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她們是被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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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延亮
Jan 24, 2008, 5:54:50 PM1/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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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InMedia 牧草與早稻 著 (日期為
2008/1/23)
我想要補充一點：「盲＝亡目」，而「亡目」就是「殺死眼睛」之意。這跟平常人們理解的「盲＝目亡」，眼睛死掉了，是不一樣的。我們的眼睛本來不死，而是我們把她殺死了。
《盲山》：她們是被賣去的
南方周末 20070531
15:58:42
李楊攜《盲山》參加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競賽，他的上一部電影叫《盲井》
《盲山》：她們是被賣去的
□本報記者 李宏宇 發自北京
5月21日，李楊的電影《盲山》在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進行首場記者放映。《盲井》之後，李楊的第二部電影繼續以“盲”字打頭，這次的主角是一名被拐賣婦女。
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白雪梅跟著兩個“藥材商人”去深山裡“收購草藥”，次日在一農戶家醒來，身上的錢和證件全沒了。她才知道自己上了當，這家人花7000塊買了她做兒媳。這7000塊，40多歲的光棍攢了十幾年，拿不回錢來，決計不能讓她跑了。
簡潔的開篇之後，影片剩下的時間裡白雪梅始終在設法逃出這個封閉的山村，一次次挫敗，直到片末。英國雜志《TimeOut》的影評人喬夫·安德魯寫道：“影片的結尾很成功———驟然、驚人、強烈———在戛納的每一場放映，都有觀眾熱烈地喝彩。”
《盲山》始於大案
李楊離開北京前往戛納的前一晚，南方周末記者在他家中看到了《盲山》。略顯凌亂的寫字台上，電腦旁還壓著一張記滿數據的紙，其中一條是：1991－1995年，官方公布獲解救的被拐女性人數為80555人。
1999年9月，廣東省高院刑事庭的一場審判，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的彭雲親臨旁聽。這樁案子最終引出了李楊創作的《盲山》。
被告王秀英是個東北農村姑娘，曾在珠海打工，1994年讓人騙賣到廣東羅定農村，給49歲的農民郭美南做老婆。她本不從，郭卻在兄嫂幫助下強暴了她。她找過當地派出所，卻被懷疑伙人騙錢而不受理睬；村裡人認為她是郭家花錢買來的，就應該老實聽話。王秀英隨後懷孕生子，也想安穩過日子，又不堪兄嫂時常辱罵。家庭矛盾激化的結果，是王秀英把一杯硫酸潑向兄嫂的兩個孩子，並傷及另5名小學生。她因故意傷害罪獲刑死緩。
“為什麼一個婦女活生生賣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有各種各樣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來。我們人的眼睛都干什麼了？就是逃不出來。”拍完了電影的李楊說到自己的疑惑，還是很激動。
去年春節後，李楊到四川金堂、中江等地采訪，那裡是婦女拐賣多發地區。一位朱姓復員軍人是主要線人，他曾以公安“協警”身份參與過二百余次解救行動，救出被拐婦女近300人。“‘協警’參加任務時穿制服，但不在編制內。過去一些解救行動其實是收費的，每個人要1200－1500塊吧，但是政府部門不能收費，其實就是以這些協警名義收。”李楊解釋說，“後來他出來了，個人搞了個法律咨詢公司，還是做解救，但收費更低廉了，500－800塊。”
李楊主要采訪了公安部門、“打拐辦”官員、曾被拐賣的婦女。後者的采訪往往頗費波折。“救回來的，大多也不願回村裡，因為這事情很丟人，有的連家裡人都看不起。都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又回去(被賣為人妻的家庭)，或是惦念孩子，反正也再嫁不出去。”他只能從她們家人處探知下落，再找過去。
李楊還采訪了一個已經洗手的人販子，這事最讓他受折磨。他跟對方保證自己並非記者，是編劇本的，並答應談話內容到此為止；“他跟我說到一些跟公安局都沒有交代的事情……就是一些暴行，好多女孩子他先強奸後賣，這完全夠槍斃好幾回的。我當時特別矛盾——你去不去告發他？告發他違背我的諾言和做人的原則，不告發……”李楊說直到現在，他心裡還特別難受。
人販子給抓過，判了幾年徒刑。以前賺的錢都藏著，刑滿釋放後，他用這錢蓋了房娶了老婆。李楊問他，過去的事情跟老婆說了麼？他說，跟老婆說了，我以後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洗手不干的原因出乎李楊的意料。“他說監獄裡拐賣婦女的人級別比較低，給打得很厲害。裡邊最牛的就是政治犯，其次是打架鬥毆的殺人犯，小偷就不行了，強奸婦女的花案就更不行，老被修理。他說他給打得受不了，同囚室的都欺負他。”
“盲”就是“亡目”
第一稿劇本，李楊寫了許多人販子騙賣女性的手段，他的確好奇，這些女性為什麼輕易受騙。他也為此拍攝了相當多的戲份，但最後的影片裡，這部分幾乎全部舍棄，他不想讓這些戲“喧賓奪主”。
《盲山》選擇了陝南一個山村拍攝。有個角色叫鄭小蘭，在白雪梅寧死不從的時候，有天她抱了孩子來勸慰：你看我也是給賣來的，還不是這樣了？先把身體保住才是，不然怎麼逃？
這個演鄭小蘭的，真就是四五年前從四川一個縣城給騙嫁到那村裡，才20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我們是拍攝時候才知道的。”李楊說，“她天天來劇組，我們後來就讓她演戲。她丈夫不願意，打她，她就威脅：你再打我就跟劇組走！丈夫沒敢再打，後來我告訴副導演讓這丈夫也來串個角色。反正是農閑，劇組一天管 3頓飯，連她抱的孩子也給一份錢。”
李楊沒有采訪買妻的農村男性和家庭。采訪當中的許多故事、拍攝過程裡的見聞，也並沒有全體現在片長95分鐘的《盲山》裡。《盲山》還是把情節緊扣在白雪梅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出逃過程。
“這個電影不是談買賣的問題，是探討為什麼被賣了以後她逃不出去，那些看客……”李楊說，“我講了一個故事，把人性中我們習以為常、不覺得是黑暗的一些事情提出來強化，這是我想做的。我就像拿一個手術刀，把它切開了，血淋淋地讓你看———這是我們人性中有的東西。”
影片中，幾乎所有旁人都和白雪梅截然對立，對她的命運漠然無視。村裡干部來收稅費時鐵面無私公事公辦，看見一旁窗裡呼救的“兒媳婦”，卻只當是人家裡私事；逃到公路上的白雪梅攔了輛車救命，司機卻要她3塊錢，見她身無分文就一踩油門。
李楊28歲去科隆學習電影，在德國居住十數年，他強調，不只中國，其實在歐洲也有這樣的漠視。“在東德有這麼一個事，一群新納粹在毆打幾個阿拉伯裔的人，城市很小，警察應該是5分鐘就可以趕到的，1個多小時就是過不來，來以後這些人全部消失了。記者走路都走過來了。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
“我甚至看到國內一個報道，一個女孩子在汽車上被輪奸了好幾次，全車的人都沉默……我們要眼睛干什麼？中國的字特別好，‘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這是兩個概念。‘亡目’是眼睛死掉了。”
“老拍這個干嘛呀？”
看過電影，記者“質問”李楊：非把女主角設計成一大學生，演員還挺漂亮？就寫成普通女性，人長得也一般呢？
李楊也坦言：不是有意突出獵奇效果。“更多的是我覺得有一種反差在裡頭：城市的姑娘，突然被賣到這樣一個特別陌生的地方，更加有戲劇張力；包括知識結構完全不一樣，她是讀過書的，那個男人根本不識幾個字兒。我的性子很急，本能地喜歡戲劇衝突。”
不過李楊在前期采訪裡發現，被拐賣婦女也不乏大學生、研究生。“甚至有人民大學的一個青年教師、博士，被拐賣到農村六七年，也生了孩子，後來跑出來。學校裡也沒給她留職位。”
去戛納之前，《盲山》經數次修改，通過了電影局的審查。
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曾經在南方周末專訪中說到李楊的頭一部電影：“如果《盲井》用正常的程序申報，它就是一部非常正常的國產電影。”李楊笑說他也看見了。
“現在的體制，從我來說要比以前進步一些，至少可以對話，而不是命令你———有好幾處，讓我修改，我說不能改，原因是什麼什麼……那就不修改了。”
《盲井》是走了“地下”，倒也相當有名。在陝南拍戲，一個很小的縣城，李楊碰見一家音像店，“我問他賣過《盲井》沒有，他說賣過，當年還很火，他都賣了上千張。國內最少我估計賣了100萬張吧。所以又愛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錢沒拿到，愛的是群眾基礎打下了。”
《盲山》在戛納放映，國外記者多數關心：這種狀況今天是否依舊？李楊必須一再提醒：影片交代了時間是在1990年代初；現在已經好多了，一是外出打工已經非常容易，二是信息不像過去那樣閉塞，被騙的少多了。
《盲山》續寫殘酷的社會現實，恐又落入“拿家醜給外人看”的輿論窠臼，對此李楊倒是理直氣壯：“一個自信的國家是不怕批評自己錯誤的。
一個民族要自強自立，首先是要能正確面對自己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畢竟都在逐步解決，電影說的是1990年代初的事。比如農民稅收問題，現在取消了農業稅，教育問題，我們恢復了義務教育……如果大家都認為中國人在外國的形像(不好)，都是因為中國的電影在外邊揭露了中國人的不好，我覺得不是。可能中國人在外邊的隨地吐痰、大聲喧嘩更直接。我們有錢了，在外邊擺闊……這種形像(的作用)比電影強太多了。”
“美國給我們看了那麼多槍戰、黑幫片，為什麼美國使館前邊還是排了那麼多人，沒誰說美國那麼亂我們不去？都知道那是電影，不是真的。可是因為我們不自信，自己電影裡說點什麼就緊張。”
《盲山》開拍前，原來的投資人因故退出了，李楊自己籌集400萬元拍了這個電影。他說自己還算比較幸運——兩個弟弟都是做生意的。“他們都不希望我拍這樣的電影，希望我拍馮小剛、張藝謀那樣的，掙錢唄。我老借他們的錢。”李楊笑道，“今年過春節回家他們還在說，老拍這個干嘛呀？”
但是“盲”字頭的電影還沒完，他還要拍一部，“不多，三部就夠了。”
李楊說，救回來的被騙婦女，大多不願回到村裡，因為這事很丟人，有的連家裡人都看不起。
圖片由李楊提供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31/wh/whxw/20070531006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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