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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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200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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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
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
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僭主时代的人们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
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
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
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
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
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
“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
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
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
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
天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
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
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
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
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
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
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
“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
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
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
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
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
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
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
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
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
社会。──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
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
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
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
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
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
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
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
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
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
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
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
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
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
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
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
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
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这个无知的现
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
文革中这个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是个伪君主，他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
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
族。如果他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
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
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差劲
许多。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红太阳毛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彻底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
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的人民死亡。
毛其实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
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只能祸害中国、
“改造中国”。
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
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
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
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
衡。而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可以使中国走向
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作为“中国的心”，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
灾。为了免除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
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
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升起一
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
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
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
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
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
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
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
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
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
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
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
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
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
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
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
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
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
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
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
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
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
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
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
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
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
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2004年日本策划的宪法修正草案是由执政的自民党
特别小组负责制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
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元首，日本历史、传统、文化和统一的象征”。这种意
义的秩序象征，与周天子的功能其实颇为相近。
（摘自谢选骏：《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第十章《中国的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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