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评康晓光先生的专制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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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康晓光先生的专制仁政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张耀杰
2005年1月23日
在论证康晓光妖言惑众的专制仁政的同时，笔者也想清算一下自己头脑中的专制遗风。笔者曾一时头脑发热，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语，恰恰证明自己和以“特殊材料”自居的当权者一样，对于专制思维并没有特殊的免疫力。
康晓光的最新言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公开发表在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在正文前面有这样一段按语：“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
另据康晓光本人介绍：“11月8号，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孙传炜对我的一个专访，标题是‘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中出现了 ‘斩钉截铁’、‘祸国殃民’、‘唯一选择’之类的词语，非常刺激，但是报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论证。……就这个问题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述必须回答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
本文是笔者对于康晓光所谓“论证”的再论证和反论证。为节省篇幅，自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康晓光纠缠一些细节问题，而只是就一些大是大非的关键点进行必要的解剖和说明。
一、自作多情的精英联盟
按照康晓光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 ’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在笔者这个农村长大的草根学者看来，这种所谓的“精英联盟”其实是寡鲜廉耻的强盗联盟，与“精英”二字风马牛不相及。道理很简单，在这个联盟中，并没有几个能够说明白话做明白事的明白人，触目惊心的只有抢权抢钱抢风头的无耻之徒。关于这一点，同样称不上是精英明白人的康晓光所给出的“道德判断”，倒显得颇为精彩：
“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
在这段话语里，最令笔者不能忍受的是“同胞”这两个流氓字眼。作为一个正常人，笔者只和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是同胞骨肉，怎么会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同胞呢？！ “同胞”连同更加混帐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之类的野蛮字眼，分明就是强奸民意的话语强暴和精神乱伦。像“同胞”之类的混帐话在康晓光笔下还有许多，且看他的如下论说：
“知识精英与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两者冲突不断，90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共产党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黑社会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笔者就是“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与康晓光一样住在首都北京。笔者的三口之家住的是一居室的小房子，单位里的小司机偏偏可以抢到大房子，所谓“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和“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改善”，笔者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更令笔者匪夷所思的是，康晓光竟然能够奉天承运，拥有了包办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的资格和权力，从而得出“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之类的结论！！笔者不久前到美国时，见到不少从体制内出走的上层中国人，他们很在乎自己在美国享受到的劳保，比不上没有出走的昔日同事。笔者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大学扩招后的中国大学生及研究生，除了少数有可能成为白领之外，大部分连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都不容易，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全方位的劳保福利根本与他们无缘。中国政府当局仅有的一点财力，还不够贪官污吏争先恐后往国外转移，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收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这番话对把自己连同所有的“知识分子”想当然地拖进“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道义泥坑中的康晓光重复一遍，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康晓光所说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恰恰是他自己刚刚斥责过的“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之一种，或者说是不知道自由民主为何物的野蛮话语。郑义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告诉笔者：美国民间的两亿多条枪枝，虽然产生了校园枪击案之类的负面弊端，却有着意义深远的正面价值：它既是美国民主的最后保障也是全人类的最后保障。因为它能够确保美国政府不至于走向强权专制，同时也确保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充当全人类的自由民主的守护者。在宪政民主的现代社会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所谓的“强者”，而是每一位公民手中的选票和每一位公民的自由意志。康晓光以精英代言人甚至于道德审判者的身份假设虚构出的“精英联盟”，其实是他不自量力的自作多情。
二、对自由民主的恶意诋毁
通过所谓的“道德判断”，康晓光颇为大胆地宣告了中共当局的缺乏合法性。然而，当他把“合法性”的道义之剑砍向“自由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充分暴露了自己一心想为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最高权力提供另一种合法性的功利之心：
“我将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心。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地，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地，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仅从字面上看，先后获得过数学学士学位和生态学硕士学位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康晓光，实际上连最基本的形式逻辑都不能够活学活用。他强加给“自由民主主义”的“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的罪状，转眼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和自打嘴巴的窘境：假如自由民主主义者当真“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自然就没有必要再说出 “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的混帐话。康晓光自己刚刚摆出一个“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的大命题，转眼之间偏偏又自相矛盾地推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的另一个命题，就显得更加莫明其妙了。至于康晓光把已经在欧美社会实现几个世纪的自由民主连同根本没有实现过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混为一谈，又分明是连最简单的历史事实也要予以抹黑歪曲了。
对照着康晓光的上述话语，笔者联想到了鲁迅写在《两地书》中的绝妙佳句：“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纪，……”“这里的仆役，似乎都和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能教员吃苦。即如这厨子，……他那时的主张是：我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能叫他做事的么？”
国学院的厨子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国学院服务的，人 国学院的教员乃至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和真正的本位。同样的道理，天下、社会、国家、民族之类的存在永远不是人的本位，而只是若干个人的聚集与延伸，它们是因人而存在并且是为人而存在的。只有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才是拥有超越于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之上的精神生命力和精神创造力的主体性存在，没有了一个个主体性的个人，天下、社会、国家、民族都无从说起。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借用不久前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时髦话语，就是“以人为本”。
像笔者所阐述的这些不证自明的普世性常识，只有在像中国传统儒教之类的野蛮宗教中，才会被专制强权者恶意颠倒过来，进而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把无生命无主体的“天下”、“社会”、“国家”、“民族”之类的字眼绝对神圣化和绝对天理化，以达到化天下人之大私大公为一家一姓一党一派之小私的险恶目的。康晓光的儒化仁政所指向的正是这种野蛮邪恶的黑路子。说得更透底一些，假如有人把康晓光的私人房产和银行存款共产充公，让他和北京街头成千上万的上访公民及忍辱负重的外来民工一样去打工谋生，他肯定不会再去编造“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之类绝对正确的政治谎言。有趣的是，康晓光除了为已经死去的小女孩李思怡高调呼吁之外，再没有参与过一件实际意义上的公民维权活动。对于供自己发表文章的《战略与管理》被并不仁政的政府当局封杀一事，他倒是发出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的浩叹。浩叹之余，他不是积极谋求把中国社会纳入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的轨道和程序之中，而是从故纸堆里抬出了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所谓的儒教仁政。
三、虚拟伪造的专制仁政
在谈到自己所谓的“仁政蓝图”时，康晓光表白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
在正面表白之余，康晓光基于虚拟伪造的道德制高点，开始对当下的中国人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抹黑压倒：“今天的大学生，你说他数典忘祖，他毫无愧色，但是你要说他英文发音不准，他会觉得没脸见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黄皮肤、黑头发，也不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华文化。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
其实不用拎出别人，单单把康晓光本人拎出来问一问，他对于“什么是儒学”也同样“说不出个皮毛”来。孔老二在鼓吹“仁者爱人”的同时，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却是“三日不可无君”的强权主子。他所爱的从来都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个人，而仅仅是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身份歧视和奴隶道德的专制奴才。一旦权在手，孔老二的第一作为不是什么“仁者爱人”，而且要大开杀戒地诛杀异己。被康晓光神圣化为儒教仁政的最高范例的尧舜禅让，更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实证的子虚乌有的远古传说，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既背道而驰又格格不入。说得形象一点，假如笔者以一位现代公民的身份给康晓光一个“仁政”的承诺，让他给笔者当一个享受前文明时代的“仁政”的跟班奴才，难道他会心甘情愿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不也是孔老二的千古遗教吗？到了21世纪的今天，康晓光又有何德何能让全中国人充当一党专政的“仁政”奴才呢？！
前面已经说过，人成其为人的根本点，就在于超越于一切无机物和有机物之上的精神生命力和精神创造力。单就笔者来说，我这个中国人只不过是偶然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并不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度里，之所以要留在被命名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仅仅是因为在这里尚有一份极其可怜的生存权利和公民责任。只要我能够自由自主地从事精神创造，活在中国和活在欧美都同样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只要我与大同人类中的所有个人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是不是中国人并不那么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能够移民海外并且把国库中的金钱大举转移到海外的所谓“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现任或前任的贪官污吏及其子女情妇，现任和前任中央委员的子孙移民海外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执政却不仁政的人可以不当中国人，老百姓凭什么偏要死乞白赖地充当中国人呢？！中华文化难道不就是一代一代逐鹿中原、杂种混血的野蛮人创造出的既野蛮又落后的前文明吗？！只要人活着，国自然会重建，文化自然会再生，不叫中国人依然是人，不叫中国文化也依然是文化。这些不证自明的普世常识，用不着用“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之类的伪命题来危言耸听。康晓光不遗余力地鼓吹虚拟伪造的儒教“仁政”，也不过是想靠着混水摸鱼谋求一个比“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更大一些的“仁政”大教主的饭碗。
笔者作为一个只具备有限权利的现代公民，即使购买一间房产或一件电器，都需要与销售方签订一份合同或者领取一张发票，偌大一个国家当然要有保障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程序。秦晖在《自由主义无需论证》中说过：“自由主义的‘性恶论’（确切地说是人性局限论）当然不是反对行善、利他，也不是怀疑人有善心或利他之心，说穿了它只不过是基于一个谁都明白的常识用并不信仰自由主义的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既然连成天把高调理想挂在嘴边的毛泽东都清楚人一辈子不为恶是最难最难的，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能把制度安排建立在圣人永善这‘最难最难’实现的高调假设上。所谓‘先小人后君子’（这也是绝无‘西化’色彩的中华名言）就是这个意思。再高尚的人，他的权力也要受制约，再平庸的人，他的权利也要有保障；政治上的宪政法治，经济上的‘自利人’假设等等，都是由此出发的。”新锐学者昝爱宗也在《宪政其实就是保证宪法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中明确指出：“立宪既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又要对政府深怀戒心。国家权力通过分配与分立、相互制约的方式存在，……美国开国元勋、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杰弗逊认为，宪政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听‘要相信人’之类的话，而要使人、每一个人受法的约束，并不致为害。”
看过这些明白话语，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康晓光的高论：“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 笔者倒要问一问：欧美社会的金钱难道不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吗？欧美社会的总统候选人用于选举的钱难道不是本国选民自觉自愿捐献出来的吗？！有头脑、有生命、有精神创造力的人，为什么只能被金钱控制而不能去控制无头脑、无生命的金钱呢？！即使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公民都被金钱控制了，难道不比北朝鲜的人民被金日成、金正日的专制机器强制洗脑且饥寒交迫更加幸福吗？！难道不比你康晓光所认定的“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的儒化“仁政”要优越和人道吗？！
行文至此，在“关天茶舍”网站看到署名“康师傅555”的网友于2004年12月28日提交的《致康晓光、闲言先生们》，其中的如下一段话，恰好可以作为笔者论证康晓光的专制仁政的结束语：“其实，所谓的‘仁政’，从其本质上说是专制统治，只不过是让统治者稍微温和一点，不要把被统治者逼上绝路罢了。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个二元结构，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治课本中的国家定义）而已，其它诸如法律等亦然。所以才有‘依法治国’这样的说法。然而这样的结构是不可能稳定的，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诸如意识形态的手段、愚民政策、吸纳精英的吸星大法等，人的无限的欲望最终将导致这种结构的崩溃。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治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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