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一文值银二十万元
Huaxin Wang
二十、一文值银二十万元
这里所说的一文值银二十万元，是指在1915年8月，梁启超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知道这个消息后，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去收买梁启超，劝梁氏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人们会问，梁氏的这篇文章，为什么能值银二十万元？梁启超有没有接受袁派人送来的这笔钱？我们从梁氏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内容、结果和影响中，便可以找到答案。
梁启超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正当袁世凯密锣紧鼓地上演帝制丑剧的时候。
起初，梁启超对袁世凯是有幻想的。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还在日本，得悉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曾写信向袁氏表示祝贺，袁氏也曾复电表示谢意。这年9月，梁启超自日本动身回国，10月在北京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袁世凯见梁氏的声望很高，便想拉拢他。1913年9月，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组成，袁氏请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几个月后，梁氏见阻力太大，便辞职不干。袁世凯又在次年2 月请梁氏担任币制局总裁，梁氏做了几个月，见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又呈请辞职。自梁回国后，袁世凯为了笼络梁启超，便“月馈三千”，说是给梁发薪水，却高得出奇。(因为当时一般的职员月薪在百元左右，大学教授的薪水，每月也不过二、三百元。)梁氏说，想办报纸，主持言论界，袁世凯便答应在经费上给予支持，每月津贴《庸言》报四千元。当时，梁氏也幻想将袁世凯带上正轨，以利于国家的建设。
但是，到了1914年底，梁启超便觉察到袁世凯想复辟帝制。1915年1月， 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在宴会上，袁克定与杨度诋毁共和制度，历数共和制度的缺点，隐约透露想变更国体的想法，并故意征求梁氏的意见，问梁氏是否赞同他们的观点。梁启超当场陈述了内部及外交上的危险。梁启超与袁克定、杨度的观点格格不入。梁氏感到帝制复辟之祸将要来临，便把家居迁移到天津租界地区。
1915年4月， 梁启超经上海返广东探亲，并回新会家乡为父亲庆祝七十大寿。在返粤前，梁氏特别写了一封《上总统书》，劝袁世凯悬崖勒马，取消复辟帝制的念头。他在信中说：“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谑钢溃 舫显肝掖笞芡骋砸簧砜泄葱掠⑿壑驮辉肝掖笞芡骋砸簧碜魑泄ゾ杉樾壑峋郑辉肝掖笞芡持儆胫泄跃愠ぃ辉钢泄嫖掖笞芡扯丁Ｊ怯米敌钠俗詈笾已浴！雹?/font>
梁启超的这封信，虽然写得很恳切，再次为袁世凯敲起了警钟。但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的袁世凯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
6月初，梁启超从广东返至上海，又到杭州西湖和南京等地游玩。
6月15日写信给女儿思顺说：“此间传言国体问题甚急，吾北行恐不能久安居也。”②他便与江苏将军冯国璋商谈劝阻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
6月底，梁启超与冯国璋一起进京，探询袁氏是否真的想当皇帝，并准备亲自规劝袁世凯取消实行帝制的念头。冯国璋在未去见袁世凯之前，先对梁启超说：“我的辩说能力远远不如你，而你的实力则不如我，必须由我与你一起同往。你可反复说明我的想法，开导袁世凯，我则暗示愿以实力作你的后盾，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或许可以挽救危机。”③梁启超接受了冯国璋的建议，并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草拟了谏说纲要数十条，绞尽了脑汁，把凡可成为理由的，都一一列上，想给袁世凯打上最后一支挽救针。
梁、冯两人一同前往北京新华宫。袁世凯听说他们来拜访，非常高兴，并设宴款待。在筵席上，梁正想站起来说话，袁立即笑着说道：“你们两人这次来访，我知道你们的用意，是想劝谏我不做皇帝而已。我问你们两位，我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④当时，梁、冯二人感到愕然，还未来得及回答其所问，袁又笑着说：“余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接着，袁叹息道：“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站立于你们两人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之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者可称帝二代。”⑤梁、冯二人听完之后，相对无言，虽怀揣万言书，竟一字也说不出来。袁世凯振振有词，假称自己不愿当皇帝，甚至还说什么，如果百姓强把黄袍加在他的身上，他在英国伦敦已买好了房子，非远走不可。
这次劝谏结束后，梁、冯二人只好离去。后来，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谈到，这次劝谏时，袁世凯“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⑥
可是，袁世凯实际上在继续进行帝制活动。首先，授意他的法律顾问、美国博士古德诺(Goodnow)写文章，大造舆论。8月10日，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 一文， 说什么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太低，“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意思是说，共和政体，不适宜在中国实行。并建议按照中国的实际，实行君主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其次，袁世凯又指使杨度、严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筹划复辟帝制事宜。
这时，有些人为了争功邀宠，也主张实行君主制；有些人不敢违抗，便随声附和；又有些人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只得顺口赞同；还有些人敢怒而不敢言，默默无声。梁启超明显地发现，前些时候，袁世凯对他和冯国璋二人在新华宫所说的不愿称帝，原来是假的，想当皇帝才是真的。于是，在一怒之下，梁氏从自己身患赤痢的病床上爬了起来，冒着生命危险，提起笔杆，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一篇反袁檄文。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公等( 指“筹安会”等一班人) 主张君主国体，其心目中之将来吾主为谁氏？不能不求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今大总统决不能违背誓言。今大总统在位将近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大总统如若“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希望大总统以前清之灭亡为借鉴。若大总统不听人们的劝告，一意孤行，则会面临“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⑦你又何必变更国体，何须当皇帝?
针对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指出：要是论述国体必须与国情相适合，为什么要“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我真感到不解，难道这个道理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吗？别的人不谈，就说我罢，虽然学识浅陋，不及古博士万分之一，但古博士的大作，可说碰巧和我十年前的旧论同是抄袭别人的观点而成，若说到透辟精悍，则不及我旧论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在当今世界，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人们天天谈论如何促进共和，认为共和是各国走向安定的最好道路，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实现共和国体，而实行君主专制，将会为四万万同胞所共诛，将会被历史车轮压得粉碎。
梁启超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又针对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加以驳斥。杨度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梁启超指出：杨度对于立宪之精义，能一语道破，这很好，但请问你掌握的“筹安会”，是法律内的行动还是法律外的行动？杨氏是一位贤者，你可能自信不会逾法律以为恶，可是也不能逾法律以为善。可见，倡言君宪的人行动是如此，那他所谓的君宪和君宪的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杨度在他的文章中又说：“共和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梁氏反问道：为什么在前清之君主时代，不能立宪，而要革命？假如回复帝制之后，又说不能立宪，再度要求共和，再度爆发革命，那我们的国家还能成为一个国家吗？⑧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为了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而写的，表现了梁氏反复辟斗争的巨大决心。8月22 日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⑨
当《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未发表时，袁世凯就探悉梁启超写了这篇文章，考虑到梁氏文章影响巨大，便立即派人送二十万元给梁启超，说是给梁的父亲作寿礼，要求梁氏不要发表此文。梁启超拒绝这笔钱。他后来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也提到这件事：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略)同时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⑩
袁世凯听了派出的人报告之后，十分生气，又另外派人去说服梁氏。那人一进门就说：“你逃亡到外国，过着亡命的生活已有十多年了，此种艰苦的境况，你亦已尝够了，你又何必自找苦吃呢？”梁启超笑着回答道：“我已是亡命的经验家了，我宁愿以这种艰苦为乐，不愿苟且偷生于这种恶浊的空气之中。”(11)袁世凯以为，上次派人带二十万元给梁启超，没有效果，可见书生梁启超不接受利诱，这次必须用威胁的办法，威胁他可能又要亡命海外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梁启超仍然坚持要发表此文。这说明梁启超的反袁决心已定，不怕软硬兼施，不怕威逼利诱。
据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写到：“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12)
1915年8月20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接着，北京、天津各报纸都转载。此文震动国内外，是掷向袁世凯的一颗政治炸弹。蔡锷对梁氏这篇文章的评价很高。他说：“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13)
后来跟随梁启超往广西从军的吴贯因，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中记有此事说：当梁任公写好这篇文章，行将发表的时候，我从北京到天津曾拿来看过，原稿比后来发表的较为激烈，其中有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14)后来有人对梁启超说，袁氏现在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才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也改得平和一些，接着见于京、沪各报。这是任公反袁的开始。
吴贯因后来也参加了反袁斗争的行列。他还谈到：当筹安会成立后，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的人，没有谁敢指出他的错误，只有梁任公敢于站出来加以反对，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说明梁氏面对威逼利诱，仍然敢做敢为，的确难能可贵。
注：①梁启超：《上总统书》，载《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页。
②梁启超：1915年6月15日《与娴儿书》，载《年谱》第718页。
③④⑤吴其昌：《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载《全国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第79-80页。
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⑦⑧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96页。
⑨见《年谱》 第720-721页。
⑩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0页。
(11)(12)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 ，载《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144页。
(13)蔡锷：《〈盾鼻集〉序》，载《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页。
(14)载《年谱》第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