是党玩的一个肥皂泡，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提出他的党大于法，无可厚非，但是在任何一个人民真正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有这种理念的党、这个党推出的竞选人，是绝对当不了国家首脑的。选民喜欢的一定是承诺在宪法的框架内、在法律条款的约束下，优化政府行政职能，谦卑地为选民服务，勤勉执政的党，而绝不会是那个宣称要统治他们的党。这是常识。
      新行政诉讼法第四条写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没有说："不受……除中国共产党之外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因此不管什么人说"党大于法"，我坚持认为法院对我的案子的审判权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不受高级别行政机构的干涉，毋庸置疑！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九四0年十二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他在文章中说：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
      这位前国家主席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食言了。在自己遭到毫无法理依据的迫害时才想起来中国有部宪法，才举着那部宪法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可惜晚了，共产党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对领着他们夺得天下的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娇宠纵容，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无一人替为民请命的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到了文化大革命，国家不但没有宪法，党规也化为乌有。国家主席刘少奇悲惨到死后火化，都不能使用真实姓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如何？那些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命运——不论他们是遗臭万年的败类，还是流芳百世的英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公审后被判死缓、有期不等徒刑；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非程序下台；接任其位的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至死；习总书记掌权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前朝权贵"，先是被中纪委"双规"由党定罪，而后交司法机构"审判"。所有的审理程序，或违反党章规定，或违反法律程序，无一人享受了"无罪推定"的基本人权。（百科百度对"无罪推定"词条的解释是："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在这种"党大于法"的制度面前，哪怕你贵为毛泽东的夫人，尊为曾经的"我在，我说了算的"的当今，在失去权力之后，都无法免于被新的当权者以党的名义勒住喉头的恐惧。高官们尚且如此，遑论平民百姓！当你不小心撞到党的利益的枪口上时，碾烂你无异于踩死一只蚂蚁。杜牧曾经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为了免于蚂蚁的命运，为了终止"后人复哀后人"在中国的愚蠢轮回，面对八月卅一日审限到期后我案显然会有的再一次延期，我坚持在《新行政诉讼法》拓宽了的"民告官"的法律之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公开信发出后，有朋友来信说："你不会有结果的。"我回复说："路漫漫其修远，我不给自己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只求好好地走在路上！"我、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的朋友们……，我们一定会集结起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公民群体，一起走在争取宪政开张的路上——这是我们的萨尔玛之路，这是我们的人权大游行！终有一天，中国宪政航船的桅杆顶尖，会出现在天际线上！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2, 2015, 6:07:33 AM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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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忠康：如果中日首脑来一场辩论赛

      Posted: 01 Sep 2015 05:29 PM PDT

      主持人：中日两国首脑的电视辩论赛现在开始，这次辩论赛不设正方、反方，双方都可以提问反驳，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首先由中方发言。

      中：你们侵略我们中国，千方百计想把我们变成你们的殖民地和亡国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但是你们至今还没有承认侵略中国，把侵略变成"出兵"，你们为何不正视历史？

      日：那是我们教科书上的说法，我们日本政府从来不否认侵略过你们。但是我们侵略过中华民国，并没有侵略过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只不过国名不同吧了！

      日：不，你们虽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你们却是世界上有名的"窝里斗"民族，你们把国家划分成红区、苏区和白区，把政府划分为南京政府、延安政府，还把中华民国当作头号敌人。不但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当作敌人，而且还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当作敌人，"地富反坏右"就是你们人为地划出来的，在你们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人。而你还有脸在这里谈什么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早就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中：那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你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我再问你：既然你们承认了侵略，为什么不向中国人民谢罪道歉？

      日：我们只向交战的对方道歉，国民党曾向我们抗过战，所以我们不但向他们缴械投降，签字画押，承认失败，永不再犯，向对方道歉。而且我们还向你们的领袖毛泽东一再道过歉，你难道忘记了吗？

      中：你指的是哪年哪月，何时何地？

      日：既然你不记得了，我就提醒你一下：

      1956年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当面向你们的领袖毛泽东道过歉；

      1961年1月24日，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在会见毛泽东时也当面谢罪道歉，但是你们的领袖却不领情，反而说"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同年，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也向他当面为日本的侵略罪行谢罪道歉，毛泽东又说过这类似的话。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向毛泽东表示对不起中国人民，毛泽东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日本皇军是中国人民的"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中日建交，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泽东主席当面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是怎么回答的吧！他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而且毛泽东还用行动来感谢我们日本人："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

      本来我们就准备向中国提供战争赔款的，听他这么一说，难道我们非得把这大把钱硬塞到你们的手里吗？

      我们这样几次三番的当面道歉还不够吗？非得要让我们每一任首相上台都得向你们说声对不起，非得要两腿都跪下来不可。你们一再拒绝我们向你们道歉，那我们再继续这么做，是不是我们日本人太贱了，变成了贱骨头民族？

      中：喔，有这么回事，让我回去查一查，毛主席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我想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绝对不会说出如此混账王八蛋的话，这一定是西方反华势力搞的挑拨离间勾当！

      日：不，这些言论都是你们官方的出版物里公开发表的，在你们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里面，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原来是这样，想不到六十多年里，这些部门都一直潜伏着你们的日本军国主义文化间谍！他们捏造了根本就不存在的毛泽东的讲话，回去后我会派人到这些部门调查，如果确实，就会把他们严惩。还要向中国人民辟谣：《毛泽东外交文选》中那些汉奸卖国贼言论，均为无稽之谈、无妄之语。而且全是潜伏的日本间谍所为，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伟大领袖永远也不会的这些话！以前未曾说，现在和以后——就更不会说也不可能说了！

      我再问你，既然你们认罪认错了，为什么你们每年还要到靖国神社去祭拜日本战犯？

      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就像你们每年清明节都要去扫墓上坟点香祭奠亲人亡灵一样。

      中：请你注意，你们参拜的是国际上公认的战争罪犯！

      日：你们认为是战犯，但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他们是英雄，他们是奉天皇的命令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而捐躯的。你们嗷嗷地一再指责我们参拜靖国神社，看看你们有靖国神社吗？你们的抗战将士牺牲之后连个灵位连个墓碑都没有，再看看你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已经九十高龄的抗战老兵，都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之下，你们还有脸来谴责我们纪念战争的英雄。

      中：你们这些战犯不是英雄，是杀害中国人民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日：你这么说是有违背你们毛主席教导的，如果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该杀的刽子手，那么你们的毛主席和政府为什么当年像贵宾一样招待他们，不但每天大鱼大肉好吃好喝对待，他们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与妻子孩子家属团聚在一起，最后还医好了他们的病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所有的人一律都宽大释放。既然你们把这些"战犯"都当作有恩于你们的人，用"礼贤下士"那样的礼节对待他们，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也是这样对待他们，当他们的肉体化为灵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祭拜他们的亡灵呢？

      中：（火冒三丈）你们祭拜的不是英雄，是"战犯"！

      日：请问你们在天安门前纪念堂里供奉的又是什么东西，那是把你们中国人当作奴隶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杀害的世界上的大魔王，中国人在他的手里已经被害死了八千万，而你们却还对这个魔王进行参拜祭奠。你再放眼看看世界，希特勒在德国早就被扫进了垃圾堆，斯大林的罪恶早已被俄国人清算，波尔布特已经被国际法庭判罪，只有你们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还在为这个大魔王顶礼膜拜。而你还在喋喋不休地谴责我们参拜靖国神社，谴责的应该是你们自己！

      还有，你们一再揪住安倍首相不放，说他不道歉，还向靖国神社祭拜，你知道他还祭拜过哪里吗？

      中：我不知道，你说他还参拜过哪里？

      日：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的，他在2010年10月31日到台北忠烈祠去献花致敬。那里陈列着的都是国民党抗日将士英烈牌位。我们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崇奉勇敢的英雄，国民党的抗战将士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去祭拜他们，对于像汉奸卖国贼我们都会嗤之以鼻，更不用说要纪念它了。

      我们不但在殿堂里纪念英雄，而且在战场上也是这样对待英雄的。张自忠将军是举世闻名的抗日英雄，中国人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的路和街道用张自忠名字来纪念他。张自忠在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日本高级军官亲自为他抬棺！把他的尸体送到国军手里。虽为敌人，杀死了许多日本人，"但日本人起码知道，英雄是用来崇拜的，这样的英雄，即使是敌人，也应表示万分的敬意。"这是名嘴李敖说的话。

      中：我再问你，你们为什么还强占着钓鱼岛，一再声称钓鱼岛是属于你们的，那是我们固有的领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不是侵略吗？

      日：你这是瞎说，连你们的领导人都承认这钓鱼岛是日本人的。

      中：什么，钓鱼岛属于你们日本人的，这种混账话也是我们毛主席说的吗？

      日：毛泽东说没说过，我不清楚，但是你们的喉舌《人民日报》却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发表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文章，就承认尖阁诸岛（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群岛，而琉球群岛就属于日本的。《人民日报》是你们中共的喉舌，它发表的东西都代表着你们官方的立场，那不就是代表了你们毛泽东的意思吗？

      中：你所说的文章已经在2011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了澄清，指出这篇文章既不是社论也不是评论员文章，而是编译自日文材料的资料，资料性的东西能代表中国政府立场吗？

      日：原来在你们的官方报纸上可以胡说八道的，根据你们党的需要随便地更改。1953年白纸黑字的文章，过了58年之后来更正，这样的更正有时效性有法律依据吗？其实说穿了就因为你们那时为了支持日本反对美国，所以拼命来讨好日本，替日本说话。如今你们要反日了，又把这些话推翻了，你们的政府难道在国际上也是这样耍赖的国家吗？

      中：我们党和政府向来都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好吧！既然发表在你们官方报纸上的文章可以不算数，可以耍赖，我还可以举出一个实例。早在1951年8月15日你们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叫做《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你们政府反对美国占领和侵略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西之岛、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岛屿，并声明"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请问这份中央政府和你们总理的声明算不算数，也想抵赖吗？

      中：钓鱼岛就是中国的，你们要变成属于日本的领土，那是痴心妄想！

      日：为了这4.3平方公里无人居住的小岛，你们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煽动数亿人掀起对日仇恨情绪，几乎已经到了要对日宣战大动干戈的程度。而你们已经丢掉的领土比这个小岛要大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你们不但不嚷嚷，甚至还拱手相送。江泽民曾是你们的国家主席，他与叶利钦签订的中俄边界《议定书》是在北京签订的！但他却暗箱操作，不但瞒过了13亿中国人的眼睛，就连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都不许过问。你们的江主席就这样把16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全送给了北国熊。现在你们知道了真相，但是你们连屁都不敢放，就因为你们要搞中俄联盟，共同打击美日同盟，所以你们才煽风点火，把中日关系引向剑拔弩张的地步。

      中：我们不像你们那样篡改历史，把日本教科书和历史书都篡改了。

      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撒谎后还脸不红心不跳。请问你们篡改的历史还少吗？几乎抗日战争的历史都被你们篡改了。杀了几百个日本兵，说是歼敌五十万，干了两场"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的所谓"大战"，就说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专门从背后攻打国民党军队的八路军新四军说成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主力军。现在甚至把《开罗宣言》也篡改了，把毛泽东硬塞到开罗会议上去，你们还要脸吗？

      你们不但篡改历史，还封杀历史，你们把卖国当汉奸的罪行一律都掩盖起来，不许别人说。总之，有利于你们的就不择手段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不利于你们的就一律封杀。这次天津大爆炸就能说明问题，天津爆炸的破坏力相当于24吨TNT炸药当量，两次爆炸威力相当于53个战斧巡航导弹，数千辆汽车瞬间化成一堆破铜烂铁，周围的房屋成了废墟，消防人员和居民都被蒸发得不见人影，但是在你们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中只死了一百多人，这种鬼话你骗谁？就这样，一方面抗日战争歼灭敌人的数量要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把灾难事故的伤亡人数减低得越少越好。你们就是一直在做着把历史和真相颠来倒四的篡改和伪造工作，然后再反咬别人是造谣，说我们篡改了历史。

      中：我再问你，你们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是不是篡改历史，对历史不认账。

      日：请问这有没有事实？

      中：有啊！你们的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就曾说过"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不存在"。

      日：这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日本官方的立场。我们的三任前首相还到过你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哀悼过参拜过。

      中：你说是谁，我就不知道你们的首相来参拜过默哀过。

      日：好吧，我就告诉你：这三位首相一位叫鸠山由纪夫，一位叫村山富市，一位叫海部俊树。

      中：有这回事吗？

      日：我们还有一位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老先生，他每年春天都要带领日本人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植树，他们自称为"绿的赎罪"活动，已经连续坚持了26年，如今在南京成活的树木达到了6万多株。你想不到吧！你们中国人能做得到吗？别说对敌人的尊敬，就连对自己的英雄都没有这样尊敬过。

      现在我倒是想请问你：你知道你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吗？

      中：我当然知道，是在1985年8月建成开馆的。

      日：你看，这么大的一件惨案，你们竟拖了36年才建造这个纪念馆。你知道这纪念馆是谁出资建造的吗？

      中：那当然是我们党和政府出资建造的。

      日：错，说你是无知吧，太丢人。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是你们国家投资，也不是地方政府出资，而是由民间筹集资金建造成的，在这些资金中，还有我们日本人投的资，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中：这有什么稀奇的呢？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反正是中国人建造的。

      日：那是因为你们反日的需要才被你们领导人容许打造这座纪念馆的，过去你们不但不建，而且把这段历史都封杀了，在你的教科书、历史书上从来没有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整整三十年时间就已经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了。只是在文革之后，有人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才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如果老百姓不提，你们才不重视哩！在你们的眼里死三十万人算个什么，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共军包围长春被你们饿死的老百姓就超过三十万，你们敢提吗？再问问现在的长春市民记不记得那场发生在67年前的惨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回答的。在文革中死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有几百万之多，你们建了文革纪念馆了吗？那被饿死的数千万农民你们纪念他们了吗？不但不纪念，还刻章隐瞒不许提，只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

      所以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我们日本人中有人歪曲也好，有人否认也好。但是作为中国人自己，死了这么多同胞，有许多见证人还活着，就是不许说不许提。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毛高兴这场大屠杀啊！他感谢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日本侵略了中国，日军杀了中国人，否则他怎么夺取政权到北京坐上了龙庭啊！

      主持人：注意。日方发言已经超过五分钟，现在由中方发言。

      中：你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还有没有完？

      日：还没讲完。那座建在"七七事变"发生地卢沟桥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都是在你们建政后隔了四十年后才建成的。为了树立伟光正形象，大搞个人崇拜，你们却建了许许多多什么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彭德怀等人纪念馆，甚至连江青和毛岸青都有纪念馆。为什么不建一座土改纪念馆、镇反肃反纪念馆、反右纪念馆，饿死四千万人纪念馆、文革纪念馆，六四纪念馆？

      中：这是我们"家"的事，不容你操心。反正你们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代表着日本的一股反华的右翼势力干的。

      日：请你别用你们国内的逻辑标准来套用日本人政治立场和态度。你们曾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这些改正右派依然成为你们维稳的对象，过着二等人的生活。如今你们还用什么左啊右啊来对日本人区分好与坏，真是居心叵测。

      中：你们的右翼分子就是想把军国主义复活，把日本再度变成发动战争的策源地！

      日：你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和污蔑。1945年后我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日本人在承受了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扔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在全国一片废墟上开展了重建工作。经过我们全体日本人民的共同努力，只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就把日本建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你看我们像美国占领下的殖民地、亡国奴吗？而你们建设了三十年所谓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已经一穷二白。在和平发展大环境下，还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

      文革后你们上海的年青人纷纷到我们日本来打工，你们中央电视台当红节目主持人朱迅小姐，当年就是在日本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不但干过洗碗洗盘子工作，甚至还干过打扫厕所工作，要从一楼一直打扫到十八楼的所有厕所。但是他们所挣的钱是你们在中国的几十倍几百倍，回上海时带的都是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录音机，个个变成了大富翁。小日本与大中国，一个强大一个贫弱，这鲜明的对比最有说服力，这难道不是证明我们的日本人正是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吗？哪像你们这个民族，把全国变成了打打杀杀的武斗场，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毁掉，把知识人才都灭掉。人与人之间相互斗杀，连自己的父母子女都不放过。文革中湖南道县、广西宾县大吃活人的事件，说明共产主义比军国主义更残暴，更可怕！

      如今日本人早就忘记什么叫军国主义。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强国家之一，也是最讲礼貌最讲文明的国家。在联合国世界各国国民素质排行榜中，日本名列第一位，而中国却排在167位，倒数第二，中国人成为举世公认素质最差的民族。你们这个历史悠久崇尚文明的民族，如今堕落到良心丧尽道德败坏的民族，这就是你们"自己坏事做绝仍说好，别人好事做尽仍说坏"的写照！

      中：得了，你别扯得太远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日：不，这怎么是给自己脸上贴金，那是全世界都公认的！

      中：好！我再问你，你们在发动侵略战争时，还强征了慰安妇，为你们的战争机器服务。数百万中国妇女受到你们的强暴摧残，慰安妇问题成为你们实行性奴隶制度的一种暴行，你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有40万妇女被强征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各地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但你们至今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没有对受害人作过赔偿，至今你们的右翼分子还在抵赖，矢口否认。你们为什么还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

      日：提起慰安妇问题，恰恰是我们日本人帮助你们回忆这段记忆，而且是我们日本人帮助你们走上了"民间索赔"之路的。这也表明了我们日本人民的伟大精神，如今的日本人民是最热爱和平的人民。

      中：你又要为你们自己脸上贴金了，请问你们日本人又是如何帮助中国人走上"民间索赔"之路的？

      日：既然你不知道，我就在这里告诉你。自从你们的毛主席不要我们赔偿，把战争赔偿一笔勾销之后，此时的七亿中国人都不吭声了，都变成哑巴了。毛死了之后，我们日本人告诉你们虽然没有国家赔偿，但是民间的个人赔偿仍然可以进行的。于是我们这些日本人就鼓励你们战争的受害者到日本告日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但是你们中国人哪敢告日本政府，渺小的个人怎么能与一个强大的政府抗衡，别说抗衡不了，就是要到日本来打官司，这来来回回的飞机票钱也付不起，更别说打官司要请律师，那笔高昂的律师费更是付不起了。但是我们日本的许多律师成立了援助团，不要你们的律师费，而且也不用你们化飞机票钱，把你们的受害人一个个地请到日本，帮助你们与日本政府打官司。

      这样的事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到。如果在你们中国，如果有人帮助日本人向中共政府打官司，他还没有打官司，已经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卖国贼了。在日本，日本人民帮助中国人向本国政府打官司，不但不会受到日奸的指责，而且日本政府对他们也不咋的。

      中：那么这些官司后来又如何了呢？

      日：你不清楚吧！再给你说些具体的。我们日本人帮助你们打过如下的官司：

      《劳工诉讼案》官司，就是把当年抓到日本当苦力当奴隶的那部分受害者请到日本告政府要求索赔；《慰安妇诉讼案》，中国只是到了1995年才有4个女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来到日本打官司。《细菌战诉讼案》，日军731细菌部队的受害者到东京告发日本政府。《平顶山惨案诉讼案》，从三千名死尸堆中活着的三个人，当时只是个小孩子，64年后，他们已经是老人了，日本律师就把他们请到日本控告政府。《南京大屠杀诉讼案》，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有个叫夏淑琴的女孩，一家九口被日军杀死了七人，剩下她与四岁的妹妹活了下来。还有一个19岁的怀着孕的少妇李秀英，曾拔出日军的军刀与三个日军拼命，被日军捅了37刀竟奇迹般地没死。58年之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来到东京地方法院起诉，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

      我们日本人竟会帮助敌国的人民来向本国政府打官司，世界上有哪个民族会这样做。这就是我们日本人优秀之处。

      反观你们的改正右派，为了二十年青春损失要求国家赔偿，要求补发二十年的工资，他们得到过中国人的热心帮助吗？你们的政府和法院受理过他们吗？你们是理都不理啊！

      所以，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帮助，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间索赔"，不知道个人可以与国家打官司！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当年只有七岁的夏淑琴，58年后怎么能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形象代表！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哪有"慰安妇"一词！

      不但是日本人民而且日本政府也对你们进行过大量的援助。

      中：日本人民帮助中国人打官司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至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援助，你指的是哪些方面。

      日；哪些方面？方方面面多着哪！

      中：说出来让我听听！

      日：文革之后，你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我们日本人没有因此而"投井下石"，相反是世界上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日本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们经济建设，日本的对华援助占了日本对外援助的70%，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从1979 -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2638亿（人民币——下同）的开发优惠贷款，124亿无偿援助，138亿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2900亿人民币。

      你们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分别接受了日本31.7亿和23.8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援助，除此之外，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中国5200公里的铁路电气化改造，60个大型港口泊位建设均由日元贷款建成。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线、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到处都有日本的资金在注入。

      进入21世纪之后，你们富裕了，日本的援助重心也开始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各方面，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新疆、青海、吉林、贵州、兰州市环境、生态、大气改善项目和社会开发项目、河南造林项目、昆明水环境改善项目等等都是在2003年之后援助的。

      日本的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还将继续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但是你们的政府却对自己的人民刻意隐瞒着这些，你们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成为世界上最无情无义、无耻无赖、无法无天的白眼狼国家。当你们贫弱时，你们的民族"奴性十足"，如今你们财大气粗经济总量超过我们时，你们就"怒性十足"。七十年前日本要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七十年后的今天，你们却想把我们从地图上抹掉。你们到处张牙舞爪，一会儿挑起钓鱼岛之争，一会儿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会儿到越南门口搭建钻井平台，一会儿又到南海填土造地建什么飞机跑道；一会儿建立亚投行，一会儿要建一路一带。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广。你们难道没有想一想自己还有一亿多人口处在贫困线之下，国内的贫富差距相当悬殊，更有各类的矛盾和纠纷存在。你们不去解决，却老是把眼睛盯着别人，要像毛泽东一样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全世界，到处兴风作浪撒泼耍赖！

      中：你说了这么多，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上日本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曾侵略过中国和亚洲各国，这个历史事实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

      日：怪不得我们的祖先和祖辈把你们当作世界上劣等民族，把你们称作支那人。而你们这种劣种却占了世界上最大的地域空间，所以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大和民族要来抢占你们的空间，直到现在你们还是世界上最顽劣的民族，所以国民素质指数排在全世界的倒数第二！

      中：我再次问你，你们对于慰安妇的问题有没有认罪认错，要不要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日：请问你们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播女主持人都曾成为周永康李东升之流的情妇，她们这些人算不算是中共高官的慰安妇？那外形像个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快成为裆中央的淫宫妓院了。对于中国特色的慰安妇你们视而不见，却把七十多年前的旧账纠缠得没完没了！ 

      中：（气愤地用手指向对方）你，你，你，这是血口喷人，污蔑诽谤……

      日：你是强词夺理，倒打一耙……

      主持人：得，你们快要打起来了，辩论会到此结束！

      2015-8-31

       

       

      梁京：中国的政治僵局

      Posted: 01 Sep 2015 02:57 PM PDT

      网络漫画：习皇帝的中国梦
      本周北京即将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大阅兵将令中国正在形成的政治僵局以更加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一方面，此次大阅兵将让世人看到，习近平有坚定的意志，也有不容忽视的实力和手段来威慑任何来自外部和内部对他权力的挑战，同时，此次北京大阅兵与08年的北京奥运不同，习的"盛世壮举"不能得到权贵阶层乃至中产阶级的支持，这是因为，习"不讲道理"的强势治国之道，不仅严重伤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更让他们对习的治国理念和治国能力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失去希望。

      国际社会亦是如此，一方面，西方乃至其他国家都越来越不看好习近平，不看好中国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更怕中国经济崩盘，更怕中国出现动乱，因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和经济稳定已经相当脆弱，如果中国再来添乱，前景不堪设想。

      那么，中国的政治僵局会不会被迅速打破呢？我的判断是，不那么容易。首先，从利益导向的角度来看，如今的世界已经已经没有一个大国愿意来趟中国的浑水。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和他的拥戴者可以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兴趣和影响力以便打击政敌，维护自己的权力。习近平和他的拥戴者，之所以敢在国际上说"出格"的话，做"出格"的事，正是因为看到或感知到了这个事实。

      国内方面，中国权贵阶层的利益虽然遭到了习近平的严重挑战，但无人敢于、也没有能力正面挑战习近平。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屁股上都"有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都认为自己还有退路，或者子女还有一条出国的退路，因而不想也不敢做"困兽之斗"。

      当然，中国政治僵局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化和认知方面的。自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皇权文化"的全面复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趋势到了习近平可以说是达到顶峰。江泽民虽然对这个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但他的"血统不正"。胡锦涛本来应该有机会逆转这个潮流，但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江、胡两人彻底摧毁了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传统，为习近平的"红色帝国"梦想做了重要铺垫。

      皇权文化在中国全面复兴与六四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海外资本大量流入有深刻的联系。朱熔基的税改找到了一条中央和地方财政与国际资本分享"低人权"红利的路子，为中国的皇权文化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增长能推动全球增长，中国经济崩溃也能沉重打击世界经济稳定。这就使得中国复兴的皇权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绑架了全球经济。

      这一因素成为维系中国政治僵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美国和西方更倾向于与中国当局合作而不是对抗，尽管他们不接受习近平的价值取向。

      这是否意味著中国的政治僵局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了呢？如果说习近平没本事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难道就不能生成一种成熟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打破僵局，推动变革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而且有些人相当乐观，认为用不了多久，高层政治危机就会爆发，从而为打破这个的政治僵局带来转机。我不否认中国的高层政治危机有近期爆发的可能，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危机的爆发就一定能打破中国的政治僵局。

      我不敢认同乐观派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太多地把变革的希望寄于当权者搞不下去，而推动变革的最大动力实来自让足够多的人相信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当权者混下去似乎比过去更容易，而变革者要让大众信服更好的未来则相对更难。我希望这个判断是错的，否则，中国的政治僵局不仅可能持续，而且会变的更糟。

      ——RFA

      胡平：美国对华政策何处去

      Posted: 01 Sep 2015 02:48 PM PDT

      （Frankenstein）《弗兰肯思坦》
      近来，美国政界学界就对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辩。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实行多年的对华交往政策提出质疑。

      我们知道，在美国，是尼克松总统首先启动了对中国开放的政策。当时的主要考虑是联合中国对付苏联。接下来，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苏联解体。于是，美国很多政界学界人士主张放弃对华交往政策，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的兰普顿等人则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依然存在，强调美国继续需要中国。

      可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美国人发现，当年他们为交往政策设定的两大目标都没有实现。第一，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走向自由民主之路，反而强化了其意识形态色彩和专制性；第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益增长，但是它并不想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在寻求建立另一种国际秩序。可见，原先的对华交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相反的后果。因此，要求改变交往政策，代之以围堵政策的呼声再次高涨。

      只是时至今日，美国要改选更张谈何容易。毕竟，今日的美中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壁垒分明；而今天美中两国的交往很深很广泛，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某种互相依赖。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对美国是挑战，中国经济的下滑又会拖累美国的经济，也对美国不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在一次不公开讲话中就说：你对自己的债主如何强硬得起来呢？再谈国际事务，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和中国有矛盾有对立，但是在其他不少问题上又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因此一味的强硬似乎也不是办法。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透露，其实，当年的尼克松也对他开启的对华政策的长期后果充满疑虑。1994年，尼克松在逝世前不久说："我们也许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思坦（Frankenstein）"。《弗兰肯思坦》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写的一部科幻小说的名字。其内容是，一位科学家用实验的方法制造出一个巨人，可是这个巨人最后竟要摧毁人类社会。"弗兰肯思坦"本来是那位科学家的名字，他创造出的那个巨人本来没有名字；可是到后来，人们都用"弗兰肯思坦"来称呼那个巨人。"弗兰肯思坦"已经成为英文的一个新单词，意思是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这和中国成语"养虎遗患"的意思很相似。说来也是，中国在这三十几年的迅猛发展，确实有赖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

      尼克松的疑问是二十一年前提出来的，到今天，他的担心已经变成现实。有中共学者说，中美相交、相融、相争发展到今天，美国已经丧失了军事、外交、经济、金融、文化、社会各种手段并用，直接扼杀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机会。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二十一世全球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中美两国关系，不是新超强对老超强的问题，也不是东方对西方的问题，而是一党专制对自由民主的问题，是两种价值观对立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何处去，这不但对美国有重大的意义，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全人类及其未来都有重大的意义。


      ——RFA 

      二战反思录

      Posted: 01 Sep 2015 02:28 PM PDT

      二战中联军轰炸后的德累斯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糟糕透顶的战争，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个野心勃勃的国家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苏联与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之间的冷战。这场较量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最终以民主国家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但二战彻底消灭了大国们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信心与决心，确保了世界迄今为止的相对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现代化的传统战争。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国家企图用现代化的手段获得传统的资源（石油），以便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但其期望值明显超出了自身的实力，以至于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失败之后，德国的战术胜利再也无法上升为战略上的主动，不得不一直被动到柏林战役，并随之彻底毁灭。

          纳粹德国是怎样灭亡的？这是个问题。1941年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综合军事实力超过美国（美国在二战前的军备薄弱到开玩笑的地步——连他们的钢盔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其文明程度超过俄国。纳粹何以在4年之内没有内乱的情况下迅速崩溃？传统的说法认为：希特勒发动对俄国的战争导致德国的失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一、入侵苏联的抉择

          1941年的苏联拥有名义上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更重要的是，苏联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国家与世界文明的潮流格格不入，导致"俄罗斯无法以常理揣度"。1936年，苏联的大清洗以"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而升温，斯大林借机牢牢地控制了苏联军队。1940年，斯大林发动了臭名昭着的入侵芬兰的战争，其同样臭名昭着的军队在弱小的芬兰面前打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损失惨重的战争，使苏联红军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但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充分体现了它的个性：惨无人道、粗暴无理、不计代价和贪得无厌。在这场战争的同时，苏联入侵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德涅斯特河地区。侵略的利齿并没有因为碰到了芬兰这样一块硬骨头而有所收敛。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存在便是任何人无法忽略的危险。作为同道中人，德国非常明白这一点。实际上，早在1940年朱可夫便提出了入侵德国的设想，而入侵德国无疑是斯大林战略设想的基础和顶峰。

          与苏联相比，德国在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间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因为英国的顽抗而大打折扣。德国仍然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其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德国在欧洲的势力也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西北方向，德国的出海口被英国牢牢封锁住。在南端，西班牙因为忌惮英国而举棋不定（佛朗哥在二战中的外交政策被公认为是最为得当的。正因为如此，其政权延续到二战以后并得到善终）；意大利的无能导致麻烦不断。意大利政权在名誉扫地之前与其说是德国的盟国，倒不如说是一个捣蛋鬼，除了闯祸以外没有别的作为（德国某位将军的名言是：如果意大利是你的敌人，你可以派5个师去击败它；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你得派10个师去监视它；如果意大利是你的盟友，那么你需要派20个师去帮助它）。在东南方向，罗马尼亚与德国脆弱的关系由于后者没能有效抑制苏联的侵略而进一步恶化。而横亘其中的匈牙利则与罗马尼亚久有世仇，两个小兄弟面前，德国难以做主任何一方。在南斯拉夫，反德情绪导致其政权不稳；在希腊，由于意大利的愚蠢入侵和无能表现，它已经彻底与法西斯国家决裂；在东方，苏联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巨人，随时可能闯进欧洲，把一切砸烂；在东北方向，芬兰对德国在苏芬战争中无所作为感到寒心，其领袖曼纳海姆倡导的是民主体制，认为德国与苏联是一丘之貉，因此心存戒备。

          可以说，德国1940年6月在欧洲的胜利是基于与苏联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取得的。这个条约并非是免费的，德国为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了赢得苏联的友谊以外，几乎失去了所有国家的信任。而"苏联的友谊"除了字面上的宣传意义以外，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国家即便知道"背信弃义"的害处，那么这个时期也早就过去了。事实证明，苏联与德国一样是一个露骨的侵略国家。

          如果德国不在1941年发动侵苏战争，那么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将如同苏联、日本一样彻底破产，其经济命脉——罗马尼亚的石油——也将最终失去：不是被苏联夺走，就是被罗马尼亚的反苏势力所要挟，而德国作为现代化国家，失去石油将意味着毁灭。

          从军事角度来讲，德国在西线已经毫无作为，其薄弱的海军力量不是英国的对手，尤其是德国空军被证明难以战胜英国皇家空军以后。希特勒明白，即便占领英国，其政府也会逃到加拿大继续作战。海路仍然会被英国封锁，德国占领英国就如同得到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一样，得到的都是对德国来说毫无互补性的国家，其战略意义甚至不如一个贫困落后但石油充沛的罗马尼亚。因此，德国军队在1941年冲向东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二、入侵苏联以后的抉择

          德国入侵苏联后，希特勒其实在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对俄国人的，一场是对德国的将军们的。从1941年6月到10月，后一场战争甚至更激烈。

          德国的将帅都是军事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但除了军事以外几乎一窍不通。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将军顽固不化，死硬到底，与希特勒矛盾百出。例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要在苏联中部取得重大胜利后不继续向莫斯科前进，却反而南下攻克基辅。希特勒早已经意识到德国与苏联的战争将演化为总体战，即国家整体实力间的较量，因此对乌克兰垂涎三尺。但德国的将军们对攻克敌人的首都更感兴趣，其思维还停留在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拿破仑虽攻克了莫斯科，但仍然遭到了失败。而希特勒发动的基辅战役则成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歼灭战（消灭一个方面军，俘虏66万人），从而使德国在整个二战中第一次（也是短暂的、仅有的一次）在战略方向上取得了微弱的数量优势，但这一优势却在莫斯科的漫漫长路上、在俄罗斯泥泞的缓慢爬行中逐步丧失。

          在随后对莫斯科的战斗中，希特勒与其说打输了一次战斗，不如说输掉了一次赌博。可以说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表现，除了运气稍差以外，基本上是可圈可点的。从莫斯科战役后半程（1941年12月7日以后）来看，德国在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后，仍然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后，能够成建制地保存了下来，使红军的第一次战略反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为1942年的成功反击打下了基础。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一年。德国在这一年里最接近成功，但在成功的一刹那却耗尽了体力。在这一年里，德国不断打胜仗，但却再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军击败了红军所有对其的挑战，导致红军在1942年下半年德军到达斯大林格勒以前放弃了所有向德国人的挑战，使德军再也没有歼灭其有生力量的机会，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局部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德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虽占领大片领土，但同时也拉长了补给线），耗费了大量精力，最重要的是，德军失去了对红军主力的判断，进而产生了错觉，将苏联视为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这一判断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但远远没有那么乐观。红军素质低劣的部队不足以对德国主力形成压力，但仍然可以挑战其主力的一部分（比如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第六集团军，俄国人后来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1942年7月以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苏联的博弈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关键的时刻。两种势力在这一瞬间都达到了临界点，德国人此时并非没有获胜的资本，胜利的天平即将向德国倾斜——德国人只要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就可以赢得东线战场，从而彻底颠覆苏联的数量优势，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的筹码仅在于此。

          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他们本以为这样的时刻早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就达到了，现在仅仅是收尾罢了。于是他们将兵力一分为二，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军长驱直入高加索，急迫地想取得苏联油田，弥补自身日益告窘的油库。在这一时刻，德国的"先天不足"——贫油——终于导致了最大的战略败笔——分散兵力。其恶果就是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在距离胜利仅仅几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而高加索的德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但除了占领荒郊野岭之外，强大的火力却无处可施，最终由于缺油困在了苏联的油田之外。

          在1943年，德军已经毫无胜利的希望。苏联曾经大肆吹嘘的，完全不依靠天气取胜的库尔斯克坦克战（1943年7月）的胜利，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场苏军以6倍于德军的巨大损失赢得的残酷的消耗战。而从1941年底开始，美国用租借法案援助给苏联的物资可以使红军毫不在乎自身的损失，其任何消耗都可以实报实销。

          三、德国失败的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在进行一场与其自身实力毫不相称的战争。为了应付这种差距，德国人决心依靠科技与组织的优势，同样进行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即：闪电战，并几乎取得成功。在苏联战场出现以后（包括美国参战），德国的不对称劣势更为明显，但德国依靠不对称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则同样耀眼，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对称。但在1942年，斯大林开始放弃与德军的正面交锋，使德国没有消除不对称的机会。加之斯大林格勒残酷的消耗战与包围战，德国的一个精锐集团军被毫不留情的成建制消灭。德国从此再也不具备拉回比分的资本，只能以两败俱伤的形式苦苦支撑。而这"两败"对德国的害处无疑更大，更糟糕的是，苏联红军在残酷战争中的不断失败，反而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队伍，以至于在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已经在质量上全面超越德军。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44年罗马尼亚战场，德苏伤亡比创纪录地达到了10：1（当然，这里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在那场战争中，罗马尼亚人突然背叛了德国人）。而在匈牙利，德国响当当的精锐部队，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却没有在苏联二流部队上讨得半点便宜。虽然此后在波兰，德国精锐部队仍然依靠过人的素质顽强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它们对大局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打输了一场本应该输掉但却差点取胜的战争。究其根源，在于德国没有能够自始至终通过不对称的战争弥补其不对称的劣势。

          德国的失败，在于没有迅速击败苏联。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被击败，在于它能够在1941年和1942年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在于1941年苏联没有在莫斯科崩溃。

          应该考虑一下这一种有趣的思路，即：苏联能够坚守莫斯科，零下52度的低温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德国如果能在5月份入侵苏联，这一灾难完全是可以抵御的。为什么德国在5月没有发动进攻呢？

          1941年5月，德国侵苏的主力还远远没有到位，因为在那一时刻，德国发动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争。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德军迅速征服了这两个山国，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实惠。

          德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入侵，其根源在于意大利莽撞地入侵希腊。而在希腊，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竟然被这个小国轻易击败，在国际上使法西斯国家名誉扫地，英国抓住机会，对希腊进行了军事支援。希特勒不能允许英国再次踏上欧洲的领土，盛怒之下意欲援助盟友。此时南斯拉夫又发生反德政变，亲英国王摄政，导致德国推迟侵苏战争的时间表，以消灭这两个不老实的山国。

          由此可以推断：正是1940年意大利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德国的最终失败。这样的结论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是除去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外，从整个战争形势来看，意大利的行为，正是德国丧失继续不对称战争特性的肇始。入侵巴尔干的战斗，一方面间接致使德军的不对称战争不得不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德国的不对称形势因此变得更加明显：西班牙由于意大利的失败更加坚定地奉行中立路线，不愿意协助德意攻打直布罗陀，令英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生存了下来，进而继续在北非耗费德国人有限的兵力（隆美尔大名鼎鼎的"非洲军团"——其实只有3个德国主力师，尚不及一个德国东线集团军群的零头），并最终消灭了他们。

          德国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领域可以说独具慧眼，险些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它的每次赌博都必须要赢，输掉一次便足以致命。它的对手则要宽松得多，德国好比拿破仑，打赢了50场战役，却输掉了最后一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33万德军（其中9万被俘）便由胜转衰。但在明斯克，斯大林损失了30万，在基辅损失了66万，在布良斯克损失了60万，在哈尔科夫和塞瓦斯托波尔损失了50万，但这些失败对于斯大林则无关痛痒，因为在损失这些部队的同时，苏联赢得了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天气可以变冷、美援在源源送到（美援之多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二战中后期大部分苏联卡车都是美国制造的）、工厂在搬迁、西伯利亚的工业基地在兴建、国内大量男性青年正在转化为战斗力，而德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则在一天天的减少（到44、45年，德国的飞行员由于没有汽油而得不到训练，大量坦克由于缺油在撤退时不得不白白丢掉——这些德国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恐怖的地面兵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关键的时间——1941年5月，斯大林完全可以为这一个月多付出100万人的代价，希特勒却不得不搭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身上（这还不包括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赔掉了一个精锐伞兵师。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间，一个以近战见长的伞兵师能够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在1944年的意大利，德国伞兵在类似于斯大林格勒的环境下狠狠的教训了英美联军），而原因仅仅是为意大利撑腰，这笔帐无疑是德国一系列失算的开始。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科技含量

          从轴心国的角度来说，日本与意大利在战争科技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而对于德国而言，它几乎垄断了二战中所有科技创新的层面。

          由于德国发达的工业体系与科学发展程度，在二战中，德国人在各个科技领域成功的取得了飞跃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光学技术、导航技术、火炮技术、火箭技术、飞行动力学、化学等。

          在盟国方面，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奋起直追，在各个科技领域取得了同样突出的成绩，尤其是在原子物理方面，以较大的优势超越了德国，并最终以原子武器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与传统的认识不同，德国在二战前期及中期猖狂无忌的时候，其科技优势却并不明显。以1941年来说，德国最先进的4号坦克仅仅是装备76mm榴弹炮的中型坦克。而苏联在当时已经列装了配备76mm反坦克炮的T-34/76型中型坦克与KV1型重型坦克，在坦克战中完全有可能取得优势。在空军方面，德国BF109战斗机与英国"喷火"战斗机不相上下，尽管在一些性能方面仍占劣势，而英国在四引擎战略轰炸机领域则全面超越德国。

          直到1943-1944年，德国武装力量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进展：MG-42通用机枪、MPG44突击步枪、"铁拳"反坦克火箭、"虎"、"豹"式坦克、FW190战斗机、ME262喷气式战斗机、ME163火箭动力战斗机、V1巡航导弹、V2弹道导弹、红外线夜视仪、XXI型潜艇…这些革命性的武器纷纷粉墨登场，给德国的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德国的技术优势却并没有化为战争优势，虽然德国军工人员在战争科技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设计出来的武器要么没有转化为战斗力——它们还在图纸上，要么就是被淹没在敌人数量的海洋中。有人预测过，如果战争延续到1946年，那时的战争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苏联的坦克群将在德国的反坦克导弹前变成废铁。盟军牢牢控制的制空权将会被如ME262战斗机这样的喷气时代的革命性战斗机夺回。在那个时刻，德国人早已经掌握了地空导弹技术，美国的轰炸机群将成为靶子。而在海洋深处，XXI型潜艇将大行其道，把盟军的舰船送入海底。在这一切都变得对德国越来越有利的时候，德国的V1、V2导弹将频繁袭击敌人的港口、城市，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种场景无疑非常可怕，而且并非耸人听闻：1945年5月4日，德国XXI型潜艇U2511潜入了英国舰队队列，英国巡洋舰"诺福克"号已经被套入了德国艇长的瞄准镜。最终拯救"诺福克"号巡洋舰的并不是英国的反潜技术——对于XXI型潜艇来说，这种技术并不足惧——而是几个小时之前的停火协议，这次行动是XXI型潜艇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航，假如战争再延续几个小时，德国的新式武器就将发挥作用。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例子，这种假设也很难真的变为现实。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新式武器注定不可能在其灰飞烟灭前大量投入使用并扭转乾坤，因为：

          （一）这些武器无法改变一个现状——德国是贫油国家，失去了石油便失去了一切，德军在二战末期是各主要交战国军队中机械化程度最低的，因为德国的油路已经被切断，德军已经成为无足之师，不可能再进行战略反击。

          （二）新式武器同样无法改变的是，德国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血液——士兵。1945年，德国老兵已经不复存在。在美国，一个王牌飞行员在击落了一定数量的敌机后便会成为飞行教官，不在一线拼命。而德国恰恰相反，这些王牌飞行员不得不一天到晚的飞行，在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战绩同时，他们也相继成为猎物。而那些菜鸟飞行员却再也得不到空战英雄们的言传身教。在地面上同样如此，大量新兵被活生生推上战场，在敌人第一轮炮火后不是被吓瘫就是变得疯狂，进而被敌人屠杀掉。

          德国在战争中损失了900万人，这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极限数字。遭受这样的损失后，不可能再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三）原子武器的出现使常规兵器的进步大打折扣。美国在战争科技中虽然大都落后于德国，但是在原子武器的竞争中却取得了冠军。作为唯一一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美国可以肆无忌惮的用其攻击任何一个敌人，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小心翼翼。

          因此综合来讲，德国没有机会依靠科技的进步挽回战争，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科技同样如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德国没有称霸的基础（四面受敌、贫油）。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说，独裁政府无法有效激发人民的战争热情，最终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对于这一点，二战末期的德国似乎并不明显（因为他们分明是在视死如归地战斗），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支持德国人顽抗到底死不投降的动力并非是纳粹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大多数德国人恐惧一个更加独裁的国家——苏联。早在1943年，德国人就曾自发地组织对抗纳粹的力量——德国的"白玫瑰"事件便是如此。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案件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有趣的是，参与暗杀的德国军官们没有一个想向苏联红军投降，他们只是想向西方投降，以便把有限的力量调到东方与苏联决一死战。

          由此可见，德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它比美国略逊一筹，而苏联的专制则决定了它比德国略逊一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量德国科学家不为自己的祖国效力而是"用脚投票"选择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帮助敌人制造可能用来对付"祖国"的原子弹，也不难解释苏联大量的优秀军官为什么被斯大林自己消灭掉了。苏联的科学家（图波列夫、雅克夫列夫）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监狱里为自己的祖国设计兵器，成为了战争史上的荒诞剧。在二战结束后，大量德国科学家将美国作为自己投靠的首选，使美国在战争科技方面全面超越苏联。一些科学家甚至选择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如德国福克？沃尔夫公司的着名飞机设计师谭克教授），尽管这样的国家没有实力，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提供强大的研究资金（有趣的是，德国的秘密警察却宁可选择苏联，其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据传投靠了莫斯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专长无疑能够在克格勃派上用场）。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科技角度，而广泛存在于战争的方方面面。只不过由于在战争的形式越来越依赖科技的时候，政治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便将对战争的发展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

          五、传统道德与二战的冲突

          纳粹制度极富颠覆性，因为这是一个崇尚科学而不是道德的制度。它凭空捏造了犹太人妄图控制世界的阴谋，并想通过技术手段消灭整个民族。德国秘密警察的实际操纵者——海德里希——甚至认为天主教会也是德国的敌人（毫无宗教信仰的人总是能够创造并发现很多骇人听闻的阴谋，苏联也曾炮制出"犹太医生阴谋"），有证据表明，他计划培养特务长期潜伏于教会内部，以便于有朝一日能够颠覆这个组织。

          对于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去做，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以去约束，这些国家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很多事情发挥到了极致。

          在二战以前，没有任何文明国家曾经做过"毁灭民族"这样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凯末尔政权曾经屠杀了数百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出现这种事情也并不难以想象。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竟然利用"文明"的工具发明了杀人工厂，为科学写下了耻辱的一页。无独有偶，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国家把哥萨克民族、卡尔梅克民族、车臣民族流放到中亚沙漠或西伯利亚的雪原，创造了流放民族的新纪录，也让"爱国主义"在那一瞬成为了贬义词。

          在二战以前，文明的国家之前从来都遵守战争准则，从国际法到《日内瓦条约》。但二战撕下了这个面具。在东方战场，苏德两大国的战争从一开始仿佛就在进行一次宗教式的、毫不留情的厮杀，1941年，德国出台了《政委法令》，告之德军：苏联军队中的政委俘虏可以直接处死。当战争越来越残酷时，不仅仅是政委，普通红军士兵也完全可以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条约》的签字国而被轻易处死。而在苏联一方，不仅仅是德国战俘，包括被解放的己方战俘也被残酷的虐待（因为这些人竟然没有"理所当然"地英勇牺牲）。

          德国和苏联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即任何规则通通无效，胜利才是硬道理，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卑劣，战争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屠杀过程。

          在西线，传统的道德观也在经受挑战。1940年，德国空军毁灭了英国的考文垂，从此，战略轰炸再也不用区分"民用目标"和"军用目标"了。根据"总体战"的原则，国家机器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作为战争用途——从婴儿到大炮——人民——本身就是战争工具，因此消灭敌方人民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在1944-1945年，德国人自己也尝到了"总体战"的苦果，越来越多的居民区被大轰炸消灭了。任何一个德国人，无论妇女、儿童、老人，都是盟军轰炸理所应当的目标，盟军飞行员甚至得到了随军牧师的教导——消灭这些人无须受到良心的谴责——上帝会原谅这些屠杀。

          把战争进行到这一地步的结果是任何行为都不受控制。盟国飞行员被击落后越来越多地被德国平民用私刑处死（相对而言，被德军俘虏更安全一些）。而党卫军在开启毒气室的时候，也在认为是为自己的人民报仇。1944年7月，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师"在法国的卡昂打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战斗。20出头的德国青年们竟然用血肉之躯生生挡住盟军半个月之久，其"英勇"程度完全不亚于困守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同行们。而另外一支"英勇"的队伍——党卫军"帝国"师，因为遭受了法国游击队的袭击，竟然把一整村的法国平民全部屠杀，所有参加屠杀的当事人也都在随后的战斗中"英勇地""为国捐躯"了。

          当战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昔日那些英雄的光荣传说彻底破产了。纳尔逊、拿破仑时期的绅士风度开始与现代战争格格不入。"对敌人的宽厚就是战友的残酷"成了二战战士的座右铭。屠戮妇婴的军人不再被唾弃而是理所应当，"爱国主义"成了枪毙战俘与奸淫妇女的借口，成了流氓行为的辩护词。

          经过二战的震撼，更多的人对战争与祖国、英雄与荣誉重新理解，反战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一思想浸透在了大量的文学着作中，如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其主角尤索林是美国轰炸机的机长，按说应该成为"反法西斯斗士"一类的英雄，但是相反，尤索林的英勇与机智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集中在如何逃避执行战斗任务上。在这部小说里，那些热衷于战争的人不是野心家就是白痴。如果退后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思想是任何人也无法容忍的。

          在苏联，残酷的战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人的出现，他就是索尔任尼琴。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他因为在战争书信中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而被流放，进而使他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开始收集祖国的各类阴暗面，包括奸淫德国妇女、流放本国人民和其他红军的斑斑劣迹，成为了"地下作家"，并因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尤索林与索尔任尼琴都是二战的产物，都是"反英雄主义的英雄"，他们竭力贬低和讽刺祖国，但都各自成为了自己祖国文学的显着标志。

          如果说二战的暴行与二战后的反战文学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可以这么总结：在以前的战争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可以控制的，其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进程可以是文明的。但总体战的到来却否认了这一点，人性的荒谬与残暴被尽情地释放，战争成了毫无规则与理性的屠戮。作为政治的延续，人们对战争的置疑延伸到了政治的主角——国家——人们开始考虑国家利益是否值得毁灭人性，暴行可否假国家之名施行。由此，人们不再关心"爱国主义"，不再要求自己"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思考"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既然爱国主义可以要求普通的人们参加军队，入侵波兰、苏联，那么也可以要求普通的人们去看守集中营、开启毒气室，这样的"爱国主义"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二战之后的战争一直被人民所置疑，最明显的是越战中美国的人民不去支持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军队，而是成了"垮掉的一代"，转而在毒品与反战中追求自己的价值。到了今天，反战主义变得更为成熟，对"祖国"的置疑则更加强烈，并直接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有趣的是，这一思想再次成为新的战争的导火索（伊拉克反恐战争）——这一系列变化清楚地诠释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定义，即：无论好战还是反战，只要政治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因为用战争消灭战争仍然被认为是可行的方案。

          可惜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流淌了太多的鲜血，但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用什么去阻止战争！


          来源：新浪博客（读者推荐）

      卢峰：荒谬的阅兵 奇怪的宾客

      Posted: 01 Sep 2015 02:0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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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将在九月三日举行抗战胜利阅兵。资料图片

      再过两天就是荒谬的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说荒谬是因为阅兵这回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操演最整齐有序的军队跟他们的战斗力毫无关系，展示的武器是否有用有效也没有什么把握。除了像花车巡游弄一个节目及要求士兵放下工作、职务反覆操演步操外实在没有什么作用。而所谓展示军力或威慑力同样没有根据，一辆辆在平整马路驶过的坦克或装甲车，一枚枚架在卡车上的飞弹像模型玩具多于武器，即使它们光亮整洁也不足以阻吓内外敌人。
      同样荒谬的是抗战胜利跟中共关系极微，八年抗战大部份都是国民政府、国军在奋战，中共八路军不是躲在延安就是借机扩大自己的根据地。由中共来当胜利大阅兵的主人翁既是对历史的讽刺也是对当年抗战老兵的侮辱。规模弄得越大，派头摆得越阔只能显出暴发户嘴脸，毫不让人信服，难怪当年的盟国政府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都缺席，只有欠下中共一份人情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大阅兵的「贵宾」。
      不过，今次阅兵最不要脸的宾客大概要数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这位老先生不管如何窝囊、如何缺乏政绩也总算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前副总统，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该做的是积极参与台北国民政府的纪念活动，又或自己办一些跟国军老兵或军眷联谊的活动，甚至到领导抗战的前总统蒋介石陵寝追思敬礼一番。偏偏这位前副总统却不甘寂寞，选择到北京看大阅兵，为窃取抗战胜利成果的中共助兴助威，吹嘘一番。对于国民党及台湾政府而言，这无异是一种出卖，一种自我矮化，连历史话语权，真相也不顾，主动把抗日战争旗帜双手奉上。真不知他还有什么脸面回到台湾。
      真正有趣的阅兵宾客是南韩总统朴槿惠。抗战的时候，朝鲜半岛是日本殖民地，不少韩国人被迫参军成为日军的一部份在中国及其他地方作战。在二次大战胜利后几年韩战爆发，中共派出几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进攻美、韩联军，双方战火激烈，死伤枕藉，一些老一辈韩国人对中共军队进军朝鲜仍非常反感，认为北京是敌人。今次朴槿惠几番犹豫最后才决定出席阅兵反映的也是这样的情绪，担心会引起反弹。
      南北韩位置逆转
      虽然有消息说美国曾劝阻朴槿惠不要出席阅兵或以示跟盟国一致。但有关消息来自日本传媒，反映的大概是日本政府的期望而不是美国的想法，美国真正在意的是南韩政府尽快同意建设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好让美国能更有效侦测来自北韩以至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活动及飞弹部署，朴槿惠是否到北京观礼倒没有所谓。
      此外，朴槿惠出席阅兵也令南北韩有点互换位置的情况，北韩是中共长期盟友，当年合作跟南韩大战。可在今次阅兵中，亲密盟友的最高领导金正恩没有到北京，倒是当年死敌的国家元首来了。中共跟南韩的关系显然正出现微妙但根本的转变。谁敌谁友谁亲谁疏在阅兵礼台上实在不易看清楚。

      ——苹果日报

      安希孟：农民，封建主义的主力，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Posted: 01 Sep 2015 02:00 PM PDT

        农民整体的是一个阶级，富农地主是其中比较有教养的一部分。把阶级成分划分移植到同一个阶级内部，并不妥帖。严重的是教育农民。农民，可怜的农民，改朝换代建立丰功伟业的工具被牺牲。他们是谁的同盟军？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曾经冲锋陷阵的他们，后来日子最苦，而且莫名其妙地成为（他们天然敌视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被赞誉为革命中坚的他们，其实骨子里没有共产主义理念，毕竟只是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和不动产土地房产一样，趋于保守僵化凝滞。然而充满活力的资本却在流动中带来社会效益。农民中只有地主富农才有可能转化为新生产方式代表，其资金有可能成为发展和推动社会生产的资本资产，其智慧知识人品道德可资楷模。其余阶层则更趋于落伍守旧，可惜却被当成依赖力量，做革命马前驱。打砸抢，痞子运动，反得到褒奖。民主革命不幸也成为改朝换代上演帝王登基走马灯。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农民阶级推翻旧封建王朝所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无一例外地蜕化为封建王朝。农民革命成了地主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太平天国政权也同样封建化。这里，农民是一个整体。中农、贫、富，皆是农民阶级。不能把同一个阶级中的阶层界别一分为二，人为制造阶级对立和斗争。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已经消失。在中国，正在消失。  

          《共产党宣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农民阶级不再是工人阶级，地主富农也不会是和贫下中农对立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他们同为封建主义的同盟军，具有自发的封建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却使中国阶级复杂化了。中国长期是停滞僵化的农业社会。"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然而在吾国， 贫雇农不但没有被消灭，即，没有进入城市，反而成了黄巢李自占山为王的农民起义的力量。  

          在那个混乱无比的阶级分析中，拉郎配，五马分尸，拦腰斩断中国这个巨人。他把中国分裂为几等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农村：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一派奇离古怪胡言乱语无知妄说北大图书馆零时工的水平。大资产阶级指大地主、官僚、军阀。中产阶级指工商阶级，小地主、高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指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无产阶级指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穷人、自由职业者、小职员、医生、农民，究其实，是封建阶级，向往封建主义。自发封建主义呀。连知识分子，商人，手工业者，渔民，都自发向往封建主义，绝非向往资本主义。四清运动中，农村干部至多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农民阶级，究其实，无分贫富智愚贤与不肖高矮胖瘦男女强弱，就是一个阶级，属于封建阶级，其思想，其生活方式，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金銮宝殿登基为王。小生产，不可能有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念想。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大量地批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当然是列宁的胡说。修改一下："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大量地批量地产生封建主义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阶级"。然而在中国，农民却成为改朝换代的依靠力量，淮海战役推手推车，渡江战役划帆船，脱光地主的裤子打屁股。

          农民当然整体地就是一个阶级。作为整体，他们是劳动者、劳动人民。地主富农中农（上中下）贫雇农，都是手足关系，有同样的优点或缺点，都属于封建主义营垒，渴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英国圈地运动，使无地的农民离乡背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失地的当然是地主。那个阶级分析，把农民一个整体大卸八块，挑动群众斗群众。地主富农，许多人精通农业知识、善于持家治家理财，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策划者负责者，也是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赞助者推动者，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但他们不会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情怀。

          把中国社会五马分尸碎尸万段，对中国社会进行各阶级分析，肇造分裂的祸端，是20世纪中国贫病饥饿战乱的祸源。把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农民划分为若干阶级，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穷的一头，没文化没技术甚至没道德的一头成革命领头羊，但这部分人不会组织和安排农活，经营无方，未几返贫，故至多能干"适手活儿"。这部分农民是落后生产力的天然代表，不会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藩篱。分得土地房屋农具，要么破产，不善经营，要么少数人成新地主。毛因而反对三马一犁一车的新富农经济，急速迈向乌托邦集体经济。如果他在过渡时期实行实行新民主主义秩序，保护新富农经济，振兴民族经济，鼓励或奖掖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那就好。但他不知道劳动力转移，不知道工业化产业化实施劳务输出，不知道采用先进技术，发展地主资本家庄园经济，释放劳动力，甚至还批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八级工资制。在他，自闭症，封关锁国是好东西。土皇帝，山大王，草头王，匪类，历来如此。 

          《共产党宣言》对农民的阐述：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农业宗法等级尊卑关系是一个田园诗般温情脉脉面纱笼罩的社会。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中，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没落和灭亡。这指的是农民。中间等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作斗争。流氓无产阶级（例如贫雇农）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国革命开始于愚昧的农村和农民的民族，使西方从属于东方，使城市屈服于农村，使文明国家屈服于未开化的国家。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这与马克思是相反的路线。

          马恩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看法是消极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归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1847 的《德国的制宪问题》说："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 

          1872年在《论土地国有化》中，马克思指出，由于法国农民的目的是恢复小农经济所有制，他们是由于这个而对资本主义经济不满；而工人阶级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所以工人与农民的根本目的不是一致的。除了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法国农民是"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中摘录巴枯宁的话说："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统治。"       

          中国现在提倡农民进城务工和都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从地球抹去村庄，这才有利于消灭封建残余——革命对象大转移。中国这个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封建主义沃土始终未能孕育出资本主义，没有足够成熟的资本资源资历资质和资产。当然，今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吾国已登大雅之堂，但昔日则似乎全国人民都与资本主义有脱不掉的干系，全党共诛全民共讨。"万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天天这样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连小学生也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干部队伍也不纯净，被说成"拉出去打进来"，若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多久，马列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干部参加劳动批语）。不知不觉间，资产阶級反动派这个人民内部便被目为敌我矛盾了。

          有一些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被如临大敌般提防。农民，这个自觉的封建主义同盟和后备军，被提升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高度。这当然是对他们的美化——他们从来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他们被说成天然地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农民迁徙难，农村户口，城乡二元，提防农民胜过抵御一切。1962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他引用列宁话说，在一个长时期内，"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会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卷，（美）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51页）。真要是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可他们却说，资本则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散发着臭气。这是一派胡说。

          毛泽东说："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0页。）农民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大可商榷的。我倒觉得，农民有自发的封建主义。应该割他们的封建主义尾巴。打倒皇帝做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和资本主义八竿子打不着的缺衣少食、没有资本、孤立封闭、文盲迷信、没有资产的农民头上。咄咄怪事。

          "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毛泽东，《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53页。）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是万恶的总汇和替罪羊。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归罪于资本主义。"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第31—32页。）

          可是，就其本性而言，农民是天然地反对资本主义，厌恶资产阶级。他们习惯于农桑耕织，习惯附着于土地，不会离乡背井。他们也轻视手工业商业迁徙不定。他们勤劳简朴，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尚奢华，难以被资产阶级思想污染。消灭城乡差别的方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回归乡村化，同理，消灭阶级差别（而不是消灭某一阶级本身）的办法是无产阶级上升为富裕阶级，而不是贫穷与穷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说农民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乱点鸳鸯谱。人的本能求稳怕乱。农人（包括地富反坏右）最保守。其实资本主义同商品交换、自由竞争、平等协商、货币贸易、互通有无相关。农民天然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家族世袭、族亲家法、老婆娃娃热炕头。他骨子基因娘胎哪来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普世观念?农民天然受制于环境、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守财守财、勤俭持家，天然喜欢终老林下、足不出户、自力更生、不求外援。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没见过，但资本主义决然不是衣衫褴褛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我自己不仅仅曾经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走过"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天方夜谭。在农村，穷苦的农人要被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们居然和资本主义打了个照面攀上了亲戚）的洗礼，简称一斗二批三政。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农民小资产阶级也经受冲击，不得安宁。狠斗私字一闪念，一个人同自己斗，让自己的灵魂受煎熬。晒黑皮肤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知青与山火搏斗殒命献身，在所不惜。第一批老红兵被送上祭坛，斗私批修，私人财产得不到保护，私心、自私，也是心魔。

          中国现在逐步过渡到城镇化。农村人口进入都市。三大差别之消失，消灭的是农村，而不是毛先生把城市人口驱赶到农村。同样，工农差别之消失，不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是让大家上山下乡。吃闲饭——现在是普遍享受的幸福。靠农民暴动起家的毛先生当政，农民反而跌入九层地狱。梁漱溟替农民说话，遭遇狗血淋头。但是现在消灭农村，要从地图上抹掉农村，农民改为城市户口，和城里人一样享有劳保福利就业上学权利跑步打拳晨练如仪。同样，消灭脑体差别，一点儿也不是大家都去扛锄头扶犁耕田打场收谷，不是办五七干校让干部下乡体力劳动，不是让知识分子挑大粪，而是让更多的人读书写作学知识经商开公司。无产阶级和资产接的的对立之消失，要消灭的是无产阶级穷人和文盲，让他们成为有钱阶级，而不是消灭富人和有知识的人，不是消灭有产者。当然这一切不是高下易位，把资产者打入十八层地狱，让敌人做阶下囚。这号称进步，实为大倒退。城乡、工农、脑体、劳资之对立，应该是就上不就下。

          如今中国实行城镇化，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划分，但不是把城里人迁移到乡下。波尔布特的办法是斩杀城市人口，实行灭绝政策，同化城市和乡村。这办法很奏效。如今北韩城乡差别消失，大家均贫富，等贵贱。这里成功地消灭了大胖子。消灭肥胖病，欧美应该来此取经。

          然而本文无意抬高作为市民阶层的城市产业大军即工人的地位，他们和企业家、商人、财团、工厂主相比，文化层次、教养、工作能力、社会责任，都低一个层次。工人和工厂主的关系，企业家资本家是生产的领导者和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工人同样不是社会新生产方式的代表。依靠他们领导一切，是社会的灾难。我无意赞同马克思，无意成提升工人阶级到领导地位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都是社会的倒退。社会主义，财产共有，大锅饭，大集体，大呼隆，带来社会的毁灭。

          2015，9，1  作者供稿

      曾伯炎：谎言的堆垒效应一一漫话毛氏造谎公司的历史

      Posted: 01 Sep 2015 12:59 PM PDT


      开罗会议开在临近二战结束，出席会议的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曾代表美英中三国，毛泽东还在山沟里，自称战斗在敌后战场，却受囯民政府苐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领导。也就是挂着囯军十八路军的招牌，领着囯民政府的粮饷，割据敌后，被称是游而不击地扩张领地，无论如何毛泽东这三字，与那次二战的开罗会议，风马牛不相及。现在，表现此会的电影，广告上，赫然现出毛泽东巨幅大像，引全国震惊，举世哗然。甚至，一贯给北京捧臭脚的《环球时报》也看不过去，发文批这是不尊重历史了。
      历史，其实在中共手里，岂只尊重，乃是随意拚装，肆意揑造按照他们伟光正的主弦律，以一堆堆谎言，堆垒出虚假的辉煌。
      他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堆垒的雄文四卷，据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室考证，属他自已动笔与原创的，只有二十七篇，即80%以上是别人的笔墨与公共的决议与文件组装，他自已就承认：八大上那句很受欢迎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他秘书田家英起草文稿贡献的。在他四卷《毛泽东选集》里，笔者这与权力毫不沾边的人，也可找出众多为党魁抬轿子者的文字，他们是：胡乔木、艾思奇、陈伯达、师哲、田家英等一串人马。中共伟大领袖，是由秘书、智囊、门峉的吹捧与谎言堆垒出的。由此，可洞察出林彪说的那句在中共党内经验总结的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意义了。不是也证明他们的伟光正全建在谎言之上吗？
      笔者发现：中共谎言，其遗传基因，早普及，二战的谎言或称谣言，毛的孙子毛新宇就两次信口开河胡说，史大林未批淮毛岸英上过战场，毛新宇却说他的伯父毛岸英攻进过柏林。还说：二战，是他爷爷领导取得胜利的。好像欧洲与太平洋战场的胜利，那些风云叱诧的领导，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接受毛泽东的指挥了。这种幼儿园水平的浑话，出自毛家皇孙将军之口，好像撒谎，孙更超越于爷了。
      其实，只要去翻一翻中共的党史，便发现成堆成片的谎言，中共上海一大会址里塑的毛泽东主导一大的塑像，就是绝对的揑造。由谎言打造的。那个毛泽东主导一大的形象，就完全违背历史。
      1921年，苏共第三国际派马林与尼科尔斯基来华组建中共。最先看中有文化又有军队的吴佩孚。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拒绝做外囯代理人。又相中蔡元培，这位翰林出身又留学德国的学者，认为自已不适合搞政党，便推荐五四文化运动急先锋陈独秀。但陈未参加一大，会议由李达组织。开会通知寄到湖南，落在毛泽东手里，他便邀何叔衡一起去赴会。到上海见到李达后，李问：是共产党员吗？毛答：不是，只是社会主义团员。李达说：既然来了，正缺一个人作会议记录。毛就留下列席会议，作过几天会议记录。会议结束，李达仍给毛与何一人一百五十大洋的车马费。这是第三国际给的，老毛任乡村小学教员，一年工薪也没有这数量，加入赤党的活动，苏俄老板给这么高的价钱，能不提高他革命积极性吗？但是，李达嘴不稳，这历史真象漏出去了，文革中，江青害了上海演艺界大批知她底细的故旧，毛泽东也叫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斗死。
      现在，毛泽东在上海一大会址上的塑象，由没有表决权列席的党外记录员，成了领导一大的主角，已够荒唐，今天，再把老毛像，画在开罗会议的电影海报上，岂非荒唐上再堆垒荒唐吗？
      只要随意一查中共的历史，无不是谎言化成脂粉进行涂抹：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14年抗日战争，在中共教科书与党史上，只说是8年抗战。为何？因为那几年，当末代皇帝溥仪去做日本的代理人，在东北建傀儡国满洲囯，毛泽东也做苏俄的代理者，在江西建儿子囯苏维埃国，不好意思把建苏维埃如满洲国助日，便抹去那五年囯民抗日历史，让后人不明白耳。
      再看他们特重视的遵义会议，那会议向史大林汇报原件，已在1985年从苏联取回，陈云看后，承认是他去莫斯科交斯大林的。可是那上面没有一句"北上抗日"的话，只有与张国焘四方面军联合攻打成都。而四渡赤水受川军之阻，还继后在名山攻百丈关的大战可证。而遵义会义在党史上一贯称那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仍是谎言，乃选出的总书记张闻天代替博古，毛译东只是任命为军委领导周恩来的助手。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是他叫共产国际归来的张浩假传三国际圣旨，诈唬了张囯焘服从毛泽东，并用整风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不是1935年遵义会议，而是1945年中共七大才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高华生前那部《红太阳怎样升起的》有从党史资料打捞出翔实的论证。对中共打造的伟光正伪史，这包袱，他们只有背下去，把谎言继续下去，可是，海外的史家与学者，包括宋永毅教授这类矢志还原历史真象的专家，已完成上亿数字的打捞，而大陆的去伪返真工作，将是几代人的工程，因为从中共建党以来的谎言，是堆积如山了。
      因此，北岛写：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便不足为怪。民谣中讽刺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也不足为奇了。因为中国传统的信义伦理，早就被中共这几十年的蒙骗、诈骗、恐骗。诱骗等政策与策略，破坏尽了。毛泽东有语录在他那红宝书里写着："政策和策略，足党的生命"这些策略里，它不正包括其众多骗术的花样吗？
      于是，共党最强调的抵制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岂不包括这骗尽天下无敌手吗？这恰是抵制了讲信义的契约社会里最可保贵的诚信。在那文明的契约社会，只要你骗人一次，就寸步难行，诸事难办，哪能如中国，如林彪这种二号人扬，也要感叹：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而毛泽东从出道就在中共一大，由非共产党员骗成今天中共的开山祖师。死了39年，他骗子形象，还要骗入二战的开罗会议。不禁感叹当年红卫兵哭着喊：毛主席万岁，多么可悲与可笑，他们喊的是毛骗子万岁呵！
      其实，不断堆垒谎言，实是为自已堆垒坟墓。俄共已被他十月革命的谎言（实为列宁领德皇五千万金马克用着去推翻二月革命的民主政府）被埋葬，仍在造谎言苟延的中共，有人说中国无政治力量推他下台，谁知，它堆垒了近百年的谎言，就是自造的坟墓！

      （原载民主中国）作者供稿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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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3, 2015, 6:36:37 AM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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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贲：战胜法西斯是怎样的历史进步？

      Posted: 02 Sep 2015 05:52 PM PDT

      北京警察。摄：Damir Sagolj/REUTERS
      法西斯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用秘密警察来监视和控制人民，严格限制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的政治意见。

      法西斯主义要求于人民的是狂热的盲从、绝对的服从、偏执的迷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中国举行大阅兵，意在纪念战胜法西斯70周年。那么，什么是法西斯呢？战胜法西斯的意义何在呢？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不同的形态和表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期间曾蔓延整个欧洲及世界，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是法西斯主义国家，但不是仅有的法西斯国家。
      《大英百科》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体制"，其灵魂人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原则的根基是它关于国家和国家本质、作用、目的的观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相对的。"法西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以"运动"、"主义"、"信仰"之名，用各种极端的手段强迫个人绝对服从国家意志，充当驯服的工具。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个人利益完全被淹没在集体中，并用恐惧和愚昧将个人与国家政权綑绑在一起——法西斯一词源于意大利文的"綑绑"（bundle）——的全民动员方式和治国理念。《暴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Force）一书作者詹姆斯·佩恩(James L. Payne)记录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控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骤。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小撮信仰"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包括暴力"，他们收编愿意从事暴力的暴徒恶棍，不断恐吓其他人，最终迫使大众保持沉默。
      战胜法西斯的意义首先在于结束了法西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发动和施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它们的暴力杀戮。然而，正如二战中参加过抵抗法西斯的法国作家萨特所说，"法西斯的罪恶不在于它杀死多少人，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杀死了他们"。今天，法西斯已经成为暴力残害的代名词，法西斯的罪恶不仅在于其暴力残害，而更在于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暴力残害；法西斯邪恶不仅在于作恶，而且在于怎样作恶。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有中译本）一书里指出，法西斯犯下的杀戮暴行是一种极权的"政府大屠杀"，"政府大屠杀的死亡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政府（法西斯是其中的一种）制造的。极权政府要对（20世纪）1.38亿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占全部政府大屠杀死亡的82％"。
      法西斯实行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暴力和杀戮。平克指出，"人类中的个体从来不缺少动用暴力的自私动机。但是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杀人如麻的暴力记录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大量的人追捧一种意识形态。像捕食或工具暴力一样，意识形态暴力也是达至目标的手段。但是，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即实现更大的善"。法西斯的"善"是国家的"纯洁"、"强大"、"统一"、"稳定"。纳粹集中营、斯大林的大清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文革"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生的。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目标，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将所有的"敌人"赶尽杀绝，彻底摧毁。
      意识形态驱动的"政府大屠杀"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恶能量，是因为它能诱使、胁迫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加入了它的作恶，平克引用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话说，"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领导者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 凡是毒化的意识形态，都是从少数狂人通过党徒扩散到整个大众，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执行他们的设计，法西斯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法西斯是一种扼杀国民个性、良心、思考能力的制度，法西斯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用秘密警察来监视和控制人民，严格限制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的政治意见。英国作家菲丽丝·詹姆斯（Phyllis D. James）把"政治正确"和压制自由言论称为"语言法西斯主义"（linguistic fascism），而英国作家大卫·艾克（David Icke）则认为，"一个社会里，只要与众不同成为一种犯罪或麻烦，这个社会就是建立在心理法西斯主义(psychological fascism)的基础上。"
      墨索里尼宣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20世纪将会以法西斯的世纪而载入史册。"法西斯主义要求于人民的是狂热的盲从、绝对的服从、偏执的迷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说，"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第一次在欧洲孕育了这样一种人，他们既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是非，就坚持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法西斯同样也孕育了不需要理由或是非就愿意效忠盲从、协同作恶的群氓。正如美国作家欧洛克(P. J. O'Rourke)所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群氓的运动"。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就更能洞察法西斯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践踏，认清法西斯愚民和胁迫人民作恶所造成的历史灾难。虽然法西斯的毒菌尚未从地球上完全肃清，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法西斯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完全臭名昭著。再没有人胆敢用曾一度极具欺骗性的法西斯主义来进行极权洗脑和胁迫作恶。
      法西斯的失败并不等于人类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努力已经成功，但是，人们从打败法西斯获得对正义的信心，也在观念上终于认清，任何一种践踏自由和尊严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也都有战胜它的希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徐贲

      徐贲 

      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等

      ——瑞 传媒

      未普：中国的军国主义倾向令人担忧——兼谈大阅兵

      Posted: 02 Sep 2015 01:05 PM PDT

      北京大阅兵
      中国大阅兵在即。对这场大阅兵及其相关举措，海内外有不少声音表示担忧，担心中国会步当年日本的后尘，走向军国主义。

      中国的军国主义倾向，其实已出现一些迹像。第一，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向人民灌输强军梦。最近，《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反复鼓吹强军梦，大街小巷贴著"中国梦包含著强军梦，强军梦支撑著中国梦"的标语口号。这也是习近平刚上任时提出的口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大阅兵就是用中国梦和强军梦，促使人民爱国爱军爱党。

      为了实现强军梦，中共特别强调"军民融合"。2015年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其中有一节专门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求各党政部门与地方政府要"提升融合层次，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完善全民国防动员系统。有专家认为，这些举措反映了现今中国开始走上"国家军事化"的道路。

      第二，涂抹历史，改写历史，为控制未来作准备。大阅兵涂改抗战历史，认为中共是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充满了荒诞。正如网上所批评的那样，一个49年成立的政权，庆祝一个45年结束的事件，岂非咄咄怪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一篇批评中共篡改历史的文章，封面标题为《习的历史课》（Xi's history lesson），文章标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How China rewrites the pas to control the future)。该文批评中共改写二战历史，称抗日是他们的功劳，为现时的雄心寻找借口。文章指出，中共领袖的雄心，就是建立一个更富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而这正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初期的迹像。

      第三，要求军队对领袖无条件效忠，树立习近平作为最高统帅的权威。大阅兵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检阅军队对习近平的效忠。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王健中将在８月３０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练的是队列，铸的是军魂"，文中说，阅兵训练是忠诚训练，阅兵是忠诚宣誓，"阅兵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阅兵场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绝对听党指挥的忠诚战士"。此言一出，外界哗然。原来大阅兵是一场效忠秀，跟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没什么关系。现在这条消息已经从《人民日报》网站上删除了，想必官方已经明白，王健此言是在帮倒忙。但阅兵的真正意义，已经昭然若揭了。

      第四，严控社会，压抑人民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要求人民为强国强军让路。具体到大阅兵，人民生活、工厂做工、企业经营、商店交易，统统要为它让路。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等七省市，已有1万多家企业停产限产，近9000个建筑工地暂停施工。

      此外，中国还初具军国主义的另外一些特点，如，政治上实行集权制，司法无法控制集权的党，军队高层军官在政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不久前下台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就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军国主义以军事优势欺凌邻国，以谋求势力扩张和国际地位等。

      军国主义通常产生于极权国家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而经济状况的恶化，则是滋润军国主义的土壤。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正逢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趁势崛起。如今美英舆论界都担心，今天面临经济衰退的中国是否与那时的日本有几分类似。

      中国到底会不会走得那么远，需要进一步观察。


      ——RFA

      林保华：帝国梦与奴才魂

      Posted: 02 Sep 2015 12:49 PM PDT


      对习近平的九三阅兵，曾经担任副总统与国民党主席的连战非得参一脚到北京参与，台湾各界有许多解读。最热门的评论是国民党史观与共产党史观的争论，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哪个党领导的。共产党在教科书与对内宣传里自然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甚至出现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电影海报。但是面对统战台湾，为不让连战太过难堪，就以"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一笔带过，连战也附和这种和稀泥的观点，甚至迎合中共有关抗战14年的说法，也就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否定"八年抗战"之说，暗批蒋介石在前六年没有抗日而在"剿共"。
      深受国民党教育、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连战，怎么会不知道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下达"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方针，才使共军从3万发展到近百万，加上苏联的援助，从而在4年内把国民政府赶到台湾？
      连战的说法被台湾各界，乃至自己党内的同志骂翻。党内高层只有总统参选人洪秀柱事先为他打保票，声称连战"心中自有一把尺"。看来的确如此，这把尺就是洪秀柱早就声言的"一中同表"。
      但是许多评论忽略了习近平的九三阅兵，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中国梦"，也就是强军梦、强国梦。篡改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连战则是充当这场宫廷大戏的佞臣与吹鼓手，来为共产党的史观服务。由于临近选战，国民党的大佬不敢轻易迎合中共而导致选情崩盘，而连战身为台湾为中共服务的首席买办，在去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后被习近平说是"买错了"而被冷藏一阵以后，再度被习近平起用，连战也得以还得意于还有其剩余价值而卖命演出。
      习近平因为其"强军梦"而对军队的反贪特别辣手，两个前军委副主席即使有的已处在弥留状态也不松手，就是知道这样的军队，要拓展疆土是不可能的，就像甲午海战北洋水师那样的银样蜡枪头。
      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媒体与将领因为崛起而发出的战争叫嚣，已经充分展露中共的扩张野心，具体就是不断扩大它的"核心利益"。为此除了军费几乎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吹嘘它的军事装备如何不断创新，再就是军机、军舰不断远征。最后就是以防空识别区来确立它的势力范围，并且以造岛作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桥头堡。由于它的"核心利益"不断扩大，造成周边国家的严重不安。
      而"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成立，是配合其扩张朝贡体系与版图的经济金融手段，也因此被美国、日本所杯葛。
      中国扩张势力，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台湾，因为这是它在宪法中定下的"神圣领土"。如果只是对付台湾，中国的军事势力也不必那样庞大，问题是它还要应付会来援助台湾的美国与日本。当然还有它的"世界革命"目标。这就是这次阅兵所必需的"威慑"目的。
      因此台湾如何面对中国的扩张，考验台湾的领导人与政治人物。西方民主国家的元首普遍采取抵制与冷漠的态度，即使远在西欧的英法德民主国家，以及与中国有小岛争议的周边国家。偏偏中国有吞并野心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中国的邀请在政客当中引发热议，甚至以被邀请为荣，如果不是民进党反对，恐怕也有民进党人与有荣焉，更不要说统派政客，可见台湾对主权与普世价值认同问题的严重。而连战在反对声中厚着老脸前去，更是"纯种中国人"的表现。因为在中华文化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泽东、习近平对奴才的要求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因此，九三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共军军机及其坦克火箭在天空与地面列队行进时，连战等台湾政客，必然也要鼓掌欢迎，摆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肉麻姿态。这种卖国行为，相信台湾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史书也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RFA

      马英九：抗戰期間不論正面或敵後，國民政府始終居於領導地位

      Posted: 02 Sep 2015 12:32 PM PDT

      馬英九先生2日主持「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暨民國104年軍人節」慶祝活動，頒發8位抗戰先進「抗戰勝利紀念章」，代表政府致上崇高敬意。


      2015-09-02 11:57:08  聯合晚報 記者洪哲政╱即時報導

      馬總統上午出席國防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暨民國104年軍人節表揚大會」，當著國內外媒體與國際友人面前，他針對抗戰歷史慷慨陳詞，對中國大陸、日本與國內作出不同層面的呼籲。
      面對明日即將舉行抗戰閱兵的中國大陸，馬總統表示，大陸當局如果能主動以「面對歷史，實事求是；面對老兵，將心比心」的態度，公開表示「八年抗戰由國民政府領導、中共參與輔助」，既符合歷史，也展現高度，這樣才能獲得海內外華人的肯定。
      而對日本，馬總統呼籲，8月14日，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發表戰後七十週年談話，提及過去日本「侵略」與「殖民」的錯誤，以及日本「對婦女尊嚴與榮譽的嚴重侵害」。中華民國政府相信日本願意反省檢討，但更希望日本未來應該做得更多、更好。
      而對國內，他說，最近國內關於台灣人的抗日與抗戰有一些討論。他絕對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也明白在歷史格局之中，人民面對時代與命運，有許多無奈與感傷。但台灣多少前輩，前仆後繼，為了反侵略與反殖民付出心血、甚至生命，史實俱在，不容選擇性遺忘，更不能讓子孫不知道這一段歷史。如同于右任先生的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也是中華民國面對國史應有的態度。

      馬總統致詞全文摘要如下：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七十年前的今天， 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子。剛才我也頒贈了8位曾經參與抗戰的前輩們「抗戰勝利紀念章」。為了感謝國內外的抗戰前輩，從今年7月起，我們開始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到目前為止，已經發送了6,653枚，其中大陸地區有705位申請，已經發放了402枚。
      我在這裡要代表政府與全國同胞，向所有抗戰的前輩們表達最高的敬意與最深的感激，各位的犧牲與奉獻，換來了國家的生存與民族的尊嚴，這段歷史，中華民國永遠不會忘記！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也永遠不會忘記！
      現在，我要從世界、中華民國以及臺灣三個層面，來談談紀念對日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的意義。 首先，八年抗戰不但挽救了中華民國、光復了臺灣，也幫助了同盟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保衛戰。國軍以落後的裝備與訓練，對抗先進精良的日軍，歷經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作戰3萬8千多次；官兵傷亡322萬人，共有268位將領殉國，百姓死傷更在2,000萬人以上。但是國軍不妥協、不投降，堅持到底，終於獲得最後勝利。　
      民國30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我國對日宣戰，與英、美結盟抗日。國軍也承擔責任，到境外作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國31年4月，國軍新38師所屬的113團劉放吾團長率領全團八百官兵，在緬甸擊潰數倍兵力的日軍，解救了7,000多位英軍、記者及傳教士，轟動中外，史稱「仁安羌大捷」，這更是國軍境外作戰的首次大捷。參加這場戰役的英國前陸軍上尉費茲派翠克先生今天也在現場，他曾經出版三本書記錄這段歷史，強調中華民國當年身陷苦戰，仍然援助友邦，力克強敵的故事。
      抗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在軍事及外交上大力協助我國。 他說過：「二次大戰勝利的一個關鍵，就是中國全力堅持對日作戰，避免了日本與德國會師，將戰場連成一線」。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他2014年專書《被遺忘的盟友》序言中也強調：「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不顧一切、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證明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了。 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孤軍奮鬥，力抗日本4年，牽制了80萬全球最現代化的雄師勁旅；同盟國能在歐、亞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多靠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這些都說明了我國抗戰的艱辛與血淚，以及對二戰勝利的卓越貢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的70年間，國共內戰、韓戰與東西冷戰相繼登場，國際情勢發生巨變，使得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英勇奮鬥以及對二戰的貢獻往往被國際社會所忽略。隨著時代變遷，檔案開放，史觀也日趨多元，這段歷史在70年後的今天終於逐漸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再「被遺忘」了。
      接下來，我想和各位談談抗戰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近年來，關於「誰領導抗戰」的爭議，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長期以來，中共自稱領導抗戰，共軍是「中流砥柱」，忽視當年國民政府領導全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歷史與貢獻，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中共曾參與抗戰，這一點我們從不否認；但中共並非居於領導地位，而是輔助地位，也是事實。民國26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蔣中正委員長在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號召全國軍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9月22日公布的「共赴國難宣言」，中共響應政府號召投入抗戰，經軍事委員會收編為第八路軍與新四軍，之後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但幾乎與此同時，中共就確定了「七分壯大、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發展策略。
      十年前，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中共曾經把抗戰劃分所謂「正面戰場」及「敵後戰場」，肯定國民政府領導正面戰場，但強調共軍在敵後戰場的貢獻。事實上，隨著大量史料公開，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抗戰期間不論正面或敵後，國民政府始終居於領導地位。
      在抗戰期間的22次重大會戰當中，中共唯一參與的所謂「正面作戰」，是民國26年9月太原會戰當中的一場「平型關戰鬥」，動員了第115師1個團兵力殲滅日軍500餘人的補給部隊。此後，中共就轉往敵後從事游擊戰（如所謂「百團大戰」），採取儘量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策略，保存實力，併吞地方部隊，甚至攻擊國軍，擴大地盤。
      抗戰8年268位殉國的將領中，僅有1位前八路軍的少將副參謀長左權屬共產黨籍，這與國軍其他267位將領的慘重犧牲兩相對照，抗戰是誰領導的，已經十分清楚。更何況所有的重大會戰與大型作戰都是國軍主導，抗戰勝利後，東京灣盟軍受降典禮由國軍參加、中國戰區受降典禮也全部由國軍主持。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抗戰是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艱苦奮鬥的成果。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臺灣光復；沒有國軍犧牲奮鬥，也不會有今天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繁榮的生活。我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有責任將這段國家重要歷史清楚的交代，並傳承給後代，不容抹煞。
      最近我一再呼籲，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日本政府應該正視史實，就事論事。七年多來，海峽兩岸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開始了歷史性的和解與合作，我們深切盼望，在兩岸交流空前頻繁的此刻，大陸當局能夠以同樣的原則，看待抗戰。對日抗戰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前人「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人更應「不容青史盡成灰」。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都應該忠於抗戰歷史，永誌不忘。大陸當局如果能主動以「面對歷史，實事求是；面對老兵，將心比心」的態度，公開表示「八年抗戰由國民政府領導、中共參與輔助」，既符合歷史，也展現高度，這樣才能獲得海內外華人的肯定。 
      第三，我想與各位談談臺灣人民的抗日與抗戰。歷史上，臺灣人民的抗日與抗戰，要比大陸人民至少早30年。我們先從抗日談起。1894年甲午之戰清廷戰敗，次年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消息傳出，舉國震驚，全臺悲憤。各省進京趕考的舉人「不畏斧鉞之誅」，以「公車上書」提出「棄臺民即散天下」的警告。臺籍進士丘逢甲的著名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以及次年又寫下的「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充分反映了當時臺灣人的痛心與無奈。臺灣反侵略、反殖民的武裝抗日行動，從1895年5月日軍在澳底登陸開始，到1915年臺南爆發的「吧哖（西來庵）事件」，已長達20年之久，之後再轉為非武裝抗日。這在世界殖民史上，是相當罕見的抗爭實例。
      抗日先烈先賢中，包括成立「臺灣民主國」的丘逢甲、劉永福；組織新竹義勇軍的吳湯興、徐驤、姜紹祖；台中的林朝棟；彰化的吳彭年、雲林的李品三、屏東的蕭光明；領導游擊戰的「抗日三猛」林少貓、簡大獅、柯鐵虎；發動臺南「吧哖事件」的余清芳、羅俊、江定；主導「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莫那魯道；在民國成立後返臺參與或協助起義的羅福星、林祖密等，這些先烈先賢的抗日行動，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日軍據臺的第一年，各地激戰連連，日軍費時6月、多次增兵才結束「乙未戰爭」。日本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以及近衛步兵第2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都在戰爭中死亡，而根據學者估計，臺灣軍民死亡人數則超過十萬。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1921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書中也曾坦承，光是1898年到1902年，就利用總督府頒布的「匪徒刑罰令」誘殺了臺灣抗日志士達11,950人。
      日本開始殖民統治後，臺灣抗日行動一直持續，除了武裝抗日外，還有以新聞、教育、文化等方式，推動非武裝抗日、爭取自治民主、設立議會的林獻堂、蔣渭水、廖進平、翁俊明、連雅堂、蔡培火、簡吉等以及後期的蔡忠恕、李建興等的地下運動。臺灣的抗日運動，不但持久，而且波瀾壯闊，令人動容。
      再談抗戰。抗戰時期，李友邦將軍組編「臺灣義勇隊」在閩浙沿海游擊抗日；翁俊明領導「臺灣革命同盟會」；李萬居等臺籍人士參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丘念台組織廣東「東區服務隊」；林正亨加入緬甸遠征軍；謝東閔、黃朝琴、連震東等先賢也貢獻心力，他們志在光復臺灣，同樣令人感動不已。
      先烈先賢的做法雖各有不同，但都志在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證明：臺灣當時雖然是日本殖民地，但他們效忠的祖國並不是日本。臺灣同胞抗日決心非常堅定，充分展現了臺灣的主體性。
      最近，國內關於臺灣人的抗日與抗戰有一些討論。對此，我必須表達我的態度：我絕對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也明白在歷史格局之中，人民面對時代與命運，有許多無奈與感傷。但是，臺灣多少前輩，前仆後繼，為了反侵略與反殖民付出心血、甚至生命，史實俱在，不容選擇性遺忘，更不能讓子孫不知道這一段歷史。如同于右任先生的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也是中華民國面對國史應有的態度。而我們講述這段歷史，是為先烈先賢發聲，也讓當代社會對這段重要歷史留下見證，這是我無可迴避的職責。 8月14日，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發表戰後七十週年談話，提及過去日本「侵略」與「殖民」的錯誤，以及日本「對婦女尊嚴與榮譽的嚴重侵害」。中華民國政府相信日本願意反省檢討，但更希望日本未來應該做得更多、更好。
      我要再次重申，我們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是基於「侵略的錯誤或可原諒，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的信念。我們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譴責侵略；不是要炫耀勝利，而是要追求和平。
      敬祝各位貴賓、官兵和寶眷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中華民國國運昌隆，謝謝大家！

      茉莉：释昭慧，从佛教里生长出公共精神

      Posted: 02 Sep 2015 12:30 PM PDT

       
      今年7月31日，释昭慧在凤凰网谈释永信事件
                             
                            

      尽管培根说"宗教是防止生活腐败的香料"，但在当今中国，这种防腐香料本身也散发出腐臭的气味。前不久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人举报贪腐和性丑闻，大陆宗教界鸦雀无声，倒是台湾玄奘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昭慧法师对此发表意见，她称"宗教丑闻放在阳光下会比较健康"。
      释昭慧的侠义敢言令很多大陆人开了眼界，激起了一片推崇叫好之声。但由于新闻封锁，少有大陆人知道，这位台湾的著名法师还曾在去年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因为六四亡魂举办超渡法会而被逮捕的大陆法师圣观。 
      去年年底的一个小雨清新的早晨，我和台湾社运界的朋友一道，乘高铁去桃园观音乡，到昭慧法师所在的弘誓学院做客。临去前，一位记者朋友对我说："你会喜欢昭慧法师的，她和你有相似之处。"我当时有点纳闷：自己俗人一个，怎么会和一位佛教的法师相似？
      按照哲学家阿伦特的划分，公共领域是世俗的，它是不同于宗教天国的人类活动舞台。但是，台湾的这位昭慧法师却非同凡响，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学佛生涯中，她以比丘尼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发挥批判精神，从传统宗教人士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类特立独行的宗教人士目前尚只在社会民主、言论自由的台湾出现，其成长过程和社会影响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意义。

      @ 佛教与公共精神的相通之处

      一般认为，佛教与世俗的公共领域关系不大。大慈大悲的佛陀向佛教徒宣说万法皆空的道理，力图把人们从红尘纠缠中解脱出来。和其他宗教一样，佛教的存在为的是一个目的：解决做人的痛苦。维特根斯坦认为，宗教信仰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给人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感"。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如果统治者压迫人民过分，人民就只能从佛教中寻找心灵安慰。
      与追求"到达彼岸"的佛教不同，公共领域是现实中尚未渡过烦恼河的"此岸"，是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领域里，公民以自由人的平等身份、自愿地参与公共生活与政治实践。这个领域的外在构成，可以是广场、议事厅、俱乐部等各种公共场合，也可以是传媒形态的公共舆论领域，或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的社团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形态。
      在早已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宗教已经退守到心理和伦理之领域。那么，台湾的佛教人士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释昭慧又怎么成为台湾社会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谈释昭慧个人的成功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历史，厘清佛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异与关连。
      尽管佛教与世俗的公共领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梁启超曾清楚地指出佛教与公共精神之间的关系。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说佛教是"兼善"，而不是"独善"。这就说明，佛教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解脱，而是有入世的公共道德的。佛教讲"众生平等"，这种来自东方的信仰不可以强行灌输，而是需要信徒自我修行，其中就展现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佛教视一切众生为父母，他们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关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
      不光是在精神关怀的价值理念上，佛教教义与世俗的公共道德有共通之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寺院还曾一度成为公共领域。例如明朝后期，王朝中央政权衰落，士绅们向佛寺捐赠财物，佛寺为士绅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还开设公共讲堂。这样就在国家之外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那是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形成时期所出现的公共领域。

      @ 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政治和尚"

      在弘誓学院的南苑喝咖啡，我和台湾环保、妇女、禁赌和同性恋权利等各个社运组织的朋友聚会，现场感受到这所寺院所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在欢迎社运人士前来休假的发言中，昭慧法师说，由于社运人士工作中的对立性很高，有冲突有防卫拉扯，因此大多数从事社运的人会在心理上会留下创伤，因此需要"心灵沉淀日"，寺庙可以让人安静下来。于是那两天，我们向法师学习打坐，静静地反观自照，并分享从事社运的经历与感受。

      本文作者茉莉送书给昭慧法师
                                   
      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语堂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人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我们要改变这种自私的文化，只引进源自古希腊城邦的西方公共领域理论是不够的，更需要从东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开发公共精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批中国佛教人士主动入世达变，例如曾会见孙中山的太虚法师，他们发挥佛教的"救世之仁"，展开了一场佛教改革活动。
      虽然太虚法师等人引发了现代佛教的公共性问题，他们身为僧人同时也拥有公民资格，但他们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热衷于与中华民国政府结盟，没能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同时，他们站在支持当权者的立场上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是开拓以批评为目的的民间公共领域。因此，他们只能如当今台湾与国共两党合作的星云法师一样，被视为"政治和尚"。
      释昭慧出现在台湾"人间佛教"发展时期，她的导师印顺法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台湾最优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主张佛教徒不应该引遁独善，而应该回到人间，要脚踏实地在人间修行，帮助人间。作为印顺导师的弟子，释昭慧继承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受印顺大师影响的女弟子，释昭慧与证严法师走上不同的道路。证严法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她创立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助事业，基本上不碰政治议题，不进入以批评为目的的公共空间。

      @ 来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会运动

      这是释昭慧独树一帜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虚、星云等去与掌握权力的国家统治者结盟，也不是只埋头做佛教界传统的慈善服务事业，而是抬起头来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社会问题。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她作用于社会、影响国家权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过台湾自由的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力。
      这在传统佛教看来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传统佛教介入人世大都是通过各种善行，即修福德证智慧，而很少在现实世界上"见恶"与"制恶"。而释昭慧自小经历缅甸尼温政权排华，回台湾后毕业于师大国文系，受当代民主思潮的洗礼，认同普世价值，再加上性格嫉恶如仇，无法忍受不公义之事，她因此突破了传统，举起批判的旗帜。
      释昭慧遇上了好时代。台湾在1980年代政治解严之后，社会宽松自由运动蓬勃发展，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有了生存的条件。释昭慧标举"提倡智慧增上，入世关怀，激发积极勇健之菩萨精神，推展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其理念有了广泛实践的机会。
      就像一只来自寺院的牛虻，释昭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1987年，台湾一个杂志刊出一篇描述昆曲《尼姑思凡》的文章，佛教人士认为其内容有辱佛门，但其时台湾佛教比较弱势，被精英批得灰头土脸。同年《中央日报》又发表有损出家法师的形象的报导，于是释昭慧奋起抗争。她领导学生，集体去电抗议、发动拒订、要求平衡报导。后来台北艺术大学拟演出昆剧《尼姑思凡》，释昭慧作为当时的中国佛教会护教组负责人，带领护教组成员进行抗议。 
      自此一役，释昭慧以"新一代僧尼新作风"，赢得了社会的关注。此后，释昭慧参与各种人权议题，从事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乃至性别平权等各种社会运动。如她自己所说，慈善事业是为了救济苦难，而社会运动则是为了防治罪恶。她认为，现实人生的很多苦难是由制度政策所造成的，作为以救拔众生苦难为己任的佛弟子，在制止罪恶的发生上也不应当缺席。释昭慧不但进入信仰的世界，也进入行动的世界。
      她的战役一个接一个，介入的有台北大安公园观音像事件，反挫鱼运动，提倡废除八敬法，参与反赌联盟，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其中以公共舆论推动政府政策的形成的事件有：从1993年起，作为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创会理事长，释昭慧在其任内促使立法院通过《野生动物保育法》与《动物保护法》。1998年，台湾政府规定圣诞节当日放假，为争取宗教平等，释昭慧联合佛教人士成功地推动了"佛诞节放假"运动。

      ◎ 公共说理中的价值根据问题

      由于释昭慧社会抗争的成果累累，她被誉为"怒目金刚"的化身。多年来，她不屈不饶地对不公义的现状发问，以凌厉敏捷的文风挑战常规，冲击了台湾社会思想的麻木。她的所作所为获得很多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也引起不少争议。
      台湾宗教学学者温金柯先生在和我谈到释昭慧现象时，说："昭慧具有佛教法师、大学教授以及社会活动家这三重身份，她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忠诚，一种是对学术和知识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她所属宗教团体的忠诚。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她的种种言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释昭慧作为宗教家，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可以被证明是错的，而宗教却意图垄断一切真理，是不可辩驳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这种宗教具有开放性，它并不要求盲从，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购买金子一样检验他所说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学一样，也强调逻辑及理性。释昭慧著作丰富，长于说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说理辩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里，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么身份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尽管释昭慧是佛教法师，她在说理的时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说理。如果释昭慧参与辩论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为慈济的内湖开发案辩护，那么她在说理时需要诉诸的是公众认可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至于"善恶必报"的说法，那是佛经的规诫，只能作用于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公民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威根据。
      因此，一位佛教法师对公共事务发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会常识，更谦卑更具宽容之心，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康德说："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圣徒的脾气"是难以相容的，后者比较偏执狭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师曾多次对大陆问题发言，如要求释放被捕的大陆法师圣观，在释永信事件上建议佛协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这些都显示了台湾宗教界的大爱之心与正义感。但昭慧法师还需要补充更多大陆历史知识，例如，她可以比较六十年代大陆红卫兵运动与当今自由台湾的公众舆论，认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这是释昭慧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的大陆法师圣观。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灵魂和一个健康的城邦之间有着某种可以相互印证的联系。释昭慧是台湾的优秀女儿，她经常勉励自己要以一颗"欢喜心"来面对世缘。作为佛教界精英，她进入现实人间，从佛教里生长出公共精神来，这就提升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品质与水准，也使台湾的公共领域弥漫着浓郁的佛教人文关怀的气息。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九月号

      纽约时报：红色的阅兵式，蓝色的抗战史？（黄昱帆）

      Posted: 02 Sep 2015 10:09 PM PDT

      2015年9月3日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此前未曾大规模庆祝这一日子的中国，在将其列为全国节假日后，更决定此次不仅要庆祝，还要打破惯例，在国庆之外的日子里进行阅兵。
      中国政府给这个传统的"抗战胜利日"起的新名字有些拗口，但也别具深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一时间北京城里里外外、电视报纸上，都填满了各式各样、字正腔圆的口号和标语："中国是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维护者！"除此之外，中国官方还在发布会中表示，解放军也将在阅兵中首次展示诸多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从彩排透露细节来看，其中就将包括多型东风导弹，以及直10-武装直升机等。
      为了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邮件、电话、和面谈采访了几位专家，他们的看法不一，节选如下。五名受访者分别为：
      陈永发，台湾历史学者，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共产党党史，其代表作包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从革命夺权到告别革命》。
      杨奎松，知名中共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书。
      李宗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
      章立凡，独立历史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史。其父章乃器建国初曾任中国粮食部部长，1957年被划为"四大右派"之一，1980年获得平反。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战略。
      采访为问答形式，问题基本相同，五名受访者回答的侧重、详略程度不一。采访汇集经过编辑删减，未经受访者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为什么这一次选择在9月3日，而非传统的国庆大庆阅兵？此次阅兵对内对外中国领导人要传递怎样的信息？
      时殷弘：习近平执政三年，新的领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国内目的很重要的就是彰显习近平作为最高统帅的权威；第二，在这么一个时候振奋中国人民的自信心；第三，中央也是要通过这件事情振奋解放军军心。近几年中国军力增长非常快，非常急剧，阅兵也是一个鼓舞。当然军中反腐斗争也非常激烈，斗争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把阅兵的事情和反腐败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反腐在军队工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军队主要任务还是备战。
      对外也是要表达，因为中国民族的复兴从抗战开始。中国从抗战开始成了世界潮流主角之一。在中国崛起的这个背景之下，中国也有这个意图向全世界宣告今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世界发展中也要担任主角之一。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针对中国所担忧、不满的日本，所作的间接的长远意义上的一个威慑。还有就是对似乎和中国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美国说，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堂堂正正的，不会停止。
      中国挑9月3号，不挑"七七"（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也不挑"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是因为这个日子更具国际意义。这个活动的正式名称就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所以不是中国自己的一件事情，这个比"七七"的意义更大。之前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庆祝这个日子，不能说是没有那个需要。主要是不同的领导时代有不同的决定。中国在十年前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行一次阅兵也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个决定嘛。这还是一个领导人决定的问题。
      陈永发：我观看俄国庆祝二战胜利阅兵的录影时，感觉历史相当讽刺，因为二战结束时并没有俄罗斯联邦，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全新的国家都是后来的历史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它竞争民族主义的招牌，所以采取肯定斯大林的军事贡献的态度，允许其军人在斧头镰刀胜利旗的引导下，穿旧苏联军服出场。中共在民族主义方面，则仍然面对台湾中华民国的竞争，我不知道中共会不会让军队穿著抗战时期的国军服装出现（中国官方已表示会安排部分国民党老兵接受检阅——编注），但是在1941年以前，中共军队都是穿国军制服的，都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我也必须声明，我并不认为阅兵是纪念二战结束的最好方式，阅兵总是带有炫耀军事力量的性质，此次苏联的阅兵当然有激起俄罗斯民族主义激情的作用。
      杨奎松：从中国人的角度，新的领导人上台，阅兵是惯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有阅兵的传统，毛时代五或十周年阅兵基本上是固定的。邓、江、胡历届领导人上来也都会搞一次阅兵。这次所以会让外界感到意外，只不过是新的领导人把阅兵改在了抗战胜利日而已。兵在中国既然是一种惯例，就谈不上有多少特殊的作用或要传递什么样信息的问题。如果有，政府可能想要展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梦"吧。民众关心的多半会是它可能展示些什么样新的武器装备。如果要讲对外的针对性，不选7月7日，不选8月15日，选择9月3日这个日子，恐怕才更具象征意义。因为这一天是由美、英、中各国组成的盟军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
      章立凡：共产党看历史是从政治需要来看待的，所以有他的随意性。为什么要阅兵就是还是政治需要。因为9月3日是50年代就确定的事情（传统上中共的阅兵都在国庆日，尽管当时的政务院在1951年就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编注），但是从来没用来阅兵过，但是习近平等不到2019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因为他需要树立一个毛邓以来最具权威的军事统帅的形象，这个还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求。他迫切需要这样一个阅兵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您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
      陈永发：从1937年到1945年为止，中国只有一个"中央"军，叫国军，也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叫国民政府。中共的政府名义上是这个"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而中共的红军是这个"中央"军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则维持独立自主性，并不断寻求发展，终于在1945年扩张成可以与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分庭抗礼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国民党的抗战得益于中共的抗日，但是相信中共的抗日得益于国民党的抗战。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不存在的话，蒋中正的抗战可能更加顺利，当然蒋中正也必须抗战到底，否则他的政权会失去中国人民的拥护，而全面崩溃。但是只要他抗战到底，就不得同时设法防止中共在日本敌后建立政权和扩张军力。
      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在日本敌后建立了政权和扩张了军力，但是在这八年期间，尽管日本也对中共的敌后政权和军队进攻，但是他们始终视蒋中正的军队为最大敌人，也不断倾其全力摧毁蒋中正政府和军队的战志。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应该高度评价蒋中正的坚苦卓绝，屹立不摇，视其为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在阻止日军占领和巩固广大敌后地区方面，当然有其贡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蓄积足够的力量对日军进行大规模反攻，引人特别注意的反而是他们乘日军进攻不暇他顾时，到日本敌后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而言，他们并不起牵制和削弱日军对国军作战力量的作用。
      杨奎松：没有蒋介石中央政府当年坚持抵抗政策，中国恐怕早早地就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或傀儡国了。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共只有3万多兵力，且局限于陕北一隅之地，如果国民党很快投降了，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联合进攻下，中共不要说向敌后发展，就是保住陕北根据地都不大可能。但另一方面，像蒋介石那样坚定不移的抗日者，在国民党高层中也不很多，地方实力派中动摇者更多，这导致国民党政权下和军队中降日者非常多。在这方面，中共整体上要强过国民党。因此，抗战中它在敌后农村的坚持、宣传和扩张，对众多普通国人的民族主义启蒙，包括对推动民众抗日力量的成长，确实起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党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纽约时报中文网：您认为普通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有什么误区？
      陈永发：最大的误区，是认为国民党负责正面战场，共产党负责敌后战场，好像彼此分工合作。其实，国民政府负责正面战场，也从来不愿意看到中共负责敌后战场，所以坚决不准中共随意在日军敌后的广大农村成立政权和扩张军队。其实，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敌后地区留置的武力相当庞大，只是在面对日军的进攻或是扫荡时，远不如中共军队能够应付，很容易因为战败，反而提供中共军队扩展的机会。抗战虽然表示国共两党只有日本一个敌人，实际上，双方只是在共同抗日的框架中继续国共竞争和局部内战。与1937年相比，此时国共两党维持表面上共赴国难的关系，实际上双方在地方层次不断有严重冲突，有时候双方动员的军队会超过十万之多。
      其次重要的误区是，中共强调其抵抗日军和本土的性格一面，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不了解毛泽东其实基本上是斯大林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者。
      杨奎松：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今人距离这段历史还太近，许多人情感上和观念上仍旧活在历史当中，还远不能从历史的冲突、对立和情绪中脱身出来，客观地认识和看待过去了的一切。
      李宗远：中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一般是从初中开始，要学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其中在近现代史的部分，抗日战争史重点描述的。所以中国的学生是在平常的教育中是能接触到抗战历史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拍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然现在有很多抗战神剧，当然对老百姓了解抗战有促进作用，但是的确有一些是虚假的。手撕鬼子或者一个能杀五六个七八个，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也是加以排斥的。但总体来讲中国国民应该对这段历史多多少少是能认识到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1961年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而在其他一些场合，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您怎么看毛泽东曾"感谢""日本侵略"一事？
      杨奎松：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固然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立场和理想追求。毛泽东一生都是阶级斗争论者，他看当时的中国和今人站在民族主义视角看到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对于他来说，抗战中有日、蒋、共三股力量，事实上也就有三个"国"。日汪有一个"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也有一个"中华民国"，中共虽与蒋共同抗日，却并不打算真的与蒋共同建设他那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而是想要创立一个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原本，这个过程会很长、很曲折，甚至可能中途失败。如中共早年学俄共在城市中发展，没有成功；后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在农村变相推行军事共产主义，也失败了。因为日本入侵，和非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不可，中共这才改行了比较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改良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一方面，日本入侵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共通过运用新民主主义政策于农村和中间阶层，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条件，只用几年时间便壮大起来，足以挑战国民党了。当然，中共战后能推翻国民党，很大程度上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关。但我想，抗战八年中共就壮大起来了，这就是毛泽东说共产党应该"感谢""日本皇军"的意思所在。
      纽约时报中文网：怎么看中国共产党笔下的抗战史？
      陈永发：中共的抗战史渲染抗战前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抗战爆发后国军的抗日说成是前期抗日采取的战法错误，后期则消极和勉强抗日，有强烈的投降倾向。同时，在很长的时期，完全不提国军对日作战的事实，尤其不提国军为抗日作出的巨大牺牲。
      国民政府的抗战史，是这一个说法的相反，除了强调国军的抗战功绩外，只是强调共军借抗战以发展实力的一面，所以有中共抗战以来采取「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策略的说法，强调共军从来没有真正打击过日军，对日军游而不击。这种宣传，忘记中共既然在日敌后发展，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便一定会面对日军的扫荡和清乡。中共并没有像国民党指控那样，和日军暗中合作。
      章立凡：抗战史当然是夸大了共产党的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接见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时他自己也说中国只是反法西斯的一个支队而已。首先中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战场，而中共也只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两个支队，正面战场并不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进行的。22次重大战役中共只参与了一次平型关战役，而且中共也只是参加而已（22场重大会战，中共只正式参与了太原会战，打赢了其中的一场平型关战役——受访者后注）。战役是国民党指挥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共在宣传与文教中对抗战史格外注重，而对一些较为敏感的历史，比如因人祸而造成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对学生的镇压有所回避，您怎么看这种历史观？
      杨奎松：历史问题敏感与不敏感，与距离现实的时间距离有关，越近越敏感，越远越不那么敏感。这也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这就好比多数国家都有政府档案开放的时间规定，比如30年。所谓特殊档案可能还要保密更长时间。这也反映出历史与现实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一个敏感期的问题。只不过在一些国家，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或党派的影响作用，某些历史问题会几十上百年的敏感下去。
      李宗远：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5年。在将近100年的历史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包括欧洲当时的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家可以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政府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就是包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27年创立了国民政府，后面也在军阀混战。所以中国人在抗战之前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一个组织去领导全国人民去反抗外敌入侵。
      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部分人当时都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而且我们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付出了惨重的民族代价。
      章立凡：我觉得这就是洗脑，把原来真实的东西洗掉，换掉一套谎言，让大家都相信。其实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大家接触不到信息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毛时代，我们那时候看不到什么（自由）出版和言论，也没有个人的电台电视台，所以要搞造神运动，用谎言欺骗大家是很容易的，除非你去偷听敌台，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那个是会被判刑的。所以在那样一种高压下，很容易被造神和洗脑。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套东西就不太管用了。当然对于那些接触资讯比较少的，年纪比较轻的，还有越贫困的人，就越容易爱国。
      其实从我自己感觉来说，过去总有一句话说共产党是算数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算数的。
      毛泽东获得政权（之前）时说要建成一个民主的中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主民治民选，还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最后其实是另外的东西。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共今天对抗战史的描绘也开始提及国民党的贡献，大陆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如何发生了变化？
      杨奎松：距今越近的历史，越容易受政治的影响或左右，这在哪国都一样。毛时代的中国大陆运行的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则越来越开始趋向于民族主义。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历史，国民党自然会被置于对立面；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历史，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相对也就比较容易肯定了。改革开放后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这方面变化的影响应该是最关键的。
      陈永发：我认为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邓小平告别毛泽东的革命后，大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帽子被摘掉，而历史学者开始有研究国民党史的部分自由，蒋中正领导和坚持八年抗战的事实难以否认，国民党在抗战中与日军作战和伤亡大批官兵的事实，尤其难以否认。其次则是，中共官方为了改善与台湾国民党的关系，不得不承认蒋中正和国民党对抗战的贡献。为了统战国民党上层，我觉得有时过分强调这些上层人士亲友(譬如孔宋家族)对抗日的贡献，相形之下，反而对参加抗日行动的下层士兵和军官仍然十分漠视，甚至对其贡献没有给以适当的承认，更没有在物资上给予照顾。
      时殷弘：我觉得是因为这几年台湾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马英九上台以后，实际上已经承认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了。不能说是今年才这样，可以说这几年一直如此。我觉得这方面如果说有变化，就是和毛时代的变化。当然，对国民党的承认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把毛时代的叙述作为一个版本，国民党的算作一个版本，那么而我想今天对国民党的承认在一个中间的程度，比毛时代多很多，但是比国民党的版本还少。当然承认国民党，大陆内部也有人反对，所以还是要说中共是中国抗日战场的主力。这表述还是一个历史史实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了。
      李宗远：我在纪念馆从1996年工作，做了四期的陈列，我的体会就是对国民党的作用时越来越客观了。过去我们对抗战提的比较少，但是从2005年开始，尤其是今年，我们给了国民党的抗战提供了比较正面的历史评价，因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必须纪念他们。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并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哪些人做的抗战。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卫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反映这场战争，不能只说那个，不说那个。这个改变一个是我们现在大的环境在进步，人的思想，我们的研究都在进步。中国是在越来越开放地考虑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台湾如何看大陆纪念抗战？
      陈永发：关于台湾百姓如何看待大陆纪念抗战一事，我没有做过调查，从报纸上得到的印象则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些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因为仇恨日本，以及看到中国目前的强大，而受到感动，从而增加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向心力，但我感觉这样的人应该为数极少极少。我觉得台湾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抗战的历史根本不是他们父祖辈亲身体验的历史，他们看纪念抗战的各种活动，是认为事不关已，不闻不问。至于中华民国派，可能占三分之一稍多，他们对抗战史有相当兴趣，但是不可能认同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说法，我想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冷眼旁观，不可能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主张纪念抗战，就进而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的政治号召。
      时殷弘：承认国民党的抗战作用对统战的帮助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你今天看一看台湾岛内的局势。国民党支持率一直在往下走，统战作用是有，但是非常有限。
      纽约时报中文网：您觉得中国的抗战纪念是在煽动民族主义吗？会很危险吗？
      李宗远：这点我觉得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特别是2005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出现过游行和暴力打砸抢。但是2013年安倍参拜的时候，中国就没有出现打砸抢，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经历从非理性到了理性的过程。
      而且今年中国去日本的游客已经达到700万了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说中国人反日的话还有那么多人去日本吗。过去我们是砸日本的车和日本的商店，但是现在没了。过去我们很少人去日本，现在反而有那么多人去。中国人痛恨的是那些否认、歪曲、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
      时殷弘：这是纽约时报的语言。我说的是振奋民众对中国、习近平、共产党的拥护，和对国家的自豪。不管怎么样，尽管阅兵可能被西方定义为煽动民族主义，但是这里语言是激励爱国主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洪振快：北京阅兵背后的目的

      Posted: 02 Sep 2015 09:26 PM PD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摄：Feng Li/Getty Images
      北京阅兵，对内重于对外，通过大规模纪念抗战以获认同、重塑历史合法性是其隐藏目的。这一目的能否达到估计并不乐观，因为知识界和公众更希望公正对待历史，"中流砥柱"避实就虚，难获认同。
      自今年3月份中国官方宣布在9月3日阅兵的消息以来，全世界对中国阅兵的目的就有种种猜测。中国官方宣布阅兵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但之前从未在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阅兵一般是在逢十周年的国庆日，而今年是建国66周年，高调阅兵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阅兵目的成谜，猜测在所难免。
      9月1日，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发布文章，驳斥对阅兵的三大质疑。所谓"三大质疑"，指"秀肌肉"、针对日本、劳民伤财。这其中，"秀肌肉"、针对日本都是关于阅兵目的的。"秀肌肉"，意思是秀武力，展示"军队和国家的实力"。针对日本，指阅兵是为了警告和震慑日本。对于这两个质疑，文章予以驳斥，称阅兵不是秀武力，"'秀'的是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和胜利大国的历史地位"；阅兵也不是针对日本，"绝不是刻意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更不是为了炫耀武力、恫吓哪个国家"，"如果非要说中国阅兵是针对谁的话，那针对的也是那些对历史不认账的军国主义分子，针对的是那些歪曲历史、破坏和平的人"。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最高权威，上述文章，算是官方对阅兵目的的回应。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印刷版上，而只是在微信客户端这种新媒体上，其权威性大大低于印刷版。而在两日前（即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印刷版上，刊登了阅兵副总指挥王健中将的文章，文中称："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此说一出，被很多人解读为泄露天机，说出了阅兵的真正目的。
      中共建政，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即军队尤显重要。中共最高领导人必须完全掌控军队，让军队效忠自己，才算真正掌握大权。自十八大以来，军队掀起反腐风暴，两位前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被拉下马，已公布被查处的军级以上军官达40人。军队腐败如此严重，而这些被查处的军方高层人士正是以往军队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同盟者或被他们提拔者应不在少数，军队对现领导人的绝对忠诚不无可疑之处。通过反腐，清理不忠诚者，再通过阅兵，检阅军队"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应在情理之中。当然，借此还可塑造最高领导人的威权，洗刷军队颓糜之气，重塑军队形象，这些可能也是原因。
      然而，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也可能有更重要的理由。从中国官方对阅兵的宣传来看，一直着重宣扬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在9月1日，《人民日报》印刷版就连登两篇以"中流砥柱"为标题的重头文章，一篇是《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另一篇是《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如此连篇累牍、浓墨重彩宣扬"中流砥柱"，是有原因的。
      抗战胜利迄今已是70周年，但中共在抗战胜利逢十周年时隆重纪念，是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时才开始的，以后50、60周年逐渐加码，至今年70周年达于巅峰。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人民日报》对某一主题刊登的文章数量、篇幅、版面位置等，都暗示着该主题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在1985年之前，《人民日报》提到"纪念抗战胜利×周年"的文章寥寥可数，仅涉及六周年、十六周年、二十周年等少数年份，反映出纪念抗战的规模不大，而且多是各地自行组织。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抗战胜利不受重视呢？可能的原因是，该阶段革命话语占据主流，中共领导革命胜利无人质疑，井冈山光辉岁月、红军长征、解放战争等革命光荣，远比抗战更值得夸耀。
      然而，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与改革开放冲突，逐渐被冷落，加之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和公众普遍要求客观对待历史，同时中共也希望得到世界认同、对台统战工作更顺利，到了1985年要纪念抗战胜利，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就不能抹杀，必须有一个说法，此时"中流砥柱"的提法出现。
      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的调整，说"抗日战争馆"过去侧重展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人民游击队的抗战事迹，"这次作了重大调整，力求展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因此，由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和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业绩，以及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也分别展示出来。"这说明，之前只讲中共抗战，不讲国民党抗战，在新时期下开始"调整"。但调整后出现了新问题，即，国民党与共产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历史功绩到底谁大的问题。
      "中流砥柱"说法的出现，主要是解决这一逻辑矛盾：不能不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但得强调主要功绩是共产党、敌后战场的，不能喧宾夺主，让国盖过共。为此，该报道中专列一个部分谈"中流砥柱"，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敌后人民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大部侵略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卓越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段话，当然不是《人民日报》记者自己想出来的，应该是"调整"展览过程中提出的解决逻辑矛盾的方案。这一说法，在当年8、9月份《人民日报》的多篇文章得到重申，9月3日的社论对此更加以强调，从此定下基调。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规模仍然有限，最大的活动是9月3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纪念大会。而到了1995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规模空前。这可能与50周年有点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世易时移，中共需要一种新的话语。此时，苏联已解体，国际共运空前低落，再宣扬革命已难服人心，加之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改革步伐加快，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革命的价值被否定，中共亟需一套新的话语，此时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中共适时利用。
      这种趋势，至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及今年纪念70周年，又进一步发展。由于革命是国共内战，中国人杀中国人，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再宣扬已无多少人认可，而抗战是民族大义和反法西斯，占据道义高地，能够普获认同。加之近年中国社会形势不稳，中共很希望凝聚人心，领导人也想树立威权。故而，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今年纪念抗战盛况空前，阅兵尤其醒目。
      综合言之，北京阅兵，目的多样，对内重于对外，通过大规模纪念抗战以获认同、重塑历史合法性是其隐藏目的。当然，这一目的能否达到，估计并不乐观，因为知识界和公众更希望公正对待历史，"中流砥柱"避实就虚，难获认同。

      （洪振快，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著有《亚财政、《官心民意》等书》）

      ——瑞 传媒

      张铁志：共产体制与摇滚乐

      Posted: 02 Sep 2015 05:49 PM PDT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这是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歌曲。他们成立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这场"春天"被镇压后，政府关闭表演场所，打压言论自由。"宇宙塑料人"开始在城市边缘进行地下演出，围绕着他们，酝酿出布拉格的另类青年文化。1976年，他们被逮捕、审判、判刑。第二年，剧作家哈维尔和一群知识分子声援他们，发表声明说，"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七七宪章"。
      但"宇宙塑料人"其实不是一支抗议乐队，他们只是想玩摇滚乐，他们最政治的歌曲就是这首《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1969年，东柏林的摇滚青年口耳相传滚石乐队将于10月7日在西柏林围墙边的高楼上举办演唱会，他们在东柏林围墙边就能听见滚石的吶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西柏林电台DJ的玩笑。那天，当大部分青年被动员去参加东德建国二十年的纪念，几千个来自东德各地的摇滚青年来到柏林围墙边，准备跟着滚石的魔鬼音乐起舞。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滚石，而是东德警察的逮捕。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共产国家基本上把摇滚乐看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毒素。尤其，摇滚乐本来就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与解放、挑战权威的音乐，且其强烈的节奏有煽动身体的能量，因此在六零年代，披头士和其他摇滚乐以不同的地下方式流入俄国、古巴和其他共产国家，的确对年轻人造成不小的影响。但当然，摇滚乐并不能真正撼动那些坚固的政权。
      最近的两个事件也是关于共产体制和音乐的关系：一个是斯洛文尼亚乐队Laibach去平壤演出，另外一个是中国文化部发布一百二十首网络歌曲黑名单，称这些歌曲"含有宣扬淫秽、暴力、叫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
      这两个事件恰恰有着相反的意义：一个是体制对音乐的吸纳或者作为一种开放的姿态，另一个则是典型的压抑与排除。
      政治压制音乐其实不限于威权体制：1968年，芝加哥政府禁止电台播放滚石乐队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但滚石乐队就说，他们自己都没觉得一首歌曲的力量这么大，政府居然害怕；这也正是前述"宇宙塑料人"的质问：他们为何要害怕摇滚乐？这批被禁的华语歌曲，有的是一般年轻人插科打诨的流行歌，有的反映了年轻人的挫折与愤怒，他们并非政治抗议歌曲。说是破坏社会道德则是欲加之罪──毕竟在这个国家已有不少身体与道德自由。无论如何，掌握权力者似乎总是比创作者更相信摇滚乐的力量。
      而共产政权邀请西方乐队来表现开明，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东德政府虽然在69年逮捕了摇滚乐迷，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后，知道自己的正当性逐渐衰微，以及西柏林那边不断有大型演唱会（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来吸引东柏林青年，因此东德政府决定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演出，以化解青年的不满。最重要的例子就是1988年邀请了美国巨星Bruce Springsteen──因为他具有左翼色彩，并对美国里根政府有严厉批评，所以对东德政府来说似乎是个好选择。没想到这场演唱会来了三十万人，让摇滚青年们感受到自由的空气；一年之后，柏林围墙倒塌，很多人回忆说，那场演唱会是敲响自由的钟声。但关键或许并不是摇滚乐的魔力，而是东德政权本身已经摇摇欲坠。
      Laibach作为第一个去平壤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被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但这个成立于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乐队不是典型的西方乐队，他们本身就是诞生于共产体制，且其造型和视频的意象强调一种法西斯主义美学风格，虽然这主要是一种反讽。所以对北朝鲜政权来说，这也是合理的选择。更何况现场参与的群众不是一般年轻人，而是被选择过的，Laibach的演出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和色情挑衅。说到底，这场演出还是对北韩政权有化妆作用：组织乐队演出的挪威导演莫滕·特拉维克(Morten Traavik)就对BBC说："朝鲜被西方描绘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但实际上，它对外界的开放程度比媒体上流行的报道好得多。"
      所以，中国政府毋须担心这一百二十首歌，北韩政府当然更不用担心这场演出，除非来的是崔健，或者南韩的偶像团体。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现为新媒体"报导者"共同创办人兼总主笔。历任香港《号外》杂志总编辑、《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总主笔、《周末画报》主笔。著有《声音与愤怒》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4, 2015, 6:37:26 AM9/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乔木：閱兵的動機和效果如何

      Posted: 03 Sep 2015 06:51 PM PDT

      受检阅將士們不斷高呼「聽黨指揮」

      當9月3日的閱兵終於完整呈現，可以重新檢視閱兵的動機，評估它的效果。
      爲什麼閱兵，可以分國際和國內原因。對外顯然是要展示中國的實力、大國的崛起。各兵種、裝備的登場，特別是洲際核導彈的亮相，已不僅是劍指近鄰的日本，而是大洋對岸的最大對手。當然還是要強調世界和平，而且出人意料地宣佈將裁軍30萬，釋放善意。
      對內應該是最主要的，可以說爲凝聚人心，特別是在打掉兩個貪腐的軍委副主席後，提振士氣。一個結果會有多種原因，肯定有一個原因是最主要、最直接的。想想1985到2005年，歷經鄧、江、胡三個時代，在紀念抗戰勝利40、50和60周年時都沒有閱兵，而偏在70周年時閱兵，不能不和現時的領導有關。
      習近平是個非常注重儀式和象徵的領導，而且作爲紅二代，各方面仿效毛，重回正統。毛當年治軍搞了個古田會議，他也在同樣的地方開會。毛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他也搞個文藝座談會。毛開國大典閱兵，習不願按慣例在2019年國慶70周年他執政的末期閱兵，剛好抓住抗戰勝利70周年的良機，提早閱兵，向國內外彰顯他權力的威嚴和政權的穩固。
      因此不管是聽令的將士、觀禮台上歡呼的代表、還是天安門城樓上笑臉盈盈的現任和前任同僚，面對地空檢閱和電視直播的盛大場面，習近平的權力得到最具儀式感和象徵性的體現。表情凝重、穿便裝、少手勢的他無需多說，億萬矚目就是權力。
      電視解說詞裏最後「爲實現中國夢，團結在習近平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的號召，毫不意外。而此前閱兵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副政委王健中將，在8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明確提出「閱兵首先檢閱的是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是閱兵最直接的動機。
      但閱兵的效果如何呢？視角效果是很震撼的，但在變化的中國和複雜的世界，評價各異。對外來說，抗日的盟友美英法等大國不來捧場，戰敗後民主重生的日德意不願聽命。台海對岸不僅是各自表述，而且再起爭執。冒着罵名來北京的連戰，央視乾脆沒給鏡頭，以免紛爭。
      對內來說，閱兵表面上展示的是國家實力，但實質還是顯示領導權威和黨的利益，聽將士們不斷高呼「聽黨指揮」就是明證。作爲黨的喉舌的央視，在閱兵解說中，再提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這只是內戰勝利者的說辭，中國台灣和海外說法不同，信息自由才有真相與和解。
      閱兵與講話雖然是紀念抗戰暨反法西斯勝利，但實際上並沒有體現出後者的主題。反法西斯、維護和平最好的辦法就是政治民主、保障民生和民權。這方面中國刻意迴避，而曾經的德日法西斯，戰敗後卻通過民主化實現了和平崛起。

      ——东网

      东步亮：中共大閱兵　收獲是負分

      Posted: 03 Sep 2015 06:41 PM PDT

      图: 因閱兵停診 孕婦要提早剖腹分娩
      中共最高決策層數月之前，甚至更早之前，在決定舉辦這場大閱兵時，一定沒有想到，這場史所未有的抗戰主題閱兵，在國內和國際，竟會引來如許之多的質疑和爭議，給自己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如果當初它的智囊機構早就對現在將要發生的這些準確地做出了評估和預測，它還會如此勞民傷財地舉辦這場活動嗎？
      中共的抗戰大閱兵，首先在邀請外國嘉賓上遭遇了尷尬。當中國外交部公布將受邀前來參加閱兵的外國貴賓名單時，網上那些天天高呼「愛國」的五毛們大概也感到了害臊：由國家元首親自來「站台」的國家中，除了俄羅斯這個與中國同一戰線的鐵杆兄弟，以及經濟來往密切的鄰居韓國是兩個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其他皆是緊跟中國這個大哥的小馬仔，是靠「大哥」的錢財救濟才能生存的「矮、挫、窮」小國。若不是「大哥」手上錢多，恐怕他們也不會來。
      主流西方國家中，除了歐盟國家捷克是由總統澤曼出席，法國、意大利、荷蘭、澳大利亞由外長或部長級政府代表出席，其他多是由本國駐華大使出席。有兩個國家日本和菲律賓更是不給面子，乾脆就沒有接受邀請。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裏，家裏辦「大事」時，各個親戚朋友是否來捧場，是衡量這家人「人緣」好壞的一個非常重要指標。基本上，這次中國重視的西方「好朋友」和「大親戚」，都沒有來。來的都是亞非拉窮親戚、小親戚和有求於它的「朋友」，甚至連過去一直是「鐵杆」的「好朋友」和「好鄰居」朝鮮都耍起了大腕，一號人物金正恩和中共鬧崩了。雖然中共官員在公開場合給自己台階下說，「中國不會以外交戰的方式來追求各國出席閱兵官員的級別」，「刻意突出西方大國領導人不來出席閱兵式表明北京閱兵受到國際社會冷落的說法非常狹隘」，但事實上，在它們內部，這些事讓他們非常窩火。而在國際上，這事已經讓他們丟盡了臉。
      非但如此，中共邀請因戰爭罪受到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蘇丹總統巴希爾也引發了軒然大波，被認為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國際通行規則，受到國際社會猛烈批評。類似的還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前來參加等，也都引發了相關國家的質疑。
      在兩岸關係方面，中共邀請了國民黨方面的「老朋友」連戰來閱兵，在台灣也引發一場口水仗。實際上中共的這種邀請本身就是置連戰於不義。不來吧，畢竟連戰作為開創國共之間溝通新局面的奠基人，對岸的共產黨兄弟辦大事、喜事，你不來祝賀，不符合中國人的禮儀，說不過去；來吧，又給了島內藍綠陣營各方指控他賣台、賣黨、通敵、通共的口實。——中共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不符合事實，國民黨當然不認；習近平為了幫連戰解圍，接見時改口說「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都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國民黨還是不同意，馬英九認為「敵後戰場」也是國民黨領導的。——總之連戰去閱兵就是不對，他這一去，讓國民黨內部矛盾更激烈，讓國民黨的形像在民眾中更失分。連戰為了給共產黨兄弟一個臉面，這次犧牲太大了。不知中共是否會覺得不好意思？
      國內方面，這一段時間各方面反饋的負面信息已經非常充分了。閱兵已成為一項擾民工程，北京城內大小商店餐館關門，地鐵停運，醫院停診，各種戒備、安檢、清空、排查，甚至住在長安街沿線的不少預產期在最近幾天的孕婦，因擔心交通管制，生產時不便出行，被迫趕往醫院，紛紛提前做了剖腹產手術。還有比這更大更多更觸及民眾最日常生活的擾民之事嗎？不僅北京城內的居民如此，全國14億人口，這幾天還不能看電視娛樂節目，這是哪門子道理？
      兩三年前，中共新一屆領導人上任之後，大搞親民之風，要求出行不得警車開道，輕車簡從，受到民眾讚揚。這才過了幾天，封建帝建那一套就又學回來了？中共新領導人上任時給民眾建立的一點點好印象，被這場大閱兵削減得一乾二淨。閱兵之後，再搞幾十次不擾民的親民秀，恐怕都再回不到過去。
      威武之師、雄壯之師、排山倒海、氣壯山河、震撼人心、舉世矚目……讓人熱血沸騰的抗戰勝利70周年盛大閱兵慶典，所帶來的結果，所收獲的成果，都遠遠不如它勞民傷財、作秀擾民、違背法治和人權的籌備過程中，已經帶給民眾的負面效應多。正負相加之下，這場大閱兵的總成績只能是負分。

      ——东网

      吴戈：阅兵高于一切

      Posted: 03 Sep 2015 04:40 PM PDT


      為了閱兵，北京日常生活的鐘擺也幾乎硬生生地停下來。


      閱兵進入倒計時了，準備部門已經用探雷器將閱兵涉及空間的每一寸地面篩了一遍又一遍；潛水員們也排成一線，在護城河裏的每一把爛泥細細揉搓；關鍵路口除了裝甲車和狙擊槍，還擺上了布滿碩大鐵釘的拒馬，這種設計顯然有利於阻擋人群的衝擊；相信就連北京的下水道裏也荷槍實彈，只是無從目睹而已。
      與此同時，北京日常生活的鐘擺也幾乎硬生生地停下來。車早就少了一半，不止如此，連周邊河北省的諸多地市也都單雙號限行，更不用說數萬家企業的停產；窗口面向閱兵部隊行經路線（哪怕只是集結和撤離時而非正式受閱時途經）的單位、企業、店鋪8月31日就已被查封，不得再有人逗留，其中包括最高統帥鐘愛並趁機上位的慶豐包子鋪的一大批連鎖店。它們還必須承諾不拍攝、不拋物、不放飛、不存危險品、不收留無關人員、不開門窗、不用燃氣和不停車，基本等於不能正常生活；有的酒店好多天前就開始點餐前出示並登記身份證號、手機號和姓名，不過最嚴重的還是網上流傳（疑似惡作劇）的某廁所公告：應派出所要求。使用本公廁需出示身份證並登記，填寫如廁登記表，包括性別、排便種類和預計使用時間，超時的要填寫不少於200字的詳細情況說明；全北京一共臨時關閉了多少商業場所不得而知，但初步看波及範圍包括閱兵地面和空中部隊所駐扎、訓練和將途徑的地區，遠至郊縣，影響至少幾十萬人。
      可見，這次閱兵對平民生活的限制，遠遠超出了過去，很多措施早已不是簡單地為了騰出道路，而是出於對沿線被埋設爆炸物、埋伏狙擊手、聚眾抗議衝擊等風險的擔心。領導人的安全當然需要保護，但他們活動的範圍將集中在天安門周圍數公裡內，而這次防爆、防伏擊、防衝擊的範圍是整個閱兵部隊出沒之所。
      如此規模空前的擾民只是一方面，因為這次活動的規模並不空前。這只能說令人震驚地暴露出黨和軍隊對身邊的平民也完全失去了安全感。很多措施是類似「種族隔離」性質的，顯示出完全無視平民正常生活的傲慢。一支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軍隊，在人民之中慶祝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何以恐懼至此？
      就連抗戰老兵們也不得隨便出入住地，不准不假外出，外出需有人全程陪同，不准傳播謠言和隨意議論敏感問題，不准上網談論閱兵，不向擅自接受采訪，接待外來人員。這是功臣、貴賓，還是被征用和嚴加看管的群眾演員？
      群眾有意見嗎？按中國規律，要知道這點，只要看《人民日報》竟專門撰文反駁閱兵勞民傷財的觀點就知道了。
      他們的理由只有三個：這是國家的喜事，要給全國人民上歷史課，要讓你們對國家的未來更有信心。可是這三件事在強制條件下，完全不問民意的實施，顯然顯示出政府是人民的主宰、父母而非公僕。
      當然，你要說民意，又有幾十萬被以學分和畢業證要挾的學生「網絡志願者」在網上展開「指尖護衞大閱兵」，發布海量歌頌文字，反駁批判任何不滿；有資格受邀到現場的紅二代、官二代、官商，以及所有從現政權得到大量利益的中外人士，更會挺身代表人民力挺閱兵的正確和偉大。
      最惡心的還是個別精通體制內上位規則的父母，讓自己7歲的女兒全國各處抗戰紀念地拍照，就想炒作成配合抗戰紀念政治表演的金童玉女。對此我倡議：全國小女孩的父母應以將孩子培養成抗戰女英雄，酷刑受盡仍不屈服為榮，充分利用現代傳播手段，讓黨組織發現孩子這方面的特質，以便重點培養。中日決戰勢在必行，日軍暴行必將重現，這樣的抗日人才必將是民族脊梁。
      開玩笑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的厚顏口號下，在用幾十輛洗地車洗得塵土少於每平方米2克的道路上正步走過的軍隊，對人民僅僅是圍觀尚且如此害怕，你相信這樣體制中產生的投機者能扛得住酷刑？

      ——东网

      范疇：紅二代收服台灣，用國民黨祭旗

      Posted: 03 Sep 2015 04:38 PM PDT


      公元2015年9月3日是兩岸關係的斷層日；在準備了一年多之後，中共在這一天切斷了持續了三十餘年的對台傳統戰略，啟動了新戰略。大旗飄飄，新戰略下被用來祭旗的，正是此時還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已被用來祭旗，對手民進黨及其他黨派，也都還沒意識到這變化。

      自1979年廖承志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一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三十餘年期間，無論中共內部如何內鬥、台灣民意如何變化，中共對台戰略都保持一個基調：中華民國已在1949年結束，兩岸之間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鄧小平甚至表示過，只要國民黨願意和共產黨坐下來談統一，國旗、國號都可以改。遲至2009年，胡錦濤還舉辦「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紀念會」，重申這基調。

      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後的黨內政治鬥爭，基本上可以視為「紅二代」與「非紅二代」之間的複雜奪權歷程，延續至今仍高潮迭起。紅二代掌權後，代表人習近平在2013年10月份說的一句話，曾經讓台灣社會心中一驚：「兩岸間的政治分歧，總不能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但是台灣社會早已喪失了理解中共內心世界的能力，因而沒聽出來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那就是：老爺子們（紅一代）沒法解決的台灣問題，如果在我們（紅二代）手中也沒法解決，那共產黨就可以去洗洗睡了。

      接下來，習班子強化了胡、溫在2008年啟動的新路線 －不與台灣對等談判，姿態上把台灣當成已經是中國的一部份，除了讓國台辦以「巡視」的姿態來台走透透、跳過台灣中央政府直接補助台灣地方政府和公私機構，還單方宣布今年七月一日起對台免簽、台胞證晶片化、大陸法院有權執行台灣法院之判決。這條路線，可統稱之為「台灣事務內政化」；某些台灣人則喜滋滋的將其理解為「大陸對台的懷柔政策」。

      習掌權後舉辦大閱兵，本來就是中共領導人換代後的例行公式。但是，首次將閱兵日子由傳統的十月一日「國慶日」改動到九月三日的「抗戰勝利紀念日」，意味著習班子已經不把1949年的「建國」當作中共執政合理性的基礎日，而是要「概括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的中國。這整套動作，將完成於2021年的中共百年黨慶。如此一來，明明是建國之後才出生的紅二代，不但將「抗日首功」收納至其執政合理性的包裹中，連帶的也把「國共內戰」淡化成為一個「小插曲」，整個國民黨，變成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中的小配角。

      中共拋棄「兩岸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路線，以國民黨祭旗，民進黨千萬不要竊喜，這並不代表中共會以民進黨為談判對象。事實上，中共可能已經不把台灣的任何政治力量當作談判對象。只要把「台灣經濟內政化」這條路走到底，台灣人自然會在爭食之下自亂。再來，就是通過「大數據」的手段，竊取、收集、彙整台灣政府各單位的數據，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動態，一直到戶到人，來日就能推出務實的人心收買政策。

      在這「新常態」下，紅二代班子會對台灣幹什麼？理論上，這一代領導班子的任期只到2022，因此有兩種可能性。其一，在那之前「解決」台灣問題，使得台灣永遠不可能脫離中國；然而，這說法有點把局面看小了。其二，借力使力，將台灣問題作為槓桿，與其他的問題如東海南海，打包成為一個足以打破「十年任期限制」的宏大議題，以進行為期二十年（2012算起）的共產黨轉型，以對先人做出交代。

      至於第三種可能－把台灣問題遺留給2022之後的下一屆新領導人，在當前紅二代的心理狀態下，應該說那是極不可能的。

      時間不多了，台灣如何因應才能達到對台灣最好的結果？首先，知己知彼是一切方案的基礎，以台灣目前既不了解對手，也不願面對自己的這種狀態，除了隨波逐流，還談不上有效的應變策略。

      ——苹果日报，网友推荐

      赵少康：连战大阅兵

      Posted: 03 Sep 2015 04:24 PM PDT

      连战夫妇成了北京的座上宾
      繼前總統李登輝到日本亂講一通接著又投書Voice雜誌慷國人之慨說「釣魚台是日本的」、「慰安婦問題已經解決」、「當時台灣兵的祖國是日本」後，前副總統連戰也跑到北京「連習會」並參加大閱兵，前總統、副總統徹底的?覆了大家的價值觀，不禁讓我們懷疑起從小到大的上的歷史課是不是老師都教錯了。李登輝、連戰兩人已經把台灣搞的夠熱鬧了，柯文哲還硬要參一腳，沒事找來個什麼日本AV女優波多野結衣當悠遊卡封面，硬把色情片女主角說成「清新、惟美」，鬧上了BBC、路透社和華盛頓郵報，成了國際大笑話。

      李登輝如果是一個尋常老人，他愛說什麼說什麼，不要說「釣魚台是日本的」，就算說「台灣是日本的」，也沒有人會理他，話說回來，如果他是一般的老人，日本國會議員會邀請他去演講嗎？Voice雜誌會採用他的稿件嗎？

      同樣的，連戰如果是一個普通小市民，他要去參觀中共閱兵，也是他家的事，但連戰不是普通人，否則人家為什麼要跟他舉行「連習會」，還讓他跟四十多國的元首一起登上天安門？

      李登輝跟連戰的身份就是前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沒有什麼「個人身份」可言，他們的一言一行都要顧及中華民國的國格，「大夫無私交」，他們個人跟誰好誰不好根本不是重點。

      連戰的祖父連橫在「台灣通史」說：「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孔子早就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正是兩岸都要爭對日抗戰主導權的原因，對國民黨而言，沒有日本侵華八年抗戰，不會有讓共產黨趁機坐大的機會，為了抵禦日本侵略，國家耗盡元氣，民窮財盡，人心厭戰，共產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的策略，讓國民黨痛心疾首，大好河山日本人八年拿不下來，共產黨二戰後四年就把國民黨打到台灣來，國民黨怎能接受抗戰是共產黨主導的說法？就算中共改口「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共產黨主導後方戰場」把共產黨說成和國民黨都有相同貢獻，國民黨還是吞不下這口氣，如果說國民政府打了95%的仗，剩下5%是共產黨輔助，也許還比較合乎史實。

      共產黨對不起數百萬曾經打過八年抗戰的老兵，國民政府打完了日本，接著就剿共，結果共產黨一來，把老兵打成黑五類，鬥的鬥，關的關，我太太的叔叔只不過因當了國民黨的兵竟然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出來時全口牙都掉光了，如果共產黨在今天大辦閱兵，高唱國共一致抗日的時刻，能先好好補償這些所剩不多「一致抗日」的老兵，才是該做的公道事。

      中共當然有權力辦大閱兵，說他是為了鎮懾台灣，可能太自己嚇自己了，我相信中共是要藉著展示武器鞏固內部，警告美國並殺殺日本的威風，但國民黨被他看不起的土八路打敗，一路退到台灣，現在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去站老共大閱兵的台，教國民黨情何以堪？更何況國民黨選情已經如此低迷，連戰參觀大閱兵，不啻是雪上加霜，重重一擊。

      國民黨馬上面臨的問題是連戰回台後要不要處理？處理太傷感情，也影響兩岸關係，不處理，大選也不必選了，連戰可以問問自己，如果連勝文現在在競選，連戰會去北京參觀大閱兵嗎？連、宋、洪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怨氣，不過也不能太過任性。


      ——苹果日报

      李兆富：和平是历史的异数

      Posted: 03 Sep 2015 03:59 PM PDT

      世界和平网络漫画
      九﹒三阅兵，最令人议论纷纷，不是甚么歼十五战机，而是习近平宜布，裁军三十万人。

      三十万，是一个怎样的概念？那是南韩现役军人半数，也约莫等于泰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军队人数。根据网上的资料，中国解放军现役军人约有229万人，大概是美国和俄国的现役军人数目的总和。

      不过，要知道军力并非单纯计算人数。朝鲜的现役军人，也有110万，但真正的作战能力，大家心里有数。现代化的军事，并不是计算军人的数目。中共自改革开放后，曾经多次裁军。1985年裁军一百万、1997年裁军五十万、2003年裁军20万。除了几次大裁军，解放军的人数不断退减，由最高峰期的627万，至今的人数规模只剩下本来的36%。可是中国的军力，并没有因为裁减人数而削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军备武器的技术，尤其是造成大杀伤力的武器，以及军队的管理方法，才是军力的最主要取决因素。军事智库Global Firepower以50个不同参数编制的军力排名，美国的军力是世界第一，紧随其后是俄国，第三位就是中国；不过在实际评分，中国的军力，跟美俄有一段距离，而比较接受排行第四、五的印度和英国。不过要注意，这项排名评分，并未有将海军和核武的能力计算在内，故此有理由相信，美国在实际上的军力，比评分所反映的要更高。虽然中共近年刻意强化的海军，其实与对手仍然有一段距离。以航空母舰战斗群为例，地球上有21个航母战斗群，其中有十个属美军，中国至今仍然只有一首辽宁号。

      另外一个计算军力的方法，就是计算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49年起的30年间，中共的军事开支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上，至1980年代起，一直递减至2.5%左右。至于军力第一大国美国，至今军事方面的开支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崇尚市场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我乐于见到任何一个政府削军。减少军事上的耗费，也就是将更多资源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最理想的，当然是将资源留给人民去决定，也就是藏富于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球虽然有冷战，在不同地区也有过不同的武装冲突，不过论规模和频繁程度，绝对是远低于过去二百年来的水平。换句话说，地球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盛世，有研究指，对上一次有如此太平，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在欧洲有罗马帝国而当时的亚洲，正值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的汉初和平。

      历史的长流当中，和平是异数，战争才是史书纪录的主要事件。所以，读历史，很容易会令人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多数人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就以今次大阅兵为例，有好多人，甚至是知识份子和政治人物，都翻厢倒笼地将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的国仇家恨都拿出来。对不起， 向来只有极权国家会这么耀武扬威，促使民族主义走向军国，那才是十九世纪到廿世纪的人类文明灾难的始源。

      愿天佑世界和平，天佑每一个有灵性的人。国与国之间，不会挑动仇恨，发动战争。

      ——RFA

      林泉忠：北京阅兵为何引发台湾争议？（附西方领袖为何要杯葛天安门大阅兵？）

      Posted: 03 Sep 2015 03:57 PM PDT

      台湾这几天也在热议涉及9月3日北京的大阅兵。然而，焦点不是像西方媒体聚焦北京如何戒备森严、如何劳民伤财、如何穷兵黩武，而是议论台湾党政要员及退役将领是否适宜出席北京的大阅兵。
      　　 北京为了强化这项数十年来最大的面子工程的能见度与正当性，不仅邀集各国首脑出席阅兵，也广邀在台的抗日老兵及党政军退职大老出席，其中不乏重量级政坛人物，包括已表示将出席的前副总统连战、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对此一事态的发展，台湾政府非常重视，罕见地三管齐下，先后由总统府、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呼吁"国人应审慎考量社会观感"，身份最为敏感的国防部，更直接对"国军退役袍泽先进"喊话"本于军人信念，自我约束管理，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共纪念抗战活动，共同维护国家及历史尊严……"。
      　　 在政府强力劝阻下，出身军职、参加过抗战的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陆军上将许历农，也公开劝阻退役将领出席。不过，连战还是不顾反对声浪，坚持前往北京。对此，马英九亲自表示，"不宜参加，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大陆的抗战史观又如何？
      　　 众所周知，中共自建政以来，"抗日战争"一直是最重要的教育与文宣主题之一。不论是小学的语文（国文）、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社会的课本，还是电影及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抗日神剧"尽是以共产党的游击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抗日英雄故事为内容。数十年来"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小兵张嘎"等在大陆家喻户晓的抗日故事都涵盖这些主题。如此铺天盖地营造"共产党英勇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形象，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结论，早已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根深蒂固。
      　　 然而，如此的"抗战"史观架空了当时作为抗战主体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否定了蒋介石委员长带领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领导地位，抹煞了作为抗战主力的国军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其中，国军发动了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包括台儿庄在内的重要战役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国军包括八名上将等二百零六位将军壮烈殉国、陆军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数打光、空军四千三百二十一名飞行员牺牲、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上述伤亡牺牲，对于接受中共教育的大陆民衆而言，这些全是陌生的数字。\r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国民政府与国军的抗战史实逐渐受到部分大陆近代史学者的关注。然而，为配合今年的"大阅兵"工程，所有抗日论述都不得偏离"共产党是抗日中流砥柱"的原则。从台湾的视角而言，以扭曲抗战史为理论铺垫、以不排除犯台的解放军为活动主体、以提高习近平威信、为巩固中共政权而营造的"大阅兵"，身为中华民国的党政军退职大老倘若受邀请前往出席，是何等的不宜，不难理解。台北的理解是，出席北京阅兵等同呼应中共史观，甚至是价值观错乱、损害国格与国家认同的原则问题。马总统苦心劝奉前副总统连战先生三思，也是基于如此考量。
      　　 自从马英九总统主政以来，两岸交流日趋频繁。然而，两岸围绕在双方定位的政治对话仍无法展开。换言之，两岸问题的症结仍未有打开的迹象。此次台湾社会就北京大阅兵的争议，凸显的是两岸迥异的抗战史观，如能因此而激发两岸学者共同研究抗战的历史，或许可能成为意外的突破口，宜鼓励之。
      　　 
      　　 原载于《明报》2015年8月31日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

      附：
      西方领袖为何要杯葛天安门大阅兵？（林泉忠）

      天津的历史性大爆炸事件过了才没多久，随着天安门大閲兵进入"倒计时"及现场的演练场景一一曝光，媒体很快就将焦点转移到即将来临的9月3日的"天安门大阅兵"上。

      此次"天安门大阅兵"不仅规模空前，政府的重视程度更是历来罕见。从提前实施车辆限行及各项防范措施、北京及周边六省市区强制减排并关闭污染企业一万多家以确保"阅兵蓝"、閲兵日全国放假一天、北京学校延迟一周开学等特殊措施即可见一斑。
      然而，这次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美中不足的是似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普遍支持。直至目前为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国家领袖或拒绝出席，即使有意访华也特意错开北京的大阅兵仪式。目前西方阵营中已表态将出席阅兵典礼的只有捷克总统，韩国政府则表明总统朴瑾惠将访华，但未透露是否出席大阅兵。
      西方领袖为何"迴避"此次北京的大閲兵？
      综观国际舆论，西方杯葛北京大閲兵的缘由可归纳为四大因素。
      一、对举行大阅兵目的的解读不同。中国解释此次阅兵目的是彰显"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境外不少舆论并不作如此解读，而是倾向认为是透过如此国家工程来凝聚国内社会的向心力，是"民族主義工程"。
      二、对以"大阅兵"形式呼吁和平做法的不同看法。纪念过去战争的目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彰显和平。中国也是如此陈述，但西方却多方揣测，质疑为什么抗战已经结束七十年，为何首次在"抗战纪念日"举行大阅兵？因此纷纷评论大阅兵的目的"并不单纯"。加上除了俄罗斯外，二战主要战胜国尤其是欧美西方国家并无此"大阅兵"惯例。一般国家纪念二战，目的在于抚慰英灵、强调和平的意义。
      三、南海问题。近期中国在南海大规模"造岛"包括建造军事基地引发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不满，批评中国此举是"试图改变涉及国际航行与多国利益的现状"。美国藉此于今年五月开始以实力介入南海纷争，南海争议也将成为今年9月底习近平访美的重要议题之一。西方舆论认为倘若各国领袖出席北京大閲兵，等同认可中国的"军事扩张"战略。
      四、特殊的"天安门情结"。过去的事情，西方有特殊情结，"天安门"遂成为某种特殊象征。因此，在此时空下，倾向不宜出席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大阅兵"。
      中国举国高调重视的「大阅兵」，却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西方的「杯葛」自然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然而此一现象也凸显了尽管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仍未能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理解，也意味著中国与世界「接轨」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而这点也隐含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被广为忽略却无法迴避的另一重要课题。

      原载于《明报》2015年8月24日

      余英时：中国政权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Posted: 03 Sep 2015 02:35 PM PDT

      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是2012年以后已经把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一直都是我们看得到的。抓了许多人，不准任何人说话，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而且还强迫各种大学有名的学者表态，表示支持中共和一切党的决定。
      换句话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个重大的目标就是要把用共产党的话说就是要舆论统一，只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代表党的声音。任何跟党的声音相反的或者不合拍的都要加以镇压，甚至于抓人。当然这个东西一直在进行中。我们还看不出来。但最近，特别是7月初，共产党通过了它的国家安全法。这个国家安全法给警察很大的权力，随时可以抓人。换句话说，习近平对于社会的稳定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唯一的办法是用强制的力量把它封闭起来，让人不敢说一句与官方与党不相容的话，这就是我说的他一个倾向。但这个倾向表现最清楚的是在上个月的尾巴上。大陆突然发生一个很大规模的逮捕维权律师甚至于妇女抗议性骚扰也被认为是寻衅滋事，有5个当时的领袖在广州的常州的北京的都被抓起来了，最后虽然不得不放，可是也是警告。
      换句话说，中共对于自己的统治实在是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现在不是拿美国的标准、西方的标准，我们是拿中国原来的标准。中国最早你要读《史记》《左传》，你就知道在前秦时代就有一个说法，老百姓的抱怨我们是应该知道的。所以就要有采风， 官方要派人到各地去听老百姓反映政府的话，然后收集起来，根据种种不满，我们加以改进、改良。所以言论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可见对政府部门有不同的意见，政府是希望你说出来的。
      所以，中共这个做法不但是违背了20世纪全球化的新的价值系统，而且也根本违背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和基本精神，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这个发展是非常不幸的，这个新的发展是习近平有意造成的。之所以造成就是要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提供一个法律根据。它唱的口号是依法治国，但它这个法不是老百姓接受的法，是一个党片面加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法。其实还不依据自己的法来执行，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可以违反它自己的法。所以法治在中国是离题万里，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新趋势，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历史的一种结晶，但是习近平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国安法，在加上后来还要发表的公安法，让警察可以随时抓人，任何人只要稍微不满意就可以抓起来。
      我们知道中国律师行业人并不是很多，只有27万人左右，维权律师在其中更是占很小的数目，这些人都是或者在外国受过教育或者受到传统法律的尊严的影响，要说出正义来，不能说假话，因此就是愿意为人民说话。共产党现在说他们的维权律师只是为赚钱，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维权律师都是非常可怜的人哪里出得起钱，甚至还要贴钱。但是人是很奇怪的，并不是说有利益所在就都去，任何道义可以不顾。人最后还是总该有点道义，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这个基本的人性是一时改不了的，就是再专制的社会，虽然习近平把中共的专制极权推到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可是这个新的阶段中也会有新的力量出现。这个新的力量出现，是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的，防不胜防，没有地方可以把它完全封闭起来。
      所以，我们虽然认为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政治是越来越糟，可是也不必因此就悲观，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希望了。其中被访问的中国律师中间有人就认为， 甚至是高级人员，甚至做过人民代表的人都表示迟早中国应该走上一个合理的法治的社会，所以我想这点值得提出来让大家注意。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张玉凤与江青之间鲜为人知的“战争”

      Posted: 03 Sep 2015 02:01 PM PDT

      江青与张玉凤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1．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4]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来已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
          
          　　2．从"窃听事件"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3．"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4．毛泽东是如何无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维持的军队高层政治平衡？
          
          　　"文革"开始后，毛身边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这种对女性的权力征服欲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国家的后妃纳为自己的女奴或嫔妃，而且认为，占有了这些女人的身体，才能保证她们的忠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以致于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6]。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使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7]
          
          　　毛不仅使用"女友"充当他的政治工具，这些"女友"有时也能满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毛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时会答应她们的要求，结果反而破坏了毛自己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演出派"(即"老三军派")和"冲派"(即"新三军派")，双方为如何组织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机关及其所属文体单位、院校等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保吴法宪，在海军保李作鹏，在总后保邱会作，人数较少。而后者是所谓的"造反派"，人数较多，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支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派。当时，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目的是维持军内的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华、杨成武这一派之间必要的政治平衡。[19]这样的平衡其实也体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团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无意间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卧室里见了空政文工团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属于保吴法宪的少数派，她向毛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毛于是对刘和另外两个女友表了态："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啰。"毛不但让他的"女友们"直接去找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叶群，还派了毛的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让叶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当然立即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刘一下子变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对叶群与刘素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在接见中，因为叶群深知她们和毛的特殊关系，便首先问她们："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刘素媛回答说："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于是，叶群便积极地建议她们："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结果，"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搞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1]这次演出违背了周恩来和肖华关于两派要联合演出的指示，肖华便劝他们不要坚持演出;然而，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就公开表示支持演出。结果激发了双方的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的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政治风暴。但是幕后的促成者，却仍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女友们。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肖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就是毛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的"私人通道"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2]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一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派"的威风。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军队单位"文革"的指导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即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3]"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在"九大"上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威胁，军队系统内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时，为时已晚，毛只能设法动"大手术"来解决了。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对军队的那几个"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觉察，刘和她那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许进入中南海。由于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权倾一时，毛甚至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4]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的君主一样，毛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
          
          　　5．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藉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6．"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1．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40]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理解"文革"期间政治演进的一条线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毛的"被害妄想"与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有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的动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场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为止。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毛自己为了打倒刘少奇，先组织文人秘密地造"舆论"，继而调动军队，以政变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推倒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打击了一大批各级干部，因此毛潜意识里往往会担心别人也对自己搞所谓"反革命政变"。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关于"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42]林彪所说的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指责这几个人试图"政变"，确实毫无根据，而这4位毛的追随者也从未有过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发了整个中共上层的互相猜疑指责。在5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陈毅、周恩来等人也毫无根据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黄袍加身"，以至于朱德嘲讽着反诘道："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43]显然，这又是一出天方夜谈。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有关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认为这是谣传，康生就指控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还有一些人为此受牵连，挨批斗。[44]
          
          　　这种根据几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所作的指控，本来就是完全的捕风捉影。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却就此改变，对贺龙从"保"到"弃"，将贺龙"隔离审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学者认为，促使毛下决心打倒贺龙，不只是"二月兵变"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还因为毛担心贺龙与苏联军方可能的"勾结"。[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贺龙当场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尽管贺龙以其行动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却一直疑云未消，最后终于在"文革"中将贺龙投入黑牢。贺龙不是毛的嫡系，却一直对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时期，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时，遭到政治局成员的反对。但时任军中要职的贺龙挺身而出，为毛保驾，他用土匪腔说道："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一时颇得毛的欢心。然而，从毛对贺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终把贺作为假想的敌人加以消灭，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积极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却容易引起毛的疑惧/妄想。从"被害妄想"症的临床表现看，这是常见现象，患者的疑惧/妄想常常从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开始。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几乎达到了由罗自己亲自担任"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准备让他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把这个安排说了出来："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46]刘的这一讲话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了这一文件便产生了对罗的猜疑。心胸狭窄的毛不但无法容忍他的亲信被自己正准备打倒的政治对手提名为国防部长人选，而且进一步怀疑刘、罗之间可能有类似"政变"之类的阴谋。于是，罗瑞卿就突然被关押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刘少奇曾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毛在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得以发动"文革"，则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的"保驾护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7]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49]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据李志绥回忆，毛甚至把周恩来派来的3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硬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50]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3．毛泽东偏执型人格的政治后果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的多疑已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与彭的乳名"彭得华"联系起来，据此认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李志绥)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52]对这种现象，精神病学诊断可能会指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按照医学标准，偏执型人格障碍有如下表现：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过分警惕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至少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3项，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具偏执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53]
          
          　　毛泽东晚年的性格特征几乎符合偏执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现。心理学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其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对自己心理和行为上的弱点，有时能自我控制，所以这些弱点未必会向极端倾向发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后，人的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随时可能暴露出来。毛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本来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这些性格特点便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之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现，这些冲突的骤然升级，往往涉及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偏执型人格的第6个特点，即"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复表示：他与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4]当时，毛与刘就"四清"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在毛讲话时插了话。据与会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会议闭幕前，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毛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5]按照毛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他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现在看来，毛当时的反应完全与偏执型人格的第一个特点相符，"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毛原本同意刘少奇建议的派工作组进入大学的作法。但在这次会上，毛却出尔反尔，不仅否认自己曾赞成派工作组，而且攻击刘少奇通过工作组"镇压""文革"。毛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毛还语带威胁地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5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56]本来，毛对刘的指责就属于食言自肥、无端寻衅，一旦刘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满，毛在偏执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认错，而且雷霆震怒。于是毛进一步扩大事态，他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与刘的个人争论归结为与一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毛又改变大会议程，改组政治局，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偏执型人格的第四个特点，即"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解读毛泽东晚年的多疑和残忍，绝非标新立异或危言耸听。实际上，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中共上层集团中，有病态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绝不止毛一个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专家诊断为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57];康生"建国后一段时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当时康生的病情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58]至于"副统帅"林彪，多名医生(包括他的保健医生)都诊断他精神有问题。"文革"初期李志绥去为他检查身体，一看到他就认定"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该书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中国那场疯狂混乱的"文革"的领导者们，他们的病态不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吗?
          
          　　三、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缺乏想象力的领袖人物很难开拓新的局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但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不幸的是，毛泽东正属于后者。很多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者在解释他的错误时，常常把缘由归结为毛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理想不同于幻想，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现存或历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面，对它们进行观念的加工，用观念的联系代替事物之间客观的、真实的联系，把这些个别的方面加以夸大而虚构出来的东西。毛泽东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有关。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中毛试图通过"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的口号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反映了他在经济建设中游离现实、陷入梦幻的空想主义，那么，他发动"文革"时，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了幻想对其政治实践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补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但是，当一个人把幻想一味当作现实，便可能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委负责人为毛安排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演出时，"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戏剧闭幕后，"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闭幕后接见演员时，"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61]这一观剧细节显示，毛很容易进入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举止还可被理解为"进入角色"，那么，他对"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于对扮演法海的演员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从幻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加以解释了。
          
          　　如果说，毛在观剧时表现出来的幻想型行为还只涉及生活模式，那么他在政治行为和政治认知上的习惯性幻想，则可能构成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性幻想可能无意识地支配着他的认知和行为，使他的行动偏离理性轨道。现代心理学认为：无意是对某种对象不自觉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认识，相当于"下意识"。[62]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行动常常很明显地受潜意识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面试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结和"帝王"幻境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深深的"人民"情结。一方面，毛以为，"人民"永远渴望着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视为可任意摆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随时代替人民决定他们的利益，而"人民"会因为对他的依赖而紧紧跟随。当党的宣传机器把他从"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万岁、万万岁"时，这种"人民"情结也脱离了理性认知，转化为毛的潜意识。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别的选择;即便现实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这种潜意识也不再改变，而是宁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语境中。从更深层次来看，毛的"人民"情结其实不过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由于毛不便使用"帝王"话语，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驭民企图;同样地，他也随时需要人民的"山呼万岁"来确认自己"君临天下"的感觉。1966年他先后8次接见上千万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不仅仅是为了煽动这些幼稚的年青人为他"冲锋陷阵"，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和盲从。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时，当天安门城楼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毛的那种以"人民的天然代表"为包装的"帝王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从50年代开始，从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里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不过是实现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从来不以民生为念，又时时想操纵民众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务。50年代后半期，在一次毛与李锐的谈话中，李锐听到毛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他公开说，我们现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训政时期"。[63]由此看来，"人民"和"人民利益"不过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个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泽东一向申明并坚信，他发动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风云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在韶山写了"七律·有所思"，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发动"文革"的心迹。他写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64]高华对此诗作了精彩的阐释："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65]7月8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当狂热的民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回应道："人民万岁!"[67]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与林彪谈话时又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显然，毛认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来发动"这个运动"加以推动。尽管他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或许是真诚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的，但同时他也坚信，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只能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并任由他来"运动"。
          
          　　与刘少奇、彭德怀相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当自己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恶果时，毛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真相，而是时常退缩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前，回访了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亲耳听到了乡亲们对"大跃进"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对"大跃进"已经出现的恶果的汇报。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局面，毛泽东却掉头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庐山")。这不是什么"诗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领袖用幻想来自慰。紧接着，全国发生了"三年大饥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听到了大量有关大饥荒的实情报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体现与民共苦，但与此同时，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红霞万朵百重衣"和"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来虚构一幅歌舞升平的图景以自欺欺人。与当时全国民众极其悲惨的处境以及从肺腑中发出的悲怆求救的呼唤相比，与彭德怀在湖南民间考察后写下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相比，毛的这种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为念，已毋需多言。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从50年代起，毛在许多方面经常本能地、无意识地欺骗自己，也试图欺骗党内各级干部和民众，同时创造并维护着他个人需要的自我愉悦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后岁月，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革"遭到了全国上下多数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68]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伟大"早晚会被颠覆。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人民领袖"的失败;相反，他顽强地死死抓住"君临天下"的最后感觉。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毛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发表了自己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前一首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语句，夸张地表现了毛的唯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而后一首中"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之类词句，充分显示了毛的那种凌驾于神州之上的自负和狂妄。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写过"沁园春·雪"，词语之间，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帝王情结"，跃然纸上。到了毛将死之际，他的这种心态毫无改变，尽管失败在即，他依然幻想着自己能"鲲鹏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随意挥洒。更准确地说，毛此刻只能在文学幻境里体验自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了解放军入城，市民和学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的镜头时，毛老泪纵横。[69]这可以被看作是毛对自己当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被理解为毛对自己晚年的失败和"君临天下"的即将逝去心犹不甘。
          
          　　2．"公社"情结：毛的政治幻想
          
          　　毛泽东还有一个深深植根于头脑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结。"大跃进"时期它表现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觅自《张鲁传》。"文革"时期，它又改头换面地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包装的"巴黎公社"。
          
          　　毛对"巴黎公社"的钟情可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3月18日他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演讲，题目便是"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70]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又用"巴黎公社"为理论武器整过彭德怀。[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聂元梓等7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72]，"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这样写道："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74] 1966年11月，在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时，"副统帅"林彪代表毛讲话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75]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1月夺权的高潮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76]
          
          　其实，被毛高度赞誉的聂元梓等人揭发北大校长陆平的那张大字报，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构重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年，刘少奇下台前对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对伍修权说过："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77]比较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结并非理性认知，而只是政治幻想，岂能以理论之?毛当时拉过"巴黎公社"这面旗帜，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鼓动全国"造反"、"夺权"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包装的理论依据和道德基础罢了。那么，毛当时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虑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与其说毛确认"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当时的党政权力结构的最佳选择，还不如说，有关"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说法，不过是折射出毛潜意识里的"公社"情结。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后，中国还真出现了仿照毛的说法而建立的中国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新政权组织，特地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是张春桥揣摸毛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而安排的名称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称：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最终目标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78]看起来，"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正符合毛泽东反复宣称的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然而，它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79]
          
          　将毛对虚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赞扬和对现实的中国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贬低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原来他对巴黎公社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的憧憬，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幻境。当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构筑新政体时，毛却从中看到了这种制度试验对自己的"天下"的威胁。事实上，毛的"公社"情结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幻想，他还没糊涂到把自己的权力建构在无法确实操控的海市蜃楼之上。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无非是要清除党内异己，确保大权独揽。尽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来作为挥舞的旗帜，但却不愿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把他的权力体系变成虚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断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革命委员会"的产生，要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这与"文革"前的任命制并无区别。于是，一场号称以"改变官僚体制"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回归到党的集权专制。这个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体制，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与此同时，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
          
          　心理分析认为，意识与潜意识或无意识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动常常在它们中间寻求平衡。潜意识或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部分，包括原始冲动、本能以及各种欲望，由于社会标准不容，它们往往得不到满足，被压抑到无意识中。每当人的意识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时，人就可能下意识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己。这样的"自我防御机制"包括转移/替代，合理化/文饰，反向(以相反的行为表现)，歪曲，幻想，推诿，补偿，升华等等。由于这种自我保护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便带有自欺欺人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关于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就有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的新解释。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显然自视为高于"秦皇、汉武"的"千古一帝"。但在当今世界，他已无法公开称帝。因此对毛来说，他只能经常性地通过"压抑"把"帝王情结"藏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时会启动"转移/替代"(用另一个目标替代原来的目标)机制，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这一集合名词来替代他的帝王情结。毛经常下意识地运用的另一种机制是"合理化/文饰"的手法。比如，他自命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从而将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对"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过某种自欺性程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心理过程。而当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实践时，他使用的是"自我防御机制"中典型的"反向"行为，即他的"自我"为了控制或防御某些不被允许的冲动而有意识地作出相反的举动，因此他不顾自己当初对"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誉，而毫不留情地贬低"巴黎公社"的不适用，又嘲笑全面选举的幼稚。
          
          　进一步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铲除一大批党内异己的"文革"运动，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责难，毛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首先，他把自己与刘少奇之间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深深地掩藏到无意识层次里;其次，他用另一个"光明正大"的目标，来替代说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继续革命"就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再次，他用充满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诉求，试图把冷酷的充满私人目的的高层权力斗争合理化。
          
          　毛泽东1955年在嘲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时说过："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80]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认识，把这句话理解成毛泽东"文革"时期非理性心态的写照，大概是十分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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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音：魏京生谈大阅兵和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

      Posted: 03 Sep 2015 06:46 PM PDT

      （VOA 宝申 2015.09.03 ）

      华盛顿-
      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7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凸现，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就在今天，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以彰显政权的强大和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系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

      魏京生用"耗子扛枪窝里横"来形容北京九三大阅兵。他说，习近平没有树立起新强人的形象，很多西方的评论家看的都是表面现象。他搞这个大阅兵也是心虚的表现。

      在谈到中共即将对军队进行大改组时，魏京生说，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把军队掌握在手里。通常的手法就是大调整，把不听话的人扫掉。部队其实很混乱，也受到了反腐的影响，各级的军官都很腐败。军队大调整就是想收回军权。这对周边国家也是一种危险，因为习近平有可能要靠煽动爱国主义、发动战争来解套。

      对于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等前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魏京生认为这是"面和心不和"。他说："我觉得习近平要刹车了，动官僚阶层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下场就很悲惨，他可能害怕。前一段时间王岐山曾经说过反腐处于胶着状态，其实就是说我现在没法进攻了。天安门广场一看就是暂停的意思，反腐到此为止。"

      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魏京生介绍说，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8月中旬在海牙召开会议，达成海牙共识，其一就是中国股灾是民主与人权灾难的必然结果。他说，股灾对股民是灾难。救市都是托国营大企业，中小企业包括某些不小的民营企业，以后他们筹集资金、经营运作都会很困难，老百姓也会很遭殃。人民币贬值是个好事，但这个钱要让老百姓拿去渡过难关，走入市场进入周转。如果把钱弄到资本家手里，他们转到国外去，等于加重了经济危机。

      魏京生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泥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央还是实行半计划经济。国营大企业占总资产的百分之六十几，产出只占百分之三十几，效率非常低。股市有自己的规律，操纵金融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而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所以造成了很多冲突，这是根本问题。魏京生说，习近平把国务院部委的实权都拿走了，事情办得并不好。从股市可以看到，几千万股民损失惨重，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影响。操作没有这个能力，能真正把权力拿到手吗？


      美国之音网站上原始节目的视频及相关文字的链接为：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weijingsheng-20150903/2943914.html

      视频的直接链接：
      http://www.voachinese.com/media/video/voaweishi-voaio-20150903/2943807.html#relatedInfoContainer 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zCwu9KD_A

      音频的直接链接
      http://www.voachinese.com/audio/2943697.html

      相关录像在魏京生基金会网站上的链接为：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onMilitaryParade150903VOAprogram.mp4
      及：
      http://youtu.be/7yQwshpJzUk

      相关录音在魏京生基金会网站上的链接为：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onMilitaryParade150903VOAprogram.mp3

      余英时：中国的贪污与习近平的打虎

      Posted: 03 Sep 2015 04:20 PM PDT

      贪污问题是大家都注目的，好像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反贪污， 大老虎跟小苍蝇一块打。开始的时候很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和支持，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记得实际上共产党可以得志的也是靠打国民党贪污这个口号起来的，其实国民党那时候的贪污跟现在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儿科了。不过无论如何贪污是中国人很早就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总是想到一些坏人把公家的钱别人的钱用非常手段搞到自己手上，也不顾别人死活，所以一打贪污人人高兴。我相信他打贪污也有他真诚的一面在里头，所以这就是习近平跟王岐山打贪污的背景的一个初步的认识。他们两个用打贪污这个名义想把共产党的权威再重新树立起来。因为共产党的权威由于贪污由于腐败由于各种各样的镇压人权人士等等已经弄得天怒人怨，在这个情况之下打贪污不失为一的重振党的权威的方式，但是打贪污后面显然有一个政治背景。
      最初，我相信习近平所怕的还不是贪污，而是他的政敌是需要推翻他的。我想对习近平来讲他想执政是相当受威胁的，所以他也是想有点作为的人，因此他就想怎么样来突破这个情况而制服这些敌人。如果想制服敌人他不得不拿出一些手段来，所以从他一上台就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想办法以打虎为名把他的政敌打下去，薄熙来就是其中之一。薄熙来的罪名其实应该是政治罪名，把他打成贪污而钱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这是可笑的很的。因为共产党的贪污现在都是以亿为最起码的单位，几十亿那是不稀奇的。 所以，从贪污的钱来说薄熙来都够不上终身监禁的，总而言之就是腐败是遍布在共产党内部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要想整治的人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习近平对其它方面的人就采取让他自己能不能自清门户，可以不给他们定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不知道。这里有两个案子是很明显的，一个是贺国强，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也是中纪委的书记；第二个是王兆国，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后来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跟元老们被一块说服，要他们把财产交代出来，这样可以叫做自清门户，可以减少他们的罪责。今年3月贺王两家交的财产大概有一个报道，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开的，但是是比较可信的，就是他们住的房子在各地是有十几套，每套应该都是很高价钱的，加起来是一亿两千多元，同时又有商用的楼，又是一亿七千多万元，这是贺家的。还有证卷、股票七亿五千万，国债是两千两百五十万。象这样的数字已经是非常惊人的，王兆国也差不多，他也有两套物业，每一套都是一亿七八千万元。这都是房子，是实实在在的，交还给国家。另外还有证卷、股票，王兆国的股票有五亿一千多万元。另外还有这些金银账户有40几个，是二亿一千三百多万元，其他的细节我们就不报道了。
      从这两件事情来看，他们已经写了报告希望得到宽恕，这个我想习近平、王岐山他们对其他的贪污的人会给一个下台的机会，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判死刑。所以，就让这些已经贪污的人做一个交代，让他们下台。因为这个贪污是搞不净的，共产党只要有权在手就必然会有贪污的事情发生。我想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对于贪污本身他自己也很清楚。如果这些党员处在有极端的权势，没有人能够控制，没有人能够批评的状态之下，贪污的事情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所以我们不要被反贪污这个名义所迷惑。严格讲起来，将来只有整个的极权制度崩溃后贪污问题才会有比较好的办法。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才可以维持，但是真正严格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制度才能够把贪污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RFA 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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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5, 2015, 6:24:53 AM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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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九月三日的尴尬

      Posted: 05 Sep 2015 01:00 AM PDT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北京"九三"阅兵式结束了，我毫不怀疑，这个阅兵式一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盛大的阅兵式。我不太懂得军事装备，无法知道在此次阅兵中所展现的武器装备能否 真的在战时克敌制胜。但是，受阅将士们整齐划一的正步肯定是世界超一流的。作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型政治活动的审美极致，在人体动作的"集体性"和 "机械性"方面，无人能超过集权主义的国家，而中国正是至今尚存的为数不多的集权国家之一。

      "九三"阅兵也的确给一些人带来了莫名的亢 奋：当权者似乎很为那些武力所展示的力量感到陶醉，这是因为在一个不让民众说话的社会，武力是唯一使统治者感到安全和自信的手段；而不少普通的中国人，被 剥夺了政治权利之后，也习惯了用"国家力量"来进行自慰，或自我麻醉。我相信，中国有太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烦恼，这些烦恼一定会使得这些被"陶醉"和 "麻醉"的人很快地回到现实世界。

      每一个理智的人都很明白，北京"九三阅兵"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尴尬远比那些"陶醉"和"麻醉"来得多。这本来是一次以纪念历史为名义的大型活动，名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它给北京政府带来的最大尴尬也恰恰与历史有关。

      抗 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领导的政府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中国的战时统帅是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也都自称是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 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看，共产党的军队都无法与在抗日主战场的国军相提并论，两军在战场中的牺牲也有天壤之别。在那场战争期间，国 军阵亡的将领人数高达二百零六人，其中上将八人，中将四十二人；而共产党阵亡的将领仅一位少将。

      七十年前，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上， 在密苏里战舰上代表中国签字的是国民政府的徐永昌上将，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的承认和尊重。但是，为了突出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地位，中共自执政以来系统地歪曲那段历史，将共产党描绘成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主要力量。习近平在阅兵仪式上的讲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这种公然篡 改历史的卑劣做法深为国际社会所不齿。

      中国政府声称，此次纪念活动是为了不忘历史。它指责日本政府没有正视历史，没有诚恳地反省战争罪 行，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在国际上羞辱和孤立邻国日本。事实上，在拒绝承认历史事实、拒绝为过去的错误和罪行反省方面，中国共产党比日本右翼做得更为极端。共 产党执政以后，其荒谬的经济政策和残酷的政治镇压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远比死于那场侵略战争的中国人多。但是共产党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还残酷镇压 批评它的错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共产党对待历史的所作所为，使得它举办的任何与历史有关的活动都更像是一场场闹剧。

      同样令中国政府感 到尴尬的是，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盟国都不愿意为中国政府当前的国内国际政策背书。最为醒目的是，击溃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联盟的主要领导者美国和世界上绝 大多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拒绝到北京出席阅兵式。到北京为中国政权捧场的那些人，除了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到世界制裁的俄国总统普京之外，或是来自于在经济上 有求于中国的国家，或是来自于政治上的集权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如此之少，质量如此之低劣，这让十四亿中国人情何以堪？

      ——RFA

      香港后雨伞研讨会（2015/9/3）

      Posted: 04 Sep 2015 07:16 PM PDT

      【後雨傘研討會】陳健民：目前可能輸了，但羸了未來

      週四 2015-09-03 獨媒報導
      【後雨傘研討會】陳健民：目前可能輸了，但羸了未來

      （獨媒特約報導）本文為9月3日舉行的「後雨傘，政治社會的解體與重構研討會」嘉賓發言紀錄系列，全系列可見此。

      第一場：雨傘運動的成敗得失
      講者：周永康（前學聯秘書長）、陳樹暉（民陣副召集人）、      黃之鋒（學民思潮發言人）、陳健民（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教授表示，現在反思雨傘運動可能是太早，如今事隔只有幾個月或未能好好地總結，指現時有多名學生被控，認為現在可能更需要支援他們多於反思。

      對雨傘運動的得失，他說最壞的評估是沒有爭取到真普選，而採取佔領的策略令建制更能行使強硬路線，並且收窄了民主運動，亦無法推翻831決定。不過陳健民強調，不能以此作為運動失敗的論證。他談到台灣美麗島事件，當年審訊過程令他印象深刻，亦影響了他的想法。建制派在雨傘運動後，同樣未能撼動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所以不能以此抹殺這場運動的意義。

      部份溫和泛民支持流失

      陳健民提到，在短期內或會影響泛民主派的支持度。他指泛民在立法會一直獲60%左右的選票。在「反袋住先」運動的民調，亦一直得到40％的支持，但支持佔領運動的民調在最高峰亦只有30%左右，陳健民指這代表一半的跌幅，泛民主派在接下來兩場選舉不能掉以輕心，泛民主派是流失了部份溫和的支持者。
      不過陳健民強調，這不代表泛民是輸了，      他認為要反思溫和支持者較重要，還是要更關注那些critical mass（關鍵少數）。從公民社會的角度而言，若運動能產生一班更願投入的支持者，這可能是輸了目前、贏了未來的行動。這是未來與過去的戰爭，現時形勢確是嚴峻，但未來是有希望的。

      陳健民又指，雨傘運動最終與佔中運動的設想有差異，有得亦有失，他指佔中運動啟蒙了公民，包括認識傳統的公民抗命方法，通過有限度違法去感染更多人支持。

      他亦談到升級及暴力的問題，陳健民認為主流學生是接受非暴力的理念，但期望有更進取的行動方法，不過他認為升級不等於暴力。陳健民提到，另外一種抗命理念是類似革命的理念，例如矇面、「hit and run」，但他未有更詳細談及。

      五方平台失效

      陳健民亦回顧運動期間的決策，他認為佔中當初的設想會認為梁振英下台是階段性目標，他認為這和真普選的大目標沒有衝突。陳健民又指當時建立的包括雙學、泛民主派的五方平台，實際上未能做到相當的決策力。當時場內大部份人支持學生的決定，學生於是成為決策的中心。

      陳健民表示，他們較關心整個社會的反應，和學生關注的群組不同，而當時學生決策層較鬆散，體現了命運自主的精神，但他指一個運動有進有退時，這樣的架構會做成問題，例如雙方在運動進程例如是否退場有分歧。

      在總結中，陳健民表示即使市民有不滿，亦只會是短期的，「歷史唔會記住塞車」。

      後雨傘研討會】周永康：運動上層領導失效

      週四 2015-09-03 獨媒報導
      【後雨傘研討會】周永康：運動上層領導失效

      （獨媒特約報導）本文為9月3日舉行的「後雨傘，政治社會的解體與重構研討會」嘉賓發言紀錄系列，全系列可見此。

      第一場：雨傘運動的成敗得失
      講者：周永康（前學聯秘書長）、陳樹暉（民陣副召集人）、      黃之鋒（學民思潮發言人）、陳健民（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

      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指，今日是第一場正式檢討，期望有更多討論。他指雨傘運動是非常寶貴的財產，運動中的矛盾和問題並不是任何團體的責任，指責備某個團體是廉價的批評，只有摧毀傘運帶給香港的意義。周永康指如果某個團體認為自己的決策能讓運動更加好，這是個人的傲慢，個人凌駕運動，「不切實際」。

      傘運是日常生活的體現

      周永康先談及運動領導層的責任問題，他先指出運動中發生的事，其實都是日常生活的體現。周永康指即使當局出動催淚彈，香港人會突然由懶散變成互相關心，「我都不信」。

      周永康指雨傘運動是香港政治文化及民主運動的階段性的指標，暴露出更多民間之間的不信任。他先檢討佔中運動的領導層，質疑為何佔中運動是由秘書處處理所有的事情，由決定商討、何時舉行投票等細節，這些在民間都產生很大爭議，結果在傘運期間不斷發酵形成不信任。

      上層決策模式失效

      周永康指，大部份決策仍是團體之間決定，形勢亦是由佔中三子、雙學及民間團體評估。周永康指出，香港政治context就是市民與團體之間沒有信任，他認為如繼續這種上層決策模式，群眾只會不理解，覺得太離地、「on9」。周永康指，這種「領導」模式要求組織者要非常過人的能力，處理所有政治難關，並要有非常多的策略。

      但周永康指出，傘運期間民間社會繼續如常運作，組響者根本無牌可出。即使928後，公民社會亦無展開不合作運動，沒有罷工、沒有罷市、沒有罷課。「公民不合作運動純粹半桶水」，公務員、教師、社區全部照常運作，社會高度同政權合作，「無牌可出」。當運動壓力越來越大，出現愈來愈大焦慮不滿，對話走到盡頭等等。他形容當所有可打的牌都失效，對運動的想像越來越少，又要面對清場，結果就出現1130龍和道悲劇。

      周永康直指香港公民社會的日常政治，根本並無實踐民主運動，即使將來有更大規模的運動只會「必敗無疑」。「雨傘運動是果，不是因，這是我們幾十年來的everyday politics。若我們懷著相同的思維，未來的運動必敗無疑。要逆轉運動只能冀望政府出錯，但這又是否我們想要的策略？」周永康認為要重新檢視民主運動中操作、公民對自己參與角色的想像，以及團體間的決策模式。

      感謝退聯

      他又主動提到「退聯」的問題，他指事件與雨傘運動的問題十分相似。學生仍是停留在選一個代議士，由代議士處理所有事情的階段。他笑稱所有學運都是「四五行動」，即四、五人行動。學生認為自己要做的不是參與而是監察幹事，這種想法約束了公民社會的力量，令學運裹足不前。

      周永康指，學聯自己在運動中都避免不了這種文化的陰霾。催淚彈那晚雖然認為是全民運動，但設立的新平台竟然仍是五方平台而非全民大會。

      他最後重申，「面對香港面對未來的挑戰，要痛定思痛，檢討每日的實踐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貌似在雨傘運動中跌倒，但其實之前就已經關節痛、風濕、買錯鞋，所以雨傘運動就仆街了。」



      【後雨傘研討會】黃之鋒：須檢討如何納入本土派及素人意見

      週四 2015-09-03 獨媒報導
      【後雨傘研討會】黃之鋒：須檢討如何納入本土派及素人意見

      （獨媒特約報導）本文為9月3日舉行的「後雨傘，政治社會的解體與重構研討會」嘉賓發言紀錄系列，全系列可見此。

      第一場：雨傘運動的成敗得失
      講者：周永康（前學聯秘書長）、陳樹暉（民陣副召集人）、      黃之鋒（學民思潮發言人）、陳健民（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指雨傘運動不是失敗，而是無功而還。他同樣檢討運動期間的決策平台，指運動期間的五方平台中「各說各話」，而平台中泛民及佔中三子無意升級，平台實際由學聯主導，運動期間亦未有考慮如何納入本土派及素人的意見。

      五方平台各說各話

      黃之鋒承接周永康對五方平台的質疑，他指多方對話平台在政治力量上有落差，他們日夜開會，「幾十個記者等」。不過他重申學聯及學民思潮從沒有主動退場的意欲，泛民及三子則是沒有意欲考慮任何升級行動，造成平台之間的政治角力，黃之鋒形容是「各說各話」、「無結果」。

      反思反國教大台

      他亦回顧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大台」，指雖然名義上有二十多個團體參與，但真正決策的只有三數個團體。學民思潮當時認為有階段性勝利而退場，但有人圍著大台要求退場的解釋。當時學民思潮的做法是收起所有的咪，黃之鋒認為這個退場決定亦是由上而下，需要反思。

      黃之鋒又指，社會運動的理想是由下而上，但他指大馬及台灣的運動都是由上而下作決定。他指每場運動理論上是由組織發起，所以要檢討的是組織如何民主化，他以學民思潮為例，做決策時亦會有義工或成員會質疑為何事前沒有諮詢，學聯在傘運期間亦找不到方法去諮詢所有院校。

      思考如何融合本土派及素人

      對於本土派及素人，黃之鋒指在傘運前已有「左膠賣港」之說，而在運動進行期間，有本土派質疑「大台」決策，素人則沒有被納入決策過程，這亦是運動需要反思的。他指出，本土派及素人均與過去公民社會的傳統不同，以往模式是學生在學時期加入學生會等組織，畢業後加入NGO等，但本土派或素人不在這網絡內。黃之鋒認為在運動中後期，有三至四成參加者都是本土派或素人，要如何將他們納入決策是未來運動須檢討的模式。


      ——胡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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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6, 2015, 6:10:26 AM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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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

      Posted: 05 Sep 2015 10:57 AM PDT

      1945年9月25日，日本天皇裕仁（右）来到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与麦克阿瑟将军会谈。麦克阿瑟将军将战后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

      在各国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国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阅兵式。中国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苦，自然有必要纪念胜利。但是纪念不应停留在欢庆胜利、谴责侵略的层次上，更应当反思这场法西斯战争发生的原因。

      如果只是简单认为自己是战胜国和受害者，军国主义、法西斯是日本、德国的事儿，仿佛这些国家就是特别残忍好斗，这些民族存在发动战争的"文化基因"，那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危险的。事实上，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正是以一战的战胜国姿态出现的。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坏"或天然具有某种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受到彻底颠覆。如果国家制度出了根本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

      今天虽然已离战争七十年之久，战争的阴影却并未远去，中日关系仍不时处于紧张状态。庆祝战争的结束，更要探讨当年何以开战，并从制度上防止战争重演，才算不忘前车之鉴。影响基本国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战争道路，关键因素还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想打仗？又为什么能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个制度分析框架很简单，但是它能从本质上解释一个国家会或不会发生什么事。今年早些时候，国内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可以说是揭示日本侵华制度原因的一部力作。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用一个个故事，很直观地反映了战争和新闻的关系，生动展现了一个国家要走向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当年日本走向战争，新闻管控下的媒体失职难辞其咎。

      战争是国家行为，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在于国内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不会打仗，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的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而人民一般不想主动打仗，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而得不到战争的好处。即便当代战争的高科技武器已经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即便宪政国家的战时新闻报道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至少一个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难以想象的。发动战争的政客，在诸多的现实考量因素之外也要面对巨大的道义压力和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今年早些时候，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最后失败了，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谁也不会为此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如果哪位领导因为苏格兰独立而对它发动战争，那么人们一定认为这人得了精神病，这么离谱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主权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无论统一独立都还一样要过日子；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的威胁，因为国家不靠仅仅武力维持主权，也要依靠优越的制度。如果这套制度能够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国内没有各种特权、歧视、冲突、危机，相信大家都愿意同在一个国号下过日子。只要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个世界本来是可以没有战争的。

      然而，专制国家天生有更强的打仗动因，因为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而统治者自己并不直接承担战争的代价。仗打赢了，自己扩充疆土和财宝；即便打输了，一般也是割地赔款了事，只要不做亡国之君就不会危及自己家族的生活。既然战争对统治者利多弊少，专制国家之间很可能打仗，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也不好说。对于专制者来说，是否打仗从来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如果国家贫弱或受制于国内危机，明智的统治者会选择韬光养晦；一旦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崛起"，则很快就会忘乎所以。

      专制者不仅自己想打仗，而且会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对人民洗脑，把他们也忽悠起来认同领土主权的重要性，心甘情愿替自己做炮灰。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满蒙权益论"，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好像不占领东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当然是纯粹瞎扯。战后日本也没有满蒙，资源跟原来一样贫瘠，不也发展得很好吗？诸如此类的"理论"只是专制者炮制出来蒙骗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在当时却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围绕钓鱼岛等问题，这类言论似曾相识，不能不引起警惕。

      1920年代，日本明治宪政秩序已经遭到军国主义势力破坏，原本相对独立的新闻媒体也遭到政府干涉和管控。《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总结了日本战时控制新闻的两种手段。一种是政治手段，一种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对媒体的直接管控。和中国相比，日本有相当漫长的新闻史，既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是两者都不完善。譬如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媒体就曾和反对党联合起来，通过报道政府的丑闻，监督首相的行为，甚至成功逼迫内阁辞职。但是这种机制不够稳定，尤其是当时对新闻还存在着某些恶法。民主体制遭到破坏以后，军部就可以通过这些恶法来管控媒体、扭曲新闻。

      经济手段则是军部通过右翼黑社会发动抵制运动，拒绝购买批评军国主义政策的报纸。《朝日新闻》是日本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纸，但右翼团体联合政府对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发动"不买运动"，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报纸市场化本来是日本媒体的优势，但是也使之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经济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还管用。两者双管齐下，日本的全国性大媒体最终完全屈服了，甚至从战争的反对者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宣扬鼓动者。媒体失守，舆论失衡，日本国民就成了聋子瞎子，很容易被军国主义宣传玩弄于股掌之上。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间谍挑起，日本媒体一开始报道却说是中国人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却根本不知道，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攻破了中国的首都，日本国内一片欢呼，都以为是皇军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日本政府操纵宣传机器给民众洗脑，掩盖战争真相造成的后果。假如当时能及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发表到报纸上，日本国内就会产生一定的反战压力。美国之所以停止越南战争，和国内反战压力有很大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手，而且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全面扩大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在新闻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讽刺的是，管控来管控去，日本政府把自己国民的眼睛耳朵堵得严严实实，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真正的国家军事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毫无"秘密"可言。珍珠港袭击的发动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破译，而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新闻控制可以使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却挽救不了战败的命运。

      当然，即便在军国主义登峰造极之时，日本政府的新闻管控也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新闻界也绝非死水一滩，尤其某些地方小媒体仍然坚持对战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即便放到今天，这些言论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体现了当时日本少数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深刻认识。他们的担当和勇气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所不具备的，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批评似乎还有所忌惮，并不敢把他们直接打入大狱。

      日本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和勇气，一些著名学者和公知敢于批评军部的政策。东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屡次批评军部政策，包括满洲事变，虽然受到很大压力，但是政府也不能撤他的教职。还有一位京都大学左翼法学教授，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日本教育部勒令停职，而京都大学法学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39人竟提出集体辞呈，抗议这一决定。最后，京都大学的校长本人也辞职了。在人格独立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向我们生动展示，日本侵华战争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闻的情况下发动并持续进行的。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反思这场战争的制度原因和我们自己的制度现状。

      法西斯好比一种病毒，一度侵袭过日本和德国，而它的变种也相继侵袭了俄国和中国。如今，德日都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国家，从根本上摆脱了这种病毒。虽然安倍政府似乎也试图加大对新闻的管控，但是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新闻自由早已确立，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国家大政方针也不会发生近百年前那么离谱的事情。反过来，新闻自由的缺失已经让我们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一个国家可以发生任何事情，包括战争。不要以为战争结束七十年，法西斯就离我们远去了。只要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没有确立，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个保票。

      其实，要永久保障中日和平、彻底修复两国关系是不难的，前提是两国人民要在没有政府干扰的前提下，通过自由的交流去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只要国家不刻意塑造或限制新闻、不参与炮制各种"抗日神剧"，让人民之间在没有人为隔阂与误导的环境下自由交流，那么误解和仇恨终将消除。极左或极右的法西斯势力在两国仍将存在，但是他们不可能主导自由民主政体的大局。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7, 2015, 6:22:49 AM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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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轰动全国的文章】朱启平：日落

      Posted: 07 Sep 2015 12:23 AM PDT

      70年前轰动全国的文章，今天必须要看

      　

      【导 读】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朱启平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往日本现场采访。9月2日，他目睹了中、英、法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政府投 降仪式。其现场报道《落日》次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轰动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后来还被列为大学新闻典范教材。
      今天是日本投降签字70周年，让我们一起重温昔日的美文，纪念历史。

      落日       / 朱启平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      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 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七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 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 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 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 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 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子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 同装饰着织绵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 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 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 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 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 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 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 五星将旗。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名驹，参加美军在东 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 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 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 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 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 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 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 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哗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 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 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 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 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 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 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 甲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 梯时有人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 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 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告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 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九 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 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 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 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 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 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 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 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 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 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 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 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 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 "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 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
      按 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 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 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 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 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乾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 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 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

      朱启平照
      【作者简介】
      朱 启平（1915.11～1993），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一二 九运动爆发，为参加参加学生运动，他弃医改读新闻，七七事变后，他辍学南下，辗转到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 公报》。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 程。他当即写长篇通讯《落日》并发表，反响强烈，这是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仪式通讯类作品的"状元之作"。


      ——微信 南书房

      端传媒：六个人的一九四五

      Posted: 06 Sep 2015 03:48 PM PDT

      战争时他们是国军、是共军、是日本军护、是华籍英兵；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进入不同华人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通道。

      历史距离现实愈远，它的面貌本应愈加清晰。但二战史在东亚却恰恰相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曾经的东亚战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韩国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直到今天，对基本史实仍然缺少共识。他们各自用各自的方式纪念并诠释这场战争，包括它的起因、意义、胜败和责任归属。具体到华人社会的中、港、台，战争所引发的各自内部势力洗牌，漩涡持续至今仍未停止，三个华人社会的分歧、破碎，大多根源于此。
      历史于是成了手握权力者塑造认同、抢夺话语的阵地。历史中的血肉之躯，也成了薄薄的画片，上面写着"英雄"、"烈士"、"皇民"、"汉奸"，曾被艰险情境困住的脆弱的"人"，就这样看不见了，那些性命相搏、妻离子散、在绝望里的盼望、盼望中的绝望，也都看不见了。
      在端传媒的二战专题里，我们想要回到人的故事──那些曾在同一个战场上生存，却在割裂的历史里，总被不同力量抹去不同身影的普通人。在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的这天，他们从满洲到广东，离散在大陆的不同地方；他们都是华人，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中国、日本和英国；战争时他们是国军、是共军、是日本军护、是华籍英兵；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因为战场上偶然的选择，进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通道。
      他们为什么投身，或者以什么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战后他们遭逢了什么样的际遇？他们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在经历这场战争后，有哪些变与不变？
      我们希望听见老人最后的历史证言，也通过这些证言看见"战争"，指认出制造对立的政治体系，防止它再一次驱策我们陷入"非我族类"的互相残杀。
      或许，这才是纪念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真正意义。

      孙剑峰：亲手押回"汉奸"陈公博

      特约撰稿人 史图登 发自台北
      空军老兵孙剑峰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1945年8月14日晚间，重庆西南方的九龙坡机场，守卫机场的空军警卫连士兵，突然听到往市区方向的友军营房传来密集枪声。连长孙剑峰上尉立刻打电话询问，对方兴奋回答："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开枪庆祝！"没过多久，整个重庆都响起一片鞭炮声。
      廿四岁的孙剑峰那时作梦也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自己居然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军官。
      孙剑峰与太太年轻时的合照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孙剑峰是湖南长沙人，1921年出生。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沿着长江与粤汉铁路发动空袭。长沙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馆被炸中，当时里面正在举行婚宴，大批宾客死伤。
      当时就读教会中学的孙剑峰说，以往听到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会跟着骂，但其实是人云亦云，"直到亲眼看到空袭现场，树上挂满了缺手断脚的尸体，才真正感受到侵略者的可恶。"他因此考入中央军校第十五期，1940年毕业后分发到空军特务（警卫）旅。
      机场警卫原应由空军负责，但当时成都的太平寺机场与双流机场，都由当地军头刘湘的川军驻守，拒绝中央接管。1940年底，日军大举空袭太平寺，一架零式战斗机甚至降落地面，飞行员拔走一面标示跑道的小旗，再从容起飞而去，居然没人开枪阻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大怒，下令枪毙团长、免职师长，机场防务才由中央军接手。
      1941年5月20日下午，日军再度空袭双流机场。孙剑峰架起机枪，对着一架低空扫射的零式机拚命开火，直到飞机越过头顶，机腹突然喷出一股黑烟，往前方远处逐渐坠落。四周士兵与他自己，都兴奋地大叫："打中了！打中了！"但孙剑峰多年后移民美国，碰见了当年的老长官，才知道那架飞机最后坠落在太平寺机场附近，当地守军向上级报称是自己战果，领走了法币三千元的奖金。
      抗战刚胜利，蒋中正立刻电邀毛泽东商谈战后局势。8月28日，毛泽东搭乘美军专机抵达重庆。驻守九龙坡机场的孙剑峰，亲眼看到戴着遮阳帽的毛泽东，和打着领结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走下飞机。
      "毛泽东和赫尔利几乎是手挽着手下飞机"，孙剑峰回忆，那时几乎有股冲动想当场开枪打死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感，最早来自1927年共产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起义）"。当时孙剑峰家住长沙市区，眼见住家四周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军队弹药库接连起火。一位身着便服的军人被共产党的农民兵认出来后，被削尖竹子做成的长矛捅得肚破肠流，当地居民人人躲在门板后头窥看，没有人敢出面搭救。
      到了孙剑峰就读军校期间，拥有敌后游击战经历的教官也经常告诉他们，国军白天要和日本人作战，晚上可能会被"要人、要粮、要枪"的八路军包围，"国军事实上同时要对付日军、八路军和南京汪政权的『伪军』。"
      童年的记忆，加上当时国、共部队的冲突不断，让孙剑峰的脑子里几次闪过"刺杀毛泽东"的想法。但理智也告诉他不可能这样做，赫尔利和毛泽东併肩下机，提醒了他这场国共和谈是出于美国人的要求。"真做了，我上头有多少长官，他们得负多大的责任？"但孙剑峰也坦言："那时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
      孙剑峰回忆战时及讲述陈公博对他的影响徐翌全 / 端传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孙剑峰率领全连飞往南京，把守明故宫、大校场两处机场。9月29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对他下命令，要他率领5名武装士兵飞往日本，将"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等人押回中国受审。
      在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在和日本交涉协议后，1940年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被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称为"伪政权"。1944年汪精卫病逝，陈公博接任南京政权的"国民政府主席"。
      "我到今天都很纳闷，这明明是宪兵的任务，为何由空军前往？"孙剑峰事后推测，这次押解行动其实是绕开外交途径的便宜行事，何应钦直接对他们下令执行，为的是把行动的变数减到最少。
      押解陈公博的专机在鸟取县的米子机场落地，随机的日本官员负责找人，孙剑峰与部属就留在米子过了几天度假生活。米子是一个海边的温泉观光小城，青石板街道非常干净。孙剑峰回忆，当时米子物资匮乏，民众生活很苦，不过多数人似乎很开心，跟在中国兵后面看热闹，没有愁眉苦脸的神情。在旅馆泡完温泉后，女侍用清水帮他们冲身体，中国人觉得很难为情，但她们毫不为意。
      10月2日，日本官员将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六人带回米子，一行人立即启程。孙剑峰回忆， 陈公博看到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好奇："为什么不是宪兵来？"
      在飞机上，孙剑峰和五个部下人人腰间一把手枪，"一对一"地盯住陈公博等六人，"他们吃的、喝的都要经我们许可，我们要先试过，怕他们服毒自杀。"
      带队的孙剑峰自己负责看管陈公博，两人比肩而坐。陈公博一袭长袍马褂，黑呢帽，谈吐斯文，态度安详。
      两、三个小时的航程里，孙剑峰和陈公博比肩而坐，陈公博和他谈历史，历朝历代，成王败寇，最终被杀、受累的都是百姓。接着，陈公博也提到了自己的"汉奸罪行"。
      "从汪先生开始，就是为了救沦陷区的老百姓。"陈公博对孙剑峰说，中日战争一起，沦陷区事实上就没有政府了。这些沦陷区可惜了，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城市。可是日本每占领一个地区，占领军就自己任命一个"维持会会长"，这些人其实就是流氓地痞，"汪先生和委员长进言，能够和平就不要打了，但委员长不干。但老百姓苦死了。"
      "汪精卫、陈公博，他们的书读得多，我那时只是大老粗一个。"对于在后政府的主流历史论述中被打成"汉奸"的南京政府要员，孙剑峰不仅没有恶感，当时"仰望"陈公博的感觉似乎到今天还一直记在心里。
      飞机回到中国境内，降落南京。孙剑峰记得舱门一开，停机坪"将星云集"，都是来看"押解汉奸"这场热闹戏的。陈公博一行从容下了飞机，孙剑峰向上级缴回何应钦的手令。从此没有再见过陈公博。
      1946年4月，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但他在飞机上一路勉励孙剑峰"要多读历史"，似乎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孙剑峰1949年随国军撤退到台湾，1966年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历史系，他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1970年毕业后，到台北市成功高中教书，一直到1987年退休。

      吴尚志：被历史唏嘘的子女

      特约撰稿人 张妍 发自浙江温州
      老兵吴尚志Yue Wu / 端传媒

      国军老兵吴尚志的家在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的一条小巷里，大门常年打开。志愿者高扬帆走到门口，大喊了一声"哎！"便像回家一样推门而入。
      吴尚志感觉到有人来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并不仔细瞧访客是谁。他的女儿坐在客厅一隅，干着零活，索性连头也没抬——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临近，高扬帆带来的人越来越多，她并没有格外关注。记者站在房子中央，望着窗台上种满的绿色植物，随口说了一句"很宽敞"，吴尚志听到后，接话说，"这是亲戚借给我们的房子。"
      他马上要过100岁生日，依旧身体硬朗，耳聪目明。1945年以前，吴尚志人生最大的胜仗是在上高会战的战场上。当时他是国民党91军教导团独立营少校营长，与时任该营上校营长唐渊，率八百官兵，以几乎肉搏的方式，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打退日军发起的六次进攻。他写血书"誓死保卫神圣土"，做敢死队队长，腰别手榴弹，夜袭日本指挥部，击毙日军军官60多人，日军核心指挥遭到重创。蒋介石称之为"空前胜利"，何应钦说这是"开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吴尚志14岁时的照片Yue Wu / 端传媒
      吴尚志在1916年出生于浙江苍南，他读过些书，可惜家境不顺，14岁从温州中学辍学，加入中共地下党，追随当年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叶挺鹏。1935年，他进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十二期，南京校本部），与郝柏村同训；三年后入中央军校三分校（即黄埔军校十六期，校址江西）。毕业后，吴尚志驻地江西上饶。1941年上高会战中，在日军炮击下，吴尚志左小腿中弹片，弹片有毒，伤势严重，从后方医院辗转到上海的同盟军医院。法国医生为他注射了盘尼西林，医治三个月，保住了双腿，但自此以后腿伤困扰他七十余年，时常痛楚并溃烂，成为战争生涯的某一种纪念。
      因此，现在家里的茶几上摆满了药罐，阴雨天旧疾发作，他便自己涂药、裹纱布。老人并不愿向外人展示伤腿，在身边人的要求下，才慢慢掀开裤脚，露出一截深灰色且坚硬的皮肤。"药费太贵"，这句话他常常和访客念叨，因为得使用进口药，"一个月要四五千块钱"。"那您的退休金呢？""退休金啊……不太够用……"
      从同盟军医院出院之后，吴尚志回到91军做政策督导员，后来军组改组，他到第三战区（所辖范围江苏、浙江）司令长官部参谋处联络组工作，后被升为中校参谋。1944年，吴尚志以上校参谋的身份被保送至陆军大学，至此成绩卓著，战功赫赫。一年后日军投降，第三战区司令长顾祝同亲自授予他五枚军功章。八年抗战结束，他欣然提笔写下诗句"百年痛尽英雄泪，一代春回古杏坛"。
      1945年的吴尚志，还未从胜利中看到人生转折的端倪。那年年底，他就职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后代理副参谋长——"是少将的待遇"，这是他反覆强调的。1946年，他进入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学习，转年，经蒋介石面许，入美国西点军校，期间被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接见。
      这些细节史料难查，但吴尚志仍然能够在记者的注视下，一笔一划地用繁体字写下他过去的职衔与所属单位。当年，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他的班主任李士珍极为看重他，在吴尚志回国之后将女儿李真真许配给他。李士珍在民国警政界影响力颇大，被称为"中国现代警察之父"，相传宋美龄曾在婚礼上观礼，轰动一时。
      那时，吴尚志早年在家乡迎娶的原配夫人依旧住在苍南龙港，侍奉双老；他与李家千金租住在上海国际饭店，生活美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滥发纸币、官商勾结，南京政府经济频临崩溃。为挽救危局，1948年蒋经国被行政院派驻上海，推行币制改革，打击贪腐，史称蒋经国"打虎"。吴尚志当年是上海警察局督察处的督查长，蒋经国在警察局内部设立的秘密机构"特种经济大队"，他任大队长，协蒋"打大老虎"。
      吴尚志与蒋经国有过私交，自述曾一起饮老酒、吃毛蚶，叙家常人情。在一部名为《无名的野花》电视片中，吴尚志回忆他曾陪同蒋经国封存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并遵从蒋的安排，抓捕、审问杜月笙。
      他的人生也因此跌落。蒋经国打击孔祥熙、孔令侃父子的扬子公司遇阻，吴尚志遭到报复，被贬至上海苏州河分驻所，甚至一度遭到通缉，报章上关于他的报导是"水警局一所长畏罪潜逃"。他后来投奔国民党温州200师，追随师长叶芳；随着形势的发展，叶芳派出代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谈判，表示"弃暗投明"，吴尚志协助200师起义，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报导称他"为温州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吴尚志被当地学校邀请给学生们讲述当年抗战经历，在家中准备翌日的演讲稿。Yue Wu / 端传媒

      用吴尚志的话说，他自己一生从未走上过国共内战的战场。1949年，新婚夫人李真真决定独自赴美，吴尚志归乡，与原配夫人过起寻常日子，从此异国分隔，成为"一个牵挂"和"苦闷"。如今，吴尚志的口音仍带有上海腔调，他的女儿、女婿的口音却偏闽南（吴的家乡苍南龙港靠近福建）。他的高额医药费由女儿承担，全靠她做些零工凑钱而得。而在采访过程当中，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这位六十多岁的女儿一直在远远地坐着，默不作声。
      建国后，吴尚志做"个体郎中"，因为原配夫人母家原是从医，他也"懂得一些"，并且因为多年腿疾，久病成医，于是为了生计，陆陆续续在江浙一带行医三十年。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藏身地穴，躲过一劫。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游街示众，"被判了死刑而未死"，几次抄家，资料无存，当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打游击的历史身份再也无从认证。
      当地镇政府人员向吴尚志（中）敬礼Yue Wu / 端传媒

      高扬帆回忆，2013年最初找到吴尚志的时候，吴还对这个陌生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队员还存有疑虑和戒心。高扬帆是温州瑞安人，距离吴尚志的家驾车45分钟，因此常来看望。高早年也是军人，在福建当兵，遥望台湾，也因此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产生好奇，自发组成民间机构，寻找温州的抗战老兵。他满口唤吴"阿公"，情真意切，私下对记者感叹像吴一样的老人都是"不该被历史忘记的人"。
      在中国大陆搞三反五反的时候，如吴一样的老兵是"被村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的"，高扬帆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官啊，是反动派啊，人家拿泥巴丢过去这样子的……现在（这些人）真应该感到惭愧。"吴尚志的生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渐渐重回平静，而他的中共地下党身份一直没有被记入档案，如何认定他为国家的贡献，也模糊不清。他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沉默地过着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尚志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昔日学员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去世，现在在温州境内仅有四五位健在的黄埔学员。吴尚志很积极地参与同学会的活动，尽管在当时的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学员、校友曾经分道扬镳，甚至成为势不两立的两股政治势力，而他们在当年，无论信仰、出身的不同，救国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采访被温州市慈善总会的来访打断，三名义工被墙壁上贴满的报导、老照片与诗句吸引，惊叹了许久，才拉了吴尚志一起合影留念。义工问他，"你去不去北京看阅兵？"吴尚志回答，自己岁数大了，"阅兵的时间那么久，来来回回的坦克啊，飞机啊，敬礼啊"，"我实在坚持不下来"，"不去了"。今年，被北京中央政府安排到首都参观阅兵的老兵，都是曾经参加红军与新四军的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事迹均被列入档案，受到国家的照料。而吴尚志，尽管他也曾经表示过，参加阅兵式是他最后的心愿。但随着那一天的临近，他渐渐不再谈起这个心愿。
      高扬帆示意吴尚志展示一下纪念章，那是不久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抗日战胜胜利70周年纪念徽章，沉甸甸的、金光闪闪的，被装在精緻的红木盒子里。慈善总会的义工递上了慰问金，叫吴尚志签字，然后匆匆告别。吴尚志就一直戴着那块纪念章，直到采访结束。
      （志愿者高扬帆为化名）

      张道干：他等待的只是一本共产党员证

      端传媒记者 周华蕾 发自江苏泗洪
      老兵张道干坐着自己的床上。张道干的房间在厨房里面。Yue We / 端传媒

      在红四军老兵张道干的土房子里，大多数东西都过期了。过期的身份证，过期的急支糖浆和云南白药。他左手握着一个电流声嘎吱响的"防啸型"助听器，右手在一大堆喝剩的易拉罐、生锈的烟斗、散落的扑克牌和硬币间茫然地摸索，找寻他失踪许久的抗战荣誉勋章。
      这天是2015年8月27日，距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还有一个星期。95岁的鳏居老人张道干，发现他长年沉寂荒芜的生活，突然变得意外的繁忙。
      张道干在杜墩村居住了一辈子。这村子属于江苏省宿迁市界集镇，这一片土地，七十年前，曾经是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陆的官方媒体广泛报导抗战老兵，单单泗洪县有两个老兵上了中央电视台。一个是92岁还能说会道声如洪钟的郭孝云，另一个便是终其一生，希望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张道干。
      听说当地的报社记者要来，电视台要来采访，泗洪县供电局也表示要组织新党员到村子里学习张道干的英雄事迹。
      早晨六点钟一过，老人就起了床，换上干净的浅绿细纹白衬衫，把家里能摸到的所有勋章翻出来，一枚一枚别在左胸前。八时许，第一拨人潮抵达。架好摄影机，采访人员坐定，县城里来的年轻党员左两个右三个围坐在张道干身边，要听老英雄讲过去抗战的故事。
      可是老英雄耳朵背，牙齿掉得剩下一颗，眯着缝的眼神浑浊，舌头混着口水发出粘粘糊糊的苏北调浊音。他的语言表达凌乱又贫瘠，五分钟后，供电局负责人就对与老兵张道干沟通这件事彻底失去耐心，让摄影师停下拍摄，直接进入送礼及合影留念环节。
      张道干无儿无女，有过两房妻子，第一任不能忍受他的凶脾气，跑了。第二任妻子已在1980年代生病去世，现年49岁的侄子张绍宝就成了他目前最近的亲属。
      作为历史活化石，张道干的表达能力一天比一天衰竭，所以采访者关于他过往人生的艰难挖掘，就只能基于张绍宝此前从大伯那里听来的记忆和近些年循着线索的考证。
      这些日子，张绍宝就这样一遍遍地，向来访者复述， 张道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张道干在采访间隙告诉与他同住的侄女（中后）去他房间拿东西。Yue Wu / 端传媒

      张道干1922年出生于界集镇杜墩村。上了年纪的人记得，杜墩村在过去是"拉大锯"的地方。这里北面洋河住着国民党，南面洪泽湖住着共产党，今天国民党来了，明天共产党来了，常年土匪伏没。军阀混战时，日子勉强能捱，但张道干十多岁的时候，国民党放弃了这穷地方，"日本鬼子"进村了。
      日本人到了庄上，上门就要鸡蛋吃。你得给他鸡蛋，给他羊，鬼子当场把羊扒皮，火燎了吃。你还得赔笑脸，他就"大大的"，你要挂苦瓜脸子，鬼子咵擦一刀把你脸刺个窟窿，再一脚踹开。
      1941年，张道干长到19岁，"大褂队"把他抓到洋河关了起来。"大褂队"是皇协军、维持会的通称，私底下，当地人叫他们"汉奸"。大褂队要牢狱里的张道干加入他们，张不从，便半敲诈半当真地，挖了坑要拉他去活埋。后来是他母亲东拼西凑了750块钱（币种不详），350块给日本人充公，400块给大褂队拿去吃酒，把张道干赎了回家。
      1942年秋天，新四军开闢抗日根据地、发展地下党员来了。领头人是时任金锁区区委书记的马振藻，只比张道干年长两岁，但已经参加抗日战争四年，一路表现神勇。在村子里，马振藻和妻子杨美田（时任妇救会主任）一面地下开会讲毛主席如何领导民众打日寇，一面帮他们做农活，看到张家穷，把杨美田变卖首饰得来的三块银元给了张道干。张道干不读书，不懂什么"主义"，但在马振藻这个"贵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共建党初期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模样，从此不忘。
      1942年底，张道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加入共党是玩命的事情。在江淮一带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大概是农民张道干一生中最艰苦、但也最光荣和辉煌的段落。
      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打内战。可是地下党员张道干发现，自己的党组织不承认他这般祭出生命的光荣了。
      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党员身分具体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能够确认的事实是，"国民党反扑"，新四军泗阳总队被打败了。当时国民党下了政策：抓住共产党有赏，知情不报者杀头。老兵张道干四处躲藏，在裴庄南一个玉米枞子里藏了58天。他并不知道，这几十天里，他所在的新四军部队党支部书记韩忠泰已被捕，而党员名单的保管员由于担心韩交代出其他同志，把党员名册等相关手续一把火烧了。就这样，这批人的中共党籍手续从此消失。
      内战结束，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张道干退伍回到家乡。他找当地的党组织，要求覈实他的党籍，还特地找韩忠泰写了证明信。党组织上的人告诉他：韩忠泰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被敌人抓住自首了，他自己都被开除党籍了，怎么能证明你是党员呢？
      张道干不识字，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有口没法辩。一去几十年，毫无进展。
      张道干找到他的淮海战役的纪念章Yue Wu / 端传媒

      侄子张绍宝记得，七十五岁那年，大伯生了一场重病。脖子肿了一圈，淋巴长到鸡蛋大，十来天吃不下饭，呕吐一口接一口。县医院的医生跟张绍宝说，好不了了，准备后事吧。
      大伯张道干躺在病床上，迷迷瞪瞪，嘴里反复念叨："我这辈子，什么都没了。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日本人投降了，共产党胜利了，结果党员身份丢了，共产党不承认了。死了给人落下话柄，怕是见了阎王爷，腰杆也挺不直。"
      老人是个倔脾气，认死理，多大的官都敢顶撞，村里人叫他"杠头"。早年他还杠得起来，半个世纪过去，他的党员关係还没有找到。他的背越来越驼，眉头皱成了一个习惯性倒挂的"八"字。
      多年以后，张绍宝领着我和摄影师走在杜墩村里。如果不是因为大伯，他已经很少回老家了。
      战争的历史已经夷平，只得见一片一片的玉米地接芝麻地，雾气清淡，偶尔白鹭飞过田间。张绍宝指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说：当年马振藻就走这条路进来的，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又指向一片麦地西南角：共产党员组织村民开"黑会"，我父亲和杨美田就站这里放哨。走过一个池塘他说：杨美田在这儿洗过衣服。张绍宝1966年出生，说起他出生前二十多年的事，跟亲身经历一样。问起何从得知，他说：我大伯经常讲。然后他直指向北说：往这里走七八里地，就是朱家岗烈士陵园，埋了13个日本兵。
      啥？中国的墓园里埋着战死的日本人，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没错，朱家岗保卫战，我大伯埋的。张绍宝说。
      1942年底的朱家岗保卫战，是泗洪县志上重要的一笔。据百度百科显示的资料，这场仗新四军以不到500人兵力苦苦防守日伪军队共1500余人，终因获骑兵团增援得胜。日军溃退，落下了13名士兵的遗体。
      当年对于这些日军遗体如何处理，中国人起了纠纷。大多数地方上的老乡，包括张道干在内，打算把尸体拉去喂狗吃了。马振藻主张就地埋葬，说：鬼子也有爹有娘的，他们也都十八九的样子，都是小孩子，看着可怜，也是受害者。张道干不情愿，但也就埋了。
      张绍宝说：现在回头猜测，马振藻未必不恨鬼子，杨美田的亲生哥哥就是给鬼子放狼狗咬死，吃掉了。
      "马振藻的为人是这样，可以说毫不利己，专门为人。"在张绍宝 iPad 的备忘录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张道干口述。
      我想，张道干的心目中，马振藻一定拥有神一般不可撼动的地位。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张道干再也拿不出有力证据自证后，寻找入党领路人马振藻，就成了他后半生的夙愿。有介绍人在，就能说清楚自己这段历史。
      可是，1945年抗日胜利后，马振藻调任其他地方工作，"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张道干继续做他的农民。张家人全是贫农，"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政治成分，保证了着家人没受什么政治影响，但政府上也没人理他们。
      张绍宝说，他们家祖上兴旺发达，祖父售粮，爷爷是银匠。混战以来，一路家道中落。 上世纪90年代，家里好不容易才盖了房子，在当年在村子里这是很了不起的。而现在还是那栋房子，张道干一个人、一只母鸡、一只黑狗住在这里。
      平日里，张绍宝定居泗洪县城，忙着满江苏跑生意，主要销售柴油、燃料油、沥青一类的修路材料。他说："要不是打仗，我们家好好的，我还是银匠。"
      但正是这个出了门见过世面的侄子，帮张道干跑遍了各级民政局组织部、给报社打电话报料、在论坛上微博上发帖寻人，并终于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更新了马振藻的消息。
      今年四月初，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给张绍宝推荐了一部河南省拍摄的纪录片：《抗战英雄马振藻》。张家这才知道，国共内战结束后，马振藻回到河南，曾任商丘和开封地区的地委组织部长，于1991年冬去世。但他的妻子，97岁的杨美田还活着。
      一个寻找自己党组织关係的老兵，竟然在71年后，找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这事一直从县里传到市里传到北京。7月的时候，张道干和张绍宝被请上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型公益寻人类节目《等着你》。在舞台上，终于见到杨美田的张道干哭了。
      我向当地经常采访抗日老兵的一名记者核实，是不是有了中共党员身份，老兵的待遇就会很好？
      她说，不可以一概而论。要是立过功、当过领导干部，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就能拿到八九千人民币；但没立过功，或者他只是当过兵的，就只是平常人的社保，每个月就只有几百块钱。
      作为一名普通老兵，即便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张道干的待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不是为了钱，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想发财啊？有工作我也不能干了。"张道干用他的苏北浊音对我说。这是本次采访中，我听得最完整的一句话。
      大阅兵就要开始了，上过央视感动了中国的老兵张道干不是很高兴——由于第一当事人马振藻已经过世，组织上说，他的党员身份，不能恢复。
      侄子张绍宝在多年茫然的寻找中，得到了很多来自志愿者的帮助，一来二去，他加入了铁血老兵公益组织，成为一名志愿者，就好像他的大伯当年入党那样。
      这几年，张绍宝把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探望老兵的事业里，还常常领上自己念大学的两个儿子一起做公益。这几天，他开着他跑生意的面包车，装上五桶油、大米、牛奶和芝麻糊，给他负责照顾的五个老兵送了礼，年龄最大的是103岁的袁庆田——他已经瘫在床上四五年，形如瓮中人。
      我问张绍宝，你爸被国民党打过，你恨国民党吗？
      张绍宝：国民党也有好的。我们去看的人，也有国民党。但有一条，我们再有钱，也一定不能资助当年的汉奸，一定要把关把好。
      他想了想又补充：汉奸年龄也大了，再不好，也是过去的事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时代向前跑得飞快，当代泗洪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口号是推进"三化一攻坚"。城镇化运动中，一些泗洪人纳闷，怎么这个党，变成好似一个上门就要扒房子的党。老百姓知道，去北京上访，是会被泗洪县政府派人抓回来上"学习班"的。
      越来越多的苏北人，开始信仰佛教和基督教。
      而张道干这些年耳朵背了，徐州琴书听不了了。他偶尔串门，每天在家喂喂鸡，养着一条黑狗，拿耙子刨刨地里的黄豆。静止得像是战争年代流过血的伤口快要掉落的那层痂。
      非党员的张绍宝有时会和大伯谈起媒体上报导的共产党员贪污腐败的案件。他说，大伯反驳过：共产党员哪有贪污的，这些贪污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采访至此，我忽然觉得，张道干就像一个时代错位的剧中人。戏阑人散，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他还站在台上，挥舞水袖，唱着独角戏。"杠头"，一直杠到了底。
      他还在等他最后的荣誉。
      离开的时候天色黄昏。张道干坚持出来送我，他佝偻着背，杵着拐杖站在门框里。门楣上的横批已经凋落大半，眼看就要雨打风吹去，题曰：民族脊梁。

      廖淑霞：从战地护士到求偿先锋

      端传媒记者 李蔚 发自台北
      穿上战时军护制服的日藉台湾军护廖淑霞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88岁的廖淑霞阿嬷开了门，笑吟吟招呼我们进客厅。电视机里 NHK 的歌唱节目进行得正热闹。记者随口问："阿嬷，妳还是习惯看日本电视！？"
      "当然啦，我读日本册 (我受的是日本教育) 的啊！"阿嬷轻轻地白了我一眼。
      招呼我们坐下后，她先问端传媒"是要刊在叨位（在哪里登出来）？"我们的回答让她担心了起来："是要刊在网路上？网路不好啦！你看李登辉讲话在网路上被人家骂成这样......但是他没有讲错啊，我们出生时当然就是『日本人』。"
      廖淑霞口中的"李登辉讲话"，指的是八月中李登辉在日本杂志《Voice》上谈到二次大战当时"身为日本人"的身份问题后引发的政治争议。但对于和李登辉是同辈人廖淑霞而言，出生时的国籍和认同，既无可选择，也无需争辩。
      廖淑霞1927年在台中出生，1939年跟着家人搬到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此时已经被日本占领两年。小学毕业后她考进了"上海日本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一家海运公司工作。
      廖淑霞在展示当军护时的团体照，当中有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军护。Billy H.C. Kwok / 端传媒
      廖淑霞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日本女子商业学校"的毕业纪念册。应记者的要求，她读着了一段上头印着的"皇民训"。向日本、向天皇效忠的思想，让当时的廖淑霞毫不怀疑地接受征召加入日本红十字会担任"看护妇"，也就是护士。
      1944年，廖淑霞被分配到"1632部队上海兵站医院"，边学边做。她服务的内科部最多的是肺病和传染病患。经常收治着七、八十位病患，却只有一位医师。除了照顾伤患，廖淑霞也要处理死者。"鼻子、嘴巴......"她比划着说，人体身上有开口的地方都要用消毒棉处理、塞住，然后送火化。
      此时已经是战争末期，美军的空袭无日无之，警报一响，她们必须先引导疏散病患。廖淑霞的同事，一位朝鲜籍护士，就在一次空袭时被活生生炸死。她们也接受步枪射击训练，一旦盟军登陆上海，那怕是护士也要上阵抵抗。
      1945年8月15日接近中午时分，医院指挥官突然下令所有医院职工到广场集合。12点正，天皇下令"终战"的"玉音放送"播完，廖淑霞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疑惑不解。因为此前她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日军战事进展顺利，胜利终将到来。怎么突然就投降了呢？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廖淑霞当时一无所知。她还没回过神来，广场上突然"砰"一声枪响，一名日籍卫生兵当场自杀殉国，四周其它日本人大半跪地痛哭。
      战争结束时，医院工作人员被集中监管，准备遣返，只有廖淑霞得以回到上海的家。1947年廖家迁回台中，当时正逢"二二八事件"爆发，廖淑霞还志愿到医院帮忙。
      "你知道谢雪红吧！？"廖淑霞提到了这位二二八事件中组织"二七部队"武装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知名台共领袖。"我见过她一次，那时她到我们医院来慰问二七部队的伤患，都是拿枪和国民党对打的年轻人啊。"
      廖淑霞讲述战时及战后的经历端传媒
      战后廖淑霞和先生经营起童装工厂，生产兼外销。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为自己挣得了一份丰裕的生活。直到1993年，她再度投入和二战相关的运动里，这一次她站到了日本政府的对立面。
      这场运动称为"台籍日军索赔"。日本政府从1942年起在台湾征集军人和军伕（军中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政府总计在台湾征集了20万7千多名青年投入中国、太平洋和中南半岛战场。日后战事失利，日本政府开始拖欠薪水和其它给付，包括8千7百多万日元的军饷，再加上总计接近5亿日元的军事邮政储金和保险给付等。
      对日本国民而言，这些欠饷和给付在日后都获得了清偿；但台湾和朝鲜籍日本军人、军伕却在1944年8月15日那一天，一夕之间从"战败国国民"成了"战胜国国民"。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欠款翻脸不认帐。
      1993年，廖淑霞和多位当年的日本军人、军伕成立了"中华台籍原日本军人军属暨遗族协会"，开始向日本求偿。争执的关键在赔偿的倍数，协会根据日本自卫队薪水的标准，要求赔付金额应该依照当年的币值乘以7千倍，但日本政府提出的数字是100倍。
      从1993年起，廖淑霞等人开始向台湾外交部、立法院、日本交流协会（驻台代表处），甚至远赴东京陈情抗议。她们甚至曾经暗藏铁锤闯进交流协会，"看到电脑就砸"，台湾外交部事后只能闷着头替他们赔了三百万台币。之后，不管是中元节普渡，或者8月15日"终战纪念日"，协会成员都固定到交流协会抗议，不管是请道士来"普渡亡魂"，或者踩踏过日本国旗，他们什么招数都用上。交流协会官员有时也忍不住反脣相讥，"要用日语吵架，我也不输他们"，廖淑霞很得意。
      赔偿的方案一直到2001年才确定，最后订为原币值的120倍；阵亡的军人、军伕每人慰问金两百万日元。廖淑霞等人尽管不满，但无可转圜之下也只能接受。但对于和她同样身处于战争年代的同胞，廖淑霞最后的希望是日本政府将无人领取的阵亡慰问金拨给位于台湾高雄旗津，纪念台籍军人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里，好好修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让后世永远纪念这些台湾人。
      最后，记者问廖淑霞：过了七十年后，现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
      她长叹了一声："不应该啦！......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呢？"大大的眼睛盯着记者，彷彿是要我给她一个答案。

      蔡彼得：我不仇恨日本人，我的孙就是日本人

      端传媒记者 江雁南 发自香港
      华藉英兵蔡彼得Karma Lo / 端传媒

      前些日子，92岁的蔡彼得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邀请函，让他去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礼。这位香港老兵颇感自豪，但因为年事已高，已无法赶赴北京了。前些年他刚做了白内障手术，近来听力也慢慢衰退。
      蔡彼得生于香港，1941年作为华籍英军应征入伍，是第五期炮兵，编号 5153。我们的采访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二次世界大战退役军人会所进行。1986年，蔡彼得一手创办了这个军人会所。他至今记得创办之初会员有200位华籍英军。"现在加上我只有9个了，其余都过世了。"
      8月26日，在湾仔举行的"香港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展览"的开幕酒会上，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蔡彼得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全场最老的那个？"全场响起了掌声。
      随着老兵的离世，战争也离我们越来越远。蔡彼得自豪地说，他的同僚都要靠写下来才能记得关于二战的事情，但他光靠脑袋就能清晰记得当年战争的细节。不过聊起天来，这位老人的忆述已经非常碎片化了。现在他配戴着助听器，但尽管如此，还是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清楚。
      二战退伍军人会所内挂着不少蔡彼得的旧照片Karma Lo / 端传媒

      1941年入伍的时候，蔡彼得是刚刚满18岁的年轻小伙子。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年满十八岁就要服兵役或者加入救伤队。蔡彼得选择加入军队，并被分配到鲤鱼门做炮兵。现在回想，蔡彼得说他当时只不过想去军营混口饭吃，没有想过会真的上战场。
      1941年12月8日早上，蔡彼得加入军队的两个月后，日军轰炸了启德机场，给了香港当头一棒。彼时，英国本土也自顾不暇，没有一架英机和战舰来支援香港抗战。"香港能支撑18天是幸运的。"蔡彼得回忆说。
      "我们在鲤鱼门（军营），刚好在吃早餐，看到机场轰隆隆巨响，有些人说只是演习，但不消半小时，人们便说，早餐都不要吃了，全部人穿上制服、背起枪械，毛毯呀什么的通通背在身上，很沉。大伙儿上了车前往大埔拗，大约中午时分经已到达，那时没有船只渡海，只能在金钟兵房那里，过了海便在九龙仓（尖沙咀）上岸。"4年前的一篇报导中，蔡彼得忆述到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蔡彼得驻守的鸡笼湾，只有两台高射炮，守兵共十六人，包括8个印度人、8个华人。蔡彼得说做炮兵只要懂得拉线就可以了。"一听 fire（开炮），便拉线发炮。"每天早上，他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就起床，夜晚日军停止轰炸了就睡觉。
      在日军轰炸的18天里，蔡彼得受过一次伤。在鸡笼湾驻守的第2天，埋伏的日军用机关枪扫射，蔡彼得的小腿被子弹擦伤，"当时没什么条件，血一直在流，但我也就草草包扎了事。"
      香港沦陷之后，蔡彼得逃回内地，在广东惠州潜伏下来，继续担任英军服务团的情报员，汇报广东日军情况。后来他被国民党抓捕，成为"猪仔兵"。所谓"猪仔兵"是指那些被骗应征的军人，蔡彼得就这样成为了国民党军人，被分配了步枪，继续抗战。
      蔡彼得：我不仇恨日本人罗国辉、林亦非、叶家豪 / 端传媒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投降，蔡彼得第一时间申请回乡，他从惠州出发靠步行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再次回到了香港，在跑马地的英军军营里，重新组织起军人，开始了审讯日本兵的工作。
      说起国民党兵和英国兵最大的区别，蔡彼得笑谈可能是伙食，"国民党兵吃得很糟糕，当时只能喝米浆汤，跟着英兵能吃西餐。"但也不见得做英兵有多好，在当兵的日子里，一周只有一英镑相当于当时的七港币，"而如果做警察，一个月就有二百多港币。"
      事实上，蔡彼得13岁小学毕业后就开始"捞生活"（闯荡）了。战争之后的日子里，他什么都工都做过。在香港他做过交通业，招募司机开的士和小巴。他还买过4部的士车，在1991年的时候以每架160万港元的价格卖出，后来他又北上深圳做生意。"当时认识一个来深圳打工的哈尔滨女孩，为了帮助她就开始做餐饮业，卖饺子。"直到2005年，蔡彼得再度回到香港。
      如今，蔡彼得儿孙满堂，育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这位老人说他爱国，但早就不仇视日本人了。"我的孙是日本人，他还娶了个日本老婆呢。"蔡彼得笑着说，"国家管国家的事，市民管市民的事。不是你国家来打香港，我就憎恨你，不是这样的。"

      涂南山‭：站在帝国与殖民地崩塌之地

      特约撰稿人‭ 谭端‭ 发自台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广播从沈阳铁路医院的扩音器里传送出来。台湾人涂南山和同学们听着‭ ‬"玉音放送"，确定"大东亚战争"已经划下了句点。
      然而就在天皇宣布终战之前，日本败象已露，日本及满州国统治的地区逐渐陷入混乱，为了保命，涂南山和同学们五天前先一步逃出满州国设在长春的"建国大学"。
      1932年3月，满洲国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在辽宁汤岗子温泉AP

      涂南山当年19岁，距离他进入建国大学还不到半年。这所学校是由日本总理东条英机所创立，校长是满州国总理张景惠兼任。旨在培养日本帝国的协力统治者。这所学校因为日本战败而停摆，具体象征着"大日本帝国"和其治下殖民地的崩塌。
      涂南山192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家庭一贫如洗，但他是努力的孩子。1940年，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嘉义中学。他的成绩是150名学生中的第2名。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并不是"自己人"。
      在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发布的纪录片里，涂南山说原本依照学校的惯例，自己的成绩应该接任"级长"，但却莫名其妙地没能当上。当时嘉义中学的校长小池清胤，更是让他放弃"日本人认同"的推手。因为小池校长总是以尖酸刻薄的态度纠正贫寒出身的涂南山带着台湾腔的日语，这态度让他无法忍受。
      嘉义中学毕业后，依照日治时代的一般情况，台湾人从考上中学起，根本没有人会想学法律、政治，都以医生作为第一志愿。
      但涂南山没有读医科，他念念不忘的是1941年嘉南大地震后，台湾总督长谷川清视察时的那一身雪白军服。涂南山从此立志要当台湾总督，"在台湾的日本人都归我管，日本人就不敢乱搞"。
      涂南山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满洲国国立建国大学，"建国大学考上了就可以当大官"，它一年只录取三名台湾人。这是个政治性的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同学来自日本治下的台湾、朝鲜等殖民地。有汉人、日本人、满州人、蒙古人，也不乏东南亚国家的同学。
      他说，一进建国大学学长偷偷就给他一本书，是《马克思传》。然后他又读《新民主主义》，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都是日文书，在当时这些是禁书，但左派思想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主流，建国大学中的台湾同学几乎无人不读。
      几乎在日本战败的同时逃离建国大学的涂南山，和同学们以沈阳铁路医院为根据地组织"东北青年联盟"，曾经到北京示威，抗议苏联军队在东北洗劫工业设备。
      1947年1月涂南山回到台湾，一个月之后遇上了二二八事件。‭‬他当时与建国大学的学长走在台北街头，看见有人烧汽车，两人当时心里都觉得"完了"，事态不妙。学长对涂南山说，国军已经在基隆港和高雄港集结，一个星期内国民党就可以派兵从港口进入占领台湾，到那时就糟糕了。这位学长的话日后不幸言中。
      涂南山之后进入台大工学院就读，他和同学组织了"自治会"，投入反抗国民党，推动台湾独立的行列。"我们写传单贴在电线杆上，写国民党是歪哥‭（贪污‭）‬党、贼仔党"。为了躲避特务刺探，他们甚至到台北近郊的碧潭，各自游泳到潭中央开秘密会议。
      1951年，国民党政府情治人员还是闯进了涂南山的家。在谈"共"色变的白色恐怖氛围里，涂南山书桌上一本《资本论》，皮包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再加一份《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译稿，就足以让他被捕下狱，坐牢十年。
      除了对共产主义，涂南山也因为一位教授的影响接触了日本教授矢内原忠雄的著作。矢内原忠雄在战时以批判日本军政府对殖民地的不义统治，被誉为罕见的社会良心。矢内原忠雄的作品对涂南山更重要的影响是基督教。
      涂南山回忆被捕之初，负责审问他的官员曾经带着引诱告诉他："招出同伴来，你就没事了。"
      涂南山坦承，那一瞬间他的确有想要招供。对这个一闪即逝的念头，他一生耿耿于怀。他晚年受访时还引用了《‭圣经》中《‬罗马书》的经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涂南山的诠释是：不招供就是善，招供就是恶、就是背叛。
      判决确定后，涂南山在1952年移监到绿岛。他花了十年翻译了矢内原忠雄写的《耶稣传》，他曾形容那十年尽管在监服刑，但内心喜乐，宗教信仰的影响可见一斑。
      2013年9月19日，涂南山老人于家中。谭端 / 端传媒

      作为日治时期出生、成长的一代，涂南山早年追求在殖民地体系下建功立业；青年时尽管经历日本战败，但却没有影响他对日本的认同，同时再叠加上追求台湾独立建国的意志。终其一生，至死不悔。
      涂南山一生翻译了矢内原忠雄的《耶稣传》和《罗马书讲义》两本宗教书籍，他一直希望这本书可以用简体字印刷，被中国人看到，"那怕只有一个读者都好"。他所期待的，是中国民众在接受了宗教洗礼后，能够以同理心，平和看待台湾人民追求独立的理想。
      笔者曾经在2013年访问涂南山先生，之后再参照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发表的纪录片。而今年八月，正当笔者准备这篇文章采写，再次尝试联络时，才被告知涂南山先生已经在今年五月逝世。涂南山的离世，带走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更警惕着我们，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正在以出乎我们想像之外速度快速消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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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史图登、张妍、周华蕾、李蔚、江雁南、谭端‭
      编辑:李志德、吴薇、张洁平
      摄影:Billy H.C. Kwok、Karma Lo、Yue Wu、徐翌全、罗国辉、叶家豪、林亦非
      监制:John Lee、张洁平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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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8, 2015, 6:47:37 AM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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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书评：西藏故事远未完结

      Posted: 07 Sep 2015 05:56 PM PDT

      英国《金融时报》驻南亚记者 艾米•卡兹明

      《西藏：一部未完成的故事》(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
      作者：列里•布朗•哈尔珀(Lezlee Brown Halper)、史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
      Hurst出版社，定价20英镑或29.95美元


      现代通信方式使很多偏远地区失去了浪漫情调，但是当年由英国殖民时期军官和一些勇敢的探险家传述的西藏这个神话，仍然紧紧抓住西方人的想象，即便与此同时600万藏人正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
      长期以来，西藏被视作一个乌托邦，一个几乎超脱世俗的"香格里拉"。出版于193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和无数好莱坞电影都为西藏塑造了这样一种形象：一个"与世无争、安静祥和的地方，充满理智和自我发现的奇迹"。
      西藏与西方的缘分，未能帮助这个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偏远地区抵挡北京方面的社会改造努力。北京努力减弱西藏复杂的宗教传统，使其仅仅成为一个带有异国风情的旅游胜地。早在冷战正酣时，西藏的命运就已被无情的现实政治决定了。
      但 在列里•布朗•哈尔珀和史蒂芬•哈尔珀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中，两位作者（均为剑桥学者）提出，强大的西藏神话仍是北京方面的棘手问题。他们写道："在中国 寻求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之际，其苛待西藏人民的现实，与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形成冲突。结果就是，西方人对这种毁灭文化的行为感到反感，并 对领导层容许这种出格行为的发生感到沮丧。"
      二战后，西藏的独立国家地位未获国际社会承认；随后在1950年，解放军占领了西藏，而西藏视为朋友的一些政府对此近乎视而不见。该书探讨了造成这种结局的种种复杂地缘政治算计，以及一些难搞的相关人物。
      尽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1947年承诺，要支持"自由的人民，帮助他们抵抗内部少数武装力量或是外部势力对他们施加控制的企图"，但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 (Chiang Kai-shek)的关系，制约了美国对西藏的支持——蒋介石坚持认为西藏属于中国。该书指出："濒临失败的国民党事业的反共支持者，居然会导致美国政府因国民党中国的反对而无法支持藏民独立，这简直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当时的印度在文化和贸易方面与毗邻的西藏有着深厚的联系。然而，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决心与中国构建更紧密的关系。尽管尼赫鲁敦促北京方面和平解决与拉萨方面的分歧，但他不愿为西藏出头，甚至不愿公开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
      1954 年，对美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走越近感到愤怒的尼赫鲁，正式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正如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所述，《潘查希拉协定》（The Panchsheel Agreement，即《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相当于印度在针对西藏独立的'死刑执行书'上加上了自己的签名"。
      从1957年起，美国执行一项秘密计划，训练小股西藏抵抗运动战士，将他们空投回西藏，对中国部队进行骚扰。但这项计划效果有限，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解冻之后被叫停。
      尽管我们已知道结局是悲剧的，但该书的内容基于一批最新解密的文件，充满各种生动的细节，刻画了一个个既有英雄主义色彩、又有缺点的丰满人物形象，读起来像间谍惊悚小说一般扣人心弦。
      最令人心酸的，还是当时还是少年的达赖喇嘛(Dalai Lama)如何努力为藏人争取利益的故事。1950年12月，为躲避不断紧逼的中国部队，15岁的达赖喇嘛逃到了距离印度边界仅12公里的地方避难。在几 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官员不断秘密向西藏传递消息，承诺要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并敦促达赖喇嘛寻求政治避难，并公开宣布不承认一个西藏代表团当时刚刚被迫在北 京签署的一份协议，该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译者注）承认西藏属于中国。
      年轻的达赖喇嘛担心，自己的决定会让藏人与一个强大的敌人陷入漫长的战争，于是他用传统的占卜方式寻求指引。他在一张佛像面前，摇动一个装有面团的碗，面团里的纸条分别写着"流亡"或"返回拉萨"。首先被摇出碗外的面团里的纸条写着：返回拉萨。于是达赖喇嘛就回去了。
      达赖喇嘛最终在1959年流亡海外。如今，现年78岁的达赖喇嘛是西藏及其所有抱负的活符号，如果北京方面想要与西藏人民达成任何和解，他也是唯一有意义的 潜在对话对象。该书作者认为，中国必须反思：其在西藏的高压政策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考虑到西藏在全球民众想象中的特殊地位？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方面准备作出这样的转变。然而，随着藏民用自焚方式绝望抗议中国高压政策的事件不断出现，引发越来越大的恐惧，喜马拉雅山脚下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远未完结。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驻南亚记者

      译者/何黎

      ——读者推荐

      林忌：中国法西斯反法西斯？

      Posted: 07 Sep 2015 05:53 PM PDT

      中国大陆一年级小学生参加军训，洗脑要从娃娃抓起？
      中共唯一能引以为傲的经济奇迹，面临泡沫爆破，地方政府以至普罗大众的民生问题，无日无之，在面对经济发展困难，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中共开始施纳粹德国以至北韩金正恩的故技，借对外问题与民族主义，以达到维稳之目的。

      9月3日天安门的阅兵，除了南韩有求于中国赏面出席之外，只馀下一堆第三世界的独裁者，明显在世界舞台上遇到挫折；然而在中国大陆，以至在华人圈之中，却成功迷惑了很多「爱国不爱党」人士，由台湾的前中华民国副总统连战，到香港民主派汤家骅，以至一大堆平日就政治问题不敢开声的两地艺人，竟由出席阅兵，以至在网上向解放军敬礼，令台、港两地的反中共极权的人民，都感到哗然。

      根据2010年版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第1章第4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熟识中国国情的，当知道直至今日，解放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私军，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队都不是；这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与「爱国不爱党」的台、港人士，这次却居然走去向共产党的解放军敬礼，是变相揭穿了「爱国不爱党」是假的，不但连小市民做不到，连提倡者都做不到；如香港的何俊仁，虽然再次重申要平反六四，说不平反则见到解放军阅兵 会哀伤，却遗忘了即使六四平反，难道就应该参加中共党军队的解放军阅兵？接受了党指挥枪，那么你爱不爱党又有分别吗？

      澳门大学学生会在面书贴图，直指「用鲜花纪念战争，不是坦克」，引来在澳门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围攻，大闹澳门学生「你们不饮水思源」、「请你永生不要去大陆」、「和平是要靠军备实力」云云；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受中共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教育洗脑非常成功。在飞机、大炮面前，在天安门前被坦克血洗的记忆不再重要了，中共声称裁军三十万「维护和平」，原来真相却是把裁军调去新疆作为武警，以打压人民以至宗教自由来「维稳」。

      中共对人民以民族主义洗脑，其法宝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变相由党来接收；军队是党国不分，那么体育呢？当然也是政治的一部份。以足球为例，英国本土分为四队出赛，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由官方名称、英国人以至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叫做「英国英格兰」、「英国苏格兰」等等，然而大陆人却被共产党洗脑惯了，把明明在国际足协 （FIFA） 叫作香港的香港队，改用中共的叫法「中国香港队」，甚至反过来抹黑是香港人「违反」法律，「拿掉」中国二字，再次说明谎话说一百次就变成「真理」的可怕力量¬──只要查证一下就可以了，偏偏却假当成真。  

      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教训是，不但要反对政权，更根本上去否定国家－－对国家有利，可以发动侵略，可以杀犹太人等「国家叛徒」，可以开枪镇压人民，这一切反人类罪行的道德避难所，就是「对国家有利」－－当年的德国陆军以至日本的知识份子，就是在爱国的名义感召下，为独裁政权的邪恶计划服务的。因此，作为21世纪的地球公民，不但要否定爱党，更加要质疑爱国，这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战。

      ——RFA 

      郑义：“保阅兵蓝”与法西斯

      Posted: 07 Sep 2015 05:42 PM PDT

      网络图片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即，"阅兵蓝"成了最火的话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决定：8月28日零时至9月4日24时，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7省区市将统一实施临时强化减排措施。这些"强化措施"包括机动车污染控制、燃煤污染控制、工业污染控制、扬尘污染控制、环境监管执法和调休放假。7省区市都把燃煤电厂和燃煤锅炉作为重点控制对象，对不能稳定达标或者阅兵前没治理好的企业，全部暂停生产。这样，7地停产限产企业总数达1万多家，近9000个建筑工地暂停施工。自然，这种规模和强度的行政命令来自最高层，绝非一个什麽"防治协作小组"有权颁行的。作为主管部门的环保部，祗配派出些督查组去督查督查。
      在中外媒体、网站的报导中，禁止、限制的方面很多，令人眼花缭乱，我试着整理一下，计有以下方面：停工、停产、停拆、停建、停烧烤、限号、限行、限停等等……
      有些词需要解释一下，超出我们的想像力。所谓"限行"，一般指小汽车单双号限行，但这次限行范围极大，把一些离北京很远的小县城也包括进来；至于北京的限行，还包括了步行。网友王旭写道，"这个週末北京实行交通大管制，主城区不能走的地方比能走的地方还多。天安门和王府井地区戒严，连隻苍蝇都甭想进去。"他说他终于从中"读懂了法西斯以及阅兵。"
      "限停"也需要解释一下：在《北京市人民政府致首都市民的一封信》中，当局宣布，除了措施种种，"还将对纪念活动涉及的部分地域社会车辆进行集中清移"，就是说，日常的停车场和车位不许继续使用，车主自己不挪车，当局就要"集中清移"。这大概不是防尾气污染，是怕汽车炸弹吧？
      一位河北人写道："限行算什麽，我们村'限饭'"，贴出一张灶口贴了封条的照片，"限行就算了，安新三台镇居然做饭也要限制……你封了锅台，是不是得管人家饭啊？"于是就有了几个跟帖：
      "如此奇葩，千古未有！"
      "三千年来未有之笑谈！"
      "我刚刚查了百度地图，安新县距离天安门是144公里。"
      意想不到的还有停飞、停股：首都机场和南苑机场在阅兵式当天将关闭数小时，股市将休市2天。
      你绝对想不到的还有"限邮"：中国邮政局发岀《关于加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重大活动期间寄递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在9月15日至10月3日期间，邮件、快件"实行实名身份证登记"。一位乌鲁木齐快递业人士透露："北京安检级别很高，包括天津，天津也已经不让进货了，北京这边想走的话，总部对我们有要求，必须要发货实名制，因为阅兵，开会三令五申强调这个事。"西藏部分地区乾脆实行停邮。
      最令人不解的还有限娱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9月1日至5日暂停所有娱乐性质节目播出"。这肯定不是怕炸弹，是怕调侃挖苦吗？审查不过来，乾脆停掉算了。
      让我们来掰一下指头，"保阅兵蓝"这四个字背后的名堂有：停工、停产、停拆、停建、停飞、停股、限号、限行、限停、停烧烤、限饭、限邮、限娱乐等等，也许还有遗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阅兵式顺利进行。这个阅兵式的正式名称叫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实在是一种绝大的讽刺：因为当局所採取的这些限制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极端措施，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如若不信，随便翻书上网去查查。比如就看百度："法西斯主义（英语：Fascism；意大利语：Fascismo；德语：Faschismus）是一种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大英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鼓吹超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而不喜欢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去世后，停止宣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煽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中共，就更像法西斯主义了。在全面控制社会生活上，法西斯主义尚不及中共，至少还没有剥夺私有产权，停烧烤、限饭。
      以法西斯主义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有了这样的幽默，娱乐节目确实是可以停播了。

       ——RFA

      肖仲华：不正视历史是给自己制造难堪

      Posted: 07 Sep 2015 02:13 PM PDT

      美二战纪念活动现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标志 中国大使崔天凯拒出席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说法，我是完全认同的。中国的14年抗战证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从中国抗战拉开序幕，也是以日本最后投降而宣告终结。但是，中国的抗战，到底谁是主力和领导者，这种历史常识是不应该存在争议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和政府，当然是领导者和抗战主力，而作为率先提出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主张的中共及其军队，为抗战做出的历史功绩当然也是不应被抹杀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把中共军队说成是抗战主力，这是不尊重史实的。五大战区，中共军队毕竟只有一个第八路军，敌后抗战毕竟也不是正面主战场。22次会战，国军都是正面迎敌的主力，中共军队的作用主要是侧应正面战场和建立敌后根据地。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事实都要否认，这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历史虚假主义。
             好在今天的官方正式讲话或文件，并没有真正否定过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领导和正面抗战的主力作用，将过去的8年抗战改称为14年抗战就是官方开始正视历史的证明。真正在篡改或虚无历史的，只不过是那些所谓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左文棍或部分无知政客。在今日中国，不能正视历史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9月2日，美国华府举办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纪念日活动，我驻美大使馆崔大使因活动现场出现了印有中华民国国徽的花圈而拒绝出席，导致已经到场的中国外交官也全部中途退场，引起世界舆论哗然。对这件事，我认为尴尬的恐怕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台湾国民党政府，而是我们自己。
             其一，拒绝出席和中途退场，无非表明自己放弃对中国的代表权，或许正中别人下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己不敢认可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所以，这是很无知也很无礼的举动，还很愚蠢。
             其二，这个活动不过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历史上代表中国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历史史实。既不是联合国开会，也不是与代表主权或者政权有关的政治活动，只是一次纪念活动，是关于历史的纪念活动而已。纪念历史而不再现真实的历史，这纪念还是纪念么？今天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对当年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抗战表示一下纪念？我倒是觉得，我们自己都应该主动肯定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功绩，以花圈或者别的任何形式表达都可以，也应该。
             搞政治扩大化，再怎么扩大也不能扩大到与历史较劲的程度对吧？如此无礼地拒绝参与，造笑话的恐怕是我们自己而非别人。
             其三，华府邀请了国共双方的代表，这不正是分享当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成功喜悦么？为什么当年能国共同台，今天就不可以了呢？拒绝出席和中途退场，尴尬的真是国民党代表或者华府么？
            虽然普京不是俄共党员和领导人，前苏共甚至曾一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活动中，俄罗斯人照样打出了前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党旗国徽，这才是客观的历史态度，也是对自己民族国家负责任的历史认同。
             历史就是历史，这其中只有客观事实，不应该有主观的历史观，更不应该有政治。今天的政治不能用来解读昨天的历史，否则就不是真历史。相对于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政府而言，今天的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当然要强大得多。但是，今天的强大不是过去的强大。认可今天的强大就如同认可昨天的弱小，这都需要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强大的胸襟和真正强大的思想和灵魂。
             相反，不能正视历史问题，不仅不是强大的表现，在现实中，还会处处遭遇尴尬。自己给自己制造尴尬，何苦呢？

      ——读者推荐

      杨鲁军时事琐记：9.3阅兵与民主门、真相门、道歉门

      Posted: 07 Sep 2015 01:51 PM PDT

      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孙子大卫罗斯福（右）、杜鲁门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左）及艾森豪孙女玛莉艾森豪（左3）等7人九月一日到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出席"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活动。

      北京阅兵尘埃落定，由阅兵引发的汹涌反思潮却方兴未艾。反思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深刻自省和觉醒，意味着人民所主导的希望和未来……我的反思是时不我待、中国必须穿越三扇门一一
      首先是民主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怎能忘记法西斯的思想和制度根源恰是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华丽包装下的反人权、反民主的专制与独裁，可以说，民主与法西斯不共戴天……按理，9．3阅兵缺谁都不应缺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一一可偏偏民主国家集体缺席，我以为主因在于中国迄今未能穿越民主门，中国还不是一个地道的民主国家……

      其次是真相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抗战真相却云罩雾锁，北京与台北发表了南辕北辙的抗战纪念文告，平九讲话，两种版本，说法迥异，谁是真相？抗战的统帅、主体或中流砥柱，究竟是镰刀斧头还是青天白日？……八九以降我一直认为我党患上了"历史恐惧症＂或＂真相封闭症"，不敢拷问历史不敢追究真相，非但如此，还竭力制造＂全民失忆＂与＂真相沉没＂……此次阅兵，本意或许是一场盛大的效忠仪典或＂忠诚检＂、＂态度测＂，然客观上却收获了一个意外副产品一一引发了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真相的狂热而执着的探究，并由此产生不可阻遏的多米诺骨效应……例如，谁能告诉我，当真相一一难以计数的国军抗战将士49年后在大陆的悲惨遭遇一一大白于天下时，多少国人为之洒下热泪心如刀割……严格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人民的心灵史，所有真相皆为良知的助产婆，中国，是勇毅穿越真相门的时候了……

      再次是道歉门。因为＂道歉不及格＂，安倍无缘9．3大阅兵。我在想，相比最应该向中国道歉却从不曾道歉的俄罗斯，日本事实上已经向中国道歉了好多次了一一道歉没有＂有效期＂、＂保质期＂，按理一次道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日本无休止的向中国道歉呢？日本一位资深政治家曾告诉我，日本有两个受不了，一是只要日本领导人一换，中国必要求新领导人重新道歉或再道歉一遍；二是只要中国领导人一换，亦必要求日方再行道歉，而且道歉的规格和尺度一定要高于上一次，否则就是不给面、就是让中国领导人掉份……有人说天朝患上了"道歉强迫症＂，我说这似乎是单向性的，因为我从不记得伟光正的我党有过道歉记录，反右一一道歉了吗？文革一一道歉了吗？柳丝就更甭提了……往近里说，人祸沉船、人祸火灾、人祸踩踏、人祸津爆、人祸腐败、人祸股灾……试问哪一样哪一次有过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向人民道歉？一如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所以，天朝的＂道歉病＂，我看一是单向性的（自己从不道歉），二是选择性的（例如对日不对俄），三是具有强烈的重复性、无休止性特征，安倍最近谈到不应该让战后出生的、与侵华无涉的日本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再背上道歉的包袱，我以为是合情合理合人性的，要求别人反复道歉、无休止道歉，如同要求别人反复感谢、无休止感谢一样，本身就是一种病态人格和不正当诉求，即便是70年前的胜利者，我以为今日中国没有权力要求日本人永远向华叩首道歉…我并不喜欢安倍其人，但我坚持认为安倍在对华道歉问题上没错，是的，没错！……该反思的是天朝，道歉本身是个好东西，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内生性规定，只是，日本早就道过歉了，该翻篇了，应该终止对日无休止的道歉索求了，不然，中日关系就永远走不出黑暗隧道⋯中国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在国内政治运作中建立道歉机制一一这是所有民主政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好了，民主门、真相门、道歉门，从佛法上说，门门皆是不二法门，只有穿越这三重门，中国才有希望凤凰涅槃！

      （杨鲁军写于2015年9月5日深夜，上海）

      ——转自微信

      吴强：中国阅兵背后的政治强人梦

      Posted: 07 Sep 2015 01:49 PM PDT


      习近平联同多国领袖阅兵。摄:Wang Zhao - Pool /GETTY
      习近平联同多国领袖阅兵。摄:Wang Zhao – Pool /GETTY
      在今天，个人权威和个人神化的背后，是举国安全体制和过时的民族主义，它们正在装甲洪流中重新导向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中国梦。

      个人效忠成为此次阅兵的主要任务。这是习近平对他执政三年来的一次大检阅，也是未来权力巩固的一大阶梯。如此情形，像极了1979年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的政治需要。

      纷扰数月、耗资无数的抗战胜利阅兵终于结束。北京的街面虽然解除了戒严，旅游者和市民仍然稀袅得很，完全没有平常的热闹。但是，阅兵以及相关民族主义话题却在大陆微信圈激起前所未有的分裂，一场撕裂社会关系的战争从军队踏上长安街那一刻就仿佛开始了。

      而阅兵过后，一场声势浩大、准备良久的武装游行，却只有寥寥数位国家元首观礼、国际反应冷漠，不能不问，为什么要阅兵？抗战胜利70年后，是否有必要以阅兵的方式凝聚民族，抑或只是黩武恫吓周边？还只是政治强人为了一己私欲，为登天安门而凌天下？

      早在三年前习近平初成主席，我已对诸多外媒谈到，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新的超级政治强人正在诞生，也在深刻改造着中国的政治格局乃至世界的政治秩序。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要阅兵的基础。

      这一位政治强人，还未上台时，就以国家副主席之身，亲自抓了三件事：第一，足球打黑。从此开始介入公安，掌握公安力量，既是上台后反腐运动的热身，也是后来从小学推广足球、改革从足协开始——个人爱好深刻潜入政治改革的重要指标。第二件事，负责2008奥运会总指挥，第一次提出"护城河"安保概念，这是今天京津冀一体化的滥觞，也是为保证阅兵无限扩大"护城河"到七省一市乃至全国的雏形。第三件事，访美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创下中美间即兴外交的模式，这种随意风格至今仍常常插入在日常的讲话中，甚至严肃的战略举措中如不经意间提出"一路一带"，以及为回应国际压力而主动废止劳教制度等等，当然其深远意义仍待继续观察。

      更重要的，执政三年来，习近平多管齐下，集权一身，超出了1976年以后各任领袖，等于一场进行中的"柔性政变"，事实上颠覆了毛身后的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集体领导制。

      首先，上台伊始，习以建立各种领导小组的方式、亲任各小组组长，小组总数超过18个，横跨政经、政法、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各领域，以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各管一片的寡头模式。一般认为，这种集体领导的寡头制也是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坛利益集团形成并集中的主要机制。

      而随后开展的反腐运动，重点便在对这一旧利益集团－政治寡头格局的打击。毕竟，集体领导制下的分权，往往让最高领袖难以掌握实权，政令难出中南海。
      其三，才是制度化的建设，成立国安委，修订《国安法》，真正将各方情报、安全力量甚至意识形态部门的协调都纳入到该委员会中，也就是向最高元首负责，甚至可说是49年来最可观的一次安全力量整合，不仅意味着元首制实权化、政党个人化的关键一步，也意味着大安全体制的开始，和同时胡温时代疲于应付的维稳体制的终结。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一个新极权政治的形成，它非常依赖重建一个小规模的红色精英集团，以期控制旧有的、庞大的、腐败的、且政治效忠可疑的官僚集团；也才能理解一个已经以"三个代表"和去政治化的市场经济抛弃意识形态的官僚政权如何飞速地转向传统儒家，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并且重建毛前三十年和邓后三十年的理论联系——如9月开学前，中央党校重立的两尊毛像和邓像以及马恩像。

      只有极权主义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而非过去20年的市场－威权时代。而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可以全无新意，甚至不求甚解，习在9月3诶阅兵式上的讲话也充满了陈旧的战后国际秩序观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只要周小平之流为其鼓吹即可，全然只有一个目的：正如阅兵副总指挥王健8月31日在《人民日报》的解释一样，就是为了体现全军对习总的忠诚。

      也就是说，个人效忠成为此次阅兵的主要任务。这是习近平对他执政三年来的一次大检阅，也是未来权力巩固的一大阶梯。如此情形，像极了1979年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的政治需要。17天的战争巩固了邓对军队的掌握、对政局的掌握。对习来说，几乎利用了从钓鱼岛到南海等一切战争题材。可是今非昔比，在美"再平衡"战略重压下，在俄乌危机后遭受国际制裁背景下，战端难以轻启。于是以阅兵代替战争就成为成本较低、风险较低的效忠总动员。这次动员，在执政三年之际急忙推出，循前述个人集权化趋势来看，便容易得出阅兵实为加速新极权政治、奠定元首制效忠基础的一次隆重表演。

      为此，习近平的"护城河"安保工程不惜延伸到对公民社会的全民清剿，实行全面的内部筑垒化，推行严格的网格化社会控制，试图消灭一切可能引发类似茉莉花革命颠覆效应的公民社会萌芽。在去年先后消除了传知行、益仁平等北京知名独立NGO之后，今年以来，继"三八"妇女节前夕抓捕女权行动分子，又从5月起在全国抓捕、刑拘、监居了近300名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并开展持续的"清网行动"，打击所谓网络谣言和翻墙代理软件，试图牢牢控制一切潜在的不安全力量。尤其是这些身陷囹圄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成了阅兵式前的祭品。

      不仅如此，极权甚至波及股市和环境，当局抓捕所谓"恶意做空"机构和新闻记者，清理数十万北京外来人口，关停北京城区农贸市场、服装市场，还为驱赶雾霾关停北京周边七省市的工矿企业、建筑工地、餐馆、街头烧烤、食摊、乃至农家柴火灶。更甚者，在阅兵前夕，北京阅兵沿线办公场所、居民小区更被严格检查、限制出入，公司机关停业、WI-FI手机信号也被覆盖。

      如此种种登峰造极的安全措施，与习近平上任伊始的"轻装简行"形成巨大反差，犹如阅兵的巨大投入与国际社会、或者哪怕国内人民的冷漠反应之间的强烈反差，也如阅兵结束第二天北京重新而至的雾霾与阅兵蓝的鲜明对比。连城楼上那些观礼的外国元首和党内长老们也各怀心事。天安门上与他并列阅兵的普京，或许是最为熟悉这一切场景、了解习个人梦想的人，用半天站台换来下午在大会堂的大笔经济协议，这或许是国际社会最为积极的反应了。

      毕竟，对天安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对记忆。对习来说，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无论是习近平的一个长久梦想，还是为凝聚效忠而进行的武装宣示，也许都源自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和记忆。那是一个神化的时代。在今天，个人权威和个人神化的背后，是举国安全体制和过时的民族主义，它们正在装甲洪流中重新导向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中国梦。

      ——端传媒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9, 2015, 6:15:43 AM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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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

      Posted: 08 Sep 2015 07:13 PM PDT

      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发表了我的"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之后，四月网（作者不详）对这篇评论做出了回应（"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认为我对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评价过于苛刻，"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其 实，此文开头即不够严谨，因为作者引用我的尖刻批评（"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是针对去年六月前后官媒接连抛出的力挺"中国模式"、抹黑西方宪政的短篇评论，而不包括《中国震撼》。我之所以选择评论这本书，是因为它还引用了一些数据，尽管不准确或极易产生误导，还是值得撰文评论的。"中 国模式"和《中国震撼》一以贯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国（如印度）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应。

      "中国模式"一文的第一个不满是我批评《中国震撼》"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认为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就在当局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时候，本文作者却仍然死抱着这一个指标不放。事实上，没有谁否认中国在GDP上的成就，虽然这 个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水分——"中国模式"说中国GDP反而被低估了，因为民营企业有少报产值的动机，但是它却只字不提政绩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显然有多报的 动机；过去一年全国实体经济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响尤其严重，但是报上去的产值却仍然增长5%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另一个问题是GDP 是否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我认为显然不是。除了国民幸福不等于人均GDP、国民不自由会极大压制其幸福感等理由之外，唯GDP思维的问题在于 只看成果，不看成本；只论产出，不论投入及其产生的其他后果。有投入，就有产出，但显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就越好。"十年文革"，多少家庭付出了惨痛 代价？但是GDP也只有1967-69年三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只要工业保持高增长，多大的社会灾难都未必在经济增长曲线上有所体现。近三十年来，中国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物产极大丰富本是自然之理，但由此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耗竭了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而所 有这些显然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句话就能轻轻带过。"中国模式"论却"一俊遮百丑"，闭口不谈盲目发展的诸多代价，认定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乃至政府贪 腐都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等工业化结束才能逐步解决。该文还把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党运动归因于工业革命。在我看来，美国进步党运动及其带来的公务系统 改革是民主深化的自然结果，和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退一步说，即便此论对其它国家成立，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公权约束严重匮乏的中国也未必具有足够的承载 能力。对发展的代价轻描淡写，竭力回避，恐怕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不论中国此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健康与可持续，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是不是集权制度的功劳呢？左派似乎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 能简单划等号。当然，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要弄清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殊非易事。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国民勤劳的结果，而不 是政府恩赐或体制优越性的体现。政府和政治体制有功劳的话，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维持了基本社会秩序，二是执政者足够开明，允许人民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 由。不论政府是好是坏，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高压秩序会压迫自由，但没有秩序也是不行的。虽然从经济增长受益最多的是以官员为核心的既得利益群体，但不可 否认的是大多数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了。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仍在做大；虽然分配极不公平，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然而，所有这 一切既不表明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也不表明如果实行民主，中国的发展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民主搞砸了，事情当然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启动民主改革 究竟会怎么样？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想都不想就把自己看扁，认定中国人天性搞不了民主。某些人对中华民族如此卑微的自我评价，似乎和 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极不合拍。

      但是《中国震撼》和"中国模式"却全然不这么认为。它们就像"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一文中说的那样，专 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捏。除了夸大民主转型的失败之外，他们特别喜欢拿来说事的"软柿子"就是印度。这只"柿子"找得很好，因为和某些转型失败的国家不 同，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欠发达大国。在某些人眼中，通过印度，民主和贫穷、混乱、低效率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中国模 式"笔下的印度是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不仅经济、卫生和教育落后，而且司法腐败，效率极低。作者还颇擅长"以其矛攻其盾"的策略，用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的 话来抨击印度司法，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来批评印度民主。可惜上述引语都没有说明任何来源，无从查证。只有作者说张维为去印度讲课， 接连发生两次停电。但这种孤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去印度不多，迄今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初在德里讲课，一次是五年前在相对不发达的加尔各答开会，均没有遇 到一次停电。事实上，印度高校的基础建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难道就能凭此有限个人经历说明印度经济与教育发达吗？

      既然"中国模式"不 负责提供其结论所依据的出处，我只好自己去查证某些事实。"中国模式"在渲染自身优越性的时候，一个比较牢靠的证据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印度高好几岁。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平均寿命不低，确实可算作一个可喜成就，但印度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平均寿命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page=6)，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人均寿命为68岁，比印度（56岁）高12岁；改革三十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而印度提高到66岁，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却比中 国进步更快。中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七，而印度死亡率三十年前则高达千分之十二，近年来下降到千分之八，和中国相差无几，可见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在"中国模式"只字不提，能看到的只有"据印度媒体分析"，印度经济落后中国十年，社会发展则 "落后30年"。后面这个论断从何而来，仍旧不得而知。

      "中国模式"的另一处惊人之语是，饿死数千万人的中国"大饥荒"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据说"1952-78年间，中国比印度整整少死1亿人。" 讽刺的是，"中国模式"引用的权威是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正是他指出，民主比专制优越的地方是印度至少避免了中国的"大饥荒"。虽然森也 批评印度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但是其自由民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模式"的笔下，大名鼎鼎的森竟然发生了 180度大转弯，成为集权专制的辩护人。遗憾的是，这篇大作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出处，能查到的只是王绍光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11期的书评，其中 讲到森在和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批评印度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远不如毛时代的中国："印度平常每八年填满棺材的尸骨就超过了中国那场严重 的三年大饥荒了。"即便我们同意森所描述的事实，也不能把他曲解为印度民主不如中国专制。我们在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只能谴责制度的主动杀人，譬如过高的 粮食征购和抢夺农民口粮造成了"大饥荒"、"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文革"的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而不能责怪医疗、卫生和经济落后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少 谴责力度要小得多。否则，比中国死亡率低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也不鲜见，难道我们能因此谴责中国政府或制度造成多死了多少人吗？事实上，除非政府的过 多管制剥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人为造成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证明的，也没有谁能证明一个更加集权的印度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并提供更 好的公共服务。

      说到印度司法，"中国模式"涂刷的印象是不仅比中国更黑，还更低效。中国法院好歹有明确结案要求，虽然某些大案根本不按要求 来，但印度法庭审判似乎遥遥无期。据不知哪一位"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要466年才能审理完，递了诉状好比进了人间地狱。该文还专 门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印度告状要等10年才知道结果。不论茅老是否在特定场合下说过此话，但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如果只是特殊个案，难道中国没有这样 的个案吗？我对印度司法不熟，只好请教德里的国家法律学院院长辛默涵（Mahendra Singh)教授。辛教授很谦虚，承认印度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审案时间长，但也指出"中国模式"一文明显夸大了这些问题。譬如司法腐败在基层法 院确实存在，但在高等法院就很少了，最高法院则迄今从来没有被指责过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刚查处了一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济问题"，还不知其涉案金额多 少。而众所周知，这只是中国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印度法院之所以审理时间长，主要还是因为案件量大，而司法精英化导致法院人手不足，并且实 行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明显改观。根据辛教授提供的文献资料，印度最高法院定期出版《法院新闻》 (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courtnews/2014_issue_2.pdf)，显示印度最高法院总 体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去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共立案22459起，审结了20819起案件。截止2014年6月30日，还有65970案件待审，差不多 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各邦高等法院更加滞后，目前积压总共448万起案件。2014年第一季度审结48.6万件，新立案50.9万件。按此速度，每年审 结不到200万起案件，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审理完积压案件。这个效率和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相当，何来的"466年"、"完全崩溃"等各种惊悚的说辞呢？辛教 授对我说，印度法律界承认司法的各种问题，但显然不是要抛弃印度司法制度，而是为了如何改进它。自1950年立国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过大量进步判决， 有力保障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基本人权。在我看来，印度法治和中国一样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

      "中 国模式"特别提到了种姓制度之恶：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不到人口的4%，却占有司法的近七成职位和接近半数的国会议席——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出处，因而无从查证 其准确性。事实上，即便这些数字准确，对比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已经不那么"惊人"了。如果说婆罗门在印度属于特权阶层，那么"党员"也算中国的特权阶层，而 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过5-6%，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法官和各级人大代表的党员比例，应该远不止七成吧。"中国模式"认为我们用种姓等印度"国情"为 其落后现状开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姓制度是历史留给印度的不幸遗产，没有谁会像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那样认定"存在即合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 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确实仍然在拖累印度，但是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已经远不如印度建国时期，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而印度之所以能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其民主制度。那些认为印度民主一片漆黑的左派们在诋毁民主之前，还是应该先读一读201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印度民主的成 功》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第八章关于印度学者对种姓政治的评价。

      在一个种姓歧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印度政治原先自然也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所主 导。1920年代，印度民主的火车头国大党自身的领导层主要就是高级种姓。最卑微的表列种姓约占人口的15%，表列部落约占人口的8%，加起来将近人口的 1/4，但是他们连选民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政府和政党中选派自己的代表。然而，到30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就已经在民主竞争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发生根本改 观，许多国大党选区的委员会主席来自低级和中间种姓。印度独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邦政府中取得了政治实权。国大党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和高级种姓之间的斗 争，而增强了吸收中间和表列种姓的能力。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印度多数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属于非婆罗门种姓，其中有些来自中间种姓，但也有不少来自 "落后"种姓。到1990年代，北方邦产生了一名"受压迫"种姓的首席部长。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低种姓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 一部分。1997年，表列种姓成员纳拉亚南当选为印度总统。虽然印度总统没有什么实权，这仍不失为印度民主的象征性成果。

      民主政治催生平等 机会，而印度式平等并非仅仅是形式平等（不歧视和平等竞争），而是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那就是国家要求把某些岗位保留给落后种姓的"种姓保留"制度。上世 纪七十年代，印度的种姓政治开始活跃，低种姓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七十年代中期，某些邦已经为表列种姓和部落分配将近20%的政府职位，为其它落 后种姓保留将近50%的名额。1979年成立的曼德尔委员提供了一份种姓清单，把400个种姓列为"落后种姓"，其中多数属于劳动者或首陀罗种姓，并要求 从政府公职到国企和大学录取的各种公共机会都适用种姓保留制度。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为表列种姓和部落保留22%的中央政府职位，其它落后种姓保留 27%的职位。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忽略，"中国模式"对印度民主政治带来的这些成就一概不提。

      "中国模式"坚守反民主立场，批评我在其它场 合下发表的"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民主再腐败，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等论断，并引用脸书创始人之一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为例，反问"有几 个民主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这种诘问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威权主义和经济至上价值立场。有的美国公司高管可能为了避税而变成新加坡国籍，但是低税就一定 好吗？中国的左派们什么时候变成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究竟又有多少美国人会真的因为此而认为新加坡比美国更优越呢？与印度是民主的特例类似，新加坡也是威 权的特例，在此不赘述。虽然新加坡实行一党独大，也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并不都长一个样。毕竟，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议会当中也有反对 党成员，尽管人数不成比例。假如新加坡完全像中国这样禁止反对派的实质存在，迫使任何政治批评沉默，很难说执政党还会这样相对廉洁高效。新加坡的政治转型 已经不远，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论新加坡吧。至于"中国模式"对欧美民主的杞人忧天的关怀，认定民主必然造就懒惰贪婪的民众、欧债是欧盟过不了的"坎" 等不一而足，身在天津爆炸余波中的我们只能"呵呵"了——放心吧，欧盟不会因为希腊而崩溃。民众再懒惰贪婪，也不如专制者的懈怠贪婪可怕；民主的危机再 大，和专制的危机相比不过是芝麻。
      虽然我不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的论点，但这类争论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左右公知 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不要政府抓右派、左派就兴高采烈，政府打左派、右派就幸灾乐祸。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隔空对骂，只能说 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停留在极不成熟的水平。我对国内精英左派的主要意见是投机心理似乎较重，甘愿用极不平衡的"论证"为昭然若揭的制度缺陷和政府不当作为 "洗地"，完全背离了西方左派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精神。如果论辩双方有一方言不由衷，言论背后还藏着其它目的，那么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希望这种指 控是不公正的，也期待左派学者能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说理赢得对方的尊重。

      ——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梁京：北京大阅兵观感

      Posted: 08 Sep 2015 05:48 PM PDT

      图：一种国家级的自杀炸弹


      此次北京大阅兵，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习近平的个人形象，都是一场灾难。我相信，许多看了这场阅兵的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有一种不祥的沉重感。当然，由于政治立场和处境不同，很多人不会把这种感觉表现或表达出来，更有人会做幸福和狂热状。

      作为当年的战胜国，七十年后，中国终于强大到了能让所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美国和当年的侵略者日本，都不能不怕的程度。曾经饱受强国凌辱的中国难道不该以自己的实力来进行一次宣示和平愿望的大阅兵吗？这是中国官方为此次大阅兵辩护的宣传主线，这个逻辑的推论就是，谁质疑中国的大阅兵，谁就是对中国缺乏善意、别有用心。

      事实是，强大起来的中国并没有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准则，其言行越来越让人想到当年发动战争的德国和日本。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个二战的失败者反而成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大赢家，不仅经济上更强大，而且其民主政治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尊重和信任。倒是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坚持反对政治民主的战胜国，给未来的世界秩序带来极大挑战和不确定性。战败者德国和日本成功的道理不难理解，那就是她们都完成了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俄国和中国不能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外力在两个战败国的民主政治转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否意味著俄国和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也需要一场巨大的血光之灾为代价？北京大阅兵令人心情沉重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这场阅兵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忧虑。

      最令人可怕的其实不是中国那些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数量有限，质量可疑，虽然能给对手带来巨大伤害，但面对拥有质量和数量优势的美国，这样的核威慑对本国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级的自杀炸弹。因此，真正令人忧虑的是，炫耀这种国家级自杀炸弹的政治理念及其社会土壤。

      这种治理理念就是习近平的所谓"底线思维"。习近平从来没有明确地诠释他的底线思维，由此给整个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博弈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所谓底线思维，我的理解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政治制度的底线，第二是政治伦理的底线。在第一个层面上，习近平的底线越来越清楚，就是他绝不会学戈尔巴乔夫，绝不放弃红色江山的理想。我虽然不接受他的这个理想，但我可以理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尊重这种理想。因为我相信即便是在今天，社会主义依然可以被赋予积极的内容和现实意义。我对习近平底线思维的质疑是在第二个层面，即政治伦理的层面。这个层面提出的问题就是，假如有很多中国人公开表示不再接受"红色江山"，假如美国出于价值和道义对此给予支持，习近平有没有最低的伦理底线？换句话说，他有没有可能选择以不惜按核电钮的方式来"保卫红色江山"？这其实是此次北京大阅兵背后，最令人恐惧的一个潜在问题。习近平宣布裁军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未来的事变并不取决于习近平一人，而取决于整个中国社会有没有能力阻止少数当权者的疯狂决策。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大阅兵的反应，让我感觉不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中国版的"平庸之恶"仍大有土壤和市场。

      海内外对北京大阅兵的质疑，给形形色色的奴才创造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在不少微信群组中，他们的声音压倒了那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RFA

      鲍彤：“砥柱”各表，莫名其妙

      Posted: 08 Sep 2015 05:46 PM PDT

      习近平《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讲话》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讲话》里，没有重复毛泽东那个出了名的所谓"中流砥柱"的错误论断。这一点令人注目。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斯大林亲自策划下签字。这是当时苏日间的一笔大交易。双方还同时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条约和声明，肢解了中华民国。14日，我外交部长王宠惠当即声明：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这个条约。待到5月25日，毛泽东也提起笔来，写了一篇党内指示。他分析道，"日美蒋之间"正在酝酿"反苏反共"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为了长我党的志气，灭日美蒋的威风，他语出惊人，声称"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这就是"中流砥柱"的由来。
      毛真机智过人，在"武力和民众"之上用笔轻轻一点，加上"共产党领导"五个字，就抢占了话语的制高点！
      真实的历史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和不接受或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一样，全体都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毛单独给一部分人戴上"中流砥柱"的桂冠，意味着对大多数人的藐视和敌视，违反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分裂着抗日的力量。
      用毛泽东自己后来在"整风运动"中所使用的语言，这至少是"对外的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属于"必须铲除"[2]之列。很可惜，当时非但没有被铲除，反而愈演愈烈，后果越来越严重。
      这些尽管早已成为历史，却仍在不断发挥着为党服务的作用。直到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某些正式会议和文件中，仍然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作为"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内容。
      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东西，肯定更经不住未来的考验。这一次，习主席在他自己的讲话里没有按照惯性去随声附和前人的错误论断，发人遐思。错而能改，善莫大焉，理应成为新的开端。可是央視作为最能吃透精神的喉舌，又弹起了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老调，就叫人莫明其妙了。

      --------------------------------------------------
      [1]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5，25。
      [2] 《整顿党的作风》，1942，2，1。

      ——RFA

      童大焕：把噴子們甩出十八條街

      Posted: 08 Sep 2015 11:27 PM PDT

      2015‧9‧3閱兵反而激起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網絡和民間撕裂，父子拉黑、同學屏蔽，蔚為壯觀。這是好事，不同觀點的充分展示，才能讓我們更清楚全面地看見世界的廬山真面目。在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當下中國，個人自由與國家主義的觀念對決，被互聯網展示，被互聯網放大。不同群體都通過網絡放大器，尋找共振同鳴，「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至於最後的結果，其實一目了然：個人自由主義必勝。歷史從來不是由「多數人」決定的，少數人因為有智慧、有力量，才真正敢於做少數人，而多數人的盲從與烏合，本質上是一個自我墮落的慢性自殺過程。不論古今中外，不論朝（朝代）起朝落，二八定律，千古不移。
      明星范瑋琪由於閱兵日微博上曬孩子被數萬「網友」噴不愛國，被迫道歉曰：「真是對不起，因為分享了1張兒子的照片，讓大家不高興了！」引得一素溫文爾雅甚至有那麼點羞澀的李方也勃然大怒，專題撰文《范瑋琪道個P歉，噴子們網個P友》：
      「要我說你道個P歉。還有那些幫著范瑋琪給『網友』講道理的作者們，有P道理可講，那些人網個P友。閱兵日主題反法西斯，而那些網個P友就是法西斯，不許人家曬娃就是法西斯。跟法西斯沒道理可講。戰後德國跟法西斯講道理嗎，意大利跟法西斯講道理嗎。給法西斯道歉，滑天下大稽。
      「古人說『同道為朋，同志為友』，我們跟那些噴子網什麼『友』啊，我們跟他們哪點志同道合了呢？
      「任何對他們的回應，都是助長他們的無理，也都是對正常人智商的侮辱。他們是潑糞者，無論我們怎樣回應，都被他們拉下糞坑。最好的辦法就是像馬雲那樣堅決無視。
      「我彷彿聞到一種氣味，一種不好的氣味，我彷彿看見未來，由於他們的無理取鬧，把整個社會重新拉進半個世紀前的泥潭。然後，再過若干年，當人們從泥潭裏爬出來，所有人都一臉無辜，所有人都擺出一副受害者的表情。這樣的前景真的無比灰暗。而我們今天能做的，只有堅決不把那些無理取鬧當作『民意』，堅決不把他們當『友』。不要鄉願了，他們不是友，是敵。我們不應該向敵人道歉。」
      我很贊同李方。其實噴子們除了戴帽子打棍子，其它屁本事沒有。除了口水還是口水，而且還是腦殘級別的口水。早在2014年6月2日，六神磊磊《一個「鍵盤俠」的知識構成分析》就把今天網絡噴子們扒皮扒了個體無完膚：
      「『鍵盤俠』要形成戰鬥力，還須依賴一門高深內功，叫做憤怒神功。它必須由一些網絡熱點事件激發，使『鍵盤俠』不斷發射幾種可怕的武器：逼人表態、猛爆粗口、深挖陰謀、牽強附會等等。主要訴求一般是『凌遲這些壞人，當街示眾』『把人渣們全家女性都強姦，看他們怕不怕』等等。與賽亞人的升級情況類似，『鍵盤俠』的武功練到一定層次，就將進化成『愛國鍵盤俠』，相當於超級賽亞人。『愛國鍵盤俠』的必殺技是『衝天憤怒』，發功的時候，他們往往要念誦一種神秘的心法口訣：『是中國人就轉起來……是中國人就轉起來……』他們的主要知識來源是三部分：二三十年前的中學課本，一二十年前的電視新聞，加上最近幾年的一些網貼。
      「他們所有的歷史知識，大約就是兩個詞匯『五千年輝煌』和『百年恥辱』（怎麼輝煌怎麼恥辱，那是不能問的——大煥注）；文化知識，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怎麼博大怎麼精深，那也是不能問的——大煥注）；然後是軍事知識：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怎麼用兵怎麼神，那還是不能問的——大煥注）。」
      在六神磊磊所說的「五千年輝煌、百年恥辱、博大精深、用兵如神」之外，「愛國鍵盤俠」或網絡噴子們其實還有兩大理論武器，分別是階級剝削階級鬥爭理論，還有當年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說「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這讓兩千年都沒有「祖國」又出類拔萃得令人發指的世界猶太人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網絡噴子們除了在愛國賊道路上無知無畏害人害己之外，在現實生活中的自我封閉和對外攻擊也格外的無知無畏害人害己。比如最近我發了一篇博文，是一位接受我私人訂制的房地產資產優化客戶的個人心理路程及我的點評，標題叫做《我讀了一千篇文章才決定做大煥私人訂制》，我著眼於當事人如何智慧地鑒別和處理有用信息，然後將其付諸有效的行動，沒想到很多人居然盯住個一分錢沒誇張的租售比（杭州530萬購了一套住宅，年租金20萬元左右）。網絡上客氣點的說我牛皮大王，不客氣的直接說我騙子。其實像這類案例全國範圍內比比皆是，雖然需要獨到眼光，但也完全有方法有路徑有軌跡可依，甚至不需要我本人實地考察，就可以指導人們正確選擇地段和項目：鄭州170萬租4500，福州150萬月租5000，西安260萬月租8000（租給老外是1.5萬），北京300萬月租1萬，杭州530萬月租1.6萬......
      但就有很多把自己嚴嚴實實裝在套子裏（「國家」也是個套子）的人，把一切自己視野和見識之外的東西都當成假的、視作騙局。對這類人，我也不和他們講道理，一概拉黑封殺。因為他們沒有資格和福氣享受我的文字。他們最理想的歸宿，是一輩子躲在娘胎裏不出來，因為在他們眼裏，世界一片漆黑，都是鬥爭、欺騙和剝削，娘胎裏的一片漆黑才是人間唯一真實，其它世界上的任何一點光明都是假的，都是欺騙！
      而我們呢，毫不理會一路上的網絡噴子，繼續自己走自己的路，把噴子們甩他個十八條大街，他們只能仰著頭噴你。然後，因為距離太遠，他們根本噴不著你，所有的口水，全部掉回他們自己身上！你去擁有你的光明，噴子們一輩子，除了滿身沾滿自己噴出的口水的惡臭，別無所得。
      世界很公平，你只管噴！或者不管別人怎麼噴，只埋頭走自己路，奔自己的遠大前程！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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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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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0, 2015, 6:43:32 AM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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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步亮：司法不維護正義　暴力便替天行道

      Posted: 10 Sep 2015 12:35 AM PDT


      司法和法律維護不了公平正義，只能依靠暴力來維護，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悲哀。


      9月9日上午，一宗勞務糾紛案件的當事人在湖北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內，用尖刀將包括一名庭長在內的4名法官捅傷，其中一名法官被刺中心臟，傷勢嚴重，目前仍在搶救中，尚未脫離生命危險。據媒體透露的原因，當時法庭剛剛宣判了這名當事人的案件，當事人因對審判結果十分不滿而行兇。
      近些年來，發生在司法機關內，或因司法機關不作為、亂作為、執法不公而引起的血案，一宗又一宗。這只是最近的一宗。
      此前最有名的一宗案件，是楊佳案。北京小伙子楊佳在上海街頭騎著租來的自行車，遭警察盤問，被懷疑所騎車輛是偷來的，警察訊問、毆打了6個小時，楊佳傷痕纍纍。後經檢查，醫生認定楊佳性器官受損，今後可能無法生育。為討一個說法，楊佳多次找上海警方多個部門交涉，但都沒有結果。2008年7月1日，楊佳攜帶單刀、錘子、噴霧劑等工具，闖入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見人就砍，殺死6名警察，砍傷3名警察和1名保安員。4個月後，楊佳被判處死刑並被執行。
      類似的案件還有冀中星案和錢明奇案。錢明奇因為房子拆遷補償過低問題，上訪十年無結果，所有行政、司法途徑已走遍，仍得不到解決，遂於2011年5月26日在江西撫州市檢察院、撫州市臨川區政府及政府旁邊的馬路上先後制造了三宗連環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9人受傷，錢明奇本人也自爆身亡。山東人冀中星在廣東東莞打工期間，遭當地治安員毆打致終身殘疾，上訪、上訴、求告無門，公安部門互相推諉，法院判決屢屢敗訴，他於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首都機場T3航站樓引爆了自制爆炸裝置，致其本人重傷及一名民警輕微傷。冀中星後被判刑6年。
      這些案件，如果公安、檢察、法院任何一個機關或部門，能夠秉公執法，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便不會有後來的暴力和慘劇發生。可惜的是，中共領導下的公檢法這些高高在上的國家暴力機關，「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不僅有理無錢莫進來，有理無高官撐腰也莫進來，他們恰恰是當今中國最沒有公理的地方。不僅他們不維護公理和正義，而且他們還制造不公和不義，他們肆意制造矛盾與對立，可以說是造成中國社會眾多不穩定因素的源頭之一。
      比如楊佳案和冀中星案，公安機關就是矛盾的最初肇始者。如果上海警方文明執法，不毆打楊佳；如果東莞警方轄下的治安巡防員沒有毆打冀中星致其殘疾；或者，上海警方和東莞警方在事件發生之後，能夠妥善處理，予以賠償；或者，楊佳和冀中星在上訪、求助過程中，能得到法院、檢察院等司法部門的公正處理，後面震驚全國的慘劇便不會發生。可惜的是，中共的公檢法機關至今沒有一個機關承認自己有錯。在他們看來，錯的都是這些「刁民」、「暴民」，是他們「違法」，活該。
      湖北十堰這名在法庭上行兇的當事人，暫時還不知道他做出此極端舉動的原因是什麼，但是可以推斷的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個希望平平靜靜地過日子的普通人，沒有誰天生要與別人過不去，沒有誰明知他面前是比他強大幾千倍幾萬倍的國家機器，仍寧願舍棄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孤注一擲，去與之對抗。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所有救濟途徑都被堵死，被逼走途無路，只能上「梁山」，使用暴力。
      司法和法律維護不了公平正義，只能依靠暴力來維護，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悲哀。

      ——东网

      余英时：评北京大阅兵

      Posted: 09 Sep 2015 10:55 PM PDT

      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示威庆祝所谓二战结束70周年，基本上是一种反日的活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奇怪的，因为既不是日本投降的日子也不是什么任何正式承认的一天。为什么这个时候忽然庆祝70周年胜利？
      严格地讲抗战是从1931年沈阳被占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直到8年抗战前后有十几年，从31年到45年差不多14年，这14年中间跟日本人对抗的是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当时力量不足，可是在不断地对抗，在上海就打了3个月，把主要的精华部队都打光了，还有后来的台儿庄等种种胜利，所以拖住日本兵至少有100万在中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打仗。所以，就凭这一点国民党抗战的功劳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知道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差不多1937年的时候共产党党就剩了一两万人，林彪所说的红旗能打多久都不知道，那时候还在延安。国民党是要靠抗日才 能起来的，所以才全力以赴地抗日。同时，苏联怕日本的兵攻击它，也希望日本兵侵略中国，在中国被挡住，所以它也鼓励中国抗战。在这个情况之下，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是毛泽东要杀害他，蒋介石被苏联斯大林要求非放不可，这样子国民党才能抗日，国民党能抗日才能减轻苏联的负担，所以这种种复杂的因素都说明我们要庆祝打倒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但是国民党在这个十几年中拖住日本使日本不能全力以赴地在太平洋作战也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无论 如何，这件事情严格地说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今天这个庆祝70年的胜利是很荒谬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共产党的表演，这个表演有它的意义，就是习近平现在号称要富国强兵，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富起来了，除了美国以外它就是最大的经济力 量了。富国已经做到了现在它要看到强兵，强兵就是对日本的示威。所以这次在天安门一万多解放军雪亮的刺刀、耀眼的军靴都可以让老百姓看到，也可以镇压老百 姓也可以吓唬老百姓，使老百姓不敢动任何意念，只有跟随共产党走，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发展它的民族主义。
      共产党对发展民族主义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了，但是这股力量是危险的；其次我要讲另外一个危险的力量，这股危险力量最近受到国外很大的注意，纽约 时报甚至都有专门的社论批评。这个批评是什么？就是共产党现在忽然之间利用各种力量以造谣为名抓捕所有说话跟共产党调子不合的人。
      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股票，股票最近下跌，当然许多中国投资者很担心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有所批评，有所指责甚至有所推测。这些推 测和指责当然对共产党都不利，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造谣，这个会危害到整个共产党的政权，而且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跟维稳是相反的,所以它要制止，所以以 造谣为名就要把所有说话跟自己不合的人都要抓起来，就连共产党所说的依法治国也完全是做不到，不要说我们一般所说的法治这两个字了。所以就是现在所谓说的 造谣，光造谣就抓了197个人，数目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这个力量就是共产党用它的暴力，公安局特务等没问任何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现在抓人很奇怪的。从 前抓人还会说在多少小时之内让律师知道可以保出来或者正式逮捕，但现在不需要，好像可以以造谣的名义抓人观察六个月。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力量。这个可怕的力量是想造成什么呢？想造成没有公开的舆论，任何舆论都必须和共产党 做的是一样的，比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还要厉害，一切听党的， 没有任何意见，这是习近平有意如此做的，所以大家以为习近平可能有一些政治改革，现在完全失望了。他事实上是新时代的毛泽东，跟过去的毛泽东又不一样。 他利用两种力量一种是民族主义力量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伟大，说他可以富国强兵把中国带到两大强国之一的位置上，这样他就可以永远执政了。另外一个就是他 用暴力特务力量把所有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全部送到监牢里面去，或者禁止他们不敢说话。这是习近平跟他部下的一个共同的好梦，这就是他所谓的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表面上说是富国强兵。实际上是老百姓变成了完全没有大脑，被共产党支配的动物，但是习近平不顾这一切，他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为了党的一党专政不会动摇，会这样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我想是不乐观的。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吴戈：大閱兵暴露了什麼（上、中）

      Posted: 09 Sep 2015 10:36 PM PDT


      檢閱者一連向受閱部隊敬了七八個禮全部用左手，惹來一連串揣測。


      北京9•3大閱兵花邊甚多，但更發人深思的還是在公關、外交和戰略三個方面或令人震驚、或令人憂慮的反響。
      對檢閱者一連向受閱部隊敬了七八個禮全部用左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持人孟珂在事發僅一個半小時（12：26，尚不能肯定是否最早）就發出辯護稱：因為非現役軍人不能對軍人用右手敬禮，因而標準姿勢是左手行軍禮，也叫制式回禮。而且有部隊在左時用右手，部隊在右時用左手的講究。同時，《道德經》有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打仗乃凶事，慶祝乃吉事，因而左手敬禮。
      這樣的解釋一方面顯出露骨的諂媚，同時顯出極端狂妄和拙劣，因為他們竟以為中國人都是文盲白痴，相信自己能壟斷知識，以純粹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的虛構解釋也能將如此大的無知紕漏掩蓋過去。
      其實，這樣的解釋還用不上世界軍事史、軍制、軍隊禮儀，以及中國古代典籍的知識就能發現問題。因為「部隊在左時用右手」和「非現役軍人不能對軍人用右手敬禮」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慶祝乃吉事，需左手敬禮」，此刻全軍卻都在用「尚凶事」的右手敬禮，難道說明：僅領袖一人識禮數而全軍皆蠢豬。
      更何況，軍禮是純粹西方傳來的東西，中國在晚清以前見都沒見過，在公元2015年引用成書於至少公元前四百多年的《道德經》解釋這種禮節的講究，需要多無恥才能這樣滑天下之大稽？在後來的網絡傳播中，數十萬「網絡志願者」又將這一說法栽到「外交部禮賓司有關人員」頭上，妄圖在基本不懂得查證消息來源的愚民面前再度借國家機關權威蒙混過關。
      也許是因為還羞恥尚存，《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也在當天13：31發博，稱上述解釋「只是熱心網友自發解釋」。對實情，他們動用了現代科技，稱習只是在招手致意，因鏡頭角度誤區被人以為是敬禮。
      然而《人民日報》又栽在並不真懂科技上。被近百台攝像機向全世界直播的視頻節目已被復制了成千上萬份，每秒25幀的圖像，一連七次同樣的動作，還想靠從視頻中截一張手還未抵達左額的定格照，就生生否定這是在敬禮，只能讓人想起中國廣電界在黑龍江槍殺平民事件中對監控視頻巧妙剪輯，服務於顛倒黑白的卓越技巧。當有人搜出鄧、江、胡等領導人閱兵時右手敬禮的照片時，對比更是一目了然。
      另一些媒體則祭起「和稀泥」絕技，稱「無論用左手還是右手向官兵揮手致意，都是那麼認真自信，體現了對官兵的一種關愛，一種尊重一種風範」，顯然已經承認無法自圓了。
      搞笑的是，百度百科第二天就出現了「制式回禮」和「左手敬禮」兩個詞條，看來天子大手一揮，天下禮制，人類文明就得移風易俗。
      今天，有人搜到以極左著稱的天津《今晚報》下屬的《中老年時報》不知從哪摘來的軼聞，說高爾基某作品問世後，斯大林在讚賞的批示中將俄語的「愛情」一詞漏掉了最後一個字母，大家明知有誤，無人敢問。批示公開後，竟然冒出兩位教授在《真理報》撰文論證「世界上存在著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愛情與新生健康的無產階級愛情，拼寫豈能一樣。」此文的清樣送到斯大林手中，斯又批道：「笨蛋，此系筆誤！約•斯大林。」還有一則說赫魯曉夫大批斯大林時，有人遞條子問「當時你們幹什麼去了」，赫將條子宣讀並請寫條子的人站出來，結果連請三遍，無人露面，赫只好隔空回答遞條子的人：「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子上。」
      當然，筆者不傾向於認為左手敬禮真有什麼暗示的深意，這要麼因為他是左撇子，要麼因為他對軍人習慣和國際慣例都不熟悉。但是，這一異樣的烏龍也與發生的時機有密切關係。
      他的敬禮發生在完成檢閱式後檢閱者返回檢閱台途中。包括中國此前閱兵在內，這個過程不必與部隊發生任何互動。然而這次正是在此埋伏了高潮——當他的檢閱車重新經過徒步方隊時，部隊顯然按照事先安排高呼習所提出的「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口號，合唱團開始高唱「人民軍隊忠於黨」，解說也開始用大量排比句狂熱謳歌中流砥柱。
      看來，可能考慮到這次活動在國際政治和兩岸關係中都負面影響甚大，為避免意識形態色彩過重，高層可能集體決定把習的講話修飾得極為和平和非黨派，以在外交上挽回臉面，同時將相當於對內政治生命線的「忠黨」內容低調隱藏在閱兵程序中原為空白的這一段。目前看這一招是有效果的，日媒就正在回味和平氣息濃厚的講話。
      然而中共畢竟又不甘心這種針對國內政治，為強化黨和領袖合法性需要的宣傳低調到隱入幕後。搞笑的是，社會對這種內外有別、暗渡陳倉的忠黨宣傳心機領會不深，卻不幸抓住了這一過程中的敬禮烏龍。
      即使如此，對統治者連「左撇子敬禮也應用右手」都忘了強行粉飾，無異於「皇帝有個驢耳朵」的童話，釀成的公關危機，顯然比借紀念民族抗戰之機搞國家閱兵卻暗中聚焦黨派利益更大，也更淺顯易懂。

      【附】（中）

      9‧3閱兵，國際反響不妙有目共睹。
      9‧3閱兵，國際反響不妙有目共睹，西方陣營雖然有朴槿惠給了面子，但顯然有韓國地緣政治考量，並不代表對中國整體走向的肯定。對西方的整體冷遇，掀起反西方宣傳不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最終還是由近年中國內外公關的最新工具《環球時報》的社評下台階：「好在中國社會對奧巴馬或美國高官沒有來並未形成深度介意，中國人在學習外交大度方面看來頗有進展。我們不希望中國越來越釋然的過程會伴隨著美國變得小氣而敏感，一旦那樣的話，21世紀的風把一扇門撞上都會讓太平洋兩岸惴惴不安。」
      除了對習即將訪美拉近關係仍造勢不足外，這段解釋技巧純熟，頗有風度。可惜政府整體上配合再度出醜，中國駐美大使因有台灣花圈而缺席美二戰紀念活動。對此有網友看得很深刻：「有趣的是，拿了滿手好牌的某一方原本是不需要再來歷史的舞台上被稱斤論兩的，但其狹小氣量、私心以及無數罪惡作為，使這一假問題成了真問題。」
      同時，飛盤技巧嫻熟的只有《環時》的胡總編，部分國民的表演就極為粗俗且敗事有餘了，閱兵期間大批網民瘋傳一首詩：「安倍，你來或者不來，爺爺的閱兵都在那裏；奧巴馬，你來或者不來，普京都站在哥身後；三胖，不管你派誰來，你大爺永遠是你大爺」。顯然，這樣的修養將該詩東施效顰的對象，倉央嘉措的「你見，或者不見，我就在那裏，不悲不喜」褻瀆和羞辱得體無完膚。
      然而這就是中國公眾的普遍智商，到底有多普遍？針對閱兵期間4萬多網民圍攻美籍台灣藝人范瑋琪，新浪從技術上發現他們多為活躍用戶而非僵屍，多用得起iPhone且分布廣泛，似乎證明中國義和團水平的愛國群眾人多、有錢、自發，絕非團中央收買的那些窮學生。這個證明當然是不嚴謹的，但即使如此，發現國人之中真地有這麼多智識如此低下的中產階級，也只能加劇末世的絕望感而已。
      當然，這些人的得意僅限於他們在國內政治氣氛和輿論環境下揮舞愛國大棒橫行霸道的場合，就是在所謂「站在哥身後」的普京的國度，俄第二大電視台對9‧3閱兵的轉播也令中國愛國者的心被撕得粉碎。他們自述：習講話根本沒翻，全程兩個評論員不斷強調中國為閱兵禁止娛樂，關閉機場，美國人、日本人都不來，這種慶祝傷害了日本人感情，而且戰勝日本的是蘇軍以及中國。愛國網友們委屈道：「他們閱兵的時候，我們媒體怎麼報道的」。顯然，他們也知道熱臉貼在冷屁股上。
      即使在普京眼裏，中國當前炫耀的也的確是從俄羅斯連買帶偷，而且過河拆橋建成的武力。武力被甩在後面的俄羅斯，還能對中國有多真誠的盟友情誼，而不會防範和譏諷中國？這些愛國小粉紅不懂的，其實遠不止是這些軍機的技術來源，而是對世界整體的愚昧。
      這種愚昧在閱兵反響中俯首皆是：閱兵車回駛時逆行，網上有人編段子「接到交通違章舉報的110回覆，他有全球最大社團，連原子彈都有，我們也是他的人，請耐心圍觀」，暴露出惡心的權力奴性；新華網等對白俄羅斯「歐洲最後獨裁者」攜7歲幼子治國之舉只看作任性、霸道，還稱其為「正太」，求滴蠟求捆綁的性奴欲望大發作；最嚴重的還當屬「新浪軍事」的「東風15B-台北快遞，東風16-衝繩快遞，東風21-東京快遞，東風26-關島快遞，東風31-夏威夷快遞，東風5-紐約快遞。快遞公司開張嘍」，被評價為「老佛爺魂歸，義和團附體」。
      有網友提醒：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如果美日網站叫囂要給北上廣送快遞，你國得炸裂成什麼樣子？而且拿導彈送快遞，就不怕傷著在美享福的各路娘娘、貝勒和格格麼？
      以這些網友及其背後蠱惑者的智商，就不要指望什麼思考了。
      美艦在中國沿海國際水域活動，他們有如祖母被姦，中國軍艦到達白令海峽和安達曼群島，立馬也自吹「抵近偵察」，卻忘了自己天天罵美國「雙重標準」；說美國在東亞是霸權，中國海軍2015徵兵宣傳片也有「無論世界哪個角落，只要有蔚藍，就有我們的守護」，這種救世主口氣就叫「霸氣側漏」（對了，中國網絡語言中，側漏一詞借自衞生巾廣告用語，原指經血從衞生巾側面流出，衞生巾制造商強調的是其產品能防側漏，強國人群用來比喻自己的強國雄風）；還有新近由喉舌搖身一變而來的智庫的專家將美國對華有所警惕，不願熱情擁抱都歸結為冷戰思維。用核導彈核平東京、華盛頓，比普京還急欲恢復蘇聯不算冷戰，不能接受蘇聯就成了冷戰。
      ——东网

      未普：薄不如习，习不如毛

      Posted: 09 Sep 2015 06:36 PM PDT

      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期的一景
      北京大阅兵已经偃旗息鼓，阅兵前被封锁得噤若寒蝉的老百姓，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憋得太久的闷气了。从来没见过如此防民如防贼的所谓"盛典"。

      这 次大阅兵，国威究竟体现在哪里？是在难得一见的万里"阅兵蓝"吗？是民居禁止做饭和上公厕要实名制吗？《人民日报》刊发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政委王健 中将的文章，称："阅兵训练是忠诚训练。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网民就有话要问，阅兵不是纪念抗 战胜利七十周年吗？原来居然是检阅三军将士对党和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

      这种赤裸裸表忠的语言，只有在毛时代才听过。在淡化个人崇拜的邓小平时代基本没有，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也比较小心，顶多只用到"坚决拥护"，而到不了"无比忠诚"这一层次。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搞文革式的"红海洋"，在类似天安门城楼的高处挥手，检阅红旗如海的壮阔场面，不可谓不风光。这后来成为他的罪状，温家宝在两会上还 搬出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批薄。但是薄熙来的"红色经典"比起习近平大阅兵还差得远，虽然两个人的套路都如出一辙，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红色血统，都有红色基因。他们的青春记忆是火红年代的记忆，他们的精神传统是党国体系的极致——也就是救星和领袖情结。

      薄熙来只抓了律师李庄，以此震慑 其他律师。习近平却抓了几百个律师，以此震慑整个法律界和维权弱势群体。薄熙来在辽宁时抓了记者姜维平，也还没有逼他上电视低头认罪，习近平抓了何止一个 记者，却首创让记者上央视认罪忏悔的先例。前有七十多岁的独立记者高瑜，后有年轻的《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被逼在电视摄像机前认罪。王承认："我不应在 敏感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损失。我很后悔！"云云。中国这轮惨烈的股灾，国务院没有责任，证监会没有责任，制造股 市泡沫的推手众多大国企没有责任，罪责都栽到一个年轻记者头上了。

      当年彭真都没能解答"党大还是法大"的难题。江泽民、胡锦涛两朝也回避 这个问题。但习近平一句话就摆平了，他说"党领导制定法律，党领导执行法律"。官方媒体马上宣布"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习总书记一句话就解决了，从 此这个问题不复存在。按此推论，"党领导制定经济政策，党领导执行经济政策"，党大还是市场大也不是问题了。

      如此看来，鼓吹重庆模式的薄 熙来连习近平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习近平只在红色鼻祖毛泽东面前甘拜下风。毛的极权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建政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老百姓真是崇拜这 个大救星，后来到文革十年，伟大领袖的光环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处不在的政治恐惧，人民不得不臣服于他，心里想什么不敢泄露一丝一毫。至于习近平，尽管在天 安门城楼上指挥千军万马，却得不到毛时代那种虔诚的领袖崇拜，恐怕也没有能力把政治恐惧进行到底，迫使十几亿人民服从于他的意志和权威。

      习 近平或者只有一个政治动作超过了老毛。毛时代整肃政敌，最大的场面也无非是万人集会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时没有电视直播，看到并且胆战心寒的人毕竟有 限，而习近平首创的上央视示众的认罪悔过的模式，自从他上台以来就已经屡试不爽，电视的受众超过文革现场斗争会太多了。但是他真能让人民从心底惧怕和战战 兢兢地向权力下跪吗？他做不到，在后极权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


      ——RFA

      鲍彤：习主席访美绕不开两个门槛

      Posted: 09 Sep 2015 06:33 PM PDT

      习主席即将访美。这是重要时刻的一次重要访问。他和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对两国都重要，其他国家也在普遍关心。但是，对中国，当然尤其重要。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国际声望有所下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正在上升。这是事实，用不着讳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方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的意图，我认为可以说：一目了然。中国方面，显然迫切希望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能够通过美国的理解，进而在 国际社会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美国方面，则需要真切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内在意图，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宜和市场商务中成为更加负责任的大国。

      接触，肯定比不接触好。我希望他们谈得拢。我相信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直接接触，应能有助于加深理解，而决不应该去加深误解。

      不过有两个大麻烦，目前正横在习主席赴美的门槛上。一个麻烦，发生在习主席曾经主政过的浙江省。据各方未经证实的不完整的消息，该省至少有1500 座教堂的十字架，已在8月底以前，被当局组织的体制内力量强行紧急拆毁。这是非常诡异的。另一类事件发生在全中国范围内。同样据各方未经证实的不完整的消 息，全国至少有150名以依法维护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律师和记者，已在8月底以前，被判刑，或逮捕，或拘留，或被警告，或无端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以上两宗，无疑都是中国领导人自己关起门来的内政，容不得人们说三道四。问题是，这些行为既违反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宪章》，也践踏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这种内政，既反映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也标志着"诚实"、"信誉"和"责任"在中国特色下的确切义。因此我认为，这些诡异事的存在，已经 构成了中美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大碍。要求美国总统不把它们作为会谈的重点，也许是可能的；但是，要求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和广大民意无视这些事件所释放出来 的严重的信号，恐怕不是凭任何"三寸不烂之舌"所能奏效的。

      因此我衷心希望，在习主席访美前，即使到了最后一分钟，中国政府仍然有责任为习奥会的顺利开局采取实际行动，作出正能量的表示。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亡羊而不补牢呢？万一悔之晚矣，谁敢来承担这种责任？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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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1, 2015, 6:02:15 AM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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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前线卫士奖章予在囚中国律师郭飞雄，张青代表丈夫领奖

      Posted: 10 Sep 2015 10:08 PM PDT

       

      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

       

      [都柏林，爱尔兰]-201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著名爱尔兰作家及剧作家塞巴斯蒂 安·巴里(Sebastian Barry)在都柏林市政大厅典礼中，代表爱尔兰人权组织前线卫士颁发 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予中国律师及人权捍卫者郭飞雄。

       

      由于郭飞雄仍然被囚禁，奖项由他的妻子张青和女儿杨天娇(Sara)代表接受。郭飞雄已被拘留在广州天河拘留中心超过七百五十天，正等候判刑。

       

      颁发奖项时，塞巴斯蒂安·巴里谈到：

       

      "人权捍卫者所争取的，不仅是制定规则、规范和国际标准的理论，而是不论由政 府或其他单位赋予的那种可以无惧暴力而挺身发声的权利。郭飞雄曾为很多人辩护，有被迫迁的村民，有因其信仰而被迫害的法轮功，也有那些挺身发声的记 者。他是人类精神中忍耐的标志，他象征着生存意志、自由想法和有价值的生命。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他实至名归。"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是中国人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中国的人权运动中，人权捍卫 者寻求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问责、透明度和终结贪腐，是一轮危险的争扎。 经过两年以上的拘留，郭飞雄的律师指，在最近的一次会面，他的记忆、说 话能力还有精神状况，全部都出现损害的迹象。

       

      上星期，一群中国人权活跃分子在《中国改变》中撰文指郭飞雄的拘留是「刻意地 伤害郭飞雄并慢慢地杀死他」。

       

      代表丈夫接受奖项时，张青说：

       

      「郭飞雄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 者。即使他一直遭受中国政府极为广泛的政治迫害，包括入狱四次，被 政治迫害逮捕，和容忍过无数残暴和恶虐的酷刑，他仍保守着一个 宁静纯洁的心。他展现了一种为了和平地 追求权利，平等，和公正所需要的持久勇气。 我们为郭飞雄和其他为了同样目标而奋斗的中国人权护卫者和 律师们感到深深地骄傲。」

       

      前线卫士人权捍卫者奖章每年一度颁发给一位为他/她的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捍卫 者。今年的候选名单包括阿塞拜疆的拉苏尔·加花罗夫(Rasul Jafarov)、墨西哥的 胡安·卡洛斯·弗洛雷·索利斯(Juan Carlos Flores Solís)、埃及的亚拉·萨拉姆(亚 拉萨拉姆)、厄瓜多尔的罗德里格斯·桑布拉诺(Rodríguez Zambrano)和中国的郭 飞雄。

       

      颁奖仪式前，前线卫士行政总监玛莉萝娜说：

       

      "今年所有的候选人都因为他们的工作捍卫其他人的权益而身处险境。他们承受独 裁政权的镇压和报复，但是，即使他们的工作会经常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置于致 命的危险，他们仍然坚定工作。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将荣誉都交给奖章的最后 五强，那五位在囚、在面对囚禁威胁或在逼切危机的人权捍卫者。"

       

      奖章委员会挑选郭飞雄作为 2015 年奖项的得奖者，以表扬他不息的贡献：调查、 汇报、和打击在中国潜越人权的行为。作为作家、法律活跃分子和律师，尽管郭飞 雄受尽身体和心理的虐待，逼使他停止工作，他依然拒绝屈服。

       

      欲知更详尽资料或访问张青或玛莉萝娜，请联络： 前线卫士媒体及传讯负责人 吉姆·洛克伦

      电话 +353 1 212 37 50

      手机  +353-87-231-6049

      Skype: jim.frontline

       

      编者注：

       

      超过十年，郭飞雄同时以法律活跃分子和作家的身分调查虐待和贪腐的现象，并捍卫中国各地人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2005 年，广东省的村民尝试拉倒被指涉及贪污的当地首长，郭飞雄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援助和有组织的支持。因为他提供支 持，当地的警察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将他扣留三个月。在2006 年，郭先生出书记载一宗政治丑闻，因而被审前拘留十七个月，被折磨并最后被判监禁五年和罚款 5,500 元欧罗。在2006 年到2011 年的五年囚禁期间，郭飞雄有四十二天被铐在 木板床上、手臂吊在天花板，还有被电击。

       

      在2013 年，郭飞雄组织游行，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七个月后，因为他参与了要求新闻自由的运动，他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拘捕并被 扣留超过一年。在2014 年，政府机关指控他"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于2014 年 11 月 28 日对他进行了超过 18 小时审讯。判词还未出，郭飞雄却仍然在 囚。

       

      在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现正面对着近几年来最严酷的镇压。中国领导层一边厢强调法 治的重要性，却在另一边厢粗暴地虐待维护法治的人。自七月份，超过二百位人权捍卫者在一次全国性抓捕中被拘留。最少二十四位至今仍然被拘禁或失踪，估计是 政治羁押，而他们的家人和律师都不知道他们的所踪。很多目标本身都是人权律 师，是次的拘留和失踪都只是政府对付他们的第一步。

       

      在监狱里，中国人权捍卫者身陷险境，遭受虐待，不能接受医学治疗，并遭受折 磨。2014 年 3 月，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因健康状况恶化但得不到治疗而死在拘留期 间。今年是郭飞雄第三年被拘禁，有律师反映，他的记忆、说话能力还有精神已出 现损害的迹象。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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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2, 2015, 6:40:36 AM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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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什么是习近平口中的“政治规矩”？

      Posted: 11 Sep 2015 10:37 PM PDT

      今年以来，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开始在中国执政党的高官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所谓的"讲规矩"。这个词汇的发明者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在一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讲纪律是共产党常态话语，而"讲规矩"的提法过去则比较罕见。

      那么究竟什么是习近平口中的"规矩"呢？显然，它与法律、纪律等不是一个概念，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法律和纪律之外再提出一个所谓的"规矩"来。咋一看，"讲规矩" 的提法与中国官员惯常使用的"官话"和"套话"的确有些不同，有一种口语化的"小清新"，带有鲜明的习氏风格。进一步看，此时此刻提出"讲规矩"并非没有针对性。

      习近平讲话以后，官方媒体对"规矩"立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政治规矩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章，习近平称之为总规矩；二是党纪，尤其是政治纪律，在方向、立场、言论、行动等方面具有刚性约束；三是法律，国家法律也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四是传统和惯例，也就是说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和工作惯例。

      在这个官方的解释中，"政治规矩"的外延比较大，涵盖了党章、党纪、国法和传统。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却将党的规矩与党的纪律相提并论呢？官媒的解释并不传神，无法完整表达习近平所要表达意思。其实，习近平在此时此刻所要强调的绝对不是党章、党纪、国法，因为这些都是成文的东西，已经有章可循，没有必要玄乎乎地搬出一个所谓"政治规矩"的新词来。

      习近平所要强调的是他想要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但是却又无法写进党章、党纪和国法之中的一种东西。他无法、或者不方便定义这种东西，于是乎就把它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政治规矩"。虽然他也强调政治规矩包括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但是对于什么传统是优良的，什么是工作惯例，不同的人往往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例如，毛泽东的看法就与邓小平的看法完全不同；习近平的看法也可能会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是没有成文的东西，没有通过正式的会议通过的东西，习近平口中的规矩便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换言之，提出"讲规矩"这样一种做法给习近平等党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一种极大的方便：他们认同的就是规矩，他们不认同的就是不讲规矩；发表了与他们不一致的看法，或者什至依照党章的规定，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些便构成遭受惩处的理由。

      表面上看，习近平在此时此刻提出讲规矩，是为了总结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原中共核心领导成员的为所欲为给共产党带来的损失，实际上表明的却是习近平等人加强对党的控制，尤其是对党的高级领导成员政治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表明了他对自己的政策是否能够得到高级干部的支持的不自信，表明了一种危机意识。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不讲法治，转而去讲那些无法成文、无法清晰定义的所谓"政治规矩"，这是这个党拒绝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这个党坚持帮会意识、或者坚持黑社会传统的一种表现，这对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RFA

      魏京生：抗日战争的是非之争

      Posted: 11 Sep 2015 10:34 PM PDT

      老话都说让人躲着是非。可是大是大非总还是躲不过去。最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就谁是抗日的主力的问题，争论得沸沸扬扬。很多过分的话也都说得出口，越说越没了边儿。结果纪念了半天，反而纪念出仇恨来了。物极必反。

      习近平大阅兵，只见什么刘老庄连；什么狼牙山五壮士方队。好像抵抗日本几百万军队的就是这么点儿人，是不是太寒碜了点儿。倒真应了国民党的说法，躲在敌后不抗日，只发展自己的实力。

      海峡那边儿帮国民党说话的也不太公平。说共产党的军队没抗日，只会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最后把国军赶到台湾去了。他发展的那些农民天生就会打仗？国军被赶到台湾去，就像小人儿书那么简单？

      最近又出了个新的说法。说你们俩都别争了，你们谁都不是抗日的主力。美军才是抗日的主力，功劳都是美国人的。这听上去像是好来坞的调调，当然应该理解，大家都说自己的好。不过好来坞可没说盟友不好，盟友没用，功劳都是我们的。

      这就是差别了，是我们中国人不如人家的地方。人家美国人确实是抗日的主力，不仅消灭了大部分的日本侵略军。而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和苏联都坚持不下去。至今一些德国人还在抱怨，日本人不该袭击珍珠港；不该招惹美国人参战。说日本有最好的士兵和最没头脑的统帅，现在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改进。

      一直都有一个没被证实的说法，说罗斯福总统接到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但是压在办公桌上等了两天。让日本偷袭成功，好激怒美国人民参战，结果改变了世界格局，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果真如此，功莫大焉。世界史上还没有如此成功的范例。

      斯大林的阴谋也证实了罗斯福的伟大。从一九三二年抗日战争开始，斯大林就唆使他在中国的爪牙。以保卫苏维埃为借口，挑动日军南下攻打中国。而不是攻打苏联，配合德国两面夹击苏联。这才是共产党真正丑恶之处，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堕落到连这个也不敢说了。

      所幸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阴谋都得逞了，世界才变得更美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阴谋不能得逞；如果日本人还不够愚蠢，真的按照协议攻打苏联，导致斯大林不能调动西伯利亚的百万大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不会胜利，欧洲战场就可能失败。太平洋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中国战场就必败无疑。

      不能因为斯大林罪恶滔天就否定他的功劳；不能因为珍珠港死了一些无辜的人就否定罗斯福的伟大。按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罗斯福第一；斯大林第二。他们俩的事情都不能公之于众，但都创下了不世的伟业。

      第三和第四就是丘吉尔和蒋介石了，或者并列第三。二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不投降，最终导致了德国和日本的失败。也是功莫大焉。没有两位的坚持，美国和苏联也不可能战胜德国和日本。第四和第五，就应该说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敌后抗日军队了。当然还可以排列出一百零八将来，因为和本题无关就算了。

      总之。我们应该公平的看待这些国家人民在改变世界格局中所起的作用。不因其过而否定他们的功劳；也不因其功而掩盖他们的错误或罪恶。不要说那么一场大战争；就是平时的国际政治，也是阴谋、阳谋兼而有之。不会像天堂那么一片光明。

      在纪念先烈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也不要总是揭人家的短。说共产党养精蓄锐等着打内战；你蒋介石拒绝接收冲绳，留着兵力打内战，不是一样罪莫大焉嘛。不是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外蒙古；不是蒋介石，就没有今天的钓鱼岛问题。俩人半斤八两，秃子别怪人头发少。

      应该学学人家欧美国家。纪念先烈和总结战争教训，就请些老兵和家属。献花，游行，讲演，学术讨论。效果远远好过耀武扬威。不但回顾和加强了盟友间的团结，而且可以化解过去的敌人间的仇怨。这是在往世界大同的方向在努力，这叫做世界和平。

      对两岸关系也一样。如果请两岸的老兵和亲属来献花，游行，回顾，讲演等等，搞些有意义的活动。肯定会有助于两岸和平，有助于增进亲近感。比吵架争功劳有意义得多。其实演艺界在拍摄所谓的抗日神剧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公道自在人心嘛。

      放着顺水人情不做，偏要花大价钱搞了个耀武扬威。这是不接受教训，在往战争的路上走；还是要吓唬老百姓，企图重演天安门屠杀？真的是脑子进水了。害得大家不说不行，多管闲事。

      不过俗话有时候说的也不对，狗拿耗子并不是多管闲事，那也是狗的本职工作。这个国家不是他习近平的私人财产，而是匹夫有责。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一意孤行，走向深渊的不是他自己，还会牵连到所有人，包括外国人。

      我看习近平有点儿权势熏天，忘乎所以了。他周围的人如果不想死无葬身之地，应该想办法让他脑子清醒一些。

      ——RFA

      王令隽：毛泽东为什么对皇军千恩万谢

      Posted: 11 Sep 2015 10:17 PM PDT

      图：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最近收到一位朋友的伊妹儿，问起毛泽东和日本人的几次谈话，希望我回复。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在大一点的范围里讨论，所以想借《华夏文摘》一角谈谈看法。以下是伊妹儿原文（有点删节以护隐私）：

      Ｈｉ　Ｄｒ．Ｗａ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ｓｅｎｄｅｒ　ｉｓ　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ｍ　Ｉ　ｇｏ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１９９０.

      Ｔｈａｎｋｓ．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４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委员黑田寿男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向田中角荣表示了对日本的感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巨额的战争赔偿因此而被免除。

      　　以下是我的答复：

      　　ＸＸ您好：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当时也只有毛泽东敢说这样的话。其它人要是这样说，非被打成汉奸卖国贼不可。他的意思，大概是想使日本人放心地抛弃国民党，共产党不会记恨日本人。毛泽东说话从来不会事先请教周恩来，往往在外交场合说一些出格的话。比如说，他在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几次慷慨地说，中国女人太多，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女人。（我记不得数字，应该超过中国现在的二奶总数。）

      　　毛泽东之所以对日本皇军感恩戴德，是因为在共产党垂危的时候日寇的入侵使共产党免于覆灭的命运。１９３５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十万人马撤出井冈山，经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时只剩一万多人，形势非常险峻。此前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十万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全歼于戈壁滩，仅剩下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王树声，李先念等高级将领转辗逃到延安。第一方面军一小部分由叶挺，陈毅等人带领在江南打游击，维艰维难。如果没有日寇入侵，共产党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都免不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命运。当时蒋介石刚刚击败汪精卫，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盟，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准备在打垮桂系李宗仁之后彻底解决共产党。可是此时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内战不得民心。蒋介石乃亲赴广州与李宗仁，李济深会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电召冯玉祥回国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国民党通过陈立夫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共产党接触，商谈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日。此事在西安事变前一年已经开始。西安事变只是加速了这一谈判过程，并为共产党赢得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政府供应军需，但指挥权仍由共产党中央军委掌握。共产党从被围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得以休养生息。经过八年的艰苦经营，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时共产党的兵力已经扩充到约两百万人。没有日寇的侵略，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对此，不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清楚。

      　　要扩充军队，就必须抗日，这是当时各山头的常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吸引了大量仁人志士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也训练了大量军政干部。华国锋，赵紫阳好像都是那时候的武工队干部。桂系因为有二十万正规军，可以担负一些正面战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为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战胜日本正规军的战役，这里就有桂系的功劳。

      　　但是就在抗日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主张也是不同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百团大战。这是彭德怀组织指挥的一次对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破袭战，使日寇中原战场的补给线相当长时期内陷于瘫痪。为此彭德怀得到蒋委员长的特令嘉奖。对于这样一次共产党本该引以为荣的履行民族大义的战斗，毛泽东却大发雷霆，说彭德怀暴露了八路军主力，把日军的进攻引到了解放区，减轻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力，为此开了四十天会批判彭德怀。彭德怀不服气，抱怨说，共赴国难积极抗日还要挨批，还要开会操他四十天的娘。对此毛泽东多年耿耿于怀，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大骂彭德怀说，彭德怀说我们操了他四十天的娘，不服气。我们现在就再开会让他操我们的娘。反正满足他操娘的需要。解放军要是跟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我不敢说抗日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士都是自觉的民族英雄，但当时共产党内立志抗日的英雄儿女应该相当地多。许多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基本上是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有些是痛恨日寇的侵略，有的是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这些善良的人们，和彭德怀这样的老党员一样，都没有毛泽东和李宗仁的精明：他们在那时想得更多更远的，是日本人被打败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国民党。因此目前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让日本人来削弱甚至消灭国民党。毛泽东把这包装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方针"。

      　　日寇虽然没有能全部消灭国民党主力，却给了国民党以重创。中国军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国民党（包括桂系）就是靠这样的劣势来担负抗日的全部正面战场。蒋介石的嫡系大约有二十八个师，淞沪抗战时拉上去一大半，被打得稀里哗啦。当时中国军队的炮弹威力小到不足以炸穿上海日本海军司令部的房顶。以后节节败退，南京失守，武汉失守，长沙失守，最后，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衡阳－－也失守了。

      　　除了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蒋介石的基业是江浙的工商业。抗战以后只好撤迁到四川云贵，损失巨大。机器可以搬走，农田是搬不动的。江浙一带的鱼米之乡成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后勤补给基地。负责为皇军收集军粮和其它战略物资，镇压抗日志士，维持皇军后方治安的，便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的伪政权。

      　　日本鬼子对中国的掠夺和屠杀，使中国民不聊生。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处在军阀混战之中。１９２７年北伐胜利以后，中国暂时有了表面的统一。不到四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又把中国投入战火。战争的残酷使人民不堪重负，民怨鼎沸。人民的怨恨，通常都是向执政党宣泄的。国民党本来就腐败。抗日战争的创伤使国民党背上了更沉重的政治负担。这个时候，国民党想发动内战，武力剿灭共产党，不但不得民心，甚至不得国民党的军心。

      　　以上是从大的历史环境分析为什么毛泽东感谢皇军。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局部的因素。虽然是局部，却也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关系着共产党最后的成败。这里最重要的两条是：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成了国民党军的友军。八年抗战使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得以广泛开展，在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和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并策反各级将领。这里最重要的将领是尔后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卫立煌在抗战中和林彪结下了私谊。卫立煌的倒戈是共产党赢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关键。２）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以后，完全清除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１９４５年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关东军以后，除了极少数重武器运到苏联，几乎全部缴获的武器装备都交给了共产党，这对共产党在东北形成对国民党的相对优势至关重要，加上卫立煌的反水，助成了锦州战役的成功。如果共产党没有赢得东北，则国共内战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应该感谢皇军和苏联老大哥。但归根结蒂要感谢皇军。因为如果皇军不侵占东北建立满洲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则不可能有苏联的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抢占东北的建议是黄克诚提出的，中央立即派林彪和罗荣桓带领一万干部火速出关。黄克诚亦领所部驰赴东北。黄克诚和林彪是赢得东北的功臣。可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却因为反对大跃进被莫名其妙地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直至毛泽东死后才重见天日。林彪的下场就更惨。

      　　毛泽东的精明对于共产党打跨国民党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大家都像彭德怀一样缺心眼，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共产党可能在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就融入了国民党，也就不会有国共内战和一党专政。对于国家民族，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可以避免三年内战中几百万同胞的牺牲，并且日寇一投降就可以进行经济建设。另外，占领日本的就不会是美军，而是中国军队，也就不会有钓鱼岛问题和战争赔款问题。更不会有台湾问题。香港会早五十年回归，外蒙也不会独立。也不会有朝鲜战争五十万志愿军的伤亡，以及中美二十年的冷战和五十年的对立。对于千万共产党员，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林彪，陶铸，贺龙，陈毅，罗瑞卿，刘仁，胡耀邦，赵紫阳，周小舟，田家英，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等等等的下场，将不至于如此之惨。对于广大农民，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们可能不会有杀地主分田地的喜悦和到东家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刺激和快感，却很可能被纳入陈诚三七五减租的政策之内，过台湾农民一样耕者有其田的生活。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结果，蒋介石早有预见。１９２７年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国民党立即分裂。以汪精卫，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组成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通电讨蒋，派张发奎带兵沿长江两岸东征，形成"宁汉对立"。不久汪精卫开始"分共"，与南京政府和谈，"宁汉合流"，蒋介石暂时下野，东渡日本。

      　　蒋介石到了日本以后，游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其它政要，劝他们不要侵略中国，说如果你们侵略中国，中华民国和日本都要完蛋。当时日本的政界为少壮派军人左右，还是一意孤行。不到二十年，蒋介石的预言成为现实。毛泽东对皇军的感激为蒋介石的预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权威性地说明了日寇的入侵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因果联系。

      　　毛泽东关于日本侵略造成了共产党的胜利的论述，应该足以教导人们，经典的马列主义理论中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不是真理。毛泽东自己其实早就看透了胜利的偶然性。如果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经之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中国，古巴，北韩和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呢？越南同志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走的比我党还快，古巴也在寻求改革和国际认同，只有北朝鲜还坚持着原旨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话是不是就完全否定了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倒也不见得。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它自己现在的执政表现和对人权的尊重程度，取决于中国人民的态度，而不是毛泽东的论调，或国外其它什么人的论调。国民党失败，自有其失败的理由。共产党胜利，也有他胜利的理由。偶然也罢，必然也罢，反正共产党赢了，掌权了。这是一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有些国民党员不服气，说我们领导人民把日本人赶跑，你们共产党养精蓄锐，等着摘桃子，这江山本来是中华民国的，你们应该把江山还给我们，统一以后的中国应该叫中华民国。

      　　江山毕竟不是桃子，可以还来还去。三年内战，消灭国民党军三百万，共产党损失应该也有两百万。加上无辜百姓的伤亡，是多大一个数字？江山易手不像翻烧饼那么容易。一折腾就是几百万的死亡。认真检查失败的原因，重新做党，才是正理。国民党播迁台湾以后，实行三七五减租，多少反映了这样一种反思。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本土化，民主化，今天算是有了一份像样的成绩，可以在中山陵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了。

      　　共产党也不应该把胜利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把自己看成是承天景命的真龙天子，当然的立法者，执政者。历史的风云际会既然给了共产党机会，取得了政权，就应该珍惜这一历史的机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想到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会像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最终失去政权。所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只有与时俱进，与民更始，跟上时代的民主潮流，才能在历史上站住，才对得起为人民谋自由平等幸福的建党宗旨。

      　　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当前中国政坛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支持毛泽东的极左派，认为邓小平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主张组织起来打倒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重新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将中国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些人在中国的势力比民主派要大得多。他们直接挑战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性和正统性。对共产党的主要威胁来自毛泽东派而不是民主派。

      　　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功绩，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慢慢理清，不必操之过急。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革命前辈们在与封建王朝的殊死搏斗中，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能够完全跳出封建主义的桎梏，结下了许多恩恩怨怨。这里最主要的恩怨是国共两党的仇恨。但仇恨不应该作为革命的遗产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消化历史的恩怨，化解党争的仇恨，应该是我们这些后代的责任。化解仇恨的关键，便是跳出党派的私利和狭隘的政治课堂，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和国共内战史。

      　　我前些时在《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片通信"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您有兴趣可以看看。对于历史和现状的分析，立足的基点应是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某个英雄的形象。不能为了维护伟人的形象而抹煞人民的利益和人的价值。我们有些同胞的民族自豪感是建立在伟人崇拜上。好像中国要是不制造出一个比拿破仑高大的伟人，中国人就比法国人矮一节似的。

      　　谢谢您与我讨论这些问题，并介绍我认识许多朋友。如果有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尽管直言，甚至痛斥。我不幸经历了二十年浩劫的苦难，也可以说有幸见证了历史的真实。对有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朋友们的感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和这些朋友们探讨，交心。当时的下乡知识青年，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有的还在监狱中思考。再过十几年，中南海的执政者和秦城监狱的思考者，就应该是文化革命时还不懂事的孩子了。为了这些年轻的朋友和子孙后代不再需要为了思考而坐牢，我们愿意叙述我们知道的故事。

      　　你们离开Ｃｈａｔｔａｎｏｏｇａ以后，我们感到一种失落。家里成了空巢，天天和刘碧华厮守着冷清清的房子，这时候最容易想起昔日的朋友，尤其是你们。你们是我们交往的朋友中难得的知音，有一种同胞的亲切和对祖国的热爱。在海外，能有深深眷恋着祖国的朋友相聚似乎是一种奢侈，在有些人看来，爱国是愚蠢的标志，甚至是一种异端。

      令隽

      ——华夏文摘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3, 2015, 6:45:09 AM9/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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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文字稿

      Posted: 13 Sep 2015 01:07 AM PDT

      张千帆北大演讲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状态，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一、专制的病症与后果
      　　
      　　所谓"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专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就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曰伦理低谷。专制是迄今为止使天理伦常处于低谷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热衷于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人的脊梁，将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小人。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难以维系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自然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三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不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妈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须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社会变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人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于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言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险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使他们热血沸腾，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个人都很弱小，却大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对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便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维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体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于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只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坍塌。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而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须面对或无法改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维护主权"、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是不怎么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哗众取宠的"爱国"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发泄社会郁闷，众人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打压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自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毁坏殆尽。
      　　2．专制的后果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
      　　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专制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卡扎菲、穆巴拉克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执政劣迹显得微不足道，针对政府的批评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自发的维权行动被说成是"国际势力"策划的结果以及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会都把民族主义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骑虎难下。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组织，从而有效扼杀会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个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成了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恶法盛行，让良法失效，让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被冠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后果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国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是一群无能的人民，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欺诈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轮到自己时大多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的人，大多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张狂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今后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到"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道德与智能主体。在漫长的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从分散的家庭组成国家，并通过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人格的发育和成长，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统治精英的贵族人格和与之对立的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只是近代民主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之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类道德与政治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发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人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重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国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数千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直到近代，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下沦丧。

      　　1．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子"。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或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个"梁上君子"，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的寄生虫。反之，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数千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后、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君子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统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止公权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皇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专制剥夺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3．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动、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铁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济"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其认为，"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神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堕落的借口；它的兴盛充满暴力，它的衰落也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人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相反；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陷阱之中。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无人有闲暇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人，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国家极易重蹈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悲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不遗余力的"爱国"鼓噪可能将把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余英时：怀念赵复三

      Posted: 12 Sep 2015 07:53 PM PDT

      赵复三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就是今年7月15日在耶鲁大学附近的纽黑文逝世的赵复三先生，他是当时在共产党政权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最早是爱国基督教领袖，跟其他的佛教领袖和其他的天主教的领袖是齐名的。此外，他的英文很好，他的学问也不错，所以他又转入学术界，最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到副院长，在这以前他也是秘书长。
      我认识赵复三先生是在1979年。那一年我们知道中共第一次派社会科学院的重要的学术领袖到美国来访问，其中有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批评家钱钟书、还有历史学家研究民国史的李欣，还有其他几位。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团， 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各大学重要的地方都停留了十天八天，引起了很大的重视，领导这个代表团的就是赵复三先生。
      这个代表团是由我负责招待的，我在招待中才知道赵复三先生。我是第一次认识他，原来是党的领导，我何以知道呢？因为在耶鲁大学校长召集的一次大会上要开始致辞，这个致辞人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可是这个时候赵复三先生说希望钱钟书先生出来说话，钱钟书一再谦让，说应该是你说话不该我说。 由此可见，代表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集团中间赵复三先生在暗中是领袖。但是，他很尊重钱钟书的学问，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别好，在这个场合之下，他就推让给钱钟书先生了。从这件事情和他们两人的谈话之间和后来跟他们的交往跟对话我知道他是整个代表团实际的领袖，虽然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义，换句话说不管到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事都是由他决定的，所以他的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
      1989年的六四使他整个改变了，他那时候已经64岁的人了。 那时候他是代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会议，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罗马开会的时候当众谴责中国政府开枪杀学生，这一举动当时震惊了整个欧洲。当然他自己从此就不能兼容于共产党 ，他就一个人留在欧洲到处流亡。所以他说那个事件是他重新做人的一个开端，早年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共产党所谓受过资本主义教育，就是现代文明教育的一种知识人，而这种知识人多半是尊重一些普世价值，比如说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这都是他非常尊重的东西。
      共产党领导人一度要他回中国，他坚决地拒绝。他的答复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绝不再整人，也不要别人整' 。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要重新做人，他要真真实实地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 一种知识人。这样的一种知识人的风格可以说是从中西文化两个最精华的部分结合起来的。他在流亡的时候，在欧洲一两年然后又到美国来。虽然流亡，他从来不放弃工作，所以他在流亡期间不但写了很多的文章， 而且到处做演讲，也到过台湾也到过欧洲各地还到过加拿大，到处做演讲。 演讲的时候别人问他跑出来以后后悔不后悔？他说他绝不后悔，他觉得他真正地像一个人了。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的山水，或者德州的烧鸡，而根本上是爱中国的广大的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道德价值，比如仁义礼智慧信这些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在心里，直到89岁过世。在这个二十多年中他受尽了一切苦难，但是他完全不在乎，完全心安理得。现在又有他的新文集在台湾出版，很重要。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出他的为人。我觉得象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是非常少有的， 赵复三先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榜样。我希望中国年青的知识人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向他学习。

      （RFA 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刘再复：舍身外，守身内

      Posted: 12 Sep 2015 07:31 PM PDT

      赵复三
      按：赵复三先生于2015年7月15日去世，特发此文以示怀念。

      舍身外，守身内

      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次事件发生之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移居海外，其中的赵复三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真的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学问好，人品好，又有广阔的胸怀。九十年代的前八年，他在美国Oklahoma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比较宗教学，退休时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因为女儿的缘故，他离开北美后，便到比利时安度晚年。
      赵复三先生为人谦和厚重，自己不事宣扬，也不喜欢他人宣扬。自售他售，都会使他食寝不安。到了海外，他更是处于幽居状态，极少交往。因此，很少人知道他的情况。我因为是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便和他保持着联系，并把他寄给我的两则随想和笔记，加了题目擅自寄给《明报月刊》发表。幽居状态并非闲散状态，他在海外，一直把时间表排得紧紧，一页一页地从事翻译。他的英文水平之高，在国内时就很有名。那时他担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外事，许多与他见过面的外国学者都啧啧赞叹。旅居海外后，他没有辜负自己的才能，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着手翻译弗里德里希·赫伊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Europe)，因为只能在授课之余和假期中进行，因此，历时整整四年才完成。这之后,他又参与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自译《西方人的激情》。后者共五百页，有许多心理学语汇，译起来比较困难，他曾计划用一百七十个工作日完成，不知脱稿了没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不管世事浮沉与荣辱升迁，孤身面壁，如此孜孜不倦地朝夕耕作,真让我感动。
      赵先生在国内时"地位"很高，不仅是副院长，还曾是常务副院长，头上戴着许多桂冠头街。事件发生时，他是参加联合国科教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只因心灵上无法接受子弹和鲜血，他毅然舍弃一切，决定留居国外。一九九四年我在加拿大卑诗大学访问时，和林达光教授一起邀请他去作学术演讲，当时有人问：赵教授，你后悔八十年代末的选择吗?他立即回答：不后悔!我学习了四十年才能写下最后这一笔。其语言之决断和心灵状态之健康，又让我感动。
      在温哥华相逢之后，我多次打电话给他。每次电话里听他叙说，都很高兴。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在海外的人生宗旨时，用了六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舍身外，守身内"。我一听便激动不已。用不着他的解释，我便知道"身外"与"身内"指的是什么。他已得到的身外之物，比别人更重更迷人更可炫耀于世，但他断然舍弃;他的身内之物，则是人性底层所生长起来的正直、诚实、慈悲、挚爱、崇尚真理等优秀品格与情操，这一切非坚守不可。他在《欧洲思想史》的译者前言中这样自白，翻译文学工作，"仿佛又把自己带回不知折腰事功利的求学时代"。不错，他除了守住道德的边界之外，还守住少年时代的天真与刚勇，在历史的混乱潮流中拯救出母亲赋予的那一份人间真情真性。他的翻译过程与写作过程，也正是自我修炼、自我守卫的过程。在修炼与守卫中，他赢得了良知的清白与精神的升华。这种看不见的身内之物才是无价之宝，它绝不是院长院士部长之类的桂冠可以比拟的。在一个聪明人争先恐后折腰求荣，夤缘求进的功利年代，我知道挺直灵魂喊出"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的份量，所以特记录于自己的"手记"之中。

      原载《明报月刊》二OOO年五月号

      "捨身外守身內"是趙復三去國之後的堅守、也是他一生的堅守。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病逝

      作为赵复三先生生前的友人，我们沉痛地哀告：在离开中国而无法再归故土的二十六年之后，赵复三先生因病于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7月15日上午十时二十分，执爱妻陈晓蔷女士之手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的养老医疗中心安详去世，享寿八十九岁。赵复三先生曾经说过："从古到今，艰苦走过一生道路的人是很多的，艰难是客观存在，也只有在艰苦的磨练中，人的内在的质量才能放出光芒。"这也是他本人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二十六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赵复三先生不计世事浮沉与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诚乃天下事之可支拄者。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赵复三先生这样一位终生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叶落归根，埋骨异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不幸。可以告慰的是，他将在安葬爱国志士容闳的康州雪松岭(Cedar Hill Cemetery)得到长眠安息。而赵先生"舍身外、守身内"的做人原则，则将道范长存，照耀千秋!
      丁伟志，何方、宋以敏，邵东方、杜小亚谨启

      赵复三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复三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圣公会牧师，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1964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复三翻译了《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

      来源：共识网

      晓丹：怀念"叛逃者"赵復三先生

      Posted: 12 Sep 2015 06:58 PM PDT

      图右一：赵復三。中：本文作者晓丹
      2015-09-10 08:58:35  

      （一）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復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復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復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復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年，赵復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復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復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復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復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復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復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復三在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悄悄去了巴黎，他有个女儿，在巴黎教钢琴。就这样，赵復三抛弃所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逃亡之路。
      一年之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立大学（简称OCU）的校长吉尔.沃克先生聘请赵復三出任宗教哲学系教授。这所大学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奥克拉荷马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沃克校长本人就是基督徒，他曾多次访问中国，都是由赵復三先生做的外事接待，当时赵先生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当然是统战部，但赵先生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坦诚自己有宗教信仰，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心里有一根底线是家族传承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经过多次接触，沃克校长对赵先生的人品、学识非常钦佩，尤其对赵先生在基督教方面的知识、学养欣赏异常，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赵復三这样的人在中国高层的处境，很早就向赵先生暗示，如果遇到麻烦，他可以鼎力相助。就这样，赵先生转辗来到了美国。我也是在这所大学认识了赵先生，并与之结下多年的友谊。
      （二）
      1991年夏天，我先生邵剑平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获得金融博士学位后，被OCU聘为金融系教授，我们就从弗吉尼亚搬来了奥克拉荷马。在校方举办的新学期教师联谊会上，我作为家属也被邀请在列，因而认识了赵復三先生。第一次见到赵先生，他的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和他交谈时，他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华东师大，他笑了，说："啊，我们是校友！圣约翰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我们进校先后大概相差了40年吧！" 那时候我26岁，他已经65岁了。而我知道，1949年院校合并之后的华东师大，哪里敢称自己是圣约翰的传承！
      邵剑平与赵復三。
      我后来去选修了他的圣经课程，他对圣经的教义、真理、以及经文的讲解真的是如数家珍，还常常直接引用拉丁文做注释，他的英语及其优美，一堂课下来，给人满满的饱足感。他上课还非常讲究礼仪，穿一套剪裁相当合体的黑色西装，戴一个白色的脖圈，那是神职人员的装束，学校对教授并没有服装上的限制，但作为神学教授的赵先生，他对自己有严谨的要求。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来说，孤单一人在美国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为赵先生特别配置了一栋简易居所，就在离学校不远处，他每天上下班可以步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学会开车，在美国不会开车简直就是没有腿。而赵先生真的学会了，无论是购物、出门办事，还是会友，他都是自己开车。我家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赵先生每次来我家也都是自己开车来。
      当时，OCU还有另外两位华人教授，一位是计算机系的王立天，他是台湾国民党高官王升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教育系的刘迪麟，他的太太居然和我有亲戚关系。我们四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常常在周末开party，当然是来我家的次数最多，我家当时住在奥克拉荷马郊区一片橡树林中，是周末休闲的好地方。赵先生和剑平很谈得来，常常一聊起来就不忍释手，尽管他学识渊博，又是长辈，但遇到他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金融、经济等问题，他总是虚心请教，我常常听见他用这样的语气对剑平说话："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或者："这方面我不懂，请谈谈你的看法。" 赵先生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样小礼物，有时是买一袋时鲜的水果，有时是带一本书。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生中珍奇古玩不会少见，却常常会对我家里摆设的一些寻常饰物，或者墙上的一幅无名作者的油画发出由衷赞美，他总能从这些普通的物件中，找出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且说出来头头是道。我心里明白，倒不是因为那些东西真有那么好，而是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教养， 对主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礼貌，一句话，是他生命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的点滴细节上都折射出光辉。他的这些言谈举止常令我感动，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喝党奶长大的一代人在文明涵养上的欠缺。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剑平喜欢逛旧书店，有一次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中文圣经，是1913年的版本，里面的文字是近代古文，及其优美流畅，书的扉页上写着"美国施约瑟新译"、"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印行"。据书店主人说，藏书者是一位旅行家，在全世界各地买了许多书，尤其喜欢收集圣经，他过世后传给下一代，到孙子辈就把这些书全都廉价卖了。赵先生来我家，剑平拿出书来请他鉴赏，他竟然激动不已，说这恐怕是绝本了，年轻时候他就听说过施约瑟牧师，他是从美国去中国的一位传教士，非常精通汉学古文，这本圣经是他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位牧师手有残疾，他是靠一根食指打字翻译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作"一指圣经"。赵先生再三叮嘱说："好好保存这本书，这在中国恐怕早已绝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眼神都充满怜惜。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一本绝版好书更值得这样以爱相待，而他的爱心里，又包含多少难言的悲哀！我则由衷感谢赵先生说出了这本书的来历，不然，这世间还会有谁知道"一指圣经"的故事？即便有人知道，又如何与眼前这本书发生任何关联！
      八九年之后，美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投入了民运，各方力量也都想把赵先生拉进自己的阵营，但赵先生一概拒绝了各方面的接触，包括各路记者的采访。他非常低调地住在奥克拉荷马这个美国西部偏僻的小城，宁愿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小人物交朋友，他和我们一起谈哲学，谈历史，谈信仰，谈各国见闻。赵先生很少谈他自己，只有一次谈到他还在国内的太太，和两个在欧洲定居的女儿，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他和太太感情一直都不好。他和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时事，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对极权制度的认识可谓是深入骨髓的，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这样决绝地背井离乡，走上这条叛逃者的流亡之路。事后，李鹏曾经通过其他人转达口谕说："想办法让赵復三回来，只要写几个字就行。"所谓写"几个字"也就是"悔过书"的代名词吧，我亲耳听到赵先生对剑平提起这件事时，面带平和的笑容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民运界因为无法与之接触，看不清赵先生的真面目，就出现了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务，也不排除国家安全部门自己就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以抹黑他在海外的名声。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却毫不辩解，默然无语地度过了8年教书生涯。1998年他从OCU退休，打算去欧洲与女儿同住。临行前，在我家里为他送行，那时候他侄女赵红也来到OCU就读，我们就是在那次party上认识的。
      赵先生去欧洲以后给我们寄来过平安卡片，这也是他的悉心之处。其实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互相交换贺卡，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张他1993年写给我们的贺卡，那是圣母怀抱着圣婴的封面，打开来，里面除了英文的印刷体之外，还有赵先生亲笔写的汉字："剑平、晓丹：愿圣婴带给你们平安、希望和仁爱，并经过你们流向周围的人们中间。復三 九三年圣诞节"。赵先生的字相当工整，一笔一画，有棱有角，正如他做人，谦恭严谨，是非分明。
      赵先生是2000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的，那时他与耶鲁大学已退休的图书管理员陈晓蔷女士结为连理，两人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环境幽雅的小房子里。
      这里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三）
      晓蔷老师是我的忘年交知己，我们常在电话里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和復三先生的故事。
      她和復三认识是从很小的时候。1931年晓蔷出生于上海，住在淮海路（从前的霞飞路）一带，復三的叔叔家也住在那附近，復三常到叔叔家来玩，经常见到这个比他小五岁的晓蔷妹妹，他们也常在周日的时候，一起到慕尔堂做礼拜。在晓蔷的印象里，復三就是一个大哥哥的形象。
      后来，晓蔷家搬去了苏州，在景海女中就读时，她和林昭是同班同学，林昭原名叫彭令昭。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女生叫陈景苏，她们三个成了景海女中的"三剑客"，都是才华横溢，文采极好，常在当时有名的《苏报》副刊发表文章。1949年以后，晓蔷随父母去了台湾，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台大毕业，到东海大学教书，1971年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最终读了一个图书馆专业的学位。毕业之际，正值耶鲁大学图书馆要做四库全书，她就应聘作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林昭，这位北大才女，却在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许多年，不屈不挠地与专制极权抗争，最终被判死刑。枪决她的当天，政府还派人到她家里向她母亲索讨两毛钱子弹费。而当年那位有"太白遗风"的潇洒女子陈景苏却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中学时代的"三剑客"，就这样面对了各自的人生命运。
      看起来，晓蔷的命运还算是最好的，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日子过得宁静而美好。1978年，赵復三去耶鲁大学访问，竟与晓蔷不期而遇，这位昔日的大哥哥，已成为博学多才的儒雅人士，而这位当年的小妹妹，也已成为端庄优雅的知性女子。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重逢只意味着生命里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擦肩。
      又过了20年，復三已从OCU退休，定居欧洲。1999年春天，丈夫已经过世的晓蔷，独自一人去荷兰参加郁金香节，本来另一个朋友会去接她，却临时有事，就请復三帮忙去接晓蔷。这位昔日的大哥哥，接到了从前的小妹妹，他们一起去看郁金香，去逛博物馆，生命的又一次擦肩，使两人都停下脚步回眸凝望，自此，他们有了通信交往，有了感情的连接。
      定居欧洲的赵復三，日子过的并不愉快，他没有很多储蓄，买不起单独的房子，住在女儿家里，又总觉得自己是女儿的负担，在给晓蔷的一封信里，他甚至流露出去修道院打发余生的念头。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如何去修道院面对孤独贫苦的生活？晓蔷想想心里都担心，于是主动提出让復三来美国与她一起生活。2000年，復三来到美国，他们就住在耶鲁大学旁边一座小房子里，两人相依相伴，携手散步，同案读书，度过了9年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时间，復三完成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工作，这本书原是60多年前，冯友兰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讲稿，先是被涂又光翻译成中文，后来冯友兰之女冯宗璞请復三做翻译，又出了赵的译本，目前普遍评论都认为赵復三的译本更好。
      2009年，83岁的赵復三患了突发性脑溢血，在医院昏迷了一个多月，经过全力抢救，身体是恢复过来了，记忆力却全面丧失。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是谁，我和剑平又是如何在OCU与他相识，他却非常清醒地对我说："真是对不起，我患了病，脑部做过手术， 从前的事都忘记了。你说的这些好像有印象，也许见到人可以想起来。" 我听了心里很悲哀，问晓蔷老师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她说："是的，凡是从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吃能睡，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只是需要有人时时陪伴照顾。"我真的为晓蔷老师担心，她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又如何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状况的病人？晓蔷却乐观地说："目前还好，我还能开车，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医院就在离家几分钟之外的地方，我们身上都随时带一个按钮，发生紧急情况就按按钮，救护车几分钟就会到。"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两人都去住老人院，她说也想过，但两人都不习惯美国饮食，何况费用也高，他们出不起。
      这样又度过了6年，復三先晓蔷而去。我收到噩耗的时候，立即给晓蔷老师打电话，她对我详述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復三走了，晓蔷在"松雪岭"为他买了一块墓地，虽然花费较之别处墓地贵了许多，但晓蔷觉得，为了她所爱的人长久的安息，花费再多也是值得。
      "那是一个有湖有溪水的地方，风景很美。"晓蔷幽幽地说道，"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容闳也葬在那里。到耶鲁大学来的学生、学者，都会去看一看容闳的墓地，也许他们也会顺便看一看赵復三，復三也就不会太寂寞。我能做的，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最后的一点清风明月......"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清朝留美第一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欲报效祖国，回去当上曾国藩的幕僚，他大胆向慈禧奏折，开创了清朝的留学事业，后来又出版《西学东渐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无人可以匹敌。但晚年，他是死在美国的，这就有了"松雪岭"的墓地。
      追思礼拜那一天，来的人不是很多，復三一向低调，就连去世也是这样悄然。来吊唁的人多为他生前好友的第二代，他的生前好友，活在世上的也不多了。这些人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墓园的草地上，默默地回忆故人生前的点滴，没有大量的花圈，却有很多盛开的白玫瑰，那洁白芬芳的花朵，仿佛象征已逝者高洁的品格。白玫瑰，此刻当是生者对故人的最好寄托吧，像晓蔷说的："给他最后一点清风明月......"
      晓蔷老师还告诉我，她收到一些朋友送的礼金，全部转捐给了一家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这也是復三的心愿。復三生前就有这样的慈心，总想着对社会做一些捐助，他们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知识和见识，前些年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到旧书店去寻宝，买了大量的书籍，復三认为年轻人需要有学养方面的熏陶，最好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他和晓蔷在旧书店里买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好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下一代年轻人得益。这些书在復三过世以前也都做了妥善的处置，一千册捐给了香港浸会大学，另一千册捐给了晓蔷的母校台湾东海大学。这两所大学都认真地做了编目，每一本上都注明了由赵復三和陈晓蔷捐赠。晓蔷说："我和復三都是老派的理想主义者，心里总放不下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只可惜復三到老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同胞做一点事。"
      是的，在长达二十六年流亡的晚年生活中，赵復三先生不计世事沉浮以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样一位终身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落叶归根，只能是埋骨异邦！这真是不幸啊，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不幸，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赵復三先生走了，我知道过不多久人们就会将他忘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太健忘的民族，面对世代的苦难，我们选择忘记，面对历史的罪行，我们选择忘记，面对良心，面对灵魂的拷问，我们通通选择忘记，难道忘记真的是一副万能的安慰剂，我们还要付上多少可怜生命的代价？而我也知道，赵復三先生是会宽恕我们的，他对上帝虔诚的宗教情怀，会让他再次为这个民族捧上一副悲悯心肠。而我们，又如何宽恕我们自己，如何可以在忘记之前，用忏悔的方式得到上帝的宽恕？（刊於明鏡月刊2015年10月號）

      与王老板榷：合法性如何既“应然”又“实然”？

      Posted: 12 Sep 2015 06:55 PM PDT


      【分享一条相关话题的短评——转："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就是得了天下的的自诩，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可笑的是，对这句的最有力的反驳也是他们自己口里出的一句，即"枪杆子里出政权"。有网友说:如果人民不反抗，那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便是人民的选择...，诚哉斯言！】

          撰文丨墨黑纸白
          微信公众号：moheizhibai726
          微信私人号：moheizhibai

          周末本来不写文的，毕竟大脑应适当休息，每天去为社会做自我反思确实挺枯燥。不过这两日王老板不辞与老虎周旋的辛苦，依然坐下来谈合法性的问题，我觉得不能 辜负了他对这个国家和国民的殷殷期盼，还是应当就其的合法论做一个解读，以便更多的国人可以理解王老板的良苦用心。

          新闻事件

          王老板说，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P以革命的合理性"打江山"，它自然就可以"坐江山"，这是天经 地义的，天然合理合法的。但"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共产党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

          事件评论

          王老板这个人，在我印象中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从他力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就可以窥得一二。王老板的意思很明确，想要新的制度，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通过 革命，都需要民众对社会有所认知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法国大革命不是突然的，不是即兴的，是统治者在统治中或好或坏的政策带给民众的觉醒和不满，在日常生活 中所逐渐显现的。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起到应有的作用所影响的。在这本书中，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考，至少有两点是中国人所忧虑的，其 一，虽然中国人在改革中也有许多诉求，但这些诉求距离一个社会的正常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诉求并不代表单纯的追求个人的根本利益，而是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 会，通过制度来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会，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公民意识，也是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变革中思维的不同之处。其二，郑虎在对待民众的在变革 中输入狂热的金钱意识观，这种观念高出了道德，高出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高出了人们在书本上所看到的任何一切美好的事物，但在实际中却又用各种手段让人们 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充满荆棘，一路坎坷，这不仅会让人们在丧失了希望之后破罐子破摔，同时也会让人们最终摒弃这个郑虎。

          我个人认 为，王老板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让人们明白我们处在变革时期，正确的公民意识将使我们减免很多灾难，可能是革命的灾难，也可能是战争的灾 难，总之一个国家的命运绝不仅仅掌握在权贵手中，但前提是不要因改革中所存在的金钱至上而迷失了本性。另一方面是让权贵们明白，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人并不 是毫无公民意识的一群人，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目前处于单纯的捍卫个人利益，而无法凝结在一起去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会，但恰恰是这种因改革而输入的金钱 观高于任何一种观念，将有可能导致中国人在改革中随时可能爆发心中所憋着的种种不满，这比拥有真正的公民意识要难以可怕得多，同时一旦发生革命，结果也将 远离一个有底线的社会。通过这两方面来告诉人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只追求个人利益是远远不够的，追求自己参与社会发展的权利，追求自己监督社会权力的 权利，追求自己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权利，要比追求个人利益更为持久、长远，这就是新时代下的公民意识观。同时也是告诫权贵，追求个人的贪欲是永远不会长久 地，也许目前来说，因为制度的落后可以让贪欲远高于普通公民，甚至可以动用权力来改变诸多规则，但最终也将死于这种权力的傲慢，这并非危言耸听，国内外的 历史无不说明这个进程的存在。

          新时代下的变革不同于民国的覆灭，民国的覆灭是在战争的压力下，最终死于内忧外患，而民国覆灭的第 一提醒，则是提醒国人，追求一个美好的社会，决不能以个人利益作为前提条件，因为这样的追求绝对不会得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反而会与不公平的社会紧紧相连。 也有许多读者在和我交流时说，希望早日改朝换代，或者质疑我是高级五毛，总是在不经意间替郑虎说话，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希望看到改朝换代，无论它曾经存在过多么令人厌恶的错误，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很难相信下一位是高尚的，是为民代言的，因为历史一次次的欺骗我们，并最终告诉我们为民代言只是一个旗帜而 已。我希望通过公民意识的觉醒，最终能够惊醒权贵们的美梦，最终通过这种觉醒，也让权贵们觉醒到任何一种限制公民社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黄粱一梦，如不真正 削弱权贵的权力，则会遭到民众的抛弃，两者的此消彼长，最终将会为我们迎来一个有底线的社会。这种想法并非保皇派，而是在大革命未来之前所应该有的思维， 以避免战火的发生，我并不希望中国有任何战火发生。

          王老板甚至更高层的老板应该不是没有预见过将来有可能的大革命，否则也没必要 刚上台就急于向民众兜售这本书，甚至这种思考是很早之前就有的，也许是在改革前就被高层思索过，而在改革中从未放弃对这种结果的思考，也可能在某十年就被 没落的权贵们悲观的下过结论，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走到一个有底线的社会？这个底线我称之为民主，但中国尚有一群人认为是皿煮，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和西方蛮 夷一样走同一条路，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大家吃大锅饭，一同吃苦而不是一同享乐的国度，这样一群井底之蛙是中国无法完全变革的元素之一。而另一种较大的 元素则是权贵们的难以放弃手中的权力，试图通过更多的控制链来尽量留住这些权力，同时就目前中国人的观念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让他们玩这些把戏的。这种情况 若始终没有改变，我并不排除大革命的发生可能性，虽然我很珍惜和平。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王老板所论述的合法性吧，王老板说，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强烈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主人翁"意识，这种意识在我看来是有弊端的，譬如在帝王之下，官员拥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官员之下，地主拥 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地主之下，底层人拥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虽然各自专制的表现不同，但最终都是专制意识的体现。层层传达这种不健全的社会观念，千 百年来莫不是如此，以至于在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中，所导致的结果是王朝周期表，中国人始终走不出在流血中完成权贵交替的畸形变革，甚至某十年这种来自底层的 专制达到了巅峰，让无论那个时期的正常人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看了毛骨悚然到比见了一群恶鬼还令人颤抖，我们从来未曾想过一个千年文明古国的后裔竟然 可以无耻、可怕到这种程度，而且只有在对内的时候。所以王老板对所谓的合法性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在中国社会"打天下"者自然有"坐天下"的资格，不仅仅打 天下的人会这么想，普通民众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正统由来的缘故，因此王老板认为"在许多人看来，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天然具备了领导国家和 社会的执政资格。如果要谈论合法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从来很少讨论P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提出这个问题，就是 对P的怀疑。"其实这就是我喜欢王老板的缘故，他这人不跟你藏着掖着，在王老板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普通民众不应该拥有权贵思维，而是应该时刻明确自己的公民身份，只有你做出了对社会的承诺，你才具备合法性的资格。

          随后王老板谈到，"东欧剧变、苏共败亡的教训，给人们上 了深刻的一课，"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P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由此可以看出王老板的真正意图，他是在明确的告知国人和权贵，我们目前所处于的状况并不亚于东欧剧变时的德国，也不亚于走向解体的苏联，我们如何避免这种进程的加快？如何改变这个 进程？这是急于我们需要考虑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是，我是寄希望于民众和权贵能够一起解决并成功避免灾难的发生。

          那么如 何改变？如何避免？王老板也提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查阅公开报道，特别是检索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数据库，并没有发现P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执政合法性 的直接论述。"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性的问题，必须要上升到高层的共识，首先确立自己目前的地位并非理所应当，而是应该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和社会福利来对得 起这种理所应当，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必然的存在是遗传的。这种观念再进一步就是蒋经国先生所说的"没有永远的P"。通过高层的共识，再输入给民众这样的观 念，两者相辅相成。我很乐于王老板能够和民众及权贵们分享这种观念，也许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民众并警示权贵，我们的社会改变是 一个正常的改变，是会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化的。

          谈到如何改变，以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个人就不说具体的方法了，因为这种方法就 目前的官场而言，包括舆论场而言是一定要和谐的，虽然王老板的话非常悦耳，但他并不能代表整个权贵，所以我们离王老板的设想也有着很漫长的距离。我只从概 念上来探讨这种方法，王老板可能无暇看这篇文字，但普通公民还是应当有所思考的，首先就是公民意识上，去感恩思维，建立公民意识，不要整天喊有希望了，谁 谁谁万岁，而是应该不断地追问他们，具体限制权力的方法，具体实现惠民的方法，具体减小贫富差距的方法，不要认为自己的美好生活是被谁恩赐的，去感恩建立 问责思维，即是去奴隶思维，建立国家主人思维。其次就是在制度问题上，官员去特权化并不能依靠宣传，而是应该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约束，譬如XX财产公开， 譬如放开XX监督，譬如一大堆敏感词等。我想只要步子不用太大，就这些小步子能放开胆子走，王老板所说的应然与实然的完美结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假若公民 意识没有，约束特权的意识也没有，结果我是不看好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王老板敢这么说，一定代表了一部分权贵的想法，那么能否压过另一部分权贵的阻挠？这需要普通公民的时刻关注，这个国家于我们而言并非位卑言微。当然，也希望某些权贵可以去崇拜思维，中国不需要任何一种个人崇拜， 我们又不是帝王时代，实实在在的做事，自然能换到国人的支持。

          2015—9—12落笔于墨辩閣    

      ——转自微信

      胡平：简评王岐山有关中共合法性论述

      Posted: 12 Sep 2015 06:50 PM PDT

      国内《澎湃网》9月11日发表文章，称"中共话语体系获重大突破：最高层首次明确论述'中共合法性'"
      文章说，9月9日，王岐山在京会见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对王岐山在谈话中有关执政党合法性问题颇为着墨。9月10日晚，微信公号"学习大国"刊文认为，此举为中共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系中共最高层领导亦即政治局常委以上，首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执政党能否合法执政，归根到底在于政绩和民众支持率。

      这篇文章认为，王岐山谈话不再回避"合法性"这一概念，所释放的信号彰显中共执政自信，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切不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按照王岐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自：1.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政绩。3，民众支持率。

      现逐一点评：

      1，中共无非用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已。这不能叫做历史的选择或人民的选择。否则，你是不是要说，37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清朝，广大汉族人民选择了满族统治者呢？
      一个集团用武力成功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并不能自动赋予新政权合法性。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中共政权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

      2，关于政绩合法性。
      我们不能以所谓政绩作为判定合法性的标准，政绩合法性根本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Lucian  W. Pye)说得好："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理一定的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霸占和婚姻还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等等。
      为什么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各执一词，众说纷纭，那么，究竟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

      这就是第三，王岐山说的民众支持率，即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问题是，怎样才能确定民众支持率呢？这就需要投票，因而也就是需要民主了。可见，只有民主选举才能赋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选举必须建立在信息的自由交流即言论自由之上。共产党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不敢公开否定民主选举这种形式，但是它却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们自由辩论，甚至禁止人们独立参选，这就使得选举徒有其名，使得民众沦为表决机器。

      我在《论言论自由》里讲过："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巩固一个政权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搞到禁止反对意见自由发表那种地步，一旦搞到那一步，我们就失去了巩固这个政权的最后根据。"

      可见，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首先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中共政权一直打压言论自由，所以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合法性。

      ——《纵览中国》首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4, 2015, 6:11:39 AM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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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桥：反美情绪的由来

      Posted: 13 Sep 2015 10:54 PM PDT


      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是黨和政府精心策劃和多年運作而造成的全民愚昧的結果。

      「九三」閱兵之後一個星期，就又到了「九一一」事件的周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一些中國人情不自禁表現出來的「爽」，讓我一直想不通，這些通常以「身爲中國人」而自豪的人，如此恨美國的情緒來自何方。「九一一」事件過去了十幾年，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聯繫之緊密已經非當初可比，國人中反美情緒依然強烈。網上罵架，對美國的態度是劃分陣營的試金石，「愛國賊」一定是反美的。這是爲什麼？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反美。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這樣一件事：雲南騰衝爲1944年收復騰衝舉行紀念活動，找到了一位當年駕機轟炸騰衝日軍的美國「飛虎隊」士兵，邀請他來騰衝參加紀念活動。這位垂垂老矣的美國大兵卻猶豫着不敢來，他說，那場戰役把騰衝炸得非常慘，也炸到了很多民房，想必也炸到了騰衝的市民。他擔心到了騰衝讓老百姓罵。後來他還是應邀來了，騰衝市民對他的熱情歡迎，對他曾經幫助中國軍隊光復騰衝表示感激，讓他非常感動。可見，中國人是知好歹，懂感恩的。
      我曾經和很多朋友探討過這個問題，中國人中流行的反美情緒到底是怎麼來的。有朋友想了很久回答我說，反美是出自妒嫉。其理由是，華夏文明是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生活穩定而見識狹窄，一向以爲自己是文明老大，看到別人比自己強就會感到不爽。特別現在的年輕人都是一胎化的獨苗，出生後得寵如「小太陽」，取得家裏最好的東西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心理成爲性格定勢，容不得別人比自己強。最近幾十年中國人接觸美國多了，偏偏美國比中國強的地方很多，於是妒嫉難以避免，反美情緒只是一種變相的妒嫉心理。
      也有朋友說，中國人的反美情緒來自自卑，反美的人其實內心裏明白，平均而言，國人的道德和行爲水準比不上美國人。以前的宣傳說，資本主義社會很冷酷，人人自私。改革開放後逐漸接觸了美國人，如今還相信這種宣傳的人越來越少了，更多的人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一方有難時衝出去幫助他人的，出錢出力出人出物最多的，是美國人。美國人在世界上乾的很多事，中國人捫心自問知道自己是不會去做，是做不到的。嘴上不說，心裏明白，這就是自卑。自卑是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反美就是這種不舒服的釋放。
      我想，在一些年輕人中，妒嫉和自卑也許在反美情緒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可美國其實對中國不錯，這有無數歷史事實擺在那裏。難道是人的原因，「中國人」就特別容易妒嫉和自卑到不知好壞而「反美」的程度？我覺得這種解釋有點勉強。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遇見過很多中國同胞，不少中國人還處於初來幾年的困難時期，比如沒有合法身份而在高速公路邊中餐館裏打黑工的青年男女，我們那一代出國後打餐館掙學費的留學生，在國內已經是教授工程師而到美國當卡車司機的中年人，在國內是正宗畫家而在紐約街頭給遊人畫肖像的中國藝術家，在這樣的人中，我沒有遇見有反美情緒的人。但這些人是例外，這些人要是反美就不來美國了。
      好在有一個台灣，還有一個香港，那裏的人也是中國人，可以用來做比較。很明顯，那裏的中國人沒有大陸的反美情緒。即使美國政府歷史上對待台灣有不夠仗義的時候，「國家利益」是美國人對自己不夠仗義時的說辭，台灣人竟然能理解而並不記恨。即使美國和台灣中斷了外交關係，但是兩邊的人民仍然視對方爲盟友。台灣和香港的年輕人，都以美國爲典範和榜樣。
      妒嫉和自卑多少是天生的，人皆難免，但是妒嫉和自卑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引出「反」的情緒來。我仍然想不明白，中國人特別容易反美的情緒，到底來自何方？
      於是我就想我自己。我們的青少年時期，五六十年代，也是反美的，而且反得非常激烈。反美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我們被教育說，美國是帝國主義的頭子，而中國百年恥辱受盡帝國主義的欺負，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等等。後來插隊到了農村，幾年以後我們從生活中逐漸明白過來，我們受到的教育，報紙電台上說的話，多半是需要反過來聽的。於是大家千方百計找一些內部書刊讀了，這才知道，百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美國是最有恩於中國的國家。從此，醒悟過來的我們這一代人明白，中國人反美其實就是愚蠢的代名詞。
      我相信，我們的反美情緒，來自於教育和宣傳。這種教育和宣傳中，幾乎沒有事實和知識，只有結論和斷言。而你會接受這種結論和斷言的條件是，你意識不到這種結論和斷言並無事實作爲證據，裏面沒有知識含量。爲此，結論和斷言的供給方必須保證接受方無法接觸到事實和知識，否則，教育和宣傳將前功盡棄。所以，這種教育和宣傳是和信息封鎖同時實行的。在我們成長的那些年裏，信息封鎖的方式比較簡單，就是懲罰任何試圖打破封鎖獲取信息的努力。如今封鎖的方式更復雜而系統化了，但是性質是一樣的。
      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是黨和政府精心策劃和多年運作而造成的全民愚昧的結果。中國的未來，首先是要打破這種愚民狀態，否則沒有希望。


      ——东网

      张雪忠：信力建为什么就不能抓？

      Posted: 13 Sep 2015 10:36 PM PDT

      图：信孚教育集團創始人信力建，日前被刑拘，現羈押於廣州市第三看守所。
      前些时候，对公共事务颇有热忱，并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见解的广州民营企业家信力建先生被当局抓捕。对此，一些意见人士又在大发感叹，诸如"为什么连这么温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怎么还要抓？"，等等。
      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意见人士可谓是既没有原则是非，也缺乏基本见识。说他们没有基本原则是非，是因为他们忘了，无论是所谓"激进"的言论，还是所谓"温和"的言论，言说者的权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应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护。我希望这些意见人士下次在发出类似感叹时，能够费神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激进"的言论者被抓，你们的心里就会感到好受些？
      说这些意见人士没有基本见识，是因为他们连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没有约束的专横权力，对言论的压制和迫害是没有止境的。一开始，最令当权者恼怒的，可能是那些激烈批评和反对他们的言论，这也是他们最想消灭的。但在消灭了"激进"言论之后，那些"温和"的批评言论就成了最刺耳的，因而也是当权者最想消灭的。在明确的批评言论被消灭后，那些委婉含蓄的调侃，又会让当前者觉得无法容忍。在这些声音都被消灭之后，人们哪怕是完全沉默，都会让当权者觉得不舒服，都会被他们视为无声的反抗。他们接着就会要求人民去赞美他们，最后连那些赞美得不太卖力的人，都有可能要受到权力的惩罚……
      在经常发出上述惊诧之感的意见人士之中，不少人也喜欢在公共讨论中以"理性、中立、客观"来自我标榜（这些人也被网友戏称为"理中客"），并将批评和反驳者斥为"偏激"。但实际上，公共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探讨特定论题中的是与非。参与讨论的人，只需呈现论点并为之提供论据就行了，而参与者的个性化的特质，即使有可能在言论中不经意间有所体现，也是与议题本身完全无关的东西。可以说，如果一名意见人士在参与公共讨论时，还要特意标榜自己的"理性、中立、客观"，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一个见识极其浅陋的人，因为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不可能在公共讨论中作出这样无聊的举动。
      基于个人的经验，我发现一些理中客不但见识浅陋，而且极其伪善，甚至可以说到了人品堪忧的程度。我愿意在此略举数例：
      （1）我曾经与一位所谓"中间道路"的倡导者有过几次论辩，在辩论过程中，我确实是毫不含糊地反驳过他的基本观点，但从未对他口出恶言。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性、中立、客观"的人，在我接受郭飞雄先生的辩护委托不满三天，就公开指控我要拿郭案"与当局做交易"，还不惜为此捏造事实。我当时真想托这位理中客帮我向当局打听一下：如果我要做交易，当局能给我开个什么价？
      （2）几年前，有两个人冒充和尚作出不合和尚身份的举动，并因此被警方抓捕。我当时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大意是说："这两个人的举动确实令人讨厌，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政府就没有权力去惩罚他们。他们的行为或许对佛教有所亵渎，对佛教徒也有所冒犯，但对一种普遍信仰的冒犯（而不是对一项具体权利的侵害），并不是法律的惩戒对象。越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越不应指望世俗权力来帮助维护和净化自己所皈依的宗教；这种指望甚至对自己的信仰构成更大的亵渎，因为一名信徒怎么可以对自己信奉的神灵（佛祖也好，上帝也好）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于认为神灵的力量竟然还不如一个世俗政府的力量？"我的这一言论，立马得到那位儒家宪政带头人（这个人也经常以理性、温和自居）的回应："拜托，你懂不懂宗教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装扮成你老婆的样子，在你家小区装疯卖俏，你心里会怎么想？"实际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一名儒家宪政的带头大哥，都可以如此粗鄙和缺乏教养，可见中国大陆的儒学界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3）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不但经常以理性、温和自居，而且要经常指控他人是"偏激"的、包藏祸心的"拆船者"。在关于聂树斌案再审审查的讨论中，他认为申请再审的代理律师的办案方向不对，应该越过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直接提出全案重新侦查。我当时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这种说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合乎法理：1、公安或其它机关无视生效判决，直接对已决案件重新侦查，无疑是对法院权威的否定与侵夺；2、法院虽无侦查（证据收集）能力，但有审判（证据审查）能力，完全可以审查原判证据是否充足；3、法院若改判无罪，相关刑案即属未破案件，重新侦查方可启动。" 这位温和、理性的律师对我的回应，不是据理反驳，而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张雪忠基本就一不懂装懂的白痴，这法学博士不知怎么混出来的。"当然，考虑到他甚至可以在微博上举报他人的"政治错误"言论，他的这种表现就并不令人意外。
      （4）还有一位信佛教的企业主，认同"素质论"，认为应该先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再考虑政治民主化。他一直认为我太偏激，不够理性温和，有政治野心，而我反对素质论则是为了讨好民众。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能保证张雪忠不会成为下一个毛泽东"，还经常艾特我，希望我能回应他。我一直都不想理会他，最后太烦了，就拉黑他了。他接着就经常在网上谩骂我，说我一边主张言论自由，一边却拉黑别人，是"一个虚伪的、邪恶的没有信仰的魔鬼"。我当时不禁大为感叹："就连这样一个缺乏起码教养的人，也在嫌弃中国人素质不够好，可见这个世界已经荒诞到了何种地步！"
      （5）理中客无论在体制内外，都不乏伪善的特征。比如，前段时间，不少法官在网上或报纸上撰文批评"死磕律师"，说他们极端、偏激，破坏法官权威和尊严云云。但是，也是在这段时间，当政治权力将政法机关定位为党的"刀把子"时，人们却看不到这些法官站出来捍卫一下法官的权威和尊严。有一次，我还忍不住回击了一位法官对死磕律师的指控："法官煞有介事地指控死磕律师损害法官权威，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如果律师的死磕是依法进行的，就不可能损害法官的权威；如果律师的死磕是违法进行的，法官只需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置，就足以维护法官的权威。另外，不知道当领导干预你们手中的案子时，你们是否还会这样权威感爆棚？"
      例子是举不完的，但从中总结的教训却是简单的：一个人若是真想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推动这个国家的转型，就必须首先避免沦为理中客。一个真正想改变自己国家的人，不但会对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思考，而且还会诚实而勇敢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同时基于这种严肃的思考，来形成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只有基于坚实的信念和价值观，以及与此相随的远见，一个人才可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面对世人的冷落，承受权力的打压，矢志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假以时日，他的见识终将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他的承当终将被更多的人所信赖，他的认同者和追随者也将越来越多，他也就自然成了一项重大社会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比如，甘地、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季，莫不如此。
      而那些理中客们，却并不特别在乎原则和是非。他们最在意的不是自己言说的内容，而是自己言说的姿态。他们既害怕冒犯专横的权力，又担心违逆读者的情绪。他们对重大的问题缺乏严肃的思考，热衷于贩卖一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文字，并且小心翼翼的避免得罪人。但在公共事务上，一个人若是不敢得罪任何人，也就不可能影响任何人，更不可能领导任何人。毕竟，一个缺乏明确见解和果敢承担的人，又能有什么资格去影响和领导他人？
      总而言之，一个人让自己的国家有所改变和进步，就必须时刻提防自己沦为没有原则和是非的理中客。
      2015/09/11

      乔木：中國NGO的多重困境

      Posted: 13 Sep 2015 10:34 PM PDT

      正在制定的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和憂慮。有些人認爲，這會不會像1989年後制定的《遊行示威法》，名義上是保護憲法第35條賦予的遊行示威權利，實際上卻限制、阻礙、打擊這些權利。
      非政府組織的英文簡稱是NGO，有時也稱NPO，指非盈利組織。從它的名稱和活動來看，在中國首先存在三重困境。
      一、有政府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前者如所有中字頭的組織，像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儘管都以非政府組織定位、籌款、活動，但都有政府背景、行政級別，是有編制的事業單位。
      二、一個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如果強調它的非政府屬性，會被誤解爲反政府、非法組織，儘管它們其實是在幫政府。
      三、非政府組織如果宣稱是非盈利組織，又會被誤解爲不是爲了盈利，那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在功利主義盛行的中國，普遍信奉「無利不早起」，哪有不爲盈利的機構？除非別有用心。
      現實中情況更爲複雜。因爲許多非政府組織開展環保、勞工、維權救助、各種社會問題的研究和行動，不光問題「敏感」，在籌款和活動中，往往又和個人、企業以及國外的同行、基金會等有合作聯繫，經常被另眼看待，甚至橫加阻撓。
      中國一直是官本位的社會，官家、政府的機構和活動，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傳統社會中，商業行會、民間社團、各種宗教一直存在於鄉土中國，只要不造反，官民兩道，各自相安。
      後來依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政權，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強化了黨政的雙重領導，具有高度化的行政色彩。比如企業會有黨委書記，學校有行政級別，寺院的方丈主持也會享受某個政治待遇。在此情況下，民間組織難以合法化存在，要麼銷聲匿跡；要麼收編重組，統一納入政府序列。
      改革開放不僅是觀念和經濟上的巨大變化，也帶來社會的多元發展。國外的非政府組織歷史悠久，全球化時代又迅猛擴張。在內部的需求和外來的影響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逐漸發展起來，但是迴避了「非政府組織」的字眼，而是用「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名稱，在民政部門註冊。同時又規定，所有的類似組織，必須要掛靠一個政府部門，作爲業務主管單位，和民政部門實行雙重管理。
      這又出現了兩重困境：第一，政府部門可以組建自己主管的社團，比如司法局可以成立律師協會。雖然號稱非政府組織，但誰都知道它的政府背景。第二，真正的民間社團想註冊成爲合法的非政府組織，又難以找到政府主管部門，或者說，沒有政府部門願意管理這些不在編制內的社團。
      好在以中國人的聰明，總有變通的辦法。非政府組織不能以「非企業單位」在民政局註冊，但可以作爲企業，在工商局註冊。目前全國絕大多數號稱NGO、智庫、非盈利的民間機構，都走的這條路子。
      但又面臨着兩個困境：實際是非盈利的，經費也來自外界的資助，但由於是以企業註冊的，要繳納各種營業稅、所得稅、管理費。這不光給這些機構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做的事當局如果不滿意，也會經常以偷稅、漏稅等藉口被處罰、註銷。
      同時，這些機構實際上開展的研究、調查、社會服務等業務，也會被民政部門以擅自用「民辦非企業單位名義」開展活動的理由，予以查處。
      前兩年有了一點變化。民政部規定，對社會公益、慈善、社區服務等民間非盈利機構，可以按「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不需要掛靠政府部門，不需要註冊資金，也不用納稅，這算是真正的非政府、非盈利組織。
      但是對於政治、法律、宗教類民間社團，仍需要掛靠政府部門。這類非政府組織很難成立，即使成立了，雖然號稱非政府，但還是隨時捏在政府「老大哥」的手裏。
      至於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國開始不予登記，儘管它們以辦事處或合作伙伴的形式，明的暗的一直在華活動。這兩年中國政治趨緊，社會管控加強，自然不會忽略國際非政府組織，於是開始制定相關的法律。
      在中國，非政府組織本來就敏感，現在加上國際、涉外、境外勢力，就更爲複雜了。


      ——东网

      东步亮：體制每天都在製造絕望

      Posted: 13 Sep 2015 10:32 PM PDT

      上一篇專欄《司法不維護正義，暴力便替天行道》，寫到湖北十堰中級法院4名法官被一名當事人捅傷事件。當時事件剛剛案發，行兇者所涉勞動爭議案的案情還不清楚，只能就過去發生的類似事件做一些討論。
      通過媒體近幾天的報道，現在人們已經知道這起勞動爭議的大致情況：當事人胡慶剛稱在十堰方鼎汽車車身公司工作6個月，雖無勞動合同，但有員工請假單、考勤證明、銀行賬戶明細、工作服等證據可證明。方鼎公司則稱，與胡慶剛沒有建立過勞動關係，胡未為方鼎公司提供過勞動，證據是方鼎公司的員工花名冊沒有胡的名字。胡慶剛通過勞動仲裁、法院一審和二審，均未被承認與方鼎公司有勞動關係，其要求賠償的訴求未獲滿足。
      這使我想起我曾調查過的一起事件。一名剛剛畢業沒多久的大學生，進入富士康某地的一家工廠當工人。富士康為了節省費用，與這批工人簽訂的勞動合同，甲方是一家註冊地在一個縣城的富士康分公司，但乙方工作地則在大城市。這樣，因為縣城的年平均工資大大少於大城市，富士康可以按縣城標準，少向政府繳納不少社保等相關費用。工人們不明就裏，求職心切，也就簽了。不料，這名工人在工作時不慎被切掉半個腦袋，救活過來時已高度殘疾，智力和記憶力幾近完全喪失。
      客觀地說，富士康也不是完全不管，他們剛開始也墊付了不少醫療費用。但是，富士康堅持這名工人屬於外地分公司，只能按分公司所在縣城的平均工資標準享受社保工傷賠償，這使得這名工人所獲得的賠償要少幾十萬元。由於家屬不同意富士康的賠償方案，富士康乾脆停止了這名工人所有醫療費的支付。家屬為此開始打起了漫長的官司：申請仲裁、起訴、一審、二審、申訴……但仲裁機構和法院都不予確認工人與所在大城市工廠的事實勞動關係——這是可想而知的，富士康是當地的納稅大戶，是受保護的企業，是當地的重要財政來源，類似這名工人的情況還有不少，如果裁決對工人有利，可能其他也會效仿。在富士康要求下，當地司法部門無疑要做出有利於大金主的裁決。
      這名工人家在農村，為了照顧他，家裏賣掉了房子，荒廢了土地，三口人全職全天陪伴在他身邊，而以他的病情，今後也必須如此。他們找街、區、市有關部門及各家媒體，上訪、拉橫幅、攔馬路，乃至多次到北京上訪，但是全都沒用。走投無路之下，他們聲稱要去採取極端手段。雖然後來被我極力制止，但我內心完全理解他們當時的無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遇到這種事，如果我是當事人或家屬，我該怎麼辦呢？
      我想，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這是多麼絕望的事情。對一個法院、一個政府來說，一份判決只是一張紙，但是對一個具體的個人、對一個家庭來說，那卻是他們的全部，是他們的未來和希望。如果沒有了未來和希望，還有什麼不能毀棄和放棄的呢？而中共現行體制，卻每天都在製造這樣的絕望。
      絕望必然生出怨恨。「他們對這個司法系統、國家的怨恨伴隨終生。……人們對司法不公的怨怒平常只在心裏和嘴上，形成對國家的不信任而已。一旦自己活生生地遭遇法官不公正對待，就可能因絕望而把怨恨發洩在刀刃上了。」

      ——东网

      守鱼：911給了中國政府14年的偉哥

      Posted: 13 Sep 2015 10:30 PM PDT

      14年前的那個晚上，很難忘記。凌亂的男生宿舍裏，一群人蛋疼的打發時光，僅有的幾台老式電腦在互聯網上緩慢的爬行，然後，坐在電腦前的胖子突然就跳了起來，紐約本土被恐怖分子駕駛飛機攻擊了。
      一群用著撥號連接的網友拖垮了當時可憐巴巴的幾個門戶網站，十幾分鐘都是一片白。世貿大樓被攻擊，世貿大樓倒塌，五角大樓被攻擊，然後還有一群腦殘瘋狂的叫好，怎麼才死了那麼點人，這是相當主流的輿論。
      911之後，當時還很弱勢的中國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觀點遭到了全面的圍攻，和1998年的南聯盟事件並沒有太大區別，敵我鬥爭的快感壓過了對人類的關懷。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敵人遭受到損失就是我的勝利，閉塞壓抑的弱國國民還堅定不移的和政府站在一起。911拉開了中國網絡論戰的一個新篇章。
      在14年以後，當恐怖主義再次襲擊歐美國家的時候，更多的正常人類思維回到了人間，草民不再強勢的將自己與政府的戰車捆綁在一起。當國際社會和獨裁政府開戰的時候，越來越少會有不假思索的敵對情緒滋生出來。
      如果將功勞歸功於啟蒙的努力，或許過於偏頗了，我倒更傾向於認識這是民間自我意識的主動覺醒，因為中國的矛盾正在變得更糟糕。
      911事件的發生，給了剛剛加入WTO後的中國政府一次融入國際社會的契機。基於反恐的話語需求，美國政府積極地向中國政府拋出了橄欖枝。在反恐話語的主導下，國內的激進民族抗爭成為國際社會主流打壓的對像。而基於反恐戰略的需求，中國政府又得到了一次全面發展經濟的契機。雖然中國還是那個全面的打壓反對陣營的政權，民主鬥士從來沒有面對過更寬鬆的政治環境，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施壓反而減輕了。
      一個強大的又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政府，並沒有改變其本質。在國際社會的天平上，中國開始反噬國際規則。
      911發生5年以後，在2006年的時候，中國艾滋病領域通過抗爭，取得了要求全球基金重新改選中國區民間組別代表的權利。然而，聯合國艾滋規劃署的中國辦公室，對如此重要的民主議題只有口頭上的支持。當最高領導出席活動的時候，他甚至於已經習慣了在講話以後稍等片刻，迎接台下雷鳴般的掌聲。
      國際社會大規模的進入中國社會，尤其是開始從偏遠的雲南轉移向北京和其他主要大城市，在911之後進入一輪高潮。在一個全世界最封閉的大國裏開展項目，改變一個制度落後的國家，幫助最大面積的弱勢，是非常值得誇耀的事情。但可悲的是，當進入到這一片土地以後，國際社會還不足以改變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則壓根沒準備去改變，最終反而是國際民間社會受困於中國，在曲折的環境下生存。911前後還有多個民主選舉項目落地開花，如今都已成了昨日黃花。
      民間社會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前兆。WTO加911之後的中國，經濟體量的劇增，不僅對國際社會的援助項目和民間往來可以不屑一顧，就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民主國家越來越吃緊的經濟形勢，政治家們對投資的渴望已經超過了關注民主與人權的姿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但凡國際上有什麼大事，中國擺平後不久，一定能看到某些巨額的項目馬上簽單。
      911之後，全球極端勢力遭遇了空前的圍剿，中國政府倒是空前的揚眉吐氣。吃完14年的911紅利，2015年的中國大陸閱兵，卻冷不丁的吃了國際社會一鼻子灰。
      14年的浮華，不過虛幻，14年過後，民間已經不是14年前還閉塞愚昧的民間，國際社會依然是那個勢利冷酷的國際社會，而缺乏了反恐話語支持和經濟紅利買單的權力，將面對偉哥失效以後的那個真實世界，一個值得民間社會期待的世界。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5, 2015, 6:12:01 AM9/15/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许小年：政策制定部门缺四点常识

      Posted: 14 Sep 2015 11:34 PM PDT

      我想讲的是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感觉到，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那么下面常识是什么？
      　　我想列出几项：第一个常识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0的一项政策措施。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我这里讲的中央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知道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没有激励，没有信息，我感觉到这也是常识，这个常识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佐罗（音）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创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数字GDP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学校被搞乱了，在社会上在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含混不清，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定的经济学，用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将人们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了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们首先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重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的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
      　　即便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政策研究我们也必须看到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命的局限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没有周期理论情况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没有政府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政府干预的主张，这些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观政策在现实执行中面临着重重的困境。那么为什么讲主流宏观经济学是提出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是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经济碰到过热就紧缩，碰到衰退就刺激，这些经典的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是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以至于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经济会过热，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衰退？
      　　因为人们不再过问经济波动的原因，而只是过热的紧缩、衰退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我们先设想一下，如果深入的去问一下，为什么经济会出现波动？如果经济的波动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造成的，有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那项新的技术带给人类生活生产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那就是铁路，当铁路作为新技术出现时，还引发了一阵投资的高潮，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了繁荣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过热了，我们要问一下当铁路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投资高峰使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难道中央银行应该向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教科书那样的方式来紧缩、提高利率、来收紧银根吗？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你为什么要在一项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而经济繁荣的时候才去紧缩政策呢？你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来抑制投资呢？你为什么要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所以我们对于教科书上已经形成的固定的说法和固定思维，从根本上要提出怀疑、提出挑战。
      　　如果当这一项技术，比如说铁路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基本完毕的情况下，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衰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按照我们今天固化的思维，那当然是央行应该减息放出银根刺激投资。但是在新一轮的技术出现之前，投资往哪里去投呢？铁路建设已经基本都完成了，下面新的技术还没有出现，电力电网要几十年以后才出现，这时候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们现在不加思索的就说，既然经济进入了衰退就应该放出银根，就应该减息降准，但是由于在两个技术高峰之间缺乏投资机会，央行在这个时候放出银根，只能使资金流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就像今天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的过热就紧缩衰退就刺激，这样的宏观决策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制造新的经济波动，这就是多余货币所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资产泡沫后面所带来的衰退，这样的案例我们在08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我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它提出了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周期理论来作为支持，同样在政府的决策上，传统宏观经济学也是提出了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天生不稳定，因为私人部门中企业家具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这次快速创新和淘汰使他们有时激动不已而过度投资，有时候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经济于是便随着他们的动机上下波动。凯恩斯敏锐并且正确的观察到了预期的增长性，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预期挂在嘴上，经济学上有理性经济学派，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是凯恩斯的贡献，遗憾的是凯恩斯给出正确的诊断，但是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的药方是什么？是政府进行干预，起码要过分的矫正民间动物精神的后果，但是他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动物精神对冲动物精神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使经济波动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对他的批评，对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批评，就归结为他没有政府行为的理论，而简单提出政府干预而校正民间动物精神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起码是不完整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讲，他是内部的不一致，这是学术界的大忌。
      　　也许可以说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虽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们要比民间的动物精神要弱，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官员就是理性的，为什么民间的企业家就充满了动物精神？我需要理论需要事实证明这一点，你不能假设，你不能假设政府为了稳定经济，而且假设政府能够制定政策稳定经济，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动机，这个不能接受的，你必须证明，你必须在理论上、在实证上证明。在实证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世纪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什么精神？我们看到2009年的4万亿，4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说法，由具有动物精神的政府官员来纠正市场中具有动物精神的企业所造成的错误，这显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它的缺陷、它的局限性和内在的自相矛盾，还不限于这几点，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生产乘数，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被简化为死气沉沉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个体系时间消失了，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时间因素消失了，在凯恩斯主义的体系中没有时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干预、经济的活动都是瞬间完成的，时间消失了，创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识也消失了，只下一位无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导着未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一幅图景。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于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重建的基础不是经济学人人为构造体系，为了人为构造体系的方便而作出的随意，但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假设。
      　　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来自于现实经济，来自于参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色人等，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消费者等等，他们行为的观察，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们的30多年的经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学习和批判国际上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上，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的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来重构宏观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国企改革文件终稿和13年底的初稿比，修改了80%——由X亲自操刀。结果今天A股没给面子…
      曹山石说这次国企改革是X亲自修改的
      比初稿改了80%
      我只能说难怪。。。
      这轮股灾其实预示着可怕的拐点
      1、p民对最高层团体智力和控制力的信任开始出现巨大动摇，现有体制的僵化、愚钝和落后暴露无遗；
      2、可能跟持续的高压反腐有关，目前为止，至少在金融届，体制内已经几乎没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了，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和央行；
      3、即使上面两个不成立，本届上任以来的改革政策也已经宣告全面破产，面对下滑的经济已经束手无措。
      谢绝跨省，我不是宣扬悲观论，希望决策者能有所警醒吧，不要继续在左行的死胡同里再一路直行了
      就说说第二点吧
      真正有能力的人肯定有
      问题在于真正有能力的人说的话未必能让某人满意
      某人能给真正有能力的人什么好处？
      在他面前永远只能当条狗
      所以就没有然后了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这六句每一句都是浓重摸黑中国现状，不愧是中医粉国学到家，至于屁民们就是换鸟对象
      我觉得股灾真的特别特别好，非常有针对性的税收方式
      对于智商不足和贪心不足人群的优良税种，征收成本低，范围广，见效快
      希望能多搞几次，2年左右一次最好
      重典用错了地方，其实现在这情况，分家当没啥不好，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做法。
      可惜某人还想把权力握在手里
      同意
      即使机制上做不到很好的改善，
      作为圣上，最差也还是要兼听则明
      衙门自己搭了一万亿进去
      这次征收的经验不足嘛。其实我是希望不要救的
      以后估计征收成本会越来越低，熟能生巧
      征收个啥呢，连IPO都停了，股市依然在不断下跌，已经失去造血功能了，无法融资了。
      我现在对这一对的能力深表担忧
      当然无论如何差评，都可以被描述成一盘大棋

      ——网友推荐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我为什么否定这次“国企改革”？

      Posted: 14 Sep 2015 05:53 PM PDT

      盛洪
      秋风渐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国有企业，这个备受批评、且拥有数千万职工的企业群体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盛洪从2010年起就不断呼吁要进行第二次国企改革，一直呼吁国企打破垄断，上缴利润，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顽疾。近日，中评网专访盛洪，请他谈了一下自己对本轮国企改革的看法。

      真正的改革应该破除国企垄断

      中评网：第二次国企改革正式落地了，您从2010年一直在呼吁启动第二次国企改革，这一次落地情况下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盛洪：第一次国企改革是放权让利，原来国企被管得很死，放权让利能激发国企管理层积极性和员工积极性。现在则是放权让利走过头了，很多年没有让国企交利润，不交利润的部分让国企有自主权决定分配，而且还额外增加了很多对国企的优惠制度和政策，包括垄断权、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低利息的贷款、很低的自然资源租金等等。我讲第二次国企改革是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像这次的"国企改革"内容我不太认同。

      中评网：为什么不太认同？

      盛洪：改革是解决问题的，这次的改革基本没有针对我说的问题，比如说国企垄断权问题、国企免费和低价使用国有资源的问题、不上交利润的问题、国企内部没有限制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国企使得政府不能公正的对待国企和非国企，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性；国企管理层和行政官员是互换身份，政府行政官员天生就跟国企高管是一群人，国企的存在让我们很难去期待政府公平对待国企和非国企，违反政府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政府是要公正。我们给国企这么多优惠政策和垄断权，民营企业怎么和他们竞争，他们在市场中不是公平竞争者，会破坏市场经济基本制度。
      现在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占有全国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这么大的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年得数万亿。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很大程度上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和保护垄断的结果，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改一天损失上百亿。如果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改革是干嘛？

      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错的

      中评网：文件里提到说要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盛洪：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是错的。国企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国企不是一般的企业，它不应该在营利性的领域中跟民营企业竞争，凡是营利的企业可以做的事都不应该国企来做。再加上国企可以通过政治资源获得垄断权，通过政治权力获得免费的资源，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损害。

      中评网：文件里提到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盛洪：我们认为：第一，我们说的是问题，他们认为不是问题，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他们认为是问题，这种国企改革方案有什么意义。他们完全无视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一意孤行做大做强国企，这叫什么改革？这完全是反改革，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

      改革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有垄断权傻子也能赚钱

      中评网：这次改革有没有触及到国企高管的既得利益

      盛洪：没有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核心。我研究这么长时间，我听两句话就知道他们想干嘛，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干的事情，讲"改革"欺骗舆论，我们的传媒不要对这件事那么激动，因为那不是改革，它就是再一次欺骗舆论，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次，说"改革"激动半天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干嘛那么激动呢？

      中评网：去年22个地方省上交各自国企混改意见之后，我们一直在等这次计划出台，结果出台后离预期比较远的。

      盛洪：对，根本就没有任何行动，至少作为清醒点的人，至少别被他们给骗了。

      中评网：国企除了垄断之外还有内部治理的问题，您也提到过内部人控制奖金发放，这次改革文件里面似乎也提到把国企进行分类管理，任命制和选聘相结合，这样做能不能触动国企高管既得利益。

      盛洪：也不能。比如说分类管理，有一类是商业性的，有一类是公益性的。先谈商业性的。我要根据你的绩效对你进行考核，但是他的绩效怎么评价？他的绩效不是真实的。你的利润哪里来？因为你垄断了，因为你不交地租，因为你的贷款利率是低的，你拿到石油开采权以每吨30元获得，人家可能每吨400元获得，完全不是同等的，我怎么衡量你的真实绩效？
      再比如金融，银行有这么多利润，你要知道它的利润怎么来的。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差，多少年没有变，最近两年稍微有一点调整，基本上还是要顾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十几年是3%的利差，利差相当于垄断价格，又是管制价格，政府规定了你有3%的利差，一般的国家是1.5%到2%，市场经济国家是竞争决定的利差。而这3%是行政部门规定的，这不都是假的吗，你怎么去衡量这些人真正的努力，放一个傻子有垄断权不照样赚钱吗？
      而且像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冗员很严重，他们工资又很高，效率很低，怎么去衡量？人造的市场环境，人造的绩效，你说我们怎么去给他奖励？光地租国有企业全算下来一年至少1万亿以上，现在国企业就1万多亿利润，利润基本上就是地租，他们有什么贡献？任何一个民营企业不交地租，利润就多出好大一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支付足额成本之前这些所谓绩效评价都是假的。

      淡马锡模式毫无必要：国有资本应还给人民

      中评网：这次文件在国资管理方面，引进了淡马锡模式，把管理资产变成管理资本，成立国资运营中心，国资委说不管事情了，就管资本。

      盛洪：只管资本不管资产，是值得怀疑的。国企动不动，能不能卖股权，能不能退出，这些都是问题。

      中评网：您对淡马锡模式有没有了解？

      盛洪：淡马锡模式是多余的，只不过中国这些人要保留国有企业，才老提淡马锡。淡马锡模式有什么必要？你为什么要让国有资本赚钱给民众，没有必要，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

      中评网：对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核心在，与现在比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盛洪：淡马锡是所谓国家资本，但不是国有企业，是私法企业，是按照私营企业去运营的，但是资本是国有的。我们的问题是，干嘛要这些国有的资本，没有必要。国有资本可以还给新加坡人民，因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获得收入就靠税收，现在为什么要搞出这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没有值得深入讨论的价值。

      央企合并是灾难 肢解更利于中央管理

      中评网：您以前提出来把国企肢解掉，把中石油、中石化拆借成许多小公司，但是现在其实南北车合并以后，央企正迎来兼并重组潮，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盛洪：兼并重组后肯定垄断势力更大，对社会、消费者和民营企业都没有好处。逻辑很简单，垄断势力大了无可奈何于它，更没有办法制约它。央企合并以后，中央政府如果想管难度就更高了，因为更容易和你对抗了，像中石油、中石化，发改委、能源局都管不住，他们是庞然大物，你不能否认。如果你把三桶油合成一桶油，那你就更完了，对中央政府来说，你面对的是竞争者还是垄断者？比如李克强面对中国唯一的一家垄断的石油企业，你的谈判地位和面对三家、五家石油企业就是不一样。
      我们原来举过例子，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的时候，中央政府跟它谈判代价特别高，后来有联通进入以后立刻就变过来。如果中央政府真是想改革，就不应该合并，恰恰是肢解，比如说现在有中石油、中石化本身可以拆分成几个公司，而不是合成一个公司，只是合并了显得总规模很大。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它要真想去管住这些国有企业，也是肢解了更好。就像汉初贾谊说的，叫"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初有很多诸侯太大，中央政府是管不了，你把诸侯分封更多一些，汉武帝的"推恩令"是说，如果一个诸侯三个儿子，诸侯死了三个儿子都封王，每个人分三分之一的国土，这样几代下去每个诸侯就变得特别小，对于中央政府是有好处的。对于垄断国企也是一样的，如果以为合并起来更好管，是非常愚蠢的一种想法。

      党管国企不如让市场来管

      中评网：关于国企管理，这次文件明确提出党管国企。

      盛洪：原来就是党管国企，原来就是中组部来管，也出了很多问题。

      中评网：之前没有提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盛洪：正是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你认为就是管的不够、抓的不够，然后你就管得更多、抓得更多，结果就是更遭。要靠机制而不是抓和管。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就是抓出来，农业用得着抓吗？老百姓自己去种粮食就种，市场经济起作用。邓小平就不抓。我们钢产量，原来"以钢为纲"突破不了3000万吨，现在年产8亿吨从来没听说谁要抓钢铁。你要抓也要有抓的制度，你怎么去抓，你不是天天汇报？汇报就会有虚假信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市场竞争，市场不会骗你，我要是垄断，像中石油那样，你都不知道我的成本是多少，但是如果有竞争性市场就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竞争让这些企业暴露出真实成本来。

      中评网：至少三家国企比一家国有企业要好一点。

      盛洪：越抓越糟糕，越管越糟糕。改革不是抓出来的，哪个产业发展是抓起来的？恰恰是市场起作用，老百姓的积极性，企业家的智慧，这一点如果都不懂的话，改革毫无疑问必然失败。那么多贪污犯，那不都是中组部用的，蒋洁敏这些人不都是吗，中石油窝案不都是中组部用的人？整个制度没有制约抓有什么用？

      利用体制内力量打破垄断

      中评网：这次文件出台时，我们回顾一下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联通这些企业的历史，他们以前并不存在的，联通和电信以前从工信部拆分出来的，当年朱镕基把部委拆借成电信、联通两家企业，当时互相竞争，我们是不是沿着这种方向改革下去？

      盛洪：原来中国电信是邮电部的，其他部委，什么电子部、铁道部，看到这有油水，他们要求进入到电信业，联通就是由好几个部联合组成的。利用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来打破垄断，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的，即使不是民营企业来进入。比如对石油的改革，我们提出来首先不是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是别的国有企业进入，比如说中国化工、中信、华能等等这就好几家，他们也有动力进。我们应该支持体制内国有企业，只要它不是垄断，要进入这个领域就要支持。它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这是有改革的力量和改革的动力，就跟当初联通进入是一样的。

      中评网：有一个问题我们很不能理解，自从90年代末电信、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央企成立之后，为什么到本世纪初前10年似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嘎然而止慢慢消亡，阻力到底来自何方呢？

      盛洪：因为利益集团弄明白了。刚开始大家都不明白市场经济，后来国企和行政部门的官员他们也明白了，如果把竞争者赶出去可能获得更大利益。此外还有一个背景，原来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国企普遍陷入困境，有一个所谓国企解困和脱困的问题，朱镕基时代还做过解决三角债问题等等。在2000年左右，那会儿的资源价格比较低，包括石油价格、煤炭价格、土地价格都比较低，这些资源型国企当时也是很困难。这时候从国企管理层来看他们明白垄断有好处，朱镕基觉得是脱困的好主意。尤其在最开始大家都没太意识到，像三桶油的垄断确立在1999年，那个时候搞了合并，那个时候石油价格比较低，所以搞垄断。当时的理由是要脱困，所以政治上没有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历史背景是那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没觉得搞三桶油怎么样，后来发现三桶油可了不得。油价逐渐上涨使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捍卫自己的垄断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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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克坚：解读李嘉诚资产大挪移

      Posted: 14 Sep 2015 04:50 PM PDT

      李嘉诚
      在香港政经敏感时刻，李嘉诚频繁的资产挪移自然引起各种猜测，有论者认为李嘉诚正在"卖空中国""脱亚入欧"，因为李嘉诚看到香港政治气氛的变化，也看到了大陆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把资产转移到更安全区域，为最终的财富交棒做准备。也有论者认为这只是李嘉诚展示其全球配置资源的商业才能。大陆和香港资产泡沫化程度严重，而相比较来说，欧洲资产价格处于低位，通过高卖低买，李嘉诚正在实现其财富帝国的再一次跃升。
      这两种解释各有其道理，但真正准确的动因，恐怕只有李嘉诚身边核心圈子才能知晓，外人只是猜测和附会。不过种种猜测本身反映了流行的社会认知，因此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留意过李嘉诚的言行轨迹（但谈不上有任何研究），一个比较中庸的猜测是，李嘉诚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不会只遵循一个逻辑。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的掌舵者，看到有商业机会，就像猎人见猎心喜一样，他自然是要下手的，因此商业逻辑自然是重要的驱动力。但以李氏掌握的庞大商业帝国，他在华人政治圈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多次被政经类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政治逻辑肯定也是李的重要考量。李嘉诚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样逃避政治，也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样把赌注压在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他多层次跨区域的商业利益需要他分析社会和国家风险，观望政治气候，评估政治走势，在不同的政治罗盘中安全下注，做好风险对冲机制，引导政治规则为商业服务，确保他的商业帝国不会撞上政治冰山。正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商业才能和政治智慧的结合，才使得李嘉诚逢凶化吉，笑傲江湖，成就华人商界传奇。
      李嘉诚的商业和政治运作才能已经不需要赘述，但如果把李嘉诚的成功仅仅归因于他的个人能力，显然也是片面的，香港公平稳定的法治体系、高效廉洁的行政系统、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独特的区位优势都是成就李超人的基础。这些因素是李嘉诚商业帝国的底盘，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孕育了一个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富豪阶层，同李嘉诚家族相类似，位列2013 年香港富豪榜单前十位香港富豪群体，包括李兆基、郭炳江、郭炳联家族、郑裕彤家族、吴光正家族、刘銮雄、冯国经冯国纶兄弟都保持着财富长期而稳定的增长，总体来说，这些富豪群体保持着适度、积极的公共形象。
      基于这种制度背景，李嘉诚的资产转移过程自然具有可供人们猜测的多种特征。李嘉诚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发达的中介服务，自由而及时的媒体资讯，从容地展现他的财技，高效率的组合拆分资产，在大陆、香港和欧洲之间来回腾挪旗下资产。这些操作不必经过任何行政许可，不必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的脸色。即使李嘉诚真正的动机是不满香港政制前景，因而用脚投票脱亚入欧，这个过程也可以优雅从容，游刃有余，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
      作为对比，李嘉诚的大陆同行们的境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大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同样造就了很多超级富豪，各种版本的财富榜单颇为夺人眼球。不过社会大众形成的刻板印象是，这个财富积聚过程充满了各种灰色交易，富豪们不得不承受"原罪"的道德压力。而另一方面，在和权力的勾兑和碰撞过程中，富豪们的财富和人身自由往往处在危险当中，当他们不得不通过用脚投票来规避风险的时候，也往往是一个慌不择路狼狈不堪的过程。
      今日公众已经不甚知晓的牟其中，是第一个获得首富桂冠的企业家，他的视野，格局和想象力，貌似不在任何人之下，了解牟其中的很多论者都会感慨，如果经济环境更加规范和友好一些，以牟其中的才华，未必就不能成为大陆版的李嘉诚。但牟其中最终命运是锒铛入狱，至今还在武汉某监狱服刑，江湖上留下的只有他的零星传说。
      像牟其中这样，经历辉煌而又快速湮灭的富豪名单随便就可以列出一长串，杨斌、仰融、唐万新、黄光裕、周正毅、张荣坤、徐明等等就是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这些富豪坠落的轨迹，是畸形而凶险的市场环境最好的注解。这其中，仰融的故事尤其有几分悲情色彩，他曾经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三名，是当年汽车界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很快陷入和辽宁政府的产权冲突中，面对地方政府的强势，各种公关和司法救济最终都归于失败，仰融最终选择用脚投票，出走美国。如今身陷囹圄的薄熙来就曾经是仰融的主要对手之一。
      李嘉诚的行为对大陆富豪无疑有重要的风向标作用，王石先生就曾经通过微博警示大陆同行注意这种信号，但很多企业家在理解李嘉诚的行为时，往往会犯情境混淆的错误，忘记了大陆和香港其实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境。
      宗馥莉是大陆前首富宗庆后的女儿和娃哈哈集团的接班人，大概厌烦于和政府机构的交道，宗馥莉在某个场合回应记者时，本能的反应是，"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宗小姐的直率和自信让人欣赏。仅从财富数字比较，宗氏家族的财富已经和李嘉诚相差不远，但宗小姐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两个商业环境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像娃哈哈这样的优质企业，当年想要上市都不得其门。真要把庞大的娃哈哈集团搬出中国，谈何容易？如果娃哈哈准备撤离中国，那么父爱主义面孔的政府快速变脸将是可以预见的，现有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照应很快能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宗氏父女即使通过出售股权来套现，也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当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就因为商务部的干预，节外生枝而功败垂成。江苏徐工集团出售过程也表明民族情绪和竞争对手随时能构建各种暗礁。
      因此，对那些选择移民的普通中产阶级，"用脚投票"也许还只是程序繁琐的问题，而对超级富豪们来说，"用脚投票"过程如同穿越地雷阵，民族情绪和各种政治拷问会如影随影折磨着资产转移的过程。写到这里，想起柳传志"在商言商"的告诫引发的商人和政治关系的各种讨论，如果对照现实情景，这种告诫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自欺欺人。在目前局促的政治空间中，"在商言商"这种奢侈物件，是大陆富豪们消费不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李嘉诚比他的大陆同行们多了一张不可替代的大牌，这张牌让他可以把商业逻辑和政治考虑完美地桥接起来。
      不过历史因缘际会，香港政制正在往前走，而大陆的体制性张力也在积累中，未来香港和大陆的命运会更多地交织在一起，李嘉诚和大陆富豪们都得面对越来越趋同的情境，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各自如何展开，彼此如何相互塑造，将是更为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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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纠结——在法国里昂文学节演讲（节选）

      Posted: 14 Sep 2015 04:4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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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左一）

      今天，面对后共产主义时代这个主题，我首先否定。因为这世界还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红色恐怖主义，而且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政治实验。因为被切割的不是白鼠，是人类。设计这个"人间乐土"的始作俑者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他必须向所有被支解灭绝的受难者负罪。马克思把农民起义改成工人夺权，把杀富济贫换成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把人类积累的文明以及生存延续的政治经验踩踏在脚下。在马克思的学生毛泽东统治下，先是如今天的伊斯兰国（ISIL），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江西建立了苏联傀儡国，吸引了大批青年男女去参加革命。更是把中华民国挤到台湾，在大陆建立了号称社会主义的伪共产主义中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所有共产党国家如苏联、朝鲜等，不是如拿破仑为了夺取政权而大功告成，而是继续革命，更血腥地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野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就吃自己。在夺权建国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夺权之前。仅在土改运动中就杀死了100多万拥有土地和富有的农民，把中国乡绅阶层消灭。在镇压反对革命的人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事反革命活动，无非是曾在中华民国上下班的政府官员，处死这一批社会白领阶层等于对已经投降归顺者施暴，是滥杀俘虏。近百万有城镇管理经验的人仅仅不是无产阶级而被专政了。恐怖的铲除私有制的哲学，就是把人民赶到街上重新分类管制，因为这群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一样，都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如此有条不紊地在中国实践了半个多世纪。能够使共产党团结的不是信仰，是共同的恨。恨英美、恨知识、恨家庭父母，恨大于爱，甚至超过了恨犹太人的纳粹。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当人肉炸弹，像董荐瑞举着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我们还恨有钱的人，恨穿皮鞋、穿呢子外套的，凡有钱就是恶人，没钱的是好人，穷就是荣誉。
      我是穿着补丁裤子在共产主义歌声中长大的，唯一穿过的新胶鞋还是处理品：两只都是左顺脚。但课本中毛泽东的睡衣有无数补丁让我自叹不如。只是后来才知道，为了他的补丁，每次都是用专机载着睡衣飞往上海缝补。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标志，是恨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想，如果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生活在贫困线之上，烤箱有牛肉土豆，仇富的共产主义理论就不会产生。至少不会仇恨资本。
      当然，共产主义者最终恨了共产，因为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统治者了。所有的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垮掉和没垮掉的，都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就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再次对立。重复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新的斗争代替了旧的制度而己。他没有言中的是，无产阶级之外的所有阶级，都被消灭了。新贵或红二代的产生除了利益加权力，不会如资产阶级同时发展保存着人类的文明气质：如自由的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音乐哲学乃至建筑科学等人文领域的扩展，而是金钱的权力。这种共产主义者转身为拜金主义者的切入点是共产主义信仰穷途末路。但并没有抛弃，因为这是权力的遗产。只需把"世界革命"的旧房装修成"民粹主义"的新房子，便可以面目全非了。甚至极权依赖暴力生存的理论都老旧了，因为执政者已使暴力升级为"执法"，是国家正能量面对个人负能量，是在铲除"害虫"。这就是所谓的后共产主义。人们眼睁睁看着中国政府用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养着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叫挂着羊头卖狗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九四九年，中国由民族国家变成了政党国家，传统习俗文化以及所有的佛、道、儒等宗教都被禁止，包括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仅剩了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供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当然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无数次农民起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成功的暴力革命。但千年的传统文化如中庸之道，还是限制了更极端的革命，比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农耕文明也一直和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也使政治家警惕自已的政道。更明确的"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与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钝，卑贼者最聪明"是两种对立的境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当它硬是挤进了宪法时，中国终将溃败。集体权力只有在保护个人权力的基础上才具有政治有效性。中国这批革命家最终接纳了暴力革命，从而使人道主义无法存活。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民主和人权的空间，但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今天的日本。我也相信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是滋生自由民主的土壤。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生存理念会适应任何时代一样。遗憾的是，多数成年人因政治恐惧而关闭了独立思考的冲动和仁义之心，无论是街上摔倒的老人或被倒卖的孩子，甚至邻居被抓走，人们都看上去像周围没事发生一样地生活。
      其实中国人是在追求安全感，因此离政治领域越远越好，最好的境界是把自已缩小，小到年青关心穿，中年关心吃，晚年关心养，老年关心命。社会则和自已无关。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大脑也许在运作，但情感联系的心灵之门是关闭的，公共社会是不存在的。
      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政府己经破坏了所有的家庭，使每个人都失去了家园，人民只能成为任国家支使的建设工具：即奴隶。而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发展经济的最大动力就是重建家族和家庭，也就是私产、私有和个人资本。也因为这是国民経济体系中重要一环，甚至是基础。今天人们在中国看到的就是重建家族、贵族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众阶层的一个混乱雏形。文明生活还没有完全融入每个阶层，每个家庭。所以，中国还不存在保护个人尊严，只有国家把脸复制给人民统一罩着。
      如今，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人体改造实验，仅剩北朝鲜了。成千上万座奥斯维辛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垮塌，共产主义信仰树倒猴散。但掩盖谎言的政治宣传机制保存了下来。苏联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等都可以在这价值混乱地带重整意识形态。而且共产党统治越彻底的国家越如扩散到肌里的晚期癌症，改革难度越大。这犹如灾难后遗症，会令人因失去而更怀念。文明和人性，也叫儒家传统的"侧隐之心"，要想在共产主义者内部觉醒，除非产生无数个孟子和戈尔巴乔夫。因为红三代红四代都是替代红二代的政治力量，出手都不会逊于金三胖。他们不仅有政治领导经验和统治意识，也有拥护这种统治的被统治者：中国人。这是被强压政治弄成了政治冷感的超级大民族。像艾未未的特立独行，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逆。在中国，有理想、有道德又关注社会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正关在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甚至从未入党的普通人也以听党的话为荣。叫你做羊马上服从，改为做狼也毫不犹豫。只要发财致富，平稳地生活，忘记受过的伤害，难得糊涂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把历史丢弃几乎是全民共识。这就是所谓"后共产主义国家"最雄厚的资产。厌恶政治的人民是最好使的政治工具。
      当一九八九年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时，中国人的道德就被碾平了。之后虽然给了个人发财的机会，但人格四分五裂。尽管共产主义作为经济体制从未奏效，国家至上的意识的确统一了人的思想和肉体，继而加强了国家能力。其实权力和利益比信仰更容易凝聚经历过政治伤害的人。反过来看，人民的道德素质又是检验政治的标尺。好制度本应提升社会文明。
      在中华民国之前，中国人可能是最小看金钱的民族，连商人都要加个"儒商"。但今天的中国己是拜金者满天下，而且金钱失去信仰就成了赤裸裸的野兽。近日在安徽灵璧县医院三位医生与病人家属勾结，利用已死亡的癌症病人遗体制造车祸赚钱，四年之内把42具尸体拉到街上再压死一次，作为死者亲属或者家族的亲情已经瓦解，死去的亲人成了仅仅为活人骗取保险赔偿金的工具，证明了人类重返禽兽时代。金钱与道德的不平衡，始终会使社会动荡不安。维稳成本将不断加大。从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中恢复人性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也许是后几代的事了。
      为了提高思想控制，中国的所有大学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我相信这一万二千多所学院不仅是为了哺育共产主义信徒，而是培养共产党的合法性统治。把党和国揉揑成一团，再穿上民族主义的外衣。这种内洋外中的混合不会是真理加谎言的改造，而是彻底的谎言，也将是执政党长期的思想套装。执政者知道人们害怕失去富足的生活，而采用以不变应万变之计。继续使用传统的"政治恐惧"，以使政府的谎言：马克思主义加中国传统拼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推广。

      中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杂交
      我们必须警惕，共产党向人类挑战的是文明本身，其次才是利益和政治制度。所以精神思想和个人自由更是首先被消灭的。中国人己经听不懂尊重个人自由与发展国家经济并不对立。
      凡供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禁止自由思想，甚至人文科学。除非是制度的反叛者、流亡者能给我们留下真实的思想记忆，我们见不到共产主义除了谎言经验和千千万万被弄死的生灵，它给二十世纪的人类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带来的金钱钞票不值一提。况且高速发展伴陪的高额利润会带来极端腐败。人类需要自由地思想，需要人人有尊严。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依旧是统治根基，但其仅仅留下了革命的框架，剩余的思想理论依据，都被资本主义中国证实是谎言。而谎言之国，人人都没有尊严，谈何个人创造力。
      自从北京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则停止政改发展经济，重新规范党和政府以及和私企国企的利益权限，调整了政党与人民的僵硬关系，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通过经济发展重新崛起了。也就是把马克思痛骂的早期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怪兽—-复制在中国，准确地说，今日中国共产就是他们曾经赶尽杀绝了的资本怪兽，只是更霸道了。
      但是，新的阶级随着财富的积累重新划分，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不再赞成政治改革，而贫穷者则对新政权产生了对抗。知识分子的理念也因此分裂。这种新的阶级对立使中国又回到资本主义的积累时代。虽然廉价劳工类似卓别林式的资本家压榨无产者，但更是赤裸裸地奴化打工阶层。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发展了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控制了资本的权力，保障了穷人和富人的税收分配，文明和道义才躲过共产主义和纳粹得以发展至今。但民主国家由于个人权力的扩大，导致了国家权力缩小，以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虽然压制了民主，但更能高速度调动资源发展经济。土地和资源整体化，在调动经济资源方面无疑超过私有土地和碎片化资本。
      那么，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是否就是今后的方向？

      新兴的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虽然共产主义在一九八九年崩盘，但马克思主义没有消亡，而且在中国扎了根。我在"六.四"二十五周年那天，去了伦敦的马克思墓，用中国共产党党旗把它包了。我想揭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在继续。也证实马克思已成为中国祖宗。绝大多数中国都不知道自已的祖宗，也不知道爷爷辈的名字。更不知道父亲曾经拥有房子土地或者股票财产了。 由于害怕政治真空，执政者硬是把马克思的政治信念挤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道路，用国家资源遮盖法制民主，为执政党披上防弹背心。又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换成"实现民族复兴梦"，把"资产阶级"换成"西方或美国"，把"社会主义"改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宣传手段，也只能说是駖驴技穷了。共产主义信仰由法西斯主义取代的同时，中国传统思想竟然也被抽了血混入。那么，敌对的阵营再次划分：凡是人类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就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华势力"了。
      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分为两个发展方向，比如强调个人主义的英国、法国和强调民族主义的德国、西班牙等。最终是资本主义加专制主义衰败，资本主义加个人主义成功。而中国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加专制。差别只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屠杀，掌握了所有资本，拥有唯一的政治权力，因而让国家能力很快发挥。因为它不需要与法治平衡。民主制是将所有阶级纳入宪政，使法律成为人人分享的政治权力，包括宗教和君主都要让位。且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具有了发展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人权基础。国家设定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是所有人参与的公共事务。因此，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是左膀右臂的必然结合。
      今天，亚洲开始步欧美方式诞生了许多新兴民主政体，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尽管还处在试验阶段，社会各种阶层还在较劲，但会渡过磨合期。也正因为中国实际是唯一控制着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思想的国家，其它国家无需模仿中国的财力发展模式，而是调动个人资源，凝聚创造力，提高生活品质和人文财富。民主战胜各类极权是全球的唯一之路。

      中国的变化与国际社会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虽然适应时代发展，在毛泽东死后把革命统治改为怀柔统治，停止破坏改为建设，但无法平衡特权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积累的不滿。不断增加的警力从城管到网管层出不穷，也不能征服全部中国人甚至共产党人。因为资本的拥有必然产生个人保护意识。一个只有资本没有民主并和普世价值对抗的政权，就只是在彰显与人类本质对抗的勇气而已。文明和自由虽然先天缺乏自保机制，甚至给自己的掘墓人发放工具，但敌对自由无疑是短命的。民主不但具有道德基础，也是个性自由发展的保障。资本主义不是因为个人财权而强大，是与金钱的天敌：精神资本的妥协结果，使其成为了后工业社会模式。而且在市场上也以法律法规向人文价值倾斜，以平衡人的精神需求，如新闻媒体、言论出版、宗教哲学、知识教育等无资本保障的思想领域。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普世主义共存的理由：把资本与人道溶为一体。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大体清晰，那就是：避开民主与法制，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能力是可以高速发展经济，当国家繁荣之后再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但享有现代化生活的中国人，并未随之发展出现代化思维。习近平就是在这节骨眼抓住了一个关键词：中国式社会主义。这个即不否定过去又对未来不下定义的词，以此拖延政治改革。毕竟多年的洗脑已使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文化定义为零。这已是一个党国无法分开的畸型民族。要警醒的是习进平的实现中国梦，也为今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法理埋下伏笔。但无论走"君君臣臣之王道"或"民粹主义的霸道"都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冲击，都不会稳定。
      没有道德甚至美德的现代资本中国，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秩序和文明进展。准确点说，文明因中国强硬正在退步了，而且潜伏着纳粹主义卷土重来的风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至今被关在监狱就是证明。我们不要指望中国共产党利用仇恨赚的金钱，会消费在仁爱的范畴。正如在美国的留学生，是在学习如果打败美国一样。文明不仅仅培养出霍梅尼、本拉登，也正在培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后代们。
      穷专制面对的是正义的革命，富专制面对的是利益变通，因为剩余的少数不满者和思想精英己被边缘化。大多数中国人已习惯了微信被删、博客被封等思想监控。至少我的朋友圈子有兴趣翻墙的接近于零。中国人只要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就是旅游和打麻将，再开放点就是去广场跳西班牙舞。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仅是连走出居住地的自由都没有的奴隶。所以，对中国人而言，今天已经是自由的社会了。所以，涉及政治历史甚至社会见闻也都以不懂不闻为警界线。像今天这种题目的讲座在卡夫卡式的"中国城堡"不会发生。因为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使命。人民则不认为自己或祖国和家庭是专制的牺牲品，需要更新或重建，而是认真遵守着奴隶的职业道德和社会政治分工。绝不犯上，当然"上"又是谁，也没兴趣知道。
      大部分共产党专制的崩溃及变化并不等于这种思想倾向的完结。它没有完成的推翻世界的革命，已经由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接棒。一种我们还无法识别的"变形金刚"正在中国、俄国、乌克兰以及瓦解的极权国家成形。以往极权加民族主义产生纳粹，极权加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信徒的理论已无法完全套用，和平演变也已成为西方的一厢情愿。"后共产主义"如哈维尔指出，依然是极权主义，现在我们看到，它就是最坏的老式资本主义与最坏的新式社会主义的混合，是资本和极权重叠的双头怪蛇。我们无法预测它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但绝不是普世价值。说它会对本世纪构成威胁还过早，因为怪胎的自我死亡机率很高。守住今天我们拥有的生命价值，让法国《查理》周刊的悲剧不再被复制，就是人道主义还能发展的唯一出路。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冲散了各种价值观的时代，各种文化、金融、传播娱乐等正在无意义地复制，甚至无法定义文明的时代，人类唯一可做的就是必须守住独立的个人尊严。
      20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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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6, 2015, 6:37:53 AM9/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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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被黑”后惊心动魄的24小时

      Posted: 15 Sep 2015 11:47 PM PDT

      　　9月15日，南方都市报出现一页全黑版面。读者反映，阅读报纸多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对此，报社方面并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民众纷纷猜测，可能是印刷失误，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某商户为了吸引眼球而做出的创意宣传。

      　　


      　　事由：全黑报纸引发全民围观
      　　9月15日，市民张先生购买的《南方都市报》上出现了一整版的黑色页面，他以为是印刷失误，重新拿起另一份却也是一样的结果。不少报刊亭的负责人也纷纷表示，从早晨销售开始，不少顾客就表示报纸有问题，要求退换，但是最后发现所有南方都市报都有着同样的问题。
      　　这样一个全黑的版面不仅让读者们十分困惑，议论纷纷，同时也很自然的蔓延到了社交媒体圈。在微博上，知名传媒门户账号"传媒大观察"发布了此消息，吸引了一众名人围观。
      　　意外的是，有媒体人爆料此举并非印刷事故，而是广告主所为，南都内部人士也证实了这一传言。
      　　据此推测全黑页面的出现，既非编辑失误，也不是印刷事故，如果是广告投放，怎样的广告主才会投一条没有任何信息的广告？不少人在网上组织话题交流讨论，有人笑谈这则广告要卖的产品"好到让人无话可说"，也有人戏称这次广告堪称"土豪黑"。
      　　猜想：土豪黑的幕后正主是谁？
      　　全黑广告赚足眼球，但是问题来了，这则黑广告到底出自谁家？网上也流传对该则广告的诸多猜测，乌发剂广告、喷墨打印机广告等不一而足，但也有许多人猜测，广告主旨很可能与"黑"相关。
      　　微博上"互联网的那点事"则爆料，称在南方都市报被黑的同时，南方黑芝麻电商旗舰店也同时被黑，因此这件事很可能是南方黑芝麻安排的一次营销事件。记者点入南方黑芝麻的电商发现，一进入界面页面全黑，并有"南方都市报A叠加版""请揭黑"字样，再点击即可看到南方黑芝麻的最新主打产品黑黑乳。有评论认为，此事若不是电商的顺势跟风，那么这则广告是南方黑芝麻所为的几率极高。
      　　


      　　记者也连线了南方都市报的广告部，对方表示，因涉及保密，不便透露这则广告的广告主，但明日（即9月16日）该广告主还会在南方都市报版面刊出揭秘广告破解谜底。
      　　点评：新广告法后广告该怎么玩？
      　　在新《广告法》正式实施后，因新法针对时下广告业乱象制定了诸多禁止条款，让许多媒体人与广告人叫苦不迭，一时间"好到违反广告法"等广告也层出不穷，但类似表达的说法依然有打擦边球的嫌疑。早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景明对媒体提到，诸如"全球唯一"、"全球第一"等极限用语,一方面会误导消费者,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同行的公平竞争,法律要规范经济行为,就不会允许出现这种夸大其辞的情况。
      　　让广告公司和发布媒体变得更加诚信，并不等于广告就不能变得创意。媒体人士分析，这次"全黑广告"的尺度大胆，富有想象空间。知名杂文家时评家盛大林坦言，"确实很博眼球，但是这无字天书是否真能达到广告主想要的效果？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一版将会是载入中国广告史的一次案例，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另外，在新广告法从严的现在，从这版面可以看到纸媒作用的另一种新可能性。也有人将南方都市报"被黑"与南方黑芝麻旗舰店"揭黑"结合称之为"报网联动"，不过同时有反对声音称，现在受众接触媒体环境碎片化，这种不同平台整合的宣传未必能让受众见到传播全貌，起不到应有效果。也有不少人认为电商玩被黑只是一种跟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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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联合国国际民主日】美式民主的三权分立之一：美国国会（龚小夏）

      Posted: 15 Sep 2015 12:45 PM PDT

      龚小夏《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一书封面
      美国国会大厦
      三权分立是美式民主的特征。但是，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多人会误以为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存在类似的三权分立制度。事实上，三权分立是美国的国父们首创的。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并没有美国的这种严格的分权制度。

      在欧洲多数国家里，我们看到的是议会民主。比如在英国，政府是从议会中产生的。到英国的下议院去看，人们在大党的成员中不仅能够看到现任的首相及其内阁，而且在反对党中还有影子内阁。一旦议会的选举结果出来，影子内阁马上就成为掌权的内阁。

      二次大战结束时，领导战争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在谈判中途被选了下来，换上工党的艾德礼，这是英国议会内阁制度最典型的体现。

      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这个国家的制度时，民主并不是首先的考虑，如何制衡权力才是。在他们看来，权力集中是政治的万恶之源。分权才能保证公民的权利。所以，美式民主从大面上来说是三权分立，但实际操作中分权更为仔细。

      立法上，联邦一级有参众两院，地方上每一级行政单位都有民选的议会，哪怕只有几百人村镇也有议会。行政上，每个地方都有地方政府，与联邦权界分明，不存在中国式的上下级关系。司法上，司法部门不仅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权，而且每级法院都有明确的权力。在审判时，法官与民众组成的陪审团也有明显权界。

      我经常想，能够将权力分得如此仔细、如此分散的人，思维是多么慎密，恐怕到了现代心理医生会产生兴趣的地步。
      今天先谈谈国会。我个人对国会最熟悉，也最感兴趣。国会被称作"人民的房子"（people's house），众议员435位议员，参议员100位。我的办公室就在国会大楼旁边，我也经常会过去走走，找议员聊聊。根据《美国宪法》，这些议员掌握着美国的最高权力。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到他们办公室去找议员反映意见。外国人也不例外。

      这些年华盛顿游客里中国人的面孔逐年在增加。在白宫、国会、博物馆和纪念碑面前，一年四季都能听到各种汉语的方言。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每年到美国首都来旅游的中国人大概有六十多万。

      可是，国会的办公大楼里却很少看到中国人。这里我说的不是那座有着罗马式圆顶的宏伟的大厦（现在正在修，2017年1月完工），而是附近那六栋看上去很普通的白色或浅灰色的楼房。北边的三栋是参议院，南边的三栋是众议院。

      这是国会Rayburn大楼的门口。我上星期五去拍的。临近过美国劳动节，国会休会，虽然大楼还开着，但是议员都回家了。办公人员有些还在。

      国会办公大楼前没有身着戎装的卫兵。进进出出的人里有的西装笔挺，有的不过是寻常的汗衫牛仔裤，却无一会因为衣着而遭到阻拦。通过安全门检查之后，人们就能看到一个连一个的套间。资深议员的办公室可能大一点，资历浅的会小一点，但是按照目前中国大公司或者中央政府机关的标准来看，这里非常拥挤。代表六十多万选民的众议员通常有一间二、三十平米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手下的助理们则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哪怕是在美国权力结构中位居第三的众议院议长，其办公室也简朴得令人吃惊。

      【视频1】
      第一个视频，是国会办公楼的大门口。
      美式民主的三权分立之一：美国国会X

      这是办公楼进门的雕像，是五十年代的议长。之后顺着楼梯和电梯上去就是。
      看到挂着国旗与州旗的门口，就是议员的办公室。门上有他们的名字，还有"欢迎进来"的牌子。
      美式民主的三权分立之一：美国国会
      看看我怎么推门进去

      这位俄亥俄的议员办公室中，最骄傲的纪念品就是当地人做的一幅挂画。

      议员办公室通常装饰得比较简单，但是挂着许多有意义的纪念品。这里的"国家公仆"们将日常办公的地点装饰得如此简单，或许是出于信念，但也是因为公众的监督——只要是在上班时间，议员办公室的大门是敞开的。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随意走进去看上几眼，或者是递交上一封请愿信之类的文件。

      国会还有些服务的地方，普通人也能使用，比如理发、擦鞋等等。

      这里的食堂普通人也可以进来吃，价钱与外边没有什么区别。到那里吃饭，往往会看到一些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脸。通常人们不会去打搅他们吃饭，不过也有好奇的外地游客，截住要照个相，大概是不会被拒绝的。认识的议员多了，也就看得出来，他们其实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美式民主的三权分立之一：美国国会
      国会的食堂并不豪华。

      能够拿出该议员所代表的选区的驾驶执照或者选民登记证的人，还可以索要华盛顿的地图或者参观白宫的门票。如果议员本人不在，助理们经常会邀请来客到办公室里面去参观，看看挂在墙上的照片或者别的装饰物。要是碰巧议员本人走出来，游客合影留念的要求绝不会被认为是唐突。

      参观过华盛顿市正中那座圆顶国会大厦的人往往会为其宏伟所震撼，可是会给人们留下更久远深刻印象的却是美国权力核心中那些平凡人可以随意进入的平凡的办公室，那些由平凡的选民推举出来的代表他们治理国家的平凡的议员。

      看着这些平凡的人在治理国家，我经常会想，这真是一种非凡的制度。

      我曾经带著名的左派司马南到国会办公大楼去。到了议员办公室的门口，我让他推门进去，他不敢。我去推了几个门给他看，结果他壮着胆过去推开了一次之后，很高兴地又去试了十多次，之后感慨地对我说：还真是有民主制度这回事儿呀。

      "北美崔哥"也跟着我去了一趟。由于他能说英文，路上还与好几位议员聊天、采访。

      "先生，人民就在这里统治国家"（Here, sir, the people govern）——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句名言，被铭刻在美国国会大厦长廊的墙壁上。国会的许多设置，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反映。

      目前众议院435个议席，每个席位代表着七十多万居民；参议员共100名，五十个州无论大小各占两席。

      1787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国会每年至少要开一次会。当时联邦的事务不多，议员们都是兼职的，只有才开会期间才能领到每天六个美元的补贴。到了1815年，美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以上，国会工作繁忙起来，议员们也才开始领到了一千五百美元的正式薪水。

      2015年国会议员的工资是十七万四千，不算少却也不算太多。不少囊中羞涩的议员们还要在业余时间去找点外快，像那些有医生执照的会继续行医，笔头子来得快的会去写书，做投资的也仍然继续去炒股票。不过如今的国会不像从前，议员都必须全职工作，更不得从事任何涉嫌利用政治地位牟取私利的事情。除了八月份会有一个月的长假、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会关门几个星期之外，议会平时总在开会状态。而到了休会期间，议员们都会趁此机会回到本选区内拉票。

      我认识的一位医生出身的议员，到国会之后收入大减。他有一些过去的病人，他每周六回去继续给这些病人看病。

      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国会休会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自由和钱包最安全的时候。"（Our liberty, our wallets are safest when the legislature's not insession.）他建议让国会议员们"半职工作，并且有任期限制……当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给其他人设立的法律法规之下生活的时候，也许你们就能看到华盛顿会具有更多常识感。"

      这些年来，呼吁减少政府干预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人提出，应该让国会重新回到半职而不是全职。

      国会也是挨骂最多的政府部门。按照不久前的民调，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多的时候只有17%，少的甚至到了9%。问国会与蟑螂谁更好，答案是蟑螂；问国会与痔疮谁更可以接受，答案是痔疮。

      问题是，当选民回答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不喜欢的议员，而不是自己选出来的那一个。民调发现，大多数议员在本选区是很受欢迎的。否则他们也选不上。

      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半职与全职议会的问题。其实，目前美国各个州的议会大部分仍然不是全职的立法机构。在五十个州里面，只有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密西根、纽约、宾夕法尼亚——的议员全职全薪，另外还有七个州的议员工作时间大约相当全职的80%，算得是全职议会。十七个州的议会工作时间50%上下，其余二十二个州为60-70%左右。州议员的工资也不高。全职议会的议员平均工资还不到七万美元，半职议会还不到一万六，而60-70%的也只有大约三万五千美元，有的甚至更低。因为选民坚信，从政不应该是致富的途径。

      以最古老的弗吉尼亚州议会为例。这个议会有上下两院，上院四十位参议员，下院一百位众议员。在双数的年份里，议会开会时间为六十天，在单数年份中却只有三十天。（单数年份是选举年，多数议员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竞选上面。）

      目前参议员的工资为每年一万八千，众议员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如果仅仅靠议会的工资，绝大多数议员就会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议员仍旧在自己的行业中工作，立法不过是他们的副业，因此他们也就无法成为如联邦议员那样的专职政治家。该议会下院议长豪威尔曾经对笔者这样描述："不仅我们能看到邻居失去工作，我们自己也不时会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威胁。在立法的时候这些都会被考虑到。"

      如果来到首都，去看看国会的辩论会给人留下深刻而有趣的记忆。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会议厅是分开的，除非两院通过决议召开联会会议，否则两边开会井水不犯河水。长方形的议会大厅四周有着剧院楼座那样一排排的作为，从那里可以俯瞰开会的情况。这里叫做"看台"（gallery），座位是留给人民和新闻媒体的。

      每个人——包括外国来的游客——都有进入看台的权利，不过因为座位有限，这些年来实行了凭票进入的制度。各州的居民只要给自己选区的众议员或者本州参议员写信，该议员的办公室就会将门票寄过来。这些票并没有指定的日期，整年有效。万一议员办公室疏忽没有寄出，人们有权直接到他们的办公室索要。外国来的游客只要出示护照，就能在国会的访客中心领取门票。如果实在是错过了所有拿票的机会，也可以等一等——下午六点之后以及周末都无需凭票进入。不过要记住，在看台上不允许任何打扰议会程序的动作，包括照相或者喧哗。
      有一次，我带一位国内来访的朋友去看辩论。去之前他对我说，华盛顿他来过很多次，国会也去过，可以免了。我劝他去看十分钟。结果那天下午正好是参议院在辩论一个重要的法案。99位参议员在座，包括中国人也很熟悉的麦凯恩、舒默等等。他一高兴，虽然听不懂，也呆了一个小时。

      这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权力中心向世界开放，欢迎人们前来观看人民是如何在进行统治。这就是汉密尔顿说的"人民在这里统治国家"。

      国会每年要讨论，决定是通过还是否决七千到一万个立法法案。这么多法案，短的有几十页，长的一、两千页（奥巴马推动的医保法案有两千四百多页），国会议员怎么看得过来？是通过还是否决，如何决定？

      我在竞选州议会的时候，曾经犯过一个最基本的错误。我对选民承诺，会仔细地看每个议案。结果议长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说每年的议案有五千个。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籍的伍德罗·威尔逊是个知名的历史学者。他曾经这样形容国会的工作："Congress insession is Congress on public exhibition, whilst Congress in its committeerooms is Congress at work."（国会议员在开会的时候是给公众表演，国会议员在委员会里才是工作。）

      为了能够有效地工作，国会按照立法的领域——比如拨款、军事、税收、外交等——组成了各种委员会，最重要的委员会下面又有分会。比如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下面就分为农业、商务、国防、能源、金融、国土安全、环境、劳工与教育、外交等十二个分会。委员会的主席基本上由多数党资格最老的成员来担任，而少数党方面最重要的成员则被称作"资深成员"（rankingmember）。委员会的数目会根据情况而变化，目前参众两院共有大约二百个委员会以及分会。

      一个议员的权力大小，就要看他在哪个委员会服务，以及在委员会中的地位。最有权的，比如拨款、预算、军事等等，大都只有比较资深的成员才能进去。

      在议案被提出之后，首先必须进入各个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掌握着是否让议案进入立法程序的权力。如果主席认为该议案不恰当或不重要，就会搁置起来。绝大部分的议案也就这样胎死腹中。而主席支持的议案，将交付给委员会全体讨论，并让国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审核修订。通常只有在委员会内部通过了的议案，才会交给整个国会讨论与投票。

      因此，在议会的选举里，赢得了多数票的政党——哪怕只有一票之多——将掌握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且通过这些位置来左右整个立法议程。而少数党在委员会中的"资深成员"——那是个正式的职务——则会组织本党的成员来应对。
      议员主要受的是选民的制约。如果有议员犯下严重错误，"当众批评"（censure）是美国众议院中处罚违犯了法律或者是道德准则的议员的三种途径之一。最严厉的惩罚的是开除，那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在二百多年历史上被开除的众议员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是南北战争中南部联盟的支持者，另外两人则被法庭判处犯下了受贿索贿等重罪。其次的是"当众批评"，当事的议员必须站在国会大厅中，听取对他惩罚的决议。最轻的是警告式批评（reprimand），受到这种惩罚的议员不需要站在大庭广众之中。

      有议员因为犯了法——比如偷税漏税——受到这种"当众批评"。如果不是议员而是平民犯下了类似的罪过，面对的将是司法机构而不是同僚。为什么国会议员有这样不受司法追究的特权？

      这种做法来自于英国议会豁免权的传统。在王权与国会冲突的时候，为了保护民意代表的安全，在没有经过议会自身的同意或者是特别的法律手续之前，议员不得因为言论、债务或者其它民事诉讼而被逮捕。美国宪法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规定议员除了犯叛国罪、重罪、妨碍公共治安罪之外不受逮捕，而且特别强调他们"不得因为在议会发表演说或辩论在他处受到审问。"

      美国的议员在言论和行为上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就连"当众批评"这种做法也极为罕见，在历史上一共只有23次。从原则上来说，人民选出的议员，只有选民才可以将他们赶走。所以，宪法规定议员在前往国会开会的途中以及开会期间不得受到逮捕。即便他们因为犯罪正在坐牢，也必须将他们放出来开会。即便是在最近的历史上，也有不少议员因为犯罪被调查，但却仍然被选进国会的例子。

      最后，带大家看看国会的小火车——国会大楼下面是通的，参众两院都有小火车通往投票的大厅。我前两天坐在上面照了个视频。我有国会记者证，普通参观的人是不能乘坐的。
      通常，在不太重要的国会辩论中多数议员不会到场。一旦到了投票的时候，办公室会铃声大作，议员们纷纷跑去火车站，搭车到大楼里投票。



      问答环节：

      问：会遇到奥巴马么？
      答：不会。如果没有国会的邀请，奥巴马总统是不能够走进国会的。这个传统来自英国。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进入议会，解散议会，由此引起英国内战。此后，王权不得进入议会。美国的总统也不能进入国会，除非有议长的邀请。

      问：有木有跟现任的Majority Leader打过交道？
      答：有一点。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没有太多的真正交流，只是公开场合见过面。

      问：您能说说美国参众两院的职能么？
      答：都是立法，但是相互制约。众议院两年一选，与选民更接近；参议员六年一届，与选民有一定距离。这是仿照英国上下院制度设立的。能够在近期的民意与长远考虑之间有平衡。

      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有点长，但不复杂，比如中国大陆特别盛行的台湾人来建化工PX项目，可以通过所谓中国的威权政府方式，在未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进行【国家建设】，而这个现象也被福山认识到，现代美国民主正在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行政能动性，继而大大增加了政党和法院参与争论、评估、决策的社会成本。同时，在全球化产业链之下，类似这种高危、高污染、高能耗的【国家建设】产业，在美国因高额的社会成本显然行不通，被转嫁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不客气的说，大部分亚洲血汗工厂的消费者，恰恰是美国人。而这种以专制制度为基础的新兴血汗工厂经济体的崛起，又带美国以更复杂的国际外部威胁（重返亚太？重返东欧？）从而导致美国政府在未取得所谓美国民主决策下，搞出了棱镜计划等等监视全球的秘密计划。这是否证明美国民主正在遭遇200年来最大的左右互搏的挑战？

      答：这个与今天的话题扯远了。美式民主总是在挑战中生存与发展的。

      问：议员们每年面对那么多议案，根本不可能看完，那么这些议案是最终如何被处理的，议员们比较重视的议题大概会有多少？
      答：每个议案都要分类，交给相关委员会。议案是由议员提出的，所以每个议案都有议员会认为非常重要。通常，相关委员会的议员会提出更多与自己委员会有关系的议案。如果被委员会主席搁置，那么议案往往会胎死腹中。但是，议员可以重新提。多数议案其实没有太多的争议。

      问：总统如何发表国情咨文如何向国会提议对外干涉？
      答：总统每年得到议长的邀请，前来进行国情咨文演讲。演讲中包括各种内外政策。总统可以提议，但是宣战权在国会。总统主管外交军事，能够有权在涉及美国利益时对外干涉，但是国会可以拒绝拨款，让总统在干涉的时候没钱花。

      问：有一种说法，美国参众两院的职能一个是人事一个是税收的审议，请问是这样么？
      答：远远不止。与行政部门有关的人事权主要是参议院的，因为总统的任命需要参议院通过。税收很重要，但是如何支出国库恐怕同样重要。当然，还有国家大小事务，都需要立法。

      问：国会如果不爽总统的政策，具体启动那些程序阻止呢？
      答：最常见的是绑紧钱包——如果国会不肯拨款，总统的很多事情就没法做。当然，国会认为总统犯下罪行，可以弹劾。别的方式包括立法阻止，使得总统的政策违法，等等。

      问：如果议员减薪会不会罢工?
      答：联邦议员哪里敢罢工。减薪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因为他们自己投票通过自己的薪资。议员罢工的事情，在地方上发生过，那是因为政策冲突，不是薪水。

      问：请问国会议员讨论的议案都是有谁提出的议案？
      答：每个议员都有权提出议案。所以，有大量的游说团体会游说议员们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议案。关键是要找对在相关委员会服务的议员。

      问：既然痔疮与蟑螂的地位高于国会,国会存在的意义何在？如果有意义,民选议会,民望为何如此低？国会有提升民众满意度的改进的动因吗？
      答：我解释过了，人们都是不喜欢某些他们讨厌的议员。如果本地的议员遭到那么多人反对和讨厌，他们也就不可能被选进国会了。

      问：国会里的人是否像电影里那样和某些大公司大协会有利益交换呢？美国社会如何监督国会议员权力寻租的行为呢？
      答：当然会有利益交换，但是不能是个人层面上的。比如，有大金主给议员捐款，换取议员支持获得政府合同。但是，如果是给个人好处，那是犯法的。媒体和公众都会随时紧盯着。

      问：怎样看the lobbying system?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一下子也很难回答。是否可以专门做个讲座来谈。一言以蔽之，lobby是美国公民的权利，但是经常被滥用。

      问：我觉得美国基层民主自治更值得中国借鉴学习。顶层民主设计他们害怕，从基层做起，可以被接受。实际上他们也在做，只是乱做一通。美国也是有州宪法在先，然后才有国家宪法。
      答：顶层民主是基层发展起来的。我一直认为，民主与传统的推举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是一种能够让人民去选择他们不认识的人——而不是他们认识的邻居——的制度。

      问：每个议案由一个议员提出，还是要多名议员附议？
      答：通常会在另外一院（参院找众院或者相反）中找人附议或者共同提出。如果能找到对方党最好。

      ——网友推荐

      雾谷飞鸿：美国政党知多少？

      Posted: 15 Sep 2015 06:32 PM PDT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介绍了有关政党在美国的活动及组织情况，比如"美国高校中的政党组织"、"联邦行政部门严格限制党派活动"等。陆续有网友提出新的不同问题，有人问："非美国公民是否可以参加共和党或民主党？"也有人问"在美国是否可以自由组党？"等，现在就这两个问题再做解释，希望网友能够借此更多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及运作方式。
      自由党党徽（照片：CoolKid1993）
      自由党党徽（照片：CoolKid1993）

      美国虽然是民主党、共和党（包括两党前身）轮流执政的国家，但并非只有这两个党。据专门研究美国政治及选举的网站"选票百科"（Ballotpedia） 的统计，截至2015年4月，一共有39个政党在50个州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州一级的选举候选人。按各州不同的法律规定，要想让本党候选人的名字列在州及全国选举选票上，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阿肯色州要求政党在最近的州长或总统选举中至少赢得3%的选票，才有资格在下一次选举时，将本党候选人的名字列在选票上。因此，这39个有资格将本党候选人名字列入选票的是属于有一定规模的政党，其中影响力及规模较大的有绿党（Green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宪法党（Constitution Party）。除了这39个政党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政党，按维基百科的初步统计，约有一百多个（具体数字远远不止此数）。
      绿党党徽（照片：NFCC#4）
      绿党党徽（照片：NFCC#4）

      在美国，结社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组党属于结社的一部分，因此组党自由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因如此，美国有上百个政党便不奇怪。组党自由虽然受到法律保护，但筹建、登记、完成法律手续非一日之功，同时各州、各地法律不同，规定各异，因此，除非有坚定的信念及明确的政治诉求，一般人是不会轻易组党的，盖因没有时间及精力。

      宪法党党徽（照片：Illegitimate Barrister）
      宪法党党徽（照片：Illegitimate Barrister）

      《纽约时报》曾报道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郡一个社区居民组党的事。1994年居住在威灵顿的三名居民约翰·巴顿、阿兰·圣路易斯和约翰·刘易斯在一起聊天时，发现他们虽然分别属于共和党、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但在社区议题上却有共同的观点，而民主党、共和党却对社区议题没有明确的主张，因此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党，于是在1995年成立了"前哨党"（A Sentinel Party），取意公民战士。前哨党的宗旨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它有自己的使命与目标，党的理念很简单：财政责任和官员问责制，以及政务公开并不断完善。前哨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愿意放弃几个晚上的时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区服务。在当年的选举中，前哨党的12个候选人就当选为市政厅议员，从那以后该党就主导了威灵顿政府。除了前哨党外，在康涅狄格州还有20多个小党在活动，有些注重州范围的议题，有些只关注本镇的议题。

      至于非公民是否可以加入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问题，虽然这两大党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明确规定，但从入党手续看，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除了规定大选投票时在选民登记表上注明自己属于哪个党，或投票给该党候选人就自动成为党员外，还规定只要参加本党活动就视为本党党员。根据法律规定，大选投票是公民才有权利，但参加政党活动是没有国籍限制的，因此，按民主党及共和党的规定，非公民只要参加该党活动，就可以成为党员。事实上，在民主党及共和党的网站上，只要在入党那一页填写个人电邮地址及其他信息，就可以成为党员，手续十分简便。

      ——雾谷飞鸿

      梁京：难民危机挑战西方文明的领导力

      Posted: 15 Sep 2015 10:11 AM PDT

      出现在地中海的难民大潮
      叙利亚难民危机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文明的领导力面临著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挑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柏林墙倒塌以来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正在把人类推向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其标志就是世界秩序的各种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急剧上升。人类的文明秩序为什么存在一个大致三十年的波动周期，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显然与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的世代交替有关。冷战结束前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市场机制的信念战胜了对计划经济的信念，赢得了全球一代政治领袖，包括中国改革领导人的认同，从而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扩展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带来巨大繁荣。

      今天看来，这个繁荣最大的受益者，是一种认同市场机制，但并不认同政治民主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在各国都有，包括西方各国，但中国是这股力量最强大的中坚，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借助这种信念获得了历史性的崛起。反过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这种信市场却不信民主的思潮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正如有人指出的，此次叙利亚难民危机的一个成因，就是俄中两国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和欧洲在联合国通过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强力干预。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和整个西方面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内外挑战缺乏应对的政治领导力。

      西方领导力最明显的失败，首先表现为小布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遭到全面失败。这个失败对于世界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失败有一个重大的认知原因，就是小布什严重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难度。如此无知而又如此坚定地动武，在今天看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看来巨大的繁荣不利于头脑清醒的领导人掌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折，不仅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和欧洲干预其他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民众意志，而且让中俄等国反民主的政治势力受到鼓舞。全球反民主的统治者与这一轮全球化中在非西方文明中壮大的中产阶级发生了越来越紧张的冲突。民主的支持者寄希望于一场全球规模的中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

      这个希望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中产阶级革命有没有可能主要靠内生的力量获得成功而无需美国和西方的强力支持。西方的民众和政治领导人当然希望自己付出的代价越小越好。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西方民众有可能从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不情愿的结论：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将不得不牺牲国民福利，对外部世界的秩序进行强力干预。

      随著这种压力的增长，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面临的挑战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领导力来应对21世纪的这场世界秩序的全面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说明，仅靠武力来支撑的强力外交是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的，但光输出民主的理念也不足以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因此，西方文明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思路来向中国以外的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秩序。

      今后五到十年，如果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不能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世界就有可能遭遇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中国内部的混乱与世界其他地区 危机连成一气，以至于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像叙利亚中产阶级那样大量向西方外逃。这个担忧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西方的强力外交不可能对中国奏效，而中国内生的民主转型也不大可能顺利。

      ——RFA

      林保华：请世界关注维吾尔人的“脱中”者

      Posted: 15 Sep 2015 09:52 AM PDT


      Uyghur-Tayland2-640x350.jpg
      维吾尔人被警方押送乘搭飞机遣返回中国时，全部都被蒙头扣押。（视频截图/CCTV）
      一张海滩上儿童尸体的照片，激发了人类的同情心，德国带头，收容大批叙利亚难民。对一个国家来说，收容大批难民，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国家内部也会产生许多争议，但是德国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散发了人性的光辉。

      叙利亚战乱，导致难民涌入欧洲，引起世界关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独裁国家，即使没有战争，但是他们的恐怖统治，也引发民众逃出而成为难民。例如北韩难民，被叫做"脱北"者，以前逃到中国，就被中国政府送回北韩，肯定受到酷刑对待，经过国际关注，尤其有南韩出来接纳，情况出现好转，可见国际压力的重要。

      中国也有许多难民外逃，例如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有些就以各种手段申请政治庇护。但是真正是政治原因的，恐怕并不多，否则海外的中国民运一定很壮大。至少像美国的古巴人那样，强烈的反对他们国家的独裁政权。然而中国难民不是这样，有些还成为中国控制下反对美国政府的工具。

      受到中国政府最残酷压迫的，应是西藏人与新疆的维吾尔人。藏人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关系，国际比较关注，他们的逃跑路线多经由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最残酷镇压的是新疆的维吾尔人，由于维吾尔人的反抗比较激烈，因此当局更是采取格杀勿论的手段，给他们加上"恐怖分子"的帽子。媒体会报导一些，但是更多的消息被封锁。

      例如针对九三阅兵展现的武力矛头针对民主国家与国内异议人士，因此也引发维吾尔人的反弹。9月3日1点钟，也就是大阅兵当天凌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发生爆炸并传出枪声，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及公安展开搜捕，然而官方没有通报伤亡情形及事发原因。河南郑州市则在9月7日深夜发生枪战，网民上传的消息是维吾尔人与警方驳火，一名维人被当场击毙，有的逃离现场。但是这些网络消息后来都被删除。显然当局不想维吾尔人的问题引起世界关注，以方便他们的镇压。

      由于严密的消息封锁，我们不大清楚中国政府到底以怎样恐怖的手段镇压维吾尔人，逼使他们暴力反抗，而且蔓延到新疆以外来引起外界的关注。而这几年，也开始有维吾尔人的"脱中"逃出国境，他们的主要路线是经过云南边境逃到泰国或越南，甚至到了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2014年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杀戮事件，相传就是他们逃不出去所采取的玉石俱焚手段。

      有些侥幸逃出中国的，因为"非法入境"而被当地政府扣留，并且通知中国政府。被遣返中国后，所受到的待遇，与北韩的"脱北"者不会有多少差别，因为中国与北韩是兄弟国家，中国也从来没有报导这些情况。其"秘密处理"的手段，绝对没有人道可言。

      至今已有成千上万维吾尔人不堪中国压迫逃出来，今年从泰国被遣返中国的"脱中"者起码有几百人，最不可容忍的，竟是中国大使馆派人去甄别这些"脱中"者，除了妇女小孩，青壮男人都被送回中国。

      中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不但引发激烈反抗，也让极端的穆斯林教派在维吾尔人中更受欢迎。而近年伊斯兰国的兴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必然向苦大仇深的维吾尔人招手。而今年8月在曼谷发生的爆炸事件，死伤百多人，泰国警方也正式通缉维吾尔人的嫌犯，他们拿的是中国护照，中国逃不掉责任；涉嫌被捕的还有马来西亚与巴基斯坦国籍者。有传说引爆者是不满泰国当局配合中国遣返这些维吾尔人。无论如何，现在维吾尔人的"脱中"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事件，西方民主国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避免事态继续恶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期望欧巴马总统也能够与习近平谈这个问题，不但关心维吾尔人的人权，也防止因为伊斯兰国的卷入而更难处理。有消息说中国也有意出兵伊斯兰国，如果习近平真有这个勇气，美国大可空出一块地方让中国军队与伊斯兰国来个决战。全球两大恐怖集团的火并，必将载入历史史册。

      ——RFA

      高新：从在美国为习近平打广告联想到的“一个宣传部长之死”

      Posted: 15 Sep 2015 09:46 AM PDT

      9月7日纽约时报整版广告
      最近几天，一个自称"私营出版商"，名叫朱大平的人在海外海内狠狠火了一把，在美华文网络媒体博闻社揭露他的文章以《为习访美擦鞋过头出丑　中宣部下令当事者补救》为题，说的是"中共党媒自我炒作自己人在纽时花巨资做广告为习近平来访造势，被海外揭穿后大丢颜面。中宣部下令有关媒体和具体经办人想法弥补，于是环球网自爆花钱买广告，出钱刊广告者也匆匆出面向北京媒体澄清,上演一出欲盖弥彰滑稽戏，被外界耻笑。"

      博闻社的相关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共官媒环球网9月9日刊登题为《习近平访美倒计时：纽约时报推整版宣传广告高调力挺》一文，令外界误以为是纽约时报为迎接习来访，主动用整彩色广告为习近平来访造势，后被本社等海外媒体揭露，有关广告其实为中共驻美机构动用公帑十多万美元，在纽时的擦鞋行径。事件被海外媒体揭露后，使中共颜面尽失，中宣部下令当事机构和人员紧急采取补救措施，以免丑闻被炒大，影响习近平本月22日访美。

      于是，环球网于9月10日又推出题为《纽约时报刊整版习近平访美广告 回击美国社会杂音>之后续报导，主动透露有关广告是官方北京时代华语有限公司在美国的时代出版公司总裁朱大平，花了10万美元在纽时所刊广告。

      而朱大平本人，则主动接受北京媒体专访，否认自己曾与中国官方接触，有关在纽约时报的广告"纯属民间行为"，这种画蛇添足式的解释，反而坐实了中共当局处理政治丑闻的手法低劣。

      博闻社揭露说：朱大平为习近平在美国打广告使用的招牌"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为"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于美国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于名称上刻意误导外界该司为美"时代华纳"公司，殊不知其完全为中资体质，与时代华纳毫无关系；且该司出版之《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如何读经典》两本英文图书，则为中共官方出版品。

      朱大平称，就其观察，因中国对美传输的东西过少，致使美对中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故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以负面居多，其欲藉刊登广告以正视听，并强调其系基于"对祖国的一种心情"且"纯属民间行为"，否认曾与中国官方接触，惟本社独家消息指出，当问及习近平访美广告时，中南海高层仅暧昧表示"你懂的"。

      乐以中共外宣的"代言人"自居，朱大平似欲通过环球网向中宣部高层表明，自己已于全球知名大报另辟一外宣捷径，出色完成上级使命，惟纽时广告斧迹凿凿，反揭露中共不惜砸重金广告费，试图平衡甚消弭对中共之负面报导。

      这个朱大平到底何许人也，又是靠什么发家？上海党媒解放日报的网站上刊登一篇《这家出版社，为习大大海外出书》，文中有详细介绍。

      该报道中说：所谓"时代华语"即为"在这个时代传播中国声音"之意。在时代华语公司的官网上，是如此介绍其在美国经营的子公司——中国时代出版公司：公司将工作重点放在引进中国图书"走进美国"、出版发行英文版中国图书，重点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以我为主"：重点出版反映中国共产党90年伟大成就与历程的优秀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未来发展战略的优秀作品，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等抵抗外来侵略历史的优秀作品，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优秀作品等。

      2、成规模、成系统出版：每年出版100种英文版中国优秀出版物，在欧美大型卖场开设中国图书专架。

      3、影响欧美主流：重点面向欧美大型图书卖场、研究机构及高校、政府部门等西方主流人群和渠道，影响西方政界、商界、学界等群体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

      显然，出版习大大的《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非常符合这家出版社的定位。

      关于朱大平本人的背景，早前《南方周末》曾有报道，1995年，朱大平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市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工作，负责全市121万名处级以下党政干部的教育。作为工作必需，他要购书发书，"但买书与看书，往往是两回事。一个组织部的人甚至跟我说，我给你支票，你书愿意拉回来还是愿意卖给废品站我不管。"

      但是，朱大平发现，这些书却酝酿着巨大的商机。在出版界，一般10万册的发行量已经可称为畅销书了，而全国有7300万党员。

      2000年，朱大平下海创办"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2007年，他策划并出版的《大国崛起》，被二十多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列入干部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当时数据显示，该书销售了60多万册。

      朱大平说，策划党政图书不完全凭"感觉"，而是需要敏锐地把握时势。他每天都要看新华网和人民日报的新闻，亦专门钻研重要官员说的每句话，"领悟中央的精神，中央领导讲话，你要知道是为什么"。

      解放日报系和南方周末的如上报道已经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位朱大平的背景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朱大平，"下海"之后赚钱的门路是中共政权强制全国党员干部不管真读还是假读还是根本不读，但组织上必须保证他们人手一册的宣传品。

      南方周末早前报道中只说朱大平原在某市宣传部负责121万名处级以下党员干部的教育，但全中国恐怕只有北京市的处级以下党员干部会多达一百二十多万。

      说到这位朱大平的市委宣传部背景，自然联想起一个月前读到的一则内地《博客日报》上的文章，题为《一个宣传部长之死》。文中说： 8月9日清晨从网上读到一条信息：："复旦大学8月8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2015年8月8日凌晨2时15分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这样级别的干部去世，在神州大地上，每天不知有多少，但这位部长去世在网上引发的震动却远远超过了高官贵胄的离世。在消息发布后不到不到24小时，仅在《猫眼看人》一个平台上其跟帖就达近200条，而且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并且言辞的尖刻达到很高的级别。 

      萧思健48岁就撒手人寰，可谓英年早逝，一般情况下应该使人惋惜，可是众多网友发了那么多与死人"较劲"的帖子，不得不让人问一个为什么。网友们与萧思健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不应该在他死后有这么多言辞激烈的谴责。要说是与复旦大学有什么过节，应该把气出在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头上，何必与一个小小的系部处级干部过不去呢？不过从200条跟帖中随机选取几条，就可见端倪： 

      "谎话说太多了，唉，其实你也是受害人！一路走好吧！"； 

      "他家妻子孩子也解脱了，不用听那些假大空的官媒宣传鬼话了"； 

      "'任宣传部长十年，默默承受压力'……说明一个道理，撒谎有害健康。" 

      看来如果萧思健担任的不是宣传部长，而是图书馆长或是工会主席等职务，绝不会落得个死了也不得安宁的结局。 

      然而广大民众和网友为何对"宣传"、"宣传部"、"宣传部长"如此地不待见呢？ 

      这对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尤其是高层的决策人物不应该去深刻地反思一下吗？ 

      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众只能听一种声音。在30多年前，你若是想知道一些大事件的真相或仅仅出于好奇，偷听了境外电台的广播，其罪名是"收听敌台"，属于"反革命"罪的范畴，下场轻则身陷囹圄，重则丢掉小命。 

      而广大民众能够听到的，则是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部门的假大空，以及对事实真相的隐瞒或是按照"服从大局"的需要对真相进行选择性地报道。

      《一个宣传部长之死》博文的精彩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将会继续介绍。

      美国华文日报《世界日报》揭露朱大平的报道使用的题目是《在纽约时报登广告挺习 中宣部这回糗大了》。而朱大平"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对外辩解，拼命掩饰自己的中共官方"外宣"背景，充分证明恰恰是朱大平之流最明白党的"宣传部"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的名声都已经糗到什么份上了！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7, 2015, 6:12:58 AM9/17/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守鱼：難以高興的不高興

      Posted: 16 Sep 2015 07:37 PM PDT


      9月15日的時候，低調的傳出了一個差點被當做謠言的真消息，北京傳知行研究所發起人郭玉閃在看守所裏住了11個月以後，正式回家了。同時自由的還有傳知行行政主管何正軍。雖然當事人對此消息保持了高度的低調，但這個消息還是在互聯網上不脛而走。
      就在8月底的時候，又傳來了廣州企業家信力建先生被帶走的消息，二者顯然遠遠不是大規模抓捕的結束。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還會不斷地有良心人士失去自由的消息。在中美高層會晤前夕釋放了兩個人，相比於龐大的失去自由的人群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
      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而言，郭玉閃和何正軍離開看守所，無疑是天大的好消息。即便這樣的自由意味著什麼也很清晰，不過是從小的監獄中進入了大的監獄之中。可想而知的是，人固然是獲得了自由，然而繼續行動實現理想的自由依然沒有。大的自由沒有，但能夠自由的呼吸、基本自由的行動、自由的吃飯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時過境遷的問題是，曾經當有人獲得自由的時候，人群是如此開心的歡笑。今天壓抑的地方就在於，獲得自由的人還需要保持低調，面對自由也近乎喪失了歡笑的權利。
      除了諸多名字尚還不被公眾所知的大批底層抗爭人士外，享受了上央視認罪的人尚且還有一大批，屠夫、王宇、望雲和尚等等人士在羈押期間的具體情況鮮為人知，碩果僅存還有自由的律師依然在孤獨的奔波，但進展依然可以忽略。在接近同一時間入獄、理念也更為接近的浦志強和夏霖兩位律師的未來依然不可預期。另一位以決絕抗爭著稱的郭飛雄先生，雖然獲得了總部在愛爾蘭的「前線衞士捍衞者組織」頒發的2015年的「人權衞士獎」，但他在獄中的情形據悉並沒有改善。他的妻女僥幸逃亡了美國避難，有機會前往愛爾蘭代表郭飛雄領取獎項，更多的抗爭者的家人還在持續的受到權力的困擾。王宇律師16歲的兒子，仍有消息傳出他還在受到騷擾和壓力。還有一位十年前的維權律師翹楚，高智晟律師據悉已經獲得了自由，而他也是真正的重新進入了一個大的監獄之中，至今沒有與外界自由溝通的自由。
      現實慘淡的令人窒息，面對兩名知名活動家獲得自由的消息，很難有足夠的力氣將其和樂觀聯繫起來，潘多拉盒子被關在最深處的只有希望，黯淡的提醒著人們，不屈的抗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最壓抑的時刻，胡思亂想完全無法避免，在絕對的悲觀之下生活，如同在烈日下徒步朝聖的旅客，看不到目標但仍然需要艱難的前行，在水囊空空如也之後，面對波光粼粼的海市蜃樓，總會有人將其當成未來的希望。
      我和其他朋友一樣，同樣會祝福獲得自由的朋友，即便這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由。但如果還保持理智，就無法將這個微弱的事件放大成一個可及的信號，只要還記得依然有多少人還沒有自由，海市蜃樓就不是政改的希望。在沙漠中徒步，誠實的悲觀還能讓人保持最後一口求生的勇氣，而盲目的樂觀只會提前在荒漠之中消耗最後一絲體力和精力。
      早年有一部有名的動畫片，叫做沒頭腦和不高興，沒頭腦和不高興被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是一個健康的常態社會，總是不高興一定是有了心理疾病。而在不健康的社會裏，頭腦清醒的人沒法高興起來，只有沒頭腦的人能夠永遠的高興。
      近一年來，終於有人獲得了自由，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件。站在漫長的旅途之中，望向未來，依然讓人難以高興起來，長路漫漫，眼前依然是無可逃避的不高興。

      ——东网

      东步亮：「寬鬆跡象」未必與習訪美有關

      Posted: 16 Sep 2015 07:52 PM PDT


      中共黨首習近平將於下周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近期，同時發生了幾宗過往十分罕見的涉敏感人士事件，傳出某種氣氛寬鬆跡象，如：因在微博上舉報多名副部級高官而被羈押近一年的記者劉虎，取保候審期滿被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知名維權人士、北京著名非政府組織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在被關押近一年後，於38歲生日當天低調取保獲釋；因報道中共前領導人家族斂財，申請簽證延期被拒而不得不離開北京的《紐約時報》原駐北京記者儲百亮，近期有傳聞稱或已獲准重回北京，等。外界猜測，這些可能與習訪美有關，是為習訪美作鋪墊。
      以我過往的認知和對當下中共現實政治的判斷，我不大同意這種普遍的觀點。我認為這幾件事在當前環境下同時發生，偶然性居多，符合單個事件各自獨立發展的必然邏輯，與習訪美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同時也與習一貫的性格特徵和辦事風格不符，若認為習已在人權等問題向美「讓步」、「妥協」或低頭，可能還需要找到更多的事例支撐。
      外界傳言儲百亮或已獲准回京，因暫未獲證實，且放下不談。劉虎和郭玉閃的不起訴及獲取保，在此時發生，屬於法定期限內的依法行事，更多可能是司法部門無奈之下不得已做出決定的一種時間巧合。
      劉虎被羈押346天之後，於去年8月獲取保候審。根據刑訴法，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個月。到今年8月，取保屆滿後，檢察機關對劉虎起訴或不起訴，都必須作出決定。既然能在一年前獲得取保，已基本表明控方沒有充分的證據起訴他。因此，檢察院對劉虎做出不起訴決定，事屬必然，一年前即已在可預測範圍之內，而非意外。若說有意外，那就是以什麼理由不起訴。按中國現行刑訴法，不起訴分為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又稱「微罪不起訴」，一般針對已構成犯罪應負刑事責任，但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而法定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一般不認為犯罪。根據不起訴決定書，劉虎屬於後兩種之一（屬於「法定不起訴」還是「存疑不起訴」，幾方有爭議）。以無罪之身獲得清白，沒有留尾巴，這是劉虎的意外。
      郭玉閃的取保獲釋雖然似乎事出突然，但也在法律期限的推定之中。郭玉閃於2014年10月在香港「佔中」運動敏感時期被北京警方傳喚和刑拘，理由是涉嫌「尋釁滋事」。2015年1月3日，他轉以「非法經營」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今年4月，被以「非法經營罪」移送海澱區檢察院審查起訴。今年8月，被檢察院第二次退回公安補充偵查。按照規定，期限為1個月，這是最後1次退偵。近幾天，剛好也到了法律規定檢察院是否提起公訴的期限。雖然當局給他栽贓了這些罪名，但與郭玉閃有過接觸的人們都清楚，他是清白無辜的，司法機關要給他定罪並不容易。因此，在此時允許郭玉閃取保，即便是為了配合習訪美，也不過是「順水推舟」，不必把中共想得那麼「脆弱」和容易向民間輿論低頭。
      習近平十八大上任後，行事風格果斷，對待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及民間不同聲音打壓嚴厲，對外政策上對美、日等國態度強硬，這種強勢性格特徵和做事風格，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因明知訪美時美國將談人權議題而對美低頭，這不符合他的性格特徵和一貫風格。如果真有這種可能性，那麼還需要觀察是否還有更多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獲得自由或寬鬆對待，如浦志強、高瑜，前不久大批被抓的維權律師及近期被抓的信力健等，都是考察指標。但從目前跡象看，對這些人都給予與郭玉閃同等對待，基本不可能。

      ——东网

      美高科技首脑“近似于来自中国人的传唤”

      Posted: 16 Sep 2015 06:24 PM PDT


      原题：中美科技外交的博弈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理查德•沃特斯 报道

      奥巴马与习近平
      当2006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他的首站是波音公司(Boeing)在西雅图的工厂。在胡锦涛发表完演讲之后，一位工厂工人热情地拥抱了他，并把一顶波音的棒球帽戴在他的头上。人们起身鼓掌，时任波音航空业务首席执行官的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把拳头挥向空中，高喊道："中国太棒了！"
      近十年后，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以西雅图为第一站、开始他的访美之旅。在西雅图，他将与美国科技业的一些杰出人物举行私下会面。包括苹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库克(Tim Cook)和IBM的罗睿兰(Ginni Rometty)在内的12位首席执行官已受邀在微软(Microsoft)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举办的晚宴上与习近平会晤。阿里巴巴(Alibaba)和百度(Baidu)等中国本土互联网行业领袖也将出席此次晚宴。
      然而，习近平将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加紧张的政治氛围当中。在中美两国就21世纪资本主义的许多核心问题——网络犯罪、知识产权保护、间谍行为、市场准入和互联网治理——发生争执之际，习近平与美国科技业高管的会晤在政治上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
      在习近平还有不到两周就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对被其认为通过网络窃取了美国商业秘密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渴望展示它与美国科技巨头的密切关系。尽管一些美国公司对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直接关系感到高兴，但按照某位高管的说法，其他公司则认为，此次会晤习近平的邀请"近似于来自中国人的传唤"。
      西雅图会晤是那种中国领导人通常想要安排的会面，但鉴于美国政府围绕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展开的辩论，此次会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美国一位科技公司高管表示："我认为他试图羞辱美国政府。"
      习近平访美之旅将包括9月25日的正式国事访问。鉴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总统选举选战中充斥着反华言论，此次访美活动已经非常微妙。围绕针对科技行业实施制裁展开的辩论赋予了此次访问又一层尖锐性。
      美国商界一度自视为美中关系的斡旋者，美中两国经济命运相互缠绕的化身，有时能缓解政治争论火药味的外交掮客。
      然而，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在过去十年更为明显地纠结在一起，美国商界发现自己被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日益激烈的对立夹在了中间。
      科技行业尤其如此。美国公司对中国逼迫它们作出重大让步的计划感到不满，比如逼迫它们拿新技术换取进入庞大中国市场的权利。美国科技行业多年来一直抱怨中国黑客试图窃取自己的知识产权。但这些公司也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曝光美国政府间谍行为大为光火——这种曝光损害了客户对它们的信任。与习近平的会晤将让科技业离这场政治冲突更近。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国科技政策问题专家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表示："在已变得复杂得多的中美关系中，科技公司被中美两国政府往许多个不同的方向拉扯。大多数公司不喜欢被夹在中间。"
      美国商界与中国的关系从2006年开始发生改变，当时中国政府首次阐述了其"自主创新"的想法——这是一个让中国减轻对外国技术依赖的计划。2009年，中国政府提议只让本土科技公司参加公共采购合同竞标，这加剧了外国科技公司的担忧。
      2010年，谷歌(Google)成为复杂黑客活动和网络审查的受害者，关闭了在华搜索业务，这进一步让人觉得，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对美国公司更不友好的地方。
      美国公司那时开始加大依靠华盛顿为自己撑腰、以对抗中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似乎要么是将美国公司关在中国大部分市场之外，要么是迫使它们交出关键技术），而不是将自身视为两国政府间的斡旋人。
      更近一些时候，微软在中国陷入了麻烦。去年，微软办公室遭到中国政府调查机构的突击搜查，而且Windows 8操作系统还被禁止装在政府部门的电脑上，与此同时，中国有人声称该操作系统可能被美国政府用于窃取机密数据。
      然而，美国企业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并没有转化为它们对奥巴马政府发起的反对中国"网络盗窃"运动的大力支持。
      自2013年以来，美国政府试图对中国政府加大施压，要求其收敛利用军方和其他黑客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的行为。去年，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理由是他们对包括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和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在内的美国企业进行黑客活动。最近，美国政府官员暗示有可能对参与网络盗窃的公司和个人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他们施加制裁。一些官员表示，首批制裁可能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实施。
      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对美国政府去年有关网络攻击的起诉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将成为中方报复的明显靶子。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在习近平访美之前放言制裁更是没有必要的挑衅。
      正是在这些彼此冲突且错综复杂的政治议程当中，习近平将与美国科技业的高管们举行会晤。预计将出席此次会晤的人包括苹果、微软和IBM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思科(Cisco)董事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在受邀之列，但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出席。Facebook在中国被屏蔽，但扎克伯格近来一直在认真学习汉语。
      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期间，美中互联网行业论坛(US 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orum)将照常举行会议，这将为美国科技业高管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创造一种"一切照常"的氛围。然而，与美国科技企业如此高规格会晤也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华盛顿一名科技业高管表示，美国公司并不愿意让人觉得它们被中国政府利用，但他们同样不想怠慢习近平。
      在此次会晤到来之前，多家美国公司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愿意部分接受中国政府为它们进入中国市场设置的条件，无论这条件是接受审查还是转让一些技术。
      "他想建立中国自己的产业，"一名高管对习近平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决心评价道，"然而，部分美国公司在短期内面临的机遇是巨大的。"
      苹果公司就是一个突出的成功示例——过去一年，iPhone在华销量上涨75%。
      "中国曾让（苹果）的日子不好过，"一名科技业高管称，"现在，苹果在华产量大大提高，他们对中国移动通信业的种种要求也非常配合。"
      斯诺登泄密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加倍努力建设自己的信息技术及通信基础设施，使得IBM、思科等公司在华销售下滑。自那时起，IBM就改变了策略，向中国企业开放其服务器技术，供后者打造自己的硬件，而不是试图售出自己的全部设备。最近，移动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同意大幅降低对中国制造商收取的专利权使用费，从而了结了一起在华反垄断案。
      如今，谷歌也希望能重返中国。据熟悉谷歌计划的知情人士透露，谷歌近来在寻求中国政府批准其中国版Play Store（Android应用及游戏门户）。经过审查、去除各种可能冒犯审核者的应用的Play Store，将使谷歌得以挖掘中国Android手机的巨大"非官方"市场。
      谷歌搜索曾被迫一条条删除有问题的搜索结果，比起重新推出搜索服务，推出不完全版应用商店或许也是屈从于审查的一种不那么窝囊的方式。如果谷歌能重回中国，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代表美国高科技公司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做出妥协。
      "Android在中国推动了大量的创新，"谷歌高管孙达尔•皮采(Sundar Pichai)对《福布斯》(Forbes)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为中国用户服务是一种荣幸。"
      译者/何黎
      ——金融时报，读者推荐

      未普：一场由历史虚无主义争议引发的讨论

      Posted: 16 Sep 2015 05:45 PM PDT

      图：张木生

      六月底，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由，大陆学者张木生和杨帆联合举办了一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会。从表面上看，这场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议，是著名的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和几个左翼人士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争议，实际上它反映了部分学者关于中共现状的一些真实看法。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郭松民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指系统否定毛泽东、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工业化以及保家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勋的言论、文章和行为等。这个定义，应当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在一次内部讲话谈到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还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正是习近平的这番话，使得一些左翼人士严辞批评主张说真话的自由派，称他们搞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倒共先倒毛，灭国先灭史"。

      但在笔者来看，这场座谈会最令人感兴趣的，还不是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辩，而是关于中共现状的讨论。与会者对中共现状的看法，相当坦率，亦相当焦虑。

      首先，他们的共同感觉是，共产党高层内部不一致不团结，分裂很严重。刘海波和王小东说得很委婉，说看不出中共党内很团结，而张木生则说得很直白。他说，搞破坏的就是党内高层；共产党老是自残，神都救不了。他批评党内一些高层人士气量很小，整天想著自己家族那些事儿，撒怨气。

      其次，他们认为中共党内目前无理论、无方向、无本钱、无队伍，而无队伍最要命。张木生说，我们这些人七老八十了当队伍，人家不想理你。他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共领导时说，他们复出不久就敢开理论务实会，把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拿出来。那时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队伍，现在有什么啊，没有的话，你要不要重新建啊？他还说，我们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是这三个都没告诉我们是什么。

      再有，他们都认为党员没士气，干部不作为，已成了常态。王小东说，我们现在党内人士，一点骨气都没有，振作不起来；干不了干脆下台，关键是不下台。司马平邦认为，目前不少中共官员得过且过，走一步看一步。在反腐的压力下，他们既不敢贪腐，也尽量不做事。不作为，已经成了官员们的常态。最近几个月，不作为就像山火一样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中蔓延，甚至一些中央部委也出现了怠政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场座谈会弥漫著一种悲观情绪，差不多每一名与会者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中共能不能渡过这个劫？还是张木生最敢直言。他说，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不乐观，不一定能扛过去。他说，在舆论宣传方面，共产党基本采取的是自残行为。为什么会自残？主要是共产党内部高层的怨气还没有撒完呢。共产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当中和苏联有很多类似，杀人很多，关人很多，这里涉及相当一部分高层人士。后来，他们上台了，或子女上台了，就要撒怨气。这么大的变动，从历史上看也不奇怪，但就是看能否扛过去，苏联没扛过去。中国能不能抗过去呢？看起来不乐观。

      另外一些与会者在考虑，如果中共这只大船沉了，中国会怎么样？在目前思想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分裂？会不会造成大面积死人，会不会出现政治崩溃和经济崩溃，会不会出现战争？与会者中也有人认为，共产党渡不过这个劫，但中国有可能渡过。

      这不能不让人感慨，执政者本来有一手好牌，何以弄成今天这种局面？

      ——RFA

      程映虹：中共也是苏联瓦解的推手

      Posted: 16 Sep 2015 05:18 PM PDT

      图：1959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


      中共恩将仇报，背叛苏联，在它后背插上一刀，不但分裂国际共运，而且迫使苏联兵分两路。更有甚者，中共还把越南当作苏联的走卒，出兵教训，不惜将自己多年援助的成果毁于一旦。追随中共的那段历史，可以说它做的一切，都是唯恐苏联不亡。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个人权欲，毛泽东向苏联的叫板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做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自从苏联瓦解以来，这个历史事变在中国官方和形形色色的左派那里成了一具被翻来覆去再三解剖的死尸。官方和左派以死者家属自居，认定死因是他杀，背后有一个惊天大阴谋，凶手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叛变所造成的里应外合。各种书籍、文献和纪录片竭力要让人们相信这个验尸结论。
      然而，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制度。这不但是指那个完全失去了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更是那个难以维持的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努力后，那个国家制度就蜕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大帝国的框架，无法适应20世纪的世界，迟早会崩溃。所以苏联的死因可以说是老年综合症和并发症的结果。
      但是，就算我们按照中共的逻辑，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那么一个政治集团，那么一批人，他们一心一意要搞垮苏联并最终成功的话，那恐怕首推毛和邓的中共。这个中共恩将仇报，背叛苏联，在它后背插上一刀，不但分裂国际共运，而且迫使苏联兵分两路。不但如此，这个中共还在国际上大声疾呼，要西方警惕苏联，不要和它搞缓和。更有甚者，这个中共还把越南当作苏联的走卒，出兵教训，不惜将自己多年援助的成果毁于一旦。追随中共的那段历史，可以说它做的一切，都是唯恐苏联不亡。

      恩将仇报，分裂共运

      站在国际共运的立场上，应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时刻。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导致了波匈事件，但毕竟社会主义阵营有一个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几个仆从国，再加上1959年革命成功的古巴，就和西方对比的政治实力而言是大有可为。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起了向苏联的挑战。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个人权欲，毛泽东向苏联的叫板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用中共的话来说，做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究竟有什么使得中苏非得分家不可？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共党内对苏强硬派邓小平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邓说当时我们两家都说了一些空话，其意就是那场争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共内部对那场争论找出的唯一理由是民族主义，说那场争论反对的是苏联老子党的态度，大党大国主义。这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苏联态度有一些傲慢，但和在所谓的"帝国主义威胁"面前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大局相比，孰轻孰重应该一目了然。何况，中共夺权、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这些都离不开苏联。1949年建政后苏联又给予中共方方面面大量的援助，甚至导致了所谓的全盘苏化。
      毛的中共挑起和苏共的争论，在当时受到绝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质疑和反对。站在它们的立场上，这纯粹是无事生非，不知毛究竟搞的什么名堂。真正跟中共态度完全一致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它除了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还有赫鲁晓夫的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宿敌南斯拉夫修好这个原因。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北越和北韩，则被迫在中苏之间骑墙。尽管他们国内政策和毛的中共类似，但在国际上还是希望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古巴也是如此，但最后它不得不清除了党内亲华的格瓦拉，完全倒向苏联。
      从整个国际共运来看，由毛挑起的中苏冷战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宣告了共产主义革命这条道走不通。由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起的国际共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周折，总算迎来了一个全球范围内四处开花的大好局面。但在毛看来，这不是大好局面，而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反苏。这等于是说在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之后，领路人却告诉你走错了地方。这种自我拆台的事，只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才干得出来。

      背后插刀 包围苏联

      毛的中共和苏联分家后，十年内两党关系很快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到政治对立，又从政治对立到军事对峙。
      中共在国内猛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把毛的反对派作为苏修的代理人挖出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苏修的真面目，到处拆苏联的墙角，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反修斗争甚至搞到莫斯科红场上。这一切迫使苏共做出相应反应，认为中共的真正意图是要搞垮自己，于是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国际政治上，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行为。
      本来，五十年代中苏边境太平无事。苏联全心全意在欧洲对付西方。现在，中共的反苏迫使苏联兵分两路，这很像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时刻要担心德日同盟，日本会从远东发难，从而将很大一部分兵力留在远东地区那样。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毛的中共简直就是在冷战中自发地配合西方帝国主义，从背叛自己到在自己背后猛插一刀，和西方一起形成对苏联的东西合围，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60年代末开始，冷战的格局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今天很多研究冷战的学者都没有把它纳入东西方对峙的整个格局来衡量。这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中苏分裂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后果。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说，中苏分裂第一是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是迫使苏联兵分两路。这两个后果，西方都是直接受益者。所以，毛泽东不但是国际共运的叛徒，而且是西方国家送上门来的意想不到而又求之不得的同盟者。这个历史事实，今天那些毛粉和左派们应该搞搞清楚。
              
             大声疾呼 警惕苏联

         到了70年代，中共和西方以及国际反共势力缓和关系，全力对付苏联。当时苏联和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提出"缓和"的口号，在核武器和其他问题上举行谈判。苏联和西方国家也发展了经济贸易和各种文化关系。如果翻阅一下当时中国的报章，可以看到中共的反苏在此刻又有了新的重点，从苏联修正主义到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向世界、首先是西方不遗余力地揭露苏联以缓和为名、行扩张之实的真面目。当时中国的所谓世界大战的预言，基本上都是把苏联想象为进攻的一方的。
      毛泽东和复出的邓小平在70年代会见了很多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尤其是那些被它认为是对苏软弱或是存有幻想的政治家。在谈话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客人不要相信苏联，苏联霸权主义是如何危险，如何阴险，如何不择手段，和它搞缓和是上当受骗，是绥靖，是纵容侵略，你们迟早会发现吃大亏的，等等。唯恐西方对苏联不狠。相反，对西方那些极端反苏的政客则是待之以上宾。
      今天中共想联俄反日，对俄日之间的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不置一词。但70年代时这个北方领土问题在中国报刊上是被大肆渲染的，好像成了中国自己的领土问题一样，中共唯恐日本人忘记，唯恐他们不敢向所谓的新沙皇追讨，要中共出面。
      不但如此，中共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了它在全球区分敌我友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政治上再反共独裁的人也可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两个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古巴则成了苏联的走卒。越南甚至被称为是"东方的古巴"。中共领导人就是如此向美国证明自己"教训"这个昔日小兄弟的正当性的—你就把越南看作是另一个古巴好了，它是苏联的走卒，我替你揍它一顿。

      苏联瓦解 假装无辜

      明了这段历史，就可以发现，如果说苏联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凶手之一今天正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和手套站在解剖桌旁忙活。这个真凶假装无辜，不但一本正经地向世人宣布他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危言耸听，说自己现在又成了这个"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
      今天澄清中共在苏联瓦解中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必须强调，苏联的瓦解符合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凡是为苏联的瓦解出过力的政治势力都是进步的。中共主动迎合西方反苏势力，配合西方的冷战，为苏联的瓦解出力极大，也付出了政治、经济和道义的代价。但它当时用来批判苏联的那些意识形态教条和口号，比苏联当时奉行的离人类普世价值更远。如果当时苏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中共则站得比它更远。今天它用来解释苏联瓦解的那些历史原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8, 2015, 6:56:35 AM9/1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李嘉诚的自我辩护：我不会跑，也跑不了

      Posted: 17 Sep 2015 06:43 PM PDT

      原题：我就是一个商人，没有更好的选择
      （文/中国民工李蜀皖）

      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毕业典礼演讲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网友推荐

      管见：政治落后与“中国风险”相伴

      Posted: 17 Sep 2015 06:36 PM PDT

      图：李克强灾后赴天津……



      天津港大爆炸让人知晓，罩着"奇迹"光环的"中国模式"，看似光鲜靓丽，其实潜藏着巨大的"中国风险"。显示令人称羡高效率的一党专政官僚机器，时常展现它的自以为是、不自量力，以及颟顸无能，而"中国风险"无预警地迸发出来，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新常态"。




      天津港的火灾和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与损失，后患极其严重。这一事件，引起众多的关注与讨论，其中两点，笔者以为应该特别注意。

      最高层失职领导官僚机器不合格

      其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应付灾变。


      旅游客船"东方之星"翻沉后第四天，此次天津火灾爆炸后第九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专门开会，听取国务院工作组汇报，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这样的举动，以前未见报导，如今如此高调行事，看来不寻常。


      过去，江泽民亲临抗洪前线，显示他能够大规模调动军队。胡温时代，总理温家宝频频出现在灾变现场，而他原本党政机构中人，尽管调动军队难免力不从心，官僚们还是听指挥的。


      现在，变了一个样子，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但不是事发后马上开，而是"事到其间"再开。或许，若是李克强不走一趟，国务院工作组就权威不够，"将在外"也难以施展。那么，政治局常委们要等总理李克强从现场回来，才开会做部署，而李克强去天津较晚，则常委会也就开得晚。这样，李克强临危处置之权打了折扣，常委会议更为突出。


      其实，倘若党政官僚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最高领导做不做指示或批示，政治局常委开不开会，甚至总理是否亲临现场，都不重要，更多地是表现一种政治姿态。如果非要高层领导人在紧要关头做指示指点方向或调整部署，否则官僚机器临危处置就会出现较大失误，那么，官僚们固然无能，更严重的是最高层本身失职，他们对官僚机器的领导不合格。


      长江沉船事件，暴露出救援的工程能力很弱，而天津港爆炸事故，对大规模工业毒害环境事件的工程处理也进展缓慢，表现出能力不足。同时，这两大事件中，与工程能力薄弱同样醒目的是，政府意在维稳的舆论控制能力极强，而对灾难本身临危处置的行政能力，则相形见绌。官员们互相推诿、逃避责任，引来强烈批评。

      紧急事变关头机器运转慢条斯理

      而这样来看，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两次"事到其间"开会部署，无论是否有让其形成惯例的长远考虑，其现实因素之一，是党政官僚机器的实际运转中出现问题。


      可以说，这种机器实际运转的问题，与目前厉行反腐败有关，而中共官僚腐败，及其全面蔓延的势头，则是中共一党专政体制的恶果。习近平的反腐败避开体制，拒绝辨证施治，意在缓解病情，无奈，体制做出反应，官僚机器以怠工相抗衡，使得原本就有的颟顸无能更为突出。习近平当局不断施展手段，乞灵于群众路线教育，更祭出中央巡视，且不断升级，但在紧急事变关头，机器运转慢条斯理，中央常委们就必须开会，至少可以显示其权威。


      日常的中央巡视，与灾变之际的常委会议，于是相互辉映，体现着中共的政治落后。


      其二，氰化工艺杀鸡取卵孕育巨大风险。


      此次天津港火灾爆炸事件中，最严重的事情莫过于，事故现场有数百吨剧毒化学品氰化钠，以及其它数千吨危险化学品。


      据报道，巨量氰化钠的重要用途之一是提供给黄金矿公司，用它浸泡矿石以提炼黄金。用这种工艺从贫矿中提炼一克黄金，需用一百到三百克氰化钠。它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达到摧毁的程度，较发达的国家很少有人敢用，在美国，只容许在环保部门严密监管下用于试验场。


      但中国人敢用，而且大规模用，致使中国的黄金产量，在各黄金生产大国产量逐渐减少之际正不断增加，跃居世界第一。更不得了的是，如此杀鸡取卵的方式，不仅用于提炼黄金，还用于开发低品位钼矿，并推广到铜、镍、铅锌等有色金属贫矿的湿选分离。


      国内矿业某高管很是理直气壮，声称使用氰化钠提取黄金为"国际通用的做法"。据有关报导，如此豪言壮语背后，是经过氰化、硫化、碱化的尾矿和尾矿库成为山河大川中一颗颗化学炸弹，国内几大黄金之乡先后遭灾，造成人员伤亡。

      官商一体腐败加剧了社会性风险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与仓储，有其专业与技术性要求。天津大爆炸表明，在中共官商一体腐败的环境里，这一业务过程增加了巨大的社会性风险因素。而杀鸡取卵式高增长，驱动着危险化学品的大规模使用，可谓疯狂蛮干，却鲜为人知，天津大爆炸悲剧性地使其暴露出来。


      于是，人们知道了，罩着"奇迹"光环的"中国模式"，看似光鲜靓丽，其实潜藏着巨大的"中国风险"。


      而一党专政控制下的官僚机器，尽管往往显示出它的高效率，令人称羡，却也时常展现它的自以为是、不自量力，以及颟顸无能，而"中国风险"无预警地迸发出来，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新常态"。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李兆富：李嘉诚撤资 新华社旗下了望智库发表文章说“别让李嘉诚跑了”

      Posted: 17 Sep 2015 04:44 PM PDT


      了望智库这篇文章，将不应说的，都说了出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可能是文化差异，在香港，就算明知权力和财富两者有关系，作为官方媒体旗下机构，说话还是会少心一点。在狠批李嘉诚的同时，了望智库的这位撰稿员罗天昊，其实也是在控诉中共政权勾结资本家。我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意。

      罗天昊又指："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

      或者了望智库这种机构，根本不认为政权扶植商家有任何问题；只要商家马首是瞻，配合政权统治就是。这种思维，明显就是专制思想，当然，越是接近权力核心，就越不会意识到专制思想有甚么问题。

      中共有没有给予过李嘉诚任何方便？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不过，李嘉诚在世界各地也有业务，而且不少都赚大钱，难道世界各地的政府都给予李嘉诚方便吗？反过来看，李嘉诚在中国经济前境未明的日子投资在中国，何尝不是一种贡献？

      在自由市场的交易当中，一买一卖，大家都有得益，花钱的不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卖东西的也不要妄自菲薄。假如买卖双方都说一句："多谢"那是有品格识感恩的修养。可惜至今在中国，仍然未有土壤和空气去培植出这份文化修养，上至国家级智库，下至每天的生活日常，买卖都被视为不对等的关系。

      再者，既然了望智库认为给予营商者方便是一种恩德，我会说倒不如将这份思泽惠及所有人，让自由市场发展起来。不过，我知道，像了望智库这种权力信徒，不会明白市场为何物，他们只会说："没有政权维持秩序，市场就会乱。怎么可以让全部人都一窝蜂的来，一窝蜂地走？"

      无错，市场，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都做所有的生意，每个商人，每家企业，都有其本身的优势和营商考虑，去决定在甚么地方，发展甚么业务。人弃我取，正是市场之道。罗天昊呀，罗天昊，总理李克强之前才说中国经济基调没有问题，你要是如此爱国家，信国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主张国家出资收购李嘉诚在中国的资产才对！明白吗？真正让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的人，是你。失守道义高点的人，也是你。

      另外，请别对我说地产、港口和基建等业务有垄断性，一个人做了，别人就进不了这个市场。当社会有了股票市场，任何人都可以投资在这些行业的股票，可以分享其成。事实上，这些行业在过去几年，回报只是一般，原因就是大陆的固定资本投放，已经超过泛滥的地步；李嘉诚出售的时机，算是迟了。我反而觉得，了望智库这篇文章反映的不只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也让人感到撰文者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恐慌。罗天昊，究竟你在怕甚么？

      ——RFA

      陈翰圣九三阅兵随感： 一对叛徒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

      Posted: 17 Sep 2015 02:31 PM PDT

      图：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的习近平与普京
      这次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煞有介事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是一对叛徒。一个背叛苏联，一个背叛民国；一个背叛共产党，一个背叛国民党。一对叛徒站在一起，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

      中國軍隊：撈錢，唱歌，閱兵

      　　九月三日，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辦一場聲勢浩大的閱兵，說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中國軍隊承平已久，沒打過什麼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中國軍隊，「養」了不止千日，但從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只用過兩次。一次是和鄰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打過一仗。這一仗，中國說是「教訓」越南，越南也說是教訓中國。所以，勝負難分。但不管怎樣，「同志加兄弟」互毆過一次，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次，沒有「同志加兄弟」般殺得難分難解，但殺出了明確勝負。不足的是，那次戰場設在國內，就在九月三日閱兵的同一地點，況且敵人手裡既沒有槍、也沒有炮，所以中國軍隊長驅直入，北定中原，在沒有任何懸念的情況下，取得了一邊倒的勝利。

      　　王師北定中原後，打出了一個長期的和平年代，於是「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時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而低調地「悶聲大發財」，不再打仗，變成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軍隊。軍隊的主要精力，從事三項和平工作：撈錢、唱歌、閱兵。其中第一項事業，經由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公佈後，人們終得略窺一斑。原來，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都是撈錢能手。東窗事發後，涉案倒台的將軍人數，遠超過抗日中陣亡的中共將軍人數。可見，中國的將軍們多麼熱愛和平，多麼「錢」仆後繼，無所畏懼。當然，這些都是兩個月前的舊聞，不是此次閱兵主題。此次閱兵，主要是展現後面兩項才能，而這後兩項，平時訓練有素，都是軍中強項。所以，這次雖然有將軍因「撈錢」鋃鐺入獄，畏罪自殺，但臨陣易帥，並不動搖軍心，「兵」照樣閱得驚天動地，「歌」依舊唱得人仰馬翻。

      　　國家成「主戰場」絕不是榮耀

      　　此次閱兵，說是紀念二戰及抗日。家有喜事，遠道前來共襄盛舉的，是俄羅斯的最高統帥普京。但普京的俄羅斯，並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當年參戰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蘇聯。蘇聯解體，中國的最高統帥習近平主席深為惋惜，兔死狐悲，發出了「三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的感歎。但普京，不正是「更無一人是男兒」中的一員嗎？按照習主席的邏輯，普京非但不是「男兒」，而且「竊國者侯」，是共產黨蘇聯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習主席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抗日的參戰國。當年抗日的參戰國，是中華民國。這個「國」，早被習主席代表的政黨，「革」去了「命」，逃到台灣成了「蔣匪」。所以，這次肩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煞有介事地「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的，是一對叛徒。一個背叛蘇聯，一個背叛民國；一個背叛共產黨，一個背叛國民黨。一對叛徒站在一起，慶祝被背叛者的勝利，不勝滑稽。

      　　大概健在的當年參戰國，都不肯前來共襄盛舉，弄得主人頗無顏面的緣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東方主戰場」聽上去雖然很有氣勢，但仔細想想，實在也不是什麼光榮的稱呼。國家變成「主戰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輩子的霉。國家養兵，本來守土有責，人民納稅供養正規軍，是要他們守護邊界，保衛家園。不是叫他們把強敵放進來，讓後院變成「主戰場」，在家裡實行「焦土抗戰」的。漢唐盛世時，知道「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是要把「主戰場」推進到遠離中國邊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國運日衰，這才會發生日俄兩國交戰，「主戰場」卻放在中國的怪事。兩個不相干的人打架，打著打著，打到我家裡來了，我要具備怎樣的好客精神，才會把這種「主戰場」視為一種榮耀？

      　　等到抗日的「主戰場」放進中國時，蔣委員長、毛主席，以及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紛紛崛起。他們各領一彪人馬，逐鹿中原，勾心鬥角。其中，蔣委員長勢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裡整天盤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給滅了，實現「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美夢。小兄弟心裡也在盤算，怎麼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進來，說兄弟幾個打心底裡高興，那是瞎說。畢竟日本真把中國滅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蔣委員長就做不成蔣委員長，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幾個去「抗戰」，他們也沒那麼傻。首先，他們心裡都明白，自己打不過日本。真和日本人拼命，把老底拼光了，將來拿什麼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幾個既讀過書，又混過江湖，「隔岸觀火，借刀殺人」之類的國粹，爛熟於胸。日本人來了，確實給中國製造了危機。但中文裡的「危機」，既是「危」，又是「機」。若能把危險推給別人，機遇留給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紛爭中嶄露頭角，成為中國下一個「真命天子」。所以，蔣委員長要雜牌軍上前線當炮灰也好，毛主席對匹夫之勇的彭德懷搞「百團大戰」厲聲呵斥也罷，眼睛裡看到的，都是同一個目標；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種謀略。

      　　蔣和毛「英雄所見略同」

      　　但在這場謀略比賽中，蔣委員長有個致命弱點，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個頂著；家中有難，老大扛著，這多麼天經地義？所以，小兄弟幾位，不怕把「抗日」口號喊得震天響。反正自己不出錢不納糧，喊喊口號，弄不好能把別人逼去「抗日」，何樂不為？蔣委員長對這等小陰謀，自然洞若觀火。於是也把「抗日」口號喊得震天響，反正老子按兵不動，奈我其何？但口號喊久了，兵卻不動，總有點講不過去。蔣委員長是老大，個頭高，目標大。別人按兵不動不要緊，他按兵不動就成了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蔣委員長的老大地位，本來是憑實力搶來的，誰知「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現在倒成了缺點。所以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蔣委員長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幾位小兄弟誰會開赴前線？他們只會一擁而上，向徒有虛名的國民政府要錢、要槍、要子彈、要編制。真要開赴前線，半個都不會前來報到。蔣委員長要能令行禁止，還能被拜過把子的小兄弟張學良，在西安串通敵軍，把自己給抓了？

      　　幸虧蔣委員長只是中國的老大，在世界排名裡算不上什麼角色。所以，蔣委員長的策略就一個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對日本人動手的那一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這叫「以夷制夷」。其實，在「拖」的問題上，蔣委員長和毛主席「英雄所見略同」。所不同的只是，毛主席把這種戰術叫做「論持久戰」，蔣委員長把它稱為「用空間換時間」，說白了都一樣，就是「等」。等什麼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麼時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給炸了，那就是拖到了頭，等到了頭。至於在這之前，人民流離失所，國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將功成萬骨枯」，總要有人付出代價。人民付點代價不重要，重要的是養精蓄銳，發展壯大，以便戰後打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中國」。所以，抗日戰爭中，中國沒有什麼抗日英雄，更沒有什麼抗日領袖，有的只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領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著天安門城樓上「抗自己人的領袖」生出來的紅二代，檢閱著天安門城樓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發展出來的軍隊，扛著「抗日本人」的戰旗走來走去，和當年一樣，歌聲嘹亮，口號喊得震天響，不禁撫今追昔，對眼前這場演出，生出些許感歎。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温克坚：打虎，一场无剧本大戏

      Posted: 17 Sep 2015 01:57 PM PDT

      令计划、郭伯雄
      对反腐大戏的认同下降，很大程度上和反腐的黑箱作业有关，没有正当程序，没有公共参与，司法过程也秘而不宣。
      反腐行动是可以操控的，但政治后果未必是可以操控的，政治博弈总会以某种不断升级的方式演绎下去。

      一个多月以前，北京官方媒体宣布将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这个加上不久前宣布的开除令计划党籍和对周本顺进行调查的消息，似乎寓示着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北京打虎大戏进入一个新高潮。
      郭伯雄出事的传闻由来以久，通过各种政治谣言工厂和政治放料通道，关注公共事务的社会圈层，早已经了解到郭伯雄的主要"罪状"，无外乎是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在这个意义上，郭伯雄早已是一只死老虎，选择何时祭出，就看当局的政治需要，而选择在建军节以及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前几天公布，其中政治震慑意味相当明显，这显然是重申政治权威，以及确保在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这个相当复杂的政治场合保持主动。
      从表象来看，18大新领导层反腐动作可谓声势浩大，迄今为止，不但扳倒了周永康这个前常委，并且把徐才厚和郭伯雄两名前军委副主席拿下，先后抓了一百多名省部级高官，这样的反腐力度在最近三十年中共政治生态中可谓绝无仅有，也的确超过了众多观察人士的预判。
      不过很多敏锐的观察人士也注意到，社会大众对北京反腐大戏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从兴奋到审丑疲劳是有代表性的一种观感。 一开始，结合着人们对新上任领导层的自然期待，当局反腐举措获得很多掌声，媒体舆论和知识精英也对此多有褒奖，然而随着反腐剧情的转承起合，以及各种独立声音对反腐的批判性解读，对反腐举措的评价逐渐出现分化。 选择性反腐，通过反腐清理政治对手，为集中权力而反腐等等说法不胫而走，渐渐成为社会表达的强音。等到郭伯雄这只大老虎被最终祭出的时候，嘲讽或者冷漠似乎已经成为民意主流，社会对反腐运动的认同度已经急剧下降。
      对反腐大戏的认同下降，很大程度上和反腐的黑箱作业有关，没有正当程序，没有公共参与，司法过程也秘而不宣。这点周永康庭审一事上尤其如此，公众对反腐的评价自然会发生变化，稍微有些见识的普通人，很快都能明白反腐实质，其实是一场和普通民众无关的政治宫斗。从政治逻辑而言，在一个民众缺乏参与通道的政治架构下，民众认同对政治主导者价值有限，对政治主导者而言，通过反腐清除政治对手，把自己人马布局到关键机构当中，巩固政治地位，才是政治价值所在。这点，在一个危机感日益强烈的政治体系中尤其明显，因此选择性反腐并不意外。
      不过撇开民众认同度这种相对虚空的政治指标，即使从政治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反腐大戏对主导者带来多大价值，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打虎行动类似那种大山怀孕诞下跳蚤的尴尬游戏，阵仗很大，收获有限，陷入了进退失据的泥泞之地。
      就正式权力架构而言，18大共选出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委员，打虎行动收拾了周本顺，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5名中央委员，李春城，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王敏、杨卫泽，仇和和余远辉7名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中委和候补委人员比例中都微乎其微。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成为第一个下马的地方一把手，似乎带来一些想象之外，其他落马贪官在整个权力格局中几乎都无足轻重，而理论上中共权力中枢的政治局和常委会，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成员变化，有关京津沪等地方诸侯位置变动的传闻虽然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做实，也反映了既有权力布局的刚性，因此三年打虎大戏虽然赢得很多眼球，但事实上18大权力格局变动不大。而众所周知的是，十八大政治权力格局是多方平衡的结果，并不是习王主导的一个权力布局，这一轮轰轰烈烈反腐举措，其政治收益并没有转化为权力格局的重塑。
      当然，观察人士都会注意到所谓小组治国的现象。原来盘根错节的政治机构是一种派系平衡和相互制肘的格局，主导者通过打造众多领导小组，视图绕开那些机构，形成更个人化的权力体系。但中共官僚机器已经树大根深，多年以来形成的运作惯性要打破，要绕开，谈何容易。小组治国现象反映的是主导者控制不了既有权力机构，驾驭不了现有的官僚机器，这是一种弱势的表征，而不是强势的反映。
      而事实上，反腐行动已经打破旧有的官僚运作潜规则，而新规则并没有确立起来，因此消极懈怠成为官僚机器的自然反应。懒政，惰政，不惹事，不做事，几乎成为官员们的普遍信条，在短期内，或许可以通过更铁腕的手段来整肃官吏，来树立权威，但高压和恐吓无法解决官僚体系的激励问题，无法避免官僚体系的搭便车心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但对一个积极能动的依赖绩效合法性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意味着不断累积的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最终都需要政治领导层来埋单。
      反腐系列后果中，其中一个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政治对手的强化和集结，虽然目前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调查，但有什么理由让剩余的成员可以保障自身的绝对安全呢？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在任的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被抓，但是这些人的心思又岂是外人能轻易猜透？ 当各种小组不断蚕食正规机构的权力的时候，这些机构会有哪些反应呢？ 反腐行动促使中共政治内斗不断升级，曾经的政治均衡已经被打破，新的均衡如何达到，这是官场和坊间都密切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历史镜鉴还是政治逻辑都告诉人们，笑得早的不一定笑到最后，
      坊间很多分析认为，随着令计划郭伯雄的祭出，随着原来曾经盛传要出事的高官逐步安全落地，反腐行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或许是主导者逐步整合权力，消化吸收反腐带来的政治受益，在19大权力布局上形成主导优势，一句话打虎大戏结束了，接下来是胜利者清点战利品时间。这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说法，但通过打虎大戏，政治潘多拉魔盒既然已经被打开，要想说盖上就盖上，恐怕是一厢情愿。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政治情境中，反腐行动是可以操控的，但政治后果未必是可以操控的，政治博弈总会以某种不断升级的方式演绎下去。
      打虎大戏其实无力确定自身剧本，不确定性是唯一确定的。虽然，就大历史而言，谁胜谁负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因为在关键时刻，历史自有其剧本。

      ——端传媒

      李洪林口述：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

      Posted: 17 Sep 2015 12:59 PM PDT


      ○　　　邵思思　整理 

      （图：李洪林）
      　　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中国共产党在1942、1950、1957年进行过三次整风运动。我是1946年才入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我没有经历过，但在延安生活过，先是有所耳闻，后来做了细致的研究，也可以说说。

      　　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开始直到1945年才结束的一场政治运动。当时中共还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可以叫作"运动治党"。这是毛泽东为夺得全党最高权力而精心策划的一次党内战略决战，最后以他大获全胜而结束。

      　　原来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以前不是，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然而到了陕北后，毛泽东却利用整风成立的"总学委"，一下子把党中央原来的领导机构予以架空：他是"总学委"主任，康生是副主任，所有党的高干都编入学习组，于是"总学委"就取代了党中央，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了。能够阻挡他攀登最高领导职位的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都只有在学习小组里挨整的份儿。整个整风过程，既批"教条主义"（王明）又批"经验主义"（周恩来），既批"左"倾，又批右倾，批来批去，只有毛泽东"一贯正确"，于是整风的目的就达到了。

      　　原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苏联召开的，抗日战争之初就准备召开七大。在整风结束时七大"胜利召开"了。这次大会的口号是"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正式奠定了。

      　　本来，发动群众乃是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路线和方法。不过为了特定目的，使"人斗人"成为一种模式，则是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它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一、学习文件，思想发动；二、批判斗争，即"百分之九十五"围攻"百分之五"，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战场；三、组织处理，即人事安排，这是政治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的"战果分配"和对战败者的处置，包括处分、调动、清洗、关押。王实味就是先被关押，后被杀头。从此以后，这种"整风模式"就成为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通用公式了。

      　　共产党从可以批评到不可批评

      　　1950年的整风我参加过，这次整风是在刚刚夺得全国政权时进行的（1950年5月1日发布整风决定）。那时中共还比较清醒，知道刚刚上台执政，应该谦虚谨慎，克服居功自傲情绪、防止腐化堕落。但那次整风只走走过场，在党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其之所以沦为走过场，是因为这一年接连搞了三次震动全国的巨大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这些运动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安心坐下来整党呢？

      　　在此之前的4月，中共曾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决定真的实行过一阵子，虽然见报的批评都经过选择，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毕竟表明了这样一条准则：共产党是可以批评的。可是经过几轮"运动治国"，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之后，一条新的政治准则就完全取代了旧的准则，这就是：共产党是不可以批评的。这条准则，谁也没有制定过，谁也没有公布过，却在中国大陆风雨无阻通行了几十年。它标志着人民和这个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敢于批评到不敢批评，从拥护党到害怕党。应该说，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因为它必然会使掌权者踌躇满志、一意孤行，直到踏入深渊。那时再后悔，便已经晚了。

      　　整风变成反右

      　　1957年的整风，经过反复发动，确实把党内外都发动起来了。人们纷纷"大鸣大放"，对党和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批评。但它很快就变成"反右派运动"。原来毛泽东和党组织"苦口婆心"欢迎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在"引蛇出洞"。引出来之后，党就忙于领导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斗争，哪里还有工夫整风呢？

      　　这场运动一共打了多少右派？权威说法是五十多万。另外有说三百万的。不管划了多少右派，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以言论定罪的"文字狱"。

      　　历史上的文字狱，都是先有反叛当朝的文字，然后定罪。然而"反右派"文字狱的罹难者，不但并未写过反叛当朝的文字，而且是为了爱护当朝、应邀讲了些谏诤良言，结果一下子就被打入"敌人"的行列，变成了"专政对象"。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都懂得"不教而诛谓之虐"（不警告就施刑，乃是暴政）。而毛泽东则把拥护共产党的朋友和群众"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那就远远超过"不教而诛"的程度，背离人类良知的底线了。

      　　"反右派运动"在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链条中，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它不但消灭了一切不同意见，打断了中国知识界的脊梁骨，使民主党派匍匐称臣，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正气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诚"和"信"是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底线。离开这两条底线，任何社会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人们一面口是心非欺骗别人，一面提心吊胆防备上当，怎么可能共事？怎么可能团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贬义的处世哲学，然而"反右派运动"以后，这种准则已经变成全民的"防护服"了。从此以后，两副面孔，双重人格，便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特色。

      　　让毛泽东十分得意的是，"反右派运动"大获全胜之后，全国人民变得更听话了。他无论说什么，中国人都一片欢呼。正如林彪后来所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在谄媚，毛也明知他在谄媚，他自己也知道人人都能看穿这种谄媚的把戏，但全中国的人们无不郑重其事地假戏真做，这不是整个民族在堕落吗？

      　　1957年鸣放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胡绳的秘书被打成右派。整风开始时，政研室党支部书记到处找人征求意见。胡绳的秘书很热心地提了些意见。"反右"时，支书从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见汇在一起揭发出来，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务了。

      　　不过"反右派"运动各单位有"指标"，必须完成"任务"，是普遍现象。上边压下来的硬任务，非完成不可，是毛泽东"运动治国"的惯例。他还常常用数字指挥这些运动。他脑子里随便想个"百分之一、二、三"，或更常用的"百分之五"，写成中央文件，几万中国人，几十万中国人，甚至几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政研室那位秘书的右派帽子，就是上面发下来的"指标"，反正非找个人戴上不可。他还算是"幸运"的，"下放"农村苦熬了若干年，没有被累死或饿死，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北京，担任一个重要刊物的主编，为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于在"镇反"运动中被列入"指标"的人，早就沉埋于地下了！

      　　运动治国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一党专政。这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独掌政权，决不与其他阶级或政党分享政权。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传家宝"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斗争哲学"，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把它发展到极端，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手段或形式，也就是"运动治国"。

      　　"运动治国"是毛泽东真正独创的法宝，即把特定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动员起来，向其余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宣战。这一场战争打完了，接着就掀起另一场战争，永不休止。除了刚才提到的运动以外，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些运动尽管打击对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贯穿着群众性的思想斗争，也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狂轰滥炸的"大批判"，摧毁斗争对象的意志，使他"口服心服"地匍匐在党的脚下，俯首称臣。毛泽东把它叫作"思想改造"，其实是用"党性"吞噬"人性"的"运动"。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思想斗争运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记载了1949—1989年四十年间中国独有的"运动"。它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恐怕再用两个四十年都难以恢复，因为它已经伤害到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摧毁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态。这种"思想改造"，确切地说是"文化征服"。

      　　思想斗争运动的效应，不限于斗争对象本人，也不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段。每一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即使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全国也有几百万，再加上他们的亲属，该有多少人呢？一次"运动"就有这么多人，接连不断的"运动"，又该有多少人呢？其实在这种"人斗人"的运动中，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被斗者当然只能听凭宰割，斗人者又何尝不是胆战心惊？有幸被划到那百分之九十五里的人们，除了少数奴才甘愿充当凶恶的打手之外，绝大多数群众无非是奉命摇旗呐喊而已。其实他们的独立人格早被历次运动所吞噬，虽然此次运动没被列入"百分之五"，但下一次又该轮到谁呢？所以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威慑效应，几乎压弯了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人性"里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几乎所有中国人"并不夸张。连他的"亲密战友"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都不能享其天年，还有几个中国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其实"运动治国"虽然是毛泽东的发明，却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社会资源收归"公有"，由共产党代表社会来统一占有和支配。而在所有的资源当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自然界的一切"自在之物"，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才能成为社会的财富，包括"人"本身的繁衍，也要靠"人"自己。所以"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私有制"，说到底，就是要消灭所有"属于自己"的"个人"，也就是消灭一切有独立人格、能自由思想的个人，才能使整个社会都在统一意志的支配下，有计划地建设起一座"共产主义天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哈耶克把这种"思想征服"叫作"思想国有化"。但思想不是实物，不能没收或占有，它只依附于人的脑袋。斯大林的办法是把不服从统一意志的脑袋砍下来。毛泽东的办法是"思想改造"。他的"运动治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发动的用"党性"征服"人性"的运动。


      ——炎黄春秋2015年第九期

      朱正：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反运动

      Posted: 17 Sep 2015 12:56 PM PDT

      图：陆定一（1994年摄）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件关于肃反运动的重要文献（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出版）。《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这一件档案（1955年10月22日）的附件《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见第六卷，第73～80页，下同），就是在肃反运动初期，概述整个运动情况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以下简称"陆定一谈话"），它提供了比胡乔木文——《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更多的信息。

      　　当时陆定一的身份不仅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且是领导肃反运动的中央十人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他了解全部情况，由他来向苏联大使介绍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真是再合适没有了。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在别处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只是这篇译文有一个缺陷：就是把"肃反运动"全部误译为"肃清运动"，把所有的"肃反"都译成"肃清"了，以致整个文件里根本没有出现"肃反运动"这个专有名词。读者明白了这一点，在阅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为了开展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在1955年7月1日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七一指示"）和8月25日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下面简称为"八二五指示"），陆定一向尤金大使通报的主要就是这两个指示的内容和三四个月以来肃反运动进行的情况。一开始，陆定一就说明来意：

      　　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第74页）

      　　接着，陆定一说明了肃反运动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第74页）

      　　这就是介绍"八二五指示"里的规定。"八二五指示"的相关原文如下：

      　　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工，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八二五指示"把工商联划入免于审查的范围之内（解密档案的译者把"工商联"误译为"工商协会"了）。比起"八二五指示"来，"陆定一谈话"还多了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要不要列入肃反运动范围的问题。从他所说的可以知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是免于审查的。至于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不论他们是否在国家机关工作，一概都要审查。不过这里的译文"清洗"一词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为"清查"。因为"清洗"是清除、洗刷、开除、除名等等意思，而在肃反运动中，对于这些肃反对象，大多数只是清一清，查一查，斗一斗就没有事了，所以用"清查"为宜。
      　　这里说的"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比胡乔木文说的140万略少一点，但是胡乔木文是1957年整个运动已经结束之后写的，"陆定一谈话"是在运动开始阶段说的，运动还在深入开展，还会找出更多的肃反对象，这时他说的数字比胡文稍微少一点是合理的。至于说"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这话就很费解了：刚才说了"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马上又来一个"审查已涉及222万人"，怎么可能部分大于整体呢？是不是到了9月份，审查面大大超过原定计划了呢？这里只好请译者查一查原文，看看是什么意思。

      　　接着，"陆定一谈话"提出了运动中的一些数字：

      　　在对上述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第74页）

      　　而胡乔木文给出的相关数字是："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81000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3800余名之多。"比起"陆定一谈话"提出的数字："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85900名反革命积极分子"和"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即现行犯，都要少一些，这是因为最后定案的时候，一些人实在没有达到定罪的标准，数字才减少了一些吧。陆还说了"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可见陆定一已经预感到，有了这个"有点高"的控制数字，就难免会发生错案了。

      　　"七一指示"里说到：

      　　高饶集团、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卷，第293页）

      　　陆定一也就照着"七一指示"的口径说：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三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杨帆案件和胡风案件）。（第75页）

      　　对于这一场肃反运动的审查面，"七一指示"和"八二五指示"都做出了"大约百分之五"的规定。提出这个控制数字的根据，"陆定一谈话"说：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期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第75页）

      　　可见肃反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的延伸。

      　　"陆定一谈话"里把"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划入"反革命积极分子"之中，这很说明这一场肃反运动的性质。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有一篇他1949年4月25日写的《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五章宣布：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第1458页）

      　　可是现在陆定一把"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划入"反革命积极分子"之中，可见"约法八章"列举的那些人员就成了肃反运动的当然对象。现代法学思想中有一重要原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除了根据案发以前所制定及公布的一切法律之外，法庭绝对不得判定任何人的犯法行为。而肃反运动是彻底破坏了这个"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专用名词，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旧政权担任官职都算作一种犯罪。这也就说明：肃反运动就是以追溯既往为主要手段才能够开展的运动。

      　　为了领导肃反运动，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每一个基层单位都设立了一个叫作"五人小组"的机构（中央五人小组在1957年7月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五人小组"是领导本地区、本单位肃反运动的最高机关。关于"五人小组"的组成情况，"陆定一谈话"说：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第75页）

      　　显然，这里最后一句应该译为"中共中央成立了领导肃反运动的十人小组"。译者把"十人小组"误译为"10人委员会"了。关于各省市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的权限，"陆定一谈话"提供了材料：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第76页）

      　　由此可见"五人小组"权力之大了。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肃反运动是怎样开展的呢？"陆定一谈话"中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做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地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地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第76页）

      　　这一段真让人有一点身历其境的感觉，我就好像重返了斗争会的现场，似见群情激奋的要求捕人的口号声，声泪俱下的假检讨。

      　　"在运动的高潮中，必然会出现一批头脑发热的积极分子。"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第77页）陆定一说："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第78页）又要减少肃反运动的偏差，又要保护肃反积极分子的积极性，这确实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难题。

      　　"陆定一谈话"中说到，肃反运动里打出了一些小集团：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第75页）

      　　在当年到处打出各种小集团是肃反运动中的一大景观，全国著名的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山东大学以物理学家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包括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医学院教授潘作新、马贤成，化学系教授刘遵宪，历史系教授许思园，水产系教授邹源琳，等十多人），等等。最后查明所有这些集团没有一个不是冤案错案的。

      　　陆定一提出了一个"集团的分类"问题。据当年下发的文件，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的集团或者小集团，分为3类，或者说3个等级，第一等叫作反革命集团，第二等叫作反动小集团，第三等叫作思想落后小集团。这个译本没有按照正式规定的称呼，而是"意译"，把"反革命集团"译为"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把"反动小集团"译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把"思想落后小集团"译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看似是做了解释，可是就不太准确了。推想起来，最初未必分得这样细。大约最初是一概当作反革命集团打的。可是打出来之后，材料不够，不得不降低一点等级；还不够，再降低一点等级。于是就弄出这样3类或者3等小集团来了。陆定一还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可见十人小组的这一位组长心里并没有十足把握。

      　　"陆定一谈话"里还提出了在运动中出现的有的肃反对象自杀，有的肃反对象顽抗的种种情形：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力量的反抗。（第75页）

      　　肃反运动中各地发生的肃反对象自杀的事都要逐级上报。陆定一当然随时掌握了这个情况。他给出了具体数字："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可是在"八二五指示"中，是这样评论这个问题的："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这对我们除了丧失一部分材料以外，并无其他损失，我们决不要被这种情况所吓倒。"说得颇为轻松。不过当时就已经知道，有不少自杀的肃反对象是怎么也无法把他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很难说是"畏罪自杀"。陆定一就举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第76页）像他这样就只能说是好人自杀了。针对这一类好人自杀的事件，"八二五指示"认为，这些自杀的好人，本身是有"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的"，而且常常是因为政策没有交代清楚的缘故。其实，正如陆定一说的，那时"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第75页），不可避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

      　　肃反对象不但有自杀的，还有顽抗的。抗拒运动的多起事件，陆定一只说到肃反对象因害怕挨斗而逃跑的这一种情况。这当然是跑不了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把粮食供应和户籍管理捆绑在一起，居民只能在户口所在地买到粮食，他们中大部分人只能很快回到自己的家，挨斗挨整。肃反对象有没有比逃跑更强烈的抗拒行为，陆定一没有明确提出，从他说的"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力量的反抗"这一句看，必定是有更强烈的抗拒行为的。在140万肃反对象里面，才有820起强力反抗事件，还不到千分之一。可以说绝大多数肃反对象对运动持一种十分合作的态度。

      　　"陆定一谈话"还指出：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第75页）

      　　这里，陆定一说，"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肃反对象没有能够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的错案率是90%以上。这个数字和胡乔木文说的是一样的。用胡乔木文提出的数字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肃反运动的错案率为94%的结果。

      　　1955年8月10日陆定一将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的一份情况简报送呈毛泽东，其中说：在肃反运动中，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经过群众检举和查历史，发现有不少是混进来的冒牌工程师，其中隐藏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些人技术低劣，政治历史情况复杂。他们通过伪造历史、学历，夸张吹嘘个人本领等手段，混入技术部门。而我们有些单位由于基本建设任务繁重，急需技术人员，到处搜罗，更不管真假，一概收录，听说是大学、专科毕业，便给个工程师职位，这就给这些冒牌工程师的混入开了方便之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99页）。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于是在"八二五指示"里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对高级技术人员，执行下列政策：（一）假冒的坚决开除，送去劳动教养，犯罪的并需判刑；（二）确有技术，但又确有反革命现行活动的，查明证据确实，判刑后控制使用；（三）确有技术，政治上反动，但无反革命现行活动的，继续留用，但要分别情况，用首长谈话，教职员开会讨论以至群众开会讨论等方式同他作适当的政治斗争同时说明还要继续留用他；（四）学术思想上的不同应与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严格分开，对错误的学术思想只作学术批判，并可以自由争论；（五）有历史问题已经交代清楚，现在又无反革命活动的，不要再追问他们的历史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47页）

      　　陆定一在和尤金大使会谈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件事：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第 78页）

      　　关于军队中的肃反运动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陆定一在答问时说："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进行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第79页）这里译文中的"指战员"一词显然是误译。所谓指战员，就是军队里的指挥员（军官）和战斗员（普通士兵）的合称。这里把"指战员"和"普通战士"并列起来，恐怕是不懂得"指战员"的意思。

      　　解密的《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其中所写的许多事情，人们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301页）第二卷第七章第四节《增强党的团结及审干肃反运动》里是看不到的。这短短的一篇，可说是大大地丰富了今日读者的历史知识。


      ——炎黄春秋2015年第九期

      丁东：阎明复反思中苏关系——读《阎明复回忆录》

      Posted: 17 Sep 2015 12:54 PM PDT

      阎明复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


      　　
      一气儿读完洋洋近百万言的《阎明复回忆录》，感触良多。领导人的回忆录，不少都由助手执笔，而本书显然是阎明复本人执笔，因而细节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真切。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二两卷，包括六个部分。从童年目睹抗日战争烽火，到告别秦城监狱，参与开创大百科全书。内容可以归为三大块：少年时期和大学岁月，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和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文革十年和"大百科"。重心在第二块，篇幅占到一半以上。

      　　中苏论战的是非与责任

      　　作者1949年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组长，前后长达十七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会谈。这些重大历史的当事人多已过世。"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阎明复回忆录》 P125～126，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我阅读视野有限，在此之前也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和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我感到《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翔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有严肃认真的反思。

      　　反思是历史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已经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我看过的其他回忆录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是空白，或者很薄弱，相比之下，本书的反思就成为珍贵的亮点。

      　　江泽民曾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先以文字上报。2009年11月4日至8日，江泽民、曾庆红邀请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而回忆录的出版，使这些思考结晶得以和公众见面。

      　　我在中苏论战发生时，只是一个小学学生。论战高潮时，刚刚迈进中学校门。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当时反修引起的精神震撼已有很深的印象，何况比我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可以说，这场论战，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尤其是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得耶失耶，都无可回避。  

      　　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涉及那场论战的风云往事，往往侧重于赞美中共领导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风采，而很少正视这场大论战的是非和责任，很少讨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这，对于国人更加明智地走向未来，其实无益。

      　　所幸在《阎明复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观点：

      　　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

      　　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此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P910～913）

      　　这些反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极"左"思潮在中国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是极"左"思潮的典型。从思想上，它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准备，从文风上，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的行文，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几乎让整个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邪，遗风至今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清理极"左"思潮的排毒工作，其实远远没有完结。

      　　对所处时代的认知

      　　中苏大论战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时值20世纪从上半叶到下半叶的当口。人类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时代的特征是什么？不同的判断会带来不同的战略选择。现在回头看，时代的特征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仍然恪守列宁20世纪初的观点，认为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此出发来制定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后来发生中苏大论战，中方激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强调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宗旨，反对各国共产党走议会道路。中国支持一些国家的左派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鼓吹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使得中国同一些邻国政府的关系紧张。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才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与社会制度不同的邻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误判时代的特征，就不会把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当作不应逾越的底线，就会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只有承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特征，国家的对外活动才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时代的误判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二战结束后，战火洗劫之处，面临着在废墟上恢复经济的重任。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率先复苏。六七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随之起飞。在东西方的冷战中，西方实行社会改良，科技进步很快，率先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而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一大截。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决定实行对苏联一边倒。中苏友好期间，引进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毛泽东拒绝参加经互会，但全盘引进了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把市场经济因素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铲除和防范。文革中与苏联进一步反目成仇，国家关系几乎陷入战争边缘。中国为了备战，搞三线建设，把大批工厂迁到中西部的山沟里，大量基本建设项目效益低下，巨额财政投资打了水漂。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低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几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都达不到。就这样，还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对时代的误判使中国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在中国对外批判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的同时，也否定了党内一些相对合理的主张。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主张"革命决不能输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1959年受到批判。1962年初，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向中央建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P734），被当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断然否定。直到1985年，邓小平采纳了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的观点，并在1987年由中共十三大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后虽有小的反复，但中国领导对时代的认知再没有离开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框架。

      　　关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是本书提出的重要结论。"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P91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出现领导权问题？原因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历史中寻找。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国共产党聚集到共产国际麾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1919年3月由列宁倡导成立，第一任主席是季诺维也夫。当时，共产国际派人员，出经费，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到各国秘密建党，形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为宗旨的跨国组织。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开始就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权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列宁在世时，国际共运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列宁手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在1935年由季米特洛夫继任主席，但最高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共产国际不但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大政方针，甚至有权干预各国共产党吸收党员。刘澜波回忆，1937年，中共要吸收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入党，就遇到了共产国际的阻拦。刘澜波对阎明复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以后，共产国际的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中把他们的人拉过来。"（P57）经过一番周折，阎宝航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来，就是这个共产国际不同意吸收的党员，于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并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些战略情报的价值太高了，斯大林也要向他表示感谢。

      　　共产国际虽是一个跨国的政治组织，但它的存在和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斯大林也可以让共产国际的存亡服从于苏联的需要。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陷入了生死危机。不与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丘吉尔领导的英国结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反败为胜。而罗斯福、丘吉尔原来是国际共运的主要斗争目标，为了与之握手言和，让对方放心，特别是为了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在1943年5月要求季米特洛夫举行紧急会议，解散共产国际。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情，只能被动接受。

      　　二战结束前，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召开雅尔塔会议，按照实力划分了战后的政治格局，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国际没有恢复，但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跨国机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与苏联的关系各不相同，有的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有的则出于苏联的委任。这样，是否接受苏联的领导，就形成不同的情况。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党和军队，独立战胜法西斯，实现了民族解放。斯大林要建立损害南斯拉夫利益的联合公司，遭到拒绝，于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给铁托扣上了"叛徒"帽子，并和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对于华沙条约范围内的东欧国家，苏联不能容忍其执政党的独立意志。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因为不赞成开除南斯拉夫，被解除领导职务，开除党籍，关进监狱，斯大林死后才放出来。1956年10月，波共中央开会要选举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同意，出兵包围华沙，遭到毛泽东反对，苏联最后承认了既成事实。接着匈牙利要求变革，苏联出兵干涉，处死了改革领导人纳吉。1961年，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没有站在苏联一边，被赶出华约，断绝了两党两国关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苏联把坦克开进布拉格，强迫杜布切克下台。

      　　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共产国际出资派人参与创建的秘密政治团体。在本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武装力量的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毛泽东最初不是共产国际选中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安排的领导人遇到重大挫折，中共在长征中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毛泽东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1938年，在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支持下，毛泽东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并通过延安整风巩固了领袖地位。40年代后期，中共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指挥，而夺取了胜利，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尽管毛泽东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对南共的制裁，也未能解除斯大林的怀疑。直到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才取得斯大林的信任。  

      　　中苏关系破裂有几个触发点：一是赫鲁晓夫提出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毛泽东出于维护国家主权，断然拒绝，赫鲁晓夫赶紧秘密访华，收回提议，把责任推卸给尤金大使，说他传话有误，这个冲突算是解决了。二是对中国三面红旗的看法。中国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做法有向东欧蔓延的苗头，赫鲁晓夫忍不住加以批评，因而触怒了毛泽东。三是中印边境战争，中国认为苏联应当站在社会主义中国一边，不应当采取中立的态度。这些分歧，在程度上并不比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伤害更严重，但为什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没有导致中苏两党分裂，而与赫鲁晓夫的矛盾日趋激化，不可挽回呢？

      　　本书提供了解开疑问的一把钥匙。书中指出："毛主席压根儿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P911）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承认和尊重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权。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的想法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去世时并没有向赫鲁晓夫交班，赫鲁晓夫通过一系列博弈，特别是经历1957年6月全会，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对手，才站稳脚跟。他战胜"反党集团"，需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支持。他派米高扬来中国通报情况，毛泽东当即支持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一时兴起，决定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后来要与美国签约，又反悔了。

      　　无论革命资历、人格魅力、国际影响，毛泽东当时都不逊于赫鲁晓夫。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到赫鲁晓夫时代难以为继了。1957年毛泽东率团赴苏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已经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赫鲁晓夫在礼仪上还让毛泽东走前一步。（P396）中国坚持以苏联为首的说法，波兰等国不接受，毛泽东出面说服，哥穆尔卡勉强接受了这种提法。毛泽东说，这时的关系从父子党变成了兄弟党。其实他的内心，未尝没有萌生更上一层楼的想法。数年以后，中苏大论战开始，中国"一方面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另一方面自己又搞大党主义；一方面反对苏联作为'中心'，另一方面自己又企图当'中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搞以我划线，强加于人，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党一律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结果，一时间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修正主义'"。

      　　历史教训表明，不是应当由谁担任领袖，掌握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是根本不应当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在人类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出现超越国家的政治领袖，本身就不正常。铁托在这方面受害早，觉悟早。1957年1月，周恩来让访问南斯拉夫的彭真向铁托转达中共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铁托的答复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P213）他可谓相当明智，是各国共产党人中的先觉者。

      　　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后，国际上有些朋友希望中国出来扛大旗，第三世界有些国家也希望中国扛大旗，邓小平冷静地提出："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不但中国不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头，任何国家都不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同国家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党际交往和国际交往不应当纠缠在一起，党际关系也不应当凌驾于国际关系之上。近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再度拾起列宁的时代判断，重提阶级斗争，以两个阶级两种制度划线，想率领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重启国际共运。这些主张，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还是对于人类的前景，都是不切实际、有害无益的。

      　　不批判斯大林就无法开启改革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本书也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P906）

      　　如何看待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半个多世纪以来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经历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中国人，应当理解50年代中期苏联思想解放的必要性。中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大规模平反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冤假错案，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有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苏联也是如此。共产党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实行的都是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时间都直至他们生命的结束。斯大林权力高度集中，大搞个人崇拜，不要法治，制造了大量冤案。不否定个人崇拜，不纠正斯大林遗留的冤案，苏联无法开创新的局面。现在知道，秘密报告准备过程比较仓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由赫鲁晓夫自己宣读，否则就可能在苏共党内丧失主动性。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对苏共代表内部宣读的，接着向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做口头介绍。但是报告文本很快从波兰泄露出去，被西方报刊全文披露。由此斯大林的形象轰然坍塌，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光环破碎，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昨天大家还追随苏联的调门称颂斯大林，今天他便从云端坠落到深渊，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连锁反应又蔓延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所谓迷惘和动荡，指的就是这些情况。同理，在中国否定文革之初，一些曾经追随和称颂中国的外国友人也出现过迷惘和尴尬，中国难道因为顾虑这些就拒绝拨乱反正吗？

      　　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毛泽东当时的看法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其实毛泽东对斯大林早有一肚子的不满。但在父子党的格局中，有意见也没处去说，公开场合还得赞美。他前后写了三篇赞扬斯大林的文章，内心都是不情愿的。现在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了，本来是一件快事。但毛泽东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国际共运的重量级人物，他当然要权衡中国和国际共运当下的利弊得失。赫鲁晓夫做报告事先没同各国党商量，全世界共产党因此出现了混乱，所以毛泽东说他"捅了娄子"。毛泽东不赞成弯子转得太急，而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于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表明了态度。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个人的历史地位，但并没有完全跳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没有告别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新探索，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1964年10月被赶下政治舞台。历史地看，他是国际共运中思想解放的开启者，是一个不彻底不成功的改革者。

      　　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他的晚年重蹈斯大林覆辙，也搞了个人崇拜，制造了大量冤案。他担心生前被百般称颂，死后被全盘否定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强调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睡在身边，这成为他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

      　　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也否定了斯大林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冲破教条主义的桎梏，毅然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国际市场接轨，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古老的国家终于走上复兴之路，成为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后起之秀。抚今追昔，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那段往事，应当有更全面更公正的评价。

      ——炎黄春秋2015年第九期

      何清涟：政治困厄中习氏谵语：朝共产主义方向努力

      Posted: 17 Sep 2015 04:18 PM PDT

      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不能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如今中国经济泡沫都已破裂，将进入十年衰退期，党内高层内斗未已，作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重吹肥皂泡理想，只能说明：在无法挣脱的政治困厄中，他不得不先保持政治正确。

      中共统治历五代，谁与共产最接近？

      中共一直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说教，但各阶段的表述有些差别。现阶段的理想早已通过政治教科书深入中国人心，中学生背得滚瓜烂熟：生产资料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与重大差别；国家最后消亡等等。只是中学生们不知道，要实现这些理想可不容易，必须经过非常血腥的过程，对内彻底颠覆"和谐社会"，财富分配上重新洗牌；对外要发动无数战争，消灭其他所有国家之后，中共这国家才能"主动消亡"，完成理想。当然，咱得理解习总说的只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并非全部实现。实现的过程就如前苏联晚期的政治笑话："共产主义理想离咱们多远？五公里，还差五公里，永远差五公里。"
      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疯狂年代"

      按上述标准来说，中共治国近70年，毛泽东时代离共产主义最近。那时不仅生产资料公有，连"重大生活资料"，即绝大部分城市居民栖身的住房都是公有，普通生活资料"按需分配"——因是共产主义的前期社会主义阶段，所以改成按计划分配指标：除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之外，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居民每月23斤粮食、2两食用油、半斤猪肉指标；每人每年1丈2市尺布票，逢年过节2两糖票，偶然可买到古巴的进口糖；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每天都在为消灭阶级差别及各种差别（包括思想差别）而无情斗争。
      在国际社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在忙着"解放全人类"，在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培养代理人颠覆各国政府的同时，还向非洲输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领袖。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后来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亚非拉美各国的领导人，不少是世界闻名的独裁者，其中的极品是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仍然健在的还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

      形格势禁之下，共产主义旗帜能举多高？

      习总领导期间，中国如果只是扭过头遥望"共产主义方向"，那倒问题不大。倘若要"朝共产主义方向行进"，首先得要实行全面的公有制，这得实行三大消灭，一是消灭改革以来形成的非公有制经济；二是将外资赶出去或者没收后纳入公有制范畴；三要消灭贫富差距，首当其冲的是让大批利用父辈权力致富的红二代交出财产，将抢来的钱再吐出来。有人从"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这句话中嗅出了味道，因此赶忙写了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舆论纷纷猜测是不是要打土豪了。
      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

      中国经济早就是国企、私企、外资三分天下。目前外资纷纷撤退，私企也正在加大"向海外投资"力度，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中国外汇储备从去年6月至今年7月减少3000亿美元，8月份继续减少1000多亿，中国政府正忙于进行"钱袋保卫战"，加之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今年9月上旬的G20会议上，财长楼继伟说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退期，时间长达5年甚至10年。习近平再霸气强势，回到毛时代这种"翻烙饼"的宏伟大计也只得撂在心里，否则真的要告别盛世，成为叙利亚第二了。更何况，习曾经宣示过一条戒律：毛与邓的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在中国如今这极为诡异的政治氛围中，要防止政敌攻击，得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坚持政治正确；要维持统治，得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穷马"为何对习的"共产主义方向"保持沉默？

      既然共产主义的高级理想是"逗你玩"，那么回到毛早年率领穷人闹革命、翻身求解放的共产主义起步阶段，即消灭剥削阶级，打土豪分田地，总应该有点热情吧？可是本应雀跃的穷马克思主义者（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未见欢呼起舞，原因何在？
      穷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不高，要完全读懂《共产党宣言》有点困难，因为穷马们习惯用非黑即白这种简单思维看待世界与历史，当读到那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时，也会发懵：为什么革命导师要赞扬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他们能够充分理解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之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提炼出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剥夺剥夺者、穷人翻身得解放"，这些早已成了他们的精神动力。
      他们听了习总宣示要"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之后，之所以没有欢呼雀跃，乃因他们知道，经过中共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早已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中国控制一切土地森林矿产的唯一大地主，成为控制大型国企的资本所有者，中共官员们绝大多数也成为富人与资产阶级。习总目前是中共"一哥"，反贪官没收的钱财都没舍得拿出来分给穷人，怎可能让"穷马"们去打土豪分田地？所谓"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纯粹是逗大伙开心。所以，还是再去观赏"毛主席重回人间"，批判现在的中共变了颜色，一吐心中块垒比较现实。
      当然，共产主义理想可以用一套物质指标表示。中共在50年代完成"剥夺剥夺者"的历史任务后，一时失去了斗争目标，共产主义理想被物化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这一理想早就土得掉渣，就连中国农村地区，大多数也都实现了这一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可以调整为"家家花园别墅，户户奔驰宝马，年年环球溜达"。
      红旗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像红旗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像


      习近平强调共产主义，只为彰显"政治正确"

      话说共产主义理想，早就被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看得透透的。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回忆录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始终讳言一个事实，所谓"共产主义"目标被恩格斯在晚年抛弃。1847年10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其时只有27岁的青年对未来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位与马克思齐名的共产主义创始人，在采访中实质上否定了其年轻时为人类社会设计的未来模式。
      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家庭变故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对于所谓共产主义，与其说他相信，不如说他只是将其当作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工具。所谓"政治正确"，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标准，中国红色政权统治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正确"；在西方，彰显人道立场与普世价值，帮助弱势者与受难者是"政治正确"。有时候，大势逼迫之下，为彰显政治正确不顾实际国情，东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比如最近当叙利亚难民潮涌欧洲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既不顾本国的容纳能力与国民意愿，也不顾其他欧盟国家的反对，声称"接收难民无上限"，将欧盟置于危机之中就是一例。
      今年6月之后，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政治博弈陷入困局，经济上昏招迭出，比如强力干预股市，这些都成为授人以柄之事。综合种种迹象分析，只能说，习这时祭出"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这一法宝，乃是为了彰显其"政治正确"。

      ——美国之音，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19, 2015, 6:13:40 AM9/1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吴戈：伊斯蘭是大洪水嗎

      Posted: 18 Sep 2015 11:56 PM PDT

      敘利亞小難民照片引發的本是一場基於人道主義的社會關注，然而大陸民間的看法正迅速變成一團亂麻。

      首先有人強調他父親是申請加拿大難民簽證被拒後從土耳其偷渡的，而土耳其沒有戰亂，人均GDP比中國還高，可見其貪婪。
      這還只是基於事實的不同解讀，9月6日有人轉發德國難民營紀事，對義工的辛苦和難民的輕鬆表示不滿；同日網曝法國某難民營1500名穆斯林難民以食物不清真為由鬧事；12日女權主義者半裸闖入法國穆斯林集會，而集會正在討論「老婆該不該打」；14日多個難民團體要求德國政府劃出穆斯林自治區；有人稱希臘警方在難民托運的集裝箱裏發現5000支槍；還有人發圖稱德國穆斯林公然舉起伊斯蘭國旗幟……
      於是，中國網民紛紛擺好小板凳準備看歐洲天下大亂：「等到最後的底線被觸及，一場惡戰不可避免」；「這麼折騰下去元首要重出江湖了」。
      實際上，上述食品鬧事是2014年舊消息；自治區消息來源是子虛烏有的《法蘭克福日報》；打老婆的話題在法文報道中找不到；希臘是有攔截開往利比亞船隻，但沒有提到槍支；義工的辛苦並非難民的錯，千辛萬苦抵達安全地，難民也有權輕鬆兩天，但難民食宿是管到庇護申請獲准，此後如果政府幫你找到工作就不能挑，否則就沒有福利。某些難民不禮貌、不衛生或浪費糧食，問題是中國人在海外這種現象毫不鮮見，嫌棄也輪不到中國人。
      當然，中國人有權對歐洲社會問題展開思考。比如有人指出：成功把難民轉化為人力資源的社會，首先本土文化足夠優秀，還要有足夠的意志和行動力同化外來難民/移民。如果歐洲國家無法使這些難民遵守言論自由、男女平權和政教分離等基本文明準則，反而被其動輒以悲慘和信仰為名要求無限度照顧，使文化多元化變成文明例外化，長遠看歐洲這個「種族大拼盤」恐怕的確前景不妙。考慮到難民人群和本土白人巨大的生育率差距更是如此。
      可是，更多的中國人並不是真地心憂歐洲。相反，鑒於國內已發生過針對漢人的恐怖襲擊，以及有些穆斯林族群在飲食等問題上的過敏反應和政府民族政策的遷就，大陸相當一部分漢人，包括不少自由派，對穆斯林族群已由反感而至仇視。加上伊斯蘭國勢力已進入阿富汗，大陸民間關於「西安斯坦」和「大洪水」等末世論悄然流行，穆斯林問題正變成大陸潛在的火藥桶。
      然而這個迫切需要嚴肅對待和認真思考的問題，卻又因涉及維穩而高度敏感，全然無法深入而普遍的探討。在此背景下，即使對敘利亞難民這樣無關切身利益的話題，焦慮的國人不僅失去信息甄別能力，其中一些人甚至反過來大肆制造符合自己內心憎恨的假新聞。這使中國社會不光喪失了關心、評判與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更在對國內類似事務的看法上嚴重對立。比如一些漢族公眾由反對清真食品習慣和民族照顧政策而走向籠統反伊斯蘭教或回民，甚至置疑《古蘭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存在的權利。
      那麼，當大陸面對混亂和難民，會有歐洲這種一定程度上的真誠和公正嗎？假如大陸國民成為難民，會比敘利亞穆斯林更勤勞勇敢嗎？會不會像現在他們嘲笑敘利亞難民一樣，被人嘲笑：這麼多青壯年男性，怎麼不敢在自己國家爭取自由呢？萬一大洪水來臨，中國不會更混亂嗎？
      對此，只看一個例子，歐洲殖民主義從正面說也是一種資本主義進取精神，雖然被殖民者很痛苦，但展開客觀上也淘汰了一些落後文明和制度，帶去了現代文明。當然，現代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對此是徹底否定的——你先進就該打我嗎？我落後怎麼了，這是我的權利啊。
      可是，話題轉到中國國內，面對嚴重貧富分化中一些窮人鋌而走險，然後以苦難和不幸為自己辯解，大陸主流網民的意見是：你窮還有理啊，你弱就有理嗎？

      ——东网

      王思想：「反日春藥」也失效了

      Posted: 18 Sep 2015 11:47 PM PDT

      互聯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民眾的認知能力和國民情緒。

      最明顯的是奧運會。以前，每當中國運動員得個金牌、舉辦個奧運會，就被當成天大的榮譽來宣傳，百姓也被蠱惑得熱血沸騰。在2008之後，這種情緒迅速降溫、改變。北京將舉辦2022冬奧會的消息，在民眾中間沒有激起什麼熱情；杭州要舉辦亞運會，則乾脆收獲了大多數網民的批評；中國女排剛剛獲得一場比賽的冠軍，國內幾乎無人知曉。大家逐漸認同的觀點是：體育應該是民間遊戲；以舉國體制去弄幾塊金牌，沒意思，不如節省納稅人的錢財。
      繼「奧運春藥」失效之後，「反日春藥」也已經失效。
      往年的9月18日前後，總有人出去整點事，刷一刷存在感，然而到了2014年、2015年，似乎沒幾個人關注。東北經濟正在明顯地衰敗，大家為工作發愁，為飯碗擔心，似乎沒有精力去為幾十年前的一場戰爭區仇恨什麼人。
      甚至，日本參議院全體大會在2015年9月18日就安保法案強行進行表決，如無意外，安倍領導的執政黨憑借人數優勢足以使該法案順利通過，安倍成為近年來獲得支持率最高的首相。日本戰後安保政策將迎來重大轉變。中國人也沒什麼反應。
      「反日春藥」的主要成分是什麼？是如何失效的？
      就其成分來說，宣揚仇恨、轉移視線是必然的，具體的成分與變化則是：
      主要成分一：以歷史記憶宣揚仇恨。日本侵華，導致千萬中國人喪生，可謂罪行纍纍。但是，以幾十年前的戰爭來仇恨今天的日本，本身完全是思維混亂。中國熒屏上那些「抗日神劇」，引起人們厭惡、嘲諷，反而起到了化解對日仇恨的作用。人們認識到：當年的中日戰爭，是對兩國人民的共同傷害。
      主要成分二：抵制日貨。這主要是中國大陸某些不良汽車廠家在背後鼓搗，為了推銷自己的汽車，四處造謠說日本車質量不好。而事實證明，日本車不僅經濟實惠，質量還非常好。所以，日系車在中國大受歡迎。
      全方位抵制日貨，則更是荒唐。前些年，一些糞青叫喊說抵制日貨可以讓日本企業破產；眾多學者則撰文指出：抵制日貨對中國大陸打擊更大，因為中國大陸需要許多高精尖的日本產品，中國離不開日本產品。所以，這兩年在互聯網上，抵制日貨遭遇壓倒性的反對，大家認可：抵制日貨，不如抵制蠢貨。
      主要成分三：妖魔化今天的日本。這個成分最難奏效。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麥克阿瑟在日本推廣的民主體制，大幅度提高了日本國民素質，使得日本民眾贏得了全世界的贊賞：在多次評選中，日本國民均被列為全球素質最高，而中國大陸排名一般在全球170位左右。
      幾乎每一個去日本旅遊的中國大陸人，回到大陸後，都對今天的日本讚不絕口。
      日本是30年來對中國大陸經濟援助最多的國家，這一事實被互聯網披露出來、傳播開來，使贏得了大陸眾多民眾的好感。
      主要成分四：釣魚島。如果把釣魚島三個字作為上聯，那麼，與之最匹配的下聯是：海參崴。一篇《只要釣魚島，不要海參崴？》的文章在互聯網上流傳。中國大陸政府即將在海參崴設立領事館的消息，令大家五味雜陳，反日情緒提不起來。須知，一個4平方公里的釣魚島，只相當於海參崴面積百分之一不到，只相當於俄羅斯搶走的中國領土的40萬分之一。
      面對反日分子，一些網民質問：與日本帶給中國人的傷害相比，俄羅斯對中國的傷害程度，至少要大100倍，為什麼不反俄？
      反日固然愚蠢，反俄也無必要，我們牢記歷史，放下仇恨，關注今天。今天，我們該與俄羅斯結盟，還是更該與美日結盟？人們逐漸會思考這樣的問題。
      互聯網戳破了無數謊言。還會有更多的春藥逐漸失效。

      ——东网

      南桥：我们的希望来自对法西斯美学的反抗

      Posted: 18 Sep 2015 06:22 PM PDT

      图：北京艺术家华涌在北京站前以行为艺术抗议大阅兵，2015年9月2日被警方带走
      正是对人、对自己的人格、自由和尊严的不同认识，对国家和政府的不同要求，产生了"他们"和"我们"的对峙在美学上的表现。只有当人们自觉到身为奴隶的悲惨境地的时候，才会反抗法西斯美学。只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人，才可能是自由人。只有自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民族，其文明和精神才没有被摧毁，才是自由的民族。

      北明介绍当代波兰作曲家亨利克·戈雷茨基《悲歌交响曲》的长文，开篇就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们跟我们的对峙，迟早会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峙，或者这种对峙总不出现，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真正被摧毁的标志"。
      我们，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 是托马斯·杰弗逊笔下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现代公民。他们，是指专制暴君，那些窃取了国家政权的不民主的权势集团，还有它的打手和奴隶。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年代里，我没有看到"他们"和"我们"的对峙在美学上的表现，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峙表现的缺失，就像身为奴隶者没有意识到自由的缺失。华夏大地曾经是专制者肆意暴虐的地方。文革十年中，除了专制者钦定的读物，书店里没有书籍；除了丑恶的语录歌、样板戏和忠字舞，整个民族没有歌舞，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整整一代人在这样的法西斯美学浸淫下成长起来。我们没有看到对峙，没有看到反抗。正如北明所说，这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正在被摧毁的标志。
      终于，2015年北京要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上，年轻一代对这种阅兵仪式的质疑。有很多人终于发现，这种踢正步的阅兵，就像强奸犯的嘴脸，是丑陋的，是恶劣的。我们跟法西斯美学的对峙，终于出现了。
      法西斯美学的核心
      2008年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和2009年的北京阅兵，是法西斯美学的集中演示。
      法西斯这个术语，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创造。墨索里尼以复兴古罗马强大帝国为号召，为此要求意大利人民服从领袖的意志，为消除自由散漫的作风而放弃每个人的个性，牺牲个人的自由意志。法西斯的核心是集体高于一切，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集体必须服从领袖。法西斯美学是一种集体美学。墨索里尼用他的专权和强硬，改变了意大利人浪漫自由的习惯，他"使得火车准点了"，国家强大了。意大利人为此而向墨索里尼致敬，曾经多年沉醉在回到罗马强盛时代的强国梦中，直到灾难临头才醒悟过来。
      希特勒把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美学发挥到又一个极致，曾经风行德国的向前伸直右臂的纳粹式敬礼，就是模仿罗马帝国时代的动作。1934年希特勒上台第二年的阅兵式，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希特勒钦点的法西斯艺术家李芬斯塔尔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是法西斯美学的巅峰之作。
      在李芬斯塔尔的电影里，除了神一般的领袖，个人就是蚂蚁、就是工蜂、就是渴望自我牺牲的昆虫。在那里，人是没有人性的，是抽象的集体事业中的冰冷而坚硬的原子和分子。伟大的是领袖，是集体，是集体的事业，是庞大的集体表现出法西斯美学的美。
      这种美，是由无个性的个体堆垒出来的集体的力量，其特点是个体的大数量重复及整齐划一所造成的非自然效果。它传达的信息是，个体是无足轻重的，集体的胜利和领袖的胜利就是一切。所谓意志的胜利，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胜利，不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胜利，而是领袖意志的胜利。
      2008年奥运开幕式和2009年北京阅兵后，我曾经在网上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争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奥运开幕式和中国的阅兵是美的极致，表现了中国人的伟大。我询问过我的美国同事的看法，没有遇见过真正喜欢北京奥运开幕式风格的人，也没有听到敬佩北京阅兵式的人。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这不就是稍微放大了的北朝鲜体育场表演吗？
      谁会喜欢和羡慕北朝鲜呢？
      对法西斯美学的反抗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金家的北朝鲜和我们这一代生活的中国最推崇的感情。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超大场面、北京阅兵式由士兵的整齐划一动作造成的震撼效果，使得青年观众血脉偾张而激动得不能自己，他们不再质疑集体事业提出的任何要求的正当性，他们将服从，将追随，他们不再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的人格改造。我们浸淫在大型歌舞《东方红》之中，我们能够把《长征组歌》从头唱到底，我们听的大合唱是《祖国颂》，我们熟悉的交响乐是《红旗颂》。然后，我们都投入了文革，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无一例外。等到这一代人成为下岗工人的时候，他们以广场舞大妈的面目出现，他们跟着薄熙来唱红歌，他们仍然不会思想。中国的这一代人，是法西斯美学结出的最为歪瓜劣枣的果实。
      美国人是天生反感法西斯美学的，其原因是美国人重视个人的人格价值，尊重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由的核心，是自由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尊严有荣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好恶，自己的个性。每个个人都有平等的价值，都值得自己骄傲，值得他人尊重。当集体的成功要毁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时候，美国人认为，这样的集体成功是不可取的，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出现。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国家是自由公民自愿结合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抽象物，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着他们的自由理想。人民委托政府和官员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政府天然是人民监督和批评的对象，如果政府妨碍了人民的自由，人民就有权解散政府，推翻政府。这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这样的爱国主义之上，是人的自由和人道主义。
      正是这样对人、对自己的人格、自由和尊严的不同认识，对国家和政府的不同要求，产生了"他们"和"我们"的对峙在美学上的表现。只有当人们自觉到身为奴隶的悲惨境地的时候，才会反抗法西斯美学。只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人，才可能是自由人。
      只有自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民族，其文明和精神才没有被摧毁，才是自由的民族。

      ——《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胡平：有如此恶劣的手段 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Posted: 18 Sep 2015 05:44 PM PDT

      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先谈陶铸事件。
      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冲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1968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18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然而今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在打压不同意见方面，却走得比江、胡还要远。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  2015年9月4日—2015年9月17日）

      齐戈：从唯物主义到虚无主义

      Posted: 18 Sep 2015 05:01 PM PDT

      图：中共贼喊捉贼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共靠"历史虚无主义"起家，以"历史虚无主义"立世的，却偏偏要拿"历史虚无主义" 说事，这是最近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中最大的一着败笔。正是这帮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的脏水到处乱泼，自己就是骗子却到处抓造谣，贼喊捉贼的伎俩炉火纯青。


      九月三日北京的盛大阅兵，又一次将中共特有的广场政治推销到世界。按照主办者的意愿，是要警示世人：牢记历史、珍视和平、反对战争。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角度看，纪念二战的胜利，北京的"9·3阅兵"无可厚非。但我们注意到，北京主办者如此兴师动众招徕世人眼球，其实还藏着一己地缘政治和推销"历史虚无主义" 的小九九。

      意识形态领域维稳的一根大棒

      简单说，"虚无主义"，就是将本已存在的事实掩而虚之，用假设的概念说辞加以掩盖，或以局部的真实取代事物的本质。地缘政治挤兑日本，大阅兵以指责批判安倍政权否定侵华史实、淡化二战罪责等"历史虚无主义"为背景，意思是说安倍政权对二战罪责犹抱琵琶遮遮掩掩，骨子里仍然是恢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他国的祸心。而反过来在大陆政治方面，中共对民间要求还原历史真相的呼声打压封杀甚严，也每每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威胁之，棒杀之。"历史虚无主义"，成为近来大陆意识形态领域维稳的一根大棒。
      在中共的话语词典里，"历史唯物主义"为正道，"历史虚无主义"是邪路。然而结合中共的发家史一推究，却发现，这"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共产党宣言》的纲领里，就把人类历史概括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部阶级斗争的人类史，取代了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层多元互补的发展史，颠覆了人类对自我文明进步的认知。正是这所谓的"阶级斗争史"，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打天下坐江山，就以"马克思加秦始皇"为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

      全民被捆绑在中共的极权战车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是谁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正道，虚无人类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他们以偏概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制造血腥，犯下了反人类的种种罪恶，今天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这历史罪恶之本源，却与由"历史唯物主义"衍生而成的"历史虚无主义"脱不了干系。一个历史悠久的三千年文明古国，尽管讲皇权专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郡县之下也有乡村自治；而在中共的治下，一夜之间被虚无为单一的独党体制与农村公社，全民被捆绑在中共的极权战车上。
      七十年前的艰苦抗战，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忍辱负重坚守故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同，并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而毛泽东却在1945年8月撰文《桃子该由谁摘》（1965年编入全国统编小学课本）颠倒黑白，迫不及待为武装夺权造势；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陆不少文史工作者都不知有过22次大会战的"正面战场"。直到到跨世纪的2005年，才由中共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出面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一系列大仗"，承认了中共的抗战仅限于"敌后战场"。即便如此，中共今天仍然坚守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阵地，厚颜无耻的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百姓笑谈"哪壶不开提哪壶！"

      中共靠"历史虚无主义"起家，以"历史虚无主义"立世的，却偏偏要拿"历史虚无主义" 说事，这是最近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中最大的一着败笔。外观日本，内看中共，老百姓笑谈"哪壶不开提哪壶！" "历史虚无主义"到建政半个多世纪重要事件的文档机密至今未曾解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史无前例的粮食大危机被官方虚无、文革史研究禁区重重不让提及、"八九·六四"成为网络封杀的关键词、对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迫害成为最高国家机密、土地侵占房屋拆迁村民上访被政府维稳、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被社会河蟹、红二代侵占掌控国家财富资源依然是大数据信息的敏感.部位。正是这帮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的脏水到处乱泼，自己就是骗子却到处抓造谣，贼喊捉贼的伎俩炉火纯青。
      中共老祖宗"历史唯物主义"的选择性记忆，就是概念至上的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最大的"历史唯心主义"。由此向壁虚构出的理想主义旗帜，歪曲历史，否定价值，包藏的就是一党专权的祸心。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二战的胜利，也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胜利，即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的：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二战不光有形式上的胜利，更有文明价值上的胜利；一个在形式上高调纪念肯定，暗中却组织人马批判普世价值，否定二战胜利的实质，这何止是"历史虚无主义"，难道还想步法西斯后尘？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胡少江：王岐山对合法性的解释不及格

      Posted: 18 Sep 2015 04:45 PM PDT

      王岐山会见参加"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
      上个星期，北京召集了一个旨在将其统战工作推向世界范围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因主持党内反腐而风头正健王岐山会见了参会的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见图），在谈到执政党的政治承诺和从严治党之后，王突然话题一转，主动提及一个中国领导人历来回避的话题：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从这几句非常简短的谈话看，王岐山的本意还是为中国共产党垄断中国的政治权力进行辩护。与中共过去历届领导人的多次谈话类似，他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说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虽然他的谈话内容没有能够逃出执政党的老一套说教，但是作为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采用"合法性"这个外来词汇，王岐山是第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谈话引起了普遍关注。

      王岐山以爱使用从西方"舶来"的学术用语闻名，他常常借此表明他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并不陌生；他也愿意用西方人惯常使用的话语与外国政客对话，以此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僵化、言语刻板的共产党官僚。这些作为为他赢得了一些好评，也使他成为党内高官中的一个异数。喜欢率性地使用有特点的语言讲话，也给人们观测封闭的党内高层的思维焦点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两年来，王岐山全力配合习近平通过反腐进行党内的清洗，他与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和他们共同的"太子党"背景，使得王成为党内实际政治地位仅次于习的"第二强人"。以这样的身份，在执掌党的纪律监察机构数年之后谈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透露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确了解民众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此问题的忧虑。

      王岐山实际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承认了这个话题本身的"合法性"。但是他对于合法性的解释是不及格的。他的解释所展现的内在矛盾也恰恰是中国执政党当前的尴尬。他将合法性归结为历史，但是历史上存在的东西并不都具有合法性。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凡此种种证明，曾经是统治者这个历史事实无法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个是法律层面的意义，即一个组织、或者这个组织的行为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另一个则是政治层面的意义，即执政者的权力的产生和执政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认同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在野蛮时代，盛行的是丛林法则，成王败寇，权力的取得和维护都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人民的认同 。

      王岐山在谈话中虽然也谈到了人民的认同，但是他却将人民的认同这样一个合法性标准说成是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的现像，这是违反真实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允许中国的民众通过公正的程序来选举执政者；更不允许有竞争对手对现有的执政党进行挑战；也不允许民众自由地表达对执政者的批评，并且采取合法的手段更换执政者。王岐山所谈到的人民的认同只不过是一自欺欺人的天方夜谭而已。

      ——RFA

      魏京生：习近平访美

      Posted: 18 Sep 2015 04:4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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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京生先生（AFP）


      过两天习近平就要访问美国了。大家都在猜测；习近平要说些什么？奥巴马要说些什么？也就是媒体正在炒作的所谓的中美博弈。我想。这么重要的访问，不会是说些个废话来敷衍了事。总应该是解决一些问题，达成一些妥协，才不是白跑一趟。
      习近平想要什么呢。媒体们都估计，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不会得到满足。奥巴马想要的东西太少了，至少公开宣称想要的东西无足轻重，似乎很不对等。为什么呢？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国内局势不稳。股市刚刚崩溃；经济严重下滑，面临的是崩溃与恢复之间的困局。而且党内反对派正在伺机反扑。他需要的是当年江泽民拿到永久最惠国待遇和  wto 那样的起死回生药。看上去不太可能，但又非常必须。怎么办呢？只好尽量的妥协，看看能换回点什么。
      而奥巴马就快要下台了，没有第三个任期的可能。他不想冒险做什么大事；可又想做一些青史留名的事情。即使比不上里根、肯尼迪，也不要被评为最差的总统。现在习近平要来访问，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可是他们美国人不太懂得中国事务，我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给他们双方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取消以监视居住名义进行的非法拘禁。
      1994年初。在我与史密斯众议员，约翰、克里参议员见面之后；特别是在与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多夫会见之前。中国警方对我进行了非法拘禁，长达十八个月。
      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传讯不能连续超过三次。在扣押我三天之后，我要求他们：要么拿出合法的拘捕证书；要么释放我。他们说；检察院不给他们逮捕证，可是上级不让释放我，于是他们就使用了不需要检察院批准的监视居住证。而且因为没有进入法律程序，不必按照法律通知家属，也没有期限。
      我说：这是非法拘禁。他们回答说：最高当局批准了，他们只管执行，不负责任。只要不是在监狱和拘留所，就算监视居住。
      十九个月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审判我的时候，我要求将这十八个月记入刑期。法院明确回答：这段时间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记入刑期。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明确的表述，这就是非法拘禁。是最高行政当局批准的、依法应该判定的非法拘禁。如果按照中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的话，这就是非法拘禁。
      这个非法拘禁的案例，现在正在被广泛使用。不仅使用在政治异议人士身上；而且被广泛使用在任何官方不满意的公民的身上。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利用这个案例，非法拘禁他们不喜欢的公民，进而实施刑讯逼供。这为习近平维持一党专政；进而实行个人独裁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监视居住这个非法拘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推出了由非司法机构执行的所谓的双规制度。也就是由党派的纪律检查机构，对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这一非法拘禁的范围已经包括了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即只有七个人的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除习近平本人之外，全体中国人都有可能被非法拘禁，包括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这是彻头彻尾的个人独裁。
      我建议。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应该把恢复法治，遵守法律，取消各种形式的非法拘禁和酷刑，作为谈判的主题之一。而不是敷衍了事地泛泛而谈人权。在习近平访问国会时，议员们也应该就此问题向习近平施加压力。以便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同时也保护几十万在华的美国公民和他们的权益。
      奥巴马总统如果提出了这个条件，不管成功与否都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牢牢记载入史册。对习近平而言，正可以借此机会调整他的广受批评的反腐运动政策，使它回复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两全其美。
      我还要建议习近平率先在贸易上作出让步，开放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以便换取奥巴马总统停止将要以任何理由实施的经济制裁。开放中国市场给美国商品，以减少贸易逆差。对奥巴马来说功成名就；对中国来说有利无弊。
      因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来源于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其在黑暗中探索，不如直接吸收人家经过失败后积累的成功经验。光靠偷是不行的，太少太慢赶不上趟。以色列也许够用了，这不是大国所应有的风度，也不实用。
      不如进一步开放大门，大大方方让人家的技术和资金自由进入，不给中国企业利用非贸易壁垒阻挡的机会。才可以迅速改变产品和技术落后的局面，迅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欧洲和日本二战后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不要错过了美国仍在向中国输血的机会。
      依法行政和开放市场，是解决中国困境的最后机会。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已经减缓了中国进步的幅度。现在更是走到了尽头，难以为继了。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已经连王岐山都感觉到合法性危机。再不开始新的政策，就不仅仅是共产党下台，而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问题了。愿中共诸公三思。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20, 2015, 6:01:14 AM9/2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王冲：腦殘為啥那麼多

      Posted: 19 Sep 2015 11:40 PM PDT


      有一次，我面試一個近代史碩士。
      此君27歲，對國內外政治現實頗為了解，寫得文章深度不夠，但基本功尚可；問起國內外的大人物，也大抵知曉。按照一般的職業標準，可以入職。
      然而，談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來了。
      此君說不喜歡毛澤東，說反右、文革是破壞性的，但說起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卻又無比敬仰，認為他們是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復興而奮鬥。
      這樣的回答，導致此君最終被拒。被拒的理由，不是因為他景仰太平天國就是「腦殘」，而是因為他對待三件基本相同的事兒給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此為最典型的腦殘，我姑且稱之為「知識型腦殘」。從小到大是好學生，讀書萬卷，對於古今中外的大大小小事件或人物均能大致知道，可他們儲備的知識卻推導出荒謬的結論。
      以部分軍事發燒友為例，對美國、俄羅斯、日本、中國等大國武器的研發能力、性能一清二楚的情況下，在得出的結論卻又和現實相反——在性能差兩代的情況下得出必勝的結論。
      知識豐富而腦殘，根源在於缺乏邏輯。中國的教育，語文英語數理化都齊全，可教育是為了考試或某種見不得人的目的，不賦予人獨立思考的能力。為此，需要有政治課，而不能有邏輯課。其結果是全民缺乏邏輯思辨。
      說到此，肯定會有人質問，全民缺乏邏輯，你怎麼樣？我提前回答一聲吧——我邏輯方面也不是特別強。
      其最簡單的例證，便是一批人講儒家，講什麼儒家憲政。如果儒家思想能推導出現代的民主政治，那中國早已不是今日之中國了。
      再有便是「功利性腦殘」，這適用於國際關係。我發表些國際類文章，總有人孜孜不倦地教導我，你知道啥，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這話流傳甚廣，因為他高度迎合了當下的實用主義。把利益論用於指導人際交往，用於國家間交往，是有問題的。人與人之間，需要尊重、理解、包容，支持未必是金錢，可能是一個眼神或一個笑臉，而國家之間也是需要價值觀的認同。
      更可怕的是「浸淫式腦殘」。剛畢業時，很多人也是神采奕奕，心懷夢想，可進入體制一點點磨滅理想。一開始說話言不由衷，數年後說大話、謊話不眨眼。認為敢說話的人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心存邪惡的目的。
      上述皆為偶得之想法，切勿對號入座。如果覺得在理，歡迎轉發！

      ——东网

      东步亮：若律師都沒了言論自由　誰還會有？

      Posted: 19 Sep 2015 11:37 PM PDT


      中國律師工作及處理案件時要遵守「指導」，輿論嘩然。


      就在全國律師工作會議剛剛召開不久、中央深改組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的當天，陝西省律師協會發布了一則名為《關於律師參與辦理重大、敏感及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通知，對重大、敏感及群體性案件中的律師言論和行為作出規定和限制。
      「意見」規定，律師在辦理重大、敏感及群體性案件時，不得以發表公開信、鼓動助推輿論炒作、組織網上狙擊、圍觀、聲援等方式制造輿論壓力和社會影響；不得鼓動、發起、參與案件當事人或其他人員以非法串聯、集會、遊行、示威、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等方式表達訴求，以輿論炒作、造謠生事、攻擊詆毀等方式干擾案件依法辦理。未參與辦理重大、敏感及群體性案件的其他律師，不得以干擾案件辦理結果為目的，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公開發表意見和評論；不得組織、參與、支持任何形式的聲援團或以在網上聚集、圍觀、聲援等方式制造輿論壓力和社會影響。
      上述「意見」一出，輿論嘩然。對於辦理重大、敏感及群體性案件的律師的言行進行恐嚇和限制，不是今天才有。比如，2006年全國律協就曾發布《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明確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應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與指導，律師事務所接受群體性案件委托後，應當及時向所屬律師協會報告。後來，各省市律協及司法局也相繼出台了類似規定。在實踐中，律師代理這三類案件，受到的約束比這些明面上的規定還要多，辦理這三類案件的維權律師、人權律師們被司法局、律協和國保公開或偷偷約談的，比比皆是。「710」對律師的大規模打壓行動中，被抓捕、拘留、約談、傳喚、監視居住、失蹤和失去自由的律師，絕大多數都是辦理過這三類案件的律師。
      但是，對於並不辦理這三類案件的其他律師也做出規定，要求他們不得對這三類案件發表意見和評論，不得參與和支持任何形式的聲援及網上聚集、圍觀，就太奇葩和離譜了。「律師辦理具體案件時的身份是辯護人或代理人，不辦這個案子的時候就是普通公民，普通公民有享有的言論自由，律師都應有。」正如律師們所指出的，不代理的這些案件的律師不能亂發言的規定，是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陝西律協發出這樣的《通知》，已經嚴重違反了憲法。「往往是熟悉法庭的人才會去評論，一般人也無法評論」。如果律師不發表評論，誰還能評論？
      這個「意見」明顯旨在針對「死磕派」律師。這是全國律師工作會議後，陝西方面「創造性」地落實會議精神的一項「創舉」，也暴露了律師工作會議上孟建柱講話精神的實質。中共當局對「死磕派」律師的擔憂與害怕，已溢於言表。
      但一切都是螳臂當車。這些荒謬而公然對抗世界潮流的舉措，阻礙不了中國人權律師和維權律師們前行的腳步。不少律師已表示，不會忌憚這一規定，仍會行使自己依法發表意見的權利。陝西律師段萬金更是公開聲明，「對於重大敏感案件，如果公權力嚴重違反法律侵犯人權，如果是我代理或辯護，我會首先進行依法控告，如果控告無效，經當事人同意，我仍會發公開信尋求輿論支持，在合法範圍窮盡一切手段維護當事人權益是律師神聖職責；對於天涯海角發生的重大敏感不公平案件我仍會義無反顧的表示聲援。即使被懲戒也在所不惜。」
      他表示，「如果通過內部監督監督機制無法解決，只有通過外在監督督促解決，如果把外在監督堵塞，內部監督失效，律師還要維護委托人權益，只有通過潛規則的方式了。」「絕對不能堵塞民眾的向善之路，使民眾只有做惡才能生存。絕對不能堵塞律師通過光明正大的方式維護客戶合法權益，使律師只能通過潛規則解決問題。」

      ——东网

      羽戈：与父辈谈政治

      Posted: 19 Sep 2015 07:41 PM PDT

      天安门前的崔健（左）
      我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一位同龄朋友读后，感慨万端。他非常羡慕我和父亲之间的和睦与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亲，哪怕坐在一个房间，彼此却隔了一个时代，哪怕肉身距离不足一米，精神距离则超出十万八千里。他们的隔阂，主要源于政治观，一者是毛时代的忠实粉丝，一者是新时代的自由青年，偏偏他们都喜欢谈政治，每谈必吵架，每吵必翻脸，最苦可怜的母亲，前后奔走，左右劝导，终于说服丈夫和儿子各退一步。现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动谈政治，可是不谈政治，二人几乎无话可说。
      我告诉他，我和父亲的共同话题其实寥寥，文中不是写了么："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至于政治观，则是欲冲突而不得。父亲这大半辈子，为生计所驱使，含辛茹苦，晨兴夜寐，根本无暇、无心关注政治。当然，不管他关注政治与否，政治一直在关注他，作为破产地主的儿子，那些年来，政治让他休学，就得休学，让他下乡，就得下乡，让他颠沛流离，就得颠沛流离，让他忍辱偷生，就得忍辱偷生……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块浮木，命运从来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忆父亲和我谈政治的情节，勉强找到两例。一是2002年寒假，我从大学回家过年，忘了是哪天，父亲喝了酒，有点兴奋，对我说：这回俺们安徽人当上了总书记，安徽能享福了。彼时我年轻气盛，说话毫不客气，直接驳斥他：第一，安徽人当总书记，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未必能享福。父亲思量片刻，转而默然。
      还有一次，应是两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风雨，计划重建，然而材料递上去，数月不得批准。父亲打电话抱怨，说颍上人孬，眼里只有关系和钱，缺这两样，什么事都办不了。我本想告诉他，这不是人心与人性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缺口太多，黑幕太深，权力便四处寻租，腐败便不可遏止。话到嘴边，不由犹豫，最终还是咽到肚子里。所以说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争论。
      我之想起这些往事，则因读到黄裕生教授的一段高论："今天，不少人都一个遭遇，就是不仅难以与父辈言政治，与同辈也多难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政见不一，政见分歧，而实质不是。难以相言的实质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相异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野，一边是已进入现代国家观念：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利、尊严与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一边是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国人中只有少数真正持现代国家理念，而大多数恐怕还持后一种国家观。开启现代性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通过追问与确立个人之自由与权利，最终确立现代国家理念，厘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需大启蒙。这是在国学热的今天不可不清醒与坚守的一个方向。"
      这番话，曾在朋友圈风靡一时。我见过至少十遍，简直能背诵下来。黄教授的论断不仅精当，而且切中了年轻一代的心思，否则何以如此流行呢。不过读到后来，我则开始琢磨，将"政见不一"视为表象，将"历史时代的分野"视为实质，这么总结，是否过于简单或粗暴？父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是否断裂到泾渭分明？这两个时代是否锻造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政见，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集体至上，一种是个人至上，一种是义务本位，一种是权利本位，一种是专政，一种是宪政？
      朋友与父亲的故事，以及我与父亲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证黄教授的观点。然而，我还得说两个亲历的故事，主题同样是父辈与政治，味道却大不一样。
      2008年春节，我在老家度过。年初四，我和弟弟及两位堂兄，到乡下给六姑姑与六姑父拜年。六姑父是老教师，他还有一个身份：老右派。一生饱经磨难，老来依然壮心不已，胸怀天下。我们进屋，他正看CCTV4，时值台湾大选前夕，议会打架，党派骂战，此起彼伏，热闹远胜于过年。这正中善于发掘台湾负面新闻的央视下怀。此后我们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电视。六姑父手指混乱不堪的电视画面，感慨道：台湾的乱，背后是不乱，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大堂兄点头，接口道：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一党专政！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惊诧，以及心底奔腾的狂喜。六姑父生于1930年代，已经年过古稀；大堂兄生于1960年代，小学尚未读完，便被迫下乡，12岁开始做生意，至少干过十个行当，2008年前后，他的主业是卖猪肉。这两个人，与我相距一个时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却无太多隔阂，而能相谈甚欢。说起来，他们还是那个旧时代的人物，譬如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智能手机，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时代的歧异，以及文化与生活的歧异，并未导致政见的歧异。
      大表姐的命运，与六姑父相仿，落难于"文革"，1980年代时来运转，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可惜她不比六姑父旷达，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于她则刻骨铭心，纠结为灵魂的阴霾。表现之一，即对伟大领袖的滔天恨意。记得她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什么时候把百元人民币上的头像换掉了，中国才能太平。有一回，她到我家作客，席间重提此言，被一位来打油的顾客听到，问她：你说换谁？大表姐答：换邓小平！那人嘿嘿冷笑：都是一路货。这一幕，大概发生在我的高中时节。我早已忘记了那位顾客的形象，忘记了他是中年还是老年，却始终铭记二人的对话及他的结论。如果说对毛的无限热爱与对毛的无限仇恨属于一个时代的两面，那么认为毛与邓本质上是一种人，即便搁在今日，怕也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政治觉悟。
      于我而言，这个故事还有一点启发：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貌似一刀两断，实则藕断丝连，甚至一脉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划分两个时代、两代人、两种政治观，既脱离了现实，更不符合历史与政治的发展逻辑。对此，生于1961年的崔健曾有良言，他对年轻人说："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
      我无意与黄教授唱反调，更愿意把我的观点视作一种补充：第一，我们与父辈之间，未必相隔一个时代，父辈可能是从旧时代突围的前锋，正如我们可能是从新时代落伍的后卫；第二，哪怕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与父辈，不是不能谈政治，也许在"谈什么"之外，我们还得思考"怎么谈"；第三，哪怕我们与父辈难以谈政治，这背后的原因，却未必在于时代，我们与父辈的隔阂，未必是时代的隔阂；第四，在时代的分野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统一，在时代的断裂之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承继；第五，我们的思索与追问，不能止于"时代"这两个字，时代不是标签，更非终点，时代背后，还有个体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记，以时代为分界线，用代际（父辈、我们、老一代、新一代……）分析政治，极有可能滑向一种危险的言论：等他们都老了，死了，这个国家就能进步了。把转型的希望交给时间，不仅怯懦，而且愚蠢。因为对政治而论，企图用时间解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连时间本身都会变成问题。当我们期待老一代退位，新一代上位，使国家焕然一新，国运蒸蒸日上，最后却发现，所谓新老交替，不过是川剧变脸，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就连台下喝彩和打呵欠的声音，都没有什么两样。

      2015年9月19日
      ——微信公众号"三剑客"

      不敢相信：中国困难时期的最大援助国竟然是日本？

      Posted: 19 Sep 2015 07:43 PM PDT

      (文章整理自：网易 编辑/Matt)

      ODA! ODA!
      导读
      ODA 即为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缩写。

      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无息、低息贷款。

      那些年日本给中国的帮助
      其实真的挺重要的

      日本的对华经援始于１９７９年，对华援助包括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和技术合作。

      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４０％左右。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度，中国共向日本申请了４批日元贷款，总额２．６５万亿日元。

      此外在２０００年度，日本向中国提供了１７２亿日元的特别贷款，用于北京地铁和西安咸阳机场的改建工程。

      70年代的这笔钱，可以说是救命钱

      70年代末，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虽然中美关系因苏联问题处在所谓的"蜜月期"，并且欧洲各发达国家也纷纷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拿出最多资金和派遣各项工程最紧缺的技术人才帮助中国搞建设的国家,正是我们目前最恨的日本。

      如今我们熟悉的国内目前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上海宝钢就是日本对华援助项目之一。

      1977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后深受震撼，当场便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希望(日本能)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1978年12月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日本派遣大量技术人才帮助中国建设宝钢，最终耗时7年时间建成。

      如果说ODA资金援助是有价的话，向中国提供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培训对中国的影响则深远的多。

      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

      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

      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日本曾长期占据全球最大援助国的位置），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


      用这些钱我们做了啥？
      建！建！建！

      中国的两大机场枢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分别接受了日本31.7亿和23.8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援助，除此之外，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也都接受了日本的援助。

      中国铁路约5200公里的电气化改造、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

      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无处不有日本的资金在注入。



      那咱不差钱了以后呢？
      从给钱变成了培养人才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渐渐变得"不差钱"，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

      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

      新疆环境改善项目、青海生态环境改善项目、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吉林环境改善项目、贵州环境和社会开发项目、河南造林项目、昆明水环境改善项目等等都2003年之后援助的。


      写在最后
      不管是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

      无可否认，日本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还将继续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微信 花生网（HuaShengjp_com）

      【附录】
      转：安倍谈话发布后，获得了60%以上的日本人的赞同；支持率立刻飙升10个百分点，达到45%以上。在国际上获得了美国的高度赞赏，称日本是各国的榜样；同时也获得了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湾地区的高度认同。导致偏执狂式的中韩两国无计可施。
      从此屡试不爽的，对日本的道歉外交讹诈，走向了穷途末路。前面所有的首相都道歉了，有用吗？你不还是在无休无止的宣扬仇恨吗？
      安倍谈话向全世界宣布，日本70岁以下的，二战后出生的国民，拒绝再给任何国家道歉与谢罪；不满70岁的安倍说到做到，在谈话中，安倍本人拒绝道歉与谢罪。 
      安倍在日本政坛不战而胜，蝉联已成定局；长期更是大势所趋；中韩再出什么幺蛾子也没用，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安倍打交道吧。
      日本是一个成熟稳重的负责任的大国，谩骂日本有个屁用，文功团日本确实没有；地下室堆满成吨的来路不明的钞票，日本确实也没有；日本更没有满世界的去抓贪官；你不抛弃你五千年的恶习，再过五千年，你也赶不上日本，日本还是甩中国八条街；吹牛有意思吗？ 
       谁都会去祖坟祭祀；但是谁也不敢打包票，自己家祖坟里面，从来就没有埋葬过杀人放火的先人，只有二逼敢打包票。国有国坟；家有家坟。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 
      日本引领亚洲是大势所趋；安倍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现在的亚洲以及世界各国，对日本的认同感与好感，甩中国八条街。 仇恨灌输为目的的抗日神剧泡大的一代，基本属于脑残类。当局被自己几十年灌输的脑残绑架了，是没有脸来矫正了。为了日中友好，民间人士必须站出来，铲除这种邪恶的，以灌输日中仇恨为目的的恶行，继续祸国殃民。
      如果，日本不是放眼未来；还会几十年如一日的，给中国提供海量的无息贷款，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吗？还会帮助中国发展现代钢铁工业吗？没有日本的技术援助，就没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宝钢。没有日本的技术援助，就没有中国的现代电子工业。 所以，无休无止的纠结于中日过去的仇恨；不但毫无益处，更是祸国殃民。放眼未来，为中日友好尽力，才是为利国利民做贡献。

      西域武僧：值得记忆的2015“九一八”之安保法案

      Posted: 19 Sep 2015 03:59 PM PDT

      图：2015年9月18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争议的安全法案
              2015年的"九一八"注定是一个令人倍感纠结的一天。美联储最终推迟了世界瞩目的加息，令全球大跌眼镜；而日本国会则顺利通过了安保法，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期望；中国股市又经历了断崖式跳水和一如既往诡异的拉升，使国民对今后的生活更加感到迷茫；而对跑了的又"不该"跑了的李嘉诚的口头谴责，又让中国商界对未来产生阵阵寒意。

              日本作为当前亚洲文明程度最高，科技水平最高和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越早在亚洲事务上发挥主导地位，对于未来亚洲的发展，以及对抗和遏制俄罗斯、朝鲜以及某其他国家为首的独裁专制势力的扩张，其意义注定是深远的。日本解除防卫自制，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在所必然。

              也许是前不久秀肌肉秀过头，也许是真的感到国内国外形势焦头烂额，值此抗战胜利65周年，年年都要大搞特搞的"九一八"到来之际，特别是明明知道日本国会必将通过安保法案的前提下，大陆官媒却几乎一如既往的沉默，除了对安保协议提出官方的抗议外，既没有发动群众砸中国人的日本车，也没有声嘶力竭地告诫国人不能忘记日本战争罪行，倒是平静的有点不太让人习惯，仿佛跟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一样，"冷得连隐藏的心情，都那么的明显"。

              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从兴亚论到脱亚论，再到大东亚共荣圈，尽管走过的是一条通向战争和侵略的罪恶之路，但一以贯之的是日本作为一个身处亚洲飞地的蕞尔岛国，对振兴亚洲驰聘国际舞台的梦想，这梦想中有暴虐也有担当、有罪恶也有责任。

              如今，日本重新返回亚洲舞台的中心，经过六十多年民主训练的日本族群和日本政府，对亚洲格局的重构，特别是对三大邪恶轴心主导的亚洲格局的廓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比较好玩的是，对于日本国会通过新的安保法案，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是："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19日凌晨不顾在野党强烈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法案，法案宣告正式成立。"且不管日本新的安保法案将对世界、对亚洲造成哪些影响，就说人家任何一个国家法案，都要经过每一个公民投票选举的议会议员，在国会经过充分的讨论而后公平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决定是否通过执行这一点上，你国连选票长啥样都没见过的国民，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有够牛逼，你也将反对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的议案拿到你国国会上通过一下？哦，忘记了，国会这种高大上的玩意儿，你国没有。

              事实上，日本防卫权自制的来源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下，通过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所实现的，并不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而日本对于解除防卫自制权也早在二十世纪就已经开始努力，经过了二十几年，终于在今天达成。二十多年来日本之所以迟迟没有通过解除防卫自制的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对二战深刻的反思与记忆，日本民众之所以反对通过新的安保法案，也是因为担心日本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沼。而搞笑的是，之所以日本在寻求多年未果之后，于今天终于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其原因正是中国的所谓"大国崛起"和近年来逐渐强硬的外交政策，安倍在多次演讲中强调之所以要解除日本防卫自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朝等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前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植木千可子则说的更直接："美国国力衰退，需要日本出力协助和中国军事崛起带来威胁，加上日本对居住环境越来越差的世界深刻忧虑"。在这一点上，也许安倍心中正在暗暗地在感谢，向帮助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用左手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对于日本解除防卫自制，始作俑者美国则表示了极大的欢迎，认为法案能够允许盟国日本在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写到这不禁想起袁天罡先生的推背图是这么说的：有一军人身带弓，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埋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如今，白头翁先生刚刚秀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弓，东边门里的金剑便已经埋下，接下来的故事演绎，应该也差不了几分吧。

      ——2015-09-19 18:21 武僧曰

      五岳散人：关于安保法案，给小粉红讲点儿常识

      Posted: 19 Sep 2015 03:57 PM PDT

      日本一通过安保法案，一帮人就圈我问这问那，貌似这安保法案打了我的脸、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似的。不好意思啊，日本没听我们强国话通过了这个，我脸上没事儿，不知道谁脸上有事。至于说你们这帮估计都没拿刀子捅过人、看着抗日神剧当A片、打仗第一个脚软而只喜欢别人流血的玩意儿，我给您两盆冷水降降温。

      经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中美日之间相互依存度之高，可不是您在村头抵制村尾王大爷家小卖部这么简单。到今天为止以至于可以眼见的将来，这种血浓于水的经济兄弟情谊不会发生变化，只能越来越强。

      这么说吧，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现今这个社会基本为零。

      军事：我军事上是外行，但两只都跨不出自己国门的军队，您觉得打得起来么？中国航母想形成战斗力估计二十年是少说了，就是现在形成了又能如何？中国面对的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加上美国以及美帝的狗腿子。

      您不会觉得咱们能跟美帝在国门外打起来而且还能赢吧？有人说朝鲜咱们不就赢了？这事儿吧看您怎么看，双方战损比例以及最后的态势来看，要说赢反正我觉得是勉强。如果您的军事常识不是从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上学来的，想必能看出来，这仗我们赢不了。

      我们能真正威胁他们的除了核武器还真没啥，事实就这么残酷，可大家除非打算同归于尽、重新进化，大概都不会干这事儿。

      政治：说白了吧，这个安保法案就是个双方的G点，是个你爽我也爽的玩意儿。安倍政府打算走国家正常化的路径，更多发挥国家影响力，为执政做好吹牛逼的基础，要说打仗，估计谁脑子也没坏了。同样道理您按照执政角度思考，套咱们国家是一样的。

      都是忽悠老百姓情绪的玩意儿，这个世界上最不相信中美日能打起来的就是各国政客，都憋着劲儿找选票以及其它呢。再说中日都将跨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少子化更为严重，老龄化社会没法打仗的。

      所以说从感情上我也反对这个安保法案，但从理智上说，这玩意儿就是个屁，不会带来战争以及对我们老百姓的真实影响，至少在可以眼见的将来不会。

      当然，影响到某些人，使其大脑充血也是可能的，不过这帮人本来也是傻逼，多看看AV、让海绵体多充点儿血，可能倒是对其智商有益。

      ——网友推荐

      连岳：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政府许可的高级传销……

      Posted: 19 Sep 2015 03:53 PM PDT

      近日，著名专栏作家连岳在其微博发表了一系列对于"爱国主义"的看法，其中不少观点颇具启发。我们试搜集如下：

      1. 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政府许可的高级传销，骗子发起，傻子接受。傻子牺牲，骗子受益。一接受爱国主义，你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

      2. 有人说，不爱国，人就成了亡国奴，就会活不好。——大数据我没有，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不爱中国，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我只爱地球，我活得很好。一个人只要认真工作，勤奋上进（这点我甚至做不到），国有没都活得好。

      3. 中国网络上恶劣的地域歧视让人厌烦，稍微有点教养的人都会远离，如果北京、上海、河南分别是三个国家，原本的地域攻击却会变成爱国言论。——爱国主义就是这样洗白流氓的。

      4.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的最强音是：你生在这里，就要爱这个国家！——这属于霸王条款，无效。你生在猪圈，不需要爱猪圈，除非你是猪。

      5. 很多人说，我不爱政府，但我爱"爱国主义"，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比一个坏政府更坏，因为坏政府随时可以主张爱国主义，然后你就不得不爱了。我宁愿你爱政府，也别爱"爱国主义"。没有所谓的"理性爱国主义"，正如没有理性一点的疯子，没有更好吃一点的大便。

      6. 如果有"自古以来"宣誓对一个地方的主权，那么，韩国可以是中国的，中国可以是蒙古的。全世界是猴子的。争个屁。
      7. 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太浪费中国的人才了，许多正常人，一扯到爱国，就完全失心疯（而且认为失去理智才是爱国的症状），爱国教育在中国人脑子里装了个弱智按扭，只要别人逗一逗，就马上弱智给人看。——中国的爱国者少一些，汉奸多一些，才有得救。

      8. 毛时代，他左手原子弹，右手氢弹，一出手就是几亿小民的性命，人人怕这个流氓。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特别怀念他。可那时中国一穷二白，民众互相屠杀，要什么没什么。后来者学聪明了，做实业，搞市场，勤奋工作，现在中国什么资源钱买不到？执政者千万不要借力所谓的爱国主义，会把自己玩死的。

      9. 一个国家，法治、自由、民主，犯罪率低，人权有保障，民众生活幸福，护照通行世界；另一个国家，统治者高于法律，执政者带头违宪，可强拆民房，民众不能通行全境，永远只有一党执政，护照几乎在全球寸步难行。这两个国家，你爱哪个？哪个对人类有益？

      10. 二战结束后，国际法庭出现，联合国建立，都是建立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前提下的，所以，一个人有权利不爱国，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不爱国惩罚国民，想爱国的人可以选一个比较保护人权的国家爱，中国人爱说的"国家利益面前不应争论"是不成立的，违反联合国精神的，只有争论，利益才不易受损。

      11. 中国的教育会灌输给你三个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别名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核心都是一个人应该将个人的权利（从财产乃至生命）奉献出去，这是成本最低的掠夺，有人奉献就有人得到；没有个人主义、没有私利的集体和国家是监狱，不应该存在。

      12. 从小到大，你一定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这种主题的文章：某某老外，来到中国后，爱上了中国，宁愿呆在中国。——爱国者一般都喜欢这种文章，那么，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并视为理所当然：某某中国人，去了日本，爱上日本，宁愿呆在日本。一个人并不需要爱自己的出生国。

      13. 中国是个允许移民的国家，这说明一个人可以选择某个国家爱，即意味着可以不爱中国。如果你聪明，应该像中国的许多官员一样，尽量把家人送去爱美国，而不是在这里大喊打日本。

      14. 我想说的是，值得爱的东西很多：明天的早餐，邻居家的姐姐，蓝天白云，健康、性爱、自由、你的孩子和你的狗……唯独不值得爱的，就是爱国主义了，一个屡屡被爱国主义点燃的地方，是可怜的荒凉之地，上面生活着一群不会爱人的野兽。

      15. 一个人好不容易来到世界，不是为了爱国，人生的核心价值是让你自己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有知识、更有钱、更有力量，爱学习、爱工作、爱知识、爱生命都是不会错的，而爱国主义让人捐命，是反人性的，要远离。

      16. 环球时报呼呼高扬爱国主义，所以你的决定好做了：谁呼吁爱国主义，谁就是流氓，离他远一点，他不外乎来骗你的钱，或骗你的命。

      ——奇闻录

      维权网声明：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政府须施​压以获得实质性人权进展

      Posted: 19 Sep 2015 11:08 PM PD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4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习近平政府此时正在国内严厉打压人权律师。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整体人权状况日趋恶化，中国政府对众多公民社会领袖人物、人权活动家、律师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拘押和监禁，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经历了后毛泽东时代最为严厉的镇压。在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了新的法律、法规草案和法律修正案，目的在于把政治、宗教和少数民族压制和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合法化，并进一步削弱公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习近平访美之前，奥巴马当局有一次重要契机把人权显赫地放在议程的首要位置，对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实质性压力，结束其对人权的系统而严重的侵犯。促使中国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对于确保中国政府履行承诺，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区域安全或汇率操纵等其它问题上进行合作至关重要。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和习近平曾经举行过两次峰会（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北京），也相继开展了几次美中人权对话（最近是2013年及2015年），与之相随的却是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这些双边对话确实提供了美国政府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作出强硬的公开声明的集会，但是，对习近平主政的政府来说，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压力，这些言辞谴责已证明无补于事。

      这次国事访问将为习近平提供他极其需要的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国官媒无疑将审查掉任何奥巴马会见种对中国人权劣迹的批评。这种国事访问的效果是向中国备受打压的民间团体、受迫害的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发出错误的信号。在习近平治下，这些社群已经为争取社会公正、法治、自由、平等和尊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侵权受害者迫切需要的是民主国家和全球关注人权者的道义支持。

      上周，我们采访了数十名中国的人权活跃人士和律师。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包括释放那些已经被拘留了近两个月的律师，并大赦相当数目的良心犯，否则，习近平访美不应如期进行：

      "一定要有中共高层实质性人权进步举措，至少要有这方面可信赖的承诺为条件。否则，习的国事访问会大伤民间维权人士的信心。"

      "美国政府应当提出释放被抓捕律师作为高峰会得以进行的先诀条件，以联合国人权独立专家进入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作为先诀条件，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言行不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作出以上让步，奥巴马政府就这么高规格迎接，无疑会让大陆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所谓的注重人权，也只是一个外交辞令而已。"

      "如果白宫给习铺下红地毯，将预示大陆维权人士的路更来更窄更艰难，习在访美前奥巴马政府应该施压要求中国立即解决人权灾难，释放维权律师及良心犯……否则我们会对奥巴马政府非常失望，中国打压迫害维权人士是血泪事件，多少维权人士家破，妻离子散。"

      "习访美是美国及西方对中国在法治、人权方面施加影响的好机会。美国方面当然应该此次机会对中国当局施压！"

      在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常用的社交媒体讨论平台上，很多人都贴出类似的言论，大多支持这些观点和态度。

      习近平自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公民社会、侵犯人权的措施：

      —— 2013年打压那些呼吁政府高官财产公开、深化反腐措施的公民，导致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和其他27人被监禁；

      －－ 在西藏实施持续高压政策，其措施包括派遣政府官员驻扎在寺庙内，迫使牧民迁置，把为自焚抗议者所作的宗教仪式当成罪行，对自焚所在的整个村庄作出集体惩罚；

      —— 加强了在新疆的严控，包括：在昆明和北京的暴力事件之后，把维吾尔族人当作恐怖分子对待，禁止宗教服饰（胡须和面纱），禁止在斋月期间禁食，禁止18岁以下的人进入清真寺，判处温和学者皆评论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无期徒刑;

      —— 2014年春夏打压中国公民纪念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

      —— 2014年秋镇压声援香港民主抗议的中国大陆公民；

      —— 打压从事残疾人健康权、女性权利和同性恋权利、反歧视问题等倡导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关闭了一家致力于税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智库。这些非政府机构的员工受到拘留，还有一些在保释出狱后仍然面临刑事指控，如五名女权主义者。

      —— 目前正在进行的对人权律师和及其支持者的打压。自7月9日以来，警方对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了秘密拘留、强迫失踪、传唤审讯，以及恐吓。二十三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至今仍然处于下落不明，警察和司法机关严重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针对律师的暴力袭击事件似乎也在上升，2015年前3个多月中就发生过四次对暴力袭击律师的恶性事件。

      －－ 在华东地区，特别是浙江省，官方正在拆毁地下教会和三自教会的教堂和十字架，下令教会建立党支部。

      自2013年3月习近平当权以来，我们收集了1800余起对人权捍卫者任意羁押和施加酷刑的案例，其中不包括少数族裔和受到迫害的信仰团体，他们遭受过各种非人道虐待。

      在习近平治下，酷刑仍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里包括黑监狱泛滥。虽然在习近平当政之前颁布了新的法规要求排除在酷刑下取得的证据，但是当局没有采取具体步骤去落实。也没有去扭转对施刑者有罪不罚的现象。对酷刑的防范措施，如获得法律咨询或通知家属被拘留者的关押地点，被系统地剥夺了，并且受理此类侵权行为的律师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击。虽然习近平上台后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数以千计的劳教受害者从未得到补偿，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的几名女性受害者还因寻求公正被监禁。已经知道有四名涉及"敏感"案例的个人，在过去的两年中死于羁押场所，其中包括活动人士曹顺利，丹增德勒仁波切和至少另外两名藏人。目前政府还未允许对他们的死亡作出独立调查。

      以剥夺在羁押场所适当就医的方式报复人权捍卫者，这种虐待方式亟需废止。目前有至少几十名患有严重疾病或因酷刑致病的被羁押者和良心犯被系统地剥夺了适当的治疗，家人和律师提出的基于人道主义的保外就医或取保候审请求反复遭到拒绝。亟需医疗的良心犯包括资深记者高瑜，2015年4月她获刑七年，以及维权律师浦志强，目前他的审前羁押时间已经有15个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并出台了一些法律草案——《反恐法案》、《海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互联网安全法》。所有这些法规都是在企图将目前限制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侵权行为合法化，升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联合国人权高专曾批评《国家安全法》，说它"大张旗鼓"地让人权和公民社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些举措与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是成员国）的决议背道而驰，该决议呼吁成员国停止以"反恐"、"管理"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公民社会和基本自由（UN HRC 27 / 31）。

      奥巴马离任前，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是对中国的人权劣迹表明强硬立场的一个机会。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对策。2009年，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期间告诉记者，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时，人权问题不应干扰经济、环境、安全等议题。奥巴马总统在祝贺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继任者刘晓波时、以及2014年访华期间，都曾公开表示他相信普适人权的原则。但是，奥巴马尚未履行自己2009年就职演说中的誓言，即对于那些噤声异议的腐败政权，只有当他们松开严控的拳头时，他才会与他们握手。

      从现在起到9月24-25日习近平访美，奥巴马当局尚有一线机会利用国事访问的杠杆促成几项具体的、实质性的人权成展：

      释放所有因奉行司法独立性和保护基本人权而被监禁的人权律师；

      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政见、行使宗教自由，因和平集会和结社而受到拘留或监禁的人权捍卫者，尤其是那些身患疾病亟需就医的良心犯。

      邀请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非自愿和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以及任意羁押问题工作组访问中国，允许他们会见曹顺利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对他们在羁押期间的死亡进行独立调查。

      解除对美国及国际记者和外交官的旅行限制，允许他们访问西藏和新疆，享受中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美国享有的行动自由。

      （2015年9月1日发布）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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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1, 2015, 6:22:24 AM9/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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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桥：爲何有話不便直說

      Posted: 20 Sep 2015 11:45 PM PDT

      9月15日《南方都市報》的全黑版面，引起了海內外紛紛猜測議論。那一天剛好是聯合國「國際民主日」，而衆所周知「民主」在中國是一個頗爲敏感的詞。如果這個全黑版面真的和「民主」有所牽連的話，那麼南都這樣的自殺行爲也太得不償失了。一張報紙要和讀者互動，讓讀者理解你的內容和意思，靠這樣的暗示根本就不是一個聰明做法，因爲暗示的明暗程度，暗到讀者都接不上頭，看了莫名其妙，你就等於沒暗示；如果明到讀者看明白了，那麼檢察官先生也一定明白了，豈不等於自殺成功？讀者都在猜測議論的時候，檢察官先生也一定在問。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認定，南都內部一定是有一個說法的，這個說法必須得讓檢察官先生相信，南都不是在玩自殺。
      果然，南都官方微博在15日傍晚就預告：「不要慌，真相一定來，明日見分曉」。預告來得這麼快，我看到的是有點慌張的表情。真相在第二天來了，南都說，15日的全黑無字版面是南方黑芝麻的廣告，做成不着一字的全黑版面是吊人胃口的廣告策劃。南都的微信公號還發了一條《意淫者，還是洗洗睡了吧》的文章，對一天前讀者將這個全黑版面和15日國際民主日的聯想做了一番嘲笑。
      有些人認爲，這確實是一個大膽的廣告策劃，南方黑芝麻一夜爆紅；也有人認爲，15日的全黑廣告歪打正着，還是讓讀者注意到了那一天剛好是國際民主日，這是原來人們根本不注意的日子，從此以後，9月15日這個國際民主日，進入了中國公衆的意識。而「意淫者，洗洗睡吧」的文章，可以看成南都面對意識形態檢察官所擺出的屈辱姿態：你看，我其實是站在你一邊的，不要打我啊。
      在我看來，南都的這次「廣告策劃」，典型地顯示了中國人的言論處境和言說狀態，那就是不自由的新聞出版和言論，必然扭曲中國人的語言文字和閱讀能力，有話不能好好說，最後將導致有話不會好好說，到最後就不會好好說話了。
      南都玩這次廣告策劃，到底是什麼思路，想達到什麼效果，廣告客戶和編輯關起門來是怎麼溝通的，是否有誰想到過那天9月15日是國際民主日，他們對報紙出現在大街上後人們的反應是怎麼預想的，這些問題也許只有若干年以後當事人纔會給讀者一個「真相」。如今他們是不會直說實話的，因爲檢察官先生也在心裏問這個問題呢。
      現在我們只能用邏輯來推想。如果南都的全黑無字版面是純粹的商業廣告手法，那麼這是客戶黑芝麻給出的設計方案，還是南都廣告編輯的主意？純粹的商業廣告這樣玩法，讓廣大讀者無辜地「意淫」一天，反過來還嘲笑讀者「洗洗睡吧」，這不得不說玩得有點過分了，這不是一個嚴肅大報的好形象。如果是客戶黑芝麻爲了一夜爆紅而要求這樣做廣告，那麼南都儘可以只說一句：此乃客戶在本報付費刊登廣告，什麼意思請問廣告客戶黑芝麻。南都不必急急忙嘲笑讀者「意淫」而撇清自己，如此撇清似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我對這是否純粹的商業廣告不感興趣，因爲現在即使感興趣也無法得到「真相」的，即使南都詛咒發誓這是純粹商業廣告，我也不敢全盤相信了。讀者讀了一份報或一本書，作出了自己的猜測或解讀，結果作者出來說，這是我玩的商業手法，你的解讀是「意淫」。這是完全不正常的閱讀關係。
      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人怎麼會落到這種有話不便直說，好話不敢輕信的狀態？
      希特勒的名著《我的奮鬥》是美國書店裏的長銷書，只要想買就很方便能買到的。很多年前，剛到美國不久，我就好奇找了一本來讀。讀了以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希特勒在上台之前就諄諄教導他的同志們，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控制，是他們德國式社會主義成功的法寶。納粹黨以極大的努力來控制人們的言論，用懲罰異見的暴力來統一人們的言論，控制了言論就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早就發現，思想和語言互相依賴，扭曲了語言就會扭曲思想，失去了語言就早晚會失去思想。沒有言論的自由，就不會有徹底的思想自由。
      納粹所做的這一套，我們讀來似曾相識，演變到現在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說法。針對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流通特點，中國不僅有了全世界最先進的GFW，而且公開提出了互聯網主權、意識形態安全等殺氣陰森的概念。人家已經不跟你講道理，講法規，人家只跟你講，你說的話危及了我黨的安全，我就把你抓將牢裏去。
      在這樣的處境下，憋不住要說自己話的人，不便直說，就只能拐着彎說。網絡警察們有多少敏感詞，網民們就流行有多少諧音詞。黨的領袖們，不管是在天安門供人瞻仰的，還是牢裏的薄熙來周永康，不管是退休了的前任還是未退休的現任，全都有了網民們頒發的榮譽頭銜。前一陣，「月餅」是一個流行詞，網上宣傳部門竟不得不宣佈，「閱兵」並沒有列入敏感詞，請廣大網民們不必用月餅代替之。其實大家知道，只是習慣成自然，凡是上面特別重視的東西，網民們有話也不會直說了，雖然諧音代替並不能保證說的人一定可以平安無事地「洗洗睡吧」。
      這種有好話也不能好好說的一個例子，就是那個黑糊糊的黑芝麻糊廣告。扭曲了的言論環境造成了扭曲的言論，扭曲的言論必定造成扭曲的人際交流，影響扭曲的思想。不能好好說話的中國人，早晚會落得不能好好地思想。

      ——东网

      乔木：基辛格一句話吃遍全中國

      Posted: 20 Sep 2015 11:43 PM PDT

      中國最高領導訪美前夕，媒體照例造勢，營造熱烈氣氛。官媒採訪美國老牌外交家基辛格，他對中國領導給予極高的評價，稱「我認爲他是最傑出的中國領導人之一。」
      回顧基辛格92歲的人生，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不管是70年代在台上，還是以後的下台，他不斷地訪問中國，不斷地盛讚中國領導。毛在位時，他說毛是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 華國鋒在位時，說華是世界上英明的領導人；鄧在位時說鄧是世界傑出領導人；江在位時說江是世界上卓越的領導人；胡在位時說胡是世界上劃時代的領導人。
      基辛格誇遍了最高領導，對其他政壇大佬也不吝讚美。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把基辛格請去好吃好喝招待，他也稱薄是未來中國偉大的領導人。這麼多年被他誇的中國領導，有些垮台，有些下台，但無論權力怎麼變換，基辛格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一句話吃遍全中國。
      其實基辛格做得很對，被人吃住行一條龍請來出台，演講、採訪、會談，鮮花、美女、禮物，自然要說好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中國好美國好中美關係一定要好。如果說話不着調，以後誰還請他來？即使主動上門求見，也不會遇到好臉。
      那麼中國領導一再厚待基辛格是爲了什麼？
      首先當然是講感情。基辛格是70年代初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頭號功臣，中國人講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自然對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熱情有加，不管是他當年的權傾一時，還是後來的長期落寞，都不能冷落老朋友。不光對基辛格是這樣，對其他「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如此。
      但是光講感情，有時就會不顧道義，不論是非。許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本國或國際上的聲譽並不好，中國民間在引用官方的這一概念時，也多有諷刺不屑。但官民、中外的認識往往不同。
      比如尼克松總統，由於竊聽撒謊，聲名狼藉，被迫辭職，在美國的歷屆總統排名中，都是最後的，但生前在中國被捧爲上賓。現任的蘇丹總統巴希爾，由於反人類罪，是國際刑事法院的通緝犯，不敢到許多國家訪問，但中國作爲大國自有標準和決斷，閱兵時仍請他出席。至於穆巴拉克、西哈努克、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古巴的卡斯特羅兄弟、朝鮮的金氏三代等老朋友，中國人民只有呵呵了。
      另外中方希望這些老朋友，能在本國說上話，影響決策，爲中國政府美言，爲推動外交關係出力。但這一願望在民選國家，往往也是一廂情願。老人政治、指定繼承、甚至隔代指定，在中俄等國管用。許多領導下台了，還會被尊爲老大哥、老同志、長者，在政壇呼風喚雨，在閱兵時引人注目。
      但在美國，總統、議員都是選舉的，不存在繼承和指定，和前任沒有什麼關係。而且現任領導爲了突出有主見和新政，往往不理前任的政策，另闢蹊徑，用的人也都是自己的。政壇變換頻繁，新人輩出。權力民選，到期輪換，總統下台在本國也風光不在，何況基辛格這樣40多年前的國務卿呢？
      當然基辛格也不是只爲說好話。他下台後有自己的事務所，又爲很多企業代言遊說，好話能騙吃騙喝，還能換來商機和訂單，何樂而不爲呢？
      在中國，拍馬是爲了騎馬，口吐蓮花是爲了騙吃騙喝。在哪兒不是呢？

      ——东网

      老庚：中美关系裂变与习近平访美

      Posted: 20 Sep 2015 03:03 PM PDT

      奥巴马与阿拉斯加当地渔民
      习近平高调接待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


      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明显转向，从试图拉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不满中国在各个方面四面出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正向将中国视为现实挑战者倾斜……所有迹象显示，习近平访美将面临六四以来中美关系最冷淡期的考验。


      两个月前笔者在"美国面临对华战略新选择"一文中，曾指出美国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的重要十字路口。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笔者的估计似乎还太保守，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明显转向，从试图拉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不满中国在各个方面四面出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正向将中国视为现实挑战者倾斜，其结果是逐步制定一系列对华强硬措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习近平九月下旬的访美，不但不会取得"丰富成果"，很可能会出现外热内冷的局面。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便是美国对中方大阅兵的回应。


      奥巴马就是不给习近平面子


      习近平借抗战胜利七十年之机，一年以前就开始筹划规模盛大的阅兵，目的主要是借此敲打日本，同时炫耀武力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尽管海内外对北京是否有资格取代当年领导抗战、现居台湾的国民党来搞大阅兵议论纷纷，但中共领导层显然并不以为然，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首脑都能出席阅兵式，为自己脸上添光。从一年前的中美关系看，当时美国的对华外交还是以拉拢中方为主，因此美国对奥巴马是否前往北京出席阅兵未置可否；中方则一直在台面底下做足功夫，目标就是希望奥巴马能够出席阅兵式。


      然而，随着中方在南海的动静越搞越大，加上亚投行的成立、中国黑客盗取美国公务员资料惹怒美国，奥巴马政府迫于国内压力，对北京开始采取冷淡外交，表面上仍然保持互动，但实际上已经拉开距离，为将来的对华政策转向做铺垫。按美国政府的官方解释，奥巴马行程早已排满，因此无法前往北京观看阅兵。中方虽然对奥巴马不能前来捧场十分失望，但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还是给了习近平一个台阶下，至少北京可以向国内各方作出解释。


      想不到的是，就在九月三日大阅兵前夕，奥巴马却跑到阿拉斯加考察气候变化对冰川带来的影响，并要在当地体验野外生存极限。奥巴马的这一行程，显然并非什么刻不容缓的国家要务，颇有度假兼带公务的性质，看在北京的眼中，显然就是不给习近平面子。按奥巴马政府前些年的对华外交，这样公然不给中国政府面子的情况是绝对会避免的，现在这样做是很有深意的。对此，北京虽然不好公开发怒，但却以高规格款待苏丹总统巴希尔来回应美国。巴希尔是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罪犯，他被控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美国早已向中方表明不应邀请此人出席阅兵式，中方一直低调处理，但习近平近日却突然高调接待巴希尔，明显是向美国示威。


      北京对美新战略"针锋相对"



      近日中美关系的加速变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探究。其一，中国国内形势不稳导致对外政策转趋强硬。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政权的稳固，主要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大力宣扬民族主义两大基础上。在最近这两年经济开始放缓、陷入衰退之前，北京一直以经济发展为主，民族主义为辅；然而去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麻烦不断，加之习近平以党派划线选择性大力反贪导致高层内部矛盾激化，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便不断膨胀，大有取代经济发展作为政权主要支柱的势头。强化了的民族主义势必表现在对外咄咄逼人上。从这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执不断且步步加码看，采取强硬态度已经成为北京对外政策的主导，引起美国警觉；尤其是北京突然在南海填地筑岛的举动，不但使得与邻国原有的紧张关系升温，更直接威胁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逼得美国不得不出手放出重话，要中国停止人工造岛行动，引起新一轮中美间的唇枪舌战。


      其二，自尼克松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来影响中国的政权体制，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共的政治可以逐渐转变，从一党独裁转向民主政体，但四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以经济发展促政治改变的愿望并不现实，反而助长中共的对外扩张野心。北京在今年五月份发布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中，公开宣布海空战略的改变，海军要从"近海防御型"转为"近海防御与远洋护卫型结合"，空军则从"国土防空型"转为"攻防兼备型"。北京新的海空战略是整个对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是对美战略，因为国内的不稳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美战略也从夹着尾巴做人、"闷声发大财"变为"针锋相对"。


      中美关系转入六四以来最冷淡期


      目前美国国内已经开始检讨对华政策是否有偏颇，政商两界对中国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多。近日以共和党为主的总统参选者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一浪高过一浪，虽说不少人比如地产大亨川普的言论有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因素，但也反映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已经累积了巨大的能量，政府在考虑对华外交上，这是绝对不敢小看的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在没有经过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派遣官员私自在美开展所谓的"猎狐"行动、来自中国的黑客盗取两千多万名美国公务员及其家属信息、中国公司及个人大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北京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在南海人工造岛等行为，已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危害，这些都是习近平访美前的硬伤，也是奥巴马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少美国政客已经要求白宫降格招待习近平，将国宴改为工作餐，甚至有人在白宫请愿网页上呼吁取消习近平访美行程。据最新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将在习近平访美前对涉嫌黑客活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白宫内部原本对何时制裁中国公司有争论，主要是担心破坏习近平访美气氛，但最终还是决定尽快行动，表明对华强硬派占了上风。据《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美国官员的消息，制裁行动最快可能在九月七日劳工节长周末之后就公布。


      所有迹象显示，习近平访美将面临六四以来中美关系最冷淡期的考验，中方对此也心中有数，已经在做舆论宣传，称此次习近平访美兼访问联合国，其中纽约之行才是重头戏。

      ——《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王军涛：习近平遭遇执政困境——解读习近平大阅兵失态

      Posted: 20 Sep 2015 02:40 PM PDT

      图：习近平（左）所忧何事？


      阅兵式上习近平的反常神色表明习近平的反常心情：烦恼、气愤和忧虑。结合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找到理解他的反常心态的线索，这些反常心态来自于他执政面对的三个挑战：执政绩效、权力斗争和国际冲突。

      9月3日，习近平开始期待已久的大阅兵！资料显示，这是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史上几个之最的一次阅兵。坊间传闻，习近平想通过此次阅兵展示大权在握的威势，震慑国际国内的反对者。但是，阅兵中的习近平神情凝重，没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和踌躇满志的洒脱，而是显得心事重重。若不是有深重忧愁，如此重大场合，以习近平这样的个性，不会在期待和准备已久的重大庆典中如此失态。习近平所忧何事？专制政治的封闭特性使得人们无法完整准确及时洞悉实情。但这个实情又对中国局势研判太重要了。笔者只能根据多方知识和线索冒昧揣摩一番。虽然难以确信解读了习近平的愁虑，但可以作为理解习近平困境的一些线索。

      习近平作为催化高层权力斗争

      阅兵式上习近平的反常神色表明习近平的反常心情：烦恼、气愤和忧虑。结合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找到理解他的反常心态的线索，这些反常心态来自于他执政面对的三个挑战：执政绩效、权力斗争和国际冲突。

      作为立志有为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就位中共掌门以来，其主要作为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权力斗争争取建立名副其实的绝对掌控党国机器的领袖地位；二是推进全面改革方案（2013年的六十条），三是反腐败重建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认同。这三条的哪一条都会为他树立不少政敌，让他面临难以驾驭的挑战。

      反腐败和整顿政风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亮点。然而，这个亮点也为他招致最大的麻烦。这就是各级干部不作为。现在不仅说不作为，而且许多当官的要退出官场。中共与自由民主国家不同，那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小，政党更是对社会日常管理没权力也不承担责任。中共政党和政府几乎要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这个机器运转缓慢，会导致许多灾难性问题。

      权力斗争对习近平更是没完没了的挑战。他的权力斗争要完成的任务和日程表很硬:必须在19大之前拿下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否则他会在权争中失败，他的改革和建设也会前功尽弃。就目前情形看，他通过太子党血脉关系暂时建立的强势仍可保障政治地位安全，反腐也艰难地进行拿掉一些政敌，震慑低层官员抵抗，一些工作小组至少形式上控制着重要决策和党国机器的日常运转，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只要不能在19大上对政敌取得多数优势，就可能会被合法程序干掉。按照目前的时间表，习近平很难实现自己的人事布局计划。尽管有反腐败、连坐制和干部选任程序破格提拔作为手段，照目前进度，习近平无法在19大召开前两年或一年拿下19大中央委员多数。届时，如果没有几乎政变式的动作或各派大妥协，习近平可能会一败涂地。权力斗争不仅导致官场不少人消极不作为，而且可能进行一些破坏活动。

      日常管理事故变成执政灾难

      党政官僚的抵制对中共这样的党国具有如此大权力承担如此多责任的国家绝非小事。由此导致的一般绩效下降，虽不足为近虑，但肯定是远忧。更多的近虑是必然产生的大事故、大灾难。这会严重影响人们对执政者的信心和好感，导致社会政治危机。在局部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叛乱。进而有发展成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可能。这大概就是胆大包天但又世故老到的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不敢全面任用四人帮而是启用被文革打倒的老干部的原因。他害怕他的忠诚的追随者缺乏管理经验和能力导致日常管理事故变成执政灾难。

      最近发生的股市风波和天津港危险化工品爆炸案就集中暴露出这样的致命弱点。股市或金融市场的管理即使对于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难度很大的工作，经常有管理不当导致的各种牵动全球经济的灾难甚至牵动政局不稳。中国发生股市风波以及政府超常规救市失败，立即引发各种政治谣言，表明中国政局脆弱到股市波动与政局不稳之间已经有直通快车。如果股市的谣言还不是针对习近平，那天津港爆炸案引发的舆论简直到了哗变的程度，直接质疑习近平的治理能力至少说危机处理能力。

      这类灾难对习近平的挑战在于灾难的善后，善后工作主要是问责，谁承担责任和如何改善以后工作。政治谣言中的权力斗争导致灾难也许不是事实，但在权力斗争白热化时易于打动双方。至少会使得权争卷入者利用谣言打击政敌。追究责任，在中国这样权力交错没有人可以全权决策的制度中很难做到，这就使得追究责任其实是谁做替罪羊冤大头的问题。如果灾难善后不当，不论灾难因谁而生，习近平的执政能力都会被质疑，为其政敌向其被问责提供口实和机会。总之，大灾难善后是权力斗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催化剂。

      循此思路思考，也许阅兵前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及多位在任离任核心官员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胡锦涛手打哆嗦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争吵导致的情绪不稳定。


      危机深化会导致习执政基础不稳

      股市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还引发习近平在国际威信的下降。为了防范股灾对政局的冲击性影响，坊间盛传习近平逼迫国务院强力救市，在遭遇更大灾难后就动用公安机关抓人镇压的方式救市。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市场规则的做法，引起全世界怀疑习近平是个为了执政不择手段的人，心黑手狠。这种对经济管制的不满，加上习近平执政以来在周边国家强硬态度和与俄国结盟的战略姿态，使得西方在政治上也对习近平不信任。这大概是大阅兵中主要自由民主国家缺席的原因。这还会影响习近平即将进行的访美之行。不少美国人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质问习近平的各种做法。加上美国两党政治总是在当选期间提出挑衅话题，这不是白宫弱势总统奥巴马能控制的。

      那些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主要盟友缺席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庆典，不仅打击习近平的国际威信，也严重削弱他的国内威信特别是官场中威信。许多人不了解的事实是：自邓小平决策开放国门以来，对外关系特别说对美关系的好坏已经是中共执政的重要因素和主要评价标准。

      虽然习近平因反腐、亲民秀和民族主义的姿态在民间为他建立一定的声望，但牢牢把握民间独立舆论话语权的知识界和公共讨论空间，对习近平钳制人口镇压异议人士早就深恶痛绝。那些空洞虚幻的民望正如人们所说的民意如流水，一个事件就可以导致戏剧性急剧转变。一旦遭遇经济滑坡、重大灾变世故和外交，股灾、政府践踏规则暴力救市和即将发生汇率危机和房市危机，会导致人们人们对中国市场经济不信任，中国会出现资金外逃，那时经济肯定会滑坡。人们的不满就会爆发。

      也许这是习近平大阅兵愁绪的另一个来源。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曾伯炎：独裁者自己欢迎自已的笑柄

      Posted: 20 Sep 2015 09:37 AM PDT

      九月七日纽约时报广告


      习近平访美受到多方靣的非议与梗阻，包括参众两院有人说他没资格享受美国红地毯的礼遇。甚至，维权民众抗议他恶化人权，巳准备等待他在经过的路上。9月7日，《纽约时报》突然刋出全版彩色广告，欢迎习近平国家主席访美。谁花10万美元广告费，借美囯媒体去消解抗议他访美？竟查出一个在中共大外宣体制内的朱大平，暴露中共花钱打广告欢迎自己的党魁，也就是花钱买吆吼、买捧场，在国内，用暴力威逼民众拥护，到国外，就不惜巨资去买这种欢迎的假象了。

      这就是中国假大空恶习，在向世界扩张了。

      专制独裁者受孤立，很必然，为了缓解这尴尬与窘困，只好用鲁迅说的瞞和骗两手。这种借美国读者最多的媒体，来做欢迎习近平访美的假象，也就是他们骗术的延伸到大洋比岸了。遗憾的是，开放透明的美国社会，骗术就难如国内的封闭社会那么凑效，不到24小时，就全露了丑、穿了帮。刘云山用10万美元买到的，非伪装欢迎习近平的掌声，只是世界级的笑柄。

      多年来，喜欢排场的中共官僚，出访时，总叫当地大使馆领事馆组织群众欢迎队伍。以10美元误餐费宠络些侨界与留学生去充仪仗角色。叫《纽约时报》用广告来潜充欢迎仪仗，朱大平的创意，不过是奴才自认为媚主的花样而己。

      看来，民主制也是对专制制的照妖镜呵！

      这种表演自已欢迎自已的丑剧，专制统治下的顺民，已看了66年，还看不穿吗？早在1951年，那五一劳动节的几十句口号交毛泽东审批时，朱德的警卫员就亲眼看到老毛提笔加上：毛主席万岁！这自已喊自己万岁，便成了党风、政风，乃至世风。大、小独裁者，其专断独行，权力、利益垄断加赤色恐怖，他们都明白自已横行霸道会很孤立，也很孤独，总喜欢嘈嘈的喧哗，老毛喜欢听如潮的万岁声，小习不也爱听大大的献媚语吗？但这都是假象，假象，未必只迷惑民众，也迷惑独裁者，那个齐奥塞斯库不是正为10人呼万岁而沉迷，瞬间即暴发打倒他的呼声，即付出了自已性命血的代价吗？

      但是，吸上专制这海洛英甜头的专制者，是很难戒这毒瘾，他们闹自己欢迎目已的滑稽戏，便只好演下去了。

      他们，岂只演自已欢迎自己。已有自已n自已的公式，出世系列的闹剧、笑剧与荒诞剧呢。

      君不见，中共一掌权就垄断了舆论，将媒体全变成党的喉舌，消灭民舌。用伟光正的主弦律，无论文字的、影视的、歌唱的、网络的，皆要自已表扬自已，自已歌颂自已。最近，天津大暴炸这悲剧，也要按主弦律唱成喜剧。抗日，梭边边去扩大势力范围的中共，毛泽东讲"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扩大地盘"也要按伟光正主弦律，篡改中共抗日成"中流砥柱"。中共豢养了百万这种自已吹捧自已的吹鼓手，却化妆成记者等媒体人士，可惜他们制造的伟光正声音，只是假象。真象却是假丑恶被它掩盖，60多年来，积重难返，用张木生的话，就是党魁们抱着定时炸弹在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待暴在谁手里了。

      共党这自已n自已的公式里，现在由自已监督自已，已演变为自已医治自已了。他们自信自已的病疾，不要别人干预，自己可用自我完善解决，结果，乃是不断恶化，如腐败，腐到芝麻大的乡镇小官，随手也可贪上亿了，面对这亘古罕见的大腐败，中共又用自已医自已腐病的纪委来动手术了。任何高明的外科手术医生，也明了自已很难给自已动手术，王歧山这冒充权威的反腐头领，他讲的先治表、后治本，现在治表也搁浅。病的根本是权力垄断，可今天共党政治术语叫加强党的领导，一面反腐，一面叫权力垄断的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反腐，实际不断在滋腐造腐，眼看中共用纪委做外科手术，挤了一些脓包，仍留下癌瘤，再次证明：不从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文化及真理垄断，这垄断的病根上做手术，那么，前苏联那暴疾而亡的命运，很难更改。

      也许中共自信手中还有核武，可壮胆，苏联没有吗？多出中共多少倍呵，怎么仍然亡了。别以gdp自负，可当年苏联在美苏冷战对峙时的实力，还加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比中共孤军抗美国还加东南亚诸国势弱吧？怎么，仍瓦解了呢？

      其实，都输在缺乏合法性上，而中共玩自已欢迎自已，自已表扬吹捧自已那些拙劣伎俩，无不是因为缺乏合法性，以瞞和骗在进行挽救。这好累呵！又好蠢呵！你看民主制度，以民主代替党主，以选票代替公权私授，以公开代替黑箱操作，由合法代替非法。哪有什么自已欢迎自已的丑剧，这欢迎谁的问题，别人在竞选与投票时，就让民众充分表达了，解诀了。参选者获得多数民众的拥护，所获得的授权，就是合法，有此合法性，上台执政的就没有什么维稳之忧，也无北京阅兵要清场，民主保护民主的喉舌发言权，舆论在天天监督政府，实是天天给政府打预防针，预防了病毒。而奥巴玛天天被讽刺、攻击、漫画，也不愁被攻下台，因他有合法性，还从批评中发现可滋养自已的补益。对比一下专制与民主，有合法性，才有真正的自信，才有真正的民气可用，才有真正的长治久安。缺合法性的专制，由师爷们编造的是假自信，用瞞和骗骗出的拥载是假拥护，而且时时防着内敌外敌与假想敌。毛泽东天天念叨着身边睡的赫鲁晓夫，今上不也天天骂着戈尔巴乔夫吗？哪来长治久安呢？

      由朱大平假广告弄出的笑柄，暴露专制独裁演出的丑剧，根子，不就是缺合法性这块通灵宝玉，总要做些假来安慰专制者的失魂落魄吗？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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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2, 2015, 6:10:31 AM9/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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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陳冠中談新書《建豐二年》：假如⋯國民黨沒有輸掉大陸

      Posted: 21 Sep 2015 10:34 PM PDT


      特約撰稿人 阿Lo 發自北京

      作家陳冠中在北京。攝：李隽輝/端傳媒





















      自2000年住到北京，陳冠中就一直在準備以小說來書寫中國（九十年代時他也在京住過三年）。直至2009年才寫出第一本以大陸為背景的小說《盛世》，那時他快六十歲了。之前也嘗試過別的中國大陸題材，但沒寫成，他認為有很多題材可用，必須等待對的，就像題材也在等待對的作家一樣。2013年出版的《裸命》，原本是寫另一個樣子的西藏故事，後來覺得勉強下去也未必有好結果，決定丟掉，重新尋找一段新的「關係」。
      最新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歷經兩年懷胎，其間也有好幾個想法，最後有個衝動讓他決定了寫這個。其中最吸引和挑戰的就是小說類型「烏有史」（Uchronia）——重寫讓人期待但最終沒發生的歷史，讓想像介乎於史實與虛構之間的互玩曖昧中。
      有人把《盛世》、《裸命》、《建豐二年》稱為陳冠中的「中國三部曲」，其實第四部已在等待，不想重覆自已的作家笑說，下一部，可能會很溫情也說不定。



      建豐二年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9月
      作者：陳冠中 

      一部烏有歷史寫就的政治寓言。1979年，號稱憲政時期的中國，連任五屆的老總統在1975年駕崩，三年後，1200人組成的國民大會在南京「選舉」少總統建豐成為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建豐二年已成就斐然，在中國人統治的中國土地上，近百年都沒有如此富足安定的時候了。大國既已復興崛起，萬國競相來朝，國民見多識廣，外交也不再仰人鼻息……本書要寫的既是建豐總統成就的中華奇蹟，更寫出了建豐君上心頭難以開解的幾個心結……

      What if…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無海峽

      2014年10月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內地首播後成為網絡熱話，大家關注的，並非飾演「臥底」的劉燁，而是承上啟下貫穿整劇、大多數時候只聞其聲或偶見背影的「幕後大老闆」。好奇觀眾紛紛問，電話裏浙江口音的人到底是誰？為何接聽電話的會稱呼他為「建豐同志」？蔣經國，字建豐。結果這位「同志」的事蹟首次在內地媒體流傳，媒體找出「靠聲音走紅」的幕後配音員，還紅了「建豐同志成長記」、 「誰可稱蔣經國為『建豐同志』」等一系列故事。
      陳冠中版的「建豐」緣起，與電視劇無關，還沒看過《北平無戰事》的他卻為此而高興，因這個名字過往在內地沒多少人知道。作家更把「同志」譜名之外的「字」升級為皇帝年號，新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為讀者提供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特色「異托邦」想像。
      「2009年我寫《盛世》，把中國盛世推到幾年後的2013，不久的未來，在小說來說，變成一個科幻小說，為未來而寫的。科幻小說裏的一個類型，就是烏托邦或反烏托邦，Utopia or Dystopia。U，是烏有，topia，是地方，烏有之鄉，烏有的地方，一般都是以未來喻今天。」
      「而另外，有一種較少人寫的小說類型叫Uchronia，就是『烏有的時間』，寫的都是過去的一個時間點之後，大家熟悉的歷史完全改變了，你可想像相當有趣。比如Philip Roth的《美國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寫羅斯福在二戰前的總統大選失敗，美國和納粹德國會怎樣？Philip Dick的《高城堡裏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寫日本打贏太平洋戰爭，統治了美國。Chris Roberson的《天朝》（Celestial Empire），寫鄭和下西洋，繞過非洲最南部抵達歐洲，從此改變歐洲歷史。還有一本我最感興趣的，台灣應該早就出版可惜沒有，就是Vassily Aksyonov離開蘇聯後創作的《克里米亞島》（The Island of Crimea），他寫十月革命時，反共的白俄羅斯人逃到克里米亞，但紅軍打不過去，歷史上克里米亞是個半島，只有一小块非常窄的地帶與歐陸相連，小說假設克里米亞是個孤島，所以紅軍打不過去，它就變成與紅色帝國不一樣的『白區』，就是另一個世界。這其實跟台灣情況相似，隔了一個海峽，如果台灣跟中國大陸相連，可能早就沒有後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了。」

      What if…國民黨贏了1946年東北戰役

      9月18日的北京下午，陽光微暖，在CBD一家意大利餐廳的室外，陳冠中講述他的Uchronia，或稱Alternative History的故事，另一段沒有發生卻「可能發生的歷史」。
      《建豐二年》在作家的後設假想中，1946年關鍵的東北戰役，國民黨打贏後，共產黨流亡到蘇聯。首都南京金陵廣場和北平天安門城樓上，高掛老總統蔣公畫像。大哲人東蓀在香港讀完1976年9月10日報章頭條「一代魔頭拉柴」後便壽終正寢，留下遺作《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烏有鄉之中的烏有鄉。
      假如真要「反轉」歷史，別的作家可會寫滿清憲政成功辛亥革命失敗，或吳三桂沒有放清兵入關，或日本統治中國，甚至無關痛癢地穿越回大唐或明朝。歷史的轉折，往往帶有偶然性，正如小說開首引用杜牧《赤壁》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即使周瑜獲東風相助，也得有睿智把風抓緊。
      希望借此紀念我的父母跟他們的年代。如果不是1949之後這樣，他們也不會離開上海去香港，我可能也不在香港。
      「所謂歷史決定論之外的另一種說法是，歷史不是必然這樣發生的，如果東風不來，就走另一條路。我選擇1946年東北戰役這個轉折點，因影響重大，這一變，之後的歷史就改寫了。國共誰統治中國，其實關鍵是軍事上的勝負。」
      陳冠中特別強調，他主要想寫1949至1979，這三十年。選擇這個歷史「關節」，背後原來有著私人情感。「小說裏面寫到的很多題材，國共、朝鮮戰爭，很多都是小時候父母輩談論的話題。我覺得，後來我們在香港，國民黨如何如何，好像不大重要，特別是小時候在旁邊聽，根本沒所謂。但對我父母和他們那輩，是人生中很重要的大事。很多年後，我還記得他們常常談的國共內戰、韓戰、立人將軍和蔣家父子等等，所以這些故事很像是他們的故事，希望借此紀念我的父母跟他們的年代。如果不是1949之後這樣，他們也不會離開上海去香港，我可能也不在香港。」

      家陳冠中。攝：李隽輝/端傳媒作

      What if…1979年中國已經富起來，奧運會都開過了

      假設了國民黨統治中國後，這三十年會怎樣？
      陳冠中覺得自己最花力氣的，就是為這提問，為虛構的歷史，尋找比較有根有據的史料，作為寫作基礎。比如憑國民黨這些人物之前的行為，推斷出後來的可能性，於是涉及1946之前的歷史，他都盡量用所知的真實史料。
      「79年之後蔣經國就不再寫日記，所以大家都不確實知道他後來想些甚麼，為何會走上所謂民主之路，只能猜。還好 ，我不用寫這個段落。」
      「我是希望讀者能跟著小說的設計，去想像1949年到1979年國民黨統治中國這三十年間，有可能出現的一些面向與狀況……到了1979，中國可能已經很有錢，起碼大城市是這樣，因為中國49年已經跟美國走，開始做出口，有工廠廉價勞工，在沿海城市輸出輕工業產品給美國。當時美國也不需要日本、香港、台灣，完全是跟上海、天津、廣州做貿易。中國已經富起來，連奧運會都在南京開過了。」
      香港只是個很普通的轉口港，但她仍是個英國殖民地自由港，可走私外國貨，賣到廣州，因為中國日益富裕的市場有此需要。
      「至於中共為何逃到蘇聯？這是戰敗必然的，當年長征時，他們本計劃如果打不過國軍，最後沒路走就跑到蘇聯。那麼台灣，只是個以農業為主的中國省份，根本不會出現太多外省人；很多人根本也不用去香港。香港只是個很普通的轉口港，但她仍是個英國殖民地自由港，可走私外國貨，賣到廣州，因為中國日益富裕的市場有此需要。關於西藏的『一國兩治』，其實中華民國1946年憲法就容許地方自治，蔣介石時代都是用這個憲法，所以這並不違憲，起碼有很強根據。至於北平，應該不會有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前面雖然沒有大廣場，但那一段的長安街在民國已通車；天安門城樓或許沒有現在的高，但天安門作為舊皇城的南門，是有可能掛上老總統像的。」

      回到未來，全球化超時空視角

      相比《盛世》聚焦帝都「嗨嗨」心態、《裸命》的漢藏性隱喻，《建豐二年》「回到未來」式全球化超時空視角更加複雜。
      小說的第二部份「如此中國，這些人這些年這些事」出現的七個／對人物，自必為鋪排各種前因後果而存在。比如陳冠中自小聽父母談起的「立人將軍」，他說，這章有其軍事目的，通過他來交待為甚麼國民黨會打贏？朝鮮戰爭會怎樣？「平旺」那章，如何看國民黨與西藏的關係？「船王浩雲」，重點之一是給釣魚台一個解說。現實中，1973年死於秦城監獄的「東蓀」，陳冠中讓他生一場大病後多活三年，居住在香港，把書寫成，也透過一直反對一黨專政的大學問家，說清楚國共之事。
      地緣、政治、經濟之外，還涉及流行文化和點點社會民生。在「麥師奶與麥阿斗」從農民工到城市打工妹的故事裏，陳冠中希望指涉中國大遷徙的現象，而草根階層也可成材。「麥阿斗與新浪潮導演合作拍電影還捧中國金像獎。現實中有位導演真名也叫文光，79年首作《蝶變》，第二部《地獄無門》，我就把它寫成《煉獄變》。」陳冠中雖不是打工階級，但戲痴麥阿斗的觀影成長史竟有著作家點點影子，裏面提及的很多粵語殘片也算是他的童年回憶。
      那部《正紅旗下》，老舍寫了八萬字就不敢寫，但我在小說裏說他寫了一百多萬字。
      最後陳冠中還借「樹森與歐梵」重整文學部份，為給老舍及其他作家補上另一段人生。「1968年老舍本將獲取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兩年前已自殺。如果在國民黨治下，他不會跳到太平湖，其他作家也會繼續寫作。那部《正紅旗下》，老舍寫了八萬字就不敢寫，但我在小說裏說他寫了一百多萬字。很多沒完成的文學作品，我都讓他以及其他作家完成，包括沈從文的《存者》。」
      重構沒完成的「文學烏有史」之外，陳冠中更以「樹森與歐梵」合撰的《中國小說1949-1979》，借機整理真實但還未出現的「漢語作家史」，為之列一個清單：
      「首先我覺得，好的作家，不管他在香港、台灣、大陸，都會寫出東西，不去香港、台灣，留在大陸，也可能是好作家，比如劉以鬯，在上海也會寫他的小說，不一定在香港才能寫。第二是，在老舍拿諾貝爾獎之後，我寫了第一、二代之後的作家，這個名單，全是真名，很多大家都不認識，因一般人只知道自己地方的作家，我故意把三地弄在一起，從嚴肅文學到流行小說都有。如果活在太平盛世的中國，他們其實都可以寫出東西。延安作家全沒放進去，因他們已跟共產黨跑掉。」

      中港台，平行時空下的新關係

      他認為，多年來，一談中國作家，就沒有台港，香港作家也看不到兩岸，台灣文學史也缺篇章。曾在香港、台北、北京三地生活，陳冠中寧選「華文作家」這個跨地域的稱呼。創作無分邊界，正如這部小說，借「烏有」之名企圖把既定的地域族群概念推翻，來一次「大洗牌」，A與B調亂地理身份後會怎樣？背後的意識形態會否因此而扭轉？當身邊朋友的名字被寫進小說裏，這個「烏有」可會給朋友的現實作某種導航？真實與虛構形成的平行時空可否產生新的關係？
      小說中北平的「建豐二年」與現實裏蔣經國的中華民國總統第二年，同樣在1979年交疊。這一年，小說中「電工京生再貼小字報，暗喻少總統是新獨裁者」，現實中，台灣則在該年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新中國烏有史」以此作為切斷點，可堪解讀。
      「讀者最有權去解讀，我就是想把這些東西寫出來，起碼提供一種可能性。我最願意大家去討論，甚至不同意，可以寫出另外一種發生方法。我覺得這樣的討論很有價值，會對大家理解歷史更有用。」陳冠中覺得，這個小說，大概只有很少數的人會感興趣。但他一如以往，每次都把它當最後一次，寫完後就像把積累多時的所思所想全清空。
      七年來，陳冠中暫時完成的「中國三部曲」，已由科幻到烏有，那麼，他眼中的現實中國又發生著怎樣的變化？「2008年後，許多中國老百姓有了嗨賴賴，high-lite-lite的『盛世心態』，這已是『新常態』，至今依然。不過，官方想大家看到的歷史不一定是唯一的歷史，小說家要寫出他自己感受到的真實。」
      ——端传媒

      杨恒均：从领导人出访看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危机

      Posted: 21 Sep 2015 06:56 PM PDT

      网络漫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领导人的外事活动频繁。如果在各大机场统计一下搭载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客机与专机，估计平均不到十分钟就有一架腾空而起。表面上看，这无疑是中国外交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而已。我感觉到，在热闹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外交一直没有摆脱困境，而这种困境，迟早会演变成危机。

      我就从中国领导人出访中观察到的三个现象说起。第一个现象我想大家也都留意到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时飞机里都装满了工商界人士。每一次大的出访，最重要的活动一定是签署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贸易合同，一位西方政界人士告诉我，出访的中国领导人给他的印象是一位商业代表团的领队。

      当然，西方领导人来访中国的时候，也会入乡随俗，带来许多资本家。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西方领导人之间互访，就很少带那么多商人随行了。做生意是生意人的事，没必要都由国家领导人来主持，西方领导人跑到一起去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在政治、军事与人文方面交换意见，或者共同探讨国际上的某个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第二个现象也很明显。中国领导人虽然带了那么多生意人同行，但他们并不"在商言商"。他们每次出访，都伸出了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橄榄枝——强调的不是工商业领域，而是政治、文化、人文甚至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很清醒，他们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困境：贪婪的西方人是不会拒绝口袋满满的商人的，更不会拒绝乘坐专机过来的官员与商人（或者"官商"），同中国做生意，何乐而不为？可大家想一下，这些年来，中国同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人文这些层面的关系又如何？

      恕我直言：进步不但不大，有些方面甚至退步了。西方国家之间不是没有贸易摩擦，但领导人到一起后很少谈贸易，更多的是谈"政治"，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牢靠的不是"生意关系"，而是"政治关系"。中国目前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维系在庞大的贸易之上。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做生意是双赢的，但如果没有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关系作为坚实的基础，这种靠商业维系的外交关系就会经常陷入困境，最终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危机。

      举个例子。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额与中美之间的相比，小得可怜，但这两个国家间却很少有政治、军事与文化层面的摩擦；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大得惊人，可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貌合神离，在军事上甚至都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政治与军事关系看上去没有真金白银的商业关系实在，可在维系两国整体关系上，却更加牢靠与重要。

      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总量增长惊人，西方都不敢小看，也需要中国装满纳税人钱财的口袋为他们扑灭金融危机，可谁能保证中国的经济一直飙升？谁能够保证在下一个十年，西方在经济上依然需要中国？到那时，用什么来维系双边关系？

      按说，生意越做越大，哥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可逐渐扩大的贸易交流不但没有换来政治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与相互信任，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威胁论"，而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心里很清楚，让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威胁中国论"——从政治、军事层面的外交关系来说，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是相当孤立的，军事盟友也就北朝鲜等两三个，而政治上能够聊聊知心话儿的，绝对不超过五个。且不说周边国家对中国心存顾忌，西方那些同中国做生意做得热火朝天的，始终在政治、军事与人文层面保持了冷漠的距离。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担心：等到我GDP疲软，等到我口袋鳖下去，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现在同我做生意做得火热的国家不但会见死不救，甚至会落井下石，威胁中国政权的稳定与国家安全……

      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现在，让我谈一下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的第三个现象。当他们同西方领导人会谈时一定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不同，让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造成中国外交始终无法走出困境，未来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关键所在。

      有人说这是"冷战思维"，显然是把这个词儿当成了贬义词。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冷战思维"不但不是贬义词，而且是国家要存活下去必须选择的意识形态。那时你要就是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就是选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要就是解散军队，宣布中立。现在，冷战是结束了，但我感觉到，只要还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相对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冷战思维"就不可能结束。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

      中国领导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强调了我们与人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要求同存异。可迄今为止，我也注意到，竟然没有一个外国领导人做过类似的声明。有时，作为中国人，看到领导人每次都近似"祈求"地要和西方领导人求同存异，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却从来不接腔，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所以，这些年我很少把精力放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状，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走出困境，避免危机，是有很大困难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危机很重，而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社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重建。可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在国际事务与外交上同样困难重重，甚至潜藏着更大的危机，而解决办法，并不在于北京如何去表达善意，媒体如何到海外扩大宣传，生意与贸易如何进一步扩大，以及用纳税人的钱去扮演圣诞老人和散财童子的角色……

      解决的办法依然在国内，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与价值观的重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不但扫除了中国在国际上崛起的障碍，而且也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这两个问题久拖不决的话，中国很难走出外交困境，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者博客，网友推荐

      孔杰荣：向中国遣返逃犯的法律与道德困境

      Posted: 21 Sep 2015 06:49 PM PDT

      编者按：上周五，中纪委在一份声明中说，温州商人杨进军因涉腐败指控将被从美国遣返回中国，他是受中国政府通缉的100名逃往国外的"红色通缉犯"之一，也是被遣返的第一人 。上个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帮助逮捕并遣返令计划的弟弟、中国富商令完成。令计划是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之一。本周，习近平将正式出访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令完成案所涉及到的遣返逃犯问题是这次访问中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中美领导人有可能对此进行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帮助中国查找并遣返那些受到指控的逃犯？鉴于中美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帮助这些逃犯归案的过程将会怎样？下文回答了这些问题，英文版最早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

      我是中美合作的虔诚信徒。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支持习近平举世瞩目的反腐败运动。我乐于见到美国摆脱从中国或其他国家潜逃来美的真正腐败的逃犯。然而， 对于中美引渡条约谈判而言，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比目前更糟糕的时间点，除非中国再次陷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像"六四"事件那样的对年轻人的屠杀。


        美国和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是有原因的：在天安门悲剧发生26年之后，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仍然没有达到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最低标准。确切地说，自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尽管不乏对依法治国的溢美之词，但事实上，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却一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稳步迈进，这并非什么国家秘密，也不是只有中外法律界才知晓的动向。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对中国的人权和刑事辩护律师发起残酷的袭击。直到最近，尽管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不幸被告经不公平的法律程序被定罪，我仍寄望实务能够尽快体现立法进步，例如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证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则在五年之后仍未成为"活的法律"。大多数中国法律改革者长久以来不得不从完善法条的角度获得自我满足，他们无力操心法条无法得到实施的现实。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并非实务操作逐渐向立法靠拢，而是立法被修改以适应实务操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推动一系列全面的立法议程，其目的是确保中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由警察和其他国内安保势力把持的军事要塞。因此，新的《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均旨在切断与那些传播诸如宪政、独立法官和不受拘束的刑事辩护律师等"敌对"概念的西方组织的交流。作为这场立法袭击的组成部分，刑法本身也将遭到修改，以致于任何胆大包天到妄图在法院掀起积极防御的律师都可以被轻易判处长达三年的有期徒刑，就此终结他的职业生涯。而且，任何律师，如果向任何人——哪怕是证人、同事或者被告家属——泄露任何被认定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的相关信息，那么该律师也会遭到类似的惩罚。比如重大腐败案件就常常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再者，为了进一步限制刑事辩护律师，司法部一直主导着规制律师在法庭内外行为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修订工作。
        我们还必须承认，无论这新一轮的立法有多危险和令人失望，在今天的中国，正如当前针对律师的攻击所体现的，败坏法治的行为仍然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确切地说，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个案中经常遭到绑架、酷刑、非法拘禁、逮捕和起诉、失业、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和其他形式的恐吓。甚至不仅是他们自己，就连他们的家属也会面临相似遭遇。然而，最近几周的情况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针对数百名维权律师及其工作人员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同时发生在中国多个城市，无论他们目前是否涉及具有争议性的案件。这一波打压是为了摧毁任何可能的残余威胁——阻止刑事辩护律师在审判中发动积极辩护，或是在更为广泛的公共舆论领域挑战政府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民主政府会与中国协商引渡条约？美国政府充其量只能仔细审查中国提出的每一个案件，看嫌疑人是否看似违反了美国有关移民、财务或其他法律，然后与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及中国官员开始讨论是否能就该具体个案找到解决方案。这种非正式的讨论必然是不透明、秘密且复杂的，正如涉及三名前中国银行员工的案子。这三个人被指控于十多年前携5亿美元巨款潜逃美国。他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回到中国，接受由中国政府事先决定的除死刑以外的任何有期徒刑，要么留在美国面临起诉，因违反联邦法律而注定面临更长的刑期。他们可能考虑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有关退赃的规定、配偶因涉嫌其中所面临的刑罚，以及如何安置家庭成员。其中一位嫌疑人，在与美国检察官协商辩诉交易和中国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选择立即返回中国并且在中国监狱服刑12年，另外两位则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认罪，冒险选择了陪审团审判。但是他们最终被判处有罪，获有期徒刑逾20年，之后还可能被遣返回中国。
        不论是选择在美国接受刑事制裁，或者是在美国刑事追诉的威胁下"自愿"回到中国接受刑事制裁，这两种情况到目前为止都是极为少见的，不过它们也不是在引渡外逃的腐败嫌疑人以外，现有的唯一替代性做法。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将那些被认定在进入美国时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嫌疑人驱逐出境或者遣返。但是，和引渡一样，这些措施也会引发有关人权问题的担忧。如果某个国家因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拒绝给予嫌疑人公平的审判、把腐败案件的起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情形而臭名昭著，那么由这些问题引发的人权顾虑就可能阻碍嫌疑人被遣送回国。可能会有更多的外逃人员被关进美国针对非法移民的羁押场所，而非正规的美国监狱。
        今年3月，继"猎狐行动"之后中国启动了"天网行动"，要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外逃人员首选目的地的政府加大协助力度，以便遣返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一长串外逃嫌疑人。据我们所知，尽管中美两国法律体制大相径庭，但是美国政府似乎正努力地在美国法律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回应中方的要求。近几年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定期进行会晤协商。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中国公安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简介已公开，但是如果要获取协议全文，可能需要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起要求政府披露相关信息的诉讼。中国公安部声称，美国政府部门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存在"偏见"，而且"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公正审判这些嫌犯。"美国国务院已经明确声明，美国不会强迫任何外国人返回一个无法提供公正审判的国家。
        美国并不想进一步变成外国犯罪分子的藏身天堂，但是也不希望进一步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时候轮到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它的刑事司法制度了，中国需要达到其在1998年签署但至今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履行其已作出的其他国际人权承诺，比如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然而，鉴于目前整肃人权和刑事辩护律师的运动，要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前景惨淡。

        作者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亚美法研究所译。

        ——纽约时报

        林忌：恋殖与去中国化

        Posted: 21 Sep 2015 02:26 PM PDT

        图：香港人举着当年的港英旗帜反对中国殖民者


        所谓「全国港澳协会」会长陈佐洱又发表「伟论」，说97后香港无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令『去中国化』的殖民地主义者，反而『死灰复燃、气焰嚣张』，使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伤害」云云，立即得到港共的一大堆成员如张志刚、李慧琼、田北辰之流立即冲出来「护驾」，甚至说「黄皮肤就中国人」云云。

        事实的真相，先不说身份认同的分别，香港人是对今日特区政府现况的极度不满，有如中国大陆年轻网民常说的「只恨蒋公剿匪不力，祸乱华夏六十年」、「南望王师又一年，国军就是不上岸」、「美军前来我带路」等的带路党心态相近，即一个自称「新中国」的政权，其贪污腐败无能无耻，于是人心思旧，因此中共说「被解放」或「回归」的人民，认为今不如昔，而怀念前朝的统治，这就是所谓「恋殖」－－以此否定今日政权的合法与合理性。

        所谓「恋殖」的来由，是当今政权，不断篡改历史与事实，为掩饰自己的腐败与无能，不断把今日政权的错失，推诿于前朝的施政，甚至反过来说退步为进步。香港人拿出英治时代的香港旗，就是要唤起香港人对历史真相的回忆－－对英国人统治做得比较好的事实揭出来，再加以比较，证明英国人做得到的，质疑为何中国人做不到？证明英国政府对香港人，竟比起今日所谓「自己人的」中国政府更好，那么为何中国政府会这样做呢？为何当年邓小平所说的「五十年不变」，如今共产党已只字不敢提呢？更离谱的，是中共粗暴撕毁对香港普选承诺，以及不断破坏两制的自治，年轻一代对作为中国之下的「民主香港」死了心，很清楚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香港根本不会有民主，因此人心思变。

        由上述的事实，带来香港人对身份认同的反思：当中国大陆大量移民、学生、单程证家庭团聚、自由行游客涌入香港之后，香港人更体现到来自大陆的人，其思想与行为，和香港人所期待的价值大相迳庭；少部份人「富起来」之后，不但没有追求中国革命，反而成为中共的同盟者，部份更成为中共二次殖民香港的殖民者，亦因此香港人竟在政权移交十几年之后，突然重拾英治年代的香港旗，这种人心思变，其实来自对所谓「中国梦」的「哀莫大于心死 」。

        老一辈盲目爱国者，对共产党「党国体制」的洗脑潜移默化，以至在香港推行的洗脑爱国教育视而不见：如大规模推广普通话与简体字，如在传媒不断引入及改变香港人常用的字眼；部份人更甚至为此摇旗呐喊，甘心为中共政权利用，如所谓的民间保钓运动，或者在中共篡改历史，法西斯式阅兵－－对党而非国家的解放军不作批判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拒绝－－当你不再认同中国，很多问题（例如仇日）就会自然消失，所看的世界就会和以前大不相同，甚至豁然开朗。

        香港旗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那些心内藏有中国民族主义魔鬼念头的人，口说尊重历史而摆脱了民族主义者，绝对包容得下一面香港旗－－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一百几十年的统治就是历史现实，没有英国就没有香港，那些人为何不愿面对？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如英国，中国待香港差过英国。要反对「恋殖」，为何要针对小市民而不是政权呢？对准政权－－令中国政府待香港要好过英国吧！

        ——RFA

        林保华：北京悄悄調整香港政策？

        Posted: 21 Sep 2015 02:09 PM PDT

        图：（左起）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總幹事林卓廷、主席劉慧卿與副主席羅健熙召開記者會，介绍与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溝通一事。

        對泛民來講，既要認識中共獨裁兇殘的本質，不能輕信他們的承諾，但是也必須充分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才能擴大泛民活動的空間，而不是停留在狹窄的範圍內讓自己萎縮。


        香港雨傘運動退場以後，中共以為港共政府就可以一手操控政改的表決，以符合北京的心意。中共的人大高官更南下為特首梁振英助陣。豈料因為泛民的團結沒有被收買，而梁振英為首的建制派的渙散與愚蠢，出現二十八比六的極為難看的被否決結果。因此，港共內部必須要有人為此負責，而北京也非得通盤檢討他們的香港政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梁振英特首命運可能不保

        面對民意，中共絕對不會立即讓步，而且會顯得格外強硬，這是他們的作風：一來要面子，二來擔心民意會得寸進尺；因此善後的處理往往要在幾個月乃至一念之後。當年董建華推行二十三條失利，就是以"腳痛"為由在一年後請辭。但如果因為黨內鬥爭的需要，可能會加速這個變化。


        香港工作是由北京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負責，負責人是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與其他由習近平直接掛帥的中央小組不同的是，它叫"協調小組"而不是"領導小組"，因此如果協調不好，習近平可以名正言順進場介入。由於張德江是江澤民人馬，所以我們在觀察香港問題時，不能排斥香港政策夾雜了黨內鬥爭的因素，而介入管治香港的，還有身在香港的中聯辦與身在北京的港澳辦兩個同級的機構，也讓問題更加複雜化。

        六月十八日香港政改被泛民否決後，雖然事先北京與梁振英出言恫嚇會凍結政改不知道哪年哪月；還說此後就談經濟民生，將政治撩在一邊。但是此後還是出現了值得關注的兩宗比較大的事件：

        六月二十九日，港共政府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北京出席亞投行簽約儀式，在他與五十七個創始成員國代表一同會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他被排在特別的位置，讓習近平進入會場時，可以方便與他握手。鑑於九七前，江澤民也在公眾場合特地趨前與董建華握手，董建華就被公認為中共欽點的特首，因此這場"習握手"所釋放出來的訊息，也被各界熱議。

        於是，港共內部開始交火。梁振英於七月十三日出訪北京，見了張德江，中共媒體卻吝於報導，得有梁自己吹噓張德江如何支持他。他此行也有收穫，那就是北京批准他炒了政府的兩位局級官員，其中一位是中共外圍組織民建聯創黨人、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弟弟、曾在六七年暴動給港英當局捉去判刑坐牢的曾德成。

                港澳辦派人密會民主黨

        曾鈺成上屆本來要與梁振英爭奪特首而被勸退，一直被梁振英視為自己的第一號政敵。曾鈺成在表明自己年紀不會參選特首後，遂向梁振英開火，以示圖個人利益無關。

        雖然建制派有兩大派，到底曾氏家族是左派世家，底子比梁振英深厚。在爆發內訌不久，可說是目前土共第一號元老的吳康民公開表態支持未來由公務員系統出身的林鄭月娥或曾俊華出任特首。以吳的地位與在中央的人脈，看來梁振英敗局已定。這顯示北京不支持梁振英的衝撞政策，全香港被搞得雞飛狗跳，社會嚴重撕裂，還談什麼經濟民生？

        第二宗是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於八月二十六日來香港密會五位包括黨主席劉慧卿在內的民主黨要員。民主黨于第二天下午召開記者會宣佈。二○一○年民主黨正副主席何俊仁與劉慧卿曾經因為走進中聯辦密會討論政改的妥協方案而被激進派批到臭頭，聲稱他們出賣香港。因為那場會議決定的結果是中性的，對泛民並沒有帶來具體的好處，反過來似乎默認北京插手香港內部事務的正當性，削弱了香港"高度自治"的地位。

        這一次民主黨仍然堅持與北京溝通，自然也引來罵聲，這與劉慧卿不夠以柔軟身段處理泛民內部的爭議有關。但是因為民主黨自行公佈會見內容，而且代港發聲，指責北京偏聽偏信，也就是偏聽偏信梁振英與中聯辦，因此也獲得不少肯定，因為以香港現在的態勢，如果留在體制內，不可能與北京完全切割關係，必須進行溝通的"合法鬥爭"。而且自從梁振英上台後，已經自貶地位，一當選特首後就到中聯辦請示匯報，連香港發生船難，梁振英居然與中聯辦主任同時視察災情，完全背棄香港的自治地位，也怪不得中聯辦那樣喜歡梁振英了。

               統戰與反統戰的鬥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才兩個月，北京就急於與泛民溝通，顯示北京對中港關係的重視，顯然不想見到香港社會如此撕裂下去，引發越來越大的民怨。而由港澳辦出面，顯然也是知道香港人對中聯辦與梁振英"治港"的強烈不滿。

        實際上，在政改表決前的一些場合，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言論，也比中聯辦，尤其是梁振英溫和一些。而這時前來的官員不是全國人大，顯然也是張德江退下，由其他人出來化解死結，收拾殘局，以取得較好的統戰效果。民主黨此時出來，對北京進行"分化"，也是應有的策略。

        會見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中央政策小組負責人劉兆佳明言民主黨對中央有特殊意義，"覺得呢班人比較有國家民族觀念，係可以爭取對象"，呼籲該黨成為"忠誠的反對派"。但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立即反駁說，該黨拒絕做政治花瓶。這是一場統戰反統戰的鬥爭。

        泛民內部的爭議勢不可免，但是更重要的應該是加大反對梁振英的呼聲，讓北京提前把他趕下台，後續才有續談政改的可能。至於中聯辦的表現，北京也應該會自行評估。

        對泛民來講，既要認識中共獨裁兇殘的本質，不能輕信他們的承諾，但是也必須充分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才能擴大泛民活動的空間，而不是停留在狹窄的範圍內讓自己萎縮。必須站穩普世立場，顧全大局，不可被分化而成為中共的打手。

               中共黨內鬥爭勢影響香港

        有關中共黨內鬥爭對香港的影響問題非常複雜，因為既然是黨內鬥爭，我們黨外人士很難了解，只能從他們的有意放話，或者蛛絲馬跡來觀察，而且必須有多項驗證，不能只以一兩個資訊做出"必然"的解讀。但是從梁振英上台以前及上台後的表現來看，梁振英的鷹派表現是得到張德江系統的支持，因為他們態度斬釘截鐵。習近平這一方則沒有公開反對，因為牢牢控制香港這個基本前提，他們的態度是一致的，因此也放任梁振英胡搞，但是卻不斷派人到香港"收風"，也就是探測民間的反應，一旦政策失敗，他們也有了足夠的資訊向梁振英與張德江算賬。

        六月十八日政改方案香港建制派的脫序演出，讓中共非常沒有面子，這是中共建國以後，中央的方案在地方政府第一次被否決，而且被大比數否決。如果此時不對那個"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算賬，更待何時？因此適當的換人是必然的結果。

        此外中共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還分屬不同的派系，這裡面的錯綜複雜情況更非我輩所能了解。例如這次股災拖累香港，何方得益，何方受損？李鵬女兒李小琳在香港的種種表現引發對她的圍剿等等。這些內幕，日後也必然有見光的一天。


        ——原载《动向》2015年9月号

        刘再复：四位辞国长者的漂流悲歌与壮歌

        Posted: 21 Sep 2015 01:08 PM PDT

        左起戈阳、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一九八九年在旧金山参加一个五四国际研讨会
        (一)赵复三：漂流悲歌三绝唱
        七月十五日，得知赵复三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我除了难过、悲痛之外，又泛起了一阵孤独感。尽管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五、六年前那次大中风，头上打了三个小洞之后，一直虚弱，去年因小中风不断，竟到医院急诊十几次)心里早有准备，但他真的离开了，我还是抑制不住悲伤。在他漂流海外的寂寞生涯中，我是他仅存的几个朋友之一。我称他"赵老师"，他称我"再复老弟"。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他本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领导人，并且很有学问，所以尽管情感亲近，但与他说话时，总是保持一种自然的敬意。二十多年来，我们谈论得很多，但有一句话，我始终没有说开。我觉得，他的晚年是一曲典型的流亡悲歌。
        他流亡，谁都知道。但他在流亡中如牛负轭，辛苦耕作，在重大的精神压力与身体极为虚弱的状况下仍然悲辛地翻译、著述和牵挂，却很少人知道。现在他远走了，我想到，应当把他的漂流悲歌中的"三绝"记下，为自己，也为后人。

        第一绝唱：境界

        十五年前，即二〇〇〇年，应德国的华裔学者关愚谦先生之邀，我和赵复三先生到维也纳去参加那个"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讨论会。会间我和赵复三、李泽厚、陆铿、何博传诸位老友促膝交谈。就是在这次相逢中，他告诉我：出国后，完全是"重新做人"。十年前，曾有一位领导请他归国，他谢绝说："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让人整。"还再次告诉我，他已拟定了六个字的人生座右铭，叫做"舍身外，守身内"。我一听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赵先生和许多海外流亡者相比，他的身外之物太多太重了，副院长、政协常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代表团团长。如果不辞国不仗义执言，他什么桂冠都会接踵而至。他的英文那么好(胡乔木出国时他是贴身翻译)，才华那么足，只要"世故"一些，他真是"前程无量"。然而，他却有那么大的气魄，敢于断然舍弃这一切，在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写下石破天惊的一笔(在罗马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会上，发表谴责暴力的声明)，让同僚们"目瞪口呆"，让同事们"跌破眼镜"，让我突然看到一种"精神爆炸"，并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毕竟深藏着气势磅礴的良心和与舍身取义的境界。
        从维也纳返美之后，我一直想着"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愈想愈有力量。不错，身外的金钱、权力、功名等等再重再大，哪能比得上身内的品质、才华、格调等等。灵山在身内，道德在身内，价值无量的真、善、美以及生命的巅峰全在身内。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内心状态。赵复三先生的这六个字，正是人生真谛，属于上上等觉，上上等菩提。激动之余，我立即写了"舍身外，守身内"一文，投给《明报月刊》。
        事情真巧，就在写作的那几天，北京有一名印刻家，通过纽约的一位朋友找到我，说他要给他尊敬的三位知识分子各刻一枚艺术图章，每个人可以告诉他愿意刻什么句子。朋友告诉我，有人已给李慎之先生想了妙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过些天，朋友又告诉我，赵复三先生愿意刻"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尽管此六字早已娴熟于心，但此时想起，还是再次激烈心跳，并想到，这六个字应当传回国内，让它滋养千秋万代中国子弟的心灵。

        第二绝唱：情怀

        得知赵先生去世消息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的老伴侣陈晓蔷老师。(原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没让我讲几句安慰话，陈老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昨天他都要走了，拉着我的手，还问苏炜'国内的情况怎样了?'一辈子都放不下中国。"我知道，这正是真实的赵复三先生，至死都牵挂着海那边的那一片黄土地，那片土地即使有负于他，他也永远不会辜负那里的父老兄弟。在生命一息尚存之际，他的手紧执着陈晓蔷老师的手，而心仍然惦记着让他漂流四方的故国。其实每次电话里通话，赵先生总要问"国内情况怎样了?"。我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土地崇拜者，而他呢?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眷念者。但他一再和我说明：我爱国，其实是爱人民。有一回在电话里，他还特别郑重地说，爱国是"爱"国里的人民，"爱"国里的孩子，"爱"国里的同胞，"爱"国里的文化。他的这种爱国"情怀"几乎成了"情结"。二〇〇三年他在《欧洲文化史》译者序言里"夫子自道"，也问"为什么"。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真实的解释。他写道：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不论多久，怎么心里总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于这个时刻纠缠于脑际的问题，赵先生终于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爱国不是只眷念桂林山水，德州烧鸡……。从根本上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赵先生甚至把"爱国"比喻成呼吸空气，(原话为"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无可争论。但是，国家不是朝廷，"掌权者一个一个朝代地更迭"，而人民却永生永在。赵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许多折磨，但"当时不管自己怎么遭殃，仍然是爱国的"，然而，他说，爱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人民与文化。正因为这种情怀格外鲜明格外坚韧，所以他的心灵承受不住孩子们的鲜血。他太爱中国的孩子，哪怕明知会舍弃一切桂冠与荣耀，他也要挺身而出保护孩子。赵复三先生漂流海外时已64岁，尽管英文很好，但毕竟要生活在另一种国度和另一种规范之中，每一步都十分困难，然而，他却乐观地面对新的生活。在电话里，他多次告诉我：我的乐观来自我的坦然，我的"问心无愧"。所以在温哥华的报告会上有人问他"出国后悔不后悔"时，他毅然回答："不后悔"!而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修炼了40多年才写出最后这一笔。"真是出语惊人。作为赵复三先生的老部下和老朋友，我除了知道他写下这一笔时的"气魄"之外，还知道他写了这一笔之后的沉重代价。就以最后这两年来说，他与陈晓蔷老师相濡以沫，但年事毕竟太高了。赵先生终结于八十九岁，陈老师也已八十多岁。那天(七月十六日)陈老师告诉我："赵先生最后的年月太痛苦了。从去年开始，就吃不下东西，牛奶或稀粥，我一小匙一小匙地喂他，但医生说，不能吃，因为一咽下去就落入肺部或气管里。今年只好在他胃部插管，硬输入一点液汁。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生活，几次要求拔掉管子。但医生要我签字，我不签，万一不行，他的生命岂不是结束在我的手上。"我听了陈老师的叙说，立即想到，像赵先生这样高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年的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什么荣华富贵都有，当然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然而，他却在异邦异乡受此磨难。我明白，这一切苦难，全因为他的生性"耿直"，全来自他那"爱孩子"、"爱人民"无量的情怀。从赵先生的例证中，我悟到了：情怀，多么好听的字眼，但情怀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含情脉脉"，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实现其爱孩子的情怀，他连自己的胃肠都蒙受了机器的专制。

        第三绝唱：译著

        七月十六日夜，我面对赵复三先生的两部译著：《欧洲思想史》(2003年出版)与《欧洲文化史》(2003年出版)，热泪盈眶。这两部新书和我一起进入新世纪，成为我这十多年须臾离不开的书籍。此时我用手指轻轻抚摸它，却如同触到一团火。尽管我看着书籍感到欣慰，因为我在一九九六年把书稿背到香港，否则它的中文版可能会被历史活埋。
        以《欧洲思想史》而言，这部史籍的原著水平就很高。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过程中赵先生竟然作了六次认真的校阅，不让一个错字出现，也不让一个不顺的句子出现。要说又信又雅又达，这书恐怕可谓典范。1996年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请我到他的研究所访问两个月，我"趁机"请陈先生帮忙，希望他能够帮助出版这部难得的书稿。他答应并付诸实现。为此，赵先生一再感谢我，而我却觉得这不过是应尽的区区责任，不足挂齿，而且叮嘱赵先生在前言、后记里千万别提我的名字，以让书籍更顺畅地问世。他接受我的意见，但一出版，赵先生立即寄赠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下热情洋溢的话：
        111753407
        一个比我年长25岁的尊者，如此衷心夸奖我，当然高兴，然而，当我仔细观看时，又是一阵悲伤。因为我发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留下书写颤抖的痕迹。于是，我立即打电话问他，您的手是不是写字不方便了?他这才告诉我：已经两年了，手一直发颤，写字时，它总是不听使唤。可是他正是用这双颤巍巍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把一千多页的两部史籍译成中文。在此次通话中，我特别告诉赵先生，说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话，我已抄录下来，并成为我天天读、天天记的金玉良言了。希尔说：
        任何心灵的活动，若没有一种"面壁十年"的精神是难以开展的。这种弃绝欲念的精神是入世修道僧对人世敞开胸怀时必须具备的特性。
        我还告诉赵先生：我已进入"面壁"、"沉浸"状态了。觉得唯有在面壁沉浸中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他听了很高兴，连说："你出国之后境界更高了。"希尔这段话说得太好了，但因为赵先生的译笔，使它的中文表述如此动人，至少是深深打动我了。
        在《欧洲思想史》的编辑校阅历经了大约五年之久。这期间，《欧洲文化史》(彼得·李伯赓著)也着手翻译并于二〇〇一年完成。那时，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就向时任明报出版社社长的潘耀明兄推荐。耀明兄说，香港市场太小，学术论著更是卖不出去，能否请基金会赞助?事情真巧，我当时与霍英东基金会主席(也是霍英东先生的挚友)何铭思先生是忘年之交，他为人极为正直厚道，而且对我极信赖。他的《何铭思文集》还让我作序。(我的序文题目为"山高海深的故国情怀")因此，在一次餐会上，就请何先生赞助一下《欧洲文化史》，他一下子就答应赞助10万港元。此事我告诉了赵复三先生，所以他在"前言"与"后记"里都感谢铭源基金会(这是霍英东帮何铭思先生建立的个人基金会)。赵先生还告诉我，他正在寻找最好的欧洲艺术史版本。"有生之年，能把欧洲'三史'贡献给我们的同胞，就可以安心长睡了。"但我没有看到这一心愿的完全实现，倒是看到他把冯友兰先生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译为中文了。此书他翻译得极为用心。尽管有前人的译本，但他的新译更注重还原中国哲学词汇，自然也给中国读者造福了。
        赵复三先生就这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和蔼可亲却有胆有识的声音了。我意识到此后将更加孤独，然而，他的漂流悲歌却会长久地在我心中回荡。他的境界，他的情怀，他的著述精神，将会继续激励我前行。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我都会常常想到他的光辉名字。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九期)


        (二)戈阳：老革命大姐的新流程

        一
        戈阳大姐逝世整整五周年了。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她离开人间，那之后一个星期里，我一直沉浸在对她的缅怀中。但我没有写文章，想到对她的悼念文字无处发表，我会对这个世界更加绝望。今天我觉得可以写了。因为香港三联准备出版我的《师友纪事》增补本，文章可以放在集子中，不用祈求其他报刊。大陆的报刊至今认定戈阳大姐是有问题的人物。不仅没有权势，而且"有问题"，谁会去理会这种没有"用"的逝者呢?
        出国之后，我决心远离政治，把全付心力都投入文学之中。但是，仍然牵挂着几个曾经关怀过我、而我也尊敬他们的老人，和我一样漂泊到北美大地上的几乎比我大一辈的思想者与知识人。这三个人是千家驹、赵复三和戈阳大姐。赵复三是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今年他已八十九岁了，前几年我写过〈捨身外守身内〉的文章，以寄托自己的敬意。千家驹先生则去世十几年了。他逝世时我写了〈最后的唐·吉诃德〉的悼念文章。唯有戈阳大姐，我想说的话一直未能诉说。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在我心目中，戈阳大姐始终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老革命大姐，一个我刚刚出生(1941年)她就走到延安的老共产党人，一个为中国进步和为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志士与战士。但我对她的敬意不是因为她的"革命资历"，而是她敢于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勇敢直言，八十年代她主编的《新观察》，我几乎每期都读，每期都让我感受到刊物所宣扬的主题：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不要讳言当初争取的基本价值。尽管后来我也成了《新观察》的作者，但从未和她交往过。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八年，记得她好像即将退休，《新观察》好像即将更换主编。于是，她就请邵燕祥兄约我到她家里(北京虎坊路甲15号)见面并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那一天，我记得她口中有两个最积极的词汇，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黎澍"。我偏偏正是这两个人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是这两个人的"粉丝"，胡耀邦是公众的偶像，虽不用多加解释，但戈阳大姐夸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最单纯、最热情、最高尚的领袖人物"，这一评语却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中。能衷心爱戴胡耀邦的人都让我感到亲切。至于戈阳大姐为什么如此夸奖黎澍，我还不完全明白。但我生活在社会科学院之中，曾听到黎澍的许多故事，也读过他的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尤其是在少年时代(是读中学时还是读大学时，忘了)还读过他所写的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这篇给我启蒙、给我热血沸腾的文章，却遭受到批判。戈阳大姐似乎与他同事过，她夸奖的口吻也是大姐的口吻，她说："黎澍这个人很有学问，但永远像个大孩子，天真得要命，也爱才如命，为了那个右派才子沈元，自己被斗被折磨得半死。" 戈阳大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正直，一副战士的心肠，说话很有底气。
        后来我才知道，她所以有"底气"，原来她是"老革命"。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她就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早就是"党的记者"、"党的编辑"，早就是新华社苏北分社社长、华中分社副主任、山东《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一九四九年我刚踏进小学的大门不久，她已穿着军装和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入上海，身份已是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第二年(1950年)便出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一直当到一九八八年为止。也就是说，一九八八年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已革命了将近五十年。她才是真正的"革命记者"、"革命新闻工作者"哩!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戈阳大姐还是个作家，她出版过小说《王进忠的故事》，散文集《向新的高潮前进》，可是我只读过她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的《苏北敌后生活散记》，所以她在我眼里一直是"老革命"而非老作家。
        "老革命"总是最关心社会，最不满时弊，于是，这个老革命大姐，在革命胜利后便当了两次"反革命"。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当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一次是那一年四月，她在北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召开讨论"胡耀邦逝世"，并把座谈会的发言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上，最终遭到陈希同的点名，也导致她流亡到美国。

        二
        出国后，我一直牵挂着她。我知道她比我母亲还老(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而她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凭资格，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好好当她的文艺官僚，享受种种荣耀。但是她天生正直，嫉恶如仇，结果老是与时代不相宜。在北美的流亡者中，她应是年事最高的一个了。这样的人，值得我尊敬。除此之外，我还想把那次事件中收到的一千美元无名款寄给她。这一千美元，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寄的。但确知，那是在我从美国返回北京这一风云变幻的月份(五月至六月)中，有人从美国寄来给我的。投寄者信赖我，说这是海外爱国者们筹集的钱，让我转给应当支援的人。我因事出突然，加上惨案很快发生，所以我没有完成匿名投寄者的心愿。但我又明白，这点钱我个人是绝对不可以动的，只能用于中国的光明事业。于是，我把这一千美元"捏"着，像捏着一把火。让它和我一起漂泊到香港、巴黎、芝加哥，最后漂泊到落基山下。在Colorado大学的校园里，我几次想到该把钱交给谁?最后我想到应当交给戈阳大姐。她是流亡者年事最高的老人，仅仅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找到戈阳大姐的电话与地址后，我把钱汇给她。她正需要一台陪伴的电脑，所以就接受了，而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

        再复老友：
        钱早就收到，先是不知如何用法更好。后来是把你的电话丢了。打了好几个都不对，只好不打。如有机会再告诉我一次吧!也许是因为老了的缘故，最近经常丢电话号码。
        我最近已经武装起来，搞了现代化，买了一套Computer自己干。你寄来的钱，我就作了这个用场。
        既然在美国，我想就得学英文，也许是着迷吧，最近连中文的东西都不大写了，除了日记。八十岁学吹鼓手，反正学到哪儿算哪儿，就这样用英文写起自己的故事来了。我的老师是位美国人，给我鼓励很大，人老了像小孩子，戴过几个高帽子也就当真的了。当然我还是比较现实，自知时间已经不多，因而也就更要抓紧。这才真正叫做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哩!
        谢谢你的关心!向老朋友们代问好!向你全家问好!有机会来纽约的话，请先给我打电话。我晚十时睡，希望能在我这里的时间十时前打电话。
        致以
        美好的问候!
        戈阳
        6.20.1992

        就在收到这封信的两个月后，我果然到了纽约。那是因为剑梅被录取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她先去租房安家，过后我和菲亚、刘莲便去看她。在剑梅狭窄的小寓所里住了两天，我就请老朋友苏仲麟(他在联合国里做翻译)开车，带我到戈阳大姐家。仲麟双手握着方向盘，手里夹着大姐的地址，寻找了两个多小时，果然找到了。那天戈阳大姐见到我和菲亚真是高兴，她竟在台阶上坐下来，把裤筒卷起，告诉我们说，"你看，我把脚用布捆扎得严严实实，这样不会跌倒，也可防感冒。这是年青时在部队行军中学到的功夫。"她还带我们到屋里看新买的Computer，并坐下来操作给我们看。那天的戈阳大姐再次给我"战士"的印象，她没有我那么多忧郁，那么多孤独感，那么多政治阴影。她五岁时就失去母亲，被送到舅父家作养女，从小就习惯于独往独来，只身闯荡天下，后来与大集体穿越生死，穿越战火，穿越政治运动的风烟，又炼就一身胆魄，现在的流亡生活，只不过是在穿越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切都很平常。和她见面之后，我觉得像读过一部人生的善本，轻松了很多，也强健得很多。
        和她告别之后，我很快就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客座"。一九九四年秋我回到Colorado又常打电话给她，也常寄书寄文章给她。这才觉得她是一个很用功很认真的读书人。她特别赞赏我那篇〈脚踩千秋雪〉的短文，此文以"冬日风光，夏日岁月，春日心情"作结，似乎也正是她的生命状态：习惯冬天的寒冷与夏天的炎热，总是以春天的心境面对生活，不喜欢叹气，更没有怨气。一九九七年来，她在给我的贺年卡上写道：

        再复夫妇：
        恭贺新禧!
        我在《明报》看到你许多文章，还看到你和女儿的对话。我非常高兴，你们能写许多优美的文章，还有你给我寄的书，真感谢啊!
        我如今左眼失明，在用一只眼写和读，加上脑力衰退，记忆力差，不能多写了。还好的是两个女儿都来了，都为生活忙哩!
        向你的女儿问好。
        戈阳
        1997.3.21

        书写此信时，戈阳大姐已八十一岁而且只有一只眼睛，但她还是照样读，照样写，照样生活。一九九九年，她甚至还到台湾观看"选举"，照样面对时代大课题"观察"与思索。不减从少年时代就点燃起来的政治热情，没有知识人身上常有的"酸甜苦辣"。一九九九年她已八十三岁，还用一只眼睛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再复：
        我正巧去中国人权开会，这是一年一度的事。我一年中也就是开了这样一次会，偏偏你来了电话。我想打电话给你，偏找不着，只好写信。
        我突然收到一本《明报月刊》，这就猜是谁寄的?猜了一些人，都错了，原来是你寄的。
        这本明月，我看了个够，以前也看，不经常，以后要经常读了，谢谢你呵!
        你们在那里很久了，习惯了，看起来你还是爱那个地方的。我在纽约，也已经快十年，我想，老了以后，就在这里了，哪儿不是一样?
        在这期的月刊里看到李辉写黄苗子和郁风的文章，很亲切。因为我和郁风经常通讯，两个老太婆信还写得很长，很有趣，这也是很少见的。
        当然，其他的人，如肖乾，我也十分惦念，但他们在北京，我也就不去打搅了。
        再说，我只有一只眼睛，除了电脑，我很少写信。奇怪是今天，居然写信，而且写得清楚。可能是夜间，周围无人的原因吧!
        自从九十年代停刊之后，只有在明月上看到你的散文。我爱读，所以有时买。这次我去了一趟台湾，是第一次，看选举的，真不错，两个星期，在店里看到你的书。向你全家问好。
        戈阳
        1.16夜1999年

        我的确给戈阳大姐订了一份《明报月刊》。我知道她最能认真阅读。她主编的《新观察》和"明月"一样，都是用理性的眼睛和平实的良心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她观察得太用功、太投入，以致一只眼睛失明，尽管如此，她的心灵眼睛却总是很明亮。一九九二年我到瑞典看了木偶戏"俄底浦斯王"后，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失明的眼睛更明亮〉。戈阳大姐失明的仅仅是一只肉眼，而心灵的眼睛却永远像明月一样在夜空中闪亮，多年来，这双眼睛也看着我，看着我的良心，看着我的文字，它让我在充满浊流的时代里中不会落入黑暗的深渊。
        美国 科罗拉多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


        (三)千家驹：最后的堂·吉诃德

        千家驹先生去世了。我以崇高的敬意送别他。像千老这种不计荣辱得失、一生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很稀少的。对于他的逝世，本应隆重纪念，但我相信，从南到北，纪念的声音一定是稀疏的。因为，当下社会的眼睛是势利的，它只注视权势与钱势，不会缅怀赤手空拳的千家驹先生，何况缅怀他还可能带来意外的麻烦，影响从政与从商的前途。
        六、七年前，我读了千家驹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他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去国怀思录》、《海外游子声》、《逝者如斯夫》、《归去来兮》及新加坡八方文化图书公司出版的《千家驹读史笔记》等，敬佩千老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童心未灭，满身活力地摇旗呐喊，说着权势者们不爱听的直话真话，真不简单，便把他与堂·吉诃德的形象联系起来，觉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敢于独战风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范性知识分子。于是，我就写了《从堂·吉诃德到庄之蝶》一文，发表于《明报月刊》，文中这样说千老：
        现在的知识者几经锻炼，都变得很聪明很能适应环境，谁还会充当傻子去"独战风车"?于是，人们纷纷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嘲笑堂·吉诃德迂腐过时，以致使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濒临绝种。虽然濒临绝种，但还是有。在海外，我就分明看到一位老堂·吉诃德。这就是千家驹先生。千老真是有点呆气。我几次在人大会堂听他发言批评政府不重视文化教育，言词灼灼，语无藏锋，加上他削瘦的身材，使我想起堂·吉诃德先生。他本来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委员，兼有学识与胆识，只因为总是满身堂·吉诃德的呆气，爱说逆耳真话，一九八九年又仗义直言，结果被"开除"出政协;开除后还是满身呆气，在海外仍然一路战过去，正直之声布满天下，令人听了神旺。比他聪明的知识分子早已头顶桂冠，高高地坐落在王者之师的位置上，或者已充当"全国一级劳动模范"，唯有他还是长矛瘦马，辛苦驰骋于沙场。不管人们对千老的立场如何评价，但都不能不否定这种堂·吉诃德似的千家驹精神在中国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是中国政协需要千家驹，而不是千家驹需要政协。
        千家驹的名字，我早已熟悉。一九六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工作。没多久，就知道千家驹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院长吴玉章);编辑部的同事们还告诉我，他是民盟的"左翼"，从少年时代就追随共产党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还翻译过《资本论》第二卷(末出版)，但在一九五七年，因响应号召，和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科学家，一起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保证科学家应有六分之五时间从事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助手等五条建议，批评保密制度过严，结果被郭沫若批判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差点当了右派。总之，在我年轻的心目中，千家驹是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人物。但他的经济学、教育学思想，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读了他的《中国货币史纲要》、《千家驹经济论文选》、《千家驹教育文选》等才有所了解。
        因为不是同行，所以尽管敬慕，却从未拜访过他，和他完全没有私交。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才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届政协最精彩的故事是他创造的。所有的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被他的两次大会发言所激动。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他谈的是物价问题和三峡问题，与会者报以十六次掌声。而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更是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他谈的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事过境迁，有些内容我已忘却，但至今还记得他呼吁把"智力投资"放在各种投资的第一位，强调"提高全民族素质"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可把出技术作为目的。他言词犀利，批评政府不要把"以教育为本"挂在口头上，要真的记在心上，要舍得给钱，他说那几年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教育投资仅二百亿。中、小学教员工资低得可怜。发言中他引用了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现在样样都涨价，只有教师与废品跌价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长矛直指政府上层，大声呼吁要制止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之风，当他说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之后，会场真的"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他引了孔子一段话，我听不太清，会后还特地去查阅，原来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他用最决断的语言说明：社会风气不正，根子在"上"不在"下"，在"帅"不在"兵"，若要改变风气，上层就要以身作则，不可含糊。他还具体地提出"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严肃法纪"、"加强舆论监督"三项建议，说"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登报"，要给贪官污吏施加舆论压力。
        千家驹先生对当时的社会变质十分敏感，告诫执政党一定要对自身可能的道德沉沦提高警惕。他的肺腑之言，激起了人们的同感与共鸣。他的发言在广播电台广播后，收到一千多件来信。全国各地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赋诗表达敬意。形容他的广播讲话"天惊石破遏行云，电讯遥传正义声"。称赞他"白头岂敢忘忧国，唱出丹心正气歌"，当时真的是"街头巷说千家驹，忧国忧民民自知"。这些诗词收入他的《归去来兮》集中，读后便知千老的焦虑确实与故国的心灵紧紧相连。这两次会议我都坐在会场前边，正好面对着他，真感受到他的满腔热血，一身侠气。我多次参加政协会，觉得会中老人太客气，多半驯服得像幼儿园的小孩，而千老能如此直言不讳，确实罕见。他是首届政协筹备委员，参加开国典礼，亲眼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完全是政协的元老与功臣。可是，仅仅因为他在那一年之后批评政府不该使用非正常手段(那一年前后他在深圳，一直没有介入运动)，便被抹煞了一切前功，还被宣布开除出政协。对一个长期参与祖国建设事业、正直忠厚诚实的老知识分子如此不讲情面，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我相信，这不是千家驹先生的错误，而是政协的错误。
        第二次见到千家驹先生是一九九二年春天。当时我和几位朋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演，空隙时陆铿先生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西来寺吃素餐，饭后我请陆先生带我们去拜访正在寺里隐居的千老。那天见面虽然只有二十多分钟，但见到他依然一身硬朗，语无遮拦，还是当年政协里发言时的千家驹，只是他已潜心学佛，多了一些冷静。他说他已看破了"社会主义的红尘"，更要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该走的路和自己该说的话。我听了有所动，便说，千老，您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诤友，他点头称是。
        第三次见到千老是在香港。一九九六年初，我在中文大学的访问已结束，便向天地图书公司的朋友说起怀念千老之情。没想到，第三天千老果然应"天地"之邀，从深圳前来香港和我一起共进晚餐，真让我感动。那时他已八十七岁了，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他和我们提起要求回国定居很快就得到批准一事，让我感到一阵欣慰，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这样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倘若故国还拒绝给他一席立足之地，会给后人造成怎样的心理寒冷呵。这天晚上我和他心情都好。他说他多年流亡海外并不后悔，如果他留在国内，还继续当他的政协常委和"政治花瓶"，哪能写出最后这六七种书籍。除了写作杂文论文外，他还在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从追求到幻灭》。这一传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觉得自己的所言所行可以问心无愧。他的一生均以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他多次呼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多纳忠言，少唱颂歌"，还希望他们少考虑自己的名号，多一些责任感。他告诉我，他的一生有两次濒临死亡，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同案二十三人，被杀十三人，而名列第十五名的他竟然逃过一劫。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能容忍污辱践踏而到香山跳崖自杀，结果只断了肋骨却没有死。他说他是幸存者，死神放他一马，让他留在人间，是要他说真话、讲真理，不是让他追名逐利，谋乌纱帽，求荣华富贵。听了他这一席话，才知道他确实从内心深处早已大彻大悟。他能在时代的风波雨浪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终带着一身侠气不断前行与呐喊，并非偶然。"为留名节存正气，不惜暮年再流亡"，这一自白诗也就好理解了。
        千老逝世了，他所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是否也会跟着终结呢?我不敢断言，但是，我敢说，他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是学胆识兼备、品格高尚的战士型知识分子，新世纪要再产生这种精神类型，恐怕不太容易，但我还是希望，堂·吉诃德不会在中国绝种，千家驹先生的精神能注满故国的江河大地。而我自己，将永远铭记他的无私无垢的赤子热肠。
        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
        香港 城市大学
        (原载《明报》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世纪副刊)


        (四)刘宾雁：缅怀傻到底的宾雁老大哥

        听到宾雁兄辞世的消息，心里一阵难过。一位卓越的朋友，一个在极其艰辛的环境中高高站立的生命就这样远走了，带着他的硬骨与伤痕，也带着他人性的全部长处与短处，远走了。
        去年八月，我回美国度假，在科罗拉多州给他打电话，但没有人接，便在电话留言里留下我最后的问候，并告诉他和朱洪大姐："北京的范用老先生有一封信让我转给你们。"范老比宾雁兄年事更高，他在北京得知众友好今年二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为宾雁兄开了八十岁祝寿盛会，感到非常欣慰。但他也得知宾雁兄病重的消息，所以特别郑重地问候。范老的挂念反映着大陆许许多多朋友对宾雁兄深深的缅怀。在当代中国，刘宾雁这种生命是稀有的，他的呐喊，他的忧患，他的质疑，他的抗争，他的关怀，他的用全生命抒写的报告文学，全都是稀有的。作为一个肝胆照人的作家，他从《在桥樑工地上》到《人血不是胭脂》，其声音是一贯的：一贯的刚正，一贯的耿介，一贯的堂·吉诃德式的呆傻，一贯的包公式的为民请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人民日报》担任记者时，千百万老百姓也正是把他当作无冕的包公，诉苦与鸣冤的信件都往他那里投寄。他告诉过我："每天都是一大捆。"那时他的正直之声布满天下，每天都像蜗牛似地背负着来自各地的冤情材料，我认识的作家不少，但从未见过一个像他如此满身负荷，如此沉重地担当人间苦痛。他仿佛没有畅快地呼吸过，一听到冤情就坐立不安，歎息不已。这是一个特别的人，一个以叹息代替呼吸的人，一个灵魂被苦难紧紧抓住的人，一个被上帝罚作肩挑精神重担爬山越岭的人，一个傻到底、傻到总是赤膊上阵而完全不懂得披一点甲、拐一点弯的人。
        我和宾雁兄认识得很早。七十年代末，他的"右派"帽子已被摘除，被调到哲学研究所的《哲学译丛》担任编辑。我们共一食堂，中午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仗着比他年轻十五六岁，总是喜欢好奇地打听他这老大哥充当"阶级敌人"时的生活。除了一些细节让我开怀大笑之外，还记得他严肃地说："把我打成右派分子有三条说不过去的情理：第一，是你号召我说话的﹔第二，我说的都是实话﹔第三，我说的全是为了你好。凭这三条，变成阶级敌人，怎能服气。"走出哲学所之后不久，他的《人妖之间》问世，刘宾雁的名字再次覆盖全中国。他的疾恶如仇、直面社会黑暗的报告文学，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空前的力度，并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也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一九八七年他终于再度被开除党籍，成为反自由化运动的首要目标。为此，我也被牵连，因在自己主编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他的文章而被停职。此事发生后我去找对我特别厚爱的钱锺书先生，没想到他也正在关注宾雁的事。他告诉我，前不久他写了一对联："铁肩挑道义，辣手着文章"，赠给刘宾雁，而且还发表在广东的《现代人报》上。钱先生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都极严，从不轻许于人，此次选用这十个字毫不含糊地讚美刘宾雁完全是个"特例"。宾雁确实无愧于钱先生的衷心讚誉，他确实是个响当当、火辣辣的铁肩赤子。
        到海外之后，我们见了几次面，几乎每次都会有些争论，彼此都是"性情中人"，不懂拐弯抹角，我总是要质疑他的泛道德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而他总是要批评我"太个人化"，争论之后彼此还是高高兴兴。惟有到了一九九六年，读到他的批判《告别革命》的文章，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政治理念确有相当大的差异。他的批评文章措词相当尖锐激烈，以至说李泽厚和我主张"告别革命"是为了"讨好政府"，我读了感到惊讶，并疑心这位"包公"身上是否也有一点专制的味道。过了一些时候，没想到他却打电话给我，说发了那篇批判《告别革命》的文章之后，心里一直感到不安。他的声音是诚恳的，这就是刘宾雁，即使理念不同，但人性深处那条善根是不会中断的。人是丰富的，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但其生命境界、道德勇气、人格精神却是一种独立的、超越政治的存在。我始终敬重宾雁兄，正是敬重他身上这种独立的人格气象。我相信，这种美是不朽不灭的，无论是在时空中还是在我心中。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〇〇五年 第十二期，网友推荐

        柴静：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顾准逝世三十五年祭

        Posted: 21 Sep 2015 12:4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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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顾准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guzhunfamily
        （顾准与母亲、妻子和五个儿女的全家福）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网友推荐

        李江琳：50年前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Posted: 21 Sep 2015 07:10 PM PDT

        图：中共解放军二野部队进驻拉萨
        1956年至1962年发生在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六年多，动用了中共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战争。这场"平叛"战争，共"歼灭"了45万多藏人，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导致了西藏自治区的诞生，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但这场战争很少被宣传……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各地有不少纪念活动，引人注目的是普京的俄罗斯阅兵，贵宾习近平率领中国军队方阵出席;而习近平的北京阅兵，普京也作为贵宾出席还礼。习近平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高调纪念活动引出了大陆知识界关于"谁领导了抗战"、"谁是抗战的主力"、"中共在抗战期间干了什么"的探索和讨论。从此以后，在大陆被埋没和扭曲了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历史，将顽强地渗透大陆的历史、出版和教育领域。由此引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将是致命的。
        今年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拉萨正在准备庆祝活动，习近平是否将亲自前往检阅拉萨的庆典，还没有最后的确切消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合乎毛泽东对西藏"占领、改造"的总纲领，却并不在中国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之内。中共对西藏的全面占领，将西藏视之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是从自治区成立开始的。而自治区之所以能如此成立，是在藏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长达六年的镇压战争的结果。
        夸大了的"百团大战"
        普京和习近平同样站在阅兵台上，两人的底气却完全不同。普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名正言顺，他代表俄罗斯，战争是他的国家他的人民打赢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之战，他可以胜利者的骄傲站在全世界面前。习近平就不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22次大规模会战，参战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军和人民，那时中共正在养精蓄锐，它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中共在抗战中与日军面对面的战斗，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中共无所不能的宣传部门，在涉及抗战的时候，除了留下笑话的横桥神剧以外，对仅有的两次正规战役也语焉不详，这是为什么？
        不对"平型关大捷"进行神话般的宣传，缘于此战乃1937年9月国军"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斗，中共在此会战中动员了第115师一个团的兵力歼灭了日军500余人的补给部队。讲述平型关战斗的真相就难免讲出太原会战是国军主导的事实。
        "百团大战"1940年8月开始，是中共军队避免和日军正面作战而实行的袭击战。在总指挥彭德怀的自述中称之为"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22个团。" "大破袭"即对正太路进行破坏性袭击。在1940年7月的23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给聂荣臻、贺龙等人的电报中，该战役名为"正太战役"。《聂荣臻回忆录》："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 从"正太路战役"变成"百团大战"，是宣传的结果。聂荣臻回忆说："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但是，"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
        毛泽东之所以批评百团大战，因为此战不符合中共养精蓄锐准备夺取政权的方针，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实力。百团大战参战的人数到底有多少，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八路军的人数是22个团，但是"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惶撤退是，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地位，加上原布置的22个团，共有104个团。" 《彭德怀自述》中对百团大战的战绩说得含糊不清，只说"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
        这是中共在抗战中仅有的大战，而国军经历了22次会战，大型作战1100多次，小型作战3万8千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共有268位将领殉国。中共纪念抗战胜利，自我标榜的"中流砥柱"一说是全凭厚颜无赖而贪天之功。
        刻意掩盖的西藏"平叛战争"
        1956年至1962年发生在藏区的军事行动，无论作战规模和持续的时间，涉及的地区、军种，投入的兵力、物资，并不小于包括"百团大战"在内的中共军队对日作战，但却是一场很少宣传的战争。
        在中共宣传中，这场战争被称为"西藏平叛"，指的是在传统西藏的卫藏阿里地区，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长达六年多，动用了中共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战争。根据我收集的中共档案文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共在整个藏区参战的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其中包括空军、步兵、炮兵、防化兵、骑兵、摩托、装甲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精锐兵种，这还不包括后勤部队如运输、医务、工兵、兽医等。除了正规军，这场鲜为人知的战争还动员了至少14万3千多民工。
        在这场镇压战争中，根据总政治部的数据，一共"歼灭"了45万多藏人。中共动用精锐军队，甚至把朝鲜战场上的军队直接拉到青藏高原作战，所对付的敌人并不是西藏政府之下的藏军，而大多是不堪忍受中共强制土改而反抗逃亡的农牧民。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西藏"平叛"战争的主力作战部队分属成都、昆明、兰州三大军区。仅西藏地区1959年至1961年间进行了十二次大规模战役。在六年多的战争过程中，大小战斗至少一万五千多次。
        在1958年的青海柯生托洛滩战役中，解放军骑兵一师在黄河边对近万逃亡的藏人牧民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屠杀。在青海省兴海县的中铁沟，解放军在"兴海东南围歼战"中动用空军轰炸藏人牧民。在几十年后发表的解放军回忆录中，当时的军人承认，他们知道轰炸的是携老扶幼的牧民，是战斗能力根本无法和正规军队匹配的部落。
        在"平叛"战争期间，中共在藏区强行实施宗教改革，平毁了藏区数千所寺院，杀害和逮捕宗教领袖，并以"防叛"的名义拉网式地逮捕和监禁藏人牧民部落的成年男性，被捕者大多死于残酷的监狱、劳改和饥馑。中共新华社的内部通报披露，有些地方藏人部落的男女性别比达到一比七至一比十一，使得部落濒于灭绝的境地。
        这是中共50年前在青藏高原上的丰功伟业，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导致了西藏自治区的诞生，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今日的西藏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在纪念西藏自治区50周年的时候，怎么可以忘记这场战争呢？

        ——《动向》2015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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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3, 2015, 6:41:18 AM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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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成钢：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评许良英、王来棣的《民主的历史》

        Posted: 22 Sep 2015 11:35 PM PDT

        图为许良英、王来棣和孩子们的全家照

        【编者按】本文是已故学者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一书的评介，作者许成钢为香港大学《钟瀚德基金》讲座发展经济学教授，亦为许良英、王来棣的长子。FT中文网获得授权独家刊出。

        最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的历史》一书，是已故许良英、王来棣伉俪晚年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未完成著作。许良英教授，国际、国内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王来棣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建党史、五四运动史、民国史以及民主的历史。他们原本坚持完成全部书稿后才考虑出版问题。多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在2012年成功地劝说他们改变了计划。使他们同意先整理出版已经完成的部分，待以后再版时，再补上其他章节。不幸，几个月后，二老相继去世。留下眼前这部当时为出版整理好的未完成书稿。
        本书针对中国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荷兰、英美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但因年迈，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完成。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中，王来棣执笔希腊部分（第一章）和中国部分（第二篇），许良英负责其他部分。在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许良英起着主导作用。他强调思想启蒙是建立民主的前提，而启蒙者自己必须先启自己的蒙。在他的人生中，他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年）阅读爱因斯坦1930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堪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虽然许良英的一生跌宕起伏，思想上也受过蒙昧和现代迷信的损伤，但爱因斯坦的思想在他心里种下的启蒙种子却从未泯灭，最终更引导他摆脱蒙昧，使民主的思想发展壮大。本书即为这颗种子萌发出的硕果。
        在国际、国内，许良英最为世人熟知的工作是他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方式独特，分为哲学卷（卷一）、物理学卷（卷二）、社会-政治卷（卷三）。社会-政治卷中收集了爱因斯坦一生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讨论。而许良英对民主的认识，其源头正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卷。《爱因斯坦文集》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科学与民主的文献。1977年下半年，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读了刚出版的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他任中组部部长时，他曾要求下属读《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初，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曾经是全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曾是国内最早规划、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之一（见许良英-范岱年，1956），这个时期许良英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讨论更多与科学的基本价值和科研制度相关。1980年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的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针对当时改革中最流行的口号"科学是生产力"，他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只是通过技术才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提高了人的认识、思想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科学是决定社会兴亡的基本价值。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价值观与民主密不可分。1981年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许良英-李佩珊主编）的《结束语》中，他又结合近代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面历史，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的论点。1986年底，这些基本观点又分别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年 11月6日、12月23日）。
        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成为"政治改革"的时髦提法。由于几十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贫乏、概念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之一。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戈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 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文中，他批评某些年轻学者，包括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的中文译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严重误解，概念混淆的翻译，对阿罗著作的基本误导甚至南辕北辙的解释。他以其对民主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依赖阿罗的原著（而不是中译本），逐字逐句引用并解释阿罗定理的公理（假设），逐步解释其逻辑和结论，指出阿罗定理"证明了传统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能站得住的"，"为传统民主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还指出，阿罗定理从人性的基本公理证明的关于"集体理性"的定理，是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是证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定理。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包括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的另一主要背景是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主缓行论"。当时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但在社会中，甚至在"改革派"中，流行一种改革阶段论，对民主改革态度消极。在民主缓行论的文章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表明对民主制度和历史的无知和基本误解。许良英在1989年接连发表《驳民主缓行论》等多篇文章，厘清多种流行的混乱认识。他说，"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然而，虽然"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最后，"（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对此，他清晰地反驳道，"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
        1989年夏天发生的政治社会悲剧，让他痛心疾首。他更痛感国人，从年长的学者到青年学生，从改革派到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高喊要民主的口号，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的基本意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常识。更痛感这个基本缺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障碍。他认为民主思想启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先决条件。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民主思想需要启蒙》）。从1990年起，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倾注了他们晚年的全部精力，为自己启蒙，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关心改革、关心社会福利的国人启蒙。在本书的序言中，他们说，"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本书原计划但是未能完成的第九章，即"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如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专制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障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这超出通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民主的范围。本书的第三到第八章实际上浸透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章还应该更系统地论述他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见解："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1992年，在政治悲剧之后，经济改革重启。似乎在政治高压下经济可以改革，可以起飞。不仅在中国的"改革派"中，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顶尖智库（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普遍流行"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改革顺序论。在此背景下，许良英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说，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在发表此文几年之后读到诺奖得主经济学家森（A.Sen）和国际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等的相关著作，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的基本见解与自己相同。但是很多学者，以及"改革派"，对此缺少认识。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的德语简称为Nazi），在政治专制下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因危害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持续。
        如今，他二十多年前的以下预言全都不幸言中："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在著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我同他有过几十次相关的认真讨论。这里概述其中反复讨论过的几个重要题目。许王伉俪毕其后半生之全力于本书，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意识到启蒙对国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他多次谈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许良英高度赞赏顾准的人格，以及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前瞻性见解。但是，他认为囿于顾准当年的环境，在阅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史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民主的概念，都存在误解。正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正直的人，无畏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的误解以及这一误解的传播才更令人担忧，担忧在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优秀知识分子，追求人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基本误解。这是直接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
        造成国人在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与民主对立，或者与民主混淆的流行概念，例如专政、民主集中制、精英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等等。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不懈地努力从源头上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混淆。他确切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与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他指明"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产物，与民主毫无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他指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从概念上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从操作上有害于民主改革。至于以文革的"大民主"混淆民主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文革的野蛮行为和无耻宣传混淆民主概念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我与他最后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系统讨论是2012年10月底。在这次谈话前的几天，他在住所附近摔伤。头部缝了7针，头上缠满纱布。这次脑部的摔伤导致他四十天后中风，失去知觉，三个月后去世。但是，虽然头部重伤，年过92，他那时仍然头脑非常清楚，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我向他报告自己研究产权与宪政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的想法及其进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现代的方法对洛克理论，及追随其后的政治学理论的实证验证。其中产权的概念直接源于洛克的人权的定义；宪政的概念也是洛克首先系统讨论的。他对此感到极大兴趣和支持。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随即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他自己认真阅读、批注、使用过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曾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
        在多次讨论中，包括最后的那次讨论，他都反复尖锐地批评卢梭的反民主的论点。并把写满了他的批评意见的，自己使用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文版）送给我。对于真诚希望了解、推动民主的国人，在各种概念混淆中，可能负面影响最大的外来的误导来源之一，是卢梭和法国革命。从晚清革命者邹容（1903年）到共产主义革命先驱陈独秀（1915年）都错将卢梭标榜为世界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首创者，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了现代民主制，倾力追随之。至今仍然导致国内不少盲从和严重的误入歧途。这是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的基本障碍之一。因为卢梭的思想，原则上，是最早为极权主义奠定基础的理论；从法国革命时期红色恐怖的创始人罗伯斯庇尔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因此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罗素《西方哲学史》，1955年）。许王伉俪原计划在第十章"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中系统讨论卢梭和法国革命。在过去多年的面对面讨论中，我知道他们对相关内容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可惜，因健康原因，写作缓慢，未能成文。为了能使此书尽早面世，他们决定以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作为附录，暂时代替这一章，待以后再版时再将全文加进去。最终，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如愿写出，抱憾终生。
        从与他的大量讨论中不难想到，在第三篇"理论的探讨"中，他将力图澄清国内流行的对民主的主要理论的误解，反驳主要的反民主的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讨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经典理论；从孔多赛到阿罗、到森的近现代理论等。关于这些内容他已经写了大量文字：除了散布于本书许多章节中的论述外，还散见于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和大量通信、日记中。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对青年人充满信心，认为追求民主、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他晚年一直在极其顽强地与衰老和疾病斗争，目的是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更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日子。意外的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信此刻他正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吾辈的努力，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文看法，本文写作得到许平的很多帮助，作者特此感谢。
        本文编辑徐瑾 jin...@ftchinese.com
        作者附录：许良英关于民主的部分著作目录（包括少数未发表的）
        据目前尚未完成的统计，许良英一生关于民主的著作有61篇，这里只列出其中一部分。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20000字，写于1978年12月，收在197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
        《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6000字，写于1980年10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为"自由"正名》，2500字，1986年6月26日与《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话，发表于《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1300字，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系《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结束语》的第5节，198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自选文集《科学·民主·理性》序，1800字，写于2000年5月12日，这个文集选了1977年～99年间42篇文章，2001年12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6000字，写于1988年6月，发表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2500字，写于1988年7月，发表于《新观察》1988年第20期，刊出时被编者删改多处。
        《驳民主缓行论》，2300字，写于1988年9月，发表于1989年1月9日《蛇口通讯报》。
        《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民主、科学》，1400字，1988年10月24日在一个关于文化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1988年11月9日《中国文化报》。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1989年1月12日在《国情研究》编辑部邀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国情研究》1989年第3期，刊出时被删改多处，题目改为"弄懂民主才能实现民主"，有意歪曲原意。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发表于《九十年代》1989年5月号，内容与上述《国情研究》座谈会的发言稿相同，刊出时无删改，但题目被改为"中国的反民主逆流"。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7000字，写于1989年3月，原系应《科技导报》约请而写，但他们不用，改送《明报月刊》发表，见该刊1989年5月号。
        《"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2500字，写于1989年4月，发表于1989年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终刊号。刊出时题目被改为"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
        《新权威主义新在哪里？》，2500字，与王来棣合作，写于1989年4月，发表于1989年5月1日《百姓》半月刊。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3,200字，写于1992年5月9日，发表于《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5期。
        《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5,000字，写于1993年5月1日，发表于纽约《探索》杂志，1993年8月号（终刊号）。
        《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4,000字，写于1994年10月26日，发表于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1995年2月年会。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1,300字，写于1995年4月，发表于1995年5月15日，共45人签名。全世界1120位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国内数十位院士和国际10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
        《接受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奖书面发言》，1,000字，写于1995年8月17日。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安琪，1997年4月9日，发表于香港。
        《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2,500字，写于2008年2月11日，发表于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9月。
        《接受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Sakharov人权奖答谢词》，4,000字，写于2008年2月14日。
        《83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邓伍文编，2008年4月，同心同理书屋出版。
        《可恶可悲的书报检查制度》，2,600字，写于2008年5月25日。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4,000字，写于2008年8月16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题目改为《也谈"普世价值"》。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2,000字，写于2008年11月22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7月号。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4,000字，写于2009年9月16日。
        《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与王来棣合写，6,500字，写于2010年8月30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12月号。
        《走出伪民主误区》，4,500字，写于2011年6月4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10月号。
        《对李锐同志<中国向何处去（内容提纲）>的意见》，给李锐的信。
        《对张钦楠同志<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学习笔记）>的意见》，给张钦楠的信。
        《许良英：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现代迷信》，采访者马国川，采访时间2012年3月7日，发表于《信睿》2012年第6期
        《爱因斯坦的反腐败名言》
        《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摘要）》
        《名家推荐：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载于《南方周末》2005年7月14日。
        《科学高于生产力，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1989/1/23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对张宣三<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的评论》
        《民主思想需要启蒙》，《财经》记者采访

        ——金融时报

        吴国光新书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上市

        Posted: 22 Sep 2015 10:29 PM PDT

        吴国光新著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吴国光新著，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全书380页，2015年9月18日上市。

        这是Amazon
        相关链接：http://www.amazon.com/Chinas-Party-Congress-Institutional-Manipulation/dp/1107082021/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42898623&sr=1-1&keywords=Guoguang+Wu

        剑桥大学出版社强调，此书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而非仅仅中国政治研究）具有"创新的理论贡献"（"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s"）；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政治专家罗德明（Lowell
        Dittmer），赞扬这本书是"卓越的、开拓性的"研究（" a brilliant, pioneering study"）。

        此书以研究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实证基础，提出了理解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独特理论。在实证层面，此书详细剖析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运作，包括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讨论党的路线和章程等，具有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入、严谨的分析。在理论层面，此书聚焦"制度的不一致"（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强调"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和"正式制度"（ formal institutions）之间的交叉作用，提出了"mutual contextualization"的新方法论，创新了关于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及其建构的理论，揭示了权威主义如何通过"制度操纵"（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达成在政治精英之中的合法性幻象（hypocrisy）。

        全书分章目录如下：

        1. Introduction: China's Party Congress as the Theatre of Power
        2. Institutions Manipulated, Legitimacy Ritualized: A Theory of
        Authoritarian Legitimization
        3. "Meeting for Unity and Victory": The Political Art of Running the
        Party Congress
        4. Between Political Principle and the Practice of Power: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Party Platform
        5. Norms versus Operations: Party Constitution in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6.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Autocracy: The Essence and Nuisance of
        Formalistic Voting
        7. Conclusion

        福山：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Posted: 22 Sep 2015 12:56 PM PDT

        Francis Fukuyama 福山
        二十五年前，我为《国家利益》这个小杂志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那是1989年春，对于我们这些陷在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大论争中的人而言，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那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时我认为，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我写道，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现在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的选举型威权政体，对邻国咄咄逼人，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解体时失去的领土。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写道的那样，老式的地缘政治重又兴起，全球稳定在欧亚两端都面临着威胁。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以泰国为例，其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上个月（2014年5月）导致了军事政变，再来看孟加拉，其体制仍受到两股腐败政治力量的控制。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其他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受腐败困扰。
        然后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形。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
        那么，我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就被证明是错了吗？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错的，也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吗？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不过，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如今则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尽管危机是个大挫折，但整个世界的繁荣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甚至在中国和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占支配地位。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数据，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广泛潮流的一个标志而已，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这股潮流标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于大约十五年前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后来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民主向来依赖于广泛的中产阶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业富裕的、拥有财产的公民在各处猛增。无疑，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纳税，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对公职人员问责。世界上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许多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或者波斯湾的政权，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源诅咒"可以让政府从资源中而不是从人民那里获得巨额税收。
        即使认可盛产石油的独裁者有抵制变化的能力，我们还是从2005年起见证了戴蒙德博士所谓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据自由之家（其发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标被广泛采用）的统计，在过去的八年里，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选举的完整性、新闻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透视一下这个民主衰退：我们虽然可能对俄罗斯、泰国或尼加拉瓜的威权趋势感到担忧，但我们也清楚，所有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独裁政体。尽管也有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那些令人兴奋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发源地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别的地方尚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然而，这可能意味着阿拉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变得更具回应性。因此，以为民主会很快实现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848年革命—欧洲的"人民之春"—之后，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巩固。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尽管在实践中无视自由民主，但也重视民主理想。为什么还要费心在乌克兰东部就"民族自决"举行假公投？中东的一些极端分子可能梦想恢复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但是，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可是，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虽然政府仍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所处的革命时期那样，展现一种超出自己边界的普遍主义理想。……
        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过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过抵抗上台掌权的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却把经历浪费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权，整顿基辅的腐败、让国家机构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够在整个乌克兰确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说俄语的乌克兰东部，而不会等着普京有足够的强力来进行干预。相反，民主力量自己败坏了自己的信誉，从而为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重掌政权大开方便之门，进而导致了最近几个月紧张的、流血的僵局。
        与威权体制的中国相比，印度也因类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际，就团结在一起确立了民主制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在这个体制里，腐败和寻租盛行；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统计，印度近来选举34%的胜选者，有针对着他们的刑事起诉，其中还包括一些严重的指控，比如谋杀、绑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6万多个案件。与威权的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比如为居民提供干净用水、电或基本教育。
        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让·德雷兹（JeanDrèze）统计，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师不会上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过去曾因纵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烦缠身，却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总理，人们希望他会一扫印度政治中充斥着的废话，做些实事。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限制当权者。在2003年，布什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地出现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我们的麦迪逊宪法，有意通过各级政府的大量制衡来阻止暴政，如今却成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与双方那些狂热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国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长期的财政问题，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政治妥协来解决的。但是，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好几年没有通过一项预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党关闭了整个政府，因为它不同意支付过去欠下的债务。因此，尽管美国经济仍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之源，但美国政府很难再说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不在于出现了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将取代自由民主制度；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都无法对它造成损害。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登上了工业化这部上升的电梯，它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纳这些要求，那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民主。
        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登上这部电梯。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在一起。经济增长在起飞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基本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历史地来看，社会通常是通过历史事件摆脱这一"陷阱"，借此，坏事（如战争）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现代政府）。然而，是否每个人都必然有这样的好运，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在二十五年前确实没有阐述，即政治衰退问题，它是一部下降的电梯。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此外，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常常被强势的政治行动者把持。回报亲友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点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起作用，从而导致自由退化为特权。无论是在威权体制的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看看当前美国的税法），这种情形都一样。在这种环境下，并非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的那样，富人越富是因为资本的高收益，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运用他们的关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于技术的进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并无定数。比如，信息技术的革新分散了权力，因为它们让信息变得又便宜又易于接近，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那些生活在稳固的民主国家的人，不应对自己国家幸好是民主体制而自鸣得意。但是，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看到，大众抵抗运动仍继续在突尼斯、基辅和伊斯坦布尔意外爆发，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要求政府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我们也看到，每年有数百万的穷人不顾一切地从危地马拉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流向洛杉矶或伦敦。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

        郭大眼：豪族成「改革阻力」　缺法治商人撤離（附“資本家是貪官後　中央打擊新目標”）

        Posted: 22 Sep 2015 11:15 AM PDT


        內地官媒明言，利益集團已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

        大約在一年前，本欄發表了一篇以「資本家是貪官後　中央打擊新目標」為題的文章，概述了從孔丹及張木生兩名「紅二代」的發言。首先，孔丹去年初曾在內部講話中警告，自由市場很厲害，而資本家的靈魂是資本，只要有了資本，資本家就要增值，假如增值的魔力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話，那就是一種很危險的事情。

        其次，張木生則在去年十月中指出，身為「紅二代」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指的「依法治國」就是「以憲治國」，在包括獨立公正的審判權和檢察權、依靠中紀委系統的垂直管理等六個項目中，包括：「不僅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而且要想辦法把資本也關進籠子」。筆者根據孔、張二人的發言推論：在主政當朝的「紅二代」眼中，資本家將是繼「老虎和蒼蠅」等貪官之後，緊接着要對付的另一目標。


        無巧不成話，隸屬於官媒的雜誌近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赤裸裸地指出：「在全國範圍內，隨着中國增速的下降，從前的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模式，將逐步過渡到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重的模式。存量怎麽改？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


        文章又不避嫌疑地稱：「最近幾年，中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改革形勢嚴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來最大的紅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者，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亦有。」官方刊物，白紙黑字明言將「打壓富豪」，利益集團已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港商。官方這種做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尚屬首次。


        文章一時貶抑李嘉誠是「一介小商人」，一時又譽稱他為「華人世界數十年的商界領袖，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歷史上最強勢的商界領袖」的文章，為了呼籲李嘉誠滿足「回報窮人」、「穩定香港」及「多做善事」三個要求，竟以「平安着陸」及「若李嘉誠執意要走，恐數十年聲望，將毀於一旦」作「要脅」。
        毛澤東發動十年文革，令全國經濟瀕臨崩潰，國家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一九七八年香港的GDP約三千五百億港元，而大陸的GDP約三千六百億元人民幣，大陸官員為游說坐擁百億元計資產的李嘉誠投資大陸，好話說盡，而不是像文章暗示指李嘉誠發達好像一味倚仗大陸的權力扶持，事實恰好相反。


        文章引發中港兩地廣泛的討論，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日前又發表題為「對李嘉誠，與其挽留不如目送」的文章，強調今天的大陸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場透明，有足夠的底氣接受任何資本的歸去來兮，如果只是公開叫囂「別讓李嘉誠跑」，會顯得不自信，也不利於企業家樹立信心。「資本沒有國界，但商人有祖國」，文章稱，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流動再正常不過，沒必要對此風聲鶴唳。


        法治之於商人極端重要，乃係身家性命財產之所繫。猶記得當年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市，當局動不動就先以「黑社會」的政治帽子扣在商人頭上，先拘捕後審訊，令重慶商人提心吊膽。假如當下內地的情況真如《人民日報》說的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場透明，聰明的商人又怎麼會貿然放棄內地十三億人的市場呢？


        【附录】
        郭大眼：資本家是貪官後　中央打擊新目標
        去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有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表述，以市場的「決定性」地位取代了過往「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有論者認為，這是黨中央新領導層清算以往奉行的政府主導、國進民退政策的舉措。
        眾所周知，壟斷是市場的大敵，而市場是資源分配的最佳載體，它令不同的資源獲得最有效率的配置，減低交易成本，令社會發展和進步。相反，倚賴壟斷、特權、特殊政策而生存的國企，恰恰是不公平競爭，令資源錯配，最少不能達到最有效配置，從而扼殺民間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根源。
        論者看到三中決議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法而以為中央銳意打破國企壟斷而循「國退民進」的方向改革，因而歡呼喝采，是在情理之中。
        問題是，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上述句子後面，還接著有另一句：「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上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與「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地位」兩個截然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概念在同一份文件的同一個章節提出來，結果鹿死誰手，要視乎當權者的取捨與側重。
        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同是「紅二代」的中信集團前負責人孔丹，今年初據報曾駁斥外界對國企壟斷、腐敗、不公平等諸般批評，指出國企裹頭大多數人是乾淨的，強調國企在納稅之外，還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同時暗示國企在履行政治責任方面的忠誠屬性。
        由於孔丹跟目前中央最當權的習近平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之間的關係最是密切，前者更是後兩人忠實而堅定的支持者，假如孔丹的取態可以給出習王治國思路任何啟示的話，則習王「國進民退」的主張便已呼之欲出。
        據說孔丹當時指出，自由市場很厲害，而資本家的靈魂是資本，只要有了資本，資本家就要增值，假如增值的魔力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話，在孔丹等「紅二代」的眼中，那就是一種很危險的事情。
        事有湊巧，就在上周四閉幕的四中全會舉行前，另一位「紅二代」張木生本月中就過去一年來政改實踐和反腐路徑作解析演說時提到，習近平所指的「依法治國」就是「以憲治國」，在包括獨立公正的審判權和檢察權、依靠中紀委系統的垂直管理等六個項目中，居然包括：「不僅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而且要想辦法把資本也關進籠子」。
        換言之，在主政當朝的「紅二代」眼中，資本家將是繼「老虎和蒼蠅」等貪官之後，緊接著要對付的另一目標，這一點已是彰彰明甚。
        可幸的是，在四中全會閉幕後，隔日召開的中央紀委全會中，王岐山罕有地破口大罵貪官不收斂、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無視規矩、不講廉恥等等，側面證明習王二人主導的反貪腐政治運動或正遇上重大阻力，形勢嚴峻。從這個角度看，要根除多如牛毛的貪官為時尚早，資本家似乎還沒有燃眉之急。（2014年10月28日）

        ——东网

        梁京：习奥会将无惊喜

        Posted: 22 Sep 2015 11:02 AM PDT

        网络PS图片


        此次习近平对美国正式访问准备时间之长，反映了中美双方对习奥会谈寄予相当的期望。尤其是习近平，特意把访美安排在大阅兵之后，并亲推动中国股市的"国家牛市"，显然含有在习奥会中让实力说话的用意。现在，经历了中国股灾，又经历了北京大阅兵的外交失败，习近平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调子，在访美前让崔天凯大使放出他将给奥巴马带来"惊喜"的消息，试图提高外界对此次首脑会谈的预期，但是，他显然没能达到目的。

        人们对第五次习奥会的结果不抱高预期，有两个重要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两国的政治周期和政治格局，已经开始严重地限制两国领导人的选择空间。这一点在美国方面比中国看得更明显，因为美国的总统竞选已经全面展开，前景极为扑朔迷离。奥巴马很难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做出重大承诺，搞不好会伤及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获胜机会。在中国方面，习近平的十年任期虽然还没有过半，但是今年夏天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重要拐点。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有很多人对习近平的信心发生了严重动摇。这一点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其实比美国大选周期更严重，因为中国的权力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比美国要大很多。具体来说，很多人认识到，习近平"胡来"的风险比人们原来想像的要大，从而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但与此相联系，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将面临更大的内部挑战，从而给未来两国关系带来更大变数，其中自然有走向大坏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走向大好的可能。

        正是两国关系未来几年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促成了两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过程，这就是双方的精英乃至民众，都在调整和深化对两国和两国关系的认知，而且，这个过程已经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思想和行动。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社会面对两国关系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越来越直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无需借助高层决策，也越来越不受高层决策的限制。我认为这一点构成了对习奥会预期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更深层的原因。

        支持这个判断的一个重大实例就是此次美联储推迟加息的决定。虽然很多人事前已经预料到耶伦不敢加息，但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美联储竟然不讳言推迟加息的决策受到了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的影响。有评论指出，历史上，美联储论证自己的决策从来都是以国内经济态势为据，而这一次却把中国因素作为决策依据，非同寻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耶伦给了习近平一个惊喜，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奥巴马想用美国的低利率支持中国经济，他也没有权力命令耶伦这样做。我们还知道，如果美联储此次决定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相当大，从而影响到美国经济的稳定，否则，耶伦不会做出推迟加息的决定。

        不过，相比于中国人做出的判断和选择，耶伦和美联储的决策对未来两国关系之影响就大为逊色了。目前中国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关于李嘉诚该不该撤资中国的大辩论。这场由官方媒体激发的大辩论看似与美国无关，实则非常相关。如果这场大辩论的结果是让更多人选择加速把中国的资产转移到美国，则这个大潮将不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影响，以致对习近平的权力和执政方针带来巨大冲击。

        由于中美两国巨大的体量和过去三十年形成的高度依赖，两国关系确实如lampoon所言，已经更接近一个发生灾变的临界点。一定规模的灾变，不仅难以被在位的政治领导人所阻止，而且是催生新的政治领导人涌现所必要的条件。

        ——RFA 

        韩连潮：民主和平应为美中关系的定海针

        Posted: 22 Sep 2015 10:53 AM PDT

        邝飙时政漫画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本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官员和媒体称，习近平此行意在＂增信释疑＂，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美国方面似乎未被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乐观愿景所感染，仍然对未来美中关系忧心憧憧，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踌躇不决。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何去何从，不仅是美中和各国人士关注的焦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习近平和奥巴马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笔者认为，美国应当张开双臂欢迎和接受习近平主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但坚持这一关系必须以民主和平理念为基石。
        只有将民主和平原则作为美中关系的定海针，两国才能真正建立战略互信，才能避免冲突、化解危机，才能共同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因为历史经验和事实证明康德1795年提出的民主和平论的正确：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极少互相争战。
        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一向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只要双方有钱可赚，两国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闪失，此次访美，中方可能继续用大量订单来带给奥巴马惊喜。中方还认为，中美首脑2013年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达成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战略意图又在2014年的瀛台夜话中得到进一步沟通和理解，成为美中战略互信的根基。而本周的华盛顿峰会则要夯实这一新型关系。
        然而，美国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更有学者警告不要陷入中共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的圈套, 因而对习近平的提议采取了冷处理的做法。近来，亲华学者沈大伟等公开唱衰中共，以及中共在网络和三海（东海、台海、南海）的所作所为，使华盛顿愈发意识到过去的建设性接触的对华政策已告失败，美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制中国的强势扩张和敌意。
        那么，为什么美中双方的认知和立场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笔者以为中共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必须营造美中关系远比外界想像要好的气氛。同时，习近平的确希望与美国达成谅解，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定调，避免在中共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公开对抗美国。而美国则无法摸透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尤其不了解中共的党文化以及政治生态，因而对其言行不一的行为以及自相矛盾的信号迷惑不解，在应对措施上举棋不定。
        其实，习近平提出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其内涵主要包括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承诺不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保证中共的长期执政。在此基础上，中共承诺不与美国冲突对抗，承认美国在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并承诺与美国全方位合作，甚至愿意放弃以武力谋求海洋资源的努力。中共希望争取时间，取得抗衡甚至超越美国的国力，最终达到用社会主义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的长远战略目标，实现建立红色帝国的中国梦。如果美国不配合，那中国就准备实施"兔子急了要踹鹰"的举措与美国对抗。
        而美国对此仍不甚了解，其对华的既定政策基本上还是两手并进：一手是不遏制中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手是重返亚洲，加强与地区盟国的安全合作，防范中国的强势扩张，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虽然其侧重点会根据局势发展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即使2017年共和党总统上台，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转向，除非中共在三海动武。
        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还将继续受益于此，它不会挑战这一制度以及美国的主导地位，因而美中之间的冲突和危机是可以管控的，美国应当继续实施这一双轨政策。在中国的进逼态势下，美国政策也可向后一手倾斜。中共外长王毅在习近平访美之际放出信号称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更加强了这一派的观点。该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派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其军事实力必然增长，而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历史表明中国人也有扩张的"基因"，强大的中国也会像西方列强和日本过去所做的一样谋求称霸世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中国的扩张必然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他们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因此美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派的主张已开始影响华盛顿决策者。
        笔者一直认为，美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自身，如果各自能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两国不仅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会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从美国来说，世界已经多元化，美国不应、也不可能主导一切国际事务。事实上，美国无意独占世界领导地位，它正在积极鼓励和敦促民主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领导责任。真正知美派人士都知道，美国的国力不在于军事力量的投射，而在于其文化价值、民主制度、公民社会和创新能力，如果加强巩固这些领域，回归立国传统，美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容应对任何国家的挑战。不了解这一点，或低估美国国力就可能重犯日本帝国的错误。
        对中国而言，中共的执政安全和合法性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中国人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封建统治者都懂的。所以，中共的真正危机来自内部的坍塌－－高层权斗、制度性腐败，失信于民，社会的不公和双轨经济的矛盾等等。没有良好的机制保障人民的参政议政，挑选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管控权力，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任何人在现行体制下都是不安全的。中共权贵精英不仅应当与9千万党员分享权力，更应当与13亿人民分享权力，通过民主机制，得到执政授权。
        美国政府不可能公开为一个极权政党背书，一是有违其立国之本，二是并不能左右中国人民和政治力量，三是摸不透中共的长期战略意图。虽然美中关系短期管控的可能性存在，然而一旦中国实力接近和超过美国时，有效的危机管控几乎不可能。同样，缺乏战略目标的强硬政策也不会奏效，因为它未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即使美国保证不谋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一旦美中实力发生变化，谁也不能保证中国不会破坏现行国际秩序。
        但是，如果中共愿以民主和平原则作为根基来发展美中两国关系，内治修好，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回到十七大四中全会决议的路线上来，启动民主进程，真正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民主施政，同时外施王道，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三海纠纷，停止军备竞赛，用和平的红利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美中关系完全可以重返80年代的黄金时代。美国肯定愿意将中国作为平等的战略伙伴来对待，支持中国政治稳定，配合中国结构性政经改革，向中国转让高科技，与之全方位合作，甚至会欢迎和鼓励中国取代美国引领亚洲。
        从另一方面看，二战的教训以及世界文明的演进，使得民主和平已成为天下大势，世界人民完全抛弃了通过武力扩张领土、摄取资源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走武力崛起的老路必定要"失道寡助"，不得人心，逃不脱失败的下场。
        所以，以民主和平为基石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有助于亚太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如果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时能与奥巴马总统就此达成共识，并通过签署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予以肯定，那么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兴将指日可待。

        为此，笔者不揣冒昧，特草拟了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供两国决策者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联合公报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确立的各项原则，进一步同意在民主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特别承诺：
        ─ 双方在两国双边关系和多边国际关系中不冲突、不对抗。
        ─ 美方尊重体现全体人民意愿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 中方启动民主进程，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民主施政。
        ─ 双方建立长期平等的战略伙伴和同盟关系，共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 中方坚定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稳定，并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东海、台海和南海纠纷。
        ─ 美方鼓励和支持中方承担更多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并积极协助中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 双方进行全方位合作，互利共赢。
        ─ 美方取消对中方高科技及武器军备出口限制。
        双方强调，建立在民主和平原则基础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持久繁荣与稳定。"

        ——原载VOA

        放下恐惧：一位美籍华裔交换生的新疆游记（林嘉燕）

        Posted: 22 Sep 2015 10:40 PM PDT


        我在美国长大的经历中，第一次听说新疆这个地方是因为一条公路。十六岁的我在上网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而鉴于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偏远分支，它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影子。

        当时，我精力集中在与周围的美国同学融合，还没认同父母的中国人身份，也没有关注中国的历史或新闻。大学三年级我来到中国做交换生的时候，才真正开始了解新疆的错综复杂——民族冲突、宗教压迫，以及近几年发生的袭击。我身边的中国朋友还有我自己的父母一直强烈反对我去新疆。对他们来说，只要你是汉人，在新疆随时都可能会有维吾尔人攻击你，但对此我一直在脑子里保持了一个问号。在中国旅行多了，我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气氛，走在街上可以感觉到它背后的历史。新疆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交叉地带，它与八个不同的国家接壤，还有非常多样性的地理。放弃机会去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可惜。


        过去60年里，新疆的汉族人口激增。

        今年的七月底，我和两位朋友用一周的时间游览了新疆。其中有一位中美混血的女生，因为皮肤稍微黑一点，在中国经常被误认为维族人。另一位男性朋友跟我一样，是美籍华裔，他母亲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政治迫害（解放前算地主）而被搬迁到了新疆。这次来新疆是我们一起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在过去一年去了中国的不少地方，但忽略了中国的西北边。我那位男性朋友的几个舅舅住在乌鲁木齐，所以我们抓紧了这一次机会，周游一个外国旅客平常不会去的旅游地点。

        不过，我在中国新交的朋友并没有分享我的激动。不久之前我准备去日本，多数人回应我必须吃东京的白草莓，请我替她们顺手买化妆品。而这次我兴奋地公布我要去新疆，得到的回应却冷淡得多，那些不太熟的朋友只是轻轻地说一声"噢"，而我最亲密的朋友则说"你千万不能去"。在这些中国朋友和我父母看来，我的这种热情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虽然我拿着美国护照，可还是长着一张汉人的脸，其他汉人在那里遇到的问题，我也不会幸免。但在我看来，这趟新疆之行对于完成一件我已经开始做的事情，至关重要：如果我来中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那么我就应该了解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从那些除了读读新闻却从未去过那里的人所兜售的故事中去了解。老话说，眼见为实。

        突然，全中国的坏人变成了新疆人

        第一天，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我感觉表面上这里跟中国别的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乌鲁木齐满街高楼大厦，偶尔路边有个绿化公园，不少的标识里同样也可以挑出别扭的中英翻译，比如水磨沟区的"爱派皇冠酒店"（Love Pie Crown Hotel)。新疆名为"维吾尔自治区"，但是经过几代人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汉族移民和经济发展之后，据2010全国人口普查，乌鲁木齐75%的人口是汉族，12.5％是维吾尔族，剩下来是其他民族，包括回族、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蒙古族。观察细一点，你才会注意到街上有卖骆驼奶的商店，有一些便利店只卖清真商品，商店名字是维吾尔语，里面没有汉族人。我第一天晚上走进了酒店附近这样的一个商店找巧克力，发现里面商品的标签都是用一种突厥语言写的，牌子我都不认识。排队交钱的时候，商店里的顾客都在看我，营业员犹豫了一下才接过我的钱。我这才明白汉族人平常不进这家商店，不知道是因为汉族对维吾尔族的刻板印象，还是汉族人不习惯用里面的商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一辆武装防暴车面对着大巴扎停车场的入口。

        今年新疆七月份的热量直飙40度，但乌鲁木齐街头上的警察与武警一点都没歇着。有的街头站着一群携带步枪的士兵，马路上时不时能看到防暴车慢慢地滚过。自从2009的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事件后，这里的安保措施似乎日益加强了；当时，维吾尔族与汉族和中国政府军警之间在二道桥一带爆发了一系列的种族暴力冲突，其中尤以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骚乱最为激烈，据中国官方报道，骚乱最后造成将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而乌鲁木齐近两年的暴力袭击带来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我们看到，一辆坦克面对着大巴扎停车场的入口，车顶上插着一个可口可乐牌子的太阳伞。大巴扎在解放军南路的二道桥维吾尔小区里，周围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商店。而曾经繁华的大巴扎里面差不多是空的，商人躲在小摊后面乘凉。小贩给我们讲，自从2009年之后，许多游客因为害怕再次爆发骚乱，纷纷避开这里。

        我朋友的舅舅反复警告我们，要当心维族小偷，吓得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既不敢带手机也不敢带钱包，就在裤兜里塞了几百块人民币。不过，这只是虚惊一场，因为那天整个大巴扎简直就没人。路过80米高的红砖头观光塔，便道上的维吾尔商人马上拦住了我和两位朋友。"现在生意不好，"他告诉我们。"这个玛瑙手链以前要几百块钱，现在只要80元，买吗？"我们转身要走，他抓着我们的手。"50元也行。30元都可以。"

        在巴扎里面，有卖中药的小摊，有卖匕首和围巾的小摊，唯一挤满了人的是卖骨刻的小摊，店主是汉族人，大巴扎的汉人游客都挤在这里。小摊的三面墙挂满了刻有汉语成语和笑话的书签和钥匙扣，还看到一句"草泥马"。第四面的墙拴了各种动物的牙；一颗狼牙要20元，马牙和狗牙15元。在别的小摊，大多数动物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假的，价钱也要比这里贵。我拿起狼牙在手里转，可以看到釉质和牙髓之间的分别。虽然骨刻并不是维吾尔特产，但它还是丝绸之路上的手工艺品之一。

        我们在大巴扎里转了几圈，寻找一座美食广场，不知是关了还是隐藏在巴扎的什么角落里，最后也没找到，但意外碰到了一个被篷布包围的户外餐厅，从外面走过去可以看到大铁炉里在烤羊肉包子。太阳刚升到头顶，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由于地理位置靠西，新疆绝大多数的营业场所都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晚两个小时，乌鲁木齐人上班也要晚两个小时，吃饭时间也相应推后两个小时，在实际生活中，这个地区同时以非官方的新疆时间和官方的北京时间为准。当早上八点起床时看到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晚上十点还能看见绚丽的落日，就让人觉得怪怪的。

        除了老板，餐厅里其他的维族小伙子不会说汉语。我们点凉面和酸奶都是用手指，我突然感觉好像离开了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感觉是新疆所独有的，在我看来，它偶尔带来的困惑并不会让人恼火，反而成为此次新疆之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国际大巴扎的内景。

        吃完饭，我和两位朋友们第一次在乌鲁木齐乘出租车，开到半路突然听到车后面传来小的爆炸声。马上，我们四个人的脸，包括我们的司机，就白了。我脑子里充满了我离开北京之前，最亲密的中国朋友给我的警告：你千万不要去新疆，那边汉人随便杀，不管你是不是外国国籍，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当时听到我还觉得有点夸张，但在此刻，我们的想像力跳转到了最恐怖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后备箱里的可乐罐头因高温崩裂了。这让我想起了那一句英文俗话——If you go looking for trouble, you'll find it.（麻烦是越找越有），换句话说，如果你让道听途说的东西所左右，就难免先入为主。

        在近几年，随着关于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不断增多，我感觉到汉族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或恐慌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她手机在上海的市场里被"新疆人"偷走了。虽然没有看到小偷的脸，但她确定是新疆人。我来到了北京以后，很多新交的中国朋友坚信地铁口卖切糕的维族人都是新疆来的骗子，或者会说，千万不要坐新疆人开的三轮车。我第一次告诉住在美国的父母我在考虑去新疆时，他们快急哭了。我妈告诉我她朋友的儿子被公司派到新疆出差，吓得一直没有离开旅馆，见客户也是在旅馆的前厅。当然，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我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校门前上过切糕骗局的当，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有时听到汉人突然将全中国的坏人变成了新疆人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可尽信。

        在乌鲁木齐，我也的确注意到汉人当中对于安全有一点点紧张不安，但要比我的父母和北京的朋友所得到的印象要轻微得多，考虑到安保举措的增强，在乌鲁木齐的街头碰见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会说维语的汉人和会说汉语的维族人

        开始规划我们去新疆的行程时，虽然我向父母发誓不会去六月份发生炸弹袭击的喀什（即使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经过那里)，或南疆其他那些经常遭民族袭击或冲突折磨的地方，他们还是不放心。但我实在难以放弃已经做好的决定，于是干脆谎称我不去了。



        在火焰山，小贩卖的地面上烤熟的鸡蛋。

        但最后我还是买了飞机票。

        在去新疆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新疆人。我们的第一次交流是他问我为什么飞机到了跑道上还没有起飞。之后我解释几架飞机不能同时起飞，要等着排队，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

        他是回族人，家住在东疆，有一个挺小的儿子，有一份跟农业有关的工作。他没有听说过我大学的专业——比较文学，但他对我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尤其在中国学习汉语的重要。义务普通话教育改变了新疆人在新疆的机会，他告诉我，前一代的人要想"离疆"还是很困难，因为他们说不了外面的语言，也面对不少的歧视。

        他还给我讲，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很"霸道"的宗教。在身份上，回族和维吾尔族跟穆斯林是密不可分的，他说，不管你懂还是不懂这个文化。他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伊斯兰教，但一出生就算是穆斯林。"很霸道，"他又说了一遍。

        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有接触——尽管之前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和警告。而且我心里记得，人都是立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性格和复杂性，无法一言以蔽之。

        在另一方面，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和不少其他的社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情景。街上的年轻女性头上围了不同颜色的希贾布，男性带了花帽，脸上有胡子。我们吃饭的维族餐馆当然没有猪肉，以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国际大巴扎旁边的二道桥清真寺一直有人进出，尤其因为我们是在开斋节的时候来到的乌鲁木齐。对于乌鲁木齐的许多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尽管政府对他们的宗教习俗有不少限制。



        阿勒泰区的喀纳斯湖。
        朋友的舅舅把我们从机场接到了酒店。他是新疆农业大学的一位司机，这次旅游他帮了我们很多忙，给了不少建议：什么景区最漂亮，去某一个地点要多少时间，几天可以玩儿完。在车上，我注意到了他用维语跟维吾尔的泊车员说话。我转身问朋友，他舅舅知道多少维吾尔语，是不是乌鲁木齐的汉族人都会说一点？朋友回答说他别的家人一点都不会维吾尔语，但他舅舅认识一些日常生活用的句子，这是为了不被他们当成外人——虽然他把跟维吾尔族的交流限制为业务交互。我朋友回忆他曾经问过在新疆长大的表妹同样的问题，表妹回答说舅舅学维吾尔语是"为了得到真杯子，而不是纸杯子"——舅舅说有的时候在餐馆之类的公共场合，说维语就会得到玻璃杯或者瓷杯，而汉人用汉语问的话就会得到纸杯子。同样，停车时候，要是他对泊车员说维语，他认为会得到更好的停车位。至少这是他的逻辑。舅舅把语言看成了被其他民族验收的关键手段。

        总之，在乌鲁木齐，汉族和维吾尔族对彼此的态度似乎是各过各的。我们没有看到维吾尔人和汉族人在街上或市场里一起唠家常。但在这沉默的面目下，一种无言的紧张仍然存在，或许这尤其是因为近几年发生的"恐怖"袭击。在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路程上，我们几次路过安全检查站，此时我注意到由维吾尔人乘坐的车必须停下来，每一位都要出示身份证。我和两位朋友正在操心我们没有带护照，但警察一看到我们汉族的司机还有我汉族的朋友坐在前面，没看两眼就让我们过了。类似，有一次跟朋友的舅舅吃完晚饭，他在帮我们上出租车的时候，不让我朋友跟维吾尔的司机一起坐在前面，因为他就怕万一出事儿。

        但在个人交互的方面，我们自己跟新疆少数民族的交往则比较特殊，这是因为我另一位混血的朋友经常被误认为是维吾尔或哈萨克人的缘故。比方说，我们在阿勒泰草原上骑马的时候，哈萨克马夫把最调皮的一匹马领给她，边说，"你看上去最勇敢。"后来发现她不是哈萨克人时，马夫表现出惊异的神情。同样，我们在火焰山的时候——那里的地面温度有75度，鸡蛋都能烤熟，一群小贩的确就在卖地面上烤熟的鸡蛋——两位开沙滩车的维吾尔人转身对我的混血朋友开始说维吾尔语。她摇头用普通话回答听不懂，两位维吾尔人很惊讶，解释说，凭长相，他们真的以为我朋友也是维吾尔族的。身边有一位长得像维吾尔族的同伴很可能帮助了我们，也表明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在新疆还是很强烈。

        备受打击的新疆旅游业

        离开了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前往新疆阿勒泰区的喀纳斯湖，从乌鲁木齐坐飞机要一小时多一点。这是在新疆旅游容易忘记的事情——新疆的面积占中国六分之一。北边的阿勒泰区离南边的和田一共有一万多公里。用一星期的时间周游新疆不可能都看完。因此，我们必须有所取舍。

        喀纳斯大多数的酒店都位于一个小村庄，名叫贾登峪，从机场坐大巴过去要一个小时，从贾登峪到喀纳斯景区另外还要坐一小时的面包车。第二段路可以骑马，但要四个小时，行李也是一个问题。在机场上大巴以后，我翻开了手机查时间，就看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新疆好吗？"是我爸爸发的。

        一下子，我的心脏沉到了肚子里。他当时是怎么知道我去了新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当时我觉得很惊慌，也觉得害羞，于是马上又把手机塞回书包里。鉴于我的爸爸现在住在深圳，在科技产业里开公司，也认识了不少科技达人，我当即开始怀疑：难道他是派人跟在我的后面吗？还是在我手机里注入了什么跟踪器？但既然我已经走了怎么远，不可能再回头，所以我暂时没有给他回信。



        被潮汐冲到沙岸上的水瓶中，有一张卷起来的纸，上面写着维吾尔语的留言。

        喀纳斯湖的水在不同的季节会变成不同的颜色。五月份雪刚化的时候，水是白色。七月底，我们来的时候，水反映了湖边的松树，是深绿色。再过几个月，到了秋天，水又会变成绿松石的海蓝色。

        走在松树的影子里，听到水打在石头上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那耀眼的绿水，我会以为自己在加州的优胜美地公园。我之前去过的云南石林，八达岭、金山岭、山海关这些地方的长城，还有两位朋友刚去的九寨沟，都没有这么纯粹，这么荒凉。

        湖边有一个木头走道，从漂流点沿着湖边向西走。我们第二天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了底，那是在喀纳斯湖的一道湾。刚从山庄出发的时候，走道上挤满了旅客抢位置在水边拍照，汉族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也有。看起来新疆的僵局至少没有损害喀纳斯的旅游，整个贾登峪村里的酒店差不多没有空位了。旅客增加很可能是因为斋月刚结束，整个新疆都在公休，所以很多人是从新疆的其他地方来过周末的。因为近几年的恐怖袭击，新疆的旅游产业不太景气，根据报道，从2013年的五月份到2014的五月份遭遇了40%的衰退，但是伴随着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至少此类事件的报道数量）有所降低，加上政府主导的优惠与宣传活动 ——中国国家旅游局宣布2015是丝绸之路旅游年，新疆的旅游业有所回暖，包括南疆的一些地区。

        在喀纳斯的路边，有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只小白羊，喊着"绵羊拍照，一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一张照片要几块钱，因为小男孩的哥哥突然从树林里出现，开始用另一个语言来训斥他。喀纳斯本地的居民是哈萨克族和图瓦族，通常长辈不会普通话，我们在贾登峪的便利店买方便面的时候是老板娘的八岁女儿帮忙做翻译。同样，第二天在喀纳斯骑马，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哈萨克族男孩，在同一匹马上坐在我后面。路上遇见的其他向导都是这么年轻。

        喀纳斯这个景区感觉远离民族摩擦。走得越远，人越少。几乎走半小时才见到人，通常也是同样的一群人，有时候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走道也好久没有被维护了，路上倒下了整棵的树，必须得从树干中间爬过去或者在周围的草丛里绕过去，衣服和皮肤都被各种野草和树枝划破了，感觉自己好像在玩儿真人大小的神庙逃脱。走到更偏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水瓶被潮汐冲上沙岸，里面有一张卷起来的纸。纸条上写了一句维吾尔语的留言。我们不会读，所以就把它重新叠好，放回水瓶，把它重新扔到了浪里，好奇下一个发现它的人会是谁。后来回到北京有别的认识人告诉我纸上写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在一个小山坡上面，走道结束于有着四万年历史的吐鲁克岩画。岩画实际上是用石头工具刻出来的，但因为它外表看起来像是描画的，所以还是叫画。在这个没人、冷清的小山坡上找到这一排石头上刻的小动物，让我感到心里非常平静。

        后来，回到山庄躺在床上时，爸爸又发来一条短信："看到了喀纳斯的大鱼了么？"我又吃了一惊。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我一边希望它只是梦，一边闭上眼睛昏昏睡去。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吐鲁克岩画

        在乌鲁木齐剩下来的那几天，我记忆里最清楚的插曲是跟朋友的舅舅们吃饭。桌子上摆满了烧烤和啤酒，椅子里坐满了亲戚，有舅母、姨妈、姨父、表妹，时不时爷爷也会从隔壁的单元走过来坐坐，看看电视。我和另一位朋友算是外人，我们坐在边上互递眼色，感觉好像侵入了一家人的亲密。

        我朋友的妈妈是全家唯一离开了中国的一位（她在河南大学毕业之后当了会计师，遇到了我朋友的爸爸。爸爸是按摩师，后来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两人就一起移民到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市）。吃饭时，大家对我朋友在美国的生活进行各种打听，看了他妈妈的照片后，大声说，"你妈去美国之后长胖了！"

        当我问我朋友的其中一位舅舅对乌鲁木齐的安全问题怎么看时，他回答在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之前，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那时候存在，现在也还存在，他说。但他给出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条建议是，最"危险"的地方也同时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会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例如国际大巴扎。由于更强劲的警力和军事存在，他没有觉得有危险。他对社会摩擦的存在已是习以为常。

        "再喝一杯！让她们也吃。My friends!"各个舅舅一遍又一遍的给我们倒啤酒，往我们仨的盘子上堆烧烤。

        我自己在美国的亲戚从来没有怎么聚过。这次家庭晚宴，令我想起了爸爸，于是我把手机从书包里掏出来。"看到大鱼了，"我写道。"我们把它吃了。"

        之后回旅馆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回复："嗯，不错！"

        爸爸又发来一条短信："乌鲁木齐安全吗？"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纽约时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24, 2015, 6:18:02 AM9/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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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苗：民間政治的法西斯化

        Posted: 24 Sep 2015 12:04 AM PDT

        隨著習近平的新「文革」再臨，大陸已經全面法西斯化，而官方的法西斯化沒什麼奇怪的，需要警惕的反對專制的民間也同時法西斯化。例如改革立場、維權運動和勞工運動都有著這種傾向。評論批評共黨的，就是給共黨殉葬的，陪共黨一起變老的。把依附於共黨的反對共黨力量，送給共黨，和我們切割開來，是我們要做的。因為在大陸法西斯化過程中，他們已經成為共黨法西斯化的民間部分。民間學者蘭州老修說，依附於共黨的存在中找自己的存在感，最後的結局成為殉葬品，或者祭品，大多都是這條路。

        從「改革英雄」郭美美看改革立場的法西斯化。郭美美本是公權力和市場交媾出來的腐敗禍水，其曬包炫富帶出了巨大的非意圖結果，然而如果把功勞算在郭美美頭上，授予「改革英雄」勳章，則是極端渴望改革希望中國變好的公共輿論之投射。
        按照常識，作為十字會腐敗的載體，郭美美應該被譴責，應該被判刑，但由於全國網民的以郭美美為稻草人的反腐敗努力，郭美美美美地成了「改革英雄」，而本來應該授予全國網民的勳章，就由郭美美領受了。這裏發生了多大的道德相對主義滑動，就像紅樓夢中風月寶鑒，能翻過來就美好，再翻過去就恐怖，公共輿論就是在骷髏紅粉中恐懼和渴望，無能並投射。為什麼如此，民間改革派對改革無能為力，絕望因此更渴望，因此就會法西斯化。
        按照卡西爾《國家的神話》對法西斯心理機制的探索，就是移情和投射，移情例如把習近平當做以專制推動改革的元首，大陸蔣經國，投射例如把十字會的紅顏禍水當做「改革英雄」。總之自己無能為力，必須到強大的敵人陣營去跪拜膜拜出一個「自己的領袖或英雄」，表述為只有黨內高層才能推動改革，那我們在他們中間跪拜出一個。沒有也要偽造一個。改革派和自由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的親密，召喚希特勒的歷史，德國前車可鑒。
        我寫過《立憲推動是一種極權主義運動》。正如全國網民自己不領獎，是缺乏民間主體性，掩蓋自己的行動，是不敢行動的恐懼。主體性和行動的匱乏，必須寄托在元首和精英身上，正是法西斯主義掌權的土壤。
        維權運動對共黨體制有著很大的依附性。而且我有個觀察，越依附於土地的，例如農民維權，或者依附於公民社會的，例如教會維權，擺脫對共黨依附性的能力就越大。越依附於身份的，例如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與中共之間越親密，有魚水之情，被法西斯化的幾率就大很多。依賴於中共提供的合法性，就有可能被吃掉，便宜不是那麼好沾的，有利的往往也會有害。
        改革是吃人口紅利。我模仿「革命吃掉兒女」一說，創造出「發展吃掉兒女」。改革之放鬆，經濟自由的「特許」獲得，依賴於原來國內殖民和分贓體系，那麼總有一個轉嫁義務和社會成本的「階層」，這個在食物鏈末端的蝦米或者泥土，本來是農民工，或者90，00後的未來國人。當農民工要獲得城市小市民地位，進入食物鏈更高端，而且數量龐大，此時需要的蝦米和泥土更多更大，除非通過對外侵略擴張轉嫁到外民族，否則就是內部殖民結構的進一步加深和隱秘化，體現為對未來的殖民，剝奪後代的生存空間。
        所以父子之間的代際內戰會取代例如國共之間兄弟內戰。雖然90，00農民工喪失農民身份，但一定進入社會運動，只有原教旨的極端意識形態才能有凝聚力，由於城市是他們要加入的還不是他們的，而只有爺爺那輩的農村性意識形態才會成為他們的戰鬥武器，他們身處城市靈魂卻遊盪於鄉土，當他們與城市小市民爭奪生存空間時。這種狀況與法西斯主義是相似的，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復古的，極端保守的。
        當城市小市民進入法西斯階段，正如現階段的顯示，為毛粉習粉，那麼與城市小市民爭奪生存空間的，就會是毛粉習粉的對立面：民國粉或者美國粉。農民工界定為中共分贓體系下的新工人，抹掉農民特徵，那麼就會增強依附性。而且只會有少數人獲得小市民身份，而大多數人還是繼續惡化，也就是說「新工人」身份建構是農民工的鴉片和鎮痛劑。不利於將來的生存空間爭奪戰。「新工人」的身份建構依賴於現有國內殖民分贓體系的無限潛力和進步，這完全是發展的迷信，批判完資本家的發展迷信自己又接過迷信鴉片迷倒自己。
        馬克思說，工人階級僅僅成為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工要成為城市小資產階級，當然非常正當，也可以說是尋求已經被剝削走的血汗的補償和反哺，可是找中共要，中共已經吃掉的肯定沒法還，只會從對潛在的和未來的勞工階層進行剝削來摳出部分。因此說，對於未來的勞工階層，當下的勞工階層要成為城市小市民，就是參與中共的剝削分贓體系，其勞工運動，就是剝削分贓體系的有機組成和延續。就像一只貪吃蛇，吃掉自己尾巴當飯吃。
        與維權運動一樣，勞工運動充滿著雙重曖昧性，一方面試圖解放自己，另外方面加重自己的枷鎖。
        回頭來看，維權的提出來，就是為了阻擋民間的改革啟蒙立場走向法西斯主義。主體性的缺失和行動的無能，以及98教育產業化培養的大學生大規模出現，以及從網絡中產生的知識分子，容易在手段上激進，但又自己無能為力，催化法西斯主義的進程。沿著原來河谷走，條條支流通往羅馬之法西斯。
        我2004年在憲政論衡論壇提出維權和「維權律師」，2004年7、8月間在成都草堂講座中應該是第一次線下公開論述維權。網上文章有《這一年的自由寫作》（成都草堂講座的底稿）和《2004年十大維權人物》。啟蒙和推動改革的文章發聲，需要有足夠高的地位才行，你的地位不夠，誰都啟蒙不了，你的地位不夠，寫的推動改革文章除了有五毛錢稿費外，誰都推不動。因此，就要為地位不夠的人，提供公共參與的路徑，是為維權。我們致力於把公共輿論的注意力從啟蒙轉到維權，以維權壓倒啟蒙，以作實事壓倒改革立場言說。那麼低門檻的維權，借助於互聯網的門戶，讓底層民眾和邊緣知識分子都進入歷史進程，這時候就可以另起爐灶，另開生路，避免民間只能隨著法西斯化的步伐走，就像德國那樣。簡單粗暴地說，德國就是沒有維權運動，才容易走向法西斯的。
        為啥要在維權運動之後提民國當歸，就在於維權運動依據中共提供的合法性依據，而且找中共索要的權利和利益，是從國內殖民剝奪和特權分贓體系中來的。舉個例子，例如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那是政治不平等分配資源的結果，教育平權就是參與享受這種不平等。例如要國家賠償，國家賠償也是納稅人支付的，最後還是轉嫁到納稅人頭上。
        單純維權運動，有可能就是中共體系的不自覺擴張，也可以被法西斯化。例如中共媒體就談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是維穩的基礎。
        當中共都可以收割維權的時候，就一定要警惕，一定要給維權運動增加不可收割，或者收割進去可以逆反過來的東西。如孫悟空進了妖怪肚子反過來制住妖怪。或者是個特洛依木馬。
        ——东网

        吴戈：習近平訪美報道的玄機

        Posted: 24 Sep 2015 12:06 AM PDT


        中國對世界秩序的野心依舊澎湃。


        9月22日出發赴美前，習近平在訪美前夕接受的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面採訪，從風格上幾乎是外交部發言人手中的原則立場和答問口徑匯總，但不光從其字裏行間，也從這一專訪在國內媒體出現的細節，隱現中國對外戰略意圖和決策之中的內在衝突。
        首先，訪美當然就要拉近而不是惡化中美關係，因而起到對習此訪定調作用的這次答問充滿了對美國地位、利益和中美協作重要性的肯定，同時也極力重複對中國內部危機現象和倍受置疑的對外戰略意圖的官方解釋。
        然而，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習也借此機會表達了明確的不認同，這體現在「全球治理體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個國家獨自掌握」和「我不認為世界上哪個國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結構向自己傾斜，也不認為這樣做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兩句。
        雖然說這話的同時甚至表達了「中國沒有這種想法，也不會這樣做」的退讓姿態，實際上同時又強調「世界有識之士」認為，全球治理體制機制「有必要改革」，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需求，而且是應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言外之意就是現在並不公正合理。
        同時，習還借中美兩國經濟、人口和貿易總量在世界佔比之大，暗示中國也是一個「大塊頭」。
        對上述改革的方向，一面強調「不是推倒重來和另起爐灶」，一面強調中國也是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只不過一直維護的是「以聯合國為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改革方向「應由各國共同決定」。最後，再拉美國一把，說「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
        顯然，中國對世界秩序的野心依舊澎湃，只不過這一次因為面見美國總統，特別注意綿裏藏針而已。遺憾的是，中國給世界帶來的藍圖，依然只有「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極為空洞的概念，恐怕不光不易收服世界人心，更難以讓美國認同。
        至於如何改變世界秩序，中國的舉動更難征服世界。習在答問中再次強調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要維護國家主權。可是，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之說，分明典出中國國內近來不斷壓縮網絡言論空間，肆意干預公民自由時假借法治之名，在國際上宣揚，難道全球互聯網都沒講法治？還是保障公民網絡自由反而是破壞法治？維護國家網絡主權也一樣，一直未擺脫攻擊美國網絡，竊取科技經濟秘密嫌疑的恰好是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答問中尊重網民表達自由，以及尊重境外「非營利組織」（巧妙迴避了「非政府組織」的提法）權益的標榜，顯然更與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南轅北轍。
        中國國內當然並非都意識不到這些，因而22日19點人民網在對習的答問的詳盡轉述中包括了上述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一段，但在同樣的「新華社22日電」中就沒有這一段，其它各種媒體對此消息轉載時的選擇，也暗中體現了對這種論調的態度。當然，新華社23日3:40的另一篇同類稿件又出現了這一段，更顯出背後某種勢力的一番苦心。
        無獨有偶，當習在答問中極力強調中國軍力不挑戰美國時，中國國內反美輿論的長期素材供貨商《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22日又報道了五角大樓昨日確認一架中國「飛豹」戰鬥轟炸機15日「危險靠近」了一架美國RC-135電子偵察機。這一消息平時一定是《環球時報》的首選，然而此時該報也擔不起破壞元首訪美的罪名，但共青團背景的民族主義網站《觀察者網》仿佛有新聞自由護身，生冷不忌地於23日 一大早爆出這條猛料。
        可想而知以軍迷為主的中國網民的反響：150米不算太近，下次去掉個零才好；飛到家門口了還不幹他？；祝賀「飛豹」成功加入遛狗行列；到底誰威懾和逼迫誰？不言自明。抵近了，還得躲著點兒；這是什麼意思，該談的談，該見面的見面，該行動的行動；你看，來了吧。其實美國總統對軍方是失控的，二戰前日本好像也這樣。總書記赤果果被打臉了……
        實際上，美機出現在距山東海岸128公里的公海上空，但中國媒體有很多自己也不懂，懂的也不願向公眾解釋這是合法飛行。聯想中國海軍高官近日在倫敦聲稱「南中國海」因為名字有「中國」二字，就屬於中國，可見習近平即使本人無意挑戰美國，也有的是力量推動他朝這種方向走。至於挑戰的實力和正當性，其實完全是基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自說自話的一整套理論，以及民間義和團形態的情緒支持，與所謂現行世界秩序其實連邊都沾不上。

        ——东网

        蘭江：習大禮真金白銀　奧回禮贈送「二軍」

        Posted: 23 Sep 2015 11:51 PM PDT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例牌必定帶去大批經貿大單，向美方送上大禮，以安撫美國對中國的不滿情緒。美方自然也會「禮尚往來」，回贈中方「大禮」。不知是有意無意，對於習近平訪美，美國總統奧巴馬兩次送禮，竟然都與「軍」有關，不過此「軍」非彼軍，既非軍備，亦非軍事機密，卻是兩名中國貪官罪犯，一個是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另一個則是「紅色通緝令」名單中一名潛逃到美14年的貪官楊進軍。

        習近平到訪白宮，有傳媒透露，中方可能會宣布一些大宗採購，包括飛機、核電站技術設備等，總金額相信應有數百億美元。其中中國此次會採購數百萬噸美國大豆，這些交易有望提振美國大豆市場，近月大豆期貨一度處於六年半低位。而雙方還可能會在能源交通合作等方面有一些新的合作項目宣布，包括中方出資興建，價值為50億美元的西部快線高鐵項目等。
        獲悉中方上述「大禮」後，美方在習近平訪美前夕，遣返了「紅色通緝令」名單中一位潛逃到美14年的貪官楊進軍。這名首個被美方遣返中國的貪官，是中國「第一女巨貪」楊秀珠之弟。有外媒披露，習近平去年在與奧巴馬進行會晤談及遣返外逃人員問題時，第一個點名楊秀珠。因此，這次美方遣返楊進軍，被認為是美國政府特意在習近平訪美前送上的「大禮」。
        事實上，2012年2月，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問美國，也曾砸了270億美元採購大單，光是大豆，就買了862萬噸，總值43億美元，其它還包括晶片、電子元件、機電設備等。美國則也送出「大禮」，首先是2月6日，王立軍叛逃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美方拒絕庇護，並勸王立軍離開領事館，此為一「禮」。而習近平2月14日訪美後，在拜訪美國副總統拜登私宅時，拜登對習亮出王立軍交給美方有關薄熙來、周永康聯手政變的錄音鐵證，令習下決心剷除薄、周二人。此事亦被外界稱為美國又送了一份「大禮」給習近平。
        顯然，美國很會做生意，用兩名罪犯就換來中國數百上千億美金的真金白銀，其他送給中方的「實惠」則是口水，諸如「台灣或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立場不變等空話。
        當然，二百多億美金換來王立軍這個「禮物」，或「物有所值」，至少有助中共第五代領導掀起反腐風暴，贏得一定民心。不過數百億美元換楊進軍，似乎就沒有多大價值，即使習近平今次能交涉美方遣返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劃弟弟令完成，也無太大驚喜，因為「贖金」實在太貴了。在中方「紅色通緝令」一百人名單上，目前至少有四成藏匿美國，如屢屢靠經貿大單，向美方「贖」回外逃貪官，不知還要派多少金錢？中共第五代領導人須警惕美國將中方的「紅色通緝令」，變成一項包賺不賠的斂財「生意」。

        ——东网

        沈大伟：从习近平访美观察中美关系的十大指标

        Posted: 23 Sep 2015 11:04 PM PDT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并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非驻所高级研究员。其著作包括《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第7次访美，不过这是他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此次行程，应该抱持什么期待？对全球各地的中美关系专家来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我们应该留意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非驻所高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列出了此次中美互动中的10个值得关注的指标。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峰会的整体气氛如何？
        　　有一点似乎很明显：两国对峰会的期望截然不同。美国政府将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召开峰会，试图为峰会严肃定调，并就美国忧虑的问题及关乎己方利益的事务表达关注。美国将会提出许多要求。然而，美国却宁愿直接与中国领导人传达这些关注和解释因由，也不通过次级官员来传话。
        　　中国对这次峰会的期望也相当不同。美国人着眼于实质成果。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造得体的外交形象。中国身为全球另一个大国，自然希望受到相应的礼待。习近平将在白宫南草坪接受仪仗队鸣响21下礼炮欢迎，晚上则将在白宫享用国宴。

        　　2.美国公众会否留意习近平此次访问？

        　　3.两国元首将花多少时间会面？
        　　周四晚在白宫会举行私人晚宴，可能历时两小时，两国元首还将就"世界现况"（state of the world）举行话题广泛的战略讨论。次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独处的时间将不到一小时（由传译陪同），然后两人将由各自的幕僚人员陪同，在内阁会议室召开历时一小时的会议（场内将有摄影师）。之后，两人将召开联合记者会（美方坚持安排这个环节）。当晚，两人将在国宴上再度交流。

        　　4.习近平还有哪些活动？
        　　习近平将在华盛顿州逗留两天，然后启程前往首都华盛顿。他将参观西雅图的波音工厂及塔科马的一家高中，并会与美国企业高管一同出席一场会议，还受邀出席宴会及发表重要政策讲话──这场宴会的其中一些赞助方，是参与中美关系工作的顶尖非政府组织（可留意习近平发言期间有多少次提到耳熟能详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白宫与奥巴马会面后，习近平将前往美国国务院，与一众高级官员和中国事务专家一起，出席由国务卿克里和副总统拜登主持的午餐会。当天下午，习近平将往国会山，与国会领袖召开两党会议。

        　　6.可以期望高峰会取得什么成果？
        　　这可分为两个部份：峰会后的公告，以及峰会期间的讨论内容。
        　　会后公告方面，两国或会宣布中美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为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准备。此外还可能宣布新的措施以建立军事互信，并就网络安全问题、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及全球安全事务等内容发表声明。
        　　目前中美关系面对多重挑战，双方将在闭门会议上讨论相关挑战。美国的议题主要包括：中国网络攻击（针对企业及政府）、美国在华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及朝鲜问题。
        　　此外，经历过今夏的经济动荡之后，美国还将审视对中国经济的评估及推动市场自由化的承诺。
        　　至于中国的议题则可能包括：美国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要求美方进一步对华开放投资、放宽对华转移技术的限制、停止对台售武、引渡在美的经济罪犯。

        　　7.会有什么预料之外的结果？
        　　应注意预期中的紧张气氛和闭门会议期间使用的率直措辞会否也见于公开场合。奥巴马在欢迎仪式及国宴上应会保持风度，但须留意其神情举止及在联合记者会上的讲话内容，例如致开幕辞时神情和语气是否严肃；也须留意习近平发表回应辞时有否偏离常用的措辞。然后──这是峰会未经事先安排的一环──留意习近平如何回应美国媒体的尖锐提问：他会否照稿宣科，抑或即席回答
        　　他会否像去年11月在北京的记者会结末时那样严正自辩，还是会轻松自信地应对？他会否承认中国在对内及对外政策方面出现失误（正如前主席胡锦涛2011年在同一个场合作出的暗示）？
        　　此外，还应注意两位元首是否像1997年江泽民与克林顿会面时那样针锋相对。简而言之，既要留意两人的讲话内容，也要注意他们的身体语言，因为这可以反映闭门会议的气氛和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

        　　8.峰会会被如何解读？
        　　应留意两国政府在峰会后如何形容会议情况，尤其是中国。预料美方应会贯彻做法，让媒体和中国事务观察家自行解读。但中国将一如意料地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果中国媒体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报道美方的忧虑、双方的分歧和中美关系纠纷不断的本质，这将是极不寻常之举，但也将十分可喜。
        　　另外，也需要留意其他亚洲国家如何解读是次峰会。大多数区内国家对中国的行径都愈发不安，但同时又不愿卷入中美纷争。大国相争，总会殃及小国。若中美关系不稳，亚洲就无法维持稳定。

        　　9.这次会议会否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捩点？
        　　不会。中美关系仍将持续发展，两国元首将继续于每年进行几次会晤，双方政府也会保持对话。即使这次峰会未能解决双方的磨擦，中美关系也不会因而破裂。这就是外交：在讨论和缩窄分歧的同时，寻求扩大合作领域。中美关系对两国以至全球都至关重要，双方政府都不会任由两国陷入敌对关系，否则两国的领导人必然要为此下台。然而，中美关系需要有更坚实的基础，不能光依靠短期协议或领导层维持关系的意愿去支撑，而是需要在棘手的重大问题上寻求实质进展。
        　　但由于中美分歧既深且广，而且涉及实质的国家利益，要在重大问题上寻求进展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最乐观的预期是双方能够达致"竞争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关系：两国既能有效管理分歧、防止情况失控，也能够针对彼此的重大关注议题，作出相应的让步。

        　　10.这次峰会如何才算得上成功？
        　　若双方能够坦诚相对，公开承认分歧与问题的存在，峰会就算是成功。
        　　要建立稳固的关系，相关国家必须坦诚以待、开诚布公，而非掩饰分歧以挽回颜面。稳固的关系也关乎聆听对方的忧虑和作出适当的回应。因此，这次峰会是否成功，只有待六个月后才能评定：判断的准则在于两国会否采取切实的跟进行动。
        　　
        ——南华早报

        杨光：习近平的“治藏方略”

        Posted: 23 Sep 2015 10:07 PM PDT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欢迎途径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禅(前右)。


        由胡耀邦和习仲勋奠定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传统，到习近平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赤诚善意，变成了十足的政治敌意，以"党治"取消"自治"和"法治"，单方面关闭与达赖喇嘛协商谈判的大门……他错误地解读了苏共和苏联的教训，则就难免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了。


        习仲勋以温和宽厚待少数民族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在中共高层历来有所谓鹰派与鸽派——即强硬派与温和派——之争，虽然两派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共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统治，但是二者的分歧仍然具有实质性意义：对于人权与道义的实现，手段往往比目的更具优先性和决定性。在中共老一代里，诨号"王胡子"的王震将军是著名的鹰派，以"铁血治疆"的军事恐怖统治奠定了他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一世威名"；胡耀邦则是著名的鸽派，留传至今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即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发起——中央之所以不开"湖北工作座谈会"或"广西工作座谈会"而只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其本意正是为了尊重藏人、藏地、藏传佛教、西藏文化的特殊性，修正并补偿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治藏政策对藏人和藏文化的严重伤害。可惜，后来的中共只是留下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形式，却抛弃了胡耀邦召开这一会议时所怀有的那种愧对藏人、感念藏人、欲施恩补过的政治善意。
        不太为众人所知的是，"今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不仅是中共"民族宗教战线"的元老——五六十年代其在"五马进京"之后及担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之后，八十年代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调往中央书记处之后，习仲勋都曾分管民族、宗教事务——也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与胡耀邦立场最为相近、甚至比胡更显温和的鸽派人物。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以书记处名义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推出了特殊化治藏方针和全面援藏计划，在那个会上，习仲勋是胡耀邦的主要支持者和助手。
        习仲勋早年曾主政西北大区，是王震的顶头上司，因批评王震对少数民族乱捕滥杀且向中央告发，导致王震被赶出其一手打下的新疆，由此习王二人终生交恶。习仲勋在"解放"青海藏区时执意感化——而不是像王震一样杀掉——曾对共军负有血债的藏人头领，曾被毛泽东称赞"比诸葛亮还厉害"。十世班禅初识共产党，很幸运，第一个与他打交道的中共大人物是习仲勋，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忘年交，班禅从少年时代直至去世一直视习仲勋为亦师亦友的长辈和无话不谈的挚友。人们都知道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为"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的清算而蒙冤受难十七载，却不知当时习仲勋还有另一个罪名，就是和李维汉一道同情、支持了班禅喇嘛攻击党的西藏政策、替反动藏人鸣冤叫屈的"七万言书"。后来习仲勋与班禅均获"平反"之后，班禅还曾为此事向习致歉，习仲勋一笑置之。

        习氏父子"治藏方略"大相径庭

        胡耀邦之后，江泽民开过两次、胡锦涛开过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从中央书记处升级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下，虽仍是程序比较灵活的座谈会，却渐渐变成了一本正经的例会，每位总书记任上至少照本宣科开一次，而随着级别、形式的升级，内容方面却明显降级，胡耀邦时代会上讨论的主要是政治性、政策性的大政方针议题，江胡时代则聚焦于 "对口援藏"、资金和项目等琐细议题。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8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习近平作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藏民众和西藏宗教文化最为强硬的政治讲话，首提"六个必须"，谓之"治藏方略"。这"六个必须"若各个分解，其实也并无新货，无非是毛邓江胡时期各种分散的强硬观点的大杂烩，但如今合在一起，冶为一炉，则不无恐吓威慑之"新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习近平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在"六个必须"之首，无疑是以"党治"取消"自治"和"法治"；二是在前五次座谈会提出的"四个认同"——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首次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变成了"五个认同"，要求一个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古老民族认同一个主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革命政党，这极其荒谬；三是首次以最高领导人背书的方式，白纸黑字以"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的强硬路线取代了邓江胡时代实际执行的"与达赖喇嘛接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实用主义路线。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微信帐号"统战新语"推出署名"格桑"的文章，宣称"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这意味着习近平当局已经单方面关闭了与达赖喇嘛协商谈判的大门。
        在习近平发表此番讲话之前，包括达赖喇嘛本人在内的许多藏人一直对习近平抱有期待，正如许多自由民主人士在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亮剑"和"七不讲"之前一直对习的政改取向抱有幻想一样。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与乃父习仲勋不无关系，人们难以相信，与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不同政见的宽容厚道大相径庭的保守僵化、好斗逞强的民族宗教政策，竟出自他亲生儿子习近平之手。
        如果不是与"九三大阅兵"存在时间上的冲突，十年一度的西藏自治区"区庆"纪念大会本应在九月一日如期举行。更改日期当然是一桩小事（也许是方便习近平腾出时间亲自参加），但这也足以体现习近平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毛泽东式治国理政风格：九月三日并非国家法定节假日，抗战胜利大阅兵更是史无前例的心血来潮之举，而西藏九月一日"区庆日"则是从1984年至今已经执行了三十年的定制，在习近平这里，"政治规矩"说立就立，惯例和"制度"说废就废，无需任何法定程序。无怪乎由胡耀邦和习仲勋奠定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传统，到他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赤诚善意，变成了十足的政治敌意。

        民族问题是苏联崩溃的直接原因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发表了他对于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个人看法："竟无一人是男儿"。显然，此事对他刺激很深，以至于耿耿于怀，但仅此一句，就暴露了他历史视野之褊狭与政治见识之短浅。在习近平看来，苏共和苏联黯然落幕的下场肇源于戈尔巴乔夫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改革的失败，肇源于前苏联执政当局对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缺乏"男儿"气概的软弱和退让，所以，他要反戈尔巴乔夫之道而行之：他搞公开化、我偏搞黑箱化，他搞政治改革、我偏搞全面专政，他搞姑息妥协、我偏要强硬到底。
        但是，习近平从本质上误读了苏共和苏联的败亡教训。其实，历史事实并不复杂，苏共并非亡于改革派，而是亡于保守派：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配套、不到位，以及在改革遇阻的关键时刻在总理、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等关键岗位上重用了一批保守派人物，这些反对改革的官僚发动了八一九政变，将原本尚有转圜生机的苏共彻底置于必亡之境。
        苏联也并非解体于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即便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三国或更多的国家无可挽留，只要俄罗斯仍然坚守联盟立场，多数加盟共和国也就不会脱离，苏联仍将以新的面貌而存在，事实上，苏联解体于主体民族俄罗斯的分立主义：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俄罗斯作家代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大发牢骚："俄罗斯人一贯乐于助人，但你们却认为你们所有的不幸都是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贫穷落后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瓦连京·拉斯普京）当时这不过是气话，不曾料想一年之后，俄罗斯议会竟以高达96%的支持率通过了脱离苏联独立的宣言。在中国，如果是极左派要发动政变赶走习近平、拥戴薄熙来，如果是汉族人要甩掉西藏包袱、实现汉族人的独立主权，人们有理由责怪习近平对右派或对藏人不够"男儿"、不够强硬吗？
        苏联的民族问题之最后恶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它绝非如习近平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苏联中央的软弱和退让而突然恶化，而是因为假联邦、假平等、假自治包装之下过于专横、过于强硬、过于集权的民族政策长期积累沉淀的问题突然总爆发所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当局随意改变民族疆界，有的民族被整体流放——如去年被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原本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而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却被斯大林整族强迫迁徙到哈萨克；有的民族被故意划入存有敌意的他族行政区域以便"以夷治夷"，苏联解体前夕相继发生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仇杀事件、由阿布哈兹问题引发的第比利斯流血冲突事件等，就都是苏联中央政府专横强硬统治的积聚效应，而不是什么软弱涣散、没有男儿气概的报应。
        事实上，不仅斯大林粗暴，戈尔巴乔夫也不见得软弱，比如纳卡问题，该自治州本是亚美尼亚领土，90%居民是亚美尼亚人，却被斯大林划归阿塞拜疆管辖，戈尔巴乔夫本该基于多数民意和纠正历史错误的原则予以解决，却一味以"不能变更疆界，以免引起连锁反应"为由对民意呼声置之不理，直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结果，对民族问题的历史纠错、政治纠错倒是没有在苏联形成连锁反应，连续发生的民族暴乱、族际流血冲突事件却成了苏联末期的一道特殊景观。
        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之后，理性分析、中立看待这一历史往事，对中共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煎熬。客观地说，苏共之亡、苏联之裂，既有偶然因素作祟，也有其理所应当、势所必至之处，某种程度上，灭亡是它们恰当的归宿，没有什么好惋惜的。习近平欲吸取苏共和苏联的教训，这对中共与中国，理当是一件好事，但他错误地解读了苏共和苏联的教训，则就难免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了。
        2015/9/4

        ——《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丁一夫：习近平殖民主义政策露端倪——中共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看点

        Posted: 23 Sep 2015 10:03 PM PDT

        图：习近平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习近平执政，有事事抓到自己手里的特点；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规律，可以通过这次座谈会看出中南海对西藏问题症结的认识，尤其是抓思想和对宗教、学校教育方面的按排，暴露了习近平如假包换的殖民主义政策。

        中共在8月24日和25日召开了高规格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政治局常委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此时正值天津爆炸、救市失败的危机之际，九三阅兵大典即将展开的时候，可见西藏工作之迫切和重要。
        此座谈会是西藏的问题逼出来的
        中共入藏是195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三十年后，1980年的3月14日和15日召开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为一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召开一个座谈会，源于中共在文革后的一个"重要发现"：他们原来以为他们占领和改造西藏三十年干得不错，文革后却发现，藏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其痛苦和悲惨的程度达到了顶点。文革后幸存的中共高层在文革中也几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因此而对藏人动了恻隐之心。召开一个座谈会，是要让涉藏人士上上下下都统一认识，看到前三十年治藏的问题，以便"治疗创伤"。座谈会后，中共开始对治藏政策纠错纠偏。这是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发端，是西藏的现实问题逼着中共高层不得不正视而召开的会议。
        胡耀邦的纠偏纠错主张，让境内外藏人为之振奋，也给其他民族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却受到了来自党内保守势力的抵制，特别是三十年前入藏的军人的反对。为了统一思想，在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84年召集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从2月27日开到3月28日，足足谈了一个月，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我采访过的中共藏人高干告诉我，耀邦的一系列讲话是中共民族政策方面的最高水平，有理论、有现实、有眼光、有政策，兼顾方方面面，可称深刻而全面。
        胡耀邦的开明，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召开的这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勇气承认问题，说出问题，要全党认识到中共在西藏搞得不好，人民很痛苦，既然如此，就要改辕易辙，以藏人的幸福快乐为治藏政策的准则。
        可惜的是，前三十年中共治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操盘手邓小平把胡耀邦的态度视为西方自由化思潮的一部分。三年后，胡耀邦在政治上失势，西藏政策再次转变，激进极左派重新占了上风。1989年拉萨事件，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亲自上街镇压藏人，拉萨戒严长达一年多。与此同时，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治走向全面保守。
        1994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江泽民和李鹏作了讲话，奠定了此后中共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社会为敌的西藏政策基调，中共体制内"吃藏独饭"的利益集团开始浮上水面，这些人其实是不希望西藏呈现民族团结和谐景象的，他们为了一己私利，需要制造问题。
        2001年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2010年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从第三次"座谈会"开始以中共中央名义召集，都由最高领导人讲话，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胡耀邦之后的中共治藏政策思路十分逼窄，带有邓小平黑猫白猫的特点，以支援建设和输血经济来改善民生，同时强调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这种思路完全无视藏人的实际诉求，治藏越治越紧张，问题四出，危机四伏。正是这些问题逼得中共一次一次地召开这种顶级规格的"座谈会"。
        习近平如假包换的殖民主义政策
        习近平执政，有事事抓到自己手里的特点，他显然不愿意像胡锦涛那样让"吃藏独饭的"涉藏利益集团绑架了西藏政策。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后不久召开的。和以往的座谈会一样，西藏有问题，才会有这个会议。
        官方的报道从来就是语焉不详，很难让人看出习近平对于西藏形势和治藏政策到底有没有什么新思路。中共对外的宣传是不说自己缺点错误的，几十年伟光正一贯制，如今更是如此，但是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规律，仍然可以看出官方对西藏问题症结的认识。
        习近平讲话中强调西藏工作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这是中共新闻报道"反话正说"的面子话，把这话一句一句翻过来，就显示出了现实的里子。这说明，中央其实知道，下面的人在藏区横行霸道，不讲法律，藏区人民至今处于贫困之中，这样的状况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藏人的人心向背是中共真正的心腹大患。最后用了一句习近平最爱用的"接地气"的话，"夯实基础"，一个"夯"字，生动地表现出今日最高领导的急迫。
        那么怎么来"夯"呢？从报道看，无非是两手，一手是输血性的建设，并指望这种建设能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改善了，其他都好说。另一手是抓思想，包括宗教和教育。
        这第一手，中国政府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由中央下令全国各省对口援藏，西藏已经上了不少大中型工程，尤其是矿产和水电，连海拔五千多米的雪水，都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但是，这些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藏人的生存，仍然是一个问题，不少汉人却已经在抱怨藏人不知感恩图报。显然，由国家主导的建设项目至今不能有效地消解藏人心中的疑问和不满。
        抓思想方面，细读之则有不少看点。举例来说，"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政府出面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操纵、阉割、瓦解藏传佛教的整个体系，这话也说得太赤裸裸、太恶狠狠了。
        在学校教育方面，习近平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果说，在承认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大框架下，以前还提出双语教育，这次会议报道提的是推广通用语言文字。通用者，什么语言文字？毫无疑问，那是汉语汉文。在广袤的藏区推广汉语汉文而不强调藏语藏文教育，这是如假包换的殖民主义政策。
        中共至今没学会听藏人自己诉求
        这次座谈会有一个新提法，要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特殊矛盾？根据统战部的官方微博"统战新语"在会后的解释，主要矛盾就是经济落后，特殊矛盾就是藏人有一个境外流亡社会，藏人的精神领袖们都在境外流亡。统战部的解释仍然是坚持"斗争"的强硬立场。
        如果统战新语的解释传达了习近平的真实思想，那么第六次座谈会并没有什么新意。中共至今没有学会听听藏人自己的诉求。西藏的特殊性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藏区生活着的是藏人，藏人和汉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心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只有一条路是可以长久持续的，就是给藏人以自治。《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过去很多专制帝国，能相对比较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帝国特点是一体多元，因此会承认地方的自治"。而西藏的自治、中国西南边疆的长治久安，没有达赖喇嘛尊者的合作是不可能有效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未普：习近平的豪赌——谈习访美

        Posted: 23 Sep 2015 07:16 PM PDT

        George Soros 索罗斯


        美中两国关系今年急剧转冷。互相猜忌和互相质疑，使两国进入危险的"战略互疑"阶段。而习近平于22日开始的访美，很难缓解双方的"战略互疑"。

        很多迹像显示，美中之间在几个争议最大的问题上，将会持续"互疑"下去。这几个问题包括，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中国在南海造岛、中国要求美国在华企业提交技术作为进入市场的条件，及中国人权问题等。

        关于网络攻击，一向以柔软姿态对待中国的奥巴马，严词警告中国的网路攻击"不可接受，"要求中国停止网路间谍活动，否则美国将采取行动。中国方面则反复否认与这些攻击有关。一位前新加坡外交部人员认为，中国可能会继续对美国目标实施网络袭击，因为习近平几乎没什么理由叫停。

        在南海造岛问题上，美国屡次放出重话，要求中国停止人工造岛行动，但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对南海80%的海域拥有管辖权。造岛不仅使中国和邻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更直接威胁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对美方的要求，习近平没有让步，估计今后也不会让步。

        对美国企业在华经营问题上，习近平也采取一味强硬的姿态。据《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的"内忧外扰并不妨碍习近平强势访美"报道，上周习近平在北京闭门会见美国商界领袖时，美国高管们对中国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表示不满，唯恐因此会受到中国安全机构的不必要审查。但习近平在会上坚定地维护了这些立法的必要性。而中国政府要求进入中国的美企提供大量数据和知识产权。

        人权是习近平访美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虽然郭玉闪最近被释放，但习近平对被关押的刘晓波、高瑜和正在等待审判的浦志强，绝不松口。对律师的大规模迫害，也未见终止。

        最近中国政府的大阅兵，更使美中之间的"战略互疑"关系，进一步变本加厉。中国大阅兵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秀肌肉"，同时还派了几艘军舰在美国领土阿拉斯加附近"秀肌肉"，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阿拉斯加视察环境变暖问题。中国此举的军事威胁意味十足，让美国军方非常不爽。

        这些严重影响美中关系的问题，在奥巴马今年2月邀请习近平9月访美时，有的还没有发生，有的即使发生也没严重到调和不了。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重要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归结为一点，中国越发确认，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美国亦确认，中国崛起挑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这是美中两国"战略互疑"的关节点。

        美中两国的"战略互疑"如此恶化，恐怕和习近平的个人因素有莫大关联。笔者发现，在美中关系上，习近平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摩擦、竞争、对抗，而不是妥协、协调和合作。一些中美学者的认知可提供依据。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习近平对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念念不忘"、"峰会上不会就战略问题产生进展"。复旦大学中美关系专家沈丁立表示，美国政策制定者比较难理解习近平，因为"他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人"、"他认为我们是个大国，也更愿意与美国相对抗"（参见储百亮）。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在外交政策方面，习近平"似乎对达成协议相对不那么感兴趣","与前任相比，他表现得更愿意与外界产生摩擦"。

        这些中外学者对习近平的观察相当符合习的个人特性。以这样的个性处理中美关系，简直就像一场豪赌，访美也像是一场豪赌。习近平此次访美，可能并无计划与美国在任何战略问题上达成互谅互信。所以他把美国之行的重点放在联合国。而中国经济走软，党内反腐出现杂音，都使习近平更不愿意在美国压力下作出任何让步。所以，习近平一路访美，会一路保持强硬姿态。

        如此豪赌，美中关系的未来会怎样呢？索罗斯的"中美构建伙伴关系可规避世界大战"一文，最近在中国网站广泛流传。他说，如果美中关系处理不好，甚至爆发军事对抗，"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将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RFA

        高新：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附：中宣部长在“人权”论坛上“反法西斯”？）

        Posted: 23 Sep 2015 07:14 PM PDT

        图说: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左四)告前副总统连战出席北京大阅兵涉犯外患罪。（夏小华摄影）
        近见一则台湾新闻，说是连战登陆又返台之后即改口声称抗日战争是当年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领导的。这令笔者想起不久前读到的另外一则关于连战的新闻，说的是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现名誉主席的连战不顾绝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感受，在中共抗战纪念活动的当天先是尾随联合国秘书长等人鱼贯进入故宫，觐见习近平夫妇，继而登上天安门与习近平及中共百官共同检阅当年把他连战及现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等人的父辈追打到台湾，如今正在"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统一"而"战之必胜"的解放军各军兵种的代表部队。

        获习近平如此礼遇之前，连战与夫人先行参观了抗战纪念馆，没成想居然遭遇一批内地老百姓的举牌呛声，嫌弃他事实上已经迎合了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的说法尚不足够，要求他承认是"毛泽东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宣部长在"人权"论坛上"反法西斯"？》中引述的"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名言"中的第4、5、6段内容是：

        "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连战是次中国内地之行的遭遇足以验证戈培尔同志的论断真是无比应明。

        当年的德国纳粹党党员戈培尔还教导广大党员们说："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如今的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历届中国共产党的党魁都曾在他们的任内至少会举行一次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背诵过戈培尔的如上语录。

        七十年前，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七十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号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重点打造的"二战题材大片《开罗宣言》中居然是毛泽东"指点江山"。
        中新网8月14日电 "近日，二战题材大片《开罗宣言》曝光了一组全新海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悉数亮相，画面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

        "与影片此前曝光的几款海报不同，今日曝光的这四款海报主打历史人物，四位重要人物的剪影与重大事件的画面浑然一体，这种设计也突出了历史造就伟人，伟人成就历史的关系。在人物的选取上，不同党派、不同国别的领导人以并列的姿态现身，并没有偏重一方，这也充分体现了《开罗宣言》从国际视角观察历史、以全人类的角度去尊重历史的立意。

        "海报中，除了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之外，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是面色凝重、若有所思，而且三款人物海报的肖像之下都是'开罗会议'的画面，而毛泽东则是指点江山的手势，配合着硝烟与炮火......"

        就在中宣部导演的这一天字号丑闻前不久，习近平刚刚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很可能是习近平本人也感觉这个中宣部和总政治部共同选拔出来的创作组"玩笑"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点，于是便要求环球时报"侧面澄清一下"。

        于是，赶在阅兵式开排之前，环球时报抢时间刊登单仁平的文章"《开罗宣言》海报带来的印象令人担心"，把中宣部和总政治部在这记惊天丑闻的后台导演责任摘得干干净净，只承认是"片方"的所作所为有"不合适"之处。

        文中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罗宣言》定于9月3日、即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的当天公映，但该片的一组全新海报引发争议。这组海报共有4幅，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的形象分别很突出地印在上面，而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未出现。一些网友质疑这样的海报暗示毛泽东参加了开罗会议，而蒋介石没有去。尽管片方表示还有其他突出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的海报，但舆论的不满声仍不绝于耳。

        我们相信片方不可能糊涂到公然违背历史事实，搞出"存毛去蒋"的事情。看过该片的片花和之前的一幅海报，人们自然可以去掉这个担心。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三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那次会议确定了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关于中国收回台湾的要求得到英美领导人尊重。一些学者认为，开罗会议对中国赢回大国地位有一定意义。

        片方表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获得发言权，中国被承认被认可，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结果，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不能不说，如果电影在记述开罗会议的同时，表达这样的认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而即使这样，搞出如此突出毛泽东的电影海报也是不合适的。4张一组的海报把毛泽东同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并列，对不了解该片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误读很难免。今天这个时代对这种海报语言未必能够接受，如果片方是想以此弘扬"正能量"的话，它的实际效果恐怕将是相反的。

        目前该片还未上映，它的故事全貌尚不得而知。然而片花中，毛泽东的镜头几乎同蒋介石的镜头一样多，而且毛的台词比蒋的还多，让人困惑和担心。如果整个电影对毛泽东形象的突出像片花所展示的那样，那么电影的副作用将可能出现。

        单仁平的文章洋洋洒洒说了如上长长的一段，末尾还是不忘强调"中共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定论"。

        什么叫"历史的定论"？具体的人或者共产党语言体系中的"组织"之类可以给历史妄做"定论"，历史本身怎么可以反过来给一个人或者"组织"做"定论"？

        自中共决定用阅兵方式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后，外界就一直在质疑抗战时期只领导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几十分之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延安共产党怎么就成了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政权的中央写作班子之一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解释如下：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在"8•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即将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

        "着力研究"之后"阐释"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如此之"阐释"，不管马英九信不信，反正是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大陆老百姓大都信了，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都"信"了。所以，中共政权真真是戈培尔"理论"的最成功实践者。


        【附录】

        中宣部长在"人权"论坛上"反法西斯"？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从在美国为习近平打广告联想到的"一个宣传部长之死"》播出并刊发的同时，自由亚洲电台播出并刊发了题为《哪壶不开提哪壶: "北京人权论坛"开幕》的评论报道文章，说是"中国主席习近平日前写信祝贺'北京人权论坛'开幕，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了人民生存权。"
        按照新华社报道的说法，本届"北京人权论坛"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人权进步"，而在会场上宣读习近平贺信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
        "法西斯"、"中宣部"？这又另笔者联想起了不久前在中国内地某门户网站上读到的一则"正面"评论刘奇葆的网文，因为对文章的内容并不苟同，故当时没有留存，只是记得该文后面的几则跟贴很是好玩。网友 A的跟帖是"宣传部这种东东只有共产党国家有"。网友B立刻指责网友A"孤陋寡闻"，纠正说："谁说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纳粹德国也有！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吗？"
        网友C随即"ZT"了 一篇《曝光纳粹宣传部长对大众洗脑的无耻名言》，原作者为刘侠。文章内容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名言：
        1."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2."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3."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4."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5..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6."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7."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8."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9."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10."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11."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13."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14."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15."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16."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如上内容与中共政权的"宣传政策"有多少雷同之处，中共政权的宣传干部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比如"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之"真理"被中共政权最近成功实践的例证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共产党领导了抗战胜利。
        数年前海外的博讯网曾经刊登过一篇李子军作者的文章《纳粹宣传部与中宣部》，文中说，每一个现代极权国家都有地标性的建筑：一是一个统帅一切，冷酷铁血，权倾天下的伟大领袖，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苏俄的列宁，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罗，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另一个就是宣传部，这个机构苏俄有，纳粹有，中国有，朝鲜有，伊拉克也有。由于现代极权制度的衰落，目前仍保有宣传部的只有四个国家：即：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其他则随着极权制度的崩溃，一同覆灭了。
        纳粹宣传部与中宣部都是极权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经典机构，对比它们的异同，颇有意义......
        李子军作者揭露中共政权的文章尖刻无情，针针见血，所以也只有见诸于海外媒体。而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转引了开始一段的《一个宣传部长之死》见诸于内地媒体，实在是难能可贵。该文中说：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萧思健这样级别的干部去世，在神州大地上，每天不知有多少，但这位部长去世在网上引发的震动却远远超过了高官贵胄的离世。在消息发布后不到不到24小时，仅在《猫眼看人》一个平台上其跟帖就达近200条，而且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并且言辞的尖刻达到很高的级别。......
        广大民众和网友为何对"宣传"、"宣传部"、"宣传部长"如此地不待见呢？
        这对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尤其是高层的决策人物不应该去深刻地反思一下吗？
        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众只能听一种声音,,,,,,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部门的假大空，以及对事实真相的隐瞒或是按照"服从大局"的需要对真相进行选择性地报道。
        用谎言为决策者掩盖错误或是表功的事例可以顺手拈来，例如1959—1962的三年，铁证如山的气象资料表明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但主流媒体却谎称"三年自然灾害"，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推卸责任。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为粮食亩产四万余斤作了"科学"举证。一个成就卓著、蜚声国际的科学家，由于紧跟政治、紧跟伟大领袖，以致在自己人生的画卷上，落得无法抹去的败笔，不禁令人扼腕！
        至于《人民日报》上的假新闻更是多了去了。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家主流媒体为自己的假新闻——实质上就是谎言而向民众和读者道歉过。2010年，有一位女士出来说："《人民日报》自创刊62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这位女士可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而是《人民日报》的领导层成员之一——《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邓亚萍女士。这无知、无耻而导致无畏的掷地有声的陈词，显然是代表《人民日报》的立场和声音，也是"真理部"的定性。
        然而，今天毕竟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真相垄断年代，民众更无须去"收听敌台"来获得所需的信息。在民众把从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与各级宣传部领导下的官媒发布的信息比对以后，尤其是经历了预言—"谣言"—辟谣—"谣言"成为真相，这样一次次的循环往复以后，怎能不对"宇宙真理"的炮制者产生由衷的鄙视？
        萧思健只不过成了广大民众和网民对宣传部门长期对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真相进行掩盖和假大空话连篇极度不满和愤怒的出气筒和替罪羊。其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别说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即使想说的是真话实话，又岂能由得你"信口开河"？想当年，官居当朝从二品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倡导"三宽"——宽厚、宽容和宽松，说得是多么地精辟，具有政治上的高屋建瓴和大智慧。如果按照"三宽"的路子走下去，萧思健绝不会在死后找到如此的唾骂。但朱厚泽先生中宣部长干了一年多就被赶下了台，因为他不懂得也不会去察言观色，领会上峰的意图。
        萧思健先生走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必要对他太尖酸刻薄，他还有老婆孩子，可能老父母还健在，要考虑其家人的感受。说到底萧思健也是一个受害者。
        各级宣传部门的头头如果能从萧思健之死获得一些发人深省的感悟，将是莫大的幸事！不过博主估计这可能过于乐观。死了一个萧思健，恐怕依然是麻木不仁，照旧是假大空。
        截止本文完稿，网文《一个宣传部长之死》还没有在内地网站上被"死"，但愿是刘奇葆还有刘云山因为已经明白互联网时代继续效法戈培尔那一套再无可能所以就"大人不见小人怪"了。

        ——RFA

        许小年：中国经济萧条至少5年 最坏时刻还没到

        Posted: 23 Sep 2015 11:08 PM PDT

        许小年
        9月22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出席正和岛论坛上以其一贯风格再次大胆直言，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企业不应再寄望于此。同时，许小年还强调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
            
             对于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金融的热火朝天，许小年直言自己是"泼冷水"的，他认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早就有过总结，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面对现实，回归常识"，主要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判断和感觉，以及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
            
            为什么叫做面对现实，现实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感觉到，每天都是在市场在打拼，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企业的经营问题，现实是比较严峻的，中国的经历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看法是在新的常态下，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
            
            这个中低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7还是6，或者是5，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们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观察有比较大的出入。如果硬让我说出一个数字，我真的说不出来。国际上一些媒体对于中国宏观数据和微观上的差距的问题，也都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出他们的困惑。所以这个宏观的数字，我想我就不要讲了。
            
            中低速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要明显的低下来，而这个增长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放慢。结构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时间持续多久?我最近看到外电报道，财政部长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讲，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可能要持续5年的时间。对于财政部长的估计，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这样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我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的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不断的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从1990年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来自于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于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9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发展，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政策同样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4万亿2.0的效果就比4万亿1.0的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做投资的效用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2009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今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的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划不出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的模式再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是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转型的问题。
            
            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昨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就是要学人家的观念、人家的心理，其次才是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
            
            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的企业家缺少创新企业家，但有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去看、去学，但你要想照抄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困难，你让美国人生产奔驰、宝马，他们也生产不出来，你让德国人生产特斯拉，德国人也不行。所以，第一是要学人家的心态，学人家的理念。德国那么多的优秀中小企业手里都有独特的技术，在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那么一个小铺子，小作坊，专心致志走下去，在一项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钻研和精神，这是我在德国看中小企业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种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这样一种内心的追求，他们认为把这件小事做好是非常有价值的，会为自己的小作坊感到骄傲，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
            
            中国的企业家一说就是做大做强，把大放在强的前面，实际上强是一个陪衬，都是想着大，没有人专心一意做强。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只要你找准风口，猪也能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有一个学生问我，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觉得做企业不是找风口，不是财权力，做企业的不必听我这个宏观经济学家在这讲宏观形势，宏观形势跟你们根本没什么关系。宏观好，有好企业;宏观差，也有好企业。企业的经营不是跟着政策的大风扬帆起航，企业本来的任务就是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可以航行。转型难在我们的传统观念，第一叫做机会主义，转型之难第二是我们传统商业模式的惯性;三是三十年高速的发展，从短缺经济逐步过度到过剩经济，在短缺时代什么都是现成的，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候各项成本都是低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商业模式非常成功，就是低成本的扩张。那么企业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整合资源。
            
            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你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在课堂上一半的人跟我说是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什么意思?在过去十几年，资源整合第一叫政府资源，第二叫银行资源。你所谓的资源整合不就是政府那能拿到资源，银行那能拿到贷款吗?所谓的资源整合的能力不就是拉关系的能力吗?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传统的商业模式当中，要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敏锐的市场嗅觉等等，但新常态下企业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我们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不能自拔，总是习惯性的去寻找风口。认为过去的成功可以去保证未来的顺利发展。我想跟大家讲，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转型之难第三个问题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一种从众的习惯，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长于模仿，短于创新。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传统不鼓励独立思考，希望人们遵循集体规则，不管是显现的规则还是潜规则。我们的企业家带有这样烙印，干什么都是一窝蜂而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一带你可以看到皮鞋之乡、服装之乡、打火机之乡，几个镇几个县甚至只生产一类东西。
            
            我到以色列去，以色列人跟我讲了个故事，一个犹太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因为位置很好，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停在这里加油。另外一个人去了，他在加油站边上搞一个便利店。我们中国人一看加油站生意很火，我会在街对面开另一个加油站，这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区别，和你竞争，我们经常是同行竞争而不是错位竞争。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企业家之间的差别。从众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执行4万亿计划的时候，人人都去做风电、太阳能，国际上那句话是正确的，中国人生产什么，什么价格就跌;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一生产什么不是几家企业生产，而是一窝蜂的。把那个产业搞的产能过剩，没什么钱好赚，当然这里面和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家的仇恨心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新，这是他们的短板。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的问题是什么，也要认识到转型的迫切性，最迫切的是我们观念的转变。转变到什么上去，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要回归常识——回归价值创造的常识。你不创造价值，你就赚不到钱。你可以在网上忽悠一大堆粉丝，但是你如何把大量网站访问转化成信息，这才是关键。你可以拿VC的钱去补贴消费者，搞一个巨大的客户群，但是你怎么从这个巨大的客户群赚钱，取决于你是否给他们创造了价值，不创造价值，即使赚到钱也无法持续。创造价值是赚钱的前提，这是一个常识。
            
            中央银行印钞票不创造价值，因此它对经济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无法把期望寄托在中央银行，降准降息跟没有关系。降准降息增加货币发行根本就不创造价值。炒股票不创造价值，我们在股市上有赚钱的有赔钱的。赚钱的不必为此而高兴，赔钱的也不必为此而悲伤。你赚了钱你没有创造价值，你在股市上没有创造价值，这是常识。印钞票印不出价值，这也是常识。所以我们不必看宏观政策，还是自己的企业，我在哪里、我是如何创造价值的。还有一个常识是什么，一个企业经营困难，他们总是把这个困难归结为融不到资，这个实际上是把常识搞颠倒了。不是因为你融不到钱才经营不好，而是因为你经营不好才融不到钱，这是常识。金融机构不是把钱借给一个经营困难的企业。金融机构永远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要自己送，自己把手中炭的问题解决了，银行才能给你锦上添花，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让你去银行，你会把资本借给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吗?你会把资金借给一个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吗?你不会的，这是常识。所以不要怨天尤人，要回归到常识。思考的问题如何去创造价值?什么是价值创造，我认为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你能开发出市场接受的新产品和服务，你就为客户为市场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别人没有做的产品你做出来了，你创造价值了。这种手机过去没有，现在苹果把它做出来了，苹果就是一个价值创造者。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微信了，微信过去没有，腾讯把它做出来了，这是能够为市场所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叫价值创造。
            
            第二个价值创造的方法，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从而以更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你不能做出新产品没关系，你生产苹果产品的成本比别人低，这也叫创造价值。
            
            那么创造价值和赚钱、和利润是什么关系?你赚钱未必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总要赚钱，必然要赚钱。如果你创造价值而未赚到钱，这是短期的事情，从长期来说，你创造了价值，要想不赚钱都很难。一些好的公司现在头疼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赚钱怎么花。只有价值创造，才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些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甚至我认为可以忽视他。比如说炒股票不是创造价值的事，起码不是我们企业家主要的任务所在。
            
            关于价值创造，我们经常把它和赚钱、融资、圈钱混到一起去。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前段时间P2P、金融互联网非常热闹。我问一个学生，在做什么，他说做P2P。这两天我问学生在做什么，他说做O2O，过两天再问，他说做一个平台，我说你们怎么老做一样的事情，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从众心理。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心理，中国国民的习惯也是一样，一窝蜂做同样的事情。
            
            而一窝蜂做同样的事情就谈不上创新，创新一定是独辟蹊径，一定是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那才叫创新。你做和别人一样的事情，那叫模仿，不叫创新。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万众创新，我觉得这个题本来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万众都去创新，那没有创新了。创新是少数人的事儿，如果大家都做了就不是创新。
            
            我有个学生要做P2P，我坚决制止了他，我认为P2P不创造价值，甚至很多O2O也不创造价值，什么叫O2O?就是两边都是零，中间一个2，这就是O2O。需求这端不着边，供给也不着边，中间幻想一个百亿市值的公司，这就是O2O，不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要独立思考，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你在什么地方创造价值，你在什么地方赚到钱，不要一窝蜂跟随潮流。
            
            为什么说P2P不创造价值，因为P2P没有解决金融的关键问题——信用问题，信用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企业申请贷款，我不敢给他，因为他的信用风险不好把握，这是什么意思?信息不对称，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不清楚，他自己清楚，但又不会把真实的信息告诉我。这是金融最困难的地方，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无法判断这些潜在客户的信用风险，这是金融的实质。
            
            要想准确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P2P有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没有!P2P只是把企业和银行拉在一起，只是把借方和贷方拉到一起，最多相当于一个婚姻介绍所，他把男女拉到一起，至于婚姻成不成，介绍所不管。他最多就是创造了一点点价值，把男士女士拉到一起去。但是能不能成，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可是我们做金融必须要关心能不能成，不是把借方、贷方拉到一起就完了，我还要关心他们能不能成，如果不能成，失败了就是坏账，就是损失。所以，做金融虽然像婚姻介绍所，但是对它的要求比婚姻介绍所高多了，要想确保贷款成功，你要想办法降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如果不能够在这方面做出贡献，你就没有创造价值，你没有创造价值，哪怕你今天赚钱再多，你也无法持续。
            
            为什么无法持续?因为你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连续出现坏账，出现了坏账太多了，你的平台信誉就垮掉了，你还做什么?你没法做了。很多做P2P的人根本不理解金融，他们不知道金融的要害是什么，搞了一个网站出去，左边拉理财投资人，右边拉资金的需求者，拉上来之后，交易两天，甚至贴点息，热闹过了以后就垮了，因为坏账太多了。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你要是不创造价值，企业就没有一个能够活下去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可靠的商业模式，创业就要失败。为什么对P2P这么不看好，很多网络公司现在全都上网络金融呢?为什么?阿里为什么在上网络金融?他难道不知道信息不对称吗?不知道金融的要害问题在哪里呢?阿里为什么做金融?但是我支持阿里巴巴，为什么?因为阿里有数据，他通过长期在淘宝、天猫上交易的数据，他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潜在的贷款客户的信用风险，所以他有资格有条件做互联网金融。
            
            而你没有，因为你没有数据，你没有帮助金融机构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阿里可以这样做，腾讯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些数据，说老实话，质量很低，还不足以评判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还需要其他的数据才能够解决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才叫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解决了商业中的核心问题，企业盈利才有基础，企业发展才有可持续性。
            
            如何创造价值?这要提到多次我们提过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利用核心竞争力去创造价值，从而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独特的竞争优势。刚才我已经讲了，阿里金融和其他P2P相比，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大数据，而且他还有一套技术可以把这些大数据转换为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级，这也是他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其他P2P公司没有的。其他P2P公司没有数据，更谈不上把这些数据如何转换为信用评级，来控制信用风险。
            
            那么，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你特有的竞争优势，而且核心竞争力还是你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优势。你不能说我有一个竞争优势，我今天把这个新产品一推出，明天我的竞争对手全仿制了。这不是核心竞争力，这只叫竞争力，不能叫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的竞争对手看到了，他也没法模仿。比如说手机，过去我们做简单产品的时候，做这个麦克风，我不会做没关系。我把最强的麦克风全收进来做很多碎的再把它组装起来，我照样可以做。这就不叫核心竞争力，或者说你这个产品的技术壁垒太低。核心竞争是技术壁垒非常高的优势。你的竞争对手不花个三年五年，不投个千百万上亿的研发资金就没有办法模仿你，这叫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核心竞争力就是具有技术壁垒的技术产品或者商业模式的优势。
            
            你把苹果手机拿回去，拆开了，把零件搞清楚了，你还是不会做，因为它有很多软件你看不见，你无法模仿，它是核心竞争力。你做麦克风你没有，别人都会模仿。小米的手机可以被模仿，因为他的手机大家都知道怎么做，而苹果、华为、三星的手机都是自己研发的，其他人模仿不来，当然也有一些模仿，总体来说，必须有自己的创新。什么手机容易被模仿?现在还有锤子手机，他的那个档次的手机为什么容易被模仿，因为技术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壁垒。
            
            所以我们企业现在要思考的什么问题?
            
            现在企业家要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凭的是什么。中国有句谚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的"金刚钻"是什么，要把这事搞清楚。德国那么多的中小企业，不靠规模，不靠市场份额，不靠产品售价，正好相反，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售价往往都偏高，因为生产批量小，成本高，他靠的是"金刚钻"，有了这金刚钻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你们看BMW，BMW底下的协作厂家上千家，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做呢?因为他做的没有那些小企业好，它不具备小企业掌握的关键技术，所以他也认了，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干脆包给你。
            
            我们要思考的不是把企业做大，而是做强做精，在起码一段时间内的市场上，具备不可替代性。企业不仅获得订单，更重要的是获得定价能力。
            
            由于我的不可替代性，你只能从我这儿买，你就获得了定价能力。一旦获得定价能力，就不怕成本提高，成本提高可以传递到终端用户那去。我的终端用户即使不高兴，但没办法，在市场上他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供应商。
            
            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定价能力。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一部分成本的上升转移到终端用户，定价能力可以保护毛利率，让我可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中活下来，寻求发展。
            
            在当前我们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要思考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下面我想讲讲互联网。对于互联网，我是外行，但最近看了些案例，拜访了些企业，做了点研究。
            
            在互联网上，我是一向倾向于"泼冷水"的，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老扫人家兴，凡是"发烧"了，一阵风什么的，我就跑过去"泼盆冷水"。并不是不看重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只此而已，不要提高到思维的层面上。
            
            互联网只是人类过去200年间，自工业革命以来诸多技术创新中的一项，不是最后的一项，也不是终极的技术创新，将来还会有比互联网更厉害的技术出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过去的技术创新中，没有见过这思维那思维，现在就突然冒出来互联网思维。
            
            从历史意义来讲，现代经济最重大的创新莫过于蒸汽机。蒸汽机是人类第一次利用非自然力量进行经济生产活动，在蒸汽机之前，人类使用的都是自然能源：风能、水能、人力、畜力，这重大意义只有普罗米修斯发明火才能与之类比，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蒸汽机思维。铁路是伟大的创新，我们也没有听说过铁路思维。最近的技术还有电脑，我们也没听说过电脑思维。偏偏就有互联网思维，中国的学者生造词汇，以示高深，把大家说得越糊涂越听不懂，越显得他学问大。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利用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也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创造价值。互联网只是企业转型的工具，不是神器。
            
            从刚开始对互联网的漠视，转变为对互联网的盲目崇拜，好像不上网就死，上网就活。互联网思维的种种提法，大多数不是互联网特有的，是早就被人们总结出来的。
            
            有些提法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单品海量。这不是互联网之后才有的新东西，我们课堂上讲过，单品海量实际上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没什么新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除了单品海量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同样可以成功，那就是多品微量，多品微量照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成功。
            
            这都是把互联网带来的一切变化绝对化了，神圣化了。其他的很多提法，"客户体验第一""找到痛点""快"等等，这都是商业常识，跟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产品做到极致、客户体验极致，"极致"这就是个错误的提法，在商业经济中，我们不提极致，只提效益和成本的平点更合适。任何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的提高都是有成本的，把品质做到极致，也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到极致，这是损害客户利益。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应该做到极致，而应该做到效益和成本的平衡，这就可以了。
            
            至于羊毛出在猪身上等等，我们时间没有展开，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提法是商业常识，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原理的表现形式更加鲜明和突出，但是互联网没有改变经济学原理，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只是提高了商业的效率。
            
            我刚才讲的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来说是金融，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控制信用风险，互联网应用只不过使我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下降，互联网应用只不过让我们更好的控制信用风险，但是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信息的不对称，这是金融业的常识。
            
            互联网是定语，主语是金融。本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电商的本质是零售业，不是互联网。因此对于口号，我总是持怀疑态度。我本人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革，知道群众运动的后果是什么，搞企业、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靠群众运动的。凡是市场上流行起来的群众运动式的口号，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经过自己的思维才把它接受下来，对于市场上广泛流传的互联网+，我提出一个观点是+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传统行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传统行业。
            
            因为传统行业的商业本质没有因互联网改变，必须遵循传统行业的商业原则和规矩，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才来考虑互联网的应用，而不是我有了互联网就把商业和金融的本质颠覆了。
            
            我本人不反对互联网+，我只是说在互联网+和+互联网之间，我们要自己独立思考，看哪一种方式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看哪种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能够进行创新。我在企业调研的时候，倾向于认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应该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当然了，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企业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判断，而判断分析就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我想强调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秘诀，也没有必胜的法则。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你是老鼠就把老鼠的道做精，不要左顾右盼，看猫吃得多好;你是猫，就把猫道做好，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儿是猫做了鼠道，鼠做了猫道，自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要有定力，自己要有内心的世界，做企业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是比同班同学赚钱多，比过去的同事住的房子更大，不是比邻居更加富裕显赫，做企业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只有内心的追求，才能支撑我们独立进行思考，才能支持我们进行创新。
            
            提问环节：
            
            问：许教授，您能否分析一下，现在中国经济形势到了何种程度?
            
            许小年：刚刚已经讲了，其实现在经济的形势跟做企业关系不大，所以即使我对未来的预测，能够被事实验证，对你还是没有什么帮助。我始终认为，做企业不是看天吃饭，不看天气预报，企业的经营跟宏观经济形势没有太大关系。
            
            回到你的问题本身，我认为经济形势现在非常严峻，但没到最严峻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过去我们常年的依靠发钞票，银行发信贷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去认真的做结构改革，所谓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们的经济中越来越大，克服、解决这些问题，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说最严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至于新常态下的低位运行要持续多长时间，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财政部长的估计，中国经济起码要面临五年的困难形势。
            
            问：经济发展都有规律，未来企业家是否可以利用模型化或数据化，来帮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做出决策呢?如何令一门学科研究，不与现实脱离呢?
            
            许小年：我认为企业的经营无法模型化、数字化。模型也罢、数字也罢，只能作为企业家决策的辅助和支撑依据，不能代替企业家判断。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科学还没有研究透。别管网上有多少大数据，它对客户信用的评价并不精确，有误差，所以线上永远代替不了线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脑不可能代替人脑。我到华为去，跟他们的高管讨论过这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坚定地认为不可能，而华为的朋友们认为是有可能的。
            
            只要电脑不能代替人脑，决策就始终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和判断，正是因为这个观点，我不相信互联网公司可以通吃。我也不相信，在未来的时代，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占领了未来的制高点。科学是有边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都极为有限，不管未来如何发展，这个世界总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用数据和模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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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read,
        Sep 25, 2015, 6:56:59 AM9/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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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睿：我相信会有一颗松掉的螺丝钉

        Posted: 24 Sep 2015 11:16 PM PDT

        图为胡佳夫人曾金艳和女儿的合影

        编者按：2013年"两会"之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邀请专栏作者，从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或专业领域出发，写下自己的"中国梦"。"中国梦"应该是具体而微的，每个人的"中国梦"都可看作是向新一届政府递交的"提案"，也欢迎读者朋友在"评论"中写下自己的"中国梦提案"。

        李静睿

        在这一次辞职之前，我做过八年时政记者，其中有三年的时间每天都要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听庭。有时候一个刑事案件的开庭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过了几个月之后又用十五分钟宣判。我既见过大毒枭在庭上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妻子，也见过情侣为了让自己脱罪怎样恶毒地互相攻击，还见过因为带了几百张黄碟出境被判刑十年的非洲人，翻译几次告诉他刑期他都不敢相信，最后他终于痛哭失声，发出小动物一样含糊的呜呜声。

        法院的空调不知道为什么开得那么低，女记者们都随身带着一件长袖衬衫，空荡荡的走廊里坐着脸色苍白的被告家属或者受害人家属。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采访他们，所以稿子里总是缺少细节，种种诸如此类的碎片叠加在一起，让我记忆里的法院永远是那个冰冷的地方。没有想到过了好几年，我会觉得那种冰冷起码能够袒露在现实世界里，起码有我们这些不知所措的中国记者围观在周围，而我慢慢接触到的那个冰冷世界，在防火墙之内却是寂静无声的。

        我一共参加过五次全国两会的报道，2008年那一次的总理发布会我在现场，虽然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外面排队，我和同事还是只抢到了很靠后的位置，温家宝总理的声音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总理表示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法国记者，然后路透社的记者站起来，说有一个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一个月之后，胡佳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而在他坐牢的那三年里，我认识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我们在通州的家只隔一条运河，她们就经常过来做客，小姑娘在我家第一次吃到了梦龙雪糕，她喜欢我做的可乐鸡翅和蜜汁烤翅，在我们大人忙着聊天的时候她独立自主地学会了剥瓜子。有一年儿童节我给她买了条美丽的白色纱裙，最小码还是太长了，妈妈把它挂在衣柜里，她每隔一段就要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看看小阿姨给我买的婚纱。

        开始她以为一直不在场的爸爸是"上学去了"，但是她渐渐有了疑心，我们大人再怎么努力也没法给她造出一个只有麦兜和加菲猫的奇幻仙境。小孩子长大得太快，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学会了"国保"这个词，而且频繁使用它，我们为现实世界盖的那块遮羞布被这个词撕开了第一条缝，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制止它被展现在孩子面前。现在她去了香港，我高兴她推开窗就能看到带着咸味的维多利亚海港，而不是楼下几辆从不离开的黑色轿车，与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们，那些被我们称为"国保"的人们。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接受"他们"是真实存在，而不是东欧或者苏联电影里的拙劣情节。虽然已经见过一些"他们"，但"他们"在我心里的样子却永远是模糊不清，我想象着"他们"只是一个个拧得特别紧的螺丝钉，因为被拧得太快而有点昏头转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位置，螺丝钉的生活过久了，工作会失去对伦理的触觉。2009年的平安夜，几个朋友来我们家过，当时有个朋友处于被我们戏称为"有专车"的境况里，两个国保开车把他送到了楼下，那一天北京冷到接近零下十度，又刮着五级大风，我和家人想了想把"他们"也请了上来，毕竟家里那个封闭露台上既有暖气，也有用电的壁炉，虚假的火焰可以带来真实的温暖。在浑身暖意的时候，也许一颗螺丝钉也会发现自己有柔软的心。

        十二点的时候朋友们互相拥抱，我和其中一个体型巨大的国保也轻轻抱了抱，只有在那身体与身体接触的瞬间，他才从一颗螺丝钉突然变回一个正常人，当然我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感受，也许他不过是在敷衍。还有一次"他们"来家里搜东西，刚好我父母也在北京，我妈妈怯生生地用四川话问其中的一个人："你要不要喝杯茶嘛？"他没有喝我们家的茶，但是他似乎的确也没有办法用一颗螺丝钉的姿态对待好心邀请他喝茶的阿姨。可惜这些瞬间总是走得那么快，"他们"还是"他们"，尽职尽责的螺丝钉。我们还是我们，在外交部发言人的嘴中并不存在的"持不同政见者"。

        前段时间我在纽约看了《悲惨世界》，结束的时候电影院里全是抽泣声和掌声，我忘不了沙威的选择，当他发现自己深深信仰的法律并不能真正公正地诠释这个世界，而不过是一种暴政，他唯有一死。要是有可能，我想请"他们"看看这部电影，我从来没有对人性的勇敢抱有太高期望，但是我真希望"他们"能悄悄把自己拧得松一点，再松一点，有时候一个世界的崩塌并不需要《悲惨世界》里的悲惨革命，它只需要一颗颗松掉的螺丝钉。

        这几年我陆续读了一些以前不大会读的学术书，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她提出"恶之平庸"（evil of banality），这个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在我看来这本书里有两句话最能概括何为"恶之平庸"：一句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另一句是"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犹太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前两年出了中文版，他用一本长达七百页的小说解释了阿伦特发明的这个词组："国家机器是由沙子一样易碎的堆积物组成的……它存在，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让它存在，甚至，连它的牺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了那些赫斯，那些艾希曼，那些果哥利兹，那些维辛斯基…一个希特勒或者一个斯大林就只是一个充满了无能的仇恨和恐惧的羊皮袋。"

        就像我相信德国人中默默隐藏着一个奥斯卡•辛德勒，我也相信"他们"之中会隐藏着一颗松掉的螺丝钉。在这架庞大机器看起来运转依然如此良好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颗螺丝钉从中脱离下来，它苏醒着伸了伸懒腰，周围的世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它已经努力闪出了自己的那点光。

        （本文作者李静睿，以前是记者，现在毫无目的地暂居纽约。微博名"阿花的伊萨卡岛"，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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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天下讨习，万言檄文

        Posted: 24 Sep 2015 09:54 PM PDT

        聚集在白宫前抗议习近平的人群……


        2015年9月24日
        生活在欧亚大陆东南部的所有居民，无论是否认同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甚至是否认同中国人的身份，都天然地享有平等追求自由生活的权利，在慈爱、和平、公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天赋的人权选择自己的个人命运、参与决定他们作为一部分的社区、国家和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手段。在个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或政治共同体（例如汉族相对于藏族、维吾尔族等，香港、台湾相对于大陆等，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相对于无神论者等等），都有自由珍惜保留传统，追求平等合作、融合共荣，并选择与其他伟大的东方文明一道最终建立民主的亚洲共同体、在实现亚洲文明复兴和进步的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演进做贡献。
        大约十四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在21世纪有机会实现个人自由、族群自治和亚洲复兴的三重跳跃。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三重跳跃可能是人类可以想见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但这个历史机遇和潜能却被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统治所阻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六十多年里，当亚欧大陆逐渐被民主国家花环映衬生辉时，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共的六十多年统治建立了一个居中夜叉国，不仅拒绝自由民主在共产党奴役的地区生根、开花、结果，阻挠那里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且，在一个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喧嚣下，从日本、韩国、台湾到东盟国家和印度，亚洲的民主都受到腐蚀和威胁。
        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体现人类文明、和平、进步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遭受过三次全方位的挑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日本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等建立了轴心国联盟，对以"国联"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发起进攻。在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英、法为领导的反法西斯同盟摧毁了德、意、日法西斯体系，挽救了人类文明。
        紧接着，冷战爆发。一个发迹早于法西斯而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暴发起来的苏联共产主义体系纠合它的卫星国（包括毛泽东刚建立的共产主义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为首的反共国际体系展开了生死较量。尽管这场总体较量被称为"冷战"，但真枪实弹的热战并未停止，而且核战争的威胁从未消失。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自身内耗和爱自由的人民和国家的双重努力下，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分崩离析，人类再次避免了步入黑暗。但在东西方冷战中，因为它与苏联的冲突，中国在美苏中世界大三角格局中不仅避免了受到西方的集中攻击，而且还得到发展空间，并借世界上的各种危机（例如，苏联崩溃、反恐战争、金融风暴等）迅速崛起。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中国奇迹"，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创造力得到解放、全体人民辛勤工作的结果。同时，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人才和技术的帮助，海外华人资本的参与，甚至在中国发展早期国际组织的援助，都是中国经济腾飞不可否认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在于，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务实领导人的推动下，它放弃了毛泽东疯狂激进的祸国殃民政策、弱化了共产党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傲慢心态，回归常识，实事求是，不再全面打击人民创造力、敌视民间智慧。这一中共执政史上的短暂"小阳春"本有可能赋予中国全面融入、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历史机会，但中共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对权力带来的贪腐特权的沉溺让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并以野蛮的暴力镇压方式，从天安门到雪域高原，从天山山麓到东海之滨，动用国防军、国内维稳武警、政府司法暴力机器、准司法协警治安力量和黑社会组织，对中国人民开始了常态化的内战。中共维稳经费曾几度超过国防费用，就向世人宣示，中共政权的最大敌人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偏离了人类的主流文明。
        中共的维稳体系、其实的内战状态把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尊严、人权和幸福的可能冰冻了起来。民主自由人士被全面镇压，民间领袖人物遭拘禁或流放，公共舆论被消音，而且由党的喉舌鼓噪污染、充斥和垄断公共空间，非政府组织遭到全面阉割、封杀、禁止，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也被党国权力驱赶和污名，所有这一切，为中共打造和控制的"党-国-军邪恶三位一体"自赋和扩充特权，滥施法外权力甚至淫威暴力，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会。
        在一个所谓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人民共和国"，由世界历史上第一大专制政党、仰赖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攫取世界第一大居民体，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寡头体系，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政权，一个"官有、官治和官享"的政府。中共政权和它的代理人无恶不作其极，贪污腐化盖世，骄奢淫逸无度，但他们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把好话说尽，自欺欺人，欺世盗名，政权和官员的虚伪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共的"红二代"加"官二代"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却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速度完成了寡头转型。在国民总收入所占的比例，官需和官员消费已从一成上升到三成以上。与此相对照，民需和民众消费却从六成滑倒了三成以下，财富分配上"官进民退"的大趋势并无停止的迹象。中国普通的百姓以美国人均收入十分之一的收入却要支付高于美国的米价、肉价、车价、甚至房价。与官员特权阶层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众不仅面临急剧加速的相对贫困化，而且还正经历绝对贫困化的威胁。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所谓新常态，更会继续加剧城乡居民和工人、民工的困境，同时还在侵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正如全国各地的大雾霾和天津的大爆炸暴露出来的，中产阶级的生命财产随时都有灰飞烟灭的危险。
        面对日益显露的经济危机，中共政权不是采取放权让利来兴民富民、通过建立法治体系来保障服务经济、加快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来重振信心，而是在习近平一意孤行的权力意志指导下，走上了一条疯狂冒险的邪路。习近平在接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其言行举止、所思所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错误的治国执政的总体路径，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来做出判断，习近平以此道路走下去，不仅会给生活在中国的十四亿人（包括执政集团自身）带来灭顶之灾，而且还会对以自由民主体制、法治市场体系为基石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德国、苏联前两次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和冲击还发生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自由民主世界都可以清晰地界定和消灭它的敌人。今天，崛起的中共专制帝国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和西方的接触政策，已经在西方内部控制了许多战略资源和平台，可以以西方经济和人民为人质进行要挟，所以危险更隐蔽、复杂和可怕。
        我们在此有足够的理由说，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共产党、绑架上中国人民向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主体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和进攻。我们有以下一系列证据来说明，习近平的危害，如不被制止，将是可以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东条英机的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
        首先，习近平成长和发迹的历史预示着庸人制造极度邪恶的历史可能。
        尽管习近平有清华大学的文凭，甚至还"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但知情的人都清楚，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教育和在任职期间请秘书下属代为操刀拿到的博士学位，都不能掩盖习近平真实的初中教育水平。作为那个疯狂而又封闭一代的代表人物，习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洗脑过程，以及在他的父亲遭到毛泽东清洗后他在社会的江湖底层学会的生存法则。自卑与自狂的双重性格，恐惧猜疑和算计狡诈的处事方法，阿谀奉承的虚伪掩饰和小人得志的飞扬跋扈，都在习近平的言行中暴露无遗。他一方面得利于中共专制体系下人事选拔制度中的逆向淘汰机制，所以以"老实厚道"、平庸无害而成为接班人；但另一方面，成功的接班使得他的自我无限膨胀，乐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无法广开言路，倾听专家能人意见，所以，有权就任性成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例如，他的阅兵行动就是在未征求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独断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当中共最高领导人进入权力傲慢和任性时，就是中国人民灾难之日。中共历史上的"左倾冒进主义"和毛泽东的"大跃进"、"文革"就是典型例证。当中共领导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对自己的能力有点怀疑精神，对自己的永不犯错、"伟光正"不再迷信，中国人民就能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步就是例证。今天，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万民之父习大大"，中国人的衣食父母，千年盛世的明君，一个崛起大国的领袖。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观察思考法西斯德国作恶时所说的，毫无魅力的平庸的人却经常可以造就极恶。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候选人。
        第二，习近平的权力意志以法西斯专制哲学家为指引。
        习近平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是"政治定力"。他自以为他和他领导的中共找到和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拥有了宇宙真理，所以，他有强烈的权力意志，要去贯彻实施一项宏大的人类社会改造工程，完成他的"两个百年计划"，以具有征服全球的帝国心态实现他的所谓"大国复兴"、"大国崛起"和"中国梦"。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复兴计划"，可以发现他和他的御用文人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千年帝国"和法西斯头号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回收了许多历史垃圾陈货。他们都以执掌权力为终极目的，把社会人群分割为"朋友"和"敌人"两大对立阵营，树立所谓"领袖"、"元首"人物的绝对"主权地位"、"定夺权"和"紧急状态权力"，用法外权力超越、甚至取代宪法权力，抵毁和反对自由宪政和议会民主，在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独特主义指引下，企图征服世界，建立乌托邦的理想王国。在习近平那里，具体就是通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正如共产主义理论的祖先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人类历史经常出现类似的愚蠢事件，只不过第一次通常以悲剧而结束，而第二次却是以滑稽闹剧而散场。习近平就是在上演"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二场。例如，他经常说，他们有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但如果我们看看他展示他和他的党国自信的"9·3大阅兵"，就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党国的怯懦：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广场天安门广场，仅仅有两万的观礼"群众"，而这些所谓的群众其实大多是各机关干部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而可以容纳更多观众的整个东、西长安街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就实行隔离和清场。参加阅兵的两万不到的军人结果还要由80万的街道"义务治安员"来保护。总之，与希特勒的阅兵相比，习近平展示的是没有广泛群众动员的法西斯运动；与毛泽东的天安门检阅相比，习近平树立的是没有狂热信徒的个人崇拜。
        第三，习近平已经完成了一项宪法政变。
        在经历自找、自造的"文化大革命"内戕后，中共领导人首先为了避免自己再遭"封建法西斯"的荼毒，在1982年制定了中共执政史上最为进步的宪法。尽管这部《82宪法》并未消除中国灾难的根本之源，那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但与以前几部赤裸裸的专制宪法相比还是缓和了许多。但就是这么一部中共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几乎成为一张废纸。
        例如，中共建制继承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委员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此权力构架下，国家主席是一个荣誉虚职，以总理为政府首脑和他领导的国务院是国家真正的执行机关，总理对人大负责。当然，在党的领导的紧箍咒下，党总是行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但是，政府和党的分工过去还存在，政府的实权还未虚化。习近平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就通过毛泽东文革期间设立"文革小组"的方式，在国家主席之下、政府国务院之外建立了十几个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或组长。尽管习近平已经担任两个军委主席（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的职位，但为了绕过国务院，强化自己亲手对内政安全的控制，在未经人大授权，也未修宪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国家内外安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网络空间和生态安全，统统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而协助他实现"权力事无巨细，统统收归中南海"的是没有在政府系统、甚至党务系统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个人亲信。例如，栗战书是他的中办主任，王沪宁是他的外事和理论智囊，朱国峰是他的秘书文胆，李书磊曾是他的政治秘书、刘鹤是负责财经等事务的助理， 鲁玮作为国家互联网信息控制的掌门人。他们如此低调保密，有的名字甚至成了官方搜索引擎的敏感词。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集权色彩的"超级主席制"、"元首领袖体系"已经建成。政协更像群众团体，人大更像原来的政协，而政府几乎落为听拆跑腿的丫鬟。当然，所有党国的机器在百姓面前出现时，还足以让平民百姓发抖，但有尚方宝剑护卫的马云和他的淘宝网主管就敢公开叫板国务院的工商管理总局。
        近期中国出现的股市大崩盘和天津大爆炸，全面暴露出习式体制的低能无效。本来中国经济危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随着人们对中国政府和未来政策信心丧失，股市的波动也是必然的。然而，中共认识不到事物的本源，而是任性胡搞、暴力救市，一手破坏了法治建设，例如，公安部工作组进驻证券委，在全国大肆逮捕证券公司主管，等等；另一手破坏了市场经济，例如，停止和取消市场交易，践踏商业契约精神，把习近平自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马上抛在脑后。而这两者都是中共宪法宣誓要发展和完善的原则。结果，习近平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点进步也全盘抛弃了。同时，作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天津大爆炸"后从未发声、担当责任，爆炸现场更未见他的身影。可见，习近平只是一个贪权恋位而不愿担当负责的野心家。
        第四，习近平通过"自己政变"的方式，甚至推翻了中共自己的所谓"党内民主"规则和程序。
        尽管中共的党国体制基本上是一个人治的体系，其架构运作可以随着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而调试。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愿接受共产党自身"党内民主生活准则"的限制, 尤其是在中共特殊的选拔制下由前代领导人安排的人事布局成为习近平为所欲为的障碍，所以，他甚至试图摆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的工作程序，倚重"习办"打理朝政。
        如果对照一下中共自己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可以看清习近平实行的是践踏党国自己政治规矩、大树个人权威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若干准则》是中共在经历多次自戕之后幡然醒悟、集体反思的结果，是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历史性文献。在里面有专章讨论"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并这样写道："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核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但习近平通过毛泽东"文革"时期建立小组的揽权方式建立了十多个小组，而自己身兼全部领导职务，包括传统上应由总理负责的事务，例如，财经工作小组、深化改革工作小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等等。尤其是囊括外事、内政、国防、治安、经济、金融、通讯、文化、环境所有领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在既没有人大授权、又没有进行修宪的情况下由习近平滥用党权一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搞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不仅强调中央对各级纪检工作的直接"统一领导"，而且还把这一党的生杀予夺大权全面扩展到政协、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和事业单位，再一次强化党对权力的集中。更为荒谬的是，中共还制定了《领导能上能下若干准则》，在反腐手段以外，又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任意整肃官员队伍的习式规矩。
        总之，在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都关进自己的笼子里的任性胡为下，中共传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近的"八荣八耻"、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党员的八项权利"都被彻底忘却，习近平带领贪腐成性、兽欲横流的共产党集体堕落成了"忘八党"。
        第五，习近平的所谓反腐就是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大清洗。
        习近平当下在中国还有一群"粉丝"，他们倒并非全是"脑残"、"五毛"，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有魄力，有望解决共产党的腐败固疾。习近平知道、也很善于利用民间的期盼和左右民间的情绪，所以，在习-王反腐体制下，习近平展开了大规模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冷静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习式反腐的几个特征：（1） 习近平家族尽管也是富可敌国，在香港和海外都有上亿资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式家族、他的内圈人物、甚至在他工作的地方会成为反腐的目标。（2） 目前被拉下马或投入大牢的官员，要么是习近平接班过程中的政敌，要么是寒门子弟，"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腐败官员还在腐败。（3） 抓"大老虎"到周永康似乎已经到底，在"9·3大阅兵"上"老老虎"和"大老虎"集体亮相，预示反腐运动已是虎头蛇尾。（4） 因为中共的腐败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还是根植于官员整体邪恶本性，所以，腐败是中共体制运作的前提和结果。反腐带来的官心不稳、甚至狗急跳墙，使得习近平也不敢严惩"大老虎"，那些罪该万死的贪官、恶官却能获得罪不容诛的待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对律师、记者、出版人、人权活动人士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以致仅仅是行使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两位七旬老人记者高瑜女士和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商姚文田都被投入大牢、忍受七年和十之久的恶判。我们可以说，习式反腐就是为了抓到和集中大权而进行的派系权力争斗，对中共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对老百姓来说，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忽悠和骗局。
        第六，权力集中的习近平会更进一步围剿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绞杀任何民主化的可能。
        习近平的体内流淌的是毛泽东的血液，所以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他在做的是要消灭社会的党国全权主义。他控制和吞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全面绞杀中国出现的公民社会的萌芽。他提出的所谓"七个不讲"，就是要反对普世价值、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历史真相，就是要掩盖中共的历史罪错，就是要保护党国新寡头和他们的权贵资本利益。
        在这样的反动纲领指导下，习近平大肆抓捕记者、作家、律师，全面镇压访民，残酷迫害信仰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如果人们认为，胡锦涛"和谐社会"（横行霸道的"河蟹社会"）的十年时期已经给中国造成十年的停顿，那么，习近平在掌权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其残酷镇压公民社会的程度、抓捕民主自由人士的数量就早已超过整个"和谐十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被抓捕、拘禁的律师就已经达到两百多人。这种趋势再往前行一步，就会进入到毛泽东砸烂"公检法"、废除律师制度的无法无天状态。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有心废除独立的法院和消灭中立的律师，但也会有意强化作为"刀把子"的公安和整个暴力专政机器。
        为了建立他的没有社会的国家主义，习近平近几个月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恶法， 例如，《国家安全法》（2015年七月）、《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二月第二稿）、《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九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2015年六月第二次审议稿）。简单说来，所有这些法律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为了他的所谓"政体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习近平用极端主义的毛式意识形态、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把社会撕裂为相互提防、猜疑、告密和毒害的敌我矛盾体，制造和加深社会原子化状态，让中国人接受"阴谋论"仇视外部世界，让汉人相信"野蛮论"鄙夷少数民族，不断在大陆渲染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充耳不闻港、台等地的本土诉求，最终结果将会加剧各方的离心主义，把中国引向全面的分裂主义。
        第七，习近平完成了类似于朱元璋、毛泽东的个人权力集中过程，带来了中共政权的杂种化，制造出一个类似超级病毒的专制政体和红太阳帝国。
        习近平内心里是没有任何政治定力的，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口头上他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现实中没有一点平等博爱、正义公平，而无非是"红二代"联合"官二代"组成的新兴寡头集团以共产为名掠夺十四亿人民的财富罢了。对习近平和他的整个中共来说，马列的教导反倒成为他们对人民专政的灵感源泉，例如，如何用血与火积累资本，如何把议会变成空谈馆，如何在当下中国实行波拿巴主义，如何把维稳体制建设成管理寡头公共事务的执行委员会，等等，他们运用起来都驾轻就熟。对中共来说，马列外套更是反穿的画皮。
        与此同时，习近平受到一群新权威主义者（例如王沪宁）、新法西斯主义者包围，所以在他人生如戏的表演中，可以模仿法西斯的宏大和荣耀。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比，他又缺乏二者的口才、蛊惑力和表演天才，所以一场劳民伤财的阅兵被他的十来次左手行礼坍台。习近平还试图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中找到灵感。一方面，政治儒家思想中的等级、专制、忠孝等规范被他看重，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全面模仿朱元璋废相集权、朝纲总揽。总之，在习近平矛盾、杂乱、碎片化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无法找到内在一贯的因果逻辑，而是集东方皇权专制主义、大陆欧洲法西斯思潮、二战前东洋日本军国主义、马列和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封闭主义和冒险主义为杂烩炖出的一锅红烧肉。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个人、个性和个人主义，敌视公民社会、世界主义和全球共同体。
        因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吸纳了人类东、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垃圾和厚黑权术，所以今天的崛起专制中国成为威胁世界的超级病毒。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好了预防药和治疗术，红太阳帝国颠覆世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恐怖。但纵观人类历史，自由和仁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奴役和仇恨，只要热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能够认清现实、鼓足勇气、相互团结，21世纪的历史也不会例外。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认为，习近平的红太阳帝国作为一头杂种骡子，可能忍耐力胜过马，爆发力胜过驴，但它是没有繁殖和再生的能力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灭亡将是历史的宿命。
        最后，习近平试图建立国际流氓国家的反动统一战线，并已经向全球普世价值开战，对全球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展全方位的破坏和颠覆，并准备以台湾、日本和东盟国家为目标，用热战的方式来颠覆全球秩序，建立中共的全球霸业。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显示他要走联俄抗美的道路。他选择俄国作为他接班后的首访国家就具有地缘政治目的。他依赖上海合作组织为腹地，打造中-俄-伊朗的邪恶轴心，在全球支持流氓国家，例如北朝鲜、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等，挑战民主自由为主流的国际秩序。我们在"9·3大阅兵"就看到这种"新冷战"的对垒。不仅西方七大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体缺席，抵制习近平耀武扬威，而且，"金砖五国"中的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也未派出总理或总统到场。在一场孤立的政治自恋游戏中，中共大肆矮化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国家美国，继续毒化中日双边关系从而妨碍和平的最终巩固，而且毫不掩饰地向自己的人民发出恫吓。习近平所宣称的，"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恰似正话反说。
        习近平时常把美丽的词藻挂在嘴边，不是因为他有诚心诚意要去践行，而是对他来说这些美丽辞藻廉价，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如果我们读一下习氏选集《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就可以看到，在树立个人崇拜上不仅与毛、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与金家封建王朝同流合污，把他的经过百般修饰过的标准像放在书的封面，而且他的写手还故弄风雅，从中西、古今典籍中引用名言佳句，来包裹习近平毫无思想的平庸言论。他们自己也知道里面的许多东西见不得人，尤其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普世价值的检审，所以，在英文版中又再一次漂白美容，试图瞒天过海。例如，"宣传"在英文中变成了"公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英文中删掉了"绝对"，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是"相一致的"翻译成为"相联系的"，等等。今天，习近平在美国访问途中又释放出"良风"和"善意"，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事实上，习近平在过去三年，中共在过去三十年都给香港、台湾、西藏和世界信誓旦旦地许过很多诺言，中共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也给中国人民发过许多誓言。到今天，他们全都只是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在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前的对世界承诺也都未兑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全民普选、民主体制，也从未认真在西藏和香港实现过"一国两制"，也从来没有在国内认真一贯执行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也从来没有真正拥抱过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如果华人和世人还对习近平和中共抱有幻想，那我们就必须牢记智慧的告诫：第一次受骗我们可以说是骗子的错，第二次还上同样的骗子的当，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自己的错。
        习近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的平庸无能、好大喜功。他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而只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把中华民族带向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无底深渊，同时破坏世界和平和危害人类文明。现在，全世界必须集体醒悟，认清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所有坚持正义的人民和维护自由民主的国家携起手来，一道解决习近平这个世界性问题。
        习近平就是习泽东。习近平就是习特勒。习近平就是丧心病狂的权力野心家。
        普天之下，长城内外，同心协力，讨伐独夫民贼习近平！
        自由必胜！民主必胜！真理必胜！人权必胜！

        郭于华：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Posted: 24 Sep 2015 09:51 PM PDT

        p2
        郭于华
        （本文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发表的关于普通人记忆的历史，亦为"思享者"活动选出的十佳作品。）

        我们健忘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我在这里要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记忆与忘却，这个话题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常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对过去无论是经验教训还是荣耀，无论是成功的，还是苦难的东西，把它们都忘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悲催"的，也很可耻。
        我们不说那么远，我们说五十年的历史，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都不清楚了，都发生扭曲了，或者被遗忘了。再说得近一点，四十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今天的人们怎样看待"文革"？怎么样评价它？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真正地进行彻底了解、彻底反思，以至于很多人说要回到"文革"那个时候，而且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迹象，回到"文革"那个时候的迹象，或者是对"文革"的一些美化。
        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
        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老婆还埋怨他，说你花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他找到了四个，当时央视报道的时候他找到了三个，报道了以后又有很多人关注，通过连锁的帮忙，后来找到了第四个，把这四位烈士的证书都送给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拿到烈士证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生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烈属的话会有很多政策的照顾，会有优待，可有些人没有享受到，所以家里人拿到这个烈士证书的时候真是痛哭号啕，把李红旗视作上苍派来的使者，让他们的亲人终于魂归故里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不只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都很远，散布在全国各地，到一个地方需要当地部门的配合帮助，比如他到民政部门去，或者到哪些部门去了，这些部门的官员说这些东西早失效了。他非常不容易地为其中二十六位烈士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会引起很多的联想。首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送达？这些通知书，这些烈士证为什么没有送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无法送达，找不到，难找。它们送达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部门，在什么档案馆里面存档？没有。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流入了废品收购站？他们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是千千万万死去的人中的一个，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些人，包括我们大家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民，还要追问普通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难道就像这些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会感觉到我们的命运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人应该是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天天都在说今天的好生活是前人牺牲、奉献换来的，但是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连他们做过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们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忘恩负义。更为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是，记忆是什么？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记忆的话，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就会中断，当然也谈不上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这一点大家不难理解。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个体与社会。我们的话题是一个关于社会记忆的话题，或者叫集体记忆。我们说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关于自己的，或者关于其家庭的、其先人的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跟一个更大的历史，跟一个宏观的历史发生关联？这就涉及个体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莫里斯·哈布瓦赫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实际上他是在谈个体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会涉及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一种思路。
        布迪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不限于社会学家，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他作过很多的研究。布迪厄说：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很具体的东西来理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赖特·米尔斯，他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开篇其实就在谈普通人，谈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当中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烦恼，是怎么跟一个公共议题上的更大的、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发生联系的。他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把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烦恼和公共议题当中的社会结构打通、贯穿–这样的一种能力，将其概括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具体来说，比如说在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衰败，或者说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转型的时候–大家今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大的转折、剧变，那么失业这件事就不是个人能够去化解的问题。我们身边的例子，比如说企业转制，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转型、企业转制的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失业下岗的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地区，比如说东北，大家都失业下岗了，买断工龄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能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吗？说一个人下岗了，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因为他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是，是因为整个产业都转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当战争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于全球化体系当中的一个内在属性、一个内在的基本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引起的困扰，个人面对它时是无能为力的。
        制度如何影响了个人生活和记忆
        所以我们说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其实也不难，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凯迪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26, 2015, 6:05:52 AM9/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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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戈：「走到哪山唱哪山歌」能行嗎？

        Posted: 26 Sep 2015 12:33 AM PDT


        習近平的訪美先有西雅圖中美互聯網論壇，後有聯合國大會，中間留給與華府真刀真槍過招的時間一共只有30小時。這樣顯然有多收穫成就，少暴露衝突的好處。
        果然，就在中美互聯網大老與習在西雅圖舉行的座談上，美國國務院要求美國企業家大膽表達對中國互聯網監管的意見，中國網民也期待中國大老們進言，然而前者絕不會當面得罪人，後者更是表忠心都來不及，何況放鬆對外國網絡公司的封鎖並不有利他們。格力、茅台、加多寶和保利地產更是在《紐約時報》買下整版致賀習到訪華盛頓。
        於是，政權紅利再次顯現，只要大唱改革開放，還在中國有相當經濟利益的美中商界立刻報以激情四射的捧場。只有美國商務部長Penny Pritzker的歡迎致辭毫不客氣地包含了對中國政府的明確評價和期待：「我們，以及我們的企業，也持續嚴重關注（中國）整體上法律與規則透明度的缺乏，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力，歧視性的網絡和技術政策，以及更普遍的，在很多領域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將基於在擴大合作和建設性管控分歧上，特別是在雙方採取的行動上取得的進展來評估雙邊關係」。
        然而，這樣的嚴肅討論，中國國內媒體仍然是忙不迭地要蓋在帷幕之下。習剛到華盛頓，在剛剛與微軟達成戰略合作的中國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其搜索風雲榜自動彈出的兩條居然第一條就來自終日叫囂反美滅日的著名軍事憤青網站西陸網，而且顯然是論壇網友從官媒上隨便的抄錄。
        這條的主題是不顧教皇訪美一直佔據着美國媒體頭版，硬要炫耀奧巴馬任期內只爲習舉辦了兩次國宴這種「高規格禮賓安排」，而噱頭是奧在習下車時的問候，美國記者沒聽懂是「你好」還是「您好」。
        其實中國記者估計也聽不清，但這不妨礙他們趕緊推測，如果是「你好」，那可說明兩國元首私人關係親密無間。從美國人現學一句中文有沒有鼻音來判斷中美關係，中國媒體該是有多麼不敢涉及實質問題。而被西陸網這樣以「奧巴馬爲何說你好不說您好」爲題轉載，或許大量只看標題的軍迷憤青又會對美帝的不敬勃然大怒吧。
        百度搜索風雲榜推送的另一條雖然只說了「華僑留學生街道旁敲鑼打鼓」，內容卻來自最近正在國內爲共產主義理論問題與資產階級爭得刀光劍影的共青團中央網站「中國青年網」。
        當然，前日在西雅圖歡迎過的「微軟華人」已經有人在網上透露：精心準備的各種親熱均被快速通過的防彈車黑色玻璃阻隔，連主角在哪輛車上也一無所知。而在敲鑼打鼓、舞龍舞獅外又增加了「唱經典歌曲」的華府華人，主要任務也是用大量紅旗填滿中國官方媒體的攝錄機，遮擋任何不和諧事物。
        中國人講究內外有別，中國官方講究面子，訪問只談成就，絕不會有分歧和爭論。於是，國內急速左轉，美國重返亞太的陰險，比爾·蓋茨是欲謀殺人類的共濟會員等認知，連同傳統的美帝對華演變、圍堵、滲透、打壓和禁運罪狀，永遠是內部政治學習必修課，但一到美國，原本提提《老人與海》也罷，可是《聯邦黨人文集》和《常識》都來了，中美到底是敵是友？
        美國那麼壞，中國去示好，如果不想被理解爲卑躬屈膝，難道是有求於美國？既要挑戰美國這個惡霸，又非說世上本無後起大國挑戰霸主的「修昔底德陷阱」，對方信嗎？
        中國有個傳統江湖智慧叫「走到哪山就唱哪山歌」，不過前提是這些山頭間互相孤立，在信息時代，你跑到這個山頭親如一家，可是人家其實知道你昨天還在家裏罵我們呢。所以，這一招只能敷衍一下面子，連欺騙也算不上。
        更重要的是，中國如果自己內心或者關起門來時對美國及其制度到底如何認識都是矛盾、搖擺和投機的，只會既無法虛心學習美國，也無法有力挑戰美國。

        ——东网

        王思想：任志強歪曲「共產主義」了嗎？

        Posted: 26 Sep 2015 12:30 AM PDT


        任志強
        幾乎沒有幾個人清楚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卻能爲此發生劇烈爭論，堪稱奇景。
        9月7日，大陸某影響甚小的官媒發表了習近平在一次座談時講話，其中有一句，「我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朝着共產主義的方向努力」。隨後，網絡上出現了一些對此的不同評論。
        這些評論引起了另一些人的不滿。9月21日，《中國青年報》刊發署名王向明的文章稱，「有人攻擊習近平關於共產主義論述，稱向左轉」。不知是否互爲配合，9月21日當天，上午10：13，中國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發佈稱，「對於我們共青團人來說，共產主義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實現過程」，併發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話題討論，附上中國青年報21日文章《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
        兩個半小時後，12：46，任志強在此微博後評論道「曾經被這個口號騙了十幾年」。爭論由此開始。
        共青團中央23日8:59發@共青團景臨寫的長微博「與任志強先生榷」並置頂。該文除前兩段外，其餘部分隻字未提任志強以及任志強的言語，而是進行了比較空泛的宣講，還是「崇高目標，不斷發展，一定實現」這些話。文章的前兩段，則直接說「任志強先生這麼公開鮮明、鄭重其事地反對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理想，又指名道姓、斷然決絕地指出現在共青團員接共產主義的班是天大的笑話」，「否定共產主義，無異於對黨釜底抽薪、動搖根本」。
        共青團這段微博，並未說明「任志強反對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從任志強哪句話裏得出的。而一旦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問題就嚴重了。對此，任志強23日21:58發題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長微博並置頂，他寫道：「團中央發表了一篇與我榷的文章。心平氣和的送了頂反黨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只好再寫幾句。千萬別讓團中央用愚昧再去欺騙年輕的一代。千萬別讓改革開放退回到改革之前。我不在乎別人罵我，但團中央不能用無知欺騙社會！」在長微博中，任志強表達了兩個觀點：一，我不反黨，不反共產主義。二，十三億中國人在盼着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決社會中現存的各種問題。而不是在未解決眼前存在的各種問題時，空談接共產主義理想的班。
        網友們在微博上留言、評論，其中，絕大部分是挺任志強的。
        情況有點危險，胡錫進決定對共青團施以援手。24日，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標題爲《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
        對此，任志強的反擊是：「如果共產主義不能給所有民族都創造幸福，就一定是騙人的主義」，「胡編以爲共產主義只是爲這個民族創造幸福的就更荒唐了」。
        這句話對胡錫進的打擊是巨大的。
        共產主義肯定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馬克思說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因此他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爲了推行他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是通過共產國際來進行的。而全世界共產主義分子的通用歌曲，也是叫《國際歌》。
        馬克思認爲，共產主義有諸多前提，其中之一就是「國家消亡」。胡錫進所說「共產主義沒有騙中國」不僅缺乏實際論證，並且其從邏輯上就根本無法成立。假如我們稍微回顧歷史，甚至可以得出「有人利用共產主義騙了中國」的結論：當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而大躍進和文革帶給中國人民的創傷，太慘重了。
        在蘇聯、東歐、越南等國拋棄或者說背叛了共產主義理想之後，可以說，共產主義之路更加遙遠了。我們若要實現共產主義，得付出更多努力。
        爭論至此，勝負已然分明。任志強沒有歪曲共產主義。他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遠遠超出了那些給他扣上「反對共產主義」帽子的人。關於共產主義，共青團方面原本應該能找出有水平的人，做出有水平的論述。
        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多數中國人的理解是「不用勞動，想啥有啥」，基本以紅燒肉和汽車樓房爲想象力的滿足程度。這是在共產主義宣稱盛行、而民衆窮得要命的時代，大家對食物極端渴望時的想象，並延續至今。
        實際上，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描述，是圍繞「自由的全面發展」，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自由，是人類的最高追求。馬克思對自由的渴望，尤其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其強調程度是中國人難以想像的。
        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馬克思不到30週歲，恩格斯剛滿27週歲。170年前的兩個不到30歲的小夥子，沒見過飛機，沒聽說過相對論，更沒見過手機、互聯網，而對於這兩個小夥子的文章，今天的中國人依然小心翼翼，不敢觸犯。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家。

        ——东网

        胡少江：中美关系的本质

        Posted: 25 Sep 2015 11:35 AM PDT

        图：奥巴马和习近平在白宫举行会谈后举行记者会，同意就有争议的网络安全问题采取新的步骤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开始了对美国国事访问的高潮。在此之前，他曾经在西雅图逗留两天，会见了美国工商业届巨头和其他民间人士。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将是此次访问的政治高潮，两人讨论的双边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涵盖贸易、网络安全、南海局势、国际反恐和中国人权等议题。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出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些本质特点。

        两国关系的第一个本质特点是，它无疑是一种"大国关系"，两个国家不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工业制造能力强、贸易量大，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力量强大。美国学者曾经用一个"中美国"的概念来概括两国在当今世界的的重要性。不少世界观察家们也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峰会的看作是比任何其他峰会都更重要的"双峰会"，中国人则在近年来不断地强调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些都表明了世界舆论和两国领导人对大国关系的承认。

        既然是大国，就难免带有竞争性，"竞争"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力量悬殊的个体之间不会形成竞争，小国和大国之间基本上也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必然的。这是人性使然，也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使然。好强的人性和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得弱小的一方不择手段地尽快赶上对手；强大的一方则希望遥遥领先自己的对手。当中国弱小的时候，中国没有想过要与美国竞争，美国也对中国的发展持积极正面的态度。

        事实上，美国的合作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美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出身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美国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但是，美国的不警惕、甚至是乐观其成的态度使得不少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也为中国制造业的成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市场。同时，美国的态度也鼓励了它的工业化盟国对中国的发展采取积极态度。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技术和军事差距也显著缩小，中国与美国在多方面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两者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互不信任，这使得他们成为危险的潜在敌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新闻管制、政治压迫；美国则是民选政府、三权分立、新闻自由。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心向往之，甚至连执政者在拒绝美国制度的时候也只是用条件尚不成熟作为托词。而美国人则视自由和民主为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对专制者深恶痛绝，这种民意必然要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

        习近平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的执政党不仅没有向一个民主政党的方向演变，反而日益向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极端意识形态蜕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在从邓的相对开放的立场朝著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极端意识形态蜕变，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倒退愈发加剧。三十年在特殊国际形势下的经济快速增长冲昏了中国统治者的头脑，他们无视世界发展的长期趋势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愿望，狂妄地认为只有他们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由守势改为攻势，在国内以空前的力度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周边领域恃强凌弱；在非洲、拉美等政治真空地带支持专制强人；甚至在民主阵营内竭力收买代理人，兜售专制意识形态。虽然美国的政客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心有同情，但是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不会容忍美国政客出卖美国的根本利益与中国妥协。而中国政府的专制本性决定了如果它的力量真的强大到可以打败美国，他就像他今天对待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在国际上为所欲为。

        这是上述这一点决定了美中关系注定不会成为朋友，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会像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那样是互相促进的良性竞争。他们必然会成为彼此的敌人，一种制度必然要击败另一种制度，他们之间的对决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他们中间有一方改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两个国家所代表的两种制度的最终对决，任何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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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7, 2015, 6:28:51 AM9/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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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重发（1）：脆弱的农村社会与“2020年的中国”（綦彦臣）

        Posted: 27 Sep 2015 01:00 AM PDT


        小引:倾向农民还是大学生？

        2009年将是中国充满危机的一年——官方不再回避这个敏感话题，如《瞭望》周刊2009年第1期有文章称"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高企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有可能尖锐化"。文章认为春节过后，农民工会进入城市"游荡"，7月份大学生毕业高峰将加剧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可以说，这篇难得说实话的文章是对温家宝专门关注大学生就业形势之举动（即校访与许诺）的一个政治诠释。至于对农村形势的认识，还十分浅薄。

        一、"不确定性中国"的两类描述

        与"就业——危机"之如此沉重话题相对应的另一个视角，则是"2020年的中国将会如何？"。而2020之所以成为一个指标值，是因为中共政治精英集团（仅仅是权力核心层的少数人，中下层多数不如此）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国际战略条件则是"中国能够赢得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设想，因美国的金融危机暨严重经济衰退似乎更加伸手可触，因此，以"不生变故"为内含的"不折腾"政治定调有了相当的逻辑基础。然而，将近乎无解的中国农村社会危机与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联系起来考虑，观察家们不难发现：其一，中国的未来越来越缺乏确定性，所以，像周其仁那样的大牌学者才讲"以规则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其二，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决不亚于十五世纪西方世界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现在言其结果为时尚早，所以，像郎咸平那样的左派学者称"一个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民族算不上成熟的民族"。

        周论并没有否定中国往好的方向发展，更多的暗示是"机会与运气"，这当中显然包括不言而喻的制度理性即民主政治的推进；郎论并没有否定危机将催生一套新制度的可能性，这当中显然包括由经济制度而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本质还没有脱离农业文明，农村、农业、农民之所以一直成为政治关注焦点，根本就在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我认为始自1860年的洋务运动）近一百五十年的历程，根本就没有摸索到建立农村新型社会结构的路子。特别是近十年来，农村的自治政治似是而非，大大地错过借经济膨胀而推进社会结构转型的机会。结果，农村整体治理还限于"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水平上。

        二、统治的历史与历史的债务

        现在，对中共高级统治阶层压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后的社会稳定状况。大量个案表明：随着农民货币收入的骤减，北京附近的农村地区（如河北）抢劫、抢夺案件大幅上升，甚至出现了受害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而警方不予立案的情况。在偏远的内陆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如广西陆川，飞车抢夺已经成了乡村年轻人"既鄙视又羡慕"的生活方式。

        农村治安恶化是表面现象，内里实质则是中共六十年来工业化道路一直在使用"剪刀差"方式剥夺农村。其具体剥夺行为分为三个梯度（其间时间变量有交差）：第一个阶段是1953年起实行农副产（主要指粮食、植物油料者），至1996年实行粮食收购价补贴，用农副产品的剪刀差积累了国家工业的初始资本；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农民大规模进城起，至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实行为止，用农村廉价人力资本支撑了中产阶段的崛起，也以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廉价商品出口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金融风暴；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起急速城市化起，至今仍未结束的农地商品化。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伦理问题，因为一方面中共利用立法与执法及行政合一的权力限制农民实现真正的农地私有权，另一方面则又以"苟可以"的政治文化心态允许地政府"卖地吃饭——卖地自肥"的财政结构生成并继续运转。

        据《参考消息》转引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7月22日文章《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弊端已达到极点》，称："由于法律没能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充分的保护，致使强征和乱用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据说全国有近5000万农民丧失了耕地。"且不论此五千万数据的准确性，只看它的数据背景，完全可以判定中国在2020年以前心然发生严重的农村危机，只是我们尚无法测知其爆发形式与"历史后果"而已。请关注这样的数据背景：（一）到2006年底的时候，中国农村剩余适龄劳动力规模为4.9亿，而农村边际容纳量仅为1.7亿，也就是说有3.2亿需要从事非农工作（进城打工或在本土经营产业）；（二）按非精确估计论，至2006年底，中国有1.8亿农民工在城市或本地非农方面工作，仍有1.4亿无法挣得任何农业外收入；（三）至2007年底，官方资料（如《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5日）披露：沿海地区约有1.37亿农民工打工，因全球金融风暴影响，有8%至10%的返乡。

        很显然，面对深重的危机仅仅依靠粮食补贴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连杯水车薪的作用也起不了。从短期政策效果看，应以发放"农村福利购物券"为技术手段，保证农村人口在2009年能平安度日，人均额度不应低于三千元。从远期政策效果看，应当完全认可农地私有化进而是资本化。

        三、数典忘祖的非理性制度

        远期政策效果是政策固化为制度的经济学判断——这样说似乎太过专业了一些，我们引用历史事实来印证限制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则可以发现：从合作化运动以来（中经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解体），中国所行的土地制度不仅是反现代化的，而且也是反传统的。简单地说：土地政策的苏俄化既不容于西方（欧美）体制，也大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好的一方面。当然，在引证历史之前，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人口大国实行耕地底线保护政策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但是，这个保护政策并不是与土地私有化绝对冲突的。而且，在土地私有化选项上仍然存在两个重大政策变量：第一，土资源的可置换性，如废弃城镇所腾出的"公占土地"完全可以还耕（由于本人手头没有撤乡并镇后全国"公占土地"的闲置数据，固尚无法做出相应的数据化判断）；第二，随着土地私有化暨资本化的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定居的流量加大、农村自发城镇选点会出现，因此，可能腾出大量旧有怕宅基地，从而转化成耕地。

        简单地说，目前反对农地私有化的主要力量主要来自于共产党内的庞大特殊利益集团。至于以耕地红线为威器呵斥土地私有化的行为，实际上仍是国家威权向共产党内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一个堂皇借口。我们姑且把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原始动力"搁置在一边即不作为政策模型的因素，那么，就容易从历史案例中得出教训。历史上典型案例从王莽的"王田制"为最，其本意是实际农村社会重新公平与消灭土地兼并。但是，这个政策实行四年就被迫自动宣布为止，其原因绝不简单地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反对"，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层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后者需要救急资金时无法将土地变现，等于消灭了他们的生存机会。比较而言，现在中国农地的非私有状态亦是如此，它不仅消灭了许多人的生存机会，如不能卖地治病，而且消灭了许多人的创业机会——农地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极其微小且法律手续与成本极为烦琐与高昂。中国当代经济史学专家叶世昌在《中国经济史学论集》一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57）中总结王莽"王田制"即反土地私有化政策时说："应当受田的人得不到土地，而其中有能力买田的人不能买，需要卖田以救急的人又不能卖，他们自然也会拥护这一制度。"

        此外，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极速繁衍，再加上中共执政前二十余年放开人口生育以备战争的国策，使"土地迷信"逐步成为执政集团的信条。所以，清中晚后的开荒垦田政策在中共建设兵团政策那里得到了继续。中共的"土地迷信"不仅在社会公平方面使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源源不断地获利，而且，围湖造田、垦荒造田的非理性举措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比如至今未曾由官媒公开报道的1975年安徽水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于1966年的军队围湖造田导致的。高级记者张广友在其著作《抹不掉的记忆》一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P109）第二章写道："围垦了城西湖最低洼的蓄水区110平方公里，使原来常年蓄水面积由140平方公里减到30平方公里。由于湖的容水量减少，把四周1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逼到高处，使原来沿湖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新的淹没区，当地群众意见很大。"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如北宋时代浙江地区鄞县与越州的围湖造田，其效果是"从表上看，增加了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但是破坏了水利灌溉系统，却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减产，得不偿失"（见前引叶书，P217-218）。两者不同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安徽城西湖围垦是官方主导的，即林彪请请示毛泽东军队搞生产，毛以"五·七指示"形式批准。南京军区在"五·七指示"精神下找了这么个项目；而发生在北宋的围湖垦田则是民间"盗湖"即未经政府许可的行为。

        结语：我看"2020年的中国"

        不管中共意识形态系统如何不断推出新产品，其国家治理战略与技术的粗陋性，六十年来本质未变，改进不大，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重大代价之一就是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至于由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农村社会三十年来之形势逆势，其结果远未见底，可以估计：到2020年，中国农村社会的老龄化将比原来预计，提前十年发生，其人口红利将降低30%以上；这等于说，前文所指的4.9亿适龄劳动中的近一半失去了获收农业收入的机会；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将需要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估计每年不下于两千亿，除非此间允许农地私有化，使"老多少少"家庭能够以土地售出换取养老开支所需。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与农村适龄劳动力获取农业外收入机会的大量减少，中国农村人口将有两亿人陷入相对贫困状态。从政治逻辑上讲，邓小平始自农村的改革到2020年将出现"全面亏损"的局面。至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政治口号，在落空的情况下，当局可能会采取"更技术化"的表达来诠释，一如1966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那样。

        在全球分工方面，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步向全球"金融市场"转变并形成"新技术洼地"——吸引全球技术的流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复制从伦敦到纽约的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过程，相反，城市人口相对贫困数量将维持在七千万到一亿之间。因为技术进步势必减少业主雇佣数量。此外，中国到2020年将正式形成一个"新阶级"，即大学生非就业群体，其群体年均规模将保持一千万左右。这个"新阶级"很可能是破坏既存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日初稿，一月八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2009年1月9日，系《危机中国》系列文章之八】

        守鱼：訪民搞出了個大新聞

        Posted: 26 Sep 2015 10:07 AM PDT

        中國領導人在本土之外，尤其是在美國的國事訪問活動，大約是世界上最令人繃緊神經的事。無論是有組織的恐怖活動還是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只要是有組織的東西，總會隔牆有耳，也不僅僅是天知地知。在兩個大國的情報網絡配合之下，看似嚴密無比的有組織對抗行爲，總會在更嚴密的控制策略下露出破綻。
        即便是民主黨群體或者宗教群體有組織的抗議活動，也抵擋不過大批青年學生在海外領盒飯愛國。美國政府也不會傻乎乎的照顧爭取民主人權的異議群體，在官僚體系的照顧下，領盒飯喊標語的學生們總能站在更好地位置恰到好處的擋住抗議的聲音。可最意外的事情，還是那些個人的抗議者。從胡錦濤時代在白宮演講遭遇王文怡的大聲喊話，還是此次中國領導人車隊遭遇上訪者攔截，這些個人的反抗出乎意料的成功吸引了媒體的關注。
        訪民從老老實實的在本土上訪，到開始主動接觸境外媒體告洋狀，再到去外國駐華機構上訪，最後直到去聯合國和國外洋上訪，訪民的國際化程度伴隨着中國的國際化程度，全面體現了前任中國領導人提出的與時俱進的精神。
        雖然訪民的行爲在不斷地國際化，但更有趣的是不遠萬里跑到華盛頓參與抗議的訪民，成功攔截了領導人車隊以後，據說已經有政府官員和她接觸，並且提出解決問題的動議。但下一步究竟如何發展，政府是與這些有能力在海外開展上訪活動的個人進行妥協，還是延續維穩的思路，只是將維穩直接擴大到國際社會，答案似乎並不模糊。對於需要鬧到華盛頓特區上訪的社會矛盾，國內的一切體制內途徑以及被徹底窮盡了。
        訪民即便是在海外拿到了總書記的御筆硃批，訪民的問題還是要返回到國內回歸官僚體系，追責這樣高成本的事情基本可以不予考慮，最大的期望是拿到一定的經濟賠償。最近國內一個比較熱鬧點事情，是從大學生時代就開始維權的陳松竹，他的案件幕後最大頭是剛剛倒台的周本順，即便有這樣大的一個罕見利好，地方官僚體系也完全沒有準備好全面徹查案件賠償損失。如果參考此前國內的種種上訪案例，得到高級別政府官員親筆批示的事情不少，但有個真正滿意解決結果的案例卻是鳳毛麟角。想到這裏，對於得到總書記隨從接見的華盛頓訪民，其問題究竟能解決到什麼程度，很難給出一個樂觀的預期。而如果洋上訪真能帶動問題的解決，那必然就會刺激更大一批洋上訪的群體出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今天，相比於訪民國內上訪的成本，去美國上訪的開支並不顯得更爲昂貴。產生刺激更多洋上訪實踐的結局，是國內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後果。
        相比而言，國內官僚系統最擅長的事情不是解決矛盾，而是解決提出矛盾的人。這些來到華盛頓的訪民，大約都屢次經歷了在國內信訪系統中的巨大失望，也體會到了截訪的天羅地網，最終爲了繞開國內的截訪系統而投入巨大的成本趕到華盛頓。對於政府而言，解決洋上訪的問題比本土截訪更爲便利，只要在護照和出境兩個環節加以嚴控，洋上訪就可以比國內截訪有更高的效率。如果這種控制方式的威懾一旦出現，更多有經濟能力和開闊思維選擇洋上訪的白領人士，在出境自由還是堅持上訪之間，很容易像天津爆炸事件的白領一樣，主動選擇下跪的方式。
        訪民這次搞出了大新聞，但就像很多權利運動中的技巧一樣，能吸引輿論一時的注意，而沒可能持續的運用。可悲的是，許多老訪民早已意識到這樣寄希望於體制的上訪，不可能抵達正義的彼岸，但還是有新的訪民要交完高昂的學費以後慢慢走上上訪爲形式的對抗。這是一種現階段的無奈，也是民間對於反抗觀念的支持逐步提高的現實基礎。

        ——东网

        东步亮：到美國去上訪

        Posted: 26 Sep 2015 10:06 AM PDT


        中國訪民萬里迢迢，跑到他國去上訪，去攔截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這是有怎樣的冤屈，這是在吾國怎樣地陳情渠道不暢，才需要如此去曲線喊冤？
        習近平訪美，最觸動中國普通民衆內心的新聞，不是習奧會有多大的排場，不是中美達成什麼協議，不是雙方增進了哪些共識，更不是兩國第一夫人在動物園裏燦爛的笑容，而是——在浩浩蕩蕩的習近平車隊行進過程中，來自中國國內多個省市的訪民，攔住了習和習夫人的車，鑽到了習的車底下。
        在我看到中國訪民們在美國街頭吶喊、示威、攔截車隊視頻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真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悲欣交集。悲的是，吾國如此多小民，竟然需要萬里迢迢，跑到他國去上訪，去攔截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這是有怎樣的冤屈，這是在吾國怎樣地陳情渠道不暢，才需要如此去曲線喊冤？欣的是，這事兒終於曝露在社交媒體的聚光燈下，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訪民們冤情解決有望了，而更多的訪民可能受此啓發，找到了新的上訪渠道，他們絕望的生活裏又產生了一線希望。
        據說，鑽到習近平車底下的北京訪民李煥君，家被強拆，四處喊冤，大閱兵時曾想接近習未成，這次成功「攔轎喊冤」之後，習的隨行人員已接受了她的相關材料，而且很快就已經有領導找到其在北京的家人談話，事情解決有了希望——速度何其之快。
        我不知道習近平和他的中國隨行官員們見到這些訪民時，是何等感受。美國之音的報道說，李煥君和上海訪民葛麗芳鑽到加長版凱迪拉克的車底，將車攔截下來時，習近平正坐在那輛車裏，葛麗芳和李煥君看到了習近平，習近平與訪民對視了幾秒鐘。我們好奇的是，在那一刻，習近平想到了什麼？在那之後，習近平又會怎麼做？也許這件事對他根本沒有絲毫觸動，因爲他原本就是這樣的鐵石心腸；也許在他看到她們激烈舉動的一剎那間，也有那麼一絲的震驚，從而開始反思和警醒自己——假如他還是一個有一點正常良心的人的話。
        訪民們在現場一直高喊着一個口號：「習近平，見訪民」。這些訪民之所以不遠萬里，耗費巨資，克服重重困難，來到異地他鄉攔截習近平的車隊，無非因爲他們在中國正常的上訪途徑走不通，不要說見習近平，連一個能面對面解決問題的小官員都見不着，很可能上訪着上訪着，還被送到了久敬莊或安元鼎的黑監獄裏，或者被扭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們能跑到美國來，已算是他們的幸運。有這樣的經濟基礎能夠去美國的訪民，本就不多；而能想到這個渠道的，已是相當有智慧的訪民。
        通過視頻，我們看到了美國警察是如何對待這些上訪的群衆：他們不打，不罵，攔阻也沒有中國警察那麼野蠻；雖然也把人從車底下拖出來，但帶到警戒線外就釋放；雖然也把人戴上手銬帶走，但一個多小時後就讓人離開。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像中國警察和特務那樣，在「貴賓」到來之前，就先把人在家中給控制起來，不讓你離開家，帶你去「旅遊」，打得你半死。在中國，即便你混到了現場，也會被層層隔離開，根本不可能近距離接觸到目標人物。如果「有幸」鑽到了領導人的車底下，則一定會有尋釁滋事罪和煽動顛覆國家罪的罪名等着你，讓你去坐牢。
        在美國，「上訪」的還一個好處是，法律途徑也是走得通的。這次參與的長春訪民馬永田，就在美國起訴了習近平，並且被法院受理。
        這次訪民對習近平的攔截勢必產生示範效應。接下來，每有中國領導人外訪，全國各地的維穩官員們的好差事就會來了：他們今後將要到美國、德國、英國等西方「敵對勢力」國家，去攔阻本省市出去告洋狀的訪民。維穩的經費又要增加了。各地出國出境的海關、機場裏攔截訪民的故事，又要多起來了。
        把中國國內的事情解決好，真的那麼難嗎？貴黨不行，就讓別人上嘛！


        ——东网

        美媒爆成都军区黑客身份 学者: 中国网战技不如人

        Posted: 26 Sep 2015 09:44 AM PD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习奥会」前夕，美国《华尔街日报》踢爆中国军方一支代号78020的网络黑客部队，通过起底该部一名黑客军官，再爆中共军方参与网络黑客活动证据。习近平此前在西雅图信誓旦旦，保证中国政府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网络窃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无疑等于掌掴习近平，令中方难堪。

        葛星的网上举动被美国情报机构追踪，最终确认他是解放军黑客。

        中国网络间谍窃密是此次中美会美方关注焦点，美方多次表示要当面向习交涉。为此中方曾派政法总管孟建柱访美解释；习近平又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专访，称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网络窃密」，「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但话音未落，前天《纽约时报》踢爆560万美国联邦雇员指纹讯息被中方窃取。《华尔街日报》昨日的报道，对中方无疑雪上加霜。

        保存部队搞消防演练的照片，证实了其所在部队。

        相同网名活跃于社交网

        《华尔街日报》对一名叫葛星的军官起底，揭露这支代号78020的黑客部队。报道指，美国两家网络安全公司ThreatConnect和DGI通过长达5年跟踪，抓住葛的黑客尾巴。葛表面是研究泰国的情报官，曾在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泰国政治的学术文章，但他以「greensky27」网名与一个名叫「Naikon」的军方黑客组织直接关联，「Naikon」惯以钓鱼方式进行网络攻击；葛又以相同网名活跃于多个社交网。

        自贴回乡祭祖照片，披露祖籍等个人资料。

        美方用技术手段，取得「greensky27」在社交网的登陆密码，获得大量葛的活动、社交网络纪录和照片，包括他与朋友交流时，透露自己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该学院专门培养军事间谍），还贴出学校照片；以及留下他所在办公地区的照片（记者透过这些照片证实他是为78020部队工作）；还有反映其兴趣爱好的生活照、当父亲后抱儿子的照片等。

        贴出放售山地单车照，透露其爱好、姓名及电话等。

        敏感日子访东南亚网域

        「greensky27」频繁访问北京的伺服器，并于敏感日子访问东南亚国家网域，例如南海局势紧张时，「greensky27」频频登陆相关国家域名；菲律宾与美展开军事合作，他又在菲国网站十分活跃，其活动时间与内地黑客活动时间_合。但去年5月美国起诉五名中共黑客军官后，其活跃度下降。
        在取得大量证据后，《华尔街日报》记者直接致电葛星，他证实「greensky27」确为自己网名，但得知记者意图后改口，威胁记者称如果见报他就报警。此后不再接电话，网上有关「greensky27」账户的资料被删除。去年遭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五名中国军方黑客，也是美方情报机构通过长时间网络跟踪，获得他们的身份资料。


        学者：中国网战技不如人

        2013年2月，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布长篇报告，揭露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的解放军61398部队，指该部队即军方总参谋部三部（技术侦察部）大本营，是一支黑客部队，专事对欧美网络战；这也是中共首支被曝光的黑客部队。

        网络公司曾揭上海网军

        与今次美方揭发成都军区78020黑客部队的手法相似，美国网安公司也是通过数以百计美国机构遭黑客攻击的反跟踪分析，找出61398部队与这些攻击有密切关连，最后认定该部队就是对美方机构进行攻击的黑客。但中方否认有关指控。
        去年10月，美国网络安全联盟报告称，被视为洪水猛兽的61398黑客部队已不再先进，如今代表中国黑客顶尖水平的是一个名为「Axiom」的小组；该小组渗透美国，受害者包括世界500强公司、支持中国民主团体等，背后是中国情报机构。

        内地军事专家杜文龙指，美国渲染炒作中国对网络安全的威胁，其实美国才是世界最大黑客国，网军逾10万之众，且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美国不时说抓到中国黑客，中国却抓不到美国的证据，只能说中国技不如人。


        ——苹果日报,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28, 2015, 6:35:55 AM9/2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王冲：美國強大的根源

        Posted: 27 Sep 2015 11:31 PM PDT

        習總訪美恰逢教皇，各種說法都有。我順手發了個微博：
        奧巴馬去迎接教皇，而不是迎接習主席。別對此說三道四。如果這樣你認爲奇怪，說明你根本不了解美國。這個宗教氛圍濃厚的國家，至今還有人堅信人是上帝造的，不是猴子變的。誰也別想和教皇搶風頭！
        我想說的，實際上是宗教對於美國政治和生活的獨特意義。
        對此，無神論的中國人，往往難以理解。
        我認爲，美國強大的根源之一，在於它的宗教精神。但很多朋友都反對，每次這個話題的辯論都是無果而終，大家吵得面紅耳赤、不亦樂乎。
        總有人把制度放在第一位，認爲美國的開國者們創立了一套平衡的政治制度，通過三權分立讓各個派系實現平衡，通過大選來實現不同訴求的輪換，也就是說，他們認爲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他強大的根本原因。
        有人覺得美國在西半球一家獨大，具有優越的戰略地位，而國土廣闊、資源豐富這一優勢又是其他發達國家所不及，因此它可以一枝獨秀。
        有人從軍事角度入手，認爲美國靠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大發戰爭財，從而成爲超級大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爲，假如沒有世界大戰，美國至今還是一個擁有超強生產能力的二流國家。
        這是個複雜的話題，足可以寫上N多本書進行深入論證，各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卻又似乎無法從根本上解釋。
        說到戰略地位以及資源優勢，恐怕南非、阿根廷、巴西等國要笑了，他們在自然資源方面都不錯，多年來也很少遭遇戰亂之苦，可綜合國力卻一般。別忘了，美國建國之初的13個殖民地，在美洲的版圖上只佔到那麼可憐的一點點。
        從軍事角度看美國強大的觀點更是只看到結果沒看到原因。冷戰進行了40年後，美國不費一槍一彈讓龐大的蘇聯轟然倒下，這絕不是軍事的勝利。
        民主制度似乎也不是根本。
        美國實行民主制，可墨西哥、菲律賓等國把這套制度拿過去以後就變了樣。反例也有，「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幾乎是李家的天下，可這不能阻止他發展成爲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儘管他囿於國土面積、人口等要素，談不上強大，但其成功經驗也說明美式民主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民主制度不是靈丹妙藥，但當民主制度和有信仰的國民結合起來時，才會迸發出力量。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除非美國公民的道德行爲以基督教的信條爲引導，否則美國將難以維持自由體制。」
        他進一步說道，「我們的政府不具備能力去對付不受倫理和宗教約束的人類情感，我們的憲法只是爲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他遠遠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偉大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美國考察9個月後，寫出經久不衰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他認爲，除非你首先認識到維繫民主制度運作的堅實宗教基礎，否則你無法了解美國社會的任何事情。
        美國的政治學者海茨克（Hertzke）也說：「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了解美國的政治。」實際上，在過去300年間，美國宗教與政治關係的強度與程度時有變換。二者時而交叉，時而衝突，時而並行不悖，其聯繫已成爲美國歷史與生活最具吸引力的一面。
        繞了半天，美國強大的根源到底什麼呢？我認爲是信仰。有信仰的民族才會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奮鬥，努力積累財富，努力爲了他認爲偉大的目標奮鬥。如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曾說，制度就是信仰、意識形態和宗教創造出來的。

        ——东网

        王思想：31個核電站　誰有權決定

        Posted: 27 Sep 2015 11:29 PM PDT

        這兩年，中國多個城市爆發了對當地政府試圖進行PX項目的抗議。這是民意力量，也是民衆進步。現在，有一系列比PX可怕許多倍的項目正在悄悄醞釀，那就是：在中國內陸建31個核電站。
        9月27日，《華夏時報》報道：受國家發改委的委託，中國工程院、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近期對整個內陸核電站的廠址進行了調研，明確內陸核電站安全性是否符合開工建設的要件，掃清開工前的障礙。
        這麼重大的一個消息，不通過新華社發布，而是通過一個沒什麼影響力的報紙發布，疑似是在試探民意。
        民意並無多大反應。絕大多數網民根本不知道這31個內陸核電站會在什麼地方。
        新聞中「掃清開工前的障礙」的說法非常混賬。彷彿是說，那些反對核電站上馬的聲音都是「障礙」——在中文裏，障礙是一個貶義詞。而且，安全性經過幾個所謂專家的論證後，就「掃清開工前的障礙」，意思是根本不準備徵求民意了？民意連最後的障礙都算不上了？
        當年上馬三峽工程，因爲反對聲音太大，而不得不提交議會表決，等於是將責任推給了全國人大。那是第一次將工程交由全國人大表決。關於三峽要不要炸掉的爭論還在進行時，令一個備受爭議的大項目，南水北調又開工了，甚至部分完工了。照樣引起巨大爭論。
        如今，核電站又想上馬。一個核電站，如同一個威力巨大的核炸彈。31個核電站，相當於在中國每個省放置一枚核炸彈。這麼重大的事情，誰有權決定？
        中國特色政治體制的一個特點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這些大事，均不需要全民表決。把所有農民的土地收歸集體所有，是大事；把所有城市土地宣布爲政府所有，並且悄悄寫進1982年憲法，也是大事。反右、大躍進、文革，都是大事。這些大事，都比三峽大，比南水北調大，比核電站大。
        以前，民意只需要被動員，然後，民意就會糊里糊塗地喊擁護、喊萬歲。然而，民意在變。這些年，無處不在的環境污染、分配不公、行政暴力遭遇到互聯網啓蒙後，中國公民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陡然增強。在缺乏公民參與渠道的中國，互聯網成爲公民表達意願的第一場所。
        就核電站來說，目前肯定不能完全否定，人類對能源的需求過於旺盛，導致我們不得不火中取栗，對包括核電站在內的諸多危險能源進行探討。未來，隨着技術的進步，核電站或許可以做到萬無一失。但至少目前做不到。更何況，內陸核電站比沿海核電站更可怕。
        在這裏，我們要感謝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那場事故，對日本人民是一場災難，我們在深表同情的同時，如果不把福島事故當成一場對全人類的警告，那我們就太蠢了。
        目前，中國政府關於核電站的政策，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在福島核事故之後，中國核電建設的支持者們，不肯放棄巨大的利益誘惑，但又不敢頂風作案，所以就沉默。隨後，2012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核電安全規劃》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確「十二五」期間只在沿海安排建設少數經過充分論證的核電項目，不安排內陸核電項目。這等於是宣布內陸核電暫停，對此我們應該鼓掌歡呼。
        但另一方面，中國「十三五」規劃卻宣布，「到2020年中國運行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內陸核電站的參與。這等於是說：內陸核電站還要上馬。
        目前，中國經濟低迷，各地官員爲了保GDP、保官帽，紛紛申請上馬核電站。據說已經有十多個省份的官員要求上馬核電站。這些省份，哪一個徵求民意了？
        非常惡劣的是，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澤、湖北大畈三個內陸核電項目，尚未審批通過，已經投下去近80億元資金。擺明了說：一定要上馬。
        請問，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澤、湖北大畈三地民衆有幾人知道要在當地上馬核電站？有幾人同意了？並且，核電站一旦發生事故，其輻射半徑巨大，周邊都要跟着遭殃。即便某地民衆同意，也還必須徵求周邊民衆同意。1986年，發生在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的核電站事故，其造成的輻射污染波及了白俄羅斯、俄羅斯的大片領土。
        可以火中取栗，可以冒險，可以把禍患留給子孫，所有的這些都可以做，只要我們多數人願意這樣做。國家發改委、全國人大都難以承擔這樣巨大的責任。
        關於核電站，必須進行公民投票。

        ——东网

        南桥：習近平終於見到了訪民

        Posted: 27 Sep 2015 11:11 PM PDT

        中國人期待已久的習近平訪美，有諸多看點，實質性內容卻不甚了了。從電視上看，習近平雖然還顯得精神不足，但比半個多月前在天安門城樓上強多了，我相信他站在奧巴馬身邊感覺比站在江澤民身邊舒服，因爲奧巴馬的一切言行都是可以預料的，而江澤民和習近平的關係，風雲莫測，不可能輕鬆自在。習近平這次訪美，和奧巴馬談出什麼成就暫且不說，他個人應該是有收穫的，那就是，他終於見到了傳說中的中國訪民。
        9月25日晚上的白宮國宴是這次習近平訪美期間最爲隆重的儀式，是美國總統能夠給習主席的最大面子。當習近平的車隊駛近白宮的時候，幾位中國訪民突然衝向車隊，訪民李煥君臥倒在地，截停車隊；訪民馬永田攔截的汽車不得不急轉而衝上馬路牙子。據在場者說，習近平隔着車窗，和訪民們對視了幾秒鐘。
        不平常的是，事後習近平的兩位助理前來和李煥君等短暫交談詢問冤情，李煥君乘機將她們的冤情訴狀遞交給他們。網上出現了訪民和習近平助理的合影，從照片上看，助理彬彬有禮，頗通情達理的樣子，而李煥君神情愉快，笑容滿面。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全中國的訪民，有幾個能承蒙國家主席助理的接見聆聽。
        訪民馬永田因攔截車隊而被警察逮捕。在美國，因爲政治抗議而違反街頭安全規則被捕，一般都會在最短時間內獲釋。馬永田在一個半小時後獲釋。有意思的是，在她被釋前，她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找到她的家人，一改以往的粗暴蠻橫態度，表示要談談，設法解決問題，這辦事效率可謂高矣。
        顯然，習主席在白宮和奧巴馬舉杯祝酒的百忙之際，對訪民事件作出了指示。畢竟，這也是第一次，習主席和訪民，他的人民，面對面了一次。這次面對面發生在美國白宮門外，和慶豐包子店裏面對一群媚笑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訪民是中國的特產，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因爲在中國的政府結構中，有一種叫做信訪制度的東西，國務院專門設立國家信訪局，各級地方政府和人大、政協也有信訪辦公室。它的起源據說可以追溯到舊時代百姓冒死到衙門擊鼓鳴冤或者攔轎告狀。信訪的目的是給老百姓提供一個從地方官員控制中突圍，向上一級政府訴說冤情的機會。秋菊的丈夫給幹部踢了一腳，她要到上面討個說法，就是走的訪民之路。
        最近二三十年，全國各地訪民數量劇增，而且紛紛湧向北京。中央要求地方把矛盾解決在當地，就像老虎要黃鼠狼不吃雞。地方政府爲了達到中央的要求，發明的辦法叫「截訪」，於是出現了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事情，地方衙門派出的便衣捕快橫行京城，把本地訪民強行綁架，強行拘禁在秘密地點，強行押解回鄉，訪民的冤屈就這樣一層一層地累積起來。
        對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來說，信訪制度和訪民的存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國家有司法制度，有各級法庭和既定司法程序，爲什麼一個現代國家不動用司法制度來解決民事衝突和行政不作爲等問題呢？
        答案只能是，中國的司法體系解決不了訪民們的問題。中共執政六十多年，從來沒有想到要把司法建設成能夠保障民衆權益和社會公正的制度，而是把司法視爲黨的一種政治工具。黨始終要領導司法，領導法庭，領導法官，甚至領導律師。所以，黨最不願意聽的一句話就是全世界法治國家的最基本原則：司法獨立。習近平也是如此，而且明確肯定，司法獨立不僅不搞，而且連說都不讓說。
        司法不獨立，法庭就成爲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黨的一把手的馴服工具，司法權力必然會腐敗。當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結成一體，強拆、掠奪、貪污腐敗甚至欺男霸女的時候，受傷害的百姓找到當地法庭卻有其門而不得入，那就只能上訪。如果沒有上訪這條路，恐怕早晚只能造反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歷史上這樣的事情還少嗎？
        所以，信訪制度是作爲一個洩氣閥而存在的。信訪制度的原意是讓老百姓有機會下情上達，解決問題則依靠上級政府從上往下的干預。中國傳統文化相信清官，在心理上認定，沒有什麼比高層的清官更快更爽地解決民間冤屈。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利用這種文化心理，只要老百姓還盼着清官，整個制度就還不會崩潰。盼望清官的心理是統治的文化基礎。
        信訪制度的致命點和司法體系是一樣的，都在黨的領導之下，都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援助訪民的維權律師和公益志願者受到了政府的最無理打壓。在習近平訪美之前的一段日子裏，有訪民在中國大使館門口申冤，忍凍捱餓，數次昏倒在人行道上，連美國警察都看不過去，主動進大使館交涉，卻碰了個釘子。顯然大使館是不會理會這樣的訪民請願的。
        中國各級政府對訪民的打壓，已經使得信訪制度成爲一個人權問題。洩氣閥和下情上達的功能正在消退，漸趨消失。習近平執政後，已經越來越顯露出他脫離社會、脫離民間、脫離民衆疾苦而成爲孤家寡人的跡象。閱兵式上的孤獨感，習近平自己不會感覺不到吧？在這樣的時候，在美國白宮門外和訪民們對視幾秒鐘，無疑對習近平起到了棒喝的作用。到慶豐包子鋪去吃炒肝，讀環球時報聽紅歌，是了解不到民情的。民情在訪民中間，就看你去不去了。

        ——东网

        乔木：訪民衝了「龍駕」以後怎麼辦

        Posted: 27 Sep 2015 09:59 PM PDT

        中國古代經常有草民在官員出巡時，攔轎喊冤。最厲害的是在皇帝出巡時，冒死衝上去喊冤，這叫衝龍駕。這種舉動的代價通常很大，多數人還沒衝上去，就被攔截拿下，治罪甚至處死。少數驚動了皇帝，或許會親自過問，案情逆轉，從上到下查處許多官員。要知道沒有天大的冤情，一般人也不會冒死驚駕。
        古代的一幕，最近在習近平訪美時再次出現。當他的車隊經過華盛頓街頭時，來自中國的一些訪民衝了上去，一人衝到車底逼停，一人攔車對峙。在美國警察做了緊急處理車隊通過後，衆多訪民舉着冤屈材料，不斷整齊吶喊：「習近平，見訪民」。過了不久，中方果然派人見了訪民，了解訴求，收受材料，允諾處理。
        這些訪民訴求的正是在中國司空見慣的現象：個人財產被強拆侵佔，有住宅，有幼兒園和商業建築等。他們這些年在中國遭遇行政和司法的不公，國內不斷上訪也沒有結果，只好輾轉跑到美國，藉助國際輿論的壓力，特別是利用元首訪美的新聞熱點，採取這樣危險的方式，看能否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
        最終結果如何不知，但新聞效應確實最大化了，只是想起來讓人悲涼。國內的問題要國際解決，基層的問題需要中央過問。本來依法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卻要搞得這麼複雜，具有戲劇性和危險性。
        不是走投無路和無計可施，想必這些訪民也不會這麼做。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擁有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控制和高價出賣土地，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合作，強行徵地或拆除房屋，給予極低的補償，坐收土地增值和房產高價的暴利。由此導致的巨大不公，不斷釀成無數的暴力、自焚、流血衝突。
        曾有地方官員說，過去靠武裝鬥爭，打出一個新中國，現在要搞建設，拆出一個新中國。拆了人家的房子，又不許人家上訪申冤，特別是到北京上訪，以免影響政治穩定。上面的官員也把各地有無上訪，作爲政府考覈指標。於是到處截訪、拘禁、打壓訪民，對下軟硬兼施，對上賄賂了事。
        表面上訪民的聚集呼籲，影響了穩定，但實質是他們對政府還有希望，想在體制內尋求公正解決。所以訪美的習近平夫婦儘管受了驚嚇，但也表明訪民對他們的信任。對這種爲了單純經濟權利的和平訴求，不要做政治化的解讀，扣上什麼國內外反華勢力勾結的帽子。
        事情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會有兩種選擇。或者以此爲契機，推動依法治國，保護公民權利和合法財產，敞開渠道，傾聽民衆呼聲。或者加大截訪力度，實行嚴格的邊境控制，阻止訪民出境。就像之前搞運動，抓捕死磕律師和維權人士的同時，以出境會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限制不少律師和活動人士出境。
        不知這次中國政府會怎麼辦？

        ——东网

        魏京生在美国国会接受美国工商业委员会颁发"经济自由奖"时的演讲

        Posted: 27 Sep 2015 05:41 PM PDT

        魏京生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感谢美国工商业委员会今天颁发我"2015年经济自由奖"。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想讲的主题，仍然是贸易和人权。有人会笑起来了：你讲这两个话题都讲十几年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讲错了吗？十几年前，他们说我错了。中国共产党说我错了；美国的大企业们说我错了；所以克林顿总统和国会里的多数议员们也说我错了。他们给了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也就是后来叫做PNTR的东西；并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即WTO。

        我来简单回顾一下，看看到底是谁错了。

        我说中国共产党不会为此而改善人权状况。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向着更加集权的方向倒退。中国人都认为是小毛泽东或者叫做习泽东在复辟毛泽东的时代。习泽东是中国网民给习近平起的绰号，并被大家所接受。

        我说共产党不会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自动渐进到民主制度。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们管那叫做世界上最民主的；或者叫做真正民主的制度。 习近平正在发起一个由官方强制推动的运动，叫做禁止宣传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很多告密者因此获得了奖赏。甚至因编造谎言而闹了笑话的，也可以升官发财。

        我说中国政府不会遵守贸易规则，而会破坏贸易规则以求对他们单方面有利。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正常法制的社会。十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没有改变它不讲理的性格。不但在国际贸易中不守规矩；在国内也一样不守规矩。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外国企业吃尽了苦头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它不但不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而且还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这是我当时就已经说到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之一，国际贸易规则将不复存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局面，将很难维持下去。

        我说当年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将会迅速扩大。短短的十年，就已经扩大到了三千亿美元。美国的经济因此而不断衰退；中国的经济因此而快速增长。等于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输血。美国的很多工人因此而失业，中国的工人也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中国的亿万富翁迅速增加，美国的亿万富翁也在迅速增加。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在同步扩大。

        我说中国经济增长之后，不会用来大幅度改善国民的福利；而会大幅度增加军用经费，对周边国家以至于美国本身构成威胁。十五年后的现在，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军力的超常速度增长，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极大不安。连这样明显的事实都看不见的学者，很可能是脑子进水了，或者是有其它的目的。

        我说中国人民也不会从PNTR和WTO中得到多少好处，当时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其中包括一些在海外的中国反对派人士。我甚至怀疑，在这一点上我不一定是对的，至少不完全对。看来确实不完全对。除了仅仅比美国少一些的亿万富翁以外，至少有几百万人生活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几千万人生活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数字差不多等于法国或者德国的总人口，所以给外国旅行者留下了错觉。

        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呢？其中一部分人的账面收入比过去增加了一些，住房和医疗、教育等等福利却没有了。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反而下降了。大多数家庭没钱供孩子上大学，如果遇到大病就只能等死。房价被有官方背景的亿万富翁们炒作到东京、纽约的水平，大多数穷人却只能拥挤在狭小的公寓中。 另一些人甚至账面收入都少于过去，他们甚至全年都吃不到肉食。这就是美国输血而又避谈人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

        这种状况如果可能继续下去，能让美国的大企业继续赚钱，也许美国的大企业和它们支持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无所谓，只有美国的中产阶级比较倒霉。遗憾的是，习近平和他的同党们不这么认为；中美两国清醒的学者们不这么认为；中国人民不这么认为。开始是一些穷人不愿意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之后是富人们也知道不能够继续下去了；现在连清醒的共产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下去就是灾难，就是亡党亡国。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的下滑，各项指标说明已经进入了经济危机，和美国上个世纪三十代的大危机相似。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大国，经济危机不可能不向全球扩散。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向全球扩散。美国的增长速度停止；欧洲的经济明显陷入困境。这都和中国的严重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危机有关。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全球经济都可能会进入严重的衰退，甚至经济危机。

        如何挽救中国的经济呢？第一是开放中国市场，实行真正公平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单方面的自由贸易。第二是尊重人权，大规模增加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只有这两项政策同时进行，才可能挽救中国的经济，并且使中美两国人民同时得到好处，使全球经济同时得到好处。

        开放中国的市场，达到实际上的公平自由贸易。这不仅仅对美国的出口有利，也对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国际贸易规则有利。现在的国际贸易中，越来越盛行各种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倾向于以国内法规代替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单向的自由贸易和单向的不公平贸易，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引起近年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已经且正在其中扮演着最大的和主要的角色，起着榜样的作用。

        开放中国的市场，不仅是世界贸易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经过十五年高速的和畸形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惯性，使得中国经济的总体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产品、技术以至于企业本身需要更新换代，否则很快就会陷入崩溃的地步。从美国大量进口这些服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

        为了避免中国的地方垄断和行业垄断，必须在国内法上遵循公平贸易的规则，而不能继续过去的那种不公平的规则，否则不可能解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在中国内部利益集团极其强大的前提下，没有美国的强大压力，任何人也不可能主动走出开放市场的关键一步。假设习近平有这个动机，也必须借助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才能够提出开放市场的问题。何况很多中国人还有思维方式上的问题。

        他们像某些乡下人一样，认为给了别人便宜，就是自己吃了亏。对于还有给了别人便宜且自己也占便宜的好事，他们会很惊奇地笑一笑然后不相信，认为那是好莱坞的故事。只有当别人强迫他吃亏的时候，事后他们才会发现自己也占了便宜。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人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美国只能设法强迫中国接受公平的自由贸易原则；否则就只能给它公平的不自由贸易，双方都不开放市场。

        开放中国的市场，就必须保障基本的人权。不保障人权，没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占中国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就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就不可能大规模、大幅度地提高工人的收入。也就不可能明显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不可能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境。

        有人以为可以开放中国的市场，而又不保障人权，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商人们的人权。但在人权没有保障的前提下，美国的商品、技术、经营和管理能够顺利地在中国落户吗?看看那些像退潮的潮水一样离开中国的企业和商人，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这对美国的企业和商人不利；对中国的经济不利；只对中国的垄断企业和官僚资产阶级有利。不保障人权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失去最后挽救自己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崩溃了，世界的经济也会进入程度不等的衰退。这对所有人都不利。

        所以自由贸易必须是多边的公平贸易，否则会给大家都带来不好的结果。推动人权的保障，是自由贸易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中国人，美国人和所有人都必须关注和为之努力的目标。


        相关照片：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5/newsletters2015-3/USBICbriefing150924China-c-6.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5/newsletters2015-3/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c-5.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5/newsletters2015-3/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c-6.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5/newsletters2015-3/WeiJSspeaking150924atUSBICinCongress-c-4.jpg

        魏京生在美国国会接受美国工商业委员会颁发"经济自由奖"时的演讲录像：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1.MTS (or https://youtu.be/vy7jprrH1IE)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2.MTS (or https://youtu.be/KNwWbyw-RfU)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3.MTS (or https://youtu.be/qf05jIWdvI0)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4.MTS (or https://youtu.be/wk0nZ5B7hRk)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5.MTS (or https://youtu.be/7ttHUlsABxI)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5/WeiJSawarded150924byUSBICinCongress6.MTS (or https://youtu.be/ieNoGO6hO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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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京生基金会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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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29, 2015, 6:35:58 AM9/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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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王岐山最新講話傳遞出什麼信號

        Posted: 28 Sep 2015 11:47 PM PDT

        處事低調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18大以後很少在媒體上露面。不過最近他似乎略顯高調起來了，頻頻在公開場合發聲。也許是反腐大案要案搞得差不多可以鬆一口氣了，也許是他要刻意向外傳達些什麼新的想法。9月24日至26日，他在福建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黨員和群眾代表對修訂廉政準則和黨紀處分條例的意見建議，並提出「四種形態」的新提法，引發輿論的關注。

        王岐山強調，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落實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1、黨內關係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2、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3、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4、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
        「四種形態」的提法是首次見諸媒體，網絡上對此的第一反應就是「鐵腕」反腐難道要收手了？更有基層的網友評論，身邊的反腐感覺還沒開始，就要喊結束了？由於講話全文並未公布，只能通過新華社通稿來解讀。王岐山的講話基本包括以下幾層意思：
        1、從嚴治黨不能與反腐敗劃等號。王岐山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黨章規定的主體責任。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等同於反腐敗；
        2、查案腐敗案件，只是紀委監督執紀工作「四種形態」中的一種，而且是「極極少數」；
        3、紀委的工作，應該把黨的紀律挺在前面。王岐山指出，把紀律挺在前面是「三轉」的又一次深化。紀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圍繞「四種形態」，把監督執紀問責做深做細做實。從嚴治黨要靠紀律管全黨，把紀律挺在前面要靠堅強的黨性和責任擔當。
        那麼，這次王岐山福建最新講話裏，到底傳遞出什麼新的信號呢？
        王岐山的講話，其實是宣告「運動式」反腐已經結束，同時也宣布紀委工作重點的轉移。下一步紀委將從重點查辦案件，轉到把紀律挺在前面，反腐只是從嚴治黨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實際上等於給現有官員隊伍吃了一顆「定心丸」。因為「運動式」反腐搞得官場人心惶惶，畢竟不是長久之策。「四種形態」的新提法，都是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中央力求改變要麼是「好同志」、要麼是「階下囚」的狀況，真正體現對黨員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
        外界關於「反腐即將收兵」的解讀，也許更多侷限在直觀印象上。其實，王岐山關於「常態、大多數、少數、極極少數」的「四種形態」新提法，是個接地氣的決策。如果長期像以前那樣「鐵腕」反腐，只會引起官僚階層和精英階層的逆反和對抗，甚至變成一場「清理隊伍」的整人運動。見好就收，果斷將紀委工作重點轉移，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王岐山的最新講話，裏面或多或少可以找到當年毛澤東的影子。想當年，毛澤東對待犯了錯誤的官員，最拿手的辦法就是先讓他們寫檢討。一旦認錯了，再誘導他們接受輕處罰。在履歷表中留下或多或少的瑕疵、把柄，未來就好駕馭，就好再揪辮子。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都是吃這口鍋裏的飯，拼到船翻了，拼到鍋砸了，誰都活不成。這個道理其實誰都明白。
        王岐山等於向官場喊話了，不要誠惶誠恐，好好擔當做好本職工作，只要沒撈得太多，身家性命應該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哪個官員以為反腐就此結束了，又可以為所欲為了，那麼他可能真的是打錯了算盤。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Sep 30, 2015, 6:18:26 AM9/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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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恒：世界分食中國專制的「紅利」

        Posted: 30 Sep 2015 12:00 AM PDT

        習近平的美國之行，遇到了國內訪民攔截車隊，上訪者與被命令前來了解情況的人談笑風生。習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席間寥寥無幾的聽衆，黨媒傳回國內卻說「座無虛席」。習與聯合國秘書長主持婦女大會，說所有的中國婦女都能實現夢想。
        這些只有在末世才有的景象，就這麼出現在美國，出現在聯合國，而且看起來毫無違和之感。習近平曾說過，中國一不輸出革命，而不輸出貧窮，可是他帶隊在美國撒錢，給聯合國相關基金撥款十億美元，又輸出了什麼？概言之，輸出的是中國專制的「紅利」。
        在這個事件中，聯合國充任了非常醜陋的角色，表現出一個積貧積弱的聯合國所應有的柔軟身段。當希拉里說習近平在世界婦女大會上的表現是「shameless」的時候，聯合國的人會覺得「shameless」嗎？恐怕也不會，看起來，收買的價格遠遠高於要價。
        當國內有些人不合時宜地講，爲什麼習近平在全世界撒納稅人的錢，卻不需要任何同意的時候，這個陳腐的國家再次展現出深重的裂痕。但是對世界而言，這種抱怨聲音過於微弱，可以忽略不計。即使那些聲稱以價值立國的國家，也在這種鉅額交易前保持沉默。
        從前，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有些友邦發出刺耳意見的。在那種聲討的氛圍下，會讓人覺得，中國政府雖有惡意，但原因是因爲世界拿它沒辦法。從習在美國及聯合國隆重走過場的情況看，恐怕不是「沒辦法」，也是要分食專制紅利，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回事。
        大陸政府早有應付世界的一整套辦法。在習訪美前夕，放出一兩個次要的異見分子，如此避重就輕，看起來也是對世界的一個「交代」。而友邦並無意見，很多時候看上去，專制不只是「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同時也是它與世界的合謀。
        如果給你一個支點就能翹起地球，這是物理學上的「世界夢」；如果你有足夠的美金就能買下全世界，這是政治學上的「中國夢」。中國企業家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歡迎習近平訪美廣告，FACEBOOK、蘋果等與大陸互聯網公司的富豪把酒言歡，好像世上已無「防火牆」。
        說到防火牆，多說幾句。對大陸人而言，「翻牆」越來越顯得不重要，網民體現出適應封閉環境的驚人能力。一面是築高的防火牆越來越隱形，另一方面是曾被寄予希望的牆外力量漠視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參與中國防火牆建設」是收買世界的附加項之一。
        在一種邏輯中，認爲專制對世界的收買並不會建立長久緊密的國際關係，但是對專制而言，期限長短又不是缺點，只要證明是有效的，效果可以繼續追加鞏固。對專制的擔心很可能是多慮。更深地嵌入世界關係中，並非是專制無法達成的目標，它現在就上演着。
        熱錢撒世界，冷眼看中國。不止只有中國讓人失望，這個世界也是個勢利眼遍地的地方。所謂「複雜中國」逐漸演化成「複雜世界」。不是世界搞雜了中國進程，就是中國給世界摻了沙子。世界看起來過於容易被收買了，那些珍貴的東西已經被收繳。

        ——东网

        郭大眼：訪美不順遂　或令習近平開眼界

        Posted: 29 Sep 2015 11:53 PM PDT

        各界緊密期待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竟被歷史性首度訪美的教皇方濟各比下去，在習近平訪美的幾天，同時訪美的方濟各風頭一時無兩，其每句說話每個足跡幾乎都被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所覆蓋。相反，關於習近平的報道則一切從簡。
        網上廣傳的方濟各與習近平分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的兩張照片，前者聽者踴躍，幾乎座無虛席，相反後者則有逾半座位空蕩蕩地無人坐。習近平上台以來，國內外發表講話何曾試過有虛位的？估計習講話時心裡一定不是味兒。
        九月二十五日中午，習近平伉儷前往美國國務院參加招待午宴途中，其專車被來自北京、上海、湖南及河北等地，突然衝出馬路「告御狀」的中國訪民所攔載。從網傳的視頻可見，多名拿著申訴「狀紙」的訪民高呼：「習近平，見訪民」。
        這種事情，若在內地發生，「龍顔」大怒的話，地方官有丟烏紗之虞。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不論是江澤民或胡錦濤訪美，容或有法輪功、藏獨等示威者在離會場相當距離的地方抗議，但印象中從未發生過上訪者遠渡重洋，千里迢迢到美國告御狀而又成功攔車這樣的事情。
        要數具爭議性，還是習近平在聯合國宣布，除捐款一千萬美元給聯合國婦女署外，還承諾在未來五年內為發展中國家興建一百個「婦幼健康工程」及一百個「快樂校園工程」、在當地培訓十萬名女性職業技術人員，並邀請三萬名發展中國家婦女到中國參加培訓。
        民主黨美國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克林頓夫人、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莉會後在社交媒體Twitter批評：「習近平一面迫害女權活動人士，一面卻在聯合國主持女權會議？無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亦指出：「如果你要促進女權，就不要因為女性爭取權益而把她們關進牢裏。」
        習近平此番訪美不順遂，若領導人虛懷若谷，則在此行中眼界大開，反思何以手握百萬計軍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領袖，其重要程度、影響力、受歡迎程度竟然不及一位宗教領袖。心胸開闊的領導，這樣從美國西岸到東岸走一遭，當或多或少感受到自由世界的氣息，獲益良多。
        相反，狹隘自大的領導人既可能會責怪外交部辦事不力，這麼重要的訪問，怎麼會跟教皇「撞期」？也可能懷疑美國當局存心貶損，在美國媒體的配合下，令他黯然失色，下不了台。結果可能「破罐子破摔」，與專制的普京，甚至為舉世所唾棄的「通緝犯」、蘇丹總統巴希爾等走得更近，令中國與世界其餘大部分地方之間的距離更遠。

        ——东网

        胡平、程凯：深切悼念吴学灿（附：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璨)

        Posted: 29 Sep 2015 11:42 PM PDT

        吴学灿
        从友人处获悉，吴学灿先生于本月25日上午9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病故。
        前年秋天，我和太太去华府，曾和吴学灿一块儿吃饭，他还领我们到他家中小坐，见到他的太太和女儿。那时他就告诉我他得了肺癌，且已是晚期，在做化疗；但言谈间仍是生气勃勃。据友人说，吴学灿治疗情况不错，就在不久前还去老人中心打乒乓球。学灿病故，虽不令人特别意外，但仍令人感到震惊。
        我和吴学灿相识于1979年。那时他在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任编辑。我是去看望一位朋友，经这位朋友介绍，与吴学灿相识。说来也巧，他和我研究生同学丁东红又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同学。后来，武汉的《青年论坛》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记者站，我和他都算其中的成员。在八九民运期间，吴学灿擅自印刷人民日报号外，堪称英雄壮举。以后坐了4年监狱，97年来到美国。学灿病逝，我感到十分悲痛。吴学灿对理想的执着，行动的果决，为人的坦诚热情，还有他的风趣与洒脱，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我谨表达对学灿的深切悼念，并请学灿的夫人杨素梅女士和他们的女儿节哀，保重。

        ——胡平

        沉痛悼念吴学灿先生逝世。请吴夫人杨素梅女士与女儿节哀。

        学灿是我当年《人民日报》的同事，但他是报社的编辑，我是派驻深圳的记者。久闻学灿大名，却从未谋面。前年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的一次研讨会上，始见真人，一见如故，谈起《人民日报》往事，倍感亲切。学灿说他罹患了癌症，但其人仍谈笑风生，看起来对人生际遇与生老病死都已置之度外。唯谈起为害国人的中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

        我与学灿都因六四而流亡美国。89年，我虽离开了《人民日报》，但学灿一直把我当做《人民日报》的人。六四后流亡美国不得回国的《人民日报》同事共三人：刘宾雁、学灿和我。如今宾雁与学灿都先我而去，想来令人唏嘘。

        旧金山一别，我与学灿时有互通电邮和电话，互相说些勉励的话。不久前学灿的朋友辛灏年告诉我，他曾到DC看望学灿，病情似在恶化。近日我正打算致电学灿，再给他打打气，不料学灿对病痛的折磨已不胜其烦，一走了之了。

        《人民日报》罪恶满盈，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过一段生机勃勃洋溢着改革精神和最有良知的时期，从胡绩伟到刘宾雁，再到吴学灿，便是那个时期的杰出代表。我一直为自己曾是《人民日报》的一员而感到羞耻，所幸的是，我经历过《人民日报》最好的时期，曾与胡绩伟、刘宾雁、吴学灿共事，也算有小小的安慰。

        学灿走好！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而我仍偷生在世，我会回《人民日报》告诉后人：《人民日报》曾有一位民主先知，《人民日报》曾有一位民主好汉，在流亡中无怨无悔的死去，那就是吴学灿。

        ——程凯

        附上一篇吴学灿发在北京之春上的文章。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灿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後，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於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後，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於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於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於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於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
        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於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後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後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
        ·四屠杀後，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们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於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於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於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後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後，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  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魏京生被释放两天後，我也被放了出来。几天後，我到人民日报大院里，很多人见到我依旧是当年模样，仍然是欢声笑语，很有一点欣慰。回忆几年前的对话会，说起许多人被撤职，被强行调离，免不了一番感慨！尤其是因为对话会的录音带流传海外，高狄（六·四後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报社内部犁庭扫院也一无所获。这一秘密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於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後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後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於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於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後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於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於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後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後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後，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後，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於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查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於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後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後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於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後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後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後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於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後，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後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於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於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後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後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後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後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於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
        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後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後，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於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於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於迟浩田撒谎後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於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於纽约Ｅｌｍｈｕｒｓｔ□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六四時期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在美國病逝
        時間：2015-09-30 05:15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衛偉

        1989年六四時期的《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先生於9月25日上午9時在家中去世。

        吳學燦太太杨素梅告訴明鏡新聞網，在經歷4個月加10天的臨終關懷後，吳學燦安詳離去。在此期間，他仍然與前來探望的朋友們探討中國民主和美國問題。

        遵照吴学灿意愿，將不會舉行任何形式的追悼纪念活动，一切从简，骨灰撒向大海。美國東部時間10月1日上午十点遺體火化。       
        《人民日報》"民主好漢"吳學燦。
        1889年六四事件期間，吳學燦與《人民日報》時任記者張抒、宋斌等人一起將"趙紫陽的五點聲明"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先被公安部全國通緝，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在秦城監獄關押期間，因2年半時間都被單獨監禁，長時間失眠，植物神經功能紊亂，體重曾掉到35公斤。

        2013年7月下旬，吳學燦被診斷罹患肺癌晚期，今年以來病情明顯惡化。杨素梅對明鏡新聞網說，先生從來不吸煙不喝酒，吳學燦得肺癌是因為監獄生活對他的身體摧殘太厲害。

        吳學燦畢業于中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生班。曾先後任職于人民出版社編輯、《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和《青年論壇》駐北京記者站記者。

        從監獄出來後，吳學燦在朋友開的公司裡短暫工作，因為經常被當局騷擾，轉為自由職業者。在此期間，吳學燦參加過1995年2月由劉曉波執筆的《反腐敗建議書》簽名，當時參與這份建議書簽名的還有同為《人民日報》同事的王若水先生；同年，吳學燦還是劉曉波、陳小平共同起草的"六四"六週年呼籲書《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進程》的簽名人之一。

        1996年8月，吳學燦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抵達美國，先後任中國戰略研究所編輯、並長期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在自由亞洲特約評論者專欄中，吳學燦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徵用土地對農民的掠奪和搶劫》，寫於今年4月28日。

        在網絡上率先披露吳學燦病故消息的胡平先生說，"吳學燦對理想的執著，行動的果決，為人的坦誠熱情，還有他的風趣與灑脫，無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目前流亡美國的吳學燦《人民日報》同事程凱在驚悉吳學燦病逝消息後說，"'六四'後流亡美國不得回國的《人民日報》同事共三人：劉賓雁、學燦和他。如今賓雁與學燦都先我而去，想來令人唏噓。"

        程凱在這篇悼念文章中說："《人民日報》罪惡滿盈，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也有過一段生機勃勃洋溢著改革精神和最有良知的時期，從胡績偉到劉賓雁，再到吳學燦，便是那個時期的傑出代表。我一直為自己曾是《人民日報》的一員而感到羞恥，所幸的是，我經歷過《人民日報》最好的時期，曾與胡績偉、劉賓雁、吳學燦共事，也算有小小的安慰。"

        "如果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而我仍偷生在世，我會回《人民日報》告訴後人：《人民日報》曾有一位民主先知，《人民日報》曾有一位民主好漢，在流亡中無怨無悔的死去，那就是吳學燦。"

        梁京：两个“教皇”同时访美的启示

        Posted: 29 Sep 2015 10:15 AM PDT



        奥巴马前脚送走受到万人空巷欢迎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启动了接待集意识形态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红色教皇"习近平首次国事访问的紧张日程。上周华府上演的这神奇的一幕，让稍有历史感的人都思绪难断。因为这历史性的一幕既凸显了当今美国依然拥有的全球霸主地位，也极为戏剧性地隐喻了21世纪的美国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

        前者不难理解，毕竟两位"教皇"都把对华府的访问当成头等大事，他们都知道，赢得美国的承认与合作，对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两位教皇的心中也非常明白，奥巴马绝不敢轻慢他们，否则，对他个人的政治后果会相当严重。奥巴马若轻慢方济各，就不仅会得罪全球十二亿天主教徒，更会得罪世界上几十亿穷人，因为教宗方济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穷人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奥巴马若轻慢习近平，固然会有不少美国人乃至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无人能预料，美国的国家安全，乃至美国经济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因为中国不仅有了新一代的核弹，而且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都具有AMD（确保摧毁对方）的威慑力。

        一个多世纪来，美国无论对自己的精神还是对自己的实力，都充满了自信，而如今这种自信已经不再。对罗马教皇的态度反映了前者，而对中国"红色教皇"的态度则反映了后者。方济各教宗的个人魅力是无需争议的，但如果美国的政治领袖和民众对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还像百年前那样自信，方济各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可能受到如此谦恭的对待。而对习近平，美国的政商领袖们，尽管感到难以理解和沟通，却不得不做出最大努力，给足面子。因为与难以捉摸和沟通的中国人打交道，如今已是美国人的生计所需，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美国的强盛似乎是对这个思想最有力的支持。但罗马教皇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批评，显示美国正在失去其新教伦理的文化优势，而中国教皇的炫富，则显示了美国也在失去其资本游戏的绝对优势。因此，我相信两位"教皇"此次同时造访美国，在心理上会加剧美国精英的危机感。

        对我来说，两个"教皇"同时访美的一大启示，就是让我意识到了当前美国和全球治理危机的精神层面。教宗方济各多次使用"失去缰绳的资本主义"来批评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没有世俗权力的教宗方济各能在美国受到如此多人全身心的迎送，让我见证了宗教的力量。对西方文明来说，上帝没有死，也不会死。目前世界的治理危机正在激发西方文明调动基督教这一极其宝贵的精神和伦理资源来应对危机。

        但是，要给已经会玩资本游戏的中国当权者套上宗教信仰的笼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正是美国和整个西方文明面临的大麻烦，也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面临的大麻烦。

        历史上，中国的儒家虽然不得不屈服于成王败寇的皇权游戏，但多少保留了一点解释天道的权力来制约皇权。这是中国帝国传统能够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中国的现实是，当权者已经完全无意接受任何来自社会的意识形态约束。谁权力最大，谁就当然地获得对天道和人道的解释权。这种权力意志加上资本的力量，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惧。

        有朋友提出"中国病毒"的概念试图描述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这个提法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是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和许多国家对具有高度腐蚀性的中国资本攻势，经常无法招架。这究竟是因为基督教文明对中国病毒缺乏免疫力，还是上帝不再保佑美国？中国挑战正在刺激美国的基督教精英用自己的变革努力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


        ——RFA

        林忌：遮打雨伞一周年的反思

        Posted: 29 Sep 2015 10:1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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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占领者俗称边防的地方，近日间经常聚集了大量非青年学生的中年人，他们不时跟站在对面一隅的反占领人士对骂。（刘云摄）
        香港928占领运动一周年，无论其路线之争甚至简单连名号之争，却仍然各说各话，其表面上混乱之极的局面，令很多知识份子失望；然而以史为鉴，以晚清各家各派尝试想推翻帝国，几十年不同争吵来看，却属理所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上年人大831决定引发的一连串示威抗议，以至学生罢课最终重夺公民广场，引发928政府以催泪弹，甚至威胁开枪震压，最终未能推翻香港特区政府以至中共的决定，共原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例如有人认为是不够勇武，有人认为未能跟随「占中」的剧本走，有人认为是「拆大台」或者「左胶」的分裂云云，但在这一切问题之前，一个更大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即使是港共如此倒行逆施，很多香港人仍然选择了在一旁漠视，甚至反过来成为了蓝丝带。他们不反对民主，但他们更害怕追求民主带来血腥的后果，在枪杆威胁面前，甚至在返工上班与占领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了妥协，选择了继续工作而拒绝了罢市、罢工的要求。

        亦因此，香港97后以来来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寿终正寝；除非北京出现政治大变局：例如夺权倒台、军阀混战，以至可能性更低的和平演变，否则中国共产党掌权一日，香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选民主政府。

        香港的前途，的确是和北京政局的密不可分；有些人因此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认为因此香港只馀下一个选择，即建设民主中国，只有中国全面民主化，香港才会有民主云云。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网络封锁，以至教育与社会全方面的洗脑之下，香港人能做得到的，实在杯水车薪；反之对比起中国在香港建设的全方位统战与渗透，在制度上的洗脑与殖民，结果就是污水污染了清水，香港人应先关心自己那杯水，究竟还可饮用吗？含铅的清水还能否救污水？

        陈健民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以50年代匈牙利及60年代捷克被苏联粉碎革命为例，说明不成熟而发动的革命，只会令社会付出更大的牺牲，这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苏联倒台的历史教训，则是独立「离苏」的国家，由本身有主权的波兰等国，到重新赢得主权的波罗的海三国，都说明当大国出现变局时，独立离开，比起一起解决难关收拾残局为易。

        当俄罗斯走回头路，变回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那些拒绝「建设民主苏联」的人，包括那些移民了这些新兴国家的俄罗斯人，更应庆幸当年先辈追求的是独立，而非纠结在一起，好似中国般把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之内，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华人文化最大的诅咒，就是对「大一统」的迷信；斯拉夫人应庆幸没有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德意志人（如瑞士），亦应庆幸纳粹德国没有试图消灭瑞士「统一」。华人迷信统一，是愚不可及。中国就是错在太统一，而不是分裂成为不同的国家，既可以分散风险，更可以作为同族者落难时的庇荫，而不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沦落到天下无处为家的困局。

        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为将来大变起时的准备，这才是对香港人，甚至是大陆的中国人最有利的安排；一旦中国大乱，香港保得住自己的安全，才有馀力去帮助其他的华人，有如中共经济改革之前的岁月。
        _RFA 

        高新：把谎言当“真理”是中共宣传部长的职能也是技能（附《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

        Posted: 29 Sep 2015 10:04 A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们之所以 敢于厚颜无耻地宣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全是因为他们的习总书记已经定下调调：七十前年结束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
        就在该篇文章播出的当日，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抵达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由俄国共产党和中共共同举办的"共同胜利的70年"研讨会、联合文艺演出以及两党地方组织代表和双边媒体交流等纪念活动。
        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举办这一活动，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目前正在由中方出资兴建为一个永久的纪念馆。
        由中共政权编撰的八年抗战史，对东北抗日联军着墨很多，因为除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实际上也只是以"敌后抗战"形式存在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大部分愿意接受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或者是直接由共产党人担任军政主官。
        但是，在前苏联居然曾经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事情，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公开对外渲染过。笔者十分怀疑所谓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历史上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中华民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而如今借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之机，中共政权突然把这个令中国大陆上所有上了些岁数的人都十分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大肆渲染，原因当然是为了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的，印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立论"。
        除了这个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居然等了七十年之久才被中共政权"解密"的事件本身，笔者共惊讶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先生居然会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面前慨言要与俄共"共同捍卫二战历史真相"。
        什么是"二战历史真相"？二战历史真相就是美英苏中四国签署了"开罗宣言"，而这个"中"是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五年之后才宣告成立的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这个刘奇葆亲自下令在要"加重毛主席在'历史巨片'《开罗宣言》中的戏份"，才有了该片的"片方"居然敢整出一张没有蒋介石，另外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面色凝重"地围绕着"指点江山"的毛泽东的宣传广告。
        这位正在在俄共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中唱主角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和七十年前畏罪自杀的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真真是有得一比。
        笔者在本专栏此前的《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一文中已经介绍过，七十年前，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对比之下，如今中共的刘奇葆实践戈培尔的"理论"已经比他的前任刘云山更为"成功"。
        记得上个月曾经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过"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产业因兰登书屋出版他的日记摘录而提出起诉"的消息。说的是"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戈培尔传记大量引用他日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版权有效期至今年年底。兰登书屋起初同意支付一定费用，但是后来表示，向一名纳粹战争罪犯的产业付款是错误的......戈培尔传记的作者、德国历史学教授彼得•隆格里希认为，个人不应被授予控制重要历史文件的权力。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我们透露说，境外这则新闻的出现正好赶上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地大力宣传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习近平阅兵造势，有国内二级媒体动议转归引如上新闻，但遭到"上面"明令不准。
        还是在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前一年，一个叫徐迅雷 的作者在《光明观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文中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发迹于文坛，在上海是被巴金怒斥过的"姚棍子"，后来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的台阶"的刀笔吏，进入了"中央文革"，成了"中央首长"，成了"舆论总管"，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真正成就了"戈培尔第二"的"美名"。
        《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4日转摘《党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姚文元1976年倒台前曾收到两封信，都扣了下来。其中一封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76年4月12日收到的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报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而且，寄报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此信后来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里。从姚文元的后来的交代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自己也要出事。把信藏起来，也说明他的一种"心慌"和"意乱"。
        当时真正的"戈培尔编辑"，其实就是姚文元。他的指令不仅直接体现在《人民日报》上，还反映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中。《情况汇编》当时是直送病中的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姚文元传》中评论说："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慌报汇编》。"向下欺诈、向上慌报，正是"戈培尔"式的伎俩。
        "戈培尔第二"通过"戈培尔"式的谎言制造法而影响核心决策者，这就是"戈培尔第二"的最大能耐。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至死相伴自己的"元首"；他对希特勒竭尽美化之能事，给他套上"一贯正确"、"主宰世界"、"能够预测未来"等等"神圣光环"。当了12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驱动轮，他炮制种种"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神话的能力，一点不比希特勒差。
        "戈培尔"们通常都是通过对舆论的"硬控制"、通过对主子的"软控制"，从而借刀杀人、戕害世界的。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真有点"后来者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疼痛"。遗忘是容易的，重现是可能的。所以，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警惕"戈培尔第二"，提防第N个"戈培尔"的出现。
        事实是，从姚文元往后，中共政权里已经了出现了"N"个戈培尔了，王任重、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哪个不是把谎言当真理宣传的？
        这是他们的技能更是他们的职能！

         【附录】

        高新：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
        开罗宣言海报。（public domain）
        开罗宣言海报。（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光明日报响应他们习大大的号召，对抗日战争后的"回顾与思考"结论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该篇文章的标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作者是中共政权的几大御用写作班子之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理论中心组"。

        为什么敢如此大言不惭？因为他们的习总书记已经有言先。《光明日报》上同时期发表的另外一篇题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的文章开宗明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反抗外敌侵略的英勇斗争，却始终未能摆脱屡战屡败的悲惨命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由于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根本保证，中国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而习近平之所以敢如此妄言，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帝国主义"的说法早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该宪法总纲中明言：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封建主义是什么这里不论，而所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当然应该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的中共宣传中也曾提及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旧中国"时期还有西方列强的租界。但是，当年西方列强在中国有"租界"是否是一种国与国关系的"不平等"另论，但绝对不能与"统治中国"相提并论。所以说，二十世纪前半页的中国如果有一个"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过程，只能是指抗战胜利。而这个胜利被中共宪法变相论定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

        正如戈培尔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如今的中国大陆，对中共政权怀有各种不满者大有人在，但即便是所谓"异见分子"，也鲜有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立论者。

        说到中共政权的宪法，本文播出之时习近平应该是刚刚在美国一家中学听完了一堂中美宪法"比较"课。

        刚刚读到的一则中共官方新闻说：当地时间（2015年9月）2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将前往塔科马林肯高中参观，并将旁听一节社会科学课程。新京报记者连线授课教师内森•鲍林，为了准备习近平的来访，他经历了忙碌的一天。

        鲍林是个中国迷，在曾多次获得多项美国教育界重要奖项，例如，华盛顿州年度优秀教师奖，他曾于今年4月份去白宫受到奥巴马总统接见。接到记者的电话后，他热情地用中文打招呼，"你好。"他说，自己和妻子曾经在中国教书，因此了解一些中美文化的差异。

        对于为何能够给习近平主席讲课，鲍林表示，这和他的中国经历以及出色的教学经历有关，另外，他向校长毛遂自荐，因为能为中国国家主席讲课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学生们也都很兴奋，很期待，这是林肯高中第一次接待中国国家级领导人。

        还有不到一天时间就要迎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鲍林很激动，他说，"我会给学生们上课，我会讲授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如何运行的，我会将其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进行对比，在某一时刻习近平主席将会来到我的课堂，我会停下来欢迎他的到来，接下来他会旁听"。

        对于如何讲授这样的内容，鲍林表示，这个过程中我会向习近平主席和学生们展示相关文献，学生们就可以讨论美国宪法是什么，中国宪法是什么，比较两者的异同，学生们会发现，中美宪法文件是很相似的。

        如果不是中共官媒的记者瞎编乱造或者恶意曲解，那这位叫鲍林的美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真是"优秀"到家了。

        希特勒法西斯的宣传部长说："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暴力夺取了中国大陆统治权之后就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口号就是一再传播，至今已经传播了六十六年。

        戈培尔还说过"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所以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鼓吹所谓的"爱国主义"，调动愚昧百姓们的"爱国情操"。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七十年前，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提出了如上论点。七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宣部旗下的光明日报所撒下的另外一个比"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更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就是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引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也是出自光明日报的一篇题目为《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的文章说："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文中说："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加强了抗日国际合作，配合了美英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

        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二战大片"《开罗宣言 》推出的电影海报居然胆敢把毛泽东与前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及英国的邱吉尔并列为二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大领袖，而且还是由毛泽东"指点江山"，其"灵感"应该就是出自光明日报的如上"论断"！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1, 2015, 6:45:12 AM10/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吴戈：牛皮吹呀吹　國威飛呀飛

        Posted: 30 Sep 2015 12:34 PM PDT

        這幾天，不知是經濟蕭條還是有政治任務，北京至少兩條線路的地鐵，車廂內的廣告屏幕不光沒有廣告，連乘車須知和報站也沒了，只剩下9·3閱兵的威武場面，坦克、導彈有如滾滾長江東逝水，一刻不停。
        9月27日，以某專職力挺巴沙爾政權和俄羅斯的博客爲首，幾個影響力完全無從查證的所謂阿拉伯世界神秘信源聲稱：24日一艘中國「海軍船隻」穿過蘇彝士運河進入地中海，目的地不明。同時援引敘政府軍一名軍官稱中國軍事人員和航空裝備要來配合俄軍。
        全部事實僅此而已，而且含糊其辭，無從證實，但編者卻深諳炒作之道，配圖用的是「遼寧」號航母，不過居然是計算機模擬圖而非實物照片，於是從中東到中國國內，頓時盛傳中國派出「遼寧」號大編隊滿載1000名陸戰隊員，要與IS大戰三百回合。也許是此消息在阿拉伯世界輿論風傳太盛，中國網上一位長期追蹤和研究中東局勢的民間專家也信以爲真。
        在中國人口中約不佔少數的民族主義狂熱人群立刻高潮迭起，幾乎要爽死過去，卻無一人置疑：爲何「習奧會」竟對中國如此大的武力干預毫無反應？難道美國對這麼大的艦隊經過蘇彝士運河也沒有發現？
        實際上，俄羅斯的蘇-34戰鬥轟炸機對付IS這種目標到底有多厲害，很值得懷疑，一脈相承的殲-15「飛鯊」恐怕好不了哪去，何況乳臭未乾。憑什麼敢這麼說？因爲關於中國武器的水平，除了官辦的生產者，你有任何別的信息來源嗎？哪怕是使用者的意見也是絕不公開的。你會說美國武器的信息也有不少來自廠商啊，可那是一個總統說謊也會被彈劾的國家，而你是一個不說謊連鄉長也當不上的國家，你說呢？
        搞笑的是，爲閱兵激動得渾身顫抖的愛國者完全忘了，對裝備來說，閱兵就是在無彈、電子設備不開機、除行駛外所有功能不用、全年氣溫最適宜、路面最平整（塵土低於2克/平方）、沿途極安全、速度最慢情況下行駛十餘公里，訓練和來去的使用也不會超過家用轎車的強度，可是軍工廠商的技術保障骨幹還傾巢而出，部件全換新的，卻還忙得不斷排除故障、連夜搶修、回廠尋件，多少孩子沒人顧，老人死了見不上，有病沒空治。
        打起仗來這些玩意兒是什麼表現？4S店買個奇瑞也不需要廠家派骨幹貼身保障吧？你說這些裝備在俄羅斯陸軍賽中完勝，可那是個爲了求勝可以隨便改規則，爲照顧可以改賽道的主辦方啊。
        還有人擔心受閱完畢的中國導彈回巢途中被敵人追蹤，從而暴露神秘的導彈基地，可幾天後你看網上流出的照片，方知某型導彈回到製造廠所在的江西上饒，職工群衆夾道歡迎，技術保障隊員們披紅掛綵站在車上接受檢閱。恐怕你才知道這些導彈是拆除了戰鬥部和一切可能爆炸的火工品，根本就不能發射，外觀卻要粉飾一新的特殊產品。
        還有網友調侃：「兔子看誰不順眼，就在朱日和（作戰訓練基地）給誰修棟房。這不，台灣省『僞總統府』和凱達格蘭大道已經有了，還有誰」，有人問「敢給白宮修一棟不」，答曰：「東南各省已修建至少8座，各省軍區都足夠用啦」。
        這些好大喜功卻掩蓋虛弱的惡習甚至漫延到消防車上。近日三一重工宣稱：在6月30日的北京大紅門木材廠火災中，進口的44米高噴消防車展開臂架仍無法接近火源，而三一的48米大跨度消防車卻能用6節臂架跨越外圍障礙，直達火源噴水，立下奇功。
        非將水槍伸到48米外才能滅火，只能說明北京像市區內的木材廠這樣的目標消防通道也嚴重堵塞。基於消防通道必須暢通的前提開發的外國車型當然無能爲力。至於依靠三一消防車噴頭安裝的攝像頭，北京市長才能運籌帷幄，反而暴露了指揮體制和手段的浮誇和落後。

        ——东网

        东步亮：免債和送錢經過了誰同意？

        Posted: 30 Sep 2015 12:33 PM PDT

        繼9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宣佈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同時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支持之後，28日，習近平又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宣佈，設立爲期十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支持聯合國工作；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並建設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未來5年內向非盟提供總額爲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
        短短幾天裏，中國國家元首向他國奉送了數以十億、百億美元計的金錢。加上過去60多年送出去的4000多億人民幣，初略推算，中國這個普通民衆並不富裕的國家，花在外交、國家形象和面子上的金錢，已經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天文數字。
        中國「無私援助」的消息公佈之後，在網絡上引起了民間輿論的廣泛質疑，以至於官媒《人民日報》客戶端及其旗下著名的極左媒體《環球時報》（民間蔑稱其爲「壞球屎報」），主動站出來「爲黨分憂」，發表洗地文《中國免除外債是「窮大方」？這五個事實你得知道》、《對外援助非白花錢但好處常不能宣揚》等，爲免外債和對外金援作辯護。圍繞這個問題，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民間輿論還與官方的代表展開了多輪激烈的爭論。
        誠如有關官媒所說，免除一些窮國的債務，對有關國家給予資金援助，確實是國際關係中的常見現象。作爲一個負責任的、「正在崛起」的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免除窮國債務和對外進行經濟援助，是題中應有之義，並不出格。一個暴發戶，發財之後還會給窮人捐點錢，主動做點公益，以贏得別人好感，何況一個聲稱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現在好不容易有點小錢了，怎能看着非洲的難兄難弟們天天喝西北風呢。
        根據相關資料，作爲對外援助的第一大國，美國預計在2016財年對外提供高達53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遠遠超過其他國家。2014年，美國不計軍事援助在內的外援金額爲327.28億美元，英國援助數額爲193.86億美元，排名第二。相形之下，習近平在聯合國所宣佈的這點援助確實不算什麼。
        中國絕大多數知曉一點國際問題、懂得一點事理的民衆，都並不反對對外援助，他們所反對的是對外援助的程序，即：免除債務也好，對外援助也好，以國家名義所送出的錢款，都是全體國民的財富，是成千上萬納稅人的血汗錢，國家元首或執政黨領袖一句話就免除了別國幾百億美金的債務，送出去幾十億美金的錢，經過了每個公民的同意嗎？或者，經過了公民代表們的同意嗎？誰授權你這麼幹？這種對外援助是否太過隨意？
        不少法律學者提出，應該制定《對外援助撥款法》，將免除外債和對外提供經濟援助納入法律的籠子，按照相應的法律程序進行審批，進行監管和規範，而不能任憑個人隨意決策，信口胡來。正如童之偉所說，「錢是大家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私產，不能由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任何沒有法定職權的機構說了算，必須履行必要的民主程序和法律手續」。
        對外援助第一大國美國的人民之所以不擔心政府會亂花錢、以政府首腦的個人意志撒錢，正是因爲它有完備的對外援助法律體系和執行體系。美國1961年就通過了《對外援助法》，以此爲基本法，它的對外援助要麼依據國會經立法程序通過的相關法案，要麼需要有總統簽署和頒佈的行政指令，截至2014年底，美國涉及對外援助授權的法案有20餘部。這些法案保證了美國的每一分錢援助都在法制的框架內進行，國家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儘量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法律學者徐昕認爲，中國的對外援助應該規定僅全國人大才有權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能「代勞」。著名律師陳有西則認爲，「政黨權和行政權不能包攬外援事務」，他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將預算委改組成預算撥款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分別審議審批政府對外援助，「審議辯論過程要向全國直播，應允許記者自由報道，允許所有全國人大代表自由旁聽」。——後面那條建議簡直是在做中國夢。
        建議只能是建議。吵得再兇，想得再好，人家根本聽不進去，你也只能乾瞪眼。

        ——东网

        夏明：国外瞎忙，不如回家补网

        Posted: 30 Sep 2015 11:15 AM PDT

        白宫前“迎接”习近平到访的抗议人群

        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一个世界。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美国和联合国，从北美大陆最西头飞到最东头，前面有散财童子抛洒上百亿美金引路，道路两旁还有红装绿裹的中年妇女打起腰鼓，跳起秧歌舞，迎合一位身在异国他乡的陕北老乡的情调。这一路走来，习近平有多少建树？
        自不待言，官方媒体在总结一次"成功的"、"历史性的"访美之旅："旋风七日"行程满满当当，共识成果涵盖方方面面。"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也说上一句，习近平访美是"历史的转折点"。

        重大议题未达共识

        其实，在几项最重大的问题上，中美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取得成果，反而凸显两国的深刻分歧，预示中美关系已进入多事之秋。例如，中国单方面热衷的所谓"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还只是中方的独白，美方并未捧哏成全一台充满笑声的相声。习近平没有获得到国会演讲的机会，中美没有发表任何双边公报（所以很难说是1979年后的最重要的一次出访美国），双边投资协议也未达成。中国方面还在"网络安全协议"上回应奥巴马总统的要求，两国签署了协议，但是否中国会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中美知识产权上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未来并易不让人乐观。
        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上的演讲明确针对中国，畅谈普世价值、人权、敬拜自由、访民权利、反对党的价值、多元民主的优势、南海的和平和航行自由。奥巴马说到："国家的力量基于人民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创新、想象、天才、动力和机遇反过来又依赖于个人权利、良政和个人安全。"他最后说："历史不断见证那些相信强权即真理的伪先知和没落帝国的失败。历史还会如此。"对于以"七个不讲"为品牌的习近平来说，这些话也反映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真理。
        为了给习近平访美营造良好气氛，奥巴马总统确实也费了不少心机。比如，习近平在白宫时，白宫由白布帷隔了起来（有人因此调侃说，"迎宾"搞成了"出殡"），拉法耶特公园也关闭了，目的是不让习近平看到或听到外面抗议的人群。但是，习近平的整个访问，始终没有摆脱抗议人群的游击战跟踪袭击。从习近平到达西雅图的那天起，中国驻美使馆和侨团组织了"迎接队伍"，而民主人士、访民、藏人、新疆维吾尔人、法轮功、人权团体也组织了"迎击队伍"。
        抗议人群如影随形，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他们的人数都高达千人，在气势上、甚至数量上都超过了挥舞红旗的方阵。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领导人都没有遭到到过如此声势浩大的抗议。西雅图的警察无法保证习近平不被打搅，干脆用大客车堵上了他入住处的街道公路。在纽约联合国广场的抗议，能相提并论的，恐怕要回到1992年李鹏受到的待遇了。在联合国广场，只有中国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遭受到自己国民的大规模抗议，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更为出乎意外的是，习近平的车队遭到沿途抗议人群的哄喊，而且在华盛顿特区的车队还被三位女访民马永田、李焕君和葛丽芳拦住，他们还钻到了车下，在拦住据说是习近平的座骑时，还让后面的一辆车（据说彭丽媛在车内）紧急避险，撞到了街沿。这些各路抗议人群还到习近平的下榻宾馆进行夜间抗议。很难想象，所以这一切，习近平能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对习近平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大失败。尤其考虑到中国政治特色，权力主要是建立在威仪上的。地位、体统、尊严、体面、敬重、排场是权力的核心。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的亚洲文化都把权力当仪式对待，他们认为，准确无误完成各种礼仪产生最高形态的权力。在习近平"9·3阅兵"左手行军礼后，他最心悸的恐怕就是在国际场合在闹出笑话。尽管习近平的内圈人物和使领馆的官员试图筑起一道道红旗飘飘的欢迎风景线，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波特金村庄"，但海外中国人的冤屈和愤怒还是撕裂了这些豆腐渣工程，让习近平变成了那位穿上新装游行的皇帝。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现在已经回国。稍作休息后，他又要踏上不列颠岛。所以检讨美国访问的每一个环节，当是习近平幕僚的头等大事。我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学兄/老师/同事/领导王沪宁一定不会忘记每一位国政系的学生都知道的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处处遇陷阱，而且还有成千上万在国内无处伸冤、无权发声的人依靠美国民主法治的保护，向他声讨公平正义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就不能不反思一下内政的问题了。
        其实问题的实质已经很明显了。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上的讲话所说，"美国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监督检审。当我们还不足时，我们愿意批评自己。因为我们要领导负责任，坚持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在民主的开放空间里讨论我们的分歧，所以每一个男女个人都坚信，他们有能力把他们的社区、环境和国家变得更好。"
        对习近平来说，与其大把撒金，引来一堆盯着钞票眼睛发绿的贪婪人群，不如把他在全球宣教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往前推一步，进入"国内关系的民主化"。与习近平同期造访美国的教宗方济各既无枪杆子，又无钱袋子，却获得了自发的人山人海的欢呼，就是因为他是"人民的教皇"。他是谦卑仰天称父名的人，而不是要别人称他为"大大"。所以，要出洋满载而归，习近平还有很多的家庭作业要做好。

        ——BBC

        鲍彤：愿蒋培坤丁子霖教授的梦 也有实现的机会

        Posted: 30 Sep 2015 10:50 AM PDT

        蒋培坤、丁子霖
        蒋培坤教授去世了。他抱恨而去，赍志以殁。

        他同夫人丁子霖教授志同道合。他们的志，极具体，也很宏大——为他们的中学生儿子蒋捷连以及其无数同难者的被害，找出真相；为死者的人权，讨个公道。

        找出真相，讨个公道，大概在这个地球上应该不是不合情理的要求。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合法的国度里，也应该不是什么非法的要求。

        我认识二位先生自1997年始。我们每次见面，全部的唯一的话题，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梦的实现，使全中国的孩子和成人们，都能从此得到免予恐惧和享有生命的权利。

        蒋、丁二先生如此合情合理合法而又如此微薄的要求，至今犹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一个梦。

        因此，二十六年来，小天安门式的伤亡事件，继续在这个国家的城乡各地，在不同的规模上，层出不穷地被复制着。

        蒋、丁二先生壮志难酬！这是中国这个有法可依而且被依法而治的国家的悲剧。

        就在蒋教授去世的同一天，中国主席在联合国豪情满怀地宣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她们梦想的机会。"

        我于是在心底默祷，但愿丁子霖教授的梦终有实现的机会。
        问题是还得耐心等待二十六年吗？

        左起丁子霖、蒋捷连、蒋培坤

        ——RFA

        未普：习近平访美留下的困惑

        Posted: 30 Sep 2015 11:08 AM PDT

        奥巴马夫妇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到访
        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其公开讲话和内部讲话不一致，口头承诺和实际行动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在这次访美过程中，给美中关系的观察者留下不少困惑。

        第一个困惑，习近平到底是喜欢西方价值观还是厌恶西方价值观？习在西雅图访问时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习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了，不可谓不深入，这可以从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自述看出。他读过不少美国作家的经典名著，喜欢好莱坞的警匪片、战争片和浪漫喜剧，敬佩美国政治家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等。显然，习近平对这些西方文化和文明，是相当感兴趣的。

        可是从他当政之后传出来的"新南巡讲话"、"七不讲"、九号文件和"8•19"讲话看，习却是非常憎恶西方价值观的。凡是顽固鼓吹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在他的"8•19"讲话中，都是"反动知识分子"，一些"反动知识分子"，因此而被他主张的"亮剑"行动所维稳。

        第二个困惑，中国政治是不是权斗政治？习近平说，中国政治不是纸牌屋，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对的是，中国政治是黑箱政治，而纸牌屋反映的美国政治是透明政治，中国政治不是透明政治，所以说中国政治不是纸牌屋。但是习近平想要说的显然是另一个意思，即，纸牌屋讲的是权力斗争，中国反腐不是权力斗争。他说，中国反腐没有别的目的，不是为了扳倒对手，"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

        这就匪夷所思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黑箱中的所有反腐作业，难道都是为了光明磊落的目的？如果真的光明磊落，为何不让你的政治见阳光呢？一个无所不在的政党，掌控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老百姓无权知情、参与，甚至无权乱说乱动，这个本应是大众的政治，是不是太不大众，太不光明了？！

        第三个困惑，中国大规模攻击美国网络，到底是不是政府行为？习近平在西雅图矢口否认中国政府参与和支持网络攻击，而《华尔街日报》毫不客气，在习近平抵美次日即发文章，"网络侦查发现黑客来自中国军方"。文章说，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宣布，网络窃贼窃取了2200万份安全档案，并获取了560万联邦雇员的指纹和社安号码。另外还发现，美国境内50%到80%的伪造IP地址都来自中国，以剽窃美国的商业机密。

        这种大规模的攻击和剽窃，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中国，绝无可能是个人行为。美国方面已经查出，中国政府操纵著极其庞大的国家网络间谍机器，而解放军某些情报部门已和黑客团体直接联系起来，成功渗透到与中国争夺南海控制权国家的主要计算机网络。这次习近平访美承诺，要打击网络攻击行为，"坚决捍卫网络安全"，但会不会见成效，美国方面表示怀疑。

        第四个困惑，美国和中国谁最有可能战略误判？习近平这样安抚美国："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加深相互了解可以帮助防止美国或中国的战略误判。"修昔底德陷阱"是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观察到的一种现像，即雅典实力增长导致斯巴达产生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习近平的安抚或许只是一种姿态，他本人怎样想的，不得而知；已知的是，他的智囊和一些中国学者相信这个"陷阱"。

        分析以上几个困惑，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价值观方面，习近平作为个人，欣赏西方文明，作为中共总书记，却憎恶西方文明，这反映了他的两面性。在中国政治上，中共的黑箱政治本身就是远离文明的政治，至于说反腐不是权斗，那只是一种骗己骗人的说法。在网络攻击上，中共扮演著主导作用，以后只会变得隐蔽。在战略误判上，如何避免热战，可能从此要提上美中日程了。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六） ——初会法官

        Posted: 30 Sep 2015 11:06 AM PDT

        九月十四日晚，接到律师电话，说案件的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给他打了电话，确认明天上午九点半贾志刚法官约见。终于呵！
        在我的记忆中，三中院所在的北苑是荒郊野外之地，查了"搜狗地图"，从我的住处到那里需时一个半小时。九月十五日早早出门，地铁一路顺畅，出了北苑路北站台，面对的竟是都市的喧闹。在马路边鳞次栉比的无照早点小摊和排队的熙攘人群中穿梭前行，被油烟熏烤着，我这个曾经的北京人，在外地口音人的指点下，寻到三中院。访客登记处设在法院正门侧面一百米开外的铁栅栏门内，面对着车水马龙的五环辅路，窄窄的便道上已经有不少人憋屈地挤在这里等候。门内大大的屏幕上滚动着今天开庭案件的名称、庭审的时间和审理的法庭号，都是经济纠纷类的，没有行政诉讼。 
        夏楠律师打"专的"（类似美国的Uber）差五分九点到达，侧门已经开了，人们排在登记处窗口外领取访客登记单，我和律师顺利通过登记和安检进入法院大厅。大厅十分宽敞，供访客等候传唤的座椅占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有点奇怪的是，大厅内有个银行的营业处，我猜想可能是方便访客随时取款支付罚金或诉讼费。值得一提的是，大厅内有饮水器，厕所也十分洁净。
        时间还早，我和律师在大厅内的座椅上休息，交换了一下见到法官后提问的要点，我主要是希望得到法官对本案"疑难、复杂"在何处的解释，律师主要是敦促尽早开庭。夏律师说，今天的会见可能只有几分钟，走个过场，让我的期望值不要太高。
        九点二十分我们按登记单上"被访部门：第30法庭"的指示，找到了它所在的地下走廊。这个走廊总有几十米长，长长通道的一侧是一个接一个的座椅，另一侧是隔一段一个关闭的木门，门旁边的墙上钉着牌子:"XX法庭"。30号法庭在紧里边。在正对着法庭门的椅子上坐定，我一眼就看到对面的一溜墙根儿水迹斑斑，墙皮剥落，很显然，这幢新建筑地基的防潮处理极差，不禁对在这样的环境里成年累月工作的法庭人员的身体健康，油然升起一种忧虑。
        不期然间，长长一排的座椅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向走廊入口处看去，出现了一些身穿月白色短袖制服，深蓝长裤，左胸口袋上方佩戴着国徽的男士、女士们，一路走，一路闪入一个个的法庭。其中一男、一女向着走廊深处走了过来，我看着他们，心想着不知是哪个法庭的法官。那位男士却直冲着我一笑："李南央！"我对这一句寒暄都没有的招呼有点意外，不过立即反应过来，起身回答："我是李南央。您是贾志刚法官？"对方边向30号法庭门走去，边伸出一只手和我相握，在用另一只手打开法庭门的同时，把跟随在他身后的女士介绍给我和律师："书记员——张怡。"坦率地说，我是带着戒备之心来的，贾法官透出的干练、自信，又不失得体的随意，让我很有好感。 
        我注意到，进入法庭以后，贾法官并没有将大门关上，而是让它就那么敞着，不知是要显示这不是"密谈"，还是法庭内确实太潮湿，开着门会舒服一些。我环视了一下这间法庭，我去过的美国法庭与之相比，可谓硕大了。贾法官上到左侧高台，在三张座椅中间那个靠背最高的座位上坐下，书记员张怡拉开高台下正前方写字台后的凳子，将怀中抱着的一摞资料放到桌面一侧，打开桌上的电脑。我和律师坐在靠门一侧的原告席上，对面的被告席是空的。正对着法官高台的那排靠墙折叠软椅应该是旁听席了，我数了数只有七张，心想：如果在这里开庭，旁听人数真是少得够可以了。
        谈话的正式笔录全文如下：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一审谈话笔录"
        审判长：我是本案的承办法官贾志刚，您的代理律师夏楠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8月17日打电话给书记员张怡，代李南央询问9月1日—3日期间我是否有时间与李南央您本人见面谈话。因前段时间案件量大，开庭紧凑，所以没能与您见面。考虑到您因此事专门乘飞机从美国过来，所以安排今日与您进行谈话。今天谈话是非正式的，这个案件拖延的时间比较长（我插话说："快两年了。"）对我们来说是疑难复杂的案件，我们也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高院申报了延审（我展开右手五个手指，示意已经延审五次，贾法官以点头微笑作答），下一步如何进行，会向您下达通知。今天你们过来，我们也想听听您这边的意见。
        因为案件还没有开庭，案件的情况咱们尽量不涉及。您有什么想表达的内容，回去后我会和合议庭成员进行研究，也会和庭领导汇报，下一步会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
        李：刚才您也提到了疑难复杂，您觉得这个案件疑难复杂在什么地方？
        审判长：行政案件审理的内容是行政机关执法的职权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我们是新成立的法院，这种案件之前没有审理过。在2003年的时候，有过红太阳的案件（李按：指朱元涛律师诉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其入境携带的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案），可能您也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案件，而且您的身份在国内外比较知名。不管从院里、还是庭里来讲，都想把案件研究得透一些。这么多年以来，在北京没有遇到过此类案件。这个案件从事实依据，职权等方面我们都会进行审查。
        夏：您提到这个案件比较新，是否可以先开庭，我们先把事实陈述一下。
        审判长：您这个案件，我们回去后会和合议庭研究，先把前期工作研究扎实，再进行开庭。
        李：因为从来没有审查（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审理"）过这类案件，或者说愿意告的人也比较少，我们这个案件就像是标杆式的案件吗？
        审判长：红太阳案件的判决我们看过，但具体如何审理我们并不清楚。确实如您所说，有的人愿意告，有的人就不会来告。
        李：首都机场海关的处理方法是绝不妥协，当时在机场的时候，我和海关说如果书不适宜带进来，我在出关的时候会带出去。海关不但没有同意，而且点名道姓地说《李锐口述往事》不能带出去(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带进")。一共八十多本书，海关只是具体把这本书的名字说出来，是对我及我父亲名誉权的损伤。
        夏：李老师是《李锐口述往事》的作者，涉及商业利益、名誉利益，还牵扯到李锐99岁老人家名誉上的损害。
        审判长：海关没有找过你们进行沟通吗？
        李：从来没有。我们也知道，在我当时出境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的决定。我发出公开信的第二天，海关和我说他们已经审查了，这本书不允许带出去(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带进")，之后就给我发了一个通知单。我们做了一个申辩(李按：应该是行政复议)，但海关一点不让步，还是坚持处罚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申辩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审判长：被告的证据都交换过你们了（李按：原记录如此），你们之后和海关的沟通我们也不太清楚，你们现在是否还想要和海关进行沟通？
        夏：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要坚持诉讼。
        李：高华（李按：指"红太阳案"）是一个读者的身份把书带进来，而我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把书带进来。我现在的工作是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海关的处罚会对我现在的工作有影响。
        审判长：李南央你现在的户口已经注销了吗？
        李：我当时走的时候，还有粮票，之所以要撤销我的户口，是为了停止副食的供应。
        审判长：您现在国内还有哪些亲人？
        李：我父亲、母亲、哥哥、妹妹都在国内。
        而且我认为这个案件拖延的时间越久，影响越不好。
        审判长：您提到录音的问题（李按：指今年六月份回国，我给法官电话留言，法官不予理会一事），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法院，很多设备我还不会用，我之前都不知道有录音这项功能。后来听同事说才知道，这一点也向您说声道歉，希望您可以理解。哪怕一个普通的当事人过来起诉，我们也会慎重对待。
        夏：我们今天过来，目的是督促人民法院尽快开庭，您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开庭日期。
        审判长：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我回去后会和合议庭进行研究，也会向庭领导进行汇报。
        李：也就是说决定开庭主要是在合议庭，而不是庭领导或是院领导是吗？
        审判长：由合议庭对案件进行推进，之前我们也向您发过一个合议庭变更通知，原来有一位合议庭成员已经离职，重新组成合议庭后，需要重新对案件进行讨论，也延长了一段时间。
        李：您每次向高院进行延审的时候，都会说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案件疑难复杂才报延长审限。
        审判长：我们是按照疑难复杂报的。
        李：我们希望在开庭前至少两日通知我们。
        审判长：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至少会提前10天通知您这边开庭时间。
        李：好的，感谢。
        谈话结束后，贾法官让我和律师审看笔录，并在每一页上签字。我向法官提出需要一份笔录的复印件。我说："您知道我会将今天的情况写进文章的，要复印件是希望我在文章复述时不会出大误差。过去写的这个案子的'跟进'文章，我都请律师寄给您了，您应该都看到了。"贾法官痛快地同意了，对我就此案不断地"跟进报道"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意外。我和律师同贾法官和书记员随便闲聊着走出法庭，来到设在法院大厅内的接待台前。张怡请那里的工作人员将笔录复印了，交给我。我们与贾法官握手道别。走出法院，看了下手表：十点三十五分，比律师预期的要长多了。所谈内容，当然不仅只张怡记录下的那些。在张怡整理笔录时，我跟法官还有一些颇有意思的互动闲谈，限于篇幅，下次"跟进"再细说吧。
        回到父亲家中，刚走进门厅，老头子就从客厅的沙发上高声发问："怎么样啊？跟法官谈的有结果吗？"他耳背得厉害，我将上午的谈话简单归纳，写在纸上给他看：
        1. 法官说：案子拖了快两年了，确实太长，我们也想尽快解决，主要是疑难复杂。
        2. 法官说：过去没有过这种案例，只有2003年发生过告海关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一书的案子。三中院是新成立的，这种案子没有经验，需慎重，一旦判决，会成为以后判案的"标杆"。
        3. 法官说：我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会将您要求尽快开庭的意见向庭领导反映，不会永远拖下去，但是也没法儿告诉确切开庭的时间。
        4. 我告诉法官海关不肯让我把书带回美国，又点名说《李锐口述往事》是禁书，不能进入大陆，李锐曾任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与胡耀邦、赵紫阳又有亲身接触，此书回忆他一生跟随共产党革命经历，海关作法损伤了李锐名誉，也损伤了我的名誉，希望法院公正判案。
        5. 法官说：请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作出公正判决。
        父亲叹息了一声："看来他们还是要拖下去。"
        我说："我问了法官，是不是要'八年抗战'？法官说不会，案子总有审限。你有生之年，是会看到案子结果的。"
        父亲说："你坚持下去就是了。"拿起放在手边的《李锐口述往事》，一页页地翻到那些历史照片，说："这都是历史啊!不是你帮忙，我自己是写不出来了。"我说："还有丁东他们2002年的采访，若不是他们十多年前采访你，你现在的记忆恐怕说不全这么多事了。"老头子说："是呀，是呀。"然后将头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目，陷入沉思……。
        我的律师说，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我说还是有的，至少下面这两句是写在贾志刚和张怡也签字了的"谈话笔录"上了：
        "这个案件从事实依据，职权等方面我们都会进行审查。"
        "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条："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八条之（二）款："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等待着贾志刚法官依据"法官法"所赋职责及所授权利，言而有信——"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终止"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延审的作法。

        王丹：习近平与《纸牌屋》

        Posted: 30 Sep 2015 10:45 AM PDT

        网络资料：习近平PS纸牌屋
        民主制度越完善的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品格以及个性，就越不是那麽重要。在这样的国家，即使领导人有个性，也会被制度约束甚至改变。相反，越是强人政治的威权国家，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品格与个性，就越影响巨大。因为往往是这样的强人的个性，改变了国家的走向。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是典型的例子。

        众所週知，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一心学习毛泽东，这当然首先就表现在强人这个部分。他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权力于一身，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当然就是一言九鼎。因此，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和联合国，对外界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更近地贴近观察习近平。观察习近平的政策固然是一部分，不过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说的比唱的好听"历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主持联合国妇女大会，但是继续囚禁维权女律师和独立女记者就是例子。令人比较有兴趣的，是他展现个人特色的一部分。

        要说到习近平的个人特色，就要先从中国的微博上的一个段子说起。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欧巴马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也喜欢了解赢政刘邦李世民等中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李宗吾的《厚黑学》是我实现美国梦的指路明灯，我还特别喜欢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回到白宫，蜜雪儿嗔怪道："你的枕边书明明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近又迷上了花千芳《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和周带鱼的作品，不吹牛逼你会死啊！"欧巴马听罢，羞愧地低下了头。"

        有关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人，大概都可以懂这个段子的梗。它其实用影射的方式挖苦的，是习近平在西雅图演讲的时候，开列他阅读过的西方民主理论经典书籍的事情。那天，习近平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汤玛斯。潘恩的《常识》，也喜欢华盛顿和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他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着作。这个书单开出来，真是令人震惊，因为都是现在中国当局严厉打击的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很久以前，就有"九不准"，包括不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个"九不准"至少是在习近平同意下製定的；前不久，中国的教育部长还在说，不应当允许西方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的校园，这样的政策宣示，独揽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也不可能不知道。现在，他又搬出这些被中国官方批判的著作来，虽然是要显示他的亲美和博学，但是也不禁让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读过这些书，为甚麽你的行为和思想却完全跟这些书中的内容背道而驰用？我们当老师的人有时候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书读到哪裡去了？！显然，中国国内的很多老百姓并不相信习近平真的读过这些书，所以才会有上面那个微博上的段子。

        而更令人喷饭的，是习近平关于美剧《纸牌屋》的引用。他说，中国反腐"这其中没有什麽权力斗争，没有什麽纸牌屋"。这个桥段当然是撰稿人故意设计的，但也一定是经过习近平审阅同意的，用来暗讽美国和吹捧中国。但是这个桥段的出现实在太丢脸了。首先，说中国反腐没有什麽权力斗争，这话简直连鬼都没有办法相信。如果没有权力斗争，令计划的罪状中泄露国家机密以及"搞非组织活动"要如何解释？薄熙来，周永康等人都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其次，也是最可笑的是，《纸牌屋》明明就是一部电视剧而已，我们都知道美剧的编剧，洒狗血的功力是多麽强大。美国政治中当然也有权力斗争，但是《纸牌屋》中描写的那些，与真实状况差得很远。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上还有人居然称习近平是"知美派"，那位作者可能不知道，原来，习近平是看美剧来了解和评论美国的。

        对内一套，对外一套，这就是我们从这次习近平访美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习近平。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 2015, 6:13:35 AM10/2/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西域武僧：你总有机会为自己的冷漠付出代价

        Posted: 01 Oct 2015 11:41 PM PDT

        图：据报道柳州柳城爆炸案中疑犯用邮包炸弹、计时炸弹两种方式引爆。

        2015-10-02 
                广西柳州的爆炸案令人惊魂未定，官方披露的信息很少，但是见惯了当下中国各式苦难的国人，不用猜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一个社会底层的老百姓，遭遇不公，告诉无门，最终做出了报复社会的决定。悲乎？尽管他投递的邮包炸弹以政府机关为主要目标，但是终有平民受到伤害！幸乎？作为他个人来讲，最终报复了这个不公的社会，受压抑太久而扭曲的内心终于获得平复，血恨深仇得以报偿。
                别以为这与你无关，这就是政治。当社会的不公义在持续不断地践踏人的权力和尊严，特别是这种不公义是以政府的名义强行推行，而你又不能阻止这种不公义的发生，甚至因为恐惧跟苟且连声音都不敢发出，那么，这灾难迟早要落到你的头上。这还算好的，如果它落到你至亲骨肉的头上，你将在孤独和痛苦的回忆中懊悔终生。
                其实，政府跟强盗本来是水火不容的，虽然他们起初形成的本质是相同的。任何一个生命，只有在自体自在时才是真正自由的，但是伴随着这种自由而来的，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凶猛的野兽。因此，较为弱小的生命便形成组织，每一个个体让渡一定的自由和权力，赋予集体更大的裁决处置权，以换取集体权利对个体的保护。这便是组织的形成。政府这种组织与强盗这种组织的区别在于，政府通过公共约定来维护组织中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并且通过武力或者谈判对外来维护组织整体的利益。而强盗则更依据强权来维护组织的利益，特别是首先维护组织中处于权力顶峰者的利益。
                而中国社会管理阶层则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强盗，它甚至置组织和组织中的个体的利益而不顾，唯维护组织管理者的利益。所有的贪婪、奸诈、邪恶无所不用其极。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卑躬屈膝丑态尽出。中国当下所有的惨剧莫不出生于此。
                 前不久流行"合法性"的说法，我的判断很简单：当一个政府所能赋予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利益大于每一个组织个体付出的自由和权力的代价的时候，这个政府就是合法的政府，反之便是非法。
                而当一个政府不但不能保护组织内部的个体权力，相反却严重地伤害和践踏它的时候，任何灾难的发生都有其充分的理由。
                柳州的爆炸案如此，天津的爆炸案如此，动车追尾事故如此，杨佳事件如此，天津商厦大火如此，前两年频繁发生在小学校幼儿园门前屠杀事件也同样如此。没有人是无辜的，因为你让渡的自由和权力，成为了魔鬼，你不但不能阻止它，相反还为这魔鬼的恶行寻找自我安慰的理由。对邪恶的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更何况你岂止是沉默的帮凶，还在邪恶肆虐之时站脚助威！
                这就是佛家所讲的共业吧。因果不昧，报应不爽。这业已成，你想还也要还，不想还，依然要还。
                广西柳州爆炸案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叫喊谴责滥杀无辜的声音明显小了。一则是这种事件如今发生的太多太多，人们的同情心早已透支殆尽。二来是很多人也认识到，这种灾难的根源根本不在于灾难的制造者，而在于这个我们人人有份的制度。甚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同样遭遇这种告诉无门，无法承受的不公，我将怎么办？！在这个不义的社会里，人人都是自危的受难者，同时人人也都是邪恶的帮凶。在这里没有无辜者。如果有一天我也同样遭到不测，请不用为我收尸，喂狗正好！      

        ——微信：武僧曰

        乔木：從希拉里的批評看中國的女性權利

        Posted: 01 Oct 2015 11:38 PM PDT

        希拉里的推文截图
        9月27日，在與聯合國秘書長共同主持全球婦女峰會時，習近平呼籲國際社會更加重視提高女權、消除對女性存在的差別觀念和偏見。
        很快，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在網上回應，稱「在迫害女權主義者的同時，卻在主持聯合國女性權利會議。Shameless。」這是她對《紐約時報》有關中國「女權五姐妹」被捕報道的跟帖評論。
        其實很多中國人不知道有這回事，因爲是發在中國大陸看不到的推特上的帖子。很快《環球時報》發文回擊，人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環球時報》並沒有告訴讀者希拉里說了什麼，只是批判她動粗口，有失風度。
        希拉里所用的Shameless的字面意思是不知羞恥，算不算粗口？問了幾個美國人，認爲這是罵人的話，但不算粗口。用中國的話說就是罵人不帶髒字。當然跟着《環球時報》的節奏，網上罵希拉里的話就比這難聽多了。
        也有人反駁希拉里不了解情況，稱中國男女平等，很多方面超過了男性。女性的權利很多，有專門的節日，社會上有地位，家裏的權力更大。中國根本不存在希拉里說的那些問題。
        真是這樣嗎？
        很多人認爲女性更擅長管理家庭，而不是國家。可是爲什麼北歐、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會有那麼多的女總統、女總理。美國有好幾任女國務卿，遲早會出女總統。就連穆斯林國家印尼、巴基斯坦也有女總統、女總理，同樣古老的印度有女總理，文化歷史相近的韓國有女總統，同文同種的台灣馬上也要有女領導。
        可中國大陸呢？
        不是女性不願管理和管理，而是從單位到國家，有多少管理的機會、領導的職位對女性開放？政治局常委，不管是9個和7個，沒有女性。從辦公室的工作，到奧運會的金牌，一半以上的精英骨幹都是女性，但又有多少女領導？
        性別問題首先是個社會問題。波伏娃說「女性不是生爲女性，而是長爲女性」，社會意識決定了女性的現實存在。中國自古生男弄璋之喜玩美玉，生女弄瓦無才便是德。在男權社會，女性只能成爲幾種角色：
        ——被看的物體。女爲悅己者容，化妝減肥，才藝選美，滿足男性的感官享受。
        ——洩慾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僞道學家娶妻納妾也要說「不爲性也，實爲後也」。牀前都會說要對你負責，事後提起褲子就不認賬。懷孕累、生育苦，全由女性扛。生下孩子，父姓母養。
        ——免費的僕人。全世界的男人都在無償地佔有女性的家務勞動。貴爲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在其回憶錄也說，每天早上要爲丈夫煎蛋。中國更是如此。
        這種社會意識深刻地反映在影視劇中。男性的角色多元多樣，而女性要麼是胸大無腦的小秘花瓶，要麼是勾心鬥角的宮閣怨婦，要麼是婆婆媽媽的家庭主婦，要麼是衆叛親離的女中強人。
        女性入職難，事業上始終存在玻璃天花板，看得見，卻上不去。偶有成功，不是潛規則，就是犧牲婚姻家庭的女漢子。
        不是女性，很難關心女性、代表女性。不是女性，很難感受痛經的苦、懷孕的累、分娩的疼、事業家庭兩全的難。不是女性體會不到上廁所的等待、擠公交的無奈、被性侵的痛苦糾結。女性沒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如何會有適合她們的廁所、公交、秩序？
        男女平等並不是女士優先、三八放半天假那麼簡單。女性政治上沒有地位，社會上如何被尊重？
        因此女性問題最終是政治問題，這也是不管習近平還是希拉里，都要評說的話題。一方面，比起過去，中國的女性權利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這是習近平強調的。另一方面，和先進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多問題，這是希拉里批評的。

        ——东网

        楊光：自封「一黨長期執政」有何合法性可言？

        Posted: 01 Oct 2015 11:35 PM PDT

        王岐山在京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2015年 9月9日）


        王岐山首論中共執政合法性

        　　自從晉升常委、卸去政府職務、專門領導「反腐敗鬥爭」以來，王岐山的公開活動不多，外事活動極少，經常兩三個月不露面，但一露面就有大新聞。上半年曾經盛傳王岐山要訪問美國，打算親自去談判遣返外逃貪官事宜，後來卻悄然放棄，想來一是因為中美關係趨冷，訪美使命難以達成，二是因為王身份特殊，雖高居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地位，卻只能以純粹黨務身份出訪，美方並無相同級別的對等部門出面接待。這樣一來，就讓在美國政商兩界都人緣很好，且能言善辯、口才頗佳的王岐山很少有對外發聲的機會。不過，偶爾逮住個機會神侃幾句，又會成為話題人物，造出熱門話題，比如上次會見福山。
        　　九月九日，王岐山會見了六十多位外國前政要及智庫學者，包括南非前總統姆貝基、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等人。這些人是應邀來京參加「二○一五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這個會議很「奇葩」，竟把一個政黨置於和整個世界對話的位置之上；這個會議也很「寒磣」，作為「全世界」的代表前來給中共捧場、向中共取經的，不過是區區幾位外國過氣政客。此會創始於二○一四年，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下屬的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辦，目的當然不是與外國人進行政治辯論、思想交流，而是單方面對外展示中共與時俱進新形象，兼推銷中共理論、道路、制度「軟實力」。這體現了習近平當局「理直氣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強硬主張，與八九風波、蘇東巨變之後鄧、江、胡多少有一點心虛氣短、理屈詞窮的表現大為不同。今年是第二屆中共與世界對話會，主題是「從嚴治黨：執政黨的使命」，聯合主辦單位是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可想而知，本次會議主要是為了向外界宣傳習近平、王岐山「從嚴治黨」打老虎、拍蒼蠅的豐功偉績。於是乎，便有了「重大突破！王岐山首論中共『合法性』」的熱門話題。

        　　中共從來無執政合法性

        　　王岐山如是說：「執政黨的使命決定了必須從嚴治黨，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必須對自身嚴格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執政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就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堅守在行動上。」與中共官方相關論述相比，王岐山這段話本身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所謂「重大突破」，是指王岐山首次使用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這一概念。當然，政治合法性並不是新概念，而是西方政治學的古老概念，發源於亞里士多德時代，只不過，此前膽敢將這一西方政治學概念套用到中國共產黨頭上的，大都是國外人士、黨外人士，且主要都是持不同政見者和異議分子。中共官方文獻裡沒有這個詞組，體制內除了極個別敢言學者之外，也從無高層人士公開談論合法性話題。
        　　共產黨有諸多語詞禁忌，有些禁忌不僅毫無理由，也毫無意義。比如「憲政」，眾所周知，這個詞自晚清以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論說中國政治，憲政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概念。在共產黨領袖之中，「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也曾經多次用過這個詞──而且是褒義。然而，鄧、江、胡、習裝模作樣從「民主與法制」講到「依法治國」，「憲政」二字卻莫名其妙成了話語禁忌。中共十年一度召開立憲紀念大會，都是長篇大論、大言煌煌，可就是不見「憲政」一詞，實乃咄咄怪事，後來，習近平乾脆將「憲政」列入「七不講」裡。在此話語禁忌背景之下，人們應該感謝王岐山，感謝他趕在合法性概念列入「八不講」之前為這個詞語開了禁──儘管他提供的中共合法性答案一無是處。
        　　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都有所謂合法性問題。某種意義上，追問政治合法性、解答政治合法性，正是古往今來各個國家朝野之間、官民之間政治互動的實質性內容，若取消了這一內容，政治社會將會空洞化、虛無化。

        　　憲政民主是當代政治合法性基石

        　　在西方，社會契約論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洛克、盧梭將合法性問題理論化，他們要解答的合法性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應當認可、尊重並服從政府的權威。馬克斯‧韋伯則從政治社會學角度解釋了人們事實上是如何服從某個特定的國家與政府管治系統的。韋伯的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政治合法性經典類型學。他認為，政治合法性有三種：傳統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歷史傳統和文化習俗之上；卡理斯瑪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領袖個人品格和超凡魅力之上；法理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正式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之上。在當代，前兩種合法性類型已趨於邊緣化，大多數政府均須維持自身的法理型統治架構：某個政府若敢自稱合法政府並要求人民服從其統治權威，所提供的理據已不同往昔，其首要的前提，一不是它的成員血統有多麼高貴，二不是他的領袖有多麼偉大英明，三不是他的政績有多麼了不起，而是這個政府必須依照既定的憲法所規定的嚴格的民主程序而產生、而分工、而運作，唯此為政治合法性之主要理據。也就是說，當代政治的合法性問題，主要是憲政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然而，這一條通往憲政民主的合法性路徑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模式格格不入。在毛澤東時代，中共自以為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統治合法性問題，其解決的方式，一是訴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人類社會五段論，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終極目標，而共產黨必然要領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此乃不由分說、不容置辯的「客觀歷史規律」。二是訴諸「偉大領袖」的超凡魅力，中共由建政初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非我莫屬，到了文革年代演變為毛主席全知全能、唯我獨尊，「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神聖偉大，合法性問題便從此消滅──誰膽敢向「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追問統治資格，那不是自取滅亡嗎？

        　　合法性缺失中共權貴沒安全感

        　　鄧江胡時代中共不得不面對合法性問題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巨變之後。合法性的缺失使中共權貴普遍失去政治安全感，因而得過且過，患得患失，貪腐成風，短期行為盛行。鄧小平提出「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的實用主義執政標準，是想用行政有效性、政績合格性取代政治合法性，但這條路徑顯然行不通。江澤民、胡錦濤搬出「先進性」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則是試圖回歸馬列原教旨主義，以共產黨人天賦異稟的革命神話──即所謂「先鋒隊」素質、「特殊材料製成」──作為其執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但此類說辭荒誕無聊，無濟於事，就連並不聰明的胡錦濤本人亦知，「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習近平比江、胡更具「男兒」氣質，「要理直氣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卻並沒有找到比鄧、江、胡更好的合法性建設路徑。他的解決方法最直接、也最原始，就是把「打天下、坐江山」、「紅色基因代代傳」的紅二代心裡話拿出來滿世界招搖。此次王岐山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即是把那場六十多年前的國共內戰的戰果當成了永久不變的合法性證據。殊不知，政治合法性這一概念的形成本身即是對這一證據效力的直接封殺──合法性概念的意思即是說：單純依靠暴力而產生的政治統治是不合法的，「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當主子，除非他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正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寫下的這一段話在政治哲學史上首次為合法性問題破了題：如果不能以適當的理據建構合法性，以便對公眾形成服從的義務，那麼，即使是政治暴力之最強者，也不可能長久維持其統治──也就是說，「打天下」者沒有資格長久「坐江山」。

        　　政權合法性危機是政治死結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是系統性危機，非一時一事而形成，非一時一事可解決。習近平、王岐山之所以打老虎、拍蒼蠅，其立意之一，就是要反腐救黨，以清除黨內敗類的霹靂手段拯救中共統治的政治信譽，延續其並不存在的統治合法性。然而，反腐運動即使大獲成功，亦不可能自動轉化為合法性資源，何況一黨「自己監督自己」、自己懲罰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對於這一點，中共打虎英雄王岐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說，合法性危機的外在表現是政府沒有能力「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而實質上「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佔公民相當比例的社會公眾不僅是對政府的管治能力、行政目標不認同，更是對公共政治領域的結構不認同，對政府產生的方式和統治的方式不認同，對基本政治制度不認同。發生在當今中共身上的合法性問題，就是一場這樣的認同危機。這當然要比解決腐敗問題、執政能力問題嚴峻得多。
        　　中國共產黨自封執政黨，已經形成並打算繼續「一黨長期執政」，且從來也不打算採取任何一種形式的憲政民主程序以實現合法性加持，這種思想和行為就是其合法性危機產生的根源。中共政權早已無合法性可言。在當代，合法性問題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簡潔，一言以蔽之，合法性問題就是憲政民主問題：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除非是通過憲法規定的定期、公開、公正、自由的普選程序而獲得政治權力，除非是按照憲法和法律的明確授權、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內依法行使權力，否則，它就沒有合法性。雖然一個不具合法性的執政黨及其政府也有可能取得某些了不起的成就，但依然不能免於合法性危機。而一個合法性無可非議的政府即使嚴重缺乏政績支撐，也無需花費鉅額「維穩」經費以壓制來自民間的合法性質疑，此中差距，如天壤懸隔。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争鸣杂志2015年十月号

        《争鸣》时评：习近平的下坡路——从阅兵和访美说起

        Posted: 01 Oct 2015 10:57 PM PDT

        纽约时报：习近平访美漫画

        　　還有一個多月，就到了習近平上台三周年。一般來說，三年是道坎兒，孔子曰「三年有成」，毛時代有口號「三年大見成效」，民間諺語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三年，習近平做什麼、怎麼做，不做什麼、為什麼不做，做不成什麼、做不好什麼，都已經大白於天下，他的價值理念、政見學識、領導能力、執政風格，也全都已經暴露無遺。
        　　比起兩「代」前任江澤民、胡錦濤，頭三年裡習近平算是個狠角色，鞏固權力很快，權力抓得很牢，事情管得很寬，做事風風火火，令人印象深刻。某種意義上講，這三年習近平走的是上坡路，他兼職無數，集權無度，一言九鼎，言出法隨，黨內地位已堪比毛、鄧，獨裁體制大放異彩，「集體領導」黯淡無光。這三年甚至稱得上是大刀闊斧、轟轟烈烈的三年，只可惜，大刀闊斧的並不是全面改革，而是全面專政，轟轟烈烈的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對內打老虎、對外亮肌肉。打老虎當然是好事，卻因其明顯的選擇性而淪為權力鬥爭工具，亮肌肉無疑是蠢事，除了招惹是非、自找麻煩，沒有別的用處。
        　　今年九月，習近平有兩件大事，一是閱兵，二是訪美。種種跡象表明，這兩件大事不僅是習近平頭三年內政外交的高潮所在，也極有可能成為他十年任期乃至全部政治生涯的頂峰。九三大閱兵別出心裁，純屬習近平的自選動作，其政治意義一則昭告天下，繼天立極；二則鎮公民、攘日美、聯俄國，名義上是展示軍容、軍備與軍威，實際上展示得更直接也更充分的，乃是習近平的領袖威權與個人風采──用閱兵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副政委王健中將的話來說，「首先檢閱的是三軍將士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堅決擁護」。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則是習近平從上任伊始就精心盤算、期待已久的事情，尚未成行，就被中宣部的吹鼓手們與鄧小平「旋風九日」──中美建交之初（一九七九年）鄧以副總理身份首次對美國進行的歷史性訪問──相提並論。習近平本人對此訪亦有厚望：中國作為世界老二欲有所作為，習近平作為中國老大欲建功立業，「中國夢」欲美夢成真，若得不到美國的祝福和配合也就罷了，起碼也要得到美國的妥協綏靖、容忍寬諒而不是虎視眈眈、掣肘遏制──此即習近平所謂「新型大國關係」之最低架構。所以，訪美在習而言是三年外交重中之重的重頭戲，後七年裡各項內外舉措之調整修正必將以此訪所得為變量，意義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這兩件大事都辦得頗不順利，甚至可以說，很不吉利。閱兵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情，其效果就是「見光死」，《老子》古訓「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軍威與「君威」不如留幾分懸念為好。習近平原本指望借抗戰勝利大閱兵廣邀賓客、籠絡歐美、孤立日本，一展「四海晏然，萬邦來朝」的大國雄風，卻因過於張揚，以至弄巧成拙，一是遭西方國家冷落，二是被黨內大佬搶鏡，硬生生把一場軍國主義盛宴變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君不見，習近平在閱兵式上毫無奕奕神采，反而一臉倦容，滿腹憂愁好似寫在臉上；檢閱途中更是心不在焉，眾目睽睽之下昏昏然錯行左手禮，此乃不祥之兆，欲青史留名的閱兵佳話只怕從此變作一世笑柄。
        　　而此次訪問美國，顯然時機不對，氣氛更不對，是一次尷尬之旅。一則奧巴馬任期將盡，已無時間和精力與習近平共同解決重大問題；二則在美國當前的大選氣氛之下，國際信譽和人權記錄欠佳的中國政府本來就是公共靶子，是兩黨候選人和美國輿論競相抨擊的對象，而習近平的「領袖魅力」尚未達到改變美國大選氣氛的程度，所以很難指望此番習奧會既有面子、又有實益。中國公眾若真對習近平訪美抱有鄧小平「旋風九日」那樣的高期待，只會帶來更大的失望。何況中美關係倒退已久，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在國際舞台上親俄反美姿態一覽無遺，更有公開反對「西方價值觀」、大搞「七不講」、拆毀教堂十字架、驅逐境外NGO、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和竊密、「山寨」美國高科技產品等一系列「傷害美國人民感情」的暴政之舉，互不信任情緒早已瀰漫在兩國政府和民間，習奧二人其實心照不宣，互視對方為戰略威脅，此事彰明較著，天下皆知。而習近平做得最蠢的事情，是他的言行把那些傳統上親華的美國精英人士也逼到了牆角，在美國學術界，由親華轉為疑華、「反華」的，前有沈大偉，後有蘭普頓，最近蘭普頓斷言，習的內外政策令「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此情此景之下習近平此次訪美，即便籌謀良久，亦必事倍功半，出訪效果無非也是「見光死」。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閱兵不順，訪美無功，此二事並非偶然發生，而是習式內政外交一連串失誤與失敗的必然結果。近三年以來，中國的內外形勢明擺著一日不如一日。隨著打虎戰役步步深入，中共高層內鬥日益激烈，偷懶耍滑、怠政惰治的官場新習氣在中共中下層紮根。目前看起來，習王打虎拍蠅離「取得決定性勝利」仍遙遙無期，這意味著高層惡鬥、中層偷懶、下層怠政的狀況將長期存在下去；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和平環境正在實質性逆轉，越來越激烈的反中情緒不但在日本、菲律賓、越南蔓延，在台灣和香港也愈益顯性化，就連「鮮血凝成友誼」的朝鮮金家王朝，也已經走到了公開翻臉的邊緣──而朝鮮一旦與中國翻臉，其不按常理出牌的魯莽行為給中國國家利益造成的衝擊必定比東海、南海衝突更加嚴重。
        　　在此內憂外患愈演愈烈之際，持續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也不再「給力」，目前已出現增速下滑、匯率急跌、股市崩盤等危機狀況，美聯儲史無前例將中國疲弱的經濟表現作為美元暫緩加息的理由。在今日中國，股民焦頭爛額，境外投資者、私人企業家也人心惶惶，而習當局的應對措施則是手忙腳亂、毫無章法，比江朱、胡溫大失水準，暴力救市愈救愈跌，國企改革愈改愈糟。為減緩資本加速流出的趨勢，新華社屬下的瞭望智庫發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恐嚇。不消說，此類言行和暴力救市的效果一樣，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會加劇老問題，引發新問題。
        　　習近平剛上台之時，對他有好感、有期待、有幻想的中外精英大有人在，不過才短短三年，如今已恍如隔世。當初也曾有自由民主派人士吹捧習「是中國最好的大大」、「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如今又有人拾起了這個下棋的比喻，不過意思已經大不相同了。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的智囊、曾以「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妙喻胡錦濤的張木生批評說，習近平「把一手好牌下成了滿盤臭棋」。也許是頭三年裡集權太過，亮劍太兇，所謂物壯則老，物極必反，習近平過早地走上了內政外交的下坡路。

        ——争鸣杂志2015年十月号

        茉莉：“他正在摧毁整个联合国”——潘基文被瑞典女下属痛批

        Posted: 01 Oct 2015 10:33 PM PDT

        英嘉-布里特·阿勒纽斯（Inga-Britt Ahlenius）
                                                 108193057.jpg

         

        在去北京出席大阅兵之前，美国人就警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不要对中国军队挥手！"因为人们都还记得，那个耀武扬威的军队手上沾着1989年镇压学生的血迹。日本网友则向潘基文呼吁："我们日本是被国民党打败的，要庆祝抗战胜利，你就应该去台湾啦！"

        系着浅蓝色领带、貌似严肃地站在天安门城楼，那个韩国人假装不知道，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他如此丧失原则，如此自降身份去与中国屠夫李鹏、苏丹战犯总统巴希尔一起阅兵，对联合国促进和平人权的宗旨与理想是一个多么大的羞辱。

        与此同时，潘基文的前下属——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英嘉-布里特·阿勒纽斯（Inga-Britt Ahlenius）正在接受瑞典电台采访，再次尖锐地指控她的前任上司潘基文严重失职。此时欧洲正面临巨大的难民灾难，人们在惊呼："联合国负责人到哪里去了？"


                                                     

        ◎ "霍元甲女士"出书痛陈上司无能
          
        前几年，一些联合国高级职员在办公楼走廊窃窃私语，给潘基文取了一个绰号："机会先生"（Mr Chance）。坚持原则无所畏惧的瑞典女性英嘉也同样获得一个绰号："Ms Fearless"，一部关于中国武术大师霍元甲的电影就叫Fearless。在同事们看来，英嘉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与霍元甲很相似。

        英嘉曾是联合国高层的第三号人物——联合国内部审计负责人。2010年7月。英嘉刚完成了她的五年任期，立即和一位曾给联合国主编过新闻快报的瑞典著名记者尼克拉斯合作，开始撰写一个长达五十页的报告，激烈地批评她的前任上司潘基文。

        《机会先生：联合国在潘基文任期内的溃败》（Mr Chance—the UN's decay under Ban Ki-moon）于2011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该书回顾了联合国的历史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犀利地指出：潘基文是一位有严重缺陷的联合国领导人，他的无能和失职损害了联合国的事业，并威胁到该组织的未来。

        英嘉是谁？她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指责潘基文？要了解这一事件，我们首先要了解瑞典和联合国的特殊关系，以及英嘉本人不同凡响的个性与职业道德。作为一个中立的小国，瑞典人最盼望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跨国组织，因此长期不遗余力地支持联合国的建设。在纽约联合国大厦，挂着瑞典人达格·哈马绍的画像。1953年，哈马绍从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手里，接受这个被称为"一个不可能的工作"的艰难职务。在那个巨变的时代，哈马绍出色地完成了开拓性的使命，直到他于1961年在刚果以身殉职。

        1939年出生的英嘉毕业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她从瑞典最大的商业银行开始其职业生涯，一直做到瑞典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此后，英嘉还担任过多个国际职务，例如，她主持了世界审计组织审计准则委员会，还曾是欧洲组织最高审计机构的理事会主席。无论在瑞典本国还是在欧盟，英嘉在反腐败和健全财务监督制度方面都负有盛名。令英嘉声名大噪的一场战役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审查在欧盟委员会的管理不善和任人唯亲时，英嘉等人的问责报告导致了该委员会辞职。

        以这样辉煌的职业履历，怀着与前辈哈马绍同样的忠诚、理想与使命感，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嘉于2005年4月去联合国任职，负责内部督察。当时联合国还是来自非洲的安南任秘书长，一年半之后，来自韩国的潘基文接任秘书长之职。据英嘉说，这个韩国人一上台，就解雇了大批前任秘书长安南雇用的管理人员，大肆任用自己人。英嘉本人因是联合国大会任命的副秘书长，潘基文无权解雇她，得以留任下来。在联合国做了五年的监察工作，接受采访的同事们一致承认说：英嘉工作勤奋、严谨、敬业，几乎完美无瑕。

        但坚持公开透明之工作原则的英嘉却遇到了大麻烦。她按照成功的欧洲经验，在联合国从事内部监督事务，她的新上司却是一个油滑擅权的东方官僚。在该书中，英嘉指责潘基文试图削弱她的办公室行使监督任务的独立性，说潘基文利用自己的权威搞"黑箱操作"，并阻止英嘉行使聘请高级职员的职权。英嘉记叙了这个国际组织"腐烂的过程"，指潘基文要对他手下的部门财务混乱、缺乏透明度负责，因为潘基文不愿制订"问责制"，使"资深员工可以逍遥法外"，也使联合国的事业运作不灵。


         ◎ 喜欢红地毯的"机会先生"


        潘基文是第二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在他之前，有来自缅甸的吴丹担任过十年秘书长。吴丹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创建了各种机构，成功地斡旋国际冲突制止战争，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深受爱戴。

        而这位韩国先生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一些赞美他的书籍称他自小就是读书的"天才"，他的故事在亚洲作家笔下感人至深：一个在战争废墟上长大的乡下养猪男孩，成为"全球的管家，世界的总统"。这一类故事如交给好莱坞必定是好电影，因为潘基文被塑造成一个注定要成为救世主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位伟大人物一到联合国任职，就闹出很多溴事来。

        英嘉清楚地记得潘基文初上任的一个场面。那一次，潘基文从亚洲某个危机地区回到纽约，向高级顾问们讲述自己的旅行经历。令资深职员们感到吃惊的是，潘基文闭口不谈那个地区发生的危机和后续行动，而是大谈当地的儿童如何向他献花，邀请他的晚餐和酒会如何，媒体又怎样报道他的行踪。

        英嘉评论说，当潘基文叙述其旅行见闻时，他那种兴奋的模样，就像一个六年级学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回来。同事们为此深感挫败，因为这个韩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危机，他更热衷于旅行世界各国获取荣耀，喜欢踏上如欢迎国家元首般的红地毯。

        潘基文令联合国同事大为困惑的溴事还有不少，例如，他竟然搞不清Tel Aviv（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滨临的海洋是什么。原任韩国外交官，潘基文也许了解亚洲海洋和南北韩关系，但联合国的工作很多涉及中东和非洲问题，他必须有关于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地理知识，必须了解那些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冲突。

        然而，他看起来却是那么"和蔼可亲"。在世界舞台上发言，潘基文常常侃侃而谈，俨然一位贤明的世界领导人的模样。但英嘉及同事透露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幕僚准备的，潘基文只会念讲稿，处处依靠秘书处的保护，为他塑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如果要潘基文在无人帮他预备的情况下迅速回答问题，他立刻就会有麻烦，甚至还会出溴。

        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选到联合国的高级职员，大都是如英嘉一样智商超人的知识精英，而作为领导人的潘基文却是如此地无知平庸。如前所述，联合国职员私下赠送给潘基文的绰号是"机会先生""（Mr Chance ）。

        "Mr Chance"这个典故来自1979年上映的美国政治讽刺喜剧《Being There》（中译《富贵迫人来》）。电影讲述一名头脑简单、不识字的老园丁Chance，此人失业，整天看电视度日。因为偶然"秀"了一下从电视里获得的知识，阴差阳错地，他居然当上了政客倚重的智囊。即使这位文盲园丁语无伦次，但他的那些谈植物茎根、季节和植被的简单常识，也被人视为深刻的方案而大受欢迎。


        ◎ "墙头草"获连任联合国高位 


        那么，为什么如此无能的官僚能够担任联合国高位？我们先看一则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机密电文："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日本等国于2007年说服联合国停止使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措辞。"这则消息里面有两个看点。

        第一，潘基文上任才几个月，就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无视"中华民国"的主权，轻率表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第二，在美国等民主国家表示不满并要求联合国更正时，潘基文又赶紧承认自己的言论"太过火了"，并承诺将不再使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措辞。

        一个周旋于大国强权之间周，见风使舵、唯唯诺诺的官僚真面目，在此昭然若揭。潘基文之所以在针对台湾的不当表态后又立即更正，原因很简单，中国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他的秘书长位置就是那些大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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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证明英嘉在报告中对潘基文的指责：他完全无视原则，对超级大国低三下四。正是这种"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性格，使潘基文在英嘉等人的揭露抨击下，仍然于2011年获得连任。中国官方的新闻宣称："潘基文任期内坎坷艰辛，连任关键在于中国等国支持。"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潘基文这次一定要违背原则与理念，投桃报李前去天安门阅兵。

        这样一心保高位的"墙头草"、变色龙，完全不是瑞典、瑞士和挪威等民主小国所期待的联合国领导人。英嘉和同事们不禁怀念前任秘书长安南。安南在任时至少敢于质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面对重重国际危机，很有魄力的安南常常展开公开讨论，和同事们一起处理难题。

        在早期的联合国秘书长中曾出现过一些非常高尚的伟大人物，例如前面提到的瑞典人哈马绍。哈马绍在五、六十年代尖锐的国际冲突中不畏强权，坚持联合国的独立性，导致苏联的赫鲁晓夫公开逼他下台。1956年，哈马绍建立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提出了著名的中立维和三原则。秘鲁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任秘书长时期，曾为促进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做出巨大贡献，使联合国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 他使联合国失去存在的意义 


        从潘基文不顾劝阻登上天安门为中共专制者长脸的事件，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悲哀的现实：当今联合国丧失了原有的独立性和道德权威。七十年前，人们成立联合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际安全与和平、民主与人权、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而现在，成为专制好友、大国傀儡的潘基文，已经把人权和政治自由等宗旨丢到爪哇国去了。

        英嘉在她的书中说，这位秘书长表面上似乎与世无争好脾气，没有色彩也没有什么野心，但实际上，潘基文并不是电影中那位无辜的园丁，他是善于搞裙带关系、玩办公室政治的厉害玩家。此人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却热衷于扩大个人势力。《华盛顿邮报》曾透露说："潘基文上任仅一年，就提拔了66名韩国人到联合国总部任职。"英嘉写道，潘基文在逢迎他的韩国人小圈子里，感觉特别舒服。

        在英嘉看来，潘基文的错误不仅仅是忽视联合国内部的监督管理，更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即潘基文在大国面前妥协的表现，违背了联合国成立的初衷。目前联合国有192个成员国，需要有一个超越国界的组织去解决危机，但现在这个组织已经不起作用了。一些本应是由联合国负责的问题，因为领导人无能，而转移到其他区域组织去了，例如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国集团自己召集会议商量如何解决经济危机。

        为此，择善固执的英嘉坚称：作为联合国的负责人，潘基文是一个灾难，他正在摧毁整个联合国，使联合国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英嘉对潘基文直言不讳地说："您的行为不仅糟透了，而且应当受到严厉谴责……您的行为史无前例，而且我认为您个人也应感到羞愧。"

        平反六四、撫平傷痛－－沉痛哀悼蔣培坤教授

        Posted: 01 Oct 2015 10:24 PM PDT


        蒋培坤
        （天安門母親運動2015年10月1日新聞稿）

        平反六四    撫平傷痛
        沉痛哀悼蔣培坤教授

        剛過去的中秋節（9月27日），「六四」死難者蔣捷連父親蔣培坤教授（1934 - 2015.9.27）在江蘇無錫家鄉心臟病發辭世，享年82 歲。天安門母親運動對這位風骨錚錚的「六四」死難者家屬深切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希望丁子霖教授節哀順變。

        中秋節本是一家共聚天倫的日子，「六四」受難者家屬逾四分一世紀無法與至親過節。現在，離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又添新魂，至死未能為親人平反就含恨而終。

        蔣培坤教授是美學家、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他和「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獨生子蔣捷連在1989 年「六四」屠殺當晚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木樨地被子彈擊中喪生，年僅17 歲。

        丁子霖教授發起「天安門母親」群體，呼籲平反「六四」。蔣教授一直默默參與群體工作，2008年友人到無錫探望兩老被公安攔截，蔣教授與公安理論，激動致中風，半身不遂，但仍竭力完成紀錄片《天安門母親之路》文本。蔣教授臨終時遺言是要「平反六四」。

        「六四」死難者被誣指為「暴徒」，連親人也不許公開悼念致祭。「天安門母親」群體歷盡艱辛，蒐集了202個具真實姓名的死難者名單，但離世難屬已達38人。在世的128名難屬亦都是8、90歲年邁老人，部分更體弱多病。二十多年來仍活在恐懼和悲傷當中，甚至受到政府的監視、跟蹤、騷擾及迫害。打壓並未因「六四」屠殺而終結，還有很多人仍遭受各種有形無形的迫害。難屬最大的心願，就是在有生之年，中央政府能與難屬公平對話，合理、合法解決「六四」問題。

        踏入中共建政66周年，惟有正視歷史真相，才能切實地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能讓國家邁向真正文明，才能避免悲劇重演，這才是中國人民的中國夢。蔣培坤教授生前曾說：「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但願飽經憂患和苦難的中國人能記住這一點。」

        「天安門母親運動」要求中央政府尊重《憲法》所訂明的權利，不要限制「六四」受難者家屬自由、公開悼念親人，並糾正過去領導層的錯誤，回應香港市民和全球關注中國民主人權人士的訴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立即調查及公布「六四」屠殺真相，公開審訊並追究所有官員的刑事責任，賠償死傷者家屬和公開道歉。

        備註：

        1.「天安門母親」群體是「六四」死難者家屬及傷殘者組成。

        2.「天安門母親運動」是由一群追求公義、民主、自由的團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基督徒學會）及個人組成，目的為聲援內地「六四」屠殺死難者家屬尋求正義。「天安門母親運動」促請中共政府不應再對「天安門母親」無情打壓，也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為親人討回公道。

        3. 離世難屬名單：吳學漢、蘇冰嫻、姚瑞生、楊世鈺、袁長錄、周淑珍、王國先、包玉田、林景培、寇玉生、孟金秀、張俊生、吳守琴、周治剛、孫秀芝、羅讓、嚴光漢、李貞英、鄺滌清、段宏炳、劉春林、張耀祖、李淑娟、楊銀山、王培靖、袁可志、潘木治、蕭昌宜、軋偉林、劉建蘭、索秀女、楊子明、程淑珍、杜東旭、張桂榮、趙廷傑、陸馬生、蔣培坤（共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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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則奮：習近平訪美收穫未如理想

        Posted: 01 Oct 2015 10:22 PM PDT

        奥巴马、习近平（右）
        過去3個月，中國經歷「暴力救市」失敗和人民幣「暴力貶值」後，經濟前景愈來愈令人憂慮。儘管早前召開的G20會議，中國財金官員空巢而出，全力保證中國經濟在未來「十三五規劃」期間會繼續在合理區間以較高速度增長，又信誓旦旦表示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因素；而不少人都期盼習近平的所謂「釋疑增信」訪美之行會帶來轉機，但中秋假期前後連日來內地股市和人民幣滙價的表現，卻充分顯示投資者以實際行動對習近平訪美帶來的成果，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習近平行前接受《華爾街日報》書面訪問，為中國的「暴力（干預）救市」辯護，指中央在採取多項穩定措施後，中國股市已進入「自我修復和自我調節」階段。
        換言之，正好證實「國家隊」已經停止進場，不再救市；既然缺乏中央資金托市，所以一遇上壞消息，上證指數便迅即跌破3100點關口，令投資者信心動搖。
        由於上證指數由高位5166點下挫至今已達四成，蒸發財富逾30萬億元人民幣，大部分散戶資金不是被困便是被消滅；而監守自盜的中證監和中信証券又有不少高層被捕，造市機會大大減少，相信內地股市再大幅下挫的機會已經不大。但這亦正好說明，內地股市已變成「殭屍市」，不生不死，再無實際投資意義。
        對中國外滙儲備近期大幅減少的現象，習近平以三大原因解釋：一是外滙資產由人行轉向境內銀行、企業等機構和個人持有；二是境內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增長較快；三是境內企業穩步減少境外融資以降低槓桿。
        果如是，對於李嘉誠正常商業決定的所謂「撤資」，內地傳媒又何以諸多批評議論？難道同樣是資金「走出去」的內地富豪如馬雲、馬化騰之流和權貴官僚資本，不是更有「愛國」理由在國家經濟出現困難時，留在國內共渡時艱嗎？習近平的解釋，恰好說明資金外逃是國內今年的大趨勢，而隨着內地經濟數據愈來愈不濟事，願意向內地借貸的資金正急速下降；外滙資產愈是加快向私人部門轉移，外流的資金只會愈是加速。
        眾所周知，中國的外滙流通受到管制，人民幣的滙價非由自由市場決定，幣值由官方定價，但信心基礎卻來自中國以外滙儲備和銀行系統存款中的外滙佔款。
        8月份，中國的外滙儲備和銀行存款中的外滙佔款分別大跌940億美元和7000多億元，如果趨勢持續，估計不到一年，中國的外滙儲備便捉襟見肘，所謂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因素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因此，《信報》8月底曾引述外電報道，中國部分涉及金融相關的政府部門，正在研究考慮分別使用7算和8算為人民幣2015年底和2016年底的滙價，並非空穴來風，沒有原因。
        習近平又說中國希望透過注重創新及倚重消費令經濟「鳳凰涅槃，火浴重生」。正正在這個問題上，十八大四中全會以來，中共一直依賴量寬政策力谷經濟的做法令人擔心，只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由2002年至今年初，中國的廣義貨幣M2已增長近六倍，至122.8萬億元人民幣（20萬億美元），同期經濟規模增長只有大約四倍，中國的M2/GDP比率已達200%，比美國的相同比率在70%左右高出很多。
        但最近公布，中國至7月底的M2餘額已達135.32萬億元人民幣，即再增13.3%。大量增加的流動性，實際上只會流向資產市場和外逃，並沒有流向實體經濟，習近平一廂情願改革和振興經濟的「中國夢」，恐怕很難成為事實。
        事實上，放假期間，人民幣離岸滙價已創出兩周新低。主要原因，是由一種名為「目標可贖回遠期合約」（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 TRF）的衍生產品拆倉所致。原來這種衍生產品與「累計認購期權」（Accumulator）類同，一直看好人民幣前景的投資者或未來需要大量人民幣作貿易結算的企業客戶，過去買入數以萬億計的人民幣，現在憂慮人民幣未來因減息或貶值導致利息收入不能抵消滙價下跌，迫得把買入的人民幣沽出，因而引發人民幣離岸滙價下挫。
        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估計，中國投資者於2013年合共買入價值約3500億美元的TRF，相等於2.73萬億港元；只要中國的經濟數據持續疲弱和人行未來繼續減息，這些投資者便會悉數沽售持有的人民幣，足令人民幣離岸滙價跌勢加劇，情況堪虞。
        習近平今次訪美之行，極盡討好美國企業之能事，但換來的投資，例如互聯網巨企Facebook、Google進入中國市場、環球片場在北京興建全球最大樂園，都是把中國當作「世界市場」賺取收益，再非「世界工廠」投資製造業；即使波音在中國設廠，亦只是中國購買300部飛機，所以機身噴漆和機艙內部裝置的工序，才搬到內地「包產到戶」而已，當中全不涉及重要的科技轉移，對內地創新經濟和刺激消費，幫助有限。中美加強經濟合作，究竟誰依靠誰、誰得益最大，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信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3, 2015, 6:29:40 AM10/3/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王思想：網絡時代還說「祖國生日」？

        Posted: 02 Oct 2015 08:00 PM PDT

        以前，每到10月1日，大陸的媒體總要發一些慶祝國慶的社論、社評什麼的，其中很多媒體都會用到「慶祝祖國母親生日」的說法。這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在媒體單方面灌輸的時代，這種錯誤是不會得到糾正的。首先，沒幾個人知道「祖國沒有生日」，其次，就算知道了，也沒有渠道可以表達，可以引起反應。
        現在不一樣了。互聯網時代，許多錯誤的觀念正在一個個被糾正。從2007年起，我每年都要在博客裏批評「慶祝祖國母親生日」的錯誤說法。還有其他一些朋友也在寫類似文章。這樣的文章傳播了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懂得了「祖國沒有生日」。
        這幾年，十一社論中說「祝賀祖國生日」的媒體很少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媒體在這樣說。特別是2015年，竟然《南方周末》報業系列的某個官方微博在「祝祖國母親生日快樂」，這是很令人詫異的。
        我一直說，在中國，媒體是一個門檻非常低的行業。所以，記者編輯們的素質，普遍很低。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爲代表的南方系是個例外。這些年來，中國大陸媒體能拿得出手的文章，一般以上出自南方系。現在，南方系出來「祝賀祖國母親」，顯然不是不懂，而是故意爲之。
        南方系會不懂這樣的常識？——「祖國」，是「祖先曾經生活過的，並且傳給了後代的這塊土地和種群、文化的集合體」的意思。就像我們不能斷定人類究竟是哪一天開始直立行走一樣，我們無法確定祖國的起始日。也就是說，祖國沒有生日。最多只能說：祖國今年大約幾千歲。
        「中國」一詞，既是個全稱，也是個簡寫。作爲全稱的時候，其意義接近於「祖國」，比如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作爲簡稱的時候，目前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 簡稱。比如，當我們說「日本當年侵略中國」時，指的是侵略「中華民國」。中國人民抗日，指的也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抗日」。
        「中國」作爲上述兩個特定簡稱的時候，才是有生日的。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生日。
        南方系這兩年的文章，水平急劇下降，顯然是受到了壓力。這就不難解釋其「祖國母親生日」的出現。
        或許有人會問：一個「祖國有沒有生日」的問題，有那麼重要嗎？我的回答是：非常重要。如果不重要，那些媒體爲什麼多年以來都不厭其煩地故意混淆「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混淆這兩個概念，表面上是要忽悠愛國主義，實際上，是要用虛幻的概念來彌補合法性。當然，在各個場合忽悠愛國主義，本身也是爲了彌補合法性。
        前幾天，中國大陸剛剛慶祝了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一個月後，就來祝賀祖國母親「66歲」，那麼，抗日戰爭與「祖國」什麼關係呢？莫非，抗日戰爭是「他國」的戰爭，與「祖國」無關？
        那些呼喊祖國66歲生日的人，你們是否認爲60多年前的中國人沒有祖國？
        過去在10月喊「祖國母親生日」，客觀上是無知，主觀上是要洗腦、要宣傳。今天，在民智已開的互聯網時代，還用「祖國母親生日」來鼓譟，那就是負隅頑抗，是非常惡劣的。

        ——东网

        章文：所谓“国庆”

        Posted: 02 Oct 2015 07:49 PM PDT

        每年「十一」前夕，收到「國慶節快樂」的問候時，我總是回祝「長假快樂」。也許有些敏感的朋友會略微感到奇怪：爲什麼我回避「國慶」二字？

        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關乎原則。「國慶」二字由「國」和「慶」組成，這裏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誰的國？第二，慶祝什麼？
        誰的國？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它只是中國的一個朝代而已，如同之前的唐宋元明清以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建立起來的一個朝代，它是建立後也主要還是靠暴力機關維持，並未獲得全體人民的同意。嚴格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8000萬共產黨員的國。
        慶祝什麼？如果是8000萬共產黨員慶祝他們國的生日，那是沒有問題的。在共產黨員之外的老百姓，如果有些人從內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他們完全可以參加到慶祝的大軍中。除此之外，別的人實在沒有慶祝的義務和必要了。
        然而的確有不少人不把自己當外人，沒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房子被強拆、上訪被拘禁，他們卻仍然高呼「國慶快樂」。這樣的「腦殘」，只能讓人吃驚並遠離了。法學家賀衞方在微信朋友圈中說：
        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的大閱兵來。不錯，那支軍隊名爲「人民解放軍」，但實際上只聽「黨的指揮」。然而不少「人民」在看閱兵時心潮澎湃，看完後在朋友圈中情難自禁地高喊「我驕傲，我是中國人！」我實在不明白他們爲何這般高潮迭起，難道他們不明白：和外國打仗時，犧牲的士兵是他們的孩子？在國內維權時，鎮壓他們的也是他們的孩子？
        有時不免悲觀失望透頂。這樣的一群同胞，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在國內被禁言、被監獄，逆來順受，卻對從未欺負他們的美國恨之入骨，連帶恨起那些希望引進美國製度保護他們利益的人們。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說：中國應該被殖民300年。固然是激憤之語，卻未嘗沒有道理。愛之深恨之切。他的話是針對落後保守的同胞說的，這些同胞的腦袋好似花崗岩製成，非經強烈激盪不能清醒。
        普通百姓如此顢頇，也就罷了。一些媒體也「拎不清」基本事實，更令人着急。十一當天，不少媒體發出「祖國生日快樂」的糊塗話。祖國好幾千年了，比66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多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互聯網時代填平了諸多信息鴻溝，以前一兩個管道（新華社、人民日報）壟斷信息發佈的格局被打破了，民衆獲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照理說，洗腦不再那麼容易了。然而奇怪的是，依然有那麼多的「盲衆」，他們還生活在舊時代。
        稍可安慰的是清醒的人們在增多。即便是司馬南那樣的左棍，也知道將老婆孩子送到美國。更別說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官員們了，他們整天說着言不由衷的話。由此可以推斷，那些「盲衆」們可能很多人也是裝出來的，不過是爲了賺取五毛錢或者另有所圖。
        愛國不等於愛朝廷。同樣，批評政府不等於不愛國。在這個所謂「國慶」的日子裏，說點讓政府刺耳的話，我個人覺得未嘗不是一種愛國行爲。

        ——东网

        胡少江：骑虎难下的打虎者

        Posted: 02 Oct 2015 07:40 PM PDT

        上个月底，在中共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中政治权力仅次于习近平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发出了向党内政治对手求和的信号。他借到福建调研的机会，发出了"党内关系要正常化"的呼吁。此言一出，不少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持续两年多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即将告一段落。被称之为"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运动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发起的一个标志性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束，对于习近平党内的政治权力的运作、对于执政党与中国民众的互动，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腐败透顶的执政党。这一点，不难从反腐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那些"党内大咖"的所做作为看出端倪。"正国级"的周永康曾经掌控中国的政法系统多年，凡是与他沾边的企业和政府机关，已经没有一块净土；分掌中国军队最高军事和政治长官郭伯雄和徐才厚公开卖官鬻爵，使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成为国际笑柄；长期在前总书记身边行走、掌控党的大内机关的令计划则肆无忌惮地拉帮结派，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系统闹得乌烟瘴气。

        书记处和办公厅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挥中枢，军队和政法系统是共产党维系统治的工具，它们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自不堪言。执政党连这样的地方都放任其长期腐败，这个党纵容腐败的制度性痼疾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提拔的心腹，而且这些机构的运作也都是在最高领导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由此可以想像，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究竟是如何"选贤任能"，又是怎样行驶领导职权的！

        习近平在上台之初抛出这些腐败透顶的大老虎有双重意义。一来民众对统治阶层的腐败痛恨至极，中国社会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执政党腐败的怨恨之声。习近平通过打虎，可以在民众中树立正面形像，并借此延长执政党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角度看，习近平通过敲掉那些过气的大老虎，威慑背后的"养虎为患"之人，也就是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因为无论是按照常理还是按照共产党的规矩，江胡二人至少担有对身边亲信失察之责。习近平将这二位放在火上烤，实际上旨在消除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分享。

        但是习近平也不得不为他的"打虎秀"付出政治代价。因为他打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政治权力，因此他不想也不可能通过法治来清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与此同时，执政党的腐败是全面性的腐败，而无论是为了达到巩固个人权力还是维护执政党的垄断权力的目的，习近平都需要现有的制度和现存的官员继续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采取"选择性打虎"的策略，而正是这一策略，使得他的打虎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同时也日益引起官僚系统的反叛。

        中国的民众正在失去反腐运动开始时的新鲜感。那些对习近平的反腐曾经抱有期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腐败分子继续逍遥法外越来越缺乏耐心，对于习近平反对民间自发反腐、反对通过法治进行制度反腐的做法也日益感到不满。而中共的官僚队伍对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也从当初的措手不及变得稳住阵脚。反腐的选择性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甘心一方面随时有"被选择"成为"老虎"或"苍蝇"的可能，另一方面还要为这个制度卖命。非常明显，他们正在由隐蔽的不满变成公开的牢骚，并且即将从公开的牢骚变成有组织的反叛。

        王岐山关于党内关系正常化的呼吁正是在反腐运动遭受民众和官僚系统的双重不满的形势下发出的。呼吁"正常化"，意味著他承认前一段党内关系的"不正常"。这无异于承认前一段进行的"运动式"和"选择性"的反腐的无法继续下去，也是向政治对手发出的讲和呼吁。他的这个政治姿态一定是得到习近平批准的，但是反腐运动的中途而废在社会上引起的不满将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进程，他的政治对手是否接受这一讲和呼吁，这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看点。

        ——RFA

        喻智官：誰是你黨的人民？

        Posted: 02 Oct 2015 07:28 PM PDT


        　　中共以「人民」的名義幹盡壞事

        　　儘管習近平去年九月三日抗戰勝利日和今年七月三十日政治局學習會上兩次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今次閱兵式上解說員也以此基調煽情，方陣裡的抗日「主力」也據此表演，但他在「九‧三」閱兵式上面對全世界講話時「謙虛」了。他不再自詡「中流砥柱」，甚至一字不提「我黨」，而全部用「中國人民」取代，一口氣說了十五個「中國人民」。他讚揚「中國人民經過長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代表「中國人民將堅持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在不明真相的外國人聽來，習近平不愧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把勝利歸功於「中國人民」，感念「中國人民」的獻身精神。但是，只有真正的中國人民心知肚明，習近平口中的「中國人民」是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是如何享受「人民」的「尊貴」待遇的！六十五年來，中共對內以「人民」的名義鎮壓不屬於「人民」的地富反壞右；鎮壓一切不順從共產黨的不屬於「人民」的中國人；對外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接着又以「中國人民」的名義發動「自衛反擊戰」入侵越南，如今更以「中國人民」的名義反日保釣，反自由民主的旗手美國。

        　　「中國人民」至今還享受不盡「人民」的好處：全國農民及城市無業人民沒錢進不了「人民醫院」；守法的人民可以隨意被「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請去「喝茶」；有冤的人民在「人民法院」得不到正義的伸張，無罪的人民卻被「人民法院」判重刑……諸如此類難以細述，這裡僅表一表當年為抗戰出生入死、理應屬人民一份子的國民黨老兵的遭際吧。

        　　迫害國民黨抗日老兵與優待日本戰俘

        　　七月二十七日，日本電視台「配合」中國抗日閱兵式，在新聞節目中介紹了一位中國的抗日老兵。生於一九二三年的周福康，抗戰時是國民革命軍中尉，一九四五年去台灣接受日軍投降，一九四九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刑滿後在內蒙古勞改農場改造了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回到浙江蕭山老家，至今靠撿垃圾租屋度日。

        　　不怪日本人吃驚。即使當年背叛日軍加入八路軍的日本老兵，按中國人說法是「日奸」，他們回日本後不僅沒受任何迫害，還同樣依日本「恩給制」每年得到約十萬人民幣的政府撫恤金。再說，日本人都記得中共當年善待他們戰俘的佳話。中共建政後，周恩來代表中央下達處理日本戰犯的指示，「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罪行確鑿的才能起訴，對一般罪行的不起訴。」在關押近千名日本戰俘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全部吃小灶，每日三餐細糧，而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自己都吃黑窩頭。日本戰犯不用勞動，還可以打網球。一個叫上村的日本戰犯定期外出與來探望的妻子同居，三年內添了兩個孩子，也由中國政府包養。一九五六年所有日本戰犯分三批榮歸故里。

        　　日本人決不會想到，就在中共無微不至照顧日本戰俘時，國民黨的抗日老兵幾十萬上百萬在鎮反運動中被殺被判，躲過劫難的也逃不脫在文革中被批鬥關押，萬幸九死一生挺過來，也是受盡凌辱地苟活，周福康只是受難者之一。

        　　抗戰老兵受盡中共凌辱

        　　看看下列新聞標題：西安八十八歲抗日老兵春節廟會時在垃圾桶撿食充饑（二○一三年）；九旬抗戰老兵蝸居昆明公厠旁三十餘年（二○一三年）；河南滑縣九十三歲抗日老兵靠拾荒為生（二○一五年）；……

        　　幾年前，各地的民間志願者展開「尋訪抗戰老兵」活動，聽聽他們的記錄：

        　　「程銀寶，九十二歲，湖北第一位抗戰女兵，因腹部受傷終生未育，如今棲身在高不到二米，大不足十米沒水電的棚屋」。

        　　「抗日老兵李秀輝，八十九歲的孤寡老人，二○一一年摔倒臥床不起，次年由志願者出資進養老院」。

        　　「抗日老兵楊銀奎，沒退休金沒醫保，去有關部門陳情，得到的答復是『你去台灣找國民黨給你落實政策吧！』」

        　　「潘炳旺，九十三歲，黃埔十六期的抗日老兵，對來訪的志願者說，『你們把我說的話都記在紙上，是不是要抓我呢？抓我沒事，但不能傷害我家人，可以嗎？』」

        　　「吳國雄，九十一歲，黃埔十七期的抗日老兵，志願者問他參加遠征軍的事，他深思不語，志願者鼓勵說，『爺爺你說出來，現在沒事了，你是打小日本的，你是抗日英雄，我們要關心你』，他突然哭了」。

        　　「抗日老兵錢青，九十五歲，三次被判刑，在獄中度過二十六個春秋，一邊哭一邊說，『我不該參加國軍抗日。最終，成為萬惡不赦的偽軍。』」……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在中共治下的悲慘下場。

        　　在抗戰老兵歷史傷口上撒鹽

        　　更加喪盡天良的是，竊取民國政府抗日成果的中共，非但不借慶典對上述受害者道歉賠償，在向抗戰老兵頒發七十周年紀念章和五千元一次性補貼時，竟然特意排除參加過國共內戰的國民黨抗日老兵。僅具象徵意義的這點慰問金，即使中共願意給，這批人也不會超過兩位數，中共卻毫無人性地羞辱他們，在他們遍體鱗傷的殘軀上扎最後一刀。

        　　這就是習近平嘴裡的「中國人民」的正解，即只有為中共篡奪政權出力的才是「中國人民」，比如一九四九年前加入中共的屬離休幹部，如今可以享受生活醫療特權；參加抗日的稱「三八式」幹部，這次還能從高級療養院出來坐敞篷車參加閱兵。而上述打敗日本侵略者後為了保衛民國，為了國家不分裂，也為了中國人民的和平而與共軍作戰的國民黨老兵卻是中共永遠的敵人。

        　　可見，當今的中共仍然繼承毛的遺訓，視不顧人民死活打內戰奪取政權為唯一的勝利，也以此作為劃分敵我的唯一標準，卻根本不把抗戰勝利放在心上，一如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做的，把豎立在重慶的全國唯一的一座「抗戰勝利紀功碑」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所以，這次名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但在中共的心目中實為「紀念中共奪權六十五周年」。

        　　誰是你黨的人民？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中共建政後，狂妄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做大，或支助獨裁小兄弟，不惜發動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自衛反擊戰等戰爭，把上百萬軍人推入戰火，除了戰死的和朝鮮戰爭後去台灣的，有幾十萬戰士包括傷殘的休戰後回國。在吃大鍋飯的年代，他們進入國家企事業單位工作，尚能衣食無憂。從江澤民時代起，國有企業被權貴私吞，大量工人失業，許多「保家衛國」的老兵也不能倖免，他們和其他受害的工人一樣，失去了生活和醫療保障，成了弱勢群體。遭受不公平的「衛國」老兵由此開始上訪，進入本世紀形成高潮，從各種報道可知他們的維權聲勢：

        　　「全體青島籍對越參戰老兵向市政府要求尊嚴與待遇」（二○○九年）；

        　　「參加過抗美援朝的三百多名退伍老兵的代表，到煙台市政府上訪，要求恢復幹部身份，提高待遇，解決他們看不起病問題」（二○一○年五月）；

        　　「安徽各地抗美援朝老兵到省委上訪」（二○一○年九月）；

        　　「湖北二、三百抗美援朝老兵拉橫幅圍堵省委」（二○一○年六月）；

        　　「全國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三名軍隊轉業幹部狀告人事部」（二○一一年）；

        　　「全國各地近三千老兵來京向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等部門反映兩參（參加抗美援越和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兵的訴求」（二○一四年四月）。

        　　造化弄人，是否還有比之更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支援越南打「美帝」的和轉頭支援柬埔寨打越南的軍人一起上訪，不知他們在邀功維權時是否反省，當年他們中誰打的那場戰爭是「正義」的？到頭來都不過是中共的炮灰，都免不了用過就扔的命運。

        　　時下，涉軍維權已成為中共重大的維穩對象，由於他們曾經是軍人的特殊性，中共防範和壓制維權老兵時，除了派出警察還常動用武警協同。那些年輕的武警和警察是否在想，幾十年後他們老了會否因維權被下一輩武警和警察鎮壓？為中共在戰場賣過命的保不了自己的命，鎮壓退役軍人維權的保不定自己哪天也要維權，兔死狐悲，無論是在職軍人還是武警和警察，哪能不寒心，軍心警心哪能不渙散？

        　　至於民心，早就散了，中共早就失盡了。

        　　「人民」對中共的回答

        　　兩年前，解放軍「鷹派人物」紅二代羅援少將「經批准」始發微博，開篇就叫嚷「為了我們親愛的祖國、親愛的黨、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民，我們應該去戰鬥！」遭到無數網民的譏誚，其中一篇嬉笑怒罵擲地有聲，把羅援駁斥得啞口無言：

        　　「感覺到危機來臨了，歇斯底里地叫喊了，到現在你他媽的『我們親愛的人民』了，『我們』『我們』的，你感覺很親切是吧？第一，養老雙軌制，看病多軌制，『我們』，不在一起吧？第二，開著公車，遊山玩水，抱著二奶，吃香喝臘，『三公』揮霍時，『我們』，也不在一起吧？第三，高收入全保障，吃特供享特權，『我們』，還不在一起，對吧？──要打仗了，戰爭來了，你他媽的『我們』了！還什麼『親愛的』『我們』！對不起，『我們』，不是一夥兒的：你們只是你們，我們只是我們。聽好了，告訴你們：我──們──不──去！我們不去打仗，因為我們沒有多少什麼東東要保衛的，我們也不想去『保衛』你們的東東。──去招集你們的子弟兵吧，將軍！從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商店裡，從馬爾代夫的海水裡，從瑞士雪山的滑道裡，去召集他們吧！太遠了，是吧？而且，飛機的頭等艙太少，商務艙也不夠，那就近一些：就從京都或省城的大機關裡，從CBD的寫字樓裡，從夜總會包房裡，去召集他們吧！自己的子弟拿著槍，你們會放心：起碼他們不會掘祖墳；自己的子弟拿著槍，保衛自己的利益，也算是盡了本分；但願，那些個腦滿腸肥的傢伙還能拿得動槍；但願，他們不會像祖輩那樣，臨陣怯戰當逃兵。──我們不去打仗！──我們看見過越戰退役老兵為生活艱難奔走的身影；──我們聽見過老志願軍手捧幾百元顫抖地感謝國家的聲音。我們會等待，我們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我們會心平氣和地觀看，觀看你們的完蛋，並且，我們將為你們的徹底完蛋，添油加柴，歡呼雀躍。」

        　　這就是真正的中國人民對「我黨」的回答──我們不是你黨的人民！習近平在閱兵式上得意地展示最新式的船堅炮利，有新型坦克戰機，有洲際導彈，有「航母殺手」「紐約殺手」，但是恰恰忘了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他虛偽讚美的「中國人民」。如果說，七十年前，不少中國人被毛澤東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的承諾忽悠矇騙，被中共竊取政權所利用；七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民已經認清比國民黨獨裁百倍腐敗百倍的中共的本相，習近平膽敢向民主台灣亮劍，覺醒的中國人民非但不再當你們的炮灰，還是協同「敵人」作戰到底的「帶路黨」，直到帶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争鸣杂志2015年十月号

        郭罗基：周扬按毛名单抓右派

        Posted: 02 Oct 2015 02:57 PM PDT

        图：1949年，（左起）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两三天便有轰动效应。当时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气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后来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针」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江青时，果然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件事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象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七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整肃知识分子的《再批判》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再批判甚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它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它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成阶级斗争武器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甚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毛的「心情正在起变化」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再批判」之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毛泽东为甚么要提出一个名单？
        　　　　起初，毛泽东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杀出回马枪，矛头反过来指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毛泽东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
        　　　　实际上，不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而是毛泽东的「心情正在起变化」。

        　　　　向党「翘尾巴」的下场

        　　　　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甚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毛泽东「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 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7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倾」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
        　　　　从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毛泽东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的一族。 

        （动向2003年11月号）

        雪访：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Posted: 02 Oct 2015 02:56 PM PDT

        2015-10-01 江雪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阿伦特

        1

        8月25日，晴，北京高温。中午下班后，孟群在医院食堂里匆匆扒了点饭，就去赶地铁。
        她手里拎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要送给丈夫的两件大背心和其它衣物。路上倒两次地铁，在"双桥"出站，又等出租车。有时，她也会坐公交。坐11个站，穿过尘土飞扬的京郊城乡结合带，豆各庄也就到了。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外的大门很隐蔽，门前没有挂牌子。灰色围墙外，有一排灌木，冬天时会变成金黄，她觉得"像一团火焰"。如今，只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疯长着。
        ↑孟群到看守所给丈夫送衣物。→每月一份制式的索物单，是来自丈夫的唯一信息。
        孟群今年48岁，是一名医生，皮肤白净，说话慢声细语。这天她穿一身朴素的麻布衣服，运动鞋，身上唯一的饰物是一串暗红色的念珠。她是虔信的佛弟子。
        从2014年5月到现在，她已经15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前一天晚上，她从丈夫的老家滦县坐火车回来，打开楼下的邮箱，提前收到了丈夫的"信"，又惊又喜，以至掉泪。可说是"信"，也不过是每月一张的制式"索物单"而已。
        但这已足够让她安慰，拿着索物单，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给丈夫送衣服。而在看守所灰色的墙外，她会觉得，自己和丈夫离得近一点了。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2

        8月22日这天，孟群决定去趟河北滦县，看望丈夫在老家的亲人们。此前的8月19日，她得到了"案延长审理三个月"的消息。
        她知道他放不下。在里面，他记挂89岁的老母亲，记挂兄姐，记挂晚辈子侄，也记挂朋友们。
        她每次都通过律师叮嘱他：家里都好，别挂念，健康最重要。可她知道，多说没用，还是替他回老家看看吧。
        火车票买到了周六的凌晨4点50。周五晚，她提前叫好计程车，次日凌晨3点半，就出了门。
        天上星光暗淡，车在四环上疾驰，此刻的北京那么安静，她突然想起了26年前初夏的那个黎明。也有风，燥热，又肃杀冰冷。
        右下是年轻时的孟群，1992年她和大个子结婚时拍了上面的照片。
        他们相识在那一年的广场上。他在政法大学静坐的学生群里，高高大大，引人注目。她学医，上大四，正在医院实习，是广场上的"白衣天使"。听说有人病了，她和抬担架的人一起赶过来，病人就是他。
        6月到了。那一天，气氛已变得奇怪，可她还是去了广场，书包里还背着复习考试的书。她并不关心别的，只因为前一天他问她：你明天还来吗？
        那是镌刻在记忆里的黎明：一片黑暗中，只有士兵的头盔闪着寒光……
        毕业了，她当了医生。他被学校给了严重警告，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江平老师介绍，在大钟寺的菜市场里，他做了一名经理秘书。1992年"十一"，他们结婚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位朋友说，那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变了，可老浦一直没有变。她觉得确实如此。他一直没有变，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热情的、为国家忧伤和呐喊的年轻人。
        多年来，他为众人之事，奔走于途中。而她，虽然一路读了医学博士出来，性情却愈发安静，不问世间纷扰，潜心于家事，照拂老幼。只在每年初夏的那一天，陪他去广场，有一刻静静的缅怀。
        聚少离多，忽忽中年。命运如一只巨大的轮子，不知道怎样运转着，到了2014年5月，突然，就把她从温暖的家摔进了历史。

        3

        2014年5月5日，是孟群在丈夫失去自由前，最后一次见到他 。
        前一天的夜里11点，她已睡了，他回来了。说"国保叫喝茶，出去一会儿"，嘱她好好睡觉。她睡不着，开着台灯等他。两点多，他又回来了，说拿几件衣服，可能要出去几天。
        她看着他的身影在灯下离开，没有太多忧虑。"喝茶"是常见的事，"被旅游"也正常。2010年"十一"，当局让他必须离开北京。索性，他们一起，还有陪同的警察，去江西的东林寺、安徽的九华山等地，游玩一圈，她还拉了他去拜佛。
        天亮了，她去上班。中午，收到警察短信，说下午要到家里来，要求她配合。
        她请了假匆匆回到家。楼下，10多个警察守着他一个人。在电梯里，他还像往日一样，和邻居们开着玩笑。
        在家里搜查两个多小时，书架被仔细翻了一遍。一些书被扣押。
        4点多，搜查结束了，警察让她给老浦找带走的衣服。不要扣子，不要带子的。她为难，找出一条短袖，上面有艾未未的头像，警察有点生气，说：不行。
        最后她找出儿子的校服。淡黄色的套头衫，运动裤。儿子个头比老爸还高，他能穿上，虽然不大合身。
        搜查的间隙，他告诉她，别担心，可能很快回来，嘱她照顾好自己。并叮嘱她，如果自己出了事，律师就找张老爷子（张思之律师）和高广清律师。
        他们簇拥着他下楼了。她抱着养了10多年的小狗送他。看着他高高的背影钻进警车。她和小狗一起，在楼下呆立了很久。
        第二天，她接到电话，让她来签收丈夫的拘留通知书。

        4

        上午7点，火车到滦县了。这是唐山下属的一个县城。1976年，夺去20多万人生命的唐山大地震，滦县也几乎全城被毁。那一年，老浦11岁，跟随养父母，从县城回到了亲生父母所在的村庄。一直到1982年，他从滦县一中毕业，考入南开大学，才算是离开了故乡。
        二姐一家，已经在站台上等着。当年，父母把最小的弟弟志强送给亲戚。虽然名义上不是一家人了，但血浓于水，怎能断绝？二姐问孟群："最近见志强没？"眉目之间，满是忧虑。
        离县城七八公里路，便是李各庄村。一路上，大卡车轰鸣，空气里弥漫着雾霾的味道。这个河北平原上的县城，遍布钢厂、石粉厂，在近年来的经济开发中，自然环境也在恶化。
        村子里铺上了水泥地，但并无像样的规划，房屋有些凌乱。往后山去的路上，撒满羊粪，路边伸展着酸枣刺。过去，他们回老家时，他总是会带她攀上山去，摘酸枣儿，一起眺望从村庄头顶轰鸣而过的火车。1989年，养父曾从通县走几十公里路去北京，想把儿子从广场劝回，却没有结果。随之而来的暑假，他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逃回家乡，就避祸在这荒凉的山上。
        孟群给大个子年迈的老母亲看手机，里面有以前拍摄的全家照片。
        老母亲早就在门口等着了。89岁的老人，拉了孟群的手，还没说话，干枯的眼眶，先为那一年多没见到的儿子湿润了。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正上大学的外甥说，是上网，才知道自己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舅舅。
        "可我们不要他伟大，就要他平安。"大哥在旁边抽着烟，看看抹眼泪的老母亲，闷声说了一句。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5

        今年5月15日，老浦的案件进入起诉阶段。按规定，这期间律师会见不需要提出申请，但看守所却依然设置障碍。6月2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到6月23日才被批准。之后的会见又是遥遥无期。
        孟群担着心。她打电话给看守所，电话那头说要由领导定，有欲言又止的为难。她失望地挂掉电话，依然不忘给对方说声：吉祥如意。
        7月17日，她去看守所求见所长。所长说，他还有领导，无法决定会见时间。领导是谁？她问，但所长只是沉默着。
        7月21日，她打印了两份会见投诉信。朋友们说发快递吧，别跑了。她还是决定去一趟，担心邮寄的话，对方会说没收到。
        孟群一个人时，经常在家里眺望窗外
        她去请了假。想起他叮嘱过，让她尽量不要请假，不要影响工作。可眼下实在没办法。好在同事们都很善良，尽量帮她安排妥了时间。
        以前，她很少出门，要出门也只在单位和家之间。如今，她不得不四处奔波。出门前，先在网上搜索门牌号、电话和乘车路线，再用手机拍下来，随时查阅。
        中午一点， 她开始自己的投诉之旅。出了医院，坐公交车先到右安门。下车后，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去哪里。网上明明说走300多米就到半步桥街了，可北京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快，她虽然是老北京，也找得特别困难。问路边摇扇子的大妈，问小贩。明晃晃的太阳下，柏油路上扑来热浪，又夹杂着雾霾。
        "我突然想到，他虽然被关在看守所里了，可毕竟不用东奔西跑，也不用忍受这毒辣的阳光和粘稠的雾霾了。心里竟突然轻松起来。"在当天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
        44号院到了。南北横贯的大墙，很有气派。看到警卫，问关于看守所的事该找谁？年轻的警卫一脸困惑。只好问警察，问了警察后，听见警察训斥警卫的声音：没证件为什么让她进来？
        又走了20分钟，到监狱管理所了。迎面看见一位漂亮的女警察。一问，看守所的事情不属于这里管……
        20多年的医生生涯，看惯生老病死的她并不"文艺"，以前写得最多的也只病历而已。可如今，她开始给丈夫写信了。
        "等他出来了，给他看。让他知道这一年多，我的心路是怎样的。"她说。

        6

        孟群拿两个手机。一个是丈夫以前给她的，旧了。另一个是苹果手机，是老浦出事后，艾未未送给她的。为了说服她接受，老艾说让她将来给老浦拍照用。她只好收下了。她说，老浦的很多朋友，过去她都不认识，老浦出事后，都很关心她。曾经，她的电话卡里还收到陌生人打来的钱。 "我很感恩。"她说。
        不久前，一位著名的公益人见到了孟群，她说自己"大为吃惊"，为孟群表现出的那种坚强和平静。"我知道她一开始完全是茫然失措的，这一年她进步很大。"这位公益人说。
        也确实如此。在丈夫刚出事之后，孟群完全慌了神。之前，她极少关注公共事务，而丈夫被抓后，举世关注，可如何应对公共舆论，完全在她的经验之外。而对于应该采取的辩护策略，朋友们争论得不亦乐乎，她却一片茫然。
        还有内心的恐惧。她回忆，那一个月中，风声鹤唳，陆续又有人被抓。她担心自己也被抓走。文革时，父亲被批斗的往事时不时浮现在她眼前，她总忍不住想，这一切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消息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弟弟和她一起奔走。忧虑担心中，弟弟有一天在加油站突然脑出血，抢救及时，才保住生命。
        她不敢再回到空荡荡的家。因为家里的地址被人不小心泄漏到网上了。她只好轮换着去住亲戚家。更糟糕的是，她的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她担心自己是癌症，最大的害怕是，在他出来之前，自己死了。
        "在你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我突然间变成了文盲。我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为自己'扫盲'。"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躲在丈夫身后、不问世事的孟群，就这样开始和国家机器周旋。
        一开始，她总是紧张。有一次警察要去搜查弟弟家，让她过去。她匆匆赶来，紧张中，竟然跑错了楼门。
        警察真正来找她谈话，是她因为律师正常会见老浦的权利不能被保障，"给习主席写了封公开信"之后。两名警察，一男一女，找她谈了很长时间。说她这样"会被人利用"，有问题应该找正规渠道。"那以后你们就是正规渠道了吧。能留下电话吗？"她问。
        第二次，又是警察约谈。这次，她心情不好。所以，"对他们态度也不好。"警察告诉她：浦认罪了。她生气地回复他们：第一，浦无罪；第二，我相信他不会死，他会回来。
        不过警察对她都还客气，称呼她孟医生。她呢，不管对朋友，还是对警察，打完电话，总要加一句："吉祥如意"。

        7

        是信仰支撑了孟群，让她能够平静，并且没有倒下。
        2014年6月20日，丈夫已被提请逮捕，正是"天塌地陷"的时候。她此前定好了行程，要跟随师父和同修们去四川甘孜的八邦寺朝圣。
        风雨飘摇，内心忧惧，她决定了还是要去。最终，她觉得自己"去对了"。在宁静的藏区草原，寺庙神圣慈悲的氛围中，她放下了一直缠绕自己的噩梦，懂得了首先是要"接受和面对"。
        两天后，她匆匆赶回北京。记得那一夜路途，雨雾弥漫，山道艰险。她眼前不断浮现的，是丈夫的脸，背后则是"菩萨慈悲的面容"。她觉得自己"有力量了"。
        她说，那次回到北京，她内心的忧惧少了很多。虽然一切都还纷扰，但慢慢的，也开始步入轨道。
        想丈夫时，她会翻看以前的照片，一串暗红色的念珠是她身上唯一的饰物。
        "我慢慢理解到，他这么多年做的，就是行菩萨道，为了众生的利益。"她说。在2015年4月给丈夫的一封公开信里，她写道："生活是修行，菩萨就是承担……是你的愿力，你的德行，你受的苦照亮了我前面的路。"
        她像过去一样，给每个遇到的人，都送一个红色或金色的吉祥结。在接收衣物的地方，她送给警察。在看守所门外，她送给门卫。有的人冷漠地看看，不理她，走开了。也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女警官，高兴地收下来 ，并对她道谢。
        从前，她的微信朋友圈大部分是"佛友"，很少转发一些"沉重的文章"。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多了很多关心老浦的人。她开始转发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发声的文章"。
        "我想，有了传播，就有人看见，就有人被启蒙。我自己就是在微信圈中被启蒙的。"她说。
        她不再见到警察就紧张，内心也开始强大。"我不再怕失去什么。有一次，我给师父说过，即使我现在死了，我也是佛弟子。"
        可她心中还是苦。常常，想起他，她会哭起来。她会想起过去的生活，那时他们租住在北京城低矮的平房里，他向邻居家借了小推车，去买过冬的大白菜，儿子就坐在小推车上，笑声回响在小巷里。
        她也想起2009年，他带领众人，从邓玉娇案的现场坐火车回来。在北京西站，许多"粉丝"去迎接他。她躲在人群里，默默拍照，看着他，"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她也记得，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家看《辩护人》的电影，他热泪盈眶。她也是。忍不住对他说：其实咱中国的辩护人更伟大，更不容易。
        如今，她能做到的，只是叮嘱他，在监室里读读经，让心平静下来，保守好身体。她也担心， 89岁的老母亲等不及他回来。家里养了10多年的狗狗，也老了，等不及他回来。
        8月18日，她向北京市看守所寄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请求考虑老浦糟糕的身体状况，能同意对他取保候审。
        8月31日，老浦的代理律师尚宝军接到电话，办案法官说，取保候审没有被批准，因为，"浦生活还能自理，不符合取保的条件。"
        而她，依然在每个出门的时刻，不忘带好身份证。"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接到通知了，就可以去接他回家。"

        本文首发于《亚洲周刊》，刊出时略有改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k4Njc5Mg==&mid=213343940&idx=1&sn=41bbe3c2db5f0e0bf94e05a388e92074&scene=1&srcid=1002fVKayjusGsNuTdqqscJO&key=2877d24f51fa5384d363fcce3bbd0815f47ade3d66d2390601a379ce887e980c47b003fe6f880f87a1786a43e39e8b5f&ascene=1&uin=Mjg0Nzk1NDU0OQ%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1050016&pass_ticket=FmsR9eUK29sP8S5lJI5aYlfqvAk9faJPk6zmVQbqeHI9u99aG29wIwyZDqzOMTdi

        魏京生：习近平访美的收获

        Posted: 02 Oct 2015 08:49 AM PDT

        访民（车底穿红衣者）冒险拦截习近平车队

        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一周行程结束了。有什么收获呢？我认为收获还是很大的。他抱着什么希望来的呢？没公布，所以不好说。
        但以他和他的政府近年来的骄横和自信来看，他以为奥巴马这个软弱的总统一定会配合他习总的目标。再以他的政府经济和外交都搞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一帮弱智的智 囊来看。他们一定是希望美国人仿照江泽民的旧例，在经济上会给习总一些好处，来交换网络和南海问题上的让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网络和南海问题上做得很过分的原因，这是在准备交换条件呢。
        遗憾的是。美国的智囊们并不都是弱智，至少不那么弱智。网络的威胁并不那么可怕。奥巴马说了，美国人自己就可以解决。他说的可不是空洞的威胁，美国人确实有这个能力。
        不仅在网络本身的控制上有这个能力；而且习近平黑客了大量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其中甚至包括了几百万政府雇员的私人信息，这就是网络珍珠港事件。这就给了奥巴马实施经济制裁的理由。
        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能够经得起制裁吗？绝对不能。否则就真的像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说的那样，两分钟就让中共垮台。这个候选人的民意调查遥遥领先，说明这是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意见。习近平没有冒这个险，乖乖的签订了网络协议。说明他还有点儿小聪明。
        在这件事上习近平应该得到什么收获呢？拿一手的臭牌就想诈胡，首先说明他的智囊不懂事儿。玩儿奸使诈，美国人的水平远远高于陕北农民。低估对手是习近平的大错。这个挫败应该让习总清醒一些，不要相信那些愤青愤老的牛皮哄哄。头脑还是要现实一些。
        南海问题本来就是美国人在使诈。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只要保持口头压力就行了。你造岛造到一定程度，越南人和菲律宾人就会着急。他们会请美国人进 驻金兰湾海空军基地，或者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你那几个小岛有什么用呢？花钱赚吆喝而已。拿南海问题和美国人做交易，除非美国人脑残。
        南海问题的核心，是中共企图控制东亚的海运咽喉。说白了就是控制日本、韩国、美国和东盟各国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个阴谋能够得逞吗？显然不能，这又是弱智行为了。假设有一天中共真的切断了海上通道。不要说东盟和美日各国的联军，就是美军中共也对付不了。
        再加上经济制裁，中共必将瞬间崩溃。所以中国的网民们特别希望习总发动战争，这样就可以借助外力轻松地整跨共产党了。这个阴谋也可以促使习近平重新审视他的智囊班子，是谁想搞得中国天下大乱；是谁在忽悠他。
        经济问题只能在经济上解决。白给了美国人几百亿美元的订单，也没有收买美国商界继续为中共游说。因为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没有法制的社会成本，不仅损害了美国和 中国的老百姓；也损害了美国和中国商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开放中国的市场；不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问题没得谈。拿巨额订单收买，只有欧洲的小国有效。
        只谈经济不谈人权，这个邓小平的原则，和邓小平的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体的政策一样，都走到了头。人权和法制，是整个社会体制的基础，是现代化社会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习近平的困境，不仅来自经济和外交。根本的困境就是人权和法制。
        这次跟随习近平一路抗议的人群里，就有这样一支小队伍。他们不是到美国来寻找美国梦的新移民，而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他们代表着国内成千上万的冤民，要向中共讨回公道。他们的说法就是杨佳的说法；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给你一个说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几次冲击习近平和奥巴马的车队，并且成功地卧倒在习近平的车底下，阻止了车队的前行。这是习近平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他终于亲 眼看到了愤怒的老百姓；终于明白了中国人不都是逆来顺受的奴隶。一旦他们起来给你个说法时，谁也保护不了你们。白宫的特勤局不行；中国的警察和军队也不 行。
        当白宫的欢迎仪式开始的时候，震耳欲聋的抗议声浪，代表着各族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愤怒和反抗意识。虽然习近平要求美国政府保证他不能看见，也不能听见抗议的人群。但这是美国政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一个尊重人权的政府能够做到的吗？
        美国政府保证他不受到愤怒的人群的袭击，已经是极限了。当中共豢养的上千万军警们也无法阻止愤怒的人群时，习近平也能靠接受几封诉状来缓解危机吗？事后我和这群冤民吃饭时听到的说法，可不是这样。他们已经熟悉中共的缓兵之计了，他们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总是上当受骗。
        就算你把在美国洋上访的冤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能解决国内成千上万的冤民的问题吗？还有更多的没有加入到上访队伍中的潜在的冤民呢；还有更多的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呢。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不公平。是人权和法制的问题。
        要想中国不崩溃，要想中国渡过难关，人权和法制是最基本的问题。


        魏京生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4, 2015, 6:30:41 AM10/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墙外仙：中国领导人已经不能放心走进中国人群

        Posted: 03 Oct 2015 09:55 AM PDT

        图：莫迪与到访国家的侨民达成一片几乎是一种常态

        在习近平到达西雅图后，印度总理莫迪也到了硅谷进行了两天36小时旋风式的访问，除了访问一系列高科技公司外，还在硅谷进行万人集会演讲。据说报名参加的有5万人。很受印度人欢迎。
        莫迪最先造访的是特斯拉，后又进苹果家。刚刚傍晚时分，他的硅谷行渐入高潮，列队接见的就是高科技领域的其他大拿，包括MicroSoft`s Satya Nadella, Google`s Sundar Pichai, Qualcomm`s Paul Jacobs, Cisco`s John Chambers, Adobe`s Shantanu Narayen and TiE`s Venk Shukla。
        周日莫迪先去拜访扎克伯格，Facebook总部召开盛大的市民大会欢迎莫迪，小札亲自主持问答环节。莫迪说："社交媒体可以告诉政府你做错了什么，这是民主的新力量"。(你对比一下脸书在中国的待遇。)小札面对知音也是蛮拼的，将自己Facebook账号的个人头像也改为以印度三色旗为背景，以示对数字印度计划的支持。小札父母还出来陪同莫迪散步。
        从Facebook出来，莫迪就直奔谷歌而去。而除谷歌印度裔CEO"劈柴"先生（Sunder Pichai）出来迎接之外，董事长施密特也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也出场了。谷歌虽然在印度也遭遇反垄断调查等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毕竟没有出现因反对接受审查愤而退出中国市场这样激进的行为。周日下午莫迪在硅谷与可汉学院创始人萨尔曼会谈。萨尔曼老爸来出孟加拉国，老妈来自印度。
        莫迪宣布成立印美创投基金 BHARAT Fund。Linkedin创始人等一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以及一批孵化器负责人前来助阵。莫迪说，创业公司最贴近他的内心。这次莫迪全方位搅动硅谷，搞起了一场40家印度裔创业公司的产品大展，展示印度创业生力军，顺便也在硅谷集中推销这些公司。
        莫迪硅谷36小时的最高潮开始了！真正摇滚乐般的狂欢。圣何塞SAP中心将挤满1万8千人(报名人五万多)，聆听莫迪演讲。让人惊呼：硅谷要成印度主场了！印度著名歌手Kailash Kher先暖场，18000印度人今夜将硅谷变成摇滚舞台。莫迪说，在这里找到了力量。今天印度人全面占领硅谷，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几大巨头的CEO都陆续由印度人执掌了。老莫在硅谷的主场感觉非常爽啊！
        老莫通过他152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直播了整个行程，印度全国网民与他任意互动。当然，最根本的，老莫是为印度摇旗呐喊而来。
        对比莫迪，习胖子在西雅图显得拘谨呆板。除了使馆组织的，很少自发欢迎，自发抗议的倒是不少。到哪里都严密保安，处处防范大众，在大众与自己之间精心构造一个缓冲隔离区，防止大众找到接触到自己，连行程都要事先保密。即使这样，仍有访民冲破警察阻拦，成功截住习车队。国内截访，导致国外截访的奇观，实在应该让中共反省。而反观人家莫迪，全程网上直播，网民任意与之互动，专门有团队处理网民意见。专制与民主，对待人民的态度，高下立下。无论在国内国际用多么高的声音，宣扬自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但在这样冷酷的现实下，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对比西雅图企业界接待二国首脑的态度，美国人民的民心向背已经如冰火一样二重天地。一个满嘴正义理想的高调，对内经济上残酷剥削中产，漠视底层贫困，政治上剥夺人民权力，压迫敢于抗争的人，对外处处献媚，用金钱买承认，用经济绑架道德，是不可能得到民主国家人民的认同。虽然，这一趟美国访问花费中国人民无数血汗钱(比较一下，莫迪只订购30亿美元的飞机)，但是，美国媒体对习访问的冷淡的程度，仍然大出人们的意料。不得已，中共只能出钱让媒体刋登习访美新闻。令人难堪的是，连这样的收费新闻报道，美国媒体都是打出这是广告，以求撇清与中共关系。在美国媒体对莫迪访问的大量报道的背景映衬下，暴露出在中共明知失去民心的焦虑心情下处处应对失据的窘态。
        从访民国外截访领导人，从国内几十万访民长年上访，从维稳费超过军费，从国内频发的暴力事件，中共领导人如今已经不能放心走进中国人群。美国社会上有1亿枪枝，中国大城市买菜刀都要实名制，从理论上说，中国社会要比美国社会安全得多。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解决好的标准很难用一句二句话概括，但是，要求中国领导人能够安心在中国人群中散步，中国人民可以随意与之交谈，这样的要求对于莫迪奥巴马来说无疑是低标准的。

        ——墙外楼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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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6, 2015, 6:05:48 AM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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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仲华：爱国主义为何抵挡不住旅日消费的狂潮

        Posted: 05 Oct 2015 02:46 PM PDT

        当前中国经济百业萧条的现状足以说明内需严重不足的事实，可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国际上表现出的巨大消费能力却令全世界惊叹。在中日双方摩擦不断，仇日和抵制日货已成为爱国主义主题材的背景之下，去日本消费居然也能掀起狂潮。一个春节，中国人在日本消费60亿人民币。樱花季节，中国人在日本消费70亿人民币。从国庆首日中国人涌入日本的人潮看，这个国庆节国人在日本的消费估计会超过100亿人民币。

               国内国外，国人的消费表现是冰火两重天。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疯狂的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面对"崇洋媚外"的疯狂消费，居然一点作用没有？这个事儿，还真值得政商两界认真思考。

               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通常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要解读出真相和真知，除了理论，更应该注重常识，因为人们通常是依据常识而非理论或者主义来判断与决策。

        1爱国与消费：货真价实才是真

               按照常理，没有人是不爱国的。爱国就如同爱父母，这是根本不需要宣传与教育的。当然，宣传与教育也没有什么不行。问题在于，任何爱都是相互的，爱是给予，也是回报。如果不是相互的，再怎么宣传教育都没有用。

               我们永远爱父母，是因为父母永远爱着我们。父母无私地给予我们太多，我们才会无私地回报父母。同样地，我们爱这个国家，首先应该是这个国家爱着我们。国家给予我们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保障，我们自然会感恩这个国家，回报这个国家。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思想理论或者主义所能给予的，也不是口头的表态所能体现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也是实实在在的回报。

               个体的消费行为，本不存在什么爱和主义。消费的本质是个人偏好与需求的满足，如果偏好也算是一种爱的话，那么这种爱就是一种本能。但这种本能的爱，付诸行动靠的是货真价实以及基于货真价实的讨价还价达成的交易共识。个体在消费的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考虑什么爱或主义的。世界上也有用消费行为来表达爱国的，比如韩国人只买韩国车，中国人只买中国货就曾经作为爱国主义的题材被广泛宣传。但问题是，韩国人只买韩国车并非事实，中国人只买中国货也从来没有真正做到，除非是闭关锁国的时候。抵制日货这种事，不只在今天有，自从洋人洋货进入中国开始，抵制洋货的宣传和运动就一直有，可我们从来都未能真正抵制住。几乎整个工业文明的产物，莫不是洋人送进来，我们也莫不是主动要消费的。原因非常简单，洋货就是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喜欢好东西，是人类的共同偏好。曾经我们也有好东西，比如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里，我们用这些好东西赚来了世界财富总量的十分之一。可是，后来洋人也有了好东西，是我们没有而且喜欢的。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说，洋人是用枪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逼着我们接受洋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自鸣钟为乾隆和百姓所喜爱，那时有用枪炮吗？只不过，当洋人的好东西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好东西越来越少时，赚洋人的钱变成了被洋人赚钱，硬通货币时代的黄金白银大量外流，终至国库空虚，这才有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因之也招致了贸易摩擦和战争。

               闭关锁国了N多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并不能因为闭关锁国而复兴和富强，反而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又主动敞开国门。我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出口创汇，并最终成了外储第一的国家，其初衷无非就是想有钱能够购买洋货及其技术。今天，我们能够去国外消费，也正是开放和创汇的成就之一。

               有一个常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外储是用来干什么的？外储就是用来外购或对外投资的。对外投资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外储，而更多的外储就是为了更多的外购。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外购就是为了买到洋人的好东西，以满足自身的偏好与需求。而满足自身的偏好与需求，对个人而言是满足自己，对国家而言是满足国家，此外别无其它。如果硬要扯上什么爱和主义的话，那么，挣外储和消费外储，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爱的表现，而且是货真价实的爱。

               挣钱就是为了消费，货真价实是唯一的标准，一切思想理论和主义，面对货真价实的选择都会显得苍白而无力，对个人，对国家，都一个样。

        2洋货为什么比我们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可是，我们的国人还是更喜欢洋货，原因其实不必因为爱国而避讳，洋货就是比我们的好。

               洋人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许多东西我们其实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比洋货好的，比如食品。中华美食不是享誉全球么？为什么中国人还要跑到日本去购买180元一斤的大米，而不愿意买几元一斤的国产大米呢？答案大家都知道，因为国产大米受到了大面积的工业污染、化学农药污染和转基因污染。食品安全已经成了中国人面临的头号杀手和敌人。

               食品安全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中国人都良心坏了么？也许是，或者部分是。可这良心坏了又因为什么？许多人说是市场经济的错，也有人说是政府监管不力的错。其实，这种归因是完全错误的。商业良心的缺失，恰恰是不市场经济的错，也是政府管得太多的错。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靠货真价实取胜的，就如同中国人要跑到自己的"敌人"日本去采购所体现的道理一样，人家的东西好，你想抵制也枉然，而自己的东西不好，你想强制消费也枉然。你看看，这不正是自由市场的力量么？

               说商业良心的缺失是政府管制所导致，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太多的铁证。我在这不想举那些举不胜举的铁证，仔细看看中国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质量的好坏到底是谁说了算，就能明白其中的奥秘，就能找到商业良心缺失的根源。

               在中国，能否生产和销售，生产和销售的品质如何，是市场说了算吗？根本不是。在中国，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具体说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审核和证照说了算。食品加工企业是否卫生，是否安全，是食品监管部门给的卫生许可证和安全认证说了算对不对？

               有许可和认证，就是安全的，就是好的。政府自认为如此，百姓也不得不承认如此。任何食品加工企业和个人，都要依靠许可和认证得以生存，就连街边烤红薯的，也要办这证那证。有证就可以生产和销售，可以生产和销售就意味着安全。这个安全是政府认定的，政府认了，百姓不认也别无选择不是吗？

               这就是中国的道理和逻辑！正是在这样的道理和逻辑之下，中国的食品安全成了国人面临的头号安全问题！

               食品只是一个例子，其它一切行业，有哪一个行业不是这样子？政府剥夺了市场的话语权，是一切质量和安全问题的罪首与祸根。质量和安全如果不是市场说了算，就永远不可能有质量和安全，洋货就会永远比我们的好。这种状况不改变，再爱国主义也不会有任何球用！

        3洋货为什么比我们便宜

               如今的情况是，洋货不仅比我们的好，而且还比我们的便宜。准确地说，是外国销售的洋货比国内销售的洋货便宜，国外销售的made in china 也比国内的made in china 便宜。既然无论国产货还是洋货都是在国外采购便宜，自然就会一窝蜂跑去国外采购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除了苛捐杂税，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得了呢？

               中国的税收政策，完全是一种拉动外需而非内需的政策。对国内市场是高税收，对出口却是零税收或负税收（出口退税）。这就是国产商品在国外比在国内更便宜的原因。不要以为中国只有房价是全世界最高的，事实是国内市场的一切商品，尤其是那些有出口的商品都是全世界最高价的。衣服在美国比中国便宜，茅台在美国比中国便宜，只有一种东西是在中国比在国外便宜，那就是劳动力。

               财富其实并不是钱，钱只是财富交换的媒介。财富的本质是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是满足偏好与需求的各种商品。如果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满足国外而非国内需要，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策略又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外储，买到更多的洋货？

               这似乎并非不可以。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不是一直在强调振兴民族企业，提高民族创新和创造力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税收政策为什么总是与目标背道而驰呢？

               这个国家，是一个不讲逻辑的国家，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一切都是空洞的口号。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讲思想理论和主义，就是不善于像老百姓那样用常识思考和决策问题。自己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也学着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爱国主义，高喊抵制日货，私下里却跑到要抵制的国家疯狂采购。表面上骂美帝霸权，私下里却将妻儿老小全送去美国了。

               你说这是不是人格分裂？我看不仅是人格分裂，也是国格分裂。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了。


        ——作者博客http://13807175317.blogchina.com/2683187.html

        亲友贺巫宁坤九五华诞 夫人叙六十载患难情深

        Posted: 05 Oct 2015 01:51 PM PDT

        （视频网址 https://youtu.be/VXe3y5hnE9E）

        *《一滴泪》作者巫宁坤九五华诞，亲友美国维州聚会贺寿致敬，寿星喜吟自壽诗*

        " 中秋节"的前一天是旅美著名作家、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巫宁坤先生95岁生日，他的女儿巫一毛在美国维州家中为父亲举办"庆贺九五华诞"聚会。

        95岁的巫宁坤先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飞虎队"的翻译，后来留学美国，与李政道先生同学。1951年巫宁坤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博士答辩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语教授。

        他从1954年开始遭受批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清河农场等地被关押劳改，九死一生。1979年办理了"右派改正"。1990年代返回美国。

        巫宁坤著有英文自传《一滴泪》，女儿巫一毛著有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父女两代记述了他家在中国的经历。

         

        巫宁坤先生在95岁生日晚宴上即兴吟诵《自壽诗》:

        "九十有五自壽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卧他乡死亦难。

        一室一厅藏拙处，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

        九十五年非一梦，留得《孤琴》献苍天！"

         

        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讲述夫妻患难与共六十多年最难忘的故事。

        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历史研究者及友人刘志光、程宏、涂光楠、姚蜀平等传来特别制做并附签名的贺寿图集。

        友人王康到场献辞"恭贺巫宁坤先生九五之尊'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方励之先生的遗孀李淑娴通过电邮向巫宁坤先生贺寿，并请到会朋友替她在《贺寿卡上签名。

        芝加哥大学是巫宁坤先生的母校，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和朋友特别致送生日蛋糕。

        参加贺寿晚宴的还有曾先后与巫宁坤先生坐过同一所监狱的张郎郎和遇罗文，以及友人陈奎德夫妇、黄肖路、郑义、吴颂先、余蓉……等，还有三十年前在巫宁坤先生任编委的《英语世界》作过编辑的朱晓明。

         

        *巫一毛：给大家看一个传家宝：李政道当年给我爸打归程行李箱，上有李政道亲笔字*

        以下请听"庆贺巫宁坤先生九五华诞聚会"现场录音剪辑——

         

        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巫一毛拿出一只破旧的咖啡色手提箱。

        巫一毛："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宝贝。这就是李政道当年给我爸打归程的行李，这上面是他的亲笔字。"

         

        巫一毛的母亲说："这破箱子在你这儿！我都不知道。（众人笑）"

        巫一毛："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爸爸离开美国的时候，李政道劝他不要走，他非要走。李政道没办法了，说'好，你要走，那我就帮你打箱子啦'，（指字）这是他亲笔字'北京燕大巫宁坤'，这个……岁月的沧桑跟着我们搬了许多次家。（巫一毛的母亲说

        '几十次'），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了，老古董。"

         

        陈奎德："巫教授，我问你个小问题，你和李政道的年龄哪个大一点？"

        巫宁坤："他比我小好几岁呢，当时我跟他是最好的朋友。政道是个好人啊。在芝加哥大学，（那时候）研究院大概有七、八十个中国留学生，过去中国的留学生多半都是在国内已经当了……（有）讲师以上位子的，像我跟他两个是最小的研究生，我们一块儿玩，出去的时候，都是他跟我在一起。回来聊天，晚上大家都在International House ，就是国际大厦嘛，政道是对我好得不得了的，后来一直送我上船。"

         

        巫一毛："这个是古董啊。"

        黄肖路："这是博物。巫伯伯，您还能重复李政道先生回答说'我不要被人家洗脑子'，这是《一滴泪》里头说的。"

        巫宁坤："对，对，是这样。"

         

        巫一毛："这是我们当年'下放'时，我爸（被）关在'牛棚'里，当时我哥哥十二、三岁时，他打这个箱子，这是他写的字'李怡楷'，你看看这是小孩的字，这个跟我们搬了几十次家。"

        吴颂先："这个是他（巫一毛的哥哥）准备东西给妈妈送去是吧？"

        巫一毛："具体装了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

         

        众："（箱子）飘洋过海回来，又回到美国。"

        巫一毛的母亲："主要的是书，还有几件衣服。"

        巫宁坤："我那时是穷学生，我哪有什么东西？"

         

        *巫宁坤：因我不懂"洗脑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中了"阳谋"，自投罗网*

        我问巫宁坤先生："巫伯伯，您当时听李政道讲，说'我不愿意让他们洗脑子'，您为什么就不怕洗脑子？就（回中国）去了呢？"

        巫宁坤："呵呵，是因为我不懂'洗脑子'是什么意思啊（众大笑），我也不懂脑子怎么个洗法啊（众大笑），我是很天真、很幼稚、很无知。所以我就中了'阳谋'（众笑）"。

         

        黄肖路："自投罗网。"

        巫宁坤："自投罗网，没错。"

         

        *李怡楷：同时带回的打字机也留有李政道笔迹，随我们搬家几十次，至今完好*

        宁坤先生的夫人李怡楷说："我补充一下啊。刚刚你们看的是一个箱子，还有一件东西，现在还有，是一个手提的英文打字机。李政道亲自写的几个（字）也是一样的'北京燕大巫宁坤'。这个打字机是1951年宁坤回国就带到北京燕京大学，后来他调工作又到天津南开大学，1956年又调回北京工作。这个打字机一直很好的保存，我的英文打字就在这儿学会的。这个打字机也是飘洋过海跟着我们。"

         

        *李怡楷：搬家三十多次——从部长级房子的"席梦思"到存种子仓库的大老鼠*

        李怡楷："我跟他结婚到今年六十一年，我一共……那回我算，搬家搬了三十多次。每次搬家都不是说'我愿意调个好房子'，不是的，完全随政治气候决定。

         

        因为他到北京工作，我们从南开大学到北京，住的最好的房子，部长级的房子。新盖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有地毯、席梦思床……都弄得好好的。

        然后一打成'右派'，他（被发配去）'北大荒'。把我就赶出那个楼了。就住在筒子楼，一间屋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跟大家都是共用的。然后从北京又给赶到安徽，安徽又下放农村。

        在农村还搬过好几次，因为刚到农村根本没有房子，我就住在存工具的、存稻子种子的那个仓库，跟老鼠啊、各种不同的昆虫在一起。老鼠特别大，夜里睡觉有时就爬到我身上来，在我脸上乱抓，把我抓醒了。

        用水就是一个缸，冬天结冰。有一天我起来，想刷牙，一看这缸里什么东西啊，一个黑的东西，我再一看是只大老鼠，淹死冻死了，在冰里冻死了。然后我们这缸水还得靠它……这一天的生活，你把水倒掉就没有了。

        这种故事很多，不多讲了。"

         

        *李怡楷：1951年李政道送巫宁坤上船回国之后——1957年和1980年的两次巧合*

        李怡楷："就说李政道（给写地址的）这个打字机，一直跟着我搬的几十次家，哪舍得丢呢！当时李政道给他写这字的时候，请注意他根本就是一般的留学生，跟他好朋友。

        最有意思的，1957年，他（巫宁坤）戴了'右派'帽子，打入地狱，李政道就是这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

        巫一毛："他戴上诺贝尔的桂冠"。

         

        李怡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后一直到1979年他（巫宁坤）给（被）'平反'了。他回到北京去，办这个所谓'落实政策'手续，回到原单位。也刚好就在1980年，李政道从美国到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呢，去办这个'改正右派'。

        然后他知道他（李政道）住在北京饭店，通了电话。和李政道几十年没见，从1951年送他上船，一直到1980年。后来他就去见他（李政道），在北京饭店。李政道还送给宁坤两本书，是他的著作，好像是中文的。

         

        所以这……最巧的就是同一年，哎，两个人又碰上了，可是就都不一样了。

        他（巫宁坤）呢，是从安徽挤公共汽车，还受了点伤，去到原单位办'右派改正'手续。宣布他是错划'右派'，叫'三恢复'——恢复公职、恢复工资、恢复职称，什么都恢复了。然后党委书记、校长赔礼道歉说'哎呀，对不起你啊，当时把你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让你这二十二年不但是你受了很多苦，并且你的子女、你全家都跟着受苦，我们赔礼道歉。以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那李政道呢……就完全是两种人。后来呢，跟他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李怡楷：有关手提箱、打字机、照相簿、几条领带和一百瓦电灯泡的故事*

        李怡楷："刚刚拿的这个箱子，我都不知道这箱子在一毛这儿，我以为早就丢没了，都散了。跟它同时的那个打字机现在还有，打字机是他（巫宁坤）送给他一个得意的研究生徐栋良，徐栋良家在上海，后来徐栋良也到美国来工作，他从上海带到了纽约，从纽约又寄到我们家。"

         

        巫一毛："现在哪儿去了？"

        李怡楷："现在这个是不是在你哥哥那儿？那就是在（你弟弟）一村那儿。这个打字机保存得很好，一点儿都没坏，不像这个破烂箱子这么难看。字还都有，就是这几个字，所以一共两件东西是有历史价值。

         

        他们送他上船照的像，可是现在没有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在安徽大学，'红卫兵'，所谓'红卫兵'就是他的英文系学生，到我们家抄家，把我们的相册都拿走了，后来也不还。

        还是等着那阵歪风过了以后，我到学生宿舍找他要的。

        我说'你们看完了相册，你们也没用，还给我吧。那都是我们自己家里人的相片'。他就把相册还我了，然后说一句'你们家人相片都还，只有跟外国人合影不还'。

        当时送他上船的除了李政道，还有一对美国夫妇。那个美国人就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跟他同住一个宿舍的美国人叫Burton，书上都写了，Burton夫妇送他上船，那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相片都没收了。

        还有不发还的，领带，有几条从美国带回去的领带被没收。还有一百瓦的电灯泡，怀疑那是搞什么……"

         

        众人："（笑）'间谍'（笑）。'情报'……"

        李怡楷："嗯。这个打字机，他也抄走了，打开一看就是个打字机，还给我了。所以这个打字机现在还有。"

         

        *巫一毛：我妈妈原是有三十个佣人的"天津李家"大小姐，一下子跌到地狱受罪多年*

        巫一毛："妈妈是天津李家的，天津有'八大家'，我们李家是很有名的，天津人说'天津李家'，都知道'李大善人'，那时候叫什么'放粥'（李怡楷插话：'施舍粥'），捐小学……"

        众人："开粥棚"。

        李怡楷："对。开粥棚。"

         

        巫一毛："我妈妈家兄弟姐妹八个，妈妈是老八。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妈妈特别不会做家务事，那就是因为宠坏了嘛！上面四个哥哥三个姐姐，这'老小'，后来才知道，家里三十几个'下人'。这样的大小姐，一下子跌到地狱里去受这种罪，而且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陈奎德："看不到尽头。"

        黄肖路："二十二年。"

        巫一毛："所以这是个伟大的妈妈。"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一：我有宗教信仰，有精神上的依靠*

        我问吴夫人："您和巫伯伯走过这么六十多年，多少的苦难，多少人都分手了，你们怎么就能走到今天啊？（众人笑）"

        李怡楷："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倆人1954年7月结婚的。简单的讲吧，我信教。我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的精神上都有一种依靠。我不像有些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像我这同样的命运，早就都自杀了。有的自杀，有的神经病，精神失常了，有的得各式各样的什么癌了……

        而我还没有。我就相信，人这一生不管好坏，喜怒哀乐一切事情都有神的安排、天主的安排。而天主教有一条……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这生命，我们人都是神给的。我没有权力……你比如说自杀吧。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之下，假如我要自杀的话，很容易，吃几片安眠药，一吞下去，一下就解决了，比一天一天受这种磨难要容易得多。

        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就觉得，我没有权力毁灭我自己的身体。我们中国人有话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我父母的事。上对不起天主，下对不起我父母，再下……我要是自杀了，这么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了。大孩子三岁，他（巫宁坤）去'北大荒'。她（指巫一毛）还在肚子里，他去'北大荒'以后四十五天，一个半月，我生了她。1958年6月3日，她生日。

        那时候（如果）我死了，我解脱了，我不受罪了，那日子真不好过啊。不光是物质上的挨饿啊什么的，他原来的工资，'反右'以前是二百多块钱，'高教四级'，我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普通工资，在北京，六十二块钱。

        后来被赶到安徽，五十九块钱。后来又到农村，变成地区差价就五十七块钱，节节下降。一直到我退休那年，我这一辈子工资就（上）调过一级，因为我是'反革命家属'，'右派'就是'反革命'了。而他呢，'改正'以后他都恢复'高教'，还给他提升，变成'高教一级'。这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共产党你不要跟他讲道理，没有道理，他是怎么……黑白永远是颠倒的。

        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一个是因为我有宗教信仰。"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二：我们两人有真正的爱情*

        李怡楷："第二，我跟宁坤的婚姻，不是任何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朋友介绍……都不是，完全是我们两个人自由恋爱。当初我在南开大学念书，还没毕业的时候，他从北京燕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师生恋爱'，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认为，我跟他结婚，他当'右派'，倒霉了，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懂什么'右派'，也没想到后来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都不懂。我认为，我自己决定的这个婚姻，我不能随便就背叛他，他也不会背叛我。

        这是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我们两个人是有真正的爱情，不是假的。不是说'你好我就跟你，你不好就再见'。绝不是那种关系。

         

        我记得他在被（发配）去'北大荒'以后，我们不可能见面的。我在安徽，他在'北大荒'，我还要每天上班，我不上班，我那五十几块钱……（友人插话：'千万别丢了'），那我这一家就活活饿死。（巫宁坤插话：'一家三代啊，上有老，下有小'）当时他的继母还活着，一直跟着我到了安徽。（巫宁坤插话：'她有糖尿病'）。严重的糖尿病。

        我说'我绝对不能死，我一死，这俩孩子没人管，就完了，得饿死。并且那三年刚好就是1959，1960，1961年，'大饥荒'的时候，多少人都饿死了。就在那时，不管怎么着，我说'只要我还能活一天，我就尽最大努力，维持住这个家庭。上边有老太太，底下有孩子。就是这样。我说'这反正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吧'"。

        *李怡楷：六十一年婚姻能患难与共到今天原因之三：上有老下有小，为孩子要活下去*

        李怡楷："第三个理由，那时候1958年他倒霉以后，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这两个孩子，我非常爱他们，非常可爱的两个孩子。我一想，假如我来个自杀，或者我疯了，气疯了……我想不通啊'我怎么的了？巫宁坤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为什么因为爱国回国，没几年就给变成这样子了？'你想不通，想不通就神经错乱了，都可能的。

        我说'我要是丧失了生活能力，我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谁管？谁愿意收养两个'反革命的子女'啊？（巫一毛插话：'那个年代都是在饿死人的'）饿死人哪！好好的孩子……（巫一毛插话：'人家没有人要的，都是在卖的……'）扔掉了，我要一死，这两个孩子也活不了。他（巫宁坤）的继母也活不了，她那糖尿病一天不吃药都不行的，都是我陪着她去看病，当时也没有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友人插话：'那时您多大岁数？'）

        李怡楷："他当'右派'三十八岁，我二十七岁嘛。

        我说'我为这两个无辜天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这世界上、然后就跟着我们受苦受难……我说'只要共产党不把我抓去枪毙，为了两个孩子我也要活下来。

        这是我第三个理由，我能活下来。"

         

        *李怡楷："大饥荒"年代极度饥饿难入眠，寻到一颗中药丸充饥，终于睡着觉*

        李怡楷："所以我就坚持着每天上班，工作，一天八小时。那时我天天挨饿，粮食定量一个月二十几斤，我那个儿子，我总是紧他吃饱。有时等我下班……那时我也没功夫做饭，就从食堂打饭回家吃。我记得好多次，等我回家，我打的那份饭，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他）一口都不给我剩（众笑），小孩嘛，他饿了，当然要吃。

        结果我饿得晚上肚子'咕咕'叫，在家看看，实在没东西吃，什么都没有，粮食定量，油盐什么都……。有一天我实在饿得受不了，我说，明天一早我起来还要工作，我的办公室在七层楼（的四楼）上，没有电梯。安徽大学那是'大跃进'的产物，盖了大高楼，多少层，也装了电梯，电梯是天津产的，根本不Work ，从来没开过电梯，都得爬上去。

        我（工作的）英文系在四层楼。唉，我说'明天早晨这四层楼我怎么爬上去？'这一夜饿得肚子'咕噜咕噜'。我起来找找找，找来找去开抽屉一看'哎——这是什么东西？黑颜色的，小黑球，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浮肿的时候，我哥哥从天津给我寄来的中药，大黑药丸子（黄肖路插话'蜜丸，反正有点蜜'），哎，这救命了，我一口就把那个黑药丸吃下去了，喝点冷水，这好一点，就可以睡着了。人饿极了睡不着觉。

        友人："对"。

         

        *李怡楷：三年多没见面，巫宁坤来信说病重，希望见最后一面。我找系领导请假难*

        李怡楷："后来，他（巫宁坤）在1961年已经到了茶淀农场，从'北大荒'又给运到茶淀去了。这时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见过面，光许通信。'犯人'两星期写一封信。信呢不许贴邮票，不许封口，给管他的人来寄。

        永远是这几句话'怡楷：我很好，我一定认真改造思想，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众笑）。孩子们都好？'就这几句。

        等，等，两个星期一封。（友人插话：'写别的就扣下了，你就收不到了'）有时候根本收不到这信了。（友人插话：'其实就是表示——活着'）"

         

        李怡楷："结果，突然间那天来一封信，内容不是这几句了。更简单了——'怡楷：我病得很厉害，希望你能请假来和我见最后一面，宁坤'（友人插话'问题严重'）。我一看这信，我说，这三年来他从来没写过'我病了，你来看我'，这肯定是真的，绝对不会是假的。然后他给我寄了一百块钱作路费，他知道我没有钱买火车票。这是劳改那么多年存的，他也没处花，给我作路费，从安徽到茶淀。

         

        结果我拿着这封信找系领导。

        他一看信（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他真的病了？你不能请假。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不批呀。根本不批。

        我说'我就请一个星期行不行？这是最后一面。一定是真的，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信。'求啊，苦苦哀求啊。我说'你就给我一个礼拜。工作，我回来缺多少我补，我加班加点'。那时候不让我上课了，因为我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当人民的教师'，这是原话。我就当英文打字员，就靠李政道提名（写地址的）那小打字机在家（学）打，实际上我从来也没学过英文打字。我说'你让我去一趟……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没有了'。

        结果'好好，一个星期，按时回来啊'，（我说）'好好'。"

        *李怡楷：三年多不见，千里迢迢探望生病还要下田劳动的巫宁坤，见面只给十分钟*

        李怡楷："这一路都是慢车'咣当咣，咣当当'，天津再到茶淀，也得等第二天天不亮，去唐山的那趟火车。路上我走了两天，来回四天。给我一个礼拜假。

        我见到他……好容易见面……等了几个小时才让他出来，他在地里劳动。我就在外边等，等……等出来了。（管教干部说）'巫宁坤，家属来看你。给你十分钟啊。'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站在我们两人中间，靠边站着就是管教干部，听我们两人讲什么话。

        他自从地里走过来，我根本不认识他，没看清哪个是他。浑身的烂泥，人呢，根本不会走路啊，那两条腿肿的，浮肿啊。那头发就好像硬的细铁丝似的，好像一扳就断的那种头发。你们都没见过，死人才有那种头发。那个手就发抖，还端个杯子，还是从家带去的，一直走，走，走到我眼前我才认出来'这是宁坤'，完全判若两人，瘦得皮包骨，那脸都是黄的……"

         

        黄肖路："您当时没有'哇'一下……？"

        李怡楷："没有，你不能哭啊，他（管教干部）在旁边站着看着你哭啊？'你对社会主义不满呀'（众笑，'会把你也扣住……'）。

        我一滴眼泪都没有。他（管教）要不在旁边，也许我看他（巫宁坤）我会流泪。他（管教）在旁边我忍着，我一滴泪都没有。

        （管教干部说）'十分钟啊'。他还要回去上工的。（友人：'还得干活'）从地里叫出来的。

        这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一个小男孩在'哇哇'的哭。然后就是打人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跟他关在一起的就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光关十来岁的小男孩，调皮捣蛋小流氓、偷东西小偷……关那个……挨打。我听到那个声音，瘆得很，我什么话都跟他（巫宁坤）说不出来。

        他就问我一句'孩子们都好？'

        我说'都好，都好。你放心吧。你怎么样？'

        他说'我好，我好'。

        （管教干部说）'十分钟了啊。'

        '再见！'

        我那书上都写了，探监三次嘛。这就是第一次，就几分钟。"

         

        *李怡楷：我母亲下紧急命令"尽最大努力（送食物）抢救宁坤，他快要饿死了"*

        李怡楷："第二次我又去了。第一次我一个人去的，趟趟路——让不让我见呢？距离他给我那封让我见最后一面的信，已经过了快十天了，也许这十天就饿死了，我带孩子干什么呀，这第一趟我一个人去的。

         

        第二趟带她（巫一毛）哥哥一丁。见了面以后，当天再赶回天津，没有车了，就'宽大处理'，允许我在他那儿住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再上班。"

         

        黄肖路："有个问题。第一次、第二次，哪一次开始您给他带吃的？"

        李怡楷："每次都带。不是我买的，都是我哥哥、姐姐。我母亲下紧急命令'要尽最大努力来抢救宁坤，他已经快要饿死了。都是我哥哥、姐姐、嫂子……天不亮，就买那黑市（的）。我母亲说'不管多少钱，你们就花'。买完鸡蛋，放在小篮子里头。偷偷的，买的时候，给钱交易，躲在树后边，让警察看见又抓走了。

        从第一次就送吃的、送补药。我去呢，又得背孩子，还得背吃的，还背药，下了车还得走那十几里路。"

         

        *李怡楷：大通铺粗炕席上的问答（一）巫宁坤"只要他不把我枪毙，我一定活下去"*

        李怡楷："允许我住一夜，是这样的。原来是人家农场一个幼儿园，晚上小孩子都回家了。所有这些探监的家属就一个大炕，土炕，上面有粗粗的席子，没有单子，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像那罐头……（众插话：'沙丁鱼'）排队一个挨一个……谁也不能翻身，谁一翻身就压了旁边那个人……就这样子。那个灯是通宵亮的，怕有人自杀，都有人监督，几十人哪，在那个幼儿园。

        他（巫宁坤）一个耳朵是聋的嘛，他说'躺的位置不对了，咱俩换一个儿，我这耳朵，你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后来我就换一个儿（位置）。

        我就问他'你现在身体这种样子，你自己怎么想你的未来？'

        他回答得很简单'只要他不一个枪子儿把我枪毙，我一定活下去'（众鼓掌。友人'太棒了！'）

        他说'只要他不把我枪毙……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国家的，我是爱国回来的，他要把我处死，我有什么办法？'

         

        *李怡楷：大通铺粗炕席上的问答（二）巫宁坤"英语不会忘，给西语界二十年赶我"*

        我第二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你还要待多久，你对你的业务，你的英语会不会将来出去忘了？'

        他说'你放心！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跟英语毫无关系，我绝不会忘的！'下面一句'我给他们二十年，给西语界二十年，让他们去赶我！'（众；笑）

        不能多讲话了，旁边那人就又听见了。

         

        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也很有信心。我说'就盼着他别一个枪子儿就完，那我们一点办法没有，他只要能活着出来，我认为他是很有信心的，对他的业务他是有信心。

         

        结果出来以后，后来一'平反'，他还是'高教一级'，全校工资单上他第一名，工资最高，比院长还高。所以，一直到最后，确实英文他没忘。（打成'右派'）那时他才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嘛。"

         

        *巫宁坤：我十七岁离家，身无分文闯世界到今天。我没继承过家里一分钱遗产*

        前来贺寿的朋友们开始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友人："点上蜡烛了"。

        李怡楷："这么漂亮的蛋糕。"

        友人："'九五之尊哪！''九五之尊'……"

         

        巫宁坤先生在亲友们"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吹灭蜡烛。

        （现场歌声，欢呼。友人："把蜡烛拔了"。分享蛋糕）

        巫宁坤："谢谢大家！"

        李怡楷："谢谢大家！"

         

        黄肖路："谁要喝汤？举手！"

        巫宁坤："我要小半碗。"

         

        黄肖路："老先生要小半碗。"

        巫宁坤："老爷子（笑）。"

         

        黄肖路："老爷子要小半碗。"

        巫宁坤："我当年叫人家'老爷子'，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老爷子了，头发白的老爷子。我真没想到，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身无分文闯世界，闯到今天。我没有继承过家里一分钱的遗产。今天我吃这麽好的饭。"

         

        *巫宁坤的长寿之道："知足常乐，随遇而安"，靠这八个字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李怡楷："哎呀，谢谢！太感谢！你们都很忙，抽空参加我这个Party ，我们感到太荣幸。"

        友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

        友人："我们来请教长寿之道。"

        （众笑）

         

        友人："每天得喝'白干儿'。"

        巫宁坤："很重要。"

        友人："听见了没有？'很重要'。"

         

        巫一毛："还有白酒。"

        巫宁坤："我要白酒。我年轻时候是酗酒的，后来病好了吧，到时候喝酒喝到……好比说这个酒啊，你现在给我倒满满一杯，我根本喝不完，我就拒绝接收，靠自卫的本能，所以这个是好的。"

         

        当朋友请教吃什么食物长寿的时候，巫宁坤先生说"百无禁忌"。（巫一毛和友人重复："百无禁忌"）。

        巫宁坤："'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就靠这八个字，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众笑）。我说'我从来没锻炼过，我之锻炼，就是劳改'。

        '《九十有五自壽》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卧他乡死亦难。

        一室一厅藏拙处，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

        九十五年非一梦，留得《孤琴》献苍天！'"

        （众人掌声、欢呼"好！"）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南桥：從中共的一個怪癖說起

        Posted: 05 Oct 2015 01:40 PM PDT

        9月28日新華網消息，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並要求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這讓我想起了兩件事，一件已經很久遠，另一件也是十來年前的事，如今沒有人再提起了。

        第一件事是1982年春天，4月2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沙千里逝世。沙千里是著名的民主黨派領袖，大名鼎鼎的民盟領導人，聞名中外的1936年「七君子」之一，以後擔任過一系列的政府高官，最後是政協副主席。但是，在他死後的追悼儀式上，他的身上覆蓋着中國共產黨的斧頭鐮刀黨旗，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原來他早在1938年就入黨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秘密黨員，這個秘密一直保存到他逝世，長達44年，其中33年中共是這個國家的執政黨。我剛好認識沙千里的一位老友，抗戰初期是沙千里天天見面的同事，老人讀到報紙上的這一披露，無論如何不敢相信。這一秘密保護得如此之好，用守口如瓶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
        也許人們會想，那一代中共是打江山的人，爲了打江山，搞地下工作，秘密黨員是很好理解的。1938年秘密入黨順理成章，1949年後也許是習慣成自然，一路秘密下來，便於做好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不能說太不靠譜。
        那麼，第二件事就說不過去了。2005年10月26日，中國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逝世，在他死後的訃告中披露，他早在20年前，1985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擔任這個國家的副主席長達五年，而這個國家的十幾億國民，對他的真實政治身份居然一無所知長達二十年。中共作爲世界最大國家的執政黨，發展秘密黨員，連國家副主席是黨員都向國民保密，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簡直不可理喻，不能不說是中共打江山不拘手段而留下來的一個怪癖。
        中共不諱言一黨專政，但是它說它有多黨協商，那就是八個民主黨派，話說得非常漂亮，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是「榮辱與共，肝膽相照」。但是，其實那些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的人都知道，他們的衆多副主席中，總是有一位先生比較特殊，低調而有威勢，因爲誰都知道這位先生是中共派來的，代表中共參與民主黨派的工作，關鍵問題不是主席作主，而是由他來拍板。這位中共的代表甚至可能是公開的中共黨員，中共爲此而定製規矩，允許自己的黨員加入民主黨派。民主黨派裏還有多少中共的秘密黨員，這就只有中共組織部知道了。既然國家副主席都可以是秘密黨員，那麼你的朋友、同事、家人、甚至枕邊人，到頭來是你所不知道的中共秘密黨員，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我想問的問題是，且不說打江山的秘密工作時期，就說已經打下江山，而且鞏固了江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作爲一個執政黨爲什麼還要發展秘密黨員？它的怪癖是怎麼養成的？
        秘密黨員的做法，是周恩來的傑作。周恩來搞秘密黨員這一套，有現實謀略的計算，有時是爲了諜報，有時是爲了統戰，有時是爲了監控。這種做法給了中共很大的好處，非常「有利於對敵鬥爭」，於是在打下江山以後也不願意放棄這一套，延續下來，成爲執政黨的怪癖。執政黨發展秘密黨員的怪癖之所以不戒除，因爲這種怪癖給了它政治鬥爭的額外優勢。爲了政治鬥爭的額外優勢而不顧忌超常手段、不顧忌人間道德、不顧忌公平競爭，從而做到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不能有，我就比你多了一些資源，可用手段上佔了先手，早晚會打敗你。這是中共很早就發現的秘密。這一秘密不能不說在打江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待到中共執政後，鞏固和維持它的政權統治，成爲唯一要務，而經驗就是，當年它打江山時候曾經做過的一切，如今絕對不能讓民間再拷貝而用了去。「控制」成爲中共設計其制度的關鍵詞，美其名曰，「黨領導一切」。於是，中共將中國的一切傳統社會組織毫不留情地摧毀殆盡，建立起另外一套組織，如八大民主黨派、商業和行業協會、工會、婦聯、青聯、青年團、少先隊、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科協、等等，等等。這些組織都有黨委或黨組，都由黨的機關和黨的領導作爲最高掌權者，都和黨的各級領導機構配套。這些組織「覆蓋」了整個國家的社會需求，你已經找不到空白區域了。一旦出現空白區域，黨就立即會在那裏建立起相應的組織來予以填補。這些組織，無異於黨在社會機體上植入的功能機構，就像現在的整容者在皮膚下植入的硅膠體，不同的是，這些硅膠體都有神經血管連着黨的中樞。
        這種黨控制全社會的制度，並非中共首創，而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版權，叫做「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個詞的詞根是Total，即全部，一切，一點不漏。墨索里尼自己有另一個更爲人所知的叫法，法西斯主義。
        在剛剛出爐的《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中，多次用到了「覆蓋」這個詞。它明說了，新的做法要解決黨的組織「覆蓋」不足的問題，要做到社會組織中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有效覆蓋」。
        改革開放以前，沒有「覆蓋」不足的問題，一切都在黨的各類組織領導控制之下。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出現了私人企業、民間辦學，還有致力於環境保護、扶貧慈善、救災、邊遠地區辦學等公益活動的熱心人士和自發組織。這類以公益爲目的組織，不消耗政府資源，不使用納稅人的錢，在國外叫非營利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NGO，國外通常由公司法或結社法來規範即可。在中國，這類組織舉步維艱，因爲它不是黨來創立，黨來控制的，黨不信任這些組織和這些人。
        因爲中共有那個怪癖，凡是它不控制的東西，它都不信任。
        在中國，社會如今對這類公益性組織的需求越來越大，中共對NGO的打壓引起的國際反響也越來越強烈，民間有越來越多的正直善良的人加入到公益活動中，公益志願者的影響越來越廣泛，一味圍堵壓制越來越困難了。於是就出爐了這個「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做法。
        這無異於回到改革開放前的Total控制的狀態，是一種開倒車的做法。
        現在還不知道的是，在所謂「社會組織」中，黨的組織將扮演什麼角色呢？像以前各種協會的黨委或黨組那樣，是社會組織的領導機構嗎？公益熱心人士自發組織起來後，請黨派出機構來領導，黨組說什麼我們就怎麼幹，這可能嗎？或者是，在社會組織中，只要有黨員就應該組成黨的組織，和上級黨委建立上下級關係，接受領導，彙報情況，但並不是社會組織的權力機構。那麼，這樣的黨組無異於黨在社會組織中的特務機構，專幹高密的勾當。這些人怎麼進去？怎麼工作？他們將做些什麼？
        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东网

        乔木：第一夫人該不該用英語演講

        Posted: 05 Oct 2015 01:38 PM PDT

        中國的第一夫人，總是特別搶眼。國家主席每次攜夫人訪美，愛開玩笑的美國媒體就會調侃：中國第一夫人的先生又來訪美了。各國首腦會晤時，男人們的表情呆板、語言枯燥、服裝單一，媒體和民衆更愛看第一夫人們穿了什麼，說了什麼，跟風議論。

        最近第一夫人在聯合國的演講，又引發熱議。人們議論的不是她講的內容，而是她講的語言，因爲演講用英語進行。
        官方媒體和一些網民盛讚第一夫人能用英語演講。其實她從小受過正規教育，後來又在解放軍大熔爐學習深造，既是著名的歌唱家，又是中國的第一個民族聲樂碩士。現在官拜院長，職稱教授，級別正軍。
        以中國的教育和評價模式，從小到大各級學校要學很多年英語，還要參加各種升學、職稱考試。除非這種學習是失敗的，考試也是弄虛作假，否則一個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不能講英語，豈不是笑話？何況是照着稿子讀，如此盛讚是不低估了第一夫人的能力？
        其實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講英語、講得好不好，而在於以她的身份、在那樣的場合，該不該用英語演講？
        不說她的軍職和第一夫人的身份，此番兩次英語演講都是在聯合國的正式場合，以世界衞生組織親善大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特使的身份，當然誰都明白她代表的是中國。
        看她講英語的時候，配有包括中文在內的幾種語言的同聲傳譯。既如此，爲什麼不能直接講中文？畢竟這是母語，能更爲準確的傳達思想、文采和感情，而且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使用者，以及更重要的，中文是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有人說，宋美齡當年不也是用英語演講嗎。其實和這個完全不能比。那是中美雙邊，只有兩種語言選擇，而且是中國尋求美國對抗日的支持，最好能直接影響到議員和美國民衆。英語既是宋的強項，也能拉近與聽衆的距離。
        現在是聯合國的多邊場合，如果講英語，方便了美英加澳新等少數國家，卻讓更多英語非母語的聽衆不便，需要翻譯，而且本國人民也不能直接領會。中文是她的強項，又是聯合國官方語言，何必揚短避長、曲裏拐彎呢？
        在國際舞台上，講什麼語言是個政治問題。語言就像國家一樣，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歐盟幾十個國家幾十種語言，私下交流通用法語、德語、英語等大語言，但歐盟開會時，各國代表只講自己的語言，歐盟再給翻譯成其他語言，會議材料也有各語言的文本。
        參加聯各國會議的各國代表，會下講什麼語言的都有。但在會上發言，如果自己的母語是聯合國官方語言，一定會講母語。除非母語不是官方語言，聯合國不提供翻譯，才選擇外語或其他中介語言。
        保護文化多樣性，堅持自己的語言影響力，作爲公衆人物，正式場合一定要帶頭講自己的母語。和強勢的英語比起來，中文現在處於弱勢，不斷受到侵蝕，就更要推廣示範。不能一邊重金在國外辦孔子學院，一邊卻不講孔子的語言。
        美國孩子問父親，爲什麼要學中文？父親說，將來你成爲總統，要用英文來簽署法律，用中文跟債主討論債務問題。
        現在美國和聯合國的其他會員國，全世界都在惦記借中國政府的錢，哪有債主迎合借債的？

        ——东网

        王思想：搶購日貨　用金錢投票

        Posted: 05 Oct 2015 01:33 PM PDT

        2015十一長假，中國公民大舉趕往日本，瘋狂採購。這令那些鼓譟抵制日貨的民粹分子痛苦萬分。

        反日分子們不願承認，日本是中國遊客出境遊的第一選擇。赴日旅遊早已升溫。攜程、衆信、同程等多家旅遊網站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民衆出境遊，日本超越韓國，成爲最火出遊目的地。
        數據是有說服力的，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
        爲什麼赴日旅遊這麼火？首先是中國的商品不能令人放心，大家對日本商品有信心。其次是日元貶值，價格優勢吸引了中國民衆。
        到了2015十一長假，中國人赴日本旅遊、購物達到了一個巔峰。日本電視台採訪中國遊客，問及準備採購的金額，幾乎大多數人都回答說準備花100萬日元（相當於2萬元人民幣）以上在日本採購。
        有意思的是，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各大商場已經做好了多個方面的準備，迎接中國人的購物熱潮：1，在中國國慶來臨之前就備好貨。2，推出針對中國遊客的微信支付等功能。3，許多商場貼出「喜迎國慶」、「慶祝國慶」的標語。
        最有意思的是標語。注意，喜迎的是「國慶」，而不是喜迎「中國國慶」。連中國兩字都省略了。設想一下，假如在日本國慶日，中國的商場貼出標語「喜迎日本國慶」、「喜迎國慶」，又會如何呢？當然，日本沒有國慶概念，他們與中國國慶類似的節日，應該是天皇誕辰日，目前是明仁天皇的12月23日。中國商場若在12月23日打出「慶祝天皇生日」的招牌，估計是會給民粹分子們提供鬧事藉口的。
        而日本人並不在意慶祝誰的國慶，你來做生意就好。國家算個啥玩意？國慶又算個啥玩意？百姓生活幸福才是實實在在的。
        這裏有日本商人的逐利，也有日本人的大氣。今天的中國人，逐利的願望足夠，大氣則遠遠不足。傻乎乎地爲GDP的數字產生所謂自豪，卻沒有去仔細想想龐大的GDP都被誰用了。我的預言是，3年之內，大多數中國知識階層會憤怒地質問：誰的GDP？被誰侵吞了？
        搶購日貨，總不免讓人想到抵制日貨。抵制日貨，由來已久。大致有三個高潮時期。一是1910年代，日本紡織品大局進入中國，價廉物美，擠垮了中國落後的紡織業，紡織業主們忍不住了，挑起抵制日貨。第二次大規模抵制日貨，是1930年代，原因很清晰，日本侵華；第三次抵制日貨則是在近些年，有中國的汽車、電器行業的人操縱，主要詆譭的是日本汽車。
        這三次抵制日貨的高潮，均與政治形勢密切關聯。第一次，與一戰結束後中國山東歸屬有關，五四運動是抵制日貨的高潮；第二次則直接是日本侵華引起；第三次，是因爲國內矛盾加劇，需要有個假想敵來轉移矛盾，美國、日本自然被選爲假想敵。
        次數多了，時間久了，民衆漸漸就不搭理「抵制日貨」了。2015年，搶購日本馬桶蓋是個著名事件。許多中國商家悲憤地聲明：許多日本馬桶蓋產自中國，不必去日本購買。然而，民衆堅信日本馬桶蓋好，因爲大家相信日本的商業標準、商業檢查、商業信譽；至於產地，無所謂。此次十一長假，搶購馬桶蓋的少了，因爲那東西畢竟太大，拎個馬桶蓋就拎不了別的，於是馬桶蓋降溫，大家搶購日本的電器、化妝品，甚至感冒藥。一個國家的公民，連感冒藥都到國外搶購，可見這個國家的體制存在多麼嚴重的問題。
        中國公民去海外搶購，不僅發生在日本，還發生在韓國、美國、歐洲、香港、台灣。這是民衆在用金錢投票。當人們抱怨自己沒有投票權的時候，或許沒有意識到：投票其實每時每刻都在進行。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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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7, 2015, 6:48:39 AM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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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毛邓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Posted: 06 Oct 2015 05:58 PM PDT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印有列宁头像的货币


        "你的祖国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问题太高深，我回答不了。岂止我这个老百姓回答不了，我想，连毛泽东之类的大人物大概也回答不了。

        毛泽东生于1893，他56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出世。若这真是他的祖国，难道他55岁之前都生活在假祖国之中？

        倘若又有人问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算不算他的祖国，这位先后位居两国元首的巨人，又将根据什么外交口径应答？

        邓小平比主管主旋律的幕僚们聪明些。他有一幅字，写着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比较确切。他确实没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他父母的祖国，那话儿实在太奇葩了。

        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痴长十几岁，把它说成祖国，我高攀不上，开不出口。

        我逃过难。我的祖国中华民国，从1931年到1945年，被日本军队侵略过。但若说"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军队侵略过，就离奇了。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向日本政要再三殷勤致意的，乃是感激之情。他必须以中华民国继承者自居，才得以宣布免除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之责。日本政界和商界对此是了解的，故而以德报德，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他们是最早最大的投资者，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实力的崛起起了关键性支柱作用。

        所以，若在我的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非划等号不可，那么，上个月那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就简直无法进行。

        列宁在夺得政权以后，对共青团员们讲过一篇话，后来以《论国家》为题收入文集。他警告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说，国家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弄得混乱不堪的题目。根据此后的实际发展，我想应该进一步补充说，它也是个被列宁主义者弄得混乱不堪的题目。在整个二十世纪，无论在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列宁主义者嘴里，国家主义（或所谓"爱国主义"）并没有起过多少正面的作用。同"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等更明确更不容易被偷换的范畴相比，"国家"这个葫芦里的东西往往是更难捉摸的。

        至于我，我当然有祖国，犹如我有故乡。在我，祖国和乡土是同义词，是我的感情之所在，不依政治或政权之类有时间性的因素而转移。我爱我的祖国，不忍看到她被任何人践踏和宰割，正如不忍看到她被任何人污染和毁坏一样。

        我认为还有必要申述：我同样尊重别人的祖国和故乡。我同样不忍看到她们被任何人践踏和宰割，正如不忍看到她们被任何人污染和毁坏一样。

        一位记者告诉我，网络上正在就此争论，很激烈。我想这是好事，值得的，因此提出浅见如上。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没有恐惧和禁区，是探讨求索的必由之路。只要这条路尚未被暴力所切断，人类就存在着摆脱无知的希望。

        ——RFA

        梁京：TPP与中国的变革

        Posted: 06 Oct 2015 02:20 PM PDT

        奥巴马周一会见TPP成员国领导人和代表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TPP竟然达成了协议，这一发展给支持改革的中国人带来了又一个批评当权者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并没有刻意压制这种声音，更没有鼓励那些批评TPP是围堵和孤立中国大阴谋的声音。我的理解是，中国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加上政治僵局和改革困境，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习近平访美遭到美国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冷遇，更让人们强烈地感到，中国正在被外部世界抛弃和边缘化。TPP谈判成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的危机感。

        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坚持打压批评，支持反美的"阴谋论"，底气已经不足。更何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习近平在与奥巴马最近一次会谈中再次表态，中国不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不过，在现实的层面，TPP的突破，能否很快就对中国的内部改革发生实质性的积极影响，是值得怀疑的。我注意到，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吉迪恩•拉赫曼在五月份发表的评论中就认为，美日两国无法用TPP遏制中国。他的基本理由是，中国已经坐大，此时遏制中国为时已晚。

        我对拉赫曼的这个判断基本同意，但我认为他的表达不准确。关键是如何理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奥巴马在谈到TPP的时候，并不讳言这个组织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他说，"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将制定规则……我们就会被排斥在外……我们不希望中国利用其规模来强迫该地区其它国家"。

        我同意拉赫曼的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此时想阻止"中国利用其规模来强迫该地区其它国家"，为时已晚，因为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店大欺客，TPP无力遏制这样一个自然的逻辑。但是，拉赫曼没有看到或没有指出的是，中国是自己的游戏规则最大的受害者，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把这个游戏玩过了头，以至于很难继续玩下去。但是现在也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的游戏，因此，一场大的灾难很难避免。

        正是在这个方面，TPP在此时达成协议，可能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TPP不是用来遏制中国的强权，而是用来减缓和防患中国改革不成对外部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的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当权者乃至中国的整个精英阶层，不是没有看到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没有能力，尤其是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在领导和精英层出现的极端的思想混乱，与这一点直接相关。

        历史上，中国几个伟大的朝代，都出现过超越全球的繁荣，但中国人都没有能够借助这种繁荣，创造出能向外扩展和输出的高级秩序。相反，这种繁荣带来的是内部的腐败和失序，是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目前出现的种种末世乱像表明，中国并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宿命般的逻辑。

        当然，这一次中国确实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难以切断的依存关系。这样一种依存关系虽然不能阻止中国大一统治乱循环的逻辑再度展开，却为中国走出这个陷阱提供了可借之力。我认为，TPP在未来中国内部危机的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这种帮助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外力，协调起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与TPP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恰恰为TPP救人救己提供了激励。中国之大，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之密切，已经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中国这场脱胎换骨的大变革中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我相信，对这个事实的感知，正是促成TPP各国谈判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反过来，许多中国人对TPP不仅不敌视，而是表示理解和赞赏，说明他们意识到了中国变革对外力的需要。欢迎TPP，欢迎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到来！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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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9, 2015, 6:38:41 AM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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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轶：纳粹反腐提供给中国一面镜子

        Posted: 08 Oct 2015 10:15 PM PDT

        自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普通民众对反腐运动纷纷给予赞誉，但在大陆网民中也存在极大的异议舆论，对运动式反腐持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反腐运动的持续之下，反讽的是，反腐宣传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力度加大了。比方讲，展览行业成为极具商业价值的热门产业：从最初的提出方案，到反腐基地的建设，再到最后的布展、内容的更新，公司都可以完成，价格根据基地或者展览的情况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不等，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运动更是让反腐宣传产业催生了大量的商业竞争对手 。各地政府还特别投资了相关的反腐教育基地，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渤海会议中心的沧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投资更是高达1000万元。 
        同样，官场反腐方面的图书市场也变得非常火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运动持续高涨的时候，以出版翻译图书见长的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在2001年出版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今年7月出版以来，得到了《东方历史评论》、《南方都市报》、共识网、凤凰网读书频道等媒体的大力推荐，因其极具现实意义的内容，让这本学术书迅速成为热门图书。
        • 查看大图1934年，柏林，在集会上演讲的阿道夫·希特勒。
          The New York Times
          1934年，柏林，在集会上演讲的阿道夫·希特勒。
        • 查看大图南京译林出版社今年7月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南京译林出版社今年7月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 查看大图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左），2014年12月在反腐运动中落马。此前他一直是胡锦涛深受信赖的助手。
          Jason Lee/Reuters
          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左），2014年12月在反腐运动中落马。此前他一直是胡锦涛深受信赖的助手。
        巴约尔在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后，向读者展现了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并且，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表明：腐败是极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极权危机的公关方式；在极权统治之下，腐败不仅是被默许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为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据译林出版社的版权编辑、同时也是该书译者的陆大鹏向笔者透露，译林出版社早在2012年就购买了此书版权，当时尚未如火如荼地进行运动式反腐，当时只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引进。此书刚刚上市，便收到大陆读者的盛赞，书中的贪腐案例和反腐手段不断被读者摘抄，发布在互联网上对大陆的运动式反腐进行冷嘲热讽。八月底，此书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推广活动被上海市委宣传部临时叫停，但这并没有影响社会对该书的持续关注及其销售，司空见惯的大陆网友反而戏谑地将之称为有关部门对此书的嘉奖行为。此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的运动式反腐，甚至对于那些从不关心政治的大陆人来说，阅读此书也可明白极权制度下的反腐机制。

        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正如弗兰克·巴约尔描述的那样，魏玛时代恰逢政治较为开明的时代，文艺流派、时尚风潮和道德观念才得以走在前沿，随着社会观念的革新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纳粹正是借助充满弹性的粉饰性阐释语言，将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为"腐败的议会制"，从而借助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煽动德国民众颠覆魏玛政权。反讽的是，以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来塑造夺权合法性的同时，纳粹党的腐败体制便已悄然形成。
        为了凝聚党员同志和社会精英的斗争决心和群体忠诚，巴约尔写道，除去道德号召的的蛊惑煽动之外，纳粹党还将"苦难辉煌"塑造成英雄式牺牲，对"蒙难者"进行利益补偿。这种利益驱动的代偿机制，使得纳粹党逐渐地形成了固化的"恩主—门客"结构，故而极易催生裙带关系与门阀统治。随着权力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议会被解散，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对财政的监管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和批判性质询逐渐不复存在，所有能够实施权力监督、组织腐败蔓延的分权制衡机制逐步被废除。纳粹德国在中央一级的反腐机关是帝国反腐中央处。负责国防军、党卫军、警察和军械工业界腐败案的基纳少校说，他的工作往往"徒劳无功"，"举步维艰"，原因是"党和私人政治"之上的"政治冲突"。战事吃紧，人手日减。基纳"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工作的毫无意义"，巴约尔写道。
        作者指出，待得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已是可有可无甚至阻碍纳粹体制的一体化进程时，纳粹党在1933年9月立马解散反贪局，因为腐败已是纳粹的生存策略。为了维护权力的持续稳固，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就必然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利益补偿，来填充下层官员无穷无尽的欲望沟壑。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在明争暗斗中固然需要不断地通过利益收买来维护自身权力，通过腐败分账来赢得政治盟友。
        巴约尔的研究发现，纳粹馈赠式腐败的目的，是在通过恐怖压迫之外，借助系统性的利益诱惑，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进行拉拢和控制，从而达到统治的效果。著名的凯特尔元帅就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体制内官员进行利诱，能通过收买人心来保障权力的结构稳定；对社会而言，因权力而腐败的嚣张展示，也可以用来震慑民众，或诱惑精英与极权共谋，从而消除社会层面的敌对暗流。随着腐败的加深，纳粹统治阶层越来越倾向于用奢侈的生活来突出自己在纳粹权力等级体系中的显赫地位，能象征性地显示出自己对有价值资源的支配能力。这种无度挥霍的奢侈腐败，其实是无可救药的权力炫耀：一方面为了突出自身在纳粹等级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被拿来当做国家社会主义繁荣昌盛所必须的物质展示，用盛大壮丽的表现形式来夸耀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大，本书作者写道："只有配得上帝国威严的堂皇外表才能维持住当局的权威。" 
        甚至，元首党棍们写作或出书，也是腐败方式之一。比如希特勒的私人收入中，很大一笔来自《我的奋斗》，政府机关统一购买元首著作是纳粹帝国统治之下的一项义务，故而得到政府的大力赞助与推广，积极响应者更能得到希特勒的青睐。巴约尔指出，《我的奋斗》稿酬每年150万—200万马克，而同时期教师年薪约3000马克。再比如，纳粹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稿酬高到离谱，出版传媒机构巧设名目给戈培尔献金，戈培尔1943年稿酬收入30万马克，埃尔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借此培养戈培尔的垂青，从而能够更好地通过权力逐步控制出版传媒行业市场，到1944年控制了全国报业的近80%。而且戈培尔的稿酬是免税的。与此相似，对于中国大陆官员的图书出版，一直是大陆出版机构喜闻乐见的事情，甚至有些出版社善于借助大陆政府相关政策而衍生出相关的图书出版，这已是大陆出版界公开的秘密。在习近平与他所发动的反腐整风运动的执政下，这套投机性的游戏规则可以说是更加凸显，而《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的出版可以被看成其中的例证。

        腐败对极权运转起到了润滑作用

        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破除了学界一直以来对纳粹官僚体系的历史看法，那就是纳粹的崛起及其政策的实施，并非仅仅如同齐格蒙·鲍曼所阐释的现代官僚体制导致的精确执行和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还存在着通过祛除道德顾虑的利益驱动，使得普通老百姓因个人私利而踊跃参与，通过利益诱惑让普通人主动陷入大屠杀罪行，进而被捆绑在纳粹体制的疯狂战车之上。腐败对极权运转起到了润滑作用的最极端例证，是并不冰冷的私心腐败让大屠杀的运行效率大大增加。巴约尔发现，种族灭绝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纳粹借助对腐败的默许态度，可以腐蚀群众道德，让德国人在卑劣行径中彻底断绝自己的道德退路，从而越能强烈地认同和支持纳粹统治，更加狂热地主动执行纳粹政策，通过共同分赃来达到全民共谋的盛大局面。在利益的强大诱惑之下，利用犹太财产大发横财的卑劣行为使得反犹政策越发极端。因为不愿私吞的利益被索回，疯狂参与的积极分子跨越道德泥淖，将反犹做得更加彻底。于是，结党营私的贪污腐化在权钱诱惑下，将雅利安化过程演变成了一场横财竞赛。在反犹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于腐败问题也偶有打击，但巴约尔却发现，对于总财务官来说，反腐的目的并非打击腐败，而是毫不知情的中饱私囊让他感到自身权力被藐视，自己对党内财政的中央管辖权被下属抽空削弱，通过反腐来巩固自身在纳粹党内的权力地位。
        集中营的腐败体系是纳粹帝国的缩影写照。由于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的管辖，又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也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几乎处于独立自主的运作体系，所以在财务方面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系的影响。在巴约尔看来，集中营的腐败在早期建立时便已露端倪，原因就在于从创立初期开始，看守人员便是无业的纳粹党活跃分子和街头地痞流氓打手等，一旦拥有权力何况还是绝对权力，残暴野蛮与贪婪腐化便互为因果地在集中营里恶性循环，更因代偿机制而越发腐败。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权力的巩固，通过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和馈赠下手，让自己与爪牙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希姆莱还担任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委员，这意味着他在参与罪恶的同时，还需要在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做好文章。这就导致现实越是腐化堕落，希姆莱就越要塑造正直无私的伟光正形象，为了完成这种相悖的统一，希姆莱将一切罪孽皆归结为犹太的荒诞逻辑，他在担任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委员时，面对腐败带来的道德问题说道："我们还没能消灭腐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巴约尔指出，也存在因腐败而撤职的集中营指挥官，但撤职的原因并非因为腐败本身，而是过分对外张扬腐败收益有可能将集中营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最让弗兰克·巴约尔吃惊的是，这种利用腐败来运转极权机器的国家措施，使得第三帝国期间被撤职的所有省部书记和政权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腐败倒台的，几乎没人害怕自己因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甚至，有些高官因腐败受到指控，只需"承诺将账款退还"便可免于刑事起诉。当年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以及事后自我粉饰的宣传口径，让纳粹党人不得不对腐败问题不断容忍，如果因腐败而被提起诉讼，巴约尔写道，"这会给敌对势力的煽动造成口实"，所以赦免腐败官员的违法犯罪是"粉碎了对我党同志的迫害企图"，而太过严重的腐败案件则被定义为"国家机密"而无从调查。只有统治者认为有利时，才允许报道贪赃枉法行为，模棱两可的报道措辞，让读者必须字斟句酌才能从字里行间发现言外之意，修辞作为文学的手段，在媒体的报道上屡试不爽：不仅对官员的政治问题进行艺术性修饰，还会对贪腐数额进行缩减性改写。这与中共的反腐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当官员级别到达一定程度时，官员的腐败数额往往被降低处理，在案情公布之时往往通过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从而保持国家的体面。对于重量级官员进行秘密审判，中共往往信息发布也选择在晚上比较晚点的时间推送。几乎每次省部级官员被查处之时，大陆网友对贪腐数额嗤之以鼻，以"大陆官员竟然如此廉洁"之类的语句进行反讽。

        没有制度保障，腐败铲给谁看

        在一般情况下，纳粹政权通过责任嫁接、丢车保帅等手段进行象征性反腐，对无甚价值的官员进行查处，并通过媒体宣传让民众看到纳粹反腐的决心与力度。然而，社会民众对纳粹腐败的态度，在统治前期，由于掠夺经济的蓬勃发展，腐败问题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容忍，这也使得民众对腐败司空见惯，逐步培养了对贪污腐败的麻木冷漠。只有当腐败到了无以复加之时，社会民众才会出现批评的声音。大陆社会亦复如此，只要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于大陆官僚的贪腐问题基本处于不闻不问状态，只有当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影响到大陆居民的切身利益之时，只要搭乘任何一辆出租车都能听到司机们滔滔不绝的反腐诉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是体制本身造成了如此庞大的腐败群体。从他们的诉求话语中能够明显地发现，他们要么希望中央政府对腐败官员进行大力查处，要么就是认为经济的停滞来源于欧美国家的围剿阴谋。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也有不少的人埋怨严厉打击商业腐败行为是导致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社会精英和公务员尤其认同这种观点。毋庸置疑，目前对贪污腐化的打击，比当年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要严厉得多，范围也要大得多，更不要提超过中共以往的做法——即使也有很多人判断，不管中共反腐的力度要多深，只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问题。
        巴约尔的研究发现与当下大陆社会一样，因党禁报禁，腐败被揭发后，被驯服的新闻界再怎么遮掩事实与刻意沉默都无济于事时，公众热议而谣言四起，贪腐数额甚至会被网友不断夸大，但是很多平民百姓对此皆称"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吊诡的是，第三帝国期间，越是高层腐败被揭露出来，希特勒的形象就越在民众心中显现得英明伟大。为保公众情绪稳定，查处无靠山者以告慰，或内部斗争与派系分赃不均而不得不血祭一二，或时而祭出于体制无关紧要者，继续做着"帝国梦"。一直到战争后期，由于战局的失利对纳粹政权构成了威胁，因贪污腐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崩溃，更怕战争期间"后院起火"，只有在这种例外状态之下，纳粹才开始有所行动。然而，越是粉饰太平，就越需要纵容腐败行为才能完成形象的塑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帝国西墙战事工程。巴约尔写道，这个庞大的豆腐渣工程由于被纳粹宣传机器鼓吹为"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以致于问题丛生之时，不仅需要通过叫停调查来封堵丑闻，同时还需要对工程总监进行大肆嘉奖，通过表彰他"在建设德国西线防御工事中的卓越贡献"来美化帝国形象。
        尽管社会民众对贪污腐败会进行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但弗兰克·巴约尔发现，他们对腐败的控制并不针对纳粹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批评官员们没有遵从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纯洁只是部分蛆虫进入了体制。这与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反腐所收获的民间舆论大体相似，很多普通老百姓对数额硕大的贪腐案件，往往只对腐败官员进行口诛笔伐，并不会质疑大陆体制本身，更无从认识到这是大陆体制的必然结果，反而对大陆政府的反腐拍手称快，使得每一次的反腐都可以让政府重新收获一次民心，平民百姓由此也对最高领导人更加爱戴，大陆互联网上随时可见的"习大大"称呼以及被网友广泛传播的《习大大爱着彭麻麻》等歌曲更是被广场舞大妈们当做背景音乐。与此相似，正如巴约尔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德国民众早已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即使是普通百姓们的抱怨，抱怨的心理实际是他们没有得到同等机会共同参与分赃，这类话语在大陆社会的日常饭局之上俯拾皆是。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动辄表现出正气凛然的严厉批评者不过是匿栖社会下的假面道德而已，大陆居民对此其实并不陌生。考虑到纳粹德国反腐研究在今天的中国读者中可能产生的警醒与评判，这样一本利用反腐商机的书得以出版本身也是一种讽刺。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大陆。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未普：美国为何一定要掌握TPP规则制定权？

        Posted: 08 Oct 2015 10:08 PM PDT


        经过数年的马拉松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终于于10月5日达成。这个协定意义非同小可。

        TPP最早源于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于2005年6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他们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2008年1月，美国就金融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并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谈判。

        TPP文件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有机会窥伺文件的人惊呼，如果TPP协议被正式签定的话，那么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将被彻底改写，WTO的现存规则有可能被一些源于TPP的新贸易或与贸易相关的规则取代。

        据报道，TPP协议将在未来逐步取消数千项关税及各种贸易壁垒，实现工业产品贸易的零关税准入，及服务领域的广泛自由化，并且促成成员国之间在投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等领域的监管上更高层次的趋同化，并就企业知识产权问题建立统一规则，在各个国家开放互联网，打击野生动物走私和环境破坏行为等。

        TPP协议的达成，无疑是奥巴马任期内的一大功绩。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向经济增长迅速的东南亚地区倾斜，而TPP协议将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的最大成就。奥巴马称，TPP是这样的一个协定，它能使各国通过更高的贸易准则，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TPP，市场可以在开放的同时，还能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环境，使发展更加可持续。

        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TPP协议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让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设立商业标准。对此，奥巴马直言不讳，"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纽约时报》于10月5日刊文"TPP达成贸易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Is Reached"）称，美国政府一官员说，"太平洋协定就是建立阻遏中国影响力的壁垒，为全球贸易制定标准，这是奥巴马总统努力向国会推销的核心"。

        为何美国一定要掌握TPP规则制定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违规和滥用其规则，几成家常便饭。在WTO内部，对中国操纵汇率、操纵重大工程招投标、补贴国有企业、侵犯知识产权、操纵出口商品价格的指责，不绝于耳，中国和许多国家的贸易纠纷频繁到WTO都难以招架。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差不多成了过街老鼠，这并非夸张之言。已有不少声音在质疑，中国是不是要毁掉WTO？

        由美国主导，打造一个区别于WTO的、高标准的、拥有广泛基础的协议，应是奥巴马极力推动TPP的初衷。奥巴马在今年六月向美国国会递交TPP"快速通道授权"提案时说，"我们应该制定规则，而不是让中国制定"，"我们不能让一些国家操纵全球经济"。奥巴马目前已获得"快速通道授权"，不过该协议能否在美国国会最后过关，还是一个问题。

        中国方面有不少人笃定，TPP就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协议，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想参加。据《自由时报》报道，美方官员说，中方曾有官员私下对TPP感兴趣。而早在2013年5月，中国商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中国会依据平等互惠原则在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加入TPP的可能性及其利弊。"

        其实美方对中国是否加入TPP，近年来立场有所软化。奥习会前夕，美国领导人及经济学家都明确表态，如果中国加入，将为TPP带来更大利益。美国商界不少人士认为，TPP协定若想真的履行，需要更多国家的加入，特别是中国加入。

        中国显然面临著两难：如果不加入TPP，和TPP成员国打交道时，就不得不接受规则。如果加入，TPP的高标准和高门槛则意味著，必须对自己动大的手术。中国怎么办？

        ——RFA

        金融时报：美国称中国三大国企受益于黑客攻击

        Posted: 08 Oct 2015 10:06 PM PDT

        美国司法部去年起诉5名中国军官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吉娜•宗 汉娜•库赫勒 华盛顿,旧金山报道）
        美国有关部门得出结论，三大中国国有集团受益于中国军方在对美国企业的黑客攻击中窃取的商业秘密。这加剧了两国间围绕网络间谍活动的紧张关系。
        熟悉美国2014年对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提出指控的人士透露，这三家国企分别是中国最大的铝业集团中铝(Chinalco)、大型钢铁企业宝钢(Baosteel)，以及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NPTC)。
        上述人士表示，这些公司是指控中国军官发动网络攻击的上述案件中未被点名的当事人。
        奥巴马政府已威胁要对受益于此类黑客攻击的企业实施制裁，称经济网络间谍活动是"一种必须停止的侵略行为"。
        如果美国要把这三家公司列为制裁对象，那将代表事态的重大升级，因为它们在中国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
        中铝表示，它不知道美方的商业间谍指控。"中铝公司在这些问题上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公司，"它说。昨日是中国黄金周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联系不上宝钢和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的发言人。
        美国有几个制裁方案，从针对高管的旅行禁令，到要求美国的银行冻结资产。
        最新说法出现之际，北京方面正试图安抚美国对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担忧。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承诺，中国不会从事商业性的网络间谍活动。（上图为习近平访美期间会晤奥巴马）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4月份颁布行政命令，首次授权对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网络攻击进行制裁。美国方面惩罚此类攻击的决心越来越强烈的背景是，黑客攻击事件增长惊人，联邦调查局(FBI)认定网络经济间谍案件数量增长53%要归罪于中国。
        官员们表示，许多中国企业依赖于从美国企业那里窃取信息，以便更便宜地销售产品，更迅速地生产出产品，或者加快创新。
        在中国军官黑客攻击案件中，被点名的受害者是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在美国的子公司、美国钢铁(US Steel)、阿勒格尼技术(Allegheny Technologies)和美国铝业(Alcoa)，还有一个钢铁和制造业工会。

        韩碧如(Lucy Hornby)和迪米(Demetri Sevastopul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附录】
        RFA：中国军官"网络盗窃" 案 外媒指有国企受益

        美国司法部去年起诉5名中国军官"网络盗窃" 案件有新发展，有西方媒体报道指，窃密案中有三大国企受益，但如何受益则未有透露。另外，早前被美方以涉嫌经济间谍罪起诉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已获有条件保释外出。（潘加晴 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周三（7日）引述一名熟悉美国去年对5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提出指控的人士透露，中国三大国企集团，中铝、宝钢、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都受益于中国军方对美国企业的黑客攻击而窃得的商业机密。

        该名消息人士并指，这三家公司是上述案件中未被点名的当事人，但未有透露这三家企业如何受益。

        奥巴马政府已经多次表示，对进行和受益于此类攻击的个人或机构进行制裁，称经济间谍活动是一种必须停止的侵略行为。

        报道称，如果美国要把这三家公司列为制裁对象，那将代表事态的重大升级，因为它们在中国经济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中铝向《金融时报》表示，不知道美方的商业间谍指控，"中铝公司在这些问题上，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公司"。宝钢和中国国家核电技术的发言人则未被联络上。

        在中国军官黑客攻击案件中，被点名的受害者是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在美国的子公司、美国钢铁（US Steel）、阿勒格尼技术（Allegheny Technologies）和美国铝业（Alcoa），还有一个钢铁和制造业工会。

        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援网路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资讯，以使其企业或商业行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近年来，美国一再指摘中国对美国网络发动黑客攻击，令网络安全受到威胁，而针对个人被起诉商业秘密罪和间谍罪的案件也日益增加。

        上周五，美籍华裔商人、化工专家黄锡文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提起的一项窃取商业秘密罪表示认罪，但他的辩护律师认为，美国司法部的指控有些方面缺乏依据，希望法官可以轻判。

        另外，今年5月，赴美国开会期间，被美方以涉嫌经济间谍罪逮捕起诉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其案的保释条件有新进展，张浩代表律师欧摩斯（Daniel Olmos）表示，控辩双方同意、经主审法官批准，允许被告张浩于上午8时到晚上8时其间，离开其加州山景城住所，于附近处理家事，使用运动器材。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张浩目前以50万美元保释，暂住山景城一公寓，保释金由被告佛罗里达州亲友以他们的资产作为担保。圣荷西联邦法官高兴斯（Nathanael Cousins）7月初同意张浩保释时规定，张浩必须戴上电子侦测器，留在家中，不可离开北加州地区。

        圣荷西联邦法庭文件显示，高兴斯法官今年7月8日下令张浩保释候审，但国土安全局随后却把张浩关入加州宇巴县（Yuba County）的移民拘留所。

        高兴斯7月28日下令被告以其原来保释条件获释，他同时下令，如美国政府继续将张浩关押在移民拘留所，法庭将采取纠正行动，可能会建议撤除对张浩的控罪。法官命令一出，国土安全局隔日立刻释放张浩。

        张浩为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今年5月16日，张浩受邀到凤凰城参加国际微波会议，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美国时被捕，并被美方联邦检察官以"经济间谍阴谋"、"窃取贸易机密阴谋"等罪名起诉，同时被起诉的5人中，还有该校2名教师。

        沈大伟：中国的软实力攻势——审查机器也正走向全球

        Posted: 08 Oct 2015 10:02 PM PDT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随着中国全球实力的增长，北京正在意识到其形象至关重要。尽管坐拥经济和军事力量，软实力严重短缺还是令这个国家狼狈不堪。据一些全球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中国拥有的国际形象毫无疑问是混合驳杂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劲表现令世界上大多数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其压迫性的政治体制和重商主义的商业实践玷污了自己的声誉。因之，最近一些年来，北京展开了强大的公关攻势，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改善其形象。

        北京大规模的公关闪击战是在2007年国家主席胡锦涛执政时启动，但其强化则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2011年10月，习近平正准备掌权，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专注于文化问题的全体会议。本次全会最后形成的公报声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国家目标。2014年，习近平宣布："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向这个世界密集贡献了诸多芜杂的新倡议："中国梦"、"亚太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很多其他倡议。将这些宣讲斥为"口号外交"固然容易，但北京看重这样的宣讲。（本段所引习近平观点，系其在2014年11月末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于新华社北京2014年11月29日电。——译注） 

        在一些拟议设立的机构中，如新开发银行（该项目由中国连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一道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国正在充实这些华丽宣讲的具体内涵。所有这些机构都或将与中国已在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和东欧设立的众多机构相得益彰。通过这些机构，中国正在小心翼翼地构造一个二战以后西方秩序的替代体系。
            
        并且，中国是在用真金白银支持其打造软实力的冒险事业：500亿美元用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10亿美元用于筹建新开发银行，400亿美元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250亿美元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还承诺，到2025年在全球范围内投资1.25万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史无前例：即便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也不曾像今天的中国一般，到处花这么多钱。北京近期承诺的这些项目总计将耗资1.41万亿美元；相较之下，马歇尔计划的价值在今天相当于1030亿美元。

        中国的外交和开发计划仅仅是一项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这一议程旨在加强中国在媒体、出版、教育、艺术、体育以及其他领域的软实力。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会在这些活动上花掉多少钱，但分析人士估计，年度"外宣"预算每年大约是100亿美元。可成对比的是，2014财政年度，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花去6.66亿美元。

        显然，北京正在运用其软实力工具箱中最强大的手段：金钱。如今，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所到之处都会签下巨额贸易和投资合用，慷慨延长对方的贷款，并提供丰厚的援助项目；其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间访问了超过50个国家。大国总是试图动用它们的金融财富获取影响力并塑造其他国家的行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不同。但中国投资的惹人侧目之处在于，它们正在产出的回报看上去是少之又少。事实胜于雄辩，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与其仁慈敦厚的华丽宣传龃龉不断。

        信使们

        软实力之父、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软实力定义为主要来自社会，特别是源自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观。奈还同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可以赢得尊重，并因而有助于其软实力。但该定义的前提是，国家与非国家领域之间存在明确区隔，这样的区隔存在于民主社会中。而在中国，政府操纵和管理几乎所有宣传和文化活动。（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1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杰出教授。他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首度提出"软实力"概念。——译注）

        中国的共产党体制始终认为，信息必须加以谨慎使用，人民必须接受训诫。在中国，"宣传"并非贬义用语。当这个国家对世界敞开大门时，国家力量不得不尽更大努力保持对信息的控制，并且其在这一战线上的工作已变得更加有经验。但眼下，中国当局不只在国内，而且正越来越多地在国外试图控制信息。

        多年以来，操办这一任务的中枢机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国新办——译注）。该机构位于北京城中央一栋苏联时代的建筑中，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并且充当了真理部的角色。国新办构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宣传机构的一部分，它负责协调多方面的宣传工作，拥有众多员工、庞大的预算以及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鉴于国新办在中国是一家关键的内容审查机构和媒体监督机构，对很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来讲，仅仅是提到其名字就会带来关切的表情。（乔治·奥威尔是英国小说家，生于1903年，卒于1950年；《一九八四》是其代表作，刻画了一个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据国新办网页介绍，该机构成立于1991年1月，主要职责是"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以及"积极推动中国媒体对各国情况和国际问题的报道"。考虑到实际负责传统媒体内容审查和监控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宣传部门，作者于本段对国新办重要性的描述似有夸大。——译注）

        每年11月，国新办都会召开年度会议，勾勒中国来年外宣工作的指导方针。如国新办副主任（有误，当为时任国新办国际局局长——译注）江伟强在2009年向我解释的那样，该会议勾勒的蓝图会覆盖"展览、出版物、媒体活动、交流项目、海外'中国年'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江伟强还称该指导方针为"我们的软实力战略"。相关计划在被采纳时是保密的，随后会在一本被称为《中国媒体年鉴》（China Media Yearbook）的书中公布。（2009年担任国新办副主任的是王国庆，国新办现任副主任为崔玉英。在网络上无法检索到题为China Media Yearbook的书，可以检索到的是China Media Yearbook & Directory，自1999年开始出版。内容可能相近的《中国新闻年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负责编撰工作，其英文题名为China Journalism Yearbook。——译注）

        （图略）DAVID GRAY / REUTERS
        2012年12月，位于北京城区核心地段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附近。

        除了监督媒体和协调中国所有对外交流活动这个主要角色，国新办自己还充当信使：它雇佣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出版杂志和书籍并制作电影。它甚至开发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向用户提供一次性购买全部政府白皮书的服务。国新办的一些宣传面向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对北京来讲，这些都是高度优先的受众。一些宣传是面向前往中国的访客，包括外国居民、游客和商业旅行者，此类宣传通过外文出版社这样的出版机构和《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进行。国新办还参与互联网内容控制事宜，包括批准所有网站申请。但国新办的主要职责在于明确一些将在海外展开推广的理念的具体内容，并随时通告其他中国机构。（据官方资料，外文出版社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下辖出版机构，后者系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代管；《中国日报》亦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直接管理。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与国新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主管、主办；后者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中宣传部直接管理。也就是说，《环球时报》与国新办似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尽管其下设的环球网系国新办批准设立并被认可为其他网站可以转载其报道的合法消息源。——译注）

        官媒及其外宣使命

        北京"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是资助其媒体在海外扩张版图，这样的扩张往往引人注目，目标是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性媒体帝国，以打破其所认为的"西方媒体霸权"。这些尝试中，以中国官方新闻服务机构新华通讯社最为知名。自创办之日起，新华社在国内和国际上就扮演双重角色：报道新闻并传播共产党的宣传。新华社目前总计雇佣大约3000名记者，其中400人被派往其170个海外分支机构。并且，新华社正在扩张其现有分支机构的员工，并以音频和视频内容强化其网络存在。

        新华社全球扩张的诱因不只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忧心，还包括金钱。新华社看到了与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这种西方主流新闻电讯供应商展开正面交锋的机会。如2010年与我交流过的一位新华社官员所称，新华社全球扩展的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新闻机构"。新华社甚至怀抱成为现代多媒体企业巨头，与新闻集团（News Corp）、维亚康姆公司（Viacom）和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体机构展开竞争的雄心。并且，其在线视频内容一旦扩张阵地，它就将试图从诸如CNN、BBC和半岛电视台这种全天候新闻频道那里分得一部分市场份额。

        在追逐利润过程中，新华社出品了较西方资讯服务商提供的产品更加便宜的描述性新闻报道。2010年，新华社拥有八万付费机构订户，这形成了强大的收益流。该机构正特别面向发展中世界，西方媒体在这些地方覆盖面较小，并且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这些地方不存在真正的国内竞争。新华社成功打入那里的市场，还助其实现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目标。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级电视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也已走向全球。2000年它开播了首个24小时播出的英文频道即CCTV International，现在它用六种语言向全世界播送节目。这家电视网正努力改变其生硬、宣传式的腔调并以更加贴近观众的形式包装其播出内容。2012年，中央电视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华盛顿特区设立了新的制作部门，雄心勃勃的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CCTV America）在华盛顿特区开播。中央电视台表示，北美分台将成为其新闻采集和播出运营的全球中心。（2012年1月11日，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开播；2012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正式建成开播。——译注）

        中国也在提升其对外广播的渗透能力。先前以Radio Beijing为人所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于1941年，当时是作为战时抗击日本的宣传工具，但现在已拥有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部位于北京，每天以38种语言播出392小时节目，并在海外维持27个分支机构。

        中国认为它与西方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话语权之争"，而这些媒体通道构成了展开争夺的重要武器。在这场话语权之争中，北京正在收复失地，回击它所认定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华情绪。但在这样的论争当中，其他官方机构也在发挥直接作用。如今，中国的大使馆会按部就班地发布媒体声明，驳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在外国报章刊发整版广告，并试图因一些大学和非政府组织赞助了被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活动而加以恐吓。中国大使还在报章的专栏版发表文章。

        这些工作也包含更加强硬的手段。目前，中国政府对外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以及记者报道的监控较以往更加细致，并已同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加剧了对外国媒体的恐吓。在北京，国新办和外交部经常招呼外国记者"茶叙"，借以对他们加以申斥，因一些文章被认为对中国不友好。政府已拒绝为很多记者（包括一些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重新发放签证，并已拒绝为一些在其黑名单上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发放签证。在中国以外，大使馆官员有时候会警告报纸主编，令其不要就一些可能冒犯北京的话题刊发文章。

        这样一来，像其宣传机构一样，中国的审查机器也正走向全球，并且，看上去其影响正在形成。令人忧心的趋势是，外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实施自我审查，担心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已因某些文章的刊发而惩罚了一些重要媒体机构，如彭博通讯社，并且封锁了若干美国和英国重要报纸的中文网页。

        中国的教训

        中国外宣装备库中的另一项武器是教育。目前有大约30万外国学生正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中文（这一数量庞大的人群是学习中文的主体），另有一些外国学生在职业学院中学习。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向外国学生提供两万份奖学金。同时，中国政府的各个部委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外交人士和军官提供多种多样的短期培训课程。这些培训课程确实给学生传授了有形的技能，但在授课过程中也试图赢得人心。

        然而，中国的大学尚未成功进入全球精英大学行列。仅有三所大陆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出现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的世界1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中。对学术声望的妨碍是严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限制自由的思想和探究，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大学充斥裙带关系以及假冒文凭、学术剽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将创新视作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创新的孕育要求进行开放式的智力探索，但中国的教学方法尚未摆脱历史上那种对死记硬背的强调和内容审查。

        中国的孔子学院承担在海外讲授中国语言文化的重任，形成了打造中国教育软实力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在120个国家设立的475个教学中心，孔子学院已在世界范围内站稳脚跟。（可成对比的是，德国很早就建立的歌德学院在94个国家拥有160个教学中心，英国文化协会在49个国家维持了大约70个教学中心。）但孔子学院已遭到严厉批评。在美国和加拿大，教授们呼吁大学关闭现有的孔子学院或者不开设新的孔子学院，理由是它们侵蚀了学术自由。201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一次有关汉学研究的会议上，主管孔子学院的教育部下设机构负责人许琳下令将会议手册上提到台湾的几页撕去，欧洲汉学家对此愤怒不已。如同在美国一样，全欧洲的媒体和立法机构眼下都在细究孔子学院，结果是，至少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孔子学院已决定关闭。（许琳现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据台湾媒体报道，2014年7月23日，在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开幕典礼上，许琳要求主办方将会议手册上有关蒋经国基金会赞助的内容全部撕掉，引发与会汉学家强烈不满。——译注）

        在另一处战线，北京正坚定地通过体育赛事、美术展览、表演艺术、音乐、电影、文学和建筑作品来推广和宣传其文化和社会，并正取得可观的成功。有关中国帝制时代之富奢的艺术展览在世界各地一直广受欢迎；确实，中国三千年以上的文明遗产或许是其最强大的软实力财富。中国正在涌现大批世界级的古典音乐家，钢琴家郎朗是其中的佼佼者；像他们一样，中国武术家和其他中国表演者也吸引到了观众。中国电影作品继续在为国际市场份额打拼，但中国的作家和建筑家比以往更受欢迎。2012年，莫言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王澍赢得普利兹克建筑奖。虽然中国的职业篮球、曲棍球和足球队依旧远远不及其北美和欧洲同行那么有竞争力，但中国运动员正在广泛的项目上大量获得奥林匹克奖牌。

        中国也正在介入其所称的"会议外交"，主办了数不清的政府性质和非政府性质的会议。大规模的闭门会议，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的达沃斯论坛）、中国发展论坛、北京论坛、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世界中国学论坛以及全球智库峰会，每年为中国带来全世界的顶尖人物。一些活动是真正的盛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2014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2016年将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预计将成为一次同样精心准备的成就展示活动。

        其次是一些隶属于政府的交流计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及其傀儡组织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每年召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会议吸引到大批外国政要与知识分子到访中国，他们无需为参会支付任何费用。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长期以来介入了类似的延伸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仿的交流计划，为中国共产党与全世界崭露头角的新生政治家培养关系提供了灵活的渠道。同时，位于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通过其网站放大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并通过向美国机构提供研究资助推广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大学的研究中心或者学院中的教授职位提供捐助。假如它这么做了，当它这么做的时候，它将了解到，在西方，对于在大学校园和智库中收买政治影响力存在实实在在的限制。（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于2014年9月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60多名专家学者和中方代表。——译注）

        中国军方保留着自己的延伸组织：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两者均隶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充当了邀请外国安全专家访问中国的主要渠道。这两家机构既负责传播也负责汲取：除了就战略和军事事务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立场，它们还从外国专家和官员那里搜集观点和情报。

        若干中国的外交政策智库履行类似的双重职能。这些智库中最重要的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所有这些研究机构均附属于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从较轻的程度上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涉猎更加广泛的事项。2009年，私人捐助者组建了察哈尔学会，该学会特别致力于改善中国的海外形象。旨在提升中国全球声望的一些资金充裕的机构和项目动议构成了这一联合体，整体而言，该联合体是北京赋予外宣工作优先权的证据。

        爱是买不到的

        然而，尽管正在这些工作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但中国尚未见到其全球形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改善，至少以公众意见调查来衡量是如此。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声望已稳步恶化。BBC于201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2005年以来，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看法下降了14个百分点，总计49%的回答者对中国的评价是负面的。令人惊讶的是，如皮尤研究中心"全球观点项目"2013年的一项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软实力亏空甚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恰恰是在这两个地区人们会认为中国可能具备最强大的吸引力。

        尽管结果如此惨淡，北京依旧在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资源试图改变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断裂？答案在于，中国政府处理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其建造高速铁路或者修建基础设施一模一样：投入金钱，然后期待看到进展。中国未能理解的是，尽管它拥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美食和人力资本，也不论过去数十年间其非比寻常的经济崛起，只要其政治体制拒绝而非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其宣传工作就将面对一场荆棘满途的战斗。

        软实力不可能买得到，而必须赢得。当一个社会中的公民才俊被允许直接与世界交流，而不是被当局控制，这个社会也就最妥帖地赢得了软实力。对中国而言，那可能意味着在国内放松严厉的管制并在海外减少控制舆论的工作。只有到那时，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开发其蕴含丰厚而其尚未实现的软实力。

        （作者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东亚政策中心及中国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听桥译自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7/8月号，本文提前刊发于其官网，原题："China's Soft-Power Push"。）

        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6-16/china-s-soft-power-push

        ——纵览中国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10, 2015, 6:54:56 AM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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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李嘉诚的腿强过习近平的嘴

        Posted: 10 Oct 2015 01:20 AM PDT

        李嘉诚、习近平此情可待成追忆？
        几个月来，中国官方媒体围绕李嘉诚撤资问题的文章越发越多，发文的大牌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系统的《了望智库》，《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号称中国旗舰左派网站的《环球网》等等。甚至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也不得不出面对李嘉诚撤资一事所引起的外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质疑进行解释。

        中国官方以如此高的规格和如此密集的频率对一个商人资本的进出国境进行关注，实属罕见。这也反映了"李嘉诚撤资"的新闻对中国政治和经济走向关系重大。

        对李嘉诚撤资进行的最严厉的抨击来自新华社系统的一篇文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一，李嘉诚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大多来自垄断行业，是中国政府关照的结果，当中国发生困难的时候李嘉诚却抽身离去，不应让他轻易离开；二，李嘉诚在敏感时刻不停抛售资产导致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

        其他的媒体发表的文章虽然口气有所不同，但是也都大同小异地对李嘉诚撤资一事进行谴责。《人民日报》微信号的文章甚至以威胁的口吻提到，已经强大了的中国不会在乎一、两个离去的商人，而李嘉诚等则将失去于祖国共同成长的机会。

        在沉默多时之后，面对官方媒体的攻击，李嘉诚本人发表声明进行回应，他在声明中指责批评文章 "似是而非"， 而且"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前香港特首首选人唐英年也发文为李嘉诚辩护，指责官方媒体的文章对李嘉诚不公平；在香港的潮州籍商人也联名发文，声援李嘉诚。

        我对李嘉诚与中国官媒的口水官司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围绕李嘉诚问题展开的辩论所体现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首先是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的经济数据水分太多，今年上半年虽然录得百分之七的增长，勉强达到了官方全年增长目标的水平，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信这个数据的观察家是少之又少。李嘉诚出走中国与观察家们的判断相一致。

        曾经担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张木生前不久在一篇题为"谨防经济断崖式崩塌"的文章中写到，中国可能在二零一五年出现断崖式崩塌。他说他到过长三角、环渤海、中部、西部、东北等地都去看过，经济形势不好。不仅河北、山西等地极差，东北三省的经济更是"完全造假经济，GDP完全是负的"。

        张本人是红二代，又是习近平的拥护者，更是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刘源的"铁杆"，他发表上述评论当然有代表太子党打击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含义，但是多多少少也道出了中国经济困境的实情。他的说法，不仅与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的描述相对立，也与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描述的中国形势大相径庭。

        官方媒体对李嘉诚的批评也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明显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对李嘉诚和他所代表的资本家们是放下身段进行统战的，让他们在中国赚钱，一是为了让他们带领"官二代"们一起赚钱，同时也是为了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中国。现在官方对海外和国内的资本家都摆出了不耐烦的傲慢态度，这体现了"太子"脾气对政策的影响，也是政治左转的风向标。

        李嘉诚等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一向具有趋利避害的本事。无论习近平、李克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何种正面的宣传，在世人眼中，他们讲话的可信度绝对比不上李嘉诚的投资动向所表明的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正如不少人戏称的："宁可相信李嘉诚的腿；绝不相信习近平的嘴"。

        ——RFA

        魏京生：中国的粮食

        Posted: 09 Oct 2015 09:5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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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消息说；中国的粮食过剩了。看起来这是个好消息，反驳了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粮食短缺。（AFP）

        最近有消息说；中国的粮食过剩了。看起来这是个好消息，反驳了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粮食短缺。其实那种耸人听闻的所谓理论，本身就站不住脚。这种所谓的理论，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理论而编造出来的一种政治谎言。编造得再精巧也还是谬论。
        粮食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是简单的生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或者叫做三年困难时期。在同样的一块中国的土地上；在同样的一块养活了六亿人口的土地上，饿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祸，也就是政治灾难。是因为政治管理者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粮食歉收和浪费。结果就是几千万农民被饿死。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农业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社会对农业的管理问题。
        人类组成为社会，以至于国家。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食物生产的管理，或者说叫做农业政策。在同样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如何最大限度获得食物，是几千年来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就是这个意思。
        在毛泽东实行他的共产主义政策之前，中国延续着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农业管理政策。这就是最有生产效率的个体农民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辅之以国家储存调剂余缺。这个基本制度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但是辅助性的制度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重要。经常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错误，就是把传统的基本制度倒退了一步。从已经进步到养活更多人口的市场经济制度，退回到了养活比较少人口的农奴制。不错，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就是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那儿学到的农奴制。是比市场经济制度更落后的农业制度。
        农业管理制度的倒退，使得同样一块土地和同样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养活同样的人口。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其他细小的原因也都起了作用，但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倒退。倒退是主要原因。
        在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暂时压倒了毛派。开始试探着走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小农经济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恢复时期，虽然只是半吊子的恢复，已经能够基本解决吃饭的问题了。
        但是毛泽东是个可悲的理想主义者；更可悲的是，他对于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政治谋略学习得炉火纯青。刘少奇不是他的对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实现了那一代人五四运动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毛泽东的农奴制，一种稍作改革的农奴制。又折腾了十年。
        虽然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大幅度进步，机械、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社会对食品的需求仍处于不足的状态，一直延续到赵紫阳、万里时期再度恢复到刘少奇政策的八十年代，吃饭的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这说明了政治是吃饭问题的最大问题，政策是吃饭问题的关键。各种技术进步都是辅助性的进步，政治和政策的进步才是根本。
        现在据说粮食多得不得了，但是国产粮食太贵，只能库存。国际粮价太低，正在侵蚀国内的粮食市场。这就预示着另一个农业倒退的时代来临了，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下边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是政策问题。刘少奇和赵紫阳的改革，是半吊子改革。现代的高效率农业，要求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土地的集中是前提条件。而土地所有权正是土地集中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从根子上反对土地私有化，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现代化农业。导致了农业成本的居高不下。
        其次是政治问题。全民腐败的食物链，使得机械、农药和化肥等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基层农奴主土皇帝们的腐败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农业成本。食物链最底层的农民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外，农业再投资的水平也极为低下。这些都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
        正是上述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农业进入了又一个困难时期。可共产党却把这些原因藏起来，硬说中国的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果真如此吗？我们横向比较一下。
        日本，台湾的人均农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粮食自给率却有百分之七八十。印度的农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人均粮食占有率还不如中国。什么原因呢。专家们有很多评论。以我的观察原因主要如下。
        印度的农业生产虽然已经市场化了，但农民的传统还不太适应这种制度。东方的日本和台湾早就适应这种制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中国有着适应市场制度的农民，却没有充分的市场制度。所以生产水平介于二者之间。
        因此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和台湾的经验。一方面加快市场制度的改革，提高农地兼并的速度，以便降低农产品价格。二方面提高农产品进口税收，保护农业转型顺利进行。三方面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腐败成本。如此，也许会度过农业新一波退潮的困难时期。
         ——RFA

        阿列克谢耶维奇：前苏联悲惨时代的记录者（陆晶靖）

        Posted: 09 Oct 2015 09:4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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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寂多年的俄语文学终于出头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在十几年前就进入了中文世界，那时候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85年，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被翻成中文，1999年，翻译家高莽（笔名乌兰汗）和田大畏也翻译了她当时的两本最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纪事》，结为一本，收入《新俄罗斯文学丛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套丛书了。现在她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能找到的也还是只有这三部。她最新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二手时代》（Secondhand-Zeit，2013）在第一时间被译成德语，但至今都没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和俄罗斯关系不好，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她是个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了几年记者后，她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结果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太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后来她也不想出版这本书了，因为觉得"太像记者写的"。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这种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她的作品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但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它们太厚重，太沉郁。更准确地说，是口述史。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5年时间写完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她跑了两百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都没有人曾经像她一样关注这个问题。
        如她自己所说，战争是一种男性气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卷入其中的女性才面临着更大的痛苦：要承受与她们体力不相符的搏杀与劳动，并且在战后被忽视。当然，和她的第一本书一样，这本书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尽管获得了文学界和普遍好评，官方依然指责她站在反苏言论一边，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她很快就丢了工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结果一解禁就在国内卖了200多万本，官方忽然又开始喜欢她，发给了她共青团国家奖（Komsomol StatePrize）。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苏联得奖。
        她写书的速度很慢，每写一本都要耗费数年采访数百人，经整理和筛选后只有很一小部分被写进了书里。到现在为止，她一共也就出了六本书。而且她笔下的题材太不讨喜，阿富汗战争、苏联人民的自杀问题、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尽管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5种语言，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她的祖国白俄罗斯，依然没有什么人知道她，因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书。卢卡申科上台后，原来被选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删除了。
        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莱比锡得了奖，她把所有的奖金都用来买自己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的俄语版本，并且把这些书走私进白俄罗斯。政府更不喜欢她了，指控她是CIA的间谍，家里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从2000年开始，她接受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资助，在巴黎和柏林居住。在完成了她最新的一本《二手时代》之后，她于2011年冒险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明斯克，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卡夫卡
        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官方意识形态很远，似乎从来就对集体、爱国、自由这些大词汇抱有距离感。即便如此，她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满意，尽管已经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体，已经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了意义。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她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即便残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现出来，但不过是前面这些主流价值的佐料。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把军队完全撤出，这场从未宣战的战争打了将近10年，时间上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伤至少有五万（阿："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因为大家都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锌皮娃娃兵》写的就是这场苏联国土之外的战争，一个超级大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对内却宣称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到阿富汗帮他们修建道路、医院和学校……阿列克谢耶维奇抵抗住了这种传奇题材对于一个作家的诱惑，即在修辞、结构、人物上动脑筋，以求制造出戏剧性来取悦读者。她认为在如此残酷的战争面前，这样的手段是虚伪和廉价的。这本书秉承了极简主义的风格，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标题都是类似"一位母亲的话"、"一位司机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这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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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锌皮娃娃兵》中受访的那些士兵、军医和辅导员，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可能被宣传为崇高的，但只要来到战场，用不着别人告诉你，所有神圣之物在几天内就都瓦解了，接下来人们就得面对崇高的另一面：毫无意义的丑恶和残酷。战争头几年，国内的士兵们在踏入阿富汗之前，没有人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的亲属朋友觉得战争很远，直到锌皮棺材运过来，除了亲友之外的人们也还没有意识到真相。有一些刚学完卡车驾驶技术的年轻人说他们受了骗，军队和他们说帮助收割庄稼就可以开上新车，结果飞机直接飞到了阿富汗。
        在国内，报纸上说没有战争。军事浪漫主义不断在毒害年轻人，许多人觉得国内的生活庸碌平淡，以为阿富汗充满了革命浪漫情怀，甚至主动报名参军。结果当听到子弹打进人身体的时候，除了恐惧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连声音都是轻轻的，如同击水般。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战争不会使人精神世界里的任何部分变得高尚，只会把人变成某种"非人"。人们开始习惯杀戮，甚至开始庆幸死的不是自己。死的人变成胳膊、腿和肉皮，侥幸活下来的人麻木不仁，还有些满脑子都是杀死别人。一个将要返回苏联本土的准尉说："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另一个人回到苏联之后，却又整整一年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光着身子，随时都怕别人从哪里冲出来杀死自己。在餐馆里，服务员站在他背后点菜，都能把他吓得半死。
        人们很容易变得虚无，因为杀戮和遵守命令不需要思考，因此在很多时候，怀抱理想主义来到这里的人很快就会理智降低到动物层面。满脑子英雄主义和男性气质的人也可能同时是流氓。在营房里，老兵抢走新兵的钱，新兵要给老兵洗袜子，甚至舔干净，可是打起仗来，这些老兵又冲在前面掩护新兵。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而给他们的医疗是最差的，设计缺陷和粗制滥造使得那些来自本土的供给几乎无法使用，任何缴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比苏制的好。
        "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1941年如此，50年后依然如此……"生存本能与欲望占了上风。既然国家欺骗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也玩点把戏呢，士兵们从食堂偷走刀子、勺子，从汽车上偷走镜子，从别人那里偷走奖章去拿到黑市卖掉，甚至连子弹都可以出售：一梭子子弹换一套化妆品。他们不怕良心谴责：那些子弹事先用水煮过，根本射不死人。但也有人直接拿AK47来换两个录音机和几条牛仔裤。黑市和国家都可能带来好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几乎差不多，士兵们盘算着国家会给的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和家具，他们团结一心来谋求这些。没有什么战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英雄。
        开始军队给士兵发少量的伏特加。后来没有酒了，人们去喝含有酒精的防冻液，结果中毒。阿富汗人卖给苏联士兵毒品，后来干脆白送。士兵们经常去阿富汗市民那里嫖私娼。失望透顶的人拿钱贿赂医务人员，喝下肝炎患者的尿，也有人拿枪打掉自己的手指，都是为了告别战场回到家乡。运锌皮棺材的飞机同时也运茶叶、牛仔裤、皮毛、手表，而到了海关，遇到腐败的工作人员，还会把士兵拿命和道德换来的一点儿"战利品"收走。回到家里，亲戚们来问：日本录音机呢？羊皮衣服呢？有些女人能够从战场上带回来这些，甚至还有勋章，因为她们主动跑过去，成了军官的情妇。而那些从事医护工作的女兵，和士兵一样，得了肝炎、疟疾，还要承受骂名，没人愿意娶阿富汗回来的女人。
        有人回国了，甚至还想返回阿富汗。因为在苏联的土地上，没人瞧得起他们，讥笑他们是"阿富汗人"。国家不许他们谈论阿富汗的惨状，苏联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而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和日常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退伍士兵和日常生活之间有巨大的隔阂，他们流的血没有意义，而其他人在本土过得很好，有人还发了财。他们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社会和国家都忘记了他们，至少正在忘记他们。而那些深谙苏联社会本质的父母，从开始到最后，都一直处于绝望当中，和孩子们说什么？告诉他们来自国家的召唤毫无意义？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根本听不进去。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下的，是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带血的历史。在官方纪录和大众媒体中，历史的这些部分都被隐去。书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领兵六年的将军也写了一篇长文指责她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而忽视了士兵们的忠诚、刚毅和勇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许多受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话被写成书面文字，这似乎把他们的创伤永远定格了。有些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甚至声称不需要她笔下的真实，她们有自己的真实。对于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来说，生活在那种真实中，至少能获得一点安慰。残酷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完一个士兵后七年再次见到这个人，那时他已不愿提起任何当年的事，还反问女作家:"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当大自然最后一刻的时钟响起，大地的各个部分将会崩溃"——丘特切夫，《最后的灾变》
        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出版后的几年内，随着译本的面世，相继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获奖，2005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也获得了当年的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关于切尔诺贝利这个题材，这本书已经成为不可不读的经典。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4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下定决心动笔写它。在这四年内，她本人及父母还有身边很多人都生活在被污染的地区。她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
        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境内的普里皮亚季市，离基辅约160公里，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爆炸当天的风向，大部分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小国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乌克兰为4.8%，俄罗斯为0.5%），26%的森林及河流也处于污染带内。关于切尔诺贝利，有极多的重要数字值得列出，辐射量相当于广岛长崎投下的核弹的500倍，核心区辐射达到3500伦琴，约50万人参与了救援，污染区至今还生活着800万人……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都没有写它们，她的重点是记录人们如何埋葬自己的动物，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如何失去自己的爱人，又如何始终无法理解这一切。只通过数字是无法真正记录下这场灾难的。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从引发到善后，都实在是太苏联式了。它暴露出来的是整个苏联社会，乃至整个苏联历史的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梦"的一部分，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核电站的发电效率是最高的。它同时也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在这一点上，苏联和它的冷战对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有了梦想的照耀，许多人也就能够暂时忍受生活上的不足。但苏联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导致的问题是，国家刻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普里皮亚季这个为了核电站而新建的城市，以及它附近的数十个村庄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放射物质的危险性。当核电站爆炸的时候，许多住在楼房里的市民还叫来自己的孩子一起观赏这颜色奇异的紫红色大火。被紧急召唤过来的消防队员连帆布服都没有，穿着衬衣就去灭火，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全身水肿，医生也没有办法，唯一的治疗手段是大量喝牛奶。紧接着就烧掉他们穿过的衣服，把病人送到莫斯科去治疗。但这无济于事，冲在一线的消防员一般只能再活14天。最后他们下葬的时候，脚肿得已经无法穿上任何尺码的鞋子。
        装着火箭弹的直升飞机飞来了，配着自动步枪的军人在巡逻和疏散，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故，来的全是军用设施，他们手里能够调配的也只有军人。人们以为战争要爆发了，带上食物和家具准备撤离，结果被告知什么都不许带，人们无法理解，偷偷把猫装进箱子带走，把门板拆下来装上车，最后这些全都成了放射源。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解释。核电站4月26日爆炸，结果5月1日基辅还在举办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游行。人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离开"家园"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走。这给所有当事人留下了如同地球末日来临般的创伤。被迁走的村庄留下了面粉、砂糖和蜂蜜，人们偷偷地回来，收割庄稼，贿赂看守的士兵，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属于自己和别人的缝纫机、电视和拖拉机带出污染区。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搬运工作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义，当这些受到核污染的东西到达外界，就等于污染地带整个搬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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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士兵们乘着装甲车踏进污染区，击毙所有受到污染的动物和家畜，而另外的负责挖土掩埋的士兵什么都不知道，看到没人要的鸡还抓来吃。还有人偷偷留下。人们喝得醉醺醺的，大喊当年德国坦克开进来，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能熬过去，还怕一个发电站？在推土机、翻斗车的轰隆声中，他们看着那些离去的村民的家被推倒，挖坑深埋，周遭都变成墓园。只有上帝陪伴着他们。从外面运进来的救援物资和食品，因为层层腐败，根本到不了他们的手里，进了污染区转了一圈又被一辆辆卡车拉出来进入黑市。
        爆炸当天，有一位物理学家想尽一切办法，终于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总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求尽快让全体居民服用含碘药剂预防辐射，但后者说，大火已经扑灭了。明斯克的大街热闹如常，人们在辐射云的笼罩下进行着日常生活。这位物理学家说，只要把700公斤碘制剂注入自来水系统，添加进牛奶，就可以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预防。但也没有人去做，都在等上面的命令，没人敢直接去做。政府工作人员嘲笑乌克兰人胆怯，说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的地球哀求救助，而斯柳尼科夫只用了15分钟就汇报完了情况，还受到了夸奖："白俄罗斯兄弟们是好样的！"
        最终戈尔巴乔夫还是承认了事故的严重性。在民间，这使得切尔诺贝利人遭受了其他人的歧视和疏远，没有人敢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工作，没有爱情，他们无法过上正常生活。许多人再次返回当初的村庄，找到了自己的猫和狗，他们在这里还发现了因为内战逃到这里的塔吉克斯坦人，周围没有战火，他们就很满足了。还有车臣人。他们重新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安家，把当时被封死的房屋重新打开并住进去，只要没有战争，他们就满足了……在受到污染的区域，灾难的后果不断呈现出来，一位女教师发现只要孩子们在操场上站15到20分钟，他们就会晕倒在地鼻孔流血，孩子们整天萎靡不振，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渐渐得了癌症死去。而大自然呢，在人类的眼里，它已经剧毒无比，但却没有凋敝。在人类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受污染最严重的一些区域里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多了，森林的密度也开始增加，这里成了一个强制性的自然保护区，它可能是世界上人类痕迹最少的一片土地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全新的事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完全理解这场灾难。她在收集材料的三年间，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正在记录着未来。谁也说不清切尔诺贝利的大爆炸将持续到何时，用物理学的眼光看，有些放射元素的半衰期达到上万年，在此之前，人们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如果说短，可能也足够短，人们总是善于遗忘。日本核电站的专家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日本核电站的每一项技术都极其严密和细致，管理人员也从来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悲剧绝对不会重演。结果福岛核电站还是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她的日本朋友觉得自己受了骗：政府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只想把他们的情绪安抚住。官员们想的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人民，在这一点上，粗枝大叶的苏联人和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并不知道，如果未来有一场无法预料的巨大灾难，自己将会如何应对。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前，谁也不可能预见一个完全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设施，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所以和普里皮亚季有关的所有人，他们的反应也许就是未来某些人类面对另一场灾难的反应，对于未来的灾难，人类被迫能拿出的最后一样武器，也只有自己的身体。
        "我从不相信好的神话，对那些坏的神话却深信不疑。"——塔可夫斯基《潜行者》
        《二手时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的作品，它的对象不再限于局部战争和核电站，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采访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可以说这是她写的最慢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本书。相比于之前的两本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受访人在心态上的不同。总体来说，受访者不再悲痛，但都流露出冷漠、虚无和失望的情绪。大部分人的讲述都遵循"过去……现在……"的结构，对这段历史和自己的国家都怀着爱恨交加的情感。对于许多人来说，一切都是从厨房开始的。赫鲁晓夫执政之后，修建了很多带有独立厨房的公寓，因为公共空间的缺乏，这9-12平米大小的空间成了苏联知识分子的饭厅、工作室、客厅和论坛，当他们在这里认识了足够的同道，也积累了足够的精神资源和勇气后，最后终于走上了街头。
        这些老一代苏联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将要到来的是什么，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当年曾许诺进行全方面的改革。许多人重燃希望，也有许多已经移民的苏联回国定居，结果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失望，正因如此，这些人在当年曾热烈地支持叶利钦，但当苏联真正解体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站在白宫门口，想要保卫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至少不是后来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准确地说，他们当初想要的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与原来的截然不同，但依然是社会主义。
        "越多地谈论自由，牛奶和面包就消失得越快。"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人总在面临理念变为现实之后的困境。第一次是建立苏维埃国家，第二次则是脱离这个国家。在厨房里，书和梦想替代了生活，而现在梦想实现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他们发现厨房里谈论的理想和街头上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有人开始把书清理出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是因为缺钱要变卖书籍，而是对它们彻底失望，从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没人能够教你怎么生活。一个时代的英雄，到了另一个时代就什么都不是，精神病人越来越多，街头犯罪率一直飙升，而在银行的柜台前，全是排着长队打算做生意的人。
        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索尔仁尼琴终于能回俄罗斯了，人们曾经无比热切地盼望他，结果他在美国住得太久，也弄不清楚现状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变得比解体之前更加糟糕，他们努力地去理解现实，并且试图把他们的所得教给人民，再次充当"时代的良心"；但一方面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再需要他们。腋下夹着一本曼德尔施塔姆诗集的人不再受人尊重，这成了"一无所能"的象征。
        STOCKHOLM 20131024 Vitryska författaren Svetlana Aleksijevitj är i Sverige för att delta på den internationella litteraturfestivalen på Moderna museet. Hon är aktuell med boken "Tiden second hand". Foto: Vilhelm Stokstad / TT / Kod 11370
        两股力量牵扯着俄罗斯，一股残酷、快速地奔向未来，另一股失望、颓废，在废墟中叹息。在许多人的眼里，苏联解体后，立刻爆发了没有火药的内战。寡头、银行家成为胜利者，他们怀抱模特抽着雪茄，而司机、工人和教师们失败了。再也没有保尔·柯察金了。有一位受访者说："我知道他们赢了，但为什么电视上都在播他们的事？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看他们的生活？这是病态的。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应该羡慕这些人。"所谓俄罗斯人，应当是天选的民族，永远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我们总要为一些崇高的事情活着。"苦难、残忍，只要有崇高之物可供向往，人们就能生活下去，活得差才有灵魂的空间。
        "俄罗斯人在看到可怜的人的时候，可以把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送给他，但转眼自己又会去偷去抢。"人们喜欢谈论国民性，对富庶的市民生活又鄙视又羡慕，但市场上充斥着来自中国的日用品，他们最终还是觉得这个邻国走了一条似乎好一点的路。如果有俄国梦的话，那就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必然性一起迈向自由王国，但实际上呢，一位受访者说，最终胜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盖达尔拿活人做经济实验，人们又去捕猎身边的人。最终大多数人们回忆起这段岁月，说的都是类似的话：那是自由的时代，那是疯狂的时代，充满希望和绝望，总而言之，不是属于我的时代。
        卡车司机的挡风玻璃前，依然挂着斯大林的照片。穷苦的人们一边渴望权威，一边走很远的路到火车站的厕所里去洗衣服，因为他们交不起水电费。新人在这种社会丛林环境成长起来，他们不愿意接受父辈那套受难的理论，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报社工作，领导总是派她去采访那些有钱人，传播那些奢侈的生活方式。有钱人喜欢她，但她不觉得自己是猎物，相反她是追捕成功的猎手。后来她厌倦了登在报上的那些陈词滥调，辞职当了一个有钱人的情妇。没问题，爱情不过是生意。她有了钱、首饰和汽车，而此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磁带录音机都是稀罕物品。最后她当然被富翁抛弃了，独自生下了孩子。但她依然不后悔，不肯让父母来教育她的孩子，因为那些"没人再要读阿赫玛托娃的诗了"。
        她父母那一辈人依然爱着红场和莫斯科，愿意排6个小时的队来瞻仰列宁墓。不远处一个残疾的老兵唱着经典的苏联歌曲，老共产党员走过去，却只看到一堆外国人围着老兵施舍。"从前他们害怕我们，而现在他们花点儿钱就能得到满足！"一个勇气勋章20美元，一个列宁奖章100美元。
        最悲惨的是老人，他们在希望和等待中过了一辈子。斯大林的时代，他们总听说，战争就要结束了。赫鲁晓夫说，很快我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了。戈尔巴乔夫说，很快自由就要来了。后来叶利钦和盖达尔说，我们就快要富起来了。有人等了20年，就为了等一套国家分配的房子，结果休克疗法来了，盖达尔说，你们可以自由买卖房子啦！还等什么，赶紧去买啊！可是拿什么买？以前可以买的起一辆伏尔加汽车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双鞋。有人酗酒，有人自杀。对于普京，人们依然是这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他是一个斯大林般的强势人物，能够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回到旧苏联的荣光；而另一种人说，我们斗争了这么多年，忍受了这么多苦难，难道只是为了等到一个KGB老员工来掌权？
        在全书的末尾，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这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两个世界，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在这巨大的时代震荡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很贫穷，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普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只等待春天，那时候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播种，而春天总是会来的——不像某些别的希望。她不被这些希望折磨，也没有历史的观念，如同大地一样卑微而坚强地活着。可能只有这样的人民，才会觉得这二十多年，没有经历一场荒唐的时代悲喜剧。

        ——《新知》（微信公號：WISSEN1BOOK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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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1, 2015, 6:35:52 AM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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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忠的犀利评论

        Posted: 10 Oct 2015 06:33 PM PDT


        （张雪忠（1976年－），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以敢言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并且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授课资格。[1]2013年12月被华东政法大学正式解聘——维基百科）


        张雪忠：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

        张雪忠：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顽固地拒绝人类社会通行的普世价值，并且迟迟不肯建立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那绝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国情，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的政府：这个政府本身极其败坏和不得人心，以致于根本无法通过公正的法律和诚实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续。

        张雪忠：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

        张雪忠：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不能遏制腐败，就不可能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就谈不上社会发展。一切问题根源，就在缺乏民主；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现民主。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竟会低贱到连享有民主权利的资格都没有；我一直都以为，那些剥夺中国人民主权力的人，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敌人。

        张雪忠：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包含一小部分国民，这些国民并不能因为组成了一个政党，就可以取得国家的主权，进而取得支配其他国民的权力；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

        张雪忠：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就应该努力在自己的手里建成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总是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一个能够切实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宪政中国，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张雪忠：40多年前，一个心理失常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天，一些遇害者的家属却对这个迫害狂尊崇有加，这实在是令人称奇的心理现象。其中最荒谬的理由是"他缔造了这个国家"。谁也不可能缔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就存在着，他只不过是攫取了它的统治权而已。

        张雪忠：在我未成年时，一直是我的父母养活着我；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通过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曾养活过我哪怕是一秒钟。有些人认贼作父、自我作贱，竟然认为自己一直是由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养活的；我很想问问这些人：你们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张雪忠：一些中国人为表达对日本的抗议，竟理直气壮地毁坏和抢夺另一些中国人的合法财产，这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恶果。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质就是党化教育，它不但扼杀人的理性，使人失去独立思考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使人逐渐失去宽容和善良的美德，不再懂得尊重和关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雪忠：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这并不是要禁止它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自虐的方式，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张雪忠：向一个本身不正义的制度索要正义完全是行不通的；实现正义的前提是努力改变目前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不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努力和付出，仍然很有价值：它可以将制度的野蛮与不公，以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让更多的人看清问题的实质！

        张雪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没有赢得批评政治人物的自由前，绝不会急着去赞扬他们或他们的老婆。

        张雪忠：如果在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学者如何研究哲学，那么哲学在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同理，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人民如何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

        张雪忠：今天，决定性的因素已不是他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

        张雪忠：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专制国家，唯一有说服力的改革信号，就是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南非、韩国、缅甸和台湾地区莫不如此），衡量改革是否真诚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开放两禁。那些能从一份会议公报中解读出改革信息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为他们能从"无"中看到"有"。

        张雪忠：任何一个国家若抗拒民主政治，真正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民众素质太差，而只能是因为官员素质太差。只有一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大量粗鲁、愚蠢、贪婪和野蛮的官员身居高位，不受约束地作威作福。

        张雪忠：对于那些经过选民投票而取得国家领导权的日本政治人物，中央电视台接二连三地贬之为政客；对于那些未经国民授权而窃取国家权力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一帮政治强盗，中央电视台却极尽逢迎和吹捧之能事，由此可见，只有那些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才适合担任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

        张雪忠：对公共事务，无论是单纯的评论，还是实际的参与，都是具有公共涵义并需接受公共舆论检视的行为。因为他人没有"行动"，就说他人欠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诚恳地提醒有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朋友：千万不能指望自己的言行能免于批评；你唯一能做的，是努力让它们经得起批评的考验。

        张雪忠：我只想指出，从薄、徐、周和令等人的落马，人们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大权在握，长期统治着中国的高官（及他们的家人），不但权欲熏心，贪腐成性，而且连杀人越货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却整天以十三亿中国人的道德导师自居，整天在嚷嚷着要领导中国人提高道德素养！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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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2, 2015, 6:06:11 AM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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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恒：從杜潤生離逝看「改革已死」

        Posted: 12 Oct 2015 12:15 AM PDT

        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日前過世，其身後榮譽理所當然地與他的改革歷程掛起鈎來，頗多溢美之詞。而誰都知道，這些年來，改革已死要麼是共識，要麼可以用經驗得到印證。而農村改革作為改革的分支，數十年來難有寸進，而今與城改付諸流水。

        杜潤生作為貫穿多個時代的改革智囊，在稍縱即逝的改革窗口期抓住一點機會，參與推動了政策制定與頂層設計。這是他作為改革參與者的榮譽，是合乎潮流之下的應有回報。而在改革空剩改革話語，乃至於只剩下軀殼的今天，杜潤生之死象徵著「改革已死」板上釘釘。
        其實在思想界中，對改革已死的判定早已經下達。異見知識分子早已擺脫了改革話語的魔咒，開始以超越的眼光對其嚴厲批判，以期將人們從改革話語的深度蠱惑中帶出來。而在改革最為擁戴的體制改良人士那裡，也以絕望的現實，對改革做了各種告別。
        五年前甚至更早，改革的停滯現象就普遍發生。在這種局面下，當汪洋主政廣東，提出從思想解放、經濟上「騰籠換鳥」以社會建設等改革方案時，確實引動了改革式微下的短暫興奮。汪洋赴京後，其門徒在粵省依然有農改動作，但已經無力回天。
        得益於長壽，杜潤生在漫長的經歷中收獲了遍布體制內外的門生。即使這樣，依舊可以看到，改革既然已經不再是執政的主流傾向，體制內再有改革勢力的潛伏，並不能喚起改革的真實動作。這些年，改革更是讓位於「發展」，從體制中深紅詞彙褪色為體制外淺藍詞。
        相當長的時間內，改革都被理解為（準確地說是灌輸）政權維持合法性的動力來源，改革派也利用這一點挾威自重。舉凡談到改革，就是進步，就是國家良心，卻全然無視（準確說是不敢面對）改革的停滯與倒退。杜潤生逝世後，終於從這種虛與委蛇的「改革」枷鎖中解脫。
        多少年來，改革作為某種欺騙式的話語，儼然成了政權的「二房東」，向人民提出種種過分的要求。民眾一聽見改革二字，似乎就顧不上仔細甄別，改革竟然在其衰落的進程中成為規範民眾的意識形態。這是改革話語的反動所在，反「改革」也就勢成必然。
        我們今天不承認改革繼續對統治有效，承認它對思想限度的束縛，完全拋棄改革話語，重新說另外一種政治語言——無論是對政權，還是對大眾而言，都是極其迫切的。所以，紀念杜潤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民眾他所代表的改革派在這個國家的真實處境。
        改革思想的控制力是極其強大的，這也是它在頹唐之下顯露其惡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只是「改革已死」，還要反思改革派在當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問題，進而在政治進程中發掘新的路徑，甩開「改革」的負累，已經成為大陸民間及思想界未完成的「排毒」過程。
        總之，改革理念所生成的改良方案或幻想中的對革命的拒斥，已經成為大陸人求取思維進步的一大障礙。借助杜潤生這一充滿了改革色彩的人物的離逝，借機全面檢討作為政綱、思想資源、行動依據的改革，對於大陸十分必要。但願杜潤生的逝世能催生些許新生的苗頭。

        ——东网

        乔木：矛盾心理與中美軟硬實力的糾結

        Posted: 12 Oct 2015 12:09 AM PDT

        中國領導人剛結束的訪美，除了作爲政府喉舌的中國媒體的自娛自樂外，要想了解更多情況，也有必要看一下美國媒體的報道。總體來看，對於訪問，美國媒體沒有像同期的教宗訪美、大衆汽車醜聞、歐洲難民問題那麼重視。

        中國輿論盛讚出訪前《華爾街日報》給習的專訪，其實那只是個沒有見面的書面採訪。提的問題，或者說回答的問題，也是經過刻意選擇，迴避了一些所謂敏感、中美分歧大、但讀者更感興趣的話題。書面滯後的回答，關於內政外交特別是經濟，更像是政府各個部門集體討論回覆的結果，而沒有被採訪者個性化的特點。
        這樣的書面採訪，已不是第一次。2012年時任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訪美前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採訪，報紙分兩次刊登。第一次登出後，美國輿論譁然，一致認爲這不是《華盛頓郵報》一貫的風格，更像是爲中國政府做宣傳，質疑二者有什麼交易。該報在第二次刊登時，特意加了說明，稱中方最終發回的材料，不是報紙提的問題，而是自問自答。
        比較起2012年以副主席身份的訪問，美國媒體這次沒有過分關注，與其說是與教宗訪美的新聞撞車，不如說是沒有像那時一樣的熱情期待。那時雖是副主席，但公認很快將接班成爲最高領導。以他的經歷、父親的遭遇和影響、中國在胡溫和諧10年後面臨的變局，國內外輿論普遍認爲他上臺後會有可喜的變化。
        但三年過去了，除了反腐亮點，政治上似在回歸紅色血統，經濟上危機漸顯。股市大跌已遭不滿，沒有退稅減稅、增加民生福利，人們更是失望。
        而中美關係亦是如此。從美國方面來說，對中國從之前的期望，又回到一種愛恨交織的複雜心態。這種心態由來已久，從過去到現在可以反映在四個方面：蘇東劇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失靈引發的憤懣心理、政治反感與經濟誘惑的矛盾心理、國內政治角逐與國際戰略運籌互動中的矛盾心理、全球戰略中的現實需要與未來挑戰的矛盾心理。
        這種矛盾心理，期待領導人是否順勢而爲只是表象，根源在於中美國際地位和實力上的差異變化，簡言之：中國硬實力不軟，軟實力不硬；美國硬實力走軟，軟實力仍硬。
        硬實力方面，和30多年前的窮苦困頓相比，中國現在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更是坐擁3萬億美元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美國經濟雖仍居第一，但佔世界的比重持續下滑，近些年的金融、貿易更是遇到很大的麻煩，三分之一的巨額外債向中國伸手。
        但軟實力方面，中美兩國態勢迥異。美國仍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特別是借又一波國際民主化的浪潮和互聯網自由的籲求，政治價值觀在中國人中有相當的吸引力。從更大的背景來看，在冷戰終結、全球政治地理的疆界打破後，美國的文藝、體育、消費等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背後，是其政治文化的強勢傳播。
        中國30多年前雖然國弱民窮，但由於封閉隔絕，還不太擔憂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矛盾的激化。那時改革開放、和平發展取代革命和階級鬥爭，成爲中國軟實力中讓世人欣喜的因素。
        然而30年過去了，當開放成爲常態，改革總有繞不開的痼疾之時，政治軟實力上的軟和經濟硬實力上的硬，反差是那麼的大，以至於無論是興辦孔子學院、奧運世博，還是免除外債、一路一帶，都會引起極大的爭議。特別是在國內稅負沉重、民生艱難的時候，每次出訪都是大舉採購、對外援助，國內百姓也多有不解。
        中國儘管經濟軍事在上升，由於有錢，政治上也很強勢，但一直解不開一個軟實力的矛盾。一方面中共十八大報告稱「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大批達官貴人的子女家屬都在帶頭往「邪路」國家跑。
        民衆要求簡單明瞭，你把你家孩子往哪裏帶，就把百姓往哪裏帶。領導一個個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民主國家，卻告訴大家民主是邪路，這隻能是腳後跟上吊——哄鬼。

        ——东网

        南桥：TPP踢了誰的屁屁

        Posted: 12 Oct 2015 12:06 AM PDT

        習主席訪美剛回來，美國傳來的消息，TPP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這對中國政府來說，當然不是一個喜慶的好消息，雖然TPP的實際運作和效果還有待將來展開，但是人家話裏有話，大家心照不宣，這個新遊戲不帶你玩，等於是對習主席剛剛對奧巴馬提出的「新興大國關係」直接回答了一個NO。

        TPP在美國的反應是多元的，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正在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拉妮·克林頓就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工會組織也發動了集會表示反對和抗議。在美國這很正常，好像還沒有什麼事情是沒有人反對的。有人反對是好事情，反對的人會指出贊同者沒有考慮周全的事項，免得犯下太難以收拾的錯誤。當初中國爭取獲得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隨後加入WTO的時候，中國民運領袖魏京生就表示反對，他說，中國爲加入WTO作出的承諾，是不會認真實施的，一定會食言。那個時候很多人認爲，讓中國加入WTO必然會催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中國將不得不開放市場，人民收入將增加，中產階級會成長起來，經濟進步將必然導致人權狀況的改善，自然而然地漸進到民主制度。人們認爲，既然中國是WTO的新來者，當然會按照已有的規則參加到遊戲裏。諸如全球氣候變化、環境生態保護等人類共同的大問題，中國也必定會參加。十五年之後，當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美國人很不情願但不得不在心裏承認，比他們更瞭解中國領導人的，還是從中國出來的魏京生。中國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而魏京生的預言卻都成了現實。
        有意思的是，TPP在中國引起的反應是民間的一片叫好聲，在社交媒體上，人們難以掩飾幸災樂禍的心情，把TPP並沒有明說的話高高興興地說了出來，「人家不帶我們玩啦」。維穩部門不能像對待香港雨傘運動那樣，下禁令不許民衆爲TPP叫好，新聞宣傳部門又不方便下令筆桿子們唱衰TPP，尷尬時刻又是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急黨所急，寫文章指責爲TPP「排斥中國」叫好的人是「有多極端」。理由是什麼呢，「這些人畢竟也是中國人，他們對國家的不滿大到了如此的程度，盼着國家不好」。
        問題是，這些中國人爲什麼會爲TPP叫好呢 ？
        這讓我想起了一張很有名的照片。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皇城。八國聯軍的人數只有清軍的十分之一，攻城的時候，照片上是成群穿長衫的長辮子大清百姓搭梯扶梯，幫助八國聯軍。在廣渠門附近，八國聯軍從下水道攻入城內，京城百姓齊齊站在河沿圍觀。八國聯軍進攻大清首都，一路上也要吃飯，是中國百姓的獨輪車隊爲他們送糧，民船組成運輸船隊通過白河往北京爲八國聯軍運送物資。這些史實，都有照片爲證。
        照胡錫進的說法，這些人「畢竟都是中國人」，怎麼會盼着中國人打不過外國人，「盼着國家不好」？皇上都逃跑了，百姓怎麼會無動於衷，甚至相幫外國人呢？
        時光從今天倒回去三十五年，中國政府曾經發動過一場入侵越南的邊境戰爭，理由是越南軍隊入侵中國傷害邊民。中國政府沒有告訴民衆的是，發動這場戰爭的一個原因是要助紅色高棉一臂之力。越南在1978年12月26日對柬埔寨發動襲擊，而紅色高棉是毛澤東一手培養的學生。
        越南軍隊打進柬埔寨，只用了19天就佔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越軍所到之處，柬埔寨人民夾道歡迎，視爲救星。這是爲什麼呢？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把原因告訴民衆，一直要到幾十年後，紅色高棉殘虐暴政的事實真相點點滴滴地流入中國，中國人才知道，當年自己的國家對別人的國家和人民幹了什麼。
        爲TPP叫好的，「畢竟也是中國人」，他們在中國人中還多數是境遇比較好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級，是最近十幾年由於中國加入WTO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而得以改善的人，爲什麼他們要爲TPP踢了中國的屁屁而叫好？
        道理很簡單，中共在發展經濟以後拒絕政治改革，反而在政治上向毛澤東時代倒退，不僅橫徵暴斂，徵地強拆，暴力操弄股市，在經濟上一味蠻幹，而且監控信息、侵犯人權、拘押律師、打壓宗教信仰、鎮壓邊境非漢民族、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控制學校教育，這套做法已經傷害了所有的人，包括低層貧民和中產階級。互聯網時代，中產階級得風氣之先，了解世界大勢，環境惡化而造成的霧霾和不潔飲水有毒食品時時刻刻在提醒他們，中國已經成爲危地，家鄉早晚會成爲不適合安居樂業的地方。他們渴望改變，而他們渴望的改變只有啓動政治體制改革纔有可能。可是習近平和他手下那些人卻固執地拒絕這種改革。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積聚着不滿和焦慮，可是中國政府經周永康一類人發展出來的維穩模式將民衆的任何異見扼殺在萌芽狀態。社會大衆雖然不滿卻完全被動，無可奈何，連掙扎的空間都沒有，已經走到了絕望的邊緣。在這樣的處境下，社會無力反抗政府，只能寄希望於外來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和改變可能會損害他們個人的利益，他們也願意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價。這時候有人出來踢一下屁屁，倒逼改革，能不叫好？
        曾幾何時，全世界普遍認爲，經濟進步將必然引出政治改革和社會的開明。這一規律被事實證明在中國無效，對中共無效。TPP則把經濟貿易和人權、信息、法治等政治因素掛起了勾。TPP在中國引起的一片叫好聲證明，中國人民是希望改革的，希望符合世界民主大潮，合乎普世價值的政治改革，而TPP踢了的，是落後的、愚頑的、沒有前途的專制極權主義政權的屁屁。中國人爲此而叫好，就很好理解了。

        ——东网

        重新认识蒙古国：中国的梦与俄国的泪（王耀平）

        Posted: 11 Oct 2015 06:49 PM PDT



        1950年代中国为蒙古国援建的中蒙友谊医院，如今沦为废墟。2014年8月22日摄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访问蒙古国。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蒙古国人民心中也有一个蒙古梦"，而普京在欢迎仪式上当奏响俄罗斯国歌时流下了眼泪。这两件事引起身为中国驻蒙外交官之子的王耀平的感想。2014年12月27日，他在其个人博客发表长文《重新认识蒙古国》从大历史的角度纵论中蒙、俄蒙关系。他认为，借着苏联解体而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蒙古国民，反俄反中都是他们的选择。美国、日本，是他们的亲密伙伴，中国俄罗斯不是。他们太想摆脱在中俄夹缝中生存的处境。中蒙没有友谊只有利益。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依然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蒙古国民认为国家和民族是处在分裂状态，这就是蒙古国人仇恨中国人的根本，远远超过中国人对占领钓鱼岛日本人的仇恨。中国驻蒙使馆如同摆设。"蒙古华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大使馆根本指望不上，就是一群混饭吃的家伙。"这是采访中一位华侨说的。当然，蒙古国也不把中国大使馆当回事。一位中国外交官的护照，居然被蒙古警察给撕了。

        这个蒙古国让我长久地关注，几十年了。说这话好像没有人信，这是真的。1965年9月，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父去了蒙古国。作为经援蒙古国的外交官，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8年。2007年，我写了《经援蒙古国历史侧记》（《国际商报》以《经援蒙古国的跌宕历程》发表），为的是纪念他。这就是我关注蒙古国的原因，或许也是一种情结。

        一直以来，我对蒙古国的认识非常肤浅，因为没有渠道获得真实的信息，实际上关于蒙古国的政治信息被长期封锁，或是掩盖。我们或我所知道的，无非是"文革"期间那一点点"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一直以为，"文革"前中蒙是友好的；"文革"后"破碎的一页"被翻了过去，又友好了，甚至相信蒙古国议会有回归中国的动议。其实，是我无知，我错了。

        进入蒙古国，转了几天，听到、看到、体会到的，中国与蒙古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紧张，而是非常紧张。除了官样文章和冠冕堂皇的讲话，没有人认为中国与蒙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包括某些官员。表面拥抱，肚里骂娘，这就是中国与蒙古国政治关系的现实。

        2014年8月，有幸踏上蒙古国，驱车从扎门乌德到乌兰巴托700公里，一路的蓝天白云，从扎门乌德往北最少500公里是荒凉的戈壁。曾经的不毛之地，储藏着无尽的矿藏。

        一、普京的眼泪

        蒙古国号称是前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这就是普京落泪的原因。沙俄帝国、苏联帝国的陨落，让俄罗斯沦为超级的二流国家。前苏联对蒙古国的奴化教育，以及前苏联对蒙古国70年的殖民统治，让普京对蒙古国些许还有"依恋不舍"的情绪。

        俄国对蒙古国的殖民统治很具体：国家管理副职均为俄罗斯人；国家领导人娶俄罗斯人为妻，比如前蒙古国领导人泽登巴尔；俄语成为官方语；对老蒙文进行俄文化改革，看上去都是俄文字母，这就是所谓的新蒙文。现在依然留存的殖民痕迹有：宽轨铁路、电器插头（电器标准）、蒙古俄式西餐、苏联红军纪念碑、扎门乌德苏军兵营的遗迹、赛音山达遗留的坦克……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试图恢复老蒙文（我们在中国境内看到的蒙古文）。由于70年的历史已经改变了两代人，仅仅3年，恢复民族传统文字的企图失败，被俄文异化的新蒙文依然是流行的官方文字。

        蒙古国的殖民模式如同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溥仪娶了日本媳妇；政府机关的副职和顾问挤满了日本人；国民集体学习日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都日本化。

        蒙古国承认不承认，他们从满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中的所谓"解放"，依然是苏联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满朝"（与我们"清朝"的说法不同）统治蒙古国200多年，1911年的独立和1921年的解放，都没有摆脱受外来势力统治的命运。所谓的民族英雄苏赫巴托尔，实际上是苏共的代理人，没给蒙古国带来独立，而是帮助苏联统治蒙古国。

        一位华侨告诉我（在蒙古国期间采访了十多位华侨，因为安全问题，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前苏联统治期间，屠杀蒙古国贵族和精英7万人，教科书上只说3万人。当时的蒙古国只有70万人口。暴力、恐怖、屠杀，是殖民统治绝对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为了达到有效控制，屠杀十分之一的国民，残酷到了极点！

        电视上看到，蒙古国总统在迎接普京的仪式上，普京听着俄罗斯的国歌，落泪了，几次擦拭自己的眼泪，也许是蒙古国的风沙吹眯了双眼。苏联帝国的陨落的确是一种悲哀，无奈颓丧的情绪无法掩饰。想当年，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的牛羊马骆驼全都出口苏联，各种矿藏源源不断流向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逝去的无力挽回，这或许就是普京落泪的原因。

        蒙古国人喜欢俄国人？未必。蒙古国有排华情绪；同时也有排俄情绪，只是排华情绪更为强烈。借着苏联解体而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蒙古国民，反俄反中都是他们的选择。美国、日本，是他们的亲密伙伴，中国俄罗斯不是。他们太想摆脱在中俄夹缝中生存的处境，可惜，搬不走！

        二、中国领导人送来一个蒙古梦

        2014年8月22日，中国领导人在蒙古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到蒙古国的蒙古梦。做梦已经国际化，把梦推销到蒙古。什么是蒙古梦？不是我们中国人说了算的。

        蒙古人的蒙古梦是什么？我揣度：成吉思汗横扫整个欧洲称霸世界；内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蒙古故地的大一统，远远超过一个俄罗斯；忽必烈大元朝的广阔疆域；远征日本的大元海军……真敢让他们做梦！有报道说蒙古人要回归中国，这只是中国梦，不是蒙古梦，千万别信。

        乌兰巴托市中心是苏赫巴托尔广场，端坐在大会堂中央的巨大雕像是成吉思汗。蒙古国到处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和雕像。最近，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林彪坠机处）更名成吉思汗，不难看出蒙古国梦想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

        这个梦，让蒙古国人不能不陷入悲哀。特别是在蒙古国知识分子当中，想起成吉思汗，会使他们彻夜不眠、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这种向往，或是痴迷，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狂躁和仇恨，这样一群人，怎么会在议会上通过并入中国的决议？荒唐！新任民主党的民选政府就是因为强烈反中排华才赢得选票，掌握了政权。

        三、仇恨中国人

        首先，认为中国人侵占了他们的领土

        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依然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他们认为国家和民族是处在分裂状态，这就是蒙古国人仇恨中国人的根本，远远超过中国人对占领钓鱼岛日本人的仇恨。尽管蒙古国官方没有明确表达这个观点，但是，仇恨的情绪随处可见。这也就是我们怎么讲友谊也没有用的根本原因。

        就在国家领导人高访蒙古国的前一天，在中国驻蒙大使馆门前，中国外交官遭到殴打。为什么？挑衅、发泄、表达愤怒的情绪。背后的阴谋不得而知，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下马威！要不是蒙古国经济崩溃、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他们才不会向中国示好。

        2012年我到达中国一侧的东乌珠穆沁口岸，当时边防人员说，蒙古又在反华，我还不解。我对中国政府没有将这些信息公布于中国，表示遗憾！当时蒙古国大选，新当选的现任总统，靠的是排华获得民意。

        他们仇恨汉人，同样仇恨内蒙古人，在外蒙古人的眼里……（不能再说了）。有的内蒙人到了蒙古国，似有回到祖国怀抱的感觉，但是大失所望，看到的却是完全俄罗斯化的，具有殖民色彩的蒙古国，路标指示牌都看不懂。

        在乌兰巴托期间参观了60年前中国援建蒙古国的培才学校，现今蒙古国立大学的经济学院。体育馆内的一个斯斯文文的蒙古大学生直接对着翻译大骂——滚！因为我们与学中文的女学生寒暄了两句。这个表面看上去挺斯文的学生很愤怒！我们赶紧走了，会中文的蒙古女学生也赶紧走了。走在路上，碰到蒙古警察，翻译让我们别说话。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这就是现实的蒙古国，这还是中国领导人高访期间。

        其次，认为中国人是骗子

        这是延续了很久的一种情绪，认为中国人都是骗子。早些年的中国制造，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中国人讲究一分钱一分货。满洲里、阿尔山、二连是他们进货的渠道，花低价买高档产品，或许也是一种梦。由于这种情绪的蔓延，尽管现在中国低端产品已经好了很多，他们还是从内心抵制。以致二连等地的"温州"市场不断萎缩，中国商人很少出境，都是蒙古人自己到中国境内提货。

        这也成为他们瞧不起中国、恨中国的理由，他们的包装食品大多是从日本韩国欧洲进货，中国货极少。不过超市里的水果蔬菜一看就是中国制造。边远地区的商店只有土豆和葱头，个头极小。

        第三，认为中国人是强盗

        中国与蒙古国搞经济技术合作，投资开采煤矿油田，他们认为这是掠夺他们的资源，是抢夺他们的财产。好像中国人不是花钱买的。除了签订协议，各级官员、地主牧主、警察、地痞无赖都能得到好处，尽管如此，你还是强盗。中国给他们援建了那么多的项目，居然买不来他们的感谢！在乌兰巴托，随便看看，就是中国援建或是建设的建筑。从五十年代到今天，不管你多努力表现自己，让利让利再让利，他们都认为你是不怀好意掠夺资源的强盗。

        第四，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在蒙古国，大批的建筑工人都是中国人，大约2万到3万人。中国人聪明老实本分吃苦耐劳，蒙古工人无法与中国建筑工人相比，但是蒙古国的法律规定，建筑公司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蒙古劳动力。据业内人士说，他们的工作能力，跟非洲工人差不多。

        这些建筑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不太懂得俄罗斯化的蒙古礼节。说话声音大、随地吐痰等等，他们成为蒙古人嘲讽的对象。觉得自己高贵了许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总是打着环保的旗号，抗议中国人破坏环境，就他们高尚。

        第五，狭隘的民族主义

        他们以与中国人作对为荣，以羞辱中国人为乐事。一位华侨告诉我，一个蒙古警察在工地上随便抓中国人，然后让他们蹲着，学狗叫，不学就冲天鸣枪，吓唬中国人……在火车入境检查，中国人必须站得笔管条直接受检查，蒙古人则可以躺在卧铺上……当地地痞到工地捣乱，蒙古警察一定先训斥中国人。中国人与蒙古人发生争执，警察一定会首先教训中国人。

        凡是这样对待中国人的，在蒙古国都是牛逼的英雄。到了晚上，说中国话的中国人一定不要出门，包括大使馆的官员。在蒙古国长期居住的华侨，轻易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轻易不敢说中国话。

        这次到蒙古，知道一个词叫"胡加（huja）"，是蒙古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不仅老百姓这么说，就是官方电视台也用这个词调侃中国人。还有辱骂中国人的歌曲。

        四、驱赶华侨及排华

        有这样的说法，中华民族迁徙的过程是由西部的欧洲向东迁徙，然后向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这个过程缓慢而又持久，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被西方人类学者统称为蒙古人种的原因。东亚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蒙古血统，当然现今的蒙古人也同样具有古蒙古人的血统——鞑靼、匈奴。从血缘关系上，蒙古国与其他东亚各国都是近亲关系。

        寒冷是人类生存的障碍，向往水草丰盛的南方，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梦想。从古到今，中原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出了张家口往北700多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过了二连浩特，现在蒙古国的境内还有500公里的戈壁。中原没有理由进犯大戈壁。

        满清王朝的建立，首先征服的是蒙古国，随后是中原的大明王朝。蒙古人称"满朝"。满朝统治蒙古200多年。直到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蒙古王朝同时宣布独立。从国家继承的角度说，蒙古应当归国民政府统治（这期间有几个回合的分裂与反分裂的博弈，可以参考相关文章）。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满朝"统治期间，大量的汉人，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大量涌入内外蒙古境内。茶马古道的起点在云南的易武镇，终点就在恰克图（蒙俄边境的俄国一侧）。此时外蒙古境内，有中国商人及流民二十几万人（目前尚无官方数字。有消息称有关部门正在编制蒙古华侨史）。现在的首都乌兰巴托，原称库伦，就是内地商人聚集地。也就一瞬间，外蒙古的汉人全部沦为华侨。这也是他们悲惨命运的开始。

        近代蒙古国一直在排华，1921年起蒙古骑兵驱赶汉人，杀汉人，杀华侨（传说中的数字令人震惊，官方没有公布。这个数字足以伤及现在依然脆弱的两国关系），50年代到70年代援蒙的失败；1983年6月排华，2012年排华……

        现在蒙古国的传统华侨大约只剩下600——2000人（使馆说有2000人，私下里华侨说，也就600人），每次排华，都是对中国人的伤害。1983-84年排华，中国政府只是口头抗议，束手无策。最终引起联合国的干涉。我们的华侨可怜，我们的政府也可怜！家父1985年底去蒙古国结束经援谈判，实际上这是蒙古国彻底与中国断绝经济往来的一个措施，我们还以为是开启未来的起点。幼稚！没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国不得不转而向中国示好。但凡有一点办法，他们都不会向中国招手。他们知道，这个傻大哥，只要抛个媚眼，傻大哥就会载歌载舞。2014年，他们又陷入困境，随便一招手，这不就又来了吗。

        五、驻蒙使馆如同摆设

        "蒙古华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大使馆根本指望不上，就是一群混饭吃的家伙。"这是采访中一位华侨说的。当然，蒙古国也不把中国大使馆当回事。一位中国外交官的护照，居然被蒙古警察给撕了……

        一位外交官到达蒙古国的第一天写道："……还有各种喝得烂醉，甚至没喝酒的人，见到中国人就打。警察不会管这类事情的，全市的警察在我昨天抵达的时候正忙着为来访的希拉里执勤呢，十米一对警察，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排到市中心，绵延十几公里（2014年8月20日中国领导人高访期间，笔者亲眼看到，我们领导人的车队，在大街上穿行，没有任何特殊的警卫）。这个只有二百多万人口、贫富差距极其严重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夹在中日俄美四方利益的夹缝中，不知何去何从，却把历史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所有的不满，宣泄到了中国这个温良恭俭让的邻居身上。工作第一天，接待了好几拨被从中国内地骗来的农民工，讲着自己被骗的经历，讲着自己怎么在建筑工地被蒙古老板毒打、被防狼喷雾喷，讲他们如何身无分文从工地逃出来，两天没饭吃，被街上的蒙古人打，被警察抓。当最终他们看到使馆的五星红旗时……"

        一位华侨说："见到被骗的中国人，大使馆首先是训斥这些农民工：老实在家呆着，跑这来干什么！"

        就是这种状况，现在的驻蒙古国大使王小龙居然热衷于在乌兰巴托修建北京街，建造"援蒙工人纪念碑（塑像）"。大概是为了工作成绩，往脸上贴金（据说这个雕像已经在重新审议当中）。如果这个雕像建成，最终一定会沦落为攻击中国的靶子。

        驻蒙外交官如是说："……各种类似黑社会性质的反华组织也层出不穷，打着环保的旗号；威胁跟中国人交往的蒙古女子；到中国企业、工地去闹事，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凡此种种，一是为了收取保护费，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国外的经济支持并赚取政治资本，更多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而对中国人的仇视，更主要的还是低学历、低收入、低年龄的小愤青们在网络上的发泄，对大街上讲中文的人的肢体攻击，哪怕是在蒙娶妻生子生活多年的蒙古族华人华侨，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在这些蒙古人眼里，中国的蒙古族不是蒙古人，是汉人……"

        看看这些，就知道中国驻蒙使馆（也包括中国政府）是如何保护中国人的。

        六、没有友谊只有利益

        中国与蒙古国存在友谊吗？

        翻开历史一查，都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历史。坦克般的战马，所向披靡；来无影去无踪，杀了就抢，抢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这个把抢掠发挥到极致的民族让中原农耕民族无可奈何。

        秦朝修长城；汉代王昭君和亲；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大元朝统治中原100年；明朝重修万里长城……近代的蒙古独立；排华反华；意识形态分歧；苏联马前卒；今天继续的排华反华……这些都证明了中蒙之间没有友谊。同时也证明了，这个北方民族一直在欺负中国人，他们强大的时候是这样；今天的蒙古国，已经丧失了对中国的军事主动和经济上掠夺的能力，他们弱小了，但是他们依然欺负中国人。千万别说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戳得住吗？一个290万人口的小国，就可以随便欺负你。寒碜不？

        近代历史还证明：我们这位近邻，拍俄国马屁，排华反华；拍美国日本马屁，排华反华。排华反华是一件最不需要成本的乐事。他们很聪明，总是玩着春秋战国三国演义，搞个远交近攻，渔翁得利的伎俩。想用大国间的矛盾关系谋求自己的利益，真是机关算尽。

        他们认为有天下第一的丰富资源，全世界都会垂涎三尺，愿意奉献给美国人日本人。没想到，美国不要、日本不要，就连俄罗斯韩国也不要。就是在中蒙双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2014年上半年91%的出口都是销往中国（煤炭、铜精粉、铁矿石、石油、半加工黄金……）。如果中国不买他们的资源（完全可以不买），他们几乎没有可用来对外交换的本钱。限制向中国出口资源，无异于自杀。这就是现今蒙古民主党向中国示好的原因，一个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政府，还有什么尊严？同一时间，国家外汇储备余存13亿，同比减少57%。

        我们现在背着一个中蒙友好的包袱，让我们不知所措。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就说明了这一点。五十年代起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就是费力不讨好，国内国外一片骂声。历史的教训，万万不可忘记。中蒙友好，蒙古人不信，我们自己也不信。为什么非要掩耳盗铃、假装欢颜呢？这种尴尬局面没有必要维持。

        仇恨可以不讲，但也没有必要编造一个睦邻友好的历史。现在就讲利益，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中国只要把在蒙古国的循环利益把握好就足够了。

        在蒙古国开矿采油，成本甚至低于中国境内。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一车车的原煤运到中国，在边境装上中国火车，源源不断运往内地。这是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方式获得蒙古国的矿产资源，蒙古国说是对他们资源的掠夺。在不讲友谊的情况下，掠夺不掠夺已经不重要了。

        蒙古国拿到卖资源的钱，除了维持政府的运转，就是铁路、公路、市政建设、城市交通、住宅建设。这些建筑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大量的扩建、改建、新建项目在等待中国人。这些项目也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蒙古人游牧习性，干不了建筑工程。从五十年代起，蒙古国的建筑工程大多由中国工人完成，目前就有2万到3万人在蒙古国从事建筑工作。60年代中期，中蒙关系紧张的时候，前苏联曾经派来一支部队，称为"建筑旅"，因为人数太少，干不了多少事。成本最低的建筑企业和建筑工人，只有中国人。凡是建筑工程，不管蒙古国愿意不愿意，还得请中国建筑公司，雇用中国劳动力，经济实惠方便。这样，建筑工程款就回到中国。

        还有建筑材料，只有中国的物美价廉，还得买中国的。在蒙古国住旅馆，看到瓷砖、塑钢窗、卫生洁具、电器电料、装饰布料、家具厨具等等都是中国制造。把几十年前苏联的电器标准完全改变。比如插座，酒店房间里可以看到中国俄国两种制式的插座，俄式插座处于被淘汰的状态。

        不难看出，蒙古国的资金又都流回中国。这是他们的无奈，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让他们别无选择。

        中国政府应该坦率一点，就是这么回事，没必要编个"传统友谊"，自己骗自己。蒙古国政府当然明白，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外交讲含蓄，但是更要坦率。不提友谊，只说互利互惠。经济手段足以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不用，他们还会笑话你是个傻瓜。

        在蒙古国的几天里，总结了一下感受：蒙古国是小国小民小心眼；中国是大国大哥大傻瓜！

        几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实际上相当幼稚，这是毛周时代的病根，现在需要变革，把喊口号式的外交变成实力外交。当讲道理不管用的情况下，就要采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制裁。让我们中国人不再觉得窝囊，不再是窝里横。

        关于近当代蒙古国屠杀华侨的历史，现在缺少一手资料，不能说透。我将进一步寻找证据，也希望读者提供线索，或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昭示天下。

        网上有众多议论蒙古国的文章，不知道他们的信息来源，五花八门，都是专家，向他们学习。老王并不想评判是非，论证对错。老王凭借自己的眼睛和感觉谈谈自己的认识。本文纯系个人观点，未经官方审核，文责自负，欢迎批评、拍砖及诉讼。

        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南面的邻居缅甸，有与蒙古国类似的状态。以后详细论述缅甸。

        王耀平
        2014年12月25日
        ——读者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13, 2015, 6:24:47 AM10/13/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林忌：TPP的中国包围网

        Posted: 12 Oct 2015 10:51 PM PDT

        近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沸腾，一些爱国愤青不断吹嘘中国的强大，说要买起其他国家，例如去日本旅游拯救日本的经济云云；然而当联合国认真对待，决定要提高中国所分摊的联合国经费之时，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示王民，却居然表示：反对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水平低，属于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云云，实在令人难以明白──不是说中国强大起来了吗？为何竟然要「扫兴」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呢？

        中国拒绝分摊联合国费用的态度，绝对不是个别的现象；由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就是经常利用这些制度的漏洞，不断以「中国式」应对的方式，去处理对外的贸易纠纷。由中国控制汇率，操纵国有企业，侵犯知识产权以至一大堆不见于法律的「潜规则」与对外资的枷锁，十几年已经令世界各国忍无可忍；一方面要自称「发展中国家」去逃避责任，一方面却高调炫富，不断扬言要买起别国云云；就是中国这种态度，令原本不甚积极的太平洋各国，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终于达成了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太平洋伙伴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更直言指出：「如没有TPP这个协议，那些不分享我们价值的国家，将会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律」、「他们将会继续对我们的市场倾销，而同时对我们关闭自己的市场」

        事实上，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急速经济增长，各国摸不透的就是阳奉阴违的「中国逻辑」；而随著中国经济继续起飞，来自中国的暴发户不断在全地球疯狂炫富之后，中国的官员以至人民，却仍然想把别国当成是傻仔，仍会容许中国双重标准「搬龙门」的一套，则是远远低估了别国的智慧和决心了。亦因此，当中国高喊「一带一路」的幻想时，各国已经组成了TPP这一个中国包围网，中国要不就以TPP的准则，去加入TPP的俱乐部，不要就被拒诸于TPP之外，随著制造业出走衰亡，而再面临市场竞争力每况愈下的困局。

        面对经济泡沫爆破，中国国内人民不满日增，靠控弄所谓「民族自豪」如甚么亚投行的胜利，再在中亚不断幻想自己的一带一路，以至在南海开始挑战美国与各盟国的权威，结果只会做成美国的回应，特别是在美国总统换届，新任总统上台的来年。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方面的自信心，比起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帝国还要强；在军事方面的信心则更胜二战之前的大日本帝国，而其暴发户气焰则更胜八十年代全盛时期的日本商家，然而中国的国力，无论在军事上、商业上以至制度上，却远远不如上述时期的德国与日本。一旦出现乱局，则必一发不可收拾，也难怪眼光其准的李嘉诚，早就准备好各方面的退路。

        ——RFA

        罗小朋：理解杜润生与理解80年代

        Posted: 12 Oct 2015 10:46 PM PDT

        理解杜润生对于理解80年代的政治，是绕不过去的一环。因为对当年改革过程比较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判断，没有杜润生，中国的改革过程和结果会很不一样。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AFP

        编按：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日清晨6时许在北京病逝，终年102岁。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核心人物，参与起草多项重大决策，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都是他当年门生。本文作者，经济学家罗小朋曾在80年代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亦自认杜润生"徒子徒孙"中一员。

        杜老去世，他的"徒子徒孙"们"如丧考妣"，新一代知识精英却有人发出了大不敬的声音，其中既有批"包产到户"的铁杆左派，也有坚信"普世价值"的铁杆右派。"盖棺"不能"论定"，是当代政治一个明显的现象，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传媒令社会对当代历史的细节知之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多，解读也更趋多元化。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更新当代历史的解读，已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途径。
        作为杜老"徒子徒孙"的一员，我认为新一代知识精英对那些从1980年代改革过程获益的精英不满是可以理解，也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80年代的改革，如同中共革命一样，早已走上了自己的反面，也因为80年代改革的过来人，对自己经历的那段历史，并没有能给出启示新一代的解读。
        杜老的去世，是对经历过80年代改革这代人的一个敦促。因为杜老生前曾对我们这一代寄过厚望，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农民找到一条自由之路。眼看我们这代人也步入老年，不仅他的希望要落空，我们甚至无能让下一代人理解杜老，理解80年代。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沉重。
        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我认为，理解上世纪的80年代，对于应对这个历史性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而理解杜润生对于理解80年代的政治，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为什么？因为对当年改革过程比较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判断，没有杜润生，中国的改革过程和结果会很不一样。
        何以见得呢？难道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不足以倒逼改革吗？难道对文革教训的全民反思不足以促成改革的政治意志吗？难道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胡赵的锐意进取不足以实现改革的突破吗？从事后看历史，局外人很容易相信这些因素足以构成80年代的改革顺利进展的充分条件。尤其是看到农业"包产到户"给所有人，包括对这一改革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都带来了巨大好处，很多人难以想像，历史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包产到户"没有成为主流选择，集体化的农业仍然主导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另一条路径。这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改革，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帕累托优化"（Pareto optimality）的改革，是不会有人反对，因此也不会不成功的。
        中国陕西省农民收割小麦。摄：China Photos/Getty


        但真实生活的逻辑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反对"包产到户"这一激进改革的人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一定得利，相反，当时发达地区不仅基层干部反对"包产到户"，而且多数农民也反对，因为他们害怕集体垮了会失去工业收入，害怕调干没有集体经营那样高产，那样有保障。因此，当时的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那就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政治力量不惜与支持"包产到户"的力量摊牌，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来阻止"包产到户"成为主流政策。一旦政治摊牌成为现实，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反对"包产到户"成功的一方，绝不会给对方证明自己是错的机会。这正是政策过程难以逆转的原因。

        化解了不利改革的政治摊牌

        杜润生在80年代农村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局外人不易理解的角色，就是他化解或者说避免了一些不利改革的政治摊牌，从而让"包产到户"等重大改革潜在的"帕累托效应"成为现实。杜润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什么样的历史情景和个人品格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杜润生成就80年代农村改革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还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杜润生能化解改革决策过程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政治摊牌，首先和他在80年代改革所处的位置有直接关系。如果当时他不主持农村改革决策的参谋总部，就很难有机会化解围绕"包产到户"发生的政治冲突。而我相信，这场冲突一定会把中国改革引向另一条路径。当然，今天批判80年代改革的青年一代有理由相信，另一条路径未必就令中国比现在更糟。作为80年代改革的过来人，我的反驳是，要把历史转化成创造未来的智慧，仅仅指出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的存在远远不够。你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批判，必须表现出对人性，对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否则，我就有理由相信，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你没有能力作出比先辈更好的选择。
        杜润生是超一流的倾听者，对话者，超一流的语言大师加幽默大师。无论面对的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从不装腔作势，几句话就能让对方感到轻松，并愿与他真诚交流。这绝不仅是一种后天习成的技能，而是人类合作本能演化达到的最高境界。没有这种合作本能，就没有人类秩序的演进，共产党如果没有把这种人吸引进来，也不可能夺得江山。
        也正因如此，今天批判中共的一代人认为杜润生不足为训。他们指出杜润生设计的土改策略是助纣为虐，农村改革成功给中共榨取农民血汗创造了一轮新的机会，从而延长了这个暴虐的专制。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批判完全没有根据，但这种历史批判不仅对杜润生不公正，对中国未来的选择也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历史解读，恰恰也是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铸成大灾难的一个认知原因。

        导演了一场弘扬沟通理性的大戏

        没有反抗，没有斗争，就不可能终结不公平的旧秩序。这是马克思、毛泽东宣扬的真理。如果不是因为接收了这个真理，杜润生这样的人是不会参加中共革命的。但是，杜润生从自己悲剧性的革命经历中认识到了另外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理性沟通和交往，就不可能建构一个公正的新秩序。杜润生的幸运就在于，历史给了他实践这个理念一次罕见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杜润生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个职位，导演了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场弘扬沟通理性的大戏。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左右两派之间，在老、中、青代际之间，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在官、学、民之间，杜润生以自己特有的禀赋和智慧，催化和促成了许多极富成果的政策对话。他的作用不是一个领唱者，而更像一个风格低调的交响乐指挥家。
        作为政策设计的总协调者，杜润生始终把握着农村改革的指向，那就是农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中共灾难性的土改运动与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参与者，他的反思是真诚和深刻的。这种反思是80年代农村改革的灵魂所在。作为交响乐的指挥者，杜润生的智慧就是用这个灵魂来指引和协调每个演奏者发出的声音。当这种指引和协调产生出美妙音乐的时候，不是每个听众都能理解指挥家的才华。只是在这个指挥家被禁止演出之后，人们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再也听不到那么美妙的音乐了，虽然老调子还在唱，还有老面孔留在台上。
        杜润生以及一代"两头真"的中共改革派，应该对中共革命以致中共改革的灾难性后果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讨论的大题目。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逻辑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选择未来的能力。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隐含在对杜润生以及其他中共改革领导人批评中的一些解读历史的逻辑。其中之一就是把一切历史错误都归咎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缺陷，同时用今天的认知水平和政治伦理水平，要求前人。这样的逻辑让我们很难从创造历史的前辈中学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创造历史需要的特殊品格。

        "强者服之以理，弱者赋之以权"

        有人把杜润生概括为中共的大儒，并精辟地指出，中共内部斗士多，儒士少。我对杜润生的理解是，他确实继承了儒士的一些品格，尤其体现在面对强权不卑不亢。但杜润生大大超越了儒士。儒士的人格要求是"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而我认为杜润生体现了现代志士的品格，那就是"强者服之以理，弱者赋之以权（利）"。具有这样的品格并不意味着不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但中国文明如果不能再产生具有这种品格的志士，就不可能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

        （罗小朋，中国著名经济学者）
        ——端传媒

        周其仁：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读《杜润生自述》

        Posted: 12 Oct 2015 10:39 PM PDT

        2015年10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先生逝世，享年102岁。杜润生先生弟子众多，其中就包括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2005年，《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记实》出版后，周其仁写过一篇书评，评价此书无论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披露和记载，还是对思想观点的整理和表达，均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制度变革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1997年周其仁陪同杜润生先生参观朗润园。图片来源：网络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记实》于2005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拜读再三，认为杜老这本自述，无论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披露和记载，还是对思想观点的整理和表达，均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制度变革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今人阅读杜老这本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著作，可以获得很多方面的教益，而我们更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要理解曾经事关数亿中国农民命运的伟大变革，一定也不会放过杜老这部写于90高龄的自述。
        本文谨选一个角度——信息成本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写下阅读本书的体会。作者认为，在利益矛盾、认识分歧的体制改革过程中，降低各参与方之间交换信息的成本，是推进制度变革的关键一环。文中不当之处，请杜老和读者教正。

        问题所在

        重大的制度变革涉及信息成本。这是我们所知的迄今为止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共同内容。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关系的变化因生产力的变化而起，又波及生产方式乃至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显然，生产力变化的信息、经济基础变化的信息，总要传递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度）变革才有可能。
        诺斯曾受马克思的影响，虽然他的制度变迁理论重点不同。根据1972年的诺斯，有效的产权制度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对资源相对价格的重大变化做出反应的结果。这个理论虽然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声誉，但作者后来反省，其中"存在着许多不严密或无意义的地方"，主要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无效产权长期存在。为了理解"为什么某些统治者在有效的产权必定会增加其总收入时竟会选择一组无效产权"，诺斯致力于发展一个包含了从国家理论到认知科学的分析框架，认为"要理解人们的决策，我们就必须把现实世界和行为者所理解的世界加以区分"，并为此关注"行为者能够得到的信息，以及他们接受到的、作为其选择结果的不完全反馈。"
        诺斯再没有说到他的新框架是否完全严密了，但无论如何，他的理论仍然过于复杂。倒是当年使诺斯"获益良多"的张五常，在1981年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制度变迁理论。张把科斯初创的"交易费用"概念一般化为"制度费用"，然后又把制度费用一分为二：维持一个制度的费用和导致这个制度发生变化的费用。他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大体如下：当一个制度的维持费用高昂而改变费用相对下降时，制度变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些长期得以存在的"无效产权"，不是因为维持成本低廉，而是因为改变的代价过于高昂。按照这个理论，一个经济关于制度运行知识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将有助于制度变迁的发生。
        中国农村的体制变革为检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从全部土地、生产资料、甚至锅碗瓢盆都归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到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家庭承包制，中国农村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差不多经历了产权制度最夸张的两极性变化。其间，"所有权和基本核算单位"在几十万人口的县和十几户、几十户人家的"小队"之间升级降级；自留地（牧区是"自留畜"）从无到有，从多到少或从少到多；包工包产的责任制从到队、到组、到户，从短期的权宜之计到长期的最终获得法律表达的正规合约，一切应有尽有，仿佛是一间人类产权制度及其变革的历史博物馆。（二）农村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并没有伴随政体（political regime）的改变或更迭，而是在同一个政治体制里、由同一个执政党领导完成的。如此颇具特色的产权制度变革，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理论关注的信息成本对利益重组过程的重要影响，在可观察的中国农村经验中可否得到验证，是否需要补充？

        底层探索及合法化难题

        人民公社这样的产权制度，变革几乎与生俱来。早在高级社被国家政权推行的时候，改革就从底层出现。杜老的著作里记载了当年的星星之火。首先是部分农民直截了当要求退社，"农民对合作化的不满，最早是'闹退社'。大约在1956年－1957年曾有一次拉牛退社风潮"，当时有辽宁、安徽、浙江等8省农村工作部反映退社和闹社问题，"如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杜润生自述》，第84页）。
        退社不成，才只好在集体制框架内探索"修改"之道——这就是形形色色的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由来。说来不容易相信，早在合作化晚期的1956年，包产到户就出现在温州永嘉等地。而后，包产到户在全国大范围内出现过三波高潮。根据杜老的记载，底层的包产到户，有文字报告的就遍及浙江，四川、广西、广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山西和甘肃等十数个省区，甚至"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转引自1961年中央农工部报告，见第89页）。在一些地方，早在60年代初包产到户就已成为主导的生产体制，例如广西龙胜县（42％的队），甘肃临夏（70％的队），河南（"借地"规模达土地总量20％），以及安徽（责任田达85％）。赞成包产到户的，不但是农民群众，而且包括县、专区、省、中央部门的党政负责干部直至部分中央常委和国家领导人。
        杜老转述邓小平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第332页）。问题是，要使"这样一种态度"成为执政者的执政态度，尚需时日。结果，包产到户还是一次次自发兴起，又一次次被批判压倒，在很长的时期里得不到合法承认。
        为什么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呢？杜老总结，"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第127页）。很清楚，阻碍从来就不在于"群众创新"，而在于"政治组织支持"。要怎样的上下互动，才可以使包产到户获得合法的制度地位呢？

        提法的微妙变化

        首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上层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经验表明，没有这种上层的变化，底层的制度创新无论多么合乎生产力的要求和群众的意愿，要被制度化为合法的生产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没有希望。关于70年代末的中国上层政治，杜老概述如下，"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第101页）。轻轻28个字，却代表中国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但是，即便在新的思想政治路线下，要普遍承认农民家庭对公有土地的长期经营权，依然困难重重。杜老清楚地记载了这个变革的历程。其中，关于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断被修订的记实，为后人理解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进程，提供了可供查考的证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明确"不许包产到户"（第100页）。
        ——1979年4月，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座谈会《纪要》，提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并指出其他地区搞了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第106页）。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第111页）。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意见分歧很大，多次修改后的文件指出，现行体制"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第119页）。
        ——1981年冬起草、1982年下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在全国包产到户实践突破了按发达、边远落后地区划线的政策限制之后，明确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责任制"长期不变"（第135页）。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1号文件，一再肯定包产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并审时度势地把体制改革推向农村的各个方面。
        从"不许"、"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这些词汇的转变意味着包产到户合法化程度的提高。不应奇怪，政策文件关键词汇的选择对产权界定及其合法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产权界定当然最后落实到行为，但总是先诉诸语言和词汇。在法治国家，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也要精心选择法律词汇，而关键词的变化常常体现了产权制度的变化。80年代中国法制尚不健全，执政党的政策文件就不能不发挥更大的作用。抽象到某个层次看问题，以关键词汇界定产权以及经由关键词汇的改变来变更产权是共通的。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政策文件的关键词汇发生了改变？杜老在自述中讲到三个层次。（一）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增加净收益的潜力；（二）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愿意提供制度实验的地方合法化承认和保护；（三）中央决策层的思想政治路线发生重大改变。这里少了任何一个层次，包产到户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就不可想象。从历史经验看，前两个层次的条件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到70－80年代更得规模更加广大和成熟。[11]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决策层的变化，80年代初包产到户无论规模多么空前，顶多不过又是一次潮起潮落。

        关键的一环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靠"凡是"决定政策，那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决策层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要有足够的信息通道和"加工"能力，才能及时掌握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恰当地分离传统思维惯性和既得利益的纠葛，来完成高质量的"求是"。具体到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进程，中央决策层对底层和地方一级创新的容忍、接受和消化能力，以及提升为全国范围可长期执行制度的规范化能力，对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具有决定意义。
        杜老自述的主线，恰恰就是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鉴于中国决策过程挥之不去的神秘性，杜老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和参与者，他的实录就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从本文关心的问题出发，我在阅读中认识到，决策信息通道对于制度变迁很关键。决策层从哪里得到实际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判断是不是客观，分析是不是合理且易被接受，有没有考虑到实际限制条件而准备的对策和建议——正是这些细节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
        让我们回到上文提及的比搬山还难的关键词改变。在1978年的"不许"和1980年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之间，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980年4月召开的长期规划会议。杜老的实录是这样的，讨论到粮食问题，"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国务院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第114－115页）。
        其实早在1979年，杜老刚回农口工作不久，就向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建议，"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当时，"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使杜老理解"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第103页）。是年4月的国家农委会议，虽然对"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网开一面，开了允许包产到户的第一道口子，但会议过程却表明，即使主管部门内也有相当多官员不赞成全面承认包产到户。
        所以，还要"寻找突破口"。历来难办的不是教育农民，而"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进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第111页）。上述1980年长期规划会议就是一个突破口。简要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中央提出翻两番的战略构想，要做长期规划来落实。最严重的制约是农业和粮食。当时全国每年产粮3000多亿公斤，国家平均征购到手350亿公斤。多拿一点，吃不饱饭的农民人数就要增加；少拿一点，工业和城市就面临无米之炊。按当时的情况，高层不可能相信包产到户就可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于是杜老抓住一点来突破：在国家掌握的有限粮源里，每年有一大块要用于农村返销。如果开放落后贫困地区包产到户，"让农民包生产、包肚子"，省出来的几十亿公斤粮食在当时就是实现翻两番目标的可计算战略力量。
        是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其合法化进程，常常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解决紧迫问题的"副产品"。农民有农民的约束，地方有地方的约束，中央有中央的约束。杜老所说的"上下互动"，就是各个决策主体在各自不同的约束下，得到信息的沟通，找到利益的交集，产生行为的共振。诺斯后来问为什么制度变迁常常难以成功，从包产到户的经验看，一个社会上下互动的机遇不多，又稍纵即逝，抓不住的话，大历史多拐几道湾，时间上延后多少年，实在不算什么。
        杜老书中对制度变革合法化重大推进，提供了多处细节实录。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援引。不过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正是这些实录和杜老的思考，增加了我们对制度变革的理解。世界上应该没有直线推进的制度变迁，而同一组社会经济条件推动的制度变革，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其中，较低的信息成本有助于底层的创新获得合法承认。如果信息梗阻，利益发生重大改变而又不能打通上下经脉，改革就不能成功。

        推动变革的个人因素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到推动变革的个人因素。"人贵述己而不自诩"，是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在自传里说过的话。用这句话来概括杜老自述的风格，完全适合。在这本中国农村制度变革重大决策的记实性著作里，杜老没有写下一句关于他自己曾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做出重大贡献的话。
        相反，凡涉及他自己的作用，杜老总是交代，他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多处对曾形成的思想和表达进行反思，交代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供后人参考。甚至对于在某种压力下、由他人塞入自己文稿的错误观点，杜老也表示"我应该负责"。
        2003年7月杜老九十岁生日，回顾平生参与的农村工作，认为"'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而他自己"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知道大家不同意，杜老大声问："个人还能做多少事？"（第307－308页）。
        这当然不仅仅是杜老的谦虚美德，而是他一贯用来处理实践与认识、个人见解与集体认知关系的一种知识态度。正是这种知识态度，使杜老在参与重大决策的时候，在组织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综合各方不同意见、寻找可妥协空间、协调一致意见达成、建立政策储备等一系列重要环节，为降低制度变迁的信息成本，发挥了后来得到广泛公认的杰出作用。
        其中，杜老的个人因素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杜老对问题当然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同时他又知道，体制变革是涉及利益重大调整的公共过程，有各种反对意见不但很正常，且可从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的资历令人尊敬，在80年代又深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信任，高居权位，但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以势压人，永远谨慎地履行集思广益的"参谋"职责。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渴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历史再也无须讳言，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的维系成本异常高昂，甚至要以多少生命为代价。这套体制从诞生之日就内生出变革的要求。但是，只有当改变体制的成本显著下降之后，变革才得以普遍展开和实现。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信息的意义格外重大——不同决策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含义，人们的利益、对利益的认识和期望，变革目标的一致和妥协空间的发现——所有这些信息的取得、整理和交流，影响到变革是否顺利和成功。

        ——网友推荐

        周其仁：不信还有比杜润生徒子徒孙更高傲称号

        Posted: 12 Oct 2015 10:35 PM PDT

        图：周其仁（右）与杜润生
        2015年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翻开北大[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我们看到这里的林毅夫、周其仁等多位教授都或早年师从杜老，或有缘亲受教诲，曾几何时共同走在中国改革的探寻之路上。
        　　为纪念杜老，我们特转载本文，以寄托无限哀思。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微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17.50, 0.69, 4.10%)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83、8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2007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关注激起他兴趣的，然后就抛开一切，抓住问题的本质。
        　　2009年，我曾和其仁一起到内蒙古做一个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课题调研。白天，我们跑到养牛农户那里做调查，当时室外是零下二十多度，养牛棚里也有零下十多度。我们都想的是问几个问题就赶紧回车里。结果，他拉住农户，在养牛棚里不停地和他聊，不停地问。
        　　这里也有他的语言天赋，他好像什么方言都听得懂。还有钢铁一样的肠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白天的调研结束后，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同学们坐下来开会。等会结束，差不多已经快晚上11点了。他还有一个客人来访，等到来访已是凌晨1点，他们还在那里聊。我们都累了，同学们也累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两眼放光。
        　　他每天见很多人，名字，官职，来自的组织和部门，很多信息的碎片。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调研能力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得到的。
        　　在北大国发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出差做调研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排上一个长队。薛兆丰形容："只要他愿意带，一招手，学生们都会乐意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跟着他跑，去给他当助手。"
        　　国发院一些学生毕业后留学国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边一放圣诞假，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跟着周其仁做调研，一直待到假期结束前一两天才请假离开。
        　　"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走不同的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路)了，在美国用数学公式写论文，有导师，还跑回来跟周老师做农村调研干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样跑跑很有启发。"
        　　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周其仁可以给新闻记者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上几天几夜的精彩课程，关于他的调查法则，他遭遇的故事和人……
        　　我是不会喝酒的。但喝酒这个问题，我已过关了。最早时候在安徽做调查，农口喝酒的风气很重。因为一到基层，你不跟他喝酒，他就不好好跟你聊天。我是真不会喝酒，同时我也不喜欢，耽误时间。他们中午喝酒，喝了后下午就没法好好跟你谈了；而且那个氛围，你要不喝酒，你很难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曾是我的很大问题。
        　　后来，我找到一个法子。当时我们所里有一个计算机，上头连着一台小打印机。我就打了一个图，放在衣服口袋里。一到喝酒的时候，我掏出来，说你看，这是我的心电图。在场的人一看这个，算了。等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真不会喝酒。
        　　你如果有问题意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门钥匙。你跟他讨论，利用那套发问的办法。很多人觉得他虽然在这地方待着，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你把他问倒了，他就很有兴趣给你聊下去。
        　　我后来发现，你探察世界的这种好奇心本身也会感动一些人的。其实，人多多少少都对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有一点好奇心，也有兴趣想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发现，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大家一起来"缝"，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我们一起把这个图像给缝全了。
        　　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会跟人聊，怎么到哪都能问出问题来，人为什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自己心知肚明，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就像驾驶员一样，你是飞过一万小时的人就多少不一样，你再聪明，再伟大，再天才，续航时间不够就差点劲。
        　　这首先是一个态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当时在杜润生那里，我们小组里就这么一句话：不是什么能力和智商高低的问题，你就是续航时间不够长。在农口当年，我们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这个没什么窍门的。
        　　一旦你对中国社会真正深入进去以后，它的方方面面都会展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个挺纯真的青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纸面上不一致就一惊一乍。人家不敢给你讲了。真实的社会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如果一个事情不是个别的，就是系统里头有问题。
        　　总的说来，我对哪类事情比较有兴趣呢？就对"事与愿违"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你说搞人民公社的出发点不好么？毛主席当年就是想把农民穷成这样？我不那样认为，他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要那样的结果？问题是经济规律。
        　　等你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以后，实际上所有的当事人在某种程度获得一种解脱、解放。这就是体制改革，否则就变成对人的改造。人是很难被改造，所以我们说"文革"是个狂妄的年代，以为可以改造人。等游戏规则改变以后，人的行为就不同。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和本刊记者讲起一桩往事。2000年左右，有关方面组织了几位如今都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去横店做调研。汪丁丁是调查报告的审阅人之一，那时他还不认识周其仁，阅读中，他被一份深入透彻的报告所吸引，大呼精彩。后来得知：有几位学者转了一天就回北京了，只有周其仁在那里蹲点了足足10天，访问所有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院士记录。
        　　提到这些年国家机关盛行的调研风气，周其仁忍不住批评了起来，"离当年农研室差个十万八千里"，"哪是在调研，他们是巡视，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没兴趣，感兴趣是到底摸准上面的心思没有，看能不能迎合。"
        　　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调研"口碑"，恪守保密原则，远离聚光灯。网上流传他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各种研讨会现场的抓拍照。他喜欢人家不认得他，交谈起来才自然。
        　　走另一条制度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汪丁丁一直鼓励北大学生去跟周其仁学习做社会调研，希望看到有谁能模仿到他。"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学成的。"
        　　汪丁丁对周其仁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他甚至认为，周其仁已超越了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费老的'乡土社会'基本是稳定不变的，而其仁后半辈子调查的是急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多么困难！"
        　　大约2003年前后，两人在西湖边有一次对话。"我让他注意身体。他回答我说：丁丁，大多数省份和企业是我以前就拜访过，可能拜访过多次。但是变化太快了，几年不去就要再拜访一次才跟得上变化。"
        　　汪丁丁视周其仁为兄长。除私谊外，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其仁的感受中感受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微博]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微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微博]、许小年[微博]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历史档案。当时，集体化工作队动员的时候说：这个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的，现在毛主席又要求集体化，你不拥护，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自由，没有长期的演练成为普遍的行为习惯，仅仅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赋予的'产权'，它注定是非常不稳固的。"薛兆丰分析说。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的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17.49, 0.18, 1.04%)。"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采访中，汪丁丁说自己更愿意用"判断力"来定义这种"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复强调的判断力。"
        　　"其仁对中国政治有极好的判断力。在康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可称为实践智慧。既不是单纯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单纯的思辨能力，而是两者的适度结合。其仁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认为具有出色"实践智慧"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新闻界的胡舒立女士。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
        　　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微博]》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场论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旦[微博]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说："大概是他这辈子火气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光阴苒冉。90年代后，当年的小伙伴们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跃在舞台的中央。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高官，其中有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从来没发现其仁有任何拉帮结伙的迹象，他也从不加盟他们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说，"朋友们议论过其仁不像上海人。这是褒意的评价。据我观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终是清清爽爽(沪语，意为干干净净)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会前，他让助手写信邀请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缘由是——"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
        　　在这篇后来影响广泛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产权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应用——"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在芝加哥开完"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第二天，周其仁坐着国际航班赶回了国内。在成都，一场以"确权"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土地改革试验正在进行中。
        　　2007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年10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在过去5年中，他带领国发院的课题研究组，对成都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进行蹲点调查，跑遍辖下各区市县，与官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商人等进行了几百次的座谈，同时参照了重庆、长沙、嘉兴、深圳、北京京郊等8个点的调查研究。
        　　成都郫县的"占补平衡"做法，柳街设立解决土地确权纠纷的"长老会"，民间商人自办蛟龙工业港的创新和经营，三道堰的小城镇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锦江实施的集体土地的招、拍、挂……各路人物在底下进行的土地流转的"大开练"，让周其仁兴奋不已。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他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完)

        来源：微信公号"北大国发院BiMBA"
        　

        纪思道：亚裔美国人为何如此成功？

        Posted: 12 Oct 2015 10:32 PM PDT

        哥伦比亚大学2005年的毕业典礼。与美国地区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相比，亚裔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哥伦比亚大学2005年的毕业典礼。与美国地区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相比，亚裔的受教育程度较高。Peter Turnley/Corbis


        为什么亚裔在美国如此成功？这个问题有点尴尬。
        在美国的学校里，亚裔表现优异的比例格外地高，就连在整个美国社会中也是如此。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的收入高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而且亚裔的教育程度也比其他任何群体都高。


          我去年写了一个关于种族不平等现象的系列专栏，题为"白人就是不明白"，一些白人读者愤怒地予以驳斥，其中最常见的回复大意是：白人拥有特权的说法真是一派胡言，如果黑人落后了，原因在于黑人社区本身。只要看看亚裔就知道了。韩裔和华裔在美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在努力。黑人只要停止抱怨，开始努力，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成功。
          让我们直面这个论点吧。亚裔的成功是否昭示着歧视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
          在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亚裔美国人成就的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中，作者珍妮弗·李(Jennifer Lee)和周敏注意到，美国亚裔移民近几十年来开始获得一项优势：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甚至比美国人的平均学历还高。这些移民成为医生、科研人员，或从事其他高学历专业岗位的比例格外地高。
          亚裔医生的子女在美国表现出色，这倒并不令人惊讶。但两位作者注意到，工薪阶级亚裔的孩子往往也表现出色，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向上流动性。
          我们首先要说的一个观点是：这种差异似乎并不是智力差异造成的。
          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写过一本有关智力的著作，书中提到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追踪了一群华裔孩子和白人孩子从小到大的情况。一开始，两个小组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是一样的，但到最后，55%的亚裔进入了地位较高的职业，相比之下白人的比例仅为三分之一。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员，白人的智商需要达到100，而华裔只需达到93。
          尼斯比特据此认为，亚裔的优势不是智力本身，而是如何利用智力。
          一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确信，其中一个因素在于东亚儒学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强调。同样，对教育的重视也有助于解释犹太人的成功。据称，犹太男性普遍识字的时间比其他群体早了1700年。
          东亚移民通常竭尽全力地进入好学区，或为了孩子的教育做出其他牺牲，比如将家里最好的地方让给孩子学习。
          还有证据显示美国人认为聪明的孩子会得到A，而亚裔更多地认为努力的人才会得到A。事实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但结果是亚裔孩子没有拿B、乃至拿A-的借口。有人开玩笑称，A-相当于"亚洲的F"。
          稳固的双亲家庭也是一个因素。很多亚裔群体的离婚率比全美的均值低得多，有证据显示双亲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尤其对于男孩来说，成就还会更高。
          老师的期待也会发挥作用。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莉诺·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在60年代做的著名实验就探索了这一观点。
          在对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了智商测试后，实验人员告知老师五分之一的学生的名字。他们称这些学生很特殊，有可观的上升空间。结果，一二年级的特殊学生有显著提高。一年之后，其中47%的学生的智商提高了至少20分。
          但实际上，特殊学生是随机选择的。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是一个体现自我实现预期的例子。教师对特殊学生的期待较高，让他们感觉自己有能力，于是他们最终变得能干起来。
          珍妮弗·李和周敏认为这种正面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亚裔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他们表现得像是，'哦，你是华人，你的数学很好，'"该书援引名为安吉拉(Angela)的女孩的话说。"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会对我有利。"
          （当然，正面的刻板印象会带来负担，孩子们有时会承受得A的巨大压力，无法享受童年时光。它还会让那些在戏剧或朋克摇滚方面而不是科学或数学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亚裔学生处境艰难。亚裔当中有时也会担心他们过多地侧重背诵，对创造性重视不足。）
          亚裔取得学业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社会刻板印象和自信的相互作用。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等学者发现，黑人有时遭受"刻板印象威胁"：消极刻板印象带来的焦虑会削弱表现。珍妮弗·李和周敏认为，亚裔有时会受益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对立面——认为他们聪明又努力的"刻板印象期望。
          珍妮弗·李和周敏还表示，亚裔的成功远未说明不存在歧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歧视的存在。他们表示，亚裔努力在数学和科学等具有清晰衡量标准的领域取得成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遭到歧视——在任何情况下，很多亚裔仍然感觉有难以冲破的"竹子天花板"。
          在我看来，亚裔的成功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努力、稳固的家庭和对教育的投入。太棒了！犹太人、西印度群岛人和展示出向上流动性可能的其他群体的成功是类似的，但不要夸大这种经验。
          亚裔医生的子女在老师的培养下取得的成功怎么会给巴尔的摩地区由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养大的、被社会视作潜在威胁的黑人男孩带来信心？这种劣势和边缘化的情况非常复杂，通常深深扎根于社会结构和无意识的偏见之中，有时会由于自我毁灭的绝望行为而变得更糟，因为一个群体可以实现美国梦并不意味着所有群体都可以。
          因此，让我们庆祝亚裔取得的成功，效仿他们对教育和稳固家庭的尊重。但不要用他们的成功来自我安慰，假装歧视已经成为历史。
          翻译：陈亦亭、许欣

          ——纽约时报

          阎连科：农村就像一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黄佐思）

          Posted: 12 Oct 2015 10:29 PM PDT

          阎连科
          阎连科 / CFP

          眼下，阎连科正在加紧修改新作《那年，那月，那日夜》，他介绍说，新作和中国农村密切相关，讲述一个"夜晚"的故。他希望定稿可在年底杀青。
          此外，2015秋季开学，他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开"创作性写作研究生班"，阎连科是这届招生最严苛的研究生班导师之一，他说，"这门课的教学比较灵活，我得和别的授课作家如梁鸿、刘震云他们商量课程安排，好多细致、琐碎之事，加上一些其他应酬，我一般把它们安排在下午，而整个上午空出来写小说，老习惯了，不会停下来。"
          在中国，阎连科极具争议，其作品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百态见长，他的作品对农民、知青生活乃至体制弊端都有别具想象的描述，亦含辛辣讽刺，诡谲幽默，并一再探触出版审查底线。他的《为人民服务》（中篇小说，2005）、《丁庄梦》（长篇小说，2006）等作品在内地未能出版，坊间常称之为"禁书作家"。
          阎连科的代表作《日光流年》（1998）、《坚硬如水》（2001）、《受活》（2004）等在内地广受赞誉，在海外文坛的影响力也很大，获奖无数，重要奖项有2013年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日本Twitter文学奖等，阎连科因此被认为是莫言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最具获奖实力的的中国作家之一。
          与小说中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不同，阎连科本人寡言而沉默——他按部就班回答每个问题，缜密而平静。阎连科说，写书、教书之余，他正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小说能让我读后开怀大笑——我读的书也许不是大家特别希望听到或是看到的。"如此阅读体验倒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作品《群魔》中的一句话不谋而合："人类需要不快乐的程度正如他们需要快乐的程度一样多。"
          九月中旬，阎连科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专访。采访内容经过编辑删节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问：在中国作家中，你极富争议，有很多作品遭禁，甚至有"禁书作家"的称号。对于那些被封禁的作品你会感到很惋惜吗？还是更多地为无法传播自己的文学态度而感到痛心？
          答：我想每个作家都希望他的书能够出版,并都能够和读者见面……不过，既然如此，我已经非常习惯这种所谓的争论，习惯作品被封禁，我现在不太会因为一本书没出版高兴或不高兴，甚至不会感到惋惜，要说惋惜，我惋惜的，是所谓"自由出版"的"自由度"到底在哪里？为了能够顺利出版，一个作家通常知道该怎么写才能出、才能顺利地出版，可这样的作家的写作多半不太可能表达自己内心那种渴望与自由吧，那种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自由是为了顺利出版而写的书里无法传递的，读这种书，读者的书感受应该是另外一种。
          问：你对于中国现在的出版环境怎么看？
          答：悲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改进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制问题，小修小改式的改进价值不大，不是说上苍恩赐一下，宽容一点，这个问题就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了。上苍的手抓得紧一点，问题就有变化？不是，它是一个根本上的问题……出版变得自由了，这个世界也会变得美好？也许没那么简单，它是一整套的问题，不仅仅单独是出版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出版环境，我相当悲观。
          问：接受访谈，您曾多次表示不喜欢被别人称为"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或"什么什么大师"，认为这些都是"标签化思维"，其中"神实主义"这个"标签"是别人给你贴的标签还是你自己的一个概括？什么叫"神实主义"？它的特点是什么？
          答：这个被问得特别多，好多人都会问，我的小说里也谈到过它，它甚至不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我写作常常基于中国现实的不可把握，基于现实生活中混乱的逻辑。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体验：每天发生的事我们常常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去理解，为此我常说，可能恰恰在这个时候，文学就要特别关注那些看不见的真实，那些不曾被记录的真实，那些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用这些真实补足或还原我们今天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实"，说的更详细，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里面还有一个"内真实"，一个深层的真实。从这个"内真实"出发，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谈到的"社会的主义"等等，已无法逻辑地括我们中国的现实，而只有从文学中，只有从我所谓"神实主义"的文学实践中，才能抓住最内在的现实逻辑——它抓住了最内在的、人们看不见的、来自被所谓真实掩盖的内核，传递出不曾被表达、被记录的逻辑关系。这样，我们才会知道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性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甚至我觉得，是不是"神实主义"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相信生活本身就是这样你才去写作——大家看到的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我阎连科感受的生活就是这样——在作品里，我会写得荒诞，写得魔幻，写得幽默，写得疯狂，但我感受到的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所谓"真实""社会现实主义"来谈论文学，也正是为了区别那种传统意义上说的现实主义的"真"和传统意义上说的"真实"，我用"神实主义"这个词儿来予以区别，简单说，我说的"神实主义"即指"更深层的真实"。
          问：抛开写作的格式和风格等等，你的文学作品被评论家归于"乡土文学"一类。在英文里有人叫它"local-color literature"。英文中的这个单词"color" 是颜色的意思，所以你觉得你笔下的那些农村或者村庄或者人物，如果用几个颜色来形容它们，会是哪几个颜色呢？为什么？
          答：我从未想过我写的是乡村小说或农村小说，我写的就是一部小说，至于这个小说故事发生在乡村、发生在城市，发生在军营、当下或历史里，我从来不去不会管。我没不大考虑一部小说所发生的背景，回答你的提问，我想，我的小说应该是那种荒凉黄土地的颜色吧——我的小说中常常充满荒凉，充满悲剧，充满荒诞——我小说的颜色一定饱含北方乡村秋天的苦涩吧。
          问：你的作品中地方方言使用的非常多，是否会担心这样会给读者在阅读时带来一些障碍？
          答：说句实在话，我的写作完全是为了我自己，读者多一个或者少一个、能给读者带去什么感受之类，我写小说时从来不想。有的小说，我感觉一定要用方言写，有的小说，我又会觉得一定不要用方言写。语言是小说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有时，方言不仅仅是方言，而是小说的结构与叙述。很多小说中的"方言"都或多或少进行了改造或者再造，比如河南方言，在中国其实无需担心读者是否能听懂或听不懂，说一口纯粹的河南话，在中国能走大半个中国，河南方言跟其他地域性更强的方言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从来不去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我每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语言方法，有它的节奏语，有它的语言方式。如果方言能使小说更贴近故事，更贴近人物，我就会选择用方言。其实，我的小说作品中，也就一两本方言用的比较多，《受活》可能是用的最多的一本吧！
          问：在中国，河南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是被"地域黑"黑得非常严重的地区，你觉得这是因为什么？对此你怎么看？
          答：不为什么，这很正常。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各种问题自然就会多一点点，河南有一个亿的人口，这和只有三千万的人口浙江省没法比。河南发生三、四件事儿，放到浙江可能只有一件；东三省人口加起来也就一个河南，可东三省发生的事情加起来一定比河南多。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口大省的概率问题吧。
          问：去年香港书展时，你曾说，是村庄给了你创作的全部灵感，村庄里的生活、语言本身就有一种文学性……那么，你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把有关村庄记忆"白描"出来？还是带着一种类似揶揄、刻薄美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它们？并就此揭露中国农民的劣根性以及中国社会制度一些荒谬和荒诞？
          答：我曾开玩笑说这个村庄是中国的中心，是世界的中心——这虽是玩笑，但也包含我对文学的理解，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一个作者与一个村庄、一片土地的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本意并不是说这个村庄真的就是世界中心。小说的表达方式非常复杂，很难说我把一种现实存在全部白描了下来——写小说时，我的态度很复杂，有爱，有恨，有批判，有讽刺。仅仅把村庄"白描"下来？这个说得太简单了，我甚至觉得，没人有能力能把中国的乡村"白描"下来——文学家要做的，是竭尽所有方法去描写最接近乡村的生活，而我所谓"位于中国甚至世界中心"的那个村庄，也不是为了简单表现中国的村庄——我想表达整个世界。
          问：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与你书中所描述场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荒唐事？
          答：这样的事儿简直太多了，不仅仅是农村，在中国的大城小镇，哪儿都一样。比如，你在农村买辆车，一场雨把路给冲垮了，那个车就像纪念碑一样，永远在小院子里停着啦，这是个很常见的情形；你去北京或上海随便那个街头，看到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一个孩子者年轻人去扶他，结果被"讹诈"，回头看，我们会去想：就因为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人扶了倒地上老人被讹，全中国的年轻人就不再去扶倒地老人了吗？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复杂。我承认，确实发生过老人倒地年轻人去搀扶被讹的事儿，可它一定是个案，可它怎么就成为一个民族都不去扶助老人的借口？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想的问题。
          问：很多作家曾谈到，为了写某个题材的作品而去世界各地旅游，体验生活，而你的作品大多反映中国农村。你在写作时还会回到农村观察生活并为写作带来新灵感吗？
          答：我想一个作家写作，他的灵感一定不会只来自某个特定的村庄，它可以、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来自上海，来自北京，来自美国，来自欧洲，来自任何地方，当然，你的写作可能必须要落实到某个村庄而已。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已经给我提供了太多太多写不完的东西，没必要去再为了写作去体验生活，我每天都生活着，体验着，我绝对不会为了写某个题材的作品而刻意在去某个地方。
          问：你的作品中常弥漫着孤独、绝望的气息，比如《受活》中受活庄的历史由来、《丁庄梦》中那个全是艾滋病人的村子……还记得上一本让你阅读时开怀大笑的书是哪本吗？
          答：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小说让自己开怀大笑，甚至是读《堂吉诃德》这种小说，看过后，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笑啊。一切"可笑"的背后，我觉得都藏着令人不安的悲剧，这才是我爱的。一个人读书，一定只是读某一类书，任何一个人都只能读某一类书，没有人能百分之百读尽天下所有类型的书，我想，我读的书可能不是大家特别希望听到或看到的那种。
          问：如果必须选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你会选哪一本？
          答：我选《新华字典》，没别的，直到今天，写作时，我会随时去翻《新华字典》，它是我一生都离不开的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越来越离不开《新华字典》，我用它不全是为了斟酌词义，有时，某个字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写，这时就会去查《新华字典》。
          问：你的作品中常常有很强的画面感，可它们组合在一起，宛如一幅幅中国农村生活"浮世绘"。如果有机会把你自己作品中的故事拍成电影，或搬上话剧舞台，你会选哪一本？为什么？
          答：真能搬上舞台或者拍成电影，对读者而言，我想可能是《受活》更好看一点吧。《日光流年》更沉重一点，《坚硬如水》更黄一点，可能无法接受。被搬上舞台或者拍成电影这种事儿对我来说一生都不会发生吧，我觉得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它不会发生。我的小说讲的故事都不是正常的、不能拍成电影的故事，不是我想不想让它们拍成电影，而是它根本就不能拍成电影，我也不用去想。
          问：在《受活》中有这样一段书中人物之一"盲人"的独白："你能看见，你就看见一世界都是脏污了。我看不见，我倒看见一世界都是洁洁素素了"……你现在看到的中国乡村或者中国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可以选择，会希望像《受活》里的那位盲人一样，眼不见，心不烦？
          答：我眼中的中国或中国农村就像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怎么理解这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我觉得很难。你很难去表达那个垃圾场，理解那个垃圾场，而且，那个垃圾场充满生机。如果可能，每个人都更愿意"眼不见心不烦"，每个人都愿意过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可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可能，条件不允许，那么，我想我们无妨一切都随意，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走哪儿算哪儿，走一步，算一步。

          黄佐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14, 2015, 7:18:42 AM10/1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马云根：认清TPP的威力

          Posted: 13 Oct 2015 10:26 PM PDT

          在亚特兰大参加TPP部长会议的12国代表
          TPP的威力就在于此，没有共识的价值观，将永远被排除在外，WTO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TPP则要断绝政府无视国民的做法。
           　　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美国南部城市亚特兰大宣布达成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的解读：其一是TPP是针对中国而来，其二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国际经济规范。如果是经济问题就好解决了，中国改革开发后，还没有在经济上掉过链子。因为，这不是经济方面的协定，而是对价值观的限定。中国加入WTO让西方没有得到的东西，通过这份协议就要争取得到，这就是中国必须要接受普世价值观。
          中国加入WTO并接受市场经济规则，人们都以为中国会接受普世价值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必须遵守普世价值观的规则，接受市场经济，普世价值观就理应成为人们公认的社会价值观。没曾想，中国使用了内服与外用的三套价值观体系，力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所向披靡。这三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一是，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二是，用于经济交往的普世价值观体系;三是，用于对外交往的儒家价值观体系。
          以上三个价值观体系的作用，效果异常明显。其一，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其二，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时，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看重的是中国的经济，但经济交往大家是采用的是普世价值观，中国并没有例外，中国的社会制度差异被放置次要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不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在经济往来中使用普世价值观，就没有理由对中国另眼相待。其三，当中国强大到需要输出价值观时，推出的却是儒家价值观体系。即没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没有附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是采用了儒家文化圈熟悉的儒家价值观，其天下观、朝贡体系，可以安抚一下强大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鹰派爱国者的情绪，也可以在外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差中，缓解一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其德治主义和贤能治理，又给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以安心，对外交往给外部以放心。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三个价值观体系相互隔离的状态能够坚持多久，政府没有为任何一种价值观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客观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价值观体系能够占上风，成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三个价值观跨过领域，冲击到另一领域的价值观体系是非常严重的。社会主义价值冲到市场经济领域，社会福利、平等的要求将降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普世价值观体系冲到社会政治领域，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将摧毁道德观，贤能治理的正统被彻底颠覆，英雄、道德、模范等会被自由观检视，人的良知成为试金石。儒家价值观的回归，会让儒家学者和海外贤能体制的鼓吹者欣喜若狂，成为帝师的机会来临，却视"大一统""华夷天下观"的危害不见。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内乱丛生。
          　　TPP的签订，中国担心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三个价值观体系的相互隔离将被终结,中国模式也就此结束。这个协议囊括了经济与社会领域，WTO是让渡了一部分经济主权，TPP则是要让渡一部分社会的主权。中国的发展阶段说被堵住，TPP的高要求，诸如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等，这些准则中国目前又还远远达不到。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在忙不迭的为TPP寻找经济的对冲方式，抨击TPP的用意，述说TPP的阴谋，这都于事无补。当你没有价值观可用时，就不可能成为大国，更不可能制定规则。能够制定规则的是有被共识的价值观基础，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可以推出的价值观体系。TPP的威力就在于此，没有共识的价值观，将永远被排除在外，WTO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TPP则要断绝政府无视国民的做法。

          ——共识网

          梁京：国民党的危机不是好事（附 乔侠青：不能太"统"，国民党必须"换柱"）

          Posted: 13 Oct 2015 10:01 PM PDT

          最近世界上大事件不断，让很多人忽略了台湾大选国民党遭遇的严重危机。我从传媒才知道，洪秀柱有可能给国民党带来灭顶之灾。像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洪秀柱虽然不可能击败蔡英文，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政党轮替嘛！读了"不能太'统'，国民党必须换'柱'"的文章，才认识到，洪秀柱过于偏"统"的两岸政策，会殃及到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结果。也就是说，国民党如果不换"柱"，就有在下次大选中满盘皆输的危险，以致令国民党完全丧失在台湾政治舞台的地位。

          这又怎样呢？台湾人不是照样过他们的日子吗？我的理解是，即便是国民党的对手民进党，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这样彻底的政治洗牌，会动摇台湾内部的政治秩序，更严重的是，会增加习近平武力统一台湾的危险。

          一段时间以来，朋友圈中就有人推测，习近平将会在他的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基本逻辑，就是台湾已经完全没有实力，更没有意志反抗大陆的高压和武力威胁，中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这个逻辑，我想到的问题是，中共把台湾拿过来，对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一个香港，已经令中共头痛不已，"解放"台湾，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吗？

          不过，我也认识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当事人误判的结果。尤其是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希特勒和日本领导层，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决策会给自己和国家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会作出灾难性的误判呢？

          我的感觉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习近平作出严重误判的风险。

          首先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难以遏止。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太大，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不仅很难对冲中国经济下滑的负面作用，而且有可能被中国经济下滑拖下水。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逆转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让中国再度与美国一道，成为重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呢？习近平不是没有这个愿望，但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主要原因是他摆脱不了中央集权的思维。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再度发动的机会，但集权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严重局面，会不会迫使习近平改弦更张，放弃集权呢？我认为很难。因为集权不仅是他个人的偏好，而且是整个中国精英的文化偏好。因此，这种集体偏好，会加剧中国把内部危机向外部转嫁的政治压力，而不是加大迫使习近平分权的政治压力。

          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不利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主张。普京突然出兵叙利亚，正在把世界秩序推向二战结束以来最脆弱的局面。除了维护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此举还挑战了美国"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原则。普京的原则，也是习近平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即便一个独裁者杀戮了大量本国国民，国际社会也不能插手，更不能搞"政权颠覆"。麻烦的是，即便在美国内部，普京和习近平的原则也得到了相当政治力量的支持。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中成为大热门，与此相关。

          这个潮流，对习近平显然会是极大的鼓励。如果普京干预叙利亚再度得手，如果美国内部的绥靖潮流在明年大选占了上风，那么习近平会有很大的冲动，效仿普京拿下克里米亚的先例，拿下台湾。

          这个选择若成为现实，将是中国和世界的灾难。国民党如果能够度过这次严重的危机，继续向大陆证明走向民主自治是中共可行的生路，对避免这场灾难是有利的。否则的话，"大一统"观念在上世纪催生的这一对孪生孽子，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纪，再给中国文明带来一场自伐的血光之灾。


          ——RFA


          【附录】
          乔侠青：不能太"统"，国民党必须"换柱"

          "换柱"风暴从7月闹到10月，从来就不只是传闻。党中央想要挽救立委选情，洪秀柱阵营则想要借国民党发扬统派理念。

          十月六日，洪秀柱出席在竞选总部的演说。 摄 : 张国耀/端传媒

          国民党换柱行动正式启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7日在讨论是否举行临时全代会"换柱"的中常会前发言表示，该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多次提到的两岸政策，均与国民党长期主张和台湾主流民意有所偏离，他希望洪回到国民党的主张，以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事实上，朱立伦早已公开强调，"九二共识"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基础。在发表此说法后没几天，在总统府，马英九总统神情严肃，语气高亢当面向主张"一中同表"的洪秀柱说，两岸路线必须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洪秀柱的两岸主张，让府党头痛万分，"换柱"从传言变成真实，一切都跟"路线之争"有关。
          国民党如今是乱成一团了。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出乎意料成为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又出乎意料极可能成为史无前例第一个被"换掉"的总统参选人。这一切，都要从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选举开始谈起。

          蓝军1129惨败，洪抛砖崛起

          开票那一晚，没有人想到，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台湾本岛由蓝营执政的县市，只剩下北部的新北市、苗栗县、南投县、台东县，其余都是绿油油一片。更引发舆论哗然的是，寻求连任成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竟然仅赢对手不到2万5千票，勉强保住国民党在六都的唯一命脉。这样的结果，当日就有蓝营人士悲观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完了！"
          由于马英九在台湾执政的声望、民意相当低，不但国民党内对未来忧心忡忡，另一股对将来感到极度担忧、焦虑的政治力量，就是台湾的"统派"。
          "统派"指的是主张台湾未来应该与中国大陆寻求"政治统一"的一股政治力量。早年"统派"这个标签全等于"中国国民党"。但随着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国民党内主流主张逐步从"统一"转为"维持现状"。"统派"逐渐被挤压出国民党，最著名的就是1993年国民党内派系"新国民党连线"出走，另立门户成立"新党"。
          洪秀柱当年就是"新国民党连线"的活跃成员，只是没有选择出走。她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说过自己当时的心境："青天白日党徽蒙尘，是要把它擦干净，不是就此丢入垃圾桶。……总要有人守住这个家，把家清干净，让'兄弟姊妹'再回来。"
          洪秀柱口中的"兄弟姐妹"，指的就是不满前总统李登辉的"本土路线"而出走另立门户的统派成员。"守住家，清干净"的执着，终于在22年后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只是，从2014年3月爆发反黑箱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后，他们发现台湾社会的氛围蓦然转变，统与独的力量，出现强大的对比与落差。台独势力再起、"台湾可能永远脱离中国"，这般的忧虑，最终在2014年那场台湾有选举以来，国民党遭遇史上最大溃败获得印证，而此更加深这股"蓝色忧郁"情绪的迸发。
          伴随1129的挫败，统派立场鲜明的学者，包括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佛光大学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教授谢大宁等人，开始谋思如何替台湾的统派找到一个延续命脉的途径，尤其是"谁"适合担任出头的角色。国民党党政人士透露，张曾向洪秀柱与蓝营人士游说，认为洪应该参选国民党主席，把国民党带回到正确的道路，才能起死回生。
          他们很清楚，2016年民进党上台已是不可阻挡的结果，统派若再无得以茁壮的栖身之处，恐难再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相抗衡。因此，策略上要激发、鼓舞、找回"中国国民党"传统的支持者。
          这条所谓的"正确道路"，就是回到追求两岸政治统合，落实宪法对国家统一使命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在他们看来，台湾统派力量渐渐萎缩，这股香火绝对不可熄灭，败选后的国民党，亟需浴火重生，且也必须回到昔日的那个国民党，如此，统派的命脉才能得到延续的机会。
          他们很清楚，2016年民进党上台已是不可阻挡的结果，统派若再无得以茁壮的栖身之处，恐难再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相抗衡。因此，策略上要激发、鼓舞、找回"中国国民党"传统的支持者；明年总统败选无所谓，蓝军立委席次锐减，亦也无所谓，只要有10％到15％的深蓝铁卫军，这就是统派延续命脉的基础。
          党政人士回顾这段过往，就是看到洪秀柱参选以来，所有的主张、论述和策略，都与深蓝统派的寄望，几乎完全一致；审视洪参选至今的言论，都是从2014年九合一败选说起，批评国民党路线模糊了、退缩了、该坚持不敢坚持等等；最关键的是，洪秀柱的两岸主张，"一中同表"、"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两岸分治而不分裂"，以及10月初抛出的"终极统一论"，"蓝军人士都知道，这些都是张亚中等人的手笔"，党政人士说。

          两岸主张争议，2016选情恐瓦解

          洪秀柱从投入选战开始，便毫不避讳地抛出高度争议的两岸主张，态度坚决想要打一场理念宣传之役，完全不顾总统选情可能因此瓦解，更未考量蓝营立委恐受到波及连累。7月间，国民党中央发现苗头不对，赶紧出面劝告制止，洪却大发雷霆，以教训姿态责问党务高层，怎可如此"没出息！"洪说，她为了理念参选，不能为了选票模糊理念，重蹈国民党惨败的覆辙。
          自此，位居国民党主流的政治人物这才恍然惊觉，或许洪秀柱的参选并非为了追求胜选，恐怕更多是为了实践、宣扬"统派"对台湾前途的理念。偏偏，这些想法理念与台湾社会格格不入，距离主流民意非常遥远。果然，洪的声势逐渐下滑，国民党立委则是一个一个应声倒地。
          洪秀柱的"非典型选战"，在国民党高层眼中，无疑是"自杀式的选战"。基层的蓝营人士指出，洪走访基层，对地方议题不了解，对地方需求不清楚，常常听了半天都一头雾水，"这样要如何与基层产生连结！"更要命的是，洪每到一处，最后一定大声宣扬"两岸理念"，地方的农业、产销、观光、高科技业的发展，全部都与"两岸"有关，仿佛解决了"两岸"，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各地的立委、各个地方党部回报党中央的情况均是如此，党务高层每每摇摇头大呼："我的天啊！"
          洪秀柱另辟路线、走的是一条迥异于国民党现行的政策，明显深蓝化、新党化。
          6月中，洪秀柱通过党内初选的民调门槛，成为准总统提名人，党中央提供办公室给洪阵营进驻，提出一个条件，张亚中这些人必须退出辅选团队。党务人士证实，确实曾有这样的提议，因为张的主张太明显、太鲜明，党中央要考量的除了总统，还有立委选举。
          果真如同这些统派的预期，洪秀柱确实争取到15％左右的铁杆蓝军的支持者，但，洪的支持度却再也爬不上去了。接下来的场景是，洪每天的选举行程依旧蜻蜓点水，声势毫无起色，蓝营立委更是雪上加霜，五五波的选区被超前，北部原本优势选区的领先，竟慢慢遭对手拉近；立委们再也受不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没人想陪洪秀柱续玩这场理念宣传大战。诚如台湾谚语所称："日头赤炎炎，随人顾性命"，立委们只能各自找"出路"了。
          从洪秀柱参选以来，洪阵营与朱立伦的党中央，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冲突与矛盾。大到包括选举经费该由谁买单、为何洪阵营人员下乡基层的住宿费还要党部支付；小到洪阵营人员嚣张跋扈，做什么都不会事先和党中央商量，把党部当作下属单位。凡此种种，均让党中央相当不爽。
          而摆在面前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看在国民党主流人士的眼里，洪秀柱另辟路线、走的是一条迥异于国民党现行的政策，明显深蓝化、新党化。深蓝统派打算借力于国民党，党内未必都有知觉；不过，国民党地方本土大老推动的"台湾国民党联盟"，很清楚知道洪秀柱这条路线对国民党的冲击，还有对"本土国民党"空间压缩的严重性；这个举动，不只是对洪阵营路线的反对，同时对"换柱"行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九月政争延续，马卸任焦虑

          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国民党"两股势力与路线之争。争执的战线约莫和"台湾本省籍"、"大陆外省籍"的区分相互重合，因此"政争"又常被解读、诠释为"省籍纷争"。
          2013年马英九对王金平发动的"九月政争"，不单是2005年两人激烈竞争党主席遗留的龃龉和不信任、权力分享不平衡累积的权力矛盾与冲突，更深层的是，两边不同属性的族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一边认为王金平勾结绿营，刻意杯葛马政府施政；一边则认为遭到排挤、欲铲除一个本省籍的本土派立法院长。
          洪秀柱无疑比马英九所象征的"中国国民党"，更具有基本教义式的代表性。9月底那场在圆山大饭店举行的"台商挺柱大会"现场，竟然有支持者高喊"打倒王金平！"凸显与反应的，便是一定程度上的族群差异。
          马王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非本土与本土之间的矛盾，亦是洪秀柱现象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众所周知，王金平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马总统；马很清楚，王的胜选机率不高，马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就是王在蓝营立委的支持下，选后成为国民党的新龙头，届时卸任总统的马，断无立锥之地。
          即将卸任的最高权力者，最害怕的就是影响力不再，也就是权力流失的失落感。2007年民进党与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处境，深绿势力的抬头与强烈焦虑，正好映照到现在的国民党与马英九。
          深蓝统派想要在马英九交出党主席之后主导国民党两岸政策路线，一连串的阴错阳差之下，洪秀柱意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让深蓝统派看到了，也得到了机会。惟接替马英九的朱立伦，想让国民党走的路线，却是另一个方向。
          依照朱立伦原先的谋划，基于马政府执政民怨高、九合一选举的惨败、他未能大赢连任新北市长等因素，朱早打定主意，不愿投入已无胜算的总统大选。朱想要的局面，就是由王金平参选总统，目标当然不是元首大位，而是由党中央稳住深蓝基本盘，由王稳住党内本土派，一举拿下国会多数席次，2016年成为具国会过半席次的最大在野党主席。
          还记得朱立伦刚接任党主席时主张"修宪改成内阁制"，提出"恢复阁揆同意权"。反映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大战略：只要国民党仍然拥有国会多数，2016年就有筹码向民进党总统进行"喊价"，发挥国民党的优势，主导两岸关系，压缩民进党政府的施展空间。只是这一套想法，如今早已被人淡忘。
          党务高层形容，原本以为洪秀柱通过初选带动的蓝军气势，能够转移到立委选战，没想到"就像水淹国民党，水越淹越高，每个人都快要灭顶！"
          现在，一切都成为泡影，整个局都乱了套，原因就出在马英九不乐见王金平登记参选。那时，完全不具备参选总统条件的洪秀柱，竟由一块号称是为"引玉"的"抛砖"，先是完成连署，甚至通过了高门槛的民调，一切都令人意外。党务高层事后坦言，本来以为洪通不过初选程序，只要无人参选的局面确定，朱还有机会与马"沟通"，再推王金平出马，落实原本的政治布局与盘算。
          没想到洪秀柱成为准参选人，提出的主张惹来高度争议，选举的步调荒腔走板，立委的选情不但没有拉抬起来，反而陷入崩盘窘境。眼前的局面，与朱立伦当初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立委席次不仅难以过半，甚至可能大幅溃败，国民党甚至可能沦为小党，这梦魇迄今挥之不散。党务高层形容，原本以为洪秀柱通过初选带动的蓝军气势，能够转移到立委选战，没想到"就像水淹国民党，水越淹越高，每个人都快要灭顶！"
          "换柱"风暴从7月闹到10月，从来就不只是传闻。党中央想要挽救立委选情，洪秀柱阵营则想要借国民党发扬统派理念，双方的目标不同，想法分歧，完全没有交集。国民党终于决定出重手，不惜翻脸也要拔掉洪秀柱。朱阵营获得马英九默许绝对是一大关键，因为包括马在内的蓝营重量级人士已经觉察，一旦立委崩盘，所有人都会跟着着国民党这艘铁达尼号一起沉没。
          逼退压力排山倒海，面对党中央的摊牌，洪秀柱反击的第一步，还是回到张亚中身上。在9月17日、9月25日两度劝退之后，朱立伦于10月3日再度劝洪退选，洪隔天立刻找来了张等统派幕僚到党中央开会。党务人士形容当他们看到张亚中现身党中央时，心境只能用"五味杂陈"形容。洪阵营也开始进行网路动员，号召深蓝支持者出面"挺柱"，甚至出现"朱立伦才应该交出党主席"的声音与主张。
          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路线之争。洪秀柱对台湾前途的政策主张，即使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编案：指专责组织外省籍退伍军人的分支党部）也难以接受，更别说党内本土派。国民党府院党立场一致，"换柱"已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一位党务人士对端传媒记者强调，号召再多的人包围党中央，愈是高喊"朱立伦下台"，愈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因为，搞政治讲的是实力，有选票，才有席次、才有职位，不是靠"传教"。只是，终于松口称"我愿意承担"的朱立伦，也有被马英九背弃的风险，国民党的春天，恐怕还得再等等。

          ——端传媒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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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5, 2015, 6:50:44 AM1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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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普：杜润生的大节大义与大是大非

          Posted: 14 Oct 2015 02:11 PM PDT

          最近因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辞世，网上流传著许多纪念杜老的文章，其中《炎黄春秋》徐庆全谈杜润生的文章"改革开放重要推手"，特别令笔者感动。杜润生在他数十年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大节大义与大是大非，是我感动的主要原因。

          杜润生的大节大义表现在，他始终站在为农民说话，为知识分子说话的立场，即使为君王和党内高层所不容。1948年中南土改时，杜润生主持土改工作，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毛泽东因此而看中了老杜，调他进京任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但毛很快就发现他看错了人。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批评就是针对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杜润生。之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这是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

          1956年，杜润生因"小脚女人"的右倾作为被贬到中国科学院，随后赶上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运动"。他和张劲夫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科学家。杜还提出把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再上升为敌我问题。他建议，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应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提出这种政策，绝非易事。

          1966年"文革"开始后，科学界的造反派发动夺权，眼见知识分子又要遭殃，杜润生和张劲夫商量，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要保护科学家、要保护科学界。为此，他去找陈伯达理论，却被陈作为老右派，在中科院开启了第一个挨斗的先例，随后被长期关押。这是杜润生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挫折。

          尽管经历这些挫折，杜润生依然坚持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坚守自己的大是大非观。用他自己的话，"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中共党内形成了这样的"定律"："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在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杜润生坚守自己的是非观，也绝非易事。

          杜润生的大是大非观还表现在，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即使是站在党的对立面上。1989年"六四"期间，杜润生及李锐、于光远、李昌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事后遭中顾委批判，差点被开除党籍。这是杜润生的第三次大挫折。在这些挫折年代，用徐文中的话，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杜润生的大节大义和大是大非所表现的人格和人性，是站在党性之上的。这和那些为君王唱赞歌、为专制唱赞歌的共产党干部及其知识分子相比，实在有云泥之别。在政治漩涡中随波逐流，已经成为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保命保权的处世之道。徐庆全在文章中说，他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这些芸芸众干部，更显出杜润生的了不起。

          一位前浙江省省长这样称赞杜润生："热爱农民，热爱知识分子，其伟大人格堪与胡耀邦同志媲美！"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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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6, 2015, 6:37:43 AM1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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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比温和”的后果是自杀性的——从声援信力建谈公民权利意识

          Posted: 15 Oct 2015 11:11 PM PDT


          当很多中国良心犯亲属的哭喊声被阅兵的轰鸣声压抑，人们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下失语之际，月前广东教育慈善家信力建被捕所引起的舆论与声援，是令人稍感欣慰的。这些声援令我们相信，貌似冷漠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语）。


          然而，以敢言著称的国内维权律师张雪忠却发表了《信力建为什么就不能抓》一文，批评某些声援者一味强调信力建"温和"、"不激进"，是没有基本原则是非的说法。

          在笔者看来，张雪忠的批评彰显了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的问题。无论人们的言论是激进还是温和，其基本人权都不应受到侵犯。如果人们不去维护所有言论者的平等权利，而是以"温和"为由乞求当局特别赦免某人，将"激进"言论者默许为可抓的异类，那么就如捷克前政治犯哈维尔所说：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 与权力联姻的"温和建言者"


          信力建是国内知名的民间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现拥有几十个教育实体，曾获得"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30人"等各种奖项。作为知名的慈善人士，信力建也为孤儿提供教育。与此同时，信力建还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他本人还是一位知名的博客作者，经常在文章中宣扬普世价值。

                                                       
            

          除此之外，信力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身份：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自从1989年回国创业，信力建创办的教育事业就获得政府承认和支持，因此取得可观的成就。经济上成功并享有社会地位的信力建，被人称为："老板中最有知识的人，知识人中最有钱的人。"

          一直与权力联姻的信力建承认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是"支持政府领导改革"的。在江泽民和胡温时代他一帆风顺，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热烈支持习近平的态度，在其博客文章中表露无遗，例如：《习近平创中共历史多少个首次》，《习近平正在改变中国》，《习李新政百日：三板斧》，……。

          在这些文章中，信力建称赞习近平的"亲切"、"深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受到人民衷心拥护"。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以习近平先生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能够克服恐惧，勇往直前。"

          尽管如此苦心孤诣地与权势者合作并进忠言，信力建先生还是于8月21号突然被拘捕。广东当局后来公布的是一个不寻常的经济罪名：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罪名很荒谬，当局抓捕信力建显然是一次政治迫害。

          如此"温和的建言者"，为什么也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信力建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都感到无法理解。他们因此质疑：中共当局抓人的"底线"在哪里？中共为何抛弃支持自己改革的社会贤良，容不下如此温和的人？这样支持政府的成功人士仍不免遭此困境，那么其他的社会精英又该怎么办？


          ◎ 张雪忠表达鲜明的人权立场


          与信力建的众多声援者一样，遥在海外的笔者一听此人被捕，就立即找独立中文笔会狱委，讨论信力建是否因言论而受到监禁，可否请求国际笔会展开全球性营救等问题。

          但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些声援者不是以人权为准则去呼吁，而是一味强调信力建的"温和"与"不激进"？在笔者的海外人权活动经历里，呼吁声援者一般是根据国际人权准则去说理。即使在中国宪法里也有一些保障人权的条款，我们也可以根据有利于受害者的中国法律，去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受害者。

          就在笔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国内的法学博士张雪忠对此发声了。张雪忠说："一些意见人士又在大发感叹，诸如'为什么连这么温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怎么还要抓？'等等。""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意见人士可谓是既没有原则是非，也缺乏基本见识。"

          年轻的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因批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而著名。他于2013年率先公开并抨击中国官方的"七不讲"，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解聘。作为辩护律师，他顶着风险为赵常青、刘萍、李化平、郭飞雄等公民活动家、良心犯和政治犯辩护。


                                                               


          为什么在这样勇敢的维权律师眼里，一些强调信力建"温和"的声援者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人呢？张雪忠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忘了，无论是所谓'激进'的言论，还是所谓'温和'的言论，言说者的权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应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护。"

          眼见一大批"死磕律师"同仁无辜被监禁，而且被人指责为"极端、偏激"，张雪忠心里的沉痛与悲愤可想而知。他因此不客气地质问信力建的一些温和支持者："我希望这些意见人士下次在发出类似感叹时，能够费神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激进'的言论者被抓，你们的心里就会感到好受些？"

          也许年轻律师在气愤之时言重了一点。但笔者看得出来，张雪忠是一个诚实并具有洞察力的学者。当"温和"的说辞盛行一时，张雪忠采取的是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人姿态。他拒绝随大流人云亦云，而是从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及法律立场上，去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 记住当年右派和犹太人的教训


          尽管那些"温和"声援者缺少一点公民权利意识，但深懂中国国情的笔者能理解他们。这些善良的呼吁者是真的相信，只要强调信力建"温和"和办教育有贡献，就把他和那些"激进"的异议分子区别开来，那么信力建就有可能脱离牢狱之灾。这一做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现在的"比温和"与文革时期人们"比谁更革命"一样，都是人们根据中共长期的分化瓦解政策所做出的选择。

          例如，于1957年遭受迫害的55万中国知识分子右派，被中共划分为不同等级，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他们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 第一级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 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 第五级降薪，第六级免于处分。

          当时，很多落入陷阱的右派为了提高自己的等级，抢先认罪争取减轻处分，有的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向当局求饶告密，以换取更高等级的待遇。一些采取"温和"态度的名流，其惩罚就轻得多。例如，原中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长章伯钧因认罪最快，被划右派后还能享受四合院、小轿车之类等优越待遇。而一些拒绝认罪的硬骨头右派，被驱赶到夹边沟农场活活饿死。

          又如，当年的纳粹制定种族外观标准来斟别犹太人，将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低一层是残忍的死亡营，最高一层的犹太人被安排到供西方记者参观的"快乐的犹太人之家"。还有一些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出卖自己人，将低等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自己求得活命。这就是阿伦特指责的"整个悲剧中最黑暗的一幕"。

          那些出卖同类的高等右派和犹太领袖为了自保与豺狼共舞，显示了人性的卑微和卑劣。这些历史留下的痛苦而不光彩的教训，令我们今天不能不有所警醒。


          ◎ 同是"普世价值派"唇亡齿寒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应将信力建与"激进"的入狱者区分开来、撇清关系呢？原因在于：信力建和很多被视为"激进"的入狱者，在本质上都是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拥护者，都可以归于与"七不讲"相对立的"普世价值派"。同样是因言获罪，所不同的只是言说的措辞、态度与方式。他们的言论是否温和，这与当局侵犯人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信力建们采用的是温和的策略，尽量在安全线之内推动体制的改革。而那些被视为激进的人们，例如像高智晟、郭飞雄等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大批"死磕律师"，他们更为坦率更为尖锐地揭露黑暗、承担一己的责任。因为勇敢和耿直，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有些遭受黑头套、电击等种种可怕的酷刑，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在《后共产主义的噩梦》的演讲中，回忆他在捷共统治下作为政治犯的遭遇："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哈维尔认为，他成了别人的一种"不方便"，回避他是为了"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曾在前苏联经历审判和流放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则认为，那些回避哈维尔的人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这个遭受厄运的人。

          与遭受更大厄运的"不方便"人士划清界线，也许可以使某个个案获得赦免。然而，极权主义这头怪兽，就这样通过制造恐惧，使人丧失本应有的同情同类的善良人性。当所有人都如梁启超所说"见人之溺，不思拯援"，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生存智慧，那么，中国社会将失去良性改变的未来。

          如果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们一味看当局的脸色，去琢磨当局的尺度和打压的底线，然后根据风向决定自己的言行，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跳进陷阱。因为所谓的"底线"是当局任意决定的，根本不会以法律为准绳，令你防不胜防。

          事实上，专制政权并不在乎激进或者温和，他们要消除的是一切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普世价值派不以基本人权原则去抗争，而是自我设定禁区，那么当局会一步步缩小民间力量的活动范围，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激进的割温和的，最后斩草除根。

          这个"唇亡齿寒"的道理，一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早就认识到了。尼莫拉在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工会成员、天主教徒时都不说话，最后当他自己面临厄运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了。因此哈维尔认为，人们回避、屈从现实的做法，"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身处北欧自由世界，笔者观察、思索国内声援信力建所引起的这场争议，深深理解在强权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复杂而痛苦的心理挣扎与行为表现。笔者深知，通往一个健康正常社会的道路，是无数的理想主义者、行动者以他们的受难和牺牲铺成的。

          ———————————————————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u/4775/

          维权网就包龙军、王宇夫妇未成年之子包卓轩遭株连迫害、无法出国留学事件的严正声明

          Posted: 15 Oct 2015 11:09 PM PDT

          王宇、包卓轩

          2015年10月6日，包卓轩与其父母的朋友、人权捍卫者幸清贤和唐志顺在缅甸境内靠近中国的区域被强迫失踪，至今已经10天。种种事实表明，中国警方对包卓轩等三人的失踪具有无法推的责任。

          包卓轩，小名包蒙蒙，今年16岁，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未成年之子。可能没有人会想到，16岁的他竟然会成为中共当局此次"709大抓捕律师"行动中的第一位受害者，也是年纪最小的受害者。

          2015年7月9日，当局开始的震惊世界的"709大抓捕律师"行动是以对包卓轩、包龙军、王宇一家人的抓捕为开端。

          7月9日，包卓轩在父亲包龙军的陪护下到北京首都机场，准备飞往澳大利亚留学。但是在过安检口的时候他们被天津警方强行扣押并带走。包卓轩的母亲王宇律师当晚在家中，遭当局破门而入强行带走。

          包卓轩的父母包龙军、王宇随后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被秘密关押，不允许律师会见。

          包卓轩在机场被扣押后，被强行带到天津市一家汉庭酒店的8111房间关押了2天，期间遭遇恐吓、威胁及暴力对待。7月11日晚，包卓轩被姑姑从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天塔派出所接回，其留学梦破碎。

          包卓轩被接回家后，7月12日至7月18日一个星期内，又接连被传唤3次。其中被警察连续警告的事情是："1.禁止参与父母被抓之事；2.禁止家属聘请辩护律师；3.禁止包卓轩回北京；4.不会归还护照及钥匙。"

          随后包卓轩被当局强制送往内蒙古一所学校，警方没收了包家的户口本，禁止他出境。

          2015年10月6日，人权捍卫者幸清贤、唐志顺带包卓轩经缅甸赴海外留学，在缅甸勐拉市的华都宾馆8348房间被人强制带走并失联。

          10月8日14时，辛清贤家被抄，抄家是由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公安局委托成都公安局执行的。

          10月12日有消息称，包卓轩已被带回内蒙古外婆家中软禁。

          包卓轩在缅甸被强行绑架回国，激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关注。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10月15日，中共当局透过其喉舌《环球时报》发文《中国被拘维权律师夫妇"之子已回到监护人身边》，称：

          "据环球时报向云南等地警方了解，两名护送者唐某、幸某是在男孩目前监护人姥姥和姨妈不同意其出国留学的情况下，骗取男孩信任，以偷渡方式将其带往缅北动荡地区的。

          警方向环球时报出具了男孩监护人反对其现在出国留学的证词。男孩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做重大决定的能力。警方表示，男孩父母涉嫌犯罪，但孩子是无辜的，今后只要其监护人同意他出国留学，他将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前往国外。

          据警方介绍，包卓轩已经回到他在内蒙古的监护人身边，并且被安排进一所当地学校里读书。监护人希望他目前在国内好好学习。"

          此报道对包卓轩是为何要从缅甸出境的真正原因，只字不提。《环球时报》文章通篇无视事实、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而 以下事实已经是众所周知：未成年的包卓轩7月9日，在首都机场即将出国留学时，被当局强行阻止出境，并遭限制人身自由。包卓轩目睹了其父被抓捕等一系列过 程。事发之后他先是被监控在天津祖母家，后被警方强行遣送回内蒙古，在指定的学校中、在当地警方监控之下上学。他自由受限，护照等证件被扣押，无法前往澳 大利亚完成预定的留学计划，也不能回到北京自己家中居住，更被警方警告不得为其父母聘请辩护律师。

          包卓轩的悲惨境况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数年前高智晟律师的女儿格格、张林先生的女儿安妮，她们的境遇何其相似！

          中 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月12日发表了近年来中国维权律师的未成年子女的各种非人道遭遇的统计，共有11位，事发时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即高智晟律师的儿子高 天宇。年纪第二小的，是今年被捕的李和平律师，其5岁女儿目睹父亲被抓走。文中指出："残害这些未成年子女的手段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 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如押送上学）、禁止与外界通讯、骚扰（如重复传唤）、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击方面，则包括辱駡、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 母、孤立、当众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殴打或被警员带走等。"

          包卓轩，一个16岁的男孩，既非犯罪嫌疑人，也非罪犯，中国警方对一个未成年儿童的连续采取非法措施，视其为人质、株连迫害、造成其无法出国留学被强制滞留国内的事件，已经造成其心理的严重伤害，这超越了文明人类容忍的底线！

          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并且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其缔结的各个国际公约。

          依据中国政府已签署并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第2款之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

          同时，《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缔约国还应当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儿童的自由，不得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

          而中国警方对包卓轩的跟踪、监视、限制自由、不准出国留学等行径不仅违反国际法，亦违反中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已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鉴此，"维权网"强烈要求并呼吁中国政府：

          一、立即无条件解除对包卓轩的各项监控，发还其护照，允许其依照其自己及其父母的意愿出国留学。

          二、追究制造此侵犯儿童人权事件的相关部门及人员的法律责任，对受害人包卓轩进行国家赔偿，以挽回此事件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三、同时，责令警方立即停止对包卓轩及其他709事件被失踪律师家属的任何形式的骚扰，停止阻拦中国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出境的非法行为，保障中国公民的出国权和回国权。

          四、中国政府应切实落实自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的宪法承诺，不可以一方面冠冕堂皇、信誓旦旦；一方面侵犯人权、践踏法律。口言善、身行恶，将失信于天下，失信于人民。

          2015年10月15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17, 2015, 6:09:20 AM1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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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雪村：美国，中国人又爱又恨的“外部敌人”

          Posted: 16 Oct 2015 09:44 PM PDT

          慕容雪村 2015年10月16日

          Erik S. Lesser/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9·11事件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纪录片，调查中国人如何看待9·11事件，以及如何看待美国。一位小店主模样的男人大声叫好："炸得太帅了！"一位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认为"应该给美国多来几下"。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位学生说自己很高兴，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它被人欺负了，我很高兴。"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记者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他喜欢美国，马上就要去美国留学，"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他说。

          这节目是四年前录制的，四年之后，中国人的美国观并没有太大变化。

          9月3日，习近平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阅兵式。我的一位同学看了那整齐的队列、先进的装备，兴奋得彻夜难眠，在微信朋友圈中提醒朋友们要警惕美国，因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但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专门带女儿去了一趟波士顿，游览了哈佛校园，吃了一只巨大的龙虾，还发誓要把女儿送去美国。"一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一个没有雾霾，没有地沟油和毒奶粉的地方。"

          这位同学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所持有的这种矛盾的、人格分裂式的美国观并非特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羡慕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时却又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

          皮尤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44%的人喜欢美国，在全部受访的40个国家中排名第33，远低于韩国的83%和日本的76%。

          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主要是因为国家宣传的影响。因为新闻审查和信息封锁，许多中国人都对中国之外的事物缺乏基本了解。近几十年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但在其国内宣传中，却一直视美国为敌。再加上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仇美教育，让许多人对美国怀有一种非理性的敌意。

          中国军方2013年发布的的纪录片《较量无声》，更是将美国视为头号大敌。这部片子称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支配中国"、"分化瓦解中国"。这些都是常见的官场套话。和大多数专制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喜欢扮演"人民的保护神"，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它的保护显然将失去意义。中国政府需要一个"强大而心怀恶意的"美国，这已经成了它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美两国的接触日多，交流日繁，政府已经不可能封锁全部消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研究和学习美国。

          美国的电影、电视剧，美国的商品，以及美国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在互联网上，许多人高声赞美美国的政治制度，自发地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辩护。还有人拿美国和俄罗斯——近些年中国政府相当亲近俄罗斯政府——相比，历数两国对中国的作为和影响，发出极为响亮的质疑："我们选对朋友了吗？"

          许多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中国不安好心，同时却热切地盼望能够去美国生活。在平日生活中，他们自己也会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和言论环境多有怨言，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许多人都想去纽约买房子，但只要中国之外的政府或机构（无论是哪个国家）提出批评，他们立刻就会转换立场。他们经常会历数美国的种种弊端：种族歧视、枪支泛滥⋯⋯

          这种态度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连许多政府官员和精英之士也对美国表現出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

          大量政府高官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美国，留学、投资以及长久居留。许多年来，美国顶尖大学一直受到中共权贵家族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习近平女儿曾就读的哈佛大学。

          这些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美国生活的种种优越，同时却在公开言说中表达着与此极不相配的观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其虚伪之处已经无可掩饰。

          令人振奋的是，在审查的阴影之下，一些普通中国人睁开了眼睛，更现实也更清醒地审视这个国家和我们所处的世界。而美国领导人也应该意识到，这部分才是中美关系的希望所在。政府是靠不住的，中国政府更是靠不住的。

          只要这个政府还想继续扮演人民的保护神，只要它还在坚持这样的负面宣传，中美友好就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


          慕容雪村是一名作家，他的最新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Dancing Through Red Dust)即将以英文出版。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纽约时报：美国12家出版商集体对中国审查说不

          Posted: 16 Oct 2015 07:32 PM PDT

          AMY QIN 2015年10月16日
          今年5月，美国书展举办之前，示威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举行集会，反对中国审查制度。

          Sam Hodg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5月，美国书展举办之前，示威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举行集会，反对中国审查制度。

          今年可以被铭记为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世界的一年。5月，一个庞大的中国出版商队伍作为主宾国代表，参加了出版业盛会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周四，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团体中国出版协会被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接纳为成员。该协会由60多个组织组成，总部设在日内瓦，宗旨包括促进出版自由等。

          但是鉴于中国在出版业中的崛起，12家美国出版商签署了一项承诺书，抵制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遭到的审查。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版市场。

          "作为出版商，我们承诺通过深思熟虑、坚持原则的方式来对待中国的审查，"该承诺书称。"在全世界面对言论自由和审查问题之时，我们都秉承相同的价值观。但我们与中国交往的步伐，使这个市场成了一个重要且有象征性的例子，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发起这项行动的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本周四公布了承诺书，这在时间上配合了出版业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会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一同签署承诺书的著名出版社包括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Publishers)、W·W·诺顿出版公司(W. W. Norton& Company)和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Grove/Atlantic)。

          "这是我们需要站出来坚持的东西，"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总裁和出版人摩根·恩特利金(Morgan Entrekin)在法兰克福接受电话采访说。"尤其是在中国受邀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之际，我们需要设定面向未来的标准，使中国大陆的出版商可以对负责决策的不管什么人说，这些是我们需要遵守的标准。"

          该承诺书是对美国笔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的回应。今年5月发布的那份报告称，外国作家的作品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时会遭到未经授权的删节。最有可能受到审查的书籍涉及性或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1989年对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台湾、西藏、少数民族、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共党史。

          该报告指出，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和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作品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审查。奥斯特的小说《日落公园》(Sunset Park)中，描写了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在2008年被关押的情况，但中文译本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删除了相关内容。

          "笔会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外国作家——及其代理商和出版商——对中国审查的工作机制缺乏充分的了解，无法尽可能地确保他们的书免受审查，或减少审查的影响，"美国笔会的报告说。

          在签署这份承诺书时，出版商同意帮助作者与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协商，以减少对译本的审查。对于被审查的内容，该声明列出了一些措施，让出版商可以帮助作者通过其他渠道，把被删节的部分呈现给中国读者。恩特利金说，由于很多书的版权由代理商控制，出版界需要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出版商这边发挥领导作用，将会起到催化效果，"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纽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对于出版商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重要的市场，我认为，鉴于其人口规模、城镇化步伐，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这对出版商是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市场机遇。"

          "同时，这显然也是个原则问题，这些出版商的生意是建立在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之上的，"她说。

          但是也存在财务上的考虑。

          "我很好奇，美国出版商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任何资源，"《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人何伟(Peter Hessler)通过电邮评论道。"说到底，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何伟的四本书中，有三本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他指出，对很多寻求在中国出版高质量中译本的外国作家来说，翻译人员报酬低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雇佣独立的编辑来比对译文和原文，会增加出版社的成本。但恩特利金表示，格劳夫/大西洋出版社做好了承担这类额外成本的准备。

          "弄清哪些书会被审查这件事不会很难，"他说。

          中国出版业的一些从业者对承诺书表示欢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说，作者与中方出版社加强沟通有利于两头的编辑流程。

          "出版业里有很多编辑真的想什么都不删，"张吉人在上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障整部书稿的完整性。但我们也活在这个制度里，有时候别无选择。"

          在应对中国更广泛的审查时，中国出版社面临的麻烦常常和外国作者一样多。张吉人说，过去两年里，出版气候"受到的压力加大了"。张吉人是何伟的编辑。他的一些翻译项目之前曾得到批准，包括一本有关阿拉伯之春的书，但最近又被毙掉了。

          尽管中国出版业仍处在不断的变动中，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10年前，我们谈论的是盗版，版税，西方作者是否从销售额中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写过多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的梅英东(Michael Meyer)说。"而10年后的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商业方面的事，我们开始讨论言论自由了。"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amyyqin。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莫之许：國內新極權國際新冷戰

          Posted: 17 Oct 2015 12:43 AM PDT


          TPP 12國達成協議的消息傳出，在大陸輿論場引發了一場出人意料的關注熱潮。不過，正如張大軍先生所指出的，很多傳播率高的文章其實似是而非，但恐懼感與焦慮感十足，只是恰好迎合了當下部分人群的情緒，「是典型的精英內部的不安和焦慮通過現代媒介擴散到一般民衆」。圍繞TPP成立之後，中國被孤立這一意向，主要有兩類意見，一是公知話語，認爲這是因爲中國偏離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導致的，解決之道是重歸改革，或者說是借TPP所可能帶來的危機「倒逼改革」；一是海外民運以及國內草根民運帶有情緒性的表達，認爲TPP將導致中國經濟失去發展動力，或引爆經濟危機，進而危及黨國統治。
          與流行的中國被孤立看法相反，有一些精英人士意識到，這個局面其實與當局的主動作爲有關，如前兩天，一群80年代改革派人士弔唁杜潤生先生，在其後的餐敘中交流縱論國內外大事，許多人就認爲，「TPP是中國亂來刺激出來的」。新加坡學者王江雨在「美國戰略動機和中國戰略失誤」一文中也認爲，「世上本來可以沒有美式TPP」, 並認爲，奧巴馬本人在訪華中遭到冷遇，以及在全球氣象會議上不被中國尊重，或爲其推動「重返亞洲戰略」的起因，而其中，「軍事、外交、經濟三條腿走路，對中國開始防範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爲這一戰略的重中之重。」
          將一個大國的外交戰略轉變歸因於領導人的個人情緒，顯得單薄了一點。2009年全球氣象會議上中國的表現，常被看作是奧運後中國外交戰略的一個轉折，是中國不甘心順從美國，作美國領導下的「老二」，而試圖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關係的開始。此外，同樣是在2009年，中美經戰略與經濟對話會上，時任國務委員的戴秉國指出，「確保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很重要一條是相互理解，尊重對方，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不會誤讀的是，所謂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當然指的是現行政治制度，也就是現行的一黨專政體制，以及對應的對民衆的權利剝奪狀況。
          上述表現並非偶然和孤立，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當局在國際關係上放棄了冷戰後執行多年的韜光養晦戰略，將延續專政的意圖公開化、表面化，並試圖以此定義乃至規範對外關係，這同時宣告了美國爲首的西方曾經的接觸並改變戰略的失敗，吳強博士早在2008年到2009年間，即據此認爲，中國與美國爲首的西方將進入到新冷戰階段。
          20多年前，爲破除因爲1989年慘劇而造成的國際制裁，也爲了應對冷戰結束的新國際形勢，以鄧小平南巡爲開端，當局在國內推進市場化，在國際上則奉行韜光養晦，以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獲得經濟發展空間，但是，早就有太子黨明確指出，這只是「捲旗不交槍」，隨着經濟發展的目標基本達成，2008年奧運會更標誌着國際存在和國際地位達到了新的高點，這個時候，專政制度硬的一手重新表面化，並非什麼不可理解的事，而是順理成章。
          在國際關係上，從延續專政這一根本目標出發，當局並不準備做出相應改變，更深地融入國際秩序，更不願意接受西方的指手畫腳，相反，更傾向於另起一套，如推動中俄特殊關係，一帶一路戰略，創立亞投行、中非合作……等等，試圖通過建立相對獨立和平行的經濟勢力範圍，以抵銷西方可能的影響，以增強政權的安全性，同時，在網絡自由、文化開放、公民社會等層面，越來越採取隔離措施，谷歌的離去，GFW日高，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立法等等，都體現了這一用心。不能說TPP沒有美國戰略遏制中國的用心，但很顯然的，這也與利益攸關者乃至G2等戰略構想被中國所拒絕有關，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拒絕做出相應改變以融入國際秩序、以及在相關議題上的主動作爲有關。
          這一轉變並不是孤立的，在國內，維持專政也同樣是壓倒性的目標，這表現爲近年來各種管控的步步升級，以及針對民間社會的全力打壓，以致越來越多的人將當下稱作爲新極權時代。20多年的經濟發展帶來了相應的社會後果，如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及其旺盛的權利訴求，對外開放也使得中國內部的諸多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凡此種種，都給專政運行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甚至是威脅，在此情形下，當政者也就越來越傾向於在內外都擺脫以前的曖昧含糊狀態，對外要求西方停止施壓乃至促變，對內則連溫和改良的言行也不再容忍，這其實是新形勢下當政者不安全心理的表現。
          也因此，與曾經樂觀的想像不同，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促成了專政的軟化乃至轉變，而是專政運用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成果，不僅在國內延續並強化專政，甚至試圖影響到國際秩序，近年來當政者在內外政策上的走向，與當政者口頭上的繼續改革和開放是相反的，在國內，知識群體和中產群體所感受到的，是當局對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管控提升，針對活躍群體的頻繁打擊，言論上的周密控制與大量推出五毛群體相結合等等，即使在經濟領域，強調國有企業主體地位，面對低迷經濟形勢並無針對民營企業的實質性鬆綁等等，也令人心生寒意。
          近年來，中產飯桌上的移民話題，再也清楚不過地反映出了普遍的恐懼感和焦慮感了，TPP的通過，迅即引爆了國內輿論場，很顯然，這種不安和焦慮的情緒一時很難消散，但是，指望一個TPP就讓當局改弦更張，近乎幻想，而在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當下，一個剛成型的TPP，可能會在中長期給中國經濟運行帶來一定影響，但其影響並非如許多論者憂慮的那麼巨大，更不可能帶來立刻的危機。事實上，當局這一套內外策略，如果從奧運後算起，已經運行了相當長時間，其面貌也逐漸清晰起來，在當下，不會有什麼倒逼改革的可能，而危機也不會立刻到來，國內新極權、國際新冷戰的前景才剛剛展開。

          ——东网

          胡少江：TPP对中国变革的正面意义

          Posted: 16 Oct 2015 06:58 PM PDT

          China into TPP ？（网络漫画）
          本月初，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美国领导的协议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长期以来，中国一方面利用国际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利用集权政治制度的特性回避国际义务。TPP正是为了终止中国的不良行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集中全球经济一半以上的环太平洋地区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TPP协议的达成，意味著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最新一轮博弈中再次遭受挫折。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者秦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在参与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巧妙利用集权制度下的"低人权优势"的结果，这种结果有利于中国的权贵，对普通民众并不公平。已故旅澳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曾警告过中国，虽然在发展初期可以利用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落差实现加速追赶，但是如果制度变革长期滞后，政治制度终究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劣势"必将断送发展成果。

          TPP协定的签订，可以看作是对秦晖、杨小凯理论的政策诠释。TPP协定与现有的世界贸易协定最大的不同有两点：第一，这个协议所涵盖的范围比任何现有的协议都要广泛，它的内容包括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对国企垄断的限制、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流动自由等等。第二，这个协定更加体现法治精神，他要求成员国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让渡政府权力，由更加中立的第三方严格按照协议条款进行裁决。

          TPP协定看似针对中国的，其实并非特定针对中国。看似针对中国的，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尊崇这些要求，因此中国必然地被排除在TPP协定之外。说它不是针对中国的，这是因为这些范围广泛的协议条款是人们对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说到底，国际贸易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如果只有政府和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和权贵们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就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初衷了。 而且，两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程度不一也必然影响两国贸易的公平程度。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TPP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自由贸易精神的启发下、在国际发展模式的对照中，中国民众和知识精英有机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非正义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内是非正义的，它掠夺性地使用资源，压制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剥夺普通人享受信息的权利等等，将发展的成果高度集中在权贵集团的手中。中国的发展对外也是非正义的，它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对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信息技术领域等等进行无理限制。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外国贸易伙伴当然不会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三十多年来少见的严重困难，TPP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协议，对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那些与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TPP成员国，例如越南、墨西哥等等，将通过这个协定夺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现有的主要出口市场；而那些对中国的种种进口限制感到不耐烦的发达国家也会对由于有了新的贸易伙伴而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为了应对TPP带来的这些可能的冲击，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改弦更张，尊崇"国际经济合作的普世价值"，将公民利益至于政府利益之上，尊崇对等原则，尊崇法治精神，做国际经济合作的守法者，而不是投机者。

          ——RFA

          鲍彤：我所知道的法西斯

          Posted: 16 Oct 2015 06:31 PM PDT

          墨索里尼、希特勒（右）


          "你为什么现在要来谈谈法西斯？"——为了七十年前的血不至于白流。
          法西斯这门学问，我没有研究过，只通过道听途说，接触到一星半点。也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姑且写这篇拙文，供方家纠谬，借以引起议论。

          法西斯蒂与国家社会主义

          据说法西斯源于拉丁语。词根好像是棍棒或权杖的意思。现代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也结胎于意大利。祖师是那位掌握终极真理因而"永远有理"的墨索里尼。他从1926年起建立了一党专政，因永远有理而被历史赋予永远掌握权杖和永远挥舞棍棒的合法性。不过此人后来命运不佳，1945年被本国游击队处决。
          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实力有限，危害也有限。受害者主要是本国的和被它侵略的埃塞俄比亚（80年前叫阿比西尼亚）的老百姓。
          到了希特勒手里，法西斯声势大盛，后来居上，大大超过了他的长兄墨索里尼。
          希特勒曾经被某些人视为德意志人民的大救星。据说，是他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从此站起来而且崛起了。
          希特勒的理论很冠冕堂皇，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纳"是国家主义的缩写；"粹"是社会主义的缩写。
          （在中国，为了避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它混淆不清，照例忌用它那"国家社会主义"的全称，只用"纳粹"的简称。所以许多中国同胞，明明知道存在着万恶的"纳粹"，却茫然不知"国家社会主义"为何物。）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用不着多高的学问，就可以吃透它的全部核心价值：国家主义者，国家至上也，公民绝对服从国家也，谁领导了国家谁就有权统治公民也；社会主义者，社会至上也，集体绝对支配个体也，谁代表了社会谁就有权占有个体也。

          希特勒手里的纳粹局面更大了

          说起来还真能振振有词：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好，人民才能好！须知秦始皇消灭六国，秦人就进入天堂了。
          权杖和棍棒的作用，就在于打国家和社会至上的旗号，替这两个至上开路。能够实现这两个至上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能够发明这两个至上的领袖，无疑是天之骄子。由天之骄子领导的纳粹党，必须是永远的执政党。被这个党认可的真理，谁敢说它不是宇宙真理？只要年年讲天天讲，重复它千千万万遍，就一定能够深入到人民的骨髓里，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希特勒手里的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手里的东西相比，不仅仅形态更完备了。最最重要的是，实力更强了，局面更大了，也不仅国防军更多了，而且把党卫队（盖世太保）也建立起来了，对内对外的武器都更加精良了，高音喇叭的嗓门也提高了，理论更动听更迷人了，信徒们更众多更卖力了，分给捧场者的红利更丰厚了，影响也就不再同日而语了。
          尽管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得意横行之日不过短短十几年，遭殃的却不仅限于最早被它踩在脚底下的犹太人。几乎整个欧洲，都遭到了它的铁蹄的蹂躏。
          如果不是全世界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联合起来向它抗争以至决战，斩断了它的魔爪，人类文明的倒退乃至被毁灭，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法西斯。这些道听途说的片断，第一，如果对年轻的朋友了解和识别法西斯的本质和现象能够有所帮助，我就达到了目的；第二，其中的错误务请方家指纠，以免谬种流传。——两者都是我所期待的。


          ——《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小毕：与陈子明一起度过的岁月

          Posted: 16 Oct 2015 06:17 PM PDT


          ［一］

          2014年10月21日（周二）上午9点多，之虹电话中焦急地说：大夫说子明不行了！我赶到二炮总院，子明戴着氧气罩艰难地喘气，亲人们围在身边哭泣着，一声声呼唤着：子明，子明。我俯在子明身旁，握着他的手，想把他叫醒。之虹和子华对他说，子明，小毕来看你了。

          陈子明（1952～2014）



          子明眼睛已不能睁开，亦不能讲话，但意识尚清醒，喘息中似乎有回应之声。我强抑止住泪水，紧紧握着子明的手大声对他说：子明，你这一生精彩啊！子明，你的人生步步是金呀！子明，你无愧于这个时代，你是历史的一座丰碑！子明，你能做的都做了，你此生无憾！我能感觉到他在听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接受亲友们的告别。我陪着他，对他讲着相识近四十年在一起的岁月，一起走过的人生历程，讲那些有趣的故事，想让他笑起来。他在弥留中挣扎着，听着，听着，慢慢平静下来。他睡了，不再醒来。

          这一刻，停留在2014年10月21日北京时间14点50分。

          ［二］

          去年（2013）11月初，应马惠东先生邀请，我陪子明、之虹夫妇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子明高兴地对我说：小毕，我刚体检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听后很是欣慰。没想到，刚刚过去一个月就情况突变。12月9号晚上，之虹电话里哭着告诉我，子明查出胰腺癌，已经晚期，医生说就几个月了。我听后犹如雷轰，挂断电话跑到"万圣书园"附近的一个饭店，苏里、焕萍夫妇在陪着她。之虹忍不住悲痛，伏在我肩头哭着讲述病情，我木讷呆立，脑袋一片空白。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病情要告诉子明本人知道，为不影响子明治疗暂对社会保密；动员朋友，想方设法全力以赴为子明治病；提前找有关部门通报情况，要求在子明需要出国治疗时予以人道放行。

          第二天我赶到301医院看望子明，他精神状态尚好，已知病情，一副死生有命、来之安之的坦然。对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一切安慰都是多余的。我故作轻松说，如果从"六四"算起，我们的命都是白捡的！送你四句话16个字：尽力治病，中西结合，不留遗憾，听天由命。看到床头桌上摆满了书，我拿起一本翻看，厚厚的，很生僻的一个学科。难道你还不累？！想劝他要好好休息，但知道此话是多余的。我给他讲养生，并教他几个简单动作，他认真地学着，如同看书般专注。

          胰腺癌是最凶险的癌症，而子明患的又是胰腺癌中最凶险的胰头癌，患此绝症等于领了死刑判决，人类尚无治愈的先例，只是存活时间长短之差。蒋彦永大夫安排子明住进301医院并很快为子明做了放射治疗，但副作用很大，子明身体反应强烈。子明妹妹联系了美国一家治疗胰腺癌的医院，并约好赴美治疗时间。2014年1月18日，子明赴美治病，此别不知是否还能相见，朋友们都想到机场送行，但遭到有关部门禁止。当天国保的车从子明家直接护送登机，也算免了病人候机、安检劳累之苦。

          子明在美治病期间，海内外朋友都在关注他的病情，祈祷祝福，期盼着奇迹的发生。在人力所及的无奈中我寄托神灵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祈求上苍开恩。我到西藏阿里冈仁波齐神山朝拜，一路上也都在为子明虔诚祈祷，但愿心诚则灵。好在子明在美医疗期间病情稳定，各项指标在可控范围，给人以希望和安慰。

          5月4日，有朋友在北京家中召开了小型"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子明提交了书面发言。此举令当局很愤怒，参会者大多被抓，我担心有关部门因此不让子明回国。还好，子明在美第一个疗程结束，6月24日回国顺利，国保一队人马接机。半年时间，化疗使子明身体虚弱，面容判若两人，以至海关以为不是本人而拒绝入境。国内外的朋友们大都不赞成子明回国，希望他在美国调养后继续治疗。但子明坚持回国，理由是在国内调养好后再到美国开始第二个疗程。我想，他是否怕万一不行了而不愿死在国外？

          我从西藏回京后相约在苏里家与子明、之虹见了面，看到他人更瘦了，脸已变形，因腹水吃饭已很困难。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安慰他，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是多余的。我讲半年来国内政局的变化，社会上的趣闻，左中右群体的攻讦，也为个别朋友的立场感叹。子明专心听着，若有所思。

          因腹水严重，子明再次住进301医院。我约了周为民、贺延光、曹思源等朋友去医院探望，看到病房里还是摆满了书，心中不免酸楚。后子明病情不断恶化，又转到二炮总院，我去看望，书还是摆在床头。我对之虹说是否继续到美国医治以求一线生机，之虹说子明这次复发后身体情况不可能再接受化疗，即使到美国也没有好的办法。看来凶多吉少，她请我和苏里帮助安排子明的后事。

          10月17号晚我和王巍去看子明，他坚持要坐起来，我从后背扶他，已是一把骨头，心中不免酸楚。他把新著《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送给我和王巍，并在扉页签名。他吃力地一笔一划写着。字体工整，一丝不苟。子明说希望生前看到朋友对他一生的评价，王巍对他说：我给你写一个悼词，你来修改。第二天王巍在出差的动车上赶写了一篇悼文发给之虹，子明逐字逐句看后，仅改动了一个数字（把15年徒刑改为13年）。一个生者看自己死后的悼文，其内心该是多么强大，境界又是何等超然！

          为子明的后事，苏里一直代表子明家属与有关部门谈判，一次我到苏里家还遇到我也认识的国保人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在子明去世后的追悼活动不要刁难，而国保以有人要借机闹事为由设置障碍，加之这段时间正赶上四中全会和"APEC"，人为的紧张气氛使得能否为子明开成追悼会成为悬念。子明在医院坚持着，我们也为能举办他的葬礼努力着，我自然是重点控制对象，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询问相关情况，使人悲愤且无奈！就在子明离世当晚又到我办公室造访，我抑制不住泪水，情绪失控几乎咆哮！

          子明在生命最后一刻，我感觉到他想站起；子明停止呼吸后，他的手还是热的，血液尚在流动。我在第一时间通知朋友们：子明走了，很安详。我知道，他带走了一个时代。

          ［三］

          我和子明相识于1978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当时我是二外"童怀周"组织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成员，住在虎坊桥东方饭店，这里也成为参加"四五"运动人员的聚会地点。虽然"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并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等人还被选为十届团中央委员，但很多人认为"四五"运动的意义不应该停留在个人平反昭雪层面，而需要推动重建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宪政的反思和深层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基于以上共识，大家决定创办民刊《北京之春》，13个编委分为理论组、社会组、文艺组，子明是理论组成员。初见子明，给人以思维敏捷，做事果断精干的印象。讨论问题直奔主题，叙述事情言简意赅。文笔很好，出手极快；针对时弊，有的放矢；有时晚上讨论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就已贴在"西单民主墙"上，不愧为"北京之春"的主笔。《北京之春》不仅成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民刊，也是"西单民主墙"的主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子明起了重要作用。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核心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价值已经利用完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不再支持开放的民主政治，树立"四项基本原则"，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关闭"西单民主墙"，封杀所有民刊，《北京之春》也被迫停刊。在万马齐喑的肃杀中我心灰意冷，不再对现有体制的政治改革抱有任何希望，在子明、军涛等人搞高校民主竞选时我只是消极地旁观，即便子明成功竞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也断定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误会而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权力。我也知道子明不会没有政治参与后果的评估与判断，但他更重视参与的意义，是在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践行留下历史的轨迹和力量的积淀，哪怕是做一个殉道者。

          ［四］

          子明毕业后主动离开体制，下海创业，带着夫人王之虹和妹妹陈子华创办了北京最早的北京西城青年书刊发行社，从事选题、组稿、编辑、印刷和出版发行。后又和朋友们成立民办政治研究所，创办了中国行政管理函授学院和中国金融函授学院两所函授大学，这是最早涉及教育领域的民间机构。1987年初又在原北京政治学所基础上成立北京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所，记得是王巍办理的注册手续，我在离高校很近的海淀双泉堡找的办公地点，是北京汽修一厂刚建好的办公楼，我们租了两层，几十间办公室，颇具规模。研究所聚集了体制内外志同道合的各路豪杰，可谓人才荟萃。军涛已从武汉回京，更有一批外地同仁加入。各专业机构纷纷成立，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北京人才考评中心，北京社会调查中心，北京影视中心以及很多课题组，大家朝夕相处，充实而有激情，经常召开各种会议，似乎总有干不完的事。当年大家抱着理想相聚，自认为肩负着中国的未来，有着深重的使命感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产权意识与商业规则方面并不成熟，规范化管理和行为规则遵守方面亦非常欠缺，且江湖气很重，个别人在"崇高"理念下，只会享用资源而不知尊重创业者的劳动与权利，甚至在事业具有一定规模后，产生很大的分化与纠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社会转型期时代的局限性，人们重视理想道德而忽视权利义务，认同共同事业却缺乏做事规则。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这个群体的大多数都是不计较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而是追求精神价值的，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时代背景。

          1987年底，中国社科院主管的《经济学周报》难以为继，交由"社经所"带资自办，主管单位不变。我们与报社原领导班子重新组合建立了新的团队，陈子明任总经理，何家栋任主编，王军涛任副主编，我任副董事长（董事长崔少林）。全国各地记者站也进行了调整，增加充实了新生力量。接手后周报面目焕然一新，关注政体和经体改革热点问题，并开展实证化研究与讨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群迅速扩大，呈现从中央决策层到部委、院校、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广泛群体，当年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南北遥相呼应，成为社会一景。

          随着新的机构增加和经济实体的创办，为整合资源，适应团队统筹管理，在以"社经所"为核心的各实体与机构参与下，成立了北京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基金会作为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各单位负责人担任理事，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子明任理事长，负责统筹全面工作，军涛和我任副理事长，分别负责外部整合与内部经营管理。当年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在不触及"四项基本原则"底线外给予相对政治空间，胡赵新政给人以改革希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会有非常大的社会机会，即便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给予了充分的想象期待。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也是英雄的时代！以子明为代表的这个民间力量能在文化、政经和商业领域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既有这个群体的理念、能量与素质所在，也是历史机遇和社会大环境所促成。

          为开拓发展空间，我们与国务院扶贫办一起开展陕北扶贫工作，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也是西北经济大开发的先行者。"社经所"陕北扶贫与经济开发工作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负责人陪我们几乎走遍了延安、榆林两个地区行署的25个县。为配合西北地区经济开发，在1987年初，成立了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我任所长，子明、军涛任董事。"应科所"利用市场空白和技术优势，我仅带几个工程师就把高能耗的金属钠项目转让给电能资源丰富的青海、宁夏，仅技术转让费就700万元，取得了很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那时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西北跑，甚至在1988年4月我爱人生孩子都未能陪伴在身边，而是在孩子满月时才看到母子。

          ［五］

          1989年4月上旬，我和军涛率队北京十大媒体和技术专家一行20余人到陕北、宁夏考察调研。15号胡耀邦先生逝世，我和军涛中断行程赶回北京。针对聚集在广场的群众的各种诉求，子明、军涛和我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经改已到关键，政改尚刚刚开始，当下社会矛盾与诉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而解决问题最优化的路径是支持体制内改革派加大改革力度，开放政治空间，并在可控有序下进行，以避免社会动荡，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判断。非常时期更要注意保护团队的建设与发展，因为这个团队（包括体制内参与的人）在将来的社会进程中会发挥重要的使命。在事态的发展中，体制内改革派遭到排斥，保守势力得势，《人民日报》4.26社论把事件定性为"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如火上浇油使形势急转直下！当局的高压手段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学生老师走出校门游行抗议，市民涌向街头围观，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提出的诉求也不尽相同，没有明确的共同纲领。5月初，子明组织团队各部门负责人在稻香湖开会，明确规定所有人员不介入当前的社会风波。

          5月13日（周日），"高自联"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我们正在《经济学周报》开会，下午4点左右郑也夫坐着统战部的轿车找到我们，说阎明复部长邀请文化知识界朋友去统战部开会，一起与学生领袖对话，劝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不影响戈尔巴乔夫访华。我说，"4.26社论"说正找黑手呢，去了劝不成你是黑手，劝成了你也是黑手，还是别去吧。军涛说，这时候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说罢拉着闵琦跟郑也夫走了，子明没有阻止。第二天听说对话由阎明复主持，社会各界与学生领袖开了一宿会，最终达成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意向，但学生领袖回到广场未能说服学生们撤出，而军涛、子明和知识界相关人士从此卷了进去。5月18日上午李鹏和学生代表对话，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结果。5月19日晚，我们正在蓟门饭店开会，电视突然播放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当晚戒严部队已将北京包围，但被学生和市民堵在了城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子明利用其影响力与社会各界多方面做着学生与政府的工作，主要有三点。1、反对戒严，要求政府废除戒严令撤走部队。2、呼吁学生撤出广场回到学校。3、社会各界要积极促成政府与学生的对话，达成政治妥协，恢复秩序。尽管社会各界为政府与学生能达成妥协尽了最大努力，但在不具有成熟的议会政治文化与游戏规则的社会，专制的权威与民主的自由根本就不具有调和的可能性。看形势一天天恶化，我悄悄做了突发事件的准备，找了几个可以藏身的地点以防万一（其中有小庆在昌平政法大学的宿舍，张伦、老木等学运领袖就是从他家逃离北京的）。"六四"第二天，我和子明、军涛、小庆见了一面，陈、王二人当时对形势尚抱乐观态度，认为三个月后会有好转，这期间先分别躲一躲，情况好些后再见面。没想到，从此一别竟是13年！

          安排子明、之虹出京后，我和军涛全力救助学生领袖和公知，凡是能联系上且需要帮助的尽可能安排藏身或离京。6月7号，我护送军涛、王丹、包遵信乘火车去哈尔滨，后又转辗到上海，分手后我回京按军涛嘱托到北大找邵江等人，但已无法联系，我也遭到通缉。跑到保定山区接应刘刚，在保定火车站刘刚被抓，我侥幸逃脱。逃亡途中，住进浙江丽水一山村旅店，看到公安部通缉陈子明、王之虹的通缉令，照片竟是双人结婚照，老板一家还夸新娘漂亮。半夜趁人不备我偷了通缉令逃遁，流落到温州隐名埋姓给人打工度日。12月的一天，在"新闻联播"看到子明、军涛被捕的镜头，感到他们的命运凶多吉少，生死未卜，茫然中掐断手中香烟，决心戒烟相陪以求内心安慰。1991年初政治环境有所缓和，通过女作家徐晓斌联系，谢小庆找到我，他的问题已解决，并告知子明、军涛"六四"案子要开庭，需要我出面召集朋友们组织应诉，争取子明、军涛不至判处极刑。我义无返顾返回北京，组织涉案的朋友们应对这场世纪审判！

          回到北京，我住在人大副校长谢韬家（谢韬是小庆的父亲，也是我的义父，老人家不怕株连的正直侠义令我终生难忘）。小庆已先和公安部门联系好，第二天陪我去七处到案。因政治形势已变，对我定罪判刑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所以公安部门只是走了法律形式而未拘捕我，留待秋后算账（两年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三年）。在公安局解决完问题后见到之虹，她刚刚从秦城出来，昔日健美的身材已瘦成皮包骨，身体虚弱得几乎不敢相识。从她口中了解到她和子明逃亡的过程，内蒙-宁夏-兰州-西安-郑州-武汉，最后躲到广东湛江亲属家中住下，直至被费X出卖。

          春节前，参与"六四"被关押的人大多被释放，我召集相关当事人组织起来为即将开庭的审判应诉。我和朋友们提出个四条原则：1、对朋友负责，2、对自己负责，3、对历史负责，4、是否参与自愿。经介绍之虹找了吉苏皖、高晓峰律师为子明做无罪辩护，我们在一起商定所需要做的准备和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王军涛辩护律师是张思之、孙亚臣。记得第一次见张思之老先生，他提了三个问题：你能保证王军涛是要无罪辩护吗？你敢出庭作证吗？你的朋友敢出庭和提供证言证明吗？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张老才同意出山）。记得接到法院通知，距开庭时间只有短短的7天！有许多人要找，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加之很多人已失联近2年，又时值春节即将来临，其难处可想而知。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凌晨，寒风中我蹬着小三轮拉着之虹去联系人，公安的车不远不近地尾随。为了提高效率，我在西苑饭店租了房间，请律师在此办公，朋友们也在此聚集，踊跃向律师出具所需的证言、证明，并承诺如需要都可以出庭作证。子明、军涛都是以"策划煽动反革命暴乱，阴谋颠覆政府"罪名被起诉，此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但子明、军涛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和法庭上坚持无罪并为"六四"伸张正义。他们勇敢的坚守是在捍卫这个社会的良知，在为一个时代铸魂！谁都清楚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会有公正可言，但一定会被历史记住！经过形式上的一审、二审，子明、军涛被判13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后被从秦城送往北京第二监狱服刑，同被关押的还有王丹等被判刑的一批"六四"人士，都被当成重刑犯严加看管。

          ［六］

          当局为恐吓所谓的"六四"首犯，把他们隔离并关进小号，戴上手铐脚镣，不许看书报，更不允许探视，用"进门三百杀威棒"以示下马威。为抗议当局严重践踏人权、争取监狱人道管理和"犯人"的权利，子明、军涛开展了绝食斗争。我是蹲过监狱的人，知道这种抗争将面临什么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不仅是谩骂、侮辱、背铐、脚镣，甚至殴打、电棍，粗暴地强行插管鼻饲……这种折磨摧残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但子明、军涛扛了下来！他们的抗争迫使当局停止了违法行为，承诺改善监狱条件和犯人待遇。子明、军涛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更是为监狱的法制建设和争取"犯人"的人道待遇与应有的权利开创了先河。多年后我认识的画家武文近先生（在"六四"被打成"暴徒"判6年徒刑）也在二监服刑，他非常佩服陈子明，称其硬汉，说全监狱的犯人都感谢他！子明就是这样一个外表柔弱、性情谦和却又内心强大、意志刚毅的一介书生。子明把监狱当成学堂，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每次之虹探监都要带去很多书，甚至要用旅行袋装。书目包罗万象，涉及到许多学科，开出的书单不仅要到书店扫、图书馆借，甚至朋友们都要帮助找。我像是安慰之虹说，这些年子明太累了，也许监狱才是他静心读书的地方。

          ［七］

          组织打完子明、军涛官司后，我开始办公司、建工厂，希望能尽快赚到钱以帮助因"六四"遭受迫害人士的生活。当时狱方为改善经济条件解决财政拨款不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犯人家属可以帮助监狱创收，犯人也会得到狱方特殊照顾。为改善子明在监狱的生活条件，争取自由活动空间，经联系，我邀请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和二监领导班子到我公司和工厂考察，商定由我投资50万元在二监建一个来料加工生产车间，按产出付给狱方加工费，其条件是陈子明当车间主任。狱方态度很积极，但上报后未被批准，使子明每天能从囚室出来走走的希望落空。后子明身体一直不好，虽是多重原因所至，但如果他的活动空间能大些、自由相对多些，也许情况会好些。

          1993年4月，之虹告诉我，王丹母亲找她说王丹出狱了，希望能到我公司上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约在西直门内王丹家附近的一个餐馆见面，参加的人有王丹和他的母亲和我、之虹、小庆。王丹是提前释放的，一别4年，纯真的面孔没有什么变化。王丹母亲说，"六四"时你们救了王丹一命，他和家人最相信你们，希望今后能得到关照。王丹到我公司上班后，我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时值北京正在申办2004奥运会关键时刻，紧张程度可想而知。1993年下旬我和王丹先后被抓，后我以莫须有的"给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开工资"的名义"挪用公款"，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得知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军涛于1994年以治病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子明拒绝出国，被保外就医，不久又被收监。1996年底我从北京市第一监狱刑满出狱，又一无所有。张思之老先生把昌平的一间房子借给我安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再一次创业。

          ［八］
          2002年10月9号，子明刑满释放。当天我安排了地方并召集何老（家栋），小庆，李萍，亚洲，明澍等十几位老同事老朋友给子明接风。自1989年"六四"分手，13年的光阴如黑昼漫长，又弹指一挥间！大家彼此相拥，诉说着分别后的日子，没有泪水，只有坚强。子明身体尚可，精神很好，给人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有，是脸上多了些岁月的沧桑和磨难的沉淀。子明虽然出狱，但没获得自由，所有行踪都在有关部门严密监控之中。每次请子明、之虹外出游玩或吃饭，背后的跟踪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威慑性的。一次我又接子明、之虹出来吃饭，不明身份的车紧紧跟随，待吃完饭我把子明、之虹送回家后，那辆车又追我不放。夜已深，我在三环兜圈许久也未能甩掉，不免心烦，索性猛然停车急速后退，差点把紧跟的车撞上。以后，幽灵般的车似乎很少尾随我了。

          子明外出离京是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出国更是如此。记得2010年秋，闵琦夫妇约我和子明、之虹一家到太行山自驾游玩。我们住进山中的一个小旅店，登记时前台服务员看着电脑无意中问：你们是从XX过来的？我听后很是吃惊，我们昨晚住在何处她怎么能知道？我好奇地问她，告知是陈子明的身份特殊。我感叹当局对子明的监控是如此严密！

          2013年初，《人物》杂志找到我，想做"四五运动"37年纪念采访，请我约几位当年参加者座谈。陈子明，周为民，贺延光等人参加了，但出刊前编辑告诉我"陈子明"的名字不能出现，用了一个"陈吕蒙"假名。吕蒙字子明，吴国大将，国家栋梁！

          2005年10月，子明剥权期满，算是恢复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在一个不具公民社会的政体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又在哪里？2007年1月是子明、之虹结婚25年银婚纪念，朋友们为他们开了一个Party，来了几十人，非常隆重。我临时客串主持，大家纷纷从个人经历回顾与子明相处的岁月，送上真诚的祝福。秦晖太太金雁还讲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们的夫人紧紧相随不离不弃的故事，感人至深。我即兴朗诵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给十二月党朋友恰哈达耶夫的诗《致恰哈达耶夫》

          爱情，希望，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是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倾听着祖国的召唤
          我们正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迎受那神圣的自由之光
          就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等待着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名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
          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美好的激情
          都献给我们的家邦
          朋友们，相信吧
          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我对子明、之虹说，今天我主持了你们银婚纪念，在你们金婚纪念日，朋友们一定还会前来祝贺，我一定还要来主持。现在回想，斯人已去，声犹耳畔，不免唏嘘。

          ［九］

          子明该是幸福的，不仅有爱他的妻子家人，更有与他生死与共的朋友！这不仅是共同理想的凝聚，更是子明人格的感召和无价的情义。在子明、之虹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朋友们各方面的关爱帮助。在很多人心中，这种关爱帮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关系，转化为对真理和正义的一种精神力量。子明从监狱出来后常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和论文，组织学术研究与专题写作，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书，累计几百万字，文集12卷。我参加《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一书写作，就是在子明邀稿并催促下写完的。后子明告诉我，认识他的一个国保人员对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后流泪了(后这位先生还特意来看过我)。我们这个民族是健忘的，子明所做事情的意义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和人世间的真情。

          子明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人，出狱不久就建立了改造与建设网站，组织了一大批学者专家以及社会践行者，为中国公民社会与宪政建设做着不懈努力。虽然网站从开办到被查封，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子明带头签名。这些年，凡有关公民社会的运动他都会积极参与，而不顾有关方面对他的警告。有人说子明做事历来都是"难以求而求之，不可为而为之"，我感同身受。百折不饶，坚强不屈，这应该是子明的真实写照。

          子明是热情的人。我有时不拘小节，给人平添麻烦却又不知。2007年，我的一所与子明同一小区的房子要卖，就把钥匙交给子明，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子明要接电话，陪看房，楼上楼下跑，不知空耗了多少时间与精力。现在想起，真是后悔！

          子明是宽容的人。无论受到这个社会多大伤害与不公，他也不会有哀怨和仇恨，即使在狱中和出狱后被监控的日子，他也以祥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劫难。他是被以"颠覆政府罪"判刑的，但他是一位具有合作精神的革命反对者！他被打成"六四"黑手，但他是倡导学生与政府妥协恢复秩序的推动者！他超越个人的荣辱，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思考这个社会的问题，愿与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执政党—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而努力！理性、宽容、祥和，是子明的符号。

          子明是重情感的人。2006年何老（家栋）病重住在同仁住院，子明常约朋友们前去看望。在何老病逝前，我们几位朋友与子明、之虹又一次去看望，老人还托付了几件后事。何老有个心愿，希望生前看到他的文集，子明和丁东组织编排，赶在何老离世前印出。此书后被国保查封，使何老生前没能见到，为此子明耿耿于怀、内疚不已。后子明和我又顶着有关部门压力，组织了"何家栋追思会与文集首发仪式"，李锐老等很多前辈都来了，近百人场面，完成了何老的遗愿。但愿何老九泉有知欣慰一笑。

          2007年包遵信去世，子明被国保堵在家里不能送行，他给我打电话，请我代为向逝者悼念、向家人问候。2010年刘迪因病去世，年仅61岁。这是《北京之春》第一位离世的编委，大家都很伤悲。送别刘迪那天，追悼仪式后火化前，我看到子明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俯在他身边说了很多很多。

          子明是有修养的人。子明不是完人，社会上也有对他的误解与争议，但他都坦然处之，坦诚面对，没见过他与谁争执或口角。和子明相处几十年，从未见过他发火或愤怒，更未听到过他骂人或粗口，甚至一个脏字！这是怎样的修为才能达到的境界？这是何等的隐忍才能克己的一生！子明在民运圈中从不争江湖地位，而是默默做事辅助别人。子明活着，你与他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但会感觉有一种力量在你身边；子明走了，你会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挥之不去。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十］

          2014年10月25日早晨7:30，在昌平殡仪馆举行陈子明追悼告别仪式，从全国各地来了几百人。为能按时赶到殡仪馆，有的还是前一晚就住在了昌平。殡仪馆四周早已布置了警戒，通向殡仪馆的路口、街边排满了警车，参加子明葬礼的来宾也受到不同的阻拦和询问，紧张的氛围令人们悲痛的心情多了一份沉重。追悼告别仪式简朴而又庄严，肃穆而又隆重。追悼会由我主持，郑也夫教授致悼词。我开宗明义：

          我们举行这个朴素而又庄重的追悼告别仪式，为一个有着高尚品德、高贵人格和完美灵魂的人送行，是要给逝者应有的尊重与哀荣，让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是要给逝者家属受伤的心得到安慰，让哀思得到寄托。也是要给逝者所有的朋友一个感情的表达，让崇敬之情得到告慰、致以最后的敬礼！可以说，任何赞美之词用于子明身上都受之无愧！子明可谓一生坎坷，但无愧他生活的时代。虽然几经磨难，但他笑对祖国的未来……太阳就要升起，雾霾将会散去，子明，你安息吧。

          开完追悼告别仪式，子明的遗体化为一缕青烟，在天空轻舞，像无声的歌。我和朋友们陪着子明家人护送着骨灰去陵园安葬，一路警车也在"护送"，陵园门口还有交警指挥。陵园已戒严，园区都是警车和便衣。一个死人让活人这般兴师动众，享受如此"礼遇"，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陈子明的价值！陵园位于昌平十三陵西南方向，这是子明生前选好的墓地，依山傍水，翠柏花香，子明将在这里长眠。每人为子明的墓穴填土，做最后的道别。我为子明朗诵了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人为他唱起歌，歌声传向远方。

          东平的悼词代表了朋友们对子明的情感与怀念：

          子明是我所遇到过的同辈人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他的人格道德、才华、学术成就和政治能力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的贡献，本来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天不假年，遽然长逝，国之不幸，民之不幸，呜呼哀哉！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以曾经是他的战友而自豪！

          ［十一］

          子明走了，走前的那一刻我是看着他离开这个尘世去了天国的。看着他急促地喘息，我知道他也许咽不下这口气！看着他想睁开那紧闭的眼睛，我知道他也许死不瞑目！看着他在病床上微微挣扎，我知道他也许想站起继续前行！我不能肯定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坦然面对此时此刻。他活得充实，这个社会需要他做的，他已尽力；他死得其所，这个社会所缺失的理性、责任与善意，他已留下。我要对他说：子明，与你在一起的岁月是快乐的，也是我人生最闪光的。

          《殉道者·緬懷陳子明》（明鏡出版社）。

          ——胡平推荐

          徐晓：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

          Posted: 16 Oct 2015 06:14 PM PDT

          陈子明
          說實話，2013年秋季聽到陳子明患病的消息時，我難過，也惋惜，但並不特別意外。子明生前展示給所有人的健康、力量以及美好已屬奇蹟。一具肉身，二十多年來從獄中幾進幾出，一直在不安全不自由的狀態下生活，肉體和精神上都保全得十全十美實在是太大的奢望了。

          這條路實在太長太艱辛

          我這樣說，並非不近人情。子明和子明的同道們，誰不期待能走得更遠呢？但這條路實在太長，實在走得太艱辛。這些年來，我已親歷了太多親朋摯友的離去，操辦葬禮、掃墓幾乎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趙一凡、包遵信、史鐵生、劉迪……以及這些人中最早離世的我的先夫周郿英。

          《殉道者·緬懷陳子明》（明鏡出版社）。

          預審員在提審我時曾經問，為什麼每次有人去世都是你張羅葬禮。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有一個不能為外人道的私人理由——周郿英1994年5月去世時的葬禮辦得太潦草了，這成為我心中無法彌補的遺憾。

          就在葬禮前一天上午，大約8點鐘，我便被帶到了派出所。警方提出了各種無理要求，不准許多人到場，包括親如弟兄的史鐵生；不准許多人的名字出現在現場，特別是海外的朋友。我不能接受將一部分朋友打入另冊，在被糾纏了一整天、晚上8點回到家後，決定取消現場所有的挽聯與挽幛，一個字都不留，以示抗議。此後這些年，在給我所尊敬的逝者操辦葬禮時，我會特別注重現場的布置，照片、鮮花、挽聯挽幛、悼詞，一樣都不能馬虎。

          我當年真的不能理解，為何對老周動用如此陣仗？現場幾十輛警車，戴著白手套的警察在一公里外指揮車輛，中日醫院太平間兩邊的路口被封鎖了，還有背著刺刀槍的武警。

          後來才知道，就在那一年的那個月，子明第一次被保外就醫。因為這是中美談判的結果，子明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離開監獄，而那離"六四"五週年的日子很近。提前獲得消息的外國記者嚴陣以待，官方認為，老周的告別儀式將是民運人士集中的地方，有可能引來外國記者，他們擔心有人會在這個場合發布有關子明的消息和評論。葬禮這邊戒備森嚴，而子明被帶到河北，與全世界捉迷藏。

          事實上，與子明的交集比這早更多。我和我先生老周與子明相識於"西單民主牆"時期。1978年我們跟著北島辦《今天》雜誌時，子明正與王軍濤、周為民等人一起辦《北京之春》。聚集於西單民主牆的刊物有幾十種，現在仍然存在著的就這兩種。《今天》仍由北島任主編在海外輾轉，如今已經超過百期；《北京之春》在北美由胡平執掌，艱難生存。

          子明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由他主編的《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這是二百多萬字的長篇巨製。醫生診斷子明只能存活幾個月，我臨危受命擔當該書的編輯，保證讓子明看到它的出版。在外地排版公司的小青年回家過春節的最後一天，我打印出三本樣書，託人帶到他前往治病的波士頓。

          子明逝世的消息傳出時，我正帶著裝滿了《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的車飛奔在去北京郊區的路上，為了不被跟蹤到放書的地點，我出了門又回來，把手機放在家裡。安置妥當回到家後，看到劉蘇里發來的短信，才知道子明在那一刻已經離世。雖然我不在身邊，甚至沒得到子明的簽名本，但我心裡很踏實。

          之後便是沒日沒夜地籌備子明的告別儀式，就像當年辦老周、老包的告別式一樣，照樣是與警方鬥智鬥勇。好在，在重重封鎖之中，儀式很圓滿。

          主編紀念集完成子明囑託

          葬禮之後第三天，我摔斷了右腿腓骨，之虹、蘇里、也夫，我們四人在我家討論紀念集出版的事，決定在百日祭時成書。原本我沒資格做子明紀念集的主編，有更多人比我熟悉子明的思想，有更多人比我與子明關係親近。但死者為大，請我主編這本紀念集是子明生前的囑託，我必須完成。

          在養傷其間，我起草了該書的編輯原則，發出了若干組稿信，也得到了許多人的回應。之後不久，我突然失去了自由。在看守所的日子裡，想起已經離我而去25年的丈夫周郿英，想起對我的生命至關重要的趙一凡與史鐵生，想起包遵信、劉迪與剛剛離開我們的陳子明，想起將在鐵窗中度過11年的劉曉波……也想起這本被擱淺了的書。我不知道是否有緣像當年為老包編輯紀念集一樣，為子明的這本書當一次編輯。我在心裡默默地對子明說"對不起"。
          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關押了一個月後，我被取保候審，顯然已經不可能在子明百日祭時出版這本紀念集。

          在整理本書中的子明生平的時候，我才得知，1975年7月底至9月初，子明因批評時政的信件遺失，被拾到者上交化工學院保衛處，學院保衛處轉交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小集團"嫌疑被關進看守所。那時，我的情形和他類似，因"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已經在看守所裡被關了一年半。

          這怎能不使我感慨成千。哦，原來我們在70年代便是獄友！原來從那時起，在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時起，便注定了我與子明有始有終的緣分。

          我進看守所大約兩週時，市局的劉姓警官告訴我，曹思源去世了。這位與子明並肩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付出了代價的法學家、我好友的丈夫，在子明離開後僅一個多月也遠行了。有個朋友事後對我說，在曹思源的告別儀式上，看不到我像以往一樣在忙碌著的身影，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失落與慌張。

          我與子明，與老曹，與所有陰陽兩隔的朋友們，這40年的經歷，總是這樣奇特、荒誕，甚至驚悚。難道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嗎？

          可以肯定的是，子明離世之後，我的，以及我們的命運，依然將在不可知的未來展開。
          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沒有辜負子明對我的遺願。沒有辜負之虹，沒有辜負本書的所有作者，以及世界各地愛子明的朋友們。

          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收到了遠比本書多許多的稿件，但限於篇幅，沒能全部收入。在此，我本人，並代表王之虹，向未收入本集的撰稿作者深表謝意與歉意。

          2015年8月7日
          （本文為作者主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殉道者·緬懷陳子明》一書的編後記。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8期刊載）

          ——网友推荐

          野渡：偶像的黄昏——盘点大陆“转身”的公共知识分子

          Posted: 16 Oct 2015 06:12 PM PDT


          漫长的严冬正在到来，在体制收编、分化、打击下，未来仍不断会有曾经的偶像转身与他曾热血过的事业背道而驰。而在社会运动不断下沉化的趋势下，那些曾经的偶像转身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能"虽千万人，吾往矣"。


          八月初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专访时发表的言论引起舆论场的轩然大波。在这篇采访中，艾未未出人意料地对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的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事件表示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同时罕见地赞扬官方，称他和当局之间"有了信任的基础"。

          偶像崩塌

          艾未未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德新社的报道说，尽管艾未未受到多年的压制、迫害，但是看来这位艺术家在采访中表示了对政府的理解。《南德意志报》的采访记者认为，这位政府批评者的声音柔和了。而在中国，艾未未的言论更成为一个公共热点事件，引发了激烈辩论。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赞扬了艾未未的转身，而在民间舆论场，除了少数支持和为之辩解外，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声音。

          作为以行为艺术表达政治抗议的大师，在中国异议光谱中，艾未未一直享有很高荣誉，被他的众多粉丝尊称为"艾神"。2011年11月的发课税案，艾未未以"借钱还税"的行为艺术，短短十天时间就获得支持者903万元的借款，甚至有人夜间隔着墙往他家里扔钱，可见他在民间拥有的影响力，活动被赞誉为"每一张钞票就是一张选票"，成为世界媒体热点。

          艾未未现在的观点与以前其激烈批评政府的声音相比确实显现保守性，反抗者某些时候向体制表现一定程度的妥协按理亦应能被公众所谅解，何以仅仅四年时间，艾未未就受到公众称之为偶像崩塌的批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质疑呢？四年时间，公共舆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舆论场变化

          舆论场变化原因首先来自体制的极化。2011年可视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分水岭，在政权安全的盘算下，以当年的"茉莉花事件"为标志，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强化趋势已不可逆，从网格化维稳到国安体制登台，有步骤有层次的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清场。体制极化使九十年代始在有限市场化下，社会拥有一定自由度逐渐过渡到社会开始陷入冻结状态，曾有的欲比拟美国进步时代的乐观被现实证实是一场幻觉，弥漫社会的改良主义虚假希望破灭。

          舆论场变化原因其次来自舆论传播途径的变化。有限市场化的开端，平面媒体评论的走俏与互联网早期BBS讨论区、博客的火爆使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走红成为大众的偶像，掌握了舆论话语权，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对民众自上而下的"启蒙"。但有限市场化媒体仍为权力与体制一部分，无论姿态和外表看上去走得离体制有多远，所以其传播逻辑是单向的，以策略性为考虑自我规避思想的锋芒和力度而获得"启蒙导师"地位的改良公知也是未经考验单向塑造出来的，这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坍塌埋下了伏笔。

          2010微博成为舆论场主要传播手段，微博时代固然"网络大V"仍是传播的中心，但是作为人人都是发布者的自媒体，普通网民借此得以"围观"公共事件，微博时代早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参与"。在体制逐渐极化后因观念的不同表达而产生各种论战，泛自由阵营的态度同一性土崩瓦解，而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多向传播特性，使其必然去中心化、去权力化而解构了市场化媒体单向塑造的公知"启蒙导师"话语，在体制收缩话语空间和民间的觉醒祛魅下， "公知污名化"现象不可避免。故微博时代后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撕裂"。

          2013年后体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使微博衰落，微信期而代之成为舆论场的主角。微信
          的沟通交流以圈子为特征，拥有共同认知的人日益聚集在一个微信群里，由此完成群的分化。共同认知的圈子使社会出现了事实上的"半结社"，这既是对现有体制的社会控制结构的挑战，同时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圈子的节点的平等交流使跨越阶层的偶像不复存在。微信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分化"。

          体制极化使温和的、去政治化的表达不断丧失观念市场，激进的、政治化对抗的表达迅速增长成为大众舆论场的中心，分化的舆论场使与公众观念不同的偶像成为挑战的对象。

          黄昏的偶像们

          在令人窒息的体制极化下，温和，去对抗化观念日益被官民对立的两边阵营所厌弃。曾经是各个舆论场宠儿的偶像如不合时宜则步入黄昏。

          平面媒体时代的偶像，作家摩罗在1997年出版《耻辱者手记》后，被誉为"民间思想者"受到追捧，在9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里，鲜有未读过摩罗作品的大学生。《耻辱者手记》被称为中国版的《沉思录》，著名学者钱理群称摩罗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2010年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这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迎合体制"中国崛起"的论调，招来一片批评声，摩罗原来众多的粉丝纷纷倒戈，余杰、徐晋如等摩罗的朋友更公开宣布与其绝交。"精神战士"被体制收编，其标志性意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

          秋风，平面媒体时代的另一偶像，因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而成名，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秋风在平面媒体时评火爆年代因时评写作而名噪一时。但前几年突然转向中国传统儒学，在学术上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事实上迎合了体制对普世价值的反动，2012年8月秋风带着数十个学生在山东曲阜孔庙行跪拜大礼，被舆论痛批为"顺服专制"。 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秋风称此青年学生运动为"情绪化行动"，"带来的一定是负面结果，不可能有正面结果"，"局面混乱，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从"身体矮化"到"精神矮化"， 秋风以其堕落验证了这一步并不需多久。

          博客时代的偶像韩寒以其对社会时政热点打擦边球的批评博文而受到传媒和城市小中产者的热捧，拥有人气最高的博客访问量，被视之为公民精神的体现，舆论称其为"公民韩寒"，被公盟颁发公民责任奖。博客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人能红过韩寒，他是传媒的宠儿和大众的偶像。2011年底，韩寒连续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质疑社会的激进倾向、革命诉求，主张渐进式改良达致社会转型，引起舆论场哗然。在当年发生的"茉莉花事件"，体制对民间的残暴阵营使民间舆论场由改良向激进渐变，"韩三篇" 撞到氛围变化的枪口上，曾经的公民韩寒成了公敌韩寒，作为超级偶像的韩寒坍塌之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韩寒的倒掉，是改良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

          被戏称为"民主小贩"的杨恒均是博客时代的明星，对普世价值的推祟，对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的介绍使其拥趸者无数。然而，近两年来，他的文章越来越出现倾向体制的态度，被舆论质疑为已遭"招安"，而2014年杨恒均受邀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国宴更加深了民间舆论场的猜疑，甚至不少反对者宣布与其绝交。杨恒均为此表示不解："我因同权力走得太近而遭到鄙视和抨击，我也震惊于：什么时候口子已经被撕裂得这么大？我多年来寻找左右共识、探寻上下互动与内外博弈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吗？"杨恒均的探寻上下互动的努力可能是真诚的，体制内也可能会存在想改变政权日益极化的良知者，但是，杨恒均式疑惑在舆论场必然面临被无视状况，面对一个越来越极化控制社会的政权，民间拿什么与他们上下互动﹑内外博弈？是体制的极化才有温和言论的失去市场，中间地带已消失，所有人都在面临站在哪一边的选择。

          2004年3月，北京大学新副教授焦国标一篇痛快淋漓的《讨伐中宣部》檄文，使其名满天下。身在体制内炮轰"真理部"，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异议光谱里，焦国标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然而，2014年焦国标以一篇《挺习总，答客难》歌颂中共党魁，引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焦国标的颂圣跪舔，为体制洗地，多年形象毁于一旦，在舆论场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焦国标综合症"----被奴役和强暴后态度和行为上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加认同施暴者并积极配合施暴者，甚至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为己任的反常行为。焦国标无视正常发生的血淋淋现实，武断地认为党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显示了反对者在冻结社会下坚持之艰难，既然长夜无尽，己身难托，不如臆想明君圣明，不用付出代价的廉价转型唾手可得。

          漫长的严冬正在到来，在体制收编、分化、打击下，未来仍不断会有曾经的偶像转身与他曾热血过的事业背道而驰。而在社会运动不断下沉化的趋势下，那些曾经的偶像转身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能"虽千万人，吾往矣"。



          ——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魏京生：中国经济的出路

          Posted: 16 Oct 2015 04:12 PM PDT

          最新消息说；中国的进口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九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多。又有消息说；美国太平洋沿岸港口的空箱率逐月上升，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进口的疲软。还有消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下降了百分之五。

          把这几个消息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迅速地萎缩。邓小平和江泽民争取到的外向型经济环境正在快速地流失。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头。即使没有奥巴马的环太平洋自贸协定，简称TPP，中国的外贸导向型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头。

          下边怎么办，看上去习近平心里没有底。正在讨论中的所谓十三五计划，听上去都是些废话和套话，居然回到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就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差不多了。我觉得除了无可奈何向老人政治低头以外，就是心里没有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按正常规律；或者按照别人的经验教训。初级阶段靠外贸导向型发展没有错，这是依靠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模式。二战后的欧洲、日本、台湾和韩国等等都很成功地走过了这条道路。其中情况也各不相同，经验也各不相同。

          第一个类型是欧洲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恢复了经济之后，很快就走上了自主发展与依托庞大的美国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速度不是特别快，但一步紧跟着一步，发展很均匀。至今仍然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经济的几个最大的实体，是可持续发展的典型。

          第二个类型是台湾和亚洲四小龙。也许还包括巴西和其他一些至今还是第二水平的初步发达国家。他们开始也和日本、欧洲一样，依靠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但随后并没有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而是过渡依赖外向型发展道路，最终走上了发展的瓶颈。超高速发展之后，多年徘徊不前，发展缓慢。不得不回过头来补课，以收亡羊补牢之效果。

          第三个类型是苏联和东欧，也许加上中国。是学者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加上专制政治，排斥市场作用。集约化的工业发展很快；农奴制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赶不上趟。被称为短缺型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很慢，而且不可持续。最终政治经济整体垮台。

          中国早期走的是苏联模式，工业发展很快，而人民生活永远处于短缺状态。毛泽东如果晚死十年，中国在八十年代可能就会走完苏联到九十年代才走完的历程。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更加不能适应农奴制和专制政治。

          以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领导集团，恰好有机会扭转了发展模式。从第三个类型跳到了第二个类型，学习四小龙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如果能够适时地跳转到第一个发展模式，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不仅仅是政治挫折，而且也是经济转型机会的挫折。江泽民成功地开放了美国和西方的市场，促使中国继续在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发展道路上，走出了一条更加畸形的道路。

          由于政治的专制，分配必然不公。少数统治阶级必然倾向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超经济的极度剥削。即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对劳工；与垄断的半国营经济相结合对付市场。

          国内市场萎缩，需要依赖国外市场。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带来社会问题。不公平带来的市场寻租行为高度发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腐败迅速蔓延。以及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心理愤怒，以至于社会动荡。已经不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么简单了。

          现在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向型经济肯定是搞不成了。之后的连锁反应是经济的快速下滑，甚至崩溃。纵观以四小龙为代表的瓶颈转型规律，为了自主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开发国民的智力资源和生产积极性，替代进口型的知识产权。至少不会阻碍进口知识产权。为此韩国、台湾和巴西等国相继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民主化的速度和程度，与走出瓶颈的速度呈正比。

          而习近平的发展道路却是背道而驰。把最大的可变因素政治改革钉死在那里，给解决经济发展设置主要的障碍。这就导致国内投资动机不足，私人资本大量外逃，产业升级遥遥无期。

          官方投资导向不是鼓励中小企业升级换代，而是搞什么一带一路亚投  行，试图推销钢铁、水泥和铁路技术。促使官方资本大量外逃。这动作很像第三世界独裁者们下台前的准备工作，不像是要对中国的经济负责。差别只在于规模大小而已。

          纵观习近平、李克强集团上台以来的行为，可以判断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道路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对中国将要陷入的困境，也懵然无所知。还不如邓小平、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真正是在盲人摸象，缘木求鱼。

          正如李嘉诚最近所说的那样；愚昧是人类的大敌。思想的僵化是所有继承型的政治最大的敌人。古人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仅战争如此，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是如此。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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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8, 2015, 6:33:04 AM1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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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郁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Posted: 17 Oct 2015 10:59 AM PDT


           
          http://www.yhcqw.com/html/psz/2013/23/FGCA_3.html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108页）。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5页）”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责任编辑　黄　钟）

          ——炎黄春秋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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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9, 2015, 6:30:21 AM1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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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迹：TPP考验习近平

          Posted: 18 Oct 2015 11:11 PM PDT

          图：出席TPP部长会议的"全家福"



          习近平大力标榜其"中国梦"，信誓旦旦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非同一般的考验来到了他面前，看他是否真有领导中国走向现代、走向文明的胸襟、智慧和能力。

          21世纪时代的全球经济规则

          环太平洋地区十二个国家几经周折，终于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时，习近平的所谓"大阅兵"刚刚过去一个月，而这样张牙舞爪的背后，是中国强势"崛起"以及它在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动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不久，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酝酿"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它正式生效运行一年多，美国加入，翌年，澳大利亚和秘鲁加入，并正式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尔后，到日本加入，成为一个十二国的集团。


          这一过程，显示出两个有密切关联的特点，即，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另行成立一个更为公平、公正、高效、和谐的新型世界经济组织，而中国不在其内。


          这个组织追求更高标准，即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约束或限制国有企业。具体而言，它的协定中有据称"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且具有很高的执行性，违规将受到惩罚，因而意味着体现二十一世纪时代意义的全球经济规则。

          由此，尽管该组织同样对中国开放，但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这样的组织，显然心存疑虑。用美国白宫发言人的话说，"我们欢迎一个崛起、发展的中国，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样寻求真正国际存在的国家有一些要求"，而中共对这样的要求，有其内心深处的抗拒和恐惧。

          要么挡在门外要么"关进笼子"

          中共如此表现，有它的道理，因为它很清楚，这个新组织的规定正是针对它而定。换句话说，要么是把它挡在门外，要么是把它"关进笼子里"。


          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内部有很大争议。支持者希望借助外力推动中国前行，反对者生怕掉进自由贸易的"陷阱"，受人家引诱走向开放而导致吃大亏，并且至今有人仍在极力渲染中国经济被国际资本"全面控制"的可怕局面。然而，事实胜于雄辨。中国"入世"十几年，得到了优惠，扩张了市场，经济持续高增长，呈现出"崛起"景象。


          中国终于"崛起"，看上去变了一个模样，然而，现实不是如此简单。


          中国人往往很聪明，很快学会占尽规则的便宜，得到市场扩张的许许多多的实惠，而市场经济的规律表现为，产能扩张往往比市场扩张更快，于是，中国经济中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局面迅速形成，难以应付市场的波动。


          同时，中国人很会玩弄行政技巧和语言游戏，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或在其中施展手段限制它们经营市场，而自己则在市场扩张中放纵地使用卑劣手段。前者，人家奈何不得大权在握的中共，只好发发牢骚、诉诉委屈，偶尔也诉诸法律，但打赢官司的概率很低。后者，则引出许多的贸易纠纷申诉，被人指责操纵汇率、操纵重大工程招投标、给国企资金补贴、侵犯知识产权、人为操纵出口商品价格。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中国言行不一，越来越无视世贸组织的规则，且屡教不改。

          是中共自己"过门而不入"

          显然，中国之被人遏制，被人指责，被人排斥，在世贸组织中频频惹出官司，以及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排斥，其实是恪守一党专政的中共咎由自取，更何况对后者，是中共自己"过门而不入"，根本谈不上所谓最终"TPP不得不向中国敞开大门"。


          现在TPP达成，面前的两大不确定。


          一是美国国会对该协定仍有疑虑，很可能不会顺利批准。美国国会的疑虑，与中国先前对加入世贸组织有疑虑很相象，若沟通得好，应可过关。毕竟，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是做做样子，至今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方显其本意，而美国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


          一是中共若决意改革，则仍有机会加入协定，但势必较加入世贸组织更为困难，而中共接受市场经济已很勉强，要它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以及放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可能性极小。


          习近平大力标榜其"中国梦"，信誓旦旦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现在考验再次来到他面前，而且是非同一般的考验──看他是否真有领导中国走向现代、走向文明的胸襟、智慧和能力。不过，他很可能还是要显现他的僵化、保守，他的不及格。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王军涛：专制大国对美外交的狭小空间——习近平访美的困境

          Posted: 18 Oct 2015 07:09 PM PDT

          图：习近平这次访美旨在让美国人"息怒"


          美国结束孤立主义走进国际合作，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只有主要国家都建立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国家间才可以避免因为利益引发战争。美国不相信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会和平崛起。

          2015年9月下旬，习近平访美一周，正式完成作为大国首脑出现在国际社会的程序：一是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二是出席联合国首脑峰会并主持一些国际活动。由于习近平此次出访的内政外交微妙局势，人们强烈关注此行释放和传递出的中国内政外交信息及对习近平执政的效果。笔者此文仅分析习近平访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的意义。

          精心设计独特的访美路线

          习近平访美前夕，正是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时刻。习近平上台后在内政外交的一系列举措，都让美国很愤怒。就连一些对华非常友好的专家都相继公开发文，强调危机危险。可以说，美国对习近平执掌中国的中美前景没信心，非常担心两国会走向冲突。

          然而，美国是个务实的国家。尽管，对习近平很恼怒和担心，但美国与中国之间，不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国际社会中，都有许多利益纠缠一起，很难置其他利益于不顾，对华彻底翻脸。美国的务实还表现在，通过具体的案例建立双方交往的规范。习近平访美前，美国决定讨论三个重大冲突议题：网络黑客、南海安全与人权。

          由于中国的专制国家特点，中国对习近平访美进行更充分的准备。中国方面决心通过此次习近平访美，不仅缓解中美关系紧张局势，而且让美国接受习近平为主要打交道对象，支持习近平在国内政治的绝对地位；就像江泽民时期美国接受江泽民一样。习近平访美前，孟建柱特别打前站，预先讨论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决定，不仅正面积极回应美方议题：而且在江泽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以及比美国多1亿美元投资31亿美元用于国际合作解决环境等问题。

          为了实现目标，习近平精心设计独特的访美路线。他首先在西雅图宣示他的各项主张，特别是做好工商界工作，然后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敲定双方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到联合国建立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大国首脑地位和形象。据中国驻美大使透露：习近平访美将每一站都有惊喜。

          暂无大冲突也没有信任和共识

          习近平访美有得有失。就收获而言，至少，他取悦美国人的姿态让美国放心他不是一个会胡来的挑战者。两国关系暂无大冲突的风险。此外，他在西雅图确实赢得工商界的好感。但比较江泽民当年的访美，习近平访美做得并不成功。外行可以不着边际地闲扯，这不能说明问题。关键要要看双方关注的问题上，双方的态度是否强硬或软化，是否取得信任，达成共识。就美方关心的三个问题而言，习近平没有取得信任和共识。

          关于网络战。美国人不仅要求严格管理黑客，而且惩办进攻美国网站的罪犯。习近平来访之前，孟建柱来访明确表示，中国愿与美国合作打击黑客；中国也是受害者。习近平到美国第一站，在西雅图向美国网络大亨允诺，中国将遵守互联网国际规则，甚至许诺脸书登陆大陆，并亲自开通自己的脸书。据说，习近平还想许诺谷歌重返大陆，甚至大陆也透露美国要见习近平的15工商巨头包括谷歌。但谷歌没有到会。到华盛顿后，奥巴马与习近平经过数轮会谈，9月25日在白宫草坪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修改一个措辞，强硬警告中国，必须惩罚互联网黑客。而且要追溯此前的犯罪。习近平的答复非常脆弱，他说，中美达成共识，今后绝不在高层知情的情况下，纵容和支持黑客行为。换句话说，面对美方通缉解放军黑客，习近平不再否认有这类行为，而是托词不知道，并且只承诺今后不再发生。奥巴马接着仍然措辞强硬要求中方惩罚罪犯，并且明确说；如果不惩办，美国保留反击和制裁的权利，而且美国愿意就可以打赢。

          在南海问题上，习近平收获最大，但也是几乎承诺会约束解放军不再会在公海挑衅美国。美国方面措辞是：美国要求确保南海和平和公海航行自由。习近平回复：中国坚守国家主权，但会确保公海安全和自由。奥巴马当时对习近平的维护国家主权没有公开异议，只要求解放军不在公海挑衅。但事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说，美国对南海领土争端不预设立场，不是没有观点。南海还有个关键问题，是美国心结，但没拿到台面，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银行。习近平在西雅图就打出经济利益拍，让美国感到中美在一带建设上有共同利益。大家只注意到西雅图给波音公司的大订单。其实，南海建设上，习近平告诉美国人，南海开发将大量采购美国物资和设备。简单说：就是中国人找钱，然后购置美国的物资和设备。对此，美国人当然大喜过望。美国缺的是市场和现金。南海开发，中美由此利益相关了。

          第三个问题人权问题上，习近平的让步几乎让人跌破眼镜。习近平踏上美国国土前，不仅公开宣称拒绝普世价值，而且高调称最终要搞共产主义。但在西雅图的据说是唯一的宣示政策的演讲中，习近平说他读过的美国书有国父潘恩的《常识》和《联邦党人文集》。后者是论述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宪政民主，就是自由派的08宪章内容。而前者更火爆，是美国人民最终决定推翻英王暴政的革命宣言。在几轮奥习会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说法简直是一边倒。奥巴马一口气把美国关心的人权问题都罗列出来，甚至中美高层公开讨论一直回避的西藏问题也提了出来。习近平的回答是：民主和人权是全人类最终拥护的价值，但各国的道路不同。

          主要败笔：不理解美国担心所在

          中国方面在访美时提出两大议题，修改江泽民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对环境能源等国际合作中国出资31亿美元(此前美国承诺出资30亿美元)，尽管都是取悦美国，但美国对中国这两个议题没有任何回应。媒体也没任何关注。

          平心而论，习近平访美不如人愿，并不是策划不好；至少比较江泽民访美的策划，更精致和到位。也不是完全因为习近平的个人性格刻板，交流时缺乏活力和弹性，因为他在西雅图赢得工商界赞誉表明，他个人风格可以被最具活力的美国人接受。华盛顿之行的主要败笔在于不理解美国担心所在。美国是一个务实的民族，聚精会神地抓眼前具体利益。但这个国家作为世界领袖的国际运作，始终有基于多种经验的深思熟虑的思考架构。美国结束孤立主义走进国际合作，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这就是：只有主要国家都建立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国家间才可以避免因为利益引发战争。美国不相信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会和平崛起。因此，在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国时，只要不进行民主取向的改革，习近平就无法在华盛顿获得预期的成功。从目前美国大选中候选人言论看，今后对美外交会更难。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南桥：习近平从白宫去国会的路有多远？

          Posted: 18 Oct 2015 06:48 PM PDT

          图：布什总统向达赖喇嘛颁发美国会金质奖章（2007年）

          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国内践踏人权、迫害无辜，把自由、公正和民主踩在脚下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和这样的政府结为盟友。为了坚持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美国国会不能妥协让步，因为美国人民不会妥协让步。习近平必须明白这些道理，才能找到从白宫去国会大厦的那条大道。

          到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都知道，美国国会大厦离白宫不远，两者之间有一条宾夕法尼亚大道相连，从白宫出来，顺着大路走，一会儿就到国会了，迷不了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白宫会谈，享受国宴招待，总统奥巴马是给了习近平面子的。据外媒报道，中国方面此前要求美国安排习近平在国会演讲，却遭到美国的回绝。为什么带了大把订单来访问美国，却满足不了到国会来一趟的小小夙愿呢？
          中南海不懂美国国会
          习近平不了解美国国会，他或许知道国会大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头，却不知道国会在美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习总书记是个聪明人，他在国内和在外头是两张面孔，在国内讲共产主义，反对宪政，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军队国家化；在国外他从不讲这些，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提都不提，他讲自己读了多少西方名著，什么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什么汉密尔顿，等等。这些书的内容让习近平读到哪里去了，实在令人费解。但凡读过《常识》中关于限制政府权力的只言片语，听说过汉密尔顿联邦主义的一二皮毛，就不会不懂美国国会。美国的小孩子都知道，美国立国的时候，国父们明白，只有限制政府权力才能保障人民自由（这就是习近平说他读过的《常识》），于是特地把美国政府划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就是习近平坚决反对的三权分立），这三大分支在联邦层面上就是国会、白宫和最高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叫做"制约和平衡"（习近平读过汉密尔顿，想必是知道的）。政府之三权既分立和制衡，就决不能勾结，搞一元化领导和官官相护。国会议员由各地民众选出，负责立法和监督行政执行，他们的身份和权力，来自于民众的选票。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脑，不能对国会发号施令，没有国会的邀请，他要擅自去做客也是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的。
          所以，习近平想到国会去演讲，奥巴马可以代为转告其美意，能不能去得了，却不是奥巴马说了算，而是国会自己说了算。习近平只要对美国国会有所了解，就不会要下属去争取到国会演讲而自取其辱，因为照他那样子他根本去不成。
          美国国会都请谁演讲
          说到国际关系，有一个说法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中国人特别听得进，奉为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支配着意识形态。这些教条是习近平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熟知的，可谓深入骨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财富高度集中而可以由政府支配的时候，中国政府表现得相当豪气，他们相信，只要钱足够多，是什么都可以买得来的。他知道美国务实，不会不和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合作。
          习近平知道，奥巴马作为行政分支首脑，为了经济利益，不得不放下身段摆出笑容和中国人周旋，因为习近平口袋里的订单对美国经济不无小补。他不知道的是，美国国会那些民选的议员们，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就不吃这一套了。
          美国有自己的立国理念，自由公正和民主深入人心，选民们以这些抽象价值来要求自己选出的议员。议员们必须坚持这些价值理念，否则下一次民众就不选你了。
          美国国会是议员们的工作场所，邀请外国人来演讲并不常见。最为盛大的是参众两院联合邀请演讲，或者是到议员人数较多的众议院演讲。国会的专业委员会也会邀请外国人演讲。此外，国会授予荣誉奖章的时候举行仪式，受奖人得以在仪式上发表得奖讲演。
          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应邀在国会演讲的是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他是一个法国贵族，出身名门，把祖传家产都变卖了志愿来到美洲，为美国独立战争效劳，被美国国父华盛顿视为义子。他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大革命的战士，他牺牲个人的一切为自由奋斗的精神，让美国人衷心佩服，他是美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受邀到国会演讲次数达三次的有两人，一个是英国的战时首相丘吉尔，另一个是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两位和美国的渊源，对美国自由理念的理解，以及美国人对他们的赞赏、支持和认同，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的第一夫人蒋宋美龄二战时期应邀在国会众议院的演讲，得到了议员们的高度赞赏。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在他们都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应国会邀请来演讲。1987年，达赖喇嘛应国会人权委员会邀请演讲，发表了著名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2007年，国会授予达赖喇嘛金质奖章，这是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在授奖仪式上，达赖喇嘛对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们发表了得奖演讲。
          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应邀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讲，这是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对国会演讲。就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同时，教皇佛朗西斯就在参众两院发表了涉及人类共同处境的内容广泛而重要的演讲。
          国会邀请他们来演讲，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国力、财团和利益，不是他们口袋里的钱包或订单，而是他们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他们对世界局势、人类未来的认识。他们以这些价值和认识，被国会议员们视为美国的盟友。
          "新型大国关系"缺乏价值基础
          习近平访美最为迫切的是向美国倡导"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有些人的预测，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的经济，已经大到和世界"一损俱损"的地步，中国经济若衰落则必然拖累美国和整个世界。所以，习近平有足够理由认定，中美联手领导世界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为了倡导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在美国人面前尽量展现他人性的一面，不仅温文尔雅，而且通情达理。他回忆自己曾经受到美国人的招待，结下友谊，分手时"紧紧拥抱"的难分难舍，这和他在国内打压维权律师，逮捕女权人士，重判非汉民族人士，封锁信息控制舆论，疯狂强拆教堂十字架，高调共产主义的强硬面孔，判若两人。在美国人看来，习近平最为可疑的是竟然贬斥普世价值，他没有什么理念和愿景让美国人感到可信可亲。习近平忽略的是，美国人比任何人更懂得"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这个道理。美国人不可能不越过太平洋看看你的内政表现，你的这个表现就不可能让美国人视你为盟友。对民选的民主制度来说，盟友是基于民众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而不是基于物质利益。你可以和魔鬼做生意，但是不能和魔鬼结为盟友，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于是，"新型大国关系"即使在奥巴马那里也只当没听见，奥巴马客来客去，装聋作哑，完全不接茬。而当习近平在白宫和奥巴马会谈的时候，国会议员们举办了"非政府早餐会"招待受习近平迫害的中国人权人士，包括西藏、新疆等受压制非汉民族的代表。此举传达的信息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国内践踏人权、迫害无辜，把自由、公正和民主踩在脚下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和这样的政府结为盟友。为了坚持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美国国会不能妥协让步，因为美国人民不会妥协让步。
          习近平必须明白这些道理，才能找到从白宫去国会大厦的那条大道。

          ——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于怡郊：习近平访美，中美BIT还是没签成

          Posted: 18 Oct 2015 06:45 PM PDT

          图：习近平（左）与奥巴马


          习近平近期国事访问去美国，带着一大帮子中国商界大佬，国内高调宣传，显然此次习近平访美抱有重大的经济目的。大陆唯一接近习王当权政治核心的媒体——《财新周刊》和财新网发表其主编胡舒立的文章"中美BIT谈判应借'习奥会'突破"，习近平对这次访美所要达到的目的已有暴露。

          对谈成中美BIT抱极大希望

          中国经济当前十分严峻，政府号称还有许多调控工具，实际却是使出所有新的市场办法不能使经济加快转型，而回头再用加强政府投资的老办法仍然不能扭转经济下行，甚至不能减轻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的阵阵寒意，中共当局的感受已如芒刺在背。
          在此时刻，中共当局寄希望于中美投资协定BIT的签订。胡舒立认为"中美BIT是两国当前经贸领域最重大的谈判项目，其意义堪比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这样的比喻何尝不是中共领导层的意思？
          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改革红利基本吃光。因为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改革步子无法继续迈开。加入WTO之后十几年，中国利用优势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不顾环境土地成本，硬压人民币估值，中国出口市场大大扩展，使得中国经济翻了一番。如今，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瓶颈口，改革无法推进，只有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最主要的美国市场，或者才能继续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现在要有发展，必须要有创新。可创新谈何容易，举国上下几乎都知道，中国不可能有创新。要创新，只有从美国这个世界的龙头去引进、模仿和抄袭。中国经济目前的优势也是包袱，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共当局希望这些巨额外汇储备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现在中美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4200亿美元，过去5年，中国对美投资额增长9倍，截至2014年底，中资企业在美投资额达46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相对集中，主要在金融、制造、采矿、房产，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不管中国对美投资如何扩大，不管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是资本净输出，不管中美双向投资呈一升一降态势，目前中国在美投资只有460多亿美元，与其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还是太少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中国对已经谈了七八年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能够在习近平访美时正式签订成功，是抱着很大企盼的。可是，结果并没有达成。

          对自由平等贸易理解南辕北辙

          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了七年多21轮，为什么还是没能达成呢？
          似乎为了安慰一下习近平走那么老远一趟，中美两方公开表示："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正在进行中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业已取得的进展"，美方甚至承诺，"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可终究还是没有正式签订中美BIT。
          中国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即使这几轮中美谈判中已经提出了负面清单，可是中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还是要比美国多，在涉足从金融服务到农业和医疗保健等中国众多的国家主导行业以及在国企占垄断地位的行业中，尤其如此。
          美国作为信奉自由的发达国家，其对自由贸易的理解，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不仅要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而长期囿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的中国，即使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后，在国际贸易规则上更注重降低投资壁垒和税收等基本投资权益，几乎从不想到人的合法权益，很少涉及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标准和规则。
          美国给中国开出的负面清单只有三项：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但美方对这三项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中方在美投资、经营的任何阶段，美国行政当局都有权中止项目，产生的成本由投资人负责。这样的提法增加了中国在美投资的不确定性。几乎是无法做生意的。
          表面看来，就是些商业的技术的矛盾影响了中美BIT的签订，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对于社会平等的不同理解。

          保护个人私人还是保护党和国家

          以国家安全，特别是这次习近平访美时几次提到的网络安全问题为例。中美两国表面上都强调要加强网络安全，可实际内容南辕北辙。
          在美国，网络安全从根本上说主要集中于保护各种私营部门的数据和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个人的隐私权。在中国，网络安全本质上是以党国为中心，防范国内外利用网络威胁损害中共一党专政。中国口口声声所说的"网络空间主权"就是中共一党的"网络空间主权"。在美国，网络安全法规致力于防止未经授权侵入电脑系统和窃取信息的行为，至于网络监管法规所关注的则是为了执法或情报目的对某些侵入行为的授权，而监管人员若是泄露被监控者的隐私，即是触犯法律。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更像是一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件，一篇旨在捍卫中共掌握权力的檄文。通观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没有一条是制衡政府权力的，却可以使政府不受限制、随心所欲地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也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条款，譬如第三十六条，网络运营者负有严格保密及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义务，但如果政府要求网络运营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却是"合法"的。
          我们不排斥不久将来中美BIT协定会正式签署，但是中国与美国的根本分歧不可能消除。中国国企虽然此次也被美方承认可以作为投资主体在美投资，那是美国将其看作只是由投资方而不同于其它普通企业一样的企业。中国国企是一党专政的基石，它可以不顾自己的利润率、不必对自己老板——中国民众负责，亏本在美国经营，只为了中国政府取得有用技术和在美国有利的地位；它也可以在中国市场依然把持垄断市场，挤兑所谓开放以后从外面进来的美国资本。
          因此，即使中美BIT协定正式签订之后，中美投资矛盾依然会层出不穷，中美互相投资的空间仍然有限。

          ——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闵良臣：書都讀到哪裡去了

          Posted: 18 Oct 2015 06:19 PM PDT

          图：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履新国家主席不久对记者谈到，"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有網民把這二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他讀過的那些書開了一個書單，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一個人如果當真讀過這些書，且讀了進去，那真是了不得。

          　　習近平在此次訪美時不僅說出了「中國人民一向欽佩美國人民的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而且還告訴世人：「我青年時代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等著作，也喜歡了解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還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有網友認為「這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名錄」。既然有勇氣如此講出，誰還能懷疑這位國家領導人曾在索契冬奧會時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所說的「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呢？於是有網友「認真梳理了一下習近平的書目」，讓人驚奇不已。至於為何會驚奇不已，先放下不表。

                                                好一個「人民的選擇」

          　　印象中曾看到有什麼人說過，我們這個種族缺少幽默感。其實不然。近些年，中國大部分人在溫飽之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藉助互聯網，不必署真名，多多少少可以減少自由發言的恐懼感後，廣大網民們幽默諷刺的才能立馬凸現。如謂不信，那就請你瀏覽網民們對近日在網上流傳的當今國家領導人的一張「書單」的跟帖發言吧。
          　　當然嘍，在一個沒有幽默傳統的國家，特別是在一個從來不敢公開對大王進行幽默諷刺的族群，有些人看了那些跟帖後還是難免會轉不過彎來，認為怎麼可以對「天子」如此不恭呢？要知道，就像幾千年來，中國的老百姓一向認為，漢朝就是劉家的，唐朝就是李家的，明朝就是朱家的，無可爭議。既如此，到了中共一朝，這天下自然就應該由中共坐下去，而這也正是現政權的意思：誰打下的天下誰個坐，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前段時間還有中共大佬的女兒公開發言，認為習近平反腐敗就是為了共產黨的江山。所以說，最近雖有高層面對外人就中共執政有無合法性的置疑時強調什麼「源自於歷史」，「人心向背」和「人民的選擇」，都不過是自說自話，已經成為「老不信」的中國老百姓今天到底還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就只有天知道了。因為誰都可以問一句：你共產黨的江山與人民何干？正是這種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讓中華民族至今難以實行民主。
          　　閑話少說，還是來看眾網友如何評習近平「書單」。

                                                 看看民意，無力回天

          　　網民中有「好事者」把這二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他讀過的那些書開了一個書單，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一個人如果當真讀過這些書，且讀了進去，那真是了不得。正因此，網民們置疑聲四起，且人多嘴雜，說什麼的都有，比如有網友就認為：
          　　「要是真讀了這些書，他就不會在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要是真的讀了這些書恐怕就不會整天發表莫名其妙的講話了。」
          　　「讀了這麼多西方文學著作，還能號召大家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襲，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更有人生氣地說：「看他幾年來的作為，書是白讀了的！」
          　　還有網友說「我看哪，就兩種可能：1.他確實看了，但沒看懂；2.他沒有看過那些書，是國師給他開的書單，沒想到反而把他害了。」
          　　當然，有人根本就不相信，幽默地說：「我看是讀過書名。」「要不是照稿子念，光這些書名他都背不下來！」還有跟帖說：「這書看的真是多啊！什麼時間看的？不睡覺嗎？」還有網友說：「……拚命說自己書讀得多，口號喊得也多，怕是缺啥在意啥吧。」
          　　除了幽默諷刺，還有一些說得極為客觀理性，可讀着比那幽默諷刺的批判還有力：「讀書就是學習。讀了很多書沒找到真理，認為信仰很偉大，那書就是白讀了。其實，知識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個人、民族、國家的成就事業或達到理想的根本力量。信仰不過是知識貧乏的表現，是愚昧的標識，是古今中外的社會禍亂的根源。」任誰都很難說這個跟帖說得有什麼不對，真不知當今聖上讀到這種跟帖後有何感想。
          　　最可怕的是，有跟帖說：「看看民意，無力回天，無論怎麼騙都沒人再相信了。二十一世紀世界最悲催人物非他莫屬了，真可憐他。」

                                                中華民族應讀什麼書

             不知是不是讀書真的成了習近平的「一種生活方式」，反正在其執政以來，因讀書就炒作過一次又一次，特別是京城一家叫什麼時報的媒體，去年十月在他們報紙的「讀書」欄目還為此寫了一篇報道，題目的意思是「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你看過多少」，心裏多少有點不舒服。真不知這家報紙為啥要取這樣一個題目？難道一個中國人一定要讀這些書嗎？
          　　人們常形容我們這個星球上出版物「汗牛充棟」，即使是經典讀物也是「車載斗量」，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好書多的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讀現任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呢？沒有讀過，哪怕一本也沒有讀過不行嗎？何況他讀過的這27種又多是文學書籍呢。
          　　我們知道，自鄧小平時代後，中國取消了國家領導人終身制，一位國家領導人好像最多只能幹兩屆。照這樣算起來，如果每個國家領導人在位時，都不經意地把他過去讀過的書講出來，然後被好事者收集整理，再開出書單，中國人是不是也就從此不用再考慮自己讀什麼書，而是完全可以照着一屆又一屆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買回去就行了？
          　　人的興趣千差萬別。一個人，除了在校學習期間以及工作業務關係，讀一些必讀的書外，再讀書，就是讀自己喜歡讀的，不喜歡的，就算天王老子「念叨的書」，也還是不喜歡。
          　　事實上，像我們這樣一個奴性很重的民族，且不說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國民是否就一定要去讀，起碼要明白，比這個書單中一些書目更應該讀的書多的是。比如，像2012年冬王岐山開出的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僅中國普通人應該讀，各級政府官員更應該讀。除此之外，好書太多了，容本人隨手再舉出幾冊：像同一個作者的《論美國的民主》，還有英國十七世紀下半頁就出版的洛克的《政府論》、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馮·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1960年出版的哈耶克最重要一本著作《自由憲章》，還有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兩本，一本《社會契約論》，一本《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這些，在本人看來，都是中國人還應該讀或者說更應該讀的書。
          　　如果說國家領導人所讀過的那些文學書籍，國民讀上一些也沒什麼害處的話，那麼，中國人若是能讀一讀上面提到的這幾本，估計收穫會更大，感覺更有意義。據說，當年，哈耶克有意將他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傑出的政治著作獻給「所有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要這麼做，在哈耶克看來，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因反對資本主義而誕生，因而最後也就演變成了「一出集體主義的悲劇」。可直到今天，我們看到，這出悲劇在這個地球上某些國家仍然沒有落幕。試想，後來的「社會主義者」若能認真讀一讀《通往奴役之路》，認清這個主義的本質，是否能翻然悔悟也說不定。


          ——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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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20, 2015, 6:30:48 AM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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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习近平访美与邓小平、李鸿章访美之比较

          Posted: 19 Oct 2015 09:39 PM PDT

          1896年访问美国的李鸿章


          大国外交有战略之维，亦有价值之维，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对美外交，后者可能占有更重的分量。即中国对美外交既要讲国家利益、讲地缘政治，更要讲感情、讲信义、讲价值；尔虞我诈或投机取巧都不是大国相处之道。

          习近平访美论成败
          习近平伉俪的访美行程已经结束，看起来，这是一趟既没有给美国公众留下多少印象，也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多大改变的乏味访问。人们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胡锦涛访美做了些什么，虽然胡也曾象习一样买过飞机、见过商贾、躲过法轮功；人们如今能想起来的江泽民访美往事只有不合时宜秀英文、秀歌喉等颇失身份的尴尬事，但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联合国——中文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秀英文、在中学秀歌喉的则换成了习夫人"彭麻麻"，连这个野史留名的机会也没给习本人留下。料想不久之后，这次被中国官方媒体浓墨重彩极度渲染的"重要访问"就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绝不会比两位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留下更多的历史记忆。
          就事论事，习近平访美"成功"了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看待"成功"二字。尚未返国，习近平的随从人员就迫不及待地于9月25日以新华社名义公布了洋洋万余言、多达49项的《习近平访美中方成果清单》，一看而知，该《成果清单》的文体格式恰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深改"决议文，似出自习氏大智囊刘鹤的手笔。这份厚重的"清单"试图给国内民众留下"硕果累累"的印象，但若滤去华而不实、泛泛而谈的外交词令，其实，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具有突破性或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成果。大概唯一真实的成果，就是习近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元首地位和威权形象得到了唯一超级大国以礼炮、红毯、国宴等礼遇为表现形式的公开加持而已。
          如果习近平访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内迷惑民众，借洋人的嘴巴，巩固个人的威权，那么，此访亦可谓之基本"成功"。但是，习近平其实是个自视颇高的人，想必他的目的不止于此，如果中共政府与习近平本人曾经指望此番访美超江赶邓，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次新的转折性、历史性的访问——就象邓小平当年历史性访美那样迷惑美国舆论、拉近两国感情、打开合作大门，事实证明，这一打算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中国梦"，以此而论，则此访可谓之基本"失败"。
          比不上邓小平，更赶不上李鸿章
          国外评论家多将习近平访美与同一时间访美且风光无限的天主教教皇方济各相比，也有人将习近平与此前访美大展个人魅力的印度总理莫迪相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中国国内集权、打虎玩得风生水起的习近平，似乎在国际舞台上还真的上不了台面，对美国大众与国际媒体的"吸睛"程度尚无法与另类教皇方济各、明星范儿印度总理莫迪相抗衡。但是在中宣部吹鼓手笔下，习近平美国之行却被捧上了天，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夸大宣传和隆重报道。尚未成行，就被提前吹嘘成"习旋风"，甫一结束，即被冠以"旋风七日"称号，这是为了与三十六年前邓小平访美所谓"邓旋风"、"旋风九日"相提并论。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公开向全球媒体预告："习近平访美一路有惊喜"，可是崔大使至今也没有点明惊喜何在，想必他指的是习近平到波音公司"扫货"，一个订单就拿下三百架飞机，又到联合国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短短两天一口气撒出去一百八十多亿美元，但此种订单外交、金钱外交和中国土豪到香港、日本、韩国游街"扫货"一样，并无任何新意，哄哄小国寡民尚可，美国公众和舆论几乎对此无感，就"惊喜"程度而言，实在远远比不上无订单的魅力教皇和不撒钱的印度总理。
          好在习近平倒也无意于与教皇争风头，他内心里的比对目标应该是邓小平。政治观察家们大都承认，习的个人权势已不输当年邓小平，自然，习也希望其访美成果向邓看齐，以此奠定其内政外交两方面的独特地位。然而，时与势易，今时非比往昔，实事求是地说，习访美之于邓访美乃望尘莫及，根本就没办法相提并论。
          而中国外交史上最为"成功"的对美访问，首推李鸿章，次为宋美龄，邓小平大约只能排第三。一百二十年前，七十四岁高龄——以当时的平均年龄，至少相当于今日九十四岁——的大清国首席外交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访问美国纽约，美国官员称李氏访问是"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前来探望远方的小弟弟"，此处哥弟之喻当然不是指实力，而是指历史。那才真正称得上是万人空巷、风靡美国，成百上千艘舰船在港口排列整齐，当李鸿章的邮船驶近，礼炮齐鸣，大小舰船鸣号致敬，鞭炮声响彻云霄，此种欢迎规格史无前例，《纽约时报》报道说"无论何时何地在世界上都难以找出比这更美的景致了，也没有哪个海港会有像这样舰船排列的壮观场面"。纽约民众五十万人争睹李鸿章风采，"码头内所有货柜、米袋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瞭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因为万众争看李鸿章，致纽约城大部分电车停运，百老汇大街一时空旷无比。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屈尊到纽约会见李鸿章，李鸿章在美国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是报刊杂志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甚至不厌其烦追踪报道李氏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当李鸿章在格兰特陵幕前悲伤低吟"别了，我的兄弟"之时，观者无不感动；当李鸿章质问"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民主和自由吗？""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赶出美国究竟能得到什么？"之时，则令人为之动容。李鸿章吃过的一道菜"杂碎"从此成为美国名肴，谓之"李鸿章杂碎"，为此后数十年里不计其数的华人中餐馆赚取了生计，七年之后梁启超赴美发现"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皆拜李鸿章之赐也。后来百老汇剧场和当红的重金属乐队皆有以"杂碎"为名的音乐剧和歌曲作品，可惜这道名菜现在已经在美国绝迹了。
          与外交前辈李鸿章、宋美龄、邓小平的风光访美相比，习近平此番访美尽管带上了会秀英语的漂亮夫人频繁出镜，又签下了不少订单，撒出了不少银子，但在个人魅力、国际声望、文化影响力方面其实他弱爆了，简直不值一提。
          大国外交的感情与价值之维
          李鸿章时代的中国是最没有资格办外交的，因为国力太弱，也完全不懂国际政治规矩，外交云云，不过是一边说狠话一边哭穷，以便争取少割一点地、少赔一点款而已。但李鸿章即兴式访美却大获"成功"，一是因为"美国人民一向对中国人民抱有美好的感情"——从李鸿章访美所受欢迎程度可知此言非虚，二是因为李鸿章的真诚、坦率——虽然李鸿章的坦率多少带有一些"痞子气"。当年李鸿章敢于在完全没有讲稿、没有预案的情况下直接地、面对面地和美国媒体、公众接触并对话，敢于充分展现其中国式幽默、如实回答各种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尖锐提问，这是如今习近平们连想都不敢想、完全不敢去尝试的最朴素、最古老的外交手段。虽然李鸿章的国际知识有限，答问技巧也并不高，但是，他的真诚、坦率一举拉近了其与美国公众在感情上的距离，正如他用日本浪人打在他脸上的那一颗子弹让伊藤博文难堪，从狮子大开口的日本政府手上为大清国民省下了一亿两银子的赔款。
          再说邓小平访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之所以开启了八十年代的中美"蜜月"，不仅是因为当时两国存在着共同敌人——前苏联——的战略威胁，在联合反苏方面可望建立准战略同盟关系，更是因为中国的国内政治正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世界为学习和开放对象的体制改革政策已经基本形成，这就使得中美两国在感情上、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吸引。没有这些背景，邓访美岂有"旋风"可言？
          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被视为改革开放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幕后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恰好在三中全会开幕之前两天公布，此事绝非偶然。而在此前不久，中日两国也刚刚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可见访美外交的成功与内政的变革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同样是在邓小平主导之下的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却一波三折，断断续续谈了十年才完成，远不如中美建交谈判那般果决、那般"成功"。邓小平"旋风九日"的内政基础是中共当局决心学习美日、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形成，如果邓小平仍抱着毛泽东在国内搞阶级斗争为纲、在国外视美国为"纸老虎"的革命路线不放，即使有遏制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也很难获得对美外交的真正突破。邓小平访美之所以成功，真功夫都在内政变革、价值趋同之上——至少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公众相信，邓领导下的中国将逐渐在制度、价值上与西方世界趋同。
          大国外交有战略之维，亦有价值之维，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对美外交，后者可能占有更重的分量。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外交既要讲国家利益、讲地缘政治，更要讲感情、讲信义、讲价值，因为价值取向相近的国家之间天然具有亲和力，而价值取向相反的国家之间天然不容易打交道，尔虞我诈或投机取巧都不是大国相处之道。而在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其一，并未开辟与美国的新的战略互惠渠道——相反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相互猜忌和疑虑却在日益加深，其二，中国也早就止步于邓时代"不争论"和"韬光养晦"的价值模糊，不再有对于民主化、市场化价值认同方面或然向西方世界靠近的正面表现——反而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在背离普世价值的方向上愈行愈远，这就是当年"邓旋风"可以在美国形成而今日"习旋风"只能在中国官媒上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中方一直期待着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不仅并未成型，且单极化现状还间或有所强化，"中国威胁"VS"美国强权"显然并不在同一个档次之上。就PPT达成协议的事实而言，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就中共官员和中国土豪们一面口头反美、一面悄悄将财产和家小送往美国竞相以拿到美国绿卡为荣这一人人皆知的事实而言，美国与中国的"软实力"差距仍不可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搞好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共现代化战略的外交重点，但是，在战略互疑、价值互反的情况下，仅靠纯粹的外交手段，即使中共的"大外宣"策略可以单方面巧妙利用美国的"政治正确"而一时得逞，即便习近平可以用大订单来获取美国商界精英的好感，而就大国外交的实质层面而言，此类行为终究是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唬弄一时则可，长久维持则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将来若有战略上或价值上的风吹草动，靠这些小伎俩所维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极有可能也就随之一风吹了，所以，有战略远见的政治领袖必不会把主要外交精力放在此类行为上面。此次访美对于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的教训应当是：若不付出真感情，若继续一味拒斥普世价值，就不可能牢固建立和维系长期友善、合作互利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童大焕：當代中國是地球環境的最大敵人

          Posted: 19 Oct 2015 10:29 PM PDT

          谷歌公司推出了一個全新的交互式地圖——「全球森林監察（Global Forest Watch）」，它可以實時顯示全球森林的覆蓋情況。網絡上出現該幅地圖的數據來源有多個，其中包括了NASA的森林面積覆蓋率的分析數據。於是，網絡上出現一篇圖文並茂的文章《一幅不堪入目的中國地圖》這是一幅令中國人悲傷的地圖，地圖上最深的綠色表示森林覆蓋率在75%-100%，次深的綠色是50-75%，淺綠是25-50%，灰色表示覆蓋率低於25%，粉色表示樹木正在減少。
          在亞歐兩洲的森林覆蓋圖上，找遍中國地圖，幾乎找不到一點深綠，大片的灰色之下，偶爾稀疏地出現淺綠，東南部福建、廣東等地則籠罩着令人悲傷的粉色，表示森林正在減少。
          相形之下，比中國大陸更寒冷乾旱的中國北部的俄羅斯及其同緯度地區則基本上一片翠綠，被森林所覆蓋。同緯度的日本、韓國、法國以及中國台灣島乃至緬甸、尼泊爾則明顯狀況要好得多。基本可以說，谷歌衛星圖俯瞰，中國的四周一片綠色，惟獨中國被大片黃土所覆蓋！
          根據GFW的統計，2001-2012年間，中國森林的損耗面積位列全球第六。中國期間共失去約611.3萬公頃的林地，而新增的林地面積僅約損失份額的1/3。俄羅斯、巴西、美國分別是森林覆蓋損耗量最高的三個國家。而在2012年，除臺灣地區外，中國的林木覆蓋規模爲1.64億公頃，美國和俄羅斯分別爲2.61和7.42億公頃。
          通過在Global Forest Watch網站的檢索發現，當以森林覆蓋爲指標進行瀏覽時，中國大片國土置身於灰暗之中。除東北邊境、江南丘陵、西南部分地區外，中國西部及北方地區的綠點分佈廖若星辰。然而，周邊國家的森林覆蓋度更鮮明地加劇了中國林地的尷尬處境。將地圖等比放大後，中韓日東亞三國首都所處的森林環境令人國人羞愧：北京周邊僅有少量森林覆蓋，在地圖上若隱若現；首爾則被簇擁於附近成片的森林當中；而東京周邊的森林密度之高，使日本國土猶如被噴綠漆，非林區的灰白地帶在地圖上難覓蹤跡。
          爲什麼會這樣？是因爲中國人口太多，導致了自然資源的嚴重損耗？還是因爲別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導致了資源的過度損耗、環境的過度破壞，形成今天「國在山河破」的悲傷局面？
          我的答案是後者！
          我們曾經一度認爲人口過多是我們經濟不發達、環境破壞大的主要原因。但我們的很多問題，生態問題、環境問題，具體到水資源問題，等等，都不是因爲人口太多，而是因爲制度失敗導致人口分佈和資源利用不合理，嚴重違背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所致。
          近代以來，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近兩百年時間內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下降了一半，意味着中國人均資源相對世界平均水平升高了一倍。而衆所周知，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更實行了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的大規模、長時間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未解除），使中國人口的生育率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但人口的減少絲毫沒有緩解中國的人類活動對地球的破壞。中國的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破壞，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當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成爲地球環境的最大破壞者和敵人。
          一是新中國成立後至今長達66年時間裏，我們一直在與自然規律支配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爲敵。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城市化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自然發展過程，是節約土地、資源同時又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率、強化社會分工與合作、提升人類自由與生活品質的經濟社會的內在發展規律和要求。但是，愚蠢的中國決策者和半桶子水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中國從來就是個農業社會」（我說你成人之前從來還都只是個受精卵呢）等各種理由反對和阻礙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通過嚴格的、人爲的戶籍管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砍伐樹木以大鍊鋼鐵和大規模開墾土地、大小三線建設、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大躍進、就地城鎮化、西部大開發、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等等，妄想把人留在鄉村和小城鎮。
          爲此，我們付出了慘重的環境代價。若干年前，中科院通過衛星遙感，曾對我國西部12省區的土地承載力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西部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載力處於超負荷狀態，嚴重超載造成許多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惡化。有人計算了一下，中國目前適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國土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荒漠化及嚴重水土流失地區的面積各增加了約1.5倍，中國等於丟失了大約350萬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顯示，中國人每年搬動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國的人類活動具有明顯的破壞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人口從6億增長到了13億，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於水土流失從600多萬平方公里減少到300多萬平方公里，少了一半。
          換句話說，人口不能自由進入城市，導致大量人口被迫滯留在農業和農村，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嚴重落後於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後國家和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土地過度耕種過度開墾，對自然形成極大破壞。
          朝野上下對大城市化恐懼，使傳統的城市化呈現出與世界發展潮流相背離的「規劃逆城市化」傾向：在本該城市化的大中城市，呈現出普遍的「過於保守的城市化」問題，畫地爲牢，嚴防死守，對大量業已自動進入城市的外來人口權利和福利視而不見，導致規模史無前例、後患無窮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而在很多從自然發展規律上看註定要衰敗的一些中小城市和鄉村，則普遍出現地方官員主導下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鬼城空城遍地，高鐵站上結出一個又一個碩大的「新城苦瓜」。
          完全可以這麼說：當代中國一切阻礙正常城市化尤其是阻礙中國正常大城市化的人，都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除了在城市化問題上的戰略性失誤以外，還有兩大因素也在加劇中國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破壞。一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而不是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導致嚴重的政府和官員短期行爲。爲了官員短期任職內的經濟發展，不惜犧牲環境。環境保護法律在中國像橡皮圖章，有模有樣卻無絲毫力氣。
          另一大因素是土地公有（國有或集體所有）導致了全國範圍內全面而長期的公地悲劇，使用時竭澤而漁，保護起來則軟弱無力。尤其是私人資本很難進入到保護自然與環境中的植樹造林等過程中去，無法從中獲得科學、合理的長期回報。
          我在前幾天的一篇文章《目送全民盜賊的時代漸行漸遠——台灣行思2》中寫到公有制對社會生態的全面破壞，導致禮崩樂壞全民盜賊化，這篇文章則談到土地公有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同樣無與倫比。
          中國要從自然和社會生態上全面回到正常國家行列，必須首先全面回到正常國家的經濟（私有制）基礎中來，回到公民的財產自由和遷徙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市場中來。人類一切和平、穩定、富裕、幸福，一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進步，都是財產自由、市場自由、思想自由的副產品。這一點，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例外。

          ——东网

          徐庆全：不要给杜润生戴上“农村改革之父”的桂冠

          Posted: 19 Oct 2015 07:26 PM PDT

          作者为中国《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
          杜润生

          杜润生老去世，在关于老人的报道中，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说法，慢慢开始流行起来。当然，这种说法以前就有，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而已。
          对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持有异议。我认为，无论从对那段历史的认知程度，还是从杜老本人的看法来说，给杜老戴上这个桂冠，都不合适。
          从历史的认知程度来说，说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是实事求是的，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他的贡献与"农村改革之父"并没有什么逻辑层面的联系。

          政治担当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常态化的生存方式，就是一家一户的农耕经济。这种怡然自得的生产方式，从大的范围来说，一直持续到1955年。其间，1949年前后的土改，均分土地，稳定农村经济，更加强化了这种经营方式，中共也因此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到了1955年，也就是邓子恢和杜润生所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不耐烦地喻为"小脚女人"的时候，毛一手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以后，中国农民的经营方式被彻底打破，进入了瞎折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从1955年开始，尤其是到了"大跃进"以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营方式，让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农民一次一次地顽强地想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方式。1956年永嘉县实行包产到户，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全国不少地方也开始进行这种尝试，但都被毛泽东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一次一次地打压下去。到了1978年前后，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周惠在内蒙，又一次与农民的这种强烈愿望相遇。
          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现成的例子在这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
          当年，毛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其对立面。
          作为政治家的万里、赵紫阳和周惠，都选择了一种政治担当。
          而从中央层面来说，杜润生主持的国家农委，对农民的这种选择怎么看？当时最大的历史现实是：一刀切的计划经济让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让农民吃不上饭，甚至要饿死人。
          农民的强烈愿望就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小农经济，中央是给一种政策上的支持还是根据当时的宪法和政策予以阻拦，也是一种考量。杜润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选择了支持、满足农民愿望的态度。这当然更需要一种政治层面的担当。

          改革来自农民

          当年在杜润生手下工作的刘堪，在杜润生90寿辰座谈会上谈到农村改革时说："杜老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岗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叫做说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
          刘堪解释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是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
          说到底，当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不是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而是如同第一个"一号文件"所说的那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们从历史上肯定杜润生老在这场改革中的贡献，应该；但是，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这顶桂冠带在杜老头上，则不应该。
          关于这一点，与杜润生关系非常的杜导正，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如果把杜润生称作"农村改革之父"，那怎么看邓子恢？那又如何看土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

          本人看法

          从杜润生本人来说，据我所知，他并不认同什么"农村改革之父"这一说法。杜老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杜老还说："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2005年，杜老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时，编辑在封底做了这样的介绍：作者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编辑争取，杜老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老依然声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我们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杜老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设计是突破两大难题——市场关、民主关。杜老认为，突破这两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我们纪念杜老，应当推动阐发他的"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改革思路，而不是给杜老封号。如果杜老的这两关改革获得成功，再给老人家一个"农村改革之父"的封号，他自己也会含笑九泉的。
          ——ＢＢＣ

          宋永毅：文革研究拓展纵深的标志——读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Posted: 19 Oct 2015 05:44 PM PDT

          图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革运动史稿》代表了文革研究从概括性的全国史向细节性 的地方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整个宏观的文革做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论思考。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已经出现了向纵深拓展的新趋势。今年年初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近百万字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革运动史稿》便是这样一个可喜的标志。一方面，它代表了文革研究从概括性的全国史向细节性 的地方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整个宏观的文革做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论思考。

          "十年磨一剑"的产物

          该书的作者李逊，原是一位旅美女性学者。她可能不广为人知，但在文革研究圈内却绝不是新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就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96）。应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女教授裴宜理邀请来伯克莱加大当访问学者后，又一起出版过英文专著《无产阶级的力量》（1997）。本来，熟悉她的朋友们都以为李逊会一直留在美国，边工作，边继续她的研究。不料，十一年前我突然接到她的一个告别电话，说她已经辞去了在美国的工作，马上回上海：准备用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查上海文革史，写出一本有深广度文革地方史来。 接到这一电话，我久久无语…..李逊和我是同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曾为所谓的"革命"欺骗而狂热过，今天一般说来已经很少再有献身的热情了。而年近花甲的李逊却再一次表现出那种久违了的青春期的热诚 —— 当然，这一次是对曾经欺骗了我们的"革命"的历史解剖的献身。 十年后，当我看到李逊这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它不仅代表了李逊十年磨一剑的不懈，更包含了一代人对自己以往人生的沉甸甸的思考。

          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细节和偶然

          李逊的专著分为四十章，时间上早到"批判《海瑞罢官》"，晚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事件上大到赫赫有名的"一月革命"和工总司，小到鲜有人知的"中串会"及一些"另类思潮"，实在是前后左右、事无巨细，都包罗在她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就来自边缘的"另类思潮"而论，从憧憬河归旧道的"共向东"，到直接挑战毛泽东的王申酉，也无一遗漏。 尽管我也是上海文革十年的亲历者，但阅读李著，仍给我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新掠影之感。
          这里，历史的新视野不是由抽象的理论，而是由细节和偶然在于无声处展现的。例如，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上海一月革命发端的《文汇报》造反派的"接管"， 后来曾被认定为全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序幕。但根据李逊的深入调查，它其实并不是源于该报造反派的"路线斗争觉悟"，相反是一种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诉求。因为打到了太多的"走资派"，当时的《文汇报》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员工怕被上海的另一大报《解放日报》吞并，个人利益会受到波及，才匆匆忙忙宣布接管，以保住大家在乱世中的饭碗。不料这件事竟会被千里之外的毛称赞为"一场大革命"，并拔高到了对全国文革运动起了巨大的方向性的指导作用的程度。

          文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思考

          有建树的历史研究，不仅在于深入细节的扎实调查，还在于从万千细节中升华出闪光的理论来。纵观李逊百万字的史稿，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史实重构以后，她都立出一个千字左右的"小结"， 做一点别开生面的理论探讨。 如第二十二章"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 的小结指出"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再如，第三十五——三十六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的结尾总结道："文革初期造反派到处炮轰和批判，而他们对规则和秩序被破坏后的混乱却不必担当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原来的干部承担，并成为打倒他们的理由。不过，当文革开始恢复秩序，担任了领导的造反派开始尝到他们自己破坏秩序的后果……他们面临的是两种角色身份的矛盾"——所有这些言简意赅的小结都有画龙点睛之妙。
          李著题名为"革命造反年代"，顾名思义要探讨为何千百万民众卷入造反运动的动因。对此，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有过"受蒙蔽说"、"领袖崇拜说"和"人性险恶说"等等。李逊在她的"导言"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诱惑"之说。李著认为："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则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转换等级身份的机会，而在"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革命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身分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共产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
          读完李著，我在想：如果全中国每一个省市县，都能有一部由民间学者撰写的有分量的文革地方史的专著，那该多好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鲍彤：范长龙之言

          Posted: 19 Oct 2015 04:07 PM PDT

          范长龙
          有消息说，十月十七日在中国军方组织的香山论坛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发表主旨演说，宣布"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

          范将军是对49个国家和5个国际组织的500名官员和学者讲这番话的。

          我认为范将军这话讲得好，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领土主权"，是一切国家的防务所应该维护的唯一内容。

          "决不轻言诉诸武力"，是一切负责任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必须恪守的原则。

          "坚持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是当代国际社会公认的解决国际争端的规范和道路。

          我赞成他讲的这三点主旨。这三点，是中国人赞成的，也是在国际社会中能够达成共识的。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政府和军队切实坚持这三点主旨，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

          近几年来，有些人挟崛起之余威，自以为了不起，盛气凌人，对内对外，净爱说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大话硬话。这种作风不仅幼稚，而且绝对要不得。范将军的话，脚踏实地，审慎负责，对于以虚骄张扬为能事的人，也应该是一服清凉剂。

          李直：中国政治的加错机制

          Posted: 19 Oct 2015 03:48 PM PDT

          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最终决策权也就集中在一人之手

          中国改革先贤杜润生去世后，89六四后被打散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的若干人曾到杜家吊唁。据其中一员所撰网帖说，他们在碰头时讨论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TTP及国际形势、中国政治状况及其走向等等，其结论无一乐观，以致有人问道：当下的感觉像不像1988年？
          1988年是中国政治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工程——价格闯关失败后，意识形态原教旨者的反扑和政治元老对代际权力交接的最后一搏，都大大激化了当时中国的政经局势。据此所成的最坏政治预期，在1989年应验变现。现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1988年相比，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抽象了当前政经形势后的"感觉"，实际上既是对昔日政治预期的复习，也是新的政治预期形成的开始。
          习近平治下中国的现状，可以说出乎中国持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的意外。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正从"不争论、打左灯向右转"，变成左倾"一边倒"。把国企做大做优做强为宗旨的国企改革，重拾共产主义招牌的意识形态，在启动意识形态原教旨者复旧愿望的同时，也让更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重天的人们疑窦丛生。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近40年后，不论政治还是经济，存量问题也好，增量问题也罢，若要解决之，只有硬著头皮沿着改革之路走下去方可见亮。而依据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现在推出的政治经济政策，并不对症现有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比如把国企做大做优做强的国企改革，明显与市场化改革方向南辕北辙，结果只能是提高国企的垄断程度，进一步加剧国企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挤出效应，由此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长远问题。
          当然，这其中的问题更在于，如此在改革开放前后经过正反两方面验证的显在道理，为什么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竟然被无视；为什么在相关决策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明显的道理竟然无人提起、不被讨论或者虽被提起和讨论但却行不通。中共执政的历史表明，凡是在施政中出现常识被无视、经验被搁置、教训被忘记的时候，一定是中共的决策体制出了问题的时候。而中共自己的历史也再三表明，中共的决策一旦出错，这个体制就变成了一个加错机制，由此演绎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的政治悲剧，反右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亦如此。
          从历史上看，这种加错机制的形成，往往是在中共领导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上之时。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最终决策权也就集中在一人之手。这样，一人之决策意见实际上就变成唯一可行的决策根据。因之，执政党的政策就被打上了个人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很有可能被当成针对个人的不满，由此引来权力对不同意见持有人的整肃。这样的案例，在中共历史上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加错机制的要害就在于，有权决策者听到、看到和感到的决策意见及其回馈都是单向、单调且同质的行行行、好好好和对对对。在这种有权力主导的加错机制中，参与者对决策认识的统一度越高，对政策实施的执行力越大，其出错的可能性及其所造成错误后果就越大。也正是因此，目前中国推出和实行的国企改革等经济决策，以及祭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为政治学、政治史和中共自己的历史增添一些加错机制现实版的最新案例而已。并且，这个机制一旦运作起来，往往靠自毁才能停摆。

          （作者是大陆政治观察人士）
          ——世界日报

          黄一龙：一国三庆

          Posted: 19 Oct 2015 11:21 AM PDT

          图：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旧址

          须知所谓国庆日，那"国"仅指管理"祖国"的政权，而非国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山川和族群；"庆"的也就只是该政权的成立罢了，而与"祖国"并无直接关连。


          一覺醒來，見一短信：「預祝一龍兄歡度民國雙十國慶節！」發件地點在大陸而不是台灣，發件人也是大陸一位知名的文壇朋友。本想哈哈一笑置之，突然感到別人不是在逗我笑，他說得極有根據，乃據以作下文。

          　　「國慶」是政府而非祖國的生日

          　　十月一日即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節，紀念它的名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很多很有學問或很有權勢的人物聽了都只知鼓掌而不覺可笑可歎可怕。把自己「親愛的祖國」唱得連我都成了她的哥哥，真是荒謬至極。由於現在的人們多半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這一天以後，未必知道出生以前也還有個祖國，如此無知固可諒解，但如此認知卻須糾正。須知所謂國慶日，那「國」僅指管理「祖國」的政權，而非國民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山川和族群；「慶」的也就只是該政權的成立罷了，而與「祖國」並無直接關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告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正是表明成立的是「政府」而不是「祖國」。如果我們的祖國在那天才成立，那麼今年六十六歲以上的大陸億萬男女，無論活的死的，都將被革除那天以前中國國籍，成為沒有祖國的遊民和遊魂，而「歷史悠久」的中國，也被一句勾銷了。可笑也夫！可歎也夫！可怕也夫！

          　　然而這就引來一個問題，既然那億萬六十六歲以上的死鬼活鬼們曾有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的中國之歷史，自然也是那時的中國人；那麼他們是否該擁有並慶祝那時自己的國慶呢？

          　　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的雙十國慶

          　　這話問得似很弱智，因為答案應該是顯然的：你是中國國民自當有自己的國慶！那個時候你的國慶就是「雙十國慶節」──那位朋友預祝我歡度的「民國雙十國慶節」！可是問題的要點是：那是「三座大山」國民黨政權的節日，你還去「慶」它，應該嗎？可以嗎？你敢嗎？

          　　一個政權建立的日子是否可慶，判斷的根據是它建立的當時而非以後發生的事情的好壞。例如我們的十月一日國慶，慶的應該是一九四九年結束了斷續十幾年的內戰，趕走了法西斯專政的國民政府，訂立了和世界潮流開始接軌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開闢了「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光輝前景，而絕非慶祝那以後的撕裂社會愚弄人民餓死人民的所謂「探索」，更非公開反民主反憲政反對人類普適價值的後續動靜。同理，雙十之可慶，在於它於一九一一年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來的皇權專制，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開闢了融入現代世界潮流實現人民解放的光輝前景，而不是它在後來維護製造幾座「大山」實行特務統治終於失敗的後果。或問兩段歷史的後果居然如此，難道其原因竟與其兩個開端無關因而至今都該「慶」它們嗎？我以為答案是，任何特定的歷史開端總有多項乃至無窮的前景選項，只看當事人及其後繼者如何繼續操作；再光輝的開端都絕無什麼光輝的「必然結果」躺在將來等著你去收割。人們慶祝那兩個國慶即兩個光輝的開端，都是為了切記往年的初衷，避免重蹈「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直至滅亡」覆轍的後果。這樣的說明，你贊成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國慶

          　　不過中國當代史還有一個異項，就是它除了前後相繼的兩個國慶和相應的兩個政權之外，還有第三個獨立政權的建立，建的也是「國」但是居然未聞被「慶」。這就是一九三一年國難「九一八」五十天之後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此事出在大敵壓境國難當頭的緊急時刻，製造者卻又不是侵略者日本鬼子或其「帶路黨」，而是堅決聲明反對日本侵略的中國共產黨。反對侵略而又在侵略當頭之時搞出另一個中國，開「兩個中國」運動之先聲；反對日本侵略卻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且把「國慶」日選在十一月七日與北邊那個盤踞廣闊侵華土地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同日同名。對於這樣的行為，當事者和史學家無論找出何種理由，對於人民、民族和國家，實在看不出它算什麼積極的開端。事實上此「國」存在幾年以後也被其製造者自行取消，它的「把有錢人整下去」和踏上人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滾一滾」，以及大砍大殺自己同志（即所謂「肅反」和「反ＡＢ團」）的種種政策措施，也陸續被主人自貶為「左傾」，至今既無國又無慶地徹底消失了。這可作為「國慶」的一個例外吧。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乔木：網絡語言與官媒美容

          Posted: 19 Oct 2015 10:27 PM PDT

          最近官方公佈了中國語言報告，教育部主管語言文字的官員稱，網絡語言已經成爲漢語中活躍的一部分，然而，許多網絡詞語如「草泥馬」、「屌絲」、「逼格」等，造詞格調不高、品位低下，卻被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使用。該官員表示，網絡低俗語言大量湧現，聚集了社會戾氣，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
          確實，很多人反感這些低俗粗鄙的網絡語言，但它的存在自有理由。互聯網最大的特點就是大衆參與，而不像傳統媒體一樣只有少數精英主導。社會上始終就存在兩套甚至多套話語體系，正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和焦大說的話不一樣，這是客觀存在。要求焦大像林妹妹一樣說話，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而且互聯網的影響就在於衆聲喧譁、草根顛覆精英，或者說網絡是平等的，沒有中央，沒有權威。不同的人可以相互辯論爭吵，也可以各說各的。正如官方希望正能量、主旋律、正確的導向，百姓偏好曝光醜聞、揭露腐敗、監督權力。
          人類有多種語言信息需求，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既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作品，也有販夫走卒底層江湖的東西，各取所需，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寫過「不許放屁」的詩句。互聯網信息更爲海量，但人們根據喜好選擇平台、內容和語言，幹嘛要強求一律呢？
          妄圖治理語言，很讓人懷疑動機和最後的效果，給打壓輿論和限制表達披上堂皇的外衣。全國人民都像官媒一樣說話才是悲哀。或者像歌功頌德、風花雪月的文人雅士一樣唱和應答，不敢橫眉冷對、嬉笑怒罵醜聞惡事，於社會進步何益？
          實際上比所謂網絡粗俗語言更噁心的，是官媒中類似「狠抓、深入、高舉、高潮、兩手抓、一個中心兩個點、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的空話、套話。在網絡時代，這些黨八股在另外一個話語市場大行其道，僵化思想、固化表達，讓人們懶於思考、拙於表達。官方要治理，首先請從新聞聯播的前20分鐘語言開始。
          語言不是行動，只能引導，沒法強行限制。要是不說，也會憋在心裏，伺機發泄。網上說說，總好過街頭的示威騷亂。不喜歡哪類語言，自己可以不看、不用，用自己的語言影響受衆。
          網絡粗俗語言的泛濫，官方也難咎其責，甚至推波助瀾。在中國的網絡審查中，防範的都是政治表達和敏感詞，而對辱罵、人身攻擊的污言穢語和各種變體，網開一面。在經過官方審查的書籍、影視、廣告中，粗鄙詞語屢見不鮮。某些領導爲了顯示親民拉人氣，也會賣弄網絡俗詞。最典型的就是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用「屌絲」等詞，吸引讀者。
          但網絡時代，這些官媒得了便宜還賣乖。《人民日報》最近發文，斥責網易在轉載它的文章時，經常斷章取義，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吸引眼球。互聯網的競爭就是要引人關注，用好奇、反常、涉性、娛樂等符合人性的方法，博取點擊。
          某種意義上，《人民日報》應該感謝網易，它改了你的標題，但全文發了你的文章並註明來源。沒有類似網易的網絡傳播，又有多少人會關注《人民日報》「高舉、狠抓、深入、高潮」的官樣文章呢？
          即使是《人民日報》的微博和旗下的人民網，也在適應網絡特點，天天賣萌、祈福、點蠟燭、上表情，用娛樂、人情味、通俗搞笑取悅網民。《人民日報》的微博在發佈自己的文章時，也會修改標題、重置導語、汲取亮點。如果像報紙一樣，標題又臭又長、導語充斥口號和衆多領導的名字頭銜，別說沒人會點鏈接，微博的140個字也不夠呀。
          都是出來賣的，自己賣相不好，別人幫你整整容，還噘什麼嘴？

          ——东网

          耘余闲墨（1）：「文革」的文化复制性质（綦彦臣）

          Posted: 19 Oct 2015 03:45 PM PDT

          讨论「文革」的性质是个老话题，我自己也写过包括学术文章在内的一些文字。虽然话题老，但仍有深刻思考的意义，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有人试图建立以传统为依托的政治模式的情况下，确实有必要认识「文革」的反动性。进一步地是，中国传统的反动性——外儒内法政治传统是本质性的反人性的东西。
          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现象，是为教师暴力。比如说，学生因两三句不满即遭教师痛殴，被殴者甚至是未成年人；再比如，学生干部因未能组织同学们给教师送节日礼物，竟致被老师找茬施暴。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师德欠佳」来指责或归咎于教育产业化。在社会心理上，多数人认可教师暴力，认为这是「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传统的复现，有着文化合理性。中国传统以忠孝合一为基础。孝是品行之端，忠是更高层次的孝。这个道德原则之执行，偏好依靠暴力，因此「棍棒出孝子」就成了通俗准则。但从历史事实与伦理逻辑来看，忠孝政治是完败的。且不说「全世界各民族出叛徒（汉奸）最多的是中国」之泛论，仅看晚清定型的民俗箴言之有「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就有结论。靠暴力（以「棍棒」为符号）执行伦理设计，当然不正亦不慈。那么，在有了反抗的机会之后，剧烈报复也就成为血腥的现实。
          「文革」之前存在着教师暴力，这是无疑的——我在少年时代就目睹过，只是它没今日的烈度而已。即便「文革」时代，一些受迫害的教师在迫害解除后，还会用遭到迫害的手段来整治自己的调皮学生——我就曾是被整治者之一。而「文革」之前的教师暴力如同其今日之被社会文化心理认可那样，是传统赋予的非契约权力。依今日教师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文革」不是「革传统文化的命」，相反，它具有很好的文化合理性。可以设想，如果「文革」再来，教师的遭遇会更惨，灭门血案恐怕是很一般的景观。这不是呼唤「新文革」，也不是为「旧文革」平反，仅仅是在思维质量上提醒那些如我一样的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的人们——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思考深度，或者说高质量反思还是稀缺品。
          既然「君不正」与「父不慈」要承担「投外国」与「奔他乡」的撕裂性成本，或者说「投」与「奔」之选择是历史可能与现实可行，那么，负面传统或者边缘传统则不容忽视。忠孝合一之广义社会伦理与外儒内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干脆说是「狗皮褥子没反正」。所以，王朝统治大多败于「不孝」之反抗。首先是内难，而后是外部入侵。我无意贬斥那些「文革」中的受害者（尤其教师群体），但他们作为施害者群体的身份——这一面不能否定；若否定了，反思「文革」就意义不大。简单地说，让整个文化共同体摆脱「文革」恐惧，根本在于废黜忠孝合一、外儒内法。
          冷静地看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转型远比政治转型更重要。而且，社会性的文化转型慢慢铺开，政治转型或是自然发生于其间，或转型阻力变得很小。文化转型其实已经发轫，就是缓慢一些，质量不算高。这样，就需要一帮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如「新黑五类」中的「异」和「网」（这两类有重叠），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思想资源，也即推动整个社会地反思能力的提高。
          按照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路数，我写的这个小题目，只是个案例分析。相关的可做深度解析的还很多，比如说，阶级问题。因为「文革」之故，「阶级斗争」一词臭了，但是，当今中国又确实存在阶级斗争，仇官、仇富是之，官、富仇穷亦是之。这样，思想者们不能因「阶级斗争」一词之臭，就不说阶级斗争问题了。在规范政治学学术上，「阶级斗争」是个重大项目，民主政治（选举与议会）被称为合法的「阶级斗争」。
          关乎「阶级斗争」还有一个与「文革」相连的思维题目。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与剥削）产生于人类出现剩余产品之后。通俗地说，吃不了、有剩头，争夺来了，剥削与阶级就生成了。但是呢，在人类生活的实质上，是「没的吃，才有的争」，也就是说没剩余产品时剥削可能更强烈。表面看起来，我举的这个例是非常学术化的。其实不是！在思想供给层面的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臭了，「阶级斗争」臭了，「阶级」还提它干什么？结果呢，思想者们因避「臭」而懒惰；结果呢，教师暴力那样的社会合理性还继续存在，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完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后记：由于本人已停写网易博客即抗议其曾封禁（整个博客而不只是单篇文章），现特将学术随笔类短文（新作）转到张伟国先生主办的《新世纪》网站来，并且都是首发。敬请原来博友关注暨阅读，亦盼博友转发到各自微信圈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1, 2015, 6:27:53 AM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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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见：“按需经济”，一个新幽灵在全球徘徊

          Posted: 20 Oct 2015 10:54 PM PDT

          图："优步（Uber）模式"


          历史很喜欢开玩笑。共产党实践其"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但直到他们自己蜕变为以追求共产主义为幌子来维持其专政，共产主义还是不见踪影。奇妙的是，这时人们看到，西方经济中出现了"按需经济"并且迅速地在全球各地蔓延开来。

          习近平谈论共产主义，本来无可厚非。从一九五八年跃进失败，到中央计划体制实验弄得民众普遍贫困，以及所谓"全面专政"弄得社会普遍不自由，天怒人怨，但共产党人雄心未泯。只是无奈之下，共产主义的宣传渐渐收了起来。

          习不知"新社会因素"为何物

          让人好笑的是，习近平实在是可怜，到现在还是只会侈谈"共产主义理想"。而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习近平们不知那些"新社会因素"究竟为何物，而"资产阶级社会"又尚未"崩溃"，他要维持那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理想"，真是很难。

          不过，这种"新社会因素"并非清晰可见，共产主义也还只是一幅很模糊的图景：据说那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展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如此而已。

          然而，人们知道，依照马克思学说，分配方式决定于生产方式。那么，若要能够"按需分配"，就应该有一种"按需经济"出现于世。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们看到"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是，还看不清楚这"按需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经济中的供应与需求相联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按需"性质无可否认地潜藏于任何的经济之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向以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销售为特色，供应支配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为其常态。而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经济，金融产品愈益复杂，它们与需求之间的联系愈益模糊，其供给超过需求，与先前人们认识的"相对生产过剩"，实质是一样的。

          西方经济中出现了"按需经济"

          历史很喜欢开玩笑。共产党实践其"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但直到他们自己蜕变为以追求共产主义为幌子来维持其专政，共产主义还是不见踪影。奇妙的是，这时人们看到，西方经济中出现了"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并且迅速地在全球各地蔓延开来。

          这种"按需经济"，目前大体上表现为两种模式。

          一是"优步（Uber）模式"，又称"零工经济"（gig economy），把租车、租房等需求同分散的闲置资源相匹配。《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四通八达降低了把资源和需要这些资源的人连接起来的成本。而当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形态也很可能起变化，甚至失去存在的理由。不过，不久前美国加州有关裁决仍维持其"企业－雇员"关系，表明其发展的曲折。

          一是"好莱坞模式"，基于某种需求而确定项目，组建团队，各方合作到项目完成之时，之后团队解散。这是一种短期、以项目为中心的商业运作模式，活跃其中的是短期"企业"。《纽约时报》称，"我们的经济正在大幅转向好莱坞模式。"

          市场需求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其不确定性，既令人头痛，也令人着迷。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甚至能够驾驭、创造市场需求的企业，就是为人称道的卓越企业，因为以相对确定的企业组织应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它们是佼佼者。而"按需经济"的特点，似乎干脆以相对不确定的组织来应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需求的支配性突出，其实践则以灵活性见长。

          值得注意的是，"按需经济"的就业方式，特别是创新方式，与现实经济的主流方式不尽相同，已经出现许多的摩擦与矛盾，其中之究竟，尚待观察。

          习当局对变化抱持着敌视态度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借助于诸多新技术的支持，个性化"私人定制"有了更大的发展，需求与其供应之间更多地互动，正在改变着经济的面貌。

          这种"按需经济"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说它就是未来社会的经济雏形，为时尚早。在发达的西方社会，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出现新的经济社会的变化，是一种自然过程，而这种"按需经济"，是其中很值得注意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出现，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逻辑暗合，却与共产党依恃党政权力推行的社会经济体制实验，有根本的不同。

          "六四"镇压中断了赵紫阳等人的探索，尔后，代价高昂的经济高增长，使中共恢复了自信。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了味道，新的旋律是鼓吹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基于这种莫名其妙"主义"的"中国梦"，现在已经遮不住它的权贵资本主义底色。

          习近平之类共产党人，很会空喊"自信"、"创新"，更有力气高喊"主权"、"强国强军"，而他们在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经济变化趋势面前，则完全隔膜。这样，他们对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变化不感兴趣，与全球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僚一样，对这样的变化抱持着敌视态度，就一点也不奇怪。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长短论：纪念二战胜利与TPP问世

          Posted: 20 Oct 2015 10:47 PM PDT

          《动向》2015年十月号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指以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为轴心国一方，以反法西斯国家同盟国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这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反法西斯是二战的根本性质，而法西斯就是指强权、暴力、恐怖统治，是国家的极端独裁形式。因此，二战的胜利更有道义的胜利，文明价值的胜利：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凭借武力为所欲为的丛林准则被公认的以"主权平等"原则所取代，以强权暴力为法宝的恐怖统治为人权的彰显所唾弃。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成为二战之后文明社会的基础；其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与法西斯恐怖统治针锋相对。1945年由战胜国为主导拟定的《联合国宪章》，再次"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将人类文艺复兴运动确立的人道主义原则国际化，视保障人权平等、尊重国家主权为世界和平的首要前提。但是，二战虽然结束，人类并不太平，按照地缘政治实力划分实力范围的丛林原则阴影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极权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战后世界新秩序再度面临挑战，是美英与苏中四大同盟国在和平条件下被重新分割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二战后，冷战在继续；权力胜利了，人民被奴役。导致二战爆发的原因还在，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宇宙真理的新霸权主义还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逻辑还在。同样是二战胜利国，有的却披着袈裟怀揣沙俄帝国扩张势力的狼子野心；同样是胜利国，又未必没有秦帝国称霸天下争当国际共运世界领袖的"中国梦"。二战后的冷战割据；仍在考验世人的良知和承受战争风险的底线。这其实是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迫使人类再次考量自己的命运：人类究竟是继续沿着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道路前行，还是被一种邪教般的理想主义所绑架，"通往奴役之路"使人类再次面临着中世纪的黑暗。极权专制主义与宪政民主主义，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念的殊死较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还是民主政治人权至上的"不战而胜"？仿佛是上帝再一次掷骰子，让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从改革自救到苏东解体，从民族自治到国家独立，"自由、平等、人权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共同基石。因此，二战胜利的财富就是捍卫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平等精神，纪念二战的意义就在于消除极权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动因，纪念二战的目的就是要警钟常鸣，警记绥靖主义养虎为患放任坐大的历史教训，纪念二战的价值，就是要恪守《联合国宪章》，消除民族仇恨，化解历史积怨，达成普世价值的共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秀肌肉"式的阅兵甚至穷兵黩武式的威慑和恐吓。怎样纪念二战，非同小可。它不仅反映出纪念国对二战性质、动因的认知和自身文明进步的尺度，还关乎对二战精神以及人类文明传统是究竟继承还是背叛，关乎到战后世界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新秩序的确立，关系到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值此历史关头TPP应运而生，以二十一世纪新贸易体系的行为准则，为世界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代表了新的文明高度和希望。任何抗拒文明价值，坚持恐怖统治的政治集团，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标榜什么样的主义，只要其一天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自由，就是奴役人民的法西斯。而对二战胜利最好的纪念则是：消灭法西斯！人人享有人权自由民主！大陆有识之士将TPP视为"倒闭机制"——或可能使中国之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的机会。这虽然是一个梦想，却代表了对文明进步的追求。

          ——原载《动向》2015年十月号

          高路：TPP临门一脚成功“进球”

          Posted: 20 Oct 2015 10:40 PM PDT

          图：加拿大总理哈伯就TPP协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按照美国现在的发展策略，国家能源消费正向着逐渐摆脱中东石油的方向发展，据此美国迟早将从中东这个是非之地撤出，其结果是在今后五到十年内石油/美元体系的衰败，代之而起的将是美元/新型能源体系。由此，以货币自由兑换、零关税为特征的自由贸易体系便应运而生。


          经过长达五年半的马拉松谈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终于在十月五日达成最终协议，当天凌晨五点消息传出，不但引起世界各国传媒高度关注，也在中国网民中掀起议论热潮，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是TPP将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典型的说法包括TPP主要针对中国、是对"一带一路"、亚投行的反击等，不一而足。

          加拿大的政情乃成功的关键

          其实，TPP谈判早在二0一0年就开始起步，那时还没有"一带一路"、亚投行的事。回顾TPP谈判的过程，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来形容并不为过。上周开始参加谈判的十二国财经贸易商务部长级官员汇聚亚特兰大时，舆论还十分担心可能达不成协议，因为留下来的是最难啃的骨头。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促使最后关头临门一脚进球成功的关键，却是远在加拿大的政情。加拿大现任总理哈珀不久前决定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选举日期定在十月十九日，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坚决支持TPP，但两大在野党新民主党及自由党均表示反对，目前的选举预测是三党三分天下，保守党只占微弱优势，不能确保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假如在野党上台，而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没有能达成协议的话，很可能加拿大新政府会退出谈判，这样，整个TPP谈判将没有再谈的可能，必将流产。这样的结局是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此，在经过了五天不眠谈判后，双方在乳制品、汽车、农产品进出口以及生物药品版权保护年限等关键议题上互相作出让步，才最终达成协议。

          从TPP协议的达成过程及内容看，主要是通过参与国的努力建立起新的贸易体系及规则，而非针对中国。协议一旦最终达成，各国现行有关贸易保护的一万八千多项规定将被废除，这将大大有利自由贸易。当初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根本无法达到TPP的要求，比如TPP参与国必须实施货币自由兑换以及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光这两条中国就做不到，遑论其他。因此，不邀请中国参与是理所当然的。有议论认为这两条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目的就是排除中国，这种想法表明不少中国人迄今还有很强的被迫害妄想症，看不清世界大势。

          TPP、TTIP势将取代WTO

          与TPP配套的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这两个协议几乎包括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体量的八成。这两个自由贸易伙伴体系的建立，势必将取代WTO。其深层原因，是为了适应实施了几十年的石油/美元体系的瓦解。目前整个世界贸易体系，是建立在石油/美元体系上的，而随着新型能源技术的普及、页岩油的开发，美国不但可以达到能源自给，还有余力对外出口石油。正是这一发展，导致近期油价大跌，以中东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得不采取压价手段打压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力图保持石油霸主地位。但按照美国现在的发展策略，国家能源消费正向着逐渐摆脱中东石油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而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美国迟早将从中东这个是非之地撤出，其结果是在今后五到十年内石油/美元体系的衰败，代之而起的将是美元/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为了适应这个新体系的到来，以货币自由兑换、零关税为特征的自由贸易体系便应运而生。

          目前TPP只是初步定案，还有许多未知数，不但美国国内反对势力强大，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国国内的反对声浪也不小。美国异军突起的总统候选人特郎普已表态反对TPP，称这项协定十分可笑。包括工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右翼茶党在内的左右各派，都誓言要在国会投反对票。因此，TPP要在美国国会通过，奥巴马还有硬仗要打。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纽约时报：北京加强资本控制，香港图书出版自由收紧

          Posted: 20 Oct 2015 10:37 PM PDT

          傅才德, CRYSTAL TSE 2015年10月21日
          部分是由于内地游客被导游告知不允许携带禁书或杂志，专营中文禁书的1908书社经历了业务上的显著下滑。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部分是由于内地游客被导游告知不允许携带禁书或杂志，专营中文禁书的1908书社经历了业务上的显著下滑。
          香港——热闹的香港天星码头边上的一个小书摊生意兴隆，它的顾客主要是每天从码头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客。
          书摊上摆的书大约一半涉及政治，书名包括有关私生活的、有关密室政治的，也有关于中国大陆共产党精英的神话般财富的。另一半涉及色情。这两种类型的图书在大陆都是禁书。
          • 查看大图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十四家书店之一，这里不出售在中国被禁的书籍。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十四家书店之一，这里不出售在中国被禁的书籍。
            "政治书籍和色情书籍都有市场价值，"店主麦权达(Mak Kuen-tat)一边翻着充满当地名人八卦的小报，一边说。
            但是，几个街区外的一家书店有不同的算计。这家商务印书馆书店的架子上没有违禁政治书籍，却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讲集摆在醒目的位置上，书架上展示的还有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至少四本传记，李光耀受到中国官员的广泛推崇。
            还有其他13家香港书店也是这样，这些书店分别由商务印书馆的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拥有，该公司是香港最大的书商和出版商。尽管大陆游客对从坏角度来刻画中国政客的书有兴趣，但那些书或者店里没货、或者摆在远离客流的架子上。和美国一样，大多数书店里找不到淫秽书刊。
            据香港的公司注册以及该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联合出版通过一系列的控股公司由中国政府拥有。
            该公司在香港出版和图书销售行业的主导地位，是设置在香港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之间的屏障上的一大突破口，英国前殖民地香港的主权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曾有协议保证香港公民自由、包括出版自由50年不变。这也表明，北京的中央政府如何能够通过金融实力、而不是武力行使其对香港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的近三年来变得愈加明显。
            香港传统的喧闹新闻媒体，在应该轻描淡写地报道内地问题以及与北京一致的香港政府上，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香港的大多数报纸和电视台都由私人独立拥有，但拥有者往往是那些亲北京的富豪。出现过一些制作对大陆负面报道的资深编辑被调离岗位的情况。
            《大公报》和《文汇报》是两家最直言不讳地亲北京的报纸，它们都由控股联合出版集团的同一家政府公司——广东新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
            有关中国大陆政治的书籍曾在主要针对内地游客的香港书店中很常见，但这个市场已陷入困境。接受采访的书商和发行商说，这部分是市场原因造成的，比如书店租金上涨，还有电子书的出现。但也有习近平政府的作用，北京对异见越来越不能容忍，政府警告中国游客，如果他们从香港或台湾带回被禁的政治书籍，他们会冒下被处罚的风险。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说，习近平上任以来，联和出版公司已大大削减了其政治书籍的采购，新世纪出版社发行的书包括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的回忆录。鲍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世纪卖给联合出版集团的书，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减少了90％。
            鲍朴说，由于联合出版集团占有香港出版业高达70%分额的统治地位，其做法对香港书市造成很大伤害。在他从事出版的10多年中，去年是他第一年没能盈利。
            "这是一个生存威胁，"他说，并补充道，他一直在寻找进入图画小说市场的拓展。"最好的情况是，我们不赔钱。"
            联合出版集团助理总裁李家驹也担任香港出版学会的会长，他否认公司出版或出售哪些书的决定中有政治考虑。
            "商业考虑高于任何其他问题。每家出版商都有自己的管理决策。"李家驹在联合出版集团的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说，总部的电梯大堂里挂满了亲北京的政治宣传海报。
            联合出版集团的最终拥有者是中国财政部，李家驹说。"但我们确保他们只是一个股东。"
            香港最大的被禁政治书籍出版商何频是明镜出版社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何频表示，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香港新闻媒体精英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想取悦北京。
            何频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他说，他在香港的业务从来都没有受到过限制。实际上，明镜出版社发行的一些书可以在联合出版集团的书店里找到。一部名为《习近平家族》的书，在繁忙的铜锣湾附近的联合出版集团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书店里可以买到，尽管书是摆在店里面的架子上，该书详细介绍了习近平亲属拥有的财富。
            "没有人在剥夺香港的出版自由，"何频说。"香港人自己放弃了这一自由。我们从未受过来自政府的直接压力。我们担心的是缺乏对读者的吸引力。"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Cherie Chan、Kiki Zhao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梁京："十三五"难乐观的真理由

            Posted: 20 Oct 2015 07:10 PM PDT

            图为纽约时报漫画


            下周中共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不得不面对中国经济不妙的前景，因为此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十三五"期间会明显低于"十二五"，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有人预言，官方会把增长速度定在百分之六点五，但更多人相信，实际增长率会比这个数字还要低。不过，关于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有深度的分析并不多。

            主流的论调是，过去太快了​​，支持那种超高速度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所以只好慢下来。具体来说，高投资因产能过剩而难以持续，高出口因国外需求不足难以为继，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对冲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减速效应，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只能放慢速度。

            表面上看这种解释有道理，其实回避了真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官员们，没有动力来推动高速增长了。过去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就是地方官员从增长中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现在则没有这样的机制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两点：第一，中国政府依然能够维持一个很高的投资率，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中国可以搞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而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正在不遗馀力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调整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让基础货币发行，以国内信贷为基础，逐渐与美元脱钩。这样一来，中国就能摆脱过去多年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发行主渠道的格局，获得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

            这对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支持创新是有利的。由于世界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可以通过大量投资新技术来维持高投资率。也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不是没有好项目可投资，而是有很多大规模的新技术投资机会。比如说，中国可以抢在发达国家前面，实现汽车产业的智能化，电动化的革命。中国政府也确实看到了这个机会。

            问题在于，谁来做这些投资的主体？谁来承担这些投资失败的风险？谁来获得这些投资成功的利益？从不久前公布的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来看，还是没有勇气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坚持把维护中共政权的这个"底线"置于有效激励的原则之上。

            有人怀疑，即使改革解决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有效激励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整个世界的大格局对增长都不利。我认为，回应这种怀疑最好的事实，就是重庆经济在中国经济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却一枝独秀，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和良好的财政状况。黄奇帆领导下的重庆经济正在继续创造奇迹，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局对这个事实非常感冒，媒体也就不敢宣扬。

            在非常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在同样的体制下，重庆经济的惊人表现让我们看到，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是地方领导人领导经济的动力和能力。在薄熙来被清洗后，黄奇帆和重庆的官员，有一种特殊的动力，继续把重庆经济搞好，而其他省份则没有这样一种激励。

            那么，习近平是否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他最近在"深改组"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应该受到了重庆经济一枝独秀的影响，自上台以来，第一次明确地讲要鼓励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进行"差别化探索"。但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的是基层，而不是省和市一级的改革探索。这说明他完全没有放弃中央集权的基本理念。而我相信，坚持中央集权的理念，将是习近平错过良机的主要原因，也是"十三五"令人难以乐观最真实的理由。

            ——RFA

            高新：都是“会所”惹的祸（附：“如果薄熙来老婆没投毒杀人，如果令计划儿子没车祸身亡？”）

            Posted: 20 Oct 2015 07:08 PM PDT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如果薄熙来老婆没投毒杀人，如果令计划儿子没车祸身亡？》里，笔者质疑了外部世界自令计划儿子的法拉利车祸被揭露出来之后一直延续下来的关于令计划与周永康平摊数千万人民币"封口费"的说法。
            中共政权在决定对令计划双开的公告中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既然如此，千方百计掩盖丑闻的关键时刻，区区几千万人民币对他令计划来讲，说九牛一毛略嫌夸张，但肯定再多几倍都算不了什么，犯得着要周永康帮他出吗？在他令计划正是有求于周永康帮他为自己儿子车祸死亡一事"善后、保密"的前提下，岂有在关键时刻请人帮忙还要向人家讨钱的道理？
            一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佚名博客文章中如此"披露"说：2012年＂两会＂之前，本年18大召开在即，胡锦涛和团派觉得王立军事件拖出薄熙来是向江泽民派系施压的好机会，打算在18大上把自己的人多搞几个进去，令计划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看形势至少进了政治局，有可能在19大进政治局常委。此时的态势是胡攻江守。随着美国媒体爆料"薄周密谋"计划的细节，在习近平和温家宝的强力反击下，最后胡锦涛和江泽民协商，觉得应该让薄熙来接受初步审查，
            于是，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使其闲置，但对薄熙来如何处理，中央意见还没有统一。这时薄熙来挑动各种势力为他游说。但天命却如此啊，2012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令计划儿子令谷和2裸女的＂法拉力车祸＂事件（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有人做了手脚，根本无法知道，令计划在调查后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是遭人暗害），令计划冲动之余私自调动中央警卫部队封锁现场。事后，令计划担心该丑闻影响自己在18大上的前途，他权衡再三后与主管政法的周永康达成同盟协议，要求周永康帮令计划保密（其实这个保密不是说叫周永康不要泄露出去，这怎么会不泄露出去呢？意思是叫周永康和他的派系假装不知道这个事情，不要18大前利用这个事情对他发难），周永康借机提出让令去劝说胡锦涛，使薄熙来的事情从轻处理，大事化小，而且保证不再涉及审查其他人；周永康还许诺支持令计划在18大或者19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未来问鼎1号位置。令计划与周永康达成联盟协议后，从此紧密联合在一起（也有说法，暗示他们二人甚至在法拉力车祸事件之前就有联系了，但没有确切证据；即使以前有联系,但法拉力车祸事件使他们联系更紧密了）。令计划为什么要和周永康联合一起呢？。
            令计划的考虑：1，薄熙来经此事后，无论最后处理结果如何，绝无可能再冲登1号位置，再也不会翻身。2，如果此时不与周永康联合，自己18大定会受影响，胡锦涛的18大人事安排也会因自己丑闻牵连受影响。3，周永康与薄熙来有颠覆习近平的计划和自己骨干人员的支持，考虑到令计划的年龄优势，周永康不可能下界18大后继续在前台。如果与周永康结盟，借助支持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力量（当时有周永康的政法、石油、四川系统和支持薄熙来的重庆、大连及部分红2代），自己又在团系统内有支持，整合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西山会和中央警卫团），确保自己进18大常委，19大再借助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力量和自己团派内的力量来颠覆习近平，自己即可成为1号绝对可行。周永康的考虑：1，＂薄周密谋＂已经暴露，习近平迟早知道。如果习近平上位，自己肯定完蛋。2，自己18大年龄已到，要退休，不如整合支持自己与薄熙来的力量和令计划的团系统内力量，把令计划推进18大政治局和常委行列，而后再继续谋划19大把令计划扶上1号位置，那么就能保证自己和支持周薄的力量都会平安降落。
            此时的薄熙来已于2012年3月15日被解除职务，对他的处理仍然存在争论，各方仍在博弈。2012年5月，令计划在没有事先经过全体政治局和元老们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办和中组部的名义，组织了全国300多名中央委员对18大常委候选人进行酝酿，这时薄熙来已经被初步审查,而周永康动用各种力量企图将薄熙来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习近平很明白薄熙来的能量，一旦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而在周永康紧锣密鼓搭救薄熙来之时，习近平发现令计划处处为薄熙来开脱，加大力度劝说胡锦涛从轻处理薄熙来，使得胡锦涛犹豫为难起来。
            令计划的手伸的太长让习近平忍无可忍。习近平也觉得这样的人在中办当主任，自己太危险。于是习近平在18大即将召开前的2012年9月1日，说自己不干了，撂挑子，矛头是针对令计划，习近平要求将令计划撤换，换上栗战书接任中办主任。习近平这番要求当时并没有得到中共元老们的认可，就在9月1日下午习近平从党校开完会后就不出家门，以罢工来静观其变。第二天9月2日高层和全体元老紧急开会讨论习近平的要求，会议决定解除令计划中办主任的职务，改任统战部部长，由栗战书接任令的职务。9月3日，令计划的职务正式被解除，习近平获得胜利。退休元老们就想让习近平平稳接班，保持稳定。因此，在习近平威胁撂挑子后，此时终于达成一致：1，由于薄熙来挑战18大＂习李体制＂规定，要严惩薄，移送司法；2，由于周永康支持薄熙来，习近平不满，周永康在2012年9月,被剥夺了政法委实际权力,挂名等待退休。但此事到此为止，不涉及任何其他人。3，由于薄熙来是开国元老后代，对薄熙来的判决只宣布轻微数额的贪腐打倒他即可，允许他儿子在海外继承夫妻巨额经济利益，对薄熙来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再追究经济问题。
            薄熙来的事情这里暂且不表，既然令计划是如此有求于周永康，怎么会在周永康已经答应给他帮忙，愿意与他结盟的前提下，仍然还要"敲诈"周永康？
            那么，在周永康的钱袋子之一蒋洁敏遵从周永康之命，及时向"法拉利车祸"受伤者家属一次性奉上数千万巨额"封口费"已经被中共政权自己的媒体对外证实"确有其事"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是"封口费"出钱的一方也是车祸的责任人之一。
            现居美国的海外著名民运人士唐柏桥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今年七月才迟迟落马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是令计划与周永康结盟的牵线人。
            为什么周本顺现在才出了事情?"是因为令计划的原因。法拉利事件以后，实际上是周本顺牵的线让周永康跟令计划联盟。"
            令计划和周永康原本并非同路人。但是由于令计划儿子令谷的一场车祸，使得令家仕途大逆转。正如中共自己的媒体所说："为掩盖儿子死因，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
            周永康抓到了令计划的把柄，周永康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中共所有的领导人的档案，包括令计划的档案，贪污腐败的行为，所有不当行为，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行为，他都有过，令计划也知道，他必须就范，向周永康低头。否则会出大麻烦。
            周、令双方都知道，谁主动下去发招，可能都要鱼死网破，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同盟关系，之后他们双方联合起来，对抗那些要对付周永康和令计划的人。而他们都是处在中共权力机构中极为重要的位置，所以令计划和周永康的案子拖了很久。
            唐柏桥透露，周本顺先是帮令计划儿子改名字，将车祸转移到他人身上，然后又让周永康的死党蒋洁敏，动用公款给在车祸受伤的女生家属上千万元作为封口费。
            而知名法学家袁红冰亦曾指出，当年令计划儿子出车祸时，私自调动保护中共中央高层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来控制车祸现场，是犯了大忌。周永康以此，加上令计划家族腐败的材料，来威胁令计划与其结盟。
            按照笔者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的信息，上述唐先生的话说对了一半，那就是周永康与令计划结盟是周本顺居中牵线。但不是在法拉利车祸之后而是之前。
            外界媒体所报道过的周永康在令计划儿子车祸之后要借此与令计划合作，"商量一起做大事情"的说法，也是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周永康与令计划在那段时间里确实要密谋"一起做大事情"，但正是"密谋做大事情"过程导致了"法拉利车祸"的发生。所以，无论是令计划还是周永康，无论是周本顺还是谷源旭，都是导致令计划儿子令谷不幸死于车祸的直接责任人。
            数天前，中共政权刚刚对外公布了周本顺的主要罪状，其中一段是说他"超标准公务接待、公款吃喝，频繁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侈、挥霍浪费"，而令计划和周永康当年"结盟"的初次会面地点就是周本顺老婆的干儿子赵晋在北京的会所。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再叙。

            【附录】

            如果薄熙来老婆没投毒杀人，如果令计划儿子没车祸身亡？（高新）

            lingjihua.jpg
            图片：令计划（资料图片/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江苏帮"与"西山会"如此狼狈为奸》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关于"贪二代"赵晋的专题报道中揭露：在赵晋的圈子中，有一份长长的名单：他的父亲赵少麟，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阵容之豪华令人咋舌。

            赵晋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其拉拢"贪一代"和"贪二代"下水的手段令人惊叹。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以色诱之。"他在北京设立会所，罗织一帮外籍女技师，招待各路高官显贵，为他们提供性服务。一方面是'加深与高官的感情'，同时也偷偷录像，以此要挟各路高官，进而将其操控于手掌之中。"

            令计划的儿子令谷通过李源潮的"中介"与趙晉結為拜把兄弟之后，令谷在赵晋的会所里"莺歌艳舞"不忘把自己的亲舅舅谷源旭接过去"共享人间美色"。谷源旭只去了一次就认定"这才是招待領導同志的最好地方"。

            这几天，随着蒋洁敏的"被司法处理"总算给出了一个结果，外界又把蒋氏与令谷车祸案撇不清的干系重新炒热。

            据中共官媒的统一报道：12日，湖北汉江中院宣判蒋洁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蒋洁敏被对外公开的全部罪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索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截至2013年8月31日，蒋洁敏的个人和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其个人和家庭合法收入，对于差额部分中的1,482.6174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官方新闻稿中只字未提蒋洁敏为令计划提供所谓"封口费"的事，但即使在中国大陆，这也早就不是秘密。

            中国内地的媒体曾刊载一篇题为《令计划儿子法拉利车祸内幕，蒋洁敏千万埋单》的"内幕报道"，说的是：2012年3月18日，在北京北四环路上一辆超速的黑色法拉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20多岁的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随后，媒体都曝光当事人为令计划之子令谷。

            后来，上述媒体又在法拉利撞车事件后，爆出令计划为了不影响仕途，找人出资几千万给两名女子家庭。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出资几千万替令计划埋单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而蒋也因此遭调查。
            有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爆料称，蒋洁敏被查，主要是因为有一大笔金钱，数以千万元计的金钱，从中石油集团汇进同在车祸中受伤的两名女子的家属银行户口。

            既然中共新闻审查机构都能够允许境内媒体公开报道蒋洁敏与令计划儿子车祸案的牵连，此说法就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了。

            2012年12月初，也就是习近平正式登基一个多月之后，纽约时报中文网就刊登文章《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文中说：北京——"谢谢，安好，勿念，"在一个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则帖子这样写道。这一简短讯息发自今年6月，看上去是来自23岁的令谷，而其父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助手，大权在握。此前有传言说令谷因整夜狂欢之后的一场法拉利车祸身亡，这个贴子起到了平息传言的作用。

            后来的消息显示，这条讯息并不属实，是其他人用令谷的化名发布的——在令谷死亡将近三个月之后。这一作假行为是压制法拉利车祸消息的众多复杂手段之一。这起车祸造成令谷身亡，并使车上的两名年轻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之一随后死亡。事件的大体轮廓在数月前浮出水面，但如今更加明确的是，车祸和拙劣的掩盖行为造成了更重大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上月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的进程。

            文中说：今年入夏的时候，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显得相当强势。此前，其政治竞争对手网络当中的明日之星薄熙来狼狈下台，起因是他的妻子被指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然而，胡锦涛自己也在厄运之中受损，党内的老领导——以其前任江泽民为首——因令计划之事向他发起质问。据称，令计划一手策划了掩盖其子死亡真相的行动，他是胡锦涛关系最紧密的亲信，也是胡锦涛的政治掮客。
            很多党内知情人士为还原此事真相提供了信息。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报复，他们都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言论。他们说，官方调查了车祸的后续情况，包括关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向两名涉事女子的家庭支付封口费的传言。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惯常的做法是压制此类新闻、维护党的形象。但他们说，令计划走得更远，甚至谋划向领导层隐瞒自己儿子死亡一事。

            《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和一张照片，但这个话题立刻就从网上删除。据一家大型外国跨国公司的高管透露，后来，车里两名女子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给予的补偿。他表示，给钱是"为了确保他们封口"。他所说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主管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问题。
            今年7月，领导层开始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方式以及领导层换届的安排，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在他们讨论各种安排的时候，老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一家中央政府媒体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他们说领导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不具备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有几个人表示， 在与胡锦涛的一次交流中，江泽民也质疑令计划是否有"人性"，因为有人称令计划保持着繁忙的工作日程，没有恰当地哀悼儿子的死亡。

            胡锦涛被迫牺牲自己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当时正在追究薄熙来的违纪问题。"胡锦涛不想被人握住把柄，"一位前领导人的亲属说。

            事后看来，如果薄熙来的老婆没有投毒杀人，如果令计划的儿子没有车祸身亡，中国政局绝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

            现而今，令计划抓了，周永康判了，薄熙来上诉失败了......,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再也没人敢挑战了。但围绕周永康和令计划政治上"结盟"的内幕仍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关于周永康与令计划之间的围绕令谷车祸案的"交易内幕"，外界媒体的描述大体如下：法拉利车祸后，令计划出动了中央警卫局封锁消息。就处理车祸问题，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令计划见面。当时周永康表示，全面封锁车祸消息，愿意支持令计划进入常委。作为回报，周永康对令计划提出的四点要求为：确保中央不再追究他，停止中纪委已经开始的调查，确保与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谋杀案完全"切割"；只对薄熙来的一些腐败行为进行指控；同时，以海伍德是英国人而英国没有死刑为由，免除谷开来的死刑；对王立军则仅指控其"叛国罪"，以确保不会牵出周永康的腐败。

            同时周永康和令计划决定成立一个来自周、令阵营的两人小组，每个人和周永康控制的北京公安协作消除"传闻"。这个小组的两个人分别是时任政法委的秘书长、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之后仍然未能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本顺和令计划妻子谷丽萍的弟弟谷源旭。

            在处理车祸赔偿金上，两人同意，作为封口费给两个女孩的家庭时，赔偿金的总额最高在3,000万到4,000万。一半由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出，一半由谷源旭出。

            另外，中国大陆《财新网》在其名为《令氏兄弟》的报导中说，2012年3月18日的车祸后，"为掩盖儿子死因，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令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

            如上"内幕"中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很多，这里仅择一处作点具体分析:

            中共政权对令计划双开的公告中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既然如此，区区几千万人民币对他令计划为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犯得着要周永康帮他出吗？在他令计划正是有求于周永康帮他为自己儿子车祸死亡一事"善后、保密"的前提下，岂有在关键时刻请人帮忙还要向人家讨钱的道理？后续的分析，将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2, 2015, 6:10:56 AM10/22/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徐贲：“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别

            Posted: 21 Oct 2015 11:04 PM PDT



            读到一篇解释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是价值观上的差别"，"要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就必然奉行集体价值，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的是集体的整体利益；相反，美国梦奉行个人价值，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说，中国梦有着家国情怀的特征，而美国梦则更多个人奋斗的色彩。"这种看法似乎正在成为理解眼下"中国梦"的基调。


            德国神学家，被称为德国教会良知的反纳粹宗教人士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说过，"人们在比较自己与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时，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国梦真的只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吗？真的就没有与共同体有关的"情怀"？


            "美国梦"最早由历史学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1931)中提出，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他写道，"上个世纪，那个将千百万人从别的国家吸引到我们国家来的美国梦，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质的丰富（尽管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远远超过这个。这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得到发展的梦，这个梦要摧毁的是那些在老旧世界中竖起的壁垒，……要颠覆的是那些只是为某些阶级自私利益服务的社会秩序。"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千千万万人从"老旧世界"到美国这个"新世界"来追寻他们在自己"祖国"不能实现的希望。每个国家都有可能的梦想机会，但只有美国才是给外来者提供梦想机会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梦是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的。




            美国吸引许多别的国家人们来寻梦和圆梦，首先是因为它拥有许多人向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价值观。例如，德意志1848年革命在军事镇压下失败，数千名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国。对这个没有贵族特权等级，没有专制政府权力的国家，其中一位如此写道，"德国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里没有专制权力，没有建立在垄断、苛捐杂税上的特权秩序，没有对信仰和良心的钳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定居。不需要身份证，没有警察来干涉他的私事或监视他的行踪。……任何人只要尽职和能干，就能得到荣誉。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学者一点也不比最贫寒的工匠身份高。随便干哪一行都不用觉得丢人。……拥有财富和房产的人，一点也不比最穷的公民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没有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军队在肉体和精神上镇压人民，没有大批不干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没有君主和腐败的法庭，……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坚韧不拔，就能得到远远超过在君主制国家里的机会"。


            并非每一个到美国来寻梦和圆梦的人都能成功地如愿以偿，但美国梦却一直还是一种有力的召唤力量，为什么是这样呢？亚当斯解释说，那是因为美国梦代表的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这样一个美国梦：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更好，更富足，每个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机会。欧洲的上层阶级很难恰当地理解这个梦，而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厌倦了或不再信任这个梦。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汽车、房子或高工资的梦，而且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在这个社会秩序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凭借自己的内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论出身是贫贱还是富贵，可以一样受到他人的承认。"




            1960年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同样把美国的民主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和尊严——视为美国梦的生命源泉。他说："我们可以争取到自由，因为在我们发出的要求呼声中，有着我们国家神圣的遗产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们是在捍卫美国之梦中最优秀的东西，也是在捍卫犹太-基督教中最神圣的价值，并因此将我们的国家带回民主的伟大的源泉，这个深深的源泉是建国之父们在制定宪法和写作《独立宣言》时为我们开掘出来的。" 民权运动领袖的另一位积极分子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说，"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就是一个大帐篷，它有四个基本承诺：法治下的平等保护、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公正对待。" 美国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自由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选择如何自我实现；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


            美国梦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政权所规定的富国强邦之梦，而是一种植根于美国民主制度，并由大多数美国人共同认可的价值产物，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学者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或"国民秉性"（national ethos）。与这样的美国梦相比，眼下提倡的中国梦确实是不同的。


            首先，一个值得成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梦，必须有正义的价值。并不是有梦就一定是好梦，没有正义价值的梦可能是坏梦，甚至是噩梦，希特勒的德国梦、斯大林的苏联梦、不断革命的中国梦、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梦，都不是没有梦，也不是没有大批盲目跟着做梦的群氓，但结果都成了噩梦。为了避免历史噩梦的重演，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与过去的噩梦有所切割并根本不同的梦。




            就像美国梦一样，中国梦的价值必须来自它对共同体每个成员所做的政体价值承诺。马丁·路德·金把美国梦的价值源头追溯到由《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并由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体价值。《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规定了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包括实现个人梦想所必须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权利。确实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国梦当作追求发财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后代的社会地位，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美国可以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觉得可以放心，因此无需再坚持将此作为人生梦想的一个部分。美国梦的前提是，人必须享有自由，正如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说，"自由一旦被剥夺，美国梦就会枯萎、死亡。"


            相比之下，让每个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中国梦。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对每个公民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要求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改革还没有被包括到所谓的中国梦里。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根本差别在于，它是出于一时之需的"理论建树"和国家机器的"政治宣讲"，而美国梦则是在美国历史发展和变化中自然形成的。一个是来自官方，另一个则是来自民间；一个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编织梦想，另一个则是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实践自证；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另一个则是渗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国民精神。这是两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梦。其实，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向来并不缺少关于"梦想"的宏大话语，只不过这一次是用梦来说梦而已，难免只是一种干部必说，学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论招牌。在这之前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政治理论建树"，都没有能够像"美国梦"在美国人那里一样，在中国人的"民情"或者"国民精神"上留下什么痕迹。




            如今，"中国梦"的本质内涵被界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主要动力有三大来源：第一，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第三，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这些抽象的完美社会原则，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每一任新领袖都有过大同小异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实际上都在承认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国，政治理论的建树是为了打造统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已经找到了实现宏大梦想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期待着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将改革视为通往未来的可行之途。理论建树性质的"中国梦"是不允许置疑和批评的。这也是它与美国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美国喜剧演员和社会批评家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说， "美国梦之所以是美国梦，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人在睡着时才会相信的东西。"与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在美国梦后面看到的是一个神话。在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里，美国梦是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教学的一个常见主题，老师们也一定会向学生指出，让每个人都实现美国梦的现实条件目前在美国实际上还不存在，而改善这些条件本身就是必须通过民众努力争取才能逐步实现的美国梦。这种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国学校在提倡"中国梦"时非常需要的。



            ——微信 火眼金睛

            资中筠：历届留学生与“报效祖国”

            Posted: 21 Oct 2015 11:16 PM PDT

            注：本文不包括早期留苏的人员，那应属于共运史的范畴，不在本文题下。

            从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上半叶
            首批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清政府派一批小留学生赴美。但这批学童没有学完就被召回（1881）。此时清朝的上层士大夫还抵制留学，认为是苦差事，出去的贫寒子弟较多，有的官宦人家子弟上了派送名单还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就是当替身出去留学的。他原是一家高官的门房的儿子，这家被指派送一名子弟留学，就让门房的孩子顶替去了。他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这些人职位大多不高。尽管如此，还是带回来一些新的观念和现代科技知识。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就属于此列。这个时期还有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培养造船业的工程人员和海军军官，严复就是留英学海军的。


            第一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图片源于网络。

            甲午战争之后的留学高潮，晚晴派遣留学日本较多，有官费有自费。不过当时清朝已经是末路了，官费送出去的留日学生大多数在那里进行反清革命运动，极小部分学科学技术，回国从事技术工作或行医。（日本医学比较发达，在中国西医中有欧美学派和日本学派。）还有一部分学军事。欧美留学生大多倾向科学、教育救国，日本则起了西方文化二传手的作用。

            庚款留学生是特殊群体，影响最大

            《辛丑条约》赔款共4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223万两，美国分得32,939,055两，合24,440,778.81美元，占7.3%。
            美国退款共11,961,121.76美元，从1909年1月开始实行，到1940年止，逐月退还。
            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此之前，从1909年起已经派过三期，共180人。到1928年，国民政府提出教育中国化，凡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都由中国人管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成为正式的国立大学。抗日战争中，美国于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庚子赔款，由庚款建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由中国人管，继续资助留学生。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大约三四千人。在各种动荡中，包括抗日战争，办学经费源源不断。

            留美预备学校大门，图片源于网络

            庚款留学规模大，时间长。在美国带头之下，同时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英国、日本、法国都相继退款办学。所以庚款留学不止是留美，当然留美人数最多。这批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影响深远，有以下几个特点：
            1）派遣留学生不是盲目的，确实是在全国招生，经过考试，选拔优秀生。例如第一期报名603人，只取了63人。有了清华学堂之后，更加先有正规的基础学习，然后出国，一般都可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接着读研究生。成才的效率比较高。
            2）培养的目的比较明确："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商为主，文、史、哲、政法次之，大约2:1。
            3）绝大多数学成回国，在各个领域起骨干作用。无论哪个领域的开拓者都有留学生的身影：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以及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官员，等等。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无论是学什么科的，分布在教育界的比例最高，对办学制度、学科建设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一代一代的学生，所以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这部分有关数字大多引自《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碧莹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一般认为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黄金十年。对此，这批留学生功不可没，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现在可以举出来的各个领域大师级学者绝大多数都是这批留学生：胡适、梅贻琦、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旦……按比例，成才率最高。

            动机和效果

            美国方面的动机：培养对美友好的知识精英，影响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这是受到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的刺激）。所以美国坚持退款一定用于办学，不得他用。
            中国方面也需要培养建国人才。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有所觉悟，痛感自己落后，所以才有"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的想法。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外交官，他自己就是幼童留美的学生，所以对留学的好处有切身体会。他向美国交涉，力争退款，并且赞成办学。所以这是两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对中国更加有利。
            教育界绝大多数是留美的，留英次之。留日的在这个阶段较少，因为日本总想附加条件，加以控制。留法的在文学、艺术领域比较多。留日的回国后多数从医、办实业，从政的也不少。
            抗战胜利以后的留学生实际上是前一阶段的继续。用庚款成立的中华教育基金还没有用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留学也开始增加。1945年以后出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准备回来的，但是由于内战以及国内形势的突变，就产生了因政治取向而选择去留的问题。

            1949年以前"海归"的作用（除了庚款之外，还包括其他方面资助的，例如教会、基金会）。
            1）外交：知道如何与外国打交道，出了一批早期的杰出外交官，如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等。
            2）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特别重要，遍布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领域。
            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效率高，很快出成果、出人才。
            4）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为新文化奠基，引进各种思潮，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引进的精华结晶为科学和民主。
            5）这批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最艰苦条件下的精神力量。

            取得这样成绩的主客观条件

            1）主观条件：这些人在出国前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对近代中国之各种弊病刻骨铭心。无论哪一行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目的。由于自身的文化修养较高，对外来文化比较懂得取其精华。
            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都保留了一定的人格独立，就主体而言没有被权势所收买。即使进入政府的，贪官比较少，也仍然保留了独立的见解，如胡适、傅斯年、罗加伦等人。
            庚款的条件是学成必须回国，实际上也很少人想留在国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化不了"，难以融入西方社会。同时，他们本来就有报国之志，回国后也主要在国内机构服务，极少数在外国公司工作，从社会地位来讲，"洋行职员"在那个时期是被看不起的。到40年代末，有些人滞留不归是政治原因，但这些人心理比较矛盾，过得并不舒畅。
            2）客观条件：直到二战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华人得到高级职务的机会少。这批留学生大多出身中上层家庭，有很强的民族自尊，而回国则物以稀为贵，物质待遇上不亚于国外可以得到的，社会地位则更加优越。
            无论是晚晴、北洋和国民政府都需要用人，一般风气对文化人比较尊重。"海归"大都受到重用。私人领域办学、办实业也比较自由，自主创业机会较多，所以发挥的余地比较大。他们回国大多能一展所长。
            另外,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当然还有许多旧礼教、旧习惯思想的阻碍，而这批留学生恰好是新思想的载体。他们做的正是"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所以被称为"偷天火的人"。他们引进各种思潮，当时有百家争鸣的空间。不利条件是政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办不了大事。

            1949年以后的前三十年

            过去留学生主要是学成回国的，很少作移民想，这点与底层劳动者不一样。大批滞留海外是1949年以后。
            1. 滞留海外大多是不得已的，心情矛盾。他们对国民党失望，而且在台湾狭小的空间也难以立足；对共产党不能认同，实际上也难以见容。在国外谋职糊口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总感到流落他乡。即使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或取得一定学术地位，例如在大学任教等，但总有一种孤臣孽子的心理，因为他们还是有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有一位已经进入名牌大学相当受尊重的老教授写的诗中有"忍教小儿学胡语"句，很能代表这种心情。
            2. 50年代初，受到国内新气象的感召，有的留学生开始回国，想一展所长，实现建设新中国的抱负，随即为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吓退，已经回来的除少数外都未能逃避厄运（钱学森是极少数特例）。
            3. 当局并不一定欢迎大批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早年的"海归"，或未留学而仅在国内受过"洋教育"的，都不受信任，需要经过彻底改造，对国外回来更有戒心。大体上对两种人有选择地争取回国，一是有国际名望的，可起宣传作用；一是急需的科技工程人才，特别是军工方面的。所以军工方面反而对出身条件放宽。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排斥的。当然，无论何种人到"文革"都难逃一劫。
            4. 另外一些是政府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新留学生，政治上筛选比较严格，主要是学习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及有关国家的语言，回国后在科技和工业建设方面有所贡献。中苏交恶以后即停止派送，其中一部分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

            80年代出国潮和移民潮

            经过长期闭关锁国，一旦开放，出现了阻挡不住的出国潮。

            滞留不归的比例空前高。

            80年代出去的主要是到美欧发达国家，而且以美国居多。外部世界和宣传的反差太大，一旦接触现实有上当受骗之感。同时国内外实际条件的差距也很大。他们普遍对外面的感觉，用一名学生的话概括是richer and freer（更富、更自由）。不少人是长期受迫害，或者父母受迫害，感到寒心而逃离。另外，国外教育资源丰富，容易拿到奖学金，学习环境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

            主客观条件与战前大不一样

            客观上，欧美国家排外和种族歧视已大大减少，而且鼓励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留学生给予种种优惠待遇。主观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之后，这一代人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优越自尊已经十分淡薄，能够较快适应和融入西方社会。

            一部分人还是选择回国，对改革做出贡献

            在这点上，与早期的留学生有相通之处，期望在改革的东风中能够一展所学。实际起过作用的主要在经济专业，引进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观念。一部分进入政府，企图影响政策，励精图治；另一部分发展民营企业，相当成功。在教育学术界也有一些影响，不过不断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困难较多。
            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本来准备回国的，大批滞留不归，已经回国的又被迫外流也不在少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才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当代民族国家界线不那么鲜明，个人的出路是决定性的，世界公民的观念开始普及，这无可厚非。如果中国本身不能吸引人才，而且浪费人才，这只能归咎于体制、政策环境。除了大敌当前的战争时期，没有理由要求国民做出牺牲。但是大批精英流向国外，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确是重大损失。

            90年代以后的变化。

            留学生成分有所变化

            8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在国内读过本科，而且多是其中佼佼者，学习能力和意愿都较强，在国外也刻苦学习，生活比较艰苦，或靠公费，或由外资资助，还要勤工俭学。而90年代以后的新现象是留学生成分复杂，日益低龄化，主要是一批新贵和新富，把子弟送出去镀金。有的就是在国内高考落榜而出去。学习目的也不明确，国外学校良莠不齐，并非都有严格要求。有的国家某些学校以中国留学生为赚钱的来源。早期的留学生中也不是没有纨绔子弟，但是极少数。现在这样大批的低素质、高消费的中国留学生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部分并非纨绔子弟，而是由于国内的教育体制日益扭曲，学校风气日益不利青少年成长，父母希望子女在比较健康、正常的环境中成长，也尽量争取条件把子女送出去。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发达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缓慢，就业机会减少，"海归"似乎又多起来。不过并非如媒体炒作那样已经形成"回流潮"。真正回国就业的还是少数。一部分海归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有语言和对国情了解的优势，被派驻中国。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受到客座教授的特殊待遇。但是他们多数已经入了外籍，或有长期居留证，随时都可以离去。
            当前整个体制和社会环境与20世纪前半叶大不相同，所以尽管"与国际接轨"成为主流的口号，但是国人已经没有那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渴求，当政者甚至有种种疑虑和排斥，"海归"极少有可能像庚款留学生那样真的"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

            一点感想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做哪国人，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发展前途，可以用脚投票。即便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移民，也可以理解。到了国外，不论是取得绿卡还是入了外国籍，对故国还有感情，念念不忘，想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人之常情。完全成为住在国国民，不再关心中国事，只顾自己安稳度日，也无可厚非，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如此。只有两种情况不可取：一种是在中外之间以吹牛蒙骗抬高自己身价，两边通吃；另一种更恶劣的是有意与国内的权贵、贪腐势力同流合污，为阻碍中国汇入人类进步文明制造舆论。自己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可以恣意批评住在国，却力劝中国不要走民主道路，为专制唱赞歌。自己在外国择地卜居，享受着青山绿水新鲜空气，竟然著书吹捧中国的环保现状。
            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关键期，问题很多，阻力很大。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做着艰苦的努力，希望挽救民族的沉沦和堕落。各个时代的海归正在从各个角度继承先贤"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的遗志。那些在海外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有了谋生或创业的能力和机会的人，可以不参与，可以保持中立；如果觉得在海外不如意，想回国来发展，当然也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即使不能以所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也请不要拉后腿，帮倒忙。

            ——微信 资中筠

            胡紫薇：邓文迪为何越来越狰狞？一个人的容貌就是他灵魂的样子

            Posted: 21 Oct 2015 11:10 PM PDT

            英国《卫报》在盘点2013年值得记住的人和事时，把年度离婚案，颁给了默多克和邓文迪。

            哦，当然了。

            不止是2013年，不管取何种角度观察，在新千年的时代女性中，邓文迪都是一个无法被覆盖的样本，一个硬邦邦的存在。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强大的王国。王国里住着一个老国王和他的四个金发碧眼的儿女。后来，一个黑头发的女巫闯进了王国，她乘着一团乌云，呼啸而来。女巫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施展了邪恶的巫蛊之术，魇镇了老国王。国王把善良的王后打入了冷宫，冷落了儿女，被女巫控制的老国王越来越虚弱，王族里原本和谐宁静的秩序被打破了，富庶的王国危在旦夕。

            这是很多童话故事的蓝本。童话的魔力在于，现实故事的剧本常常照此上演。你虽不想置身其中，却仍然如提线木偶般在别人的口舌间演绎着千百岁的剧中人。除非。除非你有能力重构故事的基调。于是，这个古老童话，在女主角的亲自操刀之下，重新拉伸了故事的起点，熨烫出一个新的励志版本。于是——

            一个美丽女孩冉冉升起在东方古国的南方小镇，她是好学生，好女儿，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身上弥漫着既青春又书卷的迷人气息，阳光向上知书达理，令人无法拒绝。托命运的惠顾，在刚刚好的时机拿到了大洋彼岸的绿卡，在刚刚好的年纪拿下了大洋彼岸的名校，借着一杯刚刚好的红酒和一份雄心勃勃的企划书，获得了大洋彼岸名流的青睐，并成功上位，跻身于大英帝国的鹰冠庄园。。。

            这两出童话的女主角都叫邓文迪——这两个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形象的主人。

            而剔除了这双重演绎之后的事实是这样的。

            14年前，默多克与第二任妻子突然离婚，并在17天后与小他38岁的一位华裔女子闪婚的消息震撼了世界。从主流媒体到时尚小报火力全开，瞬间便把这位名叫邓文迪的高挑明艳的东方女子照射得通体透明，巨细靡遗。她在全世界的注目礼下，挽住了这个星球上最有发言权的老人的臂膀，踌躇满志，旖旎而来。

            令人惊掉下巴的新闻，一直没有离开这对旗鼓相当的夫妻：不久后，早因前列腺病失去生育能力的默多克，再次展示了他在繁衍子嗣方面惊人的先见之明。通过瞒过前妻的冷冻精子，他助邓文迪成为了这个家族里两个混血后裔的妈妈，从此，王后晋升为母后，邓文迪成为新闻集团旗下新媒体部门MYSPACE的首席策略长，并开始雄心勃勃地介入默家的家族事业；又后来，消息称邓文迪没有如愿获得新闻集团的股份。

            她为默多克生下的两个未成年女儿，只是一个价值870万美元的无投票权基金的受益人。默多克这个决定几乎马上令二人的婚姻走入困境；这之后，据称两人出现在某豪华游轮的慈善晚宴上，两夫妇面无表情，从头到尾并无互动。这一幕出现在7年前；半年前，默多克突然提起离婚诉讼，这场让邓文迪感到"非常突然令人震惊"的离婚官司，以年底一场10分钟迅速达成协议的速决战画上了句号。

            BBC称，"现场气氛融洽，82岁的默多克与44岁的邓文迪在法庭上客套地握了握手并简单地拥抱了一下。"与此同时留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默多克在新闻帝国彻底去邓后的展颜一笑，以及前后脚离开法院时，邓文迪那张因为阴云密布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脸。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14年过去了，邓文迪原本明艳爽朗的脸，被一张新脸取代了。这张新脸上写着输赢，和输赢之后的愠怒。

            我想这些年，她应该有着不为人道的艰难。

            大家议论邓文迪，最多的还是关于输赢。从两年前在法庭上掌掴对手挺身救夫，而被赞誉为"年度最佳护夫品"，到如今被清理门户沦为年度最瞩目离婚案的女主角，邓文迪在公众和夫婿眼中的形象天翻地覆。但是不管她掌掴对手还是被清理门户，对于默多克都是好事。这从两个事件两度导致新闻集团的股价止跌反弹的市场表现中可以看出，在这场来自墨迪的玫瑰战争中，默多克绝不是落败的一方。

            对于邓文迪的得失，歧义很多。一些人觉得，邓文迪输了，她输给了岁月，把整个青春搭售给了几位老人和准老人，错过了郎才女貌享受小两口平凡却登对的幸福。而大动干戈14年，终于换来的也不过是两处无关大局的不动产。这跟北京城一位普通离异的中年女子，看起来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是在安慧北里还是第五大道打点属于一个人的房间；也有为邓文迪大声叫好的，赞她富有才华，并且深知如何运用天赋的才华使之效用最大化；她目光坚定无畏进取，并如愿在男人的世界里踢打出了一片天下，殊为不易。她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遇佛杀佛摧枯拉朽，是新时代女性效仿的榜样。

            鄙夷邓文迪不断借男人上位的婚姻观是容易的，但也要冒一定风险。这个风险在于垄断真理之后自鸣得意的道德优越感会不会反而暴露了你的玄幻。因为你鄙夷了邓文迪，就鄙夷了人生选择的多样性。你认为婚姻应该植根于爱或者两情相悦，但是，就一定比植根于攀龙附凤或者现实利益更高尚么。可能吧。但是，就应该被道德审判么。我拿不准。

            而可以直观评估的，是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邓文迪，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强势，成功，有手段，或者像美国人爱讲的，很棒的女人。但是，却几乎没有人会说，嗯。这是个好人。我没见过邓文迪，但是总感觉她就象一张拉满弦的弓，铮铮作响。

            媒体对于邓文迪的描述中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中可以看出来，她很享受自己所处的新阶层并且努力融入其中，比如会跟记者很自然的提到与布莱尔是可以在脸书上互相逗趣的好友；比如休杰克曼是上周才来共度周末的座上宾，比如与子怡或者冰冰的闺蜜私房话，比如强调与鲁珀特的伙伴而非主从关系。。。

            她的强势和有主见也屡屡见诸报端，比如在雇佣的保姆因为栽倒在女儿的儿童车上导致粉碎性骨折，却以极少的赔偿额打发其走路，从而引发媒体关注；比如随着婚姻年深日久，在公众场合上，对于默多克言语态度上的强硬令大龄的丈夫越来越经常地陷入沉默和若有所思。

            对于邓文迪故事里的个中曲直，作为局外人无从置喙。如果说感受呢，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14年的磨合，两人的分歧已经势同水火。男方证明过了七十岁仍然有机会犯下人生选择的重大错误，而女方则证明了虽然全力以赴仍有些东西终属人力不逮。就比如自外于豪门。

            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说说这张面目全非的脸。这张脸和眉宇间展露出来丝毫不加掩饰的怨怼、凉薄和不开心。这样的表情，显然比一本五百页的个人传记蕴藏着更多的秘密。
            也许你说，挺好看的啊。你讲的怨怼凉薄和不开心我怎么就没发现。呵呵。很正常。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我很在乎一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几乎只选择跟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尤其是年过四十以后的人。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必须为自己那张脸负责了。因为相由心生。因为他的容貌就是他灵魂的样子。

            这个好看不是美貌，它是眉梢眼角见清风明月，是举手投足里赏心悦目，是看上去、心里头两下里舒服。我不相信一个形容猥琐囚首丧面的人会是一个胸怀坦荡内心磊落的君子。如果你实在要找例子，去看看报纸们的时政版吧。

            邓文迪不再好看。个人认为这是她为这段婚姻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没有之一。

            这代价有点惨重，它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她的心出了状况。这状况肯定让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都够受的。

            见过那种女人么，那种强势的女人，你的某个上司，主管，同行，或者擦身而过的名媛。她们总是驾着一片乌云，黑压压掩杀而来。她们设定目标，搭建模型，势如破竹的推进，推土机般碾压过别人的生活和自己的心灵。她们是分秒必争的人，分毫必争的人，寸土必争的人。这个实惠是我的，这个荣耀是我的，这个位置是我的，这个男人是我的。。。她们是十里长街，不是通幽的曲径，她们的人生是一曲颂歌，磅礴却无法降下调门稍作辗转。她们行动起来快得就像离弦的箭，刻不容缓，弹无虚发。她们的觉知力往往特别强。聪明绝顶能量巨大。但是觉知力有多强，分别心就有多重。任何人在她们那儿，只分为两种：有用和无用。所以你要么被她无视空气般没有存在感，要么被她拣选砌入她的生活，成为她人生大厦的一砖一瓦。

            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一个男人往往越成功越受欢迎，而一个女性越成功，越不容易被人喜爱。这里有制度设计社会成见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包括被邪定在某个所谓成功女性的既定目标上无力自拔。

            我发现，我们活得有多成功，往往就有多荒唐。我有故宫边上的豪宅，我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价值4400万。那又怎样；我成为了全世界都知道的社交名媛，场合里只穿verawang设计的时装。那又怎样；我曾是这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如假包换的内子，得他手把手的传道授业，所以我仍然有机会操盘最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那又怎样；什么样的人生都是经不住追问的人生。终究一柸新土。

            所有的实有都是实无所有，所有的荣耀都是一场空。更要命的是，你执着进取倾尽所有直至心灵，终于兑换了想要的成功，结果发现，你辛苦执来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不管是媒体帝国的首席执行官还是前首相的床第之欢。而且，在你杀伐决断长驱直入的一生将要完结的时候，你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你的都不是你的。只有你是你的。

            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扫兴的发现，也是究竟实相。

            如果必须选择，是练达一点，还是清澈一点？是进取一点，还是善良一点？如果必须拿灵魂与魔鬼交换，你倒是换也不换。这是作为一个职业妇女，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或许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它不尖锐，却一直存在，不知不觉间，磨损你的心，或者柔软你的心。

            是不是把树木雕成大器，就必须把生命连根拔起。如果是这样，那么，你有没有对于这样的雕琢说不的勇气。

            和攻城拔寨封疆列土这样的外求索缘比起来，作为女人，一个四十岁以上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人，我以为最迫切的，也是唯一要紧的事，倒是先让自己变得好看起来。

            内心不舒展的女性会是一张什么样的面孔，看看今天的邓文迪。这是多少顶级化妆品和前沿的美容术都束手无策的脸。而嗔恨最容易瓦解一个女人的美。它使你看上去怎么都有点不舒服。而这点不舒服来自于过于鲜明的目的性。根本上说，美和目的性是不相容的。美是没有目的的，是具足圆满，安然无恙的存在。美本身就是目的。而目标感就像一节外挂的车厢，如何装饰也难浑然天成。

            这样的背离也同时发生在不少成功女性的身上。她们是很棒的，却很难被定义为一个好人。而且，不管用了什么化妆品，一张脸看上去总是越来越滞重，越来越狰狞。这恐怕不得不归咎于，她们过强的目的性。

            做一个好人很难么。可能吧。但是，至少不比获得事业的成就或者钓得金龟婿更困难。只是，在我们功利的天平上，做个好人还是做个成功者，哪个更有性价比。

            我们用得着做一个好人么。这是另一篇题目了，但是倒也需要一个答案。

            有一个判断你肯定认同。这世界上聪明的女人很多，智慧的女人却凤毛麟角。从聪明到达智慧的直通车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聪明的女人能够聪明到有所净戒，比如永远不拿灵魂做交易，永远不与魔鬼攀援，她兴许就离智慧近了一步；如果在有所不为的人生里还能允许内心留有片刻的安宁，知止而后不攻取，不随外物起舞，而可以定下心神，花两个小时择一捆紫根韭菜，包一顿大馅饺子，度过一个满室生香的下午；或者荡开一笔，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倾听一朵花开的声音，消磨一个无所用心的清晨。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活着的智慧，但是我知道，当你的周围万籁俱寂，幸福现前。

            离了婚的邓文迪45岁，恰巧是可以使自己变得再度好看的最后年纪。一切还不算晚。如果她相信，幸福就是最好的保养品。
            陈丹青先生写过退步集。很喜欢。退步，而退步之后也不是为了厚积薄发或者海阔天空之类的。就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好来安放那颗心。

            对于明年，我对自己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有人再拿成功与否的话指点我的人生，我要对他说，别跟我提什么成功。有本事，咱们做个好人吧。

            作者胡紫薇：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北京电影学院。

            ——转自微信 绿叶青草

            程映虹：越南政治改革为何领先中国？

            Posted: 21 Oct 2015 11:06 PM PDT


            　 近年来，越南政治改革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的热门话题。从2006年越共"十大"开始，短短六年间，越南政治体制改革从起跑线开始一路提速，经历了差额选举总书记、选民直接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包括一些独立候选人)、国会代表问责政府高官、电视直播国会讨论、国会否决总理提名的部级官员等阶段，最新事例则是国会否决政府提交的修建南北高速铁路的计划。这些政治改革的标志性举措，受到中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好评。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具体的制度性进展背后，越南整体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体制内政治气氛的活跃、重大决策过程的相对透明、对不同观点的宽容，等等。它们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更可靠和长久的制度性保障，也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一些中国媒体认为，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曾经为越南提供了参考，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为何越南会在政治改革上先行一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忽视一些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因素。

            　 越南宪法中的"民有民治民享"

            　　首先，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在立国理念的表述上和中国有一定差别。越南现行宪法第一部分的内容和中国宪法类似，是关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其中第一条只规定越南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强调任何"主义"，这和绝大多数国家类似。第二条规定越南国家是"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同时规定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第二条还规定，越南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隐含了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意思。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并不断发展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在各个方面的权利，实现"丰裕民生，强盛国家"的目的，建立"平等，民主和文明的社会"。

            　　第四条是专门关于越南共产党的条款，分为两个自然段，第一段规定，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的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但第二段明确说明"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由此可见，作为国家基本大法，越南宪法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观念和框架上提供的空间相对充裕。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款并非越南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后修宪的产物，而是最初立宪时就如此规定。

            　　越南现行宪法是1992年修订通过的，当时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越南政治正转向保守，改革停滞不前，但是，在修宪时依然没有强调意识形态，保留了上述条款。
            　　越南宪法之所以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其实来自越共的历史遗产。作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越南的共产主义政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从"二战"以后到1976年，先后自称越盟和越南劳动党，回避共产党的名称，直到南北统一之后，才将名称定为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在1945年8月发布的《越南独立宣言》深受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开篇第一句就直接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一大段话，而且其结构和《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是平行的，措辞也十分相似。这是不能仅用胡志明当时想和美国发展关系的策略考虑来解释的。今天的越南宪法仍然把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放在第一条，可谓其来有自。

            　　越南宪法中最重要的政治条款也反映了宪制观念的影响。法国和美国曾经是越南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敌人。法国曾经对越南实行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美国参与的"越战"又曾经对越南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但是，胡志明和其他越共领导人并没有因此否定自己在立国理念上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所吸取的养分，或者将这些观念斥为"虚伪"。在西方政治文献中得到系统表达的"人权""民主"等观念的普世性，在越南这样一个似乎更有理由反西方的国家中，却是得到高度认可甚至推崇的。因此，尽管越南共产党也始终强调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是，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普世价值"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成为一个争论的大问题。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党内政治的领域中，越南从来没有"内部敌人"这个概念。它既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南北统一时对南方社会的清洗除外)，也没有"党内代理人"的提法。

            　　和任何政党一样，越南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但是，这种分歧和斗争从来没有引起党的分裂，也没有在事实上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给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直到今天，越南共产党仍然把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抵制来自中国的开展"文革"和"反修斗争"的压力作为其民族主义的重要功绩。越南共产党历史上惟一因为重大路线问题而负责任并辞职的，是1951年至1956年担任总书记的长征，但此后他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会主席。

            　　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概念的缺位，以及执政党内部斗争的温和化，从理论上排除了大规模社会对立的可能性，在实践上为涉及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尝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政治传统给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助于统治精英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减少对自己政治前途的顾虑。

            　　跟着救护车闯红灯

            　　越南改革最初也是在走投无路之际被逼出来的，和任何模式无关。1975年越南统一后，北方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战胜者的身份对南方实行全盘社会改造，清算民族叛徒和阶级敌人，没收大小资本，在经济上推行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市场的极度紧张。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国家规定低价收购粮食，农民不愿卖粮，南方重镇胡志明市因此出现粮食危机。

            　　对此，中央政府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应急办法是把苏联援助的牲畜饲料卖给胡志明市的居民，但是，一些在战争年代"革命立场十分坚定"的南方干部不接受，他们自作主张，动用银行款项，把粮食收购价提高到原来的5倍，用军队车辆下乡运粮，从而解决了粮食危机，避免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这是在国际共运史上除了苏联的强制征购和中国的统购统销之外的第三条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道路，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的道路。
            　　中央机关起初对于南方干部的这一举动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但是，全国其他缺粮的城市看到胡志明市的先例后，都要求照样办理，以同样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就这样，在前呼后拥之下取得了对指令式计划经济的突破，开始了市场实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市场回归。越南人将这一突破称为"跟着救护车闯红灯"。这些市场实验出现于1976年和1977年，所以，越南经济改革的起点实际上并不比中国晚。

            　　不过，此后越南的经济改革进程确实不如中国快，主要原因是在保守的北方和开放的南方之间缺乏一个像邓小平这样一言九鼎的人物。当时主持胡志明市改革的是长期在南方领导地下斗争的武文杰，他是越南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他率先在南方采用市场机制、独立核算和利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救活了一批企业，创立了一些站稳市场的消费品牌。

            　　但是，一些中国报刊把他誉为越南改革的"总设计师"，未免牵强附会。他是地方领导人，按照起码的经济理性办事，有道义担当，但是谈不上全局设计。在越南的总体改革过程中，可以说，既没有一个"改革之父"，也没有一个改革思想家或理论家，而是现实推着走。按照越南经济学家的说法，最突出的实践者武文杰担负的也不过是"坦克"的角色，"掩护他人破栏而进"。
            　　武文杰在南方实行的改革实验长期得不到越南中央的支持，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越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也始终徘徊不前，仅仅"共产党员能不能经商"的问题就纠缠了十几年。

            　　但是，改革派武文杰也没有完全被排斥，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调河内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991年到1997年间出任总理，在任期间培养了接任的改革派潘文凯和阮晋勇等人。

            　　总的来说，越南改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复和停滞，是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困境分不开的。这种情况直到21世纪初南方干部在中央决策层逐步取得优势才有所改变。2006年，越共"十大"之后，越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步伐都令人刮目相看。

            　　作为经济改革先驱的武文杰也是越南领导人中的政治开明派，他力主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尽早加入WTO。他在退休后不但仍就经济改革问题发声，也开始对敏感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主张为了越南民族的健康发展而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用更宽容的态度处理历史问题。

            　　2005年，越南独立60周年和南北统一30周年之际，他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坦率回顾自从统一以来北方在南北关系上的失误。他指出，国家统一30年后，北方和南方之间敌对意识的阴影仍然存在，北方当初用僵化的阶级观点处理民族问题，没有真正实现胡志明强调的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使很多南方的人才离开了这个国家。武文杰进而指出，越南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而是"每一个越南人和越南民族的共同财产"，"仇恨、对立和自傲"对国家毫无益处。
            　　不过，尽管越南政治改革步伐迅速，但是，离制度化和正常化也还有相当距离。例如，海防市最近由于土地征用而引发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地方当局征用过程不合法，处理更有问题。

            　　然而，一些越南人指出，事件发生的地方正是阮晋勇本人国会代表的选区，如果越南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真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有效，那么他为什么直到发生重大事件之后，才对海防市如此严重的滥用公权采取行动呢?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处理这类问题不需要总理的强力介入，而只需要议员认真履行职责。由此可见，越南的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仍需继续努力。





            （作者简介：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微信 争鸣潮

            程映虹：罗马教皇与卡斯特罗兄弟（原题为“教皇为何high翻古巴?”）

            Posted: 21 Oct 2015 07:21 PM PDT

            图：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进行私人会谈。（2015年5月10日，梵蒂冈）

            摘要：在一个天主教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又身陷天主教世界的包围，古巴主政者除了和教会合作之外，恐怕没有他路可走。更何况个人意义上，卡斯特罗兄弟和教会之间还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
             
            罗马教皇方济各9月下旬访问了古巴，在政府层面受到了极度真诚和不亚于友好国家的元首的礼遇，在坊间更是受到民众自发的欢迎甚至顶礼膜拜。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不但亲赴机场迎接，还出席了教皇在古巴革命的象征——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的弥撒。教皇前往菲德尔·卡斯特罗家中，看望这位不再担任古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随意和友好"的会谈，并互赠书籍。数万古巴人代表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天主教徒参加了那场弥撒，其盛况让人不禁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古巴革命最狂热的时刻——人们在同一地点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

            在一个理论上仍以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要解释这个堪称奇观的现象，还得从天主教在拉美左翼思潮中的地位、卡斯特罗兄弟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以及教会在古巴对外开放和美古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中的作用说起。

            天主教影响拉美左翼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不但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精神麻醉剂，而且为中世纪的封建制服务，共同构成了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但天主教在拉美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却比这个教条化的分析要复杂得多。

            在西班牙对拉美殖民统治的开始阶段，天主教确实是殖民统治在毁灭拉美土著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精神帮凶——教会当时把除了天主教以外的所有宗教都看成邪教，并借助殖民统治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清除。但在确立天主教的至尊地位后，教会很快就和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赶尽杀绝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因为教会视拉美为传教之地，土著为待教化的基督徒。

            天主教会在拉美的三个主要使团多米尼各派、佛朗西斯派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对西班牙殖民者"晓之以理"无效之后，便上告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力促其干预。

            1550年由西班牙王室出面安排了一场辩论，论题是"应该如何对待美洲的土著人"。辩论的一方是西班牙著名古典学者塞普尔维达，另一方是多米尼各派的传教士拉斯·卡萨士。塞普尔维达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的所作所为基于"文明"的准则，即文明人有权开化野蛮人，而且根据古希腊哲学，人天然就有主奴之分。对此卡萨士反驳说，文明与否不能以欧洲人的标准来定，基督教义视天下所有人为神的造物，所以拉美土著"是我们的兄弟"，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不能被奴役。

            卡萨士的观点可谓非常超前，已经蕴含了当今文化多元论和普世性人类价值的想法。那场辩论也包含了后来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在这些天主教士的努力下，西班牙王室废除了把土著作为奴隶来对待的劳工制，甚至有天主教士教这些土著使用欧洲火器来保卫自己。卡萨士说，土著人如果是出于自卫而杀死西班牙人，那是他们的权利。因此这些教士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的眼中钉，有些人则被暗杀。

            拉美独立后，天主教会虽然有过和卡迪略寡头政治相勾结的历史，但也有基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后者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突出，在拉美政治中被视为反抗资本和权贵的社会底层意识形态，构成拉美独特的政治现象。

            上世纪70-80年代兴盛一时的解放神学还把基督教伦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相结合，取代了曾经由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拉美左翼的先锋地位。1980年，言论激进的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罗米洛被右翼分子暗杀，成为天主教会烈士，一直被拉美左翼纪念。今年5月，罗马教皇方济各对罗米洛"宣福"，意为他的灵魂已经升入天堂，其地位仅次于教会史上少数"圣徒"。

            卡斯特罗兄弟与耶稣会

            由天主教会在拉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便可以理解这股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最"反动"的政治和精神力量，为什么会被左翼运动视为同路人。上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政权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立场，1961年就规定信教者不得加入古巴共产党，这意味着把他们排除出社会的上升渠道。1968年，卡斯特罗发动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他宣布废除圣诞节，代之以全国义务劳动日。此后近30年，古巴天主教会一直受到压制，教会主要人士或是入狱，或是出国。

            但到了后冷战时代，古巴政权在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对教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9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开启了和天主教会的"握手言和"。保罗二世是苏联东欧解体的推手之一，他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可见一斑。对这样一位政治色彩强烈的教皇，卡斯特罗早先访问意大利时出人意料地登门拜访，向他发出访古邀请。为了迎接教皇来访，古巴还恢复了被废除30年的圣诞节，哈瓦那全城一片欢腾。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教会言和的一个现实原因，是为了让古巴不再在拉美清一色的天主教世界中受到孤立，而天主教会在拉美的特殊政治地位也为这个转变铺平了道路。古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它造成世界范围内新的财富分配不均，这和天主教会平均主义和限制财富集中的立场相合。自90年代以来，卡斯特罗也数次强调，天主教在拉美是为穷人服务的宗教。

            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期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经历也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立场外，对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有着积极评价。他们的父亲19世纪末从西班牙来古巴当兵，参与古巴独立运动后没有回去，而是在最东部的奥连特省创业开办果品农场，成为当地土豪。他不满意本地学校的条件，执意要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首都哈瓦那最著名的贝伦学校读书。

            贝伦是一所由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当时能进这所学校十分不易，不仅学费昂贵，入学申请还要有教会人士力荐，学生必须严格遵循教规。卡斯特罗父亲于是找到在西班牙的同乡好友、奥连特省天主教会主教西兰特斯写了推荐信，才把儿子们送进这所学校。卡斯特罗兄弟在贝伦学校的经历，使他们对耶稣会士的人品和学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古巴革命后展开大规模的教育革命，旧的教育被完全否定和推翻，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耶稣会学校的教士的评价始终是正面的。一些研究菲德尔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坚持和耶稣会学校的培养不无关系。

            方济各：古美和解的牵线人

            作为第三位到访古巴的罗马天主教皇，除了历史和个人因素，方济各在古美和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增添了其在古巴的影响力。在呼吁古巴领导人向世界开放国家、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让古巴人民享有更多机会的同时，教皇还批评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认为其造成古巴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凋敝。自2013年起，教皇向美古领导人频频呼吁，让他们采取切实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教皇甚至介入导致古美之间谈判僵局的"间谍案"，要双方让步、释放囚犯。

            由于方济各本人来自拉美，介入美古僵局似乎顺理成章，也给美古双方提供机会，找到一个台阶。除了公开呼吁，方济各还进行了各种私下游说活动。等水到渠成后，美古两国政府对外公布即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时，彼此才把教皇的公开呼吁和幕后牵线搭桥抬出来，似乎告诉世界这是"看在教皇的面子上"，涵义微妙。

            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美古即将展开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发表电视讲话，慎重其事地感谢教皇方济各在古美之间的周旋，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极为罕见。据美国外交官披露，在美古秘密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甚至直接派代表去梵蒂冈，向教皇汇报谈判进程，讨论存在的问题，然后教皇再从中做双方的工作。

            在奥巴马讲话后，梵蒂冈立刻发表声明欢迎美国政府的立场，并告诉世界，就在两个月前，美古两国外交使团在梵蒂冈会面，在教会官员面前就展开谈判的基本条件做最后商讨。而促成那次会谈的，是教皇写给两国领导人的信件。美国外交官说，那封信件对奥巴马政府最后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奥巴马电视讲话后，梵蒂冈也立即公布美古在自己主持下的秘密谈判的细节，对这个"红娘"角色当仁不让。 

            今年7月，美古两国驻对方代表处正式升级为使馆，两国结束长达54年的外交中断状态。在方济各访问古巴前夕，古巴任命何塞·卡瓦尼亚斯为该国驻美国大使，这是自1961年来的首位。9月22日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在今年1月16日实施的放松对古制裁措施的基础上，从9月21日起进一步采取促进美国企业对古贸易、旅行和投资的新举措，以落实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对古新政策。而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甚至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解除古巴禁运条令投下弃权票。

            古巴方面，劳尔·卡斯特罗5月访问俄罗斯后顺道造访梵蒂冈。梵蒂冈之行原来不在日程上，但劳尔表示想去梵蒂冈专程对教皇登门道谢。梵蒂冈特许了这个例外。在和教皇关门谈了50分钟后，劳尔对外发表讲话，大谈教皇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并欢迎教皇于9月访问古巴。然后，劳尔脱离了讲稿，说了几句让外界震惊的话："如果他一直像这样说话，我想我会回到教会，重续过去的祷告的。这绝不是开玩笑。教皇是一个耶稣会士，我自己过去也一直是，我在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
            劳尔的这些话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头条。毕竟，在一个天主教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又身陷天主教世界的包围，主政者恐怕除了和教会合作之外，没有他路可走。这是古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更何况个人意义上，卡斯特罗兄弟和教会之间还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发表于10月份《凤凰周刊》，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3, 2015, 6:50:48 AM10/23/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被誤解的福山：政治秩序及其衰敗（曹起曈 ）

            Posted: 22 Oct 2015 10:04 PM PDT


            （編按：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重要論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已經在近日，分別有了簡體與繁體的中文版，分別由中國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譯叢」（9月1日）與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10月16日）。作為廣受關注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二卷，本書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政治學著作。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本篇特寫是對這一位政治學大師的細緻特寫，無論是對理解福山的著作及思想、還是出於對他本人經歷的好奇，本文都能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法蘭西斯．福山。）
            美國政治經濟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攝： BORIS HORVAT/AFP
            「請大家記得下載新版的課程大綱」，九月底，史丹福開學第二週，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面對座無虛席的課堂說，「部分閱讀材料有變，因為我下個星期要出差。」
            福山沒有告訴學生，他的這次「出差」，主要目的是赴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asala University）領取2015年度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Johan Skytte Prize of Political Science），學界常常將其比作政治學的諾貝爾獎，不僅僅是因為兩者都起源於瑞典，更是由於烏普薩拉大學評判委員會的甄選標準極為嚴苛──這一獎項僅授予為政治學發展「做出最有價值貢獻」的學者。
            不過對於此類活動，大題小做是福山一貫的風格。今年四月末，他在郵件中回答我的訪問時說，「剛從北京回來，談了很多有趣的事。」直到之後我想起此事再次詢問，才得知他的會談對象是王岐山。
            獲悉得獎後，福山在推特上轉發了消息，接受採訪時謙遜地表達了欣喜之情──「非常榮幸，得以躋身歷年諸位著名獲獎者之列。」而回到課堂上，一語帶過之餘，他迅速進入了正題。
            這門課的題目是「民主、發展和法治導論」，其名稱來源於史丹福大學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轄的民主、發展和法治研究中心。2010年，福山接受邀請，來到史丹福，成為了這一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也在此完成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在這兩本書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三要素理論：一個運作優良的國家必須實現國家能力、民主責任制和法治之間的平衡。約翰．斯凱特獎評委會的頒獎詞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為闡述現代政治秩序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洞見」。
            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提起福山這個名字，映入腦海的依然是他在1989年仲夏發表的評論《歷史的終結？》。在這篇一萬餘字的長文裏，福山大膽表示，自由民主體制可能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文章一經刊出即引發了廣泛討論，令其聲名鵲起。但與此同時，對原文的誤解和臆造也紛至沓來，26年來從未中斷。

            對蘇聯政治見解的大轉折

            很難揣測如今福山如何會看待公眾對自身的評價──作為學者，他對名望似乎具備一種與生俱來的淡薄感，不論是在授課和公共演講中，還是私下同我談話之時，一貫面帶著冷靜的笑容，從未流露出驚訝的神色。但福山的個人網站似乎流露了他的自我認知。自然，他談論政治秩序的兩本新書展示在網頁最醒目的位置；相較而言，《歷史的終結？》一文僅僅佔據了出版作品中的一行，在100多條期刊、文獻、文章名中毫不起眼，若不仔細搜尋，甚至可能被忽視。
            福山於1952年生於芝加哥的一個學術家庭，父親福山由雄（Yoshio Fukuyama，音譯）於芝加哥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並在此邂逅了他將來的妻子川田敏子（Toshiko Kawata，音譯）。兩人的兒子出生後不久，舉家即遷往紐約，福山沒有接受日式傳統教育，而是在曼哈頓帶有些許精英主義的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據2002年英國《衛報》的一篇深度報導記載，福山未曾習得日語，但卻精通古希臘語、法語，以及其它幾種歐洲語言，而在前往康奈爾大學就讀本科前，「已然成為了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
            在康奈爾，福山主修了研究希臘羅馬文獻的古典學。畢業後，他決定前往耶魯攻讀文學研究生學位，並赴巴黎短期學習了6個月。其間他試圖積攢靈感，嘗試着創作了一本未發表的小說，但在此過程中卻愈發感到文學過於抽象，自己無法繼續深入。因而返回美國後，福山轉至哈佛，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具體地緣政治問題上，開始研究蘇聯軍事干預政策，並最終憑此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福山曾在一篇寫於1979年的論文中表示，「共產主義者所獲得的收益，具有不斷積累，自我強化的潛力」。很難想見僅僅在10年之後，他對蘇聯政治的見解就會180度大轉彎，給蘇維埃體制開出死亡預言。但如今回望福山的履歷，他從小到大的種種背景和經歷，隨後都為其提供了學術和思想背景。而他的未來，似乎也注定將在具體的公共治理和抽象的政治理論之間搖擺振盪。

            歷史轉折處的預言家

            1989年5月，《歷史的終結？》發表時，福山正供職於美國國務院，從事核裁軍工作。文章所引發的轟動效應完全出乎其本人意料，幾週內，刊載此文的1989年夏季號《國家利益》雜誌迅速被搶購一空。最初甚至不乏揣測，文章實際上是布殊政府的冷戰勝利宣言，暗示了國務院將來的政策轉向。
            數月後，接受記者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採訪時，年紀輕輕、36歲的福山試圖清除這種誤解──「這篇文章跟政策毫無關聯，我只是想把自己這段時間思考的問題寫下來。」在阿特拉斯筆下，意外成為公眾焦點的福山語調「躊躇」，顯然缺乏應對媒體的經驗。
            當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雜誌》刊載了阿特拉斯對福山的特寫，其中「歷史終結」的觀點被描述為「純屬猜想，無法證實」。文章同時提及了批評者的種種措辭，從「譁眾取寵」，到更為直接的「完全錯誤」和「沒人會真的相信歷史終結」。
            然而，僅僅數週之內，事態的發展急轉直下──十幾天後，柏林牆轟然倒塌。第二年，東歐26個共產主義國家和加盟國開始民主化。緊接着，1991年12月，蘇聯宣告解體。出人意料的歷史發展為這篇文章本身也賦予了歷史意義。一時間，整個西方世界都沉浸於自由民主體制的勝利中，而在公眾眼中，福山無異於是這一勝利福音的傳播者。
            但這份機緣巧合造就的歷史意義也無形中把福山推向了預言家的位置──在大眾傳媒的語彙裏，冷戰已經結束，歷史已然終結，現在已是未來。同其它任何嚴肅的政治學者一樣，福山顯然也並不認同這種定位。今年4月，我為《紐約時報》就他的新書進行採訪時，他對這一點非常直截了當──「其實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驚。」
            「我認為我們經歷了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一過程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其間我們見證了民主國家有35個激增至115個。柏林牆的倒塌僅僅是這一進程的中點，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歐洲、亞洲等地已經誕生了許多新興民主政體。」

            被不斷誤解的「歷史終結論」

            30多年來，福山在堅守學者身份的同時，也開始逐步適應自己作為公共人物的身份──比如，他如今完全習慣了同媒體打交道，頻頻出訪各國，不論面對什麼樣的問題和質疑，他的聲音都不再躊躇，而是透着對其理論內在邏輯的自信。
            然而，福山的學者身份卻很少為公眾所適應，尤其在美國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世界的各個角落開始經歷民主衰退的背景之下，每隔一陣子，「歷史終結論」就會成為報紙專欄的評判對象，而其中的理論細節則被拋到了一旁。
            和自然科學家不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對象通常是人人都能抒發己見的內容，此中又以政治學為甚。因而對社會科學界之外的很多讀者而言，政治學者的理論似乎只不過是其個人的政治觀點而已。即使如福山在哈佛的教授亨廷頓這樣的大方之家，也曾遭此波及。
            亨廷頓於1986年和1987年兩度落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原因是其他科學家認為其在《變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提出的數學模型中，諸如社會沮喪度、政制化程度、政治穩定性等變量使用不當，無法精確定義。身為院士的耶魯大學數學家謝爾蓋．朗（Serge Lang）公開質疑道，「亨廷頓如何測量社會沮喪度這種東西呢？難道他有個社會沮喪計嗎？我反對給單純的政治立場冠以科學之名。」
            如此，社科界之外的人將政治理論的有效性完全寄託在能否準確預測未來世界發展上，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預測的內容越是不可思議，「預言實現」後這一理論就越奪人眼球，而一旦現實世界開始顯示出複雜性，理論也就不再炫目。
            1992年，蘇東劇變塵埃落定後，福山將他的文章擴充成了一本書，去掉了原標題中的問號，題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2006年再版時，福山在跋文中謹慎地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我收到的很多批評完全產生於對我論點的誤解，比如有人認為我覺得世界將不再進展。我這裏無意探討此類評論──這些人只要真正看過我的書就不會這麼說了。」

            伊戰之後，思考國家如何建構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雖然提及了當時的某些時事，但總體來說，圍繞着全書展開的是一場哲學討論，其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著作做出的註解，而科耶夫恰恰是福山在康奈爾的教授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老師。
            科耶夫指出，社會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人們對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的追求。如同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競爭一般，人類社會的種種制度也終將接受「歷史市場」的檢驗──歷史無異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受到公眾普遍滿意時，這種特定的製度就贏得了競爭。
            從這一意義上說，自由民主制即為歷史市場的上的一個勝利者，這也是福山一以貫之的觀點。但很多讀者（當然還有非讀者）無形中將政治哲學概念的自由民主同美國的政治體制畫上了等號，因而也就自作主張地認為，福山的隱含意義是美國將成為歷史終結者。所以，福山在新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對美國體制的批判讓很多書評人大感驚訝，紛紛開始懷疑福山的學術思想是否經歷了巨大轉折。
            「對國家長久的不信任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一大標誌，它如今已使得美國陷入了政府失衡的狀態中，因而阻礙了發生必要集體行動的前景」，福山指出，當前的美國已然淪為了「否決制」的政體，責任制和法治嚴重缺乏國家能力的製衡。
            當我詢問福山這些年來他改變了哪些見解時，他想了想，然後提到自己「一開始沒有給予國家能力足夠的重視」。因此，他決定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探討這個問題。 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和世界秩序》概括了福山對伊拉克戰爭的思考以及其之後的研究。
            如今想來，福山稱為「重大錯誤」的伊戰是引導其重新思索政治理論和現實政策之間關係的開端──「（這場戰爭）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構建的過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具備有助於在這些地區構建強大國家的手段」。

            「國家能力」並非理所當然

            自1989年成名以來，福山一直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代表人物。該理論的捍衛者通常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效力深感懷疑，因而提倡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堅決捍衛自由價值觀，為了弘揚民主，不惜動用武力，開展單邊軍事行動。
            但隨着福山對伊拉克的局勢愈發沮喪，而之前意識形態上的同志卻全然無視眼前的事實，他決定同新保守主義一刀兩斷。對於他的學術道路而言，此次轉變的意義格外深遠。戰爭的挫折使得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在了對伊拉克、阿富汗、中東和非洲的研究上──他發現，這些國家之所以長期陷入貧窮之中，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本身的力量過於薄弱，無法為其人們提供基本服務，滿足其生活需求：
            「在我看來，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當做理所當然之事──嗯，對啊，反正國家能力就擺在那裏，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捫心自問，如何發展國家能力。」
            福山2010年來到史丹福的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前，已在華盛頓生活了20年之久。北加州一年四季陽光普照，恰如其時地為福山營造了一種與華府的政治中心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對《史丹福國際關係期刊》說，「如今我的工作重點從政策轉移到了學術層面，因此如今來到這裏似乎非常合適。」
            正如時任中心主任、民主制度的研究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所言，福山當時從事的研究領域──民主、發展、法治，政治秩序的塑造──都與中心的研究主題完全契合。
            之前，耶魯大學出版社正準備重印《變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30週年紀念版，作者亨廷頓請福山為其撰寫一篇序言。福山將此視為一項「重大殊榮」，因此重新開始關注政治秩序這一問題。而隨着研究的深入，他發現自己邁入學界以來各個階段的積累──在康奈爾研讀的政治哲學、在哈佛學習的比較政治、在伊戰後開始重視的發展經濟學和國家構建理論，全部在一個焦點處匯集。

            為自由民主闡釋具體機制

            亨廷頓當初引入的數學公式最終使其最終無緣院士資格，但其實他只想闡述清楚一個問題：上世紀50年代，在「二戰」結束後各個殖民地紛紛獨立的背景下，各界普遍認為，對這些新生國家大幅援助，促進其經濟發展，即可同時激發社會和政治發展。亨廷頓指出，這種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並不準確。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並不會簡單地共同攀升，如果政治發展無法適應社會力量動員產生的變化，就會招致「政治衰敗」。
            事實證明，亨廷頓是對的。
            福山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指出，政治發展的理想形態應該是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相輔相成的理想制度。 《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這三種制度元素的最初的形成過程開始追溯，一直探討到如今的世界形勢。如果說《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提供了自由民主勝利的哲學模型，那這兩冊則真正闡釋了這一模型的具體機制。
            去年底，在史丹福舉辦的福山新書發行會上，戴雅門表示，這兩本書可以同公共行政學創始人韋伯（Max Weber）的研究成果相媲美。
            今年九月，隨着史丹福新學年的到來，福山從戴雅門手中接過了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主任的職位，因而在教學和研究之外，也開始承擔更多的行政職責──其中也包括與到訪史丹福的各國領導人探討治理問題。自然，這些年來福山從未中斷過對切實政策問題的關注，而這個新任職位也為他提供了一個平衡學術和現實世界的平台。
            在北歐領取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並參訪其他院校的旅程中，福山有些感冒，但這顯然沒有影響他的興致。開學第四周的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他準時出現在了講堂上，聲音略帶沙啞，但依然像往常一樣開始授課，接連講了兩個小時。
            當天下午，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史丹福校友蘇珊．賴斯（Susan Rice）返回母校，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演說。她即興提到，早些時候旁聽了福山的課。我頓感詫異，在下次課開始前向他詢問起這件事。
            「嗯對，我倒是很吃驚，她竟然這麼耐心，聽完了全程。」

            ——端传媒

            王之虹口述：身为陈子明的妻子

            Posted: 22 Oct 2015 09:26 PM PDT


            陈子明与王之虹

            问：他（陈子明）上一次得癌症是哪一年？

            王：九四年。九四年的五月份出狱，九月份确诊癌症，手术放疗。

            问：实际上子明在监狱里身体就发现不适？

            王：子明当时在监狱里已经感觉到不好，后腰老疼，总是觉得不舒服，小便也感觉不适。于是我就跟监狱管理人员沟通，督促他们给子明做体检，监狱方面安排子明去公安系统的医院检查，当时没查出问题，但那个时间子明已经陆续感觉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多半年了。

            九四年五月份子明出狱保外就医，但有关方面仍不让他回家，说是要让我们避开六四敏感日子，所以一出狱就开车直接把我们拉到石家庄一带。

            问：他们安排住宿吗？

            王：都是他们安排的，并且很多人陪着我们。

            当时公安局说有50-100位的外国记者围在我们家门口，他们知道子明要出来了，作为交换条件，当局必须让他马上离开监狱，所以只好不让我们回家。子明出狱以后，他们用面包车把子明在监狱里的书全给拉到子明妈妈家去了。我们就由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些人陪同，直接把我们拉到石家庄去了。到石家庄后，外媒老报道陈子明一干人在哪儿哪儿，期间也接子明的父母和我弟弟到石家庄我们的落脚地看过子明，只是每去一拨人就得给我们换个地方，就怕别人知道我们在哪里。就这样，还是有人不断在报道，据说消息都是人家通过卫星监控获悉的。

            本来公安方面问我们想不想上别的地界儿转转去，但是因为我脚崴了走路不方便，就没去别的地方，一直呆在石家庄那一带到六四结束以后才回家。

            问：他们配了一辆专车？

            王：何止一辆专车，一大堆，前呼后拥的，等我们到达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地方，河北公安厅派了很多辆车等候，北京公安局一处张处长带队，后面跟着很多人，这是贴身跟着我们的，吃饭等都与我们在一起，周围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些人。河北公安局的车是远距离跟着，不贴近，近距离陪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在外头逛悠着一直到六四，不到一个月吧，六四过后才回了北京。回到家后，我们归置归置，收拾收拾。

            子明的病症实际上是我无意的时候发现的。我在给他洗澡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因为平时他的皮肤都是有弹性的，睾丸那里摸上却是硬邦邦的。我说你这个情况不对啊。子明说可我不疼啊，你捏着我都不疼的。我说你这肯定有问题，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当时没想到是癌症。我还给大夫打电话，我说子明这个情况应该看什么科，然后她就跟推荐人民医院泌尿科的大夫。子明去医院那天我正好有事没陪着他，那位大夫特别有经验，子明过去后他一摸一弄，什么检查都没做，就判断百分之九十五是恶性肿瘤。那天刚好是周末，他要求子明下周一就住院，并给安排好了床位，他告诉子明这个病还是比较急的，绝不能拖。

            结果我们就赶紧跟公安局沟通。因为子明是保外就医，不能随便离开家，公安局当时没太在意，还在拖延，一直也没有回音。我就急了，跟他们狠狠地吵了一架，他们这才同意安排子明住院。那位大夫特别高效，周一子明才住进医院，周四就给他做了手术。按照医院的程序是手术结束以后取出来切片，再出检验报告结果。因为大夫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凭自己的经验就断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恶性肿瘤。但公安方面却故意干涉，他们跟医院里说了一堆话，医院就扣着子明的化验报告不给。我这边就找医院要，大夫也帮我们找，结果是大夫先看了报告就告诉我们结果，公安方面还为此责怪大夫。大夫就说这是人家病人的东西怎么能不告诉人家家属啊！

            最后诊断下来，是精原细胞瘤，算是这种病里头恶性程度特别高的一种。但是比较庆幸的是，子明的病过了初期刚进入中期，差不多这个级别。为什么说睾丸那里会特别硬呢？因为正常的睾丸是软组织的，这个精原细胞瘤是在里头吞噬掉正常的细胞，等于那个全部被肿瘤占位了，但是从表面看，又不红又不肿大，就是把你原来的细胞全部占位，侵蚀，所以恶性程度比较大。好在手术大夫说，他用肉眼观察了一下周边，没发现侵润出去。这个病特别可怕的一是淋巴转移，一是骨转移。子明的淋巴没发现转移，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科学，有仪器可以检测，大夫就是肉眼看一下觉得没什么事情，淋巴就没给他扫描，就做完手术了。

            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公安局一方面是扣着结果不告诉我们，另外子明住的病房，他们要求24小时老开着门，看守就在门口呆着，结果同病房的病友也特别大的意见。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法再住下去。子明手术以后，我们就跟大夫商量，同意我们先回家，等过几天该拆线再回来。大夫也挺同情子明这个情况，他一没医保，也没什么收入和积蓄，为了节省些我们的费用，他就都给开的国产消炎药。他说其实效果都一样的，但进口的会贵很多倍。

            因为知道子明患的是恶性肿瘤，子明就说这方面应该多找几个朋友咨询，正好吴阶平跟子明有远房亲属关系，所以通过他们家亲戚找到了吴阶平的侄子，也是专门做泌尿科的专家，在协和医院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夫。他又给子明检查了一下，建议要把周边的淋巴清扫一下。现在没有进行淋巴清扫，那就做一个预防性放射治疗吧！但人民医院大夫有他的说法，他认为淋巴一清扫，人的免疫力就特别差。两个大夫不同说法，子明想了想觉得不行就做一下放疗，做一个预防。人民医院保卫科的那些人特左，我们就想换医院，但一般不在人家医院那做手术他们都不愿意接。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了北大医院做的放疗，一个星期做一两次，剂量也不太大，做了一个月，医学上叫预防性放疗。

            放疗的时候我用三轮车载子明过去，做完再载他回来。子明对放疗特别敏感，一做就恶心，同时白血球下降得很厉害。我就特着急，问大夫有什么办法，大夫说可以打针，他说如果白血球下降不是太厉害，就打五十块钱一只的针，打一个月，如果下降很厉害，还有三百块钱一针的，级别不同。我说你该上就上。打针维持着，把放疗做完，然后基本上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查下来一直情况还稳定，大夫说基本上过了五年以后，这个病差不多就算好了。再后来一年一查，又查了几年没问题，这次癌症就这么过去了，算起来这次发现胰腺癌距离上次癌症的时间是十九年将近二十年。

            问：子明这两次癌症病理方面的原因，跟当年的囚禁或者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王：子明第一次癌症我觉得肯定是跟监狱有关的。从监狱出来的人，营养、牙齿、皮肤这些都不好，就说明人体内的分泌是受到严重破坏的。此外还有情绪方面的原因，关小号，关禁闭室，绝食什么的，这些对他的身体肯定有极大的破坏。

            我也一直在探讨第二次的癌症跟第一次有没有关系，刚开始国内的医院说第二次癌症是原发的，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把子明第一次癌症包括放疗的资料全部带过去了。我是特别好奇，因为人家说胰腺癌一般都发生在那些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时常熬夜的人身上，子明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也很规律，而且他这个人性格也很好。美国大夫告诉我，因为放疗照射的部位正好是胰腺，上次的放疗造成了子明胰腺的破坏，所以引发这次胰腺的癌症。后来的一件事，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子明在美国经过一段治疗以后，突发了一次大出血，位置在胃和十二指肠交接的地方，我就觉得很纳闷，因为子明从来没有胃病，也没有十二指溃疡，怎么突然间就会造成胃出血？美国大夫告诉我，这是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做了几次放疗造成的。可那才做了几次？就造成了他大出血。回到北京后301医院肿瘤科几个大夫也说子明在美国的胃出血，是放疗造成的。所以放疗对于人体的破坏真是很厉害的。

            问：如果当时不回国，继续呆在美国做这种治疗和康复，结果是否会好些？

            王：如果继续在美国，他的药也得停了，他也不能继续做了，做下去身体已经不行了，因为他那会儿体质已经很弱了，所以大夫也说过一段不好的话回来再做。回国后一发现他身体情况不好，我们便第一时间跟美国大夫联系了。那个大夫就觉得子明体质太弱，这种长途的飞行受不了。另外呢，就是过去了体质太弱也没法上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那个在美国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胰腺癌病友，在我们回国前也去世了，她存活了两年多一点。

            所以从治疗选择的方法上面，我觉得还是对的，还是比较科学的。我们非常清楚每个阶段的状况是什么，该怎么做，中医是很难提供这个的。何况子明一听说得了癌症这事，心理上已经是死的准备都做了。决定去美国的时候，在离开国内的前一天，他把遗嘱都立好了。

            问：从朋友们跟他接触来看，感觉他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力很强大，但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他有没有沮丧或者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

            王：没有，他说，已经来了，你怎么办？你就要正面面对，其实没有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他就该看书看书，该干嘛干嘛，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问：实际上他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全部放下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和癌症做斗争上了？

            王：那倒也没有，他那个阶段实际上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查询整理资料之类的，修改关于赵紫阳的书啊，答应过人家写的东西，现在写不了了，要跟人家说，不能写了。"宪政运动史"……这些杂七杂八，手头有些事，他都给做完了。还有台湾陈宜中对他的访谈记录都是他亲自校对的。

            子明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完成两个东西，一是自己的自传或者说是自己的思想历程，二是要写一部小说，关于文革期间的一部小说。在四五期间，他第一次受到冲击，在劳教的时候，他以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物为题材写的纪实小说，已经完成了二十多万字，后来平反了忙于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完成就搁置了。但是不幸的是，在六四后家中被抄家，这个小说就遗失了。为了这个小说的底稿，我们联系公安局，多方寻找，最后都没有找到。所以这次他还想写这样一本小说。但是后来他的身体状态不许可了。此外，还有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的获奖答谢词，都是他在化疗期间亲自写的。

            身体好些，他一是会看书，也会写点东西。身体不好，他可能会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脑，听听音乐。我们想让他活动，但是外头太冷，于是他就会在屋里跳跳舞，晒晒太阳。他不会给人家老是病病歪歪的感觉。实际上他的状况是挺差的，但只要他弄得动，他都会看书、看杂志，或者写点东西，或者网上浏览，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iPad上看各种东西。

            问：选择去美国的时候，跟官方的这种关系的处理、与官方的这种互动是怎么进行的？

            王：关于出境的事情，子明明确表示说自己要以自由身，自由出去，自由回来。2007年我们就开始尝试，申请去了香港。2008年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所以当时没有直接选择去美国，子明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有意选择了避开。子明有很多次提出要求，官方都没同意，例如六四前期去香港、台湾，都是赶上敏感时期，还有一次去美国也遭受拒绝。后来我们又去瑞士、法国、比利时，本来官方也不同意，我们再三坚持，同时强调是纯旅游性质，后来他们就同意了。还有一次申请去南非，也同意了，但是因为子明眼睛不好没去成。

            所以这些年子明一直在做这种尝试，他说我们当然渴望着出去，因为你搞民主，不去体验一下那种氛围和人家怎么搞的怎么行，所以他很想亲身体验。但是你想让我流亡我肯定不干，我要自由去自由回。去澳大利亚前，官方还想让子明做几点保证，子明说这个保证我不会给你们做。但是我会告诉你们，我不会跑到国外突然变得极左，我在国内说什么，我在那边仍然说什么。我不会在国内说一套，在国外说一套，这就是我的承诺，我不会跟你们保证我到那里后不见谁不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全在他们监控下。子明在澳大利亚做了八场演讲，包括和军涛的合作演讲，那是他们十九年后第一次见面。我们在一个朋友家共同住了几天。回国以后，公安没说什么。这种互动，也使得彼此之间多了一些信任度。

            于是这次到美国治病，我就提前跟公安局说现在国内的医学水平达不到，我们肯定不会放弃最后生存的机会，得尝试着去境外治疗。当时我跟公安申报的就是美国、日本、台湾和香港四个地方。他们说要子明的诊断书，我就把301医院开具的子明癌症的症断书给他们复印了一份。他们又说要请示上头，然后迟迟没有回话，我催了多次，等到我们决定去美国了，我又催了一次。我说很着急了，我们马上要动身了，现在，你赶紧给我答复，实际上他们也拖了些日子，但是我们没管他，该办签证办签证，该买机票买机票。最后公安局答复我们说没问题，走吧，已经是2014年1月14、15号。我们是1月18号走的。

            问：从子明出狱算起，官方的态度是否有过矛盾和变化？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否希望子明会出国呢？

            王：他们始终希望子明出国。从九三九四年，就不停地在跟我们谈，但子明态度很坚决。中间有一度他妈妈特别希望他出去，在与公安局谈时说到，之后公安局又来找我，说他妈妈同意了。我说子明已经表示了不出国。在探视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问题说给子明听，后来子明明确地跟监视的那些人说，在我的问题上，我妈妈说了不算，听之虹的，之虹能全权代表我！就等于把这个口封住了。

            在出国的问题上，他们知道子明的态度特别坚决，所以始终没有跟子明本人谈过这事，就是不停地来找我。子明第一次保外就医之后，又重新入狱，又得癌症。公安局明确地跟我说，子明如果不出国，他这次就甭想保外就医。后来我把这些话带给子明，子明说不让保外就医，他就死在监狱里，态度仍然特别强硬。在这个过程中官方至始至终没找子明谈过一次，都不敢正面谈，就不停地找我。公安局找我说，只要你们答应了，我们就迅速地办好你们一家三口，孩子都带上，一家三口全都是我们负责。

            1996年底，公安局有一个熟人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王之虹，给我回个电话。"我一听，就撂下电话，跑到外头的公用电话亭，他问说在哪呢，我说在外头公用电话呢。他说："嘿！你还挺聪明的。"因为我家里的电话是有监听的，他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事。我拨通电话："说，什么事？"他回答说是子明保外就医有松动了。就告诉我这么一句。后来劳改局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下午两点，你到人民医院来。我问干嘛呀？他说看子明体检的结果，当时我一愣，前些日子看了结果怎么又有新结果？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可能子明保外就医了，我二话没想，先跑到孩子幼儿园跟老师说，对不起，孩子正在睡午觉，帮我把孩子叫醒，我要带他走，我有急事。

            之后我就给孩子带了点衣服、食品和水果，抱着他奔向人民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劳改局的一位处长招呼我说："之虹，上车。"一上车就开走了。我问他干嘛？他回答说是到监狱接子明。我说你们真够损的，接子明你们不提前跟我说！他们回答说怕你又外头新闻瞎嚷嚷去。我说什么东西都有个分寸，亏我多了个心眼中午把孩子接回来，不然弄到很晚孩子怎么办？那天我们下午就到监狱。他们跟我说各种规则，叨叨半天，让我作为保人身份签署各种文件，到晚上七点才放了子明。

            当时子明正在牢房看新闻联播，狱友还问他："哎，克林顿再次当选，这事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子明说肯定会有好处的，因为你换了个总统要重谈，这个呢轻车熟路。正说着队长来了："子明，出来。"子明说别捣乱，我看新闻呢！之后他说，之虹来了你出不出来？子明说之虹来了我当然出来，出来他们就宣布再次保外就医。随后开始收拾东西，捆书弄书，一直弄到晚上十点。孩子是由一个女警带着玩，最后弄得都困了睡着了，抱着上的车。

            到了德胜门，他们又讲了些保外就医的规矩，让子明签字，子明不签，他说我到今天没有承认我是罪犯，罪犯陈子明这种文字我都不会签的。他们说保外就医必须有这手续。子明说保外就医又不是我要求的。后来他们改口说是之虹要求的，他说之虹要求的之虹签，不是我要求的我不签。你们要觉得不合适，那我就回去，你们开辆车送我回二监吧。态度特强硬。结果当地派出所没辙了，没办法又把市局的人给招来了。市局的直接把我找过去，说，怎么回事？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明明知道子明这个态度，你们老招他干嘛呀？后来他们说，算了算了，子明不签，之虹你就代签个你的名字就完了。所以子明出来还是我作为监保人签的字。

            问：他这一生，和家庭命运是直接关联的，有没有家人也探讨过这方面的得失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王：可能就是有得有失。从结婚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包括很多年我们都不在一块儿。但是实际上，这种感情让很多人还是觉得很羡慕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觉得很幸福的。这种幸福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两个人能相互理解和支持。比如说他在临去世前，始终就在那说，我是最幸运的，我眼光好，选了你做我老婆。他的择偶标准，包括心地善良，大方，美观等。后来我说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他说可是我找到了，我就觉得我很幸福。这是他自己的感受。

            我作为妻子来说，跟他经历了这些风雨，我也认为我很幸福。因为幸福就是彼此之间相知和相爱。子明在这方面，又是作为男子，是值得称赞的。他做什么都处处为别人着想，比如我们做企业那段时期特别忙，我就说自己辞了工作回家当家庭妇女吧，我料理家也是很强的。我要在家，会让你回来特舒服。子明说不要，因为你也是很强的女性，让你在家里你会和社会疏远了，会让你生活得很没意思。我情愿我俩都那么忙，生活简单点就简单点，但是彼此活得更有味道，所以这方面他处处为人着想。

            第二个呢，他特别大度。我是男孩子性格，在朋友圈里属于特活跃，很多男孩子特喜欢我，当年我在厂里追求我的人也很多。子明这些都知道，我也都不隐瞒地告诉他。他有的朋友，就敢公然到我们家来约我跳舞。子明不会跳舞，他有时候知道我喜欢跳舞就给朋友打电话，问有空吗，有空带我们之虹出去跳舞去。后来我就说，哪有你这种老公啊，你就不怕我被别人拐跑吗？而且你知道人家可是你的情敌。子明说两人感情好，打是打不散的，两个人感情不好，拉也是拉不住的，我对你的人品有绝对的信任，所以我也会放心。对你的人品，对我朋友的人品我都放心，所以我不会有任何担心。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一人挣钱一人花，大件的，汽车什么的，他都不管，他说你爱选什么选什么，你爱买什么买什么。但有些我拿不定主意，比如买房，他说你拿不定主意跟我说，我帮你参与意见，但是你只要能拿定主意，你全权拍板，反正钱都在你那。极度的信任，这种感觉也是夫妻之间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幸福可能每个人的认同不一样。

            关于教育孩子，子明说有利有弊。对于儿子来说，可能最大的不利，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和我们一起处在被圈禁的环境，导致没有机会去接触朋友，这对儿子性格有很大影响。

            后来子明保外就医，在家不能出门，除了看书外就是带孩子和做饭，我就开玩笑说我们家倒过来了，他是家庭妇男，我是外头跑的。那几年他对于孩子培养很用心，他的理念是重点要培养孩子的习惯、性格、兴趣和方法，他也意识到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一定要保持要一致，所以私下他不停地跟我沟通这件事情。比如我在孩子面前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会私下悄悄来跟我说你别这么做，反过来我会提醒他。

            我们有大量的朋友，并且都是素质很高的，如果孩子从小带到这种环境里聊天，都是很大的收获。儿子小时候孤单单的，造成了他性格的内向。后来为了弥补，我们开始带他跟着闵琦出去玩，这个经历确实让他变化很大。刚开始我印象特别深，那次我们人特别多去山西，一吃饭就三桌，你想吧，孩子也特别多，他不算队伍中最小的，但也属于偏小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专门给孩子安排一桌。最大的孩子好像是杨东平女儿，那年念初一，剩下的就都是小学生了。我们允许他们自己点菜，意外地发现，他们排着队给大人敬酒来了，他也会拿着杯子后头跟着，到了桌子跟前，他会说"干杯"，你再跟他多说两句他就跑。从那次后，我就发现跟着大孩子，他也会模仿着做一些事。经过几年以后，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旅途中我会拿着录音机录下闵琦讲的历史文化知识，回去后给他反复听，他自己也会找一些书去看，子明在家也和他探讨这些话题。到了十岁左右，有时候闵琦讲的时候，他就会在下面答些话。比如闵琦记不起来的历史人物叫什么名字，他就提醒说那是谁谁谁，把大家都惊着了，这么点小孩，怎么什么都知道？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包括爱情。要不是在监狱里，子明也不会这么直白地表达他的爱情，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理性，一直到八九之前，我说子明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我爱你。我知道，他内心里特别喜欢我，这个我能感觉得出来。但他从没跟我说过。但是在监狱里头他就会写信："在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拿你的照片把玩，深深地思念……"还包括我爱你之类的。有一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唱了一首他在监狱里新学的歌，名叫《两颗心，四行泪》。他听别人唱之后觉得这个词特好，所以他跟人学了以后唱给我听。所以我觉得，监狱这种环境也激发了他这种情感的表露。

            问：关于维护婚姻和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夫妻之间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互信任不能有猜疑。沟通也很重要，有事需要相互沟通，大事小事都要沟通，沟通后要达成一些做事的规则。婚姻还需要夫妻双方的和谐与匹配。子明说，他选老婆的标准是，心里美，容貌美，优柔大方，说话得体，见人热情，人来就熟，性格外向。他说他找到了，这样的老婆适合他。

            教育孩子方面，我们认为关键的事情要管，三四岁孩子要教育的事很多（5岁之前怎样教育怎样有，过了5岁后，有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好调整了）。关键的是，不能撒谎，不能抽烟，家长的榜样是重要的（家长的做法，孩子都看在眼里，家长老在玩麻将，看电视，孩子就很难能用心看书，就很难勤奋）。说了不听就别说，说了就要管用，不管用就别说。家庭对于教育观点要一致。一个人管一个人护，这种情况最槽糕了，还不如不管。孩子小时候的陪伴也很重要，陪着玩，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就会学会很多。另外，家庭要有一个和谐商谈、沟通的氛围，包括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包括与子女之间的沟通，让孩子从小就掌握这种方式，有这种意识，从小让孩子学会沟通、谈论、说明，争取，而不是发脾气。

            问：从子明的性格看，有什么称得上是弱点的东西吗？

            王：子明实际上很书生气。他不太会社交，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不玩权术，也不玩手腕。他对人特别真诚，对谁好真是掏心窝子的。所以，作为他妻子是幸福的，他对你好，真是真心真意的。军涛在一本替子明的什么书上写的序说，是之虹成就了子明。子明不擅长社交，正是因为有了之虹，才弥补了子明这个缺陷。

            问：子明临终前有留下什么遗嘱吗？

            王：那会儿他说话已经很弱。但是走之前的前一天，他会见的人特别多。（这些在上面的文字中都有说明了）

            第二天我就跟子明说要回趟家，去取郑也夫需要的资料。他说好的，你去吧！我就把徐云叫来搭把手。第二天一大早，徐云到了医院，我就回家取东西去了。我前脚刚到家，徐云就给我电话，说子明情况不好，血压低，人昏迷。徐云知道我的态度，就是不做破坏性抢救。大夫说，你能代签字吗，徐云说可以，因为大夫知道我的意见，我在很早前就把这些意见跟大夫表明过。过一会徐云又来电话了，说之虹，你马上回来，子明状况不好！那时候我进家门没到五分钟。我弟弟是头天夜里的飞机到的北京，一听这情况，就说我跟你一块去，你在车上赶紧睡一觉，我开车。我们俩就从家里往医院赶，我一路上打电话，把北京所有的亲戚都通知了。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到得都比我早。我二嫂说，子明在拼命地找你。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能猜出来意思，就问他，你是不是找小妹呢？他就点点头。后来他们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让我通报到哪了。我说到楼下了，他们就跟子明说，之虹已经到楼下了，子明就笑了，伸着手抓。

            子明最后离开的时候，病床边围了亲戚、朋友。之前子明体质不好，很多人要来看我都拦下了。这次发现情况不好，我就主动打电话，你们要来过来赶紧过来。他去世的时候，在北京的亲属全来了。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包括他弟妹，他侄子。他妹妹妹夫也刚从美国回来。小毕在，徐云在，高小弟和欣平，都在身边呼唤着他，试图与他交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问：他走前有没有对你个人情感生活的安排？

            王：他早说了，他说你这个人是不能孤独的，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个人。我父母那边，就依靠你了。他的妈妈爸爸怎么安排怎么照顾，我之前有些说法。他说，这方面你一直做得很好，就按你的意思办，我很放心。

            实际上儿子到大二大三，他就说，这孩子我放心了，他是个做学问的孩子。像我们知识分子的子女，如今能够沉静下心做学问的孩子不多，他是这样的孩子。而且他有很多比较优秀的品质，经历了大学这两年，他的自我意识、自主想法很强了，所以你不要管他了，自己的道路自己走。我甚至说起孩子成立家庭什么的，他说你放心吧，错不了。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找到你那么好的妻子。儿子的性格又很像我，也会找到好妻子。

            他们家是长寿家族。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活到九十岁没问题。所以别人让他写传记，他一直说，我传记七十岁以后再写，现在我还可以做很多事。像现在他搞研究，他就觉得自己到八十多都能弄，因为我爸爸八十岁还在做专利翻译。他原以为可以很从容，但是得了这病，一下子就把所有安排打乱。他爷爷那辈，有男孩有女孩，五个全活到九十多岁。他父亲今年九十四周岁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没你们家长寿，我走在你前头，省得你走了我自己太孤独，子明说希望走在我前头。我们谁都不愿意走在后头，说留在后头孤独。因为感情太好，一下走了一个，会觉得特别孤独。

            问：子明走时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王：子明生前的理想未能实现，我相信这绝不是"遗憾"所能概括的。

            但不能不说子明是幸福的，他生活在一个和谐幸福的大家庭中，身边有着亲人的关爱，有着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

            正是因为这样，他在80年代与这么多的朋友用聪明才智，用团队的合作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图书出版、思想智库、社会调查、公务员职业能力考试、办学办报……

            六四后，子明入狱判刑，子明与军涛的律师吉苏皖、高晓风、张思之、孙雅成挺身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在那紧张的几天日子里，许多朋友守护在周围，为律师提供证言证词。虽然知道无论做什么可能还是改变不了审判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写出公正的历史。

            判刑后，我们与子明一起努力抗争，争取监狱中的条件改善。为了让子明的思想不因环境的封闭而落伍，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为子明提供了新书阅读的方便。一些朋友为我借来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我手里有10个借书证，方便给子明借书。有的朋友还不定时地到书店为子明挑选他们自己熟悉专业的图书。对我而言，每次去探视前是最忙的时候，一些朋友会聚集在一块，与我谈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文化领域等各种信息，以便将有关的信息传递给子明。特别是何家栋，由于家中的杂志、报纸种类比较多，他提供了子明在狱中的报纸杂志的主要需求。他的爱人陈蓓为了保证子明杂志报纸的阅读，改掉了自己剪报的习惯。今天我们能够看着子明生前著作一套套地出版，这既源于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也与他多年封闭环境中朋友的支持、帮助密不可分。

            在子明生病的日子里，多亏蒋彦永大夫鼎力帮助，使得子明的病能迅速诊断，及时治疗。也多亏美国MGH医院的安德鲁·朱（Andrew Zhu）给予了细心、科学的照顾与治疗，使得子明的病情一度得以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子明的好朋友徐云，他在我们身居北京的日子里，随叫随到，帮助我一块儿照顾子明。在子明生病的日子里，是朋友们的支持、关怀、帮助，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使得子明在确诊胰腺癌晚期后度过了314天。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一切都让我感动。子明是大家的，他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大家关怀、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在这里我谨代表我的家人真诚地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子明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殉道者·缅怀陈子明》（明镜出版社）。


            ——网友推荐

            吴戈：根本讀不懂蘭德的政府　還想有自己的蘭德？

            Posted: 22 Oct 2015 09:25 PM PDT

            蘭德公司在中國大陸朝野的知識庫存中幾乎等同於智庫，以致不時有人呼籲建設中國的蘭德。然而，如果諸多西方先進模式在中國的結局一樣，他們對蘭德也不過是葉公好龍。
            就以蘭德的經典產品，中美空中軍事對抗，特別是台海背景下的推演為例。最近發表的最新版本稱：假設大陸2017年入侵台灣，美軍只需七個聯隊的戰機，一周內就能消滅一半來犯的中國戰機，但如果只用四個聯隊就要三周，可能已經失去台灣。如想徹底擊敗中國空中進攻，美國需要在西太平洋部署30個戰鬥機聯隊，每個聯隊75架戰機，這已是美國全部戰機庫存的2/3。
            這項研究認為，台海背景下，大陸空軍的地理優勢和數量優勢將有效抵銷美軍的質量優勢，特別是利用彈道導彈破壞第一島鏈上的美軍機場後。
            熟悉美國的人知道，這樣的研究是各智庫的看家本領，連同GAO（政府問責局）等國會「看門狗」機構，每年審查、評估和預測政府各部門，特別是防務和安全部門工作效能的報告汗牛充棟，而且其中幾乎不會有任何一份是成就斐然，相反，絕大部分錙銖必較、窮追猛打，有的甚至危言聳聽，說得政府體無完膚。對對手手中的優勢，他們卻從不置疑，只是一味地料敵從寬，甚至偏聽偏信。
            蘭德的這篇報告無非也是如此，先承認美軍質量優勢，預測中國一周的短時間內能用於台海的戰機，在7個聯隊美機面前將損失一半，同時強調如果美軍兵力不足，時間稍微拖長，就可能無法有效為台灣的地面和海上作戰提供制空權。報告還對中美戰爭擴大和升級表示擔憂，因為中國如果動用全部戰力與美國決戰，由於中國的數量優勢，美國可能也需要動用全部戰機庫存的2/3才能取勝。
            然而在中國代表共產黨機關報智商水平的《環球時報》眼中，立刻看到了這最後一點的不可行之處。因為美軍全部也只有作戰飛機聯隊81個，還不全是戰鬥機，如果調動30個戰鬥機聯隊2250架，不要說輔助機種，就是西太有沒有足夠的基地空間也成問題，何況這些基地要被中國攻擊。
            於是，《環時》在以「美智庫:七聯隊美機可在台海滅一半中國來犯戰機」的聳人標題博取眼球後，得出令愛國讀者心滿意足的結論：蘭德看似專業，其實以紙上談兵蠱惑人心，現實意義不大。因而中國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只需躺在二炮的導彈和空軍的戰機下高枕無憂即可，實乃盛世如你所願。
            儘管美國消滅中國全部空中軍力感到吃力，畢竟自己經過最嚴苛的推演後還是相信能辦到；而中國看到美國自己說可能吃力，就覺得自己不用擔心被消滅。何況中國「料敵從嚴」，替美國操心輔助機種和亞太基地不足，全然不看美軍剛剛宣布，隨著保障能力迅速提升，在亞太僅可供最先進的F-22部署的機場就已增加到100個以上，你還擔心人家戰鬥機沒地方住？
            不知終日為國人敲響「忘戰必危」警鐘的戴旭大校、宋忠平評論員等人對此會不會捶胸頓足，痛心疾首。筆者還聽說某神秘機關的官員在看罷一篇在筆者幫助下介紹蘭德公司的公開報道後，頗為驚異，特意詢問編輯「你們怎麼知道這些情況的」，可是這些情況明明就在谷歌的搜索結果裏，懂英文就看得見啊。
            中國大陸當然不是沒人懂這些，但在呈送給那些其實並不懂軍事的高層的報告中，「三個自信」和「盛世如你所願」等預設立場之下，像《環時》這種自欺欺人的腔調可能同樣如魚得水吧。
            ——东网

            鲍彤：且从“不得妄议中央”来了解中共

            Posted: 22 Oct 2015 03:2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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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鲍彤先生近照（鲍朴提供）Photo: RFA

            报载，"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就是违反中共党纪。怎么办？给以处分，直到开除出党。

            这是中共党内事务，和老百姓无关。对老百姓来说，只是观察和了解中共的一种根据。

            了解什么呢？了解它的本质，及其历史，及其现状，也许还可以由此推测它未来的走向。

            政党的存在由来已久。政党而有纪律，列宁是首创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党。列宁曾不无得意地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除了纪律以外没有别的武器。

            毛泽东把列宁的"纪律"归结为"服从"。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占得了微弱的优势，于是重申"党的纪律"，编了四句真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总而言之，你是党员，就必须放弃自我，处处服从党。服从党才是革命，不服从党就是叛变。

            列宁以夺取政权不能没有纪律为理由，要求全党听他的话。毛泽东以反对复辟不能没有纪律为理由，要求全党对他惟命是从。

            有人以为"不得妄议中央"是新鲜事，其实是老传统。稍有不同的是，过去有点笼而统之，现在则特别挑明了重点：对"中央"的"大政方针"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得"妄议"。

            这里存在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中央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中央既然反对下面妄议自己，中央当然也将永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作出的一切重大的决策；中央不爱听别人说它有任何错误，中央自己当然一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和改正错误。

            这个隐含的前提，不是别人臆造出来强加给中共的。不，这是由中共领导人以他们亲身的实践屡证屡明的史实。

            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是抗美援朝。这大政方针谁敢妄议？既然一片赞成，毛泽东当然具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加自信，当然坚持到底不回头。

            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是坚决反对邓子恢杜润生小脚女人以剥夺农民。这大政方针谁敢妄议？既然一片赞成，毛当然具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加自信，当然坚持到底不回头。

            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是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大政方针谁敢妄议？既然一片赞成，毛泽东当然具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加自信，当然坚持到底不回头。

            既然第一代毛泽东是神，第二代邓小平为什么不应该是神？第三代乃至第一千一万代领导人当然个个都是神。

            既然全党必须鸦雀无声，全国自当万马齐喑，全世界理应刮目相看。万国衣冠朝冕旒，就应该易如反掌了吧。

            所以应该说，这所谓"新闻"，其实是固有的传统，是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它已经体现在党的真实的历史之中，它正在如此这般创造今天，今后自将继续坚定不移。

            那么，党员还有没有言论自由？看来还是有的。虽不得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但对鸡毛蒜皮以及风花雪月，应该存在着无限广阔的天地，可供八千万共产党员们尽情翱翔。中央的大政方针虽属禁区，但对于善颂善祷者们，其实是不会禁止他们纵情欢呼的。
            ——RFA

            未普：读福山，中国官方一厢情愿

            Posted: 22 Oct 2015 01:56 PM PDT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这些年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很火。这不仅因为他在20多年前那个著名的论断----历史已经终结，招来了排山倒海般的批评，还因为他这些年来的一系列论著，让一些政学界人士认定"新福山"否定"旧福山"。而今年4月他与王岐山的对谈，更是引发热议。

            中国官方认为，这位著名学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果真如此吗？仔细阅读福山的主要思想就会发现，中国官方其实是在一厢情愿地解读福山。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于2014年11月27日刊登《红旗文稿》文章，"评福山关于国家、法治与民主关系的理论"。文章认为，福山"从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历史，到发现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衰败"，"对西方国家制度的乐观态度已经大打折扣"。而《求是》署名王小石的文章认为，福山的反思显示，欧美宪政民主国家在2008年经济濒危后，开始怀疑本国政治制度，而中国上下却开始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愈发自信起来。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攻守易位，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特别是经济调度实力要优于美国。

            这种官方解读，显然为王岐山4月底会见福山，提供了参考背景。从王岐山一个多小时的侃侃长谈来看，他最看重福山的，就是福山后来著作中对政治发展三要素的论述及对国家能力的强调。

            政治发展三要素是福山系列新著的主要思想。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需有三大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通常指的是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

            国家能力是不是越强越好呢？福山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强调，国家能力和法治与民主问责需要平衡。他说，"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中国官方认为福山是在赞扬中国的强国家能力，其实福山是在批评西方国家因国家能力欠缺，导致决策层无法决策的倾向。

            清华大学教授刘瑜说得好，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西方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和民主。"

            中国官方对福山的解读，显然会错了意，或者说是刻意曲解。当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中共领导人太在乎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对他们的评价了，他们总要借外国名家之口，为自己的中国主张背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这样做的，习近平看来也不例外。王岐山会见福山，显然是要借助福山的国家能力之说，为习近平的高度集权背书。

            福山被误解，百口莫辩。四月份他好不容易有一次难得的机会和王岐山见面，但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王只管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福山竟鲜有插嘴的机会。好在福山有机会在别的地方为自己辩解。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４月份连载斯坦福大学学者曹起曈的文章，谈他对福山去年１１月和今年４月的两次采访。在采访中，福山说，中国官方媒体的解读误解了他的想法，他的论点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让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相平衡"，"美国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过于强调限制国家权力，以至于把我们逼到了无法做出艰难抉择的处境"，而"中国正相反，国家能力与法治、民主之间仍不够平衡，而这也并非是一种良好的情况"。

            福山在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再次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政治目前最大的危险是习近平聚集了太多权力，且不受限制"；还说，中国政治发展实行的是一种通过官僚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制度运作的"极权主义"（absolutism），这种体系最大的一个负资产就是"容易产生暴君"。

            总之，与其说中国官方误读福山，不如说是那些国家主义者们试图钻福山的空子，就像他们几年前钻了黎安友的"韧性威权"（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的空子一样。

            ——RFA

            綦彦臣旧文重发（2）：软实力的“春秋大梦”

            Posted: 22 Oct 2015 01:39 PM PDT

                                     
            小引：图腾的幻化——从龙到狼
            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或曰让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民族主义焦虑感已经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陷入谵妄状态，以至于不惜把内敛性的中华文化描绘成充满"狼性"的生存之道。当然"狼性"的追求也引起了世界的惊惧，比如英国政论家乔治·沃尔登在《中国：世界上的一匹狠》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在高度竞争的世界战胜西方，就必须像狼一样勇敢和狡猾。"换言之，在世界文化谱系中，中国的龙图腾正让位给狠图腾。
            时值全球金融危机之际，西方世界力邀中国共同拯救世界经济，甚至拉美国家声称"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出手购买软实力的时候的吗？我拿钱，你推赞；你抬轿，我荣耀。何乐而不为？
            一、软实力仍是预言家的想象
            中国经济以牺牲环境与扭曲资源配置机制、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三大支点，实现了体积膨胀。这种遗祸子孙并透支了个体保障的虚胖，让政治预言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他们开始追求软实力的积累与展现。由于政治制度无价值可言，他们就高唱去意识形态化的调子，粗糙地把复活历史看作文化崛起本身，因此，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像几乎完全回到一八六〇年以前。孔子的念念有词与京剧的花哨服饰充斥了西方不太为人注意的角落。
            英国著名的新闻机构路透社被以上现象所误导，他们说"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论大胆且盲目。若不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推销，断然不至如此。与这种"国际怪胎"相表里，中国的文化管制机制至少存在两个消灭文化的导向：硬的一方面，是文化创造的意识形态控制，如电影与书籍审查制度；软的一方面，是官方提供伪学术平台，制造服务意识形态的学术快餐。前一种情况，众所周知；后一种情况，则是如同"删书胜于焚书"的控制机制，比如于丹解读《论语》、推崇孔子"思不出其位"实质上是为中共钳制言论做辩护；又比如阎崇年白话清史将"扬州十日"屠城说成文化融合的必要条件，实质上是为"六·四"血案开脱。
            正如与英国的洛克同时代的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预言家们的虔诚有余，而知识与理性则无从谈起。预言中国在世界实现文化崛起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不愿对政治道德审视及其基础重建负责任的"冒滥文人"。
            二、两千亿美元违诺与台湾何干？
            二〇〇八年十月六日，香港有媒体代大陆金融当局对外吹风，称中国将拿出两千亿美元现汇购买美国国债，以配合美国的救市政策。但是，三天之后，大陆央行发言人公开声称："中国人民银行从未发表过要认购美国国债（的信息）。"对于这一急转弯，有学者私下认为"与布什批准对台军售计划有关，是一种报复措施"。此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美国乐见两岸关系缓和，大陆方面除了例行公事地抗议外，还要与美国努力改善关系，比如说胡锦涛与布什通话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外，两岸关系因陈云林访台成功更趋和缓，大陆主打经贸牌的策略已初收功效。可以说，大陆方面否认此前稍嫌匆忙的"两千亿救美"，实在是因为自身问题太多，因此，后来就改称"中国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危机没直接关系，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问题很简单：中央要科学发展观，要环保，那么，地方就得关闭小煤矿，随后煤价就往上涨，相关工业制成品价格必涨无疑；中央财政要办全国性项目乃至于为中共核心向老百姓"买好儿"，那么，与地方财政的公益配比就出问题，往往是中央拨了钱，地方上配不了套。凡此等等。所以，十一月份的经济新闻大看点"汪温之争"并不奇怪——汪洋说广东不怕小企业破产，它们技术含量太低，该死；温家宝匆忙赶到广东，说要采取相应政策救中小企业，小企业关乎就业，就业关乎社会稳定。抽象而言：改革三十年不仅政治改革落后了二十年，配不上经济增长的"套"，而且在国家治理的技术性细节上有是捉襟见肘，一曰中央地方关系的难题既没换汤也没换药，二曰财政民主还是限于纸上谈兵，没能真正惠民。
            真正惠民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很简单，比方说台湾搞的向贫困居民发放消费券（三千六百元新台币）的方法，既实用又迅速。大陆这边的政府非要搞个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像大跃进似地搞项目突击。四万亿方案还没分解（且不说应通过人大认可），现在"跑步（部）要钱"的现象就"昨日情景再浮现"了，媒体曾痛批一顿的"驻京办"又半公开地活动了。
            三、政治败德必然演化成民生事件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之展观不是靠挖祖坟搞好的，比如到全世界乱建孔子学院，那样做的本质和毛时代向东南亚国家灌输游击队战争（反政府）观念没有本质区别。在另一方面，经济体积膨胀也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就好像在传统较正面也较稳固的农村那样，你有钱并一定有好的邻里关系，甚至还因行为失当遭人讨厌。
            仍如前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了二十年政治改革负债，执政党的合法性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技术层面的屡屡失招使民生政策大打折扣。第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医疗保险，越入保险看病的总成本越高，原因就在于官医一体、官社一体；第二个例子是廉租房建设与补助，地方财政本应迅速拿出土地出让金的中一部分来惠民，但地方政府是就业机构、养闲人的地方，它们本身先要"吃好喝好"并一直能维持此状况，才会想到给老百姓"盖狗窝儿"的事情。
            目前，整个社会好像又陷入了改革开放前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状况。贵州瓮安事件之后，甘肃陇南又发生了冲击政府的群体事件，而且后果比瓮安还严重。瓮安那里只是烧了几辆车和一栋楼，没发生针对人身的暴力行为，而在陇南则有六十余名公务人员（信访干部与警员）被打成重伤。百姓没有政治诉求，他们的经济权益被长期漠视，选择暴力抗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经济权益的暴力化诉求不是偶然现象，比如《经济观察报》在四川广元的一篇关于桔民受损的采访中，一位农民声称"老头无路时，会绰起两把菜刀"，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学习杨佳。
            结语：国家治理思维出了大毛病
            不妨搁置政治制度的差异性，仅说技术层面上的国家治理思维，台湾总比大陆快一步、鲜一招，比方三千六的消费券派发。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发表文章建议大陆采取派发全民国资分红的方法，与台湾今天的技术性操作如出一理，但大陆官方对陈的建议没任何反应，反而执迷于"四万亿刺激方案"。大陆国家治理思维最大的痼疾就是该还给人民的不还，还操之为"惠民"之利源。比方说，"新土改"本该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益并放开土地使用方式的自主选择，但是，现在延长"承包"年限政策一出台，就开始打击农民的"圈地"行为。
            一方面，政治道德低下，表现为政权的低合法性运行；另一方面，治国思维如疴在身，要追求国际上的软实力地位，实在是"春秋大梦"。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十一月八十七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2008年11月20日，系《危机中国》系列文章之四】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4, 2015, 6:37:04 AM10/2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托马斯·弗里德曼：你们为什么抢着当美国总统？

            Posted: 23 Oct 2015 06:59 PM PDT

            在看到各种辩论和这许多竞选总统的人后，我不禁想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想干这份工作？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奥巴马的头发开始花白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意思是，空军一号确实很棒，但总统现在要面对阿富汗、ISIS、共和党自由党团(Republican Freedom Caucus)这些难题——更不用说很多人、很多地方、很多事情同时都开始垮掉。
            想想今年最可怕的新闻吧。上周五，《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称，"司法部指控一名马来西亚黑客窃取美国军人的个人数据，并将其发给ISIS恐怖组织，ISIS号召其网上支持者对这些军人发起攻击。"文章解释说，今年6月，阿迪特·弗里兹(Ardit Ferizi)"侵入一家美国在线零售公司使用的服务器"，"获得了约10万人的数据"。弗里兹是一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裔黑客团队的头目，该团队自称"科索沃黑客安全组织"(Kosova Hackers Security)。
            • 托马斯·L·弗里德曼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L·弗里德曼


              文章说，弗里兹"被控将数据发送给ISIS成员朱奈德·侯赛因(Junaid Hussain)。侯赛因是英国公民，今年8月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些链接资料，其中包括1351名美国军人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姓名、电邮地址、密码、位置和电话号码。他还警告说，ISIS"战士……会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取了你们的头颅！"FBI特工跟踪弗里兹"来到一台网络地址位于马来西亚的计算机"，那里的警方抓获了他。与此同时，侯赛因也在叙利亚被一架美军无人机击中身亡。
              天呐：一名身在马来西亚的阿尔巴尼亚黑客，在Twitter上与ISIS圣战者合作，在网上恐吓美军士兵——然后我们用无人机打死了那个圣战者！
              欢迎到未来战争：超级大国对阵超能怒汉——以及一个网络罪犯和网络恐怖分子团队。这是一个技术驱动拐点的副产品，下一任总统就将面对这个拐点，在未来四年，它会让如今的辩论看起来像是可笑的老黄历。
              我出生于冷战时代的开端。那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用枪指着对方的头，"共同毁灭原则"让双方都无法轻举妄动。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和非洲扶植的独裁者压制了宗派冲突的火山。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相对稳定的时期。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让位给民选政府和自由市场。在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从未质疑过北约的东扩，而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推动了公司盈利能力的上升，劳动力及商品成本的下降。利率保持在低位，尽管没有大学学位的男人收入有所下降，但由于房价上涨、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信贷宽松、税收下降和女性加入劳动大军，很多家庭的收入在持续增长。
              "直到2000年，年轻一代95%以上的人都比上一代过得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主任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说。因此，即使与中低阶层相比，富人变得越来越富，"也没有导致政治动荡，因为中间阶层也在上升，"而且他们坚信会比父母一代更加富有。
              但在过去十年，我们进入了后后冷战时期。技术、经济及气候压力确实暴露了中东及非洲的问题，引发了独裁者无法压制的宗派冲突。坏人被赋予超能，对ISIS来说，"共同毁灭原则"不是一种威慑，而是打开了通向天堂的大门。机器人为奶牛挤奶，IBM的电脑沃森(Watson)在《危险边缘》(Jeopardy)知识竞赛栏目中获胜，还打败了你的放射科医生，因此，每一份体面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技术及社会技能——以及不断的学习。在西方，少量年轻人将需要为现在已经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支付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费用，他们将活得更久，而这些年轻人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学学费债务。
              "突然间，"多布斯说，"认为自己不会比父母富有的人的比例，从零增长到了25%或更多。"
              当你在向前发展时，你会相信这个体制；你不在乎谁是亿万富翁，因为你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但多布斯又说，当你停止前进，你就会"对这个系统失去信心——无论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离岸外包、移民，还是传统的共和党人或传统的民主党人。因为它们总会通过某种方式让你觉得，它们对你是不利的"。
              这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ISIS哈里发在阿拉伯世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罗斯引发共鸣的原因。他们都承诺，把让我们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传统精英推翻，建造抵御变化、抵御超能怒汉的屏障，这样就能恢复冷战或后冷战时期的确定性及繁荣。他们都是假先知，但他们承诺要阻挡的风暴是真实存在的。

              翻译：土土、许欣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胡少江：卡梅伦向习近平叩头

              Posted: 23 Oct 2015 01:05 PM PDT

              图：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与卡梅伦联合召开记者会


              习近平即将结束对英国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给身处经济困境的英国带去了四百亿英镑的投资协议，同时也承诺在金融服务、教育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向英国开放中国的市场。这些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承诺阶段的协议已经使得急需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国际市场的英国人感到兴奋不已。他们似乎真的相信，通过拉近中英两国关系，能够为日渐衰落的英国经济开启了一个重返辉煌的"黄金时代"。

              中英联合声明涵盖了两国经济、文化、外交关系等多个方面，同时也涉及环境及动物保护等许多议题。但是，自由世界一向看重的人权问题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英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也都非常"技巧地"避开了有可能使访问者难堪的政治议题。不仅如此，身为英国首相的卡梅伦甚至在多个场合以谄媚的眼神和肉麻的肢体语言表明，他和他的保守党政府已经向习近平所代表的专制势力俯首称臣。

              英国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发源地，也曾经是人类现代文明繁荣昌盛的像征之地，如今为了数百亿英镑的利益而主动地盛装迎接世界上最具有压制性的政治体制的领袖人物，沦落到了出卖自由、民主原则的地步，这种现像令人唏嘘。它与其说是世界专制力量的胜利，不如说是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自宫"行为。历史是不会倒退，相信当民主运动走出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之后，后人一定会以鄙视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向专制者下跪的目光短浅的西方领袖。

              卡梅伦们所不明白的是，习近平访英的本质是用他们用四百亿英镑来购买英国政府对他所领导的政党统治中国人民的"认可书"；然后用这份由英国政府签署的"认可书"去引诱更多的民主国家为他们的专制恶行背书；最后再用一系列民主国家对专制的背书去继续地欺骗和压制中国人民，瓦解中国民主力量的信心。作为专制政府来讲，这是没有成本的买卖，四百亿英镑是中国人民的钱，拿人民的钱来买洋人的支持，也是中国政府的一种"维稳"方式。

              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政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不惜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习近平访英的一些细节，吹嘘英国王室和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夸张地炫耀英国政界和企业界对习近平和夫人爱戴和欢迎。在他们的描述中，习近平访问不仅是中国人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头号大事，他们试图向中国人民显示，习近平和他的转执政党不仅征服了中国，而且正在征服整个世界；并以此来证明，任何在中国争取民主宪政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其实，习近平访英的"友好气氛"的背后是两国关系十分脆弱的政治经济基础。不错，英国政府和企业是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来振兴衰败的英国经济，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专制者不仅在欺负中国人的时候无视法律，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欺负外国人的时候也是无法无天。长期以来，他们通过专制的机器，十分娴熟地规避国际协议和法规的约束。他们是草菅法治的获益者，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守法的商人都是受害者。

              历史的逻辑将证明，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和对法治的尊重，任何专制者营造出来的与他国人民的友好气氛和对他国承诺的经济利益都不可能持续，都有可能消失于一旦。回顾专制者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人们将会对这一点坚信不疑。

              ——RFA

              莫之许：文化產業的壟斷時代

              Posted: 23 Oct 2015 01:06 PM PDT

              10月20日，羅輯思維正式對外宣布完成B輪融資，估值13.2億人民幣。而一年前，其品牌估值還僅為1億左右。有觀點認為，這些自媒體公司高估值以及表現亮眼，皆因資本找到了自媒體用戶的變現能力。無獨有偶的是，9月25日，國內曝出一條重磅消息，體奧動力公司以5年80億元人民幣的代價獲得了中超聯賽版權，有人認為，這或許意味著當下真實的消費需求依舊強勁，經濟形勢並非像表面那樣不堪。不過，也有人高呼看不懂，對於羅輯思維和體奧動力的未來前景持謹慎態度，並認為，這些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活動，帶有很大的泡沫色彩。
              投資領域的泡沫現象並不鮮見，尤其在風險投資領域更是如此，不過，在筆者的理解，當下文化領域的投資泡沫的產生，並不僅僅出於市場的因素，而有更深的背景。以中超版權出讓為例，在最後階段，體奧動力幾乎是毫無懸念地拿走標的物，而羅輯思維一年之內13倍的估值暴漲，宛如橫空出世，也很難用市場的邏輯加以解釋。不過，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其背後的投資方，或許就不會那麼驚訝了。
              投資羅輯思維的，是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由財政部、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及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有限公司等聯合發起，總規模200億元，首期募集41億元。打開其網站，其自我介紹是「黨中央、國務院著力推動文化產業跨躍式發展的重要舉措」，「設立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是發揮財政資金示範和杠杆作用，帶動社會資本投入文化產業領域，推動構建完善的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的重要手段......對於全面實施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提升文化軟實力、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加快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推動文化產業又快又好發展，將產生重大而積極的意義。」
              而體奧動力的投資方是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華人文化是第一家在發改委獲得備案通過的文化產業私募股權基金。基金規模50億元人民幣，成為第一個在國家發改委獲得備案通過的文化產業私募股權基金。基金的主要發起方及出資方，包括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SMG，原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控股的上海東方惠金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下屬的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等機構。
              不難看出，上述兩只文化產業投資基金，都可以算作是國家隊，在普通人眼裏的大手筆，在國家隊眼裏，或許只不過小菜一碟。實際上，在市場上，國家隊的存在，根本就是輾壓級的。如相比剛出江湖的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2009年成立的華人文化已經長袖善舞，初步構建出了一個文化產業帝國的雛形，其投資項目包括星空傳媒、東方夢工廠、TVB中國、IMAX中國、財新傳媒、聯眾遊戲、格瓦拉、引力影視、盛力世家、IPCN夢中心等等，《中國好聲音》、《中國達人秀》的制作出品也都來自這家公司。其資本巨鱷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而筆者也相信，規模更大，也有更正宗國家隊資格的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在未來也必然會構建出屬於自己的文化產業帝國，投資羅輯思維不過是初出茅廬，未來必然還有更加驚人之舉。
              文化產業領域的資本巨鱷，應是相對新生的事物，這與體制對於文化產業的嚴密控制有關。自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文化需求，也在持續衝擊著陳舊意識形態以及其文化趣味，對此，體制既不得不加以容忍，又試圖加以控制。隨著陳舊意識形態及其文化趣味的日益無人問津，大陸文化市場形成了某種平行態勢，一方面，原有的文化體制之內，仍在重複制造各種文化產品，形同自說自話，另一方面，新興的文化需求主要依賴於各種「二渠道」的生產，後者通過向文化體制購買准入如書號、刊號、發行許可證等滿足市場需求。在此情形下，體制基本失去了對於新興文化產品的控制能力。文化領域的事業體制設置，實際上成為了文化產品的最終看門人。
              上述態勢在早期曾帶來樂觀的期待，在這種期待看來，日益失去生命力的陳舊文化產品終將退出歷史舞台，而在市場的邏輯下，掌握實際生產的市場主體將成為主角，體制的最終看門人角色終將虛化，甚至，文化體制也最終必然沿著市場化、股份化、私有化的路徑，成為越來越開放和競爭的領域，不過，近年來的實際發展恰恰與此相反，首先，至今為止，文化產業中的影視、新聞、出版、演藝等等，都大體維持著原有的事業單位體制，以保持最終看門人的角色，其次，儘管非國有資本依循相關規定，可以介入到經營活動中來，但在資本層面，相關領域仍處於封閉狀態，以防止市場主體的事實坐大。
              最後，體制當然也不能任由文化產品的上游生產始終在自己的掌控之外，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體制不得不允許個體消費自主，不得不容忍文化產品的市場化生產，但是，為了延續專政，體制也需要擁有自己的「文化軟實力」，需要推出親體制的文化產品並重新佔領文化市場，這就要求體制重新介入上游文化產品生產，逐步重建對文化產品的控制能力，這既是所謂「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國字號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出台的根本用心。假以時日，以國家資源為後盾，各種國家隊構建的文化產業帝國最終壟斷和把持文化產品的上游生產，並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事情。
              也因此，國字號產業投資基金的出現，既是體制現實與市場機會相結合的產物，也體現出了體制延續專政的戰略意圖，與曾經期待的相反，並沒有出現一個越來越開放和競爭的文化產業空間，反倒是一個越來越封閉和壟斷的文化產業空間，甚至，陳舊的文化產品也並沒有退出，反而推陳出新，重新佔據了舞台的中心，滿大街的「中國夢」形像廣告，各種紅歌會等等，都在提醒人們，這是一個體制權力和資本壟斷相結合的時代，是一個以權力為後盾的資本巨鱷橫掃一切的時代，聰明人固然可以在這樣的現實裏面找到變現的機會，抓住一個又一個的「爆發」，但對於社會公眾而言，這一切，只預示著一個更加單調、乏味、陳腐的文化時代。

              ——东网

              吴戈：民族主義　地緣政治與黨

              Posted: 23 Oct 2015 05:54 PM PDT

              近日，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一句「即使涉及領土主權，也絕不輕言訴諸武力」引發軒然大波，並立刻成為美艦即將闖入中國南沙島礁領海形勢下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的鐵證。顯然，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儼然已是兩個牽動中國國內政治的燙手山芋。可是，這一現實難道始自今日嗎？
              仔細一想，才發現中共對民族主義的依賴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自稱自己領導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直到今天才有機會反思當年學生民族主義情緒和行為的幼稚和背後的煽動來源；
              日本侵略當然不是中共邀請的，被侵略後喚醒民族的抵抗意識也是應當。其實做這件事的人不少，但中共在中間絕對是最積極、最成功的，而這個積極與中共自己的生存和奪權野心關係之密切，也是後世才逐步明白過來的；
              三年內戰真地只是內戰嗎？不，在獲得蘇聯支持的同時，阻止美國支援國民黨很關鍵，因而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將美國人搞臭是必需的，只不過書上又記載叫「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完全不露痕跡；
              一建政，要跟蘇聯集團遞投名狀，拿百萬農民子弟的肉體去配合朝鮮這個對中國始終只是利用的小流氓。當時中國配合蘇東集團冷戰宣傳和國內戰爭動員時最響亮的口號就是「保衛和平」。這時的世界突然成了以無產階級而非民族劃分陣營，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也就突然識趣地蒸發了。其實，全世界無產階級什麼時候真地聯合起來過？
              為了強調朝鮮戰事與中國命運攸關，叫響了一個天大的利益——「唇亡齒寒」。顯然，共產黨幫共產黨的感情不夠用，地緣政治作為忽悠工具上場了。
              唇亡齒寒，意思是美軍一旦駐到中朝邊境，距北京就數百公里而已。
              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資本主義國家印度與中國邊境漫長，領土野心也貪得無厭，它離北京很遠，可是中國在西南三線部署的國防工業命脈離它很近啊。沒了這些能力，北京玩個屁啊，那怎麼不將印度搞出個社會主義的北印度來，作為緩衝地帶呢？
              搞笑的是，現在印度左翼游擊隊還真地在奮戰，只是中共卻連尼泊爾的毛派也罩不住了。
              再舉一例，蘇聯「變修」以後，對中國陳兵百萬，其威脅完全可與今日流行的「核平」比肩，尤其是蒙古邊境距北京不比朝鮮遠，而且無險可守。為何中共不發大軍將蒙古闢為緩衝地帶呢？
              其實，中共歷史上最惶恐的時光還不是麥克阿瑟打到鴨綠江邊的時候，而是把蘇聯惹毛了的1969年。北京死要面子沒遷都，但領導人跑光了，東北的細軟能搬得動的也搬了，剩下的人唯一的安慰是：毛子來了就靠防空洞吧，一定要堅守到三線積聚力量反攻回來啊。
              搞不定蒙古其實是因為蘇聯將這塊中國的近代舊土誘拐跑，靠的正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名為「革命」、實為專制和極權的威力，成功得比中共還早。弄得中共奪權成功前後，每次都得代表全中國對這筆賬簽字畫押，永不討還。
              這個時候，民族主義突然顯出驚人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簡直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可是今天，為什麼釣魚島和南沙成了中共軍事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呢？只能拿石油說事兒了，但以今天的油價，周永康死黨蔣潔敏在中石油時收購的大批海外油田都賠了老本，就算東海南海被中國鯨吞並焊上防盜欄，採出來的油國內公眾用得起嗎？
              南海問題對中國的實質其實是民族主義成了政黨的命根，但若從地緣政治論，中共在封閉的南海不惜代價，對聯合國海洋法法庭和領海無害通過權等國際規則對抗到底，正反襯出一種空有野心和「經略」口號，其實在觀念上依然對全球化葉公好龍的外強中乾。

              ——东网

              章文：令人不恥的「孔子和平獎」

              Posted: 23 Oct 2015 02:07 PM PDT

              中國設立的「孔子和平獎」今年9月將此獎項頒發給津巴布韋91歲總統穆加貝。隨著頒獎日期（12月）的臨近，10月22日法新社就此事詢問中國外交部，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孔子和平獎」與中國政府沒有任何關聯。
              這是頗令人感到意外的說辭。「孔子和平獎」設立於2010年，是在中國人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當年設立的。該獎設立人譙達摩表示，設立「孔子和平獎」是希望以亞洲特色來平衡挪威過於極端化又沒有任何事實作基礎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表面上是一個民間組織，但人人皆知背後老板其實是中共政府。
              穆加貝如今已經92歲。自1980年就任總統以來，延續至今，在位總統已經連續三十五年，從不間斷。「孔子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提出的理由是：穆加貝自擔任津巴布韋總統以來，「始終致力於構建國家政治經濟秩序，造福津巴布韋人民，並大力支持泛非主義和非洲獨立」。

              但在國際社會，尤其在西方國家眼中，穆加貝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在人權組織以及國內反對派力量看來，穆加貝任職期間，津巴布韋經濟陷於癱瘓，曾經歷史上被看作是「南非糧倉」的津巴布韋居然被拖入經濟危機，物價飛漲上億倍，國家債台高築，反對派力量受到鎮壓。這次他獲得「孔子和平獎」，引發津巴布韋反對派團體的憤怒和人權活動人士的嘲笑。他們稱「穆加貝的統治是用鮮血、暴力、縱火和殘忍鋪就」。
              然而中共政府一直和穆加貝保持著良好關係，穆加貝也多次訪問北京。不過，去年8月穆加貝的中國行雖然獲得一如既往的高規格接待，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三位中國領導人均與其會面，但媒體未披露兩國達成了什麼協議。
              有網友在新浪微博上貼出一張穆加貝和李克強的會面照，照片中穆加貝神情不悅，伸出去的右手也是半張開著，並未緊握李克強的手。該網友據此推測，穆加貝此行「要錢」的願望估計落空了。
              此前《津巴布韋獨立報》稱，津巴布韋財長奇納馬薩今年已3次訪華，雖然津巴布韋官方稱他帶團訪華是為「學習中國經濟的基本運作」，但有津巴布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津巴布韋政府為拯救經濟急需外界大量注資，但因受美國和歐洲制裁，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均拒絕借錢給津，急迫的穆加貝越來越希望從擁有「全天候友誼」的中國那裏拿到錢。起初津巴布韋希望中國提供100億美元緊急援助，而如今訴求已降至40億美元。
              津巴布韋政府發言人查拉姆巴也出面證實，穆加貝總統訪問中國是為尋求投資，並加深與中國合作。
              向中國伸手索要「援助」，對於一些非洲國家來講，早就是家常便飯了。上世紀70年代，在很多國人還餓肚子的情況下，中國就援助建設了工程浩大的坦贊鐵路。
              這麼些年來，中國援助非洲一些「老朋友」各種項目，從道路到醫院到居民樓，不知花費多少中國人民的血汗錢。每每還見新聞報道，某個非洲「老朋友」到訪，中國領導人大口一開就減免多少個億的貸款。前幾年中國校車頻出事故時，網上曝出中國援助非洲「老朋友」高大上校車的照片，令國人吐槽不止。
              這種「勒緊褲帶支援老朋友建設」的做派源自早年毛澤東一句話：是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知恩圖報」，外加上都是被西方壓制的第三世界，中國由此照顧非洲兄弟很多年。
              然而，這些「老朋友」像阿鬥一樣扶不上牆，國運總是難以好轉。而中國在打開國門與曾經的西方敵人做生意後，從一個窮大國搖身一變為闊佬。更令中國人尷尬的是，某些非洲「老朋友」在其國內的形像也由當初的「解放者」淪為「暴君」。
              即拿穆加貝來說吧，這位老兄早年為津巴布韋獨立建國立下汗馬功勞，被視為「國家英雄」。但如同其他非洲「老朋友」一樣，穆加貝權力欲極強，自己打下的江山要坐到死為止。2008年大選前，已經執政28年、84歲高齡的他面對國內經濟的一塌糊塗和反對派的強烈反對，依然不肯下台，並對反對派予以鎮壓。最後確保自己連任總統。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中國的崛起靠的是什麼。不是曾經的革命同志友情，那些早就是浮雲，而是與西方國家做生意，那才能帶來真金白銀。因此，當年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做法早就應該改弦更張。 「小兄弟」也好、「老朋友」也罷，如果只是單方面索取，那麼親密的關係就很難持久下去。況且這些個「小兄弟」和「老朋友」，大都是「獨裁者」，在國際上的形象都很糟糕。
              在穆加貝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都曾獲得「孔子和平獎」。不管穆加貝會否出席12月的頒獎儀式，頒獎給一個獨裁者，再次令世人對中共政府產生鄙夷之情。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5, 2015, 6:35:42 AM10/25/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文贯中：对杜润生的最好悼念是完成其未竟之愿

              Posted: 25 Oct 2015 12:03 AM PDT

              （作者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教授 ）

               


              悼念之情与郁闷之感齐来

              看 到杜老仙逝的消息，他清秀而智慧的脸庞以及温文尔雅的身影立即浮上笔者脑海，内心深处也随即涌出对他的无限悼念。对他的人格和理念充满敬意的同时，却又感 到仿佛有无数块垒在撞击我的肺腑，因之感到莫名的郁闷。照理说，在秋叶渐红，寒意未深的季节，杜老以102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似乎不应过于伤感。他为之深 深担心的，困扰近代中国几百年之久的饥荒，在他大力推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为农民接受、农业生产力已大幅提高的今天，早已成为遥远的往昔。如此一想，不 是应该为他的美梦成真高兴吗？古话说，"雁过留声，人走留名。"杜老一生命运多舛，但到了晚年，能以自己的睿智和练达，左冲右突，合众连横，克服今日难以 想象的各种思想和制度阻力，帮助农民实现温饱的梦想，用分田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的乌托邦狂想，结束了在非自愿的集体化制度之下农民辛苦一年、常常无以果腹 的咄咄怪事。就为成就了这一件好事，在民以天为食的中国，他的名字也是会被子孙万代永远铭记在心的。

              但 是，为何自己又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郁闷呢？仔细想来，可能是因为从我和他的几次接触中，他有帮助农民走得更远的理想。以他对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深爱和同情， 却目睹农民至今未能对自己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完整的产权，未能有成立农会或农协的自由，因而未能成为完全平等的共和国公民，城乡收入差却不断扩大，会 作如何的感想呢？面对上述的尴尬，杜老是否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未竟之愿离开人世呢？这是我深感郁闷的原因，也是决定赶写这篇悼文的动机。

              从杜门弟子到杜老本人

              说 起我和杜老来往的渊源，还要追溯到我和杜老的许多弟子和学生的关系。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四人帮虽已粉碎，但环顾神州大地，到处是文革留下的经济凋敝，民生凄苦的景象。千头万绪的棘手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如何挽回人心，重振社稷。而其中 最迫切的又是如何复兴经济，改善民生。此刻的农业仍被假大空的大寨模式所笼罩，死气沉沉。在学大寨的鼓噪声中，全国的食品却普遍匮乏。一切凭票供应，似乎 不分贫富，一律平等，但毕竟大部分人终日饥肠辘辘。日子之苦，不亚于今日的北朝鲜。难怪陈云感概，"手中无米，鸡都不来"。这句话用来描绘当时中国朝野内 外的窘境，可谓一语中的。然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仍是左右人们思维的圭皋。

              知青中的各路英雄此时纷纷返城。虽然是赤手 空拳，身无分文，却不仅带回岁月的沧桑，更带回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观察和深刻反思。本来使涉世不深的学生一听就会热血沸腾，五体投地的说教和神话，此时已失 去旧时的魔力。在江湖中闯荡了十来年，滚了一身泥巴，也留下满身伤疤的知青，如果再听到对世界革命和拯救人类的召唤，不但觉得空洞无物，而且觉得伪善而可 笑。他们目睹了社会底层的赤裸裸的贫困和不公，以及自己的虚掷光阴，一事无成，太知道急需挽留的应是自己正在迅速逝去的青春；急需解救的应是命运多桀的祖 国，以及比自己命运更为惨烈的农民，而不是周边的国家以及更为遥远的大洋彼岸。新观念，新思路，新的救国之道一时成为最新的时尚。本来万马齐喑的京城，此 时沉闷空气被一扫而空，为新的符号，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所带来的激动和震撼所代替。几乎一夜之间，躲过文革而幸存下来的中外禁书重新浮出，为人们争相阅 读。各色沙龙喷涌而出，热门话题不是对文革惨痛教训的总结，便是对如何走出文革败局的可能途径的探讨。这是一个人人面对文革带来的暴虐和困惑，急着寻求答 案和寻找自己的知音和同类的年代。

              这也是历来老人治国的中国社会很少出现的年代，老年人竟然一时失去了话语权。如果他们搬出旧的概念和口 号，年轻人就会反唇相讥，说正是听了这种空话和套话，国家才步入可怕的深渊，去地狱走了一圈。既然过去的老经验已经不再管用，老年人也愿意静下心来，放下 身段，倾听读了很多禁书，由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武装起来的年轻人的心声和诉求。所以，这是一个老年人反而向年轻人征求救国之道的非凡年代。这也是一个社会 流动性空前高涨，社会秩序得到重塑的时代。昨天还据庙堂之高，不可一世的人物，顷刻之间被考上手铐脚镣，成为阶下之囚。大学的重新招生在年轻人中不啻为一 次全面的洗牌。昨天还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茫茫前途不知何在，一夜之间成了意气风发的大学英才，或成了指点江山的政府高参。

              当时京城的活跃 分子，北大高才生何维凌正好是我的近邻，每隔几天就会来我家高谈阔论，并请家父回忆民国往事，听得津津有味。他上达天听，下结江湖，串联于各个沙龙，口若 悬瓠。由他推荐，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领袖式人物陈一咨，并应他们的邀请去旁听过一些讨论会。其中的一次在我印象中留下特殊的记忆。那天虽是三九寒冬，讨论 会却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冷屋中举行。不过，场所的土气和简陋倒与农民和农业在中国的卑微地位十分相称。记得当时名振京城的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和王岐山四 君子中的前三位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又有与会者的随时发问和评论，讨论会的气氛十分生动、活泼、无拘无束，而又紧紧围绕农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

              我 这个旁观者虽然冷得有些索索发抖，却对与会者的救国救民的热诚和执着留下美好的印象。自己在公社插过队，和农民共同生活过好几年，熟知农村的各项弊病和症 结。以四君子为代表的发言者能对丑陋的现状不加粉饰，对农民的疾苦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示，对救国救民提出真知灼见，使我十分认同，更十分佩服。原来这些与会 者就是杜老麾下的农村发展组的骨干。我和其中的好几位后来成为终生朋友，也因此对杜老产生了最初的好奇。文革前和文革中见惯了对青年人不是训斥一通、便是 不屑一顾的官员，杜老竟能容纳这群言辞犀利、观点激进的年轻人，敬仰之心油然而生。这些年轻人当时个个觉得已经寻到救国真理，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却个个对 杜老五体投地，使我对杜老产生很多神秘感。虽然感受杜老本人的魅力还要在好几年之后，但既然他的弟子和学生们对他如此赞不绝口，在自己的脑海中便慢慢将杜 老想象为一个开明、豁达、求贤似渴、喜欢并懂得和年轻人打交道的长者。

              80年代后期的几次近距离交往

              我于 1979年下半年离开北京，去复旦攻读硕士。毕业不久又去芝大，拜在农经大师约翰逊的门下，好几次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向我了解杜老。真正见到杜老本 人，并有机会近距离对他有所观察，进而了解他的观点和为人，则要到1980年代的后期。其中一次是他到北美考察农业，路过芝加哥，特地来芝大拜访诺奖得主 舒尔茨和约翰逊教授，并受到他们的宴请。我有幸忝陪末座，躬逢其盛。此事可能是1988年或1989年。记得杜老详细询问了美国如何快速从几乎是一个纯农 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又进而成为后工业国的历程。这个过程正好为舒尔茨和他的高足约翰逊两人所熟悉，两人甚至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曾联手反对国会出于保 护农业的良好愿望，一味补助和挽救在竞争中失败的小农户。两位农业大师认为，这种做法反而会延长小农户的悲惨命运，降低农业的整体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 他们主张帮助竞争中失败的农户尽快脱离土地和农业，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享城市繁荣。幸好美国政府基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虽然推行了某些农业保护，但并 没有阻止美国农场的相互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均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果，美国既有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又形成有高度竞争力的农业。记得杜老两眼放光，听得 津津有味,并与芝大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约翰逊教授去世，在留美经济学会与浙江大学合开的年会上，我曾主持了一场悼念约翰逊教授的追思 会。想到杜老和约翰逊教授的深厚友谊，尽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还是向他发出邀请。杜老果真接受邀请，亲临会场，高度赞扬了约翰逊教授的学术贡献和 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使听者无不动容。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夏，约翰逊教授路过北京，去山东邹平县农村建立一个观察站，准备长期跟踪包 产到户后当地农村的各种变化，以考察这项制度对农业和农村的长期绩效。我当时正在国内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林毅夫则已正式回到国内，在王岐山的大力动 员下出任农村发展所的副所长。杜老在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去的一个小宴会厅宴请约翰逊教授，让毅夫和我做陪，兼做翻译。我觉得杜老温文尔雅，态度诚恳而慈祥， 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话音十分委婉，用词更经过仔细斟酌，使听者十分受用。他同芝大来的、以思维敏捷、话锋犀利著称的这位大学者对话，显得从容不迫，不慌 不忙，不卑不亢。现在想来，他的这种儒雅的风度不仅仅反映了他的长期修养，也为他的渊博知识和深思熟虑所支撑。记得约翰逊教授和他交谈中，提到了当时国内 的热点话题，即现行土地制度无法回避的临时性和短效性问题。包产到户相对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大进步，不然全国的食品供应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善，但是，中国面 临急速到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包产到户的临时性制度根本无法适应由此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动。约翰逊教授对此十分忧虑，认为中国应该未雨绸谬， 优先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杜老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我隐隐感到，他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场导向似乎已有自己的腹案。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当时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农研室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试验区办公室，在全国统筹设立几个农田制度试验区。记得其中有贵州遵义的湄潭县、山东的平度和江苏的同里 等处，实验不同的农田制度的优劣。1987年我除了陪约翰逊教授去邹县蹲点外，又得到杜老的弟子、当时的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卢迈的热情接待。他亲自陪同我去 苏南一些实验区考察。因为乡镇企业发达，当地农民大多进了企业打工，所以正在实验的是农业大户或农业车间的制度。记得遇到一位颇为机巧、伶俐的农业大户。 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非通过在土地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胜出，而是被当地的乡镇领导相中，指定成为大户，并获得乡镇企业的重点扶植（补贴）。我趁陪同的干部走 开的间隙，私下悄悄问他，有什么长期打算？他倒很干脆地说："地不是我的，走着看吧，也许打一枪就走。"他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并事后告诉了卢迈，相信他也 会转告杜老。

              我当时在想，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所谓农业大户，也许冲着乡镇企业的补贴，也许冲着有乡镇领导做后台，会按他们的设想搞几年农业规 模经营。但是，哪天乡镇领导基于某种理由不再支持了，或者乡镇企业倒闭了，或原来进厂务工的农民因为某种原因突然回来了，要求讨回自己承包的土地的时候， 则不管这个大户已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效率有多高，顷刻之间不就可以不留痕迹地被雨打风吹去？这种农田制度会有稳定的前途吗？写到这里，不由想到最近不少地 方又在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却造成很多农业大户的破产，心中不禁充满忧愁。

              话说1988年我再次回到国内，继续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 除了接受周其仁和刘守英的邀请，跟着他们去贵州湄潭实验区蹲点半月外，还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去遵义出席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农业会议。到了遵 义，安顿下来之后，又被临时指定在大会做正式发言，我推也推不掉。记得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朱厚泽还特地来到我的旅馆房间，同我简单交谈，鼓励我一定要畅所 欲言。由于是面对国内顶尖的农业专家和农业决策者做发言，不敢怠慢，连夜赶出发言稿，将我平时的思考和在芝大学习的心得向大会作了汇报。记得除了介绍美国 如何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外，特别推荐通过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场上的竞争，加速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以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 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我并明确反对由政府人为扶植大农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篇发言修改后发在1988年的《科技导报》上，算是 自己的土地私有观点在国内的正式亮相。

              后来知道，其实杜老也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在猜想，我和其仁及守英在湄潭长达半月的蹲点和讨论，也 许杜老也风闻了，并知道了我的观点。不管是否确实，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当时没有他的首肯，估计我不可能去出席这次会议，更不可能受邀在大会上作鼓吹土地 私有的发言。他能如此不拘一格，包容不同观点，难怪他的弟子和学生对他的雅量和胸怀如此佩服。同时，也觉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对不同的地权安排背后的不同 逻辑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一定已有深入的思考和权衡。基于中国在土地制度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他反复强调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智慧，一定已作出了 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只是出于平衡左右的考虑，将自己的主张深藏不露。

              可惜的是，政治风波后，杜老及其领导的机构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边缘化。 其后的十年，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13年通过的18届3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尽早建成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要素市场发 育的严重滞后。我想加一句的是，土地市场的发育尤其滞后。面对1990年代开始的大大加快的城市化，对非农用地的需求急剧上升。在土地市场缺位而无法发挥 配置功能的情况下，土地的配置权基本落入政府之手。各地政府只要通过扩大城市边界，便可廉价征收农民土地，名正言顺地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并根据自己的偏 好，大部分低价批给中外投资者，建设工业园区，却高价拍卖给营建商住楼盘的开发商，赚取高额垄断地租，构成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商住楼盘的地价腾贵，其 上的房价必然水涨船高，工资和租金因而也必须跟着上涨，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本应有的比较优势提早结束。同时，房价腾贵，必然使进城而无法定居的 农民工人数一路飙升。郊区农民因征地补偿过低，与政府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忽隐忽现地有着现行土地制度的丑陋身影。中国已经无法继续回 避现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世纪之交在海口会议上的风波

              可是，当时国内的气氛并不允许讨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 革。正在对此忧心忡忡之间，大约2000年前后，收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邀请信，说将在海口举办一个有学者和官员参加的三农问题内部 研讨会，出席者包括大家熟悉的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陈锡文，韩俊，刘守英，温铁军，和党国英等。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个层次较高的内部讨论会，所以我在发言 中没有回避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基于以下理由，中国要允许土地私有，以化解三农问题。其一，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这种土地制度。少数实行土地完全公有的 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了三农问题的。北朝鲜，古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解体前的苏联等国家在土地公有制下无不发生食品的普遍匮乏，甚至大面积的饥荒。可 见，中国一国的智慧不可能高于全世界的集体智慧。其二，1984年后中国正式允许将土地使用权有期限地承包给农民，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农民的收入相较于公 社时期大幅增长。但是，由于强制性地保持土地公有制，农民没有权利拥有，积累，和处置土地，所以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日益恶化。中国不应再刻意回避对农业和 农民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其三，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既然土地私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土地制度安排，未经实践，也未经反复论证，便刻意 对此排斥，必然滑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中去。这种做法既罔顾本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也无视现代经济学理论关于产权清晰的基本结论。

              为了避 免这种错误，我建议将海南开辟为一个完整的，全方位的土地制度实验特区，允许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要素的自由买卖和在满足城规和区划的前提下的自由流动和自 由组合。为了缓冲我的建议的冲击力，我甚至用幽默的口吻说，如果这项实验真的导致海南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以组织全国农民到海南参观土地私有的危害 性，这样可以杜绝他们对土地私有的向往。反正海南和大陆不直接相连，实验的负面效应不会马上波及大陆。但是，万一海南土地制度的改革实验成功，出现了繁荣 而现代化的农村和高度繁荣的城市的并存，则海南经验可不失时机地向全国推广。

              不料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一位来自中央党校的高层领 导，马上将我的建议斥为反动，认为我的建议会使农民受二茬罪，千百万人头会落地, 实质是要共产党下台。在离文革结束已经二十多年的内部学术会议上，这位领导竟将我的观点如此无限上纲，也不让我在会上获得公开申辩的机会，这种粗暴的态度 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令人宽慰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级别最高的杜老的态度明显不同于这位党校领导。第二天由杜老总结会议的主要观点时，虽婉转提到我的观点，却 并没有对我有任何指责。记得他在台上以亲切的语调，面露微笑地看着我，似乎在专门对我的观点做回应。他说，大概用15年的时间，使大批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 镇。届时，由于大大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就有条件实施具有较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也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会后有位与会者跟我说，不 要不高兴了，杜老对你的观点已经专门作了回答。虽然我至今还是认为，理清地权应该是土地市场发育的前提，而不是土地市场发育的结果，但杜老作会议总结时和 风细雨的态度，以及对土地制度改革的乐观预测，还是化解了我心中的寒意和不快，并对他关于15年后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憧憬留下深深的印象。尤其使我深感幸 运的是，对我关于将海南岛开辟为试验区的超前主张，杜老没有模仿官场上的惯例，出于自保，落井下石，以便划清界限，站稳立场。杜老善解人意，雪中送炭，使 人在寒流中感到温暖。面对不同意见，杜老力图以理服人。对这样的谆谆长者，我如何能不深深感佩其高尚人格和宽广的胸襟呢？

              当然，现行土地制 度的种种弊病和恶果并不会因为堵了别人的嘴而自行化解, 随风而去。对地权问题设立禁区，反而大大延误对现行土地制度的认真检讨和改革。上面这个插曲显示，在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上，学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同行间不同 的观点，还有居高临下者的以势压人，蛮不讲理。所以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为何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噤若寒蝉，甚至曲意附和。只是三农问题的恶化使越来越多的 学者无法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病继续视而不见。

              其实，如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为了农民的利益以及国家长远利益，反对土地私有的理由其实是 无法成立的。理由如下。其一，如果中国真要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功能，必然要允许要素的自由交易。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自由交易所产生的均衡价 格来配置资源，没有交易，何来价格？没有价格，何来资源的市场配置？但为了自由交易，产权必须严格界定，不然如何交易？其二，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和各国的根 本区别，不在是否允许土地公有，而在是否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交易。允许土地私有的国家都有公有土地，连美国也有多达40%以上的土地为国有。将城市化变为 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剥夺才是世界罕有的不合理制度安排，难怪后果越来越严重。其三，如果自愿原则是党所珍视的最高原则，农业集体化应该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 果。如果某个集体效率太低，或其领导过于滥权，又不允许任何成员退出，另组新的集体，乃至单干，如何减少滥权，提升效率？不准农民有退社自由，集体化必然 是强制性的，违反自愿原则；土地交易也必然是强制性的，违反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愿交易原则。其四，从意识形态来说，五十万家国营企业都已私有化，理由是中 国现有的落后的城市生产力尚不需要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既然这种理由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依托，那么，这种理论如何解释生产力远较城市更为落后的农村却 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土地公有制这种更为超前的生产关系？我多年来提出这些严肃的理论问题，却始终未见有官方的回应和解释。因此，也就更加怀念杜老的平等待 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和以农民的利益为己任的胸怀。

              和杜老的最后心灵交流

              2008年夏，正在贵州从事扶贫工作的 罗小鹏和张晓波热情邀请我加入他们一行，走访了贵州的不少穷乡僻壤。贵州多山，因而当地农民修有不少梯田。我一路观察，见有些梯田的田埂由整齐的岩石砌 成，十分气派，也十分耐用，可传至子孙后代；有些却由泥土草草砌成。由于风吹雨淋，泥埂多已消损，高低不一，不但难看，也很难挡住水土流失。为何修田埂的 材料如此不同? 内心十分好奇。途中进村歇脚，正好遇到一位村支部书记。见他有些岁数，又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便向他请教上述现象。他的回答颇有意思。在有地主老财的年 代，地主老财是一定雇人修石头田埂的，修了田埂的梯田才是真正的梯田，才能租出去。在公社时代，我们也会动员社员在农闲时开采石头，修起田埂，所以是不会 有土埂的。但是包产到户后，没人愿意花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能种多久。但是完全不修田埂也是不行的，一下雨不但肥力流到外人田，种子都 会被冲走。所以农民就用泥土筑起田埂，糊弄糊弄，自欺欺人。我问这位支书，有地主老财的年代，不是也有自耕农吗？他们会用石头修建田埂吗？他听了一愣，回 答说，当然也会，不然还是梯田吗？他的这番话印证了孟子所言，"人有恒产，始有恒心"的教诲。听了支书的解释，在表示感谢之余，只有对天长叹。很明显，包 产到户所代表的土地制度虽然产生短期的优越性，却不能长期保持。呼吁回到公社去的左派们，主要论据之一也是基于在包产到户下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短期行为。

              回 到北京。遇到姚监复老师，他觉得我应该去找杜老聊聊。当时杜老已经耳背，但他对我来访十分热情，示意要我用笔写下自己想讲的事或问题，由他口头回应。我便 将贵州考察的见闻以及我平时的一些思考向他作了笔头汇报。我特地提到贵州农民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由于没有稳定的地权，因而不肯花力气修建石头田埂的事。 他边读边摇头，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我又和他谈起不少地方农民因土地被政府暴力征收，有自焚的，有喝农药的，有长期上访的，甚至有结群反抗的。这种用 政府之手直接从农民手里剥夺土地，并加以配置，总不是长久之计。他点头表示同意。最后，他说，他很后悔，当年在推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临门一脚，索性把土 地的所有权给了农民，农民今日的处境就会好得多。我十分赞同。如果农民获得完整的地权，他们就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并有权自由买卖土地，则土地市场也就 早发育出来了。这样，政府也就无从处处与民争利，土地配置可基本让位给土地市场。杜老对我的判断表示十分同意。这是我和杜老最后的一次心灵交流。临别时， 我们双目对视良久，我请他多多保重，他要我寄希望于未来。我觉得他双目炯炯，仍习习生辉。

              庙堂和江湖的一次罕有的结合

              杜 老本人十分谦虚，一直坚称包产到户是农民的首创。这项首创起于青萍之末，而且一开始偷偷摸摸，犹如地下活动，也是事实。在毛所钦定的大寨模式的高压之下， 冒头推动这种制度创新的人是要准备被抓被关，与家人分离的悲惨下场的。可见人民公社此时已成为一种何等可怕的社会桎梏。对公社略有微词的人，无论地位多 高，甚至像刘少奇，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的人，都遭遇粉身碎骨。这种可怕的结局使人不寒而栗。因此，农民的首创无论如何有效，还必须有人挺身而出，克服党内 凡是派的阻力，才能最后为高层普遍接受而成为新的正统。

              现在看来，以下的几个因素阴错阳差地同时起作用，使本來格格不入，互相漠视的江湖和 庙堂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竟情投意合，发生了一次罕见的结合，使包产到户由民间的非法地下活动一跃而为官方追认，乃至追捧的新的典范。首先，文革虽然摧毁了 旧的秩序，想要建立的秩序因其狰狞和暴虐，成为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梦魇。大家的最大共识虽是尽快逃离，但逃向何方，意见却十分纷纭，给各派留下广阔的想象 空间。在这段文革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塑就之时，杜老以曾经反对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冒进而长期受累，一身清白地重返农口，为各方欣然接受。其次， 杜老不但爱才如命，礼贤下士，而且对农口的新老问题早已深思熟虑。年轻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并没有使视野广阔，见多识广的杜老惊恐失措，无以招架。他对这些 刚从江湖草莽回到都市，可说野性未脱的青年俊才极为欣赏。投入他麾下的各式英才，既是受他高尚人格的感召，也是机遇巧合，正逢其时。其三，杜老和他的弟子 们要突破的，不是层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各部，或老气横秋的中央各机关，而是计划经济最为脆弱，处于自生自灭的农业。况且包产到户的成功已由农民的试验所证 实。这些俊才久居社会的最底层，突然有资格进出庙堂，参与高层决策，本來因身怀绝技，无人知晓而倍感委屈，现在有机会脱颖而出，找到知音，萌发了为知己者 而死的忠诚。笼罩在当年农业上空的恐怖气氛，正好有赖于这些从农村回来，对公社和农村的丑陋和贫困一清二楚的人，去做无所顾忌的冲锋陷阵。只是当这种突破 进到党内，就非需要像杜老这样有深厚人脉，懂得坚持，更懂得妥协的人，才能将年轻人的旷野呐喊转为正统的官方语言，纳入党的文件。最后，改革的第一炮在农 业打响并取得奇迹般的初期效果，又恰恰和千家万户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相联系，因而杜老的英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但杜老在64事件后被边缘 化，其原因也是今日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狂热政治气氛中，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和正义感，才能拒绝为了谋取官位而不惜谎言 媚上，拒绝为了随波逐流而四处阿谀奉承，结党营私。需要冒何等的风险，才能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黎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的做 法。这也是为何历经几起几落的他，犹能赢得党内开明派和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的主要原因。

              杜老生命的最后几年，每每仍想发声，推动土地 制度改革的另一半工程的完成，但此时的庙堂已和江湖渐行渐远。庙堂渐渐恢复固有的傲慢和教条，操心的是如何驾驭江湖，对江湖新的首创往往熟视无睹，甚至深 抱敌意。例如，面对几亿农民工进城，并不见政府提供了多少廉租房或廉价房。江湖只能自己悄悄发展小产权房，建设城中村，虽然非法，却犹如雨后春笋，为外来 农民，甚至外来小白领所欢迎。然而，这种出于无奈的民间自发创新却被庙堂一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判为非法，而且力图赶尽杀绝，似乎全然不顾外来农民工和小 白领何处安身的问题。这种"宁要社会主义的破瓦断墙，不要资本主义的小产权房"，和当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已有异曲同工之妙。尽 管土地制度走入这种违背民众意愿的死胡同，但是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杜老以垂垂老矣的身躯，毕竟无力回天。目睹今日中国农业深陷于由老弱病 残组成的小农经济之中，和15年前他关于现代农场将在中国普遍涌现的乐观预测，反差何其之大。这不由得不使我暗暗猜想，他是否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而去的 呢？

              结语

              杜老受过高等教育，又智力和情商过人，对事物的内在逻辑洞若观火。他几上几下，有丰富的阅历，因而有 智慧不但能保护自己，更能借势而进，力排左右之争，将改革向前推进，落到实处。他内心慈悲，对民间疾苦，尤其是农民的处境深怀同情和怜悯，并有为了解救他 们的困苦敢下地獄探索真理和真相的勇气。他克服各种阻力，推动农业制度改革，将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这个被董辅礽称为农奴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包产到户的 制度下，农民几百年来吃饱饭的梦想总算实现，这是杜老最大的遗泽。

              令人伤感的是，和杜老最后的一次心灵长谈，已是八年前的事了。期间多次想 再去拜访，征求他的意见，但被告知，身体的衰弱和脑子的老化已使他不再适合接待访客，引为遗憾。更遗憾的是，这8年期间土地制度的改革未见有任何实质性进 展。唯一可告慰杜老的是，一群志同道合者从2008年起以上海财大的高等研究院为舞台，每年聚会一次，商讨如何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大家明知阻 力很大，甚至还有某种风险，但是只要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其应有的公民权利未能实现，城乡收入差还在恶化，再加上农村 累计高达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和几千万的留守老人，更将成为中国未来挥之不去的社会隐患，彻底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努力就势在必行。我想，将杜老的未 竟之愿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也许是我们告慰杜老的在天之灵的最好办法。

              文贯中

              纽约森林小丘远思斋

              2015.10.18

              ——金融时报中文网

              艾晓明：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

              Posted: 24 Oct 2015 11:40 PM PDT

              艾晓明

              有位同龄人发言中读遍世界名著，这在英美国家也许是可能的。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幼儿园听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学时读缩略本，上中学读选章，上了大学如果是文学专业可能要求你读全本，读比较文学就甚至要求你读古希腊语了（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专业要求也不一样）。我退休前给中文系学生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建议学生读英文译本，语义的分量和中文翻译很不一样。

              文革中外国文学毫无疑问都是禁书，1974年我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只有前苏的革命文学例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记得一位教授发配到我们那个京山分院，带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书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几卷本《战争与和平》，老师十来天就回来了，我也根本没可能看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摸到这样的名著，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头彩。

              十六岁到农村去后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为当时回城讲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学都回城当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们开始把父母的藏书带到乡村。感谢我的知青朋友刘晓林，从他那里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们是隔山涉水传递交接着看了几本。英国名著《奥列弗尔》也是那时我在灶火边读完的，因为两个人不能同时看一本书，我一边塞柴火一边读书，就有先睹为快的乐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也是那时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惨世界》的故事并非只有一卷。

              今天我不是在英国皇室或乡村酒会，引经据典来颂扬他国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说实话，我年轻时可怜的阅读经验，置身文明教养深厚的人群，无地自容。提起旧事只是想说，文革期间禁书并非不可得。有微信传，莎士比亚作品迟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中国文学家遭遇政治重创后，大量转向了翻译界。

              还记得王小波的文章吗？在《我的师承》中他写道：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同文中他还说：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王小波青少年时代读了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在回忆中补充了安徒生、马克吐温；还有现在读者不再沉迷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温瑞安。假如王小波成为国家领导者出访，他会不会说到，当年我读武侠，"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并且还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

              禁书年代的阅读堪称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铁窗栅栏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与小记者思乐分享手机视频：文革时山东大学的年轻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泪。我说你总问文革经验对今天的我有何影响，看看这胳膊一个弯一个直的弓箭步；现在我堪称一个平常人（不是疯子或者神经病），就该谢天谢地了。我容易吗我？

              王小波的阅读说明了禁书未必不可得；再一个，不容遗忘的是，一部当代翻译文学史，多少惨遭毁灭的文学大师以此寄托哀思。那时有没有莎士比亚（别想歪了），有的。有关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乐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详细说明：

              朱生豪的31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翻译成就。朱生豪的翻译主要是在1942-1944年间完成的，主要依据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 。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时仅完成31种戏剧的翻译，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译稿。1947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 种。195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1 种。1955 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莎士比亚全集》（5卷本）。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吴兴华等校订、梁宗岱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订、辜正坤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虞尔昌补译本和梁实秋全集译本（1967-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中国的隔离，可以说，50余年间（1947-98）朱生豪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刊行重印，其声誉也因此被高频重复和强调，并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例如黄雨石），由此确立了朱生豪译本丰碑式的地位。

              1944年之前，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取得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2] ，朱生豪显然熟知这些早期译本，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4）写道："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以上都是那位学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话：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 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你的密友中有这类藏书人，家世注定不凡，这个敢于藏书并携往乡间者，当如王小波感叹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那个年代又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去读徐晓的《半生为人》，或者请教徐友渔、崔卫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

              王小波读了他说的那些经典，至今无人质疑。他写的《我的师承》一文，我读过很多遍。它像"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样，让你对自己说，不许掉眼泪。他引用的诗行，那雍容华贵之美或永难忘记的韵律，连同他对之深怀不露的爱恋，本身就是诗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黄钟大吕般的《青铜时代》系列，他才说："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文学上的师承"。这勇气什么意思，是敬畏，是敬业，用今天的流行语是跪了。这态度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王小波将翻译文学和近代创作区别开来，以此评价中国语言文学的水准，并将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政治命运与之联系，这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远见卓识。他一个人说出的判断，与为君王拟稿的所谓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灿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书单来看，同龄人的阅读经验，的确浩如烟海，我不是开玩笑。假如这是真的，把国家交到他手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试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长，岂不是人人得以大闹天宫？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庆幸？

              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写作训练程序。新生一年级写一百篇笔记，二年级八篇书评，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学位论文。学生刚从高中毕业进校，说老师啊一百篇哪里写得出。于是连编带抄，包括星期一食堂卖什么菜，我喝了一瓶可乐。星期二食堂又卖了什么菜，我又喝了一瓶可乐……诸如此类。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你来上大学的，又不是将来出去送盒饭，你不写读书对得起爹妈交的学费？这样学生开始入门，不过刚开始写的也是报书单：小学我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学读了琼瑶这学期我读了《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男生另有所爱）……这样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给。搞啥呢，中文系是这样混的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同龄人的书单开了那么多，和大学新生的水准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读者开始条分理析，潘恩怎么讲，政府权力如何限制等等吗？我不是学习小组的，但也要说，这个书单比我当年上大学时批林批孔的书单，要好了几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师承》的话来说："剩下的事只是学习"。不学怎么办——脱裤子：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

              2015年10月25日
              ——作者博客

              程映虹：北京猿人与中国特色

              Posted: 24 Oct 2015 06:00 PM PDT

              所谓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今天其政治含义就是"我们中国"可以有与众不同的国家制度。

              周口店"圣火"与民族主义虚妄
              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中国这块"黄土"和"热土"是种种"奇迹"的诞生地，真的举世无双，真的可以完全"走自己的路"，真的可以用充分的"自信"藐视一切普世规则，这种想法至少在大众心理和下意识中有一定人类起源学意义上的支持。它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特殊论"遥遥相对。但这样一种强烈的"特殊性"的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主流舆论引导出来的。
              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中华世纪坛"象征着崛起的中国在新千年的自我期许。这里有一簇长明的"圣火"，是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通过钻木取火、由为国争光的著名运动员通过接力跑送来后，在2000年第一天的凌晨由江泽民亲自点燃的。这是一个隆重的国家仪式。 "中华世纪坛"网上的介绍说："圣火台上长明不熄的一簇火焰即为取自周口店猿人遗址的'中华圣火'，寓意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2005年北京奥运广场开幕前举行的"圣火传送"仪式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也被选为圣火点燃处，其过程更具有象征性和观赏性：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中国人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刘东生用钻木取火的方式点燃火炬后交给几个半裸由兽皮遮体的"原始人"，再传给外面的火炬接力手，再一站一站地传下去。据报道，在周口店猿人洞里点燃的"圣火"还在其他一些重要公共活动中承担过这样的使命。这些重大的国家仪式都告诉人们周口店的猿人就是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民族"的"圣火"至少有七十万年之久！ 
              (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为奥运广场揭幕仪式钻木取火)

              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吗？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今人类起源的解释中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也是国际人类学界普遍接受的，是认为直立猿人和智人都起源于非洲，然后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但前者和后者之间没有关系，现代人的前身是智人，可能在十万年前才走出非洲，取代了前者成为现代人的祖先。
              按照这个说法，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就不可能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这个说法受到在中国和东亚采集的当代人类DNA数据的充分支持。这些数据说明今天的中国人、非洲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共享一个祖先，而这个祖先离开非洲的时间不会早于十多万年前。第二种说法，是一些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的，他们根据一些化石和考古材料认为中国境内的智人和几十万年前的直立猿人一脉相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连续进化，但也不排除和后来到达的起源于非洲的智人混合的可能。
              (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北京站在周口店开始，著名演员冯巩在保镖护卫下开始第一棒。)

              种族主义的祖先迷思

              应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讨论。DNA和化石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境内现代人祖先起源的两种可能。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应该把这个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解决的难题留给科学家，而不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政治需要去利用一个只有片面证据的结论，更不应该把这个结论仪式化，灌输到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教育中，给大众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我们中国人"从猿人时期就有自己独特的祖先，这个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
              即使我们假定将来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北京猿人确实发展出了智人的后裔，这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理性思维的国家，一个对自己国民对国家的效忠有充分信心的国家，不需要把几十万年前的猿人搬出来说明自己的伟大。
              何况，即使北京猿人有后裔，那个生物学意义上几十万年前的单一性和近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人种、族群、文化和经济上的混合和复杂相比可以说不值一提。不要说是直立行走的猿人，就是数万年前的智人，和今天大众话语中的"非洲人"和"中国人"等等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至多是"从非洲走出的"或者是"在这块属于今天的中国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某种古人类而已。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概念，是近几千年人类进入农业和工业社会后复杂演变的产物。硬要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找出一个单一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并为此而骄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种族主义的祖先迷思才与此类似。

              "中国人"何时懂得为国献身？

                 几年前，北京上演过一出名为《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恋》的音乐舞蹈史诗话剧。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猿人家庭的老家长，有一个寓意很清楚的单名"根"。这个"根"不但在丧失繁衍能力时把自己占有的女人让给年轻力壮的男人，而且在一个大雪封山的严冬点燃自己，让家人食用进而生存下来，从而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在直立行走的猿人时期的大英雄，他识大体顾大局，最后以自我牺牲成全集体血脉的延续。"中华民族"无尽的英雄谱于是从三皇五帝向前推了大约几十万年。戏的广告词就是"感谢祖先"。主人公的献身说明中华民族原初的血统里就有了自我牺牲的遗传，"中华民族"在脑容量极其有限的猿人时期就有了今天主流话语需要的高风亮节。

              应该是国际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

              周口店遗址在1961年被国家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来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定位。但在90年代爱国主义浪潮中，1997年被定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人会说这里的爱国主义是纪念历任中国考古学家的辛劳和贡献，也是因为最早发现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在二次大战中最后落在日本军队手中搞丢了，所以也和民族耻辱有关。这些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类似这样的爱国主义奉献和民族主义耻辱，较真起来的话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周口店遗址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承担重大角色，主要因为它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而不是爱国科学家的奉献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其实，整个北京猿人最初的发掘和后来的研究都离不开西方考古和人类学家的奉献，是和美国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科分不开的，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不但如此，"北京人"的拉丁文和英文名称都是西方考古学家起的，"北京人"的中文名称也由此而来。甚至中国境内的人类演化是从直立人到智人的一脉相承和独立发展这个理论最初也是西方学者魏敦瑞提出并广为传播的。魏还是三十年代周口店遗址发掘的负责人。在魏之前负责周口店发掘和鉴定的加拿大科学家步达生甚至鞠躬尽瘁，死在工作岗位上。所以，如果非要给周口店猿人遗址加上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那么它更应该是国际主义的产物。

              有种族色彩的国家主义原始崇拜

              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为代表的"祖国历史"一直在中国学校的历史教育中有着重要地位，用来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有一个初中教案是这样写的：

              讲述这一段内容,要使学生真正懂得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必须让学生弄懂"四、五十万年以前"、"一百多万年以前"的时间概念。可这样问学生:"你今年儿岁了？你的父亲多少岁?你的祖父多少岁?"在学生答问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推算"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四、五十万年、一百多万年,通过推算,学生对祖国有悠久的历史的时间概念就有初步的认识了。

              这已经是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历史教育了。在这样一个历史教育下，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被拉长，放大，成了一个跨越漫长的人类演化的超时空的实在，仿佛冥冥中就有那么一个叫做"中国"的东西，以它自身为目的，圆满自足，从一个遥远的过去通向无限的未来，成了地球上的"逻各斯"。每个"中国人"的"祖先"都和这样一个神秘的"中国"有一种纯粹是血的联系，这种血脉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前。
              这样一个把"中国"神秘化的历史教育，当然不是为了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而是用刺激人的原始想象和调动生物性的下意识去强化对国家的崇拜，一个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国家主义的原始崇拜。所以，所谓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祖先，其政治含义就是"我们中国"可以有与众不同的国家制度。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东步亮：「掉書袋」和「報菜名」

              Posted: 24 Oct 2015 05:49 PM PDT

              变态辣椒漫画：习主席"藏书"

              我第一次聽說「掉書袋」這個名詞，是在李敖罵人時知道的。但當時對這個詞並沒有準確的理解，還以為是李敖的臆造。最近才知道，這個詞原來淵源流長，是有來歷的。
              這裏先掉一下書袋：「掉書袋」語出《南唐書·談諧傳·彭利用》：「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翻譯過來，就是指有些人不管對象、場合，喜歡過度引經據典，援引書名，賣弄才學。
              以上並非我的考古發現，而是來自最近流傳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從心理學的角度，對有人喜歡「掉書袋」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以誇張的報冗長書名、作者名方式掉書袋而不被喝止，還聽到一片掌聲的，最可能發生在兩種情境。其中之一是置身在精神病醫院病房，躁狂病人神采飛揚地報書名、作者名而其他病人聽得津津有味報以掌聲。另一種情境就是置身在壟斷權力之下的『皇帝的新裝效應』。獨攬大權者因為手中的權力，給自己營造一個虛假的社會互動情境。當一個獨攬大權者以誇張的方式掉書袋時，因為忌憚攬權者的恣肆妄為，周圍的人都小心翼翼不會反饋給他正常的反應，反而更可能迎合和讚美他，這樣就很容易使其高估自己的能力、才華並沾沾自喜，一次又一次地報冗長書名、作者名而以為如此便能比肩『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前輩。」
              這篇文章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有人喜歡「掉書袋」，要麼是精神病人，要麼就是皇帝，這個推論我非常贊同。因為只有這兩種人才有這種「掉書袋」的機會。在一個正常的小環境或大社會裏，一個不是精神病人也不是皇帝的人「掉書袋」，必然會遭到正常人的譏笑，「再愚鈍（的人）也有自知之明」，如果他自己不能覺察，多半他周邊的其他人也會喝止。這是可以想見的。
              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白，「掉書袋」還是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掉書袋」並不是單純地念書名，而是至少要讀過一些書，理解其義，才能在有需要時「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其為人詬病和不妥之處在於，它往往「掉」的不是時候，或者場合不對，或者氣氛不對，或者對像不對，或者超過了一定限度，總之有賣弄、誇耀之嫌。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掉書袋」的人，肚子中必須有「貨」，拿得出東西來。
              如果單純地只是念書名，那就是表演相聲了。「念書名」這樣的相聲是沒有的，但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相聲貫口，叫《報菜名》，演員念：「燒花鴨、燒雛雞、燒子鵝、鹵豬、鹵鴨、醬雞、腊肉、松花小肚兒、晾肉……」可以一口氣念出十幾個甚至一百多個菜名。它要求相聲演員念這些菜名時，嗓音響亮、吐字清晰、字正腔圓，但是不需要演員事先吃過這些菜，只需要他記得菜名，並且張口就來，顯得有見識即可。不過，這個相聲展示的是演員「嘴皮子利索」的功力，沒什麼包袱，也沒什麼看頭，因此連觀眾都不喜歡。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沒什麼看頭的「國粹」，最近卻發揚光大到「揚我國威」的國際場合去了，令人不禁感慨萬端。我當然不是說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念書名」，我相信那些書他都是讀過的，否則他怎麼能超出常人，當上國家主席；我也相信陝北梁家河那個小山村裏確實在文革中收藏了許多國外反動書籍，這是有先見之明的上天的精心安排，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之時，網開一面，專門留給其充電之用。我比較想知道的是，那些浸透自由、民主、憲政和人權思想的書籍，何時能對今日的偉大領袖施政產生真正實質性的影響。
              這有點妄議中央了。且打住。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6, 2015, 6:39:59 AM10/26/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孙立平：文革的根源——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附：北京、陕西分别举行纪念高岗110周年活动）

              Posted: 25 Oct 2015 07:43 PM PDT


              1、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客观上要求派系政治制度化，以容纳执政集团内部的施政分歧。实际上，从执政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是上层），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就开始出现系统性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以红区和白区为主要阵营。其实，这种分歧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种分歧不要用简单的对错来理解，只是当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容纳这种分歧。高岗事件便是这种分歧的高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高岗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如"在党内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分裂党"、"夺权"等。说明这些因素都是党内不能容忍的。而高岗事件的解决方式，也为以后类似问题的解决开了先例。
              2、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是难解难分的。所谓理念分歧是高尚的，权力斗争是卑鄙的看法，是错误的。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派系政治的全部。高岗事件的意义是表明，由于无法将派系政治制度化，只能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想象：如果当时坐在一起想出路，大家做一个安排，正式形成以毛为首的社会主义派和以刘为首的新民主主义派，形成派别政治的规则以及制度化的竞争方式，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根本重写（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3、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的根源，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政党模式。现代正当是以利益分化的理念为基础的，每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乌托邦为理念的，就是说，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方向，是真理的化身。利益可以是多元的，而真理是唯一的。因此，从这种党的理念中，生发不出可以令党内派系政治合法化的基础。不同的理念和主张，统统被归之为正确与错误的分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4、由此注定，党内分歧只能用路线斗争来体现，苏共如此，中共如此，诸共都如此。不是一山难容二虎，而是一理不容二主。于是有了中共历史上10次路线斗争。由于将不同的主张等同于真理与谬误之别，同时派系无法公开化，无法也就注定了路线斗争的模式。注意，这里需要路线斗争模式这个词。非公开、无程序、残酷、零和博弈等。
              5、无法制度化的派系政治，一般会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存在状态。常态化是指，在一场生死博弈之后，一方生出，形成一个大家服从的权威，此时分歧处于潜伏状态，权威用常规的方式平衡或摆平不同派系。非常规状态是指，矛盾爆发，最后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权威的存在是重要的。如果不存在这个权威，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往往是系列的激烈博弈产生权威，要么寻找制度化的安排。前者如延安整风之前到延安整风。后者还没有先例，因为要求的条件太高。
              6、文革是非制度化派系政治的极端表现，是其非常规状态。这时的矛盾爆发，最后只能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在有关文革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毛刘究竟是理念分歧还是权力斗争。其实，派系政治是更好解释，在派系政治中，两个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假如像前面设想的，在49年后马上对派系政治做出合理安排，形成制度化的竞争机制，断不会走到文革这一步。反过来说，由于没有这种安排，走到这一步也是必然的。可悲的是，人们对文革的反思仍然停留在某种主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把毛理解为恶魔。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冲破顶层边界，与民众结合，就是当时那个混乱的样子。
              7、非制度化派系政治中的规则与潜规则。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并非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对于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来说，频繁的路线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与潜规则。有的是形成文字的，有的是没有形成文字的，一般都称之为党的纪律。这些规则与潜规则包括（1）非公开化。不仅仅是过程要严格限制在相应的圈子中，并形成了整套的保密纪律，而且更重要的是严格禁止向圈子之外寻求支持。因此，外部的支持一般会恶化其在内部的处境。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家丑外扬等都是最被忌讳的。（2）检查、批判与羞辱仪式。一般地说，失败者要做出检查，然后接受胜利者或其他人的批判。其作用，一是对失败的认可，二是统一其他人的态度，三是对失败者进行羞辱。如果不接受这个仪式，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3）解决胜负以及对政治对手的处理，一般是使用内部纪律而不是国法。包括对刘少奇。据说抓捕"四人帮"前，征求陈云意见, 陈云说，这次可以这么做，是特殊情况，但下不为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但要看到，在毛时代，是将政治斗争路线化，尽量淡化政治色彩，其目的是避免发生全局性的震动。而近些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只能逐步诉诸法律。
              （搜狐微博2012年4月23-25）

              【附录】

              前國家副主席 「分裂黨篡權」下台
              陝民紀念高崗誕辰110年


              《信報》兩岸國際︰今年10月25日是前國家副主席高崗誕辰110周年，數百名鄉親、舊部及學者等前日突然提前在高氏家鄉陝西省橫山縣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紀念活動，吸引成千上萬民眾圍觀。
              自殺身亡至今未平反
              高崗於1954年因「分裂黨、篡奪權力」而下台，同年8月17日自殺身亡，至今未平反。基於其身份敏感，往年罕見有大型紀念活動公開進行，鄉民相信中央最終會「正視高崗的歷史貢獻」。
              橫山縣的高崗研究會職員趙富華向本報表示，前天早上9時，來自東北高崗舊部、陝甘寧老紅軍等一眾外地來賓，以及本地鄉親們，從橫山縣喜榮登賓館出發，他們高舉「紀念高崗同志誕辰110周年」紅色橫額，手持高崗大幅黑白遺照開路，為製造聲勢，還聘請了秧歌隊伍，沿途敲鑼打鼓。遊行隊伍佔據了縣內主要道路，圍觀者眾多，但未見當地警方人員出面。
              讚揚開國元勳大英雄
              紀念活動主會場在橫山縣青靈山高崗紀念館前廣場。該紀念館在2008年開館，館名由高崗遺孀李力群題寫，館前廣場立有高崗石像。（節錄）

              王维嘉：我的祖先如何从非洲蹭到中国来？

              Posted: 25 Oct 2015 07:38 PM PDT

              2015年10月 25日

              近年来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考古学和族谱学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从2005年就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用基因测序技术勾画出人类在地球的迁徙路线图。 目前参加测试的已经有130个国家的75万人。参加的人越多，迁徙路线就越准确。我前不久也参加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包括我的父母两支祖先的迁徙路线，和我的基因类型在地球各地区的分布。下面是我的测试结果及相关的现有关于人类迁徙的研究。


              1. 现代人（Homo Sapiens) 的迁徙路线：灭了古人类远亲

              大量的基因测试数据证明，现代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东部大裂谷和今天埃塞俄比亚地区。人类第一次从东非出走是大约30万年前（Home Erectus, 直立人）。他们从东非北上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支：向西到达了今天欧洲的大部，成为考古学上称为古人类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 向东到达了西伯利亚，成为考古学称为古人类丹尼索瓦人（Denisovan)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生物研究所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古人类牙齿测定年代为距今8-12万年前（见2015年10月15日英国《自然》杂志），这些古人类很可能是于3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后代。我们身上是否有道县古人类的遗传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才知道。但不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都在3万年前灭绝了，他们并不是今天现代人的祖先。今天现代人的祖先是大约7万年前又一次从东非出发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或称智人Homo Sapiens)。 他们又一次北上通过今天埃及或红海南部最狭窄处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路，向西去欧洲，向东来亚洲。

              虽然古人类灭绝了，但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 当我们的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陆时，遇见了他们相隔了20万年的"远亲们"，由于长时间各自演化，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种了。现代人的身体没有古人类高大，但脑子比他们灵光，在约三万年的相处过程中，古人类通过被征服和交配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黑暗隧道中。由于古人类和我们祖先的交配，今天除了呆在非洲老家的人之外的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都有1%－4％的古人类的基因。  我也不例外，如图1：我身上有1.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和1.6%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参加测试的75万人的平均是分别是2.1%和2.1%， 我低于平均的原因在于尼人主要在欧洲和中东一带活动，我的祖先在约6万年前就离开那里了，而尼人到3万年前才灭绝，所以留在那里没走的人们后来还有三万年的机会和尼人交配，那里的土著身上的尼人基因就会更高。丹尼索瓦人目前只在西伯利亚发现，我的祖先是从南方进入中国，因而我身上丹尼索瓦人基因也小于平均值。


              图1 我身上的古人类基因占比小于人类平均 


              2. 现代人（Homo Sapiens) 从哪里进入中国？

              现代人进入中国有三条路线 如图2 （图中标有"East Asia" 周围即是中国）：

              第一支 南线： 缅甸－云南入境 
              从中东向东的一路经过西南亚（伊朗，伊拉克）进入南亚。有一支走到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山时被挡住了，他们沿着山脉的西南麓绕过喜马拉雅山从缅甸和越南进入云南广西一带，一拨沿海向东然后向北（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大大外延）， 另一拨再继续北上进入四川甘肃，然后又兵分两路，西路上了青藏高原，东路从黄土高原进入中原。 中原的一支一直北上到朝鲜和西伯利亚。 这一支目前被认为是最"主流"的中国人。

              第二支 北线： 蒙古－内蒙入境 
              这一支从伊朗向北走入中亚,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然后一路向西到蒙古，一支折向南从内蒙进入中国。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大约1万五千年前从白令海峡路桥（当时海水浅）跨到美洲，沿着美洲的西海岸一路从阿拉斯加走到智利的最南端。（鄂伦春族有点像美洲印第安人有木有？）

              第三支 东线： 日本－东北入境

              这一支是第一支从云南入境时，分出一拨继续南下印支半岛，渡海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从海路北上经菲律宾到台湾，日本，然后从海路（也可能有从俄国萨哈林半岛）进入东北或渤海沿岸。像第二支一样，也有一拨继续北上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


              图2 现代人迁徙路线

              3. 我的祖先走的哪一条？

              测试结果分为父系的迁徙路线和母系路线。只有男人有Y染色体，是父系单传下来的，男女都有线粒体DNA是母系单传下来的。测男子Y染色体中的基因变异就可以知道父系迁徙路线；测男女的线粒体DNA就可以知道母系。 测试的简单粗暴原理是这样的： 基因在遗传时会发生变异，这个变异会一代代稳定地传下去。人类在数万年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异， 这些变异会被迁徙者带到下一个地区。 到了新环境的人又会有新的变异，而呆在原来地方的人的后代身上新的变异就和迁走的不同。呆在原地的由于历史悠久，基因的多样性就高（即人群中基因差别大），分出去的一小支大家带着相同的基因到新地点后时间相对短，他们基因的多样性就低。所以今天非洲人基因的多样性最高，美洲印第安人多样性最低（印第安人大批死于登陆美洲的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几乎绝种， 是否和他们基因多样性低有关？）根据这些区域基因多样性特征，再加上考古的佐证，就可以拼出一张大致的迁徙路线来。 估计是参加测试的男子多，所以父系的结果更为详细。我父亲出生在甘肃天水，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都出生在那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父系是如何一步步从埃塞俄比亚走来的吧：

              第一程10万年前， 出发地 非洲
              图3 "亚当"的"儿子"P305 从东非出发到达红海南端

              今天世界上所有男子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15-30万年前一位东非的帅哥。科学上把他老人家称作"Y染色体亚当" 。 他其实不是当时唯一的一位男子，更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但只有他的后代传到了今天。一个男人最伟大的成就莫过如此了吧。
              "亚当"之后，大约10万年前一个东非男子的身上发生了被标记为P305的基因变异。这个变异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一个不被全地球男子共享的基因变异。地球上大约有99.9%的人是他的后代。随着他的后代们遍布全球，不同的后代分支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异。
              图3 就是从东非的出发图，分为三支，向北的一支抵达红海南端，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隔海相望的地方（当时也许两边陆地相连），另一个能从非洲到亚洲的地方就是走到红海的最北头，从埃及过来。


              第二程  7万年前，出发地 东非

              图4 第一拨走出非洲的M168分支

              当人类走出非洲，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分支，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变异标记。 第一个走出非洲的分支的基因标记就是M168.  发生M168变异的男子可能生活在7万年前东北非大裂谷一带，也即今天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或坦桑尼亚。今天除非洲之外的世界上所有男人身上都带有M168 标记。
              虽然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迁徙的精确路线， 但我们的居无定所的祖先会跟着好天气和他们能狩猎到的动物而迁徙。科学家们相信，在当时除了给力的气候，人类的智力有了飞跃的进步，特别是语言的出现给了我们祖先很大的优势，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合作来狩猎和打败其他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
              从图4上可以看出，有两支跨过红海，到达了欧亚大陆。他们最可能渡过红海的地方是红海的最南端最狭窄处（当时可能是陆地）即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相望的曼德海峡（Bab-al Mandeb strait)
              为什么祖先们要离开熟悉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答案是跟着吃的走。很可能是非洲的冰河期造成的干旱逼着他们背井离乡。从非洲出走并非是一个连续流，而是一波一波的。当气候湿润时撒哈拉沙漠就变成了稀树草原，可以通行；而当冰河期来临，撒哈拉变得不可通过，迁徙的大门就暂时关闭。有时一关闭就可能上万年。

              第三程  6万年前， 出发地 西南亚：
              图5 从中东兵分两路

              P143变异标识是人类走出非洲后最古老的一支，人类在跨过红海到达亚洲后，兵分两路，图中向东的箭头进入西南亚，即今天伊拉克，伊朗地区。今天的亚洲人和澳洲人及南太平洋人（土著）全部是他们的后代。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到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在大约5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这些到达澳洲的人很可能是今天澳洲原著民的直系祖先。
              第四程  5万年前，出发地 西南亚
              图6 非洲老家回不去啦；一路下南洋

              祖先们在西南亚生活了几千年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向东南去印度洋，向北去安纳托利（土耳其），黑海和里海。 M578 变异发生在从西南亚迁徙之前。在约4万年前，气候再次变冷和干旱。非洲和中东一片大旱，草原变为沙漠。这个干旱一直持续到2万年前。这两万年中祖先们无法退回非洲老家，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呆在中东，要么离开。
              第五程 三万五千年前，出发地 中亚

              图7 M214 支兵分三路：南下，北上，西回


              M214支兵分三路：北上进入中亚大草原（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入哈萨克斯坦。这一支在北上后又分两支：一支向东经西伯利亚进入东亚（中国），另一只掉头向西到了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另一支继续向东南去南亚，这一支中间又分出一支从云南进入中国。 
              第六程  4万1千年前到 2万8千年前， 出发地 东南亚：

              图8 欢迎额的祖先来到中国！

              P186这一支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在约四万年前进入了中国。 图8中那个大弧线就是从南亚往西遇到不可逾越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支山脉是印度大陆板块从印度洋北漂上来挤进欧亚大陆板块形成的皱褶。喜马拉雅山每年还在增长一厘米，4万年前，这些大山只比现在低不到四百米。这两支山脉包括了世界上最高的几十座7000米和8000米的高峰，在这个海拔高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3。祖先们只能绕道而行，北边要绕到天山－祁连山以北，南面要顺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直走到缅甸和越南（历史形成的中国边界有木有道理？） 。 今天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P186号变异。
              这一支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吗？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测试，一定能发现从蒙古高原北线和日本东线进入中国的。看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时间才能知道哪一支最早。
              今天P186 这一支的血统也出现在南亚。印度男性有23%的人属于这支血统。在东北亚，这个血统出现的频率就高得多。在日本不同地区有这个血统的比例为47%到65%； 韩国人70%－82%， 中国汉族69%－86%。 所以P186是典型的东北亚血统。



              第七程  3万8千年前到2万1千年前， 出发地 东亚
              图9 发明了稻米的南中国先民遍布南洋

              祖先们进入中国云南广西后，一支（M119）沿着海岸线向东然后向北（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远得多），这支可能就是后来南方的古百越族，和东方的古夷人。 另一支变异M122 （及 后来的M197）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上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东北最后到达朝鲜， 日本和西伯利亚（很可能一部分也去了美洲， 北上半道在四川甘肃又分一支向西成为藏羌人）；另一支掉头南下进入印支半岛, 继续到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 两万年前是上一次冰河期的高峰，大量的海水被冻结在南北极和陆地冰川里，海平面比今天低130米，中国大陆的东海海岸线在今天冲绳海沟一带，东南亚许多岛屿都是连成一片的大陆。所以当时"下南洋"很多就是走过去。 可以推测，在冰河期时，北方寒冷干旱，热带和亚热带非常适宜生存，所以冰河期应当有大量人口向南的迁徙，而天气变暖后才会向北迁徙。大约在1万年前，当冰河期高峰过去后，地球变暖，在中国南方的祖先和在西南亚新月沃地区的人几乎同时开始了农业。新月沃地区（今天伊拉克，叙利亚, 黎巴嫩，约旦等地区）从野麦中第一个培育出了小麦和其他大部分今天的粮食种类，而中国南方的先民则第一个培育出了稻米。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约9000年前）中发现了稻壳。 稻米的种植使得食物变得富裕且可控，人口因而爆炸式增加，密集的人口加剧了迁徙。今天印支半岛和东南亚的土著大多是过去一万年中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今天在中国汉族人身上有57% 的人有M122 血统，在波里尼西亚（南太平洋岛国）人有32%。
              我的"表亲"哪里最多？
              图10是一张和我基因类似的人的分布图，颜色越深的地方，和我基因相近的人越多。
              图10 俺的"表亲"都生活在哪里？

              图10的左上角标出颜色和对应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和我同一基因分支的人在各地人口中的占比。（分支：Haplogroup，我这个分支的最后一个变异P197距今至少两万年，所以这些分支目前都还比较粗，如参加测试的人增多，就发现更晚近的变异，因而分支可以越分越细）可以看出，我的"表亲"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前三位是（i） 京津／内蒙东部 （ii）东北和朝鲜 （iii）云南和四川。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藏和哈萨克斯坦也有我不少的"表亲"。我最远的"表亲"东到日本，西到里海，南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北到西伯利亚。
              4. 我的种有多纯？
              上面是通过测试Y染色体得到的我的父系的迁徙图。另外一个测试是把我基因中除了Y染色体之外的所有的变异标记和各地区典型的变异相比较，看我的近代祖先（几百年到一千年）的迁徙婚配史。 美国国家地理这个基因地理测试计划把世界分为9个典型区域。他们找出这9个典型区域的最有代表性的变异标记（即该组变异在该地区出现频率最高）。该计划还建立了60个国家的标准样本，也即从各国采样，用采样的平均值作为标准样本。 当你的结果出来时，他们给出两个和你最接近的国家。 由于迁徙和婚配，每个人的基因都有多个区域属性， 图11 是我的区域属性以及和中国标准样本的比较。上面是在北京采样的中国标准样本，下面是我的测试结果。图11中红色的是"东北亚"， 黄色的是"东南亚"， 棕色的是西南亚。
              图11 我的基因区域属性和标准中国人样本的比较

              我的基因区域属性中东北亚占69%， 东南亚占29%， 西南亚占2%。 也即在我所有的被测试的变异标记中，属于东北亚的那些变异占69%，以此类推。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我的"表亲"大部分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是稍远点的表亲。西南亚是第三远的表亲，世界其他6个区域的人就和我更远了或者没关系了。

              中国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南亚特征（28%）？ 原因在于目前东南亚的大部分土著都是稻米农业革命后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我身上有29%的东南亚属性并非一定是我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东南亚人，而是我父母，祖父母，太祖父母，依次上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东南亚属性。

              和我最接近的国家样本不出意料地是中国. 我的东北亚属性略少于中国标准样本。最有意思的是比中国标准样本多出了2个百分点的西南亚。回到图10 的"表亲分布图"能看到在里海的北端，哈萨克斯坦的西端还有一点点我的表亲。我猜测可能是中国标准采样在北京，而我的血统在西北，离西南亚更近。 我的祖母也出生在甘肃天水，她是卷发。我小时候去过她出生的村庄，她的亲戚们眼眶颧骨似乎比当地的汉人要高。这也许是我的2%的西南亚血统的来源。

              这个分析还提供第二个最接近的参照国家,是日本人.


              图12 我的基因区域属性和标准日本人样本的比较

              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东北亚基因比中国人更多，因而东南亚更少。因为在这次研究中没有把韩国作为一个样本国，否则我的基因和韩国一定比和日本更接近。
              在东北亚的样本国里，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蒙古。下面是蒙古人的标准样本
              图13 蒙古人的基因地区属性标准样本

              蒙古人的基因区域分布比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复杂的多。出了东北亚属性和我们类似外，他们的东南亚区域基因不到我们的一半，12%。 这说明他们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进入东亚的。他们和我们和北上的祖先（他们中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婚配就只有一半的东南亚基因。他们有9%的西南亚这也解释了他们从中亚过来的路径。看到这里，我推测我身上的2%的西南亚基因很可能是蒙古人的基因，毕竟元朝大批蒙古人进入中原。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有4%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这说明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祖先。最后他们还有6%的北欧人基因，这肿么回事？这是在前苏联时期来自欧洲的俄国人和当地人婚配留下的现代印记。

              结束语
              这个研究是个现在进行时。每过一段时间，随着测试样本的增大，就会发现新的变异和信息，每个人的结果就会有一点更新。目前有一些结果还不是特别一致，有些分析的表述也不那么严格。一个重要遗憾是由于这个研究是人类在全球的迁徙路线，中国部分就难免粗疏。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及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这次全球测试合作计划。复旦大学有更多在中国的采样和更多的关于在中国内部迁徙分支的信息。未来希望能在复旦再测试一次，看到自己祖先在来到中国后的迁徙路线。
              但总的来说，这次测试提供的信息量极大，是一次颠覆三观的震撼经历。当小区保安再问我那个最深刻的哲学问题"你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答复 。

              参考资料
              1. 美国国家地理网站 "人类的旅程：迁徙路径"https://genographic.nationalgeographic.com/human-journey/
              该网站有有关这个科学实验的所有信息和参加测试方法。简单讲：网上注册账户，交200美元后，他们会寄来一个测试盒。拿棉签在口腔里抹一抹放在一个小瓶子里给他们寄回去就坐等结果了。结果都在你的账户当中。
              关于复旦大学的研究可参见下文中提到的研究：

              2. 中国人从哪里来：所有中国人都来自南方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7, 2015, 6:44:43 AM10/27/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童大焕：中國大陸正處於全面觸底反彈的巨變時

              Posted: 26 Oct 2015 11:48 PM PDT

              城市化的足迹：当建筑工人河南省固始县的建筑工人建造新居的时候，照片中这名男子正赶着他的羊群经过。

              有網友問我：「不知道您有沒有考慮過再寫一部書，論述城市化對政治民主、經濟進步、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我知道您有過論述了，但感覺如果更深入更系統，可能意義更大。」
              我說：「沒有價值的議題。一是本身很難量化，二是政治民主本身就是被異化太多太久的一個命題。我更願意對未來可量化可確定的東西做出事實判斷。否則做出來很聳人，事實上卻是僞科學。」
              當代中國，不論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不論民主派君主派、專制派憲政派，似乎都過多地把聰明才智和時間精力着眼於金字塔尖的最高政治權力這一塊了，以爲一人一票之類就能選出個全知全能的天使，帶領大家走出矇昧與黑暗。事實上，在一個民間大衆的財產基礎、智力基礎、自由基礎都被掏空的社會裏，你就是選出天使他也一定會變成面目全非的魔鬼，更何況在巨大的信息不對稱面前，你能不能選出天使還不一定。自由高於民主，容忍重於自由。百年中國總是種下龍種收穫跳蚤，何也？本末倒置之所然也！不注重於自由基礎的構建，總把希望寄託於救世主，或者過度迷信群氓的力量，結果自然只能是收穫奴隸主。
              我始終堅信，城市化將給中國帶來的變化遠遠超過政治民主化。過去66年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權力最登峰造極的時代，權力通過控制財產性資源控制了一切（所謂的封建社會、皇帝時代，皇權也沒有那麼大）。於是乎，對自然、規律、規則的漠視與破壞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登峰造極的時代。由此帶來的對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心的破壞史無前例怵目驚心。當下，這個時代正在迅速地成爲永遠一去不復返的歷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因爲城市化+互聯網+市場化正以三足鼎立、三位一體、互相依託、互相激盪之姿，摧枯拉朽地迅速到來，並由此全面系統地給中國的自然破壞與道德滑坡牢牢築底。權力可以隨心所欲成功地實現資源控制的傳統農業和工業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一切只能被迫讓位於個體空前自主、自由的城市化+互聯網時代，市場化則是城市化+互聯網的必然副產品。
              自上而下主導和控制一切的時代結束，自下而上、個體強大的時代空前到來，這便是中國未來的全部希望所在。
              此去經年，中國的工業化一直超前於城市化的發展，走着與國際道路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今，工農業全面過剩的時代已經突然而至，權力對此束手無策，被迫放手讓民間更自由自主地發展。當此服務業全面超越工業和農業的時代，當此經濟發展的全部秘密都掌握在每一個個體自由和智慧手裏的時代，只要權力不再萬能，我們便沒有什麼好擔憂中國未來的。
              而市場自由的過程，本身即是國民心靈、道德和人格重建的過程，也是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並日積月累潤物無聲逐漸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過程。
              真正的巨變，不在聲嘶力竭的口號裏，而在悄無聲息靜水流深中。

              ——东网

              南桥：习总书记现在读什么书

              Posted: 26 Oct 2015 11:47 PM PDT

              巴丢草时政漫画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習總書記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像大多數愛讀書的人一樣，習總書記喜歡跟人談讀書，特別喜歡和外國人談讀書。在著名的習總書記文藝座談會上，習總書記一口氣報了很多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的人名，在出訪英美的時候，他也不忘記告訴那些外國政要，西方經典我都讀過，而且很喜歡。在訪英的時候，他把以前不慎的一個漏洞補上了，一串經典人名後面加了一句，「當然還有馬克思、恩格斯」。我很好奇的是，他年輕時候讀過列寧和斯大林嗎？讀過毛澤東嗎？既然說了「馬恩」，為什麼不在英國女皇陛下面前也說一下「列斯毛」呢？
              習總書記背書單，網友們議論紛紛。不管你信不信習總書記是否真的讀過，讀得深不深，讀進去了多少，有一點是肯定的，習總書記想藉此向國際友人證明，西方價值觀我是從年輕時候就熟知的，雖然是當年插隊在西北山溝裏讀的西方經典，但這更證明我立足山溝胸懷世界，不要把我當土包子。
              習總書記背書單的苦心孤詣，英美那些老奸巨猾的政客和皇家貴族是不是認同，他們不說，我們暫時還不知道。但習總書記要是以為讀過那些經典就能證明我不土，那就說明習總書記仍然還相當地土。習總書記應該知道的是，雖然這些西方經典背起人名書名來挺洋洋大觀了，但那畢竟是經過篩選而翻譯成中文的。感謝當年老一輩翻譯家和出版家，這些經典確實是精華中的精華的一部分，而且翻譯質量、編輯水平絕非今日的大量快餐式翻譯可比，但是，（重要的是但是），當年的翻譯和出版是有篩選標準的，而這種篩選標準沒有別的來源，只能模仿斯大林的蘇聯。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樣，對待西方思想和文學藝術，古典的東西是可以的，新的現代的創作就是腐朽的、罪惡的。希特勒曾經是一個愛繪畫的藝術青年，對他來說，西方古典繪畫藝術是美的，但是新的藝術流派，從印像派到抽象派、現代繪畫等等，則都是猶太人的陰謀和墮落，都應該被消滅。蘇聯對待西方經典的區別標準和希特勒如出一轍，古典的可以，新的不行。而輪到中共，則只能有樣學樣，因為他們剛從山溝裏出來，根本還沒有能力辨別西方的東西，他們又絕不願意讓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來作主。對待西方文化，他們只能聽斯大林的。
              今天的人們可能都不再記得，當年，就是習總書記說他讀了那麼多西方經典的時代，我們數億中國人能夠接觸到的西方文化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有明顯偏向的。舉個例子說，聽西方音樂，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經典是可以的，但是那個時候世界上最流行的爵士、搖滾、新時代音樂，那就是資產階級腐朽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僅是被禁止的，而且是要批判的。
              所以，即使習總書記真的讀過了那一系列的經典著作，那只能證明，習總書記對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藝術即使不是一無所知，也不過是「吃偏食」長大的，虛胖而並不健康。所以你看那些外國政要，從英國女皇陛下到美國生意人，聽了習總書記的一串書單，沒有一個人捧場說，哇，總書記好有書卷氣啊，怪不得那麼知識淵博。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呼應，說這些書我也愛讀，我也讀過。照理說習總書記就希望有這個效果，值此關鍵時刻，誰出來捧一下場，定能得到習總書記口袋裏更大的訂單。可是，對這些外國政要和商人來說，出來捧這個書場，實在是太丟人了。
              由此，我的判斷是，習總書記現在不怎麼讀書，可以說他對當代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潮的重要著作，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在出訪的場合背那麼多古典書名人名，不僅顯得勉強，而且暴露了思想的陳舊。而思想陳舊對於當代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是最要不得的缺陷。
              於是，我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習總書記現在讀網嗎？
              我敢肯定，奧巴馬是讀網的，喜萊莉·克林頓是讀網的，英國女皇陛下是否上網讀網我不敢肯定，但是那些王子王妃們是肯定上網讀網的。習總書記呢？他要是上網，大概用不著翻牆吧？如果不用翻牆，網上有那麼多無版權限制的著作，美國名校有那麼多免費的課程，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學的，習總書記那麼好讀書好學，他即使上網讀過其中萬分之一的目錄，也就不會那麼自信地在女皇陛下面前背書單了。
              因此，我的判斷是，習總書記不上網，他只批閱文件。
              所以，習總書記一定不知道，最近文化部開通官方微博，意在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人民群眾有一個溝通渠道，卻立即引起網友們的一片罵聲。這罵聲是如此壯觀，負面評論數迅速達到十幾萬。文化部不得不動用人力刪掉評論，網友們的負面評論卻晝夜不停，繼續上升到十幾萬，幾十萬。
              為什麼？這是一個太簡單的問題，只要去讀讀那些評論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你就知道答案了。可惜，我想習總書記不上網，他並不知道，他和他的黨，他手下的那些黨幹，那些維穩和宣傳部門的文武打手們，已經「脫離群眾」到了何等地步。
              現在「黨和群眾」的關係，有點像文革後期毛澤東的晚年：人民群眾知道黨在騙人，黨也知道人民群眾知道黨在騙人。黨知道這是危機，但是它自己不會改變，因為改變就是自殺。這時候它傾向於招降納叛，重用一些可用之小人，如周小平花千芳之類。這個時候急黨所急是可能得到重賞的。於是，當文化部微博給眾網友罵得狗血淋頭的時候，有人出來緩頰，寫了長長的文章，說「依照筆者的判斷，這次針對文化部微博的『圍攻』是一次有所預謀的，有所策劃的，有所組織的攻擊。主要目的有四點，一是降低文化部的權威性，給文化部今後和此前出台的一些政策樹立強大阻礙；二是減低文化部的公信力，造成人們對國家機關不信任感的累加；三是直接給文化部的一個下馬威，讓文化部在網絡空間裏『學乖』少發聲；四是將此次對政府機關的攻擊當作一次演練，不斷強化己方顛覆意識形態和引導輿論的實踐能力。」
              正值半夜，網友的反應是：「本來打算洗洗睡了，看到這樣的文章，忍不住上網來再罵一聲」。結果，文化部微博後面的負面評論數又飆上去了。

              ——东网

              綦彦臣：大危机与纯洁性关系佯谬

              Posted: 26 Oct 2015 01:47 PM PDT

              耘余闲墨（2）

              种族灭绝是人类社会非常奇特的现象。它更广义一些，是对信仰异质群体进行迫害或者干脆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合格」立即被国家权力确定为敌对势力。「不合格」群体也可能不会被直接称为「敌对势力」，但总被视为危险族群。比如，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有五类人被指构成庞大集团，这个集团是美国颠覆中共国家暨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工具。「维地异网弱」作为网络词汇也成为网络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的新内容。种族灭绝或者政治清洗也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重领域。前者如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Holocanst, by Klaus Fischer ,1988/2007），后者如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by Michael Mann,2005/2015）。然而，关于这种人类集体行为的历史根源却未能有深刻成果，或者由于我的阅读量局限而未能知之。
              我倾向于在历史根源上发现宗教的决定性作用。以犹太历史为例，其最初期领袖摩西的失误可视作范本，尽管这并不能对绝对衡量其他重要文明。不过，分析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之政治文明基因，摩西的失误仍有重新检视的意义。当然，这要压缩许多知识背景，其如共产主义政治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先于中共国家的基督教因素与苏联政治制度的后来契合，等等。摩西的失误发生在摆脱埃及人奴役而自寻政治地理区域的过程中，由于有人想转变信仰（铸金牛犊），摩西以受启于上帝耶和华为名残酷杀掉了三千人（EXODUS,32:28-29）。可以想象那次纯洁性政治行动有多么恐怖。「各自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种族信仰纯洁性的血洗是从家族开始的。由于这是史实，但它又对上帝形象本身造成了伤害，所以，犹太的宗教与历史合一典籍撰写者们在描述上帝耶和华的事后评价时，只说是采取除名措施（EXODUS：32:33有言为：Whoever sinned me, I will blot out of my book），没有直接杀人的意思。摩西杀了本来不算多的本族人当中的三千，削弱种族的御敌能力是必然的。因此，终其一生也未实现确定暨稳固了政治地理区域的目标。这与犹太民族是否游牧或由游牧而农耕没什么关系。摩西杀人的动机是高尚的，为了种族信仰不出现颠覆即避免更大危机；不出现颠覆，才能渡过目前危机，保证种族的存续。表面的道理是这样，但批量化杀人等于实质性地摧毁了种族共识系统，尽管这个共识系统会靠政治暴力维持。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犹太民族真实历史为什么是多灾多难的。纯洁性与大危机的关系是一个难解的佯谬，难解程度远胜过「薛定谔之猫」。它的灾难性更在于悲惨的历史变成了后人嘲讽的对象，由于嘲讽的智慧浅层性以致深刻反省失去了机会。研究审判不公的著作可以从法学、法理学上看问题，把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屈招看成是笑料，至少屈招的人在刑讯之外还有为信仰牺牲的精神。不少人为了维护共产主义信仰而自愿被杀掉，这种伟大的殉道精神固然令人感动，但是，由于那些杰出头脑的屈服，从而换来一个以愚蠢为高尚的黑暗时代才是有基督教基因的苏联政治最大悲剧。斯大林难道不是「新版的摩西」吗？俄罗斯难道不是「新版的犹太」吗？
              从摩西开始的大危机与纯洁性关系佯谬像噩梦一样扎根于人类脑海，凡受希伯来文明进而是基督教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民族以及庞大政治集团，无不有内部清洗的冲动。斯大林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大清洗与希特勒在一个国家的种族灭绝，均是重大历史案例。它们已在今天被归入文明另册，但是美国在正式建立之前即殖民地时期仍有大清洗冲动，尽管殖民者们有不少人在母国遭受了宗教迫害。虽然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洗不算经典、规模也不太大，但它总还是让一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教会「为了在宣誓问题上保持『纯洁』，出卖了一切可能被判犯有五花八门多种罪行中任何一种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生命」，即是说「狂热者可能为了良心的孤傲自洁而牺牲同胞的幸福以至生命」。美国的历史是有罪的历史，但它也是能够自我救赎的历史。到一九六五年，美国以立法形式彻底终止了大清洗机制。黑人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并非只是他们肤色与种族的胜利，而是人类宗教性的史诗般的进步。美国依然是基督教国家，但她以未来学无法预测的方式告别了摩西。
              我批判摩西，但我仍是基督徒。我读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书，还会继续读，但在这些阅读的过程中，我不可能撇开Bible。就算不论信仰，从学识逻辑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Bible阅读经验暨历史描述支持，我不可能对美国及其书籍做出基本可靠的理解。我没有大清洗的心理倾向，但有非常清晰的学问认知界限。我认为：一个人可以疯狂赞美美国，也可以凶神恶煞地骂美国，但这个人没读过Bible，我就觉得其赞或骂都不值得回应。一个没什么内涵的权力分子可以列出一大串关于美国的著作，说自己读过并深受启发，但他是否读过Bible则很成问题了；没读过Bible，更不用说沉心研究，那么，他说的那些感受属于另一个知识体系。也许像有人嘲弄苏联历史上的屈招者那样，嘲弄一位中国孕妇——她为了让孩子生在美国，在飞机上把婴儿从她阴道出来的头「填回去」。但是，难道她不是选择告别摩西吗？尽管她很可能没有读过Bible,更无论EXODUS。不过，她非常世俗的选择远比前面那个权力分子近乎无知的炫耀强得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初稿；二十六日上午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王之虹：陈子明的人生最后314个日夜

              Posted: 26 Oct 2015 01:45 PM PDT

              确诊
              2013年9月20日，子明去医院做了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拿到他身体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十分高兴—高血脂降下来了，脂肪肝也消除了，就连体重也有所下降。我们都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认为这是他坚持了将近一年的体育锻炼的良好结果。
              但是到了11月初，子明突然感觉胃部不适，出现胃胀、打嗝、反胃等多种症状。他在京郊北七 家附近的医院反复做了多次检查，吃了医生开的药物，竟然毫无效果。随后他做了胃镜检查，诊断结果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且还有息肉（也称赘肉，属于良性肿 瘤），医生建议进行切除手术。我心下隐隐觉得不安，便对子明说，咱们先不做手术，我马上找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蒋彦永大夫，请他帮忙安排一个消化 科的专家做更细致、更专业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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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明王之虹夫妇，2013年11月5日摄。

              12月9日，接近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位于海淀区复兴路的301医院。门诊厅里人头攒动，特 需专家门诊号早已排满。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蒋彦永主任过来陪我们去拜见事先预约好的消化科专家程流芳大夫。程大夫检查后认为子明的胃并没有多大的问 题，叮嘱说不要随便用药，应该继续观察病症发展情况。她观察到子明脸色蜡黄，觉得很可能是药物性黄疸，说这样的病状如果持续下去会损坏肝脏，随即就安排子 明做进一步检查。当时已到中午医院的休息时间，幸赖蒋大夫悉心安排子明去急诊室做检查。在抽血样化验之后，B超室一位主任医师亲自给子明做了仔细检查，结 论是黄疸并不是药物造成的，而是他的胆总管有问题，可能有实体占位，具体是胰腺的方向，而且伴有腹腔积水。大夫建议进一步做CT和核磁检查。
              由于301医院的急诊不能做核磁共振，子明便先做了CT，结果看来有些问题并不乐观。蒋彦永大夫建议子明马上住院。我们一看情况似乎比较严重，当即便表示同意。恰好蒋大夫帮助联系到一个临时的床位，我马上按规定缴付了3万元住院押金，当天就直接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在此过程中，年逾古稀且已经退休多年的蒋彦永主任一直陪着我们跑前忙后，直到当天下午子明 在住院部安顿好后他才离开，这让我们很是过意不去。蒋彦永大夫曾担任301医院外科主任、解放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和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在 2002年北京SARS爆发期间，他因推动疫情的公开透明而广受国际社会推崇。因为医术高超，他如今依然经常参加医院的疑难病例会诊和各种学术活动。
              按常规，患者住院后做核磁共振检查要安排在一周后才能做，蒋大夫根据多年从医经验认为，子明的病状必须刻不容缓抓紧检查。在他的努力协调下，在住进301医院的第二天，子明便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第三天又做了一个专门的核磁及其他相关性的检查。
              到了12月12日，主治大夫和我单独谈话，告诉我子明的病症已经确诊：胰腺癌晚期，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通常而言，患者的存活期一般只有三个月，最多不会超过半年。我霎时惊呆了，整个大脑完全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回想起来是蒋大夫有心，在主治大夫向我公布子明的病情之前，他先约来了刘苏里夫妇赶到医院 陪伴着我。当时我像一具木偶一样在苏里夫妇的搀扶下离开了医院。我们在外面一家饭店，好友小毕也闻讯赶了过来。我在他们面前忍不住失声痛哭。过了好一阵 子，我的情绪才有些平复下来。我们一起商量病情真相要不要告诉子明本人。我们的共同决定还是要告诉他真实情况，因为随后要开始的治疗不可能瞒着他进行。同 时，大家还决定为了不影响子明的正常治疗，他的病情暂对社会保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准备开始与公安部门国保协商子明出国治疗的可能性，提前做好程序方面 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医院，陪着子明在院子里一起散步聊天。我先告诉他我对于是否要告诉他 真实病情的纠结，接着将病情如实相告。子明很平静，告诉我："你如实将情况告诉我就对了，对于这件事需要很强的心理来对付的，你这方面还不够强，你一个人 承受不了的，让我们一块来面对。"子明在对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好像得病的不是他自己。在生与死的关口，他依然保持着他固有的沉着与理性。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约90%为起源于腺管上 皮的导管腺癌。胰腺癌早期的确诊率不高，手术死亡率较高，治愈率很低，所以有人称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周围的亲朋好友得知子明得了癌症，纷纷关切地打来电话，同时还热心地推介了各种各样的治疗途径和方法。殊不知这也是导致我十分纠结的原因：癌症的治疗是具 有排他性的，患者不能同时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且所有的治疗手段都需要一个过程，患者选择了一种方法，同时也就意味着丧失另一种方法的治疗机遇。尤其令人困 惑的是，这些治疗方法又没有可比性。对于胰腺癌，人类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被验证的有效治疗手段，不像其他类型的癌症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和许多成功的案 例。所以在治疗前，患者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法最为有效。
              从某种角度说，为子明选择癌症治疗的方法就像是一场赌博，而且是拿他的生命去赌。所以我一 时陷于困惑和纠结的痛苦折磨之中，以至于连续多日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眠。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说起了这些。儿子分析说："既然无法比较， 就不能断定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那么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分析判断，相信自己理性做出的决定。"子明劝我说："你不要这样，要决断的时候就要敢拍板。以后， 你帮助我收集信息，排列各种可能的方法，我来分析，由我来拍板。"
              就这样，我们按照蒋大夫的安排开始了初期的治疗，同时也不断收集国内国际各种各样与治疗胰腺癌相关的信息与资料。
              真是病来如山倒，我们还没有从得知不治之症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子明的病情却一天天地开始恶 化。由于肿瘤压迫胆管，胆汁无法流动，导致黄疸在体内不断蔓延，医疗手段是先给他的胆管做了支架，随后将转移到肝上的肿瘤进行射频消融。同时，我们也探讨 着化疗的可能性。根据朋友传递的信息，美国有的医疗机构采取一种三种药物组合治疗胰腺癌的方法，目前正在临床三期实验。据说有个朋友的爱人使用了这种方 法，证实有一定的疗效。为此，我们也与301医院主持化疗的白主任进行了讨论。她说目前国内是按照一种药接着一种药的步骤来做化疗。一是亚洲人的体质和欧 美人存在差异，二是国内医患关系紧张，大夫在病人眼中缺少权威性，所以采取的治疗手段一般都比较保守。国内这样的治疗环境对于胰腺癌的效果也不理想，甚至 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基于这些情况，子明开始考虑是否到美国去试一试。在与蒋彦永大夫探讨时，他认为鉴于子明病 情的恶化速度比较快，马上去到美国可能难以衔接治疗流程，最好还是在国内做一段放疗后再去美国继续治疗。于是，安排了一个周期25次的放疗，准备在春节前 做完后，春节后赴美国继续治疗。
              最初的放疗并不顺利，301医院的放疗设备总是莫名其妙地坏掉，总是不能正常地运行，使得 子明的诊疗时间不断地往后拖延。眼看着春节前是不能完成了。当放疗才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子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和呕吐症状。据医师说类似的放疗一般要 在十次以后患者才有这些反应症状。
              强烈的放疗反应使得子明吃东西变得日益困难，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又吃。我看这样下去不行， 便询问医生是否有什么药物能减轻症状。后来知道有些药物可以帮助患者减轻放疗痛苦，但不知为何大夫明明知道子明的这种身体状况，却不给他开这类药物，以至 于让他承受了好些日子的痛楚，真是令人无语。而且在子明连续做了七次放疗后，我要求这位大夫安排给子明验血，想了解白血球等指标，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时候子明的健康状况在急剧恶化。为了给他补充营养，蒋主任又安排子明住进了301医院 （放疗期间不用住院）进行输液、输白蛋白等治疗。周五子明先做了一次放疗，等到周一再去做的时候，发现做放疗的腹膜套不上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腹水现象， 导致放疗无法正常进行。根据其他一些胰腺癌病友的情况，此时需要等患者腹水减少后才能继续放疗，期间还需要不断重新做腹膜，以至于有些病友的25次放疗延 续时间居然长达三四个月。
              面对这种情况，子明马上决定，暂时不做放疗，立刻去美国。我们将机票由春节后改签到1月18日。同时告知蒋彦永大夫我们赴美治疗的决定，并感谢他这一个月来的悉心照顾。蒋大夫在电话中再三叮嘱，遇事要想开点，这也可能是好事多磨，让我们要一直保持沟通。
              2014年1月16日，北京已经进入寒冷萧瑟的冬日，街头巷尾刮起了四五级的北风。我陪着 子明在解放军总医院输完液，下午就办理了出院手续。我们从医院出来就直接开车到京郊的老年公寓去看望子明年迈的父母（两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为了配合子明的治 疗，主动要求离家住进了养老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算是一种非正式的诀别，因为此去还不知何时能够再度相会。
              随后的两天我们在家里忙碌不已，一方面要接待一些前来家中探望的朋友，另一方面子明要安排一些工作上的事宜，同时还得收拾出国的行装。
              1月17日上午，公安局来人沟通子明出国看病的事宜，算是获得了许可。这次出国治疗，结局难料，子明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当天下午，请律师上门办理并见证了遗嘱的相关手续。
              赴美
              1月18日下午，我们前往首都机场，飞往美国波士顿。在办理登机手续前才得知，我们需要先 抵达美国东北部城市底特律后过海关并转机。我为一大堆行李怎么办发愁。多亏出发之前有耿琨的提醒，我们特意预定了全程轮椅服务。在我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 行到达底特律后，早有专人在机舱门口等候。一个热情的小伙子推着轮椅带我们过美国海关，到移民局办理入境手续，然后又陪着我们一块去取行李。大包小包全都 由他搬运，我只管用轮椅推着子明。随后他又帮着我们托运好行李，最后一直护送我们到登机口。他无微不至的服务，使得我们这趟赴美求医之旅变得格外轻松顺 利，我在心底一直感激不已。
              波士顿洛根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我们降落后随人流走出候机大厅，一下子见到军涛、小平、胡平、李进进等众多前来迎候的朋友，还有子明的胞妹陈子华一家。
              经过一路的颠簸，子明在到达波士顿的当天夜里就开始发高烧，整个人觉得寒冷。凌晨测量他的体温已经是40.7度，顿时我很是紧张。子明服药后体温有所下降。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高烧才慢慢地降了下来，但一到晚上又开始高烧。就这样反复折腾了三天。
              此前，陈子华已经将哥哥子明的有关病情与美国大夫做过沟通。在得知我们赴美的准确时间后， 她还和美国的主治医生预约了诊疗的日程。由于恰巧赶上两天周末，再加上一天美国人权日放假，2014年1月21日才是正式上班日。当天下午我们就如约来到 医院。给子明看病的四名医生分为两个团队：一个是化疗团队，一个是放疗团队。医生们聚集在一起详细询问子明的基本情况，翻看着我们从国内带来的病史资料， 询问患者以前的身体、疾病的情况，包括19年前子明患癌症的情况及治疗方法、用药及药量、部位等等，感觉他们都很用心、很仔细，试图把握所有的细节。同 时，医生还给子明做了一些基础检查，诸如验血等等。他们特别告知说CT要做的检查跟国内会不一样，因他们的断层不同。另外，还要对子明进行胰腺的穿刺活 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病因类型予以准确治疗。
              我们离开医院没多久，刚刚见过的大夫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子明验血的五项结果出来了。因为 血钾低，患者需要马上吃药。这位大夫在网上发给我们药方，我们就在住家附近一家名叫CVS的药店直接取药。美国这种连锁的药店很多，CVS遍布在各个地 方。当晚，子明就服用了大夫新开的药品，真是让人觉得十分方便。
              子明在波士顿看病的医院是麻省总医院（简称MGH）。MGH是哈佛大学的附属医院，治疗癌 症方面算是美国名列前五位的医院之一。通常在美国看病一般都在社区医院，病状特别的患者需要转院才来到MGH这类大型医院。只是这类医院一般都需要提前预 约，特别是做各种身体检查，否则不会被接待。
              第一次进入MGH医院，这里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MGH医院绝对没有国内各类医院拥挤、 喧嚣和嘈杂的情况，医院的候诊大厅干净整洁，安静舒适，甚至我稍稍大声说句话，都会引来周围人关注的目光。大夫和病人交流的态度亲切和蔼，完全是平等的沟 通与对话。他们仔细询问病状，和患者耐心细致地讨论病情，患者有任何问题与困惑，都可以同大夫询问和讨论。整个看病的全过程，病人不用自己跑来跑去地挂号 和排队缴费，医院处处都为患者考虑。
              子明的主治大夫安德鲁·朱（Andrew Zhu）是华裔。他先在国内读的医科大学，后来到美国深造，毕业后在美国行医多年，是胰腺癌和肝癌方面的知名专家。他是由MGH癌症中心主任大卫·瑞安 （David Ryan）教授推荐给我们的。朱大夫十分敬业，早上7点多，他就交待助理给我们打电话，告知1月22日的诊疗安排，以及随后几天要做的检查的准备工作。美 国的医院做检查通常都要提前一两周预约，因为子明的情况特殊，病情也很紧迫，所以朱大夫就帮助将检查程序提前安排。子明一到医院就开始4小时的输液，主要 目的是调整身体的营养状况。
              我们到达医院后，只需刷一下医疗卡，护士就按照医嘱（医生提前都开好了）安排输液。医院里 病人很少，护士长亲自给子明输液。因为彼此语言不通，过程有些纠结。尽管有子明妹妹子华陪同，但对于一些医学专业词汇还是弄不明白，我们只好不停地借助英 汉字典来做沟通。原定1月22日下午2：00做CT，因为输液过程的拖延，使得下午的时间赶不上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用着急，医院会主动衔接各部门之 间的流程，并贴心地告诉我们先保证输液，下一项检查即使时间晚点也会等着。朱大夫的助理会全权来处理这些流程方面的事务，使得子明的检查、治疗能比较顺利、轻松地进行。
              1月23日，朱大夫与我们沟通检查结果，CT报告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子明90％的可能是 腺性肿瘤。大夫的意见是做活检以便更准确些，但患者也可以要求不做。子明回复他说："我到了这儿，对大夫绝对信任，所以我听大夫的，您认为有必要做活检， 就做吧。"我在一旁听着也很感动，没想到这里的医生对病人会是这么的尊重。
              1 月24日，医生需要通过胃镜向胰腺癌取样做病理检查，同时抽了一部分腹腔积液做病理检查。在做这些检查前，都会有一些常规的指标检查。原来计划上午 10：30取活检，但是一通检查下来，发现子明体温、血压、血糖都偏高，护士马上配药，安排输液2小时，当指标恢复正常后，才开始进行手术，以此保证手术 尽可能完美。这些程序上的基础工作，一般都由高级护士完成。美国医院的高级护士是有一定处方权限的。她们工作的仔细，程序的严谨都让初次体验的我们由衷地 赞赏。
              子明做完取活体手术后，将近一个小时后才从麻醉 状态苏醒过来。医生随后又对他进行仔细的检查与观察，给他喝些东西，吃些苏打饼干，等到确定没异样才让我们进病房探视。手术大夫出来后也和我们见面，介绍 手术的相关情况。他说子明的手术很顺利，大夫在胰腺肿瘤上取了活体做检测，在腹腔中提取了积液准备去做病理分析。一般病理分析需要5天才出结果，他们会尽 量争取提早。同时，他还交待我们回去后的各种注意事项，包括饮食禁忌，药物使用方法等等，同时还约定下周二我们与朱大夫见面的时间。
              1 月28日，我们如约到医院面见朱大夫，他给我们看了CT检查报告，并做了详细讲解。子明的肿瘤标志物指标CA199从国内检查时的261—278已经上升 到323。肝脏转移的点原来有一个，只过了半个月，现在肝脏上又出现了四个转移点，发展还是很快的，而且子明腹腔的积水也比较多。基于目前的情况，恐怕做 放疗局部控制已经不行了，必须要进行化疗。在药物控制方面，他根据子明目前的身体情况，说不能急于一下子就用药力比较猛的药品（之前说的三种药的组合，是 比较厉害的）。他准备先采用中等药力的药，将吉西他滨（Gemcitabine）和紫杉醇（Paclitaxel）两种药组合使用，使用后再观察和调整。 这个配方的副作用没那么大，能有效保护子明的其他器官如肾脏等不受损害，如果这个药物组合有明显作用，也许就不需要用烈性药品。
              按 照大夫的安排，这种组合药的使用频次是每周一次，每三次后休息一次，六次为一个疗程。开始我们使用的药量，是根据子明的身高与体重测算出来的，按这个数值 的75％的量来使用。在子明每次化疗前，护士都会安排验血，等验血报告出来后再同大夫见面。大夫会再做些检查，根据当时的状态随时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几天后活检的结果出来了，证实的确是事先预判的腺性肿瘤。这是胰腺癌中恶性程度更高的肿瘤。由于积液是阴性，大夫的态度很谨慎，他认为在这么多的积液中只提取出一点检验，有时候可能有假相。
              化疗
              从 2014年1月28日开始，子明就开始了艰苦漫长的化疗。在做化疗之前，大夫也客观地介绍过这些药物存在的副作用，但没有料到子明对这种组合药物异常敏 感，身体的各种反应非常强烈，甚至比其他用过同类药物的病人反应都强烈得多，可能出现的药物过敏反应他都出现了，而且格外强烈。
              MGH医院的高级护士克莱尔（Claire）一直陪护子明做化疗的全程。她的专业技术扎实，待人也耐心和善。固定一个护士的好处是她持续了解病人的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为病人提供护理。
              每 次化疗都是一场战斗。虽然每次都服用专门的止吐药物，但子明还是经常出现强烈的呕吐，有时在医院，有时候在回去的路上就吐了起来。子明清楚地知道营养是保 证治疗的前提，所以他以顽强的意志强制自己尽量多吃些东西，经常食物还没咽下就遇到不可抑制的呕吐，导致食物一下就喷出来。有时遇到反胃他就强力再咽下 去。我们只能想各种方法将饭菜变换着花样，有时到外面中餐馆买一些食物来帮助他调整口味，尽量争取让他能多吃两口。
              伴随阵发性的呕吐，每次化疗的前几天子明都会发高烧。一般的患者发烧在38度左右，但是他却会烧到39度多。化疗后的四五天就是这样煎熬过来的，等他的身体情况稍微好一点，马上就要开始下一次化疗了。
              化 疗过程中另一个比较麻烦的副作用就是夜间遗尿。小便失禁的结果是经常会一晚上多次、有时多达十几次起夜。而使用尿不湿或者一次性褥垫又会加剧皮肤过敏（因 药物本身就导致皮肤过敏）。最后我们发现还是纯棉被褥最好，如果尿湿了，被子转个方向可以继续用。夜间，我会不断地用电暖气来烘烤被子，同时准备了多条干 浴巾，被子湿了就用干净的浴巾垫着，就这样整夜不停地折腾着。有时他连大便也不能自我控制，弄得十分尴尬和狼狈。
              更 严重的副作用是对人体神经末梢的伤害，这使得子明的动作开始变得不灵活，走着走着会突然失去平衡，跌倒后自己还爬不起来。有一次夜间，子明想去厕所，我 说："你等一下，我起来去帮你。"他说："不用，我自己就行了。"结果没等我过去，他就在厕所门口跌倒了，自己怎么也爬不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 还有一次我们去医院，我扶着他下到最后一阶楼梯，让他等着我去换一下鞋，他想尝试着自己下这最后一阶楼梯，结果一下就摔了出去，吓得我寸步也不敢离开他 了。
              每次化疗前的血项检查发现，白蛋白、钾的指数很 低。这两项指标自从在国内放疗后就已经大幅度降低。一般的病人白血球下降时都需要打一些增白针，子明这方面情况还算不错，每次白血球有下降，休息一周后很 快指标又恢复上来，所以在化疗期间一直都没有打增白针。但每次化疗后，他的血色素下降得都很厉害，开始大夫还怀疑是否有内出血现象，嘱咐我们要密切关注大 便的颜色等状况。
              有一天傍晚，我发现子明的大便有点偏 黑色，马上警觉地和大夫联系。朱大夫说胃出血是致命的危险，千万不可大意。第二天凌五点，子明起来上厕所，刚坐起来就恶心呕吐，我发现吐在盆里面的全都是 血块，大便出现黑色。我当即叫醒子明的妹妹及妹夫，一起开车赶往医院，进行急诊，抽血，抽腹水（50cc）等各项检查。检查发现红血球指标由27点多已经 下降到20点，医生马上安排给他输血（250cc），同时使用消炎药。肠胃科的大夫判断子明的消化系统上半部位出血，这样可以先通过胃镜检查胃及十二脂 肠，如果发现问题就直接手术处理，不然就通过肠镜进入，检查消化系统的下半部分。所以我们将两个手术单一并签好字。
              临 近中午，子明住进肿瘤科病房。MGH医院的癌症病区分为两层，我们所住的九层癌症病区所有病房全都是单间。经过手术前的一系列检查，下午三点半我们下到医 院四层准备做胃镜。照例先是要在麻醉协议书上签字。麻醉师还是上次做活检麻醉时的同一个医师。子明做手术的时候，助理医师告诉我们家属不必在手术区等候， 如果手术顺利就会将病人直接送回病房。如果情况不好，血止不住，他们也会马上通知家属，至于病人则会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去。
              做 胃镜要采取全身麻醉。子明的手术做了1小时40分钟。让人感动的是，手术后过不久，手术操作大夫和高级护士就分别来到病房，给子明详细介绍刚才所做的胃镜 的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子明的溃疡发生在十二肠的第一段，靠近胃的部分，伤口面积有1平方厘米。本来伤口可以夹住，但子明的情况特殊，总是夹不住，创口比 较硬，最后医生采取了周边用药，让肌肉紧张造成伤口缩小，同时在伤口面用灸的方法用药。但这种方法只能止血24小时，之后如果还有出血现象，就要再次通过 胃镜采用别的治疗方法了（譬如电疗）。胃镜后的两天是关键期，需要观察子明的血色素是否上升，白血球是否下降，大便是否恢复正常的颜色。医师还嘱咐了患者 手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诸如观察期间每8小时要验血一次，同时还询问患者和家属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问题。对于这些，他们都会给出耐心细致的解释。这种贴心的 服务是我们在国内的医院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子明在手术 后几个小时就可以开始吃流食了。当我还在琢磨怎么给他准备食物的时候，护士就已经将丰盛的食品送到了床头，有牛肉汤、鸡汤、蔬菜汤等等，都很清淡，适合患 者的胃口。医院肿瘤科的护士还第一时间将子明的血检结果告诉我。为避免语言不通的误解，她们会将每次的结果写在屋里的白板上，同时通过各种手势加以解释。
              住院后的第三天，子明已经恢复到可以吃正常食物的状态，这在国内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国内的大夫告诉我说，像子明患的这种十二指肠溃疡，手术后要停食三天。没想到在美国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子明就开始吃软食了，第三天就吃正常食物。
              出 院的时候朱大夫来看子明，告诉我们前两天他也来探视过，因为子明这边手术忙，他就没有进来。他看了术后检查指标，高兴地说子明恢复得不错，同时建议我们继 续化疗，因为胰腺癌是很凶险的癌症，如果复发起来很难再控制。本来他担心子明这次出血与癌症有关系，但是检查结果证实出血不是因肿瘤引起的。因为子明以前 从来没有胃病及溃疡病史，大夫推测这次的出血症状是由之前的放疗所造成。
              化疗对人体的伤害还是显而易见的。子明的血色素在化疗过程中不断地下降，不时需要靠输血来补充。在12次化疗期间，子明总共输了3000多毫升血液。
              在 MGH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我在结账时被吓了一跳：没想到美国的医疗费如此昂贵——化疗一次要花近1万美元，住了三天医院花费将近3万美元。原来听说过 美国的医疗费用贵，但是没想到这么贵。因为子明妹妹他们都上了医疗保险，所以她们看病的费用很少，有时甚至都不用花钱。
              这种情况严重超出了我们想象，子明妹妹子华提出让子明申请美国绿卡，说对于子明这种情况，要申办绿卡手续只需半个多月，拿了绿卡就可以享受美国医疗保险。但子明对此坚决反对。
              我 知道子明的心思。在国内，他就曾有多次出国的机会，他都断然拒绝了。1995 年他身患癌症，又被再次收监，直接影响他的治疗与疗养。官方曾提出过让他保外就医赴美治疗，但他宁愿在国内带病服刑，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对我说： "我的根在中国，这种方式出去，恐怕很多年内就回不来了。我不愿意采取这种被流放的方式出国。国外是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值得去学习，去亲身体验，去感受。 但我要自由之身，能自由出去，自由回来。"所以在是否申请绿卡这个问题上，我也表态说，"我们不再谈了，尊重子明的意见。"至于钱的事，我会再想办法。同 时我也由衷地感谢众多热心的朋友，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支持，让子明得以完成在美国的治疗。
              在 子明进行第一个周期的第五次化疗之前，主治大夫认为子明的治疗状况不错，准备将吉西他滨由75%用量减到50%，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副作用，让患者舒服 点。当时我比较担心，子明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好，如果减少药量，是否对他的治疗有负面影响。朱大夫的一席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不会的，每个病人的情况都 不一样，采取的治疗方法也会不一样。治疗癌症就是要摸索用药量的临界点，药量用少了达不到控制癌症的目的，药量多了又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将正常细胞杀 死。所以我们每周的化验检查等等，就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寻找每个人用药量的临界点。"
              在 美国治疗期间，我一有空就会上网去查找与胰腺癌病症有关的医学资料。经朋友介绍，我也认识了一些美国治疗癌症方面的大夫和护士，还包括一些癌症患者。我会 用不同方式与他们联络、沟通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胰腺癌大致可分为腺性和内分泌型两种，腺性的恶性程度大，达到三年生存期的患者比例不足千分 之一。内分泌型的相对好得多，有少数的患者可以生存到十年，朱大夫就有过这样的病人。针对胰腺癌的病人主要采用的药物是吉西他滨，但是单一使用此种药物有 效率不到10％。临床研究表明，配合紫杉醇，可以将有效率提高到近30％。子明的治疗就是使用这种药物组合，目前这已经是美国医学界治疗胰腺癌的标配。还 有一种治疗方式是三种药物组合，但目前在美国仍处于三期临床。它的有效率在50％左右，但是副作用很大，需要患者住院。
              总 的来说，目前世界上对于胰腺癌的治疗还没有太好的办法，主要是缺少新的有效药物。近两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对于肺癌、肝癌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使得死亡 率大大降低。我们在MGH看病的时候也经常遇到一些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病人，有山西的、天津的、四川的等等，大多都是癌症晚期病患，在国内感觉已经来日无 多，专程赴美国来求生一搏。有一位68岁的四川籍男士已经是肺癌晚期，在国内被判定没有几个月可活了，因为他女儿在美国就过来治疗，结果癌症基本得到了控 制，已经维持两年多了。
              美国的主治大夫在谈到子明胰腺癌形成的病因时候，认真研究了子明19年前的病历，认为很可能是他上次癌症后的放疗损伤了他的胰腺。看来真是祸福相依，放疗在抑制癌细胞的同时，对人本身的伤害同样严重。
              子 明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说："我就是那30％之内的人，我会创造奇迹的。"在化疗期间，他一方面克服种种副作用，努力保持良好的心态，能看书就看看 书，看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看电视，看看电脑。大夫说在治疗期间晒太阳和运动很重要，子明就努力去尝试。波士顿的冬季比北京寒冷而且漫长，子明不敢到户外活 动，怕引发感冒，我们就在医院的楼道里来回走动。在家中我们一起跳舞，朋友们会从网上下载各种歌曲传过来作为伴奏。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们依偎在窗边。子明 一边晒太阳，一边享受着我给他做的身体按摩。有几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子明居然还能裸着上身做日光浴呢。
              到 了4月份以后，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我们就把活动地点逐步转移到了户外。子明在内蒙插队时的朋友刘晓阳送来了一个轮椅。在美国轮椅不像中国随便可以买到， 它是根据需要配给的，在医院、大型公共场所使用的轮椅都是免费的。我们住在二楼，楼房是老式的设计，台阶比较高，走上走下有些费劲，但子明还是争取在天好 的时候，在我的搀扶下楼，能走多少，就走多少，我推着轮椅跟着。走不动了，坐轮椅，我推着他回来。实在走不动，就在院子里我们面对面的坐着，晒太阳，我给 他按摩（他的腿老是浮肿，他说按摩他会很舒服）、聊天，有时也会开车与妹妹一家出去转转。子明没有力气走，我们就坐在车上转，去看哈佛大学，看波士顿的城 市。
              随着治疗的进行，每次化验结果都会给我一些喜悦与 希望。肿瘤标志物指标CA199从开始的323逐渐下降，到4月份的时候已经下降到标准指标线以下了。第一期化疗结束，CT检查结果原发胰腺癌没有发展， 肝转移四处中有二处缩小，另外二处消失。第二期化疗结束后，CT结果表明，原发胰腺癌没有发展，相反还有一点萎缩，肝脏上的四个转移点都被控制住了。
              子 明以他的坚强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治疗。5月20日，我们做完了12次化疗中的最后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克莱尔护士由衷地赞叹说："子明 是英雄，是最顽强的病人之一。"因为在以前的化疗的治疗过程中，曾有一些胰腺癌的病人忍受不了化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中途就选择了放弃，而这种病人往往不到 一个月就过世了。
              6月5日，我们跟美国的医生护士们做 最后的告别，感谢他们给予子明的悉心治疗。大夫说："有这样好的结果，主要是靠子明自己的努力，靠他的信念与坚持，同时也是你们家属照顾得好。"当然，我 们深知自己背后倚靠着许许多多的朋友。是他们的鼓励、支持与帮助，使得子明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子明开玩笑地说："在美国治病的这段经历，一开始是度日如年，后来是度日如月，等停止化疗后慢慢能吃东西，就是度日如日了。"
              告别
              2014 年6月23日，我们终于结束了美国之行，乘飞机返京。当时海南航空公司恰好开通了波士顿直飞北京的航班，这对于我们来说免去了倒机的麻烦。在我们准备出关 的时候，海关人员差点没让子明入关，这是因为子明太瘦了，与护照上的照片差距很大。最后海关方面的有关领导也亲自出来核查，验明正身后才予以放行。
              化 疗停止后的头两个月，对于子明来说是患病以来最舒服的两个月。回到了北京熟悉的环境，他又能开始与他心爱的"小老婆"书籍朝夕相处，偶尔看看电视，上网浏 览，经常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有时候一天可以走上一公里远的路程。隔三差五，就有朋友聚会。回国后每月一次的检查，他的肿瘤标志物指标控制得也还算好。其 他身体健康指标原来低的，这两个月内也都慢慢上升，接近正常值了。看到这些积极的变化，我们心中无比高兴。
              这 种乐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8月中旬。子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又发现肿瘤标志物指标上升，超过了标准值一点点。当时美国的大夫告诉我们，单一的指标高一点也没 有关系，关键是要看CT的结果，还要结合病人的状态来分析。我们就准备安排做CT，因301解放军总医院人太多，我们决定直接去北京人民医院进行CT检 查。没料到8月底子明就开始低烧，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现象，因此在北京人民医院做CT检查的时候，顺便还看了消化科，同时也照了胸片。CT的结果显示，原发 胰腺癌的部位没有发展，肝上也没有发现有新的转移点。大夫认为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照胸片看了肺部也没有问题，但是发现肺部有积液，使得其中一片肺叶不能 正常张开。
              这种情况，是不是癌细胞引起的？于是我们又在蒋彦永主任的帮助之下，再次来到301医院找到两位肿瘤科的专家。他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觉得这些症状肯定与癌症有关，与腹水有关，同时还建议马上住院。
              当天我们就办理好了住院手续。中午，我和子明抽空出去吃饭，还专门开车去北京的车管所，办妥了驾驶执照年审的手续（子明年过60岁了，按国内规定驾照要每年年审一次）。
              这 次子明住院治疗主要是抽腹水及肺部积液，虽然腹水检查过多次都呈阴性，但是医生也不敢排除是癌细胞造成的，准备向腹腔内注射一些药物治疗癌细胞。第一次抽 腹水大夫就发现它是米糜型的液体而非一般的积液。这是一种由淋巴结遗漏的积液，其中没有血红素的营养成分。与此同时，肿瘤标志物指标还在不断地攀升。
              之 后，又做了一个全身的PATCT。这时正逢中秋节放假，医院拖了一段时间才得出结果，结果一出来让人大吃一惊：尽管原发胰腺癌和肝部情况良好，癌细胞没有 发展，但是却出现新的癌症转移病灶，已经向淋巴结、腹膜、肾上腺等转移。就此我们紧急咨询了多位专家，得到一致的回复是，在这种身体虚弱的情况下，距离上 次化疗的时间太短，不可能马上再次进行化疗，更不可能再度返回美国治疗，唯有想办法遏制癌症发展的速度。子明这时候已经不能很好地进食，凶恶的癌细胞大量 吞噬他体内的营养组织，另一方面腹水又大量流失体内的营养。
              蒋 彦永主任建议通过腹腔镜，看看是否能遏制腹水的发展。他帮助联系了解放军二炮总医院的周主任。此前，我们曾找过周主任看病，他详细过问子明的病状，表示自 己对控制子明的病情也没有把握，可以先看腹腔里面的情况。如果腹水是从某个淋巴结渗漏出来的，就可以采取烧结技术进行治疗。但是如果腹水像草地上的水一样 渗漏出来，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治疗了。
              鉴于此，子明还是想一试。于是9月12日，我们从301医院出院，回家等二炮总医院的床位，准备住院。
              有一天，看着他吃饭时难以下咽的苦痛样子，想到癌症的进一步扩散，我不禁落泪，不经意间被子明看到。我马上擦干眼泪，说对不起。子明反倒安慰起我来，"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还是我生病以来你第一次当着我的面落泪。"说罢，我们夫妻俩人抱在一起，默默地流泪。
              过 了好一会儿，子明说："好了，我们不难过了，我们还要积极地面对。"他接着说："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眼光，我选择你作为我的妻子。"其实某种意义 上我还有点小自卑呢，我对子明说："你看别人有许多都是学术夫妻，而我学术不行，文笔也不行，英文也不行，否则我能帮到你更多。"子明说："找老婆怎么可 能是十全十美的，我要光挑学术上能干的，我就找个学术秘书算了。"他宽慰我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下辈子还要与你做夫妻呢。"后来他还反过来问我： "你这一生坎坷，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与艰辛，你对你的选择后悔吗？"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转院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办。还好，在301医院出院，本要三天后结账才能拿到医保卡，但医院当天就给我们办理好出院手续。紧跟着赶上周末，等周一上班我们就抓紧去办理增加二炮医院进医保名单的手续。好在有朋友徐云帮助办理，事情变得顺利很多。
              9月18日，二炮总医院空出病床了，我们赶紧搬了进去。子明一住院就开始输液补充营养。医院检查后确定一周后进行手术，腹腔探查，观察腹水的情况，确定是否能烧结，抑制腹水。
              9月23日晚，我正准备用手机给儿子发微信，告知他明天父亲手术的事情，子明制止了我。因为明天也是儿子要去参加保送研究生复试的日子，子明说："先不要告诉他，让他安心去复试吧。"
              这 一个晚上，对我来说是很痛苦和纠结的。子明目前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差，特别是下午做了肺功能的检查，他的肺部也出现大量的积液，造成他肺叶打不开，严重影 响了他的呼吸，这给手术增加了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以至于我担忧地跟子明商量说，"要不明天的手术别做了，我心里很没底。"子明安慰我说，"别担心，我还 是想试试，看看是否能治疗腹水。"
              腹水折磨他已经好几个月了。他整天大着肚子，内脏的很多器官整天泡在水里，很不好受。同时腹水也大量流失掉他体内的营养。在这种痛苦挣扎的心态中，我们做着各种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备皮、验血、灌肠、各种签字，等等，忙碌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
              第 二天正式手术，我心里实在不安，便叫好友徐云过来陪伴。子明很早进了手术室。手术计划十点开始，这时候蒋彦永主任也赶了过来。中午前，手术终于结束，蒋大 夫和周主任告诉我手术还算顺利，对腹腔局部使用了一些治疗癌症的药物，但是对于腹水没有办法治疗，因为没有找到淋巴结的渗漏。现在看来，子明那时的腹水就 是癌症转移后造成的大面积渗漏了。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手 术后子明还没有从麻醉状态醒来，就被直接送入重症监护室，家属也不能见面。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医院，忙着给他安排床位（医院规定手术时患者因要进重症监 护，原来的床位要腾让出来，手术后再重新安排）。为了给子明创造舒适一些的条件，我向医院申请要了一个双人间，这样总比三人间条件稍好一点。但预定的双人 间的病人要等进手术室后才能腾出床位来。子明在重症监护室醒来后等着焦急了，不断地让护士来询问。我知道，他是想见我。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子明的身体每况愈下，消化功能急剧衰退，进食量越来越少，不时发烧、呕吐，有时见一会儿朋友，都累得似乎要虚脱，我只能婉拒了很多想来医院探视他的亲朋好友，以节省点他的体力。
              即便如此，子明还是很顽强地应对这种恶劣的身体状况。他努力让自己多吃一点，并尽可能走动。每天的中午、晚上，他都在我的陪护下在医院楼道里来回走动。一般上午徐云会来替换我，有时欣平也会过来替换我，让我去睡一会儿。
              就 这样坚持到10月中旬，子明的身体愈发虚弱，已经不能自己走动了，站起来也吃力，但他的思维还是十分敏捷，说起事情来反应还是很快。我们在一起谈婚姻、教 育，涉及许多话题。我们也会谈到子明父母养老的问题，我说了一些我的想法，子明说："你善良、真诚，我对你完全信任，就按你的意见去办。"
              有 一天晚上，子明非要站起来，我很费力地把他扶起，然后我们慢慢走到窗户旁，从里面看出去正好是新街口外大街，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街道，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 过十年。当时天色已黑，街道上灯光通明，行人寥寥，我们就这样扶着栏杆并排站着凝视远方。我问他："你是否熟悉这个画面？"他说："是啊，下辈子我还要与 你做夫妻。这辈子我们是青梅竹马，下辈子应该不是了，那时候我们互不相识，在一个小桥上，回眸一笑，一见钟情。"
              子 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有些朋友想来看他，我与他商量，他说，就让他们来吧。他即使躺在病床上，还是会吃力坐起来与大家交谈，送给大家新出版的书籍。有 些朋友想让他签名，我考虑他的身体，本来想要拒绝，但他坚持要给大家一一签名留念。那个时候，他都虚弱到了极点，手里也没有几分力气了，但还是坚持一笔一 画，弯弯扭扭地写着。即使身体再难受，他每天还是坚持要看报纸，要上网看看，到微信群去看看。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个上网卡，让他用iPad保持和这个 世界的联系。就这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子明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我考虑到这段时间照顾子明的辛劳，以及子明走后个人感情的悲伤，可能没有精力来操办子明的后事，所以我请了哥嫂及几个好朋友，来帮助我办理一些事情。鉴于包遵信追悼会的情况，我及早与公安接触谈子明的后事情况。
              因 为我要在医院照顾子明，走不开，所以就把刘苏里叫到医院，与他商量追悼会的细节。我们在一旁小声地说，子明在旁边听到了，也参与意见。在谈到与公安交涉开 追悼会的事时，子明说，鉴于包遵信的情况，公安不会让你们开得规模大。要保护朋友，这个事不要勉强，不要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大家可以出个纪念集，写文章来 纪念。我说，那由谁来主持这件事呢？苏里推荐徐晓来主持这件事，接着苏里又问道，谁做这本书的主编？子明说，谁操办，谁就是主编，既然让徐晓来操办，徐晓 就是主编。与一个将死之人讨论自己后事，这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次次见朋友，一次次吃力地交谈，交待着一些事情，交谈着一些事情。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还经常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10月20日上午，律师高晓风和张晓明结伴来看子明，他这天好像有些精神焕发，很有兴致与他们深入地交谈。
              子 明说，离开美国的时候，妹妹子华全家请我们吃了一顿日本餐。子明说他答应子华，等他们回国时请他们吃五顿饭，看来这个承诺是不能完成了，请高晓风和张晓明 代请子华吃饭。随后又说到，之虹人很好，很善良，今后要有人来帮自己照顾她（此前子明曾跟我说过，前一段我为他付出了许多，下半辈子他会好好照顾我爱护 我）。接着他又提到了儿子。我当时外出不在医院，进来的时候听到了一些尾声。后来朋友走后，我就开玩笑地说，"怎样？在托孤呢？"子明说："你真是很 好！"说着他两手都伸出大拇指。我说："有你说的这么好吗？"他回答说："当之无愧！"
              在子明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刘瑜、周濂夫妇来看他，子明对他们说："学术研究，许多事情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我与刘苏里商量着他身后的一些事情，有意躲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但他却还能听到，时不时地还插话，给予一些意见。
              10月21日上午，我跟大夫商量一些事务，委托徐云在病房照顾子明，我则赶回家去处理别的事情。走的时候与他说好，我中午前就会赶回来。
              谁知我刚刚到家，就接到徐云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子明的情况不好，血压急剧下降，大夫让我马上回去。
              我 着急忙慌地往医院赶，我弟弟小青（当日凌晨才刚刚到京）开车陪我一起前往，路上我打着电话，通知儿子、哥哥、嫂子、妹妹、妹夫等亲属，通知到了小毕，但联 系不上刘苏里，他手机关机了。我一到医院，我二嫂就跟我说，"小妹，子明正在找你呢。"因为离着近，她们很早就赶到医院了。二嫂说她们一见到子明，子明的 眼睛就在四处寻找着，二嫂问他："你是在找小妹吗？"他点点头。二嫂告诉他我正在往医院这边赶呢。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在四处寻找，二嫂赶紧给我打电话，这 时候我已经在楼下了。当告诉他这个情况，他就把手伸出来，要拉的意思。我迅速到病房，拉着他的手，他才平稳下来。
              一会儿，他又要挣扎着起来，二嫂鼓励他说："子明要做男子汉，要顶天立地，就是要站着！"子明也似乎有意识地应和。二嫂说："你现在太累了，先休息一下，回头休息好了，再起来。"子明顺从地躺下了。
              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现在给子明用药物支持着，但是支持不了多久，心跳开始下降。子明就要走了。旁边有个大夫也说，一般病人心跳开始下降，很快的，也就十分二十分钟，人就走了。
              这 时候在京的亲属几乎都赶到现场来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小毕、徐云、高小弟、王欣平、高杨等，大家围在子明的身边，呼唤着他，试图与他交流，子明的心跳开 始下降，但是他这颗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心脏下降速度很慢，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时间停留在14:50分，他终于在大家陪伴护送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子明是带着对生命的眷恋，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带着对亲人、朋友的不舍顽强坚持到了最后的一刻。
              从子明确诊患癌到去世总共是314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我们努力寻找各种方法，积极进行治疗。我们努力了，拼搏了，抗争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挽救回他的生命。
              子明你太累了，你好好休息吧！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

              明镜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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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8, 2015, 6:43:11 AM10/2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高全喜、宋学鹏：古今之变高于中西之争

              Posted: 27 Oct 2015 10:50 PM PDT

              高全喜
              自从中国古典王朝的大门被西方的枪和炮敲开之后，从几千年王朝古国脱胎的现代中国，不得不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中艰难寻索自己的前途。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立宪、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在追求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同时，也在谋求一个好的社会生活。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文化和经济等与世界接轨，进入富强大国之列。但内在的焦虑、转型的困难依然在考验着现实的中国。

              经过百多年历史的求索和近三十年国力的积淀，现在的中国也许是最需要智力和思想的时候。

              晚近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而唯有政治共同体生活还处在艰难的转型中。而这个转型则与更为长远的历史相关联。所以也更为迫切需要法学与政治学能从本土意识出发，梳理古今、中西资源，为这一转型提供思想支持和内在动力。

              正是把握住这一时代的需求，四年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一直在主编一套"法政思想文丛"，文丛目前已出齐12种。这些著述不论资历、职称，以原创性思想为尊，意图为转型中的中国提供思想资源，寻求一个普遍的法律与政治之道。

              寻求转型中国的法律与政治之道
              《法治周末》：在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文学和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曾在特定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发展。近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人们对法学和政治学的期望高起来。您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和需求？
              高全喜：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古今、中西两个层面转型的延续。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一直都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

              这个转型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近说是辛亥革命---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从这时起，中国就开始从古典、古代的王朝政治到现代共和、民*主政治进行转型。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转型还在继续。用一个大家熟知的比喻就是历史三峡我们还没有走过。

              现在，我们在经济层面、观念层面很多方面都融入了现代社会，甚至面临后现代的问题，但我们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制度，它的骨骼还没有完成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所以我经常有这样的比喻，我们前腿已经迈入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但我们相当的部分还处在前现代，大脑等主体部分还处在转型中。在这个状态中，就需要有思想资源为这个转型提供动力，尤其在法律和政治方面。

              《法治周末》：这是您四年来一直在主编法政思想文丛这套书的初衷吗？
              高全喜：这套法政思想文丛四年来已经出版了12本。丛书的基本定位是关注转型时期有关法律与政治的中国问题，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内在的思想资源，提供促进中国转型的思想动力。

              中国近30年学术思想变革，最早是改革开放的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后来是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制度方面---建立一种人道的、法治的、对权力有约束的政治---有了迫切需要，跟这个需要相关联，法学和政治学在这方面突显出来。

              《法治周末》：20世纪90年代，国内从西方学界翻译过来很多法学和政治学著述，比如盛行一时的哈耶克、哈贝马斯、斯特劳斯的理论等，与之相比，现在您做的这个工作的差异性在哪里？
              高全喜：随着法政思想在近一二十年的突显，国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述。从范围看，有英美的、德日的，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的等；类型上包括理论上的、案例上的、法哲学上的。这些著作使我们对西方的法治文明，尤其是各个部门法的一些制度实践，甚至系统性的民法、宪法等有了很好的了解。

              但国人基于一种本土意识，或基于一种社会需要从事富有创造力、原创性的作品却很缺乏。所以编这套书是想集中中国学人原创性的思想，以中国问题为主要导向，集中展示经过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研究之后，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个思想是能够对一种制度有系统的理论认识和体现内在精神诉求的，是系统的理论知识、价值诉求和精神底蕴相结合，而且又能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的。

              《法治周末》：文丛注重思想层面的追寻，我注意到已出版的书中，既有对西方宪*政民*主思想的研究，也有对中国近百年法学思想的整理，那么这套书在整体上想描述出一种怎样的法政思想面貌？
              高全喜：我们在做的时候，遵循的思路是处理好两个传统，一个原理。既要处理西方的法治文明传统，又要接续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文明或传统。无论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对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建设，都是应该继承与发展的精神要素和理论要素。

              通过处理好这两个传统，实际上探求的一个原理是，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与法律之道。这就使得我们转型时期建立现代政治与法律之道是续接传统的、审时度势的厚的理论。

              我经常说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厚的自*由主*义，能够处理传统问题，而薄的自*由主*义只是把普*世的价值拿过来。普*世价*值是必要的，但这些价值要和各自文明的传统结合起来才能扎根，才能被人接受。否则，两者不兼容，或者不能创造性的转化，那么普*世价*值就是别人的，是他者。

              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化敌为友，一个是把传统激活。这也是这套书的追求：能够面对两个传统，从而寻求一个普遍的中国政治与法律之道。

              法律永远能够给社会激情提供一条警戒线
              《法治周末》：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这套丛书没采用人们平常所说的"政法"的提法，而是用了"法政"，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高全喜：为什么叫"法政思想文丛"？我觉得在中国转型时期要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忽视了法律的建设，往往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这样使得权力没有得到约束，个人的理想很浪漫。理想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很多灾难，比如"文革"。理想不经过法律的约束就容易给社会带来一些灾难。

              30年改革开放，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建立法治社会。之所以定位为"法政"，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政治与法律的关系。社会的治理、公民权利的保障甚至社会的安定、人民的福祉，这些都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法治秩序来加以支撑。如果光是人治那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

              《法治周末》：那是不是可以说，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法律是比政治更为优良的工具？
              高全喜：也不能这样认为，并不是所有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就能解决的。当一个社会处在变革时期，还是需要政治的动力，比如当我们面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的改革需要突破一些法条约束的时候，都需要能够调动"公民政治"的参与。

              因为法律有时候是保守的，保守到最后就失去了一种重新唤起人们投入一个共同体的热情和美德。一个社会只是用法律去保障，人人为自己，有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社会庸俗化、犬儒化，甚至导致共同体精神的丧失。

              中国的变革，一方面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还看到由于我们处于改革时期，需要改革的动力。那么我们要呼唤公民的美德，人们投入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意志、政治激情，对政治共同体的一种追求。

              所以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一方面要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约束政治的僭越。另一方面，社会还是需要唤起人们的一种内在的激情。我们需要一个人们广泛投入的政治秩序和氛围，建立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又要通过法律防止这套制度过于激化、过于浪漫主义化、过于意志激情化以致失去了理性和稳妥。就是说，法律永远能够给社会激情提供一条警戒线。

              法学的逻辑是首先把人当成人
              《法治周末》：前面提到了"两个传统"，后面我想请您谈谈中国法政思想的传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即人的现代性问题。近百年来或者从更早些时候，都一直有一个中国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中国宪*政之路需要更好地提高民众政治素养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高全喜：我是反对这个看法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仓廪实而知礼仪"，吃饱饭了就知道礼仪了。但对我们学习政治与法律的人来说，就不能对这个逻辑表示认同。甚至恰恰相反，人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人，然后才有资格和权利去追求过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一个富足的物质生活。

              法学的逻辑是首先把人当成人。人首先是一个有尊严、有权利的人，然后人才可以去追求财富和公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

              所以，那种认为由于我们的传统以及教育还普遍较低，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还没达到一定水准，还需要启蒙，只有等到达到一定水准之后，才能从事法治方面、政治方面的建设的观点，我认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因为人的道德廉耻、正义不正义，这些都是人的最自然的情感，没有必要跟经济生活有什么关系，不需要启蒙。所以我不赞同启蒙论的这种说法。

              人追求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追求一种正义的生活，这些天然的情感也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就像英国人休谟和亚当·斯密也都认为这是人的天然的感情。

              《法治周末》：同样是英国人的庄士敦———溥仪的老师，在他的《紫禁城的黄昏》里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的心智未开，共和意义不大。所以他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高全喜：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就像当时的立宪派张謇，我是比较赞同他的。他们觉得君主立*宪在中国是代价最小的。要追求共和，可能代价会比较大。要废除一个王朝、一个君主以及它维系的整个贵族，社会变革的成本太大了。

              但武昌首义之后，立*宪派走向共和，这不能看作是他们的投机，他们是与时俱进。既然君主制已经被推翻了，就不要像康有为那样再去搞一个君主。康有为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好，然后还要反对共和制回到君主立*宪，为了理念而投入社会无谓的斗争，这就有点顽固不化。立*宪派审时度势，追求的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价值。从这点看，他们是一以贯之的，不是强行逆历史潮流而动。

              《法治周末》：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弱政府"状态，所以从《临时约法》开始，社会法治变革一直走在曲折的路上。如从军政、训政再到宪*政。这种宪*政路上的曲折和积弱状态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高全喜：从1911年到1924年，中华民国草创时期的十多年宪*政活动有得有失。但因为当时只有《临时约法》，所以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宪法，但这十年做得并不好，所以屡屡立*宪屡屡失败。这十年做得不好，就导致了后面20年发生了国民革命、大革命，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革命运动，然后"党*国"出现，使得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如果这十年处理得比较好，有一个得到各派力量的妥协和人们认同、稳定的、得到实施的宪法的话（虽然有一个《曹锟宪法》，但人们不认同），那么中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超越中西之争完成自己的古今之变
              《法治周末》：那么，与清季和民国法学家相比，今天的法学人面临的语境有哪些不同？现在薪火传到当代这批学人手中，包括您在内的这批学者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高全喜：最大的不同是，现代的法学人经历了两个共和国。民国时期的法学人经历的是王朝政治、帝制传统向现代政治的转变。他们面临的是如何处理一个王朝政治传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说，"革命后"国家的转型，经济层面上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法治国家又开启了这个问题的法律与政治层面。

              另外，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大不一样，民国学人处在二战前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主权越来越薄弱了。而西方在全球化时代的"去主权"倾向，是建立在他们有一个完整主权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秩序保障基础上的。

              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面临着一个吊诡，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全球化的时代，不能脱离这个框架单独存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都在和全球化的制度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相连接。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百年没有建设好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我经常用"良制"来说这个问题，即"良制"还没有完成。中国要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特色就是一个分享着普遍的价值，又具有着自己独特文明传统的、本土的法治宪*政制度，还需要时间。

              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背景和内在的任务，这和民国时期就完全不同了。外部的国际因素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我们目前首要任务还是完善自己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的构建，这是中国法学人近一二十年的主要任务。

              《法治周末》：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中西两个格局、古今两种资源时，对学人的要求就更高了。如何在古今中西这样四个维度上梳理好转型时期的思想资源？
              高全喜：西方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都经历了"古今之变"。中国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在面临着"古今之变"的同时还面临着"中西之争"。

              因为我们的"古今之变"不是我们自身生发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列强用枪和炮打进来的。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进入，那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还难说，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的文明社会在周而复始地运转。

              中国是带着屈辱进入"古今之变"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救亡和对强大国家的诉求，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正当性的。

              但在"古今之变"中，我们要理性地面对"中西之争"。做到既能够理解"中西之争"带给我们的损害，又能超越这些场域中的、历史中的悲情，化敌为友，促生一个更高的诉求。

              我一向主张"古今之变"要高于、大于"中西之争"。我强调"古今之变"是根本，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古今之变"。所以能够超越"中西之争"完成自己的"古今之变"，这是中国当代的思想家应该具有的一个品质和胸怀。（本文有删节）

              ——微信 辣笔萧三匝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Posted: 27 Oct 2015 10:48 PM PDT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微信 水煮百年

              一剑飘尘：能够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吗？

              Posted: 27 Oct 2015 10:34 PM PDT

              清代各个时期发辫演变图 （左起）清初 清朝中期 清末

              记得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网上有人骂共产党，都会让大家读者提心吊胆。十几年下来，现在不骂共产党，都显得不是正常人了。共产党显然应该骂。不要说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伤天害理的过去，单单凭一个政党执政60多年，就应该骂。美国就很少有哪个政党能够执政超过8年的。为什么？时间长了，民众就审美疲劳了。

              但是，现在又有许多人，跑出来拥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人的眼里，似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些人比共产党厉害。共产党不过是想在中国永久执政。而这些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了不起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中国问题，还是美国问题，只要用中国文化来套，就一定不成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很简单：中国文化吹嘘起来有5千年的历史，实际考证是大约3000年。如果这个文化，真的是了不起的文化，那么中国那个国家，应该在这个文化的带领下，一直领先世界的。而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中断的。延续至今，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牵牛花爬树，能够一直爬到树顶，也算一项特异功能。大树也无可奈何。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元朝，不是中断了中国的文明吗？不要跟我说什么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了不起的一分子。人家的墓还在蒙古呢。元朝的帝国之辽阔，只能说它是自己独一无二的，没有继承了中华血统的帝国。

              难道清朝，不是中断了中国文明吗？看看清朝的服装吧，和在此之前的那个朝代有任何的共同点呢？剃头这个事情，为什么在清初的时候，遭到了整个汉族的抵制？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孝道，其中汉朝出版的"孝经"中就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清以前，只有出家人才剃发，表明与世俗的一刀两断。而清的第一道全国性的命令，就是剃发。

              四大文明古国，其实没有一个是完整延续下来的。另外三个古国的领土上，现在也还是有国家的，比如埃及，他们也还是说自己继承了古埃及的文明传统的。至少，金字塔，还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旅游收益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静止地看待世界，阻碍文明的发展。

              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在辛亥革命之前，可以说是一个模式。没有任何的创新。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相反，西方文明也有黑暗时期，比如中世纪。比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还要黑。点着松脂油，都找不到松鼠窝。但是，欧洲文明里有非常好的求新因子。直到今天，以欧洲文明为指引的国家，还是最有创新力的国家。

              这不得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孝"。前面说到清朝剃发，是对于中国传统儒教中孝道的违背。但是，显然，清统治者很快就发现了儒教是统治中国人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孔老二家族在这一次异族颠覆中，竟然丝毫无损。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儒教。我一直认为秦始皇是残害中国人的罪魁祸首。第一，他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让后世效仿。第二，给予儒教国教地位。许多人会奇怪：秦始皇不是焚书坑儒吗？但事实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自己就是儒教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他实施的焚书，怎么可能烧儒教的书？焚书坑儒，其实是"焚诗书，坑术士"，儒教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使帮凶。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弊端：一件事情都不可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焚书坑儒四个字，如果单从字面理解，要害死人。就这样的文化，还能够是人类的优秀文明？简直开玩笑。

              儒教的根本其实在于纲常。什么是纲常？就是等级，就是把社会分层，而且要阻止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这可以说是中国三千年历史循环而没有进步的根本。我常说，中国没有哲学。这要修正。中国有哲学，就是：静止的就是美的。这就是儒教的根本。

              甚至，孔子在《论语.为政》还提出"君子不器"这样的主张。什么意思？不要研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鼓励愚民。中国人口一直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这几千年，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不是一星半点。可以说，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今天死刑犯还应该是用大刀砍头呢。更不要说，人文哲学方面的思想进步了。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还有许多中国人接受不了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的根源。看看那些在硅谷、在高科技公司、在西方的工程公司、在美国的大学里工作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真心接受西方的文明的？又有多少还是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的？为什么中国那样一个独裁、专制政府，还能够获得这些海外中国人的拥护？还能够获得他们的掌声？这都与这种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不讲逻辑，只重感情。比如，强调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强调传宗接代。这都是基于DNA的传承关系，而不承认每个人成人以后都具有独立人格的特征。不尊重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的三千年历史中，没有让中国进步，一直让中国停留在专制社会之中。到了今天，这种文化就突然从良了？不可能。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求稳、墨守成规。与现代社会追求创新、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之所以突然有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不过是行政当局实在找不到可以凝聚人心的武器而已。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政客的手里，和钓鱼岛的作用是一样的。

              2015 Oct 26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一剑飘尘，第一部8x8事件长篇小说"男女关系"、禁书"天an门情人"作者，美国作家、企业家。新的微信公众号：wxzy_9。或者按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无限主义：wxzy_9(订阅了以前公众号的，请取消订阅，都已经被封杀)

              ——微信

              一剑飘尘：只要封杀做的好，南海不怕美国佬

              Posted: 27 Oct 2015 10:29 PM PDT

              美国国防部今天宣布：将在24小时内，巡视南海岛礁。为什么？为什么？估计有人会在中南海抓狂：我不是刚刚送了300亿美金的大订单么。

              鸡同鸭讲，真的是讲不清楚的。

              比如吧，美国是一个最重视诚信的社会。就有人在美国公然自诩说：年轻时就看过潘恩的"常识"。然后，好事的查出来，中文版的"常识"出版于2004年。这种没有诚信的品德，是不可能靠钱多赢得美国人的尊重。相反，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救助小国、穷国的例子。即使今天的朝鲜，也欠着美国154亿美元的外债，当然，美国人民很清楚，这是肉包子打狗了。

              所以，把中国那套暴发户的金钱本色拿到美国显摆，真是脑子进Shit了。我要是国家领导人，今天晚上就把外交部长、美国大使，都撤了。不能像金三那样炮决，至少可以查一下他们贪污。

              但是，美国军舰一定要巡视南海，与上面说的尊重与否，关系并不大。我知道，现在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是认为美国人在打某人的耳刮子。其实，美国人没有那么无聊。虽然，对于中国最近的一系列政策，美国肯定不满意。但是，巡视南海，与这些关系不大。因为巡视南海，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什么国策？自由航行。

              美国是一个拥护自由的国家。美国能够独立，就是为了获得脱离英国的自由。美国也是一个商业文化国家。而航海的自由，对于商业，也是至关重要。所以，中国在南海岛屿上设立军事基地，可以说是触到了美国的痛点。好比如果今天美国在台湾基隆设立军事基地，中国也会做出一些强硬反应一样。

              就如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所说，美国这样巡视南海岛屿，也并不是针对中国一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国家的岛屿，美国一样巡视过。因为这是美国的国策：保护航海自由。为什么索马里海盗猖獗的时候，美国第一个派出舰队清扫？一回事。

              这次巡视中国的海礁，也不是美国军舰的第一次。之所以这次招惹的世界瞩目，关键不是美国有什么变化，而是中国的变化：在南海岛礁大兴土木，建设军事基地。当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可以否认。这就是中国让人不待见的地方：你以为那么大的岛礁建设，是你嘴巴一张，就可以隐藏起来的吗？

              搞外交，其实和搞人际关系差不多。你没有诚信，谁都不愿意做你的朋友。你凭空捏造，当面撒谎，谁都不会看得起你。其实，南海岛礁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你自己占领的岛屿。大兴土木，也就是为了军事用途。没有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大大方方说，我对南海岛礁归属有争议，所以设立军事基地。其他国家反而敬你是条汉子。记得小时候，小朋友打架。虽然明知道打不过对方，也不会有哪个没有开打就认怂：老大，我不是和你打驾，我是来给你挠痒痒的。

              对内欺瞒惯了，因为你有枪有炮的，中国人拿你没有办法。现在到国际上，还要欺瞒。人家就不尿你了。家里横的习惯，带上街头，其实也没有啥。但是，遇到更横的，大不了打一架也没有啥。反正现在有钱了，大不了岛礁工程被炸烂了，组织大学生们去美领馆门前砸砸窗户，面子上还没有输多少。然后重新再建就是。现在这个，美军还没有宣布，那边军委副主席就说"即使牵涉到国家主权也不会动武"。这也她妈的太怂了。原来，每年大幅上升的军备，都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啊。

              再说，做宣言啥之前，能不能找我这样的美国通，咨询一下？看在同种同源的份上，我只收取你们硕士毕业生的咨询费，不收清华博士毕业的咨询费。我要告诉你们：美国人是最怕打仗的。不要看美国军舰耀武扬威的，其实，他们只是要宣示一下航海自由行的权力。他们对于南海诸岛既没有兴趣，也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主权争议动武。就是南海诸岛都被中国占领了，只要中国能够保证在国际社会在南海航行的自由，美国也不会出兵攻打中国。因为那不符合美国人的性格。特别是最近，美国经历了两场大战，而中东局势未稳，俄罗斯蠢蠢欲动的情况下。

              所以，在美国军舰来的时候，你们就闭上眼睛装作没有看见，敞开12海里。然后国内严管封杀相关报道，就啥事没有了。何必现在这样虚张声势一番以后，又做缩头乌龟呢？

              只要封杀做的好，南海不怕美国佬。封锁不了12海里，还封杀不了信息传播么。

              2015 Oc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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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傅恒：懸浮在大陸上的「快進鍵」

              Posted: 27 Oct 2015 10:27 PM PDT


              世界對中國能提出的最尖銳問題，無非就是人權問題。


              這個大陸上的人已經變得不耐煩了，但是又因為沒有行動能力，只能指望習近平的十年快點過去。人心所向，就好比在整個大陸之上懸浮了一個「快進鍵」，希望這個所謂的「黃金時代」快點結束。按照共產黨的政治規矩，一個人幹十年就得輪換。
              在近期習近平對英國的訪問中，大陸的輿論出現了一如既往地分裂：以黨媒為代表的宣傳機構不斷構造這樣的印象，中國已經與大英帝國平起平坐了，甚至於一個新興的中國正在拯救老邁的日不落帝國。而在社交媒體微博及FB上，無時無刻不在展現此次訪問的荒誕。
              世界對中國能提出的最尖銳問題，無非就是人權問題。因為習近平頻繁地出現在世界場合中，也將這個質疑的動力推進到歐美國家最迫身的地方——這些國家及其民眾也在思考，到底怎麼一個已經拋棄了人權的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這種拷問愈來愈強烈。
              但是世界對中國失去了辦法。相應地，對於人權問題也得不到應有的答案。在中國這邊，早已經準備好了詭辯。一方面是強調國情論，強調中國發展權優先與人權；另一方面大打國際牌，提出每個國家都有人權問題。中國太極讓世界抓狂，卻又無可奈何。
              這樣的情緒蔓延到大陸國內，因為這些說辭屢見不鮮，早已經喪失了基本的聽眾群。在信息屏蔽、閉目塞聽的情況下，普通人的認知是這樣的：世界正在孤立一個友好與強大的中國，日本又在東邊挑釁，美國在南海夾擊中國……這種莫名其妙的焦慮情緒也希望看到改變。
              而在一些具備反抗聲音的人群那裏，也逐漸認識到短短三年，是社會失去的三年，是運動分子失能的三年。按照這樣的路數走下去，未來如何，不堪設想。於是，一種焦慮感同樣蔓延，多希望餘下幾年快點過去。就像現在懷念江澤民那樣，人們期待現實早點變成「歷史」。
              綜合起來講，無論是在央視調教下的政權基本盤那裏，還是在原本具備行動能力而後又偃旗息鼓的社運群體中，時間都顯得特別緩慢。一種巨大的停滯感及強烈的剝奪意志籠罩大陸之上，除了坐行八萬里，似乎無計可施了，烏合之眾的目光齊齊尋找懸浮的「快捷鍵」。
              江澤民及其民間闡釋者所創造出的「長者傳奇」，或者說一種近似文字朋克的荒誕文本，在這個巨大的停滯時代投射出某些不死的心跡。這種毫無營養的文字，以一種迷茫抵抗某種逐漸加深的侵蝕。長者傳奇，也在等待續寫習近平的傳奇，比如包子文學之類。
              利益場合當中，充滿了急於變現的投機心態，好像每一次變現都是最後的變現，都等不到太陽再次升起。將現實「變現」，與早點翻過這章書，將現實變成「歷史」毫不違和地擺在大陸人眼面前。狄更斯的時代也不能與之比肩，或許只有《神曲》可應景且唱和一二。

              ——东网

              纽约时报：“膜蛤文化”盛行中国网络，或为影射习近平（AMY QIN）

              Posted: 27 Oct 2015 10:25 PM PDT

              多年来，他一直是网民嘲笑的对象。人们取笑他那硕大的长方形眼镜和高腰裤。模仿他笨拙的语言，以及有时在正式场合表现出来的失礼行为。他们说他长相像蛤蟆，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蛤蛤"。
              但是近几个月，社交媒体转变风向，开始赞扬起89岁的前国家主席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在多年遭受嘲弄之后，他现在成为了某种时尚教主，成为了玩笑性质的亚文化"膜蛤文化"的偶像。
              • 查看大图CNN国际的Twitter上写道：
                CNN International/Twitter
                CNN国际的Twitter上写道："一个巨型充气蟾蜍与前中国国家主席有什么关系？"
              • 查看大图有关
                Youku
                有关"习大大"和"彭麻麻"的视频。


                江泽民的追随者称他为"长者"，在微博、问答平台知乎、以及人气消息应用微信上，关于"长者"的内容不断冒出。"蛤丝"们曾经嘲笑江泽民古怪的行为方式和衣着装扮，如今却在热烈讨论他们现在觉得他的哪些地方很可爱。
                就像中国的很多网上笑话一样，人们也在玩文字游戏。一些人在网上发布笑话时，不再用"哈哈"表示笑声，而是使用同音字"蛤蛤"。
                就像中国大多数政治米姆(meme)一样，"膜蛤文化"也富有讽刺感。
                "'膜蛤文化'不只是崇拜，也是讽刺，"对膜蛤文化感兴趣的中国影评人Magasa说。"但其背后的感情是复杂的。它半真半假，具有讽刺性，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对现状的不满。"
                公开谈论"当前形势"正在变得日趋危险——中国人有时用"当前形势"来指习近平时代。有人说，把江泽民的品质正面化是一种隐晦的对比方式，可以解释为对习近平的批判。
                "中国数字时代"总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兼职教授萧强表示："习近平在整治网络方面特别强势，发表任何有关他的负面评论都很危险，所以必须采用迂回的批评方式。当'蛤丝'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去年底出现的微信公众号"江选研讨会"宣告了膜蛤文化的诞生。这些文章以学术语言撰写，似乎做过充分的研究，深入讨论了"长者"的爱情故事、"长者"会多少乐器等话题。这名匿名作者还写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将领导人的教育水平与中国总体文化氛围联系起来。
                这个公众号立即成为热点，很多中国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非常微妙，"萧强说。"表面上很有趣，有很多细节，但作者也对江泽民有很多负面的言辞，以一种非常尊敬他的方式撰写。"
                在相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该公众号的撰稿人表示，写这些文章绝不是嘲笑江泽民。由于这个话题很敏感，这名撰稿人要求匿名。
                这名撰稿人写道，"你甚至可以认为他扭转了部分民间对他的负面印象。"
                "江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趣的人，更有人情味，"当被问及江与后来的领导有何不同时，他写道。"尽管有时略显可笑。"虽然这个微信公众号已被审查机构关闭，但膜蛤文化仍然很流行。这种文化更多的是基于江泽民相对国际化的背景和即兴行为，而不是他的政治活动。粉丝们喜欢回忆1996年的那一刻，当时江泽民在马德里的一场正式招待会上，在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的注视下，拿出梳子梳理头发。
                一篇题为《亲爱的长者，祝您生日快乐》的文章在微信上广泛传播，一名用户张贴了江泽民2000年访问以色列期间身穿泳裤、头戴护目镜和蓝色泳帽在死海享受漂浮的照片。
                "这个Look与上面的高腰抹胸裤一脉相承，"这名粉丝写道。"看到这些图，我被长者的坦率和自信彻底折服。"
                如今很少在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这么自然的一面，尽管习近平通过光临包子铺这样看似临时的举动，以及欢快的音乐视频，在尽力打造平易近人的"习大大"形象。
                "那时候，我们会看到江泽民大声说话，开怀大笑，或拿出自己的梳子，或者说一些英语短语，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影评人Magasa表示。"但没有看到其他中国领导人这么做。只有看到像是木板的胡锦涛和非常严肃的习近平之后，才突然记起江泽民非常有个性。"
                当然，这些怀旧之情几乎不涉及江泽民的政治活动。
                "我个人觉得江并没有比习好很多，"前记者文森特·朱(Vincent Zhu)说，他提到江泽民参与了1989年镇压民主抗议的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法轮功的迫害。
                "但他非常国际化，受过良好教育，而习近平却喜欢告诉人们他读过什么书，"文森特·朱说。"因此，'膜蛤'是一种反驳习大大、彭麻麻这种廉价宣传的方式（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随着有关江泽民健康状况恶化的谣言不时出现，现在"长者"的每次公开亮相都会让他的粉丝兴奋不已。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比2000年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点击此处观看视频）还令人难忘的时刻了，当时面对一名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他的回应中出现了一些如今的蛤丝最爱的用语。
                "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一套的，你们毕竟是too young，"江泽民的言语在普通话、英语和粤语之间来回切换。"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什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我见得太多啦，"他还表示。"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验。"
                这些话变得非常火，以至于那名记者——张宝华的微博主页成为蛤丝的聚集地。
                在最新的博文中，张宝华称她将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闻学。
                最受欢迎的评论是什么呢？
                "第一节课就要传授一些人生的经验。"
                这条评论已经被"赞"了100多次。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附录】
                图集："长者"传奇：江泽民和"膜蛤文化"

                胡平：从民主运动与异议运动的区别谈起——在中国研究院陈子明讨论会上的发言

                Posted: 27 Oct 2015 10:23 PM PDT

                作者与友人在机场迎接到美国治病的陈子明
                （2014年10月28日）


                對"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民主運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你想想看，他從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但是你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你不是街上賣大碗茶的，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你，自己搞；象他搞的事不一樣的，都是在老萬（萬潤南）搞"四通"，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說明體制它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的活動餘地之所以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之外，就是他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還能給自己一個很好的生存空間，在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來，"六四"來了，大潮一卷，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跟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不是那個樣子的，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所以這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民主運動，以民主作為訴求的，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在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動起來。像你簽字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那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把這個事再搞起來。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才敢，相對地不是每一次來就一定要鎮壓，並不是一有群體事件就扼殺在萌芽中，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要看情況，看要怎麼怎麼處理解決。也就是說，維權運動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就在於它的那種非政治性。你現在很難想象在中國哪個地方，把自由民主這一類的東西當作他的直接訴求目標，居然可以在當地集中起成千上萬的人，很難出現這種局面了。

                當年競選，你的群眾是隨機的群眾，學生嘛，不是在全中國找幾個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容易；你要在一個隨機的場合，能夠得到那個地方的多數人的支持，這個就很要緊。當時我們競選的時候，都知道，競選人民代表本身沒有一點意思，就是想證明我們的觀念，在學生中是佔上風的。軍濤不在乎，軍濤年輕氣盛嘛，他說選不選得上都無所謂，他本來是百分之百的選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選上，很簡單，你要沒選上，他那邊就說了，"學生中間雖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數同學，怎麼怎麼樣"，那話就來了。你選上他這話就說不出來了，你非得要給他看，他沒話可說嘛。所以在那種情況下，包括子明也都是，在那種場合下，顯然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說出來，全都說出來，學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時要把自由化的東西基本上都點出來，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遠了——你要別人投你的票嘛。不僅要與你一樣堅定的人，還要那些猶豫不決的人，認識不那麼清楚的人，只有他們也參與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夠的多數票嘛，少數勇敢分子，那根本用不著了。

                八九之前本來這些都很清楚的，大家摸索都有些經驗的。八九之後整個一個大翻盤，使得人們整個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說"都一樣"，說"許志永不是很注意嗎，浦志強不也抓了嗎？"證明"全都一樣"。當然這已經不一樣了，許志永畢竟搞了那麼長時間，浦志強畢竟搞了那麼多年，跟突然冒出來造成的影響力，畢竟還是不一樣的。有了一段時間，存活機會，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傳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響。
                我一再強調，這和你發表不同政見是不一樣的。體制外的、民間的、包括網絡的，肯定散佈到的讀者數量就非常少，如果你覺得體制內的空間大，一輩子從體制內尋找發表空間，那你就得將就著受他的審查；但是"不同政見"，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見解和別人不一樣，見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儘管你在中間也可以做很多調整，讓檢查官員一下子看不出來，這種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發表不同政見作為你的目的的話，你並不把在一時之間能夠得到多少人的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問題說得好，說得尖銳，說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數人懂了呢、只有少數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為有這少數人看就夠了，他們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頭上的人，對參加運動很重要，但是對於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眾運動，你要造成那種風潮，那你就一定要考慮怎麼能讓其他人加入進來，怎麼公開地表示——不是肚子裡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說話的時候表示，而是明確地表示要支持你。這件事情，"六四"之後始終就很難辦，一方面當局比過去更敏感，壓制的時候更不要藉口，過去總需要一些藉口。另外，主要是民氣，少了那種聲勢。大家在一種很激烈的言辭之下，實際是種失敗主義情緒，覺得什麼都幹不成，覺得幹什麼都受壓制一定是必然的。
                既然參與的那麼少，當然官方打壓起來就很容易，到時候他就反過來證明，"你看我跟你說了吧，搞不成吧？"其實如果他們大家都參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難打壓，這也是個自我實現嘛，失敗主義就會造成自我實現。

                你看"六四"之後這二十多年，其實有些空間，比"六四"之前大嘛。不說別的，1979年審魏京生的時候，劉青他們不就偷偷帶了錄音機進去，整理了印出來，街頭巷尾散發，就給抓起來了嘛；現在你看哪兒審個什麼異議人士，你看一大幫人跑了去了，門口站著，拉個條兒，對不對？把他們法庭上的答辯詞到處散佈，相比起來，當局的反應還不如1979年，1979年比這個來得更狠，來得更快。1989年以前，幾乎沒有這種具有政治含義的審判能夠公開上街，扯條表示反對的。我們都是經那個時候過來的，沒有這種情況嘛。但是問題呢，老百姓一般人，他沒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勁頭了，沒有一件事他覺得有成功的希望。其實，大多數人總是抱著一種成功的希望，他才會走上去的。少數人可以不顧這一切，多數人他一定是有這個希望在裡頭才會去。現在他沒有這種希望了，而沒有希望，他就不上去，不上去就更沒有希望——成了這種惡性循環。

                群眾運動就是個比塊頭、比規模，說到底就是比規模。你八九什麼了不起，八九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說了半天就是人多嘛。原來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這個事情我們弄不好，中國就長期地不會出現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機會。這種有規模的，從而能夠真正使當局感到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講，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說不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講什麼？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在朝上冒，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個才是很重要的。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他們在8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們指責，軍濤他們開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後來介入了。這事我沒有跟他細細交流，但是從我推想的，實際上很簡單的嘛，第一，他們正是多年做這種事情的人，他們很清楚，就不會低估當局的那種壓制的力量。他們也知道當局中有些人也比較開明，他們也知道這種開明會到什麼程度，開明到底有多大力量。他們本來一直是在做這些事情，就很關心，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才會採取那種態度，因為他們不太相信就靠這麼著，就能夠讓當局作出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會認為，和當局的、體制內比較溫和的改革派的一種配合是必要的。而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對他要求他太高，你都不能指望，你不能動不動就問，趙紫陽怎麼不能當葉利欽？你對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麼想嘛。

                如果這麼一看，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態度，就是挺有道理的，他正是因為對友軍、對敵軍有個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確的算計嘛。到頭來，結果就是我們看見的，一旦失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你當時溫和不溫和，都受到牽連。那沒怎麼受到牽連的，有的是離得太遠，有的趕快回去寫檢討、去認錯去了。我們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較深的人，還不是當時捲得很深的人，不是，就是他不認錯嘛。其實到後來當局也知道，參與的人那麼多，叫你認個錯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給他個面子，但他要這個就夠了——你說我參加動亂，我不小心，我錯了，那他就放你一馬。有的人參與得很有限，但他始終不認個錯，那你就是永遠過不了關，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參與得並不深，但他也是仗著他參與不深，個性又強，他就是不認個錯，那邊看你既然不認錯，那就不能讓你過這個關，就一定給他一個在他的情況下最嚴厲的打壓，很多情況是這樣子。很多捲得很深的人，搖身一變，痛哭流涕一番，也就過去了。當然也還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他到要抓你的程度上了，那你橫豎是打擊對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這種分類。

                就是說，當時他是這麼一種情況造成的。現在把這個問題居然對他們指責，說成是共產黨派來的，去天安門是統戰部派的，"你搞統戰"！又把統戰想得很壞，搞統戰就是壞事，軍濤和子明成了壞人了。而從來就沒有人想過，你說當時，你們不就是主張撤嘛，主張撤，對，閻明復他們有這個想法，也許趙紫陽有這個想法，那他們倆是好人哪，因為以後事實他們是好人哪。要說當時誰最不想學生撤呢？肯定李鵬最不想學生撤了，那你怎麼不說堅持到底那個人是李鵬派來的呢？他那種邏輯，永遠是左的吃香嘛！他們已經付出這麼大代價了，沒有人去檢討那些人、從道義上去指責那些人有什麼不對，而這些已經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以自己的堅貞不屈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他們還要遭受這個名譽上的最大損害，說"你們是共產黨"，這個太不公平了嘛，對不對？連起碼的公平都沒有了嘛。"他們"指誰呢，李錄是最堅決的一個，後來也不幹民運了，悶聲發大財，發大財到中國成了座上客，那麼些態度堅定的人、愛抓特務的人，誰去抓這個"特務"了？我們從來不去抓特務，所以永遠看到那邊在罵這些人，站在道義制高點來罵。現在包括網上可以看到，很多異議人士對子明的死根本不是我們這個態度啊，恨不能對子明……

                反過來，對那些真是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跑去發了大財了，還有王軍濤，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邏輯嘛。要這個運動成功，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很簡單，不會有了。說什麼"群眾擦亮眼睛了"，我說，我們經歷過，老百姓是怎麼想的，我們該清楚啊，不是唱高調就解決問題的嘛。二十多年過去了，說了半天老說"高潮要來"，而且說"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麼回事嘛。這個情況我們都經歷過，特別經歷過毛時代，都知道的嘛。那也是啊，毛時代，毛垮台了，新的人上來了，至少沒以前那麼權威了，很多人在那個時候才比較敢於說話，在毛時代敢於說話的人就要少得多嘛。同樣，不是壓迫，不是苦難，而是人們的希望，是喚起人們站出來行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壓太緊張，覺得完全沒有希望，他就放棄了，尤其是在放棄抗爭的時候他也能過日子，甚至還能過得不錯，那他幹什麼要站出來呀？如果他沒有退路，放棄就是死路一條，那又另當別論了。人的這個情緒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從子明的去世，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把這個問題，再次提出來。這個不光是關係到對子明個人的歷史定位，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檢討。而且這種檢討，不是個純學術的問題，它關鍵是對今後會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了，已經看到25年了，不能再看個25年。

                如果不是再看25年，而是再看個10年，那種情況還不出現的話，就永遠不會出現了。將來中國可能會變化，但是從別的角度出來的變化，上面自己打起來啦，出了戈爾巴喬夫啦，怎麼怎麼樣，但是不可能從民運推出變化了，不是我們原來一直大家以為的、期望的，來自民間的，來自體制外的，來自這種社會的，包括青年學生的，主動參與，主動推動，敲開了整個變化的第一步……這種場面就不會出現了！

                也就是說，隨著"六四"的失敗，這個就從此畫上句號了。當時那麼轟轟烈烈，它的失敗可能就會有這麼慘重，慘重到以致你過了多少年之後，再也沒有了，你才會知道那次的失敗有多麼深，創傷會有多麼深。

                我想借紀念子明的這種機會說這些想法——恰恰子明又是在這方面，儘管我們都說了很多正面的話了，人家坐牢坐這麼久，監獄裡邊，人家堅持扛著，就不認這個錯，出來之後又一直受這麼打壓，居然還是可以從道義上去指責人家，這簡直豈有此理嘛。這種毫不負責任的，沒有任何責任感的東西，對中國整個異議運動和民主運動有多麼大、多麼大的危害。我們這個會上，我想軍濤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梁京：试解英国对华新方针

                Posted: 27 Oct 2015 09:19 AM PDT

                图：亨利八世


                此次习近平访英确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影响深远。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英方。因为不是中方而是英方对自己的方针作了重大调整。

                卡梅伦选择的英国对华新方针有了什么重大调整，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势，有重要价值。所有人都能看到，中英此次靠拢有很强的各取所需的机会主义因素，但我相信这个因素不足以解释卡梅伦对华方针如此重大的调整。

                在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忧虑，习近平的能力和价值取向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情况下，卡梅伦作出了"反潮流"的选择：寻求与中国战略结盟，支持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给了英国一个特殊角色，在中美之间，乃至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做"掮客"，或中间人。

                以我对英国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卡梅伦要说服自己和国人，为新的对华方针做辩护，仅用眼前的经济利益为理由显然是不够的。卡梅伦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做道义上的辩护和长远利益的辩护。

                卡梅伦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崛起支持了一种邪恶的政治力量崛起，对内压榨残害本国国民，对外挑战普世价值，动摇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英国选择与中国结盟是不是助纣为虐？我不知道卡梅伦是否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但他显然认为这种最坏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中国的未来选择施加积极影响。在目前的情势下，与中国对抗，或者选择紧跟美国的策略，不仅不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英国对中国施加有利世界的影响。

                作为现代化的先驱，英国人对习近平以及许多中国人因国力强大而产生的虚骄，有一种过来人的理解，也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卡梅伦的新对华方针，体现了这样的逻辑：与其嘲笑这种幼稚病，不如待之以诚，在互惠的合作中帮助中国人成熟起来。

                作为曾经主导世界秩序的大英帝国之后人，卡梅伦对中国人的帝国心态也有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敏感和理解。此次习近平访英，英国人待之以国君之礼，让习近平和中国的保皇党们满意之极。其实对西方的民选领袖来说，这样的礼节会让他们很不自在。所以，尽管英国和民主国家的政治信任更深，反而不需要讲究那么多"礼数"。

                卡梅伦以国君之礼接待自称为共产党和共和国领袖的习近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投其所好，以给足中国人面子来换取实惠。英国人从自己的历史中早就懂得，那些赋予自己强烈的权力欲某种神圣性的强势君主，可以作出影响深远的决定，大步推动历史的进程。亨利八世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一些"任性"之举，对英国后来的进步起了非常有利的催化作用。

                总之，除了机会主义的算计，卡梅伦为英国选择的新的对华方针，还有一点基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经验的灵感。这种灵感对于开创历史的新格局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意味著很大的风险。这既有国家利益的风险，更有政治家的个人风险。

                卡梅伦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但卡梅伦或者英国精英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国崛起最终给世界带来一场大灾难，那么，这场灾难的后果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是不均等的。由于英国远离中国，而且不像美国那样，在亚太地区承担重大的安全责任，中国崛起若带来灾难，美国和中国周边的国家将首当其冲。反过来，如果中国崛起造福于全球，英国绝不能错失这个机会，否则将遗恨百年。因为英国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地位，是"日不落"的帝国时代最有价值的遗产。这正是英国不遗馀力帮人民币国际化最根本的原因。

                ——RFA

                【附录】
                亨利八世（英语：Henry VIII，1491年6月28日－1547年1月28日），是英格兰亨利七世次子，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年4月22日继位。他也是爱尔兰领主，后来更成为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休妻而另娶新皇后而与当时的罗马教皇反目，推行宗教改革，并通过一些重要法案，容许自己另娶，并将当时英国主教立为英国国教会大主教，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并解散修道院，使英国王室的权力因此达到顶峰。他在位期间，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虽然有说亨利八世在离世前成为英国国教徒，但是他一生都提倡天主教仪式及教条。他的后裔爱德华六世，以及伊丽莎白一世都继续推行改革。但是，他的女儿玛丽一世在位期间曾恢复天主教的地位。亨利八世曾经有六次婚姻，其中有两个妻子被其下令斩首。
                他在位期间，除了推行宗教改革外，更积极鼓励人文主义研究。亨利八世还合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使英国皇室的权力达到顶峰。国家的权力扩大了，而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度也加强了；亨利成功的参与了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外交，然而却为此耗尽了国库，给以后继位的英国君主带来了麻烦。（维基百科）

                斯伟江：在革命和改良之前

                Posted: 27 Oct 2015 09:16 AM PDT

                斯伟江
                斯伟江
                 

                前些天，我说对上层主动改革不要抱任何希望，就有人给我贴个标签，革命派。似乎，除了改革和改良，现在知识分子就没什么事情可干？这是典型的辩证法塑造的黑白思维。世界哪有那么简单！

                《宪法》规定了我国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确实，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应乎人，虽是暴力革命，却也是正当的。但是，当下谈革命，是会被入罪的。理由很简单，我党已经代表人民革命成功，而且继续代表人民，谁要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现在谈革命是风险很大的，而且，暴力革命确实成本也高，能避免就避免。再说，革命不是你知识分子想搞就搞的，革命往往是风云际会是，底层揭竿而起，知识分子只是夹在中间的丧家之犬。

                谈改良，可以堂而皇之地谈，因为改革、改良的前提就是，皇上大统还在。无非是改良一下零件，让百姓困苦少些，皇上大统稳些。所以，改良派可以说100%，革命派只能谈38%。问题是，改良是求之而不得的，你就是尸谏，最后人家无非封你一个忠戆公，而已，利益如金矿，嗜欲如毒品，靠你几句忠言肯改革？你以为你是谁？世上没有捷径，一切皆有成本。

                除却革命和改良，仍有第三条道路。

                民主社会，不是变皇上为总统，变XX为议会就成了。制度毕竟是制度，有很多模糊之处，宪法法律未尽到之处，需要人来契合，而如果一个人，一群人，作为中央精英或者地方精英，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主训练，宽容，遵守规则等，最后，袁大总统的下属，就觉得唐总理欺负总统，宋教仁即便当了议长，一样难展才华。

                你看看，就算微博吧，多少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讽刺，就拉黑他人，不开放评论。在工作中，一言堂，控制欲，多权谋。在生活中，打子女，不尊重妻子。在社会上，歧视外地人、少数民族，葱白洋人，犬儒主义。这些习惯你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未必，传统文化的温良恭俭让哪去了？是扭曲了的专制文化、XX造就的。也是，你死我活，辩证两面，黑白思维造就的。

                不鼓吹革命，也不指望改良。能做的事情还很多。你可以先把自己改造为一个适合民主文化的人，平等、宽容，守规则，信任，在工作中能有平和民主的气氛，不阿上，不欺下，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在生活中能不用暴力教育孩子，多花时间陪孩子，不溺爱，负责任，尊重女性。

                如你是老师，多身体力行，教化学生；如你是法官，多谦卑包容；如你是警察或检察官，能不滥用权力。虽千万人，吾往矣。守得住原则和底线；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家人，你坚持不懈地鼓励他们，身体力行，春风化雨。不要说，我无能为力，你，尽力了没有？如果你在NGO，民企老板、部门经理，你可以更多地训练民主规则，开会程序。如果你在学校社团，或许，也可以一样进行有规则的选举和开会。你是年轻人，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才，不要急于经世致用。


                威权文化下，最可怕的是麻木，犬儒，如在梦境中被吵醒的人，而痛恨清醒的人。"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苦难。但是，人生的清醒却是一种理智、智慧和哲理的眼光，一个人要有这种眼光，他必须超越现实的纷乱和生活的情欲，在永恒冷静的心境中，观照万物的悲欢喜乐。（路莘《张中晓和他的》"，虽然可能到不了这个境界，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识之人，恐怕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和社会的未来做些准备。

                民主不是一念咒语就灵的。虽说从做中学，但是，一个社会没有准备好，即便有了选票，一样会补课。俄罗斯，有了戈尔巴乔夫的主动改革，但是，你看，这个社会的精英缺乏规则，最后，普京这种徒有民主形式，实际上以没谱组合的二人转，普京可以独霸政权达几十年，政党没有轮换过，自由的民主国家不算建成。民主不是一天练成的，既然是民主，就不仅仅是精英的素质，还有民众的素质。

                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修养，慢慢塑造就能成形。体制内外，其实没多少差别，如金庸武侠中张三丰所说：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弟子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当体制变形时，民众妖魔化官员时，如何应对，我想立身正，有底线，心向善，长远看，绝无恶报。在体制外，也要杜绝黑白思维，所谓无官不贪，为富不仁的帽子，要想想逻辑。官员是一个个的个体，怎么都会一样呢？富人中也一样有仁慈者。不要煽动以身份等的族群仇恨，无论是官民或者外国、民族仇恨。我们这一代代人，都需要涤除内心被污染的思维。

                社会个体的丰富多彩，不再非黑即白之后，体制最顽固，也无法长期对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也要考虑成本，何况，体制本身不是铁板一块。试想，多彩的社会上，一群穿黑白中山装的人，没信仰的他们，是多么的落寞和耻辱。即便，他们一意孤行，总会有办法的，都头夜奔，只是一个启示。历史、世界上，这样的出路太多了。

                不指望皇上改革，那种所谓低成本的天上掉馅饼，哪个不是内忧外患、快崩溃的情况下才有的，现在的社会，远不到这个程度。如此情况下，谈改良，着眼向上，无疑是在吃鸦片，给喂人吃鸦片。喊可以喊，但，重点只能是着眼向下，向自己。修炼自己，磨炼自己，身体力行，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广交朋友，把自己、朋友塑造成一个个可以在民主社会、民主文化下组合的个体，中国的希望，莫不在此！傅斯年以前说，加入政府，不如在民间XX，XX不如办报，现在微博无疑也是一张小报，可见，仍可以作很多事。反之，则如梭罗所说："有些人仰天躺着，奢谈人类的堕落，自己却不肯坐起来"。把人类改为政府，不就是很多"仁人志士"的写照？

                然而，这种自我改变和化及他人是很难的，比戒烟或许都要难些。因为，不平等、不宽容、不妥协等不但根植于周边的环境，最终植根于人性中的某一方面。基督教称之为原罪，儒家认为是人性恶的地方。人永远成不了神，但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缺陷但能契合民主文化的人。这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后天培养更重要。谦和、包容、有原则但能妥协，平等又不民粹。如果说鲁迅代表不宽容的旧文化，同时代的胡适，像极了新文化的楷模，尽管他花花心肠一大堆。（民主文化，更多的，强调公德，固然，克林顿的私德也有碍瞻观）。谚曰：播种思想，收获行动。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品格。播种品格，收获命运。

                诸君，我们虽在权力中心之外，别忘却了，我们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命运，端赖国民的习惯和品格、组合。切莫因他们的冷漠浇灭了你的热心。历史长河中，十年只是一瞬。你改变不了中枢，你可以改变自己和周遭，任外界寒风萧瑟，须养活一团春意。曾文正说，天下风气之变，起自二三子。

                仰望天庭，往往会妨碍了脚下的行路。日进一寸，你将会看到逐渐成长的果实！似乎是基督教《先知书》中说，"有人来问：先知啊，什么时候，黑夜才过去，黎明才来到啊？先知说，黑夜虽未过去，黎明却已经来了。你还要问，下次再来吧"

                ——转自微信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29, 2015, 6:36:45 AM10/2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吴戈：從「一艦穿心」看南海危機的實質

                Posted: 28 Oct 2015 05:03 PM PDT


                中國完全沒有料到美艦會進入南沙島礁12海里。


                這不是「狼來了」的故事，因為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完全沒有料到美艦會進入南沙島礁12海里；這也不是「東郭先生」的故事，因為中國從來宣稱，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但這是貨真價實的「打腫臉充胖子」，因為中國明明不敢擊沉美艦，卻依靠「嘴炮」們裝出一副大獲全勝之狀。
                這些「嘴炮」的嘴之硬，空前絕後。請看《環球時報》昨日評論「勸美艦做做樣子趕緊滾」，今日號召「要把美軍艦看成紙老虎，美沒有對華攤牌資本」；《人民日報》「別怕，山姆大叔只是傲嬌了」；央視「這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光明網「俄羅斯支持中國立場」……。
                中國「嘴炮」的看家基本功首先是不准翻合訂本。外國軍艦進領海就是侵略，侵略就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中國全體公民從小耳濡目染的，「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中國新興愛國者隨時想起來就會勃起的。最新的聲色俱厲也俯首皆拾：今年8月5日海軍退役少將尹卓還在鳳凰視頻稱「若美機進中國領海可擊落，（擊落）不是第一次了」，國防大學教授梁芳則在10月27日深夜「挑釁我主權的國家牢記我維權三步驟：一警告，二驅趕，三反擊」，新浪軍事也有「美軍派一艘老舊軍艦孤身來南海，不是給中國送人質麼」的豪言。
                然而，中國所有官方或親官方聲音無不拼命迴避這些島礁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對此，長期絕大多數人對公眾保持沉默的中國國際法學界這次終於忍不住了，而且是頗有名望的劉楠來，27日他對媒體明確指出：美艦此次經過的渚碧礁和美濟礁是人工礁，沒有領海，美艦的經過是合法的。當然，劉也強調如果擴建加固前本來就是合格陸基領土則有領海（盡管南沙群島中這樣的情況極少），同時支持中國國內法要求外艦進入中國（合格）領海需經批准，而美國無這種國內法，故中國軍艦進美國領海不需批准（讓雙重標准和對等原則等教條見鬼去吧）。
                劉楠來認為：既然沒有領海，也就無所謂外艦進入了領海的問題。從這一點說，西方媒體稱美艦此次突破了中國對這些島礁主張的12海里領海，也的確貌似胡說。
                然而問題在於，中國雖然沒有明確主張這些島礁擁有領海，但也從未明確承認它們沒有領海。說白了就是保持模糊，可供渾水摸魚。而且中國建設軍事設施、修建燈塔的行動，以及國內完全不講國際法常識的大量媒體報道和民間輿論，無不是默認或明示中國在此擁有領海的，甚至可以說他們絕大多數認為這完全是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討論的事。試想，這些島礁連領海都沒有，就更談不上專屬經濟區，如果沒有海洋權益，中國下血本守著這些沙石堆幹什麼？
                可是現在美艦一來，國防部指責美方時用的是「有關島礁近岸水域」的說法，外交部也說的是「鄰近海域」，雖然可能不算明確否認中國對這些島礁有領海主張，但在（領海）被侵犯時連領海概念都不敢用，也要算一種強烈默認它沒有領海了吧。而國內媒體主動大量使用「人工島礁」一詞，更完全沒能配合政府渾水摸魚的策略。可見，美艦對中國的威脅哪裏是國防部所稱「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它簡直就是在規則上「一艦穿心」。
                最悲慘的是，中國多數公眾仍然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一局面，這仍然要佩服《環時》自欺欺人的叼盤絕技，他們順勢稱中國沒有特別強調島礁擴建後的12海里問題，美方總把它掛在嘴邊是幫我們樹立、強化這個概念。但是，美國官方只是說維護（及於所有海域的）航行自由，並未說這種航行是在行使對他國領海的「無害通過權」，因而很難被理解成是在現實上承認中國領海。退一萬步，即使說美國行為有此客觀效果，那中國官方自己都不敢宣示這種領海又如何解釋？難道《人民日報》代表外交部和國防部去接受美國的「大禮」？而且，對外國軍艦的「無害通過權」，本專欄10月10日就說過：盡管中國在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對此作了保留，並通過《領海及毗連區法》聲稱「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制止非無害通過」，在實際操作中也絕少提及「反擊」。
                更搞笑的是，中國鷹派靈魂人物之一羅援少將又稱「中國應設南海識別區並明確九段線地位」，顯然是又被官方一片硬充好漢的聲浪迷醉，忘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國際法上的鬧劇效果，更不用說九段線這個燙手的山芋了。
                而梁芳也仍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近年頻繁的戰略出擊一律是大獲全勝，聲稱反台獨牽引了對台軍事鬥爭，搶釣島催生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黃岩島擊敗了菲律賓，現在美艦進來，正好加快以軍事化對抗軍事化的步伐，簡直是佔盡主動。
                可是她忘了：南沙島礁軍事設施建設盡管大膽果斷，現在卻一面剎車一面放民用煙幕，而美艦在越戰結束40餘年後首次進入中國（欲暗渡陳倉的）「領海」，卻只遇到警告，令從小被「別了，司徒雷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第400次嚴正警告」熏陶的中國人民內心的民族感情正翻江倒海；除了作為美軍加強干預南海導火索之一的黃岩島，東海和台海問題無不令中國頭疼；這次對美聲討，習近平訪美成果前功盡棄，對美經濟大禮白送；前日總結習訪美成果時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則的描述中，「不衝突、不對抗」六字本突然消失，這次又出現在國防部的談話中。
                其實，這次危機的實質不過是中國自我膨脹，欲在規則上全盤挑戰美國卻又外強中乾，為維護對國內公眾的刺激，又只能迴避問題，「嘴炮開疆」到底。

                ——东网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七）——初会法官续篇

                Posted: 28 Oct 2015 06:19 PM PDT

                在上一篇"跟进"文章中，我简述了初会贾志刚法官的情况。不知读者是否留意到"谈话记录"中下面这两段我的律师与法官的互动：
                夏：您提到这个案件比较新，是否可以先开庭，我们先把事实陈述一下。
                审判长：您这个案件，我们回去后会和合议庭研究，先把前期工作研究扎实，再进行开庭。
                ……
                夏：我们今天过来，目的是督促人民法院尽快开庭，您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开庭日期。
                审判长：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我回去后会和合议庭进行研究，也会向庭领导进行汇报。
                夏律师表达的思路非常清楚：请先开庭，聆听我们的陈述，合议庭再根据双方提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做出裁决。贾法官所作回应的意思也不难领悟：合议庭需先自己闭门研究，对裁决方案胸有成竹后再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认为：开庭在前，裁决在后；法官那里是：先有裁决方案，之后开庭——走完过场。显然，律师和法官所认知的审理程序是颠倒的。有意思的是，我的律师和贾法官师出同门——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何以同一所学校教出的学生会对司法程序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理解？夏律师后来对我的解释是：出校门后，在选择做法官还是选择做律师时，每个人其实就已决定了今后在实践中对所学法典如何诠释。我的认知当然与夏律师相同，因为那是真实地履行法律程序，不是演戏。9月15日贾法官约谈时，我有意识地跟法官进行过交流。
                那天进到30号法庭坐定之后，我对贾法官说：你们这个法庭比起我在美国去过的法庭小多了。他即好奇地问：你在美国出过庭？我告诉他我在美国上过三次法庭，一次是作为政府的证人，两次是为了交通罚单。贾法官显示出兴趣，没有板下脸来进入约谈正题，我就随意讲了。
                一次，吃了张交通罚单，我照罚单上的指示办事，发出上诉申请，法院将开庭日期的通知寄到我家。结果到日子那个警察没出庭，我被美国法官宣判自动胜出。贾法官十二分地不解：警察不出庭就败诉了？我说：那当然了。我是原告，警察是被告，被告不出庭，就是对我的抗诉不予争辩，当然输了。贾法官又问：如果警察出庭，是不是就赢了？我说：那也不一定，法官也会判吃罚单的人赢。贾法官说：那怎么可能？警察又不是个人，他是代表警察队伍执法的。我解释说：警察本人是一个个体，他/她作为个人执法时会有尺度掌握不当的情况，只要吃罚单的人在出庭时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法官就会裁定警察败诉。贾法官好像听明白了、又没听明白，反正没再继续发问。我却是有些明白了：在他的眼里，执法交警等同于法律，警察说开车的人违反了交通规则是件没商量的事儿。吃罚单的人没资格提出异议，更别说到法庭抗辩了，中国压根儿没这个程序。而在美国，交通罚单一式三份——白、黄、粉三色，警察当场在罚单上拓写"案发"地点、时间和违章性质，然后签字交驾车人审看。驾车人认定所录无误后签字。警察留原件，撕一张拓页给吃罚单人，第二张拓页送交法庭。警察会在罚单上列出的几个法庭中圈出这张罚单归哪个法庭审理，它的地址和联系电话，罚单上还有注明：需在多少天内提出上诉，多少天内法庭会有答复。发出罚单的警察和吃罚单的人在这张罚单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警察因为这张罚单被驾车人一状告到法庭成为被告的几率是太大了，因此在美国很少见到北京大街上警察的那种跋扈和张狂。
                我接着又简单讲述了作为政府证人出庭的那个案子：我被一个猎头公司骗了，因为正值即将失业，全家饭碗会无着落的关口，愤怒之极，将这家公司告到它所在洲的州检察长办公室。很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探员到我家来取证，并且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种美国的败类送上法庭。我等了整整五年，这期间从德克萨斯州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一天下班回到家里，听到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座机的留言："你如果是曾经在德州居住过的那位南央李，请回电话。"联邦政府结束了详实的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终于可以对这家公司提起公诉了——对众多个人进行诈骗，以公司为幌子非法洗钱。我接到联邦政府的传票，由政府支付旅行开销，飞到这家公司所在的佛罗里达州出庭作证。庭审结束两周之后，联邦调查局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政府胜诉，这家公司的主管已被法官判定有罪，她代表联邦政府感谢我协助政府将这家公司绳之以法。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先后接到两张支票，是政府没收这家公司的非法财产后对受害人进行的赔偿。我对贾法官说：在我看来，明明是政府替我主持了正义，但是政府却感谢我帮它为民除害。这个案件让我感受到为公民服务的美国政府的尽职尽责，美国法庭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令人信服的权威力量。联想到我现在的这桩海关案，到目前为止，真对不起，贵院没有让我感受到你们在网上所宣誓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法庭。贾法官没有对我最后的这句话表示出反感和不能接受。也许是我一厢情愿，我觉得他似乎听进去了一些。
                那天的"谈话记录"中还记述了贾法官提到"红太阳"一案。他说他对那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不大清楚。其实连我这个普通人都可轻易在网上查到那个案件的信息，贾法官从内部获得的案卷资料相信应该比我丰富。
                下面是2007年7月我在美国出版的《李锐日记》（1）（2）（3）卷和《李锐1975—1979家信集》由亲戚带入境时，被上海海关扣留后从朋友处获得的"红太阳"一案的部分资讯。
                来源：新民周刊2003-10-915:14:11
                （2003年）6月19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大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6月25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实体审查。
                2003年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行初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2002年12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对于一审另一个没有正面回答的"是否走私"问题，高院做出了回答："就本案而言，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
                法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而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形。
                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据此，被上诉人首都机场海关提出维持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高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还有一行字，力透纸背地印在判决书上："（海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
                在上海机场海关发回被扣书籍后，我在网上发了一封"向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致谢"的公开信，其中引用了"红太阳"一案胜诉的例子。有位律师朋友立即给我发来电邮，告诉我"红太阳"一案其实最后又再审了。朱胜诉不久即被北京高级法院通知，说法院有错，以"审判监督程序"为名再审，高院推翻了自己作出的本应是终审的判决。因为对这个结果法院告诉朱元涛：不许声张，不要出去胡说。所以多年来，人们并不知道"红太阳"案最后的结局。据说起因是那时的"最高"江泽民怒问法院："你们究竟是要干什么？"这个背景是否属实我辈无从查证，但是可以通过推理判断：什么样的压力，才会令对北京海关写出了那样掷地有声的批评的北京高院弯腰。
                时光荏苒，"红太阳"一案过去已经十二年了；我在大陆境外出版的父亲李锐的史料书籍被上海机场海关扣留后又获归还，也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里，我亲耳听到的作者自携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入境时被海关扣留的事情不止一件、两件，读者带书被扣的多过十起，相信我没听到的那些、发生在各入境海关的扣书事件不会低于二位数，但是贾法官却没有听到除"红太阳"以外，还有谁对海关提出过行政诉讼。这令我感到孤独吗？
                首都机场海关关长胡天舒，在他2014年7月3日提交给三中院就我的"状告"所作《答辩状》中，还是在重复十二年前首都机场海关的做法（参见"跟进报道（3）——海关不是答辩的答辩）：强调其所辖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而闭口不谈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亦即：坚决回避答复我对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哪条法律判断定《李锐口述往事》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的质疑。这令我感到悲哀吗？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2003年有朱元涛律师愤而起诉首都机场海关违法扣书，他于1月1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月24日二中院开庭审理，6月19日获一审判决；6月25日朱向高院提出上诉，8月7日二审开庭，9月8日高院宣布终审判决，历时九个月零七天。2007年有上海机场海关扣留美国出版的李锐史料书籍，7月2日海关扣书，7月4日我在网上发出致上海海关的公开信，7月9日海关将书归还，历时七天——"红太阳"一案的零头。而我的状告首都机场海关案，2013年10月29日海关扣书，12月25日我委托律师提出行政诉讼，2014年6月18日三中院受理案件，时至这篇"跟进"的刊登日——2015年10月31日，整整两年零两天，仍旧不知何时开庭。这不是从2015年退回到2007年、再退回到2003年，而是大踏步地从胡温主政、江朱主政……一直地向后退去！我沮丧吗？
                 "跟进十六"发出后，我收到很多朋友的电邮。有朋友说："我认为，法院人士出面接待了,这无论如何也比装聋作哑、不敢面对好，是一种依法治国精神的体现。" 有朋友说："很文明啊。比想象中好多了。"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一如既往地佩服您、支持您！"还有朋友只简单的几个字："南央，坚持！" "加油！" 我要说：我不孤独，不悲哀，不沮丧！
                最近，在金雁所著的《倒转红轮》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正如茨威格所说的：……'凡是有必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真理决不会白说'。纵观近代俄国历史一二百年，不就是个人自由与国家强权的博弈吗？"就以此话结束这篇"跟进"吧。

                ——争鸣杂志2015年11月号

                陈永苗：新冷戰之美國民國再建交

                Posted: 28 Oct 2015 06:21 PM PDT

                多年來，德國政治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副教授吳強一直預言和論述了整個世界對中共的新冷戰。新冷戰還看不出來在方法和途徑上有什麼新突破，只能說是冷戰停了之後再次來臨。就像民國於大陸的統治，懸置了幾十年，需要再臨一樣。可以說是舊冷戰當歸。新冷戰會自覺不自覺地沿用和激活原來在東亞遏制的措施，例如以台灣作為切入最深的基地。遏制政策本來就是保守的，那麼本能地依賴於舊的懸擱的遏制措施的復活，例如美國拉攏中共建交時的「兩個中國政策」。措施政策依舊，人事已非，換一波人來執行。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是新的轉折點，是「天王山」，遏制中共的地緣政治勢力又看到在中國的希望。台灣應該會重新成為全世界對中共冷戰和遏制之嵌入中共防線最裏面的航空母艦。香港的堡壘作用已經喪失。
                這樣，世界政治文明之再次輸入，是在民國名義下，以民國為身體，輸入民國蔓延到大陸。民進黨在中華民國名義下，憲政地光復大陸。
                民國當歸是西方世界與中共接觸，對中共改良推動的最後一線希望，最後的和平轉型方案。以西方文明對中國民主化的主流兩個意見支柱，一個經濟自由帶動政治自由，一個是中產階級主導帶動，這兩個支柱不想廢棄，不想放棄甚至變為敵民主力量的話，就得在「中國民主化」之外另開路徑，我不能說這兩個河流一定是與共黨糾纏在一起的，成為維穩的主力，而是確實除了共黨開出來的河道，沒有乾淨的另外河道流淌。
                中產階級只能與中共糾纏，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馬仔幫兇，除非可以被從良。他們是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走的，美國和中共合作，他們就合作，美國和中共翻臉尋求遏制，他們就跑路。如果美國與民國建交，把民國作為「中國民主化」之外的中國轉型路徑，他們也就跟隨。最後一線也往往是最大可能的，因為逼得沒路，只能華山一線天最後拼搏一下。
                49後到中美建交之前，美國只認民國，後來為了拉中共打蘇聯，安排了兩個中國都在聯合國的格局，只是蔣介石一惱火，退出了聯合國。如今只要恢復這種安排框架就行。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最後的穩健路徑。從「中國民主化」的外部施壓的最大化，作詩的功夫在詩外，促成「中國民主化」的有效推動在「中國民主化」之外，一個中國之內，因為促成的主力軍還必須是中國人自己。恢復了民國就是一個中國，例如大陸人獲得民國護照，就會效忠於民國，大規模站出來公共參與。
                這樣，以民國名義，就不容易引起大陸民族主義反彈。我的印象是毛粉在當下還是非常容易接受民國的。毛粉經過改革，已經接近憲政訴求了，放棄專政了。如果民國靠近，毛粉會擁戴的，他們非常現實。地緣政治大格局的變化，就是最大規模的觀念洗牌。
                這次的新冷戰好像又恢復了宗教戰爭的色彩。共黨的中國模式經濟滲透造成的欲望拜物教，釋放的腐敗已經侵蝕了人心，對西方文明來說，是根基型威脅，西方文明的衰落終結威脅被放大，西方被迫文明保衛戰的意思。也包括穆斯林的移民。對中共的一戰，含有對邪惡堡壘的最後一戰的宗教含義，具有終末的意義。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西方文明的威脅，二戰才過去七十年，習近平的再次法西斯化和擴張傾向，會刺痛西方文明猶新的記憶。PTT就是遏制的大動作。我預測，下一步會恢復當初美國為了拉攏中共的「兩個中國」框架。只要恢復這個就行，因為原來的「中共中共」框架已經耗盡元氣，只要民國抬起來，就足以壓倒，不需要打擊了。
                八九之後，中共統治的延續，本來就是「向天再借」的，是超限戰的結果，例外的額外的。中共已經嚴重透支了美國接觸中共要求中共改良而貶低民國留出來的空間，嚴重透支了改革紅利，只要再次美國民國建交，就是最後一根稻草。

                ——东网

                未普：TPP协定的政治经济学

                Posted: 28 Oct 2015 12:48 PM PDT

                纽约时报漫画：TPP令中国在亚洲陷入孤立？

                TPP协定达成的消息自打披露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像炸了锅似的。美国方面称，TPP是奥巴马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抗衡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中国方面有人痛斥美帝"伎俩卑鄙"，亡中国之心不死；欧洲方面有人批评美国主导的TPP显示了零和特徵的冷战思维。一个经济协定引发的政治反映如此强烈，在近年的国际经济领域，颇为罕见。

                也许，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对TPP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TPP是政治驱动而非经济"。其实，TPP从酝酿到成立的整个过程，就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对所谓"中国模式"逐渐认清的过程。

                美国自从义和团扶清灭洋，杀害西方侨民、传教士和西方使节的庚子拳乱以来，一直希望中国摆脱蒙昧和落后。当八国联军入京，驻华公使被杀害的德国主张把中国分成12块，彻底肢解时，是美国独力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个利益也包括了中国的利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开放，共享繁荣。美国还帮助中国建立了海关制度，退还庚子赔款扶持中国教育。从近代以来，美国都认为自己对中国臻达现代文明和经济强盛负有道义责任。

                中国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晋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关系最大。中国复制的是在战后崛起的其他新兴经济国家的模式，利用欧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快速成长。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WTO，同时又寄望于中国繁荣后接受普世价值，正式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门槛。然而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网民的概括很传神："外交停留在采购层面，军队停留在家丁层面，经济停留在廉价层面，社会停留在原始层面，信仰停留在金钱层面，文化停留在献媚层面，思想停留在愚民层面，科技停留在山寨层面，未来停留在做梦层面，内政停留在镇压层面，国际停留在撒钱层面。"总之无论政治和经济层面，北京都不肯遵守世界秩序，竟至于在自己肌肉膨胀起来后要改写这些规则，或者说是要"共同书写规则"和共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用在中国和俄罗斯抱团倒很合适，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奉行现代文明规则的国家联合制裁，北京却通过官方媒体称为"实至名归"；俄国出兵叙利亚，北京称为"稳准狠"，而美国及盟国联军打击伊拉克、利比亚就成了"侵略行为"和"石油战争"。结果美国并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石油利益，倒是抄著手说风凉话的中国大肆购下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油田和石油企业。中俄联手几次在安理会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导致该国局势持续恶化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中国又说这是西方乾涉他国内政和颠覆他国政权的结果。

                奥巴马直到执政后期才看清了北京政权的本质，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就是"搭便车"、只要占便宜而不愿负国际责任的国家。北京这一面目，其他和中国邻近的国家更早就看出来了，加上它们和北京有切身的利害冲突，所以有意请求美国重返亚太，TPP建议的提出，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抗衡中国影响力的经济联盟。

                和WTO相比，TPP的入会标准要高得多。它要的是自由贸易，经济监管制度统一标准，包括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兑换自由、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严禁各种壁垒、政府操纵、国家补贴等，这些贸易准则中国何止做不到，而且从来就不肯去做。特别是货币自由兑换的条款，完全是针对中国度身定制的。

                TPP的国企私有化、环保条例和劳工保障法规空前严格，这些北京难以做到的条款都先忽略不计，单说"七不讲"里的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司法独立，试问哪一条是TPP组织能够接受的？

                ——RFA

                张雪忠:自由主义者怎么会敌视商业文化？（附 许知远：被扭曲的情感）

                Posted: 28 Oct 2015 12:46 PM PDT

                张雪忠、许知远
                  
                今天在朋友圈读到许知远先生的一篇题为"被扭曲的情感"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感叹自己"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并且由于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人们不但"逃避崇高"，而且还讥讽它，践踏它。

                在中国的知识人群中，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似乎一直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一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人，仍不时表达出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敌视和鄙夷，却实在是让人大为费解。

                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敌视商业文化，两者甚至一直是相生相伴的。自由主义的敌人才经常以"崇高"的名义仇视商业文化。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乃至当今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反动。

                商业文化很少佩戴"崇高"的面具，但它既不会排斥崇高，也不会贬低文化。它只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它让崇高的人可以更方便地追求崇高，让平凡的人可以更方便地安于平凡。商业文化与自由主义的亲缘关系，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的包容性，对不同人的不同文化偏好和生活方式，尽可能给予同等的包容与接纳。

                相反，形形色色的反商业文化、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则常常是偏狭的，具有强烈的排斥性。比如，许知远先生一边承认，"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iPAD显示屏"，一边却认为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阅读者"，因为"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都失去了书的意义，不能迫使人们追问人生的意义，并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许先生他所期待的，是那些"在北京街头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阅读者"。但他却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把书夹在腋下的，才是真正的阅读者，或者为什么只有被夹在腋下的书籍，才能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实际上，许文中的"真正的阅读者"这种提法，只是以个人的审美偏好来评判不同阅读习惯的精神价值，也只是体现了作者的偏狭意识和怀旧情绪。当然，怀旧本来就是偏狭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外，许先生还感叹，"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们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看法，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但我却实在不明白：人们在餐桌上为什么一定要相互汇报阅读书目，并且为什么一定要谈到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我个人看来，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不但应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各种不同的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和阅读介质，而且也应体认到，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和阅读介质的多元化，本身就是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实际上，多元主义本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以商业文化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因地制宜地接触和获取适合自己的文化产品；阅读不再是少数人以"崇高"名义进行的"崇高"活动，而是大多数人的学习或消遣方式的一种。

                自由主义不但欢迎文化多元，而且也鼓励人们追求物质福利，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压制人们的物质追求的同时，还能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当然不排斥出现一些描述苦难和奴役的精神作品）。

                许先生在文中表示，"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他们"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一套房子、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这里姑且不去追问许先生到底通过什么调查，从而得出这种普遍和截然的结论。我只是不明白，一位享有自由主义知识人名声的人，怎么会如此贬低人们的物质追求。人们把房子看得至关重要，这也能有什么错？房子对人们很重要，是因为它确实很重要！居者有其屋，难道不是古今中外人们的一贯理想吗？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读得书越多，就越是明事理，也越能够理解：努力追求物质福利的人，并非不关心人生和理想，因为对殷实富足生活的追求，本来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读书不多的人，每当看到大街上来去匆忙的人们，我都能够体会，他们和我一样，都在为更好的生活奔波忙碌，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无论他们是否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也都值得我去尊重、理解和祝福。

                (附注:我的文章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打赏)

                ——转自 微信

                【附录】
                许知远：被扭曲的情感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再次看了电影《日瓦戈医生》。精彩之处仍不可胜数，一个片段给我印象尤深。医学院的学生日瓦戈，抱着几本书乘坐老式电车，跑过莫斯科街头，脸上充盈着希望、好奇、单纯……生活正在向他展开，一切皆有可能。

                多年来，我总是期待在北京街头看到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他们可以神色匆匆，也可以散漫不羁，书是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墙。

                出人意料的是，我一次也没碰到过。在这座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在餐厅里、地铁车厢中、公园的长椅上，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iPad的显示屏。但是，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似乎都失去了书的意义。它们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迫使他们追问人生的意义。它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技巧。总而言之，它们不提供另一种逻辑，只加固原有的逻辑。这也是此刻的中国，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幻想的、缥缈的、精神的领域不断萎缩，甚至变成了一种笑料。

                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理想，不自觉地贬低知识、思想、精神的空间，认定它们不合时宜、软弱无力。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对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看法，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人们甚至耻于提及一些词汇。在王蒙高声说"躲避崇高"十多年后，人们不仅躲避它，还讥讽它、践踏它。

                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倘若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此刻中国的精神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胡萨克时期的捷克、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处。一套强大的、虚假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系统崩溃了，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一整套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这么多年残酷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变得如此模糊;在塑造了这么多雷锋、王进喜这样的道德楷模之后，"道德"变得暧昧不清；在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个人"与"自由"的面目都模糊了;在把"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用坦克碾平了学生的诉求之后，"知识"与"知识分子"不仅失去光环，还是无用的象征；不断高唱的"社会主义理想"，让"理想"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因为新生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这种被欺骗感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人们选择了什么也不相信。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种稳固的东西，来抵挡生命必然的脆弱。于是，所谓的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东西，不仅占据了我们外在的空间，也填充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一段时间里，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们的空虚，物质也带来了新的自由。而那种什么也不信任的态度，似乎也让我们感受到某种自由和尊严，它多少印证那句名言"玩世不恭其实是带着面具的良知"。

                这短暂的交易已经到期了。物质的力量，不再能缓解精神的空虚，反而开始加剧焦灼。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却也表现出罕见的茫然无措。因为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一套房子、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越是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现实就越是折磨他们。"玩世不恭"也与良知脱离了关系，很多时候，它仅仅是"玩世不恭"。昔日的嘲讽对象，早已瓦解。"嘲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应被警惕的力量。它还加固了现存的扭曲秩序。二十世纪的主要暴政，不管是共产主义、法西斯的极端权力，还是金钱的统治，都是以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为基础的。正是精神世界的独特性、自足性，让每个人不同，让他们抵御被滥用、践踏的危险。

                而这种独特性、自足性的前提，是人们必须重新寻找到探索、描述自己精神空间的词语、思想与情感。这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场景，令北京的街头出现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或是聚会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机勃勃、也经常不知所云的高谈阔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内在世界。但这种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词汇、情感拯救出来，给它们赋予本来的光彩。精神、思想、知识不仅不是脆弱、无力的，反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它们永远在防止现实权力变得过分粗鄙与粗暴。

                ——FT中文网

                杨鲁军：中国哪来的什么“鹰派”与“鸽派”！——评南海局势

                Posted: 28 Oct 2015 12:31 PM PDT

                【阿呆按：在我所见识过的"文化人"之中，"憨态可掬"的杨鲁军教授显然是最为睿智与有趣的人物之一。日前，阿呆就南海局势求教于鲁军教授。感谢鲁军兄深夜回复，确实令我收益匪浅。分享出来，亦求教于各位方家。】

                杨鲁军


                良彪兄，
                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今（27日）驶入南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在巡航几小时后平安无事地离去……此事在互联网上激起轩然大波，之前"坚请习李开战"、"打沉美国军舰"的网民们痛心疾首：公然侵入中国领海的美舰竟然没有被击沉，没有被俘获，甚至没有被驱逐，只是被我方跟踪、监视和抗议，"大国泱泱，天朝绥靖；四夷欺我，且避且让；佞臣鼠辈，肆虐朝纲；言犹不许，防民之口……"

                网络高人"一剑飘尘"更直言不讳：在美国军舰来的时候，请天朝闭上眼睛装作没有看见，敞开12海里；然后国内严管封杀相关报道，就啥事没有了。何必现在这样虚张声势一番以后，又做缩头乌龟呢？总之，"只要封杀做的好，南海不怕美国佬。封锁不了12海里，还封杀不了信息传播么？"

                自然，亦有议政大腕将聚焦点死死对准那些个军界大佬，例如军委范副主席数日前竟向美国及世界表白"即使涉及到领土和主权，中国也绝不轻言动武"，他是生怕美舰不来啊，他无异于用明码向美舰呼叫"来吧，来吧，保证没事，保证南海无战事"；他怎么还能叫"长龙"呢？整个一土龟！还有更令人称奇的怪事儿呢！几天前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宣称，美国海军有能力进入中国12海里之内，并已做好一切战争准备；然几乎与此同时，已届退休年龄的中国海军吴司令员表示，"中美两国海军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是啊，他哪儿还会有"胜利"的念想，他只求当一个"太平"将军……于是乎，有人说美舰牛气冲天在南海畅行无阻如入无敌之境，定与范上将的软弱怯战有关，亦与吴上将的谄美献媚有关……说话至此，便有人不由怀念起所谓昔日鹰派人物梁光烈上将来……


                我的看法：
                这几年中美关系总也好不起来，反倒龃龉丛生、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我认为根子在中国，在于中国换了领导人，废了邓在改开年代一以贯之的亲美睦美之国策，而代之以拒美仇美抗美的新国策——天朝重新拾起了将美国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的旧旗帜，而且萌动了坐二超一、接管世界、主掌全球的豪情壮志——谁曾想到半月前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竟然是研究全球治理——中共历史上何曾开过这样的会？不待说，咱大大是真心想领袖世界啊……虽然天朝清楚地知道当下中国仍不足以与美国全面摊牌与较量，因而还需克己复礼、巧妙周旋，还需内政、外交两张皮，骨子里是恨，暗地里是攥紧拳头做梦都想一拳打得美国鬼子满地找牙，大面上却仍然客套、示好，扮老友、装哥们……问题是这世上谁傻谁二？人家咋会看不出你装文明装亲善装逼呢？看穿，英文See through，意思是人家知道你的底牌、知道你的价值观、知道你言行不一没有诚信（憨厚下面的狡黠和老实背后的城府），结果就是人家不信你了，你再承诺也没用，你再送百亿大订单也没用——在这样一种基本面下，我说过，中美关系是不可能好起来的……此其一。

                其二，今天的南海危局是中美走向对抗和交恶的必然结果，根子亦在中国——天朝抛弃了邓"搁置南海主权、共同经营开发"，不与美国对抗、维持南海现状的又一国策，代之以大规模吹沙填海建礁造岛、不惜与美国交恶、作全面军事对抗准备……据我所知，天朝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的巨大投入，已经超过了三峡投资（不算后续移民），而且主要是以军费的名义开支的（这就避开和绕过了三峡工程曾必须面对的人大的审议和表决）——我真的不知道耗资巨量的南海工程的真实目的和综合价值究竟何在？习主席此次访美访英都刻意提及中国现今的贫困人口有七千万之巨——为什么就不能将造南海工程的天量资金先用于这七千万人口的脱贫致富呢？南海工程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利益或好处？有人说可拿回南海主权——且不说能否真拿回，问题是这南海主权是个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纠结在世间的国际级难题，至少，它绝非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最近所说的那样简单：南中国海，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的南海——若按此逻辑，印度洋岂不权属印度？……应该说，连邓这样的大智慧者大战略家都无可奈何南海事，邓才走了十八年多，凭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弃邓、颠覆性地将南海问题翻盘重来？——竟不考虑这样做的巨大负面效应和连琐性后果？——它极有可能如索罗斯所言成为足以毁灭地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

                其三，中共领导下的军队从来是"党军"而非"国军"（国家的军队），因而我从不相信党军内部有鸽派、鹰派之分，范将军吴将军梁将军们对外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都是受命发言，规定内容，不可越雷池一步，可以昨软今硬，亦可今非昨是，一切服从最高领导……当然，他们有时也必须说一些最高领导不便说不宜说的貌似体现个性的话（无论是硬话重话狠话还是软话轻话柔话），但如据此就标签他们是鸽派或鹰派，那我只能说他们非鹰非鸽，充其量是似鹰似鸽的伪装者……

                呵请教了……

                （鲁军，写于2015年10月27日夜，上海）




                【求辟谣】每当"美帝"横行、"日寇"猖狂，我便和很多人一般怀念伟大领袖，心想若是他老人家在的话，日美还不得乖乖的，还能不被咱吓得屁滚尿流才怪。——直到看到这个！！！——不知道若干年后，朝鲜人民怀念起三胖哥哥时，是不是也如中国人民这般美好而朴素的感情。

                ——选自微信 阿呆曰

                綦彦臣：意识形态的终结

                Posted: 28 Oct 2015 12:45 PM PDT

                旧文重发（3）
                                        
                小引：学术一般描述
                意识形态，是一个敏感且复杂的词汇。其敏感性在非民主社会里尤其突出，因为它事关首道德秩序生产过程的权威性问题；其复杂性则在于它不仅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且具有自我变革的潜在功能，于是，狭义和广义的衔接处就会出现一个阴影区。
                狭义的意识形态专指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道德规制，即宪法设定的政治价值原则。在这个层面上，"非民主"一词可等同于"专制主义"。广义的意识形态在——容纳其狭义之后，又包括文化与宗教因素。比较落后的政治集团总是关注于狭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合法性，也就是他们有占有道德秩序生产者地位的强烈愿望，以至于可以动用狭义暴力（比如军警开枪）镇压挑战者。企望在自我变革处谋利的政治集团则试图往广义化方面发展，但他们常常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好比托克维尔对改革的危险性的揭示一样。前苏联的改革导致传统帝国的解体就是一例，尽管对于世界暨人类社会来说，那是一件大好事。
                一、意识形态混乱伤害平民社会
                学者们考察意识形态的变化后果或者它转化为狭义暴力的罪责时，往往认为后果与罪责是精英之间的事情，如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完全归结为老的权贵集团（道德秩序的生产者们）与新精英（大学生被誉为"时代骄子"）之间的冲突。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如同市场经济中会出现市场与政府两大调节力量同时失效一样，最大的受害者群体仍是平民社会。
                自杀现象就是最好的一例。据公开的统计资料表明：（一）中国每年约25万至30万人自杀，占全球自杀人数的1/4；（二）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中国人自杀；（三）中国农村自杀率远高于城市，是城市的3至4倍，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现象。2008年12月9日法新社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简要地讲了一个故事："成都崇州市一名两岁男孩成了孤儿，他的父母在一次激烈争吵后双双服下杀虫剂。"同是该篇报道，在结尾处写道："专家说，共产主义、儒家学说和资本主义彼此冲突的要求往往认人无所适从。"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大社会变化（量）是宗教在官方控制下的开放——如果一位研究者有外汇方面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经验，将更能准确地分析这一社会变量——它好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无法避免外汇的黑市交易，官方控制下的宗教开放则无法避免"邪教"的产生。其实呢，"邪教"到目前在中国来讲仍然是个未经学术详细论证的重大学术问题，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粗陋，"邪教"一词却匆忙地成为法律词条与法律制裁的对象。
                从大量的法律判决来看，"邪教"案涉案者之所以被判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诉求出了问题（比方说一个基督教家族教会成员转到官控"三自"去，他就有了安全外壳，类于得了产品免检证），而是其所在的宗教组织有政治诉求或曰基本教义里面有政治成份。这对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曰作为基督教的"邪教"分支的共产主义原教旨，是一种可怕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教义崇拜。

                二、宗教镇压的两难境地
                教义崇拜超过了领袖崇拜——这是一个至今未受到研究者注意的现象。只有弄清了这一现象的本质与发生机理，才有可能明白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政治垄断特性，以及在此之下的宗教镇压冲动。由于此问题太过学术化，本文暂存不论，留待以后纯学术化研究项目去完成。
                在现实判例中，"邪教"政治因素往往被技术化地掩盖，而只指他们对现存秩序与俗世价值的影响。比如笔者于2006年调查的一桩法轮功案件（家属甚至被判刑者没能拿到判决书），其起诉书[(2002)泊检诉第83号]完全是对涉案人行为的指控，如"被告人张水才在被告人杨淑贞家拿宣传'法轮功'的条幅54个，不干胶标语2100个，被告人张水才在其窝点给被告人送去'法轮功'书600册，光盘2000余盘，传单2万多张"。再比如，2009提1月17日国内官方网《东方网》的报道《云南江川17人邪教组织被判刑》，描述道："他们利用'全能神'邪教组织力量进行活动，发展会员，秘密聚会，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鼓动他人寻求极乐和逃避现实，消极处世，干扰和抗拒法律、法规的实施。"
                那么，"邪教"的政治倾向即替代既存狭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又何呢？2007年第13期（总第254期）《凤凰周刊》的专题报道《中国西部乡村邪教》，坦率地揭示了这一特征："'门徒会'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实际神'则在自编教义中称'中国人最卑贱'、'中国将逐渐大乱'，'信女神得拯救'、'中国将分裂'、'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友情、爱情，必须打破家庭'等内容。"依此而论，所谓邪教组织不仅对现有政治秩序存在完全替代作用，而且还具有冲击俗世生活的巨大能量。相反，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后，执政的精英集团向民族主义退守，将世俗生活娱乐化不失为一种策略选择。因此，"邪教"与执政一方在世俗方面的意识形态较量，更具社会学观察的意义。假定上节所引的自杀夫妇有机会比较自己已经接受的意识形态与"邪教"教义的"好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会选择信教而不是自杀，继而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曾接受的意识形态的欲望。
                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中国古代每当既有意识形态失效（即将终结）之时，民间宗教就会迅速占据意识形态生产者的地位。即便是近现代社会，情况仍然如此，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到毛泽东"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无不是之。在"宗教——意识形态结构"下，中国社会的总体抉择仍然是：或者是自由化生态，或者回到单一信仰状态。除此之外，并无意识形态现代化的道路。其根本矛盾在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本身具强势的宗教替代作用，而它们又宣称是一种科学科；而学呢，不遭受证伪或颠覆就无法成其为科学。
                三、公平缺失与"三言"政治
                意识形态的一个最现实的作用在于它要积极地解决人类最古老的难题之一，即公平伦理。按经济学原理来论，过分强调公平将会损害效率。在另一方面，没有公平的效率最后将失去其带来的成果。从经济学层面上讲，中国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既存官方提供的还是民间"黑市"生产的，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换言之，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作为经济学家和独立意见人，我没看到任何改观的可能。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它正往更坏的方面发展。
                在超限度不公的社会状况下，再加上社会政治信息并不透明，政治谣言必然成底层社会对现状作出评价的一种手段。正如中国古典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的标志是每到危亡之机而民间宗教兴起一样，政治谣言也是中国古典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的另外一个质量指标。时至今日，它仍同"宗教——意识形态结构"一样，是现代社会病症的表征。而令政治谣言具有生命力的基础则是，往往它由官方的大言政治的落空、谎言政治的穿帮来提供。民间的谣言政治与官方的大言政治、谎言政治是中国现代低信任特征的基本支架，也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准备好了礼炮。不过，谣言政治总有它的积极一面，诸多后谣言之社会现象与政治事件往往证实谣言的真实性。尽管谣言不那么准确，但事件的性质与社会学特征总能证明谣言的正确性。又由于中国谶谣文化基础雄厚，所以它在底层的生命力十分强大，形象地说，对既存狭义意识形态的破坏作用就像在暗处穿出的无数利箭，让受伤者无法辨清它们从何、因何而来。
                大言政治因毛时代的结束而破产，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习性却具有续存力与内在僭越性。时而冒出的威慑性政治口号（标语）仍为其例，地方或部门的"拟中央"演示（如各种"大阅兵"）可视为大言政治的"肢体语言"。大言政治不仅消弱既存狭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而且还为谣言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本来如政治卡通一样的东西却成严肃的政治文本。谎言政治与大言政治存在相关性，但是谎言政治对既存狭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更有促动性。谎言政治几乎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度，如"奥运后中国经济高涨"，"深圳房价只涨不落"，"沪股预计达到一万点"，凡此等等。引用粗鄙的乡俚来说，其社会心理后果是——"听王小二唱戏，不如听驴放屁！"
                谎言政治对社会心理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同时又有貌似庄严的政治外表，因此对统治秩序的功用类似"有毒的健身药"，至少可以暂时（短期）提神。其可引证的古典规制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与谣言政治的暗中博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引起民间独立意见人士强烈批判的《北京日报》2009年1月23日文章《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就最好的证明。它以反对"神化"言论自由权利为似是而非的出发点，力图恢复中共失去"伟大"与"光荣"两项自我加封的荣誉之后的"正确"名号——唯有官方发布的真理才是真理，另类的话语权不能与官方的话语权展开竞争。在执政精英集团近几年来与民间自由力量进行民主诠释权的争夺之后，出现了此种维护"正确"的信号，实质上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黄昏已经到来，终结的时间已经不会太长
                ！也许在淡化学术表达之时，使"黄昏"这类的诗性语言有嫌情绪化，但是，中国传统的谶谣文化在新时代里的复活能清楚地证明狭义意识形态四面楚歌的处境。比如有《官场语录》讲道："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工具使谣言政治取得了相对于大言政治与谎言政治的绝对优势，比如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官方仪式结束之后，笔者接到的手机短信有曰："涛涛胖了，宝宝瘦了；涛涛左了，宝宝右了。"其含义不言自明。
                结语：民主，作为宗教！
                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首先要实现宗教自由，取消官控宗教模式，正如实现真正的金融国际化就要取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实行完全自由浮动一样。自由化固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其结果是存在状态更加真实而无扭典。
                也许各种官控宗教、民间不受官控的宗教、被指为"邪教"的宗教，都可能在日后的竞争中生灭（——于建嵘主张家庭教会合法化是一种积极的取向），但是，没人能否认：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宗教，几乎社会底层无一例外地寄希望于民主化来解决所有久拖不决的事务。民主，作为宗教，它的共识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既存宗教。按下来的问题是：民主，虽然是舶来品（正如林语堂所言），但是，它必然经由本土化的过程。那么，本土化的路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从中国古典资源中寻求现代性的合法性，比方说《尚书·洪范》里民主决策模式之"问于庶人"与现代基层民主乃至全民公决的关系；又比方说，道家阴阳转化与互制的文字模型与现代政治两党制的关系——中国有否可能实现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国共两党轮换制——"什么都可以谈"包括这样的选项吗？再比如说，《易经》在巫卜（卜筮）理论所提供的民主资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同人》卦告诫说"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的警告不仅说明党内民主（小家）没有好的出路，更说明一党政治（大家）政治不可能实现"同人于野，亨"的社会目标。"同人于野"是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状态，虽然没有实现过，但它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理想！这仍有赖于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为之努力。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初稿，二十八日上午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2008年11月20日，系《危机中国》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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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30, 2015, 6:11:54 AM1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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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连潮：谁是南海老虎并不重要

                Posted: 29 Oct 2015 11:57 PM PDT



                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本周二在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在阿拉斯加州沙利文参议员的一再追问下，不得已间接证实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已经实施了所谓＂自由巡航＂计划，进入并通过了中国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岛屿周边12海浬以内海域。美防长顾左右而言他的举动表明，美国无意炒作巡航一事来证明自己可以称雄南海，而是希望低调处理，以求化解矛盾。中方虽然事前放了许多硬话狠话，甚至有军方人士表示要不惜一战, 迎头痛击，并派出两艘军舰尾随美舰，但由于习近平领导的军委已经作出＂决不轻言诉诸武力＂的决定，因比在整个巡航行动中中国军舰一直保持安全距离，驻岛官兵也有克制，没有出现擦枪走火的事件。这说明美中双方并非将此当做一场证明谁是南海纸老虎谁是真老虎的游戏，而能理性处理南海冲突，成熟管控风险与危机。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回合中美中双方都得了分，应当予以肯定。当然，这跟双方自五月以来长时间高层磋商和沟通、特别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会谈对话分不开，也跟中方自知在国际法上理亏一筹，军力不支，因而关键时刻发蔫有关系。从国际法上来看，一国的领土主权主张成立的一个要件是对该地区连续地、不中断地实施实际、有效控制。仅仅声称该地自古以来就属于本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主张并不构成国际法律依据。中国对90%南海内的礁岛及周边海域提出了主权和相关海权的主张，但过去和现在都未能对这一区域实施实际、有效和连续的控制，而美国至少在过去70年一直在该海域巡航，践行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原则。中国主张的海域包括了别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及其主张的礁岛，因而发生领土主权纠纷。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争端当事国应当冻结在该地区的活动，维持现状，并通过规定的法律机制来解决纠纷，但中国在批准公约10年之后(2006年)提出保留，拒绝了联合国纠纷解决程序。虽然中国2002年在与东盟组织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承诺维持现状，却并未信守这个承诺，近两年来在有争议的海域前所未有地实施大规模人工造岛工程，包括修建军用机场，引发了近年美中之间最为严重的对峙。按照海洋法，人工岛屿与自然岛屿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一国人工建造的岛屿不享有领海权，也不影响其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界限的划定，因而并不存在领海无害通过问题。美国坚持这些海域在争端解决之前仍属公海。而且，美国巡航并非特别针对中国，＂拉森＂号同时也进入了菲律宾和越南声称主权的礁岛海域。退一步说，既便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联合国海洋法》并不要求外国军舰需要事先批准才能无害通过，所谓事先批准只是中国单方面所作的保留。1989年，美国与苏联两个海洋大国签署发表了《关于统一解释无害通过国际法规则的联合声明》，其中规定双方军舰和民用船只不必获得对方批准而无害通过其领海。26年来，这一做法已为国际社会接受，成为国际习惯法。另外，在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国际法也充许外国军舰航行自由，以及从事军事活动等，只有极少数国家对此表示反对。中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时未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活动做出任何保留。因此，美国的巡航活动和侦查活动在国际法上是站得住脚的。此外，中国九段线的界定含糊不清，变化不已，前后矛盾。按照该线划定的疆界远离中国本土，划到了别国的家门口。譬如，第四段线距马来西亚本土仅24海里，第五、七段线距菲律宾30几海浬，第一段线距越南50海浬，而最远的段线却离中国本土1000多海浬。这样单方面的划法有欠公允，与海洋法划界的公平原则不符。美国和其他国家多次请求中国准确界定九段线及线内礁岛，澄清诉求和主张，至今无果。而且，中方在1958年《领海声明》中并没有对九段线内的所有岛屿及其海域提出主权诉求，直到1992年才在《领海及毗连区法》予以声明。美国虽然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尊重并严格按照海洋习惯法行事。这些习惯法大都融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9月中国海军舰队无需任何批准而进入美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就是明证。因此，我认为南海问题的症结幷不是美国的掺和与搅局，而在于中国是否有依照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是否真正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美国的巡航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美国军方一直坚持巡航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美国的盟国和东盟国家也不断施加压力，但反复遭到白宫安全团队的反对，直到最近因中方不守6月作出的承诺继续在南海填海造岛之后，白宫才最后同意军方的巡航方案。该行动引发了中共媒体谁是南海纸老虎之辩。其实谁是南海老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双方行动，尤其是中方的行动能否继续保持理智，领导人政治智慧和定力能否经得起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近期宣布将派舰船前往南海诸岛巡航，甚至日本海军自卫队未来也有可能参与此类活动，而中国内部则因＂绝不轻言诉诸武力＂的言论再度煽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过去受人尊敬的范长龙变成了＂范长虫＂，习主席也或将惹火上身，在政治局被照镜子、正衣冠，洗澡治病。此时保持冷静和理性尤为重要，千万不可意气用事。我们知道在一个没有人权的极权国家，民众常常会以比政府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家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这个现象极需提防，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作为海外华人，我希望中国的领土越辽阔越好，资源越丰富越好，人民生活越富足越好。但中国有句俗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过去被人弱肉强食的痛苦仍然记忆尤新，不能今天强大了又反过来欺侮小国。孟子说的好，"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打着和平旗号，用霸道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不可取，因为人家人心不服，中国会周边树敌，失道寡助。外交上颇有远见的邓小平早在1984年就对南沙领土争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 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前一办法是霸道，后一办法是王道，我期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明智地选择后者，因为只有民主和平原则的王道才能定得住南海风波。——VOA

                吴戈：美国舰队要来了，中国敢动武吗？

                Posted: 29 Oct 2015 11:52 PM PDT

                导读：中国一方面并无武力解决的实力和条件，另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的狂热、急切和自负又压倒了所有冷静、耐心、自省和让步的可能，结果是在和平旗号下以准军事路线积极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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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黑河，新兵参加的人民解放军训练。摄：China Daily/REUTERS）


                编按：10月27日，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今早派出的导弹驱逐舰拉森号（USS Lassen）已驶入南海中国的渚碧礁和美济礁十二海里范围。海洋法公约规定包括军舰在内，只要遵守一定规则，即享有在他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但中国规定这须经中国批准，并在加入海洋法公约时对此作了保留。

                在本月17日的香山论坛本月1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发表主题演讲，针对外界关注的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范长龙指出，相关建设以民事功能为主，他强调，即使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中国也绝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这一言论引发了"公关危机"，范长龙因此在网络上，被部分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网民"赐予""范长虫"等侮辱性称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什么？中国军力到底如何？中国的国际处境处于何种阶段？本文提供了一种解释。

                语言只是个游戏

                纷纷赶来灭火的笔杆子们面对的已不是高级将领个人形象的污损，而是党经常用来警告敌对势力的局面——"中国人民不答应"。
                必须承认，本月16日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称"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绝不轻言诉诸武力"引发了公关危机，从有的网站搜索"范长龙"会提示"范长怂"和"范长虫"就可见一斑。
                然而范副主席又的确很冤，他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在香山论坛这样一个"一轨半"的公共外交场合表达官方原则立场，连"失言"也算不上。对此，即使长期以煽动民族主义为业的《环球时报》一开始也只是简短的通稿照录，不敢对这个级别的领导人发言添油加醋，连军事论坛也有极富大局观和战略定力的定调发言称"轻言战争者必是中华千古罪人"。
                可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这个主题已然是中国社会最为亢奋的一根神经，更何况这句话"即使……也……"的逻辑结构显然有硬伤。一天之内，网民的负面评价仍然星火燎原，吓得不少网站赶忙删除相关消息。纷纷赶来灭火的笔杆子们面对的已不是高级将领个人形象的污损，而是党经常用来警告敌对势力的局面——"中国人民不答应"。
                还好，这句话辩解起来轻而易举。首先，别忘了中国军力突飞猛进，在海洋上显然正在战略进攻，锋芒所指，必然吓着一些无关国家，香山论坛需要人气，以争夺话语权，那么，讲几句外交辞令，安抚和分化番邦就具有战略意义了。
                其次可以借用无敌的辩证法——"决不轻言"不等于"不言"，刻意示强其实是实力和自信不足，"善战者不言战"，不怒自威反而需要定力和实力。
                再加上"低级马仔才动不动露出纹身咆哮"和"反动军队才只会打打杀杀，解放军即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分别将看黑帮剧长大、只会车锁开颅的文盲和读语录长大、动不动文攻武卫的毛派群众催眠，而"复杂中国的安全政策千头万绪，国家自有一盘大棋"的咒语又横扫一切谋略学票友和国家主义信徒，最高境界则让人对"意思是即使不动武也能搞定你、更别说动武了"也听得连连点头。
                当然，被引用最多的辩护称"此言听众不是美国"效果就差多了，因为其理由不过是美国代表团只有一个准将衔武官带队，却忘了会上以指责中国"南海军事化"引发争论的正是前一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上将。而将"抨击解放军"的媒体和公众指责为"阴魂不散的冷战思维"则不光犯众，而且有损"冷战思维"这把斗美利剑的锋芒。

                规则才是个难题

                直至10月18日央视还称"将迎头痛击"触及主权、安全红线者，然而，苏联都只是撞击，中国敢直接动武吗？
                尽管也算自圆其说，危机公关毕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南海哪里只是言语妥当之争。
                近年，中国以超大规模造岛为顶峰的夺取实控权动作面临迅速增大的美国压力。从"深海981"从西沙提前撤回到外长承诺造岛已结束，都是美国直接警告的产物，直到5月底开工、10月初建成的两座灯塔"昭告世人"相关工程的民用性质，仍反衬出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这显然不是中国在国内舆论中强行宣扬自己"强硬驱逐"美军P-8A反潜机，长时间跟踪"沃斯堡"号濒海战斗舰能掩饰的。
                再往前，在6月初为习近平打前站访美时，面对美国防长敦促停建南海岛礁，范长龙就希望借美国欲保持两军对话，在海空相遇行为守则、黑客入侵等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换取美国将南海当作一个"插曲"，但当时双方就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习后来的访美同样在此毫无进展。
                中国南海造岛之所以成为焦点，关键在于它将争端复杂化，又在领土和秩序上均暗含颠覆性野心。
                第一，涉及的岛礁多为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干出礁"（法律上称"低潮高地"），国际法对其是否算领土有判例但无明文法条，同时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人工岛没有领海，但若低潮高地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等设施，可以成为划定领海直线基线的起讫点。那么，即使中国无法使干出礁人工填岛后算作领土，也显然有意利用灯塔为其划定领海。
                第二，有趣的是，美舰意欲进入这些岛礁12海里，倒不是为否定它们有领海，而恰恰是针对中美之间关于海洋权益的另一项根本分歧——海洋法公约规定包括军舰在内，只要遵守一定规则，即享有在他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但中国规定这须经中国批准，并在加入海洋法公约时对此作了保留。
                第三，虽然中国声称"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制止非无害通过"，并长期对公众灌输外国军舰进入领海就是入侵，公众也无不以为敢于"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前苏联成功否定掉了美国的无害通过权，直至10月18日央视还称"将迎头痛击"触及主权、安全红线者，然而，苏联都只是撞击，中国敢直接动武吗？如果敢，国内民族主义狂热和政府支持率无疑都将破表，但近日中国网上也疯狂讹传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刘亚洲：日本四小时全歼东海舰队非戏言"。
                更矛盾的是，这次高调宣传灯塔建成，范长龙以强调"（相关设施）以民事功能为主，……像我们承诺的那样不会影响南海航行自由"发起和平攻势，还一心想平息这些设施难以掩饰的军事野心和国内舆论对此的大肆宣扬引发的国际焦虑。可是一看《环球时报》难掩兴奋地向国人报喜——只要美军等舰只使用这些灯塔并记入航海日志就等于承认中国主权，《金融时报》也称对中国"新的既成事实"美国无力改变，中国哪里还需要动武？
                至于拉夫黑德对中国将南海军事化的指责，中国的反击更显"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熟练智慧，因为中国这些岛礁有军事潜力而尚未利用，而美国常年在南海侦察、军演和部署，完全是"贼喊捉贼"。同时，范长龙的措辞从未承诺这些设施不用于军事，国防部的标准口径也是"在自己领土上部署军事防御设施无可非议"，还有人提醒：美舰进领海，中国也可派舰应对。

                实质上中国极为不利

                其实，很少有人敢相信中国这次会对闯入领海的美舰开火，哪怕只是冲撞，更没人相信中国能借此将美军赶出南海，发言人、少将、教授和主编们有目共睹：不要说动武，"绝不轻言动武"一句话引爆民间情绪，中国也手忙脚乱。
                上述文字游戏，中国再次功德圆满，但在实质上，中国已然陷于困境，问题来自一连串因果：
                出于执政党和当政者强烈的政治需要，中国一方面并无武力解决的实力和条件，另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的狂热、急切和自负又压倒了所有冷静、耐心、自省和让步的可能，结果是在和平旗号下以准军事路线积极改变现状，抢占实利。这不光使双边谈判注定无进展，还面临东盟抱团和靠拢美国的趋势。
                在抱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同时，中国并非看不到周边对自己的警惕，但被长期炒作的对外强硬又已然是官方支持率的不竭源泉，在作为另一源泉的"经济增长"乏力时更呈中流砥柱之势。在这种狂热的逻辑中，美国关注和介入南海，中国就油然而生对美国维护的亚太格局和国际海洋规则的不满和挑战，为此军方甚至将香格里拉论坛变成声讨美国的主战场。在豪言壮语荟萃的外交部发言人口中，美国连南海问题当事国也不是，仿佛根本不值得搭理。
                眼下，实力比中国强得多的美舰当真要来了，中国依旧义正辞严，不光扬言要对美舰"迎头痛击"，还以为再次揪住了美国在"南海军事化"问题上"只准州官放火"的双重标准软肋，大有一举解决作为"中美军事关系三大障碍"之一的美国舰机对华抵近侦察问题之势。
                历来主张美国与中国分享亚太权力的澳大利亚教授休·怀特也一眼看出美国在南海不敢对华动手，大多数亚洲国家也惹不起中国，美国不要妄想在南海树立亚洲新秩序。
                其实，很少有人敢相信中国这次会对闯入领海的美舰开火，哪怕只是冲撞，更没人相信中国能借此将美军赶出南海，发言人、少将、教授和主编们有目共睹：不要说动武，"绝不轻言动武"一句话引爆民间情绪，中国也手忙脚乱。而且，如果真有全球野心和实力，中国也许不会迷恋用只是"并未明显违法"的擦边手段抢建几条跑道，乐于分享自称"主权主张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的南沙资源，接受"无害通过权"以方便自己逐鹿大洋，可是中国不止就对这片"祖宗海"不依不绕了，对背后的规则颠覆也除了"自古以来"和既成事实，别的什么也不认，甚至为此不惜一切。显然这是政治需要和感情用事，绝非清晰的利益和理性的获利路径。
                为范上将辩解的罗援少将有言："忘战必危"但"好战必亡"，也是辩证法。同罗少将一样多次受到高层"必须配合国家统一战略"敲打的《环时》也告诫爱国群众：军力不是解决所有对外冲突的万能钥匙，崛起的同时也要避免成为矛盾中心，使发展成果被外界的抵制对冲，特别是"莫让民粹主义扰乱视线"。
                说得多好！奇怪的是，中国政府渠道还真地从未轻言武力，但数十年来，这些少将和总编们乘当朝急需民族主义狂热支撑的东风，已将"动武"的饥渴和暴躁注入上亿国人的骨髓。这种灌输的主语全是"中国"，然而在现实中代表中国的执政党却始终以"动武"为业余爱好，当"僵尸军团"被"从来就没敢动武"的现实打醒，自然需要具体、有形的发泄对象。
                此时，北京地铁内的数万块液晶屏幕上军事节目比例惊人，甚至全天滚动播放阅兵场面，商业广告却少得可怜。

                （吴戈，军事、国际时事评论员）
                ——端传媒

                鲍彤：“妄议”是个好东西

                Posted: 29 Oct 2015 10:41 AM PDT

                鲍彤
                上篇文章发表后，好心的朋友劝我"算了吧！再来一次文革，你还要不要命！你那篇东西不行！我看你自己就在妄议！"

                我当然要命。虽然文革已经寿终正寝，不具备"再来一次"的能力，我仍然感谢他关心。他说我自己"就在妄议"，没错，凭我这个人，除了妄议，还能干个啥？何况我并不认为妄议有错。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地是方的，忽然有人说，它是圆的。这不是妄议，又是什么？

                千百年来，咱中国离不开真命天子。忽然有人说，没有皇帝之后，中国人也许活得更好。岂有此理！这种妄议可忍，孰不可忍！

                进步离不开妄议。妄议是个好东西，起码比坐井观天好，比人云亦云好。

                自从中国被毛泽东搞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谁敢妄议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制！谁敢主张保护万恶的私有财产？惟其人人不敢妄议，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迟迟无法诞生。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赞歌被高唱了十年，忽然叶剑英老人提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妄议，在毛主席统治下非割喉管不可，但它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省。

                由此看来，妄议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和大话空话套话相比，和山呼万岁那种主旋律相比，妄议肯定是个好东西。

                好像是1942年吧，陕甘宁边区大征"过头粮"（同样的事情，如果出在大后方，就必须改口称为"横征暴敛"），有农民诅咒道："雷公打死毛泽东！"这妄议通过党内密件层层上报，终于被送进大救星毛泽东的耳朵。毛没有把他定性为"恶攻"或"现反"，却下令降税减负，精兵简政，于是妄议传为美谈。这美谈，我在不同的场合听陕甘宁的老人们谈过，我相信它是真的。在羽毛未丰，局面尚小之际，毛不是不懂轻重之徒。他知道，对妄议乃至对诅咒，必须认真对待，轻忽必然贲事。后来他贵为天子，唯我独尊，阔了，脸就变了。饿死几千万人，小事一桩耳，何足道哉，就容不得彭大将军妄议了。

                能容忍妄议，是好事，说明这种政治人物处在上升期。见妄议就压，只说明他在下坡路上挣扎，不说明他强大，更不说明他伟大。

                ——RFA

                滕彪：中共政治株连越演越烈

                Posted: 29 Oct 2015 11:36 PM PDT

                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16岁儿子，被中共当局从缅甸跨国追捕，抓回内蒙，令中共的政治株连再受关注。一人犯罪，家族成员也受牵连、受惩罚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体制下长期盛行。令人愤怒的是，中共近年的株连邪风有越演越烈之势。
                秦始皇的《焚书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规定，"族"就是满门抄斩的族刑。族刑有三族、九族之分，解释不一，具体适用时相当随意。至明初，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灭了十族，株连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门生，罹难者达870多人。族刑连坐制直到清末变法时才被废止。
                但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采取株连做法，1949年建立远超传统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之后，在镇反、反右、土改、文革等历次屠杀和政治运动中，把株连做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制造了空前的人间惨祸。文革结束之后，阶级斗争思维、蔑视法治人权的一贯手段并未结束，尤其针对被列为政治敌人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株连亲友甚至未成年亲属的做法，数不胜数，进入21世纪后更越演越烈。
                2005年我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去调查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发现存在极其普遍的株连。费县村民房钟霞因躲避强制流产，她的亲戚被抓了22人，包括三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婆婆。有的乡镇不仅株连亲属，而且株连邻居，甚至实行全村连坐。在全国各地执行计生政策的过程中都普遍使用株连手段。挺身而出揭露计生暴行的陈光诚被构陷入狱，他的妻子袁伟静和孩子被软禁在家多年，与外界彻底隔绝，并多次受到野蛮的殴打。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全家人经常受到软禁、人格侮辱、强制带离、跟踪和骚扰。实施非法监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里。有一次，高智晟妻子耿和到市场买菜，国保们跟踪得很近，稍一理论，国保就一巴掌打过来。耿和后来又遭殴打，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一颗，满脸是血。
                以家人作要胁
                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之后，摄影家、画家刘霞就一直被中共软禁，与外界隔绝，每周只准在监控下外出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长期的软禁、威胁给刘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中共如此虐待刘霞的唯一理由就是刘霞是刘晓波的妻子。即使在国内国际持续的抗议之下，当局至今仍未解除对刘霞的非法软禁。
                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和女儿也经常受到软禁、跟踪和骚扰。饱受酷刑的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后，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至少三次遭到强迫失踪。内蒙古异见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和儿子威勒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国保的跟踪、监控、拘捕和关押。71岁的资深记者高瑜被指控泄漏九号文件而获刑七年，当局同时逮捕了他的儿子赵萌用以威胁高瑜，在儿子被当作人质的情况下，高瑜被迫违心地认罪悔过，并上央视受辱。
                身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维族记者肖赫来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当局报复，三个兄弟均被关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五年。多次获诺奖提名的维族民主人士热比娅，流亡海外后，她的两个儿子被抓。中共曾托人向她警告说，如果她不担任世维会主席，她的儿子会轻判，否则将重判。结果，2006年11月26日热比娅被选为主席，第二天她的一个儿子就被判刑七年。
                中共在西藏同样采取了野蛮的株连手段。2009年至今，境内至少有142名藏人自焚，要求基本自由和人权，要求当局准许达赖喇嘛回家。而很多自焚者的家属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监狱。2012年8月7日，27岁的卓嘎措在甘肃合作市合作寺自焚身亡后，当局强迫他的丈夫承认是夫妻纠纷问题，但卓嘎措的丈夫拒绝接受，被当局拘捕。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达扎寺镇妇女贡觉旺姆于2013年3月13号自焚身亡，当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玛嘉向外公布他妻子是因夫妻不和才选择自焚，被拒绝后，当局立即将卓玛嘉拘捕，后来竟以"故意杀人罪"将其判处死刑。
                未成年人也未能逃脱中共政治株连的魔掌。郭飞雄、陈光诚、高智晟的未成年孩子都曾受到不让入学或者在监控下上学等骚扰。安徽的政治犯张林1989年之后五次入狱，至今仍在狱中。而最近一次入狱，直接原因竟是为女儿争取教育权利。10岁的张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学时被四个不明身份的强壮男子从小学带走，在合肥市琥珀山庄公安派出所单独关押3小时，其间遭警方不人道对待，其后不准她回该学校上课。这引发了众多维权人士前往关注的"小安妮事件"。
                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015年10月发布报告《维权律师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么？》，列举了一些维权律师的孩子受株连的事件。报告总结说："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如押送上学）、禁止与外界通讯、骚扰（如重复传唤）、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击方面，则包括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殴打或被警方带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师的未成年孩子都亲眼目睹父亲被殴打、被辱骂。
                骨肉分离剥夺自由
                著名人权律师王宇之子——年仅16岁的包卓轩，在父亲陪同下准备前往澳洲留学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绑架，其护照被没收、电话被抢走。包卓轩被强行带到天津后，数次遭到国保的暴力殴打。10月初，包卓轩因无法忍受当局持续的监控、恐吓及骚扰，在另外两名维权人士的协助下试图离开中国，被中国当局从缅甸带回内蒙严密禁控。锋锐律师事务所另外两名律师的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同样被破坏：于合金律师的儿子、刘晓原律师的儿子都被拒绝给予护照。目前仍处被失踪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其15岁的儿子、5岁的女儿被禁止离境。
                我个人也有类似遭遇。201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做访问学者，我准备全家一同前往。但临出发前，太太和女儿从深圳前往香港时被阻拦，无法出境，后来从天津试图离境，再次在机场被阻。问原因，回答是："你们自己清楚。"数次交涉无果，家人团聚看起来遥遥无期。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冒险偷渡。这事叙述起来很简单，但8个月的骨肉分离、毫无预期的等待、被剥夺自由的羞辱、偷渡的惊险以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其中的痛楚。
                中国拿政治犯、良心犯的亲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属做人质进行要胁，实在下流。它的喉舌们反诬海外势力拿未成年人家属做政治筹码，岂非无耻之尤？
                野蛮极权体制标志
                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和其他多数维权者一样，我经历了被吊销律师证、被停课、被开除、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和被关押，每次越挫越勇，即使连续两个多月遭受肉体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溃。但当国保拿我的两个年幼的女儿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就面临极大压力，被迫写下悔过书、保证书之类。
                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了。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特务们也自然清楚这一点。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他们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手段。至于法律、程序、人性、尊严，统统都不在他们考虑之列。这种政治株连，也是中国至今仍未脱离野蛮的极权体制的标志之一。

                ——苹果日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Oct 31, 2015, 6:20:46 AM10/3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莫之许：「報書名」與找信號

                Posted: 30 Oct 2015 11:34 PM PDT

                習近平出國訪問，每到一國，都要稱頌對方文化燦爛，明星倍出，稱自己讀過該國什麼什麼書，此舉，早就被民間好事者與傳統相聲《報菜名》相提並論，稱為「報書名」，不料，近日官媒更全文刊出習近平於去年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全文，其中列舉人名、書名眾多，大有飛流直下三千尺之勢，一時間，網上又大舉湧現出諸多報書名的段子，甚至還有人煞有介事地考證，試圖證明習近平並沒有讀過他所列舉的這些書。
                不過，這些天涯或豆瓣式的考證是很難成立的，網絡時代的段子或考據新銳，不可能對文革之交的1970年代有感覺，1971年9.13事件之後，一代青年逐步開始覺醒，地下讀書活動蔚然成風，各種史學、哲學、政治學討論在小圈子內熱火朝天，我的老鄉朋友毛喻原先生等人，曾向我講述過當時的一些讀書現狀，以及各種清談「衝殼子」的盛況，而朱學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對此也有生動描述：「一九七二年進工廠，這群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反叛氣息的集體戶匯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後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當時的讀書青年，當然可以看到朱生豪的莎士比亞，也能看到黨國意識形態並不絕對排斥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以及親社會主義和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論作品，更不用說還有相當多的各種內部資料，朱學勤寫道：「我清楚記得，當年上山下鄉的背囊中，不少人帶有一本法國人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以為那個時代是一片空白，歷史從1978年重新開始，其實也是一種想當然的謬見。
                當然，並不需要對網絡段子或考證太認真，熱議「報書名」之後，最近，網上也有針對「包公舉」的長相的猜測和議論，說到底，所有這些段子或考證，其實只是一種政治發泄，在絕對權力宰制下，民眾對權力中心既缺乏事實的了解，也無從加以真實的反制，只能無奈地處於持久被動狀態中，於是從心理上需要一種發泄，以前主要局限於酒局段子，如今則搬到了網上，盛行於微博和朋友圈，其方式不外調侃，嘲諷，乃至謾罵。
                這種無權者的無奈反應，更多地應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素材，而非嚴肅的政治分析對像。在這一點上，連《紐約時代》也是過於當真了，「『膜蛤文化』盛行中國網絡，或為影射習近平」這樣的解讀，倒真的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的。網上所有膜蛤的素材，來自同一個源頭，即江澤民對香港記者們的一次即興表演，該視頻問世十五年以來，就一直在暗中熱傳，因為這是未經過官方加工的最高權力者的真實一面，甚至是極權體制下唯一一次的信息漏洞，滿足了無權者的普遍心理需求，隨後也成為了民眾對此加以各種發揮的富礦，無論是此前的熱傳嘲諷，還是今天的膜蛤續命，「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長者續一秒」，背後的心理基礎都是無權者的發泄，所謂影射，反倒只是階段性的現象，其實並沒那麼重要。
                無權者在持久無奈狀態之下，還有另外一種反應，那就是找信號。如果說膜蛤是利用了極權體制下唯一一次信息漏洞，那麼，找信號則是試圖對極權信息控制進行反向解碼，這種被稱為「中華田園政改信號搜索犬」的行為，相當普遍而持久，許多人樂此不疲地對最高權力者的各種官式表達進行別出心裁的解碼，而其結論，無一例外地指向自己的心理投射，指向最高權力者也與自己一樣有著改良意願的意淫。於是，在「報書名」的同時，也有許多人從書名中讀出了習近平對西方文化、普適價值的包容和親和，讀出了強硬派與溫和派，讀出了一旦穩固權力就會推進改革的可能。
                極權統治從來都建立在對於信息的壟斷和單向控制傳播之上，而為了維持專政，當政者不僅不會釋放出什麼信號，而是力圖對於各種雜音加以消聲，近年來對於改良話語的大力清剿，就是這一邏輯的體現。此外，由於壟斷了所有傳播工具，當政者也會內外有別，在國外說一套，而在國內又一套，這種機會主義策略，顯示出來的，是專政對於無權者的漫不經心，甚至毫不在意，從中是不可能解碼出什麼積極信號的。況且，即使從官方意識形態來說，這些書名、人名中，也找不出真正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大師巨匠，而還是局限於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傾向和範圍之中。
                魯迅《人話》中曾講到：「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如果說古代，這種對於最高權力的隔膜，主要來自傳播條件和教育水平，在現代極權下，這種隔膜則主要來自體制有意識的信息控制，面對權力的黑箱，當代無權者其實並不比古代的農婦優越，這種現象，既造就了政治發泄的盛行——其最極端者，就是針對唯一一次信息漏洞的反覆加工，也造就了各路信號黨，在我看來，信號黨或中華政改信號搜索犬們的可憐可悲，其實遠甚於各種調侃、諷刺乃至謾罵，畢竟，後者不甚審美，但卻是無權者可以理解的無奈心態，而前者則純粹就是一種認知混亂和心理失調。

                ——东网

                王思想：為國生娃　以人為工具

                Posted: 30 Oct 2015 11:32 PM PDT

                這兩年，學者們對計劃生育的抨擊形成潮流，抨擊的語氣越來越激烈，不知道是學者自發的，還是得到了上面的授意。很不幸，我背負了「支持計劃生育」的名聲。
                前兩天，有個朋友打電話說：「五中全會宣布放棄計劃生育了，允許生兩個孩子了，你還支持計劃生育嗎？」趕緊上網看新聞，果然，中國五中全會允許生二胎了，不過並無「放棄計劃生育」的說法，相反，該會議繼續肯定計劃生育。
                允許生二胎，其實還是計劃生育。即便改為允許生三胎，依然是計劃生育。
                事實上，我從未支持計劃生育。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支持牽牛、扒房、罰款、強制流產為主要手段的做法。如果拋卻暴力那部分，對於溫文爾雅的計劃生育（假如存在的話），就可以支持了嗎？仍然不可。生育是動物延續種族的本能，禽兽尚可自由生育，何況人類？
                我一直的觀點是：就中國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等自然條件來說，實在無法承載太多的人口；13億人，在目前的人類智慧面前，的確是超出了中國這塊土地的承載能力。我在各種場合、各種文章中都是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僅僅停留在概念層面。如何讓人口降下來，並無良策。僅僅依靠提倡，不管用；依靠政府下指標，禁止多生，則不僅侵犯人權，並且難以操作。如果對於多生者給予經濟處罰、暴力懲罰，則又成了計劃生育了。
                我所憤怒反對的，是那種「人口少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觀點」。這些觀點非常無知、無恥，卻被眾多人傳誦。其主要內容有二：年輕人少了，誰來養我們的老？人口少了，勞動力和消費能力都上不去，經濟就不能發展。
                這兩個觀點的無知在於其沒有認識到：中國經濟是依靠人口紅利上去的，這不正常，更不值得提倡；其無恥在於，利用新生人口來養老、刺激消費，那是把後代當成養老工具和消費工具了。
                以人口為工具的觀點，是GDP崇拜、是卑劣的愛國主義的變種，把種族的延續、人類的親情，給拉低到為國生娃的地步。所謂的人口紅利，這個非常無恥的詞彙，掩蓋了中國經濟模式中眾多見不得陽光的東西，我們還要為此遭受多少苦難？二胎政策，掩蓋不了遍地的矛盾。
                羊生羊，豬生豬，以及獅子老虎的生育，都是為了繁育種族，而不是為了養老。我們人類是高級動物，怎麼能把後代當工具使用？
                現在，中共五中全會決定允許生二胎，是為了發展經濟，還是為了維護人權？會議未對此進行說明，咱也不好猜測。不過，從法理上來說，一個黨的會議宣布允許生二胎，這只是某個黨派的觀點，具體改變國策，還要經過議會。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全國人大通過、國家元首簽字施行的，被稱為國策，所以就不是某個黨的政策所能改變的。全國人大何時討論通過修改後，國策方可改變。至於「計劃生育是惡法，不必遵守」，那個觀點很複雜，不是幾篇文章能說清楚的。
                以獨生子女政策為核心的計劃生育，導致了幾代人的痛苦，這是事實。而我們面對痛苦所表現出來的反應，似乎說明這個民族就應該受此痛苦。
                這兩天，關於二胎的段子在網絡上瘋狂地制造出來，又瘋狂地傳播。面對如此重大的事件，百姓以發牢騷、發段子來惡搞，而學界，也普遍缺乏理性的反思。
                二胎化以後，人口會大幅度增長嗎？經濟會走出衰退嗎？這兩個答案應該都是否定的。城市人群已經被搞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高社保繳費壓得喘不過氣來，沒及個人敢多生。農村民眾則基本接受二胎觀念，並基本能享受二胎。
                放開二胎政策，最直接受益的是富人，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公務員。在中國，公務員屬於富裕階層，這是中國特色。以前，為了保住公務員的位置，那些人不得不嚴格遵循生一胎的政策限制，使得公務員團體成為最受獨生子女政策痛苦的群體。也使得百姓在尖刻生活中聊以自慰：咱總算在生孩子方面比公務員有點優勢。如今，二胎政策一出，公務員喜笑顏開。
                那些非公務員的富人，他們早就不受獨生子女政策限制了。不就是錢嗎？窮人被罰幾萬或許可以傾家蕩產，富人交個幾百萬也無所謂。張藝謀就是通過700萬元罰款實現了生育自由。
                房地產商人是受益者。低迷的樓市、崩潰的房價迎來了重大利好。
                而窮人呢？生活還將繼續，二胎敢不敢生，要看勇氣。
                所以，那些以人口為工具的所謂學者，他們不僅無知、無恥，還無用。他們等不到他們所呼籲的人口紅利。

                ——东网

                胡少江：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三个看点

                Posted: 30 Oct 2015 02:32 PM PDT

                习近平、李克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昨天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并没有爆出太多的轰动性新闻。但是，从全会的公报看，这次会议仍然为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提供了三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与人事格局有关，一方面是这次全会表现了习近平在重大人事布局上还无法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则是李克强的许可权和影响力明显减弱。第二个看点是中国领导人正在为经济减速发愁，再次突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第三个看点是中国正式放弃一胎化的政策，放开二胎生育的限制。

                开会之前，许多观察家预测会议可能会涉及重要的人事变动，尤其是军委组成人员的变动。他们普遍估计习近平会在军队和关键的地方岗位安排亲信，为下一届政治局安排进行"卡位战"。在他们看来，这些预测中的人事变动是观测习近平是否已经掌握了下一届党代会人事主导权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除了确认上次全会以来政治局作出的开出令计画等十位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和候补成员的处分之外，此次全会并未涉及其他的高层人事变动。

                其实，五中全会处在两届党代会中间，并不是人事变动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第一届任期内，不到代表大会开幕前的最后时刻，最高层格局的改变是不会轻易出台的。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看，他对团派的厌恶溢于言表，以他强悍的风格，他是不会轻易接受上届班子安排的以团派干将为主的继任班子的人选的。这是外界推测他将提前采取动作的原因。他没有如预期地将自己信任的人提前卡位，或许表明他在这方面进行部署的难度不小。

                李克强的许可权遭到削减在这次全会上表现无疑。这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代表政治局向全会做《建议》说明的是习近平，而不是总理李克强。过去向全会做《建议》说明的都是时任总理，作为总理的朱熔基和温家宝在党内排名都只是第三位。而目前在党内排名第二的李克强却被剥夺了代表政治局向全会做《建议》说明的机会，这进一步说明他是一个弱势总理。

                在五中全会公报中，"发展"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了九十多次。这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日益突出。今年前三个季度，虽然中国的政府多次放宽货币政策，同时日益强化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经济增长仍然无法达到既定指标，只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九。基建投资、工业生产、对外贸易等传统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因为如此，全会公报中再次突出"发展"和"增长"，结构调整等不得不为增长让路。

                五中全会的另一个内容是"二胎政策"。"二胎政策"抢占了几乎所有西方媒体报导五中全会的头条新闻。这一政策也在中国线民中引起了众多的调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放宽了政策，有只准生一胎改为准许生二胎。在中国执政党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同时，仍然不放松对民众生育的干预，这个举动本身使得人们对中国的"市场化"大打折扣。一个连生育都要干预的政府，对市场进行无理干预更是预料之中的。

                ——RFA

                刘军宁：自由短缺导致人口过剩

                Posted: 30 Oct 2015 02:26 PM PDT

                刘军宁
                （旧文重刊）

                中国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中国政府最近还一直重申，不会改变、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

                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国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到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了出现了许多毫无人性的标语口号，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

                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墮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预设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

                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人口、不见人手。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吃饭问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主义观念。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正是靠人手推动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增加较快的时候恰恰是文明发展较快的时候。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几多年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若中国人口跟美国一样多，或者略少于美国或同步增长，会有人讨论中国在哪一年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吗？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可能的正是中国远远大于美国的人口基数。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错误看法基础之上的，它否认社会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相信国家权力是万能的，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甚至用暴力消灭生命，才有可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社会的在人口上的自我平衡能力，尤其使破坏了家体在平衡人口中的计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对宣传中把计划生育称作"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但是计划生育根本不是家庭的自我计划，而是对国家用强权对家庭的强行计划。

                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家庭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它也是调节社会最主要的自然手段，家庭根本不需要国家计划，家庭自己知道如何计划。计划生育恰恰用国家权力对家庭进行计划，所以它根本不是家庭计划，而是国家计划。只要允许社会自我平衡，在方方面面给人们充分的自由，人类根本不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如战争、强制绝育或者强制流产的手段）就可以有效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

                计划生育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错误看法，认为人是创造财富的负担，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人，而是自然资源；认为人口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实际上，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所界定的自然资源，都是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资源。人所发现的自然资源固然是财富，但是最终要的财富还是藏在人的身上，并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展现出来。只要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财富就是无限的。

                把人的创造力扼杀了，像计划经济那样，财富的源泉就枯竭了。人才变成负担。失去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人才成为负担，而计划经济剥夺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计划生育政策不尊重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非常富裕的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却偏偏很少。像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样的富豪，也不占有多少自然资源，他们有的只是脑子里面智慧和外部的自由环境。

                即便是自然资源，其内涵也是随着人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有弹性和进化、发展的概念。自然资源是通过人的智慧不断发现和利用的。五百年以前没有人认为石油、铀矿是自然资源。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把它变成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力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像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财富在人脑子里。所以，人口不是决定国贫国富的原因。只要剥夺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创造财富的人手就变成只消费粮食的人口，变成需要被养活的净负担。

                像计划经济认定国家有能力确定产品的价格一样，计划生育政策认定国家能收集完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有能力找出适合一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但是人口的变化是自然演进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最佳人口规模"这样的东西。政府也根本没有能力、也收集不到做出最佳人口规模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社会最优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

                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人由自我养活者变成被养活者，由财富的制造者变成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膨胀并不是盲目生育的结果，而是自由短缺和国家强制的结果。人口增加不是贫困的来源。自由的缺失和错误的制度才是贫困的原因。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都断定，人口过剩是由于盲目生育或者过度生育造成的。因此要由国家来加以计划。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生育模式总的来说都是自发的生育。指责这种模式是"盲目的生育"是很不准确的说法。如果中国人口真的相对过剩，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是剥夺私人对土地的财产权。这种制度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农民要耕种土地养活自己，就被迫从事农耕，加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被迫生育更多的孩子，被迫生育男孩来种地、养老。第二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允许劳动力流到能发挥自己更大价值的地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起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强化生育更多孩子的冲动。第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人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人不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财富，人被迫变成依附土地和单位的工具。第四是政治法律制度。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法治社会，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为了缓解恐惧与担心就自然希望自己有许多孩子，而且最好是多有男孩。恰恰是这些制度造成中国人口虚假过剩，这些因素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完全被忽略了。

                计划生育背后的另一个假设，是减少人口可以增加就业。既然有失业是个问题，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自由短缺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的。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第三产业的兴盛为剩下的70%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在计划经济下，第三产业通常是最不发达的。相反，经济自由越充分的，创业的制度环境越好，就业就会大大增加。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和后果。

                第一，它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如果把中国人养得计划生育这套官僚系统全部撤除，把计划生育的官员全部解散，纳税人的负担家会大大减轻。计划生育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权，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国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

                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第四，破坏法治、侵犯人权。计划生育是很粗暴、粗糙的政策。

                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的环境。其不良影响以前基本上被忽略，现在还没有全部显现出来。

                自由主义把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生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人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如果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就应该是让公民享受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让市场和社会来自行调节人口结构。良性的人口政策首先要尊重人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来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与计划经济思维一样，计划生育试图去计划根本不能而且不应该计划的东西。计划经济退场了，计划生育政策能持久吗？希望计划生育至少能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吳祚來：中國政府習慣性抗議，中美會進入新冷戰嗎？

                Posted: 30 Oct 2015 02:22 PM PDT

                图：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逻舰在南海跟踪美国"拉森"号驱逐舰

                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海，引發中國國內媒體與網路熱議，有時政評論專家認為，這預示著中美進入新冷戰狀態，美國此舉必致使中國倒向俄羅斯懷抱，形成新的冷戰兩極。
                由於意識形態與歷史的原因，中美、俄美之間的隔膜一直存在，一條看不見的戰線，總能使人隱隱約約的聞到某種令人不安的氣息，但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等原因，國家之間要形成新的冷戰，已殊為不易，想回到過去時代餓著肚皮搞武器競爭、嚴防死守互損互害，非常困難。這不僅是人民不答應的問題，還有市場經濟不允許。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儘管城頭飄著一面大王旗，但城裡飄揚的卻滿是市場旗幟。
                美國軍艦並不是第一次「衝撞」主權國所謂的領海，人們都知道，美國的目的並不是政治性的挑釁，更不是為了謀取海上控制權，而是為了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也正是這樣單純的原因，美國的衝撞性航行，均沒有造成主權國的激烈對抗，所以，美國軍艦此次進入中國南海新造島嶼，中國的抗議方式不會是通過國防部的槍炮發聲，而是繼續毛澤東時代的故事：抗議，抗議，抗議，再無下文。
                有趣的是，最近有網友翻出1966年4月6號的人民日報，大標題就是中國外交部第四百次抗議美國侵入中國領海：

                新華社五日訊〉四月五日四時二十八分至十二時零七分，美國軍艦一艘，侵入我福建省閩江口以東地區領海。對於美國軍艦的這種軍事挑釁，我外交部發言人奉命提出第四百次嚴重警告。

                毛時代的外交部抗議中，美國軍艦入侵的是中國領海，但被人們視為對美國強硬的毛澤東軍隊，沒有一兵一炮的舉動，外交部的口炮，代替了國防部的火炮。當時的毛澤東應該知道，美國人無意於佔領中國的領海，更不可能推翻毛的政權。所以，毛的外交部只是通過抗議向美國表一個態，並給國內人民一個交待。

                這次外交部的抗議呢？學者王占陽（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教授）通過微博有一個分析：
                「『威脅中國主權』並不等於『侵犯中國主權』，美國海軍拉森號驅逐艦南海中國人工島周邊12海裡內後，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答記者問時說：美方軍艦有關行為『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說的是『威脅中國主權』，而不是『侵犯中國主權』。一詞之差，差別很大。」

                美國軍艦來到中國南大門，中國感受到威脅，並可能危及島礁人員與設施安全，僅此而已。相比毛時代美國軍艦侵入中國領海，情況不嚴重多了。
                習近平此次訪美，應該與歐巴馬政府達成了默契，中國在南海吹沙造島，美國抗議，而美國軍艦進入所造島嶼附近海域，中國抗議。美國要的是航行自由，這個中國無法阻止，中國要的是在有限的島嶼上修建設施，美國也沒有軍事干預。中國夢想以此為永不沉沒的戰艦，為可能的擴張或開發奠定基礎，但美國是實用主義者，對這種中國夢式的遠大臆想，並不當真，在現代戰爭中，這樣的戰略基地幾分鐘就可以被遠端導彈解決。
                所以，網路上有一篇調侃的文章，標題就是《只要封殺做得好，南海不怕美國佬》，只要封殺住國內網路言論，不至於讓民族民粹鬧出事件來，美國佬的軍艦是不可怕的。事實也是如此，微信群裡有網友拍出照片，說美國駐廣州的領事館前有多名愛國者拉旗抗議，並遞交抗議信，但很快就被警方拘審，筆錄後釋放。中國政府歷來不真刀真槍地與美國擦槍起火，而對國內的民眾，稍有聚集性的活動，必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即便事態並不嚴重，開槍走火也在所不惜。

                國內壓力不可能驅使習中央過激反應

                國內的鷹派人物會不會通過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海而施壓習近平中央？只要看看戴旭等所謂的軍中鷹派人物的講演或發表的文字，就可以看出，這些人完全沒有施壓的能力，他們高調的言論，主要針對美國，誇大美國的威脅，甚至認為中美必有一戰。
                這些言論對中共最高層是無害的，甚至是有利的，所以中國官方寬許這些言論出現，並讓這些鷹派人物繼續各種表演。而中國軍方更是樂見其言論，誇大美國的威脅，中國軍方就可以增加軍費，使軍方勢力成為國家的安全支柱。
                某種意義上，中國軍方的鷹派人物只是軍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官方不敢說的大話，由他們去說，外交部抗議力度不夠，由他們加大火力。但他們只要敢向習中央施壓任何一點壓力，都是不可能，其最終的命運也與有影響力的公知大V一樣，遭到無情封殺。
                再說軍方勢力，習近平上臺後，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軍中大老虎均成為階下囚，軍隊改革也在進行中，現在的軍方，軍官們更多的考量自己的利益，真讓他們上戰場，既沒經驗、實力，也沒膽量。中國軍隊在市場經濟裡泡得太久，腐敗成習，不可能形成強大的好戰力量，裹脅習中央備戰。
                剩下的也就是國內的民族主義與反美力量了，這些人在一些左派與軍事網站上殺聲震天，也只是說說而已，通過網路表達一下愛國情感，然後就是洗洗睡，第二天還得忙於自己的生計，愛國青年們面臨著贍養父母、成家立業、買房租房、高漲的物價巨大的壓力，如果他們還有力氣通過網路發聲，抗議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海的話，多是愛國教育洗腦的結果，而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需求。
                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海，在外交部發言人抗議的帖子後面，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調侃：

                不合鞋：上學時老師說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現在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紙老虎。

                咫尺天涯：2400時次絕對保證開戰！ || @劉虎: 等到1200次時再說吧。

                小建：論是我們做的不像話，那片海域交給國際法庭裁決挺好，為什麼像土匪一樣想吃掉？

                川南光頭：100多年來，美國沒有侵佔中國一寸土地，，，，不要小題大做，，，先收回江東64屯，藏南，江心坡，夜鶯島再說吧

                遊客22414：我想問美國艦是否真的進入中國海域？如果是，太簡單了，扣艦。

                殘夢未醒：作為中國人，我歡迎美國來解放我們。所謂的愛國人士就罵我是漢奸吧，我不怕。但是請你們搞清楚愛國的性質。是讓我們百姓活的更好，生活品質更高。但是我們沒有。
                玉緣：天朝只會抗議。

                當然，大陸門戶網站上，外交部抗議新聞後面也有不少對美國抗議的跟帖，或出於政府的網路評論員之手，或出於愛國線民之手，多言辭溫和，如果與當年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或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相比，實乃天壤之別，現在的網民對中美相關衝突，多是非常平靜，甚至有點事不關已的感覺。
                這裡面既有人們對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或是對軍事無能的失望，所以，對國家間衝突，多持觀望態度；還有就是，通過網路與自媒體，人們知道了更多的真相，歷史與現實的真相，使更多的人不相信党國政府（所謂一心為人民），認為中國軍隊只不過是党衛軍，是對內的國家專政工具，而對國土爭端，它的作用幾乎為零。
                有鑒如此，民間愛國者們，也夠不成倒逼習中央對美動用武力或採取重大行動的力量。
                所以，美國軍艦在中國南海宣誓航行自由，是象徵性的遏制中國軍國主義的勢頭，使中國填海擴張得不到領土承認，美國要達到的就是這樣的目的。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海人造島礁附近，造成的國家間的政治影響，只會是一個小插曲，不可能驅使中美進入新冷戰。

                ＊作者為旅美學者，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UCLA訪問學者（2013－2014）。
                ——风 传媒

                BBC：海牙仲裁法院声称有权仲裁中菲南海纷争

                Posted: 30 Oct 2015 02:05 PM PDT


                海牙仲裁法院声称有权仲裁中菲南海纷争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行动引起有关国家的严重关切
                     
                   
                    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10月29日）做出裁决，自己有权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出的诉讼。
                   
                    观察家普遍认为，这项裁决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菲律宾表示，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应该用这项公约来解决两国间就南中国海一些岛礁的主权归属出现的严重争端。
                   
                    但是，中国拒绝参加在海牙的这个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国际仲裁法庭所举行的听审，并坚持表示这个法庭没有对这个案件的裁判权。
                   
                    常设仲裁法院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经过审查菲律宾提出的诉讼，法庭拒绝了中国有关"争执涉及南中国海岛屿主权归属，超出法庭司法权限"的陈述。
                   
                    法庭表示，这项案件反映了"两国间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及使用出现的纷争"，因此属于法庭管辖的范围。
                   
                    重要海上通道
                   
                    南中国海是重要的国际水上通道，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石油经过这里。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同时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文莱。
                   
                    在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发生海上对峙之后，中国控制了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黄岩岛。
                   
                    此外，中国还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活动，致使有关国家担心中国企图利用这些人造岛礁在对立国家的家门口建立军事基地。
                   
                    路透社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中国海问题专家格拉泽（Bonnie Glaser）的话说，常设仲裁法院的这项裁决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常设仲裁法庭设在荷兰海牙，于1899年建立，鼓励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中国和菲律宾都在117个成员国之列。
                   
                    ——BBC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Nov 1, 2015, 5:30:23 AM11/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王冲：日本為何不對中國說「I服了YOU」

                Posted: 31 Oct 2015 10:55 PM PDT

                在一個北外的學術會議上，我講了中日關係存在的問題後，一位學者問，現在中國強大了，日本為何還不服中國？

                這是個好問題。所謂好問題，就是不需要回答，從問題本身也可以看出提問者的基本狀況和心裏所想，從中感受到中日之間的恩怨糾結。
                其中，一個是服不服的問題，一個是中日之間的問題。
                你服不服？這是小孩子打架常見的話語。一方把一方按在地上，問你服不服，通常是被打的孩子熬不過喊聲「我服了」。等起來後跑掉，然後再大喊「我不服」。
                從國與國之間的角度，征服者總要讓被征服者臣服，納貢稱臣。但這種服，通常是無奈之舉，很快便有遍布各地的反抗者。
                在當今世界，主流的思維模式是講究人人平等，國家與國家之間也講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國與國之間有同志加兄弟，有盟友，有各種模式的伙伴關係，但納貢稱臣已經成為歷史。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一個國家來展示自己的強大，無需形式上表示折服的各種儀式。
                也就是說，你強大了，並不意味著別人一定弱小，一定要跑來表示「I服了YOU」，各國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中國有個規律，就是涉及日本時，一般的邏輯就變味了。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希望日本能對中國的發展表示服氣，表示尊重。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日本服氣的是大唐盛世，服氣的是美國，而不是現在的中國。
                這是事實。
                日本不服中國，有三大原因。
                第一，中國只是錢多了，但沒有真的超越日本。錢多，別人未必服氣，未必別人會尊重，否則，山西的煤老板、溫州的炒樓商都是大家膜拜的對象，實際上，他們在公眾嘴裏還是土豪。中國GDP高於日本，但人均GDP遠遠低於日本。科技、教育、管理更是有全方位的差距，這種情況下很難讓日本服氣。
                第二，文化吸引力不足以讓人服氣。文化是個很虛的東西，但它所反映出來的軟力量，會讓人服氣。從馬路上的一口痰到上完廁所不衝馬桶，從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到胡亂加塞，所有這些普通人的日常舉措構成一個民族的文明寫照，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別人服還是不服。顯然，這個角度而言，是理性的中國人服日本，而不是反之。
                第三，價值觀的吸引力不足以讓人服。日本服了大唐，是服了其先進的制度，遣唐使帶回去是一整套唐代的制度；日本服了美國，不僅僅是因為美國二戰中打敗了它，而是因為美國給日本帶來了新的制度，讓日本走出孤立主義，走出帝國主義，實現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和深度和平。這方面中國還不足以讓日本服。
                有人常說，日本只佩服強者，中國只有像美國那樣打敗它一次，它才會真的服了中國。對此，我不能贊同。戰爭帶來的只有仇恨，而靠實力加文明、文化、制度吸引力產生的魅力，才真的讓人從心底裏佩服。

                ——东网

                童大焕：中國經濟斷崖墜落的主因

                Posted: 31 Oct 2015 10:33 PM PDT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鬆動執行了35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

                30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出台後，各省市何時正式落地，全國不設統一時間表。預計明年第一季度，全國多數省（區、市）都能夠具體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日，湖南省衛計委表示，在中央五中全會公報公布後到湖南省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二個孩子的，不作實質性處理。至此，湖南成為第一個就「全面兩孩」落地政策明確表態的省份。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對此評論說：「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讓我們陷入一個『人口坑』，要走出這個坑，當務之急就是調整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取消社會撫養費。」
                周天勇教授把中國經濟這幾年來突然墜落歸因於「人口坑」。他說，「中國經濟下行，學者們的探討結果都不令人滿意。」
                造成中國經濟這兩年下直線下滑的原因，國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劉世錦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應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他的理由主要是，我們（的人均GDP）也到了一萬一千美元左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再一個，日韓台也到了中低速增長階段；另外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資源緊張、生態環境標準提高等等問題；規模基數也大了，應當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中低速將會常態化，暗含的意思是以後翻不回來了。
                第二種觀點是林毅夫主張的。他認為，中國這次經濟下行主要是國際環境影響。2008年的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發達國家的需求減少，影響中國，造成中國經濟下行。另外，中國國內城市化水平比較低，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所以，下行是暫時的，以後還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速十五年到二十年。
                周天勇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首先，中國高增長的時間比韓台短了9到14年，在人均GDP5500美元的時候就進入了中低速增長階段，韓台則是一萬二、一萬四。如果從經濟高增長年起，到增長速度跌到8%以下來看，韓國從1961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持續了42年；台灣高增長從1950年開始，到1997年結束，持續了48年。大陸從1979年開始計算，到2011年共33年，比台灣短了15年，比韓國短了9年。上述兩種增長到了下行階段論，並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大陸高增長的時間比韓台短了如此多年的時間。而第二種觀點，就是中國經濟下行是暫時性的觀點同樣存在問題。這種觀點解釋不了另一個問題，中國因人口問題引發的內需不足，也是全球下行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是互相影響的。而寄希望於中國城市化水平提升拉動經濟增長，同樣值得商榷。從1949年算起，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沒有城市化，第二個階段一直到現在，有暫住證和臨時人口居留制度，但是戶籍沒有完全放開，還存在城鄉戶籍的分割。我們的城市化特點可以概括為「青出老回」。跟台灣日本不一樣，他們是進去就進去了，我們是青年出去，老年還回來。有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城裏購房的務工者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在縣城城鎮購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那就意味著，百分之八十五老了還是要回去的，所以這個城鎮化是中斷的。不像歐美的、日韓的城市化，人進去，住房進去，社保進去，戶籍進去，公共服務進去，你這兒沒有進去，還要出來，所以，這個城市化怎麼能推動經濟增長呢。
                周天勇教授把中國經濟下行解釋為「人口坑」導致，有一定道理，執行35年的計劃生育導致人口結構性失調，青年人口減少，創造力和消費力都衰退，未富先老。但他這個解釋仍然是不全面的。一方面，這個解釋沒有說清楚為什麼韓台之間高增長時間也差了6年；第二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全線大幅度衰退應該以2014年開始，這樣算的話，只比台灣短12年，比韓國短6年。既然同等條件下韓國可以比台灣短6年，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比韓國短6年？第三方面，隨著時間推移，技術進步，工業化進程被縮短，高增長時間是會不斷縮短的。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韓國比台灣時間短，中國大陸又比韓國持續時間短。
                至於城市化方面，不管是青年進城老年回鄉，還是青年進城以後就落地生根，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和消費，比如住房需求，改革開放之前，農村也是沒有多少蓋房的；農民進城以後，50年不變的鄉村才開始大興土木。另外，第一代農民工老了是要回鄉，第二、第三代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所以，增長曲線中因為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陷阱「人口坑」不足以完全解釋今天中國經濟的突然衰退，我認為更容易解釋的原因是政府主導的半計劃經濟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和貧富差距嚴重過大，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政府官員主導，半計劃經濟，又沿用市場邏輯，必然是「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各種只管投入不管產出的腐敗型投資遍地，產能迅速過剩結果必然是一個又一個行業大家一起行業性「同歸於盡」。
                政府計劃和半計劃型投資模式，腐敗成本居高不下，資源行政性配置嚴重不當，又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空前巨大，財富大量掌握在官僚集團手裡，作為社會最微小經濟體的家庭和個人缺乏應有的活力。
                2010年底，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另據統計，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政壟斷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多年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至60%。
                2014年7月26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報告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結構性因素是造成中國財產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及其變化有兩個特徵：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於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這將導致體制內外家庭的財產差距進一步擴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半桶子水的知識分子和迎合民粹的政客一直在挑動貧富差距直觀拉大的社會現實並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但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實踐卻告訴我們：由壟斷性的權力而不是由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來主導財富和資源分配，只會導致更大、更可怕的貧富差距！比「貧富差距拉大」這一現實本身更可怕的是，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不僅貧富差距會拉得更大，而且財富是由沒有能力實現最有效資源配置的官僚集團來主控，這些官僚分子不是像企業家資本家一樣更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而是只能用來揮霍，以及，把原本可以更清潔的政治搞得污煙癉氣腐敗橫行！
                計劃經濟和計劃人口都在三十多年後給我們制造了巨大的麻煩。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就是兩個：一，請告別權力對複雜社會計劃型控制的虛妄與致命自負，把發展的自由和權力還給民間，還給個體。二，思想的自由市場、充分的決策辯論是保持社會理性、防範權力自負的必要工具和前提條件。
                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為什麼會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周天勇教授說，「我們當時引進的學說和國內主流的觀點，包括馬爾薩斯（英國經濟學家，認為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飢饉、戰爭和疾病，呼籲採取果斷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馬寅初（被譽為「中國人口學第一人」，主張「節育」）在內，都是傾向於控制人口。還有一點，當時美國人德內拉·梅多斯寫的《增長的極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說法，對世界影響太大了。實際上，他們的學說實際上如果是農業社會條件下，會按照那個方向走，他們沒有去考慮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撫養成本和機會成本、人口流動可能帶來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將會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農業社會條件下，人口吃糧食的增長規律。這是不符合歷史進程的。實際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有人研究英國人口轉型的問題，五六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人口曲線實際上會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到工業社會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時間後，後工業化時期就會呈現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穩定狀態。1988年，中文翻譯了一本《人口理論史》，這些理論都有，但估計很多人沒看。我前段時間專門從圖書館看了這本書，哎呀，當年要是大家看了這本書，那就不會實行計劃生育這樣的政策了。當時的想法一邊倒。關鍵是我們沒有對這個事情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還定為基本國策。」
                在對待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問題上，我們的主流觀念也沒有認識到這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幾十年城市化和個體自由被限制後的一種「補課效應」，而是把它人為拉升為「制度和體制優越性」，甚至冠之以「中國模式」提升為所謂的理論和制度自信。
                今天，我們在一些複雜而重大問題上仍然沒有放棄權力控制的陳舊思維模式，比如對大城市的控制，既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撐，也沒有足夠的決策辯論。用不了一二十年，又會像計劃生育和政府主導型經濟給今天留下無數後患一樣，給未來中國留下無窮後患。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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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2, 2015, 6:25:24 AM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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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共识已经不可能

                Posted: 01 Nov 2015 03:13 PM PST

                问：最近的局势好像有点扑朔迷离。最直接的，网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气氛也越来越火爆。甚至共青团好像在整体加入这场混战。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首先说明一点，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社会越来越情绪化，并在情绪化的氛围中对立和分裂进一步加深，绝不是好事情。导致这种趋势的原因，既有种种客观情境的因素，也有人为引导的因素。但不管怎么样，本着对这个社会负责的态度，应当减缓而不是加剧这个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当然要分辨，但不能由此变成全输全赢的战争。我们过去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总是把事情想象为一方全对一方全错，然后就是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特别是在有人想把水搅混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使讨论理性化的最好办法，是不断回顾本原的问题，争论和分歧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本来是要争论什么问题？最初的分歧是什么？而不能随着争论中产生的泡沫走。从讨论一个问题中的某一句扯到另一个问题上，再接着往下扯，中间再加上攻击和谩骂，只能使事情弄得越来越糟。最后是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问：从目前情况看，确实是一场混战。这种混战不是说阵营不清楚，也不是说问题不清楚，而是什么问题都能给搅得一片混乱。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答：我觉得，几乎现在所有重大分歧，都来自于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源，一个是上一次改革最后那段时间形成的断裂社会，一个是最近五年左右时间形成社会变革基本共识的失败。
                    
                    本世纪初，根据上个世纪最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演变的情况，我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其后，又指出社会中出现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就是当前社会日益分裂的源头。
                    
                    对于文革，我当然持批判态度，但我并不同意说一些使用文革语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都是所谓文革余孽。应当承认，上一次改革走到最后，已经走样变形。当时我就说，改革正在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那场改革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持有某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来说，除了熟悉的文革语言也没有别的语言可以使用。但人们不应当仅仅根据其使用的文革式语言忽视其所表达的正当利益诉求因素。
                    
                    上次改革后期形成的种种弊端，权贵集团的兴起，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化乃至分裂，使得新三十年形成关于社会走向基本共识更加困难。我们过去老说共识这个词，但现在看起来共识已经不可能。但说共识不可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走向分裂。最大的公约数还是有可能的。
                    
                    但这就需要有一种更有想象力和超越性的理念，来作为新三十年的价值目标。我们前几年一直倡导公平正义的理念，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但现实中提出的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实践证明，这个理念已经没有这样的潜力。
                    
                    于是，在另外一些因素加入之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局面。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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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4, 2015, 6:57:53 AM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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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什么是小康，谁说得清楚？——谈谈五中全会

                Posted: 03 Nov 2015 06:1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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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五中全会。（法新社）
                如果有人问，中共五中全会作出了什么决定？最简要全面的回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回答绝对正确，一百分。问题在于，什么是小康。

                小康是一种什么社会形态？在它以前，有过什么社会形态？在它之后，将是什么社会形态？小康社会具有什么质的规定性？它依靠什么本质特征，从而和其他社会形态互相区别？请问，谁说得清楚？

                马恩列斯说不清楚。他们都是些探讨世界革命和普世真理的人，可惜没有上过孔子学院，回答不了这个太冷僻的怪题。

                好在这是孔门心法，难不倒孔夫子。孔夫子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当然权威。他在两千年以前，就把我们今天困惑不解的大难题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讲稿全文收在《礼记•礼运》中。如果用语体表达，大旨如下：

                "远古时代，天下为公。我把那种公有制社会命名为大同。公有制瓦解后，家庭成了基本的生存单位。人人有义务赡养父母，抚育子女。财富和人力，改而归个人占有和支配。在私有化的条件下，按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位圣人定下的法规运行的模范社会，我把它命名为小康社会。"

                公有制社会不是小康。私有而乱七八糟，也不是小康。私有而井井有条，人人各得其所，才是小康。这是我所理解的孔夫子所说的小康。名从主人。在中国，不谈小康则已，如谈小康，就离不开这个约定俗成的本来意义上的小康。

                孔子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没有公布自己对小康的新定义，难道就意味着它默认了孔子的传统定义？2020年建成小康，是不是2020年全面实现私有化？中共五中全会承认孔子学说吗？所谓全面实现小康难道就是全面实现私有制的模范社会吗？

                以我之心而忖度之，中共大概根本不愿意讨论"公有制瓦解"这种命题。何况神奇的央企至今仍然在垄断一切和加速两极分化中发挥着突飞猛进的主力军作用！更何况共产党如果高举私有大旗，势必蔚为千古奇观！

                中共在使用"小康"一词时，常常把它和GDP翻一番合成一个命题。这是否意味着，小康的内涵必须取决于GDP的某一绝对值或相对值呢？

                然则世界上一切已经先大陆而达到这一绝对值或相对值的社会，如欧美社会，乃至香港社会、台湾社会、新加坡社会等等，是否都早已进入小康？是否都是五中全会锐意赶超的先驱或虚心效法的榜样了呢？

                小康不可能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五中全会岂不流为"花非花，雾非雾"般的梦幻？岂不成了涂脂抹粉的美容院？

                所以我期望中共中央赶快公开宣布它自己对"小康社会"所作的科学界定。事关十三亿，不应该对十三亿秘而不宣。
                ——RFA

                梁京：习近平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意味著什么？

                Posted: 03 Nov 2015 06:05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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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欢迎晚宴上的致辞演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MARK RALSTON / AFP）
                自从三年前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亿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随著习近平的个性和领导风格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想像也起起伏伏。立场比较中立的人群时而乐观，时而又转为失望。总的来讲，多数人最初期望比较高，今年以来转为悲观失望的人则大为增长。

                许多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习近平不是一个好皇帝，当然，也有很多人，也许是更多人，还没有、也不愿放弃希望，习近平会成为一个好皇帝。我虽然同意习近平不是一个好皇帝的判断，但我认为断定习近平是一个坏皇帝为时尚早。我认为，习近平已经明显地暴露了他的严重缺陷，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习近平的缺陷是否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坏皇帝？或者说，如果习近平不是一个好皇帝，是否对中国和世界意味著无可避免的大灾难？

                分析这个问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理解习近平的主要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理解我们时代环境的约束。

                在我看来，过去三年，习近平暴露出来的主要缺陷是认知和领导能力方面的，而不是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说，习近平的主要问题是"智不配位"和"能不配位"，而不是"德不配位"。这个判断并不意味著习近平没有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认为，相对于一般政治领导人，习近平的道德问题并非特别突出。不能对政治家的道德寄予太高期望，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政治家最重要的道德指标，就是他是否敢于直面而不是回避最突出的政治问题，在这个方面，习比他的两位前任要强。这是习上台后大力反腐的本钱，也是许多人对他抱有希望的重要原因。

                《易经》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我的看法是，随著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内部分工趋于复杂，"智"和"能"的地位也不可避免会上升，而且这两个因素与道德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不能想像，一个德高的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个南怀瑾所说的"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领导人。相反，一个"智"与"能"比较高，而道德底子不厚的领导人，在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约束下，反而有机会作出一番成就来。这样的例子在发达民主国家并不罕见。因此，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环境对习近平的约束，就成为理解习近平对未来意味著什么的关键之一。

                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崛起的中国会不会对这个趋势构成挑战？习近平在南海主权争端中表现出来的强悍姿态，引发了许多人的忧虑。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和华侨优势，他完全没有必要选择这样的愚蠢的策略。他难道真的不怕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吗？最近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双方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如何避免冲突的"演习"。在我看来，这一发展说明习近平受到了大趋势和大格局的有效制约，不想或者无力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这有利于强化我们时代的另外一个大趋势，那就是信息传播和交换的自由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社会总体认知水平和能力的迅速提高。这个大趋势对于习近平的智力和能力缺陷意味著什么呢？从这两年的直接观察来看，中国内部的思想交流和舆论演变对提升习近平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可以说毫无影响力。因为习近平不断有"惊人之语"冒出来，让人感到他似乎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时代。最近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妄议中央"。

                习的这种认知态度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带来巨大风险，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习的那些严重背离情理，脱离现实的话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思考和交流。这对提升中国总体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有促进作用，从而对习近平的认知和能力不足给中国和世界未来带来的巨大风险，有决定性的对冲作用。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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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5, 2015, 6:02:35 AM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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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普：中国官媒的造神运动

                Posted: 04 Nov 2015 12:00 PM PST

                自从习近平走马上任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就从未停止过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造神运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9.3"大阅兵，习近平遭到重大外交冷遇，在天安门城楼上满脸阴霾，但在大陆官方媒体的吹捧之下，他俨然是世界级的领袖。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明明大半座位都是空的，新华社都不敢登会场照片，却著力渲染他的发言得到多少次雷鸣般掌声，多少个国家领导人排队和他握手，仿佛是万邦来朝，朝觐天朝皇帝是莫大荣幸。大陆党媒又说奥巴马和习大大又如何不打领带在白宫草坪漫步和漫谈，听起来好像这是很难得很破格的待遇规格，但中美之间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毫无著落，而且一转过脸，奥巴马就在TPP协定达成所发表的声明中再度强调："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

                至于习近平联合国大会大撒金钱，抛出空前的182亿美元外援计划，被美联社称之为"中国式支票簿外交"，但在大陆党媒的笔下，他简直是人类救星。同时在不同外交场合高光出镜的还有第一夫人彭丽媛，其风头不下于丈夫。饶有意味的是在官方媒体和大陆网军口水帖子的渲染下，习大大和彭麻麻简直成了美国工商界和政坛的超级明星！

                习近平上台以来，自从包子店亲民到雾霾天走访民居，被官媒捧为"与人民同呼吸"，这种马屁就充斥著老百姓的视听。却要问：不和人民同呼吸，难道习近平享用的是特供空气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人称"周带鱼"的周小平谄媚地问："可以称您习大大吗？"习近平点头恩准。要知道"大大"是陕西方言，就是亲爹的意思。此例一开，习大大叫响全国，造神运动也再掀高潮，迄今已经直追文革个人崇拜的骇人高度了。

                那首阿谀谄媚的神曲《平易近人》，歌词是这样唱的："老百姓啊都说您笑容可亲，老百姓啊还说您身体力行，您曾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老百姓的声音您铭记于心。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华夏儿女跟随您携手向前进，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中华民族有了您一定会复兴！"

                记得后文革时期，邓小平对给中共带来灾难的个人崇拜非常警惕，规定不许悬挂除毛之外的领袖画像，而且下令拆除文革留下的大量毛塑像和"红海洋"语录牌。当然也再没有出过领袖崇拜的神曲，尽管90年代曾经一度传唱过讴歌邓小平开拓深圳特区，力行经济改革的歌曲，但歌词还不敢得吹捧得太露骨。而那首歌唱响时，邓小平把军委主席都让出来了，已处于完全退休状态。在看江泽民、胡锦涛两朝，都未敢推出过涉嫌个人崇拜的歌曲或任何文艺作品。可以说这一后文革的"政治规则"是在习近平这一朝被破戒的。

                更要著重指出，自从江青之后，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没有让自己的妻子走到前台扮演政治角色。像彭丽媛这样频繁高光出镜，而且官媒把习大大连同彭麻麻一同肉麻讴歌，这难道是这一朝的新"政治规则"吗？记得文革结束拨乱反正，邓小平的个人威信虽高，但共产党的形像很差，那时候的口号也不过是呼吁大家拥护共产党，没有再用文革听厌了的"忠诚"和"忠于"这种字眼。而现在从娃娃抓起，启蒙教育就要忠于党和心向党。"9.3"大阅兵的主旨不是纪念抗战胜利日，而是检阅三军对习近平的"无比忠诚"。

                这种造神运动标志著当今拜权媚上已经成了泛社会的潜意识，做臣民和做奴才的，其精神境界往往比做主子的更猥琐更低贱，但主子对此不以为耻，奴才更是以耻为荣。可以预见，随著习近平任期的延续，这一造神运动会更加花样翻新。

                ——RFA

                綦彦臣：新技术市场粉碎传统权力

                Posted: 04 Nov 2015 10:48 AM PST

                耘余闲墨（3）

                网络技术给现实社会带来的变化契机还难以统计与估量。这不是夸大网络作用，也不是继续鼓吹我的经济学研究偏好。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确认技术变迁诱致制度变迁。历史地看，虽然所有技术均产生于特定制度，但终究是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技术起了比制度更为关键的作用。可以模拟一个例子：没有互联网方面的突破封锁技术，像我这样政治异议兼文化异议身份的学者就难以了解更真实的社会现实，至少失去了与自己手头文献、调查信息相参校的重要资源；设想当局全面封锁被称为「翻墙」的软件，那么，我绝对会选择街头抗议，且这样的人绝不会是千百人，更可能上百万乃至上亿。于是乎，对「翻墙」的封锁与反封锁就出现的政治策略与技术策略的耦合：前者在能完全做得到封锁的时候，也采取选择性阻断以免引发社会动荡；后者努力开发更新的技术版本，以免前者行为极端化而致全面封锁。对于前者的行为，在政治心理学上也有历史案例可依。

                最微妙也很晚才被发现的例子是秦朝的禁书政策（法律），其中集中焚毁只是极端化行动而非一般态势。身跨晚清与民国的章太炎先生在《雅言》杂志第六期（一九一四年三月）撰文《秦献记》论之：「然其律令在官，空为具文，终不钩考，以致其诚。」之所以名义颇具威慑的酷法连执行者都认为不会达到设想效果，是因任何需求均有自动放大功能，尽管那时没经济学概念。在现代，技术进步放大了需求内在动能，尤其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印刷术到初级互联网已有历程性证明，曾有顶尖级专家予以论述。此不赘言。

                在脱离初级互联网之后即几乎人人拥有信息主权之后，技术对制度的影响更加巨大。曾出任过美国商务部代理副部长的戴维·罗恩科普福（现任《外交政策》双月刊主编），甚至给出了「数字殖民主义」概念。他还说：「技术有产者觉得有权向技术无产者们强加他们的看法和价值观，而不用担心遭受任何报应。」情况是这样，但是，一旦（看起来像）技术有产者的人或自认的精英团体利用国家权力来做如彼殖民，尤其核心性设计是对国内进行数字化形式的价值观殖民，他（或他们）的失败则随之发生。当今中国的案例是「即刻搜索」的二十亿投资之毁灭。讨论多少金钱资本没入其中意义不大，而意义重大的是「权力估值系统」的崩溃。

                我从经济学一般上，如此认为：第一，中国体育名人的无形资产是靠国家权力积累起来的，是反市场的「举国体制」之政治产品；第二，对这项反市场的无形资产的利用，确实是辩护者所说的该体育名人在「消费自己的名人效应」；第三，国家权力造就的反市场也是伪市场，而将它生产的政治产品（名人无形资产）进行标准的市场化（以支撑「即刻搜索」运行），必然要接受市场规则限制，结果是由网络信息产品的剧败而印证了传统权力遭到粉碎的事实。

                国家权力是传统权力的主体，它的有效性更多地是纸面的，就像秦朝的禁书法律（政策）。国家权力可以市场化，其形式就是投票政治，这也是政治的市场化；政治可以是非市场化的，其如通俗所说的暗箱操作，但是它的支撑部分一旦想市场化，那么，危机就会发生。从这个理论总结上看，源于新加坡模式的「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是一个过渡性模式，并且新加坡模式自己也在寻求重大改革。简炼而言，「经济上自由，政治上独裁」不会成为长久的市场制度基础。以上三项经济学一般分析在北京共识之下，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价值自我高估。具体到「即可搜索」，它要将在网络信息条件下几是垃圾的名人效应「鉴定」成了红宝石。如果在管理学层面它不是一个大骗局的话，也是一场无知的完全展示。这个个案的任何个人都可洗脱，社会也没必要死盯不放，要看到的问题是：在「三个一般」条件下，这个国家权力嚣张的案例毫无疑问地说明整个政治制度即统治体系在经济上的失败；由于在经济上如此之败，作为传统权力主体的国家权力已被粉碎。

                我所说的「三个一般」界定，大体内容如此：其一，在市场一般上，国家权力促成资源滥用之主旨在于展现权力威力而不是微观经济绩效，所以，「即刻搜索」朗言它要轻松超越诸如百度一类的市场先行者；其二，在领域一般上，作为经营者的空间极大，即使没有谷歌退出也仍如此，是谓有夕阳产业而无夕阳门店；其三，在机会一般上，除了上项的谷歌之走而腾出的空间，还有与竞争对象如百度非敌对关系选择，是谓孙子兵法之不适于商场——商场绝不可能战场化，所有信奉「商场如战场」的经济界人士本质上都不是商人。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初稿；十一月二日凌晨，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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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6, 2015, 6:11:40 AM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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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木：妄議馬英九的會晤動機

                Posted: 05 Nov 2015 02:24 PM PST

                毫無疑問，習馬會將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事件。不管會談的內容和效果如何，兩岸的最高領導66年來能首次見面交流，本身就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在一年將盡的時刻，意外地發生這個大新聞，給人們提供了充滿想像的議論空間。

                大陸這邊不能「妄議」中央政策、黨和國家領導，不敢評說習近平為什麼突然願意以對等的身份啟動會晤，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可以說說馬英九的會晤動機。
                馬英九如果在大陸，絕對是最受歡迎的領導。雖然也是官二代，但卻是正經的哈佛博士。儘管沒有飽讀古今中外名著的大腹便便，但最重要的是清廉。自入仕以來，馬英九號稱「不黏鍋」，從來沒傳出任何政商勾結的腐敗醜聞，也沒有聽說家人利用他的影響做生意、轉讓股份什麼的。這在台灣不算什麼，但在大陸絕對了不得。大陸人民當家作主，寬厚仁慈，對作為「公僕」的官員沒有過高要求，只要不貪腐就成。
                但是在台灣不成。官員不貪腐是不言自明的最低要求，特別是自陳水扁貪腐的教訓以來，台灣反對黨、媒體、司法各方面加強監督，馬英九基本沒有貪腐的可能。而且作為最高領導，不是靠掀起反腐風暴，把老百姓哄高興了，不用還利於民就感恩戴德了。台灣人比較認死理，你就得給我減稅、增加社會福利和公民權利，不要用什麼夢、核心價值觀忽悠，最終要維護民生、保障民權。
                可是馬英九執政兩屆以來，儘管人不錯，可是政績方面乏善可陳。經濟提振無力，政治鬥爭無解。類似大浦拆遷、士兵洪仲丘被虐死等事件，在大陸根本不是個事，或者公眾無從知曉，但在台灣卻被民眾抗議和媒體糾纏，把馬總統弄得狼狽不堪。再有幾個月就要卸任總統，到時才六十多歲，還要在台灣廝混二三十年，總得留下點什麼政治遺產，混個能被提起的成就、主席台露臉的機會、發揮餘熱的老同志的待遇吧。
                內政大勢已去，只能向外尋找機會。再增加同一兩個小國的邦交，已經很難，何況不像大陸政府有錢，台灣搞不起金圓外交。只有從兩岸關系尋求突破，而且國民黨再次執政七年來，在「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認識下，兩岸關係穩中有進，可以突破。
                大陸方面承認馬英九台灣領導的身份，對等會晤，顯示了很強的政治靈活性，釋放出最大的善意。而在馬英九看來，自己是合法的民選總統，已辭去黨主席位置，儘管會談時以先生相稱，但歷史必然會記住他以總統身份的貢獻。
                當然馬英九也不會忘記他終身效力並借以成名的國民黨。從連戰開始，國民黨就在島內選情不利的時候，通過訪問和推動兩岸關係，為選舉造勢。畢竟兩岸關係是台灣大選極其重要、難以繞開的話題，這方面得分，多少能贏得一些選票。現在國民黨面臨著比連戰時更困難的形勢，大選民調持續低迷，剛剛更換候選人，也無起色。贏得總統選舉幾無可能，能保住立法院多數席位，也相當困難。
                距大選還有兩月，最後關頭，馬英九只有借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突破，放手一搏，不僅本人青史留名，也為本黨的選情改善，竭盡全力。
                習馬會晤絕對是好事，可是從兩岸的政治變化來看，中短期的結果，很可能就像當年朝鮮南北首腦會談一樣。2000年金大中總統歷史性地訪問朝鮮後，韓國政黨輪替，換了幾任總統，而朝鮮這邊黨天下家天下不變，南北關係依舊。大陸對台政策穩定，可民進黨總統上台以後，又會怎樣呢？

                ——东网

                李直：習近平 正給中國人上政治常識課

                Posted: 05 Nov 2015 01:45 PM PST

                把谁的权力关进笼子？


                中共18屆五中全會閉幕。會議有關調整計畫生育政策的消息成為媒體焦點。其實這次中共五中全會的主題是討論制定中國第十三個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計畫。從最近2、30年的歷史看，中國所謂五年計畫所計畫的發展規畫越來越趕不上形勢的變化，可執行性越來越差，由此導致最近20年來的幾個五年計畫重要性逐個下降。

                從政治上講，五年計畫就是中共為中國人畫出的未來五年的一張大餅。不過，中國人的胃口卻越來越難以為這張大餅所吊起。每個五年計畫在制定和開始實施之時，中共總是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張大餅的宏偉瑰麗，而當其結束時，又籠而統之地宣稱取得了偉大成績。

                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人去深究這些五年計畫究竟完成得怎樣。長久以來，五年計畫對中共施政並無嚴格的約束意義。如果說早些年的五年計畫反映了政府好大喜功、好高騖遠的雄心壯志的話，那麼，近些年的五年計畫的框框則屢屢失算於實際情況的變化，常常被現實經濟發展所突破。因此，這個學自蘇式計畫經濟制度的施政方法，除了表明中共仍控制經濟的現實以外，也清楚地標示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所在。

                當然，儘管媒體把焦點放在了計畫生育政策的變動上，但還是有媒體發現了這次五中全會的非同尋常之處：有關制定五年計畫的說明，不是循慣例由總理向中央全會做說明，而是由黨的總書記向全會做說明。這種異於往常的安排，與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之後的集權趨向相一致，反映了中共上層權力結構的現狀，從一個側面表明習近平已經把以往在總理手中的那部分經濟決策權集中到了自己手上。

                集權與分權，無限權力與有限權力，絕對權力與制衡權力，孰是孰非，孰優孰劣，中國歷史、中共歷史已經給出無數結論一致的答案。甚至在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之後不久，他也信誓旦旦地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一個人，如果對權力的性質無所認識，對權力運作的歷史無所瞭解，是講不出權力與籠子之間的這種應然關係的。

                認識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是把所有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關進籠子裡，而不是把某種權力、某人的權力關進籠子裡的同時，把最高權力、特定權力以及特殊人的權力留在籠子外。以此觀照中共現今的權力結構，可以看出中共在分權、限制權力以及制衡權力方面，並沒有吸取其以往的教訓，極有可能重蹈以前的覆轍。

                一個政治制度，要平穩而持久地運作，必須在制度安排上防止權力集中而至絕對權力的產生。在當代，這種權力平衡的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已是最普通的政治常識之一。集權對人的腐蝕性，對政治的危害性，對權力所依托制度的解構性，在中共不足百年的歷史中已經一再清楚地顯現。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中的皇權結構，毛澤東時代毛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都是王朝崩潰、統治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歷史的大趨向來看，集權必頻出問題、必出大問題。集權的後果，就是把所有權力行使的後果及其責任集中。在集權的情況下，決策易出問題，執行易出問題，自然而然地，權力集中之處，就是責任和責難集中之處，也是千夫所指之處。在集權情況下，公開的責難固然可以用禁止妄議來制止，但集權所引發的政治災難卻不僅不能以禁止妄議來防止，相反，災難還必定會產生乃至會接踵而至。

                (作者是中國政治觀察人士)原载《世界日报》

                高新：“流氓加乞丐”，中共政权至爱（附习近平的最不够朋友的“老朋友”）

                Posted: 05 Nov 2015 01:43 PM PST


                RobertMugabe-afp.jpg
                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AFP PHOTO）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既然习近平都已经在北京盛情款待了他的"老朋友，好兄弟"，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强调了"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穆加贝岂有在习近平的阅兵倍受西方国家冷淡的当口不亲身前往为习近平鼓掌打气的道理？
                但是，穆加贝他老人家偏偏就不给这个面子 。最后由中共外交部赶在阅兵式开始前两天才正式对外宣布的受邀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国家元首中不但没有穆加贝，"政府代表"中居然都不见津巴布韦的名单，足见穆加贝肯定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在北京阅兵式的当口进行他的第十四次访华。为此，习近平为此偷偷在心里自己问自己，"穆加贝到底还算不算'朋友'？"；是因为无论穆加贝去年的北京之行的狮子大张口只被习近平满足了百多之多少，俄罗斯的普京能够赏赐给穆加贝的肯定比习近平给的少了许多许多倍，但是，穆加贝居然只到红场给普京捧场，却公然毁约不到天安门广场给习近平捧场。是可忍孰还不可忍？
                本专栏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的内地知名网络媒体评论员刘植荣先生曾公开质问中共领导人到底为穆加贝的政权提供了多少援助？
                他说：由于中国财政不公开，我们很难从财政部或外交部查到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具体援助数字。但我们可以从媒体报道大概估计出中国援助津巴布韦的规模。
                津巴布韦独立前，中国就开始对穆加贝领导的游击队提供援助。穆加贝首次访华是1977年，当时津巴布韦尚未独立，中国向穆加贝领导的游击队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宣布独立后，中国当天立即宣布与津巴布韦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以来，中国援建了哈拉雷国家体育场，以及众多医院、学校、军事院校、水坝、水井、服装厂等项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买方信贷支持下，中国首都钢铁公司帮助津钢公司修复4号高炉。中建材公司利用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买方信贷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在津兴建了水泥厂。
                2011年3月，中国与津巴布韦签署双边贷款协议，向津巴布韦提供7亿美元的低息贷款。2011年9月15日，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应津巴布韦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向津提供一批价值9000万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
                综合媒体报道，2000年到2012年间，中国在津巴布韦援助、援建是官方项目多达128个，2013年，中国在津巴布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逾六亿美元。另外，中国还是津巴布韦的烟草最大购买国。
                刘植荣先生他的文章".津巴布韦是怎么穷下来的"说：津巴布韦独立时其经济水平仅次于南非，被誉为是南部非洲的粮仓。津巴布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铂矿储备，2006年还发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现的最大钻石矿。但所有这些资源换来的外汇，基本上都到了贪官军棍的腰包，老百姓并未因出售资源得到好处。
                取得国家政权后，穆加贝很快就走向独裁之路，实行一党制，要求巴布韦非洲人联盟解散加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但遭到拒绝。1982年，穆加贝以"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控制的地区私藏军火，试图颠覆国家政权"为借口，对反对党及其支持民众进行镇压，屠杀了2万多平民百姓。其实，这些军火是穆加贝打游击时从苏联和中国得到的武器援助。穆加贝1983年解除了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领导人的内阁职务，由此引发全国内战。1987年签订和解协议宣布内战结束，1988年12月22日，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宣布解散并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穆加贝终于通过谎言和暴力消灭了反对党。
                1987年，穆加贝废除总理一职，自任总统，实行总统内阁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在1990、1996、2002、2008年、2013年连续当选总统，还兼任津巴布韦大学的校长，以加强对该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
                独裁专制政权都把军队至于国家最高位置，穆加贝给军人的工资待遇明显高于文职公务员。为了稳定军心，穆加贝还答应给退伍军人分土地。土地哪里来？只有"打土豪，分田地"，穆加贝没收白人农场主耕地，不给任何补偿，然后分配给退伍军人和一些黑人穷人。穆加贝家族也趁机夺取了三块优良农场。
                穆加贝把主要心思都放在巩固政权上，经济建设一塌糊涂。独立初期，津巴布韦的经济在白人治理的基础上有发展惯性，开始还算能混得过去。进入90年代，津巴布韦经济开始滑坡，从2000年开始，由于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农业生产力，大片耕地荒芜，饥荒蔓延。穆加贝当时大造舆论，称饥荒是干旱和外国敌对势力制裁造成的，企图掩盖人祸事实。
                2005年，穆加贝为"加强城市管理，美化城市"，又以"拆除非法建筑"为名发起了强拆居民住房运动，很多百姓无家可归。根据联合国的一个报告，穆加贝的强拆运动让70万人失去家园，由此影响到至少240万居民的生活。
                加贝可谓声名狼藉，世界多数国家认为他是个独裁者，是暴君，而且他为被推翻的共产党政权领导人提供庇护，使津巴布韦被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1974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被门格斯图等一群军人推翻，门格斯图成立了马列主义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共产党），并于1974年12月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金融财政机构和工业的全面国有化。
                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军队占领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0岁的门格斯图带着50名亲信逃到津巴布韦，受到穆加贝庇护。2008年5月26日，埃塞俄比亚高等法院终审判决门格斯图和他的18名高级官员死刑，但津巴布韦拒不引渡门格斯图等前共产党官员。
                穆加贝"为被推翻的共产党政权领导人提供庇护，使津巴布韦被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刘植荣先生此言十分到位。
                刘植荣先生的文章中还介绍说：2009年，美国《Parade》杂志把穆加贝评为"世界最坏的独裁者"，称他是"恶魔"，是津巴布韦的"毁灭者"。美国早在2001年12月21日就签署了《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复兴法案》，冻结了穆加贝及其支持者的资产，禁止美国公司和人员与津巴布韦官员有任何转账和商业关系，禁止穆加贝及其支持者入境。一些大学也剥夺了过去授予穆加贝的名誉学位。2014年8月初，近50位非洲国家元首齐聚华盛顿，参加"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由于《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复兴法案》仍然有效，奥巴马仍不允许穆加贝入境参加峰会。
                目前，穆加贝在国内仍有不少支持者，称他是"民族英雄"。不少被洗脑的津巴布韦百姓认为，西方敌对势力试图颠覆津巴布韦政府，津巴布韦不能没有穆加贝，没有穆加贝就会亡国，就会天下大乱。
                只要是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以及如今习近平时代的上点岁数的中国人，读罢刘植荣先生对穆加贝的如上介绍，都应该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活脱脱一个"非洲毛泽东"，难怪习近平当面夸赞他是中共政权的"老朋友，好兄弟"时，他自认"当之无愧"。谁说不是呢？
                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曾播出过刘青先生的评论文章《中共盟友为何只有流氓国家》。文中说前不久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糟糕的盟友》中说中共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可靠的伙伴。文章列举与中共有亲密关系的国家是朝鲜、委内瑞拉、苏丹和津巴布韦，并直言不讳说这些国家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流氓国家，中共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不会在世界影响力上捞到半点好处。
                依笔者的看法，中共政权在这个世界上的"朋友"并不只上述几个流氓国家，至少还能数出十几个非洲乞丐国家。
                刘植荣先生在其文中引述了2013年5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共同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统计人员用一年半时间收集分析了上万篇中国援助非洲的公开报道，得出的结论是，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就援助金额而言，减免债务所占比重最大，总额超过40亿美元，其次是交通和仓储援助，总额约24亿美元。南非接受的援助项目最多，其次是加蓬、塞拉利昂、马里、纳米比亚等国，佛得角、突尼斯、莱索托、南苏丹等国接受的援助数量也比较靠前。
                至于北朝鲜和穆加贝的津巴布韦，应该被归类成"流氓加乞丐国家"。"流氓加乞丐"，中共政权的至爱！
                【附录】

                习近平的最不够朋友的"老朋友"（高新）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孔子和平奖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刊出后被内地记者朋友提出补充意见，说的是"孔子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孔庆东之流和一直都是他们的幕后黑手，对外号称在人民日报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环球时报驻持胡锡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今年的孔子和平奖决定发给非洲大独裁者穆加贝，是基于胡锡进"揣摸上意"每每"中奖"，从未"跑偏"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没成想因此引发的来自整个世界的舆论挞伐惊动了当时正在英国伦敦享受女王御驾的总书记，由中宣部传旨"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捅的漏子自己补"，胡锡进这才不情不愿地弄出了笔者上篇文章已经介绍的"社评"，以满足上峰"必须强调'孔子和平奖'不管发给谁都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要求。

                内地的记者朋友调侃说，习总此次英伦之行本来是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但期间发生在国内的两件中宣部系统的严重失职令他恼怒不已但又不便发火，其一就是北京的市级媒体公开报道了"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 ；其二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幕后导演的"孔子和平奖"授予声名狼籍的穆加贝。

                在互联网上多少作点功课就不难发现，"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的新闻在中央级党媒上一律不见，个中原因无需笔者在这里多作分析，百分之百是中宣部在第一时间就向所有党媒下达了"不准转发"，"严禁炒作"的禁令。

                但是，毕竟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你禁得了党媒，禁不了民间论坛，更何况还有手机微信，于是，"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被配上蟑螂点缀在包子上，蛆虫涌现在盘子里的实景彩色照片，改题为"主席套餐吃出蛆和蟑螂，极度恶心"，用现时代通信手段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也传到了正在白金汉宫出席女王国宴的"庆丰皇帝"的耳朵里。

                与此同时，"孔子和平奖"花落穆加贝，也被国际上正义的舆论指斥为"极度恶心"。评奖人之所以敢于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是基于穆加贝是习主席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但却不知道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在当面接受习近平邀请到北京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同时，再次向习近平狮子大张口，美元、大米.......什么都要，摆明了是借机敲诈，习主席怎么能不心中搓火？

                去年穆加贝在北京接受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热情款待之时，一个叫刘植荣的内地博客撰文质疑"援助津巴布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文中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于2014年8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他第13次访华。现年90岁的穆加贝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和最年长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8月25日热情称赞到访的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数人已经有了思维定式，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几乎是百分百地要援助。

                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29日刊发了题为《津巴布韦总统未如愿获得中国无偿援助》报道，报道称，穆加贝访华本希望得到100亿美元的援助，但他此次中国行仅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大米，以及用于建造学校和诊所的2400万美元援助款，另外还签署了一份价值20亿美元、未来建设一座煤矿、发电厂和大坝的协议，协议规定，中方提供的贷款要以津巴布韦未来的采矿税收收入为担保。
                过去，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也大都带着厚礼。中国的慷慨无私的援助让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富得流油，缺钱了就来中国化缘；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如果兜里不装着几亿美元的大礼，非洲人接待起来就显得冷淡。

                对如上内容，胡锡进之流不应该不清楚，但可能是因为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印尼再次热情会见穆加贝，"老友相见"依然还是惺惺相惜，称兄道弟，胡锡进才自信"习总还是很喜欢穆加贝的"。

                在今年北京阅兵的前一个星期，海内外各界均都还相信应邀出席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外国政要肯定少不了穆加贝，原因不但是中共政权已经给了穆加贝太多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还有习近平的北京阅兵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共同抵制，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则是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正如习近平在邀请穆加贝第十三次访华时当面对他所讲的那样："中津传统友谊是在我们并肩反帝反殖反霸的光辉岁月中凝结而成的。""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忘。"

                既然习近平都再三对穆加贝强调了"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穆加贝岂有在习近平的阅兵倍受西方国家冷淡的当口不亲身前往为习近平鼓掌打气的道理？

                但是，最后由中共外交部赶在阅兵式开始前两天才正式对外宣布的受邀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国家元首中不但没有穆加贝，"政府代表"中居然都不见津巴布韦的名单，足见穆加贝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在北京阅兵式的当口进行他的第十四次访华，绝对是因为习近平口袋里确实没那么多美元去满足穆加贝的交换条件。
                对此，内地的记者朋友分析说，依胡锡进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出穆加贝不到北京阅兵式上为习近平捧场的幕后端倪，所以他幕后授意"孔子和平奖"的评委们把奖评给穆加贝的时间应该是在北京阅兵式之前，因为当时没人会猜到穆加贝会对习近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拒绝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决定。据说当时的胡锡进曾提醒"孔子和平奖"评委会内的孔庆东之流："今年如果不把我们的这个奖落实到穆加贝身上，明年可能就来不及了。他毕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
                刚刚读过陈小平先生的文章《谁是北京的朋友？》。文中说：

                9月3日，北京阅兵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习近平右手边并肩的第一外国明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挨普京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两位是北京阅兵仪式上的"最尊贵客人"。為显示其尊贵，当天阅兵式直播了习近平、普京和朴槿惠三人共同步行与观览阅兵式的画面。

                这场以抗日和反法西斯為主题的阅兵式，找不到击溃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联盟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国家元首的影子。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这次都没有给习近平面子，他们似乎相当默契地集体抵制了北京阅兵。

                在北京宣称参加出席阅兵式的30名国家领导人中，多数属於与中国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从中国拿走50亿美元支票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普京和他的俄国现在是被西方制裁的孤儿，这三个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特徵：他们都严重依赖向中国出口石油赚钱.....

                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艾克曼认為，"从出席观礼的贵宾名单看，人们注意到北京在亚太地区甚至亚太以外都显得相对孤立。"如果说中亚国家2个多月前，习近平受欢迎的程度可是大不一样。当时，前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签署仪式的有57个成员国。这57国的"含金量"比前来观看北京阅兵的国家高多了。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日本四个国家未加入，几乎所有亚洲和西欧国家都在这份名单中。其中最亮眼的，是包括英国这样的美国铁桿盟国。那时候习近平的心情，借用孔子的话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前后2月，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為什麼反差如此之大？"陈小平先生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朋友"，习近平的问题是"穆加贝到底还算不算'朋友'"；胡锡进心里暗骂的是："穆加贝这个老不死的真他妈得不够朋友"！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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