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陈炯明和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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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陈炯明和孙中山 [转贴 2008-10-01 12:38:56]
1933年9月29日陈炯明去世。
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9日），广东海丰白町乡人。粤系军事将领，
中国军事家，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及着名的黄花岗起义，黄
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1917年帮助孙文打响护
法战争，对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文在广东的发展。
他在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文政见不合，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
自治”。当时粤军将领邓铿被暗杀，有史料声称此事和陈炯明有关[1]。 1922年6月
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文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
东。孙文转移到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并离开广东。史称 “六一六事变”。
1923年1月，陈炯明被拥护孙文的滇、桂与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
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逃到香港，创建
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前途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其对广东的主要影响有：
政治上，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
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推行基层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
教育上，建立私立学校，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
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但其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真相
陈炯明于1920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
「北伐」来统一中国；陈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
制，以和平「南北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国民党称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共产党也
指斥他为反动的军阀。因此陈炯明生平的历史和他服膺终身的政治主张，今代中国
人（包括政治领导者）知道的已不多。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导，当时下令炮轰广州的，其实
是孙中山，时间是（1922年）6月17日，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是孙中山早得
粤军警告，本人已离府，粤军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当年中
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
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十
年来教科书只提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但无人提孙中山炮轰广州市。
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单纯的「兵变」。不知道真相的
人，以为是孙，陈个人间的争权。在事件发生之前夕，北京总统徐世昌退位，旧国
会恢复，南方护法目的已达，北方知识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电请求南方『非
常』大总统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粤军驻广州部队通电
响应，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
事件发生之时，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
孙安全离粤，实救孙一命。日后国民党捏改史实，以这事件为陈对党领袖个人的
「叛逆」，加上「叛党叛国」的帽子，而把这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全掩盖起来。从
此中国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不知道陈炯明曾倡导『联
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孙中山再回粤组织暴力政府，重
图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
陈炯明的一生反响出中国在20世纪初期追求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他于1878年1月13
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父亲叫「暄」，
号「曦庭」，母亲杨氏。22岁时与黄云（娥）女士结婚，夫妻感情融洽，共生五女
三男。
1924 —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
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这
正与「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刚相背驰。当时，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
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
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粤军失败后，炯明退居香港，仍继续努力以政治办法来觅求中国之统一。1925年双
十节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
党」，举炯明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
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
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教条，而赞成多党制
的民主政体。
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确是世界历
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这也可算是陈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总言之，炯明
不是一个空口谈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国民党所诬指为「叛党叛国」的南方军
阀。他是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清末的省议员，当过革命时期的选锋（敢死）队
长，当过民初时期的都督，当过二十年代的省长，对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
运用与制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权限的划分，不但有理论上政治学识的
基础，而且有实际上运用的经验。他对民间的艰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
认识。
炯明于1933 年病逝于香港。后人有说他“潦倒地死于香港”。这“潦倒”二字是中国
封建传统通俗的说法。吴稚晖在挽陈联中说：死后“身无长物”是“英雄有价”。炯明
去世时是致公党的总理，继续为建设共和而努力，是一个“斗士”，是“暂时失败的
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导「联省自治」，百折不挠，不是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为谋求建国的永久
根基。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很沈痛的对爱国学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勋）章
炳麟说：
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1922)
2003-10-30 10:02:51 南方周末 叶曙明
1918年的护法运动，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
小中国”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
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 1922
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
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
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
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
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
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
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
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
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
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
人民是“ 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
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
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
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
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
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
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
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
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
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
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
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
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
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
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
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
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
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
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
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
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
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
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
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
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
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
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
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
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
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
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
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
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
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
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 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
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
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
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
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
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
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
了一件凶案。
3 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
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
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
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
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
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
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
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
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
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
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
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
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
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
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
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
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
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
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 万元
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
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
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
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
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
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
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
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
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
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 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
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
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
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
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
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 5
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
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
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
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 “ 现
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
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
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
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 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
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
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
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
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
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
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
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
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
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
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
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
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
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
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
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
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
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
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
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
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
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
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
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
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
《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 年6 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陈炯明与新文化运动
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
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
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
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第一个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
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
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
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
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
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
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
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
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
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
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
世界的瞩目。
5 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
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
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
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
条 ”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
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
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
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
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
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
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
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
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
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
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
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年12月1日，《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
会主义”。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
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
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
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
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
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
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
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
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
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
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
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
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
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
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
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
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
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 [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
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
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
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
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
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
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
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
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
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
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
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
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
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
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
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
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
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
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
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
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 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
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
行粤人治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
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
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
“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
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
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
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
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
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
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
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
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
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
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
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
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
（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
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
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
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
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
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
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
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
《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
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
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
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
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
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
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
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
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
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
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
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
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
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
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广州出版。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
治。这就不为国民党人以至孙文所同意。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
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后，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
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
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段祺瑞昨天才刚刚“再造共和”，孙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国”，造来造去，用陈独秀的
话说，“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
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
狗争骨头一般了”，是“狗的运动”。
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是一场“人的运动”，对社会现
实，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
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
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
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说，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一个一个去研究，一个一个
去解决，他建议人们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
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男子解放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陈炯明在闽南、在
广东，都一一研究了，并且在实践中尝试去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陈独秀所说
的，用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以新文化运动，去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他成功
了，他也失败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六一六事
变，孙、陈的政治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
“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亦全盘付诸东流矣。新
文化运动，由广东人梁启超为它开篇启行，最后也由广东人陈炯明为它绝笔断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 16位知
识分子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
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义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
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
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
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北京高师校长
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
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亦公开声明，
支持这份宣言。
后人回顾历史，当有无尽的感慨，一方面为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感动，一方
面亦为中国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陈炯明在广东正是实行着这个宣言中的主张，
正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个好政府，却不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他施以援
手，没有人参加他的“奋斗”与“决战”，只有陈独秀去帮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
了，大家眼睁睁看着陈炯明单枪匹马盖高楼，眼睁睁看着它楼塌了。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 陈炯明《〈闽星〉发刊词》。《闽星》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 陈炯明《〈闽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
[4] 《申报》1919年8月17日。
[5]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陈炯明言论选：
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１９２３。６。２９报载）
炯明与中山之构和，责任不在炯明，炯明受乡人托，出维持秩序，绝非受北方命
令。炯明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实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自治，则我
听其令，若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
武装革命与文装革命（１９２３。１２）
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
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
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
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
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
挽孙中山联（１９２５。３。１２后）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
全凭一寸赤心知。
斥国民党军财权托于俄人之手（１９２５。８。３１）
【记者问：阁下对于粤局仍极关怀，未审有何高见？】【答：】余【陈自称】对粤
事自属注意。惟前此，余亦淡然置之，盖彼等皆权利是争之辈，派别分歧，忽离忽
合，纷争之余，终必皆归消灭，无劳余之顾虑。然照今日情势而论，实令余难以坐
视，彼等以军权财权托于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袁世凯所不敢承认
者，彼等竟自动的让与俄人。彼等若真讲共产主义，犹有可说，所痛心者，专共他
人之产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粤省固将断送，而其影响将及于全国。余为粤
人，万难再忍，且亦责无旁贷。现正与林、洪、叶诸将准备一切，一俟饷械齐集，
即当一举而廓清之。
【 与《申报》记者的谈话，申１９２５。９。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