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困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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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xin WANG
Dec 25, 2006, 5:11:42 PM12/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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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engyjz
(空方代表), 信区: Chinastudies
标 题: 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困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Dec 25 10:46:11 2006), 本站(yjrg.net)
标 题: 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困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Dec 25 10:46:11 2006), 本站(yjrg.net)
作者：惊天动地大鼻子 提交日期：2003-11-7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研究者们往往为了决定某位政治人物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而争论不休。本文认为，在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并不难找到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信徒。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同时喜爱这三种意识形态，而没有充分理解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冲突。特别是那些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虽然钟情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却又抵挡不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诱惑。因而，他们往往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朝秦暮楚、困惑迷茫，甚至于表现出思想上的破产。
对于他们是否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的真伪之辩，本文无意火上加油。本文的着力之处是辩析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在他们的信仰结构中的相对比重。似乎可以断定，同时信仰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并由此而自乱方寸，乃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信仰的一个模式。
同时拥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捍卫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大任务，而且这三大任务都同样紧迫。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最好不过地体现了对三大任务的全面把握。实际上，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体现西方社会现代性的三大思潮。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这三大思潮的兴趣，也表明了他们对现代性的高度敏感。当然，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同时拥抱这三大思潮，并不意味着这三大思潮在他们的信仰结构中占有同样的比重。典型的模式是，民族主义在整个结构中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则屈居末席。而且，民族主义的强烈信念还使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比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更为走红，使自由主义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
民族主义一词有很多用法。[i]在本文中，民族指的是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民族主义则同时指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这种思想信条和情感可以表现为旨在构建一个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统一、捍卫民族主权和扩张本民族的经济利益甚至于领土的各种活动和运动。实际上，在现代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在更确切的意义上是“民族国家”，因为其重心是“国”而不是“族”、“民族构建”实为“国家构建”、“民族利益”也往往由国家来决定。[ii]
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起源于现代欧洲的现象。我却认为，在欧洲和欧洲之外都存在着前现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便已形成。在《尚书》中便有多处使用“中国”和“华夏”这两个词，将居住在中国的“华夏”民族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夷狄”明确区别开来。《春秋》三传则不约而同地花不小篇幅来严“夷夏之防”，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依据，要求“内诸夏而外夷狄”。[iii]到了秦汉时期，构成“民族”的那些基本要素，诸如统一的书面语言、统一的国家、国家意识形态（由儒法道诸家学说共同组成），以及文化和政治归属感等等，都已经成型。在遭遇西方人之前，在典型的中国中心论世界观中，中国是由“天朝”掌管的唯一文明，不断地教育、同化各式各样的“蛮夷”。这就难怪，中国人在最初遭遇西方人时将他们视为又一群“蛮夷”。
相比之下，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或民族主义，有两层新意。一是关于主权在民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一是关于在世界体系中民族地位平等的观念。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拥抱。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鸦片战争以及西方侵略和冲击的回应。1895年由康有为起草、1300多名举人签字的“公车上书”，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生证。正是在这篇给皇帝的集体奏议中，头次提出要一改旧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也头次提出天下应“与民共之”，以便“合四万万人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iv]从那时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便不遗余力地呼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领导具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改革与革命。
梁启超的“新民说”，正是构建中国现代民族的理论。他向中国人宣示：“自十六世纪以来（约三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v]在《新民说》这部由系列文章构成的著作中，梁启超还专有一节论述自由。他将西方人所追求的自由分为四类：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和经济自由。为了争取这四类自由，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六大问题：由争政治由引发的平等问题和参政问题；由争宗教自由引发的信仰问题；由争民族自由引发的殖民地自治问题和建国问题；由争经济自由引发的劳动纠纷问题。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来说，相互联系的参政和建国这两个问题最为迫切。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便要立即造就“新民”，也就是具有“民德”、“民智”、“民力”和“公德”的国民。他还认为，对现代国民来说，“公德”最为重要，而中国文明最严重的缺陷正是缺乏“公德”，因而让国民参政并养成他们的责任心，是燃眉之急。
孙中山是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合于一心的典范。作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目标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民族国家。[vi]不过，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特别是后来居于领导地位的蒋介石一系，有意无意地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割裂开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业，但这个国家却是一个同时敌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党国。
除了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同样将自己视为孙中山的遗嘱执行人。应该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所崇奉的是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将民族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鸠毒。只是在后来苏联的政治实践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蜕化为新型的民族主义。从那以后，各国共产党人便将民族主义作为动员群众的有效工具。中国共产党宣称要比其它任何党派都要更加爱国。正是得益于它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东山再起，并在随后的内战中打败了“反帝”立场稍逊一畴的国民党。[vii]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是比国民党离社会主义更近、离自由主义更远的党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以闭关自守、酷烈排外为特征。在改革时代，中国民族主义则具有更多的实用主义和温和色彩，而且开始对自由主义作出某些让步。
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为中心，但同样是庞杂而富于歧义的思想体系。当自由主义者在17世纪的英国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赋予他们身份特征的要素是反对等级特权，要求平等、进步和改革。后来自由主义逐步发展成为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包括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提供理论基础和伦理依据的自由主义哲学，强调个人产权、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宪政的政治学说。就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而论，我们可以区别出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倡放任自流、个人权利、有限政府和进步改革等等；以及19世纪以后的现代自由主义，不再支持经济的放任自流，赞成适度的政府干预，而且在不妨害有关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认可在提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集体责任。[viii]
素来有人试图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例如体现于儒家的仁学民本主义、道家的自然逍遥思想，甚至佛学的解脱理念。[ix]这种观念的牵强附会之处显而易见。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在宪政的框架内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和张扬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付之缺如的。儒家的民本主义严格地要求个人服从于群体和国家权力，道家的自然逍遥思想只不过是勾引人们不经抗争便放弃各种不可让渡的权利而退守内心的安宁，佛学的解脱理念则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先定的命运而放弃权利甚至于生命。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立的文化传统中，则带有自由主义的血脉。从19世纪末叶起，部分西方传教士和被称为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那群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便大规模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制度。不过，他们自始便有意地扭曲自由权利至上和宪政法治的理念，而将自由主义揉进中国的国家至上、集体和谐至上的传统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继承了这样一种思想和知识传统，只不过是他们不满意君主立宪政体而醉心于共和政体，并成功建立了共和国。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年）发展到了顶峰。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倾全力于以张扬个人自由权利和科学理性的“西方伦理”来取代要求个体服从于群体的“东方伦理”。遗憾的是这一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很快就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挤到了旁门左道。[x]
19世纪兴起于欧洲的现代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为敌的思潮与运动，意欲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财富的平均分配取代“两极分化”、以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其崇高理想是依据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但是，现代社会主义从问世之日起便不断受到内部纷争的困扰。宗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流派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又分为三支：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xi]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义词。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喜爱共产主义这一名称，但对当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普遍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名称同样认同。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的追随者沿着不同的方向修正他们的学说，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和严重的分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以列宁为首的派系，因为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信念，越来越不能容忍那些主张改良和议会民主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再加上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因为战争所造成的进退失据的局面，表示在战争中采取爱国主义的立场。列宁终于认定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在1917年4月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四月提纲》，建议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决裂。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共产国际及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便进一步将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俄共（联共）通过革命和专政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起初就象一次壮丽的日出，光芒四射。这一流派的社会主义以共产党所垄断的国家政权为枢纽，由三大基本要素组成：党国体制、指令经济和文化专制。[xii]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它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信仰，在鼎盛时期曾征服了十多个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但是，经过长期的残酷试验，国家社会主义所许诺的效率和公平终于无法兑现，因而也被各国人民和共产党所抛弃。目前只有北朝鲜和古巴这两个小国在风雨飘摇中勉强坚守着这种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有两个源头。一是20世纪20年代以布哈林为代表的部分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辅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西方经济学讲坛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xiii]在西方，一直有人不断地在书斋里绘制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但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实践中则败得很惨。我们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所猛烈批判的“修正主义”，正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在不触动党国体制的前提下，借用市场机制来发展国民经济。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们试图论证党政官员行政调控机制和市场机制能够相辅助成、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但是，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党国体制控制着一大部分的资源配置权和垄断着大块市场，市场纪律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无法贯彻到底。与此同时，在党国体制下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个人与企业的刚性原则，行政纪律也无法贯彻到底。当市场和行政两条杠子都插不到底的时候，严重后果可想而知。[xiv]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妥协退让的历史。共产主义者从社会民主主义阵营方分裂出去之后，从开始起便不断指责社会民主主义者叛卖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最初的分歧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双方都认同无阶级、无剥削等共产主义目标和公有制、计划经济等这些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机制。那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应该通过和平改良和议会民主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应该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主张革命和专政，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坚持改良和议会民主。直到上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在西方各国纷纷执掌政权，也还醉心于“国有化”等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本质意义的措施。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设想而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基本上是按凯恩斯主义有关创造“有效需求”的理论来管理经济，集中精力于增加公共开支、保证充分就业、建立福利国家等政策。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空壳化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通货膨账、巨额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上世纪90年代又扬起“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来“更新”社会民主主义，引入市场机制来组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连充分就业的政策也不再坚持。
人类思想史上与社会主义有某种渊源的乌托邦传统，确可谓源远流长。中国的“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社会主义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中国人接触现代社会主义，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报刊（如《万国公报》）和留学日本及西方的留学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乌托邦传统和西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便催生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声势浩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新的高潮，史书所叙甚详。[xv]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除了无政府主义，便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后来也并不存在大规模的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俄国传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崛起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助成的，这可以从他们发表的大量报刊文章得到充分的证明。[xvi]即使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后来改宗共产主义，但也没有放弃他们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中，那些原来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信仰的思想先驱，并不与自由主义彻底决裂；那些与自由主义势同水火的共产主义信徒，恐怕从未信仰过自由主义。陈独秀在晚年彻底回归自由主义，李大钊一直保持着和自由主义者的亲密关系，施存统、李汉俊等人则宁可退出共产党来保持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很难说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而来，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确定过对自由民主的信念。
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压倒自由主义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初落下维幕，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便走下坡路。从那以后，连进步知识界的兴奋点也不再是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中国整个民族的思想倾向逐步从五四时期向追求的个性化、世界化倒转到民族化、中国化和革命化。在五四时期备受攻击的诸多中国文化传统，如忠孝观念、等级尊卑、领袖崇拜等等，又得以“发扬光大”，而且往往戴上革命意识形态的花环。[xvii]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是不经抗争便放弃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包括五四启蒙老将蔡元培、胡适、张东荪、张申府等人在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依旧扛着自由主义的旗帜同各种专制主义作斗争。但是，在“中国化”、“救亡”和“革命”的滔滔大潮中，中国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曲高和寡、势孤力弱，另方面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坚守自由主义的立场和阵地，逐步让个人的自由权利降为低于民族国家目标的次等价值，甚至于不再将个人的自由权利视为目的，而是服务于强势的政治党派所确定的更“高级”目标的手段。
当时“第三势力”的历史最好不过地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悲剧命运。“第三势力”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泛指介于国、共两党之间而比两大政党具有更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势力。它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949年随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束整而终结。具体地说，这一势力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最初登台时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蔡元培、鲁迅、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组建的“再生社”（旋又更名为“中国国家社会党”，40年代再次更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抗日战争初期意外形成的“全民抗战”局面，给“第三势力”的积聚提供了新的空间。“第三势力”的致命弱点之一是过分松散，他们往往以个人身份发表政见，或者分属数不清小团体。[xviii]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使“第三势力”得以汇合在一起，形成集体的声音，采取集体的行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在其宣言中庄严宣告这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之初步结合”，并且提出“军队国家化”（主要针对共产党）和“政治民主化”（主要针对国民党）作为解决中国政治纷争的两大纲领。[xix]“民盟”很快就发展成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政治党派，可以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鼎足而立。
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是“抗战与民主相结合”这一中国战时中心话语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波澜壮阔的民主宪政运动的主心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在一定程度容忍或支持民主，主要是为了借助其他党派及民众的力量来抗日，以避免国民政府的灭顶之灾。共产党人当时对民主的热情要比国民党大得多，这是因为共产党处于在野的地位，需要通过政治民主化来使国民党让出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需要动员包括“第三势力”在内的广大民众来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事业。况且，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当时在根据地中所建立的军事政权已经是比西方民主制更高程度的民主。唯有“第三势力”当时对民主的追求，才接近自由民主的原型。他们要求仿效两方的民主宪政来彻底改造中国的政治，尽管他们中也还有很多人只是将政治民主化视为有助于抗战的手段。
由于多种政治势力的共同推动，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曾一度露出政治民主化的曙光，可惜终于没有迎来民主政治的日出。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民盟”便于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民盟”的领导层罗隆基等人踌躇满志，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报告中表明要将中国转变为“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他们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协商解决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并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共同组成的过渡性联合政府来协调处理全国政务；迅速实现军队国家化并保证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最后实现多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依照主权在于民的原则、通过民主选举来更换政府，并依照法治原则无条件保护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1946年1月如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按照“第三势力”的意图，通过了依照和平、民主的原则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中国的各项决议。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似乎胜利在望。遗憾的是，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对和平民主的原则并没有真诚的信念，而是固执地坚持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争夺国家权力。确他们实际上无意化解相互间的分歧和矛盾，而是激化矛盾。当年制度落后而又长年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国，也确实存在足以激发人们进行生死搏斗的社会矛盾。从1946年下半年起，中国沿着和平民主方向发展的希望便毁灭于国共两党内战的战火之中了。毕竟，中国国民党领袖们的信条是“以党治国”，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信条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是中共的领导权）高于一切，他们归根结底是“党主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当自由民主与他们的“党性”发生矛盾冲突时，要“党主”而不要民主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更有甚者，本来肩负着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之历史使命的“第三势力”，在此恶劣的环境中也未能坚守自由主义的阵地和立场，迅速地沿左、右两个方向走上反自由主义的道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第三势力”的一小部分被当权的国民党招安，入朝作官而不再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更多的人则是迅速地左倾化，纷纷放弃自由主义的立场面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公开放弃“第三势力”或“中间派”的立场，站在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他们的转向对其他市民阶层的人心向背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关键时刻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助了一臂之力。他们这样作的结果也锁定了他们后来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方式。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便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共产党全面投诚。
他们向共产党投诚的诚意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对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自由权利，而皈依新政权要他们接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那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创意来自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府。早在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便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向新政权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表示对新政权和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xx]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十二位教授由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汤用彤领衔向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大学给正在进行政治学习的教授们作报告以指明方向。毛泽东太忙而没有立即应允，周恩来于9月29日向京津几千名大学教师和学生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xxi]毛泽东接过这一话题，于1951年10月23日第一届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高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的高度。同日，《人民日报》也在首要位置发表题为《在高等教育机关认真实行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的评论。“思想改造”运动于是乎推向全国。本来在民国时期就已功成名就的全国高层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投身于这场运动，无保留地坦白交待以往大大小小的罪过，深挖这些罪过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完全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研究、工作与生活。举世滔滔，只有陈寅恪等极个别人士，不识时务地坚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阵地，至少在学术上保留对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选择权。[xxii]
Huaxin WANG
Dec 25, 2006, 5:12:13 PM12/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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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投诚是双重悲剧，对他们个人和国家民族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他们自身的命运来说，他们向新政权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甚至于个人尊严，本意是要换取新政权的赏识。但是，他们在铺天盖地的集体大检讨中往往过甚其词的自贬，在对他们本来了解不多的新政权和其他国人的面前构建起自私卑琐的丑陋形象，为打击自由主义、严密控制知识分子的国家行为和体制推波助澜，使他们陷于悲惨的境地。[xxiii]
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来说，当自由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而完全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思想文化的一统天下便大功告成，整个国家民族就再也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体制的声音，诸如个人崇拜、集体狂热、思想专制、共产原教旨育主义等毒素便再也没有任何抗体、畅通无阻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吞噬整个社会。1956—1957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死灭之前的回光返照。当时的知识界甚至于党内被诱发出来的批判声音，虽然不无自由主义的冲动，矛头却只是指向某些有限的现象而不是社会制度和党国体制。在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但他们都只是“假右派”而非“真右派”，因为他们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党国体制，而是衷心地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当时遭到批判时从未理直气壮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辩护，甚至于几乎没有人回想起宪政原则、依据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自己的权利辩护。与此相反，他们一再重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形成歪例的自贬自损自我作贱，无情地批判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和表现，满怀冤屈地表白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右派在80年代得到平反后满怀激情地歌颂党的英明，比其他人还要积极地捍卫50年代所形成的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理念。
这是整整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丧失，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失落自我”。[xxiv]实际上，当这些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无条件地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他们确实已再难担当“自由知识分子”这一称号了。
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会追问：这一代人何以会如此？最便当的解释当然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时势所迫”。不过，知识分子完全丧失独立的生活资源，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那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事。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新政权的依附关系，在此之前便已建立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自愿的。从思想史上的角度说，这种自觉自愿的降心相从，其主观上的思想根源更值得后人深思。本文所特别关注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结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民族主义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其次为社会主义，最后才是自由主义。因而，他们在关键时刻作出抉择时，便会轻易地舍弃自由主义而保留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三势力”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走近、倒向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是他们最终倒向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当蒋介石国民党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同样热情地拥护和支持国民政府。但是，相比之下，蒋介石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制和抵抗，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得坚决和彻底，至少在“第三势力”的眼中是如此。这样一种事实或判断，使自由知识分子的情感天平迅速地向中共倾斜。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在打败国民党之后能够迅速实现全国的安定，并向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广大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从鸦片战争的来所蒙受的民族屈辱从此得到了昭雪，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中国的梦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化成了现实。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感激不尽、五体投地。更何况，中国的胜利也结束了长期战争破坏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生活动荡，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基本安定的生活。知识分子们在1949年底、1950年初的报纸上发表了数不清的公开信，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解放”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无限敬佩和效忠。[xxv]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感恩戴德心态中，向新政权要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已变得卑微琐屑、难以启齿。
还应该指出，自由主义的退隐和民族主义的上扬，还使自由知识分子舍弃社会民主主义，而拥抱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既因为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立场更为坚定，也因为共产党和自由知识分子共享的社会主义信仰。不过，我们在上文就已提及，中共的旗帜是国家社会主义，而自由知识分子原本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以具有典型意义的“民盟”为例，“民盟”1945年10月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纲，与欧洲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英国工党的政纲几乎雷同。在政治上目标是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多党竞争的民主宪政；经济上要求以渐进方式实行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等事关全局的行业实行公营，并推行企业管理的员工参与和民主化；在方分配上要求平均财富、共同富裕；在社会政策方面要求医疗卫生和劳工福利等方面的全面社会保障。[xxvi]作为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地成长起来、因而也是有更高权威性的社会主义分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排斥、而是仰赖于自由主义；不是废弃、而是改良私有制和私营经济；不是消灭、而是保护和发展市场；不是敌视民主宪政、而是以民主宪政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第三势力”和自由知识分子们在为民族主义而牺牲自由主义的同时，也迅速地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国家社会主义。根本的标志是他们放弃了社会改良和民主宪政的追求，转向接受“革命”和“专政”的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实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及其论证逻辑。我们知道，当“第三势力”追求欧美式的“十足道地”的民主的时候，毛泽东就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所要的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政治……那种旧式的民主，在我国实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xxvii]毛泽东这种有关“旧式的民主”和“新民主”的思想，源自列宁。1918年11月，“十月革命”恰好一周年的时候，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小册子，提出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理念。他宣称：只要阶级还存在，就不存在“一般民主”，而只存在“阶级民主”；谈论“一般民主”，就会掩盖“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而“资产阶级民主”只能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列宁还要人们相信“专政”和“民主”是同义词，“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且，“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政治反对派、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式，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列宁高呼“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信”、“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信”。[xxviii]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在苏联、中国、罗马尼亚、柬埔寨等所有奉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所意味的是怎样一种“民主”。其实，就在毛泽东高唱“新民主主义”的赞歌的时候，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就已以一位阅尽沧桑而迷途知返的孤独智者身份昭示世人：现代民主是整个人类以七百年血的代价换取的文明成果，万万不可轻薄地将其视为伪善骗人的“资产阶级统治”；根本就不存在在内容上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包括“政治反对派的自由”（即多党政治）在内的种种具体内容，“无产阶级民主”就一钱不值，而且只会出现“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xxix]
展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体现着这两大思潮无法彻底扼杀的顽强生命力，也体现着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新觉醒。据称，自由主义在沉没了50年之后重新浮出水面，是20世纪来中国知识界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xxx]为自由主义的再现鸣锣开道的公认标志，是李慎之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短序。李慎之这位亲身体验了革命的喜悦、折腾、痛苦和绝望的老人在这篇序言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善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xxxi]可以说，当这些自由主义宣告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候，一支由不同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或其他人组成的自由主义者队伍已颇为壮观，尽管他们并没有全部浮出水平、思想深度也参差不齐。
其实，中国自由主义在50年代被埋葬，湮没无闻20多年之后，70年代末便又死灰复燃。植根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史无前例的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痛切体会，一些思想先驱者们的自由意识的苏醒和对基本自由权利的渴望具有特别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意义。[xxxii]80年代中期发表于《青年论坛》等刊物上的许多有关自由主义的文章，就颇有勇气或魄力。[xxxiii]
1998年中国自由主义的再度登场，有多方面的原固。人们可以列出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社会资源和氛围、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刺激与冲击、中国政府签字加盟国际人权公约等举动所带来的鼓舞、期待和幻想等。而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自由主义是作为对“新左派”的回应而登场的。这正好体现着中国现实和思想状况的高度复杂性。当中国人迷途知返、从新回到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几步，现代化化和现代理性又受到来自左翼的严重挑战。
“新左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派别，而是由至少三部分人组成：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反对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反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旗帜下形成联盟。民族主义者又可粗略分为排外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两个部分。排斥主义者既遵从义和团式的传统排外斥主义逻辑，也从当代西方借用后殖民批评、依附理论等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西方商品、资本和价值观对中国的侵略，并将这些侵略视为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xxxiv]国家主义者的努力方向则是维护“国家能力”和中央集权，他们一方面担忧，中国经济对“资本主世界经济体系”日益增长的依赖正在侵蚀着中国的国家主权；同时也担忧中国对外开放和地方分权的交互作用，正在削弱着中央政府的能力和权力，甚至于威胁着中国的统一。[xxxv]
民粹主义者本是一个历史名词，特指那些同情农民的疾苦、推崇农村社区的质朴并力图以农村社区为依托追求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人们，其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里借用民粹主义者这一名称，泛指当今中国那些主要从道德角度反对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们。他们抨击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道法跨坡”和“精神堕落”，并自作多情地扮演穷人的代言人，不断炫耀他们对富人及其“帮闲”的义愤。这一派以继承民国时期左翼文化传统的文艺界人士最为突出。[xxxvi]
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是新左派中最具理论色彩、因而也最能迷惑人的一部分。他们广泛供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利用阶级分析和世界体系的话语，抓住贫富不均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批判全球（西方）资本的世界霸权、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等现象，并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启蒙理性、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逻辑结果。他们实际上是要否定以自由主义价值和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反对中国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将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其他发展模式视为更加可取的“现代性”。[xxxvii]表面上看来，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以其对当代西方理论的熟稔、对现实的尖锐批判、以及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显示出非凡的“理论深度”。其实，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这种以左的资态出现、要以现代化的膺品或其他替代物来排斥形成于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道路的意图和尝试，可谓司空见惯。从情感上说，本土特色、另辟蹊径、超越西方、发明创新等待，无疑会很有魅力。问题在于，就人类的经验事实而言，不发达国家的实践不断地向我们昭示，试图抛弃西方现成的成功范例和现代化道路而盲目折腾，结果只能是干扰或阻挡正常的现代化。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围绕着三个主题来展开。第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第二，中国是否应该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性；第三，是否应将“经济民主”置于个人自由更为优先的地位。[xxxviii]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回应“新左派”挑起的论争中进一步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不能将批判的主要矛头头指向资本主义，因为造成中国贫穷、落后、不公正等等弊端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原有的体制和市场经济的不充分发展；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看得见的脚”；中国的前途正是在于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体现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和这些制度所赖以生存发展的个人自由、公平交易、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目前的全球化浪潮正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黄金机会，中国绝不能以抵制经济侵略或西方霸权为借口来自毁前程。[xxxix]朱学勤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作了很精炼的概括：它在哲学上反对先验主义，主张实验主义；它的历史观反对任何历史决定论，主张以试错过程序为基础的进化论；它在发展战略上反对激进主义，主张循序渐进；它在经济上反对指令性计划经济，赞成市场经济；它在政治上既反对以“公意”名义进行的多数专制，也反对个人或寡头独裁，主张代议民主和宪政；它在伦理上崇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要求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认为社会个体既不能再行分解，也不能为任何抽象的目标而牺牲。[xl]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党内自由派。与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内部自由派比较起来，中共内部的自由派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派别，却也是事实。他们大概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具有某些自由思想和价值观并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参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价值来改革政治体制。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因为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被解除职务；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方励之等人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被开除出党，天安门事件中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动而被清算和整肃的各级党政干部则更多。不过，这些人并不但没有彻底摆脱马列主义的框架，没有放弃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改宗自由主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体制内改革”。王若水醉心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与清算，可算是在这部人中间在理论上走得最远的人，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皈依自由主义，而是以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观。李锐不断地清算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懈地要求系统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但他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xli]
另一部分是改宗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以李慎之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迈出这一步至为艰难，李慎之等人算是异数。李慎之本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背叛殷实的家庭、弃置燕京大学所学之经济专业，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的革命生涯实可称少年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未届而立之年的李慎之便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分管编辑供最高领导层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供普通党员干部消费的《参考消息》，还作为国际问题的高参策士、经常陪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后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问题和1956年的波、匈事件引发他对共产党政权体制的思考，得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总根源原因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民主制度。并且，他还受到内部传出的毛泽东批评新中国的“愚民政策”和“专制主义”的激发，遂在1956年的鸣放运动中倡议“大民主”，要求“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等。结果因言罹祸，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不过，与千千万万具有相同经历的同胞们一样，李慎之并没有因此而迁怒于党和毛泽东，而是深挖自己的思想毒根，认为自己确有过失，冤枉之处只是党没有充分体察自己的一份好意和一番苦心，而且处罚太重。
直到1989年他在副部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上第二次罹难，遭撤职查办之灾，再加上苏联动欧剧变等一系列事件，才使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怀疑起来，达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彻大悟。他的思考从现实延伸到历史，并在历史观上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论，认定中国最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便积进入“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不时经济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专制注意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制度，特别是长期有效地封杀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理念的成长。更有甚者，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进了历史的坟墓，专制主义的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xlii]这样一来，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特色便完全凸现出来了，它既是诚心诚意地移植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经历。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生”，并非往日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着新的发展。可资论列的至少有如下几点。第一，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有了更加深刻、成熟的理解。这种自由理念的进展，特别受惠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个人专制和暴民专政交相为害给中国所带来的奇灾异难，使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深切地领悟到了“法治”的意义，因而特别强调“法治”和“宪政”。 这与本来在民国时期就已功成名就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50年代的奇怪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方面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强调。刘军宁直截了当地指出，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特色和缺陷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排斥。[xliii]的确，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关注哲学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但在经济上几乎是清一色的赞成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者。即使是象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典范，也还羡慕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无保留地赞同自由经济的核心价值，诸如个人产权、自由竞争、公平交易以及在资源合理配置和财富公平分配方面对市场的信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当前的私有化实践。相反，他们对依靠政治权力化公为私的“权贵私有化”颇有微词。[xliv]
第三个方面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新认识。他们已经开始自觉抛弃以国家的富强为核心目标的民族主义道路，并代之以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道路。由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和由国家传媒舆论导向所造成的信息倾斜、民族主义可以说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将“国家利益”视为低于个人价值的次要的工具性的价值，开始直接地批判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的危害性，特别是在妨害个人自由、妨害健康的国际交往，以及妨害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危害性。他们将自由民主价值视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不承认存在于民族个体成员的利益之外、不经民主程序确认的所谓“民族利益”。而且，他们还将人类和平、个人尊严、个人自由权利、个人理性等普世价值视为高于民族主义的价值，并要求国人及中国政府在与世人的交往中尊从这些普世价值。[xlv]考虑到国家主义的传统曾经支配几千年以来中国读书人的心灵，而且19世纪以来几代自由知识分子都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而悲剧性地牺牲了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勇敢地将民族主义拉下神圣的祭坛，甚至于理性地向民族主义告别，这是19世纪以来、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一次深刻的思想飞跃。
还应进一步指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同自由主义一起复兴，一些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不是那种信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秦晖看来，中国还处在“自由秩序”尚未确立起来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面对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等共同的敌人，都要维护基本人权、个人自由和程序公正等这些“共同的底线”，因而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别还不足以构成问题，更谈不上相互对立。相反，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和共识为基础互相支持，齐头并进。[xlvi]
不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还没有正式公开地亮出来，而且更多地是表现为含蓄的或不自觉的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已基本转变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介绍与传播。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曾使国人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祸害、有组织地大张挞伐。但是，不出几年，大批判的文字便为较为客观的评述所代替。[xlvii]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苏东剧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xlviii]
第二，官方与民间以各种方式采纳和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纲。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xlix]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l] 官方不久以前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其弦外之音是，因为社会结构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通过自我改造、扩大社会基础来求得生存和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纳“全民党”等一些本来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也在所不惜。
结论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作为现代性的基础和核心的自由主义事业一再被毁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基础和核心，民族主义便只能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狂热和排外主义，而无法发展为理性的、稳健的民族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基础和核心，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起。当今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强国梦”，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仰赖于自由主义的新发展，仰赖于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潮流的同步进展。值得忧虑的是朝野上下过于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是否会再次毁坏自由主义的健康发展。
正像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曾相辅相成。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抱自由观念和制度去争取国家民族的富强；也正是民族地位平等、主权在民、公民权利等这些自由主义因素将现代理性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及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理性化的前提。
不过，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有不同的出发点，遵从不同的逻辑，走向不同的归宿。自由主义以人类个体为出发点，遵从“普世主义”的逻辑，目标是人类所有个体的自由幸福；民族主义则以民族群体为出发点，遵从与“他者”不同或敌对的“特殊主义”的逻辑，对同类的关爱有着鲜明的边界，目标是本族本群的优势。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包括从东方加入这一队伍的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屈辱，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洗雪民族的耻辱，中国人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因而可以理解，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充满着对西方的疑忌与仇恨。在很多情形下，被强烈的民族主义蒙住眼睛的中国人甚至没有将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开来，荒唐地将两者才等量齐观，将自由主义连帝国主义一起来抵制和打击。其实，自由主义不仅是推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以高于别处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正是形成“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落实了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原则，才造就了西方现代公民以及公民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自觉认同。
中国的自由主义素来被认为是“先天不足，后来失调”。因为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基础，也没有深厚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道德支撑，所以中国自由主义来到世间时便“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在出世后长期处于社会政治高度动荡，甚至于战乱频繁的恶劣环境中，得不到基本的养分与生长机会。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第一代开始，中国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属于民族主义范畴的“国家富强”作为政治目标，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反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即便是在黄金般的“五四时期”，中国“启蒙运动”也没有成功地将国人奴性十足的臣民心理或子民心理转变为独立自由的公民意识。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完成了将个人从传统的家底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却没有将个人从对国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攻击的重点是传统家族制度和儒家伦理，而不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剥夺与压迫。对“儒法互补”的国家专制主义及“法道互补”的犬儒主义这些更为凶险的敌人，反而网开一面。结果，对儒家家族伦理的颠覆，反而强化了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依附心理。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越过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樊篱重现风采，当然很有意义。但是，它们要彻底走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阴影而健康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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