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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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反革命是对的。但是革命来不来，却不是反革命就能反得了的。如果当局想通过镇压达到凡革命的目的，御用文人通过游说达到熄灭革命的目的，历史不会那么复杂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促进革命。:)
而我的理解来看，梁启超先生对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反对，并非"告别革命"的含义。
如果反革命势力太强，往往导致只能用革命来反革命，这恰恰就是历史的悖论。健康的社会政治力量，应该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互动，协商，共和的秩序。没有共和，只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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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
作者： 时间：2006-7-28 来自： 阅读： 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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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
潘光哲
一．导论：史学与世变激荡之下的「告别革命」
1999年，张朋园先生那部享誉士林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1，以更精致的面貌，继续嘉惠「梁启超研究」领域的后来者。然而，面对旧作，张朋园先生却是感慨系之：
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中国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马克斯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的处境水深火热，吃尽了苦头，没有看见革命家许诺的幸福。……2
前辈史家纵横史海渊薮多年后的反省，在在透露历史女神克丽欧赐与的智能。张先生的思考，在那个世纪末的汉语思想界里不是个例，中国大陆「明星级」的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同样扬起了「告别革命」的大纛3，一时之间，倒也激起了惊涛裂岸式的否定响应4。
从过往的历史场景汲取教训，以史为镜，「善善恶恶」的鉴戒作用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最实际功用之一5。百年以来，中国遭受了空前的变动，承当变局的不只是那个意义需要厘清的「国族」，更还是一个个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一波波的天翻地覆，竟然逼迫着数不清的生命个体，承受意想不到的「命运之力」的捉弄，或是家破人亡，或是颠沛流离于四海寰宇，「花果飘零」。个人生命旅程的各式机遇「多彩多姿」，史学家与时代的脉搏同系共结，传世之作往往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例如，名闻海峡两岸的黄仁宇，便是一位从现实生活里锻炼出来的史学家，他的史着，非仅在追寻这样一波变动的历史根源而已，更深具要把个体生命意义之所系，与时代变动串联起来的意义6。从百年来「革命」的旗号如何酿成中国生灵涂炭的悲剧历程，总结出「革命」的负面效应，「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告别革命」，无疑也是具体的例证。
史学工作者以个体的历程思索世变，固然确实可以激荡出智能的火花。然而，如果在酿蕴「史学与世变」这种宏观思考的过程里「单恋一枝花」，把「革命」当成是历史的唯一轴线，支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实践原则，那么，我们勾勒所得的「革命」知识（与进一步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恐怕不免会是一种单面向度的「历史智能」。毕竟，过往历史舞台上的前行者，千样万态，他们的行动与思索，或有相互纠结冲激碰撞的时分，也或有孑然一身直道而行的时刻，他们创造出来的历史面向，复杂而多样，「革命」不会是支配与鼓动一切历史先行者生命旅途的唯一动力。
如果我们要宣誓「告别革命」，可能要做的工夫乃是超脱「革命」的视野，不仅仅将解开「革命」的历史谜团，当成是诠释与思考近代中国之变局的主轴。本文尝试以1903年（光绪廿九年﹝癸卯﹞）为例，对于我们如何超脱「革命」的樊篱野进行历史书写（特别是晚清部分），提出初步的思考，但望能够引起学界先进同好的教正与兴味。
二．「革命」洪流的深层
从史家的后知之明来看，1903年当然是革命风潮如澎湃怒涛，汹涌而起的一年。不论是具体的革命行动亦或是革命言论，皆是相继并起。
在行动方面，1月25日到28日，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等人发动了广州起义7。随后的5月14日，周云祥领导了云南的临安之役8，华兴会更在这一年的11月4日成立9。
言论方面，各种已然深具「革命」趋向的报刊，纷纷问世。好比说，首发以省区之名做为刊物名称的《湖北学生界》，在这一年的一月发刊；稍后，《浙江潮》与《江苏》等即随踵继之10。除了在报刊这样的「公共论坛」上发表言论之外，以小册子形式来宣传「革命」意念的作品，也陆续出现，像是杨笃生以「湖南之湖南人」为名发表《新湖南》，倡言「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11。5月，邹容的《革命军》12出版；陈天华那两部世所公认影响力可与《革命军》相提并论的《警世钟》、《猛回头》13，亦在此年问世。至于和邹容同样热情洋溢地号召革命甚而后来同系囹圄的章太炎，则发表了《驳康有为政见书》14，驳斥康有为在此之前发表的〈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以及〈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5，也得到热烈的回响16。这一年阴历十月，刘师培与林獬纂辑《中国民约精义》17完成，引述各式各样的传统典籍来证明中国的「民主」传统，表达了合群力、去人君以建共和政府的主张18。宫崎滔天的那部名著：《三十三年?梦》19，同时也在这一年出版了两种译本：一是章士钊（署名黄中黄）在8月完成的译本：《大革命家孙逸仙》20，另一部由金一（金松岑、金天翮）完成，在10月时由上海国学社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21。这部书（特别是章士钊的译本）在形构孙中山的革命党领袖形象方面，功用厥伟22。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这一年的行程更是忙碌之至。由年初至7月22日离西贡赴日本横滨止，他的行程遍及东南亚23。他在这年7月下旬，开办了日本青山军事学校，入学者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24，是这一个著名的、后来被同盟会引为入会誓词的首度问世。这一年的12月17日，孙中山撰有〈覆友人书〉，将「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国民，平均地权」列为誓词25。这一年的9月21日，他在《江苏》第6期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26，在9月26日离日赴檀香山时携带了合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于一册的《章邹合刊》27，做为革命的「宣传武器」。到了檀香山后「与保皇【党】大战」28的孙中山，除了极力驳斥保皇党「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这等言论的「戾谬」29之外30，更在公开场合表明革命后将要建立共和政权的意图31。
总结观之，1903年确实是革命洪流澎湃奔腾的一年32。可是，这波「革命」洪流的深层构造，却是相当多样的。
例如，同样具有鼓动「革命」效果的《革命军》、《警世钟》与《猛回头》，便是以不同的文字表现形式传达了作者的革命热情和理念，「革命」之后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理想世界，它们营构出来的关怀和图像，也不尽相同。
就《革命军》而论，邹容固然表达了许多深具民（种）族主义情绪的想法33，不过，值得注意的反倒是他系统化地展现对于未来政治体制的规画方案。邹容自称「仿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以备行采焉」，提出了25条方案。然则，这25条方案里，不少是对于新近刊布在《国民报》的《美国独立檄文》的「复制」：
邹容，《革命军》34
《美国独立檄文》35
……
以下各条之真理，皆明若观火，允宜遵守，万世勿替。
一、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一、凡为国人，一律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分。
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一、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共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奕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以能和平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权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能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
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与以上诸条不合者，人民即可革命，颠覆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众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舆情，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奕棋之不定，固非立国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以能忍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旧日之政府，而求伸张其权利，毋宁忍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凡暴政滥法，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至重之义务哉！美人之忍受困苦至是而极，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能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
一、定名中华共和国……
一、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国
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力，与各大国平等。
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力，与各大国平等。
邹容的规画方案显示了一位十几岁的青年如何透过外来思想的刺激，形构出独特的「革命论说」与对政治制度的「民主想象」。然而，对比之下，《警世钟》与《猛回头》却是以弹词体裁作为革命通俗化的宣传36，其中高亢的「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民（种）族主义情绪音调，远远超过对于理想政治体制的追求37。
再就刘师培与林獬纂辑《中国民约精义》的内涵观察，它显现的是中国传统存在长远的「本土思想资源」，如何藉由「西方民主传统」的认知，而为中国人的思惟世界另辟新天地。例如，他们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的论说：
为天下非为一姓也，为万民非为一人也；以君为国家客体，非以为君为国家主体也；以君当受役于民，非以民当受役于君也。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本此意以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38。
卢梭的《社约论》成为他们阐释黄宗羲的判准所在。但是，这种「古为今用」的作法，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专利，与之敌对的「保皇党」--例如，梁启超--早在1890年代末期就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作在湖南「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39。有趣的是，同一时期的兴中会则选录《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印为单行本，做为「革命」宣传品40。今日观之，《明夷待访录》的「反专制」论说当然和现代民主理念颇有差距41；只是，黄宗羲的「反专制」言论，却在当时俨然被日后政治立场截然有别的人物共同读出了某种「革命」意义，同沾共润。待得卢梭的身影出现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42，刘师培与林獬更进一步，视黄宗羲也会是「法、美之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了。
这样看来，「革命」的怒涛，即便雪浪千层，却是分别以不同的源泉做为深层动力。投身于「革命」洪流的前行者，更是各自构造属于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纷彩斑斓的「革命图景」。
三．在「革命」的洪流以外
「革命」的洪流自然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然而，偏偏在这波洪流以外的许多历史事件和活动，它们没有「革命」的轰轰烈烈，慷慨豪放，却无声无息的逐渐产生影响，如果只局限在「革命」笼罩下的视野，就往往会障蔽了我们对于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进程里刻镂的脉络／轨迹的理解。例如，西方思想大师的形影和学说，也众声喧哗地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革命」的思想养料当然得仰仗「西学」（邹容就是个例子）；然而，无关乎「革命」的「西学」对于后生晚辈的思想与启蒙意义，在革命怒涛颓然而废之后，却是历久不衰。
同样是1903年，是年春天，严复翻译完成了弥尔（J. S.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定书名为《群己权界论》43，而后，又在10月完成了甄克思（Edward Jenks）的《政治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的译事，定名为《社会通诠》44。这一年的8月，严复还拟订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45，意欲借着这样的机制来落实自己的译书心得。
《严译名著丛刊》系列在中国近代吸收「西学」的地位，众所公认。后来的读书人，不论生命旅途上的文化／政治终极立场有何等差异，都曾从其中汲取「思想养分」，僻处江南一隅的钱穆，「约略知得西方学问之一鳞片爪」46，便是一例。直到「五四」前夕，任教北大的陶孟和还向学生辈的周德伟介绍阅读《严译名著丛刊》系列47。个人思想历程深受严复译作影响的胡适，到了晚年高谈「容忍与自由」的时候，也还深情难忘地说到J.
S. Mill：
我受到穆勒大着《自由论》的影响很大。我颇希望在座有研究有兴趣的朋友，把这部大书译成白话的、加批注的中文本，以饷我们主持政治和主持言论的人士48。
然而，如果放宽视野，晚清时分要把J. S.
Mill的思想内容传播到中国大地之上的先行者，实在非仅严复一人而已。出于历史的巧合，后来成为「党国元老」之一的马君武，竟也在1903年年初完成了同一本书的汉译工程，定书名为《自由原理》49，也还撰成〈弥勒约翰之学说〉50，相当有系统地将J.
S. Mill的思想输入中国思想界51。
类似于此的「西学」吸收历程，在王国维（与同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那儿一样有具体的表现。王国维正是从1903年开始读康德（I.
Kant）的52，他在同年还写下了〈汗德象赞〉，说康德「示我大道」，盛赞康德「万岁千秋，公名不朽」53，可见拳膺之情。至于以「梁启超式的输入」方式输入「新思想」的梁启超54，这一年除了开始介绍「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55、德国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56等人之生平与学说以外，「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57，也在他输入「新思想」的范围之内58。与康德齐名的黑格尔（G.
W. F. Hegel），同样经由马君武之手，以比较详缜的面貌进入中国思想界59。这些都是德国唯心论哲学传统输入中国思想界的象征之一60。至今，「新儒家」援引德国的这脉哲学传统而欲「返本立新」甚或开创「新道统」的努力，仍绵延未绝61。「革命」不是推动这些思想努力的动力来源，可是，「革命」却可能会阻绝我们理解这些思想努力的历史根源。
况且，即便革命志士采取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洒下「革命种子」（如陈天华），同样让人们喜闻乐见的天地里，不会是革命声浪「独霸天下」的场面。不要忘记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里的三部：吴沃尧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在1903年这一年开始连载，呈现在世人眼前的62。晚清社会与官场千奇百怪的样态，在他们笔下活龙活现，「贪官」、「清官」，统统骂倒，读者为之一快。不过，这些小说大概不能被视为具有宏扬「革命意识」的功勋。
如果我们转移只注意「革命」的眼光，重行审视先行者的脚步，那些在「革命」洪流之外的活动与言论，其实更是绵衍泛滥，未审伊于胡底。它们的本来样态和历史地位，必需要得到更为深入而精致的阐扬63。
四．小结：如何「告别革命」
1903年这一年，也是一代言论巨子梁启超思想上经历重大转变的一年。即如张朋园先生的观察：
光绪二十九年以前的任公与以后的任公，其言论几若判作两人。过去说要革命，以后则反对革命64。
然而，也正如张先生的总结，「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其实仍不愧为「革命先觉者」65。他的论断，一反旧说，早已蔚为史界共识。
可是，「革命党」也好，「改革派」（或是「立宪派」）也罢，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确实即便是某种政治立场的宣誓，却不见得那样黑白分明；人物与思潮之间的相互冲激碰撞，更是激烈无比，「昨是今非」的场面，也不知凡几66。就一九○三年的历史场景而言，后世的史学工作者，当然可以忽略在「革命」洪流之外的一切事件，而只专注于研究那一连串霹雳作响的历史进程与后果，并且为之贴上一个「走向革命」--或者，「革命怒涛的勃兴」；或者，「革命力量的集结」--诸如此类的「卷标」，以方便我们为诸多繁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概念化」。但是，「概念化」并不等于「必然化」，这一连串的历史现象的重建与解释，不是为了供给论证「辛亥革命的成功」这个「必然王国」的材料，而是要让我们更形深入和精确的理解与思索，在1903年这个时间定点上，历史先行者从事各项活动，发表各种言论的内涵。否则，以「革命」为主轴的史学书写，只会将历史的多样图象「漫画化」：邹容、陈天华必定是气宇不凡的青年革命家，严复、王国维必然是挣脱不了辫子束缚的「胜朝遗老」。
卡西勒（Ernst Cassirer）说得好：
人们向来都说「历史」这个词汇的用法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的是过去的事实、事件和行止。另一方面，它的意义却又大不相同；它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的重组和知识。……我们称之为现代历史意识的东西，乃是由伟大的史学家的工作逐步建立起来的67。
以「革命」做为史学书写的范畴与判准，从而建立起「现代历史意识」，固然还可以产生让读者掩卷之后低吟「革命不仁，以万物黎民为刍狗」的感性效果。正如亲历「文革」悲剧青年日后的反省，在「文革」初期，「学校和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革命』」，但是：
那时「革命」的内涵，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虚构的革命中心不断东移，中国成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因此全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加以包围和颠覆的神话。当一个国家自视为处于革命时期即非常时期时，法律就被废止了秩序就被打碎了，当人们自认为自己在革命时，他们会产生真理在身，有权株灭异类的心理68。
中国被建构成为「虚构的革命中心」，显然是历史的结果。以「革命」为主轴的史学书写，在这个过程里应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形塑各式各样悲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之一。
甚至于，史学工作者还不免兼任起「道德裁判」的角色。可能，在史学工作者的笔下，「历史」像是一列急驰的火车，汽笛直鸣，轰隆作响，人们期望这列特快号的终点应当是追分成功、永保安康。没想到，步下月台的时候，居然到了猴硐集集，得与满山遍野的蛮猴为伍，开展此后的生命旅途。芸芸众生，咒骂着历史的玩笑，痛责是那一位失职的技工，扭错了转辙器的方向，把这列火车带到这儿来！可是在「过去的事实、事件和行止」意义下的「历史」，岂有这样一条轨道，岂有这样一枚转辙器，又岂有这样一位技工！历史的玩笑，其实是由史学工作者充当作甬者的。
「革命」在中国的「历史过程」这个大课题，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概念化」取径，如果忘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多样的本质，即便如此书写出来的「革命文献」已如千层堆雪，它们不会对我们反思如何「告别革命」，提供任何有益的教训。
* 作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注释：
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初版一刷〕，1999〔二版一刷〕）。
2张朋园，〈再版序〉，页v-vi，《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本书原于1995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见：刘再复，〈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页12，《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
4例如，张海鹏不点名的批判，见：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那里？〉，收入：氏着，《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页61-69。
5是否应赋予史学这种「善善恶恶」的「道德判断」功用，综合性的讨论，参见：汪荣祖，〈彰善瘅恶第三〉，《史传通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15-28。
6黄仁宇很强调借镜自己的经验来看待这段变局里的个人境遇，如遗憾自己竟未能于父亲临终前诀别（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放宽历史的视野》〔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页259）；他的〈母亲〉一文，记述与杨联升等羁旅异域的当代华裔史界泰斗慷慨悲歌「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的一幕（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107），尤其感人至深。
7这一次的起义大概情况，参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页118-125、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再版〕），页237-244。
8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244-246。
9关于华兴会成立的时日各项记录的辨正，参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页276-277。
10关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与《江苏》等刊物的介绍，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册，页239-258、页269-287、页329-345；当然，1903年时还另有其它具有「革命」趋向的报刊创刊问世，本文不详一一举证。
11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收入：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政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页612-648。
12邹容，《革命军》，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政论选集》第1卷下册，页649-677；邹容是书〈自序〉系年为癸卯三月。
13 陈天华的《警世钟》与《猛回头》，俱收入：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一》（台北：国史馆，1995）。
1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收入：《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173-184。
15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均收入：氏着，《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上海：长兴书局，1918）；按，〈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的部份内容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为题刊于《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页59-69），标题系年为「壬寅六月」），后来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于1903年出版，未见此书。
16 例如，1903年6月20日之《苏报》刊有介绍「《驳康有为书》」的「新书介绍」广告一则，全文曰：「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苏报》，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影印初版﹞）。
17 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收入：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中华民国廿三年宁武南氏校印廿五年印成」本（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景印〕〕，1997）；他们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后加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癸卯十月，以稿付镜今主人……」（〈《中国民约精义》序〉，页1A〔《刘申叔遗书》，总页563〕；此〈序〉系年为甲辰（1904年）四月）。
18 如在引程子「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也」一段话的按语中说：「欲行民约，必先合群力以保国家；欲保国家，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盖团体不固之民，未有能脱专制之祸者也。又《民约论》之论去人君之阻力也，谓必人人竭其能、尽之力，集合一气，分之不散，誓尽去之而后已。则共和政府之成立，由于民之群聚，明矣。」（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2，页12B-13A〔总页583-584〕）。
19 宫崎滔天，宫岐龙介、卫藤渖吉（校注），《三十三年?梦》（东京：平凡社，1967）。
20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黄中黄，《大革命家孙逸仙》，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1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
21 原书未见，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295（以下引用简写为《孙谱》）。
22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页313-320。
23 孙中山于1902年12月抵越南西贡旋赴河内，1903年2月自河内赴西贡，旋赴暹罗，夏，返西贡，至7月22日离西贡赴日本横滨，见：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李云汉（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第4次增订本〕），页199-220（以下引用简写为《国谱》）、《孙谱》，页285-290。
24 《国谱》，页220-223、《孙谱》，页292-293。
25 原文为：「词曰：联盟革命人○○○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国民，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见：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起），第1册，页228（以下引用《孙中山全集》，简写为《孙全》，并径注册数：页码）；又，关于这段誓词说「驱除建虏」、「创立国民」与日本青山军事学校使用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略有不同，《孙全》加按语云认为可能系笔误或错排，亦可能是初刊布此函之上海《警钟日报》编者出于环境考虑而故意改动的；本文收入《国父全集》，标题为〈述平均地权与在檀苦战保皇党致国内同志函〉，编者将「创立国民」径改为「创立民国」，见：《国父全集》第3册，页29-31；本文引用《国父全集》的版本是：《国父全集》6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国父全集补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以下引用《国父全集》，简写为《国全》，并径注册数：页码。
26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国全》，2：56-61，《孙全》，1：218-224。
27 冯自由谓其于1903年将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合刊于一册称《章邹合刊》（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氏着，《革命逸史》，《人人文库》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台1版】﹞，第3集，页154），他并自称募资刊印10万册，分寄海内外各处（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46）。
28 孙中山，〈复黄宗仰望在沪同志遥作扫除保皇党声缘援函〉，《国全》3：31、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孙全》1：229-230。
29 原文为：「顷保皇党出大阻力，，以搤弟之行事。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僇笑。……弟以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方有下手……」，见：孙中山，〈述平均地权与在檀苦战保皇党致国内同志函〉，《国全》3：30、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孙全》，1：229。
30 例如，孙中山批判康梁保皇党人的言论云：「大露其满奴之本来面目，演说保皇立宪之旨，大张满人之毒焰，而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孙中山，〈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国全》，3：25-27﹝系年为1903年8月﹞、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全》，1：230-233﹝系年为1903年12月﹞）；约略同一时期其余批驳「保皇党」之著述，不详引。
31例如，孙中山在12月13日于檀香山荷梯厘街戏院（Hotel Street
Theater）演说：「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孙中山，〈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法门〉，《国全》，补：115、〈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全》，1：226）；同日在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道：「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孙中山，〈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国全》，补：115-116、〈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孙全》，1：227）；同月中旬的演说表示，在推翻满清后，「将建立共和政体，因为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又云：「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孙中山，〈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建立共和政体〉，《国全》，补：116、〈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孙全》，1：227）。
32 参见：章开沅，〈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一九○三年的国内革命思潮〉，收入：氏着，《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页68-91。
33 如他说「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不详引。
34 邹容，《革命军》，页675-676。
35 《美国独立檄文》，《国民报》，第1期「编译」（1901年5月10日），亦见：《国民报汇编》，页93-98；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国民报汇编》，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影印初版〕）。
3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再版﹞），页201-207。
37 当然，这不是说这两分文献里没有关于理想政治体制的诉说，如《猛回头》便说要「现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还简要述说了「卢骚」的学说（《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一》，页339-340）。
38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3，页9a-9b（总页591）。
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台9版﹞），页62。
40 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革命逸史》，第1集，页17。
41 参见：石元康，〈《明夷待访录》所揭示的政治理念--儒家与民主〉，收入：氏着，《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325-348；另参看：W.
T. de Bary（着），张永堂（译），〈中国的专制政治与儒家理想--十七世纪时的一种观点〉，收入：段昌国（等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页213-264。
42 参看：王宪明、舒文，〈近代中国人对卢梭的解释〉，《近代史研究》，1995：2。
43 〔英〕约翰．穆勒（着），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严译名著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4 〔英〕甄克思（着），严复（译），《社会通诠》，《严译名著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5 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册），页127-131。
46 钱穆自称在1912年（时年18）任教无锡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时，始获读严复译的《群学肆言》，此后即遍读严译各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69-70）；钱穆又谓自己对严译各书「也曾一字不遗地全部细读，使我约略知得西方学问之一鳞片爪」（钱穆，〈谈闽学寿语堂先生八十〉，原刊：《联合报》，1974年10月14日，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页229-230，《钱宾四先生全集》，总册2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47 周德伟回忆道，就读北大时，上陶孟和任教的《社会学》课程，陶即以《天演论》与《社会通诠》「为参考书」，又向他介绍阅读《群学肆言》与《原富》，见：周德伟，〈我与胡适之先生〉，收入：氏着，《周德伟社会政治哲学论着》（台北：尊德性斋，1968），页357。
48 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自由中国》21卷11期（1959年12月）。
49 收入：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28-81。按，据马君武〈《自由原理》译序〉（文末自署系年为「壬寅十二月」﹝1903年1月﹞）：「二年前予获见弥勒氏之《自由原理》原本，且读且译，成"总论"一章」，后中辍，至「壬寅十一月复渡日本」，「独居无事」，「复取弥勒书续译成之，十五日而毕」，见：《马君武集（1900～1919）》，页27。
50 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页11-21；本文未完，后来继续在《新民丛报》连载，不详引；全文收入：《马君武集（1900～1919）》，页135-152。
51 只是，因缘际会地，我们于今只注意到严复的贡献所在而已，如黄克武透过J. S. Mill之On
Liberty与严复《群己权界论》译本的对比，严谨成功地论证严复对J. S.
Mill自由思想认识的落差与原因（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可是，他并未述说马君武译有《自由原理》并有〈弥勒约翰之学说〉之作。
52 王国维自谓：「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1901年）、壬（1902年）之间。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王国维，〈自序〉，页1A，《静庵文集》，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册）；按，汗德之《纯理批评》即指康德（I.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相关讨论，可参见：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25-38。
53 王国维，〈汗德象赞〉，《静庵文集续编》，页22B，收入：《王国维遗书》，第5册；按，〈汗德象赞〉文末自署系年为「光绪二十九年八月」。
54 梁启超晚年自我批评道，「壬寅（1902）癸卯（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台9版﹞），页71。
55 中国之新民，〈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页39-47；本文未完，后来继续在《新民丛报》连载，不详引。
56 按，梁启超先以「力人」为笔名，撰成〈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页9-16；本文未收入《饮冰室文集》）；后再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另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10月4日﹞；本文未完，后来继续在《新民丛报》连载，不详引；全文收入：《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台2版】﹞之十三，页67-89）。
57 中国之新民，〈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页11-24；本文未完，后来继续在《新民丛报》连载，不详引；全文收入：《饮冰室文集》之十三，页47-66。
58 关于梁启超对康德的引介，参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2月），页101-148。
59 君武，〈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新民丛报》第27号（1903年3月12日），页9-12；收入：《马君武集（1900～1919）》，页99-107。
60 参见：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中国哲学》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页343-387。
61 关于「新儒家」式的思考行动，研究述论繁多，不详举，相关的批判论说，可参见：陈忠信，〈新儒家「民主开出论」的检讨--认识论层次的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4，1988年冬季号，页101-138、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评新儒家之政治哲学〉，《二十一世纪》第9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2月），页116-124；余不详举。
62 参见：林瑞明，《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80），相关研究讨论繁多，不详举。
63 当然，历史先行者在1903年中国舞台上的足迹，繁多难道。例如，在张謇的努力下，通州师范学校于是年四月一日（4月27日）举行开学典礼，「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参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42-145），便是意义重大的事件之一；至于中国内外其它重大历史事件，也不可胜数。本文选取的「革命」洪流之外若干事例，自不足以涵盖「历史全貌」。
64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页119-150。
65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页240。
66 如一度激烈持革命立场的章士钊，后来却「走向书斋」，甚至更远扬英伦海外，就是个例证，关于章士钊的最新专书成果，参见：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67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dem., Symbol,
Myth, and Culture： Essays and Lectures of 1935～1945, edited by Donald
Phillip Veren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7。
68 徐友渔，〈人性兽性之谜〉，收入：氏着，《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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