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的政治文明挑戰 -- 陳宜中
丘延亮
- 2010-01-05
- 中國時報
- 【陳宜中】
拜讀了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石之瑜教授大作《廿一世紀中國的死囚與文字獄》後，筆者略有不同看法如下。
石教授表示：台灣各界大肆批評中共施於劉曉波的十一年文字獄，實則只是擺出自以為高尚的文明姿態，藉此妖魔化中國而已。批評者只是在享受批判中國文字獄所帶來的快感，「至於劉曉波的命運，只是口炮而已，愈慘愈好」。他的另一說法是：在批評者與中共專制之間，「可能就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而已」。
筆者對於「以高尚的文明姿態來妖魔化中國」同樣有強烈反感，但卻無法同意石教授的以上論說。如果他的邏輯成立，梁啟超和孫中山可能也都犯了「妖魔化中國」、「不了解中西烏鴉一般黑」的大錯。
先談「高尚的文明姿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 思想家福澤諭吉，即曾把中國人說成是「半文明半野蠻」的次等人，這為後來的侵華戰爭提供了精神養分。時下不少西方人以「民主國之間不會打仗」為藉口，主張西方勢力對非民主國進行政體改造，甚至發動戰爭以達此目的。毋庸置疑，這類「高尚的文明姿態」經常包藏禍心，且充滿種族主義偏見。
不少自以為是的西方（及島內）論者，把「自由民主」濫用為一種種族主義說詞，彷彿自己與生俱來就有自由民主基因。但歷史地看，西方人不久之前還搞奴隸制度、黑奴、種族滅絕、殘忍鎮壓勞工、讓童工去蓋倫敦的火車站等等。所以，今日所謂的「自由民主」，從來就不是西方文化或種族基因所使然，而是受壓迫人民一步步爭取而來的，如今這已是某種「最低限度的內政道德標準」了。
文化差異無所不在，也許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而已。但政治文明有高下之分，此與「以高尚的文明姿態來妖魔化中國」並非同一回事。誠然，台灣各界譴責中共搞文字獄，其中有部分人似乎是出於「妖魔化中國」的種族主義偏見──但這絕非全貌。我們不該刻意去混淆此間差異。
筆者認為，廿一世紀中國能否真正崛起的關鍵，不在於經濟與軍事實力，也不在於文化特殊性，而主要在於「政治文明的崛起」與否。而這只能是一種「加法」而絕不是「減法」！也就是說，中國只能追求比自由民主更進步的後自由民主，而不能抱著什麼中國特色的反自由民主不放。
要求中國大陸不再有文字獄，其實是相當低的政治道德標準。中國知識人的眼界不能僅止於此，更不該為文字獄進行詭辯。任何對中華民族、對中國有高度期許的知識人，終須要求廿一世紀中國的政治文明「超英趕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