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五光十色说民国
参考消息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死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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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说民国
张鸣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 郭先生。好大学办的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死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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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蒋介石扩建祖屋丰镐房遭遇拒不搬家老邻居的旧事 - 石學峰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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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蒋介石虽然位居国民政府首脑之高位，但面对来自各方的矛盾和问题，他仍然有着诸多无法化解和排遣的无奈。当年蒋介石在浙江奉化老家扩建丰镐房遭遇拒不搬迁的老邻居就是一例。
在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的三里长街上，有两处蒋氏遗迹，那便是玉泰盐铺和丰镐房。虽然蒋介石生在玉泰盐铺，但在蒋家分家时属于蒋介石的房产的却只有丰镐房。
据记载，“素居”是蒋家祖宅，与玉泰盐铺相距约五百米，为一幢二层小楼，有房十余间。蒋介石的祖辈有三兄弟，属“斯”字辈，依次取名为斯生、斯水、斯千，因而起房名依次为夏房、商房、周房。斯生子名肇余，斯水无后，斯千生二子，长子肇海，嗣于斯水，次子肇聪，承接自己的香火，三家房名依旧。
蒋介石的父辈，蒋肇海无子，蒋肇聪生有介卿、介石二子，于是以介卿过继给肇海，为夏房，蒋介石继承周房。
蒋介石之弟瑞青出世后，周房又一分为二，名为丰房、镐房，乃取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瑞青夭亡后，合称丰镐房，由蒋介石继承和独撑。
上个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个人已经发展到掌握国民政府大权的地步，于是便有想法对老家祖屋丰镐房进行扩建。蒋介石找过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告诉他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恰到好处，若是稍加改变，恐会引起宅第龙脉的动荡。因此，为扩建丰镐房宅邸，蒋介石特地在溪口上街新造了楼房，动员原住在丰镐房周围的蒋家同族人家迁居。
当时的蒋介石决意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大兴土木，扩建丰镐房。他原计划迁走丰镐房附近的26户人家，而实际上仅迁走了25户，只剩下旁边的周顺房一户没有动迁。而这周顺房一户态度强硬，并不礼让搬家，这让蒋介石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这周顺房是何许人？原来，他与蒋介石都是儿时的小伙伴儿，自小“出屁股打交”，所以并不把蒋介石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他在接到拆迁的通知后，曾放出一些风凉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但他却执意要让蒋介石亲自来说。这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迁不迁由他去吧。”
手握国民政府统治大权的蒋介石十分熟悉这位街坊邻居的脾气，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周顺房没迁，而丰镐房也得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照建，于是丰镐房不得已被逼着凹进去了一角。蒋介石自然没有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周顺房一户依然还是矗立在奉化溪口镇的三里长街上，而被逼凹进去了一角的丰镐房却也依然如故。
如今，周顺房这家饼店干脆打起了新的商业牌号“蒋氏邻居——周顺房饼店”，似乎是在把当年那让蒋介石无可奈何的往事当成一个历史性的卖点，以此吸引招徕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假若蒋介石在天有灵的话，不知他会对此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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