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史明
高挺的身材與一頭蓋頸的灰髮;粗布夾克與一件褪色的打鐵褲;塞滿書籍講義的旅行袋,和一捲講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掛圖;孜孜不倦地講述台灣革命的遠景;像是苦行的傳道者,卻是歷經風浪的革命家;在烽火連天的戰亂中驗證社會主義的理想,從反抗強權的鬥爭中體認台灣民族的自我。這是史明先生留給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印象,他一生傳奇的經歷與永不妥協的毅力,也一直吸引著熱情理想的青年學生。
史明,本名施朝輝,出身台北士林的大家族,童年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欺壓下成長,目睹台灣人遭受欺侮,而種下反對強權殖民的意識。1937年赴日,就讀政治科,並特別選擇研究帝國主義之殖民政策。由於當時主張殖民地解放者多為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他也因此深受影響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大學畢業後,史明抱著世界革命的理想,橫渡上海,投身抗日,並選擇加入頃向社會主義的中共部隊。他先被接到太行生一帶加入劉伯承的部隊 (鄧小平是部隊政委),因深通日語,受中共重視,所以受訓兩個月後,便被派到上海和北京之間從事敵後情報工作。他和一位女同志喬裝夫妻,為了避免懷孕而妨礙工作,他自願接受「結紮」手術,因而一生無法生子育女。
終戰後,史明被派到張家口的聯合大學再受訓練。1946年國共內戰開打,他再被派到西狼牙山一帶打遊擊。在戰爭中,他看到被國民黨徵調來的台灣兵戰死很多,而被俘虜者又被中共軍隊送去當炮灰,心裡十分難過。因此向上級 (聶榮榛) 建議,應將台灣兵調到後方集中訓練,以待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善加利用。延安當局對此建議十分重視,於是將史明調到晉冀魯豫邊區的軍政大學,負責組織「台灣隊」。八年的中國經驗,已使他感受到台灣人和中國人在生活習慣,思想方式與社會價值觀的差異,而逐漸萌生台灣意識。在軍政大學這段時間裡,他又看到中共為了控制台灣兵,故意製造對立來分化福佬人和客家人,更使他感覺到中共對付台灣人的手段,與滿清及日本等外來殖民者並無不同,而終於體認出,台灣與中國經四百年的長期隔絕,已形成兩個不同的民族。中共是以統治異族的方法,來對待台灣人。
在這其間,史明也親身經歷了中共慘無人道的土改政策。他看到地主被清算鬥爭後,遭百般凌虐而死;掃地出門的婦孺,因無人敢施捨救濟,而被活活餓死;清晨到井邊打水,也不時看到跳井自殺的屍體。這種情況與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更使他對中共徹底絕望,而決心離開中國。1948年北京城投降,林彪與聶榮榛的部隊為搶先進城而打了起來。史明乘這混亂的機會,佯稱受派到台灣工作,以假路條從石家莊沿津浦線到濟南,又在當地農民的幫助下,沿麥田低處仆伏前進,躲過國民黨軍的機槍封鎖線,來到青島,然後向國民黨佯稱是台灣茶商而取得良民證,經過十分曲折的路程,終於在1949年五月回到台灣。
已經覺悟到台灣民族必須獨立的史明,看到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社會,又萌生了武裝反抗的想法。他秘密組織了「台灣獨立武裝隊」,並收集到二十餘枝三八步槍,藏在柑園中,準備伺機謀刺蔣介石。但行動被察覺,而遭通緝,逃亡數月後,他藏進一艘載香蕉輸日的輪船 (天山丸) ,由基隆偷渡到神戶,但一上岸就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政府原要將他以「偷渡犯」遣返台灣,史明自料返台必被國民黨酷刑至死,所以也偷藏一片刮鬍刀在衣角,準備一到台灣就割喉自殺。不料,國民黨把通緝史明的公文寄到日本,要求引渡,卻反而使日本官方認定史明為政治犯,而准許他居留並予以政治庇護。九死一生的史明,也因此開始他流亡海外長達四十一年的生涯。
為了生活,史明在池袋開了一間「新珍味」小料理店,賣水餃和大滷麵。這期間,他在反省中,痛感台灣人對自己的歷史與社會發展疏於認識,而造成四百年始終不能擺脫殖民統治的慘境。所以一有時間,他就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或日比谷圖書館搜集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同時他也重新檢討自大學時期就醉心信仰的社會主義,並一再苦思中共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如果人類社會必須經過那種殘酷悲慘的過程,才能達到平等的理想世界,他寧願放棄追求理想。於是他潛心研究歷史,並重新學習馬克斯思想。經過十年的沉潛苦思,他結論,中共的失敗是法西斯主義的失敗,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
1962年他出版了日文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67年組織「獨立台灣會」,並出版「獨立台灣」月刊,開始從事島內台獨群眾運動。同時,他又以近二十年的時間,整理補充並以漢文撰寫翻譯,而於1980年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他在序文中指出,這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是以勞苦人民的觀點,來記載台灣民族發展的過程。這是史明與其他歷史學者,在史觀上最大的不同之處。
篤信馬克斯思想的史明,對唯物史觀有真灼的見解。他批判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扭曲,但卻肯定資本主義在社會進化的歷史地位。他認為,從落伍的封建社會,未經資本主義民主革命的洗禮,與社會主義階級革命的過程,就直接躍進人類道德觀念最終極的共產社會,是中共及一些共產國家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反對列寧的獨裁,卻十分認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所以他也一再強調,現階段 的台灣革命,是殖民地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階級革命,因此左派運動者應聯合進步右派和民族資本家,共同來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這一觀點,與急進台獨左派非常不同。美麗島事件後,海外革命團體共同組成「台灣建國陣線」,台獨聯盟等右派團體堅持反對在陣線的宣言中加入「台灣民族」與「反帝」兩大綱領。史明先生為了促進海外大團結,接受這個要求,但卻引起「台灣時代」等海外台獨左派對他全面的批判。
史明早期在日本曾加入台獨聯盟前身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但因理念不同而離開 (被開除)。在中產階級意識濃厚的海外革命陣營中,史明的確是與眾不同。他生活簡僕,毫無私慾,但對台獨運動卻十分慷慨。1981年美麗島週報於發生財務危機,他傾囊相助,渡過難關。郭倍宏與李應元在北卡成立「台灣學生社」,他立即捐錢購買中文打字機,以出版學生運動刊物。他的料理店座落於東京池袋車站前的黃金地段,地產價值極高。為了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他將房產押出,但卻將台灣的版權無條件讓給鄭南榕先生。他的麵店生意鼎盛,但他也將收入全部投入台灣獨立運動。他為了接觸台灣群眾,常出資購買機票,招待一些工人,漁民或貧苦學生到日本「觀光」。料理店的三樓便是一間簡單的教室,許多台灣反對運動者,包括現在的政壇知名人物,都曾在那裡上過史明的「歷史課」。史明住在四樓,房間除了一蓆鋪在地板的棉被與一台老式的電扇,堆滿了書籍與資料。流亡海外的四十多年間,史明便是在那裡蘊釀出台灣民族革命的理論。90年初我去日本探望他,看到他在料理店打烊後的深夜,又埋首趕寫新書「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深感他不但是堅持理想的革命家,更是無私無我的奉獻者。他把台灣獨立運動當作畢生唯一的事業,了然一生,卻無怨無悔。我知道他想偷渡回台,勸他年事已高,何苦如此。他笑著回答,這是人生價值觀的問題。
1993年11月,76歲的史明先生終於回到了睽違多年的台灣,但被國民黨政府逮補。在法庭上,他堅挺地站立,卻側過頭去,不願正視法官,也拒絕答辯。有記者問他,是不是「鮭魚返鄉」。他回答:「我回台灣的目的不是要回家,而是要來推翻國民黨」。有些人笑他是「活在過去的唐吉珂德」,但他不以為意。「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正就是史明最吸引人的特質,「To fight for the right, without question or pause」也是他一生的寫照。對史明而言,回到台灣,並不是流亡生涯的結束,而是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另一啟端。
這些年來,每看到史明先生帶領「獨立台灣會」的車隊,擊鼓遊街,宣導台灣民族主義,總讓我聯想起那率領戰象隊,攀越過高山峭壁,擊潰羅馬兵團的歷史名將漢尼拔。但想到他90歲的高齡,仍拄著拐杖參加抗議示威及苦行,心中實在不忍。每次告訴他應多自保重,他總是回答:「能為台灣效勞,是我一生的光榮;現在還有力氣來繼續做點事,是我的幸運」。他堅信,民族解放是歷史的潮流,台灣民族獨立建國也一定會成功。所以,他將繼續堅定的走完這歷史所為他鋪下的人生道路。我們祈禱,史明先生早日康復。在往後的建國運動中,不論是否還能在看到他那「一頭蓋頸的灰髮,穿著粗布夾克與褪色打鐵褲」的身影,他的信念將永遠鼓舞我們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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