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左派》世界處在癌末之中─亞歷克斯．卡列尼科斯的「反資本主義論」（下）-- 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丘延亮]

《閱讀左派》世界處在癌末之中─亞歷克斯．卡列尼科斯的「反資本主義論」（下）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迄今為止，反對資本主義的觀點已如汗牛充棟，但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的擴張與發展，對於「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判斷始終處於必須重新定義之中。在卡列尼科斯眼中，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的自然大屠殺的禍首，是今日全球地緣政治下的帝國剝削體制，更是今日資本科技宰制下的「星際破壞者」。

為何要反對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最不可饒恕之處在於，通過對「生命轉化機制」(transformative mechanism of life-being)竭澤而魚式的「利轉」－利潤逆轉，來維持資本積累和排他性競爭。資本主義不惜破壞生態倫理與人類倫理，從一切生命體的原初奧秘與生命密碼上，汲取那最寶貴的、屬於整體人類共享的原始利潤。以基因轉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來說，全球科技魔頭不斷宣稱，基因轉作物可以解決落後國家糧食短缺和饑荒問題，但實際上，資本主義對「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盲目與燥進，經過無數次「雜交－基因交換」的瘋狂實驗之後，已經形成各種無法預測、無法控制並且散落在自然野種上的「流氓基因」(rouge gene)，形成一種「人為淘汰自然」的逆反效應。無數種根本無法命名的「超級品種」和「超級病毒」的出現，證明了全球性基因污染問題已經不是忠言警告，而是末日災難，一個全球性的「弗蘭肯斯坦世界」(Frankenstein world)，已經鄰在眼前、近在尺呎。

資本主義自許為上帝，但卻是一個瘋狂的上帝。卡列尼科斯列舉了世界「五大基因巨頭」在開發生物科技－基因轉作上對自然生態的嚴重破壞：

他們的行為會引發難以預測的，並且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後果，包括過敏性食物的擴散、物種對抗生素的抗藥性的增強和新式病毒的產生。生物公司對控制整個食物鏈的無恥欲望通過其研發的「終結者」(terminator)技術表現的淋漓盡致。「終結者」技術使得轉基因種子培育出的植物體失去繁殖功能，於是農民不得永遠依賴於種子的供應商(註1)。

「終結者」俗稱「自殺種子」，它隸屬於美國最大生技公司孟山都(Monsanto)所開發的基因轉作稻種。這種種子雖然具有強力生長和抵抗病害的能力，但卻沒有生育能力。這是生技公司試圖以「種子壟斷」的方式控制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生產命脈的帝國主義行徑。

歷史中的巨大災難一再說明，資本主義是自然環境主要的「威嚇源」。卡列尼科斯引用生態學家麥可．戴維斯(Mike Davis)的名著《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大屠殺：聖嬰饑荒與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對「聖嬰」(西班牙語為El Niño)現象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東部和中部熱帶海洋的海水溫度異常地持續變暖，使整個世界氣候模式發生變化，造成一些地區乾旱而另一些地區又降雨量過多的異常現象。1987－1988年間，世界發生巨大的「聖嬰大饑荒」(El Nino Famines)，它被視為人類繼黑死病之後最大的災難。在中國稱為「丁戊奇荒」，死亡人數在千萬以上。這種被稱為「恩索」(ENSO，El Nino Southern Oscillation，中文亦稱為「聖嬰南振」)的現象，跟19世紀末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日益強化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戴維斯的著作讓我們深刻認識到，19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利用氣候異常，來強化世界體系中的不發達現象並使之永恆化。卡列尼科斯指出：「饑荒使大量亞洲國家陷入貧窮，造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註2)。換言之，「聖嬰南振」的再次出現，說明了饑荒頻仍的第三世界並不是自己活該倒霉造成的，而是「人為製造的」(man-made)，是資本主義生態掠奪的惡性產物。

 

全球資本主義－新地緣政治制度

 

人們向來習慣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經濟制度，但卡列尼科斯認為，資本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制度，它還是一種「地緣政治制度」(institution of geopolitics)：「造成災難性後果的資本主義競爭也不僅僅是爭奪市場的經濟鬥爭，還包括國與國之間軍事和外交方面的鬥爭」(註3)。在今日，一個以軍事外交為後盾並以之支撐和囊括全球利益的世界市場(world market)，已成為美國的「國內市場」。人們今天已經不必再高談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只要稍稍觀察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軍事行動，就足以掌握「帝國」(Empire)的涵意。美國是今日真正的「無敵鐵金鋼」，美國以外其他國家所宣稱的「xx崛起」，實際上只是痴人說夢、自吹自擂罷了。一個由麥當勞、矽谷、海軍陸戰隊、愛國者飛彈、布希主義、單邊主義、人道干預…..等等口號串成的美國國家符號，已經形成一種「空間帝國主義」，一種去中心、無阻礙的全方位統治。這裏所謂的「去中心」，是指美國已不再需要以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份和世界各國打交道，因為，在美國眼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稱為「主權國家」，所有國家只是美國「海外基地」或「全球戰略平台」。當前全球化理論主張的「主權弱化」現象，並非沒有道理，但它的前提是不包括美國。因為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弱化，只有美國在持續的霸權化。

走向全球社會民主體制

通過對歷史中各種反資本主義戰略的通盤反省，卡列尼科斯認為，試圖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通過修補市場缺陷來改善資本主義，都是不可行的。因為資本主義市場已經無法解救，唯一的途徑就是「替代」，也就是用一種新的市場制度來取代建立在「剝削－競爭－積累」之上的資本主義市場。這裏所謂「替代」是試圖跳開「改革？還是革命？」的兩難式思維，通過汰換式的市場轉型並轉向社會民主體制的戰略性構想。

卡列尼科斯把這種戰略性構想稱為「社會主義計劃」，但它既不同於史達林式的中央命令經濟的複製，也不是建立在國內型、垂直式官僚架構上的精英計劃體制，而是一種從地方到國家再到全球範圍，以「多數原則」為核心的「民主－分散型」的協商制度，一種符合公正、效率、民主與可持續發展的新市場經濟制度。

卡列尼科斯宣稱，「資本主義的替代制度只有在國際規模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計劃只有在國際層次上實施才能有效」(註4)，因此，所謂社會主義計劃應是一項全球化的資源重分配分式。這種重分配將不只是依賴市場的自治管理，而是徹底擺脫資本主義市場的剝削作用。通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橫向協商、集體定價、自覺協調的方式，通過公共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國有化)與公平貿易等等，實現一種民主的、社會化的新經濟體制。卡列尼科斯宣稱，「市場交易」並不必然要等於「市場經濟」。期許一個充滿公正與民主的未來，將寄托在革命性的社會變革，「由此建立新的全球經濟制度；它的基礎是主要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和民主計劃體制」(註5)。

卡列尼科斯的反資本主義思想，既非出自偏狹的民族主義，也非暴力的革命行動，而是兼具包容性與可行性，它代表一種朝向經過更新與重新適應的傳統社會主義價值的回歸。儘管這種「全球社會民主主義」予人一種烏托邦的色彩，但烏托邦並不可笑，也不可恥，除非我們能夠證明現存制度的合理性並完全滿意現存制度的持續性。烏托邦意味著一種對消極宿命論的警惕與反抗，而人類一切理想的實現，從來都是對烏托邦的天真嚮往與不懈追求。

註1：《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5
註2：《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5
註3：《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7
註4：《反資本主義宣言》，頁90
註5：《反資本主義宣言》，頁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