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当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罢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竞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1859～1939），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做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的研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形势下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面对的，不是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方记载，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的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耶鲁大学出身，时年才30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时，才25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问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人的专家
一评王汝教授弄糊涂了。在郑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