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第三社會黨的信 - 何東洪

[董福興]

給奕成及支持第三社會黨的朋友：

我是何東洪，寫這封信給大家的目的其實很簡單。請將我從群組中刪除，因為我將不再是貴黨的推薦人，也不認同第三社會黨這幾個月為了投入選舉所做的思維與
部署。

從把藍綠陣營中的所謂「清新勢力」拱上媒體、到與台聯欲言又止的曖昧關係，以及給李登輝信的那種虛偽的溫情主義，我見不到貴黨創新的、批判的、富有想像
力、並座落於台灣政經脈絡的新作為，套句朋友說的話，第三社會黨只有第三，沒有社會！

作為所謂的野百合世代一員，我們是否一直走在退步的路上？以往那種帶有左翼的理想，走入弱勢群體的衝勁，僅僅二十年光陰之間，業已消磨殆盡，甚至可能成
為壓迫她們的幫凶。

我不認同貴黨的菁英政治化路線，更不認同在把一些學者拱上所謂「推薦團」的舊思維。

我不是政治社會學學者，也從來不從政權是否本本化與否來想像政治。看看那些投入民進黨的五年級舊時學運同志（尤其是曾隸屬於所謂左翼的民學聯），十多年
來，他們為捍衛本土化政權，作了什麼！

吳睿人曾以推動進步的本土政權的到來來作為我們這一代努力目標。我同意，但卻見不到貴黨對於「進步」的實質論述。「進步」的推動不是靠媒體戰、空氣票，
而是一步步地踏實的跟社會底層群體接觸中，發展具有進步的目標、戰略與策略。

但對於兩黨政治現實的分析不等於放棄政黨應該座落的社會位置。為了第二張選票，貴黨忘記了政治過程是一種長期的投注，一種新的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的積
累。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在此將和各位分道揚鑣，不再把自己交給沒有明確目的的混戰裡，選擇加入「綠黨 -火盟」的後援。

輔大心理系何東洪

附上兩個星期前在一場「學運世代的另類抉擇－往上爬或向下走？」座談中，我發展中的反思。

兩個青年世代的無力與出口

何東洪

這三年的教書經驗裡，每每跟學生分享我的大學經驗時，總是會以80年代末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為背景，說明當時所參與的「學生運動」狀況。但我總
是從學生的眼神中看到諸多表情，有的是羨慕，有的是疑惑、而絕大多數是一種我至今還未明白，暫且稱之的「個體化下的空無感」。這些我投射於他們的表情而
後的觀察，經常讓我回想、反思，到底所謂的「學運世代」，對誰、對何種社會關係以及什麼社會變化狀態下而言是重要的？

2004年，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舉辦的「復活彩色野百合」的座談中，我曾經以自嘲的方式說，加入學運，是基於純真的熱情，而對於所謂左右思
想所主導的運動路線，其實不太在意。當時，陳信行以自我批判的角度檢視了所謂學運中的路線，以及在 1990年中正廟學生運動中出顯出來的路線鬥爭與學
生對於運動的發展與情勢研判的窘境（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4期， 2004）。相較之下，我的言論顯得內容貧乏，更像是一種個體的自白，而不是
一個經歷集體運動下的反思。

其實，這樣的自嘲，不是沒有脈絡的可尋，相反，它反映了我在前進過程的某種「落鍊」感，是無力，還是逃避使然？

（一）

在那個時代，政治問題，在我們（民主學生聯盟）的團體裡，遠遠大於政黨政治；在這個時代裡，它則好像是宿命地逃脫不了藍綠版圖的收編。

當時我們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靠勢」，當時我們真的相信情勢是造出來的—對於《資本論》的鍾愛遠遠落後於葛蘭西的列寧主義的《獄中札記》。相
信理論可以掌握群眾，如果不是廣大群眾，也是足以造成國家緊張的少數群眾，如果我們懂得而且相信如何不斷地組織「運動」的話。

「相信某種價值，尋找跟你協同前進的朋友」我經常跟現在的大學生這樣說。然而，學生的反應大多是依舊迷惑：「是什麼價值？你為何相信它，難道不
用深思熟慮就冒然行動，不會產生對於他人而言的不好結果？」

當時，我所相信的「某種價值」，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高中時候聽到228事件，大學時代的「《當代》雜誌中的六零年代學生運動專題、《人間》
雜誌中的一幅幅浮出表面的受苦的芸芸眾生面孔的黑白照片、更是西方搖滾樂中的節奏與狂爆音響的積累總和，而我首先以「反叛」稱之。之後，在整個社會從國
民黨的高壓鍋中逐漸逃逸出的「民怨」氣體中，體驗了這種反叛的力道，並開始從參與中，理解這種籠統的價值，原來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我們管它叫「馬克思主
義」。

問題來了，我現在的學生，對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好奇心，絕不會大於網路遊戲的新花樣，P2P解碼技術。我開始思考夏林清提起的：「他們是活在
個體化政治的時代，理解他們，尋找方式跟他們溝通、對話，是要進入他們的脈絡與生命經驗中的。」

而我們呢？這些經歷了解嚴、民進黨執政、社會運動起起落落的「生命經驗中的疊層」（夏林清的妙語）現在掀開看到底是什麼？為何我們離開學校後，
重新整隊的過程中，朝向不同的方向前進？

記得柯逸民在輔大的一堂研究所的「心理學專題」中說道類似這樣的話：「不管運動是否成功或是挫敗，跟你一起感動，或是痛哭的，就是同志！」在我
的記憶裡，我沒有為三月學運的失敗哭過、也沒有擁抱當時失落、哭泣的同學。記得所有的事，所有的姿態，在運動中，好像都在「憂國憂民」的理直氣壯下，容
如不下眼淚。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昔日的民學聯同志，現在變得那麼理所當然地選擇在政黨與國家機器中的，不能自拔地「憂國憂民」，我猜。

記得幾次流淚的經驗中，都是在學運外的場合。1989年 5月新埔的遠東化纖罷工中，5月25號，下著小雨，當罷工糾察線擋不住進場的工人，羅
美文近似失聲的懇求，留不住他們的腳步時，我在布條後落淚，也看著所有辛苦的同伴們在雨水與淚水交織中的面孔。這就是柯逸民說的「相挺的淚水」！

我是多麼希望這一個世代的青年，我的學生，可以有如此的經歷。

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不斷地端詳信行寫的那篇文章，其中一段令我久久無法釋懷：

如果民進黨菁英路線的原則是把所有的問題上升到權威體制的政治問題，讓群眾透過菁英的眼光看世界，自認與他們對立的我們，要求的原則則是把所有
的問題還原到群眾所認識的真實問題，讓菁英以群眾的眼光看世界。尊重群眾的「自發性」，是「民學聯」所支持的「社會運動」路線的重要精神。我們對民主的
想像，不是透過群眾支持菁英奪權，而是在一次次為了爭取護衛自己利益的群眾動員中，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發展出足以與現在與未來的統治者相抗衡的世界
觀、政治技能、與基層組織。我們嚮往的未來的台灣，是人人都有能力當主人的基進民主社會（陳信行， 2004，頁 264）。

威權體制，在當時掩蓋了其他的體制，而我們的生命經驗的疊層則如同外表光滑的「頁岩」，若只顧著地殼變動是如何造成岩石的形成，卻忘了敲碎它，
則將永遠見不著層層的紋路。正是如此，學生運動不會是社會變革的主體，因為在它的社會關係中，是「被宰制階級中宰制階級」，絕大多數情況下，將是未來統
治階級的梯隊養成，不管養成教育訓練時他們是如何地反叛！正是如此，不走進社會運動中的學運，終將只能成為「年輕走過的美好回憶」。這就是兩年前公視所
拍攝的「台灣學運史」中，對於野百合世代學運那兩集中，導演的選擇性呈現樣貌。

當政治的威權體制被民主糖衣包裹的民粹主義所溶解（如同化學式的溶解，不是消除！）的當下，這一代的青年怎麼面對將他們壓榨成單層面貌的多重宰
制體制呢？

我們有責任交代這些過往，以及還在發生的被壓縮以及解壓縮過程（如同電腦中的壓縮檔案），即便它是多麼細微，多麼看似個人經驗。我對於信行的那
段文字的不安，就在此。

為了理解現在青年人的可能出口，我們理應從過去到現今的經驗中挖掘那種被壓抑的個體的政治。這些是交織在我們群眾生命中，把我們打造為具體的工
人、農民、性工作者、移工身份、社運工作者、教師、大學生的真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