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魄评《重新发现社会》：思考“中国崛起”的两种姿态
参考消息
“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胡适的名言。恰好，摩罗充满怨愤的《中国站起来》是从批驳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精英洋奴”开始的，并因此而引发常识范围的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口水大战。而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则行文睿智从容又不乏诙谐，与人的争鸣当中亦是引向深度问题的相互深讨，并且作者毫不掩饰对胡适的推崇。
文化批评人士潘采夫在《摩罗的转身有点猛》一文中评论道：在知识分子里面，思想发生转向的并不罕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属正常。但如摩罗这样，“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惊心动魄的程度令人震惊。摩罗曾经是“鲁迅之子”，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深得鲁迅的神韵。但这才过了多少年，摩罗玩起了乾坤大挪移，让所有观者的眼镜碎了一地。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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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以来，网上出现了不少书评。特收录于此，并感谢作者。本篇长文写得非常认真，发表于《华夏时报》。
倍魄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ce6da0100gz2t.html
中国的开放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当有中外媒体确认中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时，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便当然地在经年持续之中愈加吸引读者的目光。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种所谓“崛起思考”有着怎样的走向和深化？《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是由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著，他总结了今天中国的八大特性：文明国家、朝贡体系趋向的邦邻关系、与众不同的种族民族态度、大洲规模的土地、独具特色的政体、快速转型、共产党执政、同时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征，力图在中国的传统和历史当中找到中国崛起的线索。
其实，有关中国崛起和东方复兴的讨论在当年“中国崩溃论”之后便由来已久，只不过如今崩溃论渐息，崛起声日隆：中信出版社2005年的《当中国改变世界》（[法]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2006年的《走出神话：中国不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美]乔纳森·安德森）、2007年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爱德华·卢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的《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英]戴维·史密斯）、新华出版社2005年的《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张剑荆）、2007年的《中国崛起策》（刘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今年有两本本土作者的著作引人注目。一本是作家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引发的激烈批评和争论，乃至学者徐晋如、余杰宣布与摩罗绝交，而易中天、刘仰（《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和法学学者萧瀚等人皆卷入《中国站起来》中关于民族劣根性和爱国主义的论战；另一本是熊培云的新著《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该书在自由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好评，并在新浪中国好书榜1月总榜中排名第二。
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江西九江人，二人相识但观点和立场却相互对立。而两本书都与崛起相关：《中国站起来》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中国怎么办》等高颂民族主义的“中国系列”图书相互应，“呼吁中国人重树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严，重塑大国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而《重新发现社会》则通过纵贯古今中西的视角，缕析现代意义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三者的关系与互制，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寄托于一个“民间社会”的崛起。于是，把两者做一番对比考察，不失为一个好的切入方法。
“主义”的口水战与“问题”的真思考
“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胡适的名言。恰好，摩罗充满怨愤的《中国站起来》是从批驳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精英洋奴”开始的，并因此而引发常识范围的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口水大战。而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则行文睿智从容又不乏诙谐，与人的争鸣当中亦是引向深度问题的相互深讨，并且作者毫不掩饰对胡适的推崇。
文化批评人士潘采夫在《摩罗的转身有点猛》一文中评论道：在知识分子里面，思想发生转向的并不罕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属正常。但如摩罗这样，“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惊心动魄的程度令人震惊。摩罗曾经是“鲁迅之子”，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深得鲁迅的神韵。但这才过了多少年，摩罗玩起了乾坤大挪移，让所有观者的眼镜碎了一地。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
而在面对批评的自我辩护中，摩罗称自己的新作与十年前的《耻辱者手记》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立，他对社会底层的注目没有改变。“我写《耻辱者手记》，比较多的是关注个人跟国家权力的关系，这当然是权力政治很重要的问题。那现在呢，出发点其实还是一个一个个体生命……其实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止一层权力关系，跟原先仅有的变化是，我原先可能只盯着一层权力关系，把那个作为罪恶之源；现在，我认为是有两层权力关系，这两层都是罪恶之源。那我们就要用一定的战略方式同时抵制这两种东西。批评者想借助国际上的强权来反对国内的权力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跟他们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当英国人攻打清朝政府时，一个人一定要站在洋人的立场上帮助他们杀中国人，那就没有任何学术谈论的价值。国家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圈子，它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所以，在国内你可以批评国家的权力压迫，但面对国际强权时，你必须要求国家保护你的利益，并站在国家这一边。当中国处在目前这样不利的国际格局下，许多人还是意气用事，不愿完成国家认同，这个就没法讨论了。实际上，我要求国家帮助国民摆脱国际强权的压力时，这本身也是对国家和政府的压力。”
在“崩溃篇”《中国人为何自我阉割、自戴精神枷锁》中，摩罗对胡适、鲁迅、蔡元培提出强烈批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坚决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一度使得传统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并用“洋奴”一词指责“号召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五四时贤。在“义和团拯救中国”章节中，提出“有人愿意找100条理由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辩护，却不愿意找出一条理由承认义和团反抗殖民、抵制奴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倒戈，恐怕是引发摩罗的恩师钱理群和朋友余杰等激烈反对和绝交的主要原因。
其实，摩罗在此处至少四次偷换了概念。第一，把绵延至今、主张东西方文明对话与融合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知识分子一律偷换为“全盘西化”的鼓吹者；第二，把新文化运动中除旧立新的思想，偷换为“打倒孔家店”的纯粹破坏性；第三，把鲁迅的代表人物之一偷换为新文化运动的全体精英；第四，把鲁迅等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有无问题，偷换成“劣根性是否独有”的问题。
一百年前，在经历外强掳掠的剧痛之后，力主学习西方和进行文化自省是最正常不过的必然选择，在守旧意识浓烈的故国文化中，鲁迅对旧文化和国民性的无情批判是号召变革的第一步。“转身”的摩罗却以改革开放的今日之背景，苛责90年前的鲁迅，而行文的拙劣手法是：用大而无当不知所谓的抒情句式、不经论证的妄断、似是而非的概念、少之又少却又断章取义引述、以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之街头泼妇对骂式的逻辑。摩罗的核心论证美其名曰“在不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相当于鲁迅说了一句“摩罗这样逻辑混乱是不对的”，摩罗便跳起脚说“全世界都有逻辑混乱，中国没有独特的逻辑混乱”，沿着这样的错乱逻辑，摩罗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根本不存在逻辑混乱，于是，中国文化是伟大的，进一步就说，某人指出了中国有那么一些不讲逻辑的人就是全体文化精英自轻、自贱和自虐。
摩罗的大部分叙述都是建立在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以偏盖全、偷换概念和直接结论之上。而实际上，所谓国民劣根性问题之琐细在整个文化考量格局中，距现代化与崛起问题的核心也离题太远。即便百年前的文化精英以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有用力过猛之嫌，但摩罗随手扣上“崩溃”、“跪伏”、“洋奴”的帽子，无异于谩骂和泼污。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充满漏洞地强行将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精英”与洋奴划等起来，又在书的结尾自鸣得意与“一百五十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成功交流，并且声称“我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的”。很明显，摩罗在泼污中国主流文化精英的同时，想要和在暗示自己成为反精英的旗手和青年领袖。但是，《中国站起来》的一个明显的逻辑破绽是，摩罗声言“2009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是有眼无珠”，“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但避而不谈今天中国崛起的趋势恰恰是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学习西方的科学、法制和管理而得来的。如果抱残守缺、不思变革，又何来今日中国的崛起呢？
所以，摩罗痛骂主流文化精英是“妖魔化中国文化”的洋奴，其实是在妖魔化了主流文化精英之后，凭空捏造了三个形象：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不用学习别人就能自我强大和令我族崛起的中国文化；一个能率领“崛起一代”挑战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拯救“西方病”、以中国统一世界的名字叫摩罗的青年领袖。
摩罗当然也痛悔过去的自己视角之狭隘，并以为自己一朝发现了问题的反面，就找到了“中国站起来”的丰富矿山。摩罗的狭隘逻辑和毫无理由的自我激动并无改变。
所以，易中天《中国已进入道德沙尘暴时代》与摩罗的《易中天有“道德飚车”之嫌》的争论就难免成为不着边际、偏离“崛起问题”的口水战。对此，陈明教授评价：“易中天出名因为聪明或卖弄聪明，闹笑话也因为聪明或卖弄聪明。”
萧瀚在对《中国站起来》一书中的文章《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的批评中指出，摩罗的知识结构中一直缺乏比较坚实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经世之学的常识基础，他看问题、分析问题时常常只能从感性出发，而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工具分析问题。摩罗十年前的那些散文和随感曾让我落泪（例如《城里的姨妈》、《我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集体人格的批判也令我心惊，他对自我的剖析更令我汗颜，但是，在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公共生活秩序问题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简单说，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更没有驾驭的能力。在《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文中，摩罗首先对于国的概念就没有厘清，例如他拿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来谈对国的超越。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是来自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主权理论，这种理论下，主权和主权之间在法权意义上是平等的，他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中，具有潜在的君临万国的等级特权观念，依然离不开基本的中国特色。
简而言之，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无论在逻辑上、视野上还是在知识含量上都不具备学术价值。相比之下，由于熊培云的记者和在法国留学经历以及在书中显而易见的阅读广度，《重新发现社会》就在关于崛起的问题上显示了思考的深度。学者梁闻道在该书序言中赞赏熊培云提出社会，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的典范转移的新思路。
在《南方都市报》组织的笔谈中，王建坤提出了到底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还是“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的问题，指出《重新发现社会》对“市场与社会”的命题并未展开充分论述，没有更多指出“不要‘市场社会’”的缺憾。对此，熊培云著文《肥胖症有它的危险，但不是粮食造成的》予以回应：“最让我有感触的不是张朝阳的这番话，因为这些话几近常识（指张朝阳呼吁进行彻底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张朝阳因此在网上网下收获了无以数计的掌声。这的确是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夸大市场的危险，有时候无异于对一个吃不饱的人大谈肥胖症的坏处。肥胖症有它的危险，但不是粮食造成的。这个时代虽然不再骨瘦如柴，但当务之急仍在于找到足够多的粮食，我是说，远离了三聚氰胺的那种粮食。”
是弱民寻求庇护还是公民自强成长
摩罗以捍卫底层的代言者自状，称自己2004年阅读到一些人类学、社会学和西方殖民史的有关书籍。2008年秋开始着手写此书。他是“站在中国底层人民的立场审视五四给底层人民带来的伤害”。在阅读西方殖民史的过程中，血腥残暴的殖民统治，给了他“当头一棒”，并有“备受欺骗的感觉”。在“恍然大悟”后，决心重新评价中西文化的关系。专门写作此书“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
摩罗以一百年前的西方殖民史给他带来的“当头棒喝”感，来体悟全球化时代的当下的“国家危机”，号召必然被牺牲的底层人民体认“国家认同”，以反抗兵临城下的外辱与侵略。“底层永远只能被牺牲，我们始终处于这数千年文明模式中，找不到更好的路。底怪只能随着社会整体发展，会有改进，但与上流社会比，只能是被支配被描述。”
也就是说，摩罗在底层苦难宿命论之下，向底层指出的明路是向国家寻求庇护，以分得一杯残羹。否则，贪婪的洋人会连你的羹也夺走。摩罗的观点是不要那么神圣，简单看即可，即“你赚那么多钱，得分给我一些”。
相反，熊培云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间社会的不断成长，并且，将底层人民的福祉寄托于公民社会的最终建立。“民间是个好东西”、“从限政到宪政”等论题都指向对全能国家的削弱和对绝对权力的限制，从洛克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到贡当斯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再到托克维尔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熊培云在民主思想与制度的发展史中，看到“社会”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可缺失的必要性，指出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解决出路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崛起，而与这种崛起同时相伴的是对国家权力的削弱。
摩罗呼吁弱民向绝对权力寻求庇护，熊培云则欢呼民间社会的成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方向。
悲观者的假想敌和乐观者的普世观
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诉诸感性与行文的鼓动性，但他实在是一个人生的悲观论者。他把目光盯向世界关系紧张与对抗的一面，并在如此的方法论中处处设置假想敌。十年前的摩罗与转身的摩罗都充满战斗性，对手可以变幻，但不变的撕杀背后始终缺失理性与建设性。
事实上，经过百年的历程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现实与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视野，无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沿革，在西方也不乏对全球化严以拒斥的知识分子，但没有人像摩罗这样的所谓反抗是出于恐惧、无知或者习惯乃至姿态。摩罗在嘲讽易中天“道德飙车”的同时，自己何偿不像一个大战风车的古旧骑士？
熊培云的乐观则在同道面对严峻现实的义愤当中显得卓然不同。而如此的乐观是植根于理性与知识之土。在唐福珍事件之后，熊培云撰文《悲观是卧底》：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但在现实中，熊培云相信人类自由的趋向，相信某些价值的普世性，而那些不受羁限的权力终将在历史中退潮。而在这所有自由当中，最大莫过于人因为思想而获得的自由。（倍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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