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索尔孟:《我谴责中共》 | 听众来信 推荐给朋友 |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 文章开头如此写道:“萨哈罗夫、曼德拉、哈维尔、瓦文萨,这些人物都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象征、主角以及殊荣的获得者,他们抵制暴政。然而这只是在西方。而当今,魏京生、胡佳、刘晓波,他们是未来的哈维尔、萨哈罗夫和曼德拉。”他在开头中还特别提到:“中国人,无论男女,从人类的角度看,他们首先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文中强调说,中国人自古的发展都讲究听天由命,而这种观念却使中国人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而中共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将中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中共把国门大开,来者不拒,西方人也真就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中国的民主卫士们,魏京生、刘晓波和胡佳等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问题其实在于,中共自己可从来不会听天由命! 索尔孟写道,“魏京生因为明确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而在中共大牢里被关押了十年,之后流亡海外。胡佳呢,在北京大牢里有病不能医,他又犯了什么罪?只因为他揭发河南艾滋病严重情况,以及国际人道机构捐赠的药品被中共官员调包等等腐败行为。刘晓波呢?他被判刑十一年,关押在北京的监狱不能。” 索尔孟说,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来越不遵守规矩,违法关押外国高级主管,违反国际法。比如不遵守知识产权,自我保护主义升级,竞标工程中鄙视竞争对手等等的恶劣态度。当大家认同中国成为一国际强国之时,却发现中国对世界的和谐毫无贡献,反而操纵他的玩偶,朝鲜,影响亚洲稳定。 索尔孟自问道:“中共是否还是走共产主义呢?有的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认为应该是法西斯主义更恰当:一党专政,鄙视文化,国家与资本的结合。”他引用刘霞的话说:“我们这些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就像生活在德国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在西方人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摧残着,等你们清醒后,我们也被灭迹了” 索尔孟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像当初与苏联一样,他说:“我们不混同苏联人民与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的商业来往是因为交流是对苏联人民有利的,我们支持苏联民运人士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苏俄精神与未来。同样的,中国人民也不代表中国共产党,我们将继续与中国交流,启发中国文明社会从而认识到像刘晓波、胡佳和魏京生这些人是中国的光耀与尊严的代表。 面对现在这个光彩艳丽的新中国,索尔孟认为:“台前幕后,中国已经嫣然被一分为二。台前是奥运、世博会等等,幕后是反共的人民。农民推翻地区官员;工人要求帐工资;农民工拒绝被遣返回乡;记者揭露官员贪腐;道士、和尚和基督徒们各自聚集起来祷告;学者们要求民主。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有中间层的存在,然而这些中间层却已被房产泡沫牢牢套住。” 文章最后索尔孟引用了他和中国反对派人士,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对话:“茅于轼说,从49年到79年的30年间,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的饥荒中残害了5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他最后说:“身为西方人,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吗?这些事儿我们管得着吗?有用吗?我们在疑惑的同时,刘晓波在等着我们,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和茅于轼都在寻求我们的关注。用茅于轼先生的一句话说,‘西方人的声音对中国民主至关重要。’面对他们的请求,我们无权保持沉默,谴责那些迫害刘晓波和胡佳等人的刽子手是我们的责任,沉默者是懦夫!” 索尔孟 1944年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内拉科小镇(Nerac),是法国著名的散家和作家,代表作有20多部。他十分关心中国人权问题,他曾用一年时间在中国实地采访,搜集资料,出版了《鸡年》一书,书中记述了2005年中国发生的农民起义、民工维权、记者揭发贪官污吏、河南爱滋村、环境污染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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